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功文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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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培翚《仪礼正义》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培翚《仪礼正义》研究/陈功文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9.7（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978-7-101-13942-6
Ⅰ.胡… Ⅱ.陈… Ⅲ.礼仪-研究-中国-古代 Ⅳ.K8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27092号
书 名 胡培翚《仪礼正义》研究
著 者 陈功文
丛 书 名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 许庆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7月北京第1版
201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毫米 1/16
印张30 1/4 插页2 字数700千字
印 数 1-1200册
国际书号 ISBN978-7-101-13942-6
定 价 98.00元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序
在儒家经传诠释体式中，义疏以系统、周详为优长和特色。群经义疏既是学子入门阶梯，亦为经师治学义府，因而“言经学者，莫盛于义疏”（孙诒让《刘恭甫墓表》）。义疏之学兴于中古，如《仪礼》一经，南齐贺玚有《礼讲疏》，贺琛有《三礼讲疏》，陈沈文阿有《仪礼注》；北魏刘怀方有《仪礼疏》，北齐黄庆、隋李孟悊有《仪礼》章疏。唐永徽年间，贾公彦以黄、李二家为本，“择善而从，兼增己义”，裁成《仪礼注疏》，朝廷著于功令，学者奉为圭臬。宋熙宁年间，以《仪礼》于经世为迂远，不列取士科目；南宋以降，理学家说经，义重性道，文尚简易，学者宗之，义疏之学渐衰。故清儒感叹“三礼之学，至宋而微，至明殆绝。《仪礼》尤世所罕习，几以为故纸而弃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仪礼述注”条），或深悯义疏之学“旷然中绝者逾五百年”（孙诒让《刘恭甫墓表》）。
至清代，“通经学古”思潮兴起，钻研十三经注疏成为士林风气。阮元说：“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礼学是经学研究的突出重点，“学者不通典礼，不列名家”（郑知同《仪礼私笺后序》）。众多朴学家的考据实绩证明，不仅理学家论说古礼多有舛误，《十三经注疏》也不能令人满意。如《仪礼注疏》，“或解经而违经旨，申注而失注意”（罗椒生《仪礼正义序》）。故陆续有学者展其所长，撰著新疏。胡培翚积40余年心力，历览众说，集腋成裘，撰《仪礼正义》。
清代《仪礼》学与宋、元、明盛衰迥异。这一逆转缘何得以实现的呢？有研究者指出，清廷大力提倡礼学研究，对学者起到导向作用；汉学家厌弃理学末流空谈心性，普遍重视古礼考证；朴学考证方法日趋精密，为《仪礼》考释创通了道路。这些因素都不可忽视，但清初硕学鸿儒，特别是顾炎武在经学思想上的创新与突破，对《仪礼》学持续繁荣、超越古往，尤具关键意义。
顾炎武的理论贡献，首先在于指明古礼即上古政治文明的本体。《日知录》“博学于文”条诠释“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之“文”，推崇其“经天纬地”的功能；其云“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指明礼仪之于“文”绝非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仪礼郑注句读序》：“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周公之所以为治，孔子之所以为教，舍礼其何以焉？……三代之礼，其存于后世而无疵者，独有《仪礼》一经。”强调礼是圣贤创造的经世重器，亦即推定《仪礼》的经典地位不可动摇，当代价值无可置疑。
其次，阐发制订仪节度数的基本原理。顾炎武《仪礼郑注句读序》提出，研究《仪礼》，应“因文以识其义，因其义以通制作之原，则夫子所谓‘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其引《礼记·礼运》所载孔子“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之言，意在揭示先王制礼作乐的根本方针。循此方针，研究古礼的仪节度数，将会发现制礼作乐的具体原则，亦即“制作之原”。何为顾炎武所指“制作之原”？据其考述，有两项要义：一是合乎道德。《日知录》“须臾”条解释《仪礼·燕礼》“寡君有不腆之酒，请吾子之与寡君须臾言”，以“须臾”之义为“不敢久”。引《礼记·乡饮酒义》《尚书·酒诰》，指明古代饮酒规矩是时间不宜长，“朝不废朝，暮不废夕”；酒量要有节制，“罔敢湎于酒”。还要体现人际亲睦关系。《乡饮酒礼》《乡射礼》述“旅酬”之仪都说“辩”。郑玄《燕礼注》：“今文‘辩’皆作‘遍’。”《日知录》“辩”条举出六条书证，证明汉以前古籍中“辩”与“遍”通假，这就彰显出“旅酬”的义蕴是期求皆大欢喜。二是“礼时为大”。《日知录》“主人”条指出，“婿”相对于妇，称主人；“婿”至妇家，女父称主人，而婿称“宾”；婿出而妇从，则直称“婿”。同一人在不同场合称谓三变，体现仪节制订以顺乎生活情境为基本原则。高悬“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的方针，而落实到合乎道德、顺乎情境的原则要求，这就揭示出生成仪节度数的规律，隐含着仪节度数与时更化的合理性。其说既有助于避免泥古的弊端，也有助于消解蔑古的偏执。
第三，提倡对经学遗产博综兼收，取精用弘。顾炎武谈《诗经》古韵研究，指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旨。”（《与人书四》）他对经学史有高深造诣，这一思路基于他对历代学术遗产的整体评价。在经学史上，以东汉许、郑之学为重心的汉学与以理学为重心的宋学，分别代表知识求是与义理求精的两种诠释取向与独特成就。其论汉代礼学，看重历代通经之士“无不讲求于郑《注》”的史实，推崇郑学的正宗地位。论宋代礼学，赞颂朱子针对鄙薄礼学的倾向“正言力辨”，且着眼于化民成俗，“欲修三《礼》之书”。在顾炎武身后，学者以所宗不同而有汉、宋门派之分。但也有经师宗汉学而兼容宋学，如江永、程瑶田等是其例。后来更多经学家采取会通汉宋的学术立场，经学主潮为之一变。凡此，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顾炎武学术思想持久的生命力。
顾炎武是以救世襟怀提倡《仪礼》学的。他以“沧海横流，风雨如晦”形容易代之变，又说值此“人心陷溺之秋”，苟不以礼，无从拨乱反正（《答汪苕文》）。这种观点含有针对清廷的意涵。但清廷日益明朗化地利用儒学，而且以提倡礼教为国策。乾隆元年开三礼馆，命儒臣编纂《三礼义疏》。高宗云：“五经乃政教之源，而《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令儒臣“取汉唐宋元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远。”（《清高宗实录》乾隆元年六月乙卯条）竟与顾炎武的思路相去不远。两者的一致性，客观上有利于扩大顾炎武之学的影响。
吴、皖、浙东、扬州等朴学流派的代表人物，礼学考证各擅胜场。把握顾炎武的礼学思想，才能理解他们何以热衷于礼学研究。顾炎武之后，凌廷堪是在礼学思想上有重大发明的少数学者之一。他认为《仪礼》所载全部仪节度数，都是“大圣人”根据“天命民彝之极”确定的；舍弃《仪礼》，也就背离了“节性修身之本”。《复礼上》提出：“礼之外，别无所谓学。”其代表作《礼经释例》采用“会通其例”而“究观经纬途辙”的路径，考察种种礼制之间复杂的联系，特别是仪节度数的横向关联，具体而微地证明，《仪礼》中“即一器数之微，一仪节之细，莫不各有精义弥纶于其间”。（《复礼中》）凌廷堪的礼学思想与顾炎武一脉相承，其《仪礼》考证的实践可以与顾炎武以经学为理学的构想相印证。胡培翚以撰著《仪礼正义》为平生志业，与服膺顾炎武及凌廷堪的礼学思想大有关系。
胡氏《仪礼正义》洋洋百万余字，论者赏其富赡而无繁琐之讥。对于研究者而言，系统地剖析这部巨著，其难度可以想见。因此，陈功文君以将近十年之功，紧扣《仪礼正义》诠释经、注的主要环节，进行专题讨论，数易其稿，才撰成《胡培翚〈仪礼正义〉研究》。其论《仪礼正义》之校勘学，不仅考述其所据底本与参校本，校勘原则与方法，校勘经、注兼及贾疏的范围，还以胡氏所校与阮元《校勘记》、孙诒让《校记》相比较，充分地展示了胡培翚的校雠实绩。论《仪礼正义》之训诂学，以大量实例证明胡培翚训释经、注语词，旁征博引，覃精研思，寻求“十分之见”，故能纠谬补缺，消解争讼，启人心智。论《仪礼正义》名物制度考证，颇能窥见胡氏方法之精妙、结论之确凿。如考释胡氏以凡例明礼，既回溯《仪礼》义例研寻的历史，又详列其新见及所属类别。论《仪礼正义》的经学地位，不仅分别考述该书对贾公彦《仪礼疏》、乾隆朝《钦定仪礼义疏》承袭、修正与超越，对胡氏取舍历代经说之内容与特色也多有评析。值得提出的是，胡培翚之集众说之大成，不仅表现在知识求真、义理求是等方面，也表现在研究方法求精。胡氏的学术方法丰富多样，但属于独创的毕竟是少数；而能应用自如，曲尽其妙，是他的过人之处。系统阐论胡氏学术方法及其渊源，是功文这部专著的优点之一。功文认为，集众说之大成与勇于创新的统一，是《仪礼正义》超越旧疏之关键。其所论述，足以支撑这一观点。
研究义疏，最需要不惮繁难的态度。功文对《仪礼正义》的剖析细致而有深度，得力于这种钻研精神；考述胡培翚生平多有新意，也是获益于此。古代学者的生平研究，离不开传世文献资料。这些材料多为前人熟知，后学往往劳而少功。功文无意取巧，悉心搜辑、钻研资料，因而持论精确。如，辨“世泽楼”是胡氏家族藏书楼而非胡培翚别称，“竹村”、“紫蒙”为胡培翚的号而非其字，胡培翚字“载屏”而不应记为“载平”，举证确凿，可为定论。学界普遍认为《仪礼正义》能“集大成”，但多语焉不详。段熙仲先生系年整理《仪礼正义》，编制《胡氏仪礼正义引用书目》，令读者对胡氏《正义》“集大成”之功有直观感知。功文考《正义》引书，在段熙仲先生所列书目之外多有增补，且列表展示《正义》所引家数和各书征引次数。这项工作，不仅对切实把握胡氏《仪礼正义》“集大成”的情形大有裨益，对了解学术史上某些学者对清儒的影响也可资参考。
清代朴学家以“实事求是”为信条，其高明者如焦循等，既讲“无征不信”，也讲“性灵”、讲“运之以虚”，即要求依托可靠的文献资料深入思考，融会贯通。研究清代经学，需要借鉴朴学家的学术思想与实践经验。功文在这方面有心得，是他面对丰富材料、复杂现象时持论通达的原因。比如，探讨学者的学术渊源，研究者可以选择某些视角。从实践看，从师承、家学方面展开讨论的比较多。而功文考论胡氏学术渊源，兼顾乾嘉汉学传统之承继、徽文化之浸染、家学之熏陶、师学之承袭、友人之砥砺。其具体论述，注意到这五个方面之间的层次性与关联性，清代学术主潮是纲，主导区域文化、家学、师承及师友交流诸目；皖南是清代学术主潮流注的重点地区，徽学对于胡氏家学、师承、交游具有明晰的导向功能；至于家学、师承、学侣，则或隐或显地推动了胡培翚研究方向的择定与学术品格、学术个性的形成。
清代经学发展到道咸时期，古今兼采、汉宋兼容成为学界风尚。但就特定学者而言，安顿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汉学与宋学关系的情况还是多有差别。不剔抉其特质，所作结论可能是笼统的、类型化的。具体而微的考述，才能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功文对胡培翚礼学思想的阐发正属此类。他指出，胡培翚宗奉古文学而兼容今文学，与郑玄相仿。其诠解《仪礼》，兼存今、古经说，与郑玄会通今、古文之学一脉相承。从《仪礼正义》引经频次看，引古文经之数远远多于今文经。以《春秋》三传为例，引《公》《穀》之条目只有《左传》半数。这种数据统计，有一定参考价值。他还指出，从胡培翚的解经实践看，固然是“汉宋兼采”，但“终与汉学最近”。胡培翚秉持的以汉学、特别是古文学为主的经学立场，亦即朴学立场。这样的学术取向，基于对经学遗产的深入研究，符合疏证《仪礼》的需要。前人总结理学一系对《仪礼》考释发明甚少的原因，以为“《仪礼》则全为度数仪节，非空辞所可敷演，故讲学家避而不道也”（《四库全书总目》“仪礼述注”条）。胡培翚加以撷取诸多宋学家见解，与乾嘉经学家专守汉说的风气已经有所不同，由此可以谛观当时学术思潮的变化。
胡氏《仪礼正义》作为传统《仪礼》学最后的杰作，当下和日后都是研习者优先择取的范本。如所周知，与中国特色精神文明建设的需求相联系，儒家经传的积极内涵与当代价值逐渐被发掘、认知。经学研究逐渐升温，包括胡培翚《仪礼正义》在内的十三经清人注疏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功文的专著对胡氏《正义》的剖析大体可谓识精语详，刊行之后应能遭逢、见赏于众多学术知音。功文是安徽六安人，又倾力于清代皖派经学研究。愿他仰承乡邦先贤缔造的学统文脉，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砥砺前行。田汉云2019年6月1日绪论一、《仪礼》的价值《仪礼》是儒家经典之一。该书以西周社会生活为主体背景，内容涉及冠、婚、飨射、朝聘、丧祭诸方面，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仪礼》是我国古代灿烂的礼仪文化的结晶。我国素称文明古国，是礼仪之邦，此与古代灿烂的礼仪文化分不开。早在春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开始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如孔子曾云：“非礼[1]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作为一部记载各种仪节规范和贯串生死的人生礼仪的经典——《仪礼》，早已被贵族阶层用来指导人们学习礼仪的教科书。《仪礼》所勾勒的冠、婚、飨射、朝聘、丧祭诸仪节，均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传承性，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流传至今的婚礼、丧祭诸礼，仍保留着《仪礼》所记载的诸多细节。而该书所描述的吉、凶、宾、嘉诸礼，也奠定了后世礼制发展的基本框架。
其次，《仪礼》也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为后世研究上古文化提供了诸多弥足珍贵的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而言，《仪礼》所涉及的礼制名物，往往成为后世考古所参考的资料。特别是对一些出土的上古遗址、墓葬、器物等的考证，往往都要求证于《仪礼》。从语言学的角度而言，《仪礼》文字简洁、精炼，朴实无华，同时保存了大量的上古语汇，对研究上古语言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从文学的角度而言，《仪礼》语句也时时用韵，使朴实的语言增添了可读性，如《士冠礼》：“醴辞曰：‘甘醴惟厚，嘉荐令芳。拜受祭之，以定尔祥。承天之休，寿考不忘。’”此处四字一句，隔句用韵，且一韵到底，意味深长。也有隔句换韵的，如：“旨酒令芳，笾豆有楚。咸加尔服，肴升折俎。承天之庆，受福无疆。”读着这样的语句，不由得使人联想起《诗经》，可见《仪礼》的文学价值也不容忽视。另外，在《仪礼》的一些篇章中，在叙述礼节时常[2]常穿插一些奏乐的场景，所奏的音乐大多是《诗经》中的篇章，这也为证明《诗经》是入乐的说法提供了证据。
再次，《仪礼》对当代的文化建构与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前，我们正处于建设和谐社会阶段。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国人精神素质的提升，离不开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精神文明，也离不开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仪礼》就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是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早期辉煌的礼仪文明的见证。今天，我们要继承这一精神遗产，并将其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来认识，寻找其合理内核，古为今用，有效地指导人们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更好地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总之，《仪礼》是儒家思想的结晶，是一部不朽的经典。“《仪礼》一书的材料，来源甚古，涉及的面又广，保留了丰富的我国上古社会的史料，对于研究当时的政治制度、礼仪风俗、思维方式、人际[3]交往以及名物制度等等，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仪礼》所反映的礼仪思想，是我国古代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在今后，《仪礼》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仍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 《论语·颜渊》，高流水点校，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84页。[2] 《仪礼》中涉及到的歌乐多出自《诗经》，如《乡饮酒礼》“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郑玄注：“三者皆《小雅》篇也。”再如该篇“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郑玄注：“《南陔》、《白华》、《华黍》，《小雅》篇也。”又如：“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郑玄注：“六者皆《小雅》篇也。”也有一些歌乐则直接标明出自《诗经》，如《乡饮酒礼》“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釆蘩》、《釆暇》”。[3] 彭林注译：《仪礼·前言》，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5页。二、《仪礼》学史简述《仪礼》，在先秦时期的称名为《礼》。这在先秦的文献中常常见到，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晋赵衰曰：“《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庄子·天下》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运》谓：“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商君书·农战》云：“《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荀子·儒效》云：“《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其中所谓的《礼》，都是指《仪礼》而言的，所以宋人郑樵曾说：“古人造士，以《礼》、《乐》与《诗》、《书》并言之者，《仪礼》是也。古人六经，以《礼》、[1]《乐》、《诗》、《书》、《春秋》与《易》并言者，《仪礼》是也。”不难看出，在先秦时期，《仪礼》是非常重要的儒家典籍，与《周易》、《尚书》、《诗经》、《乐经》、《春秋》等经典一样取得了经的地位，是《礼》之本经。
西汉初年，百废待兴。继秦火之后，《仪礼》出现今、古文之别。《汉书·艺文志》云：“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2]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高堂生所传十七篇乃为今文，《礼古经》五十八篇是用古文书写的。今文《仪礼》在两汉颇受重视，列于学官，设立博士，招收博士弟子，且其传授源流亦甚清晰。而《礼古经》却不曾有此厚遇，仅于王莽当国时立于学官二十馀年，其馀时间一直处于在野地位。
时至东汉，注《礼》之风渐行。大儒马融虽精通经学，但于《仪礼》却仅注《丧服》一篇。马融弟子郑玄遍注《三礼》，赢得“礼是[3]郑学”之美誉。郑玄遵循刘向《别录》本次序注《仪礼》，兼采[4]今、古文，其“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另外，郑氏在注释时善用《三礼》互证，又善于博综众家，为汉末说《礼》者所宗。郑玄《仪礼注》是目前所知最早全面笺注《仪礼》的专著，因文字精审，要言不烦，对后世《仪礼》学影响甚深，可视为[5]《仪礼》研究的不祧之祖。另外，郑玄称《仪礼》为“曲礼”，《周礼》为“经礼”，并将《周礼》放在《仪礼》之前，奠定了《三礼》[6]的排序。郑玄之后，王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其作《仪礼注》十七卷，“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驳郑之今
[7]文”，故意与郑玄立异。因王肃依仗司马氏政治势力及姻亲关系，一时王学大盛，西晋研习《仪礼》者多宗王学。
东晋时期，因荀崧建议增立郑玄《仪礼》博士，此时郑学复兴，王学渐废。南北朝时期，“玄儒兼通之士，多治三礼，而尤好言丧服。丧服为治三礼之学所当讲求之一部份，自不待言。魏晋南北朝时[8]丧服之学最为发达，为经学谈辩中极流行之论题”。此时，北朝《仪礼》以徐遵明为代表，独尊郑学，且“《三礼》并出遵明之门”[9]；而南朝杂采郑学、王学，以崔灵恩《三礼义宗》最精。随着义疏之学兴，南北朝注《仪礼》开始重视逐字、逐句诠释经、注，注重对义理的阐发，并在解经过程中善于广搜群籍，以广注说。南北朝是《仪礼》学研究的兴盛期，著名的有北齐黄庆《仪礼章疏》、南朝陈沈文阿《丧服经传义疏》四卷、北周沈重《仪礼义》三十五卷等，多为义疏性质的作品。
南北朝《仪礼》学对唐代影响较大。唐初，贾公彦等撰《仪礼疏》，即是以北齐黄庆《仪礼章疏》与隋代李孟悊《仪礼注》为底本，广搜博辑，择善而从，兼增己意，成书五十卷。“贾公彦对自汉至唐《仪礼》的研究成果做了首次总结整理，堪称《仪礼》自郑《注》以[10]后又一部集大成之作”。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内列《仪礼》，从此《仪礼》之名便成定称。
贾公彦之后，《仪礼》研究渐趋衰落。北宋熙宁（1068—1077）年间，因王安石废《仪礼》而独尊《礼记》，此后研习《仪礼》之人渐少。南宋朱熹不满王氏废经之举，称：“王介甫废了《仪礼》，取[11]《礼记》，某以此知其无识！”又称：“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12]甚。”朱熹坚持认为“《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13][14]，“《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朱熹通解《仪礼》，将《礼记》及诸经史杂书中所载古代礼制，附在《仪礼》本经之下，兼取后儒注疏，加以诠释，取名《仪礼经传通解》。由于朱熹对贾公彦《仪礼疏》多加删改，并对《仪礼》诸篇重新排次，致使明清之际难见贾疏之原貌。
宋明时期，研习《仪礼》荦荦大者，尚有数家。张淳撰《仪礼识误》，是宋人首次对《仪礼》全文进行校勘之作。朱熹对此书有过评价：“《仪礼》人所罕读，难得善本。而郑注、贾疏之外，先儒旧说多不复见，陆氏《释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张淳忠甫校定印本，又[15]为一书以识其误，号为精密，然亦不能无舛谬。”又说：“永嘉张忠甫所校《仪礼》甚仔细，然却于《目录》中《冠礼》玄端处便错[16]了。但此本较他本为最胜。”由于《仪礼识误》在校勘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清人校勘《仪礼》对此书较为看重，如全祖望云：“是经在[17]宋，当以忠甫为功臣之首。”实非溢美之词。宋人杨复撰《仪礼图》十七卷，以图解经，详陈《仪礼》仪节陈设之位，便于阅读。又附《仪礼旁通图》一卷于书后，按宫庙门、冕弁门、牲鼎礼器门等分类设图，学术价值不言而喻，故钱基博认为杨复于《仪礼》，“可谓用[18]心勤挚矣”。另外，李如圭《仪礼集释》、魏了翁《仪礼要义》、敖继公《仪礼集说》等多以宋学为主。敖继公《仪礼集说》，因作者[19]在《序》中曾指出郑康成注“疵多而醇少，学者不察也”，并对[20]郑注进行删改，引发了后世儒者之非议，而四库馆臣却持不同意见：“盖继公于《礼》所得颇深，其不合于旧说者，不过所见不同，各自抒其心得，初非矫激以争名，故与目未睹注疏之面而随声佐斗者，有不同也。且郑注简约，又多古语，贾公彦疏尚未能一一申明。继公独逐字研求，务畅厥旨，实能有所发挥，则亦不病其异同矣。……继[21]公所学，犹有先儒谨严之意。”明代治《仪礼》甚荒芜，惟郝敬《仪礼节解》十七卷粗中存精，胡培翚撰《仪礼正义》多征引之。
清代乃《仪礼》学研究全盛期。清初，《仪礼》学研究就开始兴盛起来了，张尔岐、毛奇龄、徐乾学、李光坡、姚际恒、方苞等均留下了《仪礼》学研究专著。其中，张尔岐于清代《仪礼》学研究有奠基之功，其既关注《仪礼》经文之校勘，又对郑注进行句读，撰有《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四库总目》对该书评价较高，认为“尔岐[22]兹编，于学者可谓有功矣”，不失为公允之论。顾炎武对张尔岐其人其书颇为称扬，他与汪琬书云：“济阳张君稷若名尔岐者，作《仪礼郑注句读》一书，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以其人不求闻达，故无当世之名，而其书实似可传，使朱子见之，必不仅谢监岳之称许[23]也。”徐乾学《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仿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而作。是书统括历代之丧礼，兼采众说，包罗宏富，于古今丧礼之研究贡献尤大。方苞《仪礼析疑》十七卷，辨析《仪礼》经文之可疑者，良多可取。顾炎武虽无《仪礼》研究之专书，但其于清初《仪礼》校勘之功不可忽视，“清人校勘《仪礼》，以顾炎武为嚆矢，肇端于顾氏以唐开成石经校明北监本十三经”，“顾炎武为石经之功臣，亦为《仪礼》之功臣。清人校《仪礼》，于起步时即能高出前人一筹，皆[24]因顾氏睿识”。此外，方苞《仪礼析疑》、姚际恒《仪礼通论》均承宋明疑经思想，析疑辨伪，良多可取。
乾隆元年立三礼馆，官修《三礼义疏》，《仪礼义疏》便为其一。《仪礼义疏》成于乾嘉汉学兴盛之前夕，偏重以宋学解经，注重经说，但于经文之正定却有所疏忽。是书虽为官修，但因思想保守，且“其时《仪礼》之学方兴，专门家奇缺”，纂修者“亦力不从心”[25]，以至于《仪礼义疏》“虽是历代帝王经学系列的收官之作，却是[26]一个并不完美的尾声”。
乾嘉年间，汉学中兴，涌现出一大批研究《仪礼》的学者，如戴震、吴廷华、惠栋、刘台拱、褚寅亮、程瑶田、金榜、任大椿、阮元、段玉裁、孔广森、胡承珙、卢文弨等，诸家研治《仪礼》，不离汉诂。吴廷华撰《仪礼章句》对《仪礼》经文进行分章析句，意在分清《仪礼》经文之节次，辨析其句读。褚寅亮《仪礼管见》精研郑注，针对敖继公《仪礼集说》妄改郑注而时有驳斥。程瑶田《丧服文足征记》十卷，专言丧服，足征丧服经传与注之异同，阐释其义，较为详明。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十七卷，对旧本文字脱误等多有厘定，对经、注、疏文字之异同多加详校、考订。胡匡衷《仪礼释官》九卷，详考《仪礼》十七篇所见周代诸侯之官，以《周礼》、《仪礼》、《左传》、《国语》等书与《仪礼》相互参证，梳理《仪礼》设官分职之义，补注、疏所未及。凌廷堪仿杜预《春秋释例》而作《礼经释例》十三卷，分通例、饮食之例、宾客之例、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之例、杂例八类。该书释例周密明晰，便于读者理解《仪礼》本经。胡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十七卷，专门勾稽《仪礼》十七篇今、古文字异同之处，发凡起例，审定声义。作者博稽群书相互参证，务存折衷。张惠言《仪礼图》专门以图解的方式解释《仪礼》。该书在继承宋人杨复《仪礼图》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表现为对经文章节内容的划分，认识更全面、更周密。该书六卷，以宫室图、衣服图单列一卷而总挈大纲，统领全文。其馀五卷，按郑氏《仪礼》十七篇之仪节随事列图，便于读者理解经文。
嘉道以降，理学中兴，汉学式微。此时《仪礼》学研究较为复杂，有主古文经学，有主今文经学，也有持“汉宋兼采”之论的，且《仪礼》学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了胡培翚、邵懿辰、曹元弼、廖平、皮锡瑞等《仪礼》学研究名家，其中以胡培翚最知名。胡培翚绍承家学，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征博引，兼收并蓄，时下断语，兼增己意，成《仪礼正义》四十卷，其精博实过贾疏，是古代《仪礼》学研究最后一部集大成形式的作品，位于古代《仪礼》学研究之巅峰，给《仪礼》学研究留下了一个完美的尾声。[1] 郑樵：《仪礼辨》，曹溶辑，陶樾增订：《学海类编》第九册（影印本），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5页。[2] 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页。[3] “礼是郑学”一说，最早可追溯至唐孔颖达所撰《礼记正义》，孔氏在《月令》、《明堂位》等篇的疏语中均提及“礼是郑学”一语。如《月令》题疏曰：“但《礼》是郑学，故具言之耳，贤者裁焉。”《明堂位》“七年，致政于成王”，孔颖达疏曰：“礼既是郑学，故具详焉。”现代学者杨天宇先生认为“礼是郑学”最根本的意思是：“后世之礼学皆宗郑学，凡后世治礼学者，皆不可舍郑氏之学。”（载杨天宇《略论“礼是郑学”》，《齐鲁学刊》，2012年第3期，第90—95页。）[4]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2页。[5] 《礼记·礼器》曰：“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设之不当，犹不备也。礼有大有小，有显有微。大者不可损，小者不可益，显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郑玄注“《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曰：“《经礼》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也。礼篇多亡，本数未闻，其中事仪三千。”此注中的“今礼”，即为《仪礼》。[6]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55页。[7]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55页。[8] 牟润孙：《论魏晋以来之崇尚谈辩及其影响》，《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29页。[9] 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08页。[10] 王锷：《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11]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熹：《朱子语类》第6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76页。[12] 朱熹：《乞修三礼札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刘永翔、朱幼文校点：《朱子全书》第二十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87页。[13]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熹：《朱子语类》第6册，第2186页。[14]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熹：《朱子语类》第6册，第2194页。[15] 朱熹：《记永嘉仪礼误字》，《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朱子全书》第23册，第3390页。[16]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熹：《朱子语类》第6册，第2195页。[17] 全祖望：《永嘉张氏古礼序》，《鲒埼亭集》卷三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9页。[18] 钱基博：《经学通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19] 敖继公：《仪礼集说序》，《仪礼集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6页。[20] 后世儒者，主要是指清代的一些学者如吴廷华、褚寅亮等，他们在各自的《仪礼》学著作中都对敖继公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具体可以参见彭林《清人对敖继公之臧否与郑玄经师地位之恢复》（《文史》2005年第一辑，总第七十辑，第223—255页）一文，此处不再赘述。[21] 《仪礼集说提要》，载敖继公《仪礼集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3—34页。[22]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55页。[23] 顾炎武：《答汪苕文书》，《亭林文集》卷三，见清顾炎武著，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0页。[24] 彭林：《论清人〈仪礼〉校勘之特色》，彭林：《经学研究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218页。[25] 彭林：《清人对敖继公之臧否与郑玄经师地位之恢复》，《文史》，2005年第1期，第233页。[26] 张涛：《乾隆三礼馆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291页。三、《仪礼正义》研究史简述《仪礼正义》自成书以来，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可惜对其研究却一直欠深入，有分量的成果较少。到目前为止，还未出现研究专著，单篇学术论文也不过十馀篇，其馀的是一些散见于著述中的相关介绍性的文字，内容较为单薄。
关于学界对该书的研究，可以从两个阶段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胡培翚去世（1849）至1949年，为概括、评价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为相对兴盛阶段。（一）概括、评价阶段
此阶段人们对该书之研究，主要是对其进行概括与评价。这些概括、评价之语既不成体系，又很粗浅，多为泛泛而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对《正义》的研究性文字常常与介绍胡培翚或为其作传而联系在一起。严格说来，这些文字尚不能称为纯粹的研究型文章，只是简单涉及对胡培翚或《正义》进行评价，且评价之语往往带有赞誉之词。最早介绍《正义》的文章当属罗惇衍撰写的《仪礼正义序》，该序首先简单介绍了胡氏撰写《正义》之“四例”。当然四例非罗惇衍总结出来的，而是罗氏据胡培翚《上罗椒生学使书》直接搬来的；其次概括历史上学者们研究《仪礼》的大致情况；最后对《正义》进行简单评价。尽管罗氏评价之语内容较短，但可视为学界最早评价《正义》之文字了，其云：
是非旁搜博考，神与古会，念释所在，回翔反复，即器数以考谊理之存，使精融形释，若亲接古人而与之进退、酬酢于其间，亦安能抉经之心，析异同之见，以折衷一是哉？余于兹识先生为之之勤，研之之久，而益信其所择者精，所成者大也。昔郑君自以年老，乞于礼堂写定经说，后遂梦征起起，岁厄龙蛇。今先生亦力疾成书，书甫成而遽归道山。后先之轨，千载同符。然则先生绍业郑君，将于是在。[1]
罗氏将培翚撰写《正义》比作郑玄之作《仪礼注》，可见评价之高，但也符合实际情况。
培翚去世后，其衣钵弟子汪士铎曾撰《重刊〈仪礼正义〉序》，对《正义》博采他书等情况作了简单交代：“《仪礼正义》者，绩溪胡竹村师所撰也。其书自注、疏外博采宋张氏、黄氏，元敖氏、杨氏[2]以下无虑数十家。原稿已定编次，未完，先生遂归道山。”在另一篇文章中，汪士铎对业师胡培翚其人其书作了较高的评价，其云：
窃见故户部主事绩溪胡竹村先生，行为士则，学蔚儒宗，练校足以干事，贞悫足以厉俗，严毅足以正奸，廉介足以风世。若其兼综经纬、条理汉宋、根柢家业、明辨士礼，张掖都尉传君上之学，广陵内史继徐生之容，补公彦之疏略，芟敖氏之杂纽，网罗放失，荟萃精凿，为《仪礼正义》若干卷，足使古谊不坠，先民是程。竟紫阳之素志，阐元公之圣轨，可以副在学官，掌之内史。其馀《燕寝考》、《研六[3]室杂著》诸书，亦皆咨于故实，博稽礼典，后儒小子宜取正焉。
另外，汪士铎在《户部主事胡先生墓志铭》中，对培翚及《正义》也作了相当高的评价：
先生涵濡先泽，渊源耆俊，重之以博闻笃志，阅数十年，成《仪礼正义》，凡四十卷。上推周公、孔子、子夏垂教之旨，发明郑君、贾氏得失，旁逮鸿儒经生之所议。张皇幽渺，阐扬圣绪，二千馀岁绝[4]学也。
汪士铎的这句评语，简单概括了胡氏治学的大致情况，也指出了《正义》“替往圣继绝学”的学术价值，评价不为不高。而这句褒扬的[5]评语，常常为后世学者所引用，作为评价《正义》的经典之句。此外，清江淮经师丁晏曾在《仪礼正义》书中作“手跋”曰：“《礼经》之学，自郑君后，朱子有《经传通解》，元明以来，几成绝学。胡氏荟萃众说，既博且精，又得及门杨生补足成之，嘉惠来学，与黄直卿[6]《续修通解》先后同揆。”此也为得情之论。
另外，此阶段学者在介绍胡培翚时，都比较注重突出他作为“礼学三胡”或“经学三胡”之一的礼学成就。他们在介绍胡培翚时，《仪礼正义》难免不被提及，但多数也只是提及培翚著有《正义》而已，没有作过多的展开论述。如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说：
绩溪胡朴斋匡衷生雍、乾之交，其学大端与双池、慎修相近，以传其孙竹村培翚、子继培系。竹村与泾县胡墨庄承珙同时齐名，墨庄亦自绩迁泾也，时称“绩溪三胡”。竹村善治《仪礼》，集慎修、东[7]原、易畴、檠斋、次仲之成作新疏，曰《仪礼正义》。[8]
梁氏因介绍“绩溪三胡”而提及培翚撰有《正义》，内容了了。该阶段还有王集成在20世纪30代发表的《绩溪经学三胡先生[9]（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传》，也简单提到了培翚撰著《正义》及该书之“四例”等情况。
晚清另一经学名家曹元弼对《正义》既有颂扬之辞，也指出了不足之处，洵为可贵。他认为《仪礼正义》与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10]均是集大成之作，并认为“胡氏之书，融会全经，旁通午贯，参稽众说，择精语详。自训故名物、仪节器数、微言大义，以及传记之参错、同事相违，注义之深微、言不尽意，莫不广寻道意，条贯科分，其尽思穷神之处，实能洞见本原，不坠周公之遗法。自国初以来，礼[11]学之业未有盛于先生者也”。同时，曹元弼也指出了该书的不足之处：
阮氏校各本异同，而众本并讹则未及读正，学者于疏文仍不免隔阂难通。胡氏依注解经，而于注之曲寻道意、迥异俗说者，或反以为违失而易之。又多采元敖继公、明郝敬两妄人说，而引贾疏特少，时[12]议其非，皆其千虑之失也。
又说：
胡氏又多采继公、敬两妄人说，而引贾疏特少。夫贾氏之书诚不能无误，然以弼观之，误者十之二，不误者犹十之八，皆平实精确，得经、注本意。盖承为郑学者，相传古义，非贾氏一人之私言也。特唐中叶后，治此经者鲜，故其文衍脱误错，多非其旧，学者当依文剖裂，以雪其诬，不得遂以为非。李氏如圭、张氏尔岐取其文而删节之，饮水思源，义固犹贾义也。至继公、敬，则离经叛道，丧心病狂，其是者，皆隐窃注疏之义；其非者，至于改经、诋经而无忌惮，学者所当鸣鼓而攻。屏之不齿，不得反有取焉。以此而论胡氏之书，尽美矣，[13]未尽善也。
显然，曹氏对《正义》是持一分为二之态度的。在曹氏心目中，《正义》虽“尽美”，可惜“未尽善”。无独有偶，晚清另一位礼学大师黄以周在《礼书通故》中也曾指出《正义》的疏解存有不足之处。另外，培翚的侄子胡肇昕曾撰有《仪礼正义正误》，主要对《正义》书中文字的讹误、脱漏等多有订正。
2.本阶段学者多是因为要总结清代《仪礼》学研究成果而提及《正义》，所论文字尽管比较短，但能把该书放在清代学术的大背景中，对此书学术地位、学术价值进行肯定，典型的莫过于梁启超。梁氏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清儒整理《仪礼》学的成就时提及该书，认为清儒整理《仪礼》，“其集大成者则有道光间胡竹村培[14]翚之《仪礼正义》，为极佳新疏之一”。梁氏又于“《仪礼正义》四十卷”条下作小字注解云：
此书属稿及告成年月难确考，惟卷首有道光己酉十月罗惇衍序，称“先生力疾成书，书甫成，而遽归道山”。己酉为道光二十九年，竹村正以其年七月卒，然则书亦成于其年也。罗序又言此书“覃精研[15]思，积四十馀年”。然则嘉庆十年前后已属稿也。
接着，梁氏评述此书曰：
竹村为胡朴斋匡衷之孙。朴斋著有《仪礼释官》，甚精洽，故《仪礼》实其家学。竹村又受业凌次仲，尽传其礼学，所以著《仪礼》新疏的资格，他总算最适当了。他以为“《仪礼》为周公所作，有残阙而无伪托。郑注而后，惟贾公彦疏盛行，然贾疏疏略，失经注意”，于是发愤著此书。自述“其例有四：曰补注，补郑君所未备也；曰申注，申郑君注义也；曰附注，近儒所说虽异郑旨，义可旁通，广异闻祛专己也；曰订注，郑君注义偶有违失，详为辨正，别是非，明折衷[16]也”。我们看这四个例，就可以知道此书内容大概了。
梁氏从胡氏家学传统及其师学渊源的角度，认为培翚具备撰著《仪礼》新疏之资格，并认为他撰写《正义》“总算最适当了”，实非过誉。梁氏还认为：“试总评清代礼学之成绩，就专经解释的著作论，《仪礼》算是最大的成功。凌、张、胡、邵四部大著，各走各的路，各做到登峰造极，合起来又能互相为用，这部经总算被他们把所有的[17]工作都做尽了。”此处所言的“胡”，当然是指胡培翚。梁氏此处所云，也为得情之言。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讨论清代“三礼”之学时也论及《仪礼正义》，他说：“三《礼》之学，张尔岐于《仪礼》首正郑注句读，廓清之功，比于武事。专考讹脱者，则有卢文弨、金曰追诸人。专习汉读者，则有段玉裁、胡承珙诸人。分类专考者，则有任启运、程瑶田诸人。若胡培翚者，博闻笃志，阅数十年，上推周公、孔子垂教之旨，发明郑康成、贾疏之得失，旁逮鸿儒经生之议，成《正义》四十卷，[18]唐宋以来，罕有其匹。”另外，刘师培认为：“自胡培翚作《仪礼正义》，而朱彬作《礼记训纂》，孙诒让作《周礼正义》，‘三礼’新[19]疏咸出旧疏之上矣。”皮锡瑞在谈到清代经师“守专门”之学时，[20]认为“《仪礼》有胡匡衷《释官》，胡培翚《正义》”。黄侃认为：[21]“《仪礼》要籍无过于凌氏之《礼经释例》，胡氏之《仪礼释宫》，张氏之《仪礼图》，而尤精备者，则推胡氏之《正义》。其书四例，[22]曰补注，曰申注，曰附注，曰订注，盖无所依违，期为通学。”
总之，本阶段学者们论及《正义》，尚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他们多是因为要介绍胡培翚或论述清代《仪礼》学的发展状况而提及此书，可惜未针对此书写出研究性的文字，而是沿袭简介、概括、评价学术著作的路子作一番论断，指出了《正义》的学术地位与学术价值。（二）相对兴盛阶段
自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仪礼正义》研究处于沉寂期。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仪礼》学研究曾因考古学[23]的成就而大有进展，但学者对《正义》一书涉足很少，致使在近30年的时间内，学界关于《正义》的研究成果几乎为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文化热持续升温，国学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学界对《正义》的研究才逐步兴盛起来，但兴盛也只是相对的。本阶段学者们对《正义》的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的开拓。
1.出现了专篇研究论文。尽管这些论文数量不多，但质量均较高。这些论文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针对《正义》内容的研究，有杨向奎先生的《读胡培翚的[24]〈仪礼正义〉》。杨向奎先生“知识渊博，自先秦以至近代，制[25]度、文献，全都稔熟于胸”。据何龄修先生回忆，一次他们在曲阜点校多种孔氏宗谱序文，里面引用《周礼》等文献，讲述宗亲制度，[26]至不能断句，后一经杨先生娓娓讲来，便豁然开朗。可见，杨先生于礼学造诣颇深。在文中，杨先生认为：“胡培翚的新疏是可取的，他帮助我们弄清许多史实，在清代群经新疏中，《周礼正义》外，当推《仪礼正义》。且培翚先生之《研六室文钞》亦多佳品，直可步武王氏四种。我们说清代乾嘉后大家有三：1.戴东原的哲学，2.王念孙的考据，3.孙诒让的新疏与新诂。……三君而下，可以步武者，胡培翚其选也。”“胡培翚固清代汉学家中之名家也。”另外，杨先生还从“关于‘士庶子’、‘士庶人’、庶人、国人、众人之阶级成分问题”；“关于韠、韎韐等衣裳问题的解释”；“乐次与诗所”三个方面论述了胡氏《仪礼正义》之贡献。先生此论，处处辨析入微，丝丝入扣，不愧为大家之作也。
其二，针对杨大堉、胡肇昕续补《仪礼正义》的研究，有彭林[27]《评杨大堉、胡肇昕补〈仪礼正义〉》及张文《〈仪礼正义〉补纂[28]问题考论》二文。彭林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礼学研究，在此领域深有建树。在文中，彭林认为《仪礼正义》是清代礼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历来受到好评。胡培翚于《仪礼正义》，只完成了其中的十二篇，而“杨、胡所补诸篇，既与《正义》一体，又与竹村所撰有别，犹如高鹗所续之《红楼梦》，理应区别对待”。他在仔细批阅杨、胡所补章节后，“殊觉失望”，认为其中存在违背胡培翚既定体例、排斥贾公彦之说、引用文献不当、失于裁断、前后失照等比较突出的问题，其学术水准明显不如胡培翚原作，有时甚而新增某些低级错误。因此，彭林先生自感对杨、胡二氏《仪礼》学之水准存疑。难能可贵的是，彭林先生在文末又补记了黄侃、杨树达、蒙文通三位前辈对杨、胡所补《正义》的具体看法，其不约而同之感，让彭林先生“甚觉释然”。
张文结合胡肇昕《〈仪礼正义〉正误》进行分析，认为《正义》“所附胡肇昕之说考辨详密，多有精辟之见。杨大堉所补则改窜变乱胡肇昕原稿，颇多舛误疏漏，且存在剽窃抄袭之事实。补纂部分虽存在诸多疏失，然其学术贡献亦不可否认”。
其三，针对《仪礼正义》的成书研究，有柳向春《〈仪礼正义〉[29]成书考》。该文首先针对胡、杨补编章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先从相关的外证分析入手，认为“此五篇胡培翚亦有初稿，胡肇昕、杨大堉仅为增补校正而已”；又从内证出发，认为“五篇之中，除‘堉案’、‘肇昕云’各条之外，全为培翚原稿”。因此，作者认为“此五篇十二卷之作者署名，或可改题为‘绩溪胡培翚学，受业绩溪胡肇昕增补、江宁杨大堉校正’”。他还指出“今本此五篇误题‘受业江宁杨大堉补’之缘起，揆诸当日之情理，系因此书访自大堉而为陆、陈二氏误会而致”。其次，针对此“五篇中有径称培翚祖父匡衷之名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因全书未及定稿，培翚即归道山，故原稿中称引不当之处，胡、杨并未将其一一修改完毕，因而造成有直呼先人名讳之现象。最后，关于《正义》一书的刊行问题，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总之，该文资料详实，论证充分，令人信服。
其四，针对胡培翚与《仪礼正义》的研究，有林存阳的《胡培翚[30]与〈仪礼正义〉》。林文系统论述了胡培翚“融贯汉宋学的为学风尚”、“治礼取向与《仪礼正义》之结撰”、“《仪礼正义》撰作主旨及其缘由”、“《仪礼正义》之义例及其思想学术因缘”、“《仪礼正义》之取裁”等问题，并认为培翚“所著《仪礼正义》，即是《仪礼》学集大成之作。继贾疏而后，是书最称赅博”，“胡培翚于礼学兴起之际，沿凌廷堪、阮元‘以礼代理’之说而起，以家学为根底，发扬了凌廷堪礼学思想及阮元打破‘疏不破注’的精神，将前此《仪礼》学成就再度深化；且其为学不标门户，旁征博稽，精审细择，务于融会贯通，畅发《仪礼》大旨，遂卓然成《仪礼》学之大著作《仪礼正义》。要之，《仪礼正义》之结撰，不仅集此前《仪礼》学研究之大成，亦有力地推动了礼学演进的历程，于后继者多所启益”。林氏评价盖不为过。
其五，针对《仪礼正义》体例研究，有香港学者陈曙光《论胡培[31]翚〈仪礼正义〉之体例及其“以例治礼”方法之运用》。该文认为，四例的创立和运用除了证明胡培翚研究《仪礼》以郑玄注为依归外，更反映胡氏诠释《仪礼》时采用的不同准则。文章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梳理四例的具体内容；还研究了“以例治礼”与胡培翚整理历代礼说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仪礼》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对胡氏治学的影响，讨论了胡氏“以例治礼”的优劣。
2.本阶段对《仪礼正义》研究的最大成果，应属段熙仲对该书的[32]点校出版。段先生对《仪礼》学颇有研究，曾以《礼经十论》一文，博得同行甚为赞许。彭林先生认为《礼经十论》“所示均为以经[33]学方法研治《礼经》之门径，乃礼学研究的正宗之作”。众所周知，《仪礼》古称难读，其文字讹、脱、衍、倒之严重，在十三经中当属首位，历来学者对其重视不比他经。段先生对《仪礼正义》的点校，也是今人首次系统整理此书，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尽管其点校[34]本存在一些文字、句读方面的不足之处，但毕竟瑕不掩瑜。此书的点校出版，为阅读与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难能可贵的是，段氏在点校时还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那就是于书前或书末附《胡氏仪礼正义释例》、《点校者对仪礼的初步认识》、《绩溪胡氏四世仪礼学者集传》、《胡氏仪礼正义引用书目》等文章，对后人研读该书提供了较大帮助。
3.本阶段还有一些学者在经学研究史或相关著作中，另辟专章研究《正义》。这些作品能将《正义》放在经学史的大背景中或在清代《仪礼》学的整体研究环节中，结合清代《三礼》学的内在发展逻辑，将该书视为《仪礼》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而加以研究的。如田汉云师《中国近代经学史》，就是将《正义》放在“乾嘉朴学的延续与总结”之大背景下完成的。田师在中国经学史研究领域多有开拓，其《中国近代经学史》深受学界好评。林庆彰主编的《经学研究论丛》第五辑之《出版资讯》在介绍此书时说：“最近数年，大陆又有国学热、文化热，以前受到批判冷落的经书，又逐渐受到关注，相关的经学史著作也陆续出版，如：章权才《两汉经学史》，……田汉云的书最晚出，是这些经学史中较杰出的一种。……本书论述范围，涵盖晚清至民初，此一时期是中国学术变动最激烈的时期，要为这一时期的学术演变厘清脉络，实非易事。本书则条分缕析，纲举目张，甚为难得。”[35]在书中，田师先简介了胡培翚的身世、学术渊源及其研治《仪礼》的大致情况。接着从全面整理《仪礼》经文、深入探讨《仪礼》郑注、精密考订礼俗仪规等三个方面概括了《仪礼正义》的学术成就。先生认为：“胡培翚对郑玄《仪礼注》的研究，其治学态度与方法是严谨的、科学的。他把《仪礼正义》中有关郑注的阐释视为成功之点，这[36]是此书新意所在。”还认为：“胡培翚的《仪礼正义》考释精审。诚如罗惇衍在《仪礼正义序》中所称扬的，他覃精研思，旁搜博考，念释所在，回翔反复，达到‘精融形释，若亲接古人而与之进退酬酢于其间’的境界。可以说，自《仪礼正义》著成，简括繁重的《仪礼》[37]条文终被化为鲜活详赡具体而微的古代行礼图卷。”
邓声国《清代〈仪礼〉文献研究》将《仪礼正义》放在“折衷旧说派的《仪礼》学研究”一章中进行论述。他认为清代《仪礼》学研究，“属于这一派的诸多学者当中，有清中期应以胡培翚的研究最为[38]突出”，“胡培翚《仪礼正义》一书诚可谓是历代《仪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大致汇总了汉唐以来以迄有清中期诸学者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又加参互证绎，以发郑注之渊奥，裨贾《疏》之遗阙，有功于《仪礼》研究，有功于郑氏之学。已故学者洪诚先生在论及孙诒让《周礼正义》时，以为孙氏之书有六大优点：一是无宗派之见；二是博稽约取，义例精纯；三是析义精微平实；四是以实物证经；五是依据详明，不攘人之善；六是全书组织严密。揆诸胡培翚《仪礼正义》一书，除‘以实物证经’一条以外，其馀五大优点，亦完全适合于对[39]其《仪礼》文献研究的评价”。
总之，《仪礼正义》自问世以来，学者对其关注较多，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传统国学研究的升温而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但目前学界的研究仍存在诸多欠缺，如对此书的研究仍存在着零碎化、表层化的倾向，对该书的校勘、训诂等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对该书成书过程的研究深度不够，对该书义疏方面的研究严重不足，学界至今还没有出现该书的研究专著，可见对于该书的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至为薄弱。所以，该书拥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潜力，值得深入研究。[1] 罗惇衍：《仪礼正义序》，见段熙仲点校，胡培翚：《仪礼正义》卷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2] 汪士铎：《重刊〈仪礼正义〉序》，《汪梅村先生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531册，第654页。[3] 汪士铎：《上某制府求祀胡竹村先生启》，《汪梅村先生集》卷十，《续修四库全书》第1531册，第692页。[4] 汪士铎：《户部主事胡先生墓志铭》，载黄智明点校，蒋秋华校订：《胡培翚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版，第11页。[5] 后世学者在评价胡培翚及《仪礼正义》时，常常引用汪士铎的这句评语，如胡韫玉《胡培翚传》云：“论者谓先生此书上推周公、孔子、子夏垂教之旨，发明郑君、贾氏得失，旁逮鸿儒经生之所议，张皇幽渺，阐扬圣绪，二千馀岁绝学也。”（胡韫玉：《胡培翚传》，《国粹学报》，第七年第二册（原第76期），1911年2月。）金天翮的《胡培翚传》云：“是书也，上推周、孔、子夏垂教之意旨，旁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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