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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庄士敦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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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的黄昏试读：

译者前言

该书初版于1934年的伦敦，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其扉页题字：“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落款：“他的忠诚与依恋的臣仆及教师庄士敦。”书前有《宣统皇帝御序》：“……仓皇颠沛之际，唯庄士敦知之最详，今乃能秉笔记其所历，多他人所不及知者。”“多他人所不及知者”，道出了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溥仪被质押苏联期间，苏联人就是以这本书为线索对他进行讯问的。20世纪60年代初，溥仪编撰《我的前半生》一书，绝大部分史料亦参照庄士敦这本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如内务府同庄士敦斗法，把一人高的金塔抬到庄府让他卖钱一事，就基本上按庄士敦的回忆重叙了一遍；有关建福宫大火的损失清单，字画古玩焚毁的数字，《我的前半生》也是照抄《紫禁城的黄昏》；1924年11月29日，庄士敦陪同溥仪逃出醇王府去德国医院再赴日本兵营寻求庇护，《我的前半生》也基本上以庄士敦的回忆为蓝本……凡此，均可见该书的史料价值。《紫禁城的黄昏》行文老辣，颇有文采。该书也是毛泽东喜欢的书籍之一，据毛泽东的英文教师章含之回忆，当年他们练习英文文法时，所列的参考书中即有庄士敦这本书。

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英国人，先后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他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走遍中国二十多个省，是近代来华的外国人中最富于传奇色彩的，而其传奇经历中最神秘的部分，莫过于担任溥仪英文教师的那五年。他的学生、溥仪的“伴读”溥佳在1964年的文章里这样回忆庄士敦：“他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就专门研究东方古典文学和历史……到中国以后又读了不少佛家释典，感到东方的佛教理论要比基督教的圣经不知高深多少倍，从此对基督教非常鄙视，也不到教堂做礼拜了。他写过一本书，名为《大地众生成佛》；还和英国一个神甫经常通信，用佛教理论来驳斥圣经……庄士敦对中国封建官僚的派头极为欣赏。他在家里或是拜访王公旧臣时，总愿意人家称他‘庄大人’。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着‘庄士敦’，下面还印上‘志道’。这是他的别号，非常喜欢人家称他‘志道先生’。他每次和陈宝琛、朱益藩以及王公旧臣见面，也总爱学中国官场的样子，拱手为礼。”

庄士敦努力向溥仪传授西方先进思想，甚至把《新青年》这样的激进刊物带到宫里给溥仪开阔眼界，这使溥仪越来越不满于祖上的陈规陋习，并在紫禁城里面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很多年后，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承认，庄士敦已经成为他灵魂中的重要部分。

庄士敦努力传播西方文化，而他自己却被中国文化同化了。他穿着长袍马褂，头上是二品花翎顶戴，像前清遗老一样迈方步，见人时拱手作揖。他还参与了溥仪复辟帝制的活动，并与当时中国的革命派针锋相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与辜鸿铭颇为相似，两人都受过西方文化的洗礼，也都过犹不及地袒护中国的传统，比如帝制。

1931年，庄士敦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英国，在伦敦大学任中文教授，兼任伦敦东方语言学校远东语言文化部主任。钱钟书先生留学英国时，就曾受过他的指导。

庄士敦忘不了自己在中国的三十多年。他以中国人的名义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作《一个中国人对于在华教会人士的意见》，得罪了英美教士，很不为当时舆论所容。忧伤的庄士敦更感孤独，就用《紫禁城的黄昏》所得的稿费买了一个小岛，在岛上挂起了伪满洲国的国旗，怀念他的“皇上”。每逢年节，他就穿起清朝的服装，邀请亲友到岛上相聚。如此数年，从未放弃。他1938年去世，终身未娶。《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是庄士敦心血的结晶。作为晚清和民国的亲历者，他的叙述真实、生动、鲜活；作为帝制的拥护者、英国政府的官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失偏颇，有时候甚至无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感情。比如说，他对“满蒙帝国”的推崇、对于日本人的偏袒、对于冯玉祥的敌视、对于伪满洲国的认同，都体现了他的狭隘之处。

我们这次翻译，一方面，要展示庄著的原貌；另一方面，通过“注释”及“附录”的方式补充相关资料，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事实。对于庄著中的谬误之处，我们进行了修正或批驳。这些注释工作都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供读者自行评裁。

自序

1901年7月25日上午11时左右，一位有着特殊使命的中国贵族登陆香港。他身穿丝绸外套，头戴清朝最高级别的红色花翎，满身华贵，而气质上却略带羞怯，甚至有些孩子气。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英国官员恭候在码头上，代表当地政府欢迎他进入英国殖民地。路旁围了很多中国人，表情木然，又似乎充满好奇，一群警察负责维持秩序，把他们挡在一定的距离之外。4名红衣轿夫迅速地把他抬出了码头。一刻钟之后，他已经到达总督府，受到了英国皇家殖民地总督的接待。

这位著名的来访者，便是当时中国皇帝的兄弟醇亲王，接待他的是英王爱德华七世在香港的代表亨利·布莱克爵士。

这是中国亲王首次登陆香港，值得纪念。不过，港英当局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迎接他，也没有什么正式的仪式。当醇亲王乘坐的德国巴伐利亚号轮船入港的时候，英军并没有向他敬礼，更没有按照常规鸣炮欢迎；甚至在上岸后，英国人也没有安排仪仗队。之所以如此，并非英国人轻慢，而是尊重醇亲王自己的意愿。醇亲王此行的任务令他感到屈辱，作为一位有着皇族血统的亲王，他希望低调行事。1900年6月20日，德国驻中国大使冯·克林德男爵在北京街头被一名“拳匪”打死，此事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迫使清廷接受了一系列屈辱的和平条约。醇亲王此行，就是为了奔赴德国，替“天子”向德皇谢罪。这在中国人眼里无疑是奇耻大辱，长期以来，中国人都觉得德国只是个小小的属国，德皇只不过是傲慢无礼的部落首领而已。

醇亲王从德国返回后，慈禧太后替他做主，娶内阁大学士荣禄之女为妻。1906年2月，长子溥仪诞生。1908年12月，不满3岁的溥仪即位，成为大清王朝的末代皇帝。由于皇帝年幼，醇亲王以摄政王身份主持政务，成为动荡不安的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

在醇亲王借道香港出使德国之后不久，另一位皇室成员载振亲王也途经香港，代表清帝赴英参加英王爱德华的加冕典礼。此行并不令人屈辱，所以他经过香港时的礼仪规格无一减免。

这两个人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清朝皇室成员，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们成了我最熟悉的中国人。

在认识他们之前，我已经认识了一位中国人，此人与大清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在中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甚至比上述两位亲王荣耀得多。1898年圣诞节，我第一次来到香港。那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政治事变，失败一方的领导者避难香港。康有为，当时最受中国人推崇也最被中国人痛恨的知识分子。维新派希望中国强大起来，在世界之林中受到应有的尊重，这些人把康有为奉为楷模，倍加推崇，努力效仿；而一群头脑僵化的腐儒则对康有为恨之入骨，同时又心怀忌惮，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毋须向西方“夷狄”学习。

第一次见到康有为的时候，他正沉浸在对“六君子”的哀悼之中。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也在“六君子”之列，“六君子”在事变之后没有逃亡，沦为慈禧太后及其手下发泄怨恨的牺牲品。康有为虽然逃到了香港，但仍不安全，清廷悬赏巨资捉拿他，无论生死。尽管英国政府严加保护，他还是面临被暗杀的危险。在香港躲了几天之后，康有为南下新加坡，最后到达欧洲和美洲。清廷的悬赏令如影随形，使他始终活在密探的威胁之中。只要老太后一息尚存，康有为就只能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多年以后，他重新回到祖国，但仍然需要东躲西藏、四处漂泊，直至去世。

本书的目的，是记录“紫禁城的黄昏时期”，共约13年，始于“共和”建立的1912年初，终于1924年11月溥仪皇帝被驱逐出宫。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这段历史，我认为有必要从黄昏到来之前的夕阳谈起，直到黄昏之后的黑夜。所以本书的跨度延展为34年，始于1898年那场由光绪皇帝和康有为领导的变法，终于1931年末代皇帝返回故乡以及1932年的满洲危机。

1898：“百日维新”

任人宰割的大清王朝

在整个19世纪，清王朝的权威不断地被削弱。内乱以及灾难性的对外战争此起彼伏，动摇了皇权的基础，清王朝开始土崩瓦解。1894年，堂堂中华帝国被打倒了，而对手是她从未放在眼里的小小岛国日本。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台湾变成了日本的一部分，三年之后，中国又失去了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和大连港。这时候俄国出面了，装模作样地帮着中国说话，逼迫日本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结果是什么呢？俄国获得了更多的中国领土，大大增强了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地位。1898年在中国东北居住过的英商说，“俄国在进行着对这个国家的事实上的吞并”；一位英国传教士则称，“俄国和他们的全部传教士都把中国东北视为俄国领土，仅名义除外”。不应忽略这样的事实：在俄国如此明目张胆吞并中国土地的时候，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更没有表示反抗。毫无疑问，如果没有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如果日本没有从俄国手中抢走中国东北，那么今天的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就会在事实上和名义上都成为俄国的一个省。

在1898年的中国，被抢走的土地不仅仅是台湾和东北。那年，西方列强争夺中国港口、租界和“势力范围”的活动达到了顶点。德国抢到了胶州地区，其中包括天然良港青岛。英国把近300平方英里的威海卫变成自己的租界，在此后的32年里，这一地区等同于英国的殖民地；面积与威海卫差不多的香港地区，也在这一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租期99年。临近香港的广东省南部沿海地区被法国“租借”。意大利也对浙江省的一个港口提出要求，却被中国成功地抵制了，这件事使意大利内阁丢尽了脸面，在全世界面前抬不起头，甚至因而倒台；中国人为此非常震惊，他们想不到自己可以如此勇敢。

西方人以为瓜分中国很简单，只要甩开膀子去干就行，不会遇到中国政府和人民哪怕一点点的厌恶和愤怒。他们错了。随着侵略的展开，他们不得不把军事行动转变为“文明”渗透。在此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里，中国人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很少关注其他民族；现在他们开始清晰地认识到，世界是由各种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各民族之间充满竞争甚至对抗。中华民族人口最多，其土地之广阔是其他任何民族都难以企及的；然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很低，无人尊重，有些国家的人口和版图仅为中国的1/20，但居然比中国强大。

中国人过分骄傲和敏感，他们不愿接受现实。毫无疑问，西方人和日本人已经超过了他们，但他们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幸运的是，某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现实面前睁开了眼睛，进行了探索和思考。于是，改革派诞生了。其右派崇尚渐变，反对一切灾难性的变革，希望在现有体制内进行改良；左派则认为现有体制毫无活力，难以依靠，所以应该从根本上重建国家，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重起炉灶。左派的思路是革命性的，但充满危险，只要大清王朝仍然苟延残喘，这样的重建就要遭到镇压。

康有为与光绪

康有为是19世纪90年代中国维新运动最杰出的领袖，由于籍贯是广东南海，其弟子尊称他为“南海”。他忠于大清，向光绪皇帝递交了一封奏折，直接导致了1898年那场著名而短命的“百日维新”运动。对于掌握着中国命运的大多数统治者来说，康有为是最危险的叛乱分子，必先除之而后快。统治集团的迫害使康有为充满愤恨，而对于中国的前途则满怀忧虑。他猛烈抨击中国正统说教，把大清官僚政治比喻为令人恐怖和憎恶的东西。康有为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使他在15年之后被当作了保守派和顽固派，遭到了人们的嘲笑。

在把“异端邪说”介绍给皇帝之前，康有为已经享有崇高的声誉。他不遗余力地倡导政治改革，并对儒家经典作出全新的阐释，因而成为“今文学派”的领袖(“古文学派”领袖是章太炎)。不过，他一直忠于皇权，并把孔子尊为中华文明的精神之祖。1898年的时候，他的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大批激情洋溢的学生。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青年导师，康有为的名声从广东传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这引起了某些达官贵人的关注，包括湖南巡抚陈宝箴、翰林学士兼监察御史许景澄、皇帝师傅翁同龢。

翁同龢，江苏常熟人。1856年，他首次参加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一举考中所有中国学子梦寐以求的状元。之后一帆风顺，先后出任户部尚书、大学士和同文馆(一所在北京新建的语言学院)总教习等。翁同龢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书法家，被看作刘墉的继承者，而刘墉是乾隆盛世的文坛领袖。后来，翁同龢被任命为皇帝的师傅，先后服侍了同治和光绪两代皇帝。

翁同龢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学大师，但思想开放，对康有为颇有好感。翁同龢与志同道合的陈宝箴、许景澄等人商议后，在1898年初把康有为推荐给了光绪皇帝，而且与光绪讨论了这位改革家的政治观点。对于一般朝臣而言，要觐见皇上并与其展开讨论，实在是难上加难；但对于翁同龢并非如此。他是皇帝的老师，不必凡事都通过呈报和恩准。1898年的光绪皇帝年近三十，不再修学，但是翁同龢作为帝师却是终生的特权，他可以私下觐见光绪，甚至可以直接向皇帝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不必遮遮掩掩，也不必拘泥于繁文缛节。这种特权让其他官员十分羡慕甚至嫉妒，因为礼仪的繁简表明其与皇帝关系的亲疏。在清朝宫廷里，翁同龢无疑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把改革者康有为介绍给皇帝，这件事意义非凡。我们可以推断，翁同龢心胸开阔，已经摆脱了官场上同僚之间互相敌视和妒忌的恶习，并从迂腐的儒家观念中完全解脱出来；我们也可以从这件事中推断，光绪皇帝并不像传说中那样智力低下、毫无作为——之所以有这样的传说，可能是某些人为了引起民众对皇帝的怜悯而凭空杜撰的。事实上，紫禁城内的所有人，包括皇太后在内，没有人比翁同龢更了解光绪皇帝的性格和能力；如果翁同龢认为皇帝既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实践康有为的改革计划，那么他就不会与皇帝商量此事。

1898年春天，康有为第一次觐见光绪皇帝。很多年后，我曾几次与康有为谈起那年发生的事情，康有为对这次觐见记忆犹新，一提起光绪皇帝就心潮澎湃，除了颂扬之外就没有其他的评价了。康有为是一位激进的改革家，如果发现自己的国君不能心怀天下，或者缺乏治国平天下的才能，那么他肯定会掉转矛头反对清王朝。当时，反对清王朝的队伍日益扩大，人们确信，清室气数已尽，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扫除清王朝这个障碍。康有为是激进的改革派，毫无疑问曾经有过上述想法，不过，当他面见光绪皇帝之后，就抛弃了这些想法。他发现，光绪皇帝不仅支持维新运动，而且希望亲自领导这一运动。

有人把康有为当成皇帝的老师，事实上他从未担任此职。在他仅有的几次觐见中，皇帝授予他一项特权，允许他直接将奏折呈给皇上，无须通过官府的层层审批。面对如此恩典，康有为感激涕零。1898年夏天，在名垂青史的“百日维新”过程中，他的一系列奏折很快转化为了改革诏令，这些诏令引起轩然大波，少数的自由思想家感到震惊和兴奋，而广大的保守派则非常愤怒并表示强烈抗议。

保守派批评道，这些改革构想是草率的，不适应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而且有违中国文化的精神。康有为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的某些设想的确是不恰当的，比如说要放弃中国服饰而改穿西服，这意味着中国的丝绸工业将被迅速摧毁。不过他坚持认为，改革的大部分目标以及为之进行的论战，是有理有据的。康有为和光绪的改革梦想遭遇失败，并不是因为不合理或脱离现实，而是因为改革者自身的性格与能力还有欠缺。

太后压倒了皇帝

1875年，光绪登基，但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清朝的真正统治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慈禧太后是咸丰皇帝的遗孀，是同治皇帝的生母。她所居住的宫殿坐落在紫禁城西部，故称“西太后”，另外她还被尊称为“老佛爷”和“老祖宗”。从1875年开始，慈禧太后实际上是摄政王。按照中国传统，女人不能名正言顺地成为摄政王，皇后或太后如果想发挥摄政作用，就要“垂帘听政”，也就是在处理国家政务时把身体隐藏在帘子后面。这个成语自唐高宗以来沿用至今。当皇帝成人后，皇后或太后放弃摄政，称为“归政”或“撤帘”。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女人曾经垂帘听政，在西太后之前，还有宋代的两个太后。

1888年，清廷颁布了两个重要诏令：一个宣布光绪皇帝即将大婚(按照中国风俗，结婚表示他将成人)，另一个宣布来年2月太后归政。同年，官方宣布颐和园即将竣工，宫廷内部的人知道，颐和园是西太后撤帘后的休养生息之所。

光绪大婚是在1889年初，当时他18岁。婚礼过后不久，他又举行了亲政仪式，开始担负起大清帝国的统治权。他的皇后(后称隆裕)是慈禧太后兄弟桂祥的女儿，太后希望通过这个婚姻亲上加亲，加强她和她所属的叶赫那拉氏的地位。

按照惯例，皇帝还要娶若干妃子。在这些妃子中有一对姐妹，时年分别为15岁和13岁，姐姐被称为瑾妃，1924年去世，谥号端康；妹妹被称为珍妃，25岁时凄惨地死去。

在第二次摄政之后，慈禧太后似乎心甘情愿地把政权归还给了光绪皇帝，人们既没有因此而赞美她，也没有对她起过疑心。当时她54岁，已经到了隐退的年纪。太后归政之后，改变了自己在紫禁城内的住处，从慈宁宫迁往宁寿宫。此举符合紫禁城的传统，表示新政权、新秩序的建立，表示让皇帝担负起管理国家的全部职责。这是有旧例可循的。1795年，已经在位60年的乾隆皇帝隐退，迁往宁寿宫。九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慈禧太后隐退，所选的落脚之处也是宁寿宫。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君主之一，宁寿宫也因乾隆而颇有声誉。这可能就是慈禧太后选中此宫的原因。

无论是乾隆皇帝的隐退还是慈禧太后的归政，都只是名义上的。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任何尊严和权力。如果用“让位”和“退休”来形容1795年以后的乾隆皇帝，或者1872年及1889年之后的慈禧太后，会在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头脑中造成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乾隆为例，他在1795年让位，由“皇帝”改称“太上皇”，以便让继承者在老皇帝还活着的时候登上皇位。此后，在宫内乃至全国，乾隆实际上成为一个比让位前更权威、更辉煌的人物。他摆脱了作为皇帝必须处理的烦琐公务，只是提纲挈领地掌握着最重要的权力；如果愿意，他可以否定现任皇帝的所有决策，或者置之不理。退一步说，即使“太上皇”厌倦了作为皇帝的责任和排场，希望自己的继承人去享用皇帝的特权，即使他不问世事，只醉心于长生之道，他仍然会被群臣尊为国家元首，被看作终极权威。在所有诏令中，他的名字都列在皇帝之上；只要他还活着，甚至皇帝也要向他下跪。

归政后的慈禧太后当然不像乾隆那样威风，但其地位仍然超越皇帝。对“老佛爷”而言，这种荣耀并不过分，因为她在皇家谱系中的位置无人能比；即使她没有两次摄政，也应该列于光绪皇帝之前，因为她不仅是前皇帝之母，而且辈分较高。不仅如此，如果光绪皇帝死在她之前，那么她将成为继位者的二世祖，有资格获得更高的“太皇太后”头衔。在本书后面我们将看到，在1908年光绪去世后的短暂时间里，她成了“太皇太后”，并以此名义下葬。

中国的“太”字，实在是意蕴非凡，英文中没有任何一个词能与其对应。正如“慈禧太后”又被称为“老佛爷”，都是要使人们相信，她一定具有非凡的能量，否则一个寡妇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呢？事实上，不仅“太后”居于皇帝和皇后之前，甚至已故皇帝的二等配偶——“太妃”也居于皇帝和皇后之前。当皇帝和皇后觐见太后或太妃时，或在自己的宫中接驾时，如果没有得到太后或太妃的允许，是不能落座的。我曾几次陪同宣统皇帝到端康皇太妃居住的宫殿，发现宣统皇帝总是心怀敬畏，言谈举止极其小心，因为端康的地位比他更尊贵。面对太妃尚且如此，面对太后时就更是战战兢兢了。

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遗孀都能代替皇帝执政。太妃必须升至太后才有这个资格，即使太后得到了执政的机会，也只能“垂帘”(如“老佛爷”那样)，而不能彻底代替皇帝。从法律角度看，之所以让太后拥有比皇帝还高的地位，是为了便于牵制皇帝，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暂时或永远地废黜皇帝；她甚至不用“垂帘”，而是按照规定颁布“紧急诏令”，其权力几乎不受限制。在中国，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并不会遭到太多指责，至少不会被看作谋反。虽然如此，太后也不会轻易使用这项特权，除非她确信自己在统治阶层内部拥有足够多的支持者。太后的这种地位使她很容易成为“反对党”的领袖，他们会联合起来，与皇帝身边的羽翼抗衡。可以说，中国皇太后的作用类似于英国议会上院。

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中国甚至连最忠诚的保皇党人也对光绪皇帝的不幸遭遇不闻不问。他们忠于皇权，但皇权的代表者并不只是光绪皇帝，还有慈禧太后。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容忍慈禧的错误和罪恶，才会忽略光绪的苦痛。

对我们西方人来说，皇太后不应该成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如果她不但能做到这一点，而且赢得了尊重，就更是匪夷所思。可是在中国，这种事情很容易理解。中国的伦理道德讲究“孝为纲常之首”，中国人认为，长辈在青年人面前永远享有权威，而青年人永远不能不尊重或不服从长辈。这是中国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法则，即使今天仍然如此，人们希望皇室能在这方面为全国树立一个榜样。

康熙皇帝是中国最强有力的皇帝之一，他专门颁发诏令表示对皇太后的尊崇和敬重，并表示愿意接受她们的“诏令”。我们无从考证康熙此举是否真诚，事实上，中国的皇帝往往喜欢在口头上对传统道德表示敬意，但做起事来却不一定。他们心里清楚，虔诚的言语可以带来奇妙的效果，至少可以赢得读书人的支持，这对皇朝的稳固大有好处。

一个典型事例能说明太后拥有怎样的权力。道光二年(1822年)11月颁布的诏令宣布，皇帝谨遵皇太后之命，立继妃佟佳氏为皇后。本来，皇妃头衔的升降纯属个人私事，但皇帝却不能自由发布，必须由他母亲皇太后代劳。这是严格按照规章行事的。只要太后健在，嫔妃升迁之命便只能由她颁布。甚至皇帝的婚姻也必须由皇太后主持，由她来挑选皇后并择定婚期。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慈禧太后的地位有多么稳固，而她所掌握的权力有多么大。我们将不难理解，她是如何从幕后走出来，压垮悲痛的皇帝，并使维新党陷入完全混乱和绝望的境地。在某些西方观察家看来，慈禧的胜利足以证明她在性格和智力方面的强大，而光绪的失败足以证明他的软弱和无能。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慈禧太后的确比光绪皇帝强大得多，但这不是因为双方自身的能力。从理论上讲，慈禧太后拥有更高的等级，但她之所以获得如此之高的等级，不是因为能力出众，而因为她是长辈；从现实方面看，她的地位使她凝聚了帝国中所有的保守派，共同反对维新。保守派围着她转，不是因为她治国有方或者充满智慧，只是因为她可以成为一个好斗的保守派领袖。保守派可以依附慈禧来摧毁维新运动，而且完全有法可依。

比太后更可怕的保守派

如果没有慈禧太后，保守派仍然会摧毁维新运动。他们也许会发动宫廷政变，废黜光绪，让皇室中某个不那么“危险”的成员取而代之。他们甚至会更全面地发起暴动，在紫禁城以外更广大的区域翻云覆雨。不过，与劳神费力的政变相比，他们还有更迅速有效的方法来摧毁维新运动，而且完全合理合法。这个办法就是乞灵于慈禧太后，她能颁布诏令废除皇帝，还不违背道义。

康有为和光绪在变法的时候，错误地认为慈禧太后不会出面阻挠。当时的太后已经退隐颐和园，每天热衷于野餐和看戏，快乐得像孩子一样。她喜欢艺术和诗歌，并以她独特的方式成为一个佛教徒。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乐趣无穷，她似乎不该厌倦。可是事实上，她仍然无法放弃对权力的迷恋。例如1895年，她下令把瑾妃和珍妃暂降为贵人，理由是她们生活“奢侈”；1896年，载澎亲王因为没有遵从她的命令而被革职，挨了八十大板，并永远被囚禁于“幽室”之中。慈禧太后在归政期间，仍然一如既往地滥施刑罚。最不祥的征兆是，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干涉国家大事，而皇帝无可奈何。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光绪皇帝之所以希望破灭，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其中一种说法是完全可信的：皇帝厉行节俭和改革的政策吓坏了一批高官，他们派监察御史杨崇伊到天津去见北洋大臣荣禄，让荣禄劝说慈禧太后重新摄政。

荣禄是大清皇族，从小生活的环境和接受的教育都使他自然而然地偏向保守派。他忠于大清，可惜的是，他把慈禧太后——而不是光绪皇帝——看作大清的代表。不过，荣禄不大可能主动采取行动反对光绪并镇压维新派。他虽然保守，但也是满族大臣中为数不多的有识之士，这些人认识到，中国如果想从内外交困中摆脱出来，就必须仿效日本进行维新。作为一个同情维新运动的爱国者，荣禄不会轻易被监察御史杨崇伊打动。他最后之所以对维新派下手，肯定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光绪皇帝深知保守派的强大，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处于何种险境。他和康有为希望在反对派聚拢之前尽快通过各项改革法案，不让对方有充足的时间组织起来。在当时的情况下，按部就班地改革是死路一条，光绪和康有为认为，不管风险有多大，迅速果断地行动要比“走着瞧”的成功率大得多。

光绪皇帝心里清楚，如果反对派行动起来的话，后果将非常严重。他知道，反对派一定能够取得太后的支持；他也知道，太后对外国人和外国习俗深恶痛绝，任何一种改革如果吸取了外国的先进经验，在她看来都是一种自我贬低的行为。慈禧太后在大清国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她已归政9年，但权力和权威有增无减，远远超越皇帝；同时她又愚昧、迷信、冷酷，虚荣心和嫉妒心极强。这两个方面综合在她身上，会产生可怕的破坏力。她稍感不悦，就可以迫使光绪将师傅翁同龢革职。虽然她现在还没有明令否定改革法案，但只要她愿意，随时可以取消它们。

如果要避开来自颐和园的威胁，就必须使顽固派奉太后为首领的企图化为泡影。而要做到这一点，光绪皇帝必须获得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此人必须在官僚集团中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权力，必须强大到足以令人敬畏；还必须掌握一支强大而高效的军队，能随时调动；他还必须头脑开放，支持维新运动，绝不会辜负皇上对他的充分信任。光绪皇帝选中了袁世凯，除了最后一点，袁世凯符合其他所有条件。

年轻而孤独的光绪看错了人，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弱点。事实上，无论是光绪还是其他人，都没有想到，道貌岸然的袁世凯竟然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叛徒。1898年，他背叛了皇帝；1911年，又背叛了朝廷；再过5年，他又背叛了共和国。

皇帝交给袁世凯一个棘手的任务，让他阻止慈禧太后重返紫禁城，以免她成为顽固派的领袖。袁世凯接受了谕旨并保证听从皇上的安排。这次秘密会见据说是在1898年9月初。光绪曾给过袁世凯许多不同的谕旨，据宫廷内的某些人讲，大部分谕旨是通过第三者传递的，而这个第三者却出于私利而篡改了谕旨的内容。不管怎么说，光绪皇帝不可能命令袁世凯将慈禧太后囚禁起来，驱逐荣禄并在必要时杀掉他。这样做无论对光绪本人还是对维新变法都没有好处。慈禧太后拥有广泛的公众基础，如果用过激的方法对待她只会引起公众的反感，会让光绪皇帝举步维艰。当时中国很少政治谋杀，至少不像现在这样常见。光绪皇帝性格平和，我们无法想象他是个复仇狂或者嗜血成性的刽子手。如果袁世凯能够阻止顽固派与慈禧取得联系，使慈禧无法重登紫禁城的宝座，那么光绪皇帝的设想就完成了一半——这才是光绪皇帝的本意。

袁世凯从皇上那里接到命令后，立刻跑到荣禄那里告密。荣禄毫不犹豫地派出信使前往颐和园，向“老佛爷”报警。信使添油加醋地造谣说，大事不好啦，光绪皇帝和革命党将要包围颐和园，先控制住太后，然后再处置她，她将在监禁和饥饿中悲惨地死去。还说太后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自由已经受到威胁，如果不马上反抗，肯定会错失良机。造谣者一方面要丑化皇帝的品格和夸大他的罪行，另一方面要制造紧迫感，他们觉得只有迫在眉睫的危险才能催促太后立即行动。

谣言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慈禧太后被夸大其词的报警所震撼，狂怒不已。第二天早上，她离开那座挪用海军经费建造起来的乐寿堂，突然出现在紫禁城，威严地站在孤立无援的皇帝面前。她肆无忌惮地咒骂着，历数光绪忘恩负义的种种罪行，指责他恩将仇报。痛骂之后，光绪皇帝被囚禁到了紫禁城中一个湖心岛上，而慈禧太后则重登宝座，并以大清皇帝的名义颁发了一项诏令。这个羞辱性的诏令宣布，由于光绪皇帝无法胜任大清王朝的统治工作，所以他屡次恳请慈禧太后屈尊摄政，在此之前，太后曾经担此重任而且显示出卓越的领导能力。诏令最后说，光绪匍伏于太后圣座之前，荣幸地代表臣民感谢她再次担负起摄政的重任。

与此同时，另一项诏令公告天下，文字简短却凶相毕露：“帝遇疾，皇太后复训政。”

再次垂帘与义和团运动

光绪皇帝被囚禁

京城百姓无法知道紫禁城里发生了什么，但觉得这条诏令意味深长。在他们看来，光绪皇帝危在旦夕，但并不是由疾病引起的。

一个离奇的谣言开始在全国流传，信者甚众。谣言说，当“老佛爷”从颐和园杀回紫禁城时，光绪皇帝化装逃到了英国公使馆。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可能，但后面的情节却难以令人置信。据说，英国公使粗暴地拒绝了光绪，把他赶回紫禁城去面对监禁。这样的事情是不大可能的，即便真有这回事，北京还有其他很多国家的使馆，如果光绪皇帝向其他使馆求助，是绝不会求助无门的。

更可能的事实是，光绪皇帝本来打算逃走，但宫内的太监出手阻拦。多年以后，有几个太监跟我聊起此事，印证了这种说法。当时宫内太监约有3000人，他们不仅敬畏太后，而且出于个人私利而反对皇帝的改革。这些阉人最害怕改革，因为改革一旦成功，那么至少在紫禁城内会引起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会摧毁他们赖以生存的腐败制度。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只能拥护慈禧太后。

与顽固派的私心相比，光绪皇帝光明正大得多。尽管自身难保，光绪仍然没有忘记朋友，想方设法给康有为送了一封信，向他们通告危险的来临。慈禧太后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逮捕所有维新党人，而这时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等人早已逃之夭夭。

在维新运动的领导人中，没有人比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命运更好了。御史徐致靖被判终身监禁，而他唯一的罪状是举荐康有为做官；湖南巡抚陈宝箴运气不错，仅被革职；御史宋伯鲁也被革职，而且终生不得为官。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在此之前已被革职，现在又被剥夺了荣誉，地方政府奉命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翁同龢在朝廷里为官多年，根深叶茂，朋友众多，其中很多人位高权重，保守派不敢轻易得罪，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朋友，翁同龢早就被处以极刑了。他算是捡了一条性命，最后在穷困潦倒之中死去。1908年，慈禧太后和囚禁中的光绪皇帝双双去世，翁同龢的功业才重新得到承认。1909年，宣统皇帝即位后，翁同龢被平反昭雪，恢复了头衔和荣誉，宣统皇帝追谥他为“文恭”，意为学者和绅士。

在被野蛮杀害的维新人士中，有六人的名字应该永远被记住，他们是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和康广仁。在他们受刑之前，刑部大胆地向太后提出一个请求，要求组织一个特别法庭审理此案。但“老佛爷”一声令下：“毋庸审判，即刻处死。”

与“戊戌六君子”的命运相比，光绪皇帝的结局也许更为悲惨。他苟活的十年，是在凄风苦雨之中捱过的。“老佛爷”重返紫禁城之后，北京立即开始流传光绪即将去世的消息。中国皇帝病危的消息常常是这样散布开的：朝廷一纸公文，诏令全国各地名医进京，当各省奉命寻找最出色的医生并将其送往紫禁城时，人们便纷纷猜测皇帝即将“龙驭上宾”。光绪皇帝即将驾崩的消息越来越确切，不久之后又被盛传的另一条消息所证实：这位无嗣皇帝的继承人，已从皇族的合格成员中选出。

没有人真的相信皇帝病重，但也没有人敢站出来替皇帝说话。少数自由派官员对这种明显忽略皇帝的做法表示不满，两江总督刘坤一给直隶总督荣禄写了一份措辞激烈的建议，要求清查此事；还有许多人通过别的方式表示抗议，包括不止一封的恐吓信。抗议的浪潮从全国各地汹涌而至，主力军是在通商口岸做买卖的中国商人，以及不少海外华侨。上海商人进行抗议活动的领袖叫徐元善，朝廷很快下令逮捕他。他逃到了澳门，在葡萄牙国旗下躲避朝廷的悬赏。与此同时，康有为在海外成立了保皇党，在华侨居住的各国设有支部，共同反对罢黜皇帝。这些中国人不怕朝廷的报复，放言无忌，使朝廷寝食难安。抗议的风暴越来越猛烈，慈禧及其党羽东倒西歪，最后不得不妥协。他们不愿意放弃继立的打算，但是再也不敢废黜并杀害光绪皇帝了。

光绪皇帝并没有因此而活得更轻松。他在一种濒临崩溃的境地中苟活着，僵尸般熬过了漫长的十年。他曾经破釜沉舟地拯救中国，希望中国人生活得更好些。出卖他的袁世凯从未表示过一点歉意，更没有伸手帮帮他，哪怕放松一下对他的严密监视。中国缺少真正的男子汉，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慷慨大度地对光绪表示尊敬和怀念。

1898年9月，慈禧太后重新摄政，时年64岁，但精力充沛、思维敏捷。那一年，她的囚徒皇帝28岁。此后的很多年里，她时而入住紫禁城，时而到颐和园度假。为防止发生意外，无论她走到哪里，都要带上她的囚徒作为随行人员。慈禧太后热热闹闹地从一处宫殿搬到另一处宫殿，所到之处极尽奢华；对光绪而言，却是从一处监狱奔波到另一处监狱，沿途所见的一切饱含忧愁。在慈禧最喜欢的颐和园里，光绪被囚禁在玉澜堂。波澜如玉，拍打在囚禁他的围墙上，他却有耳不能听，有目不能望。他在紫禁城内的囚室建在一座小岛上，小岛名为瀛台，位于紫禁城西墙边三个湖(三海)中最南边的湖(南海)中。“瀛台”也叫瀛洲，在中国神话中是神仙居住的场所。中华民国成立后，“三海”作为紫禁城的一部分移交给总统。作为民国总统的客人，我有机会多次参观光绪皇帝曾经被囚禁的屋子，他就死在这个小小的“仙境”中。我曾向一些朋友建议，把它作为一处纪念地而永久保留，以怀念那个孤独的灵魂。

慈禧重新摄政之后几个月，觉得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固，就开始实施蓄谋已久的立嗣计划。她选中了端亲王之子溥儁。端亲王是太后的亲信，像太后一样愚昧无知、顽固不化，而且像太后一样痛恨所有的外国人和改革者。溥儁被选定为皇位继承人后，慈禧决定不让他接受自由思想，不让他上学堂，而是由她亲自教养，并派了两个狂热的顽固派学究负责对他的教育。

皇位继承人一经公布，关于皇帝生病的传闻就重新流行。这一次慈禧不想再捅马蜂窝，决定在皇帝的健康再次急转直下之前保持沉默。就在这个时候，紫禁城外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大事，迫使慈禧太后及其党羽不得不转移注意力，从纯粹的宫廷问题转向另一个新问题。在这里，我不准备详细探讨义和团运动及围攻使馆事件，中国的现代史学者已经详细掌握了这些事件，我的记述最多只能作为注释。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很多人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初期只是反对清王朝，后来才转变为排外。这种说法不完全准确。事实上，这场运动一开始便是反抗外国人和排斥基督教的运动。这场运动首先爆发在山东绝非偶然。德国人控制的胶州湾发生了一些极端事件，这使山东人民认为，正是因为德国人的侵占和统治，中国人的生活才变得越来越困苦。虽说中国人被欺负的深层原因是大清王朝自身的衰败，但是没受过教育的大众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可以确认的是，中国之所以一再受辱，罪魁祸首就是“洋鬼子”。要拯救中国，必须铲除洋鬼子那些精巧的发明，废除他们古怪的宗教，消灭他们令人难以容忍的优越感。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鼓励义和团排外。毫无疑问，如果义和团没有得到更愚昧无知的朝廷的支持，他们会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当时荣禄和袁世凯的军队都很强大，而义和团只不过是靠弓箭武装起来的几千农民，政府军要镇压他们是绰绰有余的。然而，正如一个美国人所说，北京的朝廷“暗中支持这些被称为爱国者的人，并把他们看作将来赶走外国人的强大同盟”。

1899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山东巡抚是毓贤。在此之前，义和团被看作危险的白莲教的后裔，该教曾多次掀起叛乱运动，朝廷对它又恨又怕。1897年，两名德国人在毓贤的辖区内被杀，此事给了德国口实，德国迅速出兵占领胶州湾，并迫使朝廷解除了毓贤的山东巡抚之职。但毓贤并没有失去朝廷的青睐，从山东出来后立即就任山西巡抚。1900年，他在山西残杀了不少西方传教士，并因此而著名。义和团是排外的，毓贤也排外，这个共同点使他全力支持义和团的事业。他上奏朝廷说，义和团是正义的，他们所拥有的力量令人吃惊，朝廷可以利用他们抵抗外国的侵略，拯救大清帝国。他认为，如果镇压义和团，将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如折己羽翼也”。

义和团声称拥有超凡的魔力，很多人信以为真。首先相信这种神话的大臣是刚毅和端亲王，然后是慈禧。而袁世凯则权衡了一下，公开宣布义和团所谓的刀枪不入纯粹是骗人的鬼话。可惜，当时的宫廷里乌烟瘴气，弥漫着“宁信毋疑”的古怪气氛，开明的大臣如荣禄等人呼吁大家保持清醒，但无济于事。

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和一名日本外交秘书被杀，这件事标志着义和团围攻使馆的开始。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慈禧太后仓皇逃出北京。出逃之前，她摆出一副宽容的姿态，表示相信光绪皇帝的“孝心”，宣布撤除摄政，让光绪复位。此举何其下流，自己惹了麻烦却让光绪来承担！慈禧太后很害怕外国军队的打击报复，而光绪皇帝则不怕，这一点让慈禧充满愤怒和嫉妒，于是又强迫光绪随自己出逃，决不允许这个反叛的外甥幸灾乐祸。为了不让光绪看自己的笑话，慈禧太后对于八国联军掠夺中国的惨状置若罔闻，一心逃跑；如果实在无法摆脱追击，她将拉着皇帝一起进入阴曹地府。

光绪请求留在北京，但徒劳无功。光绪最宠爱的珍妃跪在太后面前，乞求她不要强迫光绪随其出逃。珍妃知道，光绪希望留下来面对联军的司令官。大清王朝危在旦夕，阴险歹毒的独裁者自身难保，除了珍妃，谁敢向慈禧提出请求呢？当时，在紫禁城北门，正停着一辆普通的农家马车，悄悄等候着高贵的逃亡者们。洋鬼子随时都有可能抓住他们，必须立即出发。据说，太后没有理会跪在面前声泪俱下的珍妃，而是对随从太监大发雷霆，命令他们把珍妃扔进井里。

多年之后，我有幸进入紫禁城，亲耳听几名太监说起一种传闻，他们小心翼翼地强调说，这仅仅是传闻而已，因为他们未曾亲身参与这一悲剧，也没在现场(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参与者或目击者)。据此说法，慈禧太后并没有对珍妃的乞求置之不理，而是回答道：“我们全都要留在这里，但绝不能让西洋强盗活捉。摆在你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去死！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语毕，太监们抓住珍妃，扔到井里。

这口井自从1900年以后就荒废了。它位于紫禁城的东部，正对着1889年以来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宁寿宫。我做宣统皇帝英文老师的时候，曾多次伴随皇帝路过此井。我们坐在井边，谈及他降生前不到六年时发生的这场悲剧。在紫禁城里，有许多地方据说被孤独的鬼魂萦绕，这口井应该也算一个吧。如果我们要在瀛台小岛或玉澜堂摆放光绪皇帝的神龛，就不应该忘记在这口井旁摆放另一个神龛，以纪念他那被杀害的妃子。

慈禧太后在外面流亡了几个月，见没什么大的动静，就回到了北京。她先是取消了原先所有支持义和团的诏令，然后还屈尊追授珍妃为皇贵妃，并授谥号为恪顺皇贵妃。毫无疑问，此举并不是为了抚慰珍妃的亡灵，而是为了让太后摆脱谋杀的罪责，寻求一丝安宁。

可是，她真的能在宁寿宫中找到安宁吗？

光绪皇帝的最后岁月

“老佛爷”感到很委屈

慈禧太后把大清帝国引向深渊，并使中国蒙受了奇耻大辱。在她生命的最后八年中，谄媚者和江湖骗子群集左右，挖空心思讨取她的欢心，驱除她作为一个寡妇的孤独无聊。慈禧天赋聪颖，但见识有限，根本不知道在中国之外还有那么大的世界，还有那么多先进的国家。在她一生中，海外蛮夷不止一次地冲进天朝上国，大清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向他们低头。她弄不明白，这些蛮夷禽兽为什么违背了天性，为什么并不满足于昼伏夜出的原始生活。

1900年，老佛爷过得很委屈，大多数日子在逃难。在漫长而颠簸的旅程中，她肯定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1860年。那一年，外国军队把她丈夫咸丰皇帝赶出北京，她也随同逃往热河。此时彼时，如出一辙。那一年，洋鬼子火烧圆明园，40年后的今天，他们是不是也要把紫禁城和颐和园化为灰烬？洋鬼子肯定会像1860年那样大肆破坏，美丽的颐和园将不可避免地变成废墟，她再也不可能在那里颐养天年了。洋人们会将所有珍贵的物件劫掠一空，带不走的则砸坏烧尽。然后这些野蛮人将返回他们那怪石嶙峋的荒岛，中国又将恢复平静，一如往昔的美好时光。

慈禧太后在臆想中熬过了颠沛流离的苦日子。她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如果不把她请回北京，洋鬼子根本不可能恢复社会秩序。一旦她重返京城，就会在废墟上重建宫殿，金银财宝也将从全国各地滚滚而来，四万万恭顺的臣民随时准备着为她供奉，钱财根本不用担心。洋人的铁蹄所践踏的一切都要重建，她所失去的东西全都要重新得到，她要听戏、要吟诗、要作画、要练习书法，她还要在崇拜者和太监们的簇拥中登船，在晶莹剔透如碧玉的昆明湖上游弋。在为百姓们遭受了义和团之祸后，她需要好好放松一下。

然而，即使在慈禧太后的想象中，也不可能事事如意。湖水、宫廷、音乐等令人心旷神怡的事情固然不少，但是不愉快的事情也很多，这让她感到很受伤害。当时有大量劳神费力的事情等着她出手。朝廷四分五裂，需要整顿。当初有些大臣被“拳匪”的魔法搞得神魂颠倒，还拉太后入伙，越搞越大，以至于引来了凶神恶煞的洋鬼子，害得太后东躲西藏。这样的大臣留他做甚？砍了他们是罪有应得！朝廷中还有一群崇尚西方文明的新派人物，也让太后头疼，这些人荒唐地认为应该立宪、应该允许群众结社、应该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等等，妄图以此拯救大清。太后鄙视他们、怨恨他们，但由于八国联军打败大清国的事实，她又不得不适当承认西方文明，不得不对这班新派人物作出让步。更可恨的是那些西方传教士，他们开口“耶稣”，闭口“上帝”，传播异端邪说不遗余力，贻害无穷；由于西方列强多次打败中国，传教士们越来越傲慢了。最后一个麻烦，是那位忘恩负义而且愚蠢的光绪皇帝，还是让他重回瀛台去自我反省吧；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应该能够体悟到“老佛爷”饶他不死的恩惠而心怀感激。

当“老佛爷”殚精竭虑地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她正在远离北京的土地上“巡历”。那是一片贫瘠的土地，连洋鬼子都不愿尾追而去。唉，有些事是该革新一下了，有些事则应该终止。1900年的风暴使她有所觉悟，但直到去世，她也没有真正认识到清王朝的不可救药。孙中山已经在领导革命党四处活动，大清王朝岌岌可危。慈禧太后顾不得这么多，她在逃难，她只想尽快恢复往日的威严。

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1901年6月，列强要求清政府严惩支持义和团的元凶，否则就不能保证和平。“老佛爷”成功地把自己排除在元凶名单之外，这使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极其失望。当时康有为在槟榔屿，他写了一份备忘录并译成英文，交给几位英国朋友传阅。在备忘录中，康有为强烈抗议战胜国没有严惩义和团运动的罪魁祸首——慈禧；同时他表示，列强即使与慈禧联手，也不应该抛弃光绪皇帝。康有为觉得，光绪是因为自己才成为阶下囚的，所以自己对这位可怜的皇帝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康有为的备忘录有28页，其中5页的攻击对象是慈禧太后及其宠信的太监李莲英，而其余23页都在猛烈攻击荣禄。

这份备忘录一直没有发表，因为康有为觉得对荣禄的攻击有失偏颇，这是康有为后来亲口对我说的。“戊戌政变”使康有为对荣禄心存怨恨，但后来的一些事情使他改变了态度。新即位的宣统皇帝是醇亲王载沣的儿子，而载沣的岳父是荣禄，这样一来，荣禄就成了新皇帝的血亲。康有为是尊重皇权的，他像对待光绪一样尊重宣统皇帝，于是荣禄也沾了光。

不过，康有为对荣禄的态度转变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在很多人看来，荣禄对于义和团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应该严办。康有为起初也持此观点，但后来发现自己错了。当时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和八国联军都痛恨荣禄，认为他是义和团最重要的后台，理由是荣禄曾经指挥过围攻使馆区的战斗。《辛丑条约》谈判时，慈禧所任命的代表除了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之外，还有荣禄，但是荣禄的谈判资格遭到了列强的质疑并最终未能通过。事实上，在围攻外国使馆的事件中，荣禄是极少数几个反对者之一，他反对慈禧向外国宣战，反对屠杀北京和各省的外国人。大清朝廷中，荣禄与端亲王是死对头，后者全力支持义和团排外，而荣禄为了反对端亲王，几乎丢掉了官职。义和团曾向荣禄借用重炮和其他作战武器，但是遭到了拒绝，否则使馆区早就化为齑粉了。八国联军冲入北京之后，慈禧才意识到当初没有听取荣禄的劝告是多么大的错误。荣禄一辈子忠于慈禧，直至1903年去世。为了报答这种忠诚，慈禧把荣禄的女儿嫁给了醇亲王载沣，并让他们的儿子溥仪继承了帝位。

辛丑国耻之后，慈禧太后开始“改革”，“改革”范围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等各个方面。她想从头开始，可惜太迟了。激进的革命党人不相信慈禧真的要改革，因为她在不久前还残酷地迫害改革者。慈禧顶住了冷嘲热讽，接连不断地颁布各种“新政”诏谕，其中包括准许满汉通婚的条令，目的是消除满汉之间的隔膜和对立。可是此举无法抵挡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满运动。1905年，朝廷命令各省官员严厉镇压“革命排满学说”，收效甚微。同年，镇国公载泽率代表团出洋考察宪政，刚到北京车站就挨了炸弹，载泽和一名叫作绍英的代表受了伤。慈禧太后本打算通过建立宪政来安抚革命党人，减弱革命的势头，但革命党人根本不相信她那一套。

为了消除满汉隔阂，并打破满洲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的界限，1907年，东三省开始像中国其他地区一样设立总督，首任总督是汉族人徐世昌。此举意义重大，明确无误地表明了清廷的态度。满洲是清王朝的发祥地，一直以来都是由朝廷直接派人管辖，这似乎在提醒人们：1644年建立的所谓“中华帝国”实际上就是“满洲帝国”。1907年开始，满洲首次站在与其他省区平等的地位上，而且汉族人第一次被允许自由移居满洲。可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时候，革命者还是根据历史得出结论，宣称满族是异族征服者，汉族人不应该接受他们的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东三省改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当时这片土地已经被俄国擅自转让给了日本。1900年的时候，东三省几乎全被俄国占领。1904年的日俄战争是在东三省的土地上进行的，日本获胜，抢走了俄国在东三省的各项权益。日本人宣称，他们是从俄国人手中，而不是从中国人手中夺得这些权益的。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利用了清王朝的一个漏洞。有清以来，在官方语言中，一直称自己为“大清国”而非“中国”。满族君主在入关之前就自称“大清”，在占领了整个中国的广阔疆域之后仍然沿袭旧称。如此代代相袭，“大清国”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中国人并不把自己的国家称为“中华帝国”，也不称他们的皇帝为“中国皇帝”，否则就违背《大清律》。只有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中国才称作“中华帝国”，皇帝才叫作“中国皇帝”。这种内外有别的称呼令人无所适从，也让日本人有机可乘。

与此同时，清政府又为日俄两国划出了“指定战地”，以“供两国战时之用”，任凭日、俄军队在中国领土上肆意践踏。

清政府之所以“局外中立”，有多方面原因：第一，清政府积弱已久，无力回天，根本无法与日、俄抗衡；第二，日、俄背后各有其他国家撑腰，而其他各国则对这场战争表示中立，并胁迫中国严守中立；第三，清政府认为，威胁自身统治的是国内人民，而不是外国侵略者，非常担心中国人民保家卫国，害怕列强以此为借口，再次联合武装干涉。所以，清政府在发出“局外中立”上谕的同一天，又发布一道上谕曰：“现在日俄两国失和，非与中国开衅，京外各处地方均应照常安堵。……凡通商口岸及各国人民财产、教堂一体认真保护，随时防范。……倘有不肖匪徒妄造谣言，借端滋扰，即行缉拿审讯。轻者按律惩处，重者立即正法，以示儆戒。……钦此。”

3岁溥仪成为大清皇帝

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病逝。光绪皇帝没有子嗣，按照清朝惯例，他的某个侄儿有机会成为皇位继承人。在光绪的兄弟中，年纪最大的是醇亲王载沣。慈禧太后健在的时候，把荣禄的女儿嫁给了载沣，并许诺要把皇位继承给他们的儿子。1906年2月，醇亲王福晋生了个儿子，取名溥仪。1908年，当光绪生命垂危时，太后召不满3岁的溥仪进宫继承皇位。从这个时候起，溥仪便离开父母，搬进了紫禁城，直到1924年11月被冯玉祥赶走。溥仪继位，是以光绪皇帝临终遗诏的名义颁布的，说光绪“恭敬地接受了

慈禧皇太后

皇帝年幼，作为父亲的醇亲王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这也许是“老佛爷”一生中最后一次失策，对清王朝和中国人民来说都是极大的不幸。摇摇欲坠的清王朝需要一个才智过人的摄政王，否则将万劫不复，而载沣显然不是这个材料。“老佛爷”已经风烛残年，她可能没有时间考察醇亲王了；也可能她丧失了判断力，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将就。但她无论如何也不该忽略一点，那就是醇亲王过于年轻，根本不可能把中国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

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的消息一经公布，朝野上下立即骂声不断。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清朝从摄政王开始，也将到摄政王结束。”清朝的第一个摄政王是多尔衮，他为自己的侄子顺治皇帝铺平了道路，使满族人第一次统治了全中国。

袁世凯坚决反对载沣出任摄政王，对溥仪继承帝位也非常不满。袁世凯心目中最理想的皇位继承人是贝子溥伦。溥伦是道光皇帝曾孙辈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与袁世凯关系不错。如果溥伦掌权，那么袁世凯不但能够保住高官厚禄，还有望继续高升。但是如果溥仪上台、醇亲王摄政，那就万事难料了。

醇亲王天性善良，待人亲切，是个很容易接近的人。他热衷于看戏，不喜欢处理政务，不愿意担当责任；如果非干不可的话，他会慢吞吞地，左顾右盼，一旦遇到难题就没了主意。他成为摄政王之后，谄媚者蜂拥而至，争抢着帮他出主意，害得他摇摆不定，甚至朝令夕改。他没有治国的才能，在身心两个方面都缺乏活力，在群臣之中毫无威望。我曾经与他有过接触，对这一点深有体会。醇亲王摄政之后，赦免了光绪的师傅翁同龢，但是他不敢赦免康有为，怕别人有意见。慈禧皇太后从年轻的时候起，慈禧就爱慕虚荣，喜欢别人的奉承。她曾对德龄公主说：“我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人，没有任何人能与我相比。”如此露骨的自我恭维，是没有人敢反驳的。慈禧自诩维多利亚女王，更喜欢被人们比作伊丽莎白女王，并时常证实这种比喻是很贴切的。

迫不得已的“改革”

1901年，列强提出议和的先决条件，要求慈禧太后退出政治生活，让光绪皇帝重新掌权。这个条件刚一提出，就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说光绪皇帝很快就会因此而毙命。为了避免流言成为现实，各国不得不收回这个条件，同意慈禧继续执政，但她必须要保证光绪的安全。

光绪归政，是很多中国人的梦想，其中的优秀分子正为此而奋斗。中国教育和社会改良的先驱林部铿(音译)博士在1901年出版了一本著作，笔名“文清”(音译)，书名是《中国人内部的危机》。书中写道：列强应该迫使慈禧下台，让光绪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消除慈禧的政治势力并非难事……要重建光绪的权威并不困难，光绪完全有能力获得全中国的普遍认可。如果他归政，新政府肯定会摆脱重重束缚而飞跃发展，中国将迅速走到世界前列。相反，如果光绪没有归政，那么改良派就会转而同情革命党，大革命的浪潮就将席卷中国；这样一来，列强就会被赶出中国，从而丧失无数的商业机会。在当今中国的土地上，大革命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世界列强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机，正在苦苦寻求出路。难道他们没有认识到光绪归政的重要性？

世界列强的确没有认识到光绪归政的重要性，文清的预言在十年后成为了现实。

光绪皇帝是真正的改革派，如果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把政权交给他，中国就不至于动荡。这是文清的洞见。有人表示异议，他们认为慈禧太后流亡期间也转变成了改革者，并在她最后的岁月里大力推行新政。有些西方人宣称，慈禧重返北京后，已经彻底“改弦更张”。这个观点遭到一些杰出中国人的批驳，他们指出，慈禧并没有“改弦更张”，而只是“改头换面”。“改头换面”是骗人的，是假借改革之名来平息国内舆论并取得西方人的谅解和支持。因为她并不真正改革，所以无法防止改革派变成革命党。

事实上，与其说慈禧太后晚年领导了改革，不如说她被迫追随改革。她是聪明人，懂得顺应强大的历史潮流。另外，慈禧之改革很可能是受到荣禄和李鸿章的影响。不过，慈禧一直对1898年想要废除她权力的维新派耿耿于怀。“康党”仍然列在黑名单上，康有为仍然被缺席判处死刑，光绪皇帝仍然被囚禁。想当初，光绪力主改革，慈禧残酷镇压；而现在，慈禧却不得不赞同并实施改革。这使她没了脸面，更加嫉妒光绪，仇恨之火越烧越旺。

在很多不明真相的西方人看来，慈禧太后是一个高素质的统治者，延缓了清王朝的衰亡；而在清醒的中国人看来，慈禧要对清朝的灭亡负主要责任，是中国日益衰败的罪魁祸首。我大致同意后一种看法，但是想补充一点：慈禧只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女人，不可能对一切坏事负责，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罪责都算在她的名下。我不相信她会对中国历史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慈禧的确对清朝的灭亡负有责任，但她毕竟又受到各种制度的制约，而这些制度并非她的独创，是祖先传下来的。她的恶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腐败的传统，不全是她自己的问题；但她也不是某些西方人所说的“19世纪后半期最伟大的女性”，是“举世罕见的铁腕人物”。如果她真的伟大，就应该改造腐败的传统，励精图治，那么就不至于发生1894年的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就不会遭到残酷镇压，外国驻华使馆区就不会遭袭，北京就不会被八国联军践踏，中国人就不必节衣缩食地承担数额惊人的庚子赔款。如果慈禧太后真的英明，中国也许早就与别国平等相处了，不至于签订那么多的不平等条约，不至于被整个世界抛弃。

苏珊·汤利夫人曾经访问过慈禧，在访问记中写道：“她看上去很和蔼，褐色的面孔像意大利农民那样温和。坐在她身边的就是那位有名无实的光绪皇帝。这就是慈禧太后吗？就是传说中独断专行的独裁者吗？……她是不是真的要对晚清发生的一切负责？或者她只不过是个被命运捉弄的工具？”

慈禧的确是一个工具，但她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工具。捉弄她的不是命运，而是那些狭隘而阴险的顽固派官僚。他们利用慈禧达到自己卑劣的目的，而慈禧的眼界、见识和修养都很有限，这使她很容易被顽固派所愚弄，成为他们的保护伞和替罪羊。从年轻的时候起，慈禧就爱慕虚荣，喜欢别人的奉承。她曾对德龄公主说：“我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人，没有任何人能与我相比。”如此露骨的自我恭维，是没有人敢反驳的。慈禧自诩维多利亚女王，更喜欢被人们比作伊丽莎白女王，并时常证实这种比喻是很贴切的。有人把这种比喻转告给了伊丽莎白女王，女王回答道：“我比慈禧差多了，我虽然不渺小，但也谈不上伟大。”伊丽莎白女王从来没有像慈禧太后那样说一不二，更没有为皇帝指配皇后；但是，当她的国家遭到危难时，伊丽莎白女王从未屈服过；她当众打朝臣和宫女耳光的时候，也从未手软。

“活菩萨”想吃光绪的大腿肉

慈禧在人间做了君主，又想上天做神仙。她最喜欢的消遣之一，就是在颐和园扮观音菩萨。她脚踏莲台，手持如意，遍撒“甘露”，活脱脱一副普度众生的菩萨模样。在观音菩萨左右，恭恭敬敬地立着天仙，他们双手合什，看上去无比幸福甜蜜。天仙的角色往往由慈禧的心腹和管家扮演，大太监李莲英是必不可少的。慈禧相信自己是菩萨的化身，能够消灾祛难、普度众生。她不但自己相信，而且要求别人也相信。

我们再来看看慈禧与光绪的关系。有个老太监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据说这个故事说明了慈禧与光绪母子俩交恶的原因。中国有一种源远流长的说法，老人病了，只要吃了他的儿女或最亲近的人的大腿肉，就可以恢复健康。这种说法使中国的孝道蒙上了一层令人厌恶的色彩。老太监说，日俄战争之后不久，慈禧病了，光绪前来探望。慈禧病怏怏地自我怜悯道：“我活不了几天啦，因为没有人愿意为我作出牺牲。要想治好我的病，现在只有一样东西见效。”慈禧一边说，一边盯着光绪，然后又扫了一眼旁边的李莲英。光绪和李莲英心里明白，太后看中了他们的大腿肉。但是他们都没有表态。几天后，“老佛爷”病愈，对李莲英爱理不理的。过了几天，李莲英也病了，他手下的一个小太监偷偷告诉慈禧，李总管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他从自己大腿上割了一块肉下来，煮熟之后给太后吃了。据说李莲英立即重获宠幸。光绪是慈禧的近亲，却没能做到这一点，这让慈禧觉得很丢脸，从此把光绪视为眼中钉和肉中刺。

李莲英处世圆滑，不但得到了太后的信赖，光绪也夸他忠心。有这样一个故事：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出逃后返京，走到保定住下休息。太后的寝室富丽堂皇，李莲英的也不错，只有光绪住的地方很破烂。李莲英侍候太后睡下，然后去看望光绪，只见皇帝哆哆嗦嗦地坐在炕上，竟然连铺盖都没有，时值隆冬，根本无法睡觉。李莲英跪下痛哭，并把自己的被褥抱来让光绪使用。光绪后来回忆西逃的苦楚时曾说：“若无李谙达(老伙伴或师傅之义)，我活不到今天。”

我还听一位皇室成员讲过光绪最后一次见慈禧的情景。光绪被囚禁之后，慈禧要求他每天前来请安，以此满足她邪恶的优越感。1908年的一个秋天，病重的光绪在太监搀扶下步履踉跄地赶到宁寿宫，给慈禧请安。他双膝跪下向慈禧磕头，当他抬起头时，大吃一惊，只见慈禧神色憔悴，脸挂泪珠，太监正忙不迭地给她拭去。双方无言地对视，空旷的宫殿里死一般寂静。忽然，慈禧打破沉寂，命令光绪：“继续跪着，不准起来！”光绪勉强支撑着跪在地上，用微弱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是要跪着，这是最后一次了。”

他说中了。几天以后，光绪、慈禧先后去世，光绪比慈禧早一天。此事蹊跷，引起颇多猜测。有人认为，慈禧为了不让大权落到光绪手里，所以想办法让光绪死在了自己前面；也有人说，宫里的太监为了迎合慈禧，曾经虐待过光绪，他们害怕光绪重新掌权之后会惩罚他们，于是就毒死了光绪。这两种猜测都没有证据。可以肯定的是，长达十年的囚禁和折磨加速了光绪的死，而慈禧难辞其咎。

光绪生于1871年，4岁继承皇位。在1889年光绪大婚之前，慈禧一直代替光绪掌控着中国；1889年之后，光绪做了10年真正的皇帝，有了实权。但即便在此期间，太后仍然不断干涉朝政，直接导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一败涂地，使中国以虚弱不堪的面貌暴露在全世界面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光绪被剥夺了所有权力，在囚禁中捱到1908年。光绪去世的时候只有38岁，如果他能活到现在(1934年)，也不满64岁。光绪是个英明而坚强的君主，如果戊戌变法不被慈禧镇压，很可能会成为清朝复兴的起点，光绪很可能像日本的明治天皇一样名垂青史。

在距离北京数百里的地方，在连绵的群山和广袤的平原之间，坐落着一片巍峨的建筑群，其格局与大清王朝的宫殿相仿，同样是红墙黄瓦、耀人眼目、气势辉煌——这就是清朝的皇陵。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就埋在这里。光绪葬在“西陵”，而“伟大”的太后葬在“东陵”。慈禧的陵墓花费了六年多时间才建成，里面的金银珠宝不计其数。晚年的慈禧太后很喜欢住在颐和园，希望死后能继续享受华贵而悠闲的生活，并且继续把大清朝抓在手里。她的陵墓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设计的，其雄伟和奢华自不待言。可是“老佛爷”无论如何也想不到，20年后，她这座辉煌的安身之所将被打破，她的灵魂将被惊动并蒙受奇耻大辱。

辛亥革命

无能的摄政王

1908年12月，小皇帝溥仪登基，年号“宣统”。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上任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解除袁世凯的所有权力，让他回家去治疗“足疾”。1898年戊戌政变的时候，袁世凯辜负了光绪皇帝对他的信赖，凭借露骨的背叛而得到了高官厚禄。1901年他升任直隶总督，1903年担任练兵处会办大臣，1907年调任外务部尚书和军机大臣。慈禧太后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使袁世凯有了平步青云的资本，否则他将遭到众人的谴责，甚至四面楚歌。对于这一点，袁世凯心里比谁都清楚，所以才会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极力维护慈禧太后，反对光绪复位。

光绪皇帝与袁世凯势不两立，幸存的维新党人也对袁世凯恨之入骨。在康有为等人看来，袁世凯不但出卖了君主，而且教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杀害“六君子”。袁世凯明白，一旦康有为及其余党获准归国并站稳脚跟，他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慈禧太后晚年推行新政，却没有赦免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这也许与袁世凯有关。

据说光绪死后留下了一份遗嘱，命令立即处死袁世凯。某些皇室成员本来就不信任袁世凯，现在有了这份神圣的文件，恨不得马上结果袁世凯的狗命。摄政王犹豫再三，决定放袁世凯一条生路，解除他所有职权，命令他回老家疗养。摄政王此举过于轻率，遗患无穷。袁世凯精明强干、交际颇广，在北洋军阀和新军中举足轻重，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在佛经和书法中消磨余生？

立宪运动如火如荼，势头之强劲足以摧毁任何阻力。1909年初，朝廷不得不发布一道积极推行宪政的上谕，并且解除了一批守旧派官僚的职务。宣统皇帝的叔父载洵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英国考察海军，准备筹建中国自己的新式舰队；载洵的弟弟载涛率领另一个代表团前往德国考察陆军，并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热情接待。虽然代表团已经走出国门，但是中国政府内部并没有什么改变，还是一如既往地陈旧而腐化，这使建立现代军队的计划成为空中楼阁。

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的请愿活动一浪高过一浪，要求政府尽快召开国会并设立责任内阁。1910年11月4日，摄政王发布上谕，声称将缩短预备立宪期，计划在宣统五年即1913年召开国会。某些革命者急不可耐，一位名叫汪精卫的革命者企图暗杀摄政王，但未能如愿。摄政王抓住了汪精卫，却没有判处死刑，而是改判终生监禁，以安抚情绪激动的革命者。汪精卫后来成了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领导人。

窃国大盗袁世凯

在1910年和1911年两年里，全国各地的起义接连不断，皇室一再退让，但丝毫改变不了混乱不堪的局势。著名的革命党人黄兴发动广州起义，摧毁了总督衙门，随后逃到香港组织人马准备新一轮的行动。1911年9月，四川起义；10月，武昌起义。武昌偶然地成了革命运动的司令部，黎元洪将军身不由己地成了起义军的总司令。

1911年是旧历辛亥年，这一年的革命被称为“辛亥革命”。在这次革命的强大压力下，满清朝廷变得更加愚昧无能。在摄政王短暂的一生中，曾犯过不止一次的严重错误，现在他又要作出更致命的决定——重新启用那个三年前被他撤职的最危险的敌人。

北洋军队是当时中国唯一精锐的军队，而在这支军队中，袁世凯的名字如雷贯耳，没有人怀疑他的领袖魅力。另外，由于袁世凯在义和团运动中曾经保护过外国公使，所以外国人很推崇他，认为只有他才能力挽狂澜，把中国从混乱中解救出来，1910年12月17日的《时代》杂志直截了当地言明了这一点。西方人的态度为袁世凯增加了一个砝码，这是因为：镇压起义需要钱，而大清朝国库空虚，掏不出钱，必须向外国银行贷款；而要想向外国银行贷款，那么朝廷就必须找出一个人来，他必须能够取得外国公使的信任，并在外国人心目中拥有很高的声望。袁世凯似乎是唯一人选，袁世凯出山似乎是中国解决内乱的唯一出路，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几乎都这么看。凭心而论，外国人并不关心清王朝的死活，他们只希望中国稳定下来，以便开展国际贸易，使他们获取源源不断的利润。昏庸无能的摄政王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被外国人所描述的美好未来冲昏了头脑，忘了考虑大清王朝的利益。摄政王比那些外国人更了解袁世凯的底细，他应该知道，如果要寻找拯救清王朝的人，袁世凯是下下之选。

摄政王发出了请求，袁世凯则遗憾地表示不能从命，理由是“足疾”未愈。三年之前赶走袁世凯的理由被抛了回来，狠狠地砸在摄政王脸上。袁世凯这种姿态当然是做出来给人看的，并不会坚持到底。他知道，现在中国的局势只有他才能控制，他有资格摆摆架子，并顺便羞辱一下当初逼自己还乡的摄政王。

很快，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和新内阁总理大臣。随后他展开了军事行动，并迅速扭转了长江中游同革命党人作战的局面。露了一手之后，袁世凯忽然按兵不动了，这使全国各地忠于清廷的大臣们非常愤怒。很显然，袁世凯有自己的目的，他并不关心清廷的存亡。

1911年底至1912年初，革命党人与清廷在上海议和。清廷的谈判代表是唐绍仪，此人是袁世凯的学生、幕僚和部下，这次代表清廷参加谈判也是受袁世凯的任命。我们无法查清唐绍仪究竟从袁世凯那里得到什么指示，也不知道在议和期间他们如何秘密联络，但我们可以确认，唐绍仪在议和期间的举动一定与袁世凯有关。在议和期间，唐绍仪竟公开声明拥护共和，这使清廷遗老们大吃一惊。清廷恼羞成怒，唐绍仪辞去了谈判代表的职务。议和陷入僵局。

最后，参加议和的各派达成了一项古怪的妥协：清廷宣布建立共和政体，

清帝退位

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发布诏书，正式宣布了共和政体的建立和皇帝的退位。此后的很多年里，始终忠于皇室的辜鸿铭经常与人谈起这一天。当时，他正在上海一个知名学者沈曾植的家中聚餐。辜鸿铭后来专门写了一本书记录这一事变，书中说：“仆人拿进来一份晚报号外，上面登载着退位诏书已经发布的消息……全体来宾不约而同地站起来，面朝北方跪下，痛哭流涕地磕起头来……当在夜色中向沈子培(沈曾植字子培)告辞时，我对他说：‘大难临头，何以为之？’他眼含热泪地握住我的双手，用一种我永生难忘的声音说：‘世受国恩，死生系之。’”

清帝退位的时候，我正在威海卫。当地18万中国居民并不相信皇帝已经退位，在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都抱着怀疑态度。他们不关心革命，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共和”是什么意思，他们也懒得去理解这种概念。直到今天，他们已经成了“民国”的国民，但是仍然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共和。威海卫人的愚昧和冷漠，似乎代表了很多中国人的反应。为数众多的中国民众根本不知道共和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共和制的建立会对他们的生活和前途产生怎样的影响，所以他们对共和制的优劣毫不关心。

中国人痛恨清政府的懦弱，但并不痛恨所有的满族人。革命党人号召“反满”，于是大批中国人也跟着反满，呼喊“打倒满清”。他们不见得清楚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很可能并没有自己的主张，只是像鹦鹉学舌一样喊口号。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中国的政治气候风云变幻，无数的学生和群众喊出诸如“打倒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英国”“打倒日本”“打倒‘不平等条约’”，以及打倒这个或那个政治家之类的口号。很多人在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卷入政治漩涡，甚至失去理智。当然，这种现象不止出现在中国，现代欧洲也有过类似情况。英国人喜欢夸耀自己的冷静，认为自己不会像中国人那种陷入无缘无故的狂热。可是我记得笛福曾经说过，在他那个时代，千万名勇敢的英国年轻人准备为反对天主教而战斗至死，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天主教是一个人还是一匹马。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墙倒众人推”，中国历史无数次证明了这句话。1911年，革命者为了贬低满族人的清朝，抬出了明朝的汉族统治者，并把想象出来的各种美德都加在他们身上。实际上，根据德国著名汉学家理查德·威廉的研究，明朝“一开始就表现出残酷和血腥的特色，以至于必须采取绝对的君主专制。任何人如果遭到政府的怀疑，就会累及全家，甚至100个人中就有一个死于非命。人民不愿意接受蒙古人的压迫，所以追随明朝统治者，但他们很快发现，明朝的压迫并不比前朝轻。”就像明初一样，民国建立之初也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欢迎，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过上了比晚清更为不幸的生活。

晚清无疑是黑暗的，但奇怪的是，大部分中国民众并不反对清王朝，反对清王朝的往往是那些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美国学者韦尔·威廉斯博士在其杰作《中世纪王国》一书中说：“中国政治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即使一名中国人会抵制不公正的税收或者干脆杀掉残暴的官吏，他仍然会虔诚地对待皇帝。”民众没有机会去了解皇帝的性格和品质，但是“皇帝”这个称呼代表着一种原始而神秘的力量，像宗教般令人敬畏，不容置疑。

随着清帝退位诏书的颁布，清王朝日薄西山了。入关后10个皇帝，近300年的风风雨雨，现在已经笼罩在沉沉夜色之中。不过，雄伟的紫禁城仍然被夕阳环绕，给我们展示了一片长久不逝的黄昏。

清室“优待条件”

除了袁世凯之外，清廷内务府也从优待条件里获得了利益，他们继续支配着宫廷中一切开销，暗中侵吞皇室珠宝。他们是依附于皇帝的寄生虫，对他们而言，皇帝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棵摇钱树。

《清帝辞位后优待之条件》

帝制被推翻之后，是一个漫长的“紫禁城的黄昏”时期。在此期间，皇帝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但仍然保有皇帝的身份和尊号，继续住在原来的宫殿里。

当时的宣统皇帝溥仪只有6岁，隆裕皇太后代表他颁布了令人伤感的退位诏书。退位诏书意味着清廷对共和政府的妥协，而共和政府对清廷的让步则体现在另一份文件中，这份文件名为《清帝退位之后优待之条件》：今因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大清皇帝辞退之后优待条件如下：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唯以后不得再招阉人。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第八款、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优待条件”是清廷与革命党达成的最重要的协议。之后，又有其他一些文件作为补充，最后一份补充文件公布于1914年12月26日，即所谓“善后办法”七条：一、清皇室应尊重中华民国国家统治权，除优待条件特有规定外，凡一切行为与现行法令抵触者，概行废止。二、清皇室对于政府文书及其他履行公权、私权之文书契约，通用民国纪年，不适用旧历及旧时年号。三、大清皇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其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清皇室所属机关，对于人民不得用公文告示及一切行政处分。清皇室如为民事上或商事上法律行为，非依现行法令办理，不能认为有效。四、政府对于清皇室，照优待条件保护宗庙陵寝及其原有私产等一切事宜，专以民国政府内务部为主管之衙门。五、清皇室应允确定内务府办事之职位，为主管皇室事务总机关，应负责任，其组织另定之。六、新编护军专任内廷警察职务，管理护军长官负完全稽察保卫之责，其章程另定之。慎刑司应即裁撤。其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役及太监等，犯罪在违警范围以内者，由护军长官按警察法处分，其犯刑律者，应送司法官厅办理。七、清皇帝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同属民国国民，应一律服用民国制服，并准其自由剪发。但遇宫中典礼及其他礼仪，进内当差人员所用服色，得从其宜。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时的清政府并没有彻底垮掉。事实上，一些强有力的总督和将军仍然忠于清政府，并控制着国家的财政和外交机器。对于民国政府来说，使用武力推翻帝制并非最佳选择，因为可能引发一场持续多年的内战。既然如此，清廷为什么作出让步，甚至同意皇帝退位呢？隆裕皇太后保全面子的说法是不愿“拂逆多数之民心，重启无穷之战祸”。实际上，妥协是为了迎合袁世凯，他主宰了当时的局势。

“优待条件”的幕后是袁世凯

袁世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现在尤其如此。他对大清帝国并不忠诚，对于革命者和民国政府也并不尽力，他只关心他自己。从袁世凯的根基、能力、性格和机遇来看，清室“优待条件”很可能是他策划的。优待条件的内容很奇怪，不可能出自那些真正关心民国或皇帝的人之手。毫无疑问，起草人颇有才干，这样一个文件可以敷衍谈判的双方，而中国的实权却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面对革命党人，袁世凯也许会这样替清室“优待条件”辩解：“清帝已经退位，你们也已经实现共和。作为回报，你们应该允许皇帝保留名号，并支付他一笔年金，虽然数额不少，但与持续内战的花费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允许皇帝留居紫禁城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你们想让他搬到颐和园，他敢不搬？给他们一些特权，可以防止皇帝复辟，让他没有借口。你们获得了实质性的胜利，皇帝只是保住了脸面。另外，民国政府没有消灭满清朝廷，会在外国人心目中留下宽容大度的好印象，有利于赢得国际支持。民国必将飞速发展，前途无量。”

反过来，面对紫禁城里的受骗者——一个无能而无助的女人，一个胆怯而轻率的摄政王，还有一个年仅6岁的天子，袁世凯会是另一番腔调：“优待条件挽救了朝廷。虽然政权没有了，但皇帝仍然是皇帝。再说了，皇上现在只是一个孩子，即使政权还在，他也无法担负，所以又不能说我们丧失了政权。现在先把政权交给革命党，皇族就用不着那么劳心费力了；等皇帝长大成人，革命党人的疯狂已经过去，权力还是皇上的。民国政府只是一个混乱的机构，不可能长治久安，人民将越来越怀念自己的皇帝。时机一到，皇上就可以重新出山。优待条件保证皇帝的宗庙陵寝不受侵犯，并且提供了一大笔年金维持朝廷的正常运转。可以说，大清皇帝获得了实质性的胜利，革命党人的优势则徒有其表。另外，清室为了避免内战而放弃武力，必将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有利于挽回清室的声望。用不了几年，大清皇帝就会出来主政，再现繁荣的中华帝国。”

袁世凯两面讨好，赢得了时间和机会巩固自己的地位。除了袁世凯之外，清廷内务府也从优待条件里获得了利益，继续支配着宫廷中的一切开销，暗中侵吞皇室珠宝。他们是依附于皇帝的寄生虫，对他们而言，皇帝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棵摇钱树。

民国政府并不是想象中那样美好。它在欢呼声中登场，但很快就暴露了平庸的面目，令人厌恶。政局愈发混乱，人民更加困苦。共和制的支持者逐渐隐退，有的人宣布退休，从此不问世事；有人弃政从商或投身教育；有的人背井离乡跑到欧洲，在宗教中寻求安宁；还有的人不知所终。政治气候阴晴不定，一会儿东风，一会儿西风，今天还作为英雄和爱国者被夹道欢迎，明天就可能被当作罪犯和卖国贼，而后天可能又成了英雄和爱国者。许多人死于非命，许多人三番五次地逃到外国殖民地和租界避难，还有许多人逃入深山老林，或在寺庙、道观中安家，观水听泉，吟诗作画，在古圣先贤的著作中寻求安慰。

大清皇帝与洪宪皇帝

总统与皇帝相安无事

从1912年初到1924年末的13年里，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同时存在着一位总统和一位皇帝。民国政府允许逊位的清朝皇帝保持尊号，这在外人看来不难理解：新政府出于礼貌，送了一份礼物给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末代皇帝。西方人把溥仪看作被废黜的皇帝，就像欧洲的很多下台君主一样，所以他们称溥仪为“前皇帝”。有些人认为这种称呼不妥当，因为溥仪现在仍然领导着一个朝廷，占据着原来的皇宫，并高居宝座。称呼他为“前皇帝”是不恰当的，但称他为“皇帝”也不合适，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皇帝应有的权力。某些在华的外国人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称溥仪为“小皇帝”。这个尊号很快被大家接受并流传开来。

然而，当民国政府正式宣布允许清朝皇帝保留尊号时，并没有在皇帝称呼前附加“前”或是“小”，这令很多人感到不解：“民国政府怎么会容忍一个自称‘中国皇帝’的人继续存在呢？”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明白，民国政府这么做是很精明的，至少并不糊涂。

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国号，当某王朝行使主权时，不管其统辖的领土范围是大还是小，都被通称为“大×国”，如公元618年李渊建立的王朝名曰大唐，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的王朝称为大宋，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的王朝叫作大明，这意味着在这块土地上行使统治权的是唐、宋或明。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皇帝的尊号只代表一个朝代，并不代表领土。比如明朝灭亡后，其后嗣仍然统辖着一块偏远的地方，甚至超出了中国的版图，而且其统治下的臣民并不全是汉族，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大明”的国号。直到若干年后，他们再也无法苟延残喘，“大明”王朝才真正灰飞烟灭。

很多人认为是满洲人推翻了明朝，实际上并非如此。满洲人的进攻只是动摇了明王朝的基础，并没有直接导致明朝的灭亡。直接导致明朝灭亡的是李自成，他率领起义军占据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最后夺取首都北京，崇祯皇帝在景山上自缢，明朝灭亡。

李自成夺取北京后，建立新王朝“大顺”，并宣布自己为新王朝的皇帝，年号为永昌。如果新王朝没有很快垮台的话，那么中国就会被称为大顺国，李自成便是开国皇帝，他统治的第一年将被称为永昌元年。不幸的是，这个新王朝只是昙花一现。

满洲人通过长期细致的观察，认识到明朝已经腐朽、衰落。他们争取了大量有才干的汉族将领和文官，然后举兵入关，击溃李自成的军队，占据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从1644年起，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共历10个皇帝，他们都被尊称为“大清皇帝”，而不是“中国皇帝”。虽然清朝实际上统辖了全中国，但我们仍然可以把“大清皇帝”理解为“某个朝代”的统治者而不是“某个区域”的统治者。

如果了解了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中华民国为什么允许“大清皇帝”继续存在。在民国政府颁布的“优待条件”中，溥仪并不是“中国皇帝”，而是被明确地称为“大清皇帝”，这个称呼出现了五次之多。

大清帝国的皇帝被保留，但是大清帝国已经不复存在，这就使“皇帝”的称号变得有名无实，不可能在实质上威胁到民国政府。

贪心不足的袁世凯

中华民国的建立是革命党人浴血奋战得来的。可是，袁世凯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实力的人物，窃取了革命党人的成果，代替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总统。革命党人让袁世凯出任临时总统并不是出于信任，而是迫于无奈。袁世凯大权在握，在北方的地位坚不可摧，而且他的军队完全能与革命军抗衡。

作为“选举”出来的临时总统，袁世凯应该于1912年3月10日在当时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宣誓就职。尽管袁世凯窥视总统职位已久，但他却借口北方政局不稳，脱不开身，拒绝去南方就职。袁世凯心里明白，革命党并不信任他，他们之间充满了猜忌和憎恨，因此他绝对不能将自己置身于革命党控制的地区。为了证实北方政局不稳，袁世凯在北京自导自演了一场兵变，最终心满意足地留在了北京。

1913年3月20日，南方革命党领袖宋教仁被暗杀，所有人都知道是袁世凯策划的。同年7月，爆发了旨在推翻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遗憾的是，此次革命运动在一个月内就被袁世凯彻底镇压，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者开始了流亡生涯。孙中山再次流亡到日本，并得到了日本友人的许多帮助。对于共和制的追随者来说，“民国之父”这个称谓孙中山是当之无愧的。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地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可仅仅如此是无法满足他的，他略施手段就把总统选举制变成了终身制，并且总统还具有了可以推荐下任总统的权力。如此一来，整个共和制度被他损坏殆尽。随着袁世凯势力的不断增强，他越来越不满意国民党的存在，于是就下令把它解散了。1913年12月，他又征召副总统黎元洪进京，名义上说是为了辅佐政务，其实是怕他被反袁分子利用。等到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他就废除了孙中山的临时约法，颁布新的约法，并任命前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国务卿、前任山东巡抚孙宝琦为外交总长，开始自己的专制政权。

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袁世凯为了避免过多的麻烦，和清朝皇室达成一致，允许他们暂且继续居住在紫禁城，民国政府会拨出一定的经费安定他们的生活，至于仆人、太监他们可以照常留用。不幸的是，到了民国二年，袁世凯却根据此条文要求隆裕皇太后和宣统皇帝移居颐和园，以便自己入住紫禁城。

袁世凯的这个要求弄得整个清皇室人人自危、狼狈不堪。内务府的官员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简直就被吓得魂不附体。这次移居并没有那么简单，这等于说从此以后袁世凯不再承认朝廷的存在了。清皇室成员觉得太委屈，在内务府的极力怂恿下，愚昧的隆裕皇太后决定亲自出面与袁世凯交涉，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谅解。可想而知，由于手中没有实权，她提出的反对意见没有产生任何效力。拖到最后，亏这些遗老想得出来这么一个理由，他们向袁世凯说，颐和园太不安全，那里不仅地处偏僻，而且围墙也低，一不留神就会有坏人溜进来！这个理由虽然荒诞，但是袁世凯也不好说什么。在此情况下，他只好命人把颐和园的围墙加高，但他也不是笨蛋，修围墙的钱中华民国的国库坚决不掏，而是让清皇室负责。

遗老们的提议没有改变事情的结果，只不过延迟了一点搬迁的时间罢了。隆裕皇太后不仅没有得到丝毫好处，反而得罪了袁世凯，至于那些内务府大臣则着实从中捞了一笔。颐和园面积那么大，所有的墙壁要加高自然不是一件容易事，可正因为不容易才有赚钱的机会啊！对此，内务府的官员理解得比谁都清楚。不管怎么说，如果颐和园的宫墙真的能够修起来，也算是个好事，可由于在施工过程中偷工减料，没过多长时间，绝大部分的新加宫墙就倒塌了，有时还会连带坍塌一部分原来的墙体。好多年后，正因为这些倒塌的围墙，我还遇到了不小的麻烦。1924年，我受命前去修理这些倒塌的围墙。当我赶到的时候，刚好一场大雨过后，我看到许许多多的砖头瓦片碎裂散落，很多地方甚至在整块整块地倒塌。由于当时经费有限，我不能作大规模的修葺，再加上要遭受内务府大员的盘剥，真是让我苦不堪言。

张勋拥袁有交换条件

由于颐和园围墙坍塌，袁世凯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允许清室成员继续留在紫禁城。当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和外交人员不太了解为什么，他们都很纳闷为什么订好的计划又不实行了。原来这件事情是有内情的，袁世凯是由于担心坐镇徐州的张勋有意见，进而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才收手不做的。当时张勋拥兵徐州，对袁世凯表面听命，心中却在不断地考虑着自己的事情。虽然对此情况袁世凯早有察觉，但为了拉拢他，还是要多少给他留点面子。这张勋本来是袁世凯的心腹，在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就是他拥护袁世凯为领袖的。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可大家也许不知道，张勋拥护袁世凯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要优待王室。

当初隆裕皇太后敢于向袁世凯提出反抗，也就是基于张勋的支持。虽然张勋忠心可嘉，但最终他也成了内务府愚弄的对象。当袁世凯刚提出要清室搬家的时候，内务府大臣就派人到徐州去找张勋，说：“宣统帝一旦离开紫禁城，生命就会有危险。如果您不出面干涉，就再也没有人保得住皇上的性命了。”表面上看，内务府这些人完全是为了皇上的利益，实际上完全是个人利益在作怪。对自己被愚弄的状况，张勋毫不知情，他动用了自己的势力，劝袁世凯取消这个决定。这件事成功后，张勋一定觉得自己送给了故主一份大礼物，孰料却事与愿违地保留了内务府这条大蛀虫。

由于张勋从中阻挠，袁世凯也毫无办法，只得暂时让步。他之所以提出让宣统移居颐和园，并不是替民国考虑，而是因为他自己想入住紫禁城，逐步实现称帝的美梦。他现在是大总统了，是全中国最有权力的人，可还要继续蜗居在皇宫的外围，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

袁世凯成为大总统两年之后，突然撕掉了伪善的面具。他运用高超的权术，不仅把总统选举制变成了终身制，而且拥有了推举总统候选人的权力。这意味着他已经成为实质上的皇帝。按照常理他该满足了，可谁曾想，他希望成为名正言顺的皇帝，在群臣的拜叩之中登上宝座，就像中国封建时代的皇帝一样。就是这个决定，使得本来可以大富大贵的袁姓一族越来越没落。多年后，被人追杀的袁克定躲到了英租界，祈求我的保护，也是因为这个。

就这样，袁世凯一步一步地推行自己的计划，他好像已经看到自己变成皇帝了。他的御用文人杨度为他组织了筹安会，替他做好宣传攻势。其他方面也都有人替他打点好，袁世凯准备大干一场了。

八十三天皇帝梦

袁世凯想要做皇帝的心，得到了某些攀龙附凤之徒的拥护。他们兴高采烈地期盼着，希望自己能够从中分一杯羹。如果袁世凯能够顺利登基，他们就是开国功臣了，倘若如此，荣华富贵岂不是唾手可得？在众多劝进的人中，溥伦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作为清皇室的一员，他竟然跑出来劝别人做皇帝，这在当时被很多人引为笑谈。事隔不久，在溥伦的带动下，许多其他的皇室成员也出来劝进了，这不能不说是皇室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在中华民国的参议院里，溥伦本来就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再加上现在积极劝进，自然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此后一段时间里，袁世凯对他是信任有加，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旁人不太容易看明白的关系。如果你觉得袁世凯是真心实意地对溥伦好，那你就错了，袁世凯只不过是想利用溥伦来获得交泰殿里面的传国玉玺罢了。然而就在溥伦亲王安排好一切，准备偷走玉玺的那天，袁世凯的伟大事业彻底垮台了。那块玉玺一直稳稳地留在紫禁城里面，直到1924年宣统皇帝离开紫禁城时，才被整理皇室财产的官员收缴。

在积极劝进的人群中，广东籍的政客梁士诒也是比较著名的一个。他建议袁世凯追认明朝抗清英雄袁崇焕为祖先，使得袁世凯称帝也有个来头。不仅如此，他还建议在北京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神化袁崇焕，对此袁世凯很是赞同。当时中国的反满情绪强烈，袁世凯可以借助其“祖先”抗满的英雄事迹，表明自己是一个汉族爱国者，提高人气，让那些指责他不忠不孝的人闭嘴。为了不落人口实，袁世凯把神化袁崇焕的任务交给了政事堂礼制馆。可惜的是，关于袁崇焕英雄业绩的报告还没出炉，袁世凯就倒台了。

为了实现宏图霸业，袁世凯和他的奉迎者们不择手段。他们制造了数以千计的请愿书和电报，谎称代表国民公意，要求民国恢复帝制，将“洪宪”作为新王朝的年号。这些人还一再声称，新王朝的第一个皇帝非袁世凯莫属。随后，袁世凯的代理人召集了所谓的“国民代表大会”，君主立宪制正式获得通过。几天之后，袁世凯发布公告，宣布称帝，同时一再强调这是为了顺应民意，并不是他本人的意思。

1915年冬至这一天，袁世凯在天坛举行了祭天大典，向所有中国人表明自己已是真正的皇帝，因为这种仪式只有皇帝才能举行。为了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袁世凯不得不节约时间，省略了许多庄严的仪式。从总统府到天坛，袁世凯一直躲在一辆全副武装的汽车里。

就在这位“皇帝”身披古怪的长袍祈求神灵保佑的时候，他部下的一名将领蔡锷悄悄地离开了北京，前往云南。1915年12月最后一个星期，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和贵州发动了护国战争，即“第三次革命”，号召所有真正的革命者站在一起，推翻袁世凯这个背叛共和的独裁者。这次起义得到了中部和南方几个省的积极响应，革命范围迅速扩大，这令袁世凯始料不及。他以为经过两三年的准备，所有军政要津都是他的人，以至于完全低估了反对派的力量。面对来势汹汹的起义，袁世凯极度恐慌，只好取消帝制，并极不情愿地写了一份冗长的“罪己诏”。但他还是洗脱不了民国罪人的骂名。几个月后，袁世凯郁郁而终。从1916年1月1日洪宪改元，到3月23日颁令废止洪宪年号，袁世凯一共做了83天的皇帝。

当时大部分的中国人反对袁世凯当皇帝，但是，这些人不见得都反对帝制。对于这一点，北京大学的教授陈独秀认识得很清楚，他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他在1917年5月1日的《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说：政治进化的潮流，由君主而民主，乃一定之趋势，吾人可以怀抱乐观。……袁氏病殁，帝制取消，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大家都觉得中国以后帝制应该不再发生，共和国体算得安稳了。鄙人却又不以为然。……只因为此时，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

毫无疑问，袁世凯是他那个时代最有能力和魄力的人之一，但他虚荣心太强，而且会在志得意满的时候忘乎所以。他像异想天开的儿童一样，期待着返回古代，登上亮闪闪的皇帝宝座。他打算恢复一些古代的习惯，于是有文化的喽啰们就给他描述2000年前的大汉王朝，并绘制了几幅汉朝皇帝祭祀天地的草图。据说还有人专门为袁世凯铸了一枚金币，上面的图案是袁世凯头戴皇帽、身着皇袍。在祭天大典之前，袁世凯就命人制造了一批铸有“洪宪纪元”“中华帝国”以及袁世凯肖像的钱币、银元和勋章，作为新王朝登基大典的纪念品。他简直乐昏了头，早在登基大典前的几个月，便迫不及待地发行这些钱币。袁世凯死后，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仍然作为普通货币流通了一段时间，只不过这时银元上的袁世凯肖像代表民国总统，而不是皇帝。

假如袁世凯能够满足于做一个终身总统，那么他或许能领导中国走向和平和秩序，得到国人的尊敬和怀念。但他受到称帝美梦的诱惑，不顾一切，背叛了皇帝，背叛了朝廷，又背叛了中华民国，终于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1917年的张勋复辟

“辫帅”“辫军”进北京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试图建立一个新王朝，结果以失败告终。一年后即1917年，我们不得不目睹又一次复辟的失败，与袁世凯不同的是，张勋试图复辟的是一个旧王朝。

这两次复辟使中国的议会制度饱受挫折，直到1934年，国会仍然没有恢复。也就是说，在民国建立23年之后，中国仍然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人们在私下里议论纷纷，说共和政体是失败的。事实上，正是这些说三道四的人阻碍了共和制的成功。在当时的中国，超过90%的民众是文盲，要想让他们投身政治革命，简直是难上加难。即使在知识分子之中，积极参与政治的人也不会超过10%，即全国人口的1%。这说明，中国的政治必然会掌握在少数职业政治家手中。令人遗憾的是，在职业政治家中间，能够无私为国、心怀民众的人，只是极少数。

1911年的武昌起义中，黎元洪虽是革命军的领袖，但实际上是被强迫的，并非自愿。袁世凯当总统期间，黎元洪身为副总统，处境却比普通老百姓还糟。袁世凯为了防止他成为反袁运动鼓吹者的工具，对他看守甚严，根本没有自由，比国事犯好不了多少。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他占着这个高高的位子，却难以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因为他实在太平庸了。他就像一个普通的国民，缺乏对民主的认识，而且也没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面对日益混乱的政治局势，黎元洪曾试图恢复秩序，但他的尝试往往导致更大的混乱。

此时的北京虽然混乱，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于是张勋驻守的徐州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徐州是津浦铁路上的战略要地，如果占据徐州，就相当于占据了整个长江以北的华东地区。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北方任何一个军事或政治领袖都不敢忽视张勋的存在。

张勋是当时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帝制分子。为了表示自己对清朝的耿耿忠心，张勋一直未剪去辫子，并且要求他的士兵效仿他，因此有人讥讽张勋为“辫帅”，把他的部队称为“辫军”。对于这种称呼，他们并不觉得不舒服。

前文说过，张勋之所以拥护袁世凯，是为了让民国政府优待清朝王室。袁世凯的死使张勋不必再拥护民国，于是他的唯一任务就是保护清朝王室。

1916年末和1917年初，张勋在徐州召开了一系列政治会议。会议是保密的，与会者包括张勋的朋友及支持者，还有华北、华中几个省份的督军或他们的私人代表。在徐州会议上，大家信誓旦旦地向张勋保证，坚决支持张勋复辟清王朝的任何活动，并愿意与其共创大业。

张勋的意图黎元洪心知肚明，他也知道如果张勋控制了北京会发生什么。但他仍然大胆邀请张勋访问北京。黎大总统之所以冒此风险，是因为当时中国各政治团体之间出现了较大分歧，各团体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为了避免出现更严重的混乱，黎元洪只好将张勋请来充当“调停人”。同时，黎总统还采取了一个重要举措——将当初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重新召集起来，准备议事。从此，北京的国会中经常出现醉酒狂闹的场面，国会成了帝制分子攻击的新目标。

1917年6月，张勋进入北京，开始他的“调停人”使命。他一到北京，立即要求解散国会。身为民国总统的黎元洪由于没有实权、个性优柔寡断，只能答应张勋的要求。此事一经传出，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帝制分子就群集北京。他们长期压抑着的复辟的激情，由于“辫帅”的到来而被激发，进而达到顶点。很快，一系列宣布重建大清朝廷的诏谕颁布。7月初，宣统的皇帝职能得到恢复。

1917年7月这件热闹的事情我未能亲身经历，但我的一位朋友碰巧当时在北京。他写信告诉我，在复辟的当天早上，大街小巷到处都悬挂着龙旗。中国很多城市的市民，尤其是北京市民，为了应付当地军政局势的变化，家中一直备有各种旗帜。从这次满城飘扬龙旗的壮观场面来看，北京民众对恢复帝制是持肯定态度的，至少表面上如此。几个世纪以来，北京已经习惯于向朝廷尽忠，遗老遗少们一直存在着，复辟的成败对于他们来说尤为重要。

段祺瑞与轰炸机

然而，给遗老遗少带来希望的张勋将军，却犯了自己政治生涯中最严重的错误。他对自己的军事力量过分自信，认为摧毁民国政府轻而易举；他还想独吞复辟的胜利果实，于是愚蠢地甩开了徐州会议上的同伙，孤军奋战。

张勋的自以为是和贪功排外惹恼了当初的盟友，段祺瑞将军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当共和派找到段祺瑞，要求他保护中华民国时，他答应了。当时段祺瑞拥兵天津，拥有京津地区人数最多、装备最好的军队。在张勋宣布复辟之后第二天，段祺瑞发动了讨伐张勋的军事行动，一场决定王朝命运的战斗在京津之间爆发。在这次战斗中，中国战场上第一次出现了轰炸机。当轰炸机出人意料地出现在紫禁城上空，并投下几颗炸弹时，张勋及其手下明白，他们的事业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没过几天，张勋逃到荷兰公使馆避难，康有为则逃到了美国公使馆；宣统皇帝再次退位，重新深居简出，就像两个星期以前一样。北京街道上飘扬的龙旗忽然间不见了，如濮兰德在《中国、日本、朝鲜》一书中所说：“人们把龙旗仔细地叠好，藏起来，以便哪天皇上真的复辟成功，再重放异彩。”

1917年7月这段小插曲发生之后，一位有胆识的中国作家写了一部名为《复辟潮》的戏。此戏从未公演，剧本也没有公开出版，而是由私人印刷发行。该剧对皇帝形象的描写是巧妙而尊重的，对张勋的所作所为也持宽容态度，但当写到那些见风使舵、背叛张勋的“盟友”时，则大加鞭挞和羞辱。该戏最后一幕描写张勋逃往荷兰公使馆前，最后一次觐见皇帝的场面，弥漫着悲剧气氛。从作者对张勋的同情和剧本中表现出的宫廷礼仪知识来看，作者应该是帝制分子。1921年，宣统帝送了我一份这个剧本。虽然皇上本人是剧中人物之一，但他并不认为这个剧与他有什么关系，更没有被剧本中的腔调激怒。他似乎觉得这个剧本可以用来消闲解闷。

自1917年张勋复辟以来，南方的激进派一直强烈要求取消“优待条件”，主张将宣统皇帝变成普通公民，甚至认为应当以叛国罪处罚年轻的皇帝。事实上，皇帝是不可能参与复辟阴谋的，因为当时他只有11岁5个月。

在一本公开出版的奇闻逸事选辑中，有一个故事可以当作小皇帝本人对复辟问题的态度。“复辟前几天，张勋偷偷进宫觐见宣统，并向宣统奏明了他的复辟计划。宣统摇了摇头，拒绝批准此计划。‘皇上能告诉奴才为什么拒绝吗？’张勋问。宣统答：‘师傅要求我读十三经，终日没完没了，我怎么可能抽出时间管那么多事呢？’张勋立刻解释说：‘皇上有所不知，如果您重登宝座，就不必做那么多功课了，因为您得花时间了解军政大事。’宣统喜形于色：‘此话当真？如果我重登宝座，真能取消所有的功课？’张勋拍胸脯保证：‘自古以来只有马上天子，从来没有听说过读书的皇帝。’宣统：‘既然如此，一切都按你说的办吧。’”

尽管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但至少可以说明，讲故事的人对张勋的忠诚是持否定态度的。

心怀鬼胎的民国政府

南方激进分子要求惩罚宣统皇帝和复辟分子，但没有得到民国政府的支持。本来，民国政府可以利用这次事件取消“优待条件”，但是“再造共和”的元勋段祺瑞以及其他北方领袖，包括继黎元洪之后出任总统的冯国璋，都没有表现出要对清廷、张勋以及同谋者采取惩罚措施的迹象。复辟事件的领导者张勋不仅得到赦免，就连财产也得以保全。要知道，中华民国对那些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失败的一方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没收财产。从公布的大总统令可以看出，民国政府对皇帝并无指责，认为皇帝“深居宫禁，莫可如何”。两个朝廷之间的关系得到了重新维系，还是像以前一样相互尊重。在紫禁城的黄昏中，皇帝依然端坐龙廷。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当段祺瑞被问到为什么如此大度地对待张勋时，段祺瑞说：“张勋和我是老朋友了，我怎么能伤害他呢？”中国的政治家尊崇谨慎、稳健和中庸的行事风格，这个故事就是典型。正是得益于此，张勋才被赦免，并在富足之中悠然引退。

民国政府如此宽容地对待复辟分子，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张勋手里掌握着1917年复辟运动的重要文件，包括徐州会议的会议记录，以及许多民国领袖参与复辟阴谋的信件和电报。如果民国政府胆敢对张勋等人动手，张勋便会将这些文件公之于众。1924年5月6日，《北京导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复辟失败后，张勋逃到荷兰公使馆，并将1917年有关复辟的重要文件转移到一个姓王的人手里，后经多次转手，这些文件最终被带到巴黎妥善保存。据说，这些文件能证实82位有影响的中国人参与了帝制复辟的阴谋。

誓死保“辫”的逸事

张勋是一个奇特的人物，个人经历也颇有传奇性。有很多人认为，张勋最初的事业是从马夫和侍从开始的。义和团运动后，慈禧太后败走西安，张勋凭借翩翩风度和强健的体魄赢得了太后的宠爱，之后平步青云、一路高升，直到成为高级将领。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可信。

复辟事件之后的几年中，我同张勋以及他的许多朋友熟悉起来，渐渐得知了张勋的真实经历。张勋隐退之后，利用闲暇时光写了一本自传，叫作《松寿老人自叙》，交代了他戎马生涯的一生。张勋在写诗作文的时候，自称“松寿老人”，意为像松树一样长寿的老人。在中国文化中，松树象征着老当益壮，这位年老的帝制派领袖就用这个意象描述自己。

1923年9月12日，张勋在天津的寓所中逝世。他的六个儿子发表了一篇精心构思的讣文，里面记载了一些自传里没有的内容。

讣文中记载了张勋誓死保“辫”的逸事。1915年，张勋进京，在觐见了年仅9岁的小皇帝之后，又去拜访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老上司袁世凯。他的辫子引起了袁世凯一些部下的嘲笑，于是张勋发誓说：“谁敢碰一下我的辫子，我就跟他同归于尽！”从此，再也没有人敢于冒犯他的辫子。张勋一直保留着辫子，直到去世。

张勋的儿子们谈起父亲所发起的复辟运动时，都认为他是在履行一项神圣的职责。讣文中写到，当讨伐张勋的军事行动开始后，由于同盟者一一背叛，导致复辟流产。有人劝张勋提早寻求避难、保护自己，但他却说：“复辟并非陛下所愿，乃吾等尊崇之故。此逢危难，若置陛下于不顾，即构陷陛下之罪也！吾张氏家风，以献身大业为重，身家性命、妻子玉帛不足挂虑。吾所挂虑者，乃伤及吾皇之痛！”据说，当时在场的人都被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家父说完之后，便亦膊上阵，以惊人的英勇顽强奋战到底，直至陷身火海。这时荷兰公使派来一辆汽车，把父亲强行拉到了荷兰公使馆。在那里，他一直处于痛苦之中。”

讣文继续写道：“父亲卧病在床的日子里，皇帝派人前来慰问，并打算派一名御医为他治病。父亲得知了这个消息，当天晚上下床跪到地上，向着皇宫的方向，声泪俱下地自陈：‘奴才年过古稀，辛亥年即当死而未死，丁巳年又当死而又未死，今日之死已经太迟，我还有什么脸面苟活于世呢？呜呼！我不能报答皇帝于万一！’我们听到他的哭声，心痛不已。意外的是，情绪的激动使父亲恢复了一些元气，竟然可以吃下一些东西了。但是没过多久，他又衰弱下去，直到逝世。”

张勋的葬礼在天津举行。这次葬礼成为天津市最隆重、最壮观的一次，甚至逊位的皇帝也派来代表参加。天津的报纸用《“虎”在壮丽的光焰中逝去》作为这一葬礼的标题。《京津泰晤士报》也做了重点报道：“一支由4000多人组成、长达4公里的送葬队伍，从张的寓所出发，穿过英国、法国和日本的租界，然后再折向之前的奥地利、意大利和英国租界，最后又回到张的寓所，总共游行了8个多小时。葬礼上，不仅有张勋自己的总司令军旗，还有小皇帝赐给他的一面‘虎’旗。毫无疑问，小皇帝对张勋充满了信任和厚爱，所以才会赠送30余件昂贵的礼品，这些礼品都是珍品，格外引人注目。根据最保守的估计，这次豪华的葬礼大约耗资10万美元以上。”

对于这位忠实的保皇派来说，最令他满意的也许并非礼品，而是小皇帝赐给他的谥号——“忠武”。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最杰出的军人才能有此殊荣。在张勋之前，共有5位得此殊荣，他们分别是公元2世纪的诸葛亮、19世纪的杨遇春、邓绍良、塔齐布和李续宾。

1919-1924年的紫禁城

民国总统不忘故君

1917年的张勋复辟，虽然轰轰烈烈地开始，但维持了短短12天就草草结束了。当张勋的辫子军来临时，民国总统黎元洪吓得躲进了外国大使馆。可笑的是，张勋复辟失败后竟然也躲避到了大使馆里面，只不过黎元洪躲到了日本一个武官的馆舍里，而张勋则蜗居在荷兰公使馆。后来，段祺瑞率兵平定了这股复辟浪潮，派人去迎接大总统黎元洪复职。黎元洪认为是由于自己的失误才引起了这次骚乱，所以引咎辞职，大总统一职就由副总统冯国璋代任。

新任大总统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前清时曾身居要职，在民国时是袁世凯的心腹大臣。这次由于参加了段祺瑞的讨逆军，所以就以“再造共和”的名义就任大总统。虽然如此，他对民国却是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冯国璋上台后，段祺瑞就以国务总理的身份组织内阁了。组阁后的段祺瑞政府，由于得到大总统冯国璋的支持，就积极地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迅速向德奥宣战。

与此同时，身在南方的孙中山由于对政局不满，开始组织军政府准备北伐。

1918年初，曹锟率领北洋军进攻南方。4月初，长江以南的军事要塞岳州和长沙被北洋军占领，堵塞了孙中山北伐的道路。5月，孙中山辞职，流亡日本。南北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一些在北京不得势的旧国会议员南下广州，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国会。与此同时，北方政府也根据2月公布的选举法选出了一个新的国会。南北两个国会并存，使中国的国会成为一个瘫痪无效的施政机构。

这年8月，冯国璋的代总统期满，北方国会选举新总统，徐世昌以绝对多数当选，就此结束了冯国璋的大总统生涯。

徐世昌的上台引起了南方国民党人的反对，孙中山明令岑春煊、伍廷芳领衔竭力抗议。不过北方政府对此置若罔闻，徐世昌还是安安稳稳地坐满了三年，然后才拍拍屁股走人。徐世昌出生于封建士大夫之家，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早在1906年，即光绪三十二年时就已经是军机大臣了。除此之外，他还是第一任东三省总督。东三省向来被看作满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多年来一直不设行省；到了近代，考虑到时局变化，才设立行省并且任命徐世昌为总督，由此可见满清王朝对他的信任和器重。光绪三十四年，宣统皇帝刚登基，就任命他为太保，掌管宫内外大小事宜。他被选上大总统的那一年，也只不过刚刚63岁而已。

虽然身为民国大总统，可是徐世昌一点儿也不喜欢民国，一直想要恢复帝制。刚一上任，他就撤销了张勋复辟的罪名。重获自由的张勋，此后多年一直蜗居北京。虽然大受排挤，但是他热爱故主的心一直没有改变。

身在大总统位上的徐世昌，不仅大力提倡尊孔，将每年的孔子诞辰日作为全国的假日，而且处处以太保身份自居，简直忘记了自己是民国总统这个事实。

我成了皇帝的英文老师

岁月流逝，转眼间宣统皇帝溥仪已经12岁了。在过去的几年里，他曾经有过几个博学多识的老师，在他们的细心教导下，溥仪非常顺利地学会了中文。就在那一年，徐世昌和几个满清遗老讨论溥仪的教育问题。中国近些年来的变化，让他们意识到必须让溥仪接受西方教育。在当时的世界上，英国是最强大的，因此他们希望溥仪能够懂得一些欧洲的政治制度，尤其是英国的政治架构。

在徐世昌这些人心中，对中华民国的将来确实没有多大的奢望，但是如果就此说他们此举是为宣统复辟作准备，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这些人心中，或多或少地对故主抱有效忠之心，他们希望溥仪能够多多学习西方政治历史，将来一旦民国政府垮台，他也能够组织一个较为稳定的政府。不管怎么说，这种想法的出发点还是非常好的。经过西方先进思想的洗礼，他们觉得溥仪完全有能力成为共和政体下的君主。如果此种构想能够顺利实现，他们对故主也算是有了一个交代。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聘请了一位著名的美国人来做溥仪的老师。此人不仅是个外交家、教育家，更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对中国有比较深的了解。但事情也就是因为这个才麻烦，他太了解中国了，被召去做了美国驻北京公使馆的帮办，所以不便接受帝师之职。最终，这个职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

我之所以被聘请为溥仪的英文老师，并不是完全地依靠运气，背后一样有许许多多的故事。

很早以前，我就来到了中国，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作长时间的旅行。后来我又被派为英国驻中国的行政官，由此有机会接触那些清室成员，也就是在那时候我认识了徐世昌和其他若干人。我和这些人的关系一直比较好，其中与李鸿章之子李经迈关系最佳。辛亥革命爆发后，李经迈避难威海卫军港，那个时候我刚好是威海卫军港的行政长官。后来，李经迈担任过清王朝驻奥地利公使，但任期还没有结束，他就接到命令到德国去考察了。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考虑到他出色的外交才华，屡次邀请他加入国民政府，不过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徐世昌当上大总统以后，也曾经三番五次地邀请他出面担任外交使节，可他也是一点不顾朋友面子地谢绝了，此人对满清皇室一直抱有忠心。正是借助于他的推荐，我才有机会担任了溥仪的老师。

李经迈的家里是很豪奢的，他在上海的“丁香花园”是请美国人艾塞西·罗杰斯特设计的，率先采用了西方的卫生、取暖设备及通风设备，开创了近代上海建筑的先河。屋内的设计也别具一格，据当时人的笔记，屋内的陈设中西结合，墙上既有祖宗画像，也有西洋油画；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进门的地毯，竟是一张巨大的白老虎皮。

1918年11月底，他专程来到我的住所，请求我担任溥仪的老师。经过短暂的考虑，我答应了他。由于那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没多长时间，所以我还必须先征求伦敦政府的意见。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我就正式接受了国民政府的邀请。过了没多长时间，大总统徐世昌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爵士递交了书面请求，从此我就正式成了溥仪的英文老师。1919年春，我离开威海卫军港前往紫禁城，开始走向另一种全新的生活。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溥仪的时间，是在1919年的3月3日。虽然是刚见面，可是我对这个年仅13岁的孩子有很强的好感。到达紫禁城后没多久，我就向英国政府写了一份报告，主要是我的所见所闻。很明显，满清王朝已经没有复活的希望了，可是在紫禁城里面，溥仪依然是至高无上的元首。

溥仪的学业牵动了许多人的心。1919年2月22日我抵达北京，当时在火车站迎接我的是总统府的一个秘书。两天后，溥仪的父亲醇亲王、即光绪帝的弟弟载沣在自己的府第里接见了我。在谈话中我看到了他们对我寄予的期望之深，溥仪的学业让他们着实费了不少心力。在我的心目中，载沣亲王可以算是头脑比较灵活、开通的一个，比起那些守旧的满清亲王、大臣，他对时局有更深的了解和独特的看法。接见我的时候，他的态度非常真诚，一再告诫我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来找他。后来他还为我举行了一次晚宴，把我引荐给其他几位皇族成员。

2月27日，徐世昌总统正式召见我，虽说是多年的老朋友，但礼节还是不能少的。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和满清皇室成员和其他几个官员作了短暂的互访，他们有内务府大臣世续、绍英、太傅耆龄、宣统帝的中文师傅梁鼎芬、朱益藩、伊克坦等。3月1日，他们一行人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我，预祝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好成绩。接下来就到了我正式去见宣统帝的那天了。3月3日早上，他早早地穿好了朝服，由一大班朝臣服侍着来到了我面前。按照惯例，我向他鞠了三次躬，以示尊敬。但是让我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向我行欧洲最流行的见面礼——握手。由于初次见面，我们两人都说了一些客套话。他客气地问了我以前担任的官职、做过的工作，对此我都一一作了详细的回答。双方行过礼后，我去偏殿休息，而皇上则去自己的寝宫换衣服。换好衣服后，我们就开始上课了。当我到达作为教室的毓庆宫时，皇上已经在认认真真地看书了，在他面前堆满了我推荐给他的书籍。请我坐定后，我们就真真正正地变成了师生关系，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约束，一切都变得随意起来。第一次课结束后，很多大臣和太监都来向我道喜，恭贺我成为帝师。

溥仪虽然从未接触过西方语言，但是看起来对这些很感兴趣。在所有课程中，他对新闻的好奇心最强，每天都要求我说一些关于西方伟人的事情。他不仅智力活跃，知识也非常丰富，地理、政治知识尤其如此。虽然年纪很小，可他对旅行和探险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因为喜爱运动，他的身体发育非常棒，长得很壮实。在性格方面，他不仅有乐观的天性，而且出乎意料地有一副好脾气。在他身上，你绝对找不出丝毫妄自尊大的影子，虽说生活在宫廷之内，每天都有繁琐的礼节，可他的个性并没有因此变得骄横自大，这是非常难得的。他从来没有机会走出紫禁城一步，也没有机会和其他孩子打交道，这让他显得过早地成熟了。在整个紫禁城里，除了他的兄弟溥杰和其他几个皇兄，他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玩，自然也就不会有朋友了。有很多人在伺候他，就是每天去上课的时候，也必然会盛装列阵，由太监抬着他走进书房。

由于位置高高在上，他身边围了许多谄媚之人，年幼的时候这种影响还看不出来，但是如果长期如此，等他长大以后就很危险了。为了不使他在这些人中间丧失自我，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迁出紫禁城，移居颐和园。乌烟瘴气的紫禁城并不适合他个性的发展，而在颐和园里则不存在这种现象。在那里，他不用受种种烦琐礼节的束缚，身心可以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除此之外，颐和园里地域广大，不仅有利于运动，行动也非常自由，这能够让他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和自由空间。移居以后，以前使用的那些人肯定是不能再用的了，不然的话，还不如不迁的好。除此之外，我还打算请徐世昌总统和皇叔载涛来监督整个颐和园，以免受到外界干扰。虽说是一个孩子，可在他身上凝结着的精神绝对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处理好的。目前我还没有能力做此行动，但是我已经向一些军政要员大略地表述过这个意思。

中国人做事要择吉日。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三月三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他们之所以安排我这一天去见溥仪，也正是因为这一天行事大吉。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至今还保留着一些迷信观念。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居住时，我暂时住在北京饭店。初到北京那几天，一直忙于交际应酬，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太多的事情。二月的最后一天，清廷内务府派人告诉我说已经选好了黄道吉日开课，一个是下月的三月三日，另一个则是三月二十八日。在他们的脑海里，这两个日子符合古人所讲的天人合一。由于皇帝已经等不及太长的时间了，所以最后就决定在三月三日开课。

在我的印象里，中国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先看一看皇历，选择一个黄道吉日。这是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如果哪次不小心违反了这个原则，是要受到众人指责的。宣统帝在1922年结婚，也是经过一群宫廷占星家精心挑选的。在他们看来，凡是有重大的事情，就一定要求助于黄道吉日。因此当我准备从旅馆搬进新居时，他们不顾我的拒绝为我挑选了一个“吉日”，我虽然不以为然，却也不得不从命。

与世隔绝的紫禁城

中华民国自成立以来，一直是名存实亡。军阀轮流把持着北京政府，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他们长年内战，根本不顾民众死活。政局十分不稳定，全中国人民都陷入极端的恐慌之中。但即使在最动荡的民国前13年里，即从1912年到1924年间，紫禁城还是非常平静的。当时很多老百姓都羡慕居住在紫禁城里面的人，觉得他们能够安全而平静地度日，简直就像是生活在天堂里面一样。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紫禁城里面也有大大小小的麻烦事。

自从清帝宣布退位以后，紫禁城立即分为了内外两部分。内部留作皇室居住之地，而外部则由民国政府接收了。相比内廷而言，外廷的面积非常大，包括了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再加上左右两侧的武英殿、文华殿，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陪衬建筑。不过现在文华、武英两殿已经改作博物馆了，大部分清廷珍贵物品都保存在这里面，供人参观。

与外廷不同，内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内，除了宫廷人员，平常人是不允许进入的。整个内廷包括御花园、文渊阁、内务府、军机处和建福宫。原本这里面也珍藏着许多宝贝，只不过在1923年的那场大火中，绝大部分被焚毁殆尽了。

在整个内廷里面，奉先殿是比较重要的一座。每月的初一、十五，皇帝都会如期到这里来祭祀祖先。即使有时候皇帝不在紫禁城，那日也必定会派一名亲王作代表前往。当然了，在所有的建筑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乾清宫。乾清宫作为朝会之所，在众多建筑中是有着与众不同的地位的。每逢有什么重大事件，大家都要齐集在这里商议。可以说只要在历史上留得住名的事情，都会在这里找到它们的影子。比如说每年的元旦、正月十五、皇帝的生日等，在乾清宫里面都必定会有一番盛会。紧挨着乾清宫西侧的是养心殿，此殿名称出自孟子的名句“养心莫善于寡欲”。养心殿是前几位皇帝的居住之所，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押送到瀛台小岛之前，就住在这里。

进入紫禁城教书以来，我也成了养心殿的常客。不过，我和我的皇帝学生会面的主要地点是毓庆宫，那里是我们的教室。毓庆宫位于奉先殿西侧，斋宫以东。斋宫是皇帝在大祭之前的住所，以便独居斋戒。

当时的紫禁城里面，不仅有宣统皇帝，还有四个太妃。1913年隆裕太后死了以后，同治帝的三个妃子瑜妃、珣妃、瑨妃和光绪帝的瑾妃就各自晋升为皇贵妃，开始共同管理宫中的大小事宜。

珣妃死于1921年，生前被晋升为庄和皇贵妃。瑾妃死于1924年，生前被晋升为端康皇贵妃。瑾妃本来还有一个妹妹，珍妃，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在出逃之前让人把珍妃推到井里淹死了。同治帝另外的两个妃子，瑜妃被晋升为敬懿皇贵妃，瑨妃被晋升为荣惠皇贵妃，二人最后死因不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她们都死于宣统帝被驱逐出紫禁城以后。对这两位老人来说，晚景是非常悲惨的。假如瑾太妃多活一两个月，恐怕也会遭致同样的下场。在这四位太妃中，我经常见到的是瑾太妃，她待人和善、从不轻易发火，无论何时总能让人感觉到温暖。

宣统皇帝的父母和兄弟并不居住在紫禁城里面，他们在北京城有各自的府第。如果没有皇帝的征召，虽说关系很近，他们也是不能随便进宫的。这些人都是王公贵族，每个人都拥有非常宽敞的宅第，比如说醇亲王载沣吧，他的私人宅第在什刹海和钟鼓楼之间，地方极大，当时的人们通常称那里为北府。紧挨着北府的是载涛亲王的府第；再远一点儿，是恭王府。恭王府占地最广，最富丽堂皇，但是自从1912年以来，就没有人入住其中，府内光线幽暗、一片寂静。

表面看来，紫禁城里面只居住着皇帝和四位太妃，其实加上仆役、太监、女眷，紫禁城里面的人口也不少。在辛亥革命前，整个紫禁城里面，仅仅是太监人数就达到了三千。即使到了1919年，皇宫里面的太监数量也不下一千。在那场革命中，许多太监吓破了胆偷偷溜走了，还有一些人在战争结束后也携款逃跑了。离开紫禁城后，富有一点的就避居在租界里面开商店、做生意，而那些倒霉的则只能去五台山、普陀寺做和尚。在留下来的一千多名太监中，除了极少数人有专职外，其他人的职务则相当宽泛。太监也像满清官员一样是分品级的，最高级的太监是御前太监，品级为三品。不同的太监衣服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想要分辨出来哪个品级并不困难。在紫禁城里面，除了这些太监，还有的就是宫女和女官了，不过这些女官通常不居住在紫禁城里面。在远离紫禁城的偏远地带还有许多建筑，那里面居住着许多仆役。他们负责一些杂务，没有皇上的允许通常是不能进宫的。他们只能做一些粗重的笨活，比如说倒垃圾、打扫宫殿等。在紫禁城的北面，比较靠近外城的地方，居住的就是保卫整个宫殿安全的御林军了。

午门和神武门在清朝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在全盛之际，皇帝出入紫禁城，必须要从午门经过。午门的取义是为了显示出天子的尊严与高贵，暗示着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像是正午的太阳那样，高高地悬于众人头顶之上。每逢有什么重要活动或皇帝需要出宫，肯定要打开午门。但在辛亥革命后，午门和其他建筑一道被中华民国政府接收了。自此以后，逊帝如果想要出入紫禁城，只能使用城北的神武门了。和午门一样，神武门也由三个门组成，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用途。一般情况下，中间的一个只允许皇帝和他的侍从经过。如果王公、大臣、贵族、师傅等人想要觐见皇上，只能走西边的小门。经过这两个门的时候，不管地位有多么尊贵，一律要下马下轿步行入内。当然了，如果得到皇帝的钦赐，允许他在紫禁城骑马或坐轿，那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出入。除非有特别大的功勋，否则是不可能得到这种赏赐的。每逢有什么重大庆典的时候，皇上也可以临时指定某些人不必步行，可以骑马或坐轿进入紫禁城，比如说溥仪就曾经给予过某位亲王这种赏赐。得到这种赏赐的官员，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和敬服，一般来说，他们会在自己的府第大门前竖起一块木牌，上面写上“赏赐紫禁城骑马”等字样。

即使得到在紫禁城骑马、坐轿的赏赐，也并不等于在紫禁城里面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如此。一般来说，他们可以骑马、坐轿到大内的景运门和隆宗门前，如果想要继续向里面走，那肯定是要步行的了。天子居住的地方也叫作圣地，作为臣子步行进入是应有的礼节。在清朝历史上，只有一位亲王得到可以坐轿直到养心殿门前的恩赐，那就是宣统帝的父亲醇亲王。

神武门位于紫禁城北，整个明朝和清朝前期都叫作玄武门。据说是在乾隆六十年，即公元1795年的时候，嘉庆帝登基后为避他父亲乾隆的讳才更名叫作神武门的。

一出神武门，紧挨着的就是景山。景山又名煤山，二百多年前明朝灭亡时，崇祯皇帝在这里自缢身亡。刚来中国的时候，我很不明白为什么在皇城里面会堆起一座山，后来熟知内情的人告诉我，这是营建北京城的时候，人们用挖三海的土堆砌而成的。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北方历来有阴煞之气，如果不堆一座山来阻挡，肯定会妨碍到一个王朝的王气。这种说法相当可靠，中国人爱吉祥，在这里堆出一座山来阻挡煞气是完全必要的、可能的。同时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猜出，为什么皇帝的宝座总是坐北朝南了。

辛亥革命后，景山依然划归清室管理，被当作了紫禁城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同时，民国政府之所以没有接管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清王朝的皇帝死后，尸体一般都要先转移到景山的寿皇殿安放，等各种事情都准备妥当了，再迁到皇陵里面。不仅如此，在寿皇殿里面还尊藏着清朝各位皇帝的遗像，如果民国政府贸然接管此殿，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民国政府并没有接管这里，只是拥有可以批准某些人进入游览的权力。

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比较幸运的一个人。在我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受到过我这么多的恩遇。在宣统帝的批准下，我可以自由地出入皇宫大内，游览各处名胜古迹。靠着大内稍西一点就是著名的三海，它们原本也是紫禁城的一部分，只不过后来被民国政府接管了。

民国政府成立之时，曾特别注明优待清室，其中一条特别有趣，那就是宣统帝退位后，可以仍然居住在紫禁城中，保持皇帝名号不变，做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更为有趣的是，就在他居住的大内的西边，便是当时民国大总统的居住地。这个大总统虽然不具有皇帝名号，却拥有统治全中国的实权。有虚名的皇帝和有实权的大总统比邻而居，这种有趣的现象恐怕在全球历史上也不多见，但在中国却存在了13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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