财政视角下的金融政策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马洪范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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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视角下的金融政策研究试读：

胡雪岩（1823～1885年），是晚清的风云人物。笔者对胡雪岩的评价，可以归纳为八个字，“伤于财政，毁于金融”。他曾经不可一世，红极一时，但最后还是失败了。他不是败在金融上，而是败在财政上。他和左宗棠的关系非同一般，和曾国藩、李鸿章也交往颇深。晚清政府借的部分外债都是通过他来协商签约，打仗需要的部分军饷也通过他来筹集。胡雪岩在事业巅峰之际，建立了覆盖大半个中国的20多处票号，成为操纵江浙商业的一代霸主。

1882年，为了反对外国资本的压迫，他高价收购和囤积蚕丝，掀起一场中外大商战，但最后失败了。失败的结果，不是败给外国人，而是败给了自己人。他的金融谋略和具体手法，直到今天笔者都觉得不输于外国人，只是因为他不懂财政，招致彻底的崩塌。他在协助晚清政府借外债的过程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和外国人联手骗晚清政府的钱。本来借款利率9个点就可以，他给外国人说，我们定到18个点，另外9个点，你4.5，我4.5。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先后6次向洋人借款，累计金额为1870万两白银，而利息至少占总数的一半，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高利贷。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最终，这个秘密传到慈禧太后的耳朵里，胡雪岩被革职查办。他的整个商业帝国、金融体系，包括个人生命、政治前途，很快就画上了一个句号。这是胡雪岩个人的悲剧，也是晚清帝国的悲剧，最终的结果是外国资本进一步操纵我们的商业、金融、财政乃至整个国家，中华民族滑入无底深渊之中。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金融主权才重新收归中国人的手中。

金融从来都离不开财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懂金融，不懂财政，受伤的往往是我们自己。二、主权在我　科学决策

一个国家如何进行金融决策，笔者的理解仍然可以概括为八个字，“主权在我，科学决策”。一定要把金融主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是科学决策的先决条件和根本保障。从1840年起至新中国成立前，我国金融主权渐渐被西方列强夺走，在经历巨大牺牲和持续抗争之后，才重新收归我们手中。与百年前弥漫着硝烟的战争不同，我们今天正经历着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与过去的明抢豪夺不同，现在换成了“暗偷智取”。

在革命年代，毛泽东主席对经济、金融、财政有着非常准确和科学的判断，可以概括为三条：第一条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是毛主席反复讲，强调最多的一项政策。经济决定财政和金融，经济不行，财政金融就失去了源泉。第二条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这是结构性的分配政策，要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社会就要动荡。虽然社会动荡对闹革命有利，但也要维持一定的稳定性。第三条是“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允许多印钞票”。印钞票，来钱快，但会形成通货膨胀，丢掉民心。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他的失败，不仅在军事，同时也在金融。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改革，强行把老百姓的黄金收归政府，换成不值钱的金圆券，最终丢掉了民心，失去了政权。

今天，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金融成为新时代的开路先锋，但紧随其后的仍然是坚船利炮。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金融政策决策的出发点，是服务本国民众，只有主权在我，才有可能形成科学的决策，应对各种国际国内挑战。三、国家博弈　金融战略

国家的崛起，金融的力量不可或缺。1694年，英国成立英格兰银行，这是工业化经济体系下的第一家现代银行，也是中央银行体制的开创者。英格兰银行为英国的崛起并成为日不落帝国，包括财政制度、金融制度的现代化，立下了不朽的功绩。英国称霸全世界的年代，全球的金融中心就在伦敦。

自1895年以后，英国的霸主地位逐渐被美国取代。那一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首次超过英国，成为全世界第一生产制造大国。但是直到1945年以后，美国才真正超过英国，用了整整半个世纪。这50年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美国以外的国土上，美国成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借助于这种特殊的历史机缘，美国终于成长为世界第一强国。随后，在美国主导下，确立了美元世界货币体制，美元成为国际贸易的结算工具，成为各个国家的主要储备资产，美元战略构成了美国称霸全球的重要支柱。

当然，今天的美国正在一步一步走向衰弱，但是这个衰弱的过程无疑是缓慢的。2013年9月，我国工业生产总值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我们未来会不会超越美国，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发展经济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需要长期的积淀，而且还要经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成长之路上总是充满了艰辛和坎坷。金融不仅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更是国家博弈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支撑。四、回归本源　超越周期

当前，全国上下都非常重视金融的应用。我们在欣赏金融业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可能带来的风险。如何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笔者想到了八个字的历史经验，“回归本源，超越周期”。所谓周期，是客观规律的具体体现。只有明了事物的本源，才有可能跳出周期律的束缚。

美国经济史的周期性非常强，从18世纪中后期至今，康德拉耶夫60年长周期的特征异常鲜明。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还是现代信息技术革命，都未改变60年定律。其实，在美国经济长周期中，还隐藏着小周期，即每20年爆发一次经济危机。最近的一次是次贷危机，始于2007年8月，之后迅速席卷欧洲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

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进入了“房地产＋汽车”的消费时代，福特生产的各种汽车，销向全国，风靡世界。与一般性的耐用电器消费不同，汽车和房地产消费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时间比较长，大约60年兴盛期。在里根当总统的时候，美国“房地产＋汽车”时代才落下帷幕。也就是说，该买房的人都已经买了，该买车的人也买了，那车房市场增长的新动力在哪里？美国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发明了“次贷”金融工具。所谓“次贷”，肯定不是最优贷款，是针对低收入群体开发的金融产品，把银行的钱贷给原本买不起房子的家庭，肯定是冒着非常大的风险，但也只有这样，才把房地产危机延后了20年。

我们今天的情况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情况相似。当年的美国把大把的钞票借给世界头号强国英国，而且还常常受到英国的遏制打压，昨日英美之关系与今日美中之关系很像。1998年，我国拉开了“房地产＋汽车”消费时代的帷幕，截至今天，才15年，距离60年的兴盛期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笔者对这两个产业的未来及我国的中长期发展充满了信心。当然，我国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大部分原因都在市场之外。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力量比较大，一定要想办法，也一定有办法，做得比美国更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五、固本强基　合作共赢

金融业改革与发展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概括来讲，仍需要以八个字为指导思想，“固本强基，合作共赢”。一个国家金融业的健康发展，一定要认识清楚三个根本，处理好三个关系。

第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需要处理好“心”与“体”的关系。金融很重要，居于心脏的重要地位，却不能脱离整个有机体而存活。

第二，金融业处于“产业金字塔”的顶端，需要处理好“顶”与“基”的关系。金融业可以和任何一个产业联姻融合，只有将“塔顶”和“塔基”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够把金融工作真正做好。失去了“塔基”，再有魅力的“塔顶”也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空中楼阁”。

第三，金融政策是政府调控的重要工具，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金融，政府可以用，市场也可以用，是连接政府与市场的桥梁和纽带。我们在运用金融工具的时候，政府一定要想到市场，而市场也可以结合政府的需求，最终形成一种合力。历史上很多金融改革和创新，最初的思路往往都是市场提出的。在面对比较大的风险时，金融机构非常欢迎政府组织增信等调控政策。只有政府与市场携起手来，实现合作共赢，才是真正的胜利。

现阶段，在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的历史成就基础之上，为赢得下一个30年“中国奇迹”第二季的早日到来，需要我们切实做好以下几方面金融工作：

第一，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目前很多地方都不重视科技金融，却大力发展房地产金融，财政收入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度高达40％，有些地区甚至达到60％以上。以史为鉴，从来没有依靠“盖房子”发展成世界强国的先例，倒是科技强国的例子数不胜数。因此，我们要减轻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度，培育技术发明型企业，发展新型科技公司，促进传统产业的科技进步与升级。

第二，高度重视文化金融。文化金融是用于文化事业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扶持体系。我国近10年高度重视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国家政策优先扶持的重点。但目前很多地方文化产业发展还很薄弱，借助于金融工具，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换成真正的经济实力，是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途径。

第三，丰富中小微企业金融。中小微企业在一国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为解决社会就业、增进市场活力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为让中小微企业融资等金融服务有所改善，必须尊重市场规律，需要政府通过组织增信及中小微企业互助合作来拓展金融业务。

第四，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农民投资渠道单一、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的服务有限等现象，在未来是有可能改变的，因为信息技术打破了区域和时空的限制，将迫使金融力量进入农村，倒逼金融改革。我国农村人口占比依然很高，完善农村金融任务艰巨，需要政府通过提供更优惠的政策和财政支持来推动发展。

第五，稳妥发展互联网金融和民营金融。互联网金融是新兴的金融业态，它具备很强大的生存力，可以为社会提供更便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但必须加强监管和防范风险。此外，我国金融结构国有占比太大，民营金融占比过小，发展民营金融可以为小机构、小县城、小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对深化金融改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第六，建设法治化的政府债务金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规定，将有条件地允许地方政府发地方政府债券。可选的模式有两种：一是一般责任债券，以税收收入为担保，用于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二是市政债券，用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地方政府债券制度的建立，将赋予地方政府一个成本最低的融资工具，实现政府融资管理的法治化。

从根本上讲，金融业的未来，有赖于先进的理念、开阔的视野和前瞻性的战略，而这些都源自各类优秀金融人才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积累。笔者热切希望更多的人关注金融、研究金融，推动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更高境地。第1章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金融政策“金融”一词产生于近代，意指资金融通，包括货币、信用以及和货币、信用有关的各种经济活动。中国古代没有“金融”这个词，但有实实在在的金融业务活动。若以货币的产生为标准，我国的金融活动已有4000年的历史；若论金融机构的萌芽，可上溯至西周；但真正有了比较广泛的业务活动，则始于明清时代。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金融经历了动荡与混乱、统一与发展。在从明末到1949年300多年的金融发展进程中，国家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也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回顾与总结中国近现代史上国家金融政策及其经验教训，对于推进当代中国金融的改革与发展、制定与实施正确的金融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第一节金融发展进程的历史回顾

从明末到1949年这段时期，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极其特殊的重要地位。这期间，我国经历了封建社会的落日辉煌、西方列强入侵带来的混乱与动荡、为实现独立而进行的前赴后继的民族斗争。在这一复杂、艰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金融既经历了重大波折，同时也实现了巨大发展。概括地讲，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旧式金融机构由盛而衰

钱铺和票号是旧式金融机构的典型代表。钱铺在明代开始产生，在清代成为当时的主要金融机构，相当于欧洲的银行，但因中国社会制度的落后最终未能发展成真正的银行，在外商银行入侵中国后，长期畸形发展，越来越依赖投机生意，最终失去了生存的基础。汇兑业务始于唐代，南宋时逐渐消失，明后期又重新兴起，在清代得到继续发展，并产生了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票号，因多由山西商人开设，史称“山西票号”。票号在鸦片战争后发展到极盛，但在辛亥革命后逐渐衰败并最终消亡。二、外商银行在华特权由小渐大，但最终被取缔

外商银行于1845年进入中国，有外商独办与中外合办两种形式，其在华势力得到不断扩张，并逐渐控制了进出口贸易，垄断了外汇；擅自在中国发行兑换券，开展存、放、汇等银行业务，控制中国金融；投资中国政府，控制中国财政。抗日战争胜利后，外商在华银行的势力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的银行被南京政府接收，英商银行的势力有所削弱，美国在华银行的发展特别迅速，南京政府统治区几乎成了美国的独占市场。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在华银行的特权被彻底取缔。三、中国现代银行业在曲折中前进

中国现代银行业诞生于1897年，随后大清银行以及一些地方银行相继成立。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商业银行得到了很大发展，形成了“北四行”和“南三行”等金融集团，农业金融、农业合作金融以及地方性银行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南京政府建立后，重新设立了中央银行，改组了中国、交通两行，逐步实现了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上海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而民族资本金融业却趋于衰落。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银行业经历了外商银行的挤压、传统金融机构对市场的争夺、国内阶级斗争及战争的影响，始终在起伏不定的曲折中发展。四、人民革命力量的金融业由无到有，并最终掌握了全国金融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合作金融机构始创于1924年，革命根据地的银行和信用合作社最早于1928年创立，其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与壮大，始终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支持生产，调剂金融，改善人民生活，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为巩固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和争取革命战争胜利服务。中国人民银行于1947年开始筹建，并于1948年12月正式成立，标志着解放区的银行和货币走向统一，并在边解放、边接管、边建行和边办业务的过程中使中国金融从混乱走向统一，从动荡走向稳定。第二节国家金融政策的内容及其成效

自明末到1949年，在我国金融发展与演变的背后，始终有来自国内与国外、政府与民间等多种力量在发挥作用，正是这几方面的合力决定了我国金融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方向。但自始至终，国家金融政策的地位都极其重要且成效突出。在此期间，我国从明、清政府演变至北洋政府、南京政府以及同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政府，整个社会性质也从封建社会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夹杂着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同阶段、不同政权在金融问题上持有的立场不同、采取的政策不同、政策的成效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归纳起来，这一历史时期国家金融政策及其成效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明、清政府的重本轻末政策、“觅商汇兑”政策、封建压榨政策

明清政府长期实行重本轻末政策延缓了钱铺、票号等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清同治元年开始实行的“觅商汇兑”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票号的快速发展；而长期实行的封建压榨政策又极其不利于票号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了票号的衰败与消亡。（一）重本轻末政策

钱铺、票号等新型金融机构在明清时代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然而，在封建社会条件下，明清政府为了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基本上都采用了重本轻末的政策，提倡和奖励农业劳动者，抑制和贱视工商业者，其中的“商”较之“工”更在抑制之列。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王朝才实现向“农工商皆本”与“大力振兴工商”的转变。（二）“觅商汇兑”政策

票号的发展与壮大，改进与完善了货币清算方式，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显然也有利于国家的财政收支管理。然而，清政府始终坚持上解中央的“京饷”与下拨地方的“协饷”全部官解官交，不许商人插手。直到太平天国后期，农民战争截断了清政府财政来源的南北通道，才转而实施“觅商汇兑”政策，即请票号汇兑京饷、协饷。此后，票号开始大量吸收公款存储，为各省借垫京饷、协饷，为清政府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甲午战争后，票号与清王朝之间的关系更是“如胶似漆”，清政府对票号的依赖进一步加重，票号也成为清政府晚期的重要财政工具。（三）封建压榨政策

自太平天国后期始，尽管票号与清政府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但清政府依然实行着残酷的封建压榨政策，主要表现在：清政府动辄就要票号捐输报效，不时地禁止官款汇兑，一遇倒账首先考虑外国银行及大清银行，对票号落井下石等，使票号对清政府由原来的希望依附心理转变为怀疑与恐惧。所以，当赫赫有名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创办天津官银号时邀请票号入股，被票号拒绝；户部开办户部银行时，希望票号入股或派人组织，也为票号所不允许。这里固然有票号总经理们思想保守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则是票号对封建压榨政策存有疑虑、对清政府不敢信任。（四）政策成效

总的来讲，第一，明清政府长期推行的重本轻末政策及封建压榨政策，严重制约了钱铺、票号等新型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

第二，“觅商汇兑”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票号的快速发展，扩大了其资本实力、放贷规模、业务经营地域及范围，使票号获利颇丰。

第三，“觅商汇兑”政策又使票号过分倚重与政府有关的金融业务、轻视商业金融业务，逐渐丧失了生存与发展的土壤与根基。在外商银行的压榨下，在清政府崩溃之后，票号也必然快速地衰败与消亡了。二、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对外商银行的退让与依附政策

对于外商银行的进入及其在华势力的扩张，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普遍采取了退让与依附政策，使外商银行很容易地掌握了中国金融市场的领导权，并成为西方列强肆意侵略与掠夺中国的重要工具。（一）19世纪70年代前的退让政策

明清以后，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明显落后了。西方列强用武力粉碎了我国的闭关锁国政策，打开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随着帝国主义对华商品输出的需要，金融资本开始进入中国，一开始由洋行代理，后又于1845年成立了第一家外商银行，通过与清政府签署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华特权，垄断国际汇兑业务，吸收存款，发行纸币。对此，软弱的清政府无力抵制外商银行的入侵，一直采取退让政策。52年后，清政府才筹建首家官督商办商业银行，以抵制外商银行的“挟持”。（二）19世纪70年代后的退让加依附政策

在清政府采取退让政策的同时，出于军事、政治需要在19世纪70年代后开始实行对外商银行的退让加依附政策，向外商银行乞求贷款。如呵加刺银行在1862年曾两次向清政府提供平银为49.6万余两的贷款。此外，为兴办洋务企业，清政府也曾向外商银行和洋行借过外债。从有关统计记载来看，从1881年到甲午战争前的15年间，清政府共举借了22笔外债，总额高达27530174两，其中18笔由英国资本提供。更为严重的是，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外商银行在中国展开了对华贷款的竞争，都把对华贷款作为划分和抢夺在华势力范围的手段，并为其本国的资本输出钻营门路。

此后，北洋政府继续实行退让加依附政策，向外商银行乞求贷款成为其筹集财政资金的重要手段。而且，不同军阀势力依附不同的外商银行，使中国社会更加趋于分裂。南京政府成立后，尽管中央权力得到强化及金融管理取得一些进步，但退让与依附政策总体上没有变动。（三）政策成效

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对外商银行在华势力的扩张采取退让与依附政策，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第一，使外商银行轻而易举地垄断了国际汇兑业务，操纵着中国的外汇市场。

第二，外商银行通过对钱庄的渗入逐渐控制了中国内地的金融，进而染指中国国内汇兑市场，使国内传统金融业成为外商银行的附庸，减弱了自身独立发展的能力。

第三，外商银行对新生的民族银行业进行抵制与打压，延缓了中国民族银行业的产生及健康发展。

第四，外商银行不断制造金融恐慌，最终掌握了中国金融市场的领导权，成为西方列强侵略、掠夺中国的重要工具。

第五，外商银行通过向地方政治势力贷款等方式，收买与扶植军阀势力，使中国社会日益动荡与混乱。三、晚清政府与北洋政府实行有利于民族银行业自由发展的政策

在实行对外商银行的退让与依附政策的同时，晚清政府与北洋政府在中国民族银行业问题上采取了有利于民族银行业自由发展的政策，使商办、官办银行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成为抵制外商银行入侵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成为满足国家财政需要的有力工具。（一）晚清政府支持民族银行业自由发展的政策

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前期，关于对金融业活动上的某些探索和要求创立新式银行的各种讨论，为民族银行业的产生创造了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准备。甲午战争战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响，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民族银行业的及时兴起。自1897年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诞生之日起，虽然受到了清政府保守势力的阻挠，但晚清政府一定程度上实行了支持民族银行业自由发展的政策。比如，在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及其业务经营等问题上，清政府给予民族商业银行一定的自由发展空间，使得中国通商银行既没有脱离清政府的庇护，同时又避免了清政府的控制，获得了相对自主经营与发展的空间。在此后至辛亥革命的十几年间，又有9家中小型规模的商办银行成立，但发展速度一直较为缓慢。（二）北洋政府实行有利于民族银行业自由发展的政策

北洋政府在中国民族银行业问题上也实施了有利于民族银行业自由发展的政策，使民族银行业受政府干预较少，自主性较强，发展比较自由。因此，北洋政府时期成为中国民族银行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期间，民族银行家的数目增加、规模扩大，出现了一批经营有实效、不断创新、信誉日增的银行，形成了华资银行同外商银行、传统钱庄三足鼎立之势。譬如1926年与1918年相比，主要华资银行总的实力已有数倍的增长，1926年主要华资银行的总实力是1918年的3.5倍。而且，在所有华资银行中，绝大多数是私人经营的商业银行。（三）晚清政府与北洋政府官办银行金融业务的财政化政策

在支持商办银行业发展的同时，晚清政府与北洋政府都很重视发展官办银行以及官商合办银行。比如，1905年成立了户部银行，一年后改名为大清银行，1908年成立了交通银行，它们都具有代理国家发行纸币、经理国库业务和公款收付、代理国债和各种证券等权责。北洋政府时期，中国、交通两银行进一步成为主要为政府财政服务的金融工具，不仅替政府经理公债，而且还要直接借款给政府，取得一些成效，由此也形成巨大危机。随着中央政权的削弱和官办银行股权的变化，中、交两行逐步实现了由国家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化。（四）政策成效

晚清与北洋政府在中国民族银行业问题上采取了有利于其自由发展的政策，取得一定成效。

第一，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民族银行业的产生与发展，在银行数量、规模、地域分布、经营业务等多方面取得相当明显的进步，形成一股同外商银行竞争的新生力量。

第二，官办银行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的财政需要，客观上减少了政府对外商银行的依附程度。

第三，民族银行业的兴起直接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使贸易与金融更加密切的联系起来，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完善。

第四，培养了一批懂技术、懂专业、熟悉国际业务、掌握英语的银行管理人才。四、南京政府的金融垄断政策、对民族资本金融业的压制政策以及法币政策

南京政府成立后，一方面推行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政策，对民族资本金融业采取了压制政策；另一方面还实行通过发行纸币筹集财政资金的政策，严重扭曲了中国民族银行业的发展。（一）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政策

南京政府成立后，建立和发展了中央银行，改组了中国、交通两行，成立了中国农民银行，创办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建立了“四行二局”的官僚资本金融垄断体系。抗日战争期间，南京政府又进一步加强了金融垄断，颁布法令规定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合组联合办事处，负责办理战时金融政策有关特种业务。（二）对民族资本金融业的压制政策

在建立和发展“四行二局”金融体系的同时，南京政府还对商办银行采取了压制政策，逐步加强对商办银行的控制。比如，1929年南京政府强行接管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国货银行，使其成为孔、宋家族所控制的商业银行。

此外，南京政府还通过颁布《银行法》、《储蓄银行法》，企图限制民族资本金融势力，因受到强烈反对最终没有执行。1934～1935年的金融危机为南京政府加强对商办银行的控制提供了机会，改组了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对这几家商业银行的人事作了调整。同时，还将许多全国性及地区性商办银行、地方性官办银行逐步演变为南京政府控制下的金融机构。抗日战争开始后，南京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商办银行的监督和检查，限制新商办银行的成立，使商办银行动辄得咎。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颁布了新《银行法》，但它仅适用于商办银行，而且管制过于严格。（三）法币政策

1934～1935年的金融危机是西方列强转嫁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南京政府于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之钞票为法币，实行通货贬值政策，扩大纸币发行量，继而又使其成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同时，还规定白银国有以及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两项政策，使南京政府收兑、集中了大量的白银，使法币对外汇价处于稳定状态。

抗日战争时期，财政赤字更为严重，由于增税和募债的作用有限，南京政府主要通过发行纸币筹集财政资金，最终形成恶性通货膨胀。新中国成立前夕，法币进入崩溃阶段，发行额越来越大，流通范围越来越小，遭到了人民的拒用。法币陷于崩溃时，南京政府又发行了金圆券，企图将民间的金银外币一网打尽，但很快也崩溃了。（四）政策成效

第一，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政策极大地强化了官僚资本的金融势力。以存款为例，1943年官僚资本银行的存款总额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90％。

第二，对民族资本金融业的压制政策，使不少民族资本金融业纳入南京政府控制之中，成为南京政府垄断金融的重要基础，强化了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势力。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民族资本金融业，使民族资本金融业根本不可能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在正常业务难以维持的情况下，于是就更加从投机中找出路，直接导致了民族资本金融业的衰落。

第三，1935年实行的法币政策使中国摆脱了1934～1935年的金融危机，符合世界币制发展的潮流，而且客观上也为抗日战争做好了币制上的准备，这是其积极作用。就消极面而言，由于南京政府把发行纸币作为筹集财政资金的主要手段，残酷掠夺人民财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疯狂上涨，使法币丧失了货币的基本功能，城市的流通手段日益为银元、美元、港币所替代，农村中甚至以谷米和棉纱等商品作为计价单位或流通手段，豪门贵族的大量资金纷纷移往香港或外国，加速了南京政府的灭亡。五、革命根据地政府的独立自主的金融发展政策、极端审慎的货币发行政策以及严格的金融管理政策

金融是革命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一直受到革命根据地政府的重视。革命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政府严格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金融发展政策、极端审慎的货币发行政策以及严格的金融管理政策，为人民革命事业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一）独立自主的金融发展政策

无论是北伐战争中成立的农民银行，还是在苏区成立的国家银行，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成立的边区银行，都始终坚持实行独立自主的金融发展政策，制止和打击高利贷行为，发行货币，吸收存款，发放贷款，鼓励节约，活跃地方金融，发展生产与社会经济，改进人民生活，冲破敌人封锁，为工农服务，为革命服务。此外，有些银行还承担了代理国库、公债发行及还本付息任务。（二）极端审慎的货币发行政策

在特殊的战争时期，货币发行不仅仅是个金融问题，往往成为筹集财政资金的重要手段。但是，依靠大量发行货币筹集财政资金，会恶化社会经济形势，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利益。对此，各革命根据地政府严格执行审慎的货币发行政策，主要通过发展经济解决财政困难，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始终坚持按照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需要合理确定货币发行量。（三）严格的金融管理政策

在金融管理上，革命根据地政府一直执行严格的管理政策，主要体现在对私营银钱业的管理、外汇管理、金银管理以及打击投机等方面。为防止私营银钱业的投机活动，人民政府对它们实行了严格的管理政策，对其业务范围、资本金、资金运用及存款准备金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将其纳入合法经营的轨道。同时，还对私营银钱业的资金进行疏导，为其资金打开出路；通过金融同业工会加强对市场利率的管理，以利于金融业务的正常开展。

此外，在已解放的地区实行了集中统一的外汇垄断政策，把外商银行的业务活动完全置于人民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在金银管理上，一向采取严格的管理政策，限制金银流向解放区外，以保护解放区的经济利益，为革命战争筹集资金；为稳定金融市场，采取严厉措施查封投机市场的证券大楼，取缔投机场所，打击非法投机。（四）政策成效

第一，实行独立自主的金融发展政策，使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为统一全国金融以及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独立自主地发展金融，还是抵抗外国金融资本入侵的唯一正确路径，避免了走退让与依附政策所带来的民族悲剧。

其次，执行极端审慎的货币发行政策，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放在首位，将财政需要放在次要的地位，更好地处理了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避免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树立良好、负责的人民政府形象，为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做出巨大贡献。

最后，实行严格的金融管理政策，正确处理人民政府银行同传统金融业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私营银钱业的积极性，避免其消极作用。在严格管理金融的同时，还尝试了金融宏观调控，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最为重要的是，随着人民政府金融业的完善与壮大，最终将外商银行控制在人民政府管理监督之下，彻底取缔其在华特权，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第三节经验和教训

从我国近现代史上看，国家政策自始至终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既取得了一定成效，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推进当代中国金融的改革与发展、制定与实施正确的金融政策，具有重大的意义。一、金融是维护国家政权的重要工具

国家金融政策决定一国金融的发展，健全、强大的金融是维护国家政权的重要保障，而扭曲、弱小的金融实际上连国家主权都无力保障，国家政权更是岌岌可危。

明清政府长期实行重本轻末政策与封建压榨政策，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有限让步，严重阻碍了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无力对抗外国金融资本的入侵。南京政府长期实行金融垄断及压制政策，结果严重扭曲了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加速了南京政府的彻底垮台。北洋政府时期，我国民族金融业受政府干预较少，发展比较自由，结果形成了华资银行同外商银行、传统钱庄三足鼎立之势。革命根据地实行了正确的金融政策，金融业得到不断壮大，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维护了革命政权的生存与发展，为最终统一全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二、先进的经济思想是推进金融发展的重要前提

自明末到1949年的中国金融发展历程充满了艰辛和屈辱、曲折和抗争，但在总体上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中国现代金融业的每一点进步都以解放思想与树立先进理念为前提。好的金融政策更是源于好的经济思想，并对经济发展与金融运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现代银行业的诞生，建立在“重本轻末”转变为“农工商皆本”的基础上，建立在全民族认识到“实业兴国”的重要性的基础上。一旦认识并树立起这些先进的思想理念，它便立刻化成进行实践创新的具体口号与政策方针，不断推进中国现代金融业的发生、发展与壮大。

南京政府时期，由于强化了中央集权，引进了外资金融业的先进管理理念与方法，中国现代金融业在扭曲中也实现了进一步发展，金融体系设置、业务经营管理、监督检查管理都呈现出明显进步。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选择了最为先进的思想理念和独立自主的金融政策，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性与革命性，具备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的能力，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随着全国革命取得胜利，最终统一、掌握了全国金融。三、独立自主是发展本国金融与制定金融政策的根本原则

能否做到独立自主，是革命根据地政府与晚清、北洋及南京政府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最为明显的一个标志，也是为什么晚清、北洋及南京政府相继倒台的根本原因。

对外商银行的退让与依附政策、对民族银行的压榨与剥削政策，严重阻碍了旧中国金融的健康发展。而革命根据地政府坚持实行独立自主的金融政策，使革命根据地政府的金融业得到较好的发展，为解放全中国提供了经济支持。因此，无论何时何地，独立自主都是发展本国金融与制定金融政策的根本原则。四、国家要有足够实力控制本国金融

外国金融资本之所以要进入别的国家，主要是为了寻求发展的空间与获取更大利润的机会。一旦外国金融资本进入，就一定会使国内金融形势复杂化。这里主要有两种结果：要么国内金融资本成为外国金融资本的附属，要么外国金融资本成为本国金融资本的附属。我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外国金融资本长期成为我国金融的主宰。对此，明清、北洋及南京政府都曾反抗，但终因立场不坚定、力量薄弱而归于失败。

毫无疑问，国家应该有足够实力控制本国金融。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真正具有实现这一目的的可能。控制本国金融所需要的力量不单单源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来自国家及政府的正确领导、人民大众的理解和支持以及与外资金融资本进行扎实、有效的斗争等所形成的合力。只有这样，才能将外国金融资本始终控制在附属地位上，避免外国金融资本进入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五、协调好金融与财政的关系

金融与财政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而且都与政治以及整个社会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金融、财政的重要性。然而，财政与金融问题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协调不好两者的关系，将对经济、政治以及整个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所有政府都没能处理好这个问题。晚清及北洋政府都把银行视为解决财政问题的工具，南京政府则把发行纸币当作筹集财政资金的主要工具，不仅扭曲了金融体系的功能，而且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恰恰相反，革命根据地政府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财富，那就是要执行极端审慎的货币发行政策，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放在首位，将财政需要放在次要的地位，充分发挥了财政、金融两种政策的合力。六、正确处理官办与民办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

1897年后，中国现代金融业可以划分为官方资本与民商资本两大类，官办金融机构与民办金融机构、官商与民商的关系得当，可促进金融业、经济乃至政治的健康发展。否则，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与南京政府相比，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较为恰当，不仅创立与发展了官方资本金融业，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资本金融业的发展。而南京政府则没有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官僚金融资本一手遮天，民族金融资本逐渐衰落，国家经济及社会发展受到严重摧残。

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发现：民商在金融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及作用，在没有民商的情况下，官商也不可能健康发展。不论是在业务经营方面，还是在职能范围方面，都需要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国家既要推动与扶持官商的发展，也要给民商一定的发展机会及空间。第2章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得到了快速发展，政策性银行、担保等机构相继设立，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债券（城投债）的不断壮大，基础设施建设特许权授予融资方式的出现与推广，大大增强了政府政策性融资能力，既取得了显著成效，也积累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节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历程一、政策性银行体系的发展历程

政策性银行是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目前，无论从资产规模，还是从影响力来看，政策性银行都居于主导地位，从一定程度上讲，它们的发展历程能够体现出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进展、经验与问题。1994年，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管理，扶持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国家对外贸易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政府决定组建政策性金融机构。《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建立政策性银行的目的是，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以解决国有专业银行身兼二任的问题，割断政策性贷款与基础货币的直接联系，确保人民银行调控货币的主动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家政策性银行相继成立。（一）国家开发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于1994年3月7日，是一家以国家重点建设为主要投融资对象的政策性银行。除了财政拨付的资本金之外，国家开发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通过发行财政担保债券和由金融机构认购金融债券筹措。

自1994～1997年4年间，国家开发银行集中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大中型基本建设（“两基一支”），通过对在建项目资金总量和投向的限制贯彻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这一阶段，国家开发银行的运作以政策性目标为主，运营效率低下，亏损严重，增加了财政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开发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截至1997年底，国家开发银行不良贷款率达32.63％。

1998年以后，国家开发银行开始从政策性金融向开发性金融的转型，加快了市场化的步伐，贷款对象的选择和经营机制日益市场化，开始注重追求市场业绩，完善各项制度建设。经过努力，国家开发银行的经营运作完全纳入市场化轨道，以此为标志，国家开发银行也完成了基础制度建设的任务。2008年，国家开发银行在获得中央汇金公司200亿美元的注资后，其商业化转型步入一个崭新阶段，国家开发银行的商业化、机构化、投行化、国际化特征日益显著。（二）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于1994年7月1日，作为贯彻国家外贸政策的政策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为扩大我国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推动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境外投资，促进对外关系发展和国际经贸合作，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其资金来源除国家划拨资金外，主要以财政专项资金和金融债券为主，其业务活动由有关部门组成监事会进行监督。

从1994年到1998年，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开办了出口信贷、援外优惠贷款、对外承包工程贷款、加工贸易贷款、外国政府转贷等业务。在这一阶段，进出口银行对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利用外国政府贷款水平和推进援外工作给予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从1999年到2005年，此时正值我国加入WTO前夕到加入之后的过渡期，中国进出口银行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积极配合国家的外交方针政策。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大，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了适应业务发展需要，加快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和对外代表处，实行了经营方式由主要以商业银行代理为主到自营为主的重大转变。2005年以后，我国进入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新时期，中国进出口银行开始战略转型，加快了向国际经济合作银行迈进。（三）农业发展银行

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于1994年11月18日，主要承担国家粮棉油储备和农副产品合同收购、农业开发等业务中的政策性贷款、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及监督使用。资金来源除财政核拨资金外，主要面向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并使用农业政策性贷款企业的存款。

自成立到1998年，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办理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贷款范围包括办理粮、棉、油料、猪肉、食糖等主要农副产品的国家专项贷款；粮棉油等农副产品收购、调销、批发贷款；粮、油加工企业的贷款；扶贫贴息贷款；小型农、林、牧、水利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贷款等业务。

从1998年3月至今，为适应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需要，国务院决定将农业发展银行承担的农业综合开发、扶贫以及粮棉油加工企业和副营业务贷款等职能划拨给中国农业银行，主要业务转变为对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收购资金实行封闭管理。二、政策性担保机构的发展历程

政策性担保机构是指政府及其部门全资或控股设立，以贯彻国家政策意图为价值追求目标，不以盈利为目的，以市场化运作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服务的专业化担保机构。由于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如中小企业由于资产规模小，市场占有率小，在资源配置能力上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信用资产缺乏，致使其获得金融支持的能力减弱。因而在市场调节基础上，充分利用财政政策调控职能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设立信用担保机构，在市场调节失灵下投入信用资源，政策性担保服务明显不同于政府无偿补贴、拨款，政策性信用担保资源是选项支持，有偿使用，保证偿还，代偿追偿，具有公共品性质（充当公共保证人，弥补中小企业抵质押品的不足）、充分发挥信用担保杠杆功能，执行有保有控的产业政策调节功能。政策性担保机构的资金来源由政府出资或以政府出资为主，担保业务承担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职能。由于政策性担保机构有政府信用作支持，其增信能力容易得到信用使用方（贷款方）的认可，政府通过投入少量的资本金，可以撬动金额较大的担保产品，缓解资金使用方的融资瓶颈问题。（一）政策性担保行业的起步和探索

1993年11月中国第一家全国性专业信用担保机构——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担保业起步和探索的开始。1995年前后，国内一些地区开始陆续建立专门的信用担保机构。在原国家科委的支持推动下，深圳、西安等城市的科技部门或高新技术开发区建立了主要服务于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投资担保机构，以及主要为出资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服务的信用担保互助基金。此后，还陆续出现了一些由当地政府出资成立的主要为当地经济建设提供融资服务的担保机构和由工商联等方面牵线设立的小企业互助担保机构。

在这一阶段，政策性担保机构主要是服务于高新科技成果的转化，为企业提供贷款信用担保等。担保机构由政府设立，机构数量和业务品种都很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不能算是一个行业。（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迅速发展

从1998年开始，江苏镇江、山东济南、安徽铜陵等地市探索采取设立担保资金和组建独立担保机构的方式，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特别是贷款难的问题。以此为契机，中国的政策性担保行业迅速发展。1998年7月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向国务院等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信用担保体系的思考》，提出建立信用担保体系的议题。同年10月，全国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确定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担保难”问题作为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的突破口。同年12月，全国经贸工作会议决定着手组织开展全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试点，随后在镇江、济南、北京等地陆续开展试点，标志着中小企业担保探索的开始。1999年4月，原国家经贸委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当前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情况报告》。之后，相关部委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使得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有了初步依据和政策指导支持，由试点探索进入了依法规范的新阶段。

这一阶段的政策性担保业仍处在一个对担保行业认识相对狭隘的发展阶段，担保的品种仍相对单一。很多人误认为政策性担保业的主体甚至全部就是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对政策性担保业的功能和作用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一阶段的担保内涵，仍停留在“小担保”的地步，即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为主的几个品种上。（三）政策性担保行业品种的丰富和业务的转型

由于政府资金的有限性和政策性担保体系资金补充机制和运作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原有从事政策性担保业务的部分担保机构缺少稳定的资金来源，迫使他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而逐步涉及商业性担保业务领域、开发新的担保品种。同时，随着担保业和国外同行交流的增多，中国担保行业自身也在不断学习和进步，引进了一些新的业务品种和业务技术，如工程担保、住房置业担保、个人信用担保、下岗职工小额担保等。

相比以前两个阶段，这一阶段社会各界对政策性担保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提高，担保的内容和范围也开始拓展到“大担保”的格局；同时，政策性担保机构为了拓展资金来源和生存发展需要，开始逐步涉及商业性担保业务范围。三、城投债融资的发展历程

城投债，即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债券，其发行主体一般是由某城市国资委100％控股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为配合当地政府进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而发行的企业债券，但其最终信用主体是地方政府。城投债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最得心应手的工具。以城市建设投资为名的融资平台遍地开花，级别由省、市复制到县，行业从城市建设、交通延展到新能源等领域，规模由小到大。（一）城投债的起源

城投债起源于上海。1992年，为支持浦东新区建设，中央决定给予上海方面的配套资金筹措方式，其中之一是1992～1995年每年发行5亿元的浦东新区建设债券。1992年，浦东新区发行了规模5亿元的第一只城投债。（二）城投债的发展

1999年5月，济南市自来水公司发行1.5亿元供水建设债券，为城市供水调蓄水库工程筹款。1999年9月长沙市二环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发行1.8亿元债券。这种做法迅速普及更多地方政府，比如河北省邯郸市通过举债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1999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额为3.25亿元，占GDP的2.3％，其中，举债1.5亿元，占投资总额的46.4％。各地通过举债建设，加快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2005年后，地方企业债的启动使城投债发展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城投债成为企业债券的重要品种。2008年城投类企业债共发行720亿元，占企业债发行总额的30.4％。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巨大。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中国银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与此同时，企业债发行制度由“批准制”变为“核准制”，债券增信方式创新在2009年度被广泛应用并进一步深化。随后，城投债进入快速增长的新阶段。四、基础设施建设特许权授予融资的发展历程

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转让，是指政府通过契约授予私营企业（包括外国企业）以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一）BOT投资方式的起步

1984年，香港合和实业公司和中国发展投资公司等作为承包商和广东省政府合作在深圳投资建设了沙角B电厂项目，是我国首家 BOT 基础项目，但在具体做法上并不规范。1993年11月，我国第一家专业从事BOT项目投资的商业实体北京博拓投资开发公司正式成立。次年5月，原国家计委主办了我国首次BOT投资方式的国际研讨会，半年后又在北京举办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研讨会，这三件事都旨在推进BOT在中国的运用。（二）BOT投资方式的着力推进

1995年5月，原国家计委批复广西来宾电厂二期工程采用BOT方式建设，使该项目成为我国第一个经国家批准的BOT试点项目。来宾电厂二期工程项目于1997年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协议。该项目获得批准和协议的签署实施，标志着中国在能源、交通等领域试点进行规范化管理的正式开始。此外，BOT方式还在北京京通高速公路、上海黄浦延安东路隧道复线、海南东线高速公路、三亚凤凰机场等许多项目上得以运用。（三）BOT投资方式的加速发展

2004年7月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使中国推行B0T政策导向更加明确，法理依据更加充分。各地相继推出一批条件较好的B0T项目，不仅内容有所拓展，投资与运作方式也有所创新。从2004年秋到2005年末，各地陆续推出招标的B0T类项目就有五六十个，这些项目分布在12个省的30多个城市，东莞和佛山于2005年5月推出了16个污水处理厂项目进行B0T招标。2005年南京长江隧道工程开工，总投资30亿元，特许经营期为30年。（四）新型投融资模式的运用与推广

BT投资是BOT的一种变换形式，是指一个项目的运作通过项目管理公司总承包后，由承包方垫资进行建设，建设验收完毕再移交给项目业主。BT投资是BOT的一种变换形式，是由2005年百富榜上的黑马富豪严介和创造或者说是简化出来的一种投资模式。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即公共政府部门与民营企业合作模式，1992年英国最早应用。政府部门通过采购协议与中标单位组成的特殊目的公司达成筹资、建设及经营等合作事项。采用这种融资形式的实质是：政府通过给予私营公司长期的特许经营权和收益权来换取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及有效运营。与BOT相比，PPP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对项目中后期建设管理运营过程参与更深，企业对项目前期科研、立项等阶段参与更深，政府和企业都是全程参与，双方合作的时间更长，信息也更对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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