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诸凤娟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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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的发展逻辑及其当代价值试读：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一、问题的提出
民本思想，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进步性的政治思想。由于历代“明君”、“贤臣”对它进行了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实践，因此逐步形成了相当系统的思想体系，并且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在我国最早的典籍《尚书》中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民本思想的论述，如《五子之歌》中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酒诰》中有关于“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论述，《盘庚》中则有“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的论述。西周初年，周初统治者以周公为代表，在总结殷商王朝覆灭的教训中，提出了“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等主张，以民为本的思想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原则，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的急剧变革，民众的地位逐步得到提高，民本思想取得了更大的发展，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君为民设”、“民为君本”的普遍认识，孔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爱人、爱民为政治的根本原则的“仁政”学说。到了战国时期，由于政治空间的相对自由和学术思想的空前活跃，民本思想也随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各家各派纷纷用各种理论阐释它，墨子提出了“兼爱”学说，老庄提出了“无为”理论，孟子则更激进地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民本思想可以说在历史上达到了顶峰。到了秦汉以后，尽管民本思想出现了工具化的倾向，但它仍然作为一条重要的政治原则被历[1]代统治阶级所尊奉。
民本思想的根本特征，是统治者在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的前提下，重视民意、民生，采取珍惜和利用民力等手段和措施来限制和软化专制暴政，获得民心，使社会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封建专制政治得以正常运转，从而达到巩固专制政治秩序的目的。因此，民本思想在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成了统治阶级用以治国平天下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执政理念的民本思想，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强调国家的根本是民，所以在协调和处理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时的基本思路侧重于民，这些都体现出了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群众作用的理性认识。同时，民本思想在政治实践中得到了有效的贯彻，压抑和打击了一批腐朽堕落的贪官污吏，又哺育出了一批至今仍为世人称颂的好皇帝和清官，它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促进社会的进步方面确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世纪之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催生了政治文明理念，提出了民主政治的建设任务。民主政治建设分为观念建设和制度建设，是当代中国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必须认真解答的时代课题。照抄马列经典不行，照搬西方模式也不行，唯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人类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史反复印证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奉行什么样的民主理念，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国的国情。国情是一个现实的概念，更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国情范畴中，历史和现实是没有距离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能脱离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文化，必须将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代民主政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传统民本思想是学术界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学说之一。自从梁启超撰写了《先秦政治思想史》以后，中国几乎所有的断代史著作、政治思想史通史等都必然会论及民本思想，有的还把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基本线索而贯穿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许多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和儒学史著作及思想家评传也都论及传统民本思想。对于民本思想的研究，甚至国外许多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也很重视，如日本著名的学者沟口雄三，在他的著作《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中对“从‘民本思想’脱胎而来的反君主思想”进行了专门的评述。我们从目前学术界关于民本思想论及的成果来看，有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其中数百篇之多在篇目中有“民本”二字，同时还出版了大量的专著。这些研究成果几乎涉及民本思想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学术界引起了经久不息的争鸣。
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尽管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民主思想有巨大的差异，但其以民为本的基本要素在相当程度上与民主思想是相通的，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直接获得不少有益的借鉴。民本思想是我国政治文明中的重要成果，也是一份历久弥贵的遗产。“民惟邦本”的观念，尽管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但其对现代社会的警示和借鉴作用一点也没有减弱。从政治角度讲，以民为本是任何一个时代的重要主题，数千年的中外历史证明，抛弃这个主题就等于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反之，国家则可能走向繁荣昌盛。而研究传统政治文明之民本思想的发展逻辑及其当代价值，对于今天的民主政治建设，肯定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这正是笔者选择这个题目的初衷。
二、选题意义
在中国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作为一种强大的政治理念和现实力量，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了重大和广泛的影响。当今中国应不应当提倡民本？如何使传统的民本思想在今日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这些是本书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也是当今政治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所以，揭示民本思想的内涵和它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作用，探讨其对近代民主思潮的影响，挖掘它在当代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价值，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本选题拟重新梳理中国民本思想的发展过程，依据大量的经典文本，从观念和制度的结合上，展现它的博大内涵。作为国粹，民本思想绝非辞书中的定义那样简单，而是充满了复杂性；也绝非仅仅是观念，而是程度不同地外化成为封建政治制度的必要补充。全面客观地展现民本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学术积累价值。
其次，努力探究中国民本思想的发展逻辑，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互作用中揭示这一思想的发展规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尤其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合乎国情实际的道路。
最后，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实际，从中、西、马的比较研究中，对中国民本思想进行价值反思，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努力探求其现代转换的途径，以彰显其现代价值。这项工作的实际价值是不言而喻的。[1] 王保国：《两周民本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一、国内民本思想研究现状
传统民本问题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20世纪以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出发，深入细致地对民本思想的含义、特征、作用和影响进行了研究，并且形成了很多的学术成果。考察20世纪以来的民本思想研究，是从浅到深、从点及面、从论到史，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全面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对传统民本问题的关注日渐升温，学科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很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同的视角对它进行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如果从学术界对民本思想的研究已有的成果来分析，有的对民本思想历史嬗变进行了逻辑阐述，有的阐述了某个历史人物，也有的学者对某一著作进行深入的分析。很多学者从纵的、横的等方面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不断拓展、深化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大量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出来。这些成果中有很多文章和专著是专门论述民本思想的，同时也有许多著述是间接涉及民本问题的。笔者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可以把传统民本思想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大的方面。（一）民本思想研究的历史分期
20世纪以来民本思想的研究，按照时间的顺序，可以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1.从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这段时间学术界对民本思想研究虽然不是很热，但也有一些至今为止仍然很有影响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宁武南氏，1934年）；孙诒让的《周礼政要》（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人权论集》（与梁实秋等合著，上海新月书店，1929年）、《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北大出版部，1932年）；张君劢的《中西印哲学文集》（写于1928年）；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钟山书局，1932年）；郎擎霄的《孟子学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等。这个时期民本思想研究的特点是没有专门论述民本思想的专著和文章，往往夹杂在思想史、哲学史等研究中阐述民本思想的一些基本问题，对民本思想的内涵和特征、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的区别、民本思想的历史作用等方面都有所涉及。
2.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
由于中国当时特殊的国情，这段时间大陆研究民本思想的著作不多，而相比之下台湾学者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关注则比较多。这段时间主要成果有金耀基的《中国民本思想史》（嘉新文化基金会出版，1964年）和《从传统到现代》（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78年）；侯外庐等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于1968年至1977年在狱中写成的在台湾出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曾于1998年在大陆出版了其中文简体版）；张君劢的《新儒家思想史》（英文版，于1957年在美国出版上册，1963年刊行下册）和《中西印哲学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78年）；余英时的《近代文明的新趋势》（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年）和《民主制度的发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年）等。这段时间对民本思想研究的特点是虽然著作、文章不多，但学术界开始有专著来研究传统民本思想，而且对民本思想的研究开始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结合起来，研究的面有所扩大。
3.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开始受到关注，民本思想的研究逐渐升温，出了很多成果，其中一些重要思想家的著作也重新再版。这段时间代表性的成果有：冯天瑜的《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和《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刘泽华的《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牟宗三的《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文化传统的重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和《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浦兴祖的《从“理想国”到“代议制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汤志钧的《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韦政通的《儒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和《中国的智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吴康的《孟子思想研究论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二）》（中华书局，1986年）；张绍良的《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史》（求实出版社，1983年）；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孙中山全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陈胜粦的《民本主义论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等论著。这个时候对民本思想研究的特点主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民本思想，开始关注传统文化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同时学术界也开始注重对近代一些重要思想家如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民本思想研究，探讨民本思想在近代中国的转换。总的来看，这个时期民本思想研究的面还不是非常广，参与的人也不是很多，研究还不是非常热。
4.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对传统民本问题的关注日渐升温，学科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很多学者从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文学等不同的角度对传统民本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论著和文章都很多。这段时间主要的代表性论著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冯天瑜、谢贵安的《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何信全的《儒学与现代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刘泽华的《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吕思勉的《中国文化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吕元礼的《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会通》（人民出版社，2004年）；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张师伟的《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王保国的《两周民本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2004年）；韩楷的《中国民本思想》（红旗出版社，2006年）；吴光的《天下为主--黄宗羲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卢向国《温情政治的乌托邦：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机理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张分田的《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等。此外，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张德广、方恩升的《先秦民本思想研究述论》（社会科学家，2005年）；陈永森的《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王权主义》（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陈增辉的《儒家民本思想源流》（中州学刊，2000年）；陈劲松的《试论民本思想与封建君主专制结合的必然性与冲突性》（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迟汗青的《关于传统民本思想双重价值的思考》（求是学刊，1995年）；吕元礼的《民本的阐释及其与民主的会通》（政治学研究，2002年）；谢贵安《试论明末清初的“新民本”思想》（江汉论坛，2003年）；王印的《传统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关系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等等。这段时间研究的特点是学术界对民本思想的研究视野比较开阔，涉及的学科范围也比较广，引发了更多对民本问题的思考，特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二）民本思想研究的内容
1.民本思想的内涵
对于民本思想的内涵，学术界的观点是非常丰富的。
金耀基认为民本思想有六方面的内涵：一是人民为政治之主体；二是君之居位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三是保民、养民；四是义利之辨；[1]五是王霸之辨；六是君臣之际。
刘泽华认为民本论实际上是君民关系论，它由一系列涉及君、国、民的命题组合而成。这些命题主要有九个：第一是君以民为本说；第二是民贵君轻说；第三是立君为民说；第四是君养民、民养君说；第五是君不可与民争利说；第六是富民足君说；第七是民弃君说；第八[2]是得民为君说；第九是君为民主说。
张分田、张鸿把民本思想概括为一个核心理念及三个基本思路。“以民为本”是它的核心理念，基本思路是“民为国本”、“立君为民”和“政在养民”。张分田和张鸿认为，民本思想的全部内容可以[3]从这三个基本思路推导出来。
夏勇认为民本思想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民众是国家的源泉、根基或凭持，第二层意思是民众是国家的主体。夏勇认为，这两层意思才是民本思想的原初含义。民本思想的主体是民而不是君主，[4]即民为本，君为末。
韦政通认为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大概有六种含义：民惟邦本，民[5]贵君轻，重视民意，民意即天意，安民爱民，革命思想。
陈胜粦认为民本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主要构成有三：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君主、政权与民的关系，固本与宁邦的关
[6]系。
朱义禄认为民本思想有四个基本观念：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民贵[7]君轻，立君为民，爱民富民。
王印则把民本思想概括为五个方面的内涵，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民本思想的出发点和目的追求；民本君主是民本思想的核心内涵和基本理论框架；爱民、养民、利民、富民、教民、得民是民本思想的境界和政策追求；义利之辨是民本思想的伦理支撑：王霸之辨是民[8]本思想的治国方略选择。
王波认为民本思想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内涵，即君民关系、君[9]臣关系、施政原则和革命论。
迟汗青认为民本思想包含五个方面的内涵：第一，民本思想是对“君本思想”在理论上的否定；第二，民本思想是对“民”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确定；第三，民本思想是为政者对民应取的一种态度；第四，民本思想还是一种关于民的政策原则；第五，民本思想还是对[10]理想政治的憧憬和向往。
刘敏军则认为民本思想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民惟邦本、本固邦[11]宁、治民得民的政策措施。
从上述的各种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对民本思想的性质、内容和特征的认识，学术界经历了一个从浅到深、从感性到理性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通过直观把握早期的民本思想的精神和探索后期民本思想的理论和历史层面，它的真实面貌逐渐被我们所了解。
2.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的比较
在分析民本思想的具体内容和内在结构的时候，学术界有很多学者都把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比较分析，民本思想与民主的不同之处以及它的特征被充分凸显。在这个问题上，近代以来曾出现过两种对立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就是民主思想，如康有为认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就是西方的民主。郎擎霄也认为“孟子谓民能以天下与人，而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是邦国民有，而主权在民也。法人卢梭亦谓邦国之[12]主权不在于一人，而在于众人，与孟子之义相近”。孙中山也把孟子的民贵思想看做民主思想。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孙诒让的《周礼政要》也将民本思想看做民主思想。张君劢认为“孟子宗儒家思想，对儒家民主思想颇多发扬，贡献甚多”，甚至颂“孟子民贵君[13]轻之义，谓为世界民主政治论之先驱可也”。不仅如此，张君劢甚至认为西方的民主源自中国的民本思想。台湾学者谭煊吾把孟子的民本思想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他提出：“总观孟子的民本思想，实概括现代民主思潮的一切：……故孟子不仅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保姆，[14]也是世界先知先觉的革命导师。孟子这人，真千古伟大的哲人。”周桂钿认为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是相通的，从民贵君轻、无不以民为本、吏为民役到黄宗羲的无君论，都是民主思想的不同表现。韩国政[15]治家金大中认为：“亚洲显然拥有与西方一样丰富的民主哲学。”
另一种观点则截然不同，即认为它与现代民主思想有质的区别。金耀基在《传统与现代》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毕竟是不同的，因为民本思想虽具有“of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的观念，但缺少“by the people”，因此它最终没有走上民治这一步。在《中国民本思想史》一文中他对两者作了比较：“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虽相似但非同一，虽可通但非一物，民本思想不必有民治之精神，民主思想则以民治为基点，两者虽只隔一门，但光景固有不[16]同也。”萧公权认为孟子的民贵学说，与中国近代的民权是不一样的，两者不可混同起来。孟子提出贵民的口号，不过是从民享来达到民有。民治的原则与制度都是他所不知道的，也是从来没听说过的。[17]柳治微也提出了他的见解：“吾国先哲立国要义，以民为主，其立等威，辨上下，亦以为民，而非为帝王一人或少数武人、贵族纵欲肆[18]虐而设。故虽未有民主立宪之制度，而实有民治之精神。”陈独秀说：“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19]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胡适也这样认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虽具有民权思想的意味，却没有什么[20]关于民主或民权的制度。”韦政通指出，民本思想与近代民主思想有很大的距离，有相当大的区别。冯天瑜在他的《人文论衡》一书中指出：“民本思想兴起于晚周而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进程，它不是一种论证民众自我治理和主权在民的学说，它与民主主义之间存在着[21]很多的区别，无论从内容或者形式都难以自然发展为民主主义。”赵吉惠提出：“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思想[22]前提不同，思想主体不同，经济基础不同。”陈胜粦对民本思想的实质与特征是从理论层面上来高度概括的，他在《民本主义论纲》指出：“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与近代民主主义有着质的区别：民本主义以君为本位，‘为民做主’，依靠圣君贤相；而民主主义则以民为本位，[23]‘由民做主’，实行民主自治。”刘泽华认为：“无论从思想体系上看，[24]还是政治实践上看，民本思想都属于专制主义范畴。”刘文瑞认为，“中国的民本思想，是同君主专制紧密结合为一体的，同现代民主思[25]想有着天壤之别”。张分田则这样认为：“严格地说，一切与民本[26]论有关的思想都无法归入民主范畴。”
通过民本与民主两者的比较研究，不仅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也激发了人们对民主政治的热情，而且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传统民本思想的整体认识。
3.民本思想的作用
民本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上到底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学者们形成了基本上一致的看法。
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指出：“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下，行民本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27]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
金耀基在《中国民本思想史》中对民本思想的历史作用是这样描述的：“盖中国之政治，自秦汉以降，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局面，但总因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之影响，遂使君主专制的政治弊害得以减轻和[28]纾解。”
冯天瑜在《中华元典精神》中则认为在中国古代和近代，传统民本思想分别发挥着不同的社会效用。特别在古代，民本思想表现为双重功能：一方面，它成了具有社会批判意识人士的精神支柱，体现出丰富的人民性；另一方面，它构成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润饰品和补充物，民本思想作为一种政治方案，是替君主的长治久安而设计的，[29]为历代的统治者所利用。
陈胜粦在《民本主义论纲》中指出：“民本思想渗透到近代中国民主思潮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它作为一种传统的政治思想资料，通过长期的积淀，已逐步内化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在更深的[30]层面上对近代思想家政治家们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进行制约。”
夏勇对民本思想缓和专制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看法。他认为，民本思想之所以能够一定程度上缓和专制的酷烈，是因为民本思想中含有民权的因素。但他同时又认为，民本思想中虽含有一定的民权因素，[31]但由于不具备历史条件，导致民权制度没有能够发育出来。
此外，有许多人认为，在汉初、唐初、明初、清初等时期，刚刚结束战争的时候，封建统治者都注意到了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实行一些民本的措施，使民众能够安居乐业，都取得了盛世的好景象。因此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推行民本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的。
同时也有人提出了民本思想的消极作用。比如，有人指出正是因为中国存在着民本思想，所以封建社会才会延续那么长的时间。民本思想的消极作用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造就了庞大的士阶层。因为中国社会崇拜圣贤清官，比较重视选拔优秀的人才，所以吸引了大量的知识分子来参与选贤任能。这实际上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一方面是食禄寄生的士阶层越来越大，使人民的经济负担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政治集团内部人才过于集中，大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造成严重的人才浪费和科学技术的落后。第二，中国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重农抑商政策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第三，催化了频繁的农民战争，使封建社会的旧体制不断延长。由于民本适应了百姓圣贤崇拜的心理，披上了重民、施仁政的民生主义外衣，所以，君主专制主义也就被默认了。此外，民本思想否定天下为一家一姓所私有，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民革命的合理性。于是，中国人拒斥的只是昏君、奸臣、贪官、酷吏，而向往那种在圣君、贤臣、清官、廉吏治理下的太平盛世。他们不可能意识到君主专制本身的缺陷，不可能提出变革体制的要求。这使得中国社会一直陷在腐败-革命-复辟-再腐败-再革命-再复辟的历史怪圈中。君主专制制度在这种反复的震荡中反而得到了巩固。第四，阻碍了民主思想的发展。因为圣贤崇拜几乎完全束缚了民众的思想，所以西方那种追求独立人格的人道思想和民主思想就不可能产生。即使黄宗羲、唐甄、王夫之等民本思想家的思想，也依然跳不出民本思想的窠臼。总的来说，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只能是一种绝对君权的抑制剂、制动闸，而不可能导向主权在民、人民参政的民主政治轨道。然而到了近代，民主政治成为世界潮流，重新审视传统民本思想已成为一些先进中国人的需求，把它反君权思想阐发为批判封建专制君主的言论，而把其中那些重视民心、民力，同情民众疾苦的言论阐发为民权思想。这种对古代学说作现代化诊释的方法，既反映了一种现实的需要，也表明该古代学说确乎蕴藏着可资发挥的因子。在这个意义上，民本思想可以看做是民主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点。而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主义的结合点是民本学说这种与民主主义有着质的差异的思想，这也[32]就决定了中国近代民主政治格局发展进程的曲折坎坷的特殊形态。
4.对各派思想家、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在梳理和概括民本思想历程的探讨中，对各派思想家、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由于思想传承和现实方面的原因，孟子和黄宗羲是受到学术界关注的两个重要人物。孟子作为先秦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对其解读和属性评价则有不少分歧，核心是民主与民本抑或民本与君本、专制的争论，形成了范正宇的“王道理论说”（《民本主义：在孟子和他的身后》，1994年）、姜涌的“君本说”（《孟子的民本主义政治哲学》，2005年）、周桂钿的“民主观念说”（《试论中国民本思想的发展》，2004年）等不同具体的说法。关于黄宗羲民本思想的研究，是近年来民本思想人物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代表性的专著有张师伟的《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对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做了个全面的梳理，同时对他的政治思想的价值作了全面的探讨。另一本代表性的著作是吴光的《天下为主--黄宗羲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对黄宗羲的一生作了全面的概述，对他民本思想的价值作了深入的挖掘。
许多学者或者将民本思想视为神本、君本的对立物，甚至将民本论者限定在少数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思想家范围。一些学派、一些思想家、一些统治者仍然没有被学界纳入研究视野。实际上除了秦二世等一些非常愚蠢的皇帝公然把虐待民众到极端来作为施政方略外，大多数皇帝即使一些声名狼藉的暴君也至少在口头上能承认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和核心理念。许多皇帝在推行民本策略的过程中，也大多能标榜自己仁政爱民的政治原则。清朝的“敬天、勤政、法祖、爱民”可以被认为是典型，甚至有些皇帝还撰写过文章来阐发民本思想，例如唐太宗的《民可畏论》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因此在注重研究民本思想家的民本思想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对古代统治者的民本思想的研究。因为“以民为本”首先是百家的共识，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政治意识，因此民本理念是不属于那家那派的；同时，“以民为本”也是一种大众政治意识，因此民本理念不属于那一个阶层或阶级，而为全社会所共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开始注重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与民本思想的关系的研究。大多数讨论集中在个别领袖人物（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领导人）的思想言论和党的重要文献资料上。国外学者主要以费政清和孙隆基为代表，他们都认为专制主义的传统可以为现代服务，只有了解中国的传统民本思想，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执政思想。国内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与传统民本思想之关系研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大致涉及某个人民本思想的理论渊源、基本内容、特点、意义和贡献及其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等；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是对领袖人物思想言论、领导活动的阐释、提炼和发挥；从研究的发展过程来看，三卷本《邓小平文选》出版后不久和中共十六大以来是两[33]个突出时段。”（三）民本思想研究的方法论分析
从学术界对民本思想研究的方法论分析来看，主要分为历史、理论及史论结合三种。
首先，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研究民本思想，主要研究民本思想的发展史，即它的起源、产生、形成、发展、变异等方面的研究。台湾学者金耀基的专著《中国民本思想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专门介绍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发展历史，详细论述了民本思想的发展阶段，同时也对一些思想家对民本思想的看法进行了阐述，脉络非常清晰，使我们能清晰地了解各个朝代民本思想的发展状态。韩楷的《中国民本思想》（红旗出版社，2006年）也是一本介绍中国民本史的专著，对民本思想的滥觞、初成、实验、实施、内化、提升、开放和超越整个历程做了明晰的阐述，使我们对整个民本思想的发展脉络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还有一些学者从史学的不同角度，深入地探讨了民本思想的基本问题，如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侯外庐等著的《中国思想通史》、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虽然这些著作没有专门研究民本思想，但他们从史学的角度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或多或少的考察和质的分析。
其次，从理论上理解民本思想的代表作主要有冯天瑜的《中华元典精神》、丁守和的《民主科学在中国的命运》、张分田的《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韦政通的《中国的智慧》、孙广德的《我国民本思想的内容与检讨》、陈顾远的《中国政制史上的民本思想》等。这些著作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对民本思想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整体把握，但他们都侧重倾向对中国古代的研究。
最后，史论结合的代表作是陈胜粦的《民本主义论纲》，这本著作对民本思想的基本内涵、历史发展阶段以及它在古代中国所起的历史作用，结合具体的历史材料从理论思辨的角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同时对民本思想、民本主义对近代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制约、中国近代民主思潮发生和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宏观上的审视和理论上的探索。
二、国外民本思想研究的现状
20世纪，国外许多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也很重视研究中国的民本思想，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美国学者顾立雅写的《孔子与中国之道》（高专诚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从独特的视角描述了孔子的民本思想；美国学者郝大维、安乐哲在《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何刚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指出，不能假设唯有向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转型，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才有增进人权和自由的希望，中国应有自己的民主，这个民主建立在传统的民本之上；美国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从“文化潜意识”的角度去谈民本思想对中国人的人性和国家社会发展的影响；美国学者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把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与荀子的“民水君舟”作对照，认为“从中国的文化遗产中，专制主义的传统可以用来为现代服务”，因此，他认为不了解儒家文化，就不可能了解毛泽东思想。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他的《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陈耀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文中专门评述了从“从‘民本思想’脱胎而来的反君主思想”；日本学者田中正俊在《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指出，林则徐的民本思想强调国家政治生活对民众依赖的重要性，强调国家治理应关注民生问题的妥善解决，但他忽视人的自我实现，认识水平局限于士大夫阶层。
这些研究成果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一方面，他们充分肯定民本思想在治理社会中的作用，也提到西方民主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区别与联系，为中国学界更好地研究传统的民本资源提供了理论的补充；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他们在看待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时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现实，因此在分析问题时不可避免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学界应该理性地看待他们的观点。
三、民本思想研究现状评析
通过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和概括，总体来看，中外学术界对于民本思想已经作了相当多而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参与其中的众多研究者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大量具有创新性观点的著作和论文不断问世，不断丰富着民本思想研究的内容。所有这些研究，都为本书的研究起了很好的铺垫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学者们的观点、立场、知识、方法、兴趣、能力等各方面的差异，误读民本思想的现象也会时常发生，同时也会出现总结反思上的一些不足和研究方向上的迷失，这些都是难免的。
综合民本思想研究的现状，还存在一些研究的不足：
第一，从研究的侧重点上来考察，人们投入了很多的注意力和精力来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进行探幽发微，但对它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及其当代价值的彰显方面则存在着不足。因此，从已知的民本思想研究成果来看，关于古代民本思想研讨与整理的研究成果比较集中，而对近现代民本思想的研究虽然成果也有不少，但大多粗浅而零散，专门的著作和文章不多。
第二，从研究的方法来考察，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研究，大致可以把它分为两种类型：一种重史的研究，即重考据、传承、文献和发展演变，从纵向上把握民本思想的发展脉络，表现为动态研究；另一种重质的分析的研究，即重文本、思辨、定性分析和价值判断，从横向的角度对民本思想作全方位的透视和价值评估，表现为静态分析。从当前已有的成果来看，把民本思想动态研究和静态研究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较少，要么重史，要么重论。
第三，从研究的内容来考察，历代研究民本思想的学者们有一个共性，他们注重从内容、特征、性质、影响、作用和意义等方面对民本思想进行深入的分析，即注重于对民本思想的理论分析和整体把握，但是对民本思想的发展逻辑，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互作用中揭示这一思想的发展规律还没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对民本思想的价值论述也不深刻。
第四，从研究的范围来考察，以前对民本思想的研究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即对民本思想影响范围的广泛性估计不足。只注重对某些思想家民本思想的研究，而忽略了作为民本思想实行者的统治者的丰富的民本思想研究，同时也忽略了某些学派、思想家的研究。
本书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求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在提出新的方法、视角和思路的基础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民本思想进行研究：
第一，民本思想的历史嬗变。民本思想从根本上讲，是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重视民意、民生，珍惜与利用民力，通过限制和软化专制暴政，来维护封建制政治秩序的治国方略和执政理念。它的核心理念是“以民为本”，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涵义：民为国本、立君为民和政在养民。民本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六个阶段：胚胎萌发时期、发展确立时期、实践发展时期、停滞发展时期、发展完善时期及开放融合时期。在民本思想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特征：民本思想与德治主义相互配合、相互作用；民本思想与封建君权相互调节、相互强化；民本思想与封建专制相互依存、相互背离；民本思想与尊君思想相反相成互成一体。
第二，民本思想的溯因分析。民本思想之所以能够产生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主要是由以下一些因素所决定的：从经济上讲，是由中国传统社会“以农立国”的经济特性所决定的；从政治上讲，是由广大民众自身的力量及统治阶级为了稳固自己的封建统治所决定的；从文化上讲，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态度和功利主义特性所决定，同时也与历代明君贤臣的推动及思想家的学术传承分不开的。
第三，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的比较。民本思想不同于民主思想。两者存在着一定的相通点：都提出了民众是国家的根本、都认识到民意是政权的基础、都强调民生是治国的出发点。但两者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从历史观层面来看，两者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是“英雄人物”还是“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从政治观的层面来看，两者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是“为民做主”还是“由民做主”；从伦理观层面看，两者的根本区别可以归结为是“要民服务”还是“为民服务”。传统民本思想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起过两极性的影响，正确区分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有利于当代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第四，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的比较。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思想虽然在维护社会的稳定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相通点，但两者由于产生的国情、历史阶段和阶级属性等方面的不同，更多地体现在质的区别：即理念类型与思想旨趣的分殊、价值理念与精神实质的差异、实践途径与历史作用的不同。在当代中国，我们要在汲取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本思想的精华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两者的汇通与融合，进行社会发展理念的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益的指导。
第五，民本思想的历史批判。民本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稳定器、接受西方民主的文化基础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民本思想作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工具则麻痹了广大民众的斗争意志、阻碍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民主思想也逐渐传入了中国，民本思想也面临着现代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要使民本思想获得新生，使它的积极作用能够继续得到发挥，必须努力探求它的现代转换的途径，才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保持一致。
第六，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经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批判以后的民本思想，并且通过它的现代转换，依然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它极其重要的价值。首先，传统民本思想为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文化土壤；其次，传统民本思想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文化基因；最后，传统民本思想也为中国共产党总结概括执政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1] 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1-15页。[2]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217页。[3] 张分田、张鸿：《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内涵与外延刍议》，《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116页。[4] 夏勇：《民本新说》，《读书》，2003年第10期，第123页。[5] 韦政通：《中国的智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2页。[6] 陈胜粦：《民本主义论纲》，见：《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92页。[7] 朱义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4页。[8] 王印：《传统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关系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3-15页。[9] 王波：《民主视野下的儒家民本思想及其转进路径》，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8-13页。[10] 迟汗青：《关于传统民本思想双重价值的思考》，《求是学刊》，1995年第3期，第33-34页。[11] 刘敏军：《论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局限与启示》，《船山学刊》，1999年第2期，第32页。[12] 郎擎霄：《孟子学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7页。[13] 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上），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382页。[14] 谭煊吾：《孟子的民主思想》，见：《孟子思想研究论集》，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67页。[15] 金大中：《文化决定命运吗？--关于亚洲反民主观的神话》，金灿荣译，见：刘军宁、王众、贺卫方：《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公共论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1页。[16] 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17]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65页。[18] 柳治微：《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203页。[19] 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见：陈秘：《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20]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21] 冯天瑜：《人文论衡》，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279页。[22] 赵吉惠：《国学沉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23] 陈胜粦：《民本主义论纲》，见：《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96、597页。[24]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页。[25] 刘文瑞：《中国古代政治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26] 张分田：《关于深化民本思想研究的若干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164页。[27]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28] 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7页。[29]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9页。[30] 陈胜粦：《民本主义论纲》，见：《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96-597页。[31] 夏勇：《中国民权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1页。[32]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2-491页。[33] 王晓敏：《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民本”问题研究述评》，《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19页。
第三节 研究路径与方法
一、研究路径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作为一种强大的政治理念和现实力量，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过重大和广泛的影响。如何使民本思想成为构建中国特色民主思想的政治资源？如何看待民本思想？如何使民本思想在当今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些问题是本书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也是当今政治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本书围绕上述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分六个方面进行研究：在重新界定民本思想内涵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历史发展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民本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溯因分析；从纵向上分析了民本思想与近现代中国民主思想的异同，揭示了民本思想对中国民主进程的影响；从横向上将中国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进行了比较，在理念、价值、实现途径和历史作用等方面辨析了它们的异同，并探讨了两者在当代中国的融合；以当代中国的历史境遇为背景，对民本思想展开了价值分析，并努力探求它现代转换的途径；经过理论与实践双重批判的民本思想，依然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它的独特的价值，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研究方法
本书在历史文物主义的指导下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归纳演绎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下面具体来说：
在揭示民本思想的内涵、阐述民本思想的历史嬗变、追溯民本思想的历史成因及评判民本思想的历史价值等时，本书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如历代思想家的著作、历代史料和一些专门记载典章制度的书籍、近代以来的著作和文章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揭示了民本思想的内涵、梳理了民本思想的发展历程，并对它的历史价值进行了客观评价，提出了其现代转化的途径。
在对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的比较、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比较这些内容进行阐述时，本书主要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从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思想的比较中，凸现民本思想的特征、揭示它在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民主思想所起的衔接和基础作用及展现民本思想的普世价值，并且通过中、西、马的比较研究，对中国民本思想进行历史评价和价值反思，舍其糟粕，取其精华，并努力探求其现代转换的途径。
在阐述民本思想的发展逻辑及其当代价值的彰显这些内容时，本书主要采用了归纳演绎法，考察民本思想的发展演变历程，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互作用中归纳演绎出这一思想的发展规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尤其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合乎国情实际的道路，并通过对民本思想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彰显出它的当代价值。
第二章 民本思想的历史嬗变
所谓“民本”，就是把民众作为国家的根本，它包含着“立君为[1]民”、“民为国本”和“政在养民”这三层最基本的意思。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起源于殷周之际，确立于春秋战国时期，在汉唐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宋元明清之际臻于完善，到了近代，则处于开放时期。从民本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逻辑来看，它是统治阶级用以治国平天下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在中国封建社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两极性影响。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迫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和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不管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进步派还是保守派，都主张民惟邦本，民本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历史的长河中几经沉浮而依然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其独特的作用。因此，重新揭示民本思想的博大内涵，展现它的嬗变历程，探求它的发展规律和特征，对今天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1] 张分田、张鸿：《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内涵与外延刍议》，《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116页。
第一节 民本思想的含义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没有“民本”这个概念，虽然“民”、“本”连写的例子在一些上下行文中可以看到，但这些行文中的“民本”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民本”的意思是不尽相同的。以前的“民本”，上下文连接实际上分别指的是社会下层的民众和强调事物的重要性，直到梁启超在他的著作《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次提出了民本思想这个概念以后，“民本”这个词才被广泛使用。在现代学术界，“民本思想”主要指的是与中国古代提倡的“重民”、“贵民”、“民惟邦本”、“以民为本”等思想命题相关的一套政治思想的概括。
一、民本之“民”释义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中，“民”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民”在先秦文献中提到的地方很多，尽管对“民”早先的身份地位学术界迄今尚有不同理解，但“民”在先秦时代是城邦国家的被统治阶级，也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劳动者这一点是共通的。刘泽华认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民’并不是一个阶级概念，而是一个依据政治地位[1]划分社会等级的概念。”在战国以后的文献中，“民”一般泛指君、臣（官僚）、民三大社会等级中处于最下层的那一部分人。在《左传·昭公七年》所记载的周礼制中是这样表达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即“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人以群分”，分则为“十等”。因此，天子拥有天下，诸侯拥有国家，士大夫拥有土地，官吏拥有高官厚禄，而庶民就只能通过他们的劳动来奉养君子。《管子·任法》说道：“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主制定法制政令，大臣具体来执行，而处于社会底层的民只是遵守法律唯命是从。封建法典认为，“民”又可以把他们分成良、贱两种，其中良人包括平民地主和自耕农，而那些豪强大姓、富商古贾，在他们没有获取政治功名前，等同庶民，他们横行乡里，富甲一方，可把他们称为贱民。
当“民”指天下所有人的时候，可根据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分为若干种类，如《谷梁传·成公元年》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何休对此解释说：“德能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通财货曰商”，“巧心劳手以成器物曰工”。在这里，农民只是民的一个部分。但在有些情况下，民与农是相对而言的。如《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有李悝的话：“来甚贵则伤民，甚贱则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这里的“民”，就特指居住在城市从事工商业或其他事业的人，“农”则专指居住在城外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其实，农民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民的主体，所以，民本思想家所说的民本中的“民”，“其着眼点首先是四民之中占绝对多数的农民”。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的概念逐渐被广义化，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民”的狭义概念。例如，有时农时被称为“民时”，如《国语·齐语》中说：“无夺民时，则百姓富。”有时农事被称为“民事”，如《孟子·滕文公上》说：“民事不可缓也。”农兵则被称为“民兵”，如《玉海》（卷139《庆历兵录》）里说：“民兵，农之健而材者籍之。”农具被称为“民用”，如《国语·周语上》说：“民用莫不震动，惜恭于农。”用，就是田器，民用就是农具。农业被称为“民功”，如《国语·越语》说：“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在户口管理上，直到明清仍然把农籍称为“民籍”，而与军籍、商籍、匠籍等并列。如《清会典》（卷17《户部》）说：“凡民之著于籍，其别有四：一曰民籍，二曰军籍，三曰商籍，四曰靠（灶，指盐户）籍。”“凡民之别，有民户，有军户，有匠户，有宽户，有渔户。”这里所谓民户、民籍，实际上就是专指农户、农籍的。农就是民，民就是农，两者的[2]概念与身份在此混而为一。
一些学者在自己的论著中对“民”提出了独特的看法。王印认为，古代思想家所说的“民”，包括一切处于绝对的无权地位、从事各种[3]生业的社会成员。秦晖认为，民实际上是士农工商的总称，但如果从狭义、古义来言，民（氓、萌）本同甿，主要指的是务农的下等人。他们“俯首力作”，在“田”边“忙”碌，而被上等人视为“萌而无识”、“惜僧无知”的贱人。所以，有身份性的种田人被称为“民”。[4]李宪堂认为，儒家所重的民不是所有的民，而是安分守己、能够为国家提供赋税的农民。所以，民本是农本的另一个说法，是一种修辞[5]术。民只是一个大类，表征着一个整体性的抽象存在。李少波认为，[6]“民”在古代是指君主、百官之下的广大民众。他引证了古人的话，如唐太宗李世民在《金镜》里这样说：“民乐则官苦，官乐则民[7]苦。”薛综说：“民，谓百姓也。”朱熹这样表达：“民，庶民也。人，[8][9]在位者也。”顾炎武指出：“官愈多而民愈乱。”夏勇认为，“民”[10]原为“人”的通称，后多指作为被统治者的庶众、群众。俞菲认为[11]民本中的“民”主要指被压迫剥削的广大农业生产劳动者。
考察“民”的发展历程，综合学者提出的关于“民”的各种观点，我们可以分两个层次来理解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中所说的“民”的含义：第一个层次，是从广义上来讲的民，即指所有不具备官方身份的人；第二个层次，是从狭义上来讲的民，主要指的是广大的农民。所以，中国古代的“民”是一个与“官府”和“君主”相对的政治性概念，具有三个方面的特性：
第一，“民”是个整体性的概念。民本思想中所指的“民”是一个集体概念，而不是一个个体概念。在古代，当思想家提到“民”的概念的时候，往往把“民”理解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在中国古代，表达“民”的符号很多，有的把“民”称为“黎民”，《尚书·尧典》里就这样写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有的把“民”称为“众民”，《孔存》说：“言天下众民皆变化化上，是以风俗大和”；有的把“民”称为“万民”，《尚书·盘庚》中有：“汝万民乃不生生”；有的把“民”称为“烝民”，《诗经》写道：“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有的把“民”称为“群众”，《荀子·国富》说：“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悬）也”；还有人用庶人、庶民、民众等称谓来表示民。在语言学意义上，这些称呼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这些概念的使用只是说明了一个问题，也就是民本思想中的“民”是天下所有民众的集合，具有整体性的特征。“民”作为一个整体联合起来，会使统治者感到一种令人胆寒的力量，但当他们化为个体时，这个力量却是非常微弱的。作为整体的民，他们的意志是无法估算的，但当民化为个体时，民意才能真正地估算出来。正是民的整体性特征使得统治者可以自称代表民意而极力维护自己的统治。
第二，“民”是个阶级性的概念。在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中，“民”往往是“愚氓”的同义语。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民与氓、毗、萌、冥在词义上是相通的。《诗经·卫风·氓》中说“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毛传》中解释说：“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氓”有时候也写作“甿”，如《周礼·地官·遂人》中有“凡治野，以下济致甿，以田里安甿”，此处的“甿”就是“氓”。唐代贾公彦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说：“民者，冥也。甿者，懵懵。皆是无知之儿也。”可见，古代思想家之所以把“民”训为“氓”、“甿”，意在强调民众的愚昧无知。正因为如此，氓、甿又被训为“萌”、“冥”、“盲”。如贾谊所说：“夫民之为言也，萌也；萌之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为之名也。”[12]《说文》中解释“民”也有类似的说法：“民，众萌也，言萌而无识也。”《论语》中曾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韩愈的《原道》中说：“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既然民众是没有智慧的愚氓，那么，站在民众这群愚氓对面的，就是圣人、君子和贤人了。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智慧，愚氓们是不可理解的，所以荀子说：[13]“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由此可见，把民理解为愚冥无知的全体，是春秋以来思想家的共识。
第三，“民”是个等级性的概念。中国的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广大的民众即劳动者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荀子曾说：“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14]工农商贾也。”这里的“工农商贾”指的就是“民”。从这里可以看出，荀子是一个有着鲜明的民本倾向的思想家，但他又是一个充分肯定统治阶级的政治特权，强调民众只是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思想家。孟子也区分了“民”与其他等级的关系，他曾说：“无君子莫治野人，[15]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所说的“君子”、“野人”就是社会生活中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孟子曾经提出“民贵君轻”的宏论，但他并无意改变现实生活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民众的处境。
二、民本之“本”释义
用“本”字来强调某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我国古代思想家的一个习惯。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民惟邦本”论。古时的“本”字，它最初的意思指的是树的躯干、木头的根。“本”字在《说文·木部》里是这样解释的：“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这里所说的“本”，是树的根株，在树下面的。高诱曾经这样说：“本，根也。”《吕氏春秋·辩士》中这样说：“不丧本茎。”这里指本的范畴也包括树干。《广雅·释木》是这样描述的：“本，干也。”《说文·木部》是这样解释“干”字的：“干，一曰本也。”段玉裁作了注释：“木下曰本，木身亦曰本。”这里所说的“本”实际上带有初始的意义，因为树木是始于根株的。《易·大过·彖传》则这样认为：“本末弱也。”《李鼎祚集解》引用了王弼的注释：“初为本。”“本”字的各种引申意义的衍生，是与根和干是一株树木的根本、初始、要害和基干分不开的。
在初始、根本、基干的意义上，我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家用“本”来比做社会、人生、自然中各种具有相类似属性的事物。比如《礼记·礼运》是这样描述的“必以天地为本”，《春秋繁露·立元神》中则这样指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人以自己的身体为本，家以自己的宗族为本，而每个国家也有自己的“本”。《逸周书·武记》就指出：“国有本。”《朱右曾集训》这样校释：“本，根也。”古代思想家常常把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事物用“国本”、“政本”、“治本”之类的词语来论说。比如所谓的民为国本、君为政本和礼为治本这些表述。在《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中是这样说的：“必有主也。”王聘珍是这样解释的：“主，本也。”类似的说法在《礼记·礼器》郑玄注也有，可以把“主”训为“本”。凡具有那些带有“主”的属性的事物都可以归到“本”的范畴中去。所以，有时也可以把那些作为政治主宰的君主称为本。《易·大过·彖传》中这样说：“本末弱也。”《李鼎祚集解》说：“本，君也。”因为君主据于“天位”，所以我们把他比做人体的“元首”，同时也可以称他为“主”、“宗”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君主是天下、国家的根本。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本”这个字最基本的含义指的是事物的本源、主体、基础或重要部分等。那么由此可知，这里所讲的“民本”，实际上指的是国家有人民，就像树木有根、木头有躯干，民众作为根基，躯干就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末一般来讲是对称的，“末”字的解释在《说文·木部》中是这样表述的：“末，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在下面的是本，在上面的是末，本末是相对而说的。“本”、“末”的造字，是借助一棵树木来说明事物所蕴涵的深刻意思：本是其根株、基干，末是其茎叶、枝梢。因此，本指的是与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则把他叫做末。在《老子·三十九章》里它是这样表述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从《逸周书·武顺》一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元首曰末”、“顺天利本”的表述。孔晁注释：“本，人也。”如果把普通的民众作为本，那么统治者的地位就好像末茎梢头，如果统治者离开了民众这个“本”，那么他的“末”也就不可能存在。所以，封建统治者要保持统治的长久，必须重视民生，“顺天利本”。把这种政治本末观演绎和发挥到极致的可以说是孟子所提倡的“民贵君轻”论。
综上所说，“民本”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君主的根本，这里主要指的是民众对于国家和君主的重要性；第二层意思，国家和君主都应该做到以民为本，这里主要阐述的是国家和君主的一种义务。本书中的“民本”，主要是在这两重含义上使用的一个概念。
三、民本思想的内涵
什么叫民本思想？它的深刻内涵是什么？自从梁启超的著作《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次提出了民本思想这个概念，很多学者开始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它作出了不同的解读，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从根本上讲，民本思想实际上是以对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的清醒认识为前提，通过限制和软化专制暴政，重视民意、民生，珍惜与利用民力等手段和措施，来维护封建专制政治的正常运转、巩固专制政治秩序的治国方略和执政理念。学术界对民本思想的内涵有不同的表述方式，笔者比较认同中国政治思想史专家张分田先生对民本思想概念的界定，即一个核心理念“以民为本”，三个基本思路[16]“立君为民”、“民为国本”和“政在养民”。根据张分田先生的学术观点，结合自己对民本思想的理解，笔者看来，民本思想在“以民为本”的核心理念下实际上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第一，民为国本，体现了统治者对人民地位的清醒认识。即“天[17]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即人民）之天下也”。在中国的政治思想中，虽然也讲神、讲国、讲君，但“神、国、君都是政治中的虚[18]位，而民才是实体”，所以君主的地位虽然崇高无比，但与天下百姓相比较之下，他的地位并没有像人民那么重要和神圣。所以荀子提[19]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下，得乎[20]天下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21]为客”，人民既为国家之主体，于是“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22]立君，以为民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的思想所以经常发生，皇帝虽然可贵，但人民更加要爱护，所以“行一不义，[23]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这种以人民为国家主体的观念，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基调，其他的观念都是由这个观念引申出来的。
第二，立君为民，体现了统治者对与人民契约关系的客观认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双边的契约关系，两者各有其责任和义务。统治者如果能以天下百姓为重，施政时能充分地考虑到人民的利益，那统治者就是尽职的。作为人民也必须纳税、守法、当兵，才无愧于人民的职责。钱穆在他的《中国文化与传统政治思想》中提出君职、民职，是中国人对政治的观念。统治者既有统治者的职责，同时也有契约的义务，因此统治者一旦违反契约，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那么人民就会起来造反，甚至推翻统治者的统治，建立一种新的统治。从这点上来说，儒家承认人民对暴君的合法的“叛乱权”，也是正当的革命权。因此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实际上与革命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尚书》提出“皇天上帝，改劂元子”的朴素的革命论以来，历代的思想家都主张统治者要顺应民意，否则人民就要[24]起来反抗。孔子提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相应地[25]提出“闻诛一夫，未闻弑其君也”，为中国的暴君杀伐论奠定了基础。荀子提出“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无它故焉，人主自取之也”，随后进一步提出“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26]。黄宗羲在他的《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提出了“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一人一姓乎？”这种革命思想与民本思想形影相随，相互作用，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第三，政在养民，体现了统治者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民本思想既然把人民作为最高的价值性的存在，则保障人民的生存，实行“养民、富民”的政策，使人民生活富足，安居乐业，这是统治者最大的职务。周公从三代的兴亡中总结历史教训时就曾提出养民主张。“养民”在周公那里用“保民”代表养民，这是周公提出的一个新的政治概念。《康浩》中反复讲“用保乂民”，“用康保民”，“惟民其康乂”。“保”则是“养”的意思，“保民”即“养民”。他曾告诫成[27]王：“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那么，如何来养民、保民，周公认为主要采用无逸和慎罚的办法。无逸就是统治者不要沉醉在安逸享乐中，要了解民众的疾苦，慎罚就是统治者在使用刑罚时一定要慎重。
春秋时邻文公要迁都到绎的时候，有人劝告他，迁都不利于统治者的统治，但邻文公却说：“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28]迁也，吉莫如之。”最终邻文公迁了都，因为他认为自己作为君主，任务就是要养民，至于自己的生死，那是命，谁也无法主宰。孔子也主张养民，他认为养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物质上的养，二是品性上的教。即统治者不但要养民，而且还要教民。从孔子开始，后来的儒家思想家都把养民、教民为政治的主要任务。墨家主张尚贤，实际上也是为了养民。在墨子看来，治国养民必须由贤能之人来承担，因为这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事业，若非贤能必然难以胜任这项事业，所以他提出了在上位者必须有出众的才能的观点。
后世的民本思想家继承了先秦的养民、富民的思想，如李靓认为政治的目的是养民安民。他说：“立君者天也，养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为亿万人也。民之所归，天之所右也。民之所去，天之所左也。天命不易哉，民心可畏哉!是故古先哲王皆孽孽焉以安民为务[29]也。”养民与否，可以决定君位的安危，也可决定统治者品质的高低。在李靓看来，夏商周三代优于汉唐的原因主要在于统治者采取了养民、富民的政策措施。“古之天下，君养民也。后之天下，民自养[30]也。”君不养其民，已经是失职了。如果对民加以暴虐，其罪就更大了。生民至重，富国强兵、兴利图霸的目的都在于安民而不在于尊君。[1] 刘泽华：《王权思想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页。[2] 秦晖：《农民的概念与传统中国的农民》，见：周积明、宋德金：《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23页。[3] 王印：《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抑商政策》，《史学集刊》，2000年第3期，第13页。[4] 秦晖：《农民的概念与传统中国的农民》，见：周积明、宋德金：《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23页。[5] 李宪堂：《先秦儒家的专制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291页。[6] 李少波：《从“民”的定位看民本思想的实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68页。[7] 《萧统文集》卷3。[8] 《中庸章句》。[9] 《日知录》卷8。[10] 夏勇：《民本新说》，《读书》，2003年第10期，第122页。[11] 俞菲：《论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贵州文史论丛》，2002年第3期，第10页。[12] 《贾子大政下篇》。[13] 《荀子·天论》。[14] 《荀子·儒效》。[15] 《孟子·滕文公上》。[16] 张分田、张鸿：《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内涵与外延刍议》，《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116页。[17] 《吕氏春秋·贵公》。[18] 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45页。[19] 《荀子·王制》。[20] 《孟子·尽心下》。[21]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22] 《荀子·正论》。[23] 《孟子·公孙丑》。[24] 《易·革·彖辞》。[25] 《孟子·梁惠王》。[26] 《荀子·臣道》。[27] 《尚书·康诰》。[28] 《左传·文公十二年》。[29] 《直讲李先生文集·潜书》。[30] 《直讲李先生文集·潜书》。
第二节 民本思想的发展阶段
作为中国政治思想主流的民本思想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由于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在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面貌。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笔者的观点，民本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六个时期，即胚胎萌发、形成确立、实践发展、停滞发展、发展完善和开放融合。
一、胚胎萌发：质朴、自然、原生和零散的民本思想
上古到夏商周三代时期，是传统民本思想的雏形时期，它开始产生并不断向前发展。这个时期的民本思想主要带有质朴、自然、原生和零散的特点，它随着国家和政治的产生而产生，而且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发展，逐步从朦胧状态走向清晰明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萌芽，表现在部落首领在人类之初对社会的尽职精神和责任感，我们可以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中像神农尝百草、燧人取火、有巢造屋、后羿射日等看出来。因为这个时期的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一样，由于人们对自然构造和自然现象的不理解，所以产生了灵魂不灭和自然神论的观念，神明成为社会的根本。后来从美好的神话传说向民本思想的转化，主要体现在人们关于三皇五帝的功业记载中。大禹治理水灾，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为民，受到民众的爱戴和拥护。但是桀纣的灭亡，强烈地震撼了后世的统治者，因此，周公提出了[1]“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民本警句，告诫后世的统治者要“惟[2]德善政，政在养民”，这些民本警句在《诗经》、《尚书》等文献中都体现了出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见于传世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我们虽然无法判断《五子之歌》已佚原文是否存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但根据可靠的先秦文献，完全可以认为民本思想在商周时代已见端倪。商周时期民本思想的内容可以说是包含了未来社会一切民本思想的胚胎、萌芽。民本思想的萌芽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殷商的“重民保民”思想
在原始社会，国家尚未产生之前，每个人包括氏族和部落首领在内都是氏族和部落的成员，他们都具有平等的身份。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产生了国家、阶级，同时也有了君主、贵族、平民和奴隶的差别，但是在氏族制度下所产生的古老传统并没有迅速消亡。虽然一般的氏族和部落成员变成了君主和贵族所治理下的“民”，但那些曾经为先辈所拥有的尊严和荣誉，在他们的记忆中被深深地遗留着。正是氏族制度的这种古老传统，成为文明社会“民惟邦本”的思想渊源。同时，由于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对自身缺乏认识和战胜自然的能力有限，于是产生了对天的绝对崇拜，形成了原始的天治观念。到了夏代的建立，为了巩固王权，对抗原始的民主遗风，天治观念有了进一步的强化。这在《诗经》、《尚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诗经》、《尚书》中，天是一个有意识的人格神，他直接监督政治，如“皇矣上帝，临下有[3]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4][5]在帝左右”；“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6]。
进入商代，为了进一步提升王权和消灭原始民主遗风的残余，统治阶级把对鬼神的信仰提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礼记·表记》中这样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这是关于商时期对天神崇拜的描述。
古代的这种朴素的天治观念，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的理性思维的增强，逐渐变得抽象了，也就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7]“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那么穆穆在上的抽象之天，与人类是怎样发生关系的呢？我们的先人为人类订了一个大规则，《诗经》里是这样描述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里所提到的“则”，就是上帝、自然法，人类唯一的义务就是“顺帝之则”。那么上天给我们订下的大规则如何实现呢？《尚书·皋陶谟》是这样回答的：“天工，人其代之。”也就是说天之意由地下的人来执行，这个执行的人就是天子。天子作为人民的父母，是天下人的首领。他一方面是天子，一方面是人民的父母，这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君权神授说。那么天的意志如何体现呢？最主要的是通过最平实的广大民众的意思好恶而体现出来，也就是说人民的意思就是天的意思，即把民的地位上升到神的地位，由民众来行使天的无上权力。[8]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天视自我[9][10]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君王必须老老实实地体现民意（即天意），以实行天意（即民意）。这样一来，架在君王头上的是具体的“民”而不是抽象的天了。从理论上来说，天是最高的主权者，而事实上民是真正的主权所在。这可谓是民本思想的初步萌发。
因此，殷商时期不仅重神，也提出了重民保民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主要有开明的道德，慎罚民众。周人对商代圣王们所做的总结中有许多关于这样的描述，比如在《尚书·逸周书》中，武王这样说：“我闻古商先誓王，成汤克辟上帝，保生商民，克用三德，疑商民，弗怀用辟厥辟。”第二，要用民众来监督君王。商汤说：“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历史上传说商汤在街头巷尾设立厅堂专门来收集民众的批评意见。第三，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使民众富裕。《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汤商“十一征而王天下，东面而征，西夷厌，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商汤统治时期国家是非常富有的。第四，从普通民众中来选拔人才。商代统治者注重从普通民众中来选拔国家所需要的人才，这是汤商统治者德治思想的充分体现，也是对民众的重视。
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是天治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它与天治观念搅和在一起，带有原始宗教的性质，反映了人们思想认识的局限性。这个时期的统治者对民的力量认识还不够充分，他们不是真正惧怕民的力量，而是惧怕冥冥之中似乎有神明的存在，与其说是“民本”，不如说是“天本”，在统治者看来，天命才是真正决定王朝兴衰成败的最直接因素，天意通过民意来体现。（二）西周的“敬天保民”思想
周代商是商周时期第三次重大的政治变动。经过三次重大的政治变动以后，人们开始思考究竟是什么在决定着王朝的兴衰成败。与夏、商绝对主义的天治观念不同，西周的统治者开始认识到人民的力量，提出了相对主义的天命观，这种天命观虽然没有摆脱天治观念的束缚，但在神本的框架下，开始凸显了人民的作用，民本思想也随之成长起来。
西周大政治家周公鉴于商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认识到民众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保民的思想，他说“用康保民”，“治民祗惧，不敢荒宁”，“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民之依”，“爱知小民之依，[11]能保惠民于庶民”，“怀保小民”。周武王提出的“天视自我民视，[12]天听自我民听”言论中也包含着民本思想的因素。他认为天倾听民[13]意，又通过民意表达天意。所以君主“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周代君主认为：“天畏棐枕，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14]他认为民情是天命最重要的指示器，众百姓很难治理，却是受天命、保天命的关键。统治者必须尽心竭智，孜孜求治，才能“以小民受天[15]永命”。这里实际上把治民列为是政治的首要问题。重民生就是畏天命，民心相背是判定君主有德还是无德的主要标准，也是他能否保持其君位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也就是所谓的“欲至于万年为王，子[16]子孙孙永保民”，“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民众的重要性在西周之际已经被统治阶级所认识，所以这时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
从民本思想的萌芽来看，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必须注重民的地位。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前，奴隶主统治者认识到，靠宗教神秘迷信的天命观已经不能维护统治地位，所以，统治阶级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开始面对现实，重视民的地位。这就是民本思想的萌芽。为什么说只是萌芽，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这段时期总的来说天治观念占主要地位，虽然有一些杰出人物如周公、召公等提出了重民、保民的信息，虽然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没有形成一种主流。第二，民本思想的产生需要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从历史原因来看，受传统的影响，但主要是现实原因。当时一些杰出人物虽然在斗争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引起了他们对民众的重视，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民众力量只是初步显现，还没有成为巨大的力量，所以这个时候的民本思想还处于原始阶段、萌芽状态。
二、形成确立：升华和理论概括的民本思想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学术思想最发达的时代，有的学者把它叫做“全盛时代”，有的学者把它叫做“黄金时代”，还有人把它叫做“创建时代”。进入春秋时期，随着激烈的社会变动，社会动荡不断加剧，民众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社会政权的更替中民众的作用也日益显露出来了，他们的地位越来越引起更多的注意，因此这个时代的重要课题便是如何看待民众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民本思想开始汇成一股向前奔腾的思想潮流，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很多典籍和思想家的论著里都论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这时有很多开明的统治者，其中也包括一些民本思想家开始了对以往统治阶级正反两方面统治经验和有关民本思想资料的总结和提炼，在历史上首次使民本思想获得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形态。第一，对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为什么必须以民为本的原因作出了初步解释，着重阐述了民众对政权存亡续绝的决定作用及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第二，就如何实现民本思想提出了一些基本的途径，那就是要实行修己安人、为政以德，行王道仁政，造福于民众的为政理论。第三，对民本思想的“民为神主”的天命观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逐步形成了孔子“仁”的哲学和孟子“性善说”等民本理论思想，为民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比较深厚的理论根基。在各国纷争、生民涂炭的形势下，各家各派从不同的角度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推行民本思想来结束战乱的政治主张。因此，这个时期可以称为民本思想的确立时期。（一）儒家的民本思想
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中国民本思想的主流。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许多思想家从社会现实的正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纷纷提出爱民、利民、重民和富民的民本思想。特别是儒家的三大著名思想家孔子、孟子和荀子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民本思想。为什么儒家民本思想能成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主流，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第一，儒家的民本思想家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对实践的认识也最为深刻。孔子建立了仁学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爱民恤民措施，孟子和荀子则将他的民本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孟子确立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荀子则提出了“重民”学说，这些都使儒家的民本思想发展到相当的水平。第二，儒家民本思想虽然形式多变，但不离民本二字。秦汉以来，儒家的民本思想虽然形式多样，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得到新的丰富和充实，但从总体来看都没有超出春秋时期所已经具有的理论水平。第三，儒家关于君民关系的核心政治观点是“国家是君主之本，庶民为国家之本，所以安定民生为政治[17]之本”。可以说，后期的民本思想家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核心观点。第四，儒家的民本思想虽然其立足点在于巩固封建的专制统治，但它毕竟是一种承认民众生存前提下的带有阶级调和色彩的统治思想，对封建专制的压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得到了儒家思想家长期的坚持和弘扬。第五，儒家的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按“以民为本”的原则来施政，体现出充分的人文关怀，这对统治者的治国理政的思想建构也有一定的指导和规范作用。
儒家创始人孔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乍一看非常庞杂而散乱，但从他庞杂而散乱的思想中有几个中心概念却非常明确。第一，孔子提出了“仁”的学说，他所说的“仁”，乃推自爱之心以爱人之谓，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扩充人类的同情心，推其同情心，则人应该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而其修己的目的，不仅在于纯化自己，还在于“安人”、“安百姓”，也就是所谓的“博施济众”，使“老人能够安度晚年”、“朋友之间能保持诚信”、“少年能满怀志气”，也达到了《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第二，孔子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孔子提出这个主张的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的旧制度、旧秩序，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孔子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民众，在他心中，民众是第一位的。正是希望通过正名来强化君主的义务，要他们以身作则，推行仁治，从而可以拨乱反正，来缓解民众的疾苦。第三，提出了富民、养民的思想。他对民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对民众有一定的同情心，所以他比较系统地论述了重民、富民的思想。在《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所重：民、食、丧、祭。”在仁者“爱人”[18]的口号下，提出了“节用而爱人”，改变对劳动者的态度，“使民[19]以时”的主张，反对滥用民力，强调对民要实行教化，而不能对他[20]们任意地虐杀，把“不教而杀”列为四恶之首。尤其是孔子提出了“民无信而不立”，这个主张比较明确地阐明了“民惟邦本”的思想。
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对民众在社会中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他的民本思想。他的民本思想的逻辑出发点是“性善论”，主要体现在他所宣扬的仁政学说和王道政治。孟子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他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他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契（xiè），祭祀[21]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他强调统治者要把解决民众的问题放在突出的地位。第二，他主张施行仁义，来获得民心。他一再告诫统治者，得民心者得天下，即“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22]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第三，要养民富民，剥削要有一定的限度，要使民众拥有维持最低生活需要[23][24]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取于民有制”，“制民之产”，使民众能够安居乐业。孟子奠定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理论，以后儒家学派的民本思想大多是从他的论述中汲取营养，体现了一脉相承的特点。
荀子的总结不但肯定了孟子的民本思想，而且对之进行了进一步[25]的发展，他提出了“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他认为人民既为天下之主人，君既为实施人民意思的工具，则人君应当“以民之好好之，以民之所恶恶之”，“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26]尔也”，人君可以“天下第一公仆”自居，而不可以“朕即国家”自命。因此，他的思想不但对孟子“民贵君轻”的进一步发扬，也是与黄宗羲“君客民主”思想的一脉相承。荀子还提倡革命合法论。他认为如果人君暴虐，荒淫无道，民众可以起来推翻他。同时为了给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提供治国方案，他还提出了富国富民的主张。他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27]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这些思想都是荀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儒家民本思想的大师的原因所在。
综合儒家的民本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第一，重民轻神的神[28]民关系。晚周儒家宣扬“天道远，人道迩”，重人重民，是民本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第二，重民轻君的君民关系。晚周儒家认为，君主是上天为了民的需要才设立的，“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因此“民为君之本”，君主只有重视民众的利益和承认他们的力量，才能维持自己的地位，并使国家兴旺发达，否则将会失去天下。第三，保证民众的经济利益。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反对聚敛穷民，而主张采用富民、裕民的经济政策。孔子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荀子提出“下富则上富”等主张。第四，政治上以德取信于民。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9]孔子认为赢得民众的信任是最为重要的。为政以德的核心是“爱民”，荀子明确指出“平政爱民”的主张。第五，承认民众的革命权力。儒家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当君主压迫民众过度时，民众可以起来推翻政权，建立新的统治。（二）道家的民本思想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是对社会现实的逆向反映，它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民众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日益凸显，他们的民本思想理性地、逆向地、深层地反映着民本现实。道家的创始人老子非常注意民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他的政治主张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提高君主的权威，所以他提出了愚民的主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30]明民，将以愚之。民以难治，以其智多。”但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他又向统治者提出了“爱民治国”的主张，他认为高贵的君主的[31]统治基础是贱若草芥的民众：“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他要求统治者要尊重民众的意愿，提出了“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32]。他告诫统治者“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所以对百姓不要剥削过度。他还警告统治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因此，在老子尊君论的思想里也包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民本思想，他认为“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故圣人观于天而不助，成于德而不累，出于道而不谋。……恃[33]于民而不轻，因于物而不去”。他这里讲的民虽然地位卑微，但圣人（统治者）不能不依顺他们，圣人应该依靠百姓而不应该轻视他们。庄子还根据“天道无亲”的原则，进一步提出了在自然面前人人平等的激进思想。“天地之养也一，登高不可以为长，居下不可以为[34]短。”君主与民众没有贵贱的差别，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有超越他人之上的特权，也决定了君主必须有势而不骄的品质，“势为天子而[35]不以贵骄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财戏人”。天子应该抛弃天下为私有的念头，抱一种广博的胸怀，忍天下之大辱，为天下人做好事。这些思想都充分体现了庄子提倡的以民为本的思想。（三）墨家的民本思想
墨子是我国春秋战国之交著名的思想家，墨子认识到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特别对民在王天下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有认识的。他认为爱民、利民、得民，并真心实意地对待人民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王天下。相反，违背民的意愿，危害民的利益，遭到民的反对，是不可能王天下的。他说：“民生为甚欲，死为甚憎，所[36]欲不得而所增屡至，自古及今未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诸侯者也。”并进而初步提出民惟邦本的思想，他的民本思想主要贯穿于《墨子》全书中关于爱民、利民、为民争地位的一系列论述。墨子痛恨于“民[37]之三巨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服，老者不得息”，激烈抨击统治者的腐化堕落，同时希望统治者能“与百姓均事业”、“共劳苦”。墨子劝告君主向“农与工肆之人”开放政权，不要搞贵族专政，“不党父兄，不偏富贵”。同时他还从民本立场出发，对帝王的行为进行规范。通过向帝王进谏并灌输尚贤、节用、非爱、兼爱等规范，使之回归于正。墨子还把当时的君主看成是独知爱其国的自爱、自利之人，并以暴虐之君为反面例证，殷切希望君人者奉行兼爱交利政治。（四）法家的民本思想
法家虽然以兵强国富为治国目的，强调尊君和循法，看起来与民本思想全无关系，但富国强兵要靠民，君权是由民来定的，立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民，因此这些思想中也包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因素。法家一方面主张国家本位，君权至上，另一方面又提出制约君主专制的法制规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切近了民本思想的轨道。法家根据公私之辩，对自私自利的君主进行猛烈的抨击。法家认为，君主是应天下的公利之需而设立的，国家、民众与天子、君主之间的关系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不是相反的：“立天子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38]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故尧舜之位天下，非私[39]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由此可见，天下正义、国家公益才是目的，立君仅是手段，这在理论上把天下与天子、国家与君主区别开来。法家发现，在现实政治中，君主之私与国家之公、君主之私与法制之公存在深刻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实现公和维护公，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法制，严格依法办事。法家根据公私之辩，对自私自利的君主进行猛烈的抨击，如《商君书·修权》指出：“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这里体现了浓厚的民本思想。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虽然不主张以民为本，但迫于时势，也提出了一些以民为本的一些思想观点。例如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利之所在民归之”，“君上之于民也，[40]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在批评当时学者的虚论时，韩非这样说：“不能辟草生粟而劝贷施赏赐，不能为富民者也。”并进一[41]步强调：“徭役多则民苦”，“徭役少则民安”。法家的民本思想集中表现在《管子·牧民》的一句话中：“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五）杂家的民本思想
杂家顺应当时的历史大势，综合春秋战国诸家诸派，提出了公立为君，君主为公的理论，里面蕴涵着深刻的民本意识。《管子》这本书中可以说把各家思想都混杂在一起，特别是关于民本思想的记载出现多处：比如“霸王之所以始也，以人为本”，主张“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还有“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民归之”。特别强调“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里竭，则令不行矣”。《吕氏春秋》从立君的目的、主体、条件等方面阐述了杂家的民本思想。书中认为立君的目的是为了天下，三皇五帝都是由于民众的利益而天下归之的典范；立君的主体是群众，“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群居的民众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拥立了君主，立君的条件是为公。自三皇五帝以来，“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吕氏春秋》还指出，君主只有“公”才能“平天下”。
春秋时期民本思想形成的原因，归结一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民众力量的逐步强大。从民本思想的形成来看，由于社会动荡，民众纷纷揭竿而起，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地显示出来。早在商周时期，就经常发生奴隶暴动事件。到春秋时期，奴隶的暴动更是此起彼伏。春秋时期是封建制逐步确立、奴隶制日益瓦解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出现了土地所有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从而引起了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一些新变化，民众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日益显示出来，加之此起彼伏的奴隶运动，引起统治者对民众力量的重视。
第二，人本思想、天道思想对神本思想的冲击。春秋时期，出现的人本思想和天道思想对神本思想的冲击，是民本思想得以确立的重要原因。春秋时期的人本思想主张以人事解释人事而不是以天心神意来解释人事，《左传》在记述天道、鬼神、灾祥、卜筮和梦的时候都“未尝废人事也”，所以《左传》中对人事成败的解释都是从人事的角度进行的。同时这个时期天道思想盛行，所谓的天道实际上指的是自然的、必然的规律。春秋时期的天道思想主要包括“君位无常”的思想、“盈必反”的思想及道家的“道”思想。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及对神本思想的否定。
第三，一批关心国家政治问题的思想家的出现。春秋时期，出现了思想文化的大繁荣时期，主要出现了殷周时期的“学在官府”逐步向春秋时期的“学术下移”的转变，一大批关注民众生存、关心国家时政的思想家也随之出现了，他们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纷纷提出主张重民保民的民本思想。到了战国时期，那时社会发生激烈动荡，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时民众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各家都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大家经常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但无论春秋时期的哪个学派，他们考虑的对待民众的问题在本质上具有一致的目的，那就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潮流下更加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
三、实践发展：进一步得到完善且在实际中不断实践的民本思想
在汉唐时期，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且在实际中得到了充分的贯彻，产生了比较好的效果，“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与统治者推行民本的策略是分不开的。（一）汉代的民本思想
两汉时期是民本思想在统治者的实践中充分推行的时期。概括起来，这个时候的民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由于社会的尖锐矛盾直接导致了民本思想的兴盛。汉初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民生凋敝；中期由于对外战争和对内修改宫城，国库空虚，民力维艰。后期，朝廷腐败，土地问题严重。西汉时期，社会矛盾突出，刺激了民本思想的兴盛。二是思想家对现实问题的批判导致民本思想的发展。当社会民生艰难、怨声载道之时，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往往在批判各种社会问题的时候促成了民本思想的发展。三是一些社会改良措施的出现蕴涵着深刻的民本思想。为了使民众生存和保持国家的稳定，一些思想家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改良措施，抨击了时政，揭露了黑暗，打击了统治者的腐朽统治。
1.西汉时期的民本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政权不断更迭，民众在国家中的作用越来越体现出来了。秦始皇“争于气力”、“胜于气力”，所以他十分迷信“气力”，但他不知道攻守的不同，建立政权后，用暴力来治民，用暴虐来施政，结果庞大的秦王朝顷刻之间政灭人亡。这个残酷的社会现实迫使汉朝初期的统治者深刻地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并且反省了三代之政和先秦的民本思想，汉高祖刘邦积极推行与民休息的民本思想。他在入关时即约法三章，废除秦朝的严刑酷法。汉文帝积极推行“贵栗养民、垦荒减租、三十税一”等具体措施。这些都在实际中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因此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连汉武帝也承认民众对君主的重要意义：“君者心也，民犹肢体，肢[42]体伤则心惨怛。”
西汉初期黄老之学在政治思想上批判性地总结了先秦民本思想，形成了比较严密的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体系，明确地阐述了三个重要问题：第一，明确地肯定了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民者[43]国之本也”，“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三皇五帝，法籍[44]殊分，其得民心而均也”。这里实际上说明了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圣人治国之道，首先在于重视民心，民众虽然在国家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但他们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存亡。第二，明确提出了“因民之性而治天下”的治国思想。认为“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心[45]也……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这里实际上说明君王统治天下，必须要顺应民性，奖励那些做好事的人而严惩那些作恶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众听从号令，服从广大统治者的统治。第三，明确地制定了一系列体现民者国之本的治民政策，即利民政策、“蓄积于民”、“量民积累”和与民休息的政策，要求统治者要以民为原则来行事，治国之道在于利民，同时要采取富民、养民的政策，给民众以休养生息之机，根据民众的实际财力来征收赋税。
西汉代表性的民本思想家是曹参和贾谊。汉代初期，黄老之术的积极倡导者曹参是齐国的宰相，他积极推行民本思想。我们可以从《史记》里看到这样的记载：“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之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从这里可以看出，曹参是汉朝初期民本思想的真正践行者。贾谊总结秦灭亡的经验教训，为巩固汉朝的统治，提出了系统而完善的民本理论。他说：“闻之于政也，民亡（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亡（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亡（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46]为贤不肖。此之谓民亡（无）不为命也。”在贾谊看来，统治者与民众是唇亡齿寒、息息相关的，所以统治者必须以民为本，而“轻本[47]不祥，实为身殃”。民心向背决定着国家兴亡，所以他说：“故夫诸侯者，士民皆爱之，则其国必兴矣；士民皆苦之，则其国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国家之所树而诸侯之本也，不可轻也。”“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48]多力而不可适（敌）也。呜呼!戒之哉!戒之哉!”在这个基础上，贾[49]谊强烈呼吁统治者要爱民，“故夫民者，弗爱则附”。“故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故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故君子之贵也，与民以福，故士民贵之；故君子之富也，与民以财，故士民乐之。故君子富贵也，至于子孙而衰，则士民皆曰：[50]‘何君子之道衰，之数也。’”在贾谊看来，为君之道、为臣之道，皆在于爱民、亲民，“与民以福”、“与民以财”，从而与民同乐。他[51]认为“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贾谊认为君主必须[52]顺应民心，施恩于民，“推己及人，加仁恩于四海”，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统治的稳固。
西汉初期的民本思想，在本质上是统治者的治民之术，因此不可能得到真实的贯彻。但是，这种民本思想的提出，又确实适应了当时统治阶级除旧布新、决心改革，以缓和阶级矛盾、恢复发展经济的政治需要，在客观上也反映了民众要求休养生息的强烈愿望，促进了汉初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文景之治”这一历来为思想家所称道的盛世局面。自此之后，民本思想作为地主阶级治国治民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贯穿于地主阶级的实践之中，哺育出了一批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颂的清官和好皇帝。
2.东汉时期的民本思想
东汉前期，民本思想对君主行为的监督与制约作用重新得到体现。刘秀亲眼看到王莽政权的覆灭，切实体会到民在国家中的重大力量，因此民本思想也就成为了光武帝施政的主要指导思想。这具体体现在他曾六次解放奴婢，还有安置流民和赈济贫民等措施上。应该说，在统治者和民本思想的大力推动下，东汉时期的民本思想继续得到了发展。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一方面用尖刻激烈的言词对昏君及封建官僚进行猛烈的抨击，有时直接把矛头指向最高的统治者；另一方面，又把政治清明的企盼寄托于明君身上，所谓“国之所以治者，君[53]明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二）唐代的民本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无君论”的滋生，民本思想在那个时期则畅行不衰。唐朝建立以后，进入了李世民统治的时代（从公元627到649年），李世民对魏晋南北朝战乱不息尤其是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作出了深刻的反省，像汉代一样民本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简称贞观君臣）把治理民众、安定民生作为政治的第一要务，主张帝王要重民、畏民，对“国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扬，并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贯彻。
唐太宗李世民是民本思想的积极推行者。隋王朝在隋末农民起义下被摧毁，使李世民感触颇深。他充分认识到民心可畏，以及民众的巨大力量，他认为必须重民、保民，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他积极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也是他建立封建王朝后采取的治国之策。他在《贞观政要·论政体》提出“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他后来又提出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毖，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有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54]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所以他认[55]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李世民积极推行与民休息、改善民生的政策，他主张只有安抚民众，才能发展生产，这些政策客观上给民众以喘息的机会，所以促进了唐朝前期的安定和强盛。
唐朝著名的大臣魏征在他的从政过程中一直主张帝王要重民、畏民，君主的首要任务是要治理民众、安定民生。魏征主张君主要顺应民心，不竭民力，乐民所乐，忧民之忧。“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56]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就灭亡哉？”当今的统治者要吸取隋炀帝的教训，要应民心而治，同时要不竭民力。同时他提出君主要及时修正自己的治理措施，防止民众产生怨恨而起来造反。因此，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原则：一是君主在创业时要“广施德化，使恩有余地，为子孙万代基”，“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身谋，传之[57]万叶”。君主在创业之初所作出的政绩对于获取民心非常重要。二是君主统治时期要不断地调整政策，防患于未然。只有不断地掌握民情调整政策措施，才能保持政权的稳固。同时，魏征主张君主要遵循王道，积极地推行仁政。在封建社会，王道即爱民之道，仁政即爱民之政。所以行王道仁政就是采取以民为本的政策，积极推行爱民、利民、养民的措施。
因此，在唐初的治国方略中，封建统治者和民本思想家不但在理论上积极倡导民本思想，而且在实践上把它推向了新的高度，从而造成了比“文景之治”更为繁荣的“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局面。
民本思想在汉唐时期得到了发展，这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联系的。在政治上，由于频繁的农民起义造成王朝更替的残酷局面，使封建统治者充分认识到民众的巨大力量；在经济上，由于动乱之后需要有一个休养生息、安定民心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汉唐时期的统治者都是主张推行民惟邦本的治国之策的。
四、停滞发展：理性、内化中的民本思想
中国的民本思想经过唐代，尤其是唐代初期皇帝、大臣等的全面实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治理效果。民本思想发展到宋元时代，逐步进入内化的阶段，所谓的内化即民本思想进入了统治阶级的内心深处，大多数人充分认识到了以民为本的重要性。不但宋元时代的君臣基本上能够在治国实践中贯彻民本思想，而且宋元时代的文人心中也牢固地树立了民本观念，而且他们将民本思想推向了更为理性的时期。所以，虽然这段时间的民本思想发展看起来似乎处于停滞发展的阶段，实际上它是理性、内化中的重要时期，也为明清时期民本思想的发展完善作了良好的铺垫。（一）宋代的民本思想
在宋代，不管是著名的思想家张载、程颐、朱熹，还是代表官僚大地主阶级利益的保守派都主张以民为本，他们将尊君与民本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仁政思想是他们政治思想的基本倾向，而重民思想则融合在仁政思想之中，他们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极力奉劝封建统治者要争取民心，以民力为重，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宋代的民本思想较之汉唐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宋代学者用“公天下”论来限制君主的“家天下”行为。[58]北送李觏指出：“天下至公也，一身至私也”，帝王应该循公而灭[59]私。程颐指出：“人君当与天下大同，而独私一人，非君道也。”[60]朱熹也认同：“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第二，宋代民本思想对君主提出很高的要求，认为君主必须是仁德的化身。朱熹认为天择有德为民主，天子必由“天生圣哲为之”。第三，宋朝理学家继承“民心等于天心”的命题，朱熹声称：“若人民皆归往之，[61]便是天命之也。”最后，宋代理学家对革命论加以肯定，以此对抗无道昏君。
张载是北宋初期著名的思想家，他非常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民众的疾苦，痛恨社会贫富不均，希望能够改革时弊。他的民本思想充分地体现在他的政治抱负上，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62]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继承了儒家的仁政思想，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用仁道来感化民心、博施天下民众，把仁道推及天下所有人。同时，他提出了“足民”的主张，即让民众富足，才能治理好国家。他的民本思想在当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二程”即程颢、程颐，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的民本思想集中反映在《经说》、《文集》、《周易程氏传》及《遗书》等著作中。他们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出发，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把“民惟邦本”的思想进行了充分的发挥，提出了[63]“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养民之道，在爱其力。民生足则生养遂。生养遂则教化而风俗美，[64]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二程从王朝的兴衰存亡中总结出经验教训，认为要施仁政，顺民心，厚民生，才能使民众生活安定，才能实现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强调以仁义为先的义利观，并由此引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天理人欲之辩。他的思想中也蕴涵着非常丰富的民本思想。朱熹主张“天理君权”，实际上是认同“君权天授”的。他从理论出发，主张尊君。对臣民来说，君权至高无上；对君王来说，不能滥用权力来损害国家利益。否则，就违背了天理。所以，要限制君主权力的无限膨胀，提出了君主必须“修德”的主张。如何修德呢？朱熹认为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从君主自身的修养来说，要完全屏弃一切私心杂念，要转变为天下的大公，也就是要“正[65]君心”。“正君心是大本，其余万事各有一根本。”另一方面，君主要会用人。虽然“正君心”是国家的大根本，但如果没有贤良忠臣的辅佐，国家也是治理不好的，要起用大量的贤人，来弥补君主一人思想所存在的不足。因此朱熹这样认为：“只消用一个好人作相，自然[66]推排出来。有一好台谏，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朱熹认为要维持“天理君权”的国家组织形式，必须实行“德”与“刑”兼施并用的统治方法。同时，他认为要保持国家政治的稳定，必须“恤民”、“省赋”，只有民众富足安乐，他们才不会起来造反，从而他提出了许多“食为民天、重视生产”的政策和主张。朱熹的民本思想在当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二）元代的民本思想
元代建立后，圈地放牧，免去科举，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一定程度上使民本思想的推行受到了阻碍。但随着元代统治者的逐渐汉化和元代经济的农业化，元代统治者对民本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接受。那个时候的民本思想家何瑭是这样说的：“元之君，虽然未可与古圣贤并论，然敬天勤民，用贤图治。盖也骎骎乎中国之道矣。……元主知[67]尊礼公，而以行道济时望之。”这里的“敬天勤民，用贤图治”意味着元代的君主具有一定的民本意识。例如，元武宗任命太子少保章律师为浙江省平章时，曾告诫他：“民惟邦本，无民何以为国!汝其上[68]体联心，下爱斯民。”元代的民本思想虽然没有出现理论的兴盛时期，但它已深入到统治者、思想家的内心深处，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推行。
五、发展完善：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深化的民本思想
进入明清时期，民本思想的发展表现出与过去有所不同的特点：一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一方面禁止民本思想中对皇权具有挑战性的思想，另一方面亲自实施民本思想中温和的爱民、重民思想，使民本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二是明末清初，民本思想不但反对坏皇帝，而且也反对好皇帝，不仅讲民享，而且讲民权。三是由于康乾时期采取了富有民本精神的治理措施，使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加之很多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了上层社会，这些因素影响了民本思想向民主思想的跨越，所以出现了所谓民本的极限。（一）明代初中期的民本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深切地了解到元朝的灭亡是由于“昏主恣意奢欲，[69]使百姓困乏”，目睹了由于这种残酷剥削迫使元政权被揭示竿而起的农民所推翻的历史事实，这种残酷的现实使他更清醒地认识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君舟民水，载覆无常”，认识到农民阶级力量的强大，认识到统治阶级对民的依赖是很多方面的，只有民的生产才能保证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只有民的支持才能巩固封建王朝。所以，他成为皇帝后一直强调：“民，国之本，”“国以民为本”。民者，国之本也，他把民本作为治理国家的大事。同时，他虽然以帝王之尊公开反对《孟子》“民贵君轻”的名论，但他同时也严厉约束官吏，不使他们扰民、害民。他曾经教育他的长子：“汝知农之劳乎？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年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70]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这里充分体现了他恤民、爱民的民本思想。他还指出：“四民之业，莫劳于农，观其终岁勤劳，少得休息。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富安者。”[71]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信奉民本思想的。朱元璋在执政的三十一年中，始终把民众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他的民本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明代的农业生产有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据史书记载，明初“洪、永、[72]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
民本思想在明代士大夫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明代宰相张居正也是民本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他像传统的民本思想家一样，也在讲民本思想之先优越地安置封建君主，所以他首先视君主为上天的安排，以民为本思想在天立君主的前提下展开。他指出：“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唯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庶民可生[73]遂，而邦本获宁也。”“以节财爱民为务”，“愿皇上重惜爱民，保[74]固邦本”，“窃闻治理致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75]而已”。张居正认为，治国安邦最主要的莫过于安民。民是一个国家的元气所在，如果民众安定，其他问题容易治理；如果民众不安定，其他问题则难于治理。同时他认为，安民不是治理国家的权宜之计，而是必须永久地关注并着重解决好的根本大事。根据当时的形势，他提出一些安民的措施：一是君王应该“痛加节省”。二是要严惩那些贪官污吏。三是要抑制那些豪强劣绅。因此，张居正可谓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但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个务实为民的人。他不但提出了很多对民众有利的措施，同时用自己的职位使这些措施能基本落到实处。（二）明末清初的民本思想
明末清初，民本思想在思想家的言论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明末清初比较有代表性的民本思想家主要有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和唐甄等。他们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后期，目睹了明王朝的黑暗统治以及清王朝封建专制的残暴，充分体会到农民起义军的强大力量，对民众的力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们的民本思想中已蕴涵着鲜明的民主因素，是明末清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阶级斗争现实的深刻反映。
黄宗羲把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推到了历史的最高点。他认为，君主的职责就是为民众谋利益，因此他提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76]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而对于那些暴君，对他们不能养民、教民的行为痛加贬斥：“嗟乎，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托之于君。授田之法废，民买田而自养，犹赋税以扰之；学校之法废，民蚩蚩而失教，犹势利以诱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跻之[77]曰‘君父，君父’，则吾谁欺!”对于君臣关系及君臣与民众的关系，黄宗羲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78]为一姓也。……世之为臣者昧于此义，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在这个思想基础上，黄宗羲强烈反对君主专制，指出民众才是政治权力的主人，君主只是通过民众的授权来为百姓服务：“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故其所也。……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79]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宗羲把人君的地位降低到天下（人民）之下，他的“君客民主”的思想，可以说是继承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大遗产而加以阐扬。从他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推衍出去，实际上肯定了人民是政治的主体，与西方近代所提倡的“主权在民”的思想非常接近，虽然他的思想最终逃脱不了民本的桎梏，但我们可以说他的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顶点。他还提出了“天下之治国，不在一姓之[80]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统治者要顺从民意，关心民众的疾苦。所以说黄宗羲是中国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明夷待访录》可以说是我国民本思想的最高境界的集中体现。
当中国的封建专制已接近尾声，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的时候，著名思想家王夫之针对当时政治上的积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民众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一民为基的民本思想。例如，[81]他提出“君以民为基……无民无君不立”，“尽君道以为民父母，[82]是切身第一当修之天职”，“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严以治吏，宽以养民”，“夫功于天下，利于民物，亦仁者[83]之所有事”等思想。他认为，君民关系处理时应当把民作为根基，民心的向背决定着统治者统治的稳固，君主应当推行仁义的君道，体察民情、关心民众，并不断地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经济家、史学家，他同时也是民本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他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现为：第一，他认为君民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分工不同而异。他指出：“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姑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事。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84]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第二，他认为封建的法制禁令是不足为治的，认为只有在人民主权条件下制定法律才能有利于社会管理，而少数人制定的法律，尤其是君主以一己之私制定的法律不足以为治。第三，他认为要实行“分权众治”，限制君主的权力。他指出：“是以言莅事，而事权不在郡县，言兴利而利权不在郡[85]县，言治兵而兵权不在郡县，尚何以复论其富国欲民之道也哉!”[86]“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第四，他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共同来治理国家，才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唐甄是明清之际比较著名的进步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民本思想很有特色。他十分重视民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众为邦本，土为邦基，财用为生民之命。”“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他认为，民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边疆安全的保卫者，是朝廷的支持者，是官吏的供养者，是国家的根本，如果治理国家只知道忙于军队、理财、立法、赏罚，而不知道爱民，国家就会日益衰亡，国家的政事如果离开民众也无从谈起。他也认为，为政之本在于养民。[87]他指出，“天下之官皆养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养民之事”。作为一名进步的民本思想家，唐甄提出了强烈的反专制思想。“自秦以来，[88]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乱世多，治世少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帝王昏庸荒淫，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像贼一样。因此，唐甄以进步思想家的胆略和卓识，敏锐地观察时政，以无畏的精神，议论天下大事，提出了许多有独到见解的民本思想。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制逐渐衰落的时期，这个时期，由于土地高度集中，赋税繁重，官僚腐败，在阶级关系上则表现为中小地主与官僚大地主的矛盾不断激烈发展，统治阶级与广大农民的矛盾达到了极端尖锐的程度，致使农民起义军给明王朝以致命的打击。随着清军入关，民族矛盾则上升为第一位了。另外，在明代后期，商品经济较快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开始出现，所有这些社会现实在政治思想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在封建专制的虐政统治和异族入侵的重压之下，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新的历史时期，民本思想作为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反映发展到了完善阶段。
六、开放融合：西方民主思想逐渐融入的民本思想
中国的民本思想发展到近代，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民本思想也进入了开放的阶段。这个时期，一些先进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由于受西方先进科技、社会科学成果和民主思想的影响，在谈论民本思想时，有了很多新的内容，呈现出不断抛弃传统民本思想的尊君思想，不断提倡民权、不断接近民主的趋向。近代中国的民本思想可以分为进步的士大夫阶层的民本思想、维新派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的民本思想。所谓民本思想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更加深刻地被西方的文化所影响，特别是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因此中国的民本思想体现为开放融合的逐步抛弃尊君、接近民权的民主思想。（一）进步的士大夫阶层的民本思想
近代中国提倡民本思想的进步的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林则徐、龚自珍和魏源，他们深切地体会到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来拯救危难中的中国，提出要兴民权、开民智。林则徐是地主阶级的开明政治家的代表人物，他深深痛恨清王朝的腐朽，懂得“用民心、恃民力”的重要性，体现出非常强烈的民本思想。林则徐“用民心、恃民力”的民本思想，在禁烟和鸦片战争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他比较深切地体会到，英国侵略者在中国的侵略暴行，必然引起民众的愤慨，针对侵略者的武力，号召民间丁壮，一定可以制敌。在任两广总督期间，他面对英国侵略者的海上封锁和武力威胁，公开地号召民众起来保卫国家。他还多次上奏，建议清政府发动民众来加强国防、建设近代海军的思想。同时，作为鸦片战争时期禁烟派的首领和禁烟运动的实际领导人，林则徐爱国爱民，他仗恃民心、民力与侵略者针锋相对。在虎门销烟期间，林则徐亲眼看到广大民众支持销烟的正义行动，觉得民心可恃、民力可用。面对侵略者的暴行，他义正词严地指出：“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89]愤。”这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林则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同时也是开启民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代表人物，是近代维新改良思想的先驱。他主张学习西方，提倡“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同时也积极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因此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和思想的开放，起到了极其积极的作用。
龚自珍是鸦片战争期间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他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反对专制的批判言论中。面对封建末世各种黑暗腐败的现象，他以敏锐的眼光和卓越的胆识给以无情的批判和揭露。他的矛头首先指向君主专制，对封建君主的绝对权威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他在《明良论二》中指出：“历观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之存者怪矣。官愈久而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愈工。……臣节之盛，扫地尽矣。”他认为封建礼节使大臣失去了人格，必须废除封建礼节，唤起民众的廉耻。龚自珍还认为由于君主专制体制只要求臣民一味听命，而不需要臣民有思想、有主见，因此长此以往让臣民自然而然地形成不负责任的习惯。龚自珍虽然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没有直接涉及民，但在封建专制下，大臣都如此，不要说普通的民众了。所以他要求还政于民，批判封建的专制制度。
魏源与林则徐、龚自珍一样都是地主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他最有名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师夷制夷，卫国保民”。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士大夫们充分地认识到西方科技的先进，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技，才能改变落后的状况。因此在魏源看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已成为发展自己、强大自己、保家卫国的关键所在，这也是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强国保民政策的由来。魏源认为要向西方学习，必须变法改革，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主张，也就是变法越彻底，对人民也就越有利。他主张的改革以便民为目的，以人情为改革依据，以多数人的支持和反对决定改革的坚持和修改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对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魏源认为改革要把握时机，只有当人民群众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的时候，改革才能获得成功，即“圣人举事，无一不根柢于民依而善乘乎时势。故举一事而百顺从之”[90]。（二）维新派的民本思想
提倡民本思想的维新派代表人物主要有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他们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体制，来改良中国的封建专制局面。康有为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和思想家，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使国家独立富强，他发起并领导了戊戌维新运动，他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大同书》里所包含的“大同世界、人人平等”的思想。《大同书》的中心概念为“博爱平等”四字。博爱的观念虽然来自孟子“不忍人之心”，但已经与墨子的兼爱之心非常接近了，康有为认为“依人之道，苦乐而已矣，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也”（《大同书》甲部，绪言）。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里，着力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种种苦难，指出造成这种苦难的主要原因在于世界上存在的九界：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他认为消除人类受苦的状况，最重要的是铲除这九界。康有为充分利用他的想象，提出了破除九界的方案，勾画了一幅消灭阶级、人人平等的人类大同世界。康有为从自然人性论出发，得出了“人性平等”的结论。他在论证“人性平等”时，借用了西方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他说：“天之生物人为最贵，有物有则，天赋定理，人人得之，人人皆可平等自立。”“人人独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不相侵犯，人人交相亲爱，此为人类之公理，而进化之至平者乎!”（《孟子微》卷1）康有为强调，自由、平等的权利是天赋的，他提倡人要自立进取，则人人可以为圣人。他鼓吹的这种“人人平等”的民权观，反映了中国先进的资产阶级渴望与地主阶级分享政治权利、渴望参政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也为近代中国兴民权、设议院、建立君主立宪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谭嗣同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仁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思想。他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理，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其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91]亦天下之通义也。”从谭嗣同“君末民本”、“必可共废”的话语中，可以看出既得自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之《原君》、《原臣》中的“民主君仆”之说。谭嗣同也极力反对“忠君”思想，他提出如果君主不善，可以“人人得而戮之，初无所谓叛逆也，叛逆者，君主[92]创之以恫喝天下之名。不然，彼君主未有不自己、叛逆来者也”，从这里可以看出谭嗣同反对封建专制的叛逆思想和性格。在废除封建“三纲”以后，在谭嗣同的心目中理想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朋友关系，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只有“朋友”一伦是最有益的。这种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都变成民主、平等的朋友关系的主张，是对封建等级关系的冲击，也是对资本主义个性解放的热情向往。
梁启超民本思想的主要体现在于他提倡民权，对封建专制从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而使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也使民本思想有了新的内涵。梁启超民本思想着重体现在他主张“人民为政”，提倡民权。在戊戌变法期间，他以“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的精神，大力宣扬民权。梁启超按照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根据自己的发挥，提出了“三世相演”说，即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人民为政之世。他认为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人民为政”的时代，因此民权之说即当大行。他同时提出了国民为一体，民无过亡的论断。梁启超认为国民与国家的关系是：国家由国民组成，国民是国家的主人。国民既然是国家的主人，那么也就自然地掌握国家的主权，所谓的君、官只不过是国民的“公众奴仆”。他认为，国民要成为掌握主权的国民，必须树立权利义务观念。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国民不可能有任何权利，更无任何的权利思想可言。因此在进行民权的宣传时，梁启超特别注重权利义务问题。他希望中国人改变“麻木不仁”的状态，要有“人人皆不肯损一毫”的精神，人人都要争得和保存自己的那一份权利。同时要加强法律，保障民众享有应有的权利。（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本思想
辛亥革命，创建中华民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带领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朝专制，缔建民主共和国，使中国几千年的陈旧皇权天崩地裂，开创了以“民”为本的中华民国，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他提出的以“民”为本的“三民主义”，既是西方民主的中国化，也是中国民本思想的现代化。传统民本思想大多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角度，希望统治者自上而下对民众实施恩惠，从而使下层民众稳定而巩固自己的统治秩序。孙中山则站在民众的角度，希望下层民众能够团结起来，奋起革命，推翻统治者，实现民众自己当家做主。孙中山制定的理论学说和革命纲领，既是古代民本思想的全面张扬又是近代民主思想的集中体现。他的“五权宪法”的政治主张、三民主义理论、提出的《建国方略》，都体现了“民”在社会发展中的灵魂和作用。
孙中山“权能分立”的学说是在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所谓的“权能分立”的学说就是把国家的统治权和政治权区分为人民权和政府权，把人民的权力完全交给人民，由人民去充分行使，把政府权完全交给政府，让政府自己去充分发挥。人民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政治便能体现出充分的民主，而政府要提高办事效率，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权能。让人民有充分的权力来管理监督政府，这是“权能分立”构建的实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主权在民的思想许多方面都反映在他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里。
孙中山认为我们国家治世的精髓、先哲的遗业是共和主义，而人民自治则是我国政治的极则，他在吸收西方和日本民主思想的基础上，不仅把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用于国家学说和治国的实践，而且也用于革命实践，他把古老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最高峰，也把它作为革命和建国的最终目标，这是对中国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卓越贡献。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在大力提倡执政为民、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今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近代社会，随着西方民主的不断传入，民本思想逐步成了中国人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传统文化基础，因此这个时期的民本思想体现出它开放的特征。这时的思想家要求重民言、达下情、结民心，他们的思想实际上与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重视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要尊重民意，才能获得民众的拥护。同时他们都纷纷提出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技、体制来改善民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来拯救危难中的中国。[1] 《尚书·酒诰》。[2] 《尚书·大禹谟》。[3] 《诗经·皇矣》。[4] 《诗经·文王》。[5] 《尚书·康诰》。[6] 《尚书·召诰》。[7] 《诗经·维天之命》。[8] 《尚书·皋陶谟》。[9] 《尚书·泰誓》。[10] 《尚书·泰誓》。[11] 《尚书·无逸》。[12] 《尚书·泰誓》。[13] 《尚书·酒诰》。[14] 《尚书·召诰》。[15] 《尚书·梓材》。[16] 《尚书·五子之歌》。[17] 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0页。[18] 《论语·学而》。[19] 《论语·学而》。[20] 《尧曰》。[21] 《孟子·尽心下》。[22] 《孟子·离娄》。[23] 《藤文公上》。[24] 《梁惠王上》。[25] 《荀子·大略》。[26] 《孟子·离娄》。[27] 《荀子·富国》。[28] 《左传》。[29] 《论语》。[30] 《道德经》第65章。[31] 《道德经》第36章。[32] 《道德经》第49章。[33] 《庄子·外篇》。[34] 《庄子·杂篇》。[35] 《庄子·杂篇》。[36] 《墨子》。[37] 《墨子》。[38] 《慎子·威德》。[39] 《商君书·修权》。[40] 《韩非子》。[41] 《韩非子》。[42] 《资治通鉴》卷192。[43] 《淮南子·主术训》。[44] 《淮南子·说林训》。[45] 《淮南子·泰族训》。[46] 《新书·大政上》。[47] 《新书·大政上》。[48] 《新书·大政下》。[49] 《新书·大政下》。[50] 《新书·大政上》。[51] 《请罢天下科率》。[52] 《新书·修政语上》。[53] 《明暗》。[54] 《论务农》。[55] 《论务农》。[56] 《贞观政要·君道》。[57] 《贞观政要·君道》。[58] 《李觏集·上富舍人书》。[59] 《周易程氏传·同人卦》。[60] 《孟子集注·万章上》。[61] 《朱子语类》卷15。[62] 《张载集·近思录拾遗》。[63] 《二程集·文集》卷5。[64] 《二程集·文集》卷4。[65] 《朱子语类》卷108。[66] 《朱子语类》卷108。[67] 何瑭：《河内祠堂记》，见：许衡：《鲁斋遗书》卷末。[68] 《续资治通鉴》卷197。[69]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97。[70]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7。[71]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257。[72] 《明史·食货志》。[73] 《陈六事疏》。[74] 《请罢织造内臣对》。[75] 《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76] 《明夷待访录·原君》。[77] 《明夷待访录·学校》。[78] 《明夷待访录·原臣》。[79] 《明夷待访录·原君》。[80]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81] 《周易外传》卷2。[82] 《读四书大全说》卷8。[83] 《周易外传》卷1。[84] 《日知录》卷7《周室班爵录》。[85] 《日知录》卷9《守令》。[86] 《日知录》卷13《正始》。[87] 《潜书·卿牧》。[88] 《潜书·室语》。[8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90] 《魏源集·筹漕篇下》，第413－414页。[91] 《仁学》（下）。[92]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4页。
第三节 民本思想的发展逻辑
民本思想作为一种治国策略和执政理念，从殷商到清初，延续了两千多年时间，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一、民本思想与德治主义相互配合、相互作用
民本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因为它既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在长期的发展中演化成一套相应的政治制度，它实际上只是作为一个模糊的理论轮廓或者一种简单的观念存在于封建社会各级官吏的脑海中，它在实际中能否贯彻和执行，不在于它的理论本身，而主要靠的是各级封建官吏的精神领会程度以及实际推行状况。虽然民本思想的体系中包括了理论认识和相应的政策主张，但思想家、政治家们并没有设计实现民本思想的制度和法律。在缺乏法律和制度保障的情况下，民本思想所主张的政策措施是否实施、如何实施、是否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都成为不确定和无保障的问题。正是由于民本思想只是一种理论，而没有上升为一种制度，因此，它的真正推行不是依靠制度而主要依靠统治者的德行，也就是说必须与德治主义相配合，必须企求圣君贤相当位，只有这样，民本思想才能真正被落到实处。相反，如果遇到的是昏君执政、奸臣当道，那么他们就会鱼肉百姓，横征暴敛，使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本思想并不会真正被落到实处，而只是一句空话。因此，只有当民本思想与德治主义相得益彰、相互配合、相互作用时，统治者往往能爱民恤民，体现出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社会必然是开明的政治，民众安居乐业，社会出现繁荣的景象。像汉初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等盛世局面的出现，都是民本思想与德治主义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考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总是逃不了一治一乱这样循环往复的悲剧性历史命运，这是与民本思想过分地依赖德治、缺乏制度保障分不开的。
二、民本思想与封建君权相互调节、相互强化
专制制度的倾向性很容易引起广大劳动人民的厌恶，封建统治能够长期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约束君权的滥用和过度膨胀，它自身会发育成长出某种调节机制来维持政治统治的正常运转，并在实际运行中调节、缓和了专制制度的内在矛盾与冲突。而民本思想正是这种调节器，继先秦儒家之后，民本思想为不少睿智明达之士倡导和弘扬，也为历代有为君王继承和践行，并在理论上不断丰富和发展。第一，为了更加有效地贯彻个人意志，一些理性的君主不得不对个人的意志有所约束，而给予那些官僚制度一些活动空间，以便其相对独立运转，从而使他产生某种对事不对人的客观化、普遍化倾向。第二，科举制度的建立，统治阶级的选贤任能制度的完善，给广大的士大夫阶层所带来的是高官厚禄的无限诱惑和光明前程的期盼，使那些士大夫忽略了对社会其他生活内容的关注而专心于穷经读书。这些人一旦能当上高官，由于他们来自基层，有着对社会深切的了解，所以他们会积极推行、践行民本的策略。第三，尽管普通的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比较淡漠，但当统治者过度压迫，他们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会揭竿而起，推翻旧的政权，建立一个新的封建王朝。不管民众的造反运动成功与否，往往都会给统治者敲响警钟，使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治国治民的策略，减轻对民众的压迫和剥削，缓和封建君主与民众之间的矛盾。第四，那些英明的统治者在他们整个统治过程中体现爱民仁民、顺民教民、利民富民的倾向，他们都重视民众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道德等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注重人心的向背和重视民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力量，使重民保民的施政措施逐渐转化为自觉的民本思想。由于君权的约束调节与强化力量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使得某种自我调节机制逐步形成，自觉地调节君主专制制度，从而减弱了其封闭性、狭隘性和非理性因素，减缓和降低了政治衰败的速度与政治动荡的频率，从而使统治者能够在维护统治秩序、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利益关系方面充分地发挥出他的基本效能。但是统治者实际能力的有限性与统治者权力在制度上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必然使那些统治者陷于权力与能力的冲突之中，只有真正地赋予民众以权利并实现制度化的民主统治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三、民本思想与封建专制相互依存、相互背离
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并没有把民本思想排除在官方意识之外。不仅一些儒学思想家、政论家经常宣扬民本思想，不少皇帝也公开承认“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这是因为，稍微明智一些的封建统治者都深知民众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保护者。如果他们公开否定民本思想，就等于抛弃自己的子民，也就会毁坏统治的合法地位。在记录孔子言行的《孔子家语·五仪》有这样的论述：“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因此，民本思想与封建专制是形影相随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民本思想是封建专制的制动器。统治阶级为了组织社会、维系秩序的客观需要，必然要实施一些民本策略，安定民心。尽管专制主义皇权对民众可以予取予求，残酷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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