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肄海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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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逻辑：从普鲁士崛起到两次世界大战试读：
序言
我痴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花了很多时间阅读相关书籍，常常苦思冥想，试图理解希特勒，为他各种看似疯狂的举动寻找内在的逻辑。因为通过大量的阅读我认为希特勒并不是一个疯子，事实上他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当然，他的信念和理想是极为错误和邪恶的。希特勒发动战争有着极为深刻的原因，而英法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也绝非仅仅因为它们的软弱或是企图“祸水东引”这么简单。这是一个极为紧密的逻辑链条，仅仅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远远不够的，而应当从普法战争去寻找二战的起源。而普法战争又涉及德国统一，所以应当更进一步从德国统一寻找一战和二战的起源。
简单来说，法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企图阻止德国统一，导致普法战争爆发。普法战争导致了法德长期对立，欧洲各国在极为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的情况下分别选择与法国或德国结盟，也就是说法德矛盾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线。一战后由于协约国集团在法国的主导下对德国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并以武力强迫德国全盘接受，导致法德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又加深了，只不过以前是法国要向德国复仇，收复在普法战争中被德国割走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现在轮到德国要向法国复仇了，由此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的起源，法德矛盾都是主线，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希特勒，以及这两场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从而避免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对于一战及二战各场战役的具体过程及双方统帅的指挥细节在相关书籍中都有详细的介绍，本书就不再赘述了。事实上我认为这些东西其实并不重要，或者对于战争的最终结果来说，这些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两次世界大战持续的时间都很长，战争是交战各国综合实力的较量。军事统帅对战争结果所起的作用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虽然他们的名字往往与各种或正义或邪恶的胜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真正支撑起这些胜利的是它们背后的整个国家，是国家间的联盟。正如一战时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所言：“战争太重要了，不能交给将军们干。”
正因如此，我在本书中重点想谈的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中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实力对于战争结局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根本性的。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说：“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领导了苏联内战的列宁对于经济重要性的了解更为深刻：“在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而经济发展的需要往往也是主导一个国家各项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的根基。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甚至可以像证明数学定理一样推导出从普法战争到二战的逻辑链条。
其次我想重点谈论的是各国的外交政策。一战和二战都不是单个国家之间的对抗，而是一个国家集团与另一个国家集团之间的对抗。是什么导致了一些国家的结盟，又是什么导致了一些国家与另一些国家的对抗，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两场战争。外交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远远超过了战争本身，而对战争的胜负起着更具决定性的作用。这其中的道理实在是简单不过，如果我们争取到了更多的盟友，那我们就有更多的人力与物力与敌人拼消耗，或者把敌人打败或者把敌人拖垮。列宁说：“谁的后备多，谁的兵源多，谁的群众基础雄厚而能更长久地支持下去，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如果仔细阅读一战和二战的战史，我们就会悲哀地发现，双方的军事指挥都有过人之处但也都有重大失误，从宏观来看基本可以说平分秋色，战争最终沦为双方人力与物力的消耗战。德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所有的资源都消耗光了。由于外交的失败和海军的弱小，德国无法获得更多资源的补充，这一点在一战中的表现更为明显，我在后文中将会详述。对一战前的德国来说，正是外交的失败才导致俄国、英国与自己的死敌法国结盟，从而使自己陷入极为被动的两线作战的战略态势中，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在对抗整个欧洲，最终导致战败。
我想重点讲述的最后一点是技术的进步对战争的影响。德国思想家和革命家恩格斯曾说：“技术决定战术（原文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后，并且主要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强国之间进行，机枪、坦克、飞机、潜艇等武器的出现极大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和格局，无论是一战时西线的堑壕战还是二战初期德军的闪电战都与这些技术兵器的出现息息相关。就全球范围来说，随着这些技术兵器的出现，再也没有出现过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对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的征服，类似于日耳曼野蛮部落灭亡西罗马帝国、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的现象再也不可能出现了，也就是说类似成吉思汗的游牧民族的英雄再也不会回来了。这就是技术进步对战争和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力。第一篇德国统一第1章普鲁士的崛起普鲁士建国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德国的历史最多只能追溯到普鲁士，现代德国就是由普鲁士演化而来。虽然历史上的神圣罗马帝国也是由德意志人所创建的，但这个帝国事实上与普鲁士和德国没什么关系，反而是与另一个德意志人的国家——奥地利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德国的历史只能从普鲁士开始谈起。但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却是非常悠久的，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日耳曼人，德意志民族是日耳曼人的一个分支。
中世纪时，德意志民族主要分布在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德国和奥地利及其周边的部分地区，不过那时德国尚未统一，德意志地区分裂为300多个小邦国和1000多个骑士庄园领地。这些小邦国和骑士庄园领地虽然名义上归属神圣罗马帝国，但实际上都是拥有主权的独立政权，类似于我国的春秋时期，可以说当时德意志地区处于极度的分裂之中。普鲁士在刚刚建国的时候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邦国。
普鲁士的渊源有两个，其一是以柏林为核心的勃兰登堡。1415年霍亨索伦家族的腓特烈伯爵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任命为勃兰登堡选帝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不是世袭的，而是选举产生，拥有选举权的诸侯就被称为选帝侯），从而获得了勃兰登堡地区的统治权。
普鲁士的另一个起源是当时统治普鲁士地区（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一带）的条顿骑士团。1525年条顿骑士团的领袖艾伯特宣布普鲁士是一个公国，接着他又骄傲地宣布自己就是这个公国的公爵。1594年，当时的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特迎娶了普鲁士公爵的女儿安娜·冯·普鲁士为妻。这显然是一场政治婚姻，新郎是新娘的表哥，而且新娘并无兄弟，也就是说普鲁士公国没有男性继承人。1618年，普鲁士公爵去世，他在生前仍旧没有生下一个儿子，这样一来约翰·西吉斯蒙特便顺理成章地以女婿的身份继承了普鲁士公国，勃兰登堡与普鲁士公国合二为一，称为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成为普鲁士国家的前身。但此时的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两地并不接壤，中间隔着大约相当于一战后“波兰走廊”的波兰领土。直到1772年普鲁士、奥地利、俄国第一次瓜分波兰，普鲁士夺得了“波兰走廊”的全部领土，勃兰登堡和普鲁士方才连成一片，这块夺自波兰的领土被称为西普鲁士，而原普鲁士公国则被称为东普鲁士。一战后波兰收复了“波兰走廊”，使德国本土与原普鲁士在地理上再一次被隔开，引发了德国人极大的愤怒，并成为二战爆发的导火索。“德国人忘记了，也许是不愿意记起，凡尔赛和会给予波兰的土地，包括构成了波兰走廊的波森省和波属波麦腊尼亚（波莫瑞）在内，几乎全部都是在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地利3国瓜分波兰时被普鲁士抢走的”。
1700年，名义上统治着德意志地区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陷入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急需普鲁士的帮助。当时的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趁机坐地起价，要求皇帝给自己加官晋爵，册封自己为普鲁士国王。皇帝没有办法，只得同意，但却给他打了个折扣，“国王”这一称号仅限于在普鲁士国内使用，在他的其他领地中还仍然保持选帝侯和伯爵的称号。虽然如此，但腓特烈仍然非常满意。1701年1月18日，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在哥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市）的宫廷中举行加冕礼，登基为普鲁士国王，称腓特烈一世，从此普鲁士算是正式立国了。
但让普鲁士真正成为一个让列强们都承认的强国，那还是腓特烈大帝时候的事情了。腓特烈大帝年轻时是个浪漫的艺术家，无法忍受号称“士兵国王”的父亲腓特烈一世严酷的军事教育，为反抗父亲强加给自己的婚姻，年轻的腓特烈大帝企图与好友卡特（传闻腓特烈大帝是同性恋，卡特正是其性伙伴，腓特烈大帝一生没有生育任何子女）逃往英国，结果却在边境被逮捕，卡特被处死，腓特烈大帝被监禁。卡特死后腓特烈大帝性情大变，向父亲道歉，并开始认真学习军事。他继位后大肆扩军，将国库收入的75％都用作军费，整个国家都为军队服务，以至于时人评价当时的普鲁士：“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国家拥有一支军队；对普鲁士而言，则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腓特烈大帝凭借其强大的军队四处征战、开疆拓土，使普鲁士一跃成为欧洲强国。1772年瓜分波兰部分地区后，普鲁士由此连为一体
同时腓特烈大帝对普鲁士实行“开明专制”的统治，使普鲁士的内政和经济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更为难得的是这位军事强人仍然不改自己艺术家的初心，一生作曲100多首，在音乐史上还享有一定的地位。他还酷爱哲学，著有《反马基雅维利》一书，被称为哲学家国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腓特烈大帝倒很是符合柏拉图对于国王应当由哲学家来担任的思想，难怪当伏尔泰读到这本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反马基雅维利》时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将腓特烈大帝引为知己，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十多年的书信往来。但可惜在伏尔泰受邀来到宫中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这两位哲学家竟由互相仰慕发展为相互鄙视，使一段佳话不得不黯然落幕。拿破仑的阴影
腓特烈大帝把普鲁士变成了一个强国，王国的领土和人口从1740年他继位时的11.9万平方公里和225万人扩张到1786年他去世时的19.5万平方公里和350万人。其后普鲁士又参与了两次瓜分波兰，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强国地位。普鲁士的领土扩张
但普鲁士的好运自1796年便开始告一段落，原因很简单，法国爆发了大革命，拿破仑来了。普鲁士和整个欧洲从此都战战兢兢地生活在拿破仑的阴影下，生怕一不小心就得罪了这个“邪恶的暴君”，落个亡国灭种的下场。在拿破仑时代普鲁士损失惨重，1806年巴伐利亚国王、符腾堡国王、巴登大公、黑森－达姆斯塔特大公以及拿骚的几位公爵、列支敦士登侯爵等16个德意志邦国领袖在拿破仑的武力胁迫下成立了傀儡的莱茵联邦。同年拿破仑接连在耶拿和奥尔斯泰特战役中全歼普军主力，普军仅仅是被俘的就有10万人，“拿破仑一口气，吹去了普鲁士”。普鲁士被迫签订极为屈辱的《提尔西特和约》。条约规定普鲁士在波兰夺得的领土全部被剥夺，在这些领土上建立华沙大公国；普鲁士易北河左岸的全部领土划归新成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责成普鲁士军队由14万人裁减为4万人；普鲁士偿付法国1亿法郎的赔款，15万法军驻扎在普鲁士直至赔款付清。条约使普鲁士的人口和领土都减少了一半，普鲁士从二流强国沦落为三等国家。极盛时期的拿破仑帝国，普鲁士损失惨重，领土缩小一半
拿破仑的大军虽然使普鲁士损失惨重，但也把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和理念传播到了德意志的土地上。拿破仑在德意志的土地上按照大革命之后法国的模式建立起全新的统治制度，以武力强行推进资产阶级改革，腐朽反动的封建等级制度被法军的刺刀一扫而空。农奴制度的废除使德意志的农民第一次获得了人身自由，农奴与领主在法律上取得了平等的地位，平等地成为拿破仑的臣民。拿破仑还不遗余力地推行他的民法典，大刀阔斧地废除德意志地区的内部关税，鼓励德意志境内的自由贸易，统一货币和度量衡，这一切都为资产阶级的兴起打好了基础。恩格斯曾说：“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是拿破仑”，“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像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同时拿破仑还严厉打击教会势力，废除什一税，没收教会财产，取消教会特权，打破政教合一的传统观念，使教会失去了世俗权力。
铲除封建领主，把广大的人民从封建制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那是因为拿破仑要自己亲自奴役广大的被征服人民，把封建领主从农民手中剥削来的赃钱夺过来，投入他轰轰烈烈的侵略战争事业当中去。至于促进德意志工商业的发展则很有把猪养肥的意思。
拿破仑在德意志的土地上横征暴敛，强迫青壮年男子当兵为他的侵略战争充当炮灰。1806年11月拿破仑为了从经济上打击英国发布《柏林敕令》，蛮横地命令所有的欧洲大陆国家禁绝和英国的贸易。普鲁士在此一个月之前才刚刚被拿破仑打败，连首都柏林都被法军占领，只能被迫屈服，在经济上损失惨重。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觉醒
拿破仑对被征服国家不分阶层、不分宗教信仰一律施以暴政的政策深刻激发了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内的欧洲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在此之前由于封建领主制的存在，人们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非常淡薄，人们认同的是自己的领主，效忠的对象并不是国家、国王而是自己领地的领主。如今习以为常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诞生得是非常晚的，是在拿破仑时代才出现的。中世纪的欧洲有一句谚语：“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意思是说普通民众只服从自己的领主，国王并不能直接命令他，他对国王也没有效忠的义务；欧洲人还普遍信仰基督教，而基督教又分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几个教派，人们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并对信仰同一教派的人群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拿破仑制度波及的地区
但在拿破仑的暴政统治下，德意志人的民族认同感大大增强了。首先当然是封建领主制已经被拿破仑打击得七零八落，普通民众已经失去了效忠对象。以前的贵族老爷现在和普通民众一样，都成了拿破仑暴政的受害者；而拿破仑对于基督教的各个教派也是一律给予严厉打击，并不厚此薄彼。拿破仑对于教会的严厉打击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关键在于拿破仑这样的铁腕人物是绝对不允许包括宗教在内的任何势力来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而且拿破仑本人似乎也并不信仰宗教，也不相信活着会遭报应、死后会下地狱之类的迷信说教。1809年5月拿破仑在阿斯佩恩和艾斯林战役中大败于奥地利，受尽拿破仑欺压侮辱的教皇庇护七世立刻四处宣扬“阿斯佩恩和艾斯林的战斗是上帝对拿破仑这个世界的压迫者进行惩罚”，“凌辱教会的暴君快完蛋了”。拿破仑在惨败之后手段却越发强硬，下令废黜庇护七世并将其逮捕，请教皇吃了五年牢饭，直到1814年拿破仑在莱比锡会战中失败被迫第一次退位庇护七世才被释放。
正是在对拿破仑的共同仇恨中，在要向法国人复仇的激情中，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内的欧洲各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都被深刻激发起来了。因为无论是国王、贵族、教士还是普通民众都成了拿破仑暴政的受害者，他们明白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打败拿破仑，而再也没有什么比“国家”“民族”更能团结最广大民众的了。事实上导致拿破仑第一次退位的莱比锡会战在欧洲历史上就被称为“民族之战”，各个被拿破仑暴政奴役下的民族寻求解放的意味十分明显。富勒在其名著《西方军事史》中就这样评价这场战役：“可是时代已经改变，欧洲已经不再是一盘散沙，许多民族都已团结起来，从而形成一个个结晶化的民族国家。它们各自分道扬镳，使拿破仑的个人神化主义的假定无法实现。”“在耶拿会战中，拿破仑不仅毁灭了一个封建陆军（指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战役中全歼普鲁士军队主力，迫使普鲁士进行改革），而且也肃清了封建观念最后的余烬。从这些灰烬之中，却产生了新的民族性陆军，终于在莱比锡会战中把他自己击败了。在埃尔斯特河边的战场上，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现代欧洲却从此脱出了中世纪的蜕壳。”
一个新的欧洲即将诞生，而德意志也将在民族主义的号召下开始统一。第2章铁与血
对欧洲乃至世界的近现代史来说，德国统一实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因为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世界的权力中心”欧洲的格局。随着德国的统一，法国长期称霸欧洲大陆的格局被彻底改变，德国成为欧洲权力格局中最为重要的一极，“从此欧洲少了一个女管家（法国），来了一个男主人（德国）”。统一前的德意志
由于德意志地区位于欧洲中部，又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所以常常沦为大国争霸的战场。尤其是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期间，德意志地区成为主战场，持续三十年的战争使德意志的人口遭受惨重损失，“德国（指德意志地区）人口战前近3000万，战后仅剩1200万，约损失3/5的人口。战争进行最激烈的地区，如巴拉丁地区战前50万人，到1635年仅剩4.8万人了”。
恩格斯这样评论“三十年战争”给德意志地区带来的伤害：“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到处是焚烧、抢劫、鞭打、强奸和屠杀。有些地方，除大军之外，还有小股的义勇兵，或者干脆把他们叫作土匪，他们甘冒风险，为所欲为，这些地方的农民受苦最多。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被踩得稀烂，撕成了碎片，流着鲜血。但是受苦最深的，又是农民。”
经过“三十年战争”的蹂躏，神圣罗马帝国彻底成了一个空架子，德意志进一步被分裂成300多个拥有自主权的小邦国以及1400多个骑士领地，这就是普鲁士建国前的景象。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在“三十年战争”中从神圣罗马帝国手中夺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从此这两块儿土地在德法两国间反复争夺易手，并成为引发两国矛盾冲突的焦点，直到二战后方才尘埃落定。“三十年战争”后的德意志地区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
欧洲各大国为了争夺土地而在德意志大打出手，就连远在罗马的教皇也不肯放过德意志。德意志在政治上的严重分裂使教权很少受到世俗政权的抵制，因而得以极大扩张。与列强要抢夺德意志的土地不同，教皇在德意志的目的主要是骗钱。为了能从虔诚的教徒的口袋里骗出钱来，教皇手段卑鄙无耻，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就是“赎罪券”。教会宣称：“当你为某个炼狱灵魂捐献的银钱投进捐献箱，发出叮当一响时，他就从炼狱中应声而出。”而《赎罪券价目表》则为各种罪行公开标价：“谁若杀害了父母、兄弟、姐妹、妻子或其他任何亲属，只要交纳5—7枚金币，便可以洗清罪恶了。”至于其他诸如用猪骨头冒充圣徒彼得的遗骨以5个金币的价钱出售，用鸡毛冒充天使的羽毛等更为卑劣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16世纪初，罗马教廷每年从德意志榨取的财富高达30万古尔登（德意志钱币名称），这个数目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年收入还高出好几倍，等于149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征税额的21倍。德意志由此被称为“教皇的奶牛”。正是对“赎罪券”的不满才引发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
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惨败，被迫第二次退位。欧洲各国列强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国际会议，重新确定欧洲秩序，并瓜分拿破仑帝国崩溃后留下来的庞大遗产。普鲁士在此次会议中收获颇丰，获得了近乎一半的萨克森，还得到了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国力进一步增强。
但与会列强并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强大的德意志，对它们来说一个分裂的德意志无疑更有利于其从德意志的土地上渔利分赃，德意志的分裂在维也纳会议上被确立，但成立了一个名为德意志邦联的松散组织，包括1个帝国、5个王国、1个选帝侯国、7个大公国、9个公国、10个侯国、1个伯爵领地和4个自由市，共计38个成员。
政治上的长期分裂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1685年商人从萨克森贩运60块木板去汉堡售卖，不过区区300多公里的路程途中交税就要54块，总税率相当于货物价值的80％。到了德意志邦联时期情况也没有丝毫好转，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曾说：“德意志的三十八条关税与过境税边界线使境内交通陷入瘫痪，其结果大致就是像把一个人的每只手脚扎紧，使任何一只手脚的血液都不能流到其他手脚。你要想在汉堡和奥地利之间或柏林和瑞士之间做生意，就得穿越管辖着十种关税和过境税制度的十个邦，付十次货物通行税。”
对已经开始工业化的德意志各邦国来说，政治上的分裂导致市场狭小，这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是有根本矛盾的。在李斯特的奔走呼号下，1834年由普鲁士牵头组织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正式成立，成员包括普鲁士、莱茵黑森、库尔黑森、图林根、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堡等18个邦国。加入同盟的地区占全德意志领土的4/5，有3300万人口。同盟条约规定：废除内地关税，同盟各邦之间免除关税，对同盟外邦国实行统一进口税；关税收入按人口比例分配于各邦。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货币、度量衡、票据法等也逐渐统一。关税同盟的建立排除了各邦之间的经济樊篱，使德意志地区成为一个统一的市场和经济体，这不但使德意志的资本主义得到了一个广阔的国内市场，而且由于关税同盟的存在，普鲁士以同盟各国的经济实力为依托向英法等经济大国争取到了有利于同盟各国的外贸条件，也极大促进了德意志地区的对外贸易。维也纳会议决定继续维持德意志的分裂状态，但成立德意志邦联
1834年关税同盟建立的当年关税收入即达1.45亿塔勒（当时流通于德意志及中欧一带的一种银币），第二年收入即达到1.65亿塔勒，增长13.8％。关税同盟建立后十年关税收入总体增长了82％，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德意志经济贸易的繁荣。
德国在实现政治统一之前就实现了经济统一，这就为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奠定了经济基础和心理基础。而普鲁士以自己在同盟内一强独大的身份完全主导了同盟的运作，并动辄以废除同盟要挟迫使其他同盟成员接受自己的经济政策并对其施加政治影响。虽然很多同盟成员不满于普鲁士的霸权，并企图以靠拢另一个德意志大国奥地利来制衡普鲁士，但当普鲁士挥舞起废除同盟这根大棒时它们只能选择屈服，因为它们的内部市场实在是过于狭小，经济的分工使它们再也无法离开这个普鲁士阴影下的关税同盟了。它们内部正变得越来越有权势的资本家们都是同盟的坚定支持者，或者说，他们都是普鲁士的同盟军。铁与血
随着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德意志统一越来越成为德意志全民族的共识。当时有两个德意志大国具备统一的实力，一个是普鲁士，另一个是奥地利。当时的奥地利是一个大国，不但统治着包括现代奥地利在内的大量德意志民族人口，而且还是统治着包括现代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部分意大利、部分波兰等地的庞大国家。但此时的奥地利已经腐朽，国内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高涨，积极谋求民族独立，新兴的资产阶级则要求进行民主改革，奥地利穷于应付，已是精疲力竭。在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中，奥地利更是沦为“重灾区”，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少数民族谋求民族独立的斗争混杂在一起，奥地利几乎是遍地烽火，就连首都维也纳也爆发了革命。革命群众四处抓捕反动头子宰相梅特涅，吓得这家伙男扮女装逃往英国避难。如果不是最保守最反动的沙皇俄国出兵残酷镇压革命奥地利就崩溃了。1848年之后的奥地利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统一德国，使德意志人感到“在奥地利的保护下的统一是一种浪漫的幻想”。而野心勃勃、国力又蒸蒸日上的普鲁士自然就成了渴望统一的全体德意志人的希望之所在。
目标和人选已经确定，接着就是路线问题了。关于以何种方式实现德国统一当时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宪政道路”，主张通过发展议会政治，以自由主义改革创造出有利于统一的国内外环境。具体设想是以德意志议会取代邦联议会，制定自由宪法，设置责任制政府，以民主宪政的方式自下而上地实现民族统一；另一条是“王朝道路”，主张依靠武力来实现统一，其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俾斯麦。他对空想式的“宪政道路”极为鄙视，1862年9月30日，出任宰相后仅仅一个星期，他就在议会发表演说，对宪政道路大肆抨击：“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这就是所谓的“铁血政策”，俾斯麦也因此被冠以“铁血宰相”的美名。在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中，奥地利沦为重灾区，俄国出兵帮助奥地利镇压革命
俾斯麦赤裸裸的战争叫嚣引发了舆论的强烈不满，就连起用他的普王威廉一世也有了要把俾斯麦免职的念头。威廉一世忧心忡忡地对他说：“我完全可以预见这一切将会如何收场。在歌剧院广场前，我的窗子下，他们将会砍下你的头，过些时候再砍下我的头。”
俾斯麦却没有一点儿打算退步的意思：“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奋斗。”他还给威廉一世打气：“我们能不能死得更体面一些？”“铁血宰相”的称号给人一种俾斯麦是个战争狂人的印象，但其实并非如此，俾斯麦纯粹只是把武力当作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他更擅长的是国内政治的运作和外交，正是在他天才的领导下德国才实现了统一。普丹战争
俾斯麦是只耐心等待机会，机会一旦到来就紧紧抓住的鳄鱼，他的第一个机会来自北方的弱国丹麦。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是丹麦南部的两个属国，按照复杂的条约规定这两个属国的管辖权属于丹麦，但却不是丹麦的领土。就其居民而言，荷尔斯泰因的居民大多数是德意志人，而石勒苏益格的居民虽以丹麦人居多，但其德意志化的程度却很深。这两块地方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但数百年来的大多数时候却被丹麦管辖，是否属于德意志或是丹麦实在是笔糊涂账。
拿破仑时代后德意志民族主义高涨，德意志内部不断有人呼吁收回“德意志人的土地”。为了应对德意志人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1863年3月丹麦国王腓特烈七世决定取消石勒苏益格的自治，并且对荷尔斯泰因的自治权利也进行了限制，企图以此加强对这两地的控制。这就引发了两地居民的强烈不满，并且更加激发了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1863年11月腓特烈七世去世，由于他没有男性继承人，所以王位由其堂妹继承，即克里斯蒂安九世。
早就对丹麦心怀不满的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的居民从故纸堆中找出了1000多年前古老的法兰克人法典，并根据该法典“土地遗产不得传给妇女”的条文拒绝向新任女王效忠，并且提出了这两地合法统治者的人选——奥古斯腾堡公爵。理由是他的直系祖先在100多年前曾担任过丹麦国王，依据男性继承法他不但是这两地的合法统治者，而且还应该是丹麦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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