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历史篇章(1870～1938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俄)聂丽·米兹(俄)德米特里·安洽(著),胡昊,刘俊燕,董国平(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人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历史篇章(1870～1938年)试读：

文前彩插

序一

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首府，俄罗斯太平洋沿岸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

符拉迪沃斯托克或称海参崴——海参之崴（海湾），曾经来到这里的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称呼它——与中国有着特别悠久而深厚的联系，在这方面，没有哪一个俄罗斯城市能与之匹敌。得知我国同胞曾在该城历史上发挥了显著作用，颇感欣慰。

2012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访问期间，我认识了滨海地区的地方志专家聂丽·米兹和德米特里·安洽，他们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历史的研究，并收集了大量事实性资料，这些资料证明中国人对城市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给自己提出的崇高任务，就是再现中国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生活中曾留下的痕迹，为此他们做了细致入微的工作，收集和客观地分析档案资料，并向我们呈现了自己通过辛勤耕耘收获的果实。

我感到高兴的是，得益于作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的合作，《中国人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历史篇章（1870～1938年）》这本书出版了。这是一本有分量的著作，具有无可争辩的文献价值，它填补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人”历史空白。

我深信，本书将引起广大读者的极大兴趣，对进一步研究中国与俄罗斯人民的整个历史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1] 李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特命全权大使。

序二

该书由俄罗斯人涅丽·Г.米兹和德米特里·А.安洽撰写，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包括当时的报纸、杂志、旅行者的游记，并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和图片，图文并茂地介绍了1870～1938年中国人在海参崴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可以说是中国人当时在海参崴的全景图。该书主要描述了在海参崴的中国工人从事工商业、建筑业、交通业以及各种行业的活动，以及对当地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全书共分为九章。分别介绍了中国人在海参崴的开发、经济发展和经营生活；早期中国官方代表在海参崴的活动情况；中国人在海参崴的聚居地以及唐人街；中国人在海参崴的社会生活、节日和娱乐活动；中国人在海参崴的宗教活动；中国人在海参崴的医疗服务和诊所情况；海参崴的中国俄罗斯学校以及苏联时期海参崴的中国列宁学校以及十月革命后与海参崴历史有关的杰出中国人代表的情况等。

海参崴来自古老的肃慎（满洲）原住民语言，汉译为“海边渔村”或“海边晒网场”。清朝时闯关东的河北、山东人把这里叫做“崴子”，以为当地盛产海参，所以汉译为“海参崴”。历史上，海参崴自汉唐时起就有人类活动，由中国历代王朝管辖。17世纪中期，沙俄伺机东侵，试图在远东地区开拓不冻港。1858年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不平等的《瑷珲条约》，规定包括海参崴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由中俄共管。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皇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清政府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包括海参崴。自此，海参崴被沙俄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统治东方”，成为沙俄在远东地区的重要军事要塞。

由于沙俄把该地变成军事要塞，军队进驻很多，但是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一方面需要修建军事设施，另一方面需要为驻军及其家属和移民修造居所，为此大兴土木，导致劳动力严重不足，不得不从中国引进劳工，大量来自山东和河北的农民涌到这里。据该书记载，最多时这里有达10万中国劳工。中国人凭借自己的勤劳，很快就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他们在山谷烧砖，在山上伐木，在架桥造屋，在搞河上运输，在街上摆摊，给人挑水送菜，他们是人力车夫，给俄罗斯人当佣人，给俄军修建军事设施，没有他们不干的脏活、累活。他们筚路蓝缕，忍饥挨饿，聚居在一起，过着俄罗斯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生活。海参崴城市管理当局总嫌他们不讲卫生，担心他们给城市带来传染病，多次讨论要把他们从城里驱逐出去，另辟偏远地方让他们居住。但是，他们总是能够想办法逃回城里，就像大路上的野草一样，尽管屡遭路人踩踏，他们依然站起身来，擦去尘土，挺直身躯，顽强地生存下来。于是，就有了他们自己的小铺，有了自己的啤酒厂，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剧院，自己的“百万庄”，中国人成为海参崴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

1902年，俄罗斯军事记者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到海参崴采访，描述了他对中国人的印象：“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群群中国工人在僻静而遥远的街上步履蹒跚，在斯维特兰娜大街，则是买卖人、官员和军官。听得到夹杂着德语和英语的俄语，并被中国人的粗大嗓门所打断。符拉迪沃斯托克所有的‘黑工’和‘百姓’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在市场上做生意，中国人在火车站背东西，中国人是马车夫、船工、送水工、面包师、屠夫、厨师、裁缝、鞋匠、装订工、制帽师傅。只有载客马车夫是俄罗斯人。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位女士对我说：‘中国人在这里所做的最大的恶行就是他们一下子离开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比战争还糟糕，我们会死去。’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但是，的确，娇嫩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女士不得不下厨房，海关官员或其他人不得不自己提水桶、补靴子以及修补办公厅最需要修缮的地方。”

正是由于在海参崴的俄罗斯人、中国人和朝鲜人等的辛勤劳动，海参崴逐渐繁荣起来，由要塞升级为城市，成为俄罗斯在远东的重镇。中国人参与建设的许多建筑，诸如1912年竣工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直到现在还在使用，成为该城的名片，被命名为俄罗斯联邦级的建筑纪念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本书作者也公正地指出：“如果对全景图（1888年和1919年）做个比较，就可以看出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不算俄罗斯与日本战争的两年，因为当时除了工事外，没有任何建设）发生的巨大变化，符拉迪沃斯托克变成了俄罗斯亚洲部分最大的居民点。几乎每栋房子，每块砖都‘记载着’中国建筑工人的劳动。”

1922年10月，苏维埃政权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站稳脚跟后，坚决地与“人民的鸦片”——宗教做斗争，中国人过年的习俗也被当作宗教和“过去的残余”而遭禁止，他们的安定日子不再。苏俄当局对中国人聚居的地方一次次进行搜查。1920～1930年代，符拉迪沃斯托克州党报《红旗报》连篇累牍地报道苏联民警破获中国人从事不法活动的消息。从1930年代起，随着欧洲德国法西斯势力的掌权，远东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东三省扶植清朝末代逊位皇帝溥仪建立所谓的“满洲国”，对苏联蠢蠢欲动。海参崴的中国人的日子更加艰辛。1936年6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取缔中国人集中居住的“百万庄”问题。1937年，苏联开始了席卷全国的大清洗运动，许多反对派势力和无辜民众被作为“人民公敌”而镇压，中国人也成为被殃及的池鱼。海参崴地方当局向苏共中央连发几份绝密电报，汇报取缔的进展情况，提出应对中国抗议海参崴当局欺凌中国人的对策，并且以罗织的中国人为日本人当间谍并潜伏下来的罪名，对海参崴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驱逐。于是，到1938年底，10万左右的中国人，像潮水一样从海参崴退得无影无踪。而整个远东30多万人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30多万在远东中国人的命运和财产被定格在1938年。

多年以来，这段历史一直被尘封起来，没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和梳理。2012年，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李辉大使赴远东访问。在海参崴，他结识了两名俄罗斯作者德米特里·А.安洽和涅丽·Г.米兹。他们二人是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地方志研究者，收集了大量有关中国人在海参崴活动的档案事实资料，提出希望能够客观地呈现中国人为海参崴开发和发展所做的贡献。李辉大使当即表示，希望他们写这样一本书，并由他本人亲自作序，于是就诞生了这本著作。李辉大使在序言中指出，这是一部有分量的著作，具有无可估量的史料价值，填补了中国人在海参崴活动的历史空白。本书的出版将会引起海参崴居民以及中俄两国专家学者的兴趣，为进一步全面研究中国和俄罗斯的交往史起到推动作用。

李辉于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哈萨克斯坦使馆担任大使，当时我也在使馆工作，研究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共同兴趣使我们多年来相交甚笃。于是，他委托我把这本书翻译为汉语，让更多的中国读者知道那段不平凡的历史。我找到胡昊等几位对俄语翻译有兴趣的同事，希望把它译为中文，经过近半年的努力，译稿终于出手。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祝得彬主任和责任编辑杨慧为本书做了细致的编校工作。在译稿即将付梓之际，我要为李辉大使填补中俄交往关系史空白的举措由衷点赞，为翻译和出版这本书付出大量心血的各位同事表示诚挚谢意。

历史烟云已经消散，中俄合作风帆高扬。近年来，在中俄双方最高领导人的推动下，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政治互信日益提高，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有新进展，两国关系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上运行。目前，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俄罗斯边疆区行政、工业、文化、商业中心，太平洋岸畔的世界名城，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要加强中俄合作，他形象地比喻，要让来自中国的风吹动俄中合作的风帆。2013年12月，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表示，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振兴是俄罗斯“整个21世纪的优先任务”，相信“转向太平洋”会为俄罗斯带来新的经济机遇。2014年8月以来，面对美国西方外交压力和经济制裁，俄罗斯为摆脱困境，更加明确了“向东看”的战略目标。2015年10月12日，《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的法案生效，规定2016年1月1日起，外国公民可以免签证在该区域停留8天，这为中俄在远东的合作提供了新机遇。祈望海参崴由昔日中国人的泪水港，变为新世纪中俄合作的共赢地。

这是我初读该译稿的一点感受，作为本译著的前言。[1] 于洪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

作者的话

符拉迪沃斯托克多民族纪年史中有不少有趣的篇章，描绘了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来自美国、德国、英国、瑞士、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日本、朝鲜、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们。

在有关他们的各种不同的出版物中，非常自然的是，对来自亚洲邻国的人们表现出了特别关注。

2009年出版了讲述滨海地区朝鲜人的书籍，2011年和2013年出版了有关日本人的专著。

我们尝试描述从1870年代初到1930年代末中国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生活的一些方面，先前关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人的出版物对此或是完全没有涉及，或是描写得不充分。

众所周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人曾是继俄罗斯居民之外在当地人数最多的，对此官方统计数字已经做出证明。中国人在城市生活的许多领域都起了关键作用。在整个帝国政权期间和苏联时代初期，中国劳动力被广泛利用，直到1938年中国人被大规模驱逐。许多最重要的国家项目的实施常常取决于中国劳动力的参与，而这些项目不但巩固了俄罗斯在东部边疆的实力，而且足以改变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版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街上，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川流不息。中国人特别多，与天朝帝国的子民们相比，俄罗斯人很少，或者几乎看不到。”1897年，Д.И.施罗德在其题为《我们的远东》的著作中写道：“他们留着几乎拖到地上的长长的辫子，黄色的牛皮纸色的脸——大量吸食鸦片和营养不良的后果，狡黠的斜眼，穿着独特的衣服——一半像是女士的短上衣，另一半像是儿童的轻薄灯笼裤。他们踩着软鞋，步伐悄无声息，怯生生的声音，说话低眉顺眼，这就是对乌苏里中国人的第一印象，他们以当地人所称的‘满洲人’而闻名。”

关于“满洲人”的这种描述几乎成为陈词滥调，在每部谈到中国人的出版物中都会遇到。而在施罗德的这本书中，关于中国人的其他表述则被引用甚少，例如：“就在我最初到达我国太平洋边区的那些日子里，我就听到当地居民描述中国人对于这个年轻的刚开始移民的城市的重要角色和意义的一句话：没有满洲人，我们就会饿死。近距离了解了当地人的生活条件后，我确信无疑，这句话实际上没有任何夸大的成分。满洲人绝对是欧洲人还能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没有他们，欧洲人就会没有吃的、喝的和烧的，这是人类生存所最必要和最起码的物品。没有满洲人，欧洲殖民者在这里就会寸步难行。无论你需要建房子还是为菜园掘土，或者你需要仆人、肉和蔬菜，需要粗工或承包人，所有这一切，你都应该找中国人：他是佣人（当地人称仆人），他也是手工匠，他还是园艺工，同时是卖肉工，是经纪人，是承包人，是小货郎，是农民工，一句话，他们可以干任何活计。劳动和地方工业的所有领域几乎完全掌握在他们的手里。”

19世纪末20世纪初，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亚洲“色调”正是由中国人构成的，他们给从俄国西部各地区新来的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城市的这个特点对这些新来的人（更不用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土生土长的人了）来说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习惯的和必需的，如果他们要在这个城市里长期居留的话，中国人的存在是其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

A.格里尼奥夫是一位爱刨根问底的年轻人，1910年初担任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建筑管理局的描图员，他的几幅画就是证明。其上司、军事工程师Г.П.扎哈利英中校调到西部工作时，他把自己描绘符拉迪沃斯托克独特生活的几幅速写画赠给了他，上面正是当地中国人的形象。

民族间的关系是非常敏感的内容。为了使读者不致对书中叙述的某些事实的可靠性生疑，我们努力尽可能用历史文件、报纸的文章和目击者的回忆录来加以佐证。因此，读者可以凭借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历史的并非单一意义的因素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们要对自己的朋友、同事们以及所有为本书出版提供帮助的人表示诚挚的谢意：阿穆尔边疆区研究会、俄罗斯国立远东历史档案馆、国立滨海边疆区档案馆、国立滨海В.Г.阿尔谢尼耶夫联合博物馆（特别感谢该博物馆馆长А.М.维加金和В.А.沙莱）的工作人员，В.И.加里宁、А.А.希萨穆特季诺夫、И.富兰克林（美国）、Д.Н.尼基福罗夫、В.П.特拉菲莫夫、Н.Г.阿尔焦姆耶娃、А.П.雅科夫茨、С.Л.切苏诺夫、А.А.戈尔恰科夫、Т.З.波兹尼亚克、Е.Н.切尔诺鲁茨卡娅、А.М.布亚科夫、Г.П.图尔莫夫、Е.А.马蒙托夫、Ю.В.伊万诺夫。

我们还要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及李辉大使本人，他们承担了出版本书（俄文版）的工作。

图1、图2、图3、图4是A.格里尼奥夫的速写，作于1913年。图1 格里尼奥夫的速写1图2 格里尼奥夫的速写2图3 格里尼奥夫的速写3图4 格里尼奥夫的速写4第一章中国人对开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意义及其经济与经营活动

自1880年起，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人就不少于居民的1/3，中国人参与了城市生活的许多领域，包括建筑、贸易、服务业、手工生产、农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其他行业，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1872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获得了俄罗斯位于太平洋的主要港口地位之后不久，首批中国人开始参与港口城市建设，从阿穆尔湾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城转移海军设施，运输工厂设备，并在这里建设港口设施。

由于劳动力极度缺乏，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务局决定从中国的一个港口雇用30～50名中国工人参与建设，但由于组织不力，这个决定没有得到落实。最后港口建设工作招募的工人是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周边和波西耶特湾的中国侨民。

将偶尔才有的中国黑工当作建筑工的尝试并未成功。在海军元帅康斯坦丁大公批准的《1870～1873年海事部门的报告》中指出：“1872年5月，阿穆尔舰队全体人员搬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始搬运港口的财产。同年和随后的1873年，建设了两座营房，一所军用医院，以及港口作坊和商店最急需的小型房屋；建设了办公场所和官员用房，正在着手建设第三座兵营、主官、港务管理机构的住宅和石质的火药库。绝大部分工作是由阿穆尔舰队全体员工完成的，因为雇用中国人充实劳动力的尝试失败了。中国工人力气小、懒惰、根本不会干木工活，他们仅在土方工程和敷设基础方面有点用处。”

尽管首批受雇的中国工人职业技能不强，但是港务当局并不打算完全弃用中国工人，而是开始逐渐寻找需要的专家到符拉迪沃斯托克。1870年代，城里出现了中国工人，他们生产砖头、烧制石灰、砍伐木头——这些建筑材料都是正在开发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所极度缺乏的。

自1874年起，自由雇用的中国师傅在位于一道河河口的国营砖厂工作。这家工厂建有100个架子式凉棚，每隔100米搭一个凉棚来吹干砖坯，还有一个烧砖的炉窑，里面分为两部分，每部分都有烧制10万块砖的能力。

不久，中国劳务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整个阿穆尔沿岸边疆区开始普及。从中国工人中分化出了一些能干的承包商，他们凭借质优价廉[1]的工作获得了俄国当局的认可。譬如，1876年，中国人温旦贵获得了制砖承包权。温旦贵向港口建筑队供应了308280块砖，要比从官方工厂获得的砖头便宜得多。

后来，中国砖瓦厂影响了这种最重要建筑材料的价格，逐渐对当地的欧洲企业主构成了竞争威胁，迫使他们降低价格。

1892～1893年，在库别洛夫山谷，经过城市当局的准许，一下子开设了几家中国砖瓦厂。

中国籍人士刘功祥致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管理局的申请书

恳请城市管理局让我承包我所建造在库别洛夫山谷的烧砖炉，为期三年。承包费为每年105卢布。1893年3月1日刘功祥

中国籍人士刘孔仙致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管理局的申请书

恳请城市当局让我在库别洛夫山谷承包一块地用于烧制砖瓦。图5 从虎山俯瞰符拉迪沃斯托克城中部。1888年摄

在多数情况下，这都是些不大的制造商，但是刘庆章和辛国宝在库别洛夫山谷的砖瓦厂每年分别生产80万块砖和45万块砖。在刘庆章的砖瓦厂有130名工人，辛国宝家有80人。

中国人逐渐把砖瓦生产转移到郊外靠近海岸的地方，主要是因为从这里可以容易并廉价地用小船把制成品运到金角湾。“砖王”伊·伊·库斯特尔在污泥角的工厂每年生产200万块砖，1913年他在致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杜马的信函中说：“近年来，由于这里大量开设砖瓦厂，引起了砖瓦厂老板之间的激烈竞争。遗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的状况糟糕至极，因为无法以低廉的价格供应本地市场。在城外开设的砖瓦厂，可以通过海路把自己的砖运到城市最中心的当地市场，每1000块砖成本价3卢布，在谢苗诺夫市场或者涅韦利斯克花园的岸边，以均价每1000块24～25卢布售出。往常从我在污泥角的工厂到中国街或阿列乌茨克街每1000块砖的运费为5～6卢布，在城市的西部，每1000块我可以卖到27～28卢布，然而最近甚至在污泥角地区也出现了竞争者，他们从别的工厂把砖运到这里，因为用小驳船将砖转运到涅韦利斯克花园或是污泥角的运费几乎没差别。”

烧制石灰，包括粉碎做石灰的石头、烧制和熄火，基本上也是由中国的承包者和工人完成的。做石灰的石头从乌苏里斯湾的大苇子湾（现在叫穆拉维耶夫湾）运来，烧制工作在生产的地方进行，或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专门建造的石灰烧制炉中。1874年，中国人共出售[2]了7568普特烧制成的石灰。

1876年，烧制石灰的工作交给了承包商尤安来。正如档案文件[3]所证实的那样：“由于有效率地组织了劳动，每烧制1立方俄丈的石灰石，国库需要支出70.31卢布，与1875年相比，每立方俄丈便宜了24.3卢布。一普特烧制好的石灰价格为15戈比，也要比1875年便宜4戈比。”

中国人还承包了森林砍伐、原木采购和锯材运输的工作。1874～1875年，建设处发包采购原木，数量如下：1874年向商人尤安来采购2000根，1875年采购250根，向兰浩柯采购1600根，向齐福庭采购350根。

档案材料保留了中国承包者们1878年供应的木板材料：王钦钦500块，每块73戈比；罗戈任（受洗名）200块，每块70戈比；常旭294块，每块70戈比；承包商舒320块，每块1.40卢布，另1124块，每块1.30卢布；富庭425块，每块1.30卢布；承包商齐60块，每块2.50卢布；吴继山140块，每块1.50卢布。

1870年代，中国承包商不仅从事建材运输，而且还直接为海事部门做建筑工程。其中一个重要的建设项目是当时的船用吊索仓库。1877年2月，港务当局向港口总指挥报告说，由于夏天的炙热，以及雾天的潮湿，保存在铁皮仓库的索具很快就不能用了。需要建设新的石质仓库。同年5月绘制了建筑草图并编制了建设预算。经过讨价还价，以最低的价格承包给了中国承包商常富庭，建设开始了。仓库于1879年“建成交公”。全部用当地的石头建造，墙的高度达3俄丈（约6.5米）。为了防潮，在墙的最厚处设置了通风井，从底部一直通到顶部。按照承包规定，常富庭还在仓库内部为放置索具的多层格架安装了特殊的石头底座。

正如历史学家安·彼得罗夫指出的那样：“19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牢固地占据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劳动力市场，他们是：（1）建造某些房屋的承包商；（2）生产砖和石灰的承包商；（3）提供木板的承包商；（4）从事上述生产的工人；（5）黑工、装卸工等。必须提醒的是，中国人不拒绝任何工作：如果需要建设或维修厕所他们就去建设和维修厕所；如果需要建设和维修宫殿，他们就去建设和维修宫殿。只要需要建筑工的地方，哪怕有一点点好处，中国人就会出力，并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

具体事实也证明了这些话的正确。1878年，对承包商常富庭来说，“军医院附属建筑的厕所需要修建污水池，他就去干了”。

总体来看，中国建筑工人对城市发展所做的贡献难以估量。事实上，整个革命前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他们的双手和他们的劳动建设起来的。

1878年，研究者和旅行家德·施罗德对中国人的劳动做了最有趣的描写：“满洲人的确特别‘钟情于工作’，这个特点受到本地雇主高度评价，我也曾亲眼所见。有一次，我去看离符拉迪沃斯托克不远处建造的一座大石桥。我在工作最热火朝天的时候到达了那里。在靠近桥的各地和整个不大的山谷，到处都是光着脊梁的满洲人，他们坐在大石头上，辛苦地挥舞着锤子砸石头，他们在为大桥‘镶面’准备石材。离他们不远的俄罗斯工人也在劳动。乍一望去，两拨人干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就收入眼底：那边是身材魁梧敦实、肌肉发达的民族；这里是羸弱、消瘦、胸部干瘪的男人，辫子紧紧地盘在后脑勺。那边是有力、强壮、灵活和自由地抡着锤子，一下加一下砸着坚硬的石头，火花四溅，碎石飞舞；这里则似乎是胆怯地、缺乏自信地、慢腾腾而有气无力地砸下去，中国人好像成年的小孩子一样玩着工作的游戏。与自己的邻居相比，满洲人简直就像在一大堆石头中乱爬的地精。

然而，如果在近处观察和比较，无论乍一看上去多么怪异，结论都对其欧洲邻居不利。

的确，满洲人出力比自己的邻居少得多，可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毫不浪费地用在了活计上。他们的击打似乎是懒洋洋的，有气无力的，他们好像刚刚触碰到石头，然而，他们的每一锤几乎都没有白费力气。他们好像在不情愿地劳动，然而，按照工长的话，镶面做得‘天衣无缝’。他们的欧洲邻居则正相反。他们挥锤，动作好看，砸一下，可以拿去作画，然而，在削石头时，他们往往偏离目标。而镶面本身是‘一个细活、轻柔的活’，与他们的长辫子竞争者的工作相比，他们输惨了。可以看出，这是一群健康和有力的人在工作，然而他们难以处理自己的力量。‘他们不适合这种需要细致和耐心的工作’，陪同我的工长忧伤地说，‘只有满洲人能够干这种见效慢的活。他们可以几个小时不知疲倦地折腾一块石头，轻轻地、慢慢地砸打同一个地方，然而线条不会错。’‘不，我们跟他们就不是一回事，这是哪跟哪啊！看见了吗，他一整天就坐在一块石头上。呸！真受不了也看不下去这种干法’，一个敦实的工人加入了我们的谈话。

当满洲人三三两两地从我身边走过，映入我眼帘的是比之前更多的半古铜色的瘦弱身体。他们的祖国不疼惜他们，就连命运也不眷顾他们。当我看了他们吃的午饭，更加坚信了我的这个判断。况且可以称为午饭的，只是这个名字而已：一点点米饭，还有一些菜叶，许多大葱，看起来就这么多。然而这些劳动者对这样的食物完全满意。但即便是在故乡，他们或许也不习惯这样。

话到嘴边，我还是没有问出来，满洲承包商大腹便便，肩上披着丝绸大氅，总是在我身边走来走去（他是这些羸弱的人的经理），脸上带着优越感和笑容，向我指着那些属他指挥的中国人：‘这样的人很多，在中国完全没有吃的。’这个胖胖的快乐的营养良好的中国承包商也许离真相不很远。”

中国劳动力的主要“需求者”是国家机关：海军和陆军部、铁路部门、商业港口，以及州和市当局为代表的内务部，等等。“最诱人”的建筑承包活不是总交给中国承包人，但是，这些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总是中国人，他们由俄罗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来指挥。

海军部门吸收中国人建设自己的主要设施，如军港车间，后者后来变成了官方造船与修理厂（简称远东厂）。

1887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报》就此写道：“10月14日，新机械厂房举行了落成仪式，施工数据如下：建筑物45俄丈（96米）长，16俄丈（34米）宽，由两座附属建筑组成，每座都是两层楼，它们之间有一层彼此相连，里面设计了巨大的车间。建设工作由上校工程师伊万诺夫指导实施，始于1883年。建设要求100万块砖（其中包括由中国人的砖瓦厂提供的），1万普特生铁和熟铁。从加强太平洋舰队及其未来在远东意义的角度考虑，新厂房的竣工非常及时。所以我们不能不对此表示欢迎。可以公正地认为，该厂的建成将成为我们港口发展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因为这奠定了新的船舰修造厂的基础，今后我们所有主要机械活动都将集中在那里。”

1891年，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王储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后来的俄罗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出席了在米诺沟的巨大干船坞的奠基仪式，并以其名字命名了该船坞。

当然，10月7日，船坞开坞日，中国建设者没有被邀请参加，尽管他们完全有理由待在那里。多亏了历史照片，我们才可以想见中国挖土工、石匠和水泥工的巨大工作量。

中国人还为军港建设了港口总部大楼、港口办公室、海军医院、西伯利亚舰队的营房和军官房，在医院山谷建设了地雷炮弹仓库（现在被称作地雷小城）等许多建筑。“在海军部门的领地上，直到污泥角，是巨大而设施齐备的一级港口。从锚地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建筑物，仿佛一座城市。从前修建的厂房和仓库大楼被淹没在大量的新建筑中。在污泥角远处，有两个巨大的干船坞。船坞用花岗岩镶面。所有厂房都在扩建。已经准备修建巨大的地雷厂、炮弹厂，还要建设巨型机械厂、船坞厂等。整个巨大的港口区域和海军部门的所有建筑都要用弧光灯和白炽灯来照明，而厂房内所有机床都要用电力驱动，为此还需要配建一座大型中央电站。在污泥角建成的干船坞以北，分布着炮弹地雷实验室的多座新楼，这些新楼各有分工，使用了当代最新装备。实验室用窄轨铁路与码头连接。实验室里敷设的轨道通往各个仓库。这样，符拉迪沃斯托克军港就其装备的完备性来看，很快就将赶上其老大哥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图6 位于港口的官方造船与修理厂，占地200多俄亩，可以同时修理10艘船工厂。设有以下部门：机械部、锅炉制造部、铜质锅炉制造部、造船部、铸铁和铸铜部、电力部、木工部的锯材厂。20世纪初摄

应该充分肯定组织所有这些庞大建设的俄罗斯专家，然而，也不应该忘记那些在他们的领导下挖坑、搬砖运石、建设“巨型一级港口”的大批无名中国人，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加强了俄罗斯在太平洋的实力。图7 中国工人在建设尼古拉王储船坞。1890年代初摄图8 中国工人在建设尼古拉王储船坞。1890年代初摄图9 “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号巡洋舰在尼古拉王储船坞开坞日。“致海军部部长П.П.特尔托夫海军中将

1897年10月16日

谨向阁下报告，10月7日，尼古拉王储船坞开坞，一级巡洋舰“德米特里·顿斯科伊”驶入。巡洋舰驶入船坞用时7分钟，然后炮口被锁上，3普特水被抽掉，以便让龙骨接触到各组件。当日晚上，巡洋舰已经被放置在龙骨上，侧向压力正常。10月8日，巡洋舰最终被固定，水被抽走。符拉迪沃斯托克港指挥官海军少将邱赫宁”

谈到尼古拉二世造访符拉迪沃斯托克，不能不提到中国人用双手建造的另一座“设施”。1891年1月12日召开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杜马会议决议日志的副本1/128号

关于沙皇陛下的王储殿下会见事宜，做出决议如下：

为永久纪念王储殿下莅临，决定在斯维特兰娜大街与普鲁特大街的十字路口用砖石建造一个凯旋门，上面安置奇迹创造者圣尼古拉的塑像，点亮长明灯，并按照规制，申请将此门命名为尼古拉门。

建筑本身责成市委员会建筑师科诺瓦洛夫会同委员会完成，委员会成员有В.В.伊万诺夫、В.П.巴宾采夫、М.Г.谢维列夫和商人Я.Л.谢苗诺夫，以上人员由杜马会议选举通过。忠诚的管理局委员 图佩舍夫

中国人舒彻联获得了凯旋门建设的承包权，他让工人“白天黑夜两班倒”工作，得以在“5月11日晚竣工”，即在王储到达前完成工作，为此市杜马向他颁发了“奖状”。

1896年，《西伯利亚向导报》报道了这一名胜，该报指出：“尽管凯旋门严格按照拜占庭俄罗斯风格建造，用石头和砖建成，但是，它首先以其轻盈和空灵而让人惊奇。显然，建筑师的手灵巧地支配了如此之多的死材料，赋予它如此美丽和协调的比例，笨重感不由自主地消失了，看起来优雅多姿。”

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王储会见了滨海州总督П.Ф.温特尔别格，后者的官邸不久前在军事工程师К.С.切尔诺科尼日尼科夫的指挥下由中国人建设完成。

中国人还建设了滨海州管理局的两栋大楼：1890年建设了第一座，过了20年，建设了第二座。正如《远东报》1909年7月报道的那样：“昨日，就州管理局新大楼建设工作进行了招标。中国人刘寇默以48400卢布的报价获得了承包权。”图10 中国工人结束了尼古拉凯旋门的装修工作（王储门）。在建筑工地上，市管理局的监理和派工员米·伊·苏沃罗夫与他们在一起。“他经常待在凯旋门工地上”，为此市杜马做出决议，“向他授予勋章”。1891年摄

这栋大楼是城里最漂亮的大楼之一，完全是现代风格，1960年代被拆毁。

幸运的是，另外一座同样出自中国承包商和中国工人之手，纯粹俄罗斯风格但也毫不逊色的建筑物被保留下来，那就是邮局电报办公楼（现在是斯维特兰娜大街41号）。建设符拉迪沃斯托克邮局电报办公楼的中国籍承包商桑新云致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管理局的呈文

谨请市管理局允许我把用于建设邮局电报办公楼的建筑材料临时堆放在金角湾岸边，靠近海军码头。去年，经市管理局准许，我曾在此地堆放同样的建筑材料。1899年3月19日中国籍人士 桑新云图11 州理事会大楼，由中国承包商刘寇默（音译）建设。20世纪初摄

即便仅以这两栋大楼为例，也可以看出，当局信任由中国承包商和工人实施复杂的、要求高技能的建筑方案。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出色的建筑物，现已列入“古老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建筑遗产之中。

中国工人在建设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要塞方面占有特殊地位：他们参与了工事、军营小城、道路及其他建筑的建设工作。

可以明确地说，除了保密的1910年要塞环形防御线外，要塞的相当一部分是由中国工人建设的。

首次吸收中国工人加固要塞是在1877～1878年，当时俄罗斯与土耳其发生了战争，与英国的关系濒于破裂，同时面临英国海军侵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危险。

为了对付可能的侵略，符拉迪沃斯托克港海军建设处的军事工程师В.П.左季科夫中校和Н.И.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基中校匆忙把陆地炮兵营部署在格尔多宾、艾格尔谢里德、布尔内和纳基莫夫半岛、俄罗斯岛北部岬角的金角湾入口处，在鹰巢山和其他直接与城市中心接近的高地设置临时性工事。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紧急工程，仅靠卫戍区的力量难以完成，因此雇用和引进了数百位中国挖土工人。图12 符拉迪沃斯托克邮局电报办公楼，由中国承包商桑新云建造。20世纪初摄

建设工事和整个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的倡议者是东西伯利亚军区工程处处长П.Ф.温特尔别格上校，后来成为著名的行政管理专家和远东研究者。他的功绩之一是确定了由谁在危急关头建设这些工事。

早在1875年末，温特尔别格就由伊尔库茨克前往阿穆尔州和滨海州出差，在那里几乎待了一年。在这段时间里，1876年，他也“研究了阿穆尔沿岸边疆区特别是滨海州工程部门使用中国劳动力和技工的问题，作为军区指挥官被派往上海和中国其他开放港口，以了解中国的建设事务。”

温特尔别格雇用的中国工人及时到达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并立刻被派去进行防御建设。

此后，要塞工程最苦的土方工作主要由中国人完成，他们“倒腾”的可不仅是一千立方米的沉重的土方。

军事部门雇用的中国工人不仅从事工事建设，而且参与了军营大楼的建设。从1880年代初到1903年，他们为卫戍区的军队建设了数十座小城，1.2万名官兵在那里居住。

1889年8月30日，符拉迪沃斯托克被正式确定为要塞。为使其指挥机构正常运行，需要建设更多大楼：司令部、战斗和后方管理处、军官会议大楼，还有军官和官员的住宅等，因为“城市居民快速增长与要塞卫戍区一次性增加，以及建设所需材料和人工费用涨价，住宅价格出现过度增长，价格比正常的贵出3～4倍。”

1890～1897年，在阿列乌茨克街、波西耶特大街和第一海军大街之间，中国建筑工建设了要塞指挥机构的办公和住宅综合楼。

1900～1904年，由著名军事工程师К.И.维利奇科上校设计，在要塞工程处处长В.И.日加尔克夫斯基上校的领导下，围绕城市建立了新的防线。从北部起，在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是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苏沃洛夫炮台，1、2、3号工事（列涅维奇炮台），4、5号多面堡和三个眼镜堡。要塞从阿穆尔湾一直延伸到季霍伊湾，彼此之间以壕沟和土围子形式的围墙连通。

从南部起，在俄罗斯岛，在俄罗斯人山上建起了同名炮台，在萨别尔内半岛，建起了4号工事（波斯别洛夫炮台）。此外，建设和重新改造了23座岸炮。

为此，在中国额外雇用了超过3000名工人，他们不仅挖沟和堑壕，而且从事水泥工程。

1904年1月27日（2月9日）开始的日俄战争突然降临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许多人的生活中。

在宣布成为要塞后，戒严状态下，1904年2月底，中国人被禁止进入，但是对于已经在那里的中国工人，军事当局让他们留在原地，禁止他们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把他们派去建设谢丹卡河的前沿防御阵地，以及乌苏里湾河岸上的岸炮。后者对保卫要塞极其重要。

1904年2月22日，日本人从海上进行扫射。日本舰队在海军少将上村彦之丞的指挥下，以五艘最先进的炮塔装甲巡洋舰为一队，深入乌苏里湾，由于这里缺乏远射岸炮连，日本舰队向要塞的防御工事和城市的东部开火，发射了200多发炮弹。图13 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司令部大楼综合体，由中国工人于1890年代建成。20世纪初摄

尽管扫射没有造成重大破坏和伤亡，要塞方面还是不得不对日本人的野蛮行径做出回应，促使指挥部从乌苏里湾方向建立岸边防御，为此指派了几支中国工人队伍。保存在美国旧金山市俄罗斯文化博物馆案卷里的历史照片证明了这一切。

战争期间敌人未能攻克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在战争结束后马上被内部的混乱摧毁了。“从1905年10月30日到31日夜里，符拉迪沃斯托克发生了军事哗变，起因是预备役士兵对于不让他们回家的不满和地方卫戍区的混乱。上千名预备役士兵和骨干水兵，在消极保护因某场扫遍全城的飓风而陷入恐慌的居民的情况下，被宣传员挑唆起来。几乎所有的商店、饭馆、商业点遭到抢劫。当晚，城市的一些角落起火。期间斯维特兰娜街区和马特罗斯小镇被抢劫一空，几乎所有的商店、饭馆和商业点被破坏。市场被纵火，巨大的火苗笼罩了半个天空，火势向全城蔓延。伏特加令人们疯狂野蛮地喊叫，射击声、窗户和门被砸烂的哐当声响彻城市，人们非常恐慌，没有料到会出现如此可怕的屠杀，因而没有采取任何自卫措施。次日早晨，太阳照射出一幅可怕的场景：几乎三分之一的城市被烧毁。斯维特兰娜街区最好的一段——从铁路道口到阿列乌茨克街化为灰烬，巨大而辉煌的加列茨基大楼，包括里面的商店、旅馆、大家去得起的剧院和公众大厅被烧毁，沿着阿列乌茨克街、北京大街和谢苗诺夫大街也有大量中国商店被烧毁。马特罗斯小镇三分之一以上的地方遭遇同样命运，海军会议厅及其内部城市里藏书最多的书库、军事法院大楼、军官附楼也被付之一炬。早上还热闹非凡、充满喧闹生活气息的美丽城市，现在像是塌陷的头骨，变成露出了破碎的窗框、烧焦的石头等的庞然大物的残骸，让人想起曾被无情的敌人毁坏烧尽，并在持久而顽强的抵抗后陷落的要塞。”

1905年11月和12月，城市里到处飘扬着红旗。地方军事和民事当局要么无所事事，要么因害怕而逃跑。在人群聚集的要塞卫戍区，革命运动达到了如此规模，以至于整个卫戍区都服从于罢工和军事委员部，以及当时革命政权的最高机构“联盟之盟”的指挥。

显然，在“革命”期间，并未采取有效措施修复被破坏的城市。图14 在俄罗斯岛俄罗斯人山上的“俄罗斯人”炮台，1900年由中国工人修建。20世纪初摄图15 苏沃洛夫炮台的壕沟和水泥石砌通道，在日本分舰队进犯符拉迪沃斯托克期间，苏沃洛夫炮台也遭到敌人军舰的扫射。20世纪初摄图16 临时炮台，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在季霍伊湾的岸上得以紧急建立起来。1904年摄图17 临时炮台，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在季霍伊湾的岸上得以紧急建立起来，中国工人在场情况下进行试射炮击。1904年摄图18 中国人在俄罗斯岛上建设岸炮台。1910年摄

直到1906年1月底，西伯利亚第三师的部队才在П.И.米先科将军统帅下，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完全整顿了秩序”。

在1906年镇压了反政府的活动之后，要塞卫戍区的军队被撤离并安置到滨海州的穷乡僻壤。取代他们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是满洲军，总人数超过6万。在战争期间没有扩充的军营最多只能容纳1.2万人。结果就是最严重的房屋危机。要塞司令В.И.伊尔曼就此写道：“1906年，在我成为要塞指挥官之后，我碰到了严重的基础设施不足。战争过后，随着要塞常驻卫戍军队的扩充，没有足够的宿舍。他们应该寄身的场所，比战争年代都要难寻。我遇到了带着家属的军官和低级官员，他们住在泥坯房和简易房子里。”

在冬天到来之前，为保证卫戍区军队临时住房，作为紧急措施，约1万名中国工人在两年的军事禁令之后，被允许进入符拉迪沃斯托克劳动，与卫戍区的军队一起建设军营。

还有几乎同样数量的中国人从事被暴徒们毁坏的住宅楼的修复工作。

1907～1910年，要塞开始了大规模的军营建设。

1907年，雇用了7120名俄罗斯人和33866名中国工人建设军营小城。

1908年的建筑季，在要塞铺设泥土道路和为军队建设基础建筑的约有10万中国人。仅在军事工程师Ч.Б.雷宾斯基大尉的建筑工地，就有2万俄罗斯人和朝鲜人以及6万中国人在工作，这超过了当时整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居民人数（根据1914年3～4月进行的城市统计调查结果，符拉迪沃斯托克居民共计58538人：33473人为欧洲人，25065人为亚洲人）。

1910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军营建设大体已经竣工，卫戍区容纳了约8万人，他们都住进了新房子。

但即使是在没有大额军事采购的情况下，此后每年的建设季也会有“10万中国人涌入，重新来清洁城市”。

除了军事和海上事务外，民用部门也经受着劳动力短缺问题。图19 西伯利亚第11步兵团在二道河地区的军营小城 20世纪初摄

不仅各部门需要中国劳工，城市居民也是一样。

俄罗斯与日本进行战争，俄罗斯失败后，丢失了旅顺和大连港，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为俄罗斯在远东的唯一港口，它有完备的基础设施，并通过铁路与中国的中心连接。这种情况加倍提升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工、商业地位，使其成了俄罗斯亚洲部分最大的城市之一，确切地说，是东西伯利亚最大的城市，它迎来了真正的“建设热潮”。

如果说1906年前城市里有2097栋民用住宅，那么1906～1914年，不算军营和各部门的建筑，仅城市住宅就增加了3419栋，其中大部分由中国人修建。

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管理局不止一次雇用中国人进行建设工作。档案文件中此类例证不胜枚举。

1885年11月，围绕城市墓地建设了石头墙，相应的文件证明：“我们，执行委员会成员，签署下述文件，证明修建了562俄丈的墓地石头围墙，修墙工作按预算进行，已支付中国籍人士安喜彤2247卢布。”

1902年，中国建筑队在东正教徒中国人贺有生的领导下，修建了城市公墓周围的波克罗夫教堂。

承包商王腾星于1888年5月5日与市管理局签订了合同，完善纳戈尔那街（现在叫苏哈诺夫街）的公用设施。

1895年，沿着城市大街修缮下水道并装设石板盖的工程承包给了“中国籍人士易吉荪”。

根据Ф.Ф.波斯特尼科夫设计，1908～1910年由中国籍人士赵平坤承建市医院外科大楼。

1907～1910年，“除去市医院新大楼，建设工程款已超过100万卢布、由中国工人实施的工程还有市女子学校的建设，‘斯维特兰娜大街全线铺通，中国街也铺设了部分道路’”。

这个名单还可以延续很长。

另外一个广泛利用中国劳动力的部门是交通部，而正是在修造乌苏里铁路这项任务上。1906年乌苏里铁路由中东铁路局承租后，该机构开始招募大批训练有素、在建设中东铁路时“经受了考验”的中国建筑工人进入符拉迪沃斯托克。图20 俄罗斯岛上西伯利亚第33步兵团的军营小城 20世纪初摄图21 一道河山谷的西伯利亚第9步兵团的军营小城，为了建设这个兵营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的其他许多设施，军事部门雇用了上万名中国工人。20世纪初摄图22 格尔纳斯太湾地区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第2炮兵团的军营小城 20世纪初摄

于是，在1908年开始计划降低铁路路基和在斯维特兰娜大街、北京大街以及阿列乌茨克街与谢苗诺夫大街交界处建设高架桥的工程。

如果说用土方和用承重墙来加固坡面不需要太多技术含量的话，那么要修建高架桥就需要有经验的工人了，因为这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首次按照法国发明家Ф.根涅比克系统使用钢筋混凝土。“建设高架桥工程交给了工程师兼承包商博恰罗夫和支比罗-索科。”

Н.Н.博恰罗夫和П.支比罗-索科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杰出工程师，他们修建了三公里长的兴安岭双轨隧道和著名的“博恰罗夫环线”，均为铁路修建史上独一无二的工程。

毫无疑问，与他们一起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工人，在兴安岭工程中获得了必要的“锤炼”。

2013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高架桥已满105年，百年多来，高架桥实际上没有变化（除了更换了栏栅外），这证明了工程质量之优及其建设者无可置疑的高超技能。

两座高架桥于1908年底竣工：“11月28日中午12时，蒸汽压路机和城市消防车队对斯维特兰娜高架桥进行了通过测试。12月9日，谢苗诺夫大街的高架桥结束通车试验。180普特每平方俄丈的负荷产生的弯曲度是1毫米，或者说1/9000跨距。这个结果被认为是完美无瑕[4]的，高架桥弯曲度标准（1/8000跨距）比这一数字高出10倍。”北京高架桥则于1909年初竣工。

很快，由建筑师В.А.布兰松指挥，中国工人又被派往建设已于1909年1月16日奠基的新火车站，其中包括按照根涅比克系统进行的钢筋混凝土工程。

毫无疑问，В.А.布兰松密切关注着高架桥建设，美国旧金山市俄罗斯文化博物馆布兰松的档案中保存的部分文件证实了这一点。

В.А.布兰松在建设火车站期间拍摄的照片也保存在那个博物馆里，这些照片证明中国人在这里不仅从事一般建筑工程，而且还做砼工的工作。图23 在斯维特兰娜大街与北京大街（海军元帅福金街）之间降低铁路的路基。1908年摄图24 建设斯维特兰娜高架桥。1908年摄图25 降低谢苗诺夫大街和阿列乌茨克街交界处旁的铁路路基。1908年摄图26 谢苗诺夫高架桥 1908年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