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信息时代的连接、机会与布局(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罗家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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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信息时代的连接、机会与布局试读：

两个月前，在腾讯社会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见到清华大学的罗家德教授。他从机场直接赶到会场，还没安顿停当，就从背包里拿出一部打印的书稿给我看，名字是《复杂：信息时代的连接、机会与布局》，并连连嘱托，希望我能写几句话。实话说，我算不上学术圈人，家德教授如此抬爱，令我惭愧不已。不过，出于对复杂思维这一主题的浓厚兴趣，以及先睹为快的强烈好奇心，兼与家德教授的缘分，我便不揣浅陋满口应承下来。拿到书稿，差不多半个月时间就读完了，但要动笔，却迟迟不敢。

家德教授的这部著作，涉及一个非常本土化的词语：圈子。

这个词语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交网络的崛起。社会网络分析兴盛，令很多人以为，完全可以将这些社会网络分析的利器，用在分析中国本土文化的圈子上。这看上去没啥毛病，也可以有一堆一堆的成果，但家德教授的视角却不止于此。

家德教授试图从复杂思想的角度看待社会网，看待中国人熟稔的“圈子”。他试图钻开中国文化的深井，从半熟社会、差序结构、人情交换法则、家伦理等，来进一步审视社会网络理论，从而站在特定的中国文化语境，审视可能在底层假设上面临的挑战。

在作者看来，中国的社会学分析架构也缺乏他的老师——格兰诺维特所说的“中型理论”。但建构这一理论的基础假设，却全然不是那种仅仅使用节点、连线、度分布就可以展开分析和建模的。

开篇伊始，作者就亮明态度：反对化约主义。化约主义（也就是还原论），是与西方古希腊逻各斯主义一脉相承的一种方法。从泰勒斯开始，西方先哲即提出“世界本原”的本体论问题，试图通过不断切割对象，找到支配事物构成与运动规律的那个“终极存在”。

还原论的方法，在文艺复兴之后日渐兴起的实验科学、实证科学中，的确结出累累果实，这其中包括大量数学物理方法支撑的量化分析、系统分析、动力学方程等。18~19世纪，在社会学领域也掀起了“科学化”浪潮。法国思想家孔德提出的“社会物理学”，就试图用牛顿静力学、动力学的框架，分析社会结构、团体组织、权力运作等实际问题。19世纪之后，这种精确的、量化的、确定性的、还原论的思想，在所谓人种学、优生学、民意调查、智商测试、性格分析等方面大行其道。20世纪的经济学家，更是在边际分析之后，集体陷入了数学公式崇拜征。

网络分析的方法，为20世纪社会学的新进展注入活力。家德教授在书中概要梳理了网络科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但可贵之处在于，他希望用复杂科学的思想框架，找到某种带有“温度”和“质感”的社会学方法路径。教科书版的网络分析，已经被强连带、弱连带、机会链、结构洞、社会资本的理论占据，被度分布分析、结构分析、角色分析、演化动力学分析所占据。这里固然有一定的“复杂度”，但本质上还是冷冰冰的量化分析框架，鲜有复杂思想的影子。节点的丰富性、异质性被简化，连线成为连接的隐喻。

家德试图将网络分析和复杂科学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他找到了三个思想契合点。

第一，“嵌入”。格兰诺维特指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关系需要逆转。传统社会学是嵌入并置于经济学的分析架构之上的。社会学家所表达的社会关系、群体组织、权力运作，其思想基础是生产关系、劳动力、土地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社会学的观察窗口被“合理合法”地嵌入到生产消费循环中，这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对于一个通过道路交通、电力网络、航空网络、资本网络，甚至今天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日益连接起来的世界，处于复杂社会连接的社会网络，正转化为理解经济活动、经济行为、政治关系、治理结构的基础设施。家德教授的思考，更延伸到东方文化土壤，试图从圈子、人脉、义利、情理的角度，发现这些连接中的“情感颜色”和“心智结构”，并将其纳入一个更加宏大的版图，作为理解信息时代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的基础。

第二，“涌现”。复杂系统的自组织过程，是一切带有生命表征的系统的特色。自组织是自洽的、自足的，是超链接结构的。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奥斯特罗姆，把自组织视为除了市场、政府之外的第三种组织方式和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正日益受到学界和产业界的重视。顺便说一句，我认为产业界特别是互联网界的实践，是领先于理论探索的。国内这几年发展起来的滴滴出行、小猪短租、共享单车就是明证。家德将涌现作为复杂思维的一个重要支点，与霍兰德、凯文·凯利等思想有极大的共鸣。

第三，也是家德教授的创见，他把“韬略”这一颇有东方智慧的词汇，作为理解复杂思维的一个重要条件。东方智慧对处理复杂、简单这种看上去两分的议题，从来都是游刃有余的。《周易》便有不易、简易、变易三重味道。利与害、收与放、虚与实、奇与正，这些成双成对的词语，彼此纠缠又相互依抵，处处通过玩味、察观、忖度、拿捏的“平行计算”“大数据分析”，显现为知与行中的方寸韬略。家德教授以创业者为焦点，阐述审势度形、取势定向、应势而变、相机而行的道理，并与网络分析的方法论相互照应，的确别有一番意象。

这些年来，互联网思维与工业思维的争执，可谓多有波澜。但静心想一想，两种观点表面上看各执一词，实则都处在西方逻各斯主义的巢臼之内。互联网思维强调异质性、迭代、分布式、去中心，于是以工业思维为标靶，宣布工业思维落入俗套；工业思维强调秩序、确定性、理性精神、层级的合理性，于是认为互联网思维是花拳绣腿，只做表面文章。二者各自有理，因为各自假设不同。但它们其实都植根于还原论、确定性的“逻各斯”框框，是干巴巴的争论。

东方智慧如何表现？今天看还没有找到某种共同接受的符号、话语体系，也没有建构出某种超越机械论、还原论、整合整体论、系统论，真正体现复杂思维的言说方式。这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家德教授的这本著作，我以为意义也正在于此。

比如，在回答“如何在系统中发挥自组织”的问题时，家德教授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将之概括为5个步骤：放权、寻找能人、赋能、礼法并治和以诚为本的诚信体系。他特别指出的“能人问题”，以及“能人悖论”“能人效率”，值得在理论上深入挖掘。放权、分权、授权，如何才能“放而不乱”？如何才能因时因地，移步换景，收放自如？这些不但需要在实践中修习，更值得在理论上予以阐述。

又比如，家德教授以创业者的“布局”问题立题，进而提出复杂思维调控系统演化的10个过程，包括连接、自组织、网络结构、态势与格局、涌现等核心概念，如何将这些概念、方法在实际案例中获得印证，可以催生出一大批意义深远的研究课题。

家德教授所做的研究，在我看来是“有温度”的学问，我期待着家德教授的这部思想之作，给更多的同道以启迪，共同浇灌出复杂思维的绚丽花园。前言　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崭新的世界这样一个“黑天鹅”到处飞的时代，如何看清事件背后的逻辑？“朋友圈”现象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机会与挑战？互联网真的带来了更紧密与更平等的社会关系吗？作为领导者，应该如何治理复杂系统？个人又应该在这个时代如何选择？进入圈子，努力成为中心，还是尽可能建立弱关系，成为信息流通的“桥”？……

2016年是“黑天鹅”到处乱飞的一年，一个新的社会与世界秩序正在形成，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新世界？

从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到意大利公投失败，一连串的事件使得已习惯全球化体制的人们瞠目结舌，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社会正在诞生、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远的不说，至少这是30多年来最近一波全球化的终结，包括了很多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落后经济体的全球化；中程来看，这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秩序的一次大调整；如果追究其更深远的意义，这可能是又一次全球性霸权陨落与交接的时刻。

大航海时代之后，人类迎来了第一次全球化，19世纪诞生了东西方全球连接后的第一个霸权国家——英国。19世纪末，英国受到德国霸权兴起的挑战，在政治上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上则面对美国的挑战。英美等国在资产泡沫“硬着陆”的经济大恐慌之后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引发了德国的经济危机、希特勒的崛起，以及德国二次挑战，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还是向美国交出了霸权。看看今天的美国，虽然赢了“冷战”，但在地缘政治上依旧受到俄罗斯的挑战，经济上则受到中国崛起的威胁，这个场景是不是似曾相识？难怪特朗普高喊的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希望回到20世纪50年代那个还没有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与反战运动，初次称霸全球的美国。

但“黑天鹅”不是偶发的单一事件，其背后一定有社会、经济与世界秩序的土壤孕育，政治上早已出现端倪。在美国之外，荷兰、奥地利、日本、法国都有极右政治势力的兴起；特朗普式的政治人物早已出现，如中国台湾的柯文哲、希腊的齐普拉斯以及菲律宾的杜特尔特。为什么人们会“不再理性”？也许，身在全球化体制中的我们只是习焉不察，做着温水中被煮的“青蛙”，直到有一天，惊见一连串“大黑天鹅”飞了出来。

几个事件中的部分细节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一是所有主流媒体，至少是“严肃的”主流媒体都被边缘化了。几乎所有的美国主流媒体都反对特朗普，对他的负面评论不断，选前民调显示，大多数主流媒体都预测特朗普当选的概率低于5%，预测最好的，也只相信他有30%的当选机会。但特朗普越过了主流媒体，发挥他“推特治国”的特点，在推特（Twitter）与脸谱网（Facebook）的“粉丝圈”中越过“中间环节”直接传播他的理念。加上他“网红”的气质、出位的言行和“不严肃地赚眼球”的战略，最后让所有体制内的人大跌眼镜。他的研究团队甚至在网上的大数据内容分析中，挖掘了一大群“沉默者”。这些人几乎在公共视野之外，却被特朗普挑动起来重新活跃，促使他在最后关头定下战略，到各个“摇摆州”（即到最后关头还不能确定是民主党选票多还是共和党选票多的州）中“再放一把火”，赢得了这群人的选票，最终胜选。在这场大选中，新媒体与社交网站把主流媒体边缘化了，这是我们不能不重视的一个新现象。

二是新的社会“失败者”的出现。这一群“失败者”和过去所说的社会底层完全不一样，他们基本上是一群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过程中渐渐被边缘化的中产阶级。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始，到希腊、西班牙这些欧洲国家50%的青年失业，罢工抗议不断，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我们看见了一群本该是中产幸福生活的享受者变成了愤怒的抗议者。“占领华尔街”运动喊出的口号是“99%对抗1%”，其实比较准确地说是“90%对抗10%”。今天，美国前10%的人平均拥有400万美元的资产，占据了美国六成多的财富；而后50%的人只占1%~2%的财富；中间的40%也不见得有多好，只有平均30万美元的资产，而且离中产阶级的美国梦——一个男人工作，足以养活全家，妻子照顾两个孩子，有一栋房子、两辆车子，当然还有一条狗——越来越远。夫妇两人忙碌经年，也难以保障这样的生活，更何况年轻的夫妇还在失业之中。这是一个被全球化与信息化击败的群体。全球分工带来的廉价生产与信息化带来的自动化，使他们的劳动价值越来越低，只能靠越来越长的工时去维系最基本的“美国梦”，还往往求而不得。民主政治的基石是中产阶级，当大多数中产阶级不再是“中产”时，社会剧变就临近了。如今，人工智能的时代来临，只有极少数人的工作是超越、设计、管控人工智能的，而更多人的劳动价值可能被信息化技术所取代，信息技术的成本越来越低，这些人的劳动价值也将越来越低。未来可能不再是90%对10%，而是97%与3%之间的“断裂”。

三是社会分化严重。美国前10%的人是全球化与信息化的产业精英，他们连同美国社会的底层、移民、非裔、拉美裔等，成为民主党与希拉里的支持者，而传统产业精英与逐渐失去美国梦的“中产”则成了共和党与特朗普的支持者。这和美国一直以来——共和党代表保守势力与精英阶层，民主党代表进步势力（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民权、女权、反战与环保）与草根阶层——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次大选，不但两党几乎反目，两党之内的精英与大众其实也是不同调的。特朗普代表的极端保守力量与共和党建制派更是从选前分裂到现在，民主党年轻人支持的桑德斯势力也和民主党建制派貌合神离。美国大选前的激情分裂往往在选后社会就会愈合，但这次却不同，特朗普就职的第二天就有500万人走上街头抗议。美国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分裂，而且在多数先进经济体中几乎都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全球化与信息化带来的多元力量，造成了多样的利益团体以及这些团体之间的分裂。社交网站与圈子文化更加深了同质信息在圈子内的流传，包括谣言与非理性的诉求，这带来圈子内强烈的认同以及对圈子外强烈的排斥，社会处处是断裂。社会上多样的利益诉求团体的严重分裂，成为现今世界不稳定的关键因素。

这些现象造成了原来的全球治理方式失效。长期以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个治理典范涌现——集权的中央、福利国家和大政府；为了避免集权造成的危害，有行政、立法、司法与货币权的分立与制衡，民主的选举，以及全球化带来的自由贸易和区域整合。这些成为过去70年维持全球秩序的“标准答案”。但近年来，不但民主化进程在东欧、中东和北非遇到挫折，区域整合在欧盟和泛太平洋合作伙伴中也受到挫败，而且连建立这套国际秩序的西方国家都在背离它。这些信号更加说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社会正在呼唤新的治理思维，不管是世界、国家还是企业、社群，都必须面对新形势、找出新治理方法。

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崭新的世界呢？∞

我为什么对这个议题产生兴趣，说起来有三段机缘。

第一段机缘是我刚去美国读书时，读的是经济学，那时老师在课堂上讲，如果信息是完整而全面的，那么集中决策的计划经济与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会取得一样有效率的经济成果。当时国内正因为改革开放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辛辛苦苦用一堆艰难数学模型证明出来的理论和事实明显不符，只因为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不完整的。信息从来不是完整的，有的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有的是因为信息具有模糊性特征，还有的是因为人的注意力限制的问题。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社会学系去听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课，听到社会网理论，发觉信息因为社会网结构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流向、不同的流速，以及不同的流动过程。这些新知识让我脑洞大开，也让我开始了之后20多年对社会网的持续研究，并以社会网的观点研究了很多议题，包括组织管理、战略管理、风险投资、交易治理、社区建设，以及大数据社会网分析等。社会网研究中的个人网、整体网、动态网以及复杂网分析，正是全面地研究这张全球人际关系网的方法与工具。

当然，我对社会网的研究兴趣也包括信息社会的发展。第二段机缘就要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了。那时我刚开始教书，有幸参与创建一个信息社会所，教授的正是信息社会的社会学与管理学。那时互联网刚刚兴起，电子商务大行其道，大批预言家预言：无纸时代到来了，人们将实现远程办公，所以人们会住在乡野桃源中，大城市因此解体；互联网会创造更平等的社会，共享时代人们将紧密相连，权力去中心化，民主、自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好一派互联网带来的“乌托邦”景象。当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刚刚写完其预测信[1]息时代的三本巨作，我也拿这三本书作为我授课使用的教科书，里面很多观点都在21世纪一一实现。比如，他预测“城市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成为巨型城市”，看看今天我们的“珠三角”城市圈、“长三角”城市圈以及京津冀一体化，正好验证了这个预言。又比如，他预言“互联网并不会带来紧密的社会网以及更平等的权利，而是会产生很多圈子，认同的力量会崛起，甚至大圈子会形成相争的派系”，看看今天文明的冲突以及极端宗教组织“伊斯兰国”（ISIS）利用互联网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得不佩服卡斯特的预言。

为什么他的预言如此准确，并被誉为信息时代的“马克思”？他掌握了什么秘密，能够直指信息时代的核心？让我从自己最推崇的《网络社会的崛起》这本书的书名说起。顾名思义，信息时代的特质就是网络社会，这是一个由全人类连接形成的网络结构，而不是像现代工业社会那样，是利用层级组织来管理“原子化”的个人。“连接”，当然指的是社会性连接，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关系”，而非物理性连接，这正是信息社会的本质。当72亿人连接在一起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网络结构？由此思考，卡斯特便掌握了关键的分析工具。比如，虽然电子文件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人类的信息量却数十倍地增长，所以纸质文件不减反增，耗纸量只会增加。同样，电子化互动所占比重虽然越来越大，但人类的互动量却数十倍地增长，所以面对面互动的需求不减反增，人们因此离不开群居的模式，反而更向大城市集中，再加上远程互动的辅助、市郊化的趋势，最终带来巨型城市的兴起。

第三段机缘是应社会网学派先驱巴里·威尔曼（Barry Wellman）的邀请，我为其新书《超越孤独：移动互联时代的生存之道》写中文版序言时，学习到他以“网络化的个体主义”为信息社会下了定义。我们再次看到，“连接的”（connected）、“网络化的”（networked）是解开信息社会之谜的钥匙。我将在本书第一章中详细谈论《超越孤独》这本书以及信息社会的连接性。

威尔曼带来的启发就是，互联网即社会网！

人类的重大改变常与人类的连接方式相关，如果我们再以“上帝之眼”鸟瞰全球人际关系网络图的动态变化，原本只有面对面互动而存在的亲缘小团体，因为符号的出现而有了跨时间与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弱连带。随着文字的出现，这些小团体开始“自组织”出更大范围的小型子系统，子系统间也有了一定的连接。文字与组织带来了水利工程、大型定居聚落与城市，于是大型子系统出现，系统之内开始有较紧密的连接与较频繁的互动，系统之间也有了或弱或疏的连接。“车同轨、书同文”与“条条大路通罗马”又把这些大型子系统组织成巨型子系统，巨型子系统内有了足以使系统不散架的连接。大航海时代，第一次全球社会网系统成形了。当然巨型子系统间虽然有了少量的弱连带，却还是一个十分松散的全球系统。随着火车、汽船等机械化运输工具的出现，这个全球系统内部在巨型子系统间有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的“桥”，而电话、电报与飞机、汽车的出现，使得全球真正形成了一张复杂网。

互联网的出现使这张网更加紧密，人类第一次大量出现超越空间距离的社群，在社群内也有大量多向的互动，这是过去超越面对面互动的电话、信件、电报都办不到的。但是这张全球人际网络图却不是均质的。语言与文化是阻碍连接的第一大力量，所以有了几个相对连接较紧密的巨型子系统；又因为政治体制与区域整合，所以有了国家、区域联盟等；子系统之下又有第二层的大型子系统，因地理、兴趣、行业、职业等的区隔，所以有了城市社群、全国性社群、大型组织等；在这些大型子系统中区分出一个又一个小型子系统，如组织、社群、社区等，层层分化，最后变成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个“朋友圈”。

圈子内总是连接最紧密的，圈子之间或密或疏、或强或弱地连接在一起，于是“自组织”成一个小型子系统。同样，小型子系统内连接较紧密，而子系统之间或密或疏、或强或弱地连接在一起，又“自组织”出上一层的大型子系统。在鸟瞰图中逐渐拉远，又可以看到层层的自组织终于连接成一个个巨型系统，最终形成一张全球网络。科技总是源自人性。信息科技一方面创造了人们互联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互联中人们会抱团以寻找归属感，因此创造了大大小小各类群体的认同和圈子力量的兴起，以至在被互联网连接的世界中处处都是大小[2]圈子与结构洞，即互联的同时又产生了聚群，甚至聚群间的相斥。

我们要如何分析这张网？如何观察它的动态演化？如何预测它的未来变化？换言之，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概念工具去重新理解这个新的世界？去理解这样一张动态变化的复杂网？本书提出了4个概念工具——关系、圈子、自组织与复杂。

关系谈的是人与人的连接，这是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特殊的连接方式。

圈子谈的是一群人的连接，产生了一种连接的模式。

自组织指的是这群人连接后，在互动中维持秩序的治理机制。

复杂指的是因自组织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系统形式。∞

本书分成四部分。

第一部分“关系与圈子：信息社会的底层结构”谈的是全球化与信息化在经济社会上造成的大变局。

第一章分析关系。关系是复杂系统中网络构成的基本单位，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从巴里·威尔曼的《超越孤独》谈起，讨论移动互联的社会中“互联网即社会网”的现象，以及这个社会的生存之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关系社会，重视连接，关系现象十分复杂。如何在新社会中认识中国人的关系层次与运作之道，是这一章讨论的重点。

第二章分析圈子。最小的圈子是社群，一群人因连接而形成固定、紧密而持续的网络。本章谈到信息时代的朋友圈，以及在圈子经济中的价值，同时也谈到圈子如何定义、如何建立，以及中国人的圈子经营之道。

第二部分“网络科学：互联网时代的底层逻辑”讲述这些概念的理论来源——社会网理论。这样一套分析世界的思维绝非凭空而降，和一些强有力的概念，比如“文明的冲突”“第三条路”等不同，它发展出一整套数理分析方法，包括大数据分析，建构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架构，并提出一个又一个中层理论及数理模型，可供资料验证其理论假设，所以成为社会学、管理学和传播学中的显学。

第三章先讨探社会网研究的基本理论架构、分析现象的角度，以及它和复杂系统与复杂思维之间的关系，随后谈到格兰诺维特的阈值模型，点出复杂系统中涌现集体行动的逻辑和系统非线性演化的思维。

第四章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几个社会网的重要理论，包括“弱连带优势理论”“镶嵌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结构洞理论”，以一窥社会网理论的主要发展情况，以及4个分析概念——关系、圈子、自组织与复杂的来龙去脉。

第三部分“自组织：复杂思维下的新治理模式”谈论信息时代复杂社会的一种主要治理模式——自组织。由上而下的权力控制、组织原则与法律规章当然会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一个人不喜欢谁、喜欢谁却很难管控。所以从关系建立起圈子，从圈子连接出子系统，从子系统整合到整体系统，大多是自组织的力量。

第五章介绍自组织的概念，以及自组织作为一种与市场和层级并立的治理模式如何在信息时代中发挥作用，同时比较三种治理机制的不同之处以及适用范围。

第六章则介绍自组织的过程。一群人如何形成一个自组织，发展出自治理机制，从而建立起持续发挥创意与积极行动力的社群。作为一个系统的领导者，如何建立一个让自组织发挥力量的环境，并引导自组织不要成为派系、山头的“负能量”群体，而要成为和系统协作良好、合作共赢的正向力量，是本章的重点。

第四部分“复杂：信息时代的布局和取势”主要谈论什么是复杂系统。

第七章介绍复杂系统、复杂网与复杂思维下的管理，以及这种思维背后的哲学性预设，并以硅谷这个强健的复杂网络为例，介绍了如何以复杂思维分析硅谷作为一个系统的优势。最后谈论了复杂系统的动态发展，以及调控这一系统的治理手段。

第八章探讨了一个复杂系统在建立之初应该如何布局。布局和战略不同，它不是认定一个既定目标，调动资源完成战略目标的过程，而是在一个有很大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掌握机会、利用机会、动员资源，建立一个可持续系统的过程。正如围棋的定式，在几个落子中奠定大势，在几个飞子占关键部位时，取得未来胜局的先机。

第九章讲述取势。在一个系统的建立过程中，如何审时度势、应势而作、趁势而起、顺势而变，以四两拨千斤的管理艺术促成一个系统的顺势发展。在平衡态时，掌握系统内多元势力的平衡，掌握系统的拐点，并做必要的调控，动态地保障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但在非平衡态时，则要具备创造性破坏的能力，促成系统转型。

当我们以复杂思维鸟瞰的方式去分析“连接进化”的世界时，看到的是一张72亿人因关系而结成的社会网，是一群人因关系强且网络紧密而自组织成的圈子。圈子自组织出一个个的小型子系统，如社区、社群、粉丝群、协会、企业、组织等，子系统又自组织成大型的子系统，如城市、产业、生产价值链、族群、利益诉求团体等，进而有了巨型的子系统，如国家、经济体、区域整合等，最后集结成全球系统。这张网横向看，人与人之间如何建立起关系，又如何切断了关系？网络的结构是什么？密群在哪里？群间的结构洞有多大？子网和子网之间如何分、如何合？纵向看，这个网如何变化？变化的因素是什么？变化之大势在哪里？趋势的进展与顿挫中的拐点在哪里？系统是在平衡态中还是在非平衡态中？

关系、圈子、自组织与复杂这4个概念将帮助我们以这样的思维来了解被互联网“连接进化”的新世界。

[1]文中提到三本巨作分别为：《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认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和《千年终结》（End of Millennium）。

[2]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是知名社会学家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提出的理论，是指一张社会网中各个圈子间的桥，也就是连接两个圈子间的人很少，整张网的结构中就好像有一个大洞。▶▶第一部分关系与圈子：信息社会的底层结构第一章　关系：被连接的社会网络化个体主义的崛起

2007年12月3日清晨，当特鲁迪·约翰逊–伦茨（Trudy Johnson-Lenz）在暴雨中走回房屋时，她跌倒在门前的台阶上。她的头猛烈撞击到一块石头上，之后便失去了意识。她的丈夫彼得（Peter）试图扶起她，但是并没有成功，他立刻拨打俄勒冈州波特兰紧急救护中心的救助电话。早上8点，特鲁迪已躺在俄勒冈健康和科学大学（OHSU）的手术台上，她的颅腔中充满了血。为了给她的大脑留出足够的空间，神经外科医生清除了她颅腔中的积血。彼得说，一般而言，像她这种情况的病人，存活率约为50%；即使幸存下来，有3/4的人也会终生残疾。然而，奇迹出现了，特鲁迪仅仅在手术后12个小时便开始康复了。

在特鲁迪走下病床之前，彼得用手机给她拍摄了一些照片，记录下了她那层层包裹、紧缠绷带的头部以及呼吸导管。他在半夜12点，将这些图片和整个事故的过程发给了一些朋友，并收到了很多温暖的回应。当他的朋友转发了有关特鲁迪的信息之后，在36个小时之内，整个北美有近150人给他发来了邮件。人们发来诗歌、爱的祝福和鼓励以及能够提供的帮助和祈祷。这些信息大多数都发送到了彼得的电脑上，一些紧急的和与物流相关的短信息则发到了他的手机上。

在接下来的两天，当地的朋友们纷纷前来提供帮助。约翰·斯塔普（John Stapp）来自医院，他给彼得提供了一份午餐，并且为这对夫妇安排了一个当地送餐服务。迈克·西利（Mike Seely）是美国西北太平洋迁移银行（PNTB）的一名主管，他向这对夫妇引荐了一位医院的社工，这名社工准备教彼得一些如何准备保险、账单和金融援助的小技巧。马丁·塔尔（Martin Tull）和查克·恩赛因（Chuck Ensign）为了特鲁迪的安全，忙前忙后地帮助他们整理房子，一旦她出院，便可重新入住了。

这是巴里·威尔曼《超越孤独》一书的开头讲述的一个故事，用来说明信息社会中人人互联的实况。

威尔曼是社会网学派最有名也最值得尊敬的先行者之一，更是在信息化时代里第一个看到社群网站、社交网络重要性的先知。当一个个互不搭理的“低头族”低头的时候，他们的人际关系不是被“原子化”了，而是在另一个虚拟空间中被串联成了社交网络，并结合为网上的社群。威尔曼不只在理论上提出如此洞见，更在研究上成立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网络实验室，招募了一群优秀的研究者在此领域披荆斩棘、开创天地，同时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1]

这本书最重要的思想贡献之一是提出了“网络化的个体主义”的概念。三大革命——社会网革命、互联网革命与移动互联革命——相互交织，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人们的关系来源与社群结合的模式变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社群，如家庭、教会、小区和职场之中，而是有了更广阔的网上互联空间。不同的兴趣、话题、知识领域、共同记忆等都能形成网上社群，所以，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圈子，组建出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交网。随着关系内容与结构方式的改变，一个人的工作、家庭、信息传递模式、创新方法——包括内容上、知识上、产品上、商业模式上乃至制度上的创新，都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个人因此成为网络化的个人，一方面他们较少受限于传统的社群，有着更高的主动性；另一方面他们又身陷各式各样的圈子中，在其中获取资源、寻找情感支持和发展个人生涯。

那么，“网络化的个体主义”有哪些特征？和西方过去的个体主义社会又有什么不同呢？

在威尔曼讲述的故事中，特鲁迪和彼得面对人生危机之时有90人为他们提供了帮助，其中只有20人是他们的家人或亲密朋友，也就是强连带；其他还有大量的弱连带。彼得和特鲁迪合作建立了一个讨论爵士乐演奏家库特·艾灵的网上论坛，被称为“P（彼得）+T（特鲁迪）社交网络”。在得病期间，尤其是彼得因照顾妻子太辛苦也轻微中风时，他们的网络社群朋友又建立了一个互助社群，大量的弱连带就来自这样的网络社群。还有一些是特鲁迪和彼得从未谋面的人，但他们不是陌生人，多半是朋友的朋友，也加入了帮忙的行列，这些人可以称作“间接连带”。

特鲁迪和彼得在接受访谈时谈到了他们的经历和父母辈的人有哪些不一样：

第一，父母辈的人大多生活在很固定的社群中，比如地方教会组织、社区协会、职业团体、办公室同事以及保龄球俱乐部中，而特鲁迪和彼得则在经营自己的网络朋友圈以及参加别人的圈子中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形成了自己的社交网络。

第二，父母辈的人很少会从他们的社交网络中求取什么资源，而个体主义社会中的个人是相当独立的。特鲁迪和彼得在刚开始时也十分犹豫要不要向朋友求助，而第一封向大家募款求援支持他们医疗费用的信，还是一个朋友金泊尔发起的“让爱传回来”活动。正如他们所说：“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们的生活才能过下去，但是我们首先得提出寻求帮助的请求，而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个巨大的挑战。”特鲁迪和彼得如今知道了朋友圈的力量，而且心悦诚服地在有效地动员这样的力量。

第三，特鲁迪和彼得懂得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经营这样的个人社交网络。诚如他们所说：“在当下的技术环境下，管理这样一个社会网络多多少少都是一种挑战，需要耗费相当的体力和精力。因为，我们要选择使用何种网络工具以及什么时候使用；要创造、补充、更新以及维持邮件列表清单……在社会方面，我们需要弄清多长时间要做更新、更新到什么程度以及采用什么样的照片……”经营个人的社交网络成为信息社会中重要的工作，这对他们的父母辈而言还是不多见的。

第四，特鲁迪和彼得在互联网上创建并努力经营着自己的朋友圈，同时也会加入别人的朋友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营出一张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社交网。

威尔曼这样总结道：信息时代的个人越来越网络化了，而不是嵌入在社会类属中，信息与通信技术打破了家庭与工作间的界限，也打破了私人领域与公共生活的界限。

我特别以一个发生在美国的故事作为第一部分的开场，并以美国人的访谈来说明令他们惊讶的事情，更以威尔曼的理论加以诠释这些新现象。但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大多数人可能并不会惊讶，反而会说，“中国人不是一直都在这样做吗？”——努力地经营自己的人脉圈子；需要时会向朋友求助，必要时也会还人情；经营自己的圈子，别人会来捧场；也参加别人的圈子，捧别人的场。

社会网结构正是由人们的关系连接而成，所以，要了解复杂社会、复杂组织运作的道理，首先要分析社会网；要分析社会网，首先要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们为什么与某人建立关系？为什么与某人切断关系？为什么加入某个圈子？为什么组建自己的圈子？为什么发展一个社群或协会？可见，“关系”是信息时代网络社会的最底层结构。“变形虫组织”与网络效应

网络式组织的优势：弹性与专精

在信息时代，不仅个人的生活被网络化了，工作与组织也会越来越网络化。

20世纪代表性的生产方式是泰勒化生产线：成千上万的员工在一条生产线上工作，林立的烟囱、庞大的厂区，以及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标准化、规格化的产品，成了现代国家、现代工业的标准景观。泰勒化生产带动了科学管理的风潮，工作被不断地细分，细分到单一动作反复操作，操作标准化、整齐化，并写成公司规章与员工守则。技术工人变成生产线上的机器人，重复而标准地进行着相同的操作，看不见生产出来的成品，也感受不到努力工作的成果。这种越来越细分、越来越标准化的分工方式，自然引起了人性化管理的反弹，也不被追求自我实现的知识工人所接受，于是新的生产方式、分工方法应运而生。

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变迁为外包生产方式提供了温床，使这群自雇者或在家工作者的人数节节攀升。迈克尔·皮奥里与查尔斯·萨贝尔在其著作《第二次产业分工》（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中指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产方式适用于大科层组织，但分众生产、破碎市场则是小型有机组织的天下。自石油危机以来，大量生产、强调规模经济效率的生产导向式工业经济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原材料、能源的匮乏，再加上已开发经济体国内市场的饱和，使得原本主导现代经济的多部门、多功能、垂直整合型大企业，忽然失去竞争优势，而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比如，有的走向海外扩展第三世界市场，有的则走向弹性专精的生产方式，著名的例子有德国的特殊材料产业、意大利的时髦服饰及皮制品产业，以及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在消费者导向的时代里，一方面服务业蓬勃兴起，以更好地服务个人需要；另一方面制造业以少量多样的生产方式，有弹性地追逐多样且多变的“个性化消费”。在生产自动化时代，小批量、多式样的生产方式也具有竞争效率，所以弹性专精的生产方式渐渐成为市场趋势，成为小型企业与外包体系的天下。

外包是弹性专精生产方式中的重要一环。任何企业运作都需要分工与整合，只是后工业化时代的企业为了弹性且专精的生产，不再把工作越分越细、越分越标准化，然后在一个屋檐下的一条生产线上加以整合，而是先把工作分成可以外包的、独立且完整的任务，再分包出去，最后在任何地点加以整合。随着市场的变化，外包组合可以有弹性地加以调整，生产出新的产品，以捕捉瞬息万变的商业机会。

依靠战略联盟及外包体系构建出来的网络式组织，正逐渐取代科层式大型组织，成为后工业化企业组织的典型。支离破碎的市场、弹性专精的生产、快速变迁的科技以及层出不穷的新产品，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大型企业纷纷“重构”，逐渐走向扁平化、小型化、弹性化和专精化，也使得小型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在很多变化万千的市场中崛起，甚至征服了大多数未来产业，如电子业、信息业、特殊材料业、生化科技业等。经济组织的分权化与弹性化，甚至被城市规划学者安娜·李·萨克森妮亚（Anna Lee Saxenian）认为是旧金山的硅谷[2]在高科技大战中击败波士顿128公路区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小型[3]经济组织在时代趋势里有了新的“利基”，外包生产体系为它们提供了大量的市场机会，有了不受大企业挤压的开阔空间；另一方面，知识工人取代蓝领工人成为工作的主力，他们追求生产决策权与工作自主权，有些人以其技术成为独立包工，或组织专业服务公司，或经由授权成为大公司的加盟伙伴，或经由外包成为中心厂的卫星工厂。于是，两方面的配合使得后工业时代的小型企业或自雇者数量迅速增加。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组织与工作网络化的趋势便已成形。美国的营业单位自1958年的1050万个扩充至1980年的1680万个。这些单位中大多数是一两人的小公司。1000万个公司中，900万个是一人公司，100万个是合伙企业，其中70%是年营收在5万美元以下的小企业，甚至有560万家公司的办公室就在公司创办人家里。80年代期间，中小企业不但在数量上继续增加，在质量上也得以改良，它们解决了1900万人的就业问题，而同一时期美国制造业的500强企业却减少了370万个劳动力。美国大公司的影响力在1979年达到最高峰，500强企业的销售总额达到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58%，但到了1989年，这个数字已经下跌到42%，而大型企业的力量还在继[4]续衰退中。

除了小企业与自雇者之外，在家工作者把工作搬回家，也是外包工作体系的重要一环。他们有的是兼职的独立包工，有的则是受雇但可以独立工作的技术人员。一方面，在经济组织追求弹性化与专精化的过程中，外包可以使生产更具弹性；另一方面，知识工人则逃避朝九晚五的生活方式，希望有弹性的工作时间与自主性高的工作方式。信息科技终于满足了他们，使得他们不再需要改变自己以适应大科层组织，而是改变工作方式来适应自己。比如，有人把计算机程序带回家写，有人兼职顾问或咨询业务，有人则在工作之余从事多层次直销、房地产经纪等。包一些业务回家做渐渐成为现代劳动者的普遍现象。1991年的数据显示，美国有190万非自雇人员以在家工作为主，另外兼职的710万劳动者中，约有230万人（占1/3）在家兼职；而现在的在家工作者据估计可能会高达1000万~2000万人。拜信息科技所赐，[5]在家工作者增长速度惊人。

不管是组织之间形成的网络，还是组织作为平台形成的内部团队网络，网络式组织都是运用弹性专精生产方式最有效率的组织方式。有管理学者将这一新组织形态称为“虚拟企业组织”（virtual corporation），强调其快速、弹性的市场反应能力，可以生产虚拟产品。还有人称之为“变形虫组织”，强调它结构的弹性与可变性。顾名思义，它可以像变形虫一样随时改变结构形态，结合不同的外部或内部伙伴以适应市场的不同需要，可以弹性地满足多样化消费。

关系网带来的“网络效应”

关系网在信息社会具有强大的增值性，应将这种增值能力运用到最大化的商业模式即当下的“平台商业模式”中。简单地说，就是连接两个或多个特定群体并从中盈利的商业模式。区别于过去传统的垂直竞争战略，互联网时代的平台型企业已显示出赢家绝对通吃的超级力量，其主要原动力就来自对“网络效应”的实现。[6]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陈威如教授在《平台战略》一书中提到，平台商业模式的特点，就是利用群众关系来建立无限增值的可能性。学术界称此现象为“网络外部性”或“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又称“需求方的规模经济”（demand-side economies of scale）或“需求方的范围经济”（与“生产方的规模经济”相对应），指产品价值随着购买这种产品及其兼容产品的消费者的数量增加而不断增加。例如电信系统，当人们都不使用电话时，安装电话是没有价值的，而电话越普及，安装电话的价值就越高。网络传媒、航空运输、金融等行业普遍存在网络效应。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强网络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即社交网络、多人游戏和传感器网络。脸谱网、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快速成长的原因，正是在于捕捉到了这种网络效应。脸谱网网络效应的核心是用户在网络中分享和发表内容这些基本的行为，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增值，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成长加速了这一进程。打开手机，我们会发现，许多原本不具备社交功能的软件应用，都已经或正在开发社交功能，也是在试图利用网络效应带来用户增值。多人游戏是让玩家和其他玩家共同参与的游戏。当一个新玩家加入，现有的玩家也会受益。和脸谱网形成的朋友圈类似，多人游戏中会产生游戏圈子。这类游戏圈子的黏性非常高，随着玩家等级的提高，玩家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以谷歌地图为代表的传感器网络，每一个App（应用程序）都获取数据，同时也上传交通数据。人们为了了解总体的交通状况以及每条线路的情况，都很乐意分享自己所在区域的交通状况，每一个App既是信息的生产者也是信息的消费者。

一个平台生态圈若拥有许多不同的建构群体，则可被称为“多边市场的连接体”。存在于这些群体之间的多重网络效应不断为彼此注入强大的增值力量。在单边市场中，传统价值链流动都是单向的——从成本到收入；而在一个双边市场中，供需双方都有成本，又都获得收入，因为平台为双方提供服务时，既付出成本也获得收入。一些近几年大热的O2O（线上到线下）商业模式，就是典型的双边模式平台，从最初的eBay（易贝）、淘宝，到Uber（优步）、滴滴、美团、Airbnb（爱彼迎），这些平台企业找到连接供给和需求的契机，引发出积压已久的网络效应。同一市场内的双方具有相互依赖性，在正网络效应的作用下，平台对于任何一个用户群体的价值，在很大限度上都取决于网络另一边用户的数量。平台对网络双边的用户需求匹配得越好，价值就越大。因为网络效应的影响，成功的平台将享有递增的规模收益，用户愿意为规模更大的网络支付更高的价格，因此，用户基数越大，平台的预期利润率也越高。

在具有网络效应的产业，“先下手为强”和“赢家通吃”是市场竞争的重要特征。由于收益递增的存在，双边（或多边）市场行业集中度很高。居领先地位的平台会利用高利润率优势，加大研发投入或者降低服务价格，进一步蚕食剩余市场份额，最后形成自然垄断。近几年来，这些行业的兼并活动层出不穷，如2000年美国在线兼并时代华纳，而最典型的例子是滴滴和快的的合并、滴滴对Uber中国的收购。传统的兼并研究虽然已经对企业兼并行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大多数研究并没有明确考虑网络效应的影响。目前，网络效应环境下的企业兼并研究才刚刚起步。

网络效应的简单定义就是经济效益外部溢出效用不但是正的，而且可能是递增的。这完全超越了过去经济学中稀缺性的假设——一个市场中的供应是有限的，加入的人越多，给别人带来的效用是会递减的。双边市场连接也不是始于今日，最早的例子是广播。听广播的人越多，就可能给广播电台带来更多的利润，就会吸引更多的业者成立新的广播电台，于是电台也会提供更多的阅听内容，进而吸引更多的听众，市场双边相互受益。每一个听众、每一个电台的加入，在市场没饱和之前都是别人的福音，在增加自己的效用的同时，也增加了别人的效用，这就是网络效应。

只是在过去，我们很少想到整个广播界或整个电视界是在一个平台之上，因为这个平台有国家的标准、有分配频谱的机制，以及生产收音机、电视机的众多工厂。那个平台我们习焉不察。但在信息时代，互联网改变了一切，一个又一个的平台冒出来，企业或公益组织就能创建出一套产业标准，维持着平台上供需双方的交易秩序。一个平台吸引的人越多，大家的参与就越能带来别人的效用；平台越大，参与者分享的价值就越高。一个产业之内还可能有好几个平台，各自制定自己的产业标准，形成平台间的竞争。互联网带来的网络效应正在颠覆每一个产业。

网络化的组织与管理

平台型企业就是一种网络式组织，因为一个平台上有成千上万的参与者，它们围绕在平台经营者旁边相互连接，形成了一张复杂网，共同创造了巨大的价值。网络式组织呼唤着新的管理方法。

很多学者很早就看到信息时代的巨变，并开始探寻未来的组织形态以及新的管理哲学，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首发其凡，称新组织形态为“知识性组织”或“信息化组织”，强调新型组织以知识为生产工具，并以信息科技串联知识性工作为特性。他又将新组织比喻为“交响乐团型”组织，着眼于它的网络结构与专业特性。查尔斯·汉迪称之为“三叶草”组织，着眼于它有着核心与外包的结构，即既有专精的核心业务，又有周边的弹性动员机制。彼得·圣吉则称之为“学习型组织”，强调新组织能够自我学习新知识以获取自我成长的能力。不管这种新组织怎么被称呼，网络化与信息化都是其核心，网络式组织正是这种新组织形态最通用的学术性称谓。诚如卡斯特在其探讨信息社会的著作《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所言：

近来的历史经验已经为信息化经济的新组织形式提供了一些答案。这些答案的共同基础就是网络……它是企业的一种特定形式，其整套工作方法是由各部分的自主性目标系统所交织而成的。

信息化企业要建立客户网络，以便客户加入生产决策；要重视顾客关系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因为争取一个新客户的成本是让老客户再次购买的成本的5倍，好的客户关系网络才是企业利润的保证。

信息化企业要建立经销商网络，以掌握市场信息与快速反应配销方式。

信息化企业要建立供货商外包网络，以保证实时而弹性的供货。

信息化企业要建立战略联盟网络，以随时争取有用的战略资源，快速地扩大市场占有率，或延伸产品、服务的内涵。

信息化企业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内部组织网络，以管理知识工人执行弹性生产。知识工人或为独立外包工作室，或组成工作团队独立作业，这些都不是科层管理原则所能监督控制的，取而代之的是网络式企业的管理方式。追根究底，组织信息化的企业再造工程，就是工作团队与外包厂商都需要组织网络化加以整合——外部网络化以建构外包系统，内部网络化以管理知识工人。

正是因为这样的组织网络化过程，使得西方管理学界重视“人的治理问题”甚于“事的管理问题”，因而有了从彼得·德鲁克到吉姆·柯林斯一连串的管理思想的大变革，也使原本就围绕在管理网络式组织的中国人的治理智慧与西方管理学相呼应，让我们看到中国人的治理智慧与时俱进的发展前景。中国人最擅长的“御将之道”，也就是建构网络式组织与网络的关系管理，虽然是中国人的传统智慧，却与时俱进，在现代管理学上仍有一席之地。

20世纪最后几年，网络式组织也受到西方管理学界的重视。从彼得·德鲁克探讨如何管理知识工人开始，提出目标管理、利润中心制度，到奥利弗·威廉姆森谈公司治理问题；从汤姆·彼得斯在“追求卓越”中研究卓越的组织文化，到彼得·圣吉谈学习型组织倡导企业愿景，再到吉姆·柯林斯分析基业长青的百年企业，发现第五类领导人与企业价值对企业长治久安的重要性……我们发现，中国人过去所谈的“修身”“礼”“志同道合”“教化”等理念在现代西方管理学中纷纷找到了相对应的意义。信息时代里，知识经济与服务业经济的兴起，带动了组织结构从垂直整合型科层组织转化为网络式组织，使得我们的传统治理智慧又有了崭新的生命。中国人的差序格局

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网络化的社会。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中国人用各类交通和通信工具发展出发达的社会网，这就是我们将我们所处的社会称为“人情社会”“关系社会”的原因。当然，信息时代里经营人脉的工具不一样了，人脉的范围与广度也不一样了，建立关系或断掉关系的速度更不一样了，但基本的行为模式好像没什么不同。我们大概没想到，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模式，个体主义社会出来的人反而觉得很新鲜。

信息时代的个人越来越网络化了，而不是嵌入在传统的社会族群中。中国最杰出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说，西方是团体格局，我们是差序格局。这正是威尔曼观察到的第一点：特鲁迪和彼得的父母辈生活在固定的社群中，即主要因阶层、地域、宗教、年龄、性别、种族、职业、行业或地位而区隔开来的各类社会族群；而特鲁迪和彼得则生活在亲疏有别的个人中心社会网中，这十分类似于差序格局。威尔曼观察到信息与通信技术打破了家庭与工作间的界限，也打破了私人领域与公共生活的界限。心理学界的重要学者黄光国教授建立了中国人的“人情—关系—面子”模型，分析出不同类型关系下人情运作的法则也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中国人有很大一部分熟人关系是工具型和情感型复合的关系，他称之为混合关系，这让我们看到人情运作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特鲁迪和彼得学会了建立人脉网与经营朋友圈子，这不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天天看到的事情吗？这也是十多年前我为什么和一群朋友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国人关系与社会网的学会——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网暨社会资本研究专业委员会，并确定“社会网及关系管理研究”为每年年会的主题。关系管理学对中国人而言固然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经历，但也是本土管理学者亟待研究的领域。

西方管理学界一直把“关系”作为中国管理研究的核心命题。关系在管理中的作用在中国社会是主要议题，但在欧美只是次要议题。比如，组织内的社会交换在西方管理理论中也讲，主要表现在“领导—下属交换理论”（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简称LMX理论）中，但它只是西方的次要现象，理论的提出比较晚，研究也做得比较少。而社会交换却是我们中国组织存在的主要现象。长久以来，大家都觉得熟人之间的信任和关系能够省去许多中间环节和不必要的各种成本。朋友圈的微商之火爆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中国是关系主义导向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格局是差序格局，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所推演出的由内向外的、一层层不同的关系连带。这正好是威尔曼观察到的“网络化的”社会。

在中国，不同圈层的关系连带，奉行的是不同的规则。

根据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的理论，中国人的关系网按照亲疏远近可分为三层：最核心的是家人关系，中间层的是熟人关系，外层的则是生人关系或弱关系。这里的生人指的是生分的人、非熟人，而不是陌生人，所以我也称其为认识之人、认识关系。

家人关系，并不独指血缘上的家人，按照泛化的解释，它也包括拟似家人关系，即自己的家人、亲密的亲属，以及与自己亲如家人的“拟似家人”（如姻亲、结拜兄弟等）。这些人往往是本人社交圈子、关系网中最核心的人，是自己信任度最高的人。拟似家人相互间的交往法则是集体主义式的，是最讲究仁义感情的，是最少算计的，有着最大限度的信任和最大限度的施惠，家人之间往往是最牢不可破的同盟。当然，现实中反目的情况也存在，但是家人之间的包容度一般来说无疑是最高的（见图1–1）。图1–1　差序格局

关系网中次一级的连带关系是熟人关系。熟人是与本人有着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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