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12年卷（总第10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共乐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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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12年卷（总第10卷）试读：

卷首语

2012年，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创刊的第十个年头。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十年来，我们这棵史学园地中的幼苗，在史学界同行，特别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同仁的呵护与扶持下，已经绽放出艳丽的花朵，成为发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文章的一个重要平台，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瞿林东先生为本刊所付出的心血和劳动！瞿林东先生是本刊的创始人。十年来，他为本刊的持续发展呕心沥血，贡献卓著。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古往今来，道路不同，风貌各异。用比较的视角，审视双方的特点，探究双方发展的规律一直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的重要任务。本卷开头发表的两篇文章，分别就中国当代史学研究的现状、成果及其发展前景，以及西方古典史学尤其是罗马史学展开论述，虽然各自关注的时段不同，内容各异，但有助于人们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的不同特质，通过比较考察，进而得出规律性的认识。本刊今后将进一步加强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进一步加强中外史学的

贯通性研究

2012年也是史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诞辰120周年和中国“新史学”诞生110周年。研究和继承前辈史家的遗产和思想，是后辈学者责无旁贷的使命，更是史学史学科义不容辞的责任。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泰斗，也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开拓者和引导者。在他的引导和带动下，中国形成了以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取得了主导地位。为了缅怀这位历史学家对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杰出贡献，本卷发表田居俭先生和张剑平先生撰写的两篇纪念文章，借以表达史学界同仁对老一辈史学家的崇敬之情和对其开创的事业继承、光大之愿。110年前，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标志。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以“进化论”为理念，大力倡导“新史学”，致力探索中国历史演变的规律。本卷发表雷平先生和李勇先生的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新史学”对中国史学发展进程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认识，促进了对“新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这两组文章，对于继承前贤史学遗产，为当前史学发展提供借鉴具有启示意义。

本刊一贯重视历史学科的理论建设，提倡史学批评学风。这卷特约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先生的文章，强调我国加强人文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对历史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的动力之一，卷内发表的书评、书讯、综述各类文章，对近年来出版的专著、文集加以评论，对史学思潮或史学现象指陈得失，既有宏观的议论，也有微观的褒贬，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呈现出理性批评的学风。希望今后进一步扩展史学批评的范围，加大史学批评的力度，为我国的学风建设贡献我们的力量。

本刊过去对于外国史学的研究，相对薄弱，存在着中外史学研究成果发表比例失调的问题。本卷着重加强外国史学研究的分量，专门安排一组文章，不但有对具体史书记载的微观考证，而且有对国外史学流派的宏观研究。目的是和中国史学相互补充，共同提高，真正把本刊办成中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重要阵地。

本刊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以学术为主导的原则，不跟风、不媚俗，坚持走特色办刊之路。我们深信，在史学界各位专家和学者的支持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将越办越好！2012年10月20日贯通性研究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2001～2010）

摘要：从2001年到2010年的10年中，我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取得了飞速发展，不但研究深度进一步推进，而且研究领域呈现出多途发展的态势。概括来说，主要表现在理论与方法论研究、贯通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专题研究、系列研究、文献研究与整理等七个方面，展现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深度与特色。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加强理论研究、专题研究、比较研究和史学批评，应是需要加强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中国史学史 史学理论 史学批评 史学方法论一 论著综述

2001～2010年的10年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与中国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广大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不但撰写的专著、论文、文集、教材等各类研究成果数量众多，而且研究程度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也呈现出多途发展的态势。因篇幅所限，只能择要介绍著作情况，论文从略。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一）理论与方法论研究著作

在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论研究方面，既有古代史学理论成果的研究著述，更有许多当代历史理论、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研究的著述。比较重要的有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和《历史理性的重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葛剑雄、周筱赟《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韩震《历史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史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漆侠《历史研究法》（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瞿林东《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周建漳《历史及其理解与解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王尔敏《史学方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庞卓恒、李学智、吴英《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吴怀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7）；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于沛《历史认识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王学典主编《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李隆国《史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凯博《历史比较研究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邓京力《历史评价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09）。（二）贯通研究著作

中国史学历来有撰述通史的传统，因而史学史贯通性研究也受到学者的重视。中国史学史研究在这10年间获得重大进展，其中以贯通性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产出一批高质量的贯通古代或近代史学史的著作。比较重要的有汤勤福主编《中国史学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吴怀祺主编十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黄山书社，2002～2005）；何海根、汪高鑫《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瞿林东《中国简明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白寿彝主编六卷本《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瞿林东《中国史学通论》（武汉出版社，2006）；谢保成主编三卷本《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6）；周文玖《史学史导论》（学苑出版社，2006）；陈廷亮《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07）；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傅玉璋《中国古代史学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杜维运三卷本《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瞿林东《中国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三）中国古代史学研究著作

与上述贯通性研究同时，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也取得了进展，撰写出一批断代史学史著作。主要有周少川《元代史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丘敏《六朝史学》（南京出版社，2003）；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傅玉璋、傅正《明清史学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彭忠德《秦前史学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人民出版社，2005）；王俊才《17世纪学术思潮与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李小树主编《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商务印书馆，2007）；燕永成《南宋史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王盛恩《宋代官方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罗炳良《南宋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吴凤霞《辽金元史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施建雄《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10）。（四）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著作

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在这10年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研究课题和研究内容日渐丰富。这方面的专著主要有邹兆辰、江湄、邓京力《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张剑平《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3）；田亮《抗战时期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张越《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路新生《经学的蜕变与史学的“转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洪认清《抗战时期的延安史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吴忠良《传统与现代之间——南高史地学派研究》（华龄出版社，2006）；刘兰肖《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李春雷《传承与更新：留美生与民国时期的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蒋海升《“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陈宝云《学术与国家：〈史地学报〉及其学人群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符静《上海沦陷时期的史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陈峰《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五）专题研究著作

10年期间，中国史学史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探讨的问题很多，无法一一叙述。归纳起来，比较重要的专题有以下10个方面。一是关于学科深化研究的著作，有周文玖《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范立舟《宋代理学与中国传统历史观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许凌云《儒家伦理与中国史学》（齐鲁书社，2004）；谢贵安《中国史学史散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盛邦和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学科·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朱发建《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曹刚华《宋代佛教史籍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李良玉《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宋学勤《嬗变中的近现代史学：以学科互涉为视点的考察》（学苑出版社，2008）；陈晓华《“四库总目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钱茂伟《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型嬗变》（黑龙江出版社，2009）；石莹丽《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史学——以跨学科为中心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二是关于史学与政治关系研究的著作，有李传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王记录《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人民出版社，2009）。三是关于史书体裁研究的著作，有白云《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谢贵安《中国实录体史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赵梅春《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四是关于史学批评研究的著作，有周祥森《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瞿林东、葛志毅主编《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白云《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人民出版社，2010）。五是关于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著作，有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瞿林东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王璞《藏族史学思想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六是关于乾嘉史学研究的著作，有罗炳良《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与《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七是关于浙东史学研究的著作，有罗炳良《传统史学理论的终结与嬗变——章学诚史学的理论价值》（泰山出版社，2005）；鲍永军《史学大师——章学诚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蔡克骄、夏诗荷《浙东史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著作，有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张剑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九是以20世纪中国史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有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黄敏兰《20世纪百年学案·历史学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姜义华、武克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瞿林东《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十是关于史家研究的著作，有瞿林东《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王记录《钱大昕的史学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白兴华《赵翼史学新探》（中华书局，2005）；孙卫国《王世贞史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六）系列研究著作

10年间中国史学的发展，还表现在各地学者组织撰写出一批系列研究著作。一是以20世纪为时段的近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系列著作，有罗志田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李文海和龚书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历史卷”，包括牛润珍《关于历史学理论的学术论辩》，张越《五四时期中国史坛的学术论辩》，罗新慧《20世纪中国古史分期学术论辩》，王东平《中华民族起源和民族问题的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等11本著述，基本涵盖了20世纪中国史学界讨论过的重要理论问题；瞿林东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书系”，包括陈其泰主编《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侯云灏《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吴怀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社会实践》，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张广智主编《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瞿林东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009）等8部著述，从不同角度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做了专门的研究和阐述。二是福建和天津两地推出的“名师讲义”系列，其中涉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著作有宁可《史学理论研讨讲义》（鹭江出版社，2005）；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傅斯年《战国子家与〈史记〉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齐思和《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梳理总结出老一辈史学家治史心得和研究精华，对当代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三是瞿林东主编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系列”，包括《历史研究的理性抉择——历史学的理论、历史与比较研究》《文明演进源流的思考——中国古代史学研究》《历史时代嬗变的记录——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史学理论的世界视野——外国史学研究》四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精选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的研究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四是瞿林东主编的“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包括《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综论》《〈史记〉研究》《〈汉书〉研究》《〈后汉书〉〈三国志〉研究》《〈晋书〉、“八书”、“二史”研究》《新旧唐书与新旧五代史研究》《〈宋史〉研究》《辽、金、元史研究》《〈明史〉研究》十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从20世纪100年中数以千计的研究二十四史的论文里精选而成，对于推动二十四史的深入研究、广泛传播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五是河南大学推出的“新中国学案丛书”，包括李振宏、刘克辉《民族历史与现代观念——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王彦辉、薛洪波《古史体系的建构与重塑——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何晓明《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臧知非《生存与抗争的诠释——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周祥森《反映与建构——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等8本著述，对于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历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专题性的梳理和研究。六是连续出版的专业期刊，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编辑出版的《史学理论研究》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所编辑出版的《史学史研究》继续出刊外，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于2002年创刊后，年出一卷，至今已出刊九卷，成为本研究领域的又一个有影响的刊物。（七）文献研究与整理专书

任何学科所取得的成绩都离不开基础史料的研究工作，史学史学科也不例外。10年来史学史文献研究和整理，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有《范文澜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刘师培全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与《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张越《史学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李大钊全集》（人民出版社，2006）；瞿林东编《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中国史学史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龚书铎、瞿林东主编《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黄纯艳《高丽史史籍概要》（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舒仁辉《〈东都事略〉与〈宋史〉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翦伯赞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汤勤福主编《历史文献整理研究与史学方法论》（黄山书社，2008）；《陈垣全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吴晗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张越《中国史学史资料汇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顾颉刚全集》（中华书局，2010）；杜希德、黄宝华《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王学典、陈峰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收录中国近代史家关于史学理论和中外史学史的论述。二 专论举例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可以从横向看出近10年来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下面按照前面分类顺序遴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举例分析，以便从纵向考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深度与特色。

何兆武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和《历史理性的重建》等著作，以我国史学界建立自己独立的史学理论为目标，本着既不效仿外国的理论模式，也不盲目闭门造车、炮制自己的公式的原则，从当代中国的历史学也需要认真进行一番“历史理性重建”的角度，围绕着历史理性批判和历史理性重建等问题进行了独具见解的阐述，反映了作者几十年来对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史学理论著述。

刘家和的《史学、经学与思想》，是作者近10年来关于“史学”“经学”“思想”这三方面所撰写的文章。作者认为，古代中国有发达的史学与经学，而且二者之间关系密切。中国的经学一般皆植根于历史主义的土壤之中，坚信真理只能从变化的动态中去把握，具有反实质主义的历史倾向；所以，史学与经学之间相互沟通。而且，中国古代哲学主体为历史智慧之学，以经世致用为目标，所以与历史学之经世致用的目标恰好互为表里。本书的目的在于说明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探讨中国历史与史学之特点。以史学与经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古史，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历史与学术思想，而且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上的特殊个性与中西异同，进而探讨中西古代理性结构的异同，从一个更深的层面了解中西文化特点的异同。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重在理论问题的探讨，如比较研究与世界势力、中国传统史学等。第二部分重在经学及其与史学关系的探讨。第三部分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或有思想史背景的文章，在其中还是可以看到经学与史学关系的内容。

瞿林东的《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集中体现了作者20多年来在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过程中，通过具体发掘中国古代史学所蕴含的理论成就，对于中国史学发展中的许多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索研究。这样集中对于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研讨的著作，在我国还是第一部。该书对于中国史学著作中所涉及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方面的各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认识。这些见解对于改变长期以来国内外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古代史学缺乏理论的看法，推进中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进而建立具有中国风范和中国气派的完善的中国史学的理论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朱本源的《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和西方历史思维模式的演进历程。本书包括两编十一章内容。第一编《绪论》，主要探讨历史、理论、方法论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对象。第二编《西方史学史中主要的历史思维模式》，共有八章，主要探讨历史思维定义、近代西方历史思维的主要取向，以及西方古典古代、基督教-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启蒙时代、浪漫主义、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的历史思维范型。作者深入探讨了“历史”的基本概念，回顾了近百年来西方史学不同学术流派在历史编纂学方法上所采取的不同模式，尤其是追溯并分析了西方史学史中各重要时段历史思维模式的发展演进历程，对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系统阐述。全书涵盖上下古今，论述纵横捭阖，体大思精、旁征博引，对中国古代、西方现代以及苏联的有关著作均有精辟的论断，展现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令人深思的史学见解。

李剑鸣的《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一书，以历史学家所应具备与重视的理论“修养”和研究“技艺”为出发点，结合古今中外学者的观点与见解，专题讨论了“历史学的特性”、“历史知识的性质”、“研究者的立场”、“研究者的学养”等历史学学科特性和对历史撰述主体的基本要求，同时对史学继承与创新、史料与史学、叙事与分析选题与研究等问题进行了专题阐发，所论专题之间看似各自独立，实则互相关联，是一本别具新意的著作。

李振宏、刘克辉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是一本立足于分析中国史学的理论著作，主要研究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该书是在初版、修订版的基础之上，历经20年出版的第三次修订本。全书共分三编，包括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史学本体论，是对史学研究活动本体进行反思的理论产物，回答历史认识活动的目的、性质及其意义，对何谓历史科学作出了全方位解读。历史认识论，集中回答历史知识如何形成以及怎样成为可能等问题，论证历史知识的可靠性及其局限，以便促进历史学家对认识成果保持清醒的批判性认识。史学方法论，是对史学研究的经验程序、思想方法、研究途径进行反思的理论产物，对史学研究的思维程序加以抽象化、形式化、相对固定化研究，解决历史认识手段、方法与途径的合理性与科学性问题，目的在于为如何获得正确的历史认识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三者相互结合，构成一个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史学概论》编写组撰写的《史学概论》，是史学概论教材类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述。编著者在认真分析研究了以往史学概论类著作的观念、框架、内容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具体历史事实，阐述了有关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基本问题。该书在反映中外史学成果与问题的过程中，力求体现中国特色，明确了何为历史、历史学、历史观，阐明了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学习和研究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西方史学的发展状况以及历史编纂与叙事的形式，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等重要问题，是一部史学概论类教材的集大成之作。

吴怀祺主编《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计有《总论·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辽金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近代前卷》和《近代后卷》十卷，以三百余万字的篇幅，论述了中国史学的深邃思想，展示了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本书具有三大特点：第一，科学地总结了中国的史学思想，注意从民族文化特点研究史学思想，重视揭示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民族特点，展示中华民族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和史学精神的深厚底蕴，是中国史学思想研究领域的拓荒之作。第二，扩大了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注意研究中国古代的经学、子学以及后来的玄学、理学和史学思想的变化与发展关系，这是作者在深入思考后所得出的认识。在研究中不断地扩大研究的视野，展示出我国各个民族对史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如辽金史学、元代的各个民族的史学成就，都有相当篇幅，立有专章加以叙述。第三，在研究中以“通识”的理念追求学术原创，寓论断于叙事之中，历史的研究与逻辑的研究相结合。例如，关于汉代经学形态的衍变与近代经学与晚清学风变化，关于魏晋南北朝的玄学“道本论”的解读，关于从唐代史馆的讨论进而分析史家群体，关于明朝史学思潮主流的思考等，都提出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

白寿彝主编六卷本《中国史学史》，是迄今篇帙最长、分量最重的中国史学通史著作。全书详细论述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任务、范围和意义，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及学科建设提出了全局性的观点，贯通通史精神，在中国史学发展的分期上注重将历史时代和史学自身特点相结合，将中国史学发展分阶段详加阐述：全书分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产生，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成长，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五代辽宋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明清时期（1840年前）——中国古代史学的嬗变，近代时期（1840～1919年）——中国近代史学。该书还侧重于对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的阐发，拓展了史学史的研究范围，反映了现阶段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整体水平。

仓修良的《中国古代史学史》，是一部高质量的史学史著作。本书是在他过去与魏得良合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修改扩充而成。作者对中国古代史学的产生、发展过程、规律等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论述，对于我国古代史书体裁的演变、史著的产生发展以及史学思想的演变、史学流派的形成、史学传统的传承等问题做了全面梳理。该书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和价值：一是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发展历程提出了严谨合理的分期；二是在翔实运用材料的基础上使撰述内容更加丰满；三是对古代通俗史学与史学通俗化问题给予充分关注和论述；四是具有治学严谨和实事求是的著述态度。该书的进一步完善和出版，不仅对于从事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学者了解我国古代史学发展概况具有参考价值，而且对于一般文史研究者和文史爱好者了解史学史知识也有很大帮助。

杜维运的三卷本《中国史学史》，首次把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内容置于中国史学通史的逻辑结构中阐述，是中国史学通史在中西比较研究方面的重要突破。该书在叙述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既注重以横向眼光比较中西史学观念，又注重以纵向眼光比较中西史学这两大不同史学发展系统的各自特征，目的是通过撰述中国史学史以及进行中西史学比较研究，达到深入认识中国史学、发展中国史学的目的。

傅玉璋、傅正的《明清史学史》，是一部断代史学史专著。正文部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专述明代史学，包括第一章至第三章内容；下编为清代史学部分，包括第四章至第十章内容。书前有傅振伦之《序》，对其子傅玉璋、孙女傅正的治学生涯及本书的内容特色有简要的介绍；书后有两个“附录”，一是傅玉璋小女傅样撰著的《明清档案馆库》，二是《主要参考书目》。本书特点在于不仅论述史家、史书、史学趋势、史学思想等传统史学史内容，而且设立专门章节论述方志学、地理学、目录学、野史、类书、丛书等内容。既有徐乾学、毕沅、夏燮、陈鹤、谷应泰、杨陆荣、李有棠、吴伟业等人在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史学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所做出的贡献，又有沈德符、陈建、邓元锡、张岱、查继佐、计六奇、温睿临等人在野史编纂上的成就，还有《四库全书总目》、“续三通”、“清三通”、“方略”、“纪略”、官私藏书目录等内容，研究清代前期学者在类书、丛书、典制体史著编纂以及目录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凡此种种，都较以往出版的贯通史学史与断代史学史内容宽泛丰满，风格新奇独特，凝结着三代学人数十年的心血。

乔治忠的《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分设六个专题，包括史学理论研讨、官方史学独见、史籍文献析微、清前史学述评、中日关联综论、章氏学术探赜。本书的编撰，缘于作者在潜心研究中国史学史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理念。作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主要特点，是形成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相比，最显著和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具备制度化、组织化、连续发展的官方史学。中国史学史主要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互为消长的发展进程。中国史学的萌芽，源自官方的记事制度。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主流，起自西周之初官方的“殷鉴”观念、春秋时期官方的“君举必书”等意识。中国传统史书的义例规范，萌芽于春秋时期官方记事所遵循的书法。作者指出，只有充分重视官方史学的研究，才能深入认识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机制、繁荣原因等深层理论性问题。

瞿林东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专门集中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著作。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历来有记录少数民族历史的传统。不仅历代皇朝编纂的各类史书中对周边民族的历史有所记载，而且中国境内不少民族也有自己的文字和历史记载。中国史学史应该包括少数民族史学史，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应该被纳入中国史学的研究范围，这是毫无疑义的。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对于中国史学学科的建设，推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加强民族凝聚力，以及在现实中对民族问题的妥善处理，都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已开始得到越来越多学者及有关专业研究机构的关注和重视，发表的论文数量逐渐增多。但是，与汉族史学研究相比，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目前仍然很薄弱，需要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进一步的研究。本书研究内容除包括契丹族、女真族、党项族、吐谷浑族、回鹘族等历史上的民族史学以外，还包括今天藏族、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史学，涉及少数民族史学的界定、理论与方法、研究范畴，以及历史上的民族观、民族史观、少数民族史学意识、少数民族历史史籍等方面内容，对于丰富和完善中华民族史学宝库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陈其泰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一书，专门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所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发扬与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探讨与发展前景等方面作了专门论述，是近年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部颇有分量的著述。

龚书铎、瞿林东主编的《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作为《中华大典·历史典》六个分典之一，经过前后20多年时间的辛勤编撰，率先出版。该《分典》共计600余万字，包括3个总部，53个分部，按类从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各类文献中辑出相关材料，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以类相从，展现出中国史学遗产中所蕴含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的基本文献，反映了中国古代历史学的面貌和特点，是目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一部大型类书，成为该研究领域在文献资料建设上的重大成果，对于本学科的资料积累乃至学科自身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分典》设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三个总部，体现了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学科建设的最新进展。每个总部均独立成书，展示出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成果；三个总部又密切关联，各有侧重，相互发明，浑然天成，构成《分典》的总体布局。该《分典》最鲜明的成就在于在类书编纂中突出了鲜明的学术特色，总结了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问题，全面展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拓宽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新领域，反映出中国当代史学发展的趋势和理论研究的最新局面及最高水平。三 展望前景

中国史学史研究，在经过20世纪30～40年代的草创时期，60年代初的活跃时期后，自80年代进入发展时期以来，经历了约90年的进程。其中，尤以21世纪初的前10年成绩最为突出，为学术界所瞩目。史学史本是反思的学科，而反思是为了进取。在回顾2001～2010年这10年间的成绩的同时，我们自然要展望它的未来前景。我们认为，加强理论研究、专题研究、比较研究和史学批评，应是这一前景中的重要内容。

谈到理论研究，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中国史学上有重视思想和理论的传统，同时也要认识到在继承这个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中国史学发展的要求，推进理论方面的研究。清代史家章学诚曾概括了中国古代史家阐述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未尝离事而言理”。认识了这一特点，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家的思想、理论会产生一种新的理解。近代以来，梁启超倡导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历史哲学指导历史研究，认为这是衡量“良史”的基本标准。此后，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直到刘大年、尹达、白寿彝等，都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方法论研究历史，并做出了多方面的学术贡献。可见中国史学自古以来，有重视思想、理论的优良传统，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这一传统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但其总的趋势却是贯穿古今的。为了推动中国史学史进一步走向世界，为了使外国学者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史学的历史和现状，我们应当考虑把理论问题提到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位置上来。

专题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广泛开展，并取得可观的成绩，对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深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里说的专题研究，是要更加着眼于通识，即以通识的眼光对某一专题作贯通的考察和论述。如史学家对于历史本身发展过程认识的研究，史学家对于史学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研究，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研究，对于历代“正史”中的书志的研究，对于唐宋以下历代笔记（包括考辨笔记）的研究等，都有广阔的空间。以上这些，都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专题，而可以列为专题做系统的和贯通的研究，当然远不止于此。可供开拓的领域是极为广阔的。我们可以预期，这些专题研究的展开，必将把中国史学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这里说的比较研究，主要是指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大致说来，在中国史学界，中外历史比较开展较早，中外史学比较从20世纪80年代初才逐步受到重视并有所开展，近30年来，取得了一些成绩。当今，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形势下，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中国史学的发展同样面临着这一新的历史环境。可以预见的是，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史学史研究领域的重点之一。在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杜维运、刘家和两位教授所做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启示：第一，比较研究的目的在于以平和的心态认识被比较的双方，借鉴各方的优长之处，推动史学的发展。第二，比较研究重在从大处着眼，不斤斤计较某一具体问题的长短得失。第三，比较研究的一个核心所在，是揭示各方的特点，说明史学发展中的共性与个性；因此，不应以一方所具有的特点作为衡量、判断另一方的坐标或准绳。第四，史学的比较研究只有建立在历史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预期的积极成果。

关于史学批评，我们认为，史学发展的最终动力是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但作为史学活动的主体，史学家们的主观能动作用也是推动史学进步的重要因素。一般说来，史学批评往往可以反映出这种历史动力和主观能动性对史学提出的新要求，促使它获得新的发展。在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史学批评总是同它结伴而行的，并成为中国史学整体中一个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首先，史学批评促进了史学理论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没有史学批评的展开便没有史学理论的发展。其次，史学批评是史学联系社会的桥梁，它对于扩大史学的社会影响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再次，史学批评对史学的发展，还有拾遗补阙和匡正谬误的作用。总之，史学批评一方面推动史学的发展，同时也为史学史研究积累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思想史料。

中国史学史研究也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但以上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应当受到中国史学史研究者更多的重视。我们相信，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中国史学史研究将取得更新的进展。[1]

罗马史学述评

摘要：罗马史学是罗马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人作为罗马史学记录和研究的对象，在罗马的史学传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罗马史学的全盛出现于帝国时期。庞大的帝国为地中海地区赢得了300余年的安定与和平，而长时间的社会稳定与政治实践又为罗马史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研究标本。与希腊史学相比，罗马史学的独特性也是不言而喻的。罗马史学在众多拉丁、希腊学者的努力下，终于走到了当时西方世界的前列。

关键词：罗马史学 贯通 评述

罗马史学是罗马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罗马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人作为罗马史学记录和研究的对象，在罗马的史学传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人的行为尤其是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行为构成了罗马史学的主体，人的决策更为罗马史家提供了丰厚的反思素材。本文只想就罗马史学的发展过程作一简单的梳理与评述，以求从贯通中重新审视罗马史学的特点。一

罗马早先的史学起源于年代记汇编。汇编所记的内容包括农业情况、气候、天灾、异兆、占卜、公共祭祀、宗教活动、选举以及在职高官姓名等。记录由大祭司集团负责积累保存，史称“大祭司年代记”。西塞罗（Cicero）说：“为了保存对公共事件的记忆，自罗马建业直至大祭司长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Publius Mucius），大祭司长把每年发生的所有大事写在白板（tabula alba）上，置于宅前，以让[2]人民熟知其事”。它们被称作大年代记。大年代记的作者从严格意[3]义上说，还只是一些“叙述者”，不知道“用什么美化语言。”

公元前3世纪末叶，罗马人开始撰写自己的历史。那时，罗马已崛起于地中海西部地区。它征服了意大利，打败了海上强国——迦太基。在与地中海其他先进文化的接触过程中，罗马人逐渐有了追溯自己根源、记录先人丰功伟绩的需要。罗马最早的历史学者于是应运而生。正如波尔基乌斯·李基努斯（Porcius Licius）所说：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缪斯展翅飞至罗慕鲁斯那尚武之后人的国

[4]度。

这段话既适合于罗马的诗歌艺术，也适合于历史学。

当然，此时的罗马已经与传说中的罗马建城年代相差了500多年。要恢复这一段历史，历史工作者就得在收集和整理资料等方面下大功夫。

在罗马，最早写罗马史的人，受希腊影响较深，不仅学希腊人著史的方法和体裁，而且还用希腊文来创作罗马史。其中著名的学者有皮克脱（Pictor）和琴其乌斯（Cincius）。

皮克脱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末，参加过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6年，他是元老院派去特尔斐求神签的代表团成员之一。他的《罗马史》从远古神话时代写起，一直写到他自己的时代。可惜只有极少的片断保留至今。

与皮克脱同时的有琴其乌斯。琴其乌斯是罗马元老，参加过第二次布匿战争，是坎尼战役的幸存者。他用希腊文写过一部《罗马史》，属通史性质。

老迦图是第一个用拉丁语写《罗马史》的罗马人。迦图（Cato，公元前234～前149年）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学者。他出身农民，参加过第二次布匿战争和对安提奥库斯三世（Antiochus Ⅲ）的战争，在罗马政界影响较大。科尔涅里乌斯·那波斯认为：迦图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一位熟悉农事的农夫、一位国事精通者、一位杰出的法学家、一位伟大的将军、一位值得称赞的演说家。他热衷于文学研究，尽管他在晚年才开始从事文学著述，但仍取得了巨大的成[5]就，以致人们发现他对希腊和意大利的历史掌故如数家珍”。

迦图不赞成亦步亦趋地学习希腊文化，而主张发扬与发展罗马人自己的文化。他认为，罗马人根本不同于希腊人，希腊人常常把成就归于少数个人，而罗马人则归于集体的智慧。他用拉丁文发表过100多篇演说，写作过至少7部著作。《创始记》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此书早已失传，现仅存断片143块。全书共7卷，从罗马及其他意大利城市的起源和远古历史写起，一直写到马其顿战争胜利（公元前168年）及其以后数年的事。迦图写史的目的显然不是为记事，而是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想以此唤起罗马人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以爱国主义的道德观塑造年轻一代的拉丁民族性格。这本书的最大缺点是对个人崇拜深恶痛绝，对个人的作用不惜一顾。全书避而不提罗马伟大统帅的名字，但对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一只迦太基大象却涉笔良多。这显然符合其“公民至上”的历史观。[6]

大约与此同时，在罗马出现了一部《大年代记》。据说这是由公元前130年的大祭司长斯恺沃拉（Scaevola）主持编纂而成的。此书共80卷，以历年积累起来的大祭司记录为基础，并补充一些罗马早期的档案材料。它虽然只具有资料汇编性质，但对罗马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在罗马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希腊籍罗马史作家，即麦加罗波利斯的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公元前200～前118年）。

波利比乌斯为希腊贵族，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当过兵，打过仗。公元前168年，担任希腊联军的骑兵指挥官参与希腊人反抗罗马人的战斗。失败后，作为希腊交给罗马的1000名人质之一被带往罗马。在罗马期间，波利比乌斯被罗马将军爱米利乌斯·鲍鲁斯（Aemilius Paulus）聘为家庭教师，担任鲍鲁斯之子，即后来攻陷迦太基城的小西庇阿（Scipio）的老师。波利比乌斯作为人质在罗马滞留16年，名义上受监管，实际上却享有很大的自由。公元前151年，他被释回家；公元前146年，作为小阿非利加·西庇阿的幕僚，他曾目睹迦太基城陷落的情景；公元前118年，82岁高龄的波利比乌斯坠马于回家途中，不幸去世。波利比乌斯生活的时代恰好是罗马走向巨大成功的时代。昔日的地中海强国如迦太基、马其顿、叙利亚等纷纷倒在了罗马脚下，或被征服，或被击败，原来分散的地中海历史开始向联系密切的整体型历史发展。波利比乌斯看到了这一历史上少有的转型过程，而且自觉地用文字将它记录、撰述下来，完成了由客观事实向概念化事实的转变过程，为后人提供了探究大国崛起的经典范本。

波利比乌斯所著《历史》，起自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终于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前后90余年。全书共40卷，其中前5卷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余各卷则残缺不全。现存的作品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波利比乌斯在《历史》的结尾部分保存了全书的大[7]致内容：“我将以提麦乌斯（Timaeus）的历史结束之处作为我的两卷引言的起点（公元前264年），然后简要回顾一下在意大利、西西里和阿非利加发生的事，因为提麦乌斯在他的历史中只是提到了这些地区。在讲到汉尼拔担任迦太基军队指挥、德米特留斯之子腓力（Philip，son of Demetrius）成为马其顿国王、斯巴达的克立奥蒙尼（Cleomenes of Sparta）被逐出希腊、安提奥库斯（Antiochus）继承叙利亚王位以及托勒密·菲罗帕托（Ptolemy Philopator）继承埃及王位时，我又把奥林匹亚第139纪作为新的起点。从那时起，我便开始讲述整个世界的通史，以奥林匹亚纪划分时间段，又将每阶段划分为年，然后对世界各地区的一系列事件进行比较描述，直到迦太基陷落、亚加亚人与罗马人在伊斯穆斯的战斗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希腊局势的处[8]理为止。”波利比乌斯希望学子们通过学习他的作品，能够“了解整个世界是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下，如何被置于罗马的大一统之下[9]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波利比乌斯所著《历史》的主要特点是主题明确，写作系统，有计划。他在全书之始就认为他所选的主题会促使人们热心于研读他的著作。他说：“我敢肯定，没有一个人会冷漠和怠惰到如此程度，以致不想了解，罗马人究竟是以何种手段、在何种政制下，用不到53年的时间，成功地将世界上几乎所有人类居住的地方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又有谁能如此沉湎于其他[10]事物的钻研，而对比此类知识更重要的事情无动于衷呢？”他说：以前的一切大帝国，如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等，或时间很短，[11]或偏于一隅，只有罗马才“将整个世界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认为罗马大统一局面的形成既是命运之神安排的结果，同时也是罗马人奋斗的结果。他明确指出：“罗马人的兴盛并非像某些希腊作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出于偶然机遇、在不自主的情况下产生的。相反，罗马人在如此充满风险的宏伟大业中培养、训练了自己。那么很自然，他[12]们不仅获得了追求世界霸权的勇气，而且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史家有责任将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记录下来。

波利比乌斯强调，历史作者一定要书写真实情况。他认为，一旦某人担负起“史学家”这一角色，就应该秉笔直书：“如果敌人的行为值得称赞，他就应该赞扬敌人，并且给予他们最高的赞誉；如果他最亲密的朋友犯有错误，他也有责任批评，甚至是严厉斥责他们。这是因为，正如一个活的生物，若是失去双目，就完全丧失了能力；同样，若历史失去真实，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一个随意的传说。因此，我们应敢于谴责朋友、颂扬敌人，也不必担心对同样的人物时而褒奖，时而批评，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可能总是正确的，也不可能总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在叙述中不要过于注重那些人物，而要对人们[13]的行动给予公正的评判。”波利比乌斯明确指出：要做好写史工作，史家需具备下述主要条件：第一应有个人的从政经验；第二应有接近档案资料的条件，努力收集可信的资料；第三应有广泛旅行考察的经历。

波利比乌斯坚持发表自己从历史中提炼出来的意见。例如：罗马人将被征服地区的一些物品转运到自己的城内。波利比乌斯与其他的一些学者都认为：“这种行为在当时是错误的，就是到现在也仍然是错误的。因为，罗马人如果原先就依靠这些东西来成就国家的事业，那么，他们将那些用于装饰门面的物品运回国内显然就是正确的。反之，如果他们是在生活俭朴、远离这些外表豪华的情况下，不断战胜那些拥有最多、最好奢侈品的人的，那么我们能不认为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了吗？放弃胜利者的惯例，效仿被征服者的习俗，不仅将这些物品据为己有，还同时引起伴随财富而来的嫉妒——这是身居权势的人最畏惧的事——这确实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失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当一个人凝视这样一些艺术品时，他与其说是羡慕那些占有别人财产的人的好运，不如说是怜悯并且羡慕原先的物主。当这种机会愈加频繁、得胜者在身边聚积了其他民族的一切财宝，而这些财宝几乎可谓是特意招引了那些被剥夺者前来观看时，事情就会变得更加糟糕。因为此时，看到这一切的人们自然会回想起自己的灾难，他们所同情的已不再是邻人，而是他们自己。因此，在他们心中所引发的不仅是对幸运者的妒忌，而且是某种深恶痛绝的仇恨。这是因为回忆自己所遭受的不幸，会激起他们对肇事者的怨恨。或许，侵吞所有那些金银财宝的确有很好的理由：因为，不削弱他人的资源、增强自己的实力，罗马人就不可能确立世界帝国的目标。然而，如果他们最初就放弃那些对增强实力并未帮助的东西，摆脱因霸占而产生的嫉妒，并以尊严和宽宏大量的行为，而非以绘画和浮雕装点自己的城市，这对[14]他们来说却是有可能做到的。”波利比乌斯讲这些话的目的是：给所有那些帝国继承者们一个教训：“用他人的不幸来装饰自己的国[15]家，并带着这种信念去洗劫别人的城市”是不应该的。波利比乌斯的作品既有服务未来的作用，更有服务当下的责任。

波利比乌斯为罗马史学构建了一座高山。史学的价值、史学的作用以及史学的本质都在其探讨的视野之中。他用自己的智慧定位了公元前2世纪的地中海世界，并赋予其崭新的意义；他虽然不承担为罗马传承文化的使命，但他的作品在客观上为罗马创造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化帝国”；他是一位“善判断、识大势”的史学大师，但同时也是一位务实的希腊人。在“逃避”还是“欢迎”罗马统治的原则问题上，他以历史家特有的眼光和方法向希腊的民众证明，“世界”已经进入了属于罗马统治的新时期，希腊世界应该适应罗马的统治。波利比乌斯把罗马的史学推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二

公元前133年以后，罗马进入了长达百年的内战期。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一批带有怀旧情绪的传统主义者应运而出。他们以古罗马为荣，借古讽今。这些人中最著名的要数百科全书型学者瓦罗。马尔库斯·瓦罗（Marcus Varro）写过多种学科的著作，其中关于罗马考古的就有数十篇之多，可惜只有很少一部分流传下来。

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年代史家把注意力更集中于当代史，不严肃地处置史实之风开始盛行。安提阿斯（Antias）写了一部内容庞杂、修辞华丽的《建城以来的罗马史》。全书约75卷，从罗马起源一直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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