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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1 21: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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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普特南·威尔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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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使馆被围记

庚子使馆被围记试读:

译序

几年前,我曾翻译了英国人约翰·濮兰德所著的《李鸿章传》一书,从中体会了一位近代史上的“洋人”是如何看中国的,这次经历也增添了我要把更多外国“亲历者”的描述译为汉文,并让更多中国人熟悉“洋人”眼中的近代中国的兴趣。2011年,又有了一次这样的机会,电子工业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关于近代中国的国外著作,委托我翻译了一位近代英国人普特南·威尔(Putnam Weale)的作品《庚子使馆被围记》。普特南·威尔是伯特伦·伦诺克斯·辛博森(Bertram Len ox Simpson)的笔名。辛博森出生于中国的浙江宁波,是早期英国来华传教士的后代,父亲辛盛(Clare Lenox Simpson)曾担任中国海关税务司,主管宁波一带的海关税务。辛博森少年时聪明伶俐,青年时代曾赴瑞士留学,能流利地使用英语、法语、德语和汉语。留学归来后,他又回到中国继承父业进了中国海关,在北京的总税务司署成了一名处理文件的小官员。在辛博森23岁的时候,庚子事变发生了,那时,虽然他还不是一名职业记者,却已开始为英国报纸撰写各种有关中国的报道。他的作品带有较强的写实性,也具有独特的视角。辛亥革命后,他成为了一名正式的记者,但与此同时,他的投机心理也越来越强烈。他在黎元洪的总统府里获得了对外宣传顾问的职位,数年后又成为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顾问,并大肆反对刚刚在中国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此同时,他还卷入了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之中,曾在中原大战中协助阎锡山接收天津海关以对付蒋介石,从而招致帝国主义列强的激烈反对。1930年11月,由于抵制日本人的走私活动,辛博森在天津被日本特务刺杀身亡。除了本书之外,辛博森还有大量的著述流传于世,如有关政治题材的《满洲与俄国人》、《重塑远东》、《东方的停战协议及其后果》、《东亚未来的斗争》、《北京游行》等,以及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如《几日的罗曼史》、《陌生的上帝》、《反叛》、《永恒的女祭司》等。在这些著作中,有关政治题材作品的主题大都是关于中国的,因此,书中所述历来为中外史学家所重视。根据英文原意,本书书名最早译为《有欠谨慎的北京来信》,后来在1917年中华书局的版本中(冷汰、陈诒先译),书名被译为《庚子使馆被围记》。虽然这几个字并不能涵盖全书的内容,但一方面,书名的知名度已经很高,读者比较熟悉;另一方面,这几个字抓住了当时历史背景下一个重大事件的几个关键点,扼要且醒目。于是,经过反复商榷,我们最终沿用了原来的书名。总体来看,原著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西方列强侵略、奴役东方国家的本性,如作者在思考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原因时说:“由于我们这些外国人打乱了东方生计的平衡,对黄种人的利益强取豪夺和贪婪觊觎,才导致了这种悲惨结局的发生。”除此之外,原著以大量篇幅不断揭露八国联军在中国的丑恶罪行。辛博森甚至在书中把联军称为“来自欧洲的野蛮人”,他还写道:“中国乡下的农夫一直认为,只要洋鬼子出来,肯定要烧杀抢掠,现在的事实已经验证了这种说法。”在看到侵略者的斑斑劣迹后,作者指出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真实意图——“看来,他们是要抢劫,是要打开所有紧锁的大门,任意掠取,以满足他们发财的欲望,除此之外别无他想。要不然的话,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从以上内容可知,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描述还是较为客观的,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白人而影响叙述的公正性。不过,在评价本书时,我们也应采取一分为二看问题的态度,应该看到本书在写作中的不足之处。例如,作者虽然认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外国人对黄种人利益的强取豪夺和贪婪觊觎,但他又在书中的大部分地方对参与这场运动的中国人进行贬斥和污蔑,并极力丑化义和团人物,把义和团成员描绘成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强盗,这又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翻译家傅雷先生曾说过:“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由于水平有限,我总感觉这一目标很难达到。不过,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我会尽力表达出原作的准确含义,另一方面又尽量谨慎行文,避免使译文过于生硬,难以让中国读者接受。经过数月的努力,面对这部译作,我也能稍感宽心,同时也希望读者在百忙中对拙译予以雅正,提出宝贵的意见,对此,我将不胜感激!译者于运城学院北苑2012年9月8日

原序

书中的这些信件记述了1900年夏秋之际发生在北京的震惊中外的系列事件,最近,它们也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整理之后才得以出版。第一,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些材料出自亲历者的笔下,正是这样的亲历者,在当时每天每夜甚至每时每刻目睹着每件事情的发生,而就在那个时候,梦魇般的义和团运动正在中国的首都扩展开来,其猛烈惊人的程度甚至使英国本土的人们把南非战争都暂时忘却了。或许,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非凡的骚乱带来的震撼超越了其他所有的事情。那时,义和团的疯狂行动已经向人们发出了足够多的警告,但各国使馆还是措手不及,甚至只有惊慌的份。第二,列强彼此之间在远东问题上误解重重,这种误解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无关紧要,但从这些信件中,我们却可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书中的客观论述可以消除许多错误的观念。在欧美国家,关于各国列强在中国地位的问题,还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大行其道,这些认识都是根据一些长期以来被宣布没有价值的资料得出的。第三,对欧洲战士劫掠北京的栩栩如生和令人震惊的描述,使各种公开或暗地里揭露丑行的问题得到最后的确认和解决,显示出当时军纪一旦有所松弛,各国军队便漫无纪律,几乎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而且每个国家的人都是这样。那些十分倾向于认为暴行不再是战争进程标志的空头评论家们可以重新考虑他们所说的话,要记住,除非有军队法务官的严令禁止,那次劫掠仍然被看做军队的神圣权利。第四,虽然有些人仍然相信被派到远东地区的代表只需要二流的外交人员,而把那些精明的外交人士储备起来以备欧洲之需,但他们或许要开始严肃地责问自己,把那些最能干、最精明的外交官员派往类似北京那样的艰难岗位的时代是否还没有到来,而当这样的时代真正到来的时候,只有这些外交官的聪明才智和坚强意志才能驾驭这一局势,而不是被这一局势所控制。第五,有一种极其顽固的思想认为,整个北京围攻彻底证明了中国人在实现军事计划方面的无能。实际上,这种思想是非常错误的,本书可以纠正这种想法。当时中国人在能够进行攻击的时候刹住了车,而不是说他们没有进攻的能力。由于中国政府内部意见不统一,政治派别中的温和派在局势已经恶化的情况下还在极力挽回,使用拖延的方法赢得更多的时间以避免事态继续扩大,也使得那些孤注一掷者无形中自我破灭。第六,也是最后一点,从本书的许多话语中可以明显看到,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外交政策曾一度处于低潮。当然,许多书籍和杂志已经对北京的使馆围攻事件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泰晤士报》北京通讯记者莫理循博士告知我,在他的图书馆里面,仅英语方面的相关论述就有四十三种之多。不过,这些论述中的大多数是不完全的,没能起到它们所应当起到的启示作用,也不具备对事件的那种非凡的、戏剧化的本性显示,比如把整个事件过程划分为警告、围攻和劫掠这三个阶段。这样,除了远东圈子里的少数人之外,很少有人能够从这些叙述中理解发生在北京的事情的真相,或者认识到这场战斗的性质。在众多关于该事件的论述中,有两部最好,一部是莫理循博士自己的叙述,另一部是一位法国大臣给自己政府的非常形象的报告,二者在写作的方法上都是把刚刚发生的主要事件立刻安排进来,而不是试图探究表面现象之下的真实情况,或涉及到严格的个人或私人方面的事情。这两者的叙述中也不包括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如义和团运动发动的那一年对整个北京城的劫掠,以及后来有标志性意义的不同寻常的破坏城市与文物的行为。虽然这些鲜为人知的事件常常被习惯性地盖上一层面纱,但这些叙述首次大胆地对事实予以了揭示。本来撰写以下内容的亲历者要无所隐瞒地道出真实情况,但因一些迫不得已的原因而对其中的有些内容进行了删减。不过,即使如此,存留下来的部分也会令读者震惊不已。我们应当记得:“一个亲历者的所记所述,即使它枯燥无趣甚至带有偏见,也比那些感伤的历史学家的臆想要好”,因为这些叙述可以被后来的史学者所参考并对以往的错误进行纠正。虽然书中所记之事已成过眼烟云,但读者仍然可以从这些叙述中体会到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如围攻发生之前的恐慌、使馆防御工事的薄弱、使馆防守兵士的艰难困苦,以及战争进程的跌宕起伏、外交局面的扑朔迷离、等待救援部队的焦急郁闷和后来援军的突如其来等。所有这些焦点和情节以这样的方式来安排,使每个人都应该能够理解和相信。书中最后安排的情节是整个北京城遭受的洗劫,这方面的描述清晰地显示出抢劫的想法和计划是如何战胜所有人的心理,并且使这些人联合起来共同实施了大规模的抢劫和谋杀行为的。亲历者试图叙述所有发生的事情,努力让士兵名单里的各个人物显得更加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光着膀子、汗流浃背的暴徒们野蛮地大声叫喊的场景,使读者感受到让人毛骨悚然的中国军号声,生动描绘山一样高的火焰噬舔着天空。如果这样的努力有所失败的话,那也是由于编辑的问题。由于它的独特和史无前例,北京1900年的夏天将会像印度叛乱一样在世界历史年鉴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现在,远东正发生着一些不同寻常的运动,那么,继续研究这一故事就不失为一个聪明的选择。在旅顺大屠杀之后,这些文字道出了那些很少为其他人所描写的事情——围攻时人们的心理,从中我们可以完全认识到围攻仍然是世界上最粗鲁野蛮的方式。普特南·威尔1906年6月于北京

上卷 警告

第一章 随想片段

(1900年5月12日)

虽是五月季节,但在地处北纬四十度的北京,天气已炎热起来。这座城市因其黑色扬尘而出名。每当大风刮来,尘土由地面直卷而上,遮天蔽日,满目飞灰,衣服上、头发上、眉毛上到处都是,令人极不舒服。可以说,尘土的可憎使得人们咒骂它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离北京各大城门不远的市场上,来自口外(“口外”是比较地道的说法,泛指长城以北地区,但不包括东北三省——译者注)的马车和骆驼熙熙攘攘、往来不绝。除了在夏天短暂的雨季,以及其他一些屈指可数的日子,大多数时候,阳光在华北地区的上空照耀,但有时候,北京的尘土飞扬起来,又正好遮住太阳,就算在无风的日子里也是如此。因此,华北地区虽然常常是晴天,但天空湛蓝澄莹的日子并不多。你可能觉得灰尘是无关紧要的,反正它们差不多永远在那里。但灰尘往往也有它有益的一面——它虽然令人呼吸不畅、咽喉难受,但它也能够让病菌窒息,使其难以快速滋生蔓延,所以,它又是有益处的。以上正是对北京的真实写照。由于接近蒙古沙漠,加上今年的气候更为干燥,这一地区的扬尘也就更加严重,北方农民因此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特别的、值得记载的事情。虽然这件事在发生之初并不大,但它后来却愈演愈烈,渐成汹涌之势,遂成为我纪事的主题。事发地点在距离威海卫不到一千里的山东省。当时在那里发生了匪乱,十二位英国人率领六百名中国士兵剿灭了这些匪徒,但由于德国人把山东看做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愿意其他国家涉足其间,所以德国人为此忌恨英国使团。

在我们这里,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冰屋”的英国俱乐部,英国使团的人每天聚集在这儿。而就在我们的俱乐部里,有一位德国的武官,这位武官的胳膊上戴着手镯,网球和台球水平都极差,且带着一点女人气。他一直对英国使团怀有敌意,因此,事发之后,这位德国武官有些恼怒,这一点从他在俱乐部聚会时的表现可以看出。当时,德国驻中国大使是一位长相标致的美男子,双眼碧蓝,胡须修理得俊美帅气,但一看就是一位城府颇深的人。与那位武官相反的是,这位大使对此事颇为沉静,一言不发。

我敢发誓,当时山东省发生“义和拳”匪乱的事情影响并不大,甚至使馆中的普通成员都没有注意到它,只是偶然谈及过。不过,当时使馆中的人知道,山东巡抚袁世凯是一位精明强干有魄力的人,较为熟谙军事知识,且部下有一万精兵,因此,大家都感觉有恃无恐,认为山东的局势还好。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我们在几次谈话中所提到的政治局势却有一些外交方面的转捩,尽管不很严重,却使人感觉不快。至少每个人都认识到,北京已不会再是中日战争之前的样子了。过去,我们就像一大家子一样在一起快快乐乐地生活。当时只有11个使馆,再加上一个由年老的赫德领导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还有几位环游世界或是好像在寻求什么特许权的人。由于政务轻简,我们经常结伴野餐或共赴晚宴,有时候又驰马原野或短途旅游。这些公使们都戴着阔边毡帽,穿着很老式的服饰,态度和蔼,一派类似于德黑兰的风格。接着,中日战争开始了,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俄罗斯首先掀起波澜,列强争先恐后、纷纷跟进。华俄道胜银行就产生于这一时期。道胜银行由俄国的大P君发起。这个人胳膊下总是夹着一款黑色公文包,急匆匆地往来于使馆的大街,脸色黝黑,表情诡秘,人称社交圈和经济界名副其实的混世魔王。不久,这个阴谋在喀西尼公约中被表达了出来,并被谴责为不正当的行为。接着,又召开了一个完全公开坦诚的满洲里铁路会议。这次会议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坦诚无私,但其中隐伏着极大的阴谋和后患。除了这些事情之外,还有一些关于其他事情的不好的报道——这些事情全都是极秘密、重大的。

在华俄道胜银行和满洲里铁路事件之后,又连续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如胶州湾事件、旅顺事件、威海卫事件和广州事件,只不过这些事件全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造成极为严重的政治影响。年轻人往往轻口薄舌,并以此作为茶余饭后的谈笑之资。但玩笑归玩笑,局势是十分严峻的。1899年,在慈禧太后发动军事政变并实际囚禁了光绪皇帝之后,使馆的卫兵也被派了出去。按理说,各个使馆都应该有卫队把守,但这罗伯特·赫德爵士时候不仅没有增加卫兵数量,原有的卫兵又被派出去了好几个月。现在没有多余的卫兵,更奇怪的是,本来有一批人被派来保护我们免遭来自野蛮落后的甘肃省的董福祥军队袭击的(顺便说一句,这支军队是拥护反动的慈禧太后的),但这些人仍然驻扎在京城的北边。董福祥

因此,我们往日在北京欢快的生活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现在在这里只有相互猜疑、各怀敌意的各国使馆——这些使馆在交往方面不再大大方方——互相之间心存嫉恨——事实上,一些愤世嫉俗者说,这些使馆完全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前面已提到,在这个燥热的春夏之交,北京的空气令人感觉颇不愉快,灰土飞扬,漫天云雾。偏偏这个时侯,使馆的人员又表现得小气好斗,常常吵得面红耳赤。他们互相猜疑算计,每天把自己锁在高墙之内,在悬而未决的政治局势中煎熬。

外城的喧嚣声不绝于耳,直到夜晚方才停歇下来。外城和内城相距并不远,仅仅由几个大门隔开。每当半夜时分,大门便由几个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士兵打开,时间大概只持续十分钟左右。这个时侯,几套装饰华丽的蓝呢和红呢骡车井然有序地穿过城门,直奔宫门。车上的人员都是帝国的高级官员,这时进城是为了在黎明时分赶上早朝。一位使馆中的人员在半夜时分站在墙头上往城门方向张望,看见一队队马车自城门外鱼贯而入,数量比往日要多得多;看门的士兵偶尔拦住马车做一番询问。我们也只能看到这些。

这时,尘土扬起,遮云蔽日。今年又是个大旱之年。

第二章 牢骚满腹

(1900年5月24日)

我们开始称他们为“拳民”,有时又勉强按照原来的说法叫他们的全称——“义和拳”或“义和团”,但一般我们还是称他们为“拳民”,为的是用词较少、发音简便。

对于“拳民”的话题,今天我们谈论得不少。恰逢今天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英国使馆张灯结彩,一派热闹景象。英国使臣自掏腰包,在英国使馆的花园中设宴款待我们。夜晚来临时,使馆内千姿百态的中国灯笼熠熠生辉、好不喜庆。来客纷纷一边开怀畅饮香槟,一边欣赏着美丽的夜景并聆听赫德先生带来的中国乐队演奏的佳音。总之,十一个使馆中的官员和一些说不上名字的人们都在尽情欢乐,忘记了他们近来所面临的窘迫的处境。是啊!望着亮堂的彩灯,饮着甜美的香槟,听着华美的乐章,良宵美景值千金啊!就让那些“政治局势”见鬼去吧!当时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难以忘怀——法国公使不寻常的行为吸引了很多客人的注意力。我当时也受到触动,先是礼貌性地鞠了一躬,然后静静地听他在说些什么。唉!还是老生常谈,还是那些陈词滥调——政治局势,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来陈述它,都是那个样子。但是如果你再耐心地往下听一听,这时候就听到一个有趣的、还不太熟悉的法语词汇——“拳民”。法国大使说的事总是值得一听,因为他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智囊团——在中国的天主教士,并可随时供其差遣。

非常奇怪的是,法国大使所谈到的事情出自北京著名的大教士樊国梁(Monseigneur F)5月19日的来信。樊国梁是这里的名誉主教,管理着整个这一地区数不清的成千上万名黄种皈依者。这封信写于五天之前,由于泄露的缘故,里面的一些内容已为人所知。而樊国梁的这封信成了法国大使当场情绪激愤的主因。信中请求派出几十名水兵保护他们的教堂、人员和财产,但这一请求遭到公使团会议的严词拒绝,理由是樊国梁神父这种说法太荒谬。但这位传教士冷静地分析了提出这一请求的理由——描述了排外行动和革命运动所造成的损失和破坏,而这样的事竟然发生在距离京城不到一千里的地方;接着又严正警告了不久就要发生的事情……

话说到这里,这位法国大使显出一派愤愤然的样子,抬起了他肥胖的手臂,谨慎地向四周看了看,并暗示说正是那个使馆——英国使馆阻止了水兵前去。

法国大使异常气愤,在一番演讲之后便悄悄地溜出去了——可能是又去发电报了。他的几句话后来在宴会上传来传去,多少使得这场欢快的聚会有些扫兴。另外,“拳民”仍然是被我们嘲笑的对象,没有人把他们当一回事。但是,确实已有一些内地的教士被杀,而且,在山东的英国传教士布鲁克斯(又名卜克斯,英国传教士,1874年生,1899年在中国被义和团拳民所杀——译者注)已最终被证明为“拳民”所害。不过,英国人是不值钱的,在他们的国内人口已经过剩。如果英国的传教士在国外遇到了麻烦甚至被杀,他们的政府只会对他们发怒,因此,在中国,很多英国传教士都被杀戮了。在欧洲,主要以英国为主的各国政府总是设法降低“拳民”这一话题的重要性,这一点我们从电报中可以看出。事实上,他们试图通过忽视这件事情来达到隐瞒这一运动的目的,或者付之以最高程度的蔑视来欺骗自我。这些拳民已经从他们原来的特定居住地——山东,发展到了京畿地区——直隶省,而且距离义和团拳民京城只有七十里的东南方向的涿州已经有了他们的部队——他们一直在屠杀,一直在前进,并在行进的路上驱赶着本土的传教士作为挡箭牌。可是,除了一位名誉主教在来信中急切地请求派四十到五十名水兵“保护我们的人员和我们的财产”之外,没有人关心那么多。他是不是一位愚蠢的主教呢?当基督徒们显然注定要被屠戮的时候,他难道能不关注自己的命运吗?

全都是盲目的所谓全权大使和特别公使,只知道永远的政治局势。殊不知你们永恒的政治局势还没有孵出来,一个远比你能想象得到的更为恐怖的事情正在酝酿、萌芽和生长。而它就发生在你的眼前,你几乎已经嗅到了它的味道。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北京是安全的,这是你们的格言,是你们那个时期的格言。因此,在良宵宴乐上,大家打个哈欠,伸伸懒腰,拖着多少有些疲倦的步伐各行其路、尽兴而归,这时候,我们坐在京城的马车上和官员的太师椅上,不久便沉沉进入梦乡——或许,正梦到我们在北方干燥的气候里已待得太久,这才是让我们心烦的事情。

第三章 阴云密布

(1900年5月28日)

四天之前,我们还在讨论那位名誉主教的来信,也多多少少地嘲笑了那位激愤的法国人。但是,只有四天时间,看看都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只有手掌般大的一片云现在变得比你的整个身体还要大,确实,比你们所有邻居的身体加起来还要大。想到这些云已经漫天铺展开来,到那时,你能想象到会发生什么事吗?

还记得吗?两三周之前,我们把这些人命名为“拳民”,而正是这个“拳民”不断地开花结果、成长壮大,到现在他们已经成为众人注意的对象了,整个地球也因之而震颤。尽管如此,它只是一个地方性的事务——仅仅与这个世界还不太熟悉的小小一部分相关的事务。但是,对于我们,它却是足够严重的。北京至保定府的铁路在很短时间内被破坏;距离北京只有六里地的丰台车站已被付之一炬,试想一想,这个地方距离满洲人神圣的都城只有六里;一座大铁桥也被炸毁。所有的欧洲工程师都逃到北京,而且,最糟糕的是,这些拳民的旗帜已经开始随风飘扬,在血红的旗布上书写着四个可怕的大字“扶清灭洋”——即“杀光洋人,摧毁洋物,忠心保护泱泱大清”。

听到一些关于“拳民”的谣传确实让我感到震惊。据说“拳民”刀枪不入的本领已经得到官方不可辩驳的证实。在涿州的“拳民”军营里,朝廷官员亲眼看到他们如何完成那些可怕的操练。一些新兵毫无惧色地站在一位经验丰富的“拳民”前面。这时候,人们看到那位“拳民”已经把火药填到了枪里,并装上了一把子弹,但实际上枪塞并不在合适的位置。这时候,“拳民”首领举起枪来,在开火之前装腔作势地在众人面前展示一番,以增加观众的真实感。但是,观众并没有注意到,由于枪塞已经不在原来正确的位置上,所装填的子弹在开火前早就滑落了下来。最后,只见一片火光,只听一声枪响,站在前面的新兵却安然无恙、毫发未损。观众一片欢呼和惊愕之声,纷纷称赞“拳民”刀枪不入的神功。因此,中国的报道中说,“拳民”的刀枪不入神功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只要地面是干透的,这一神功就会显灵。

无数的民众已经加入了“拳民”的军营,而更多的民众正加快步伐来到涿州的军营。各处村镇和小村庄中针对可憎的“洋人”和“洋务”的地方公共安全委员会正在自然而然地产生和发展起来。到处都是头缠红布的反抗者,红布的价格因此而大涨。整个直隶省震动了,华北地区不久也将处在烈焰之中,稍有感觉的人都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叛乱的气息。

但另一边的情况像是友好的中国人给我们作的画。你可以到十一个使馆中看一看,就可以发现使馆人员都在安静地过着自己的小生活,玩世不恭地听着俗世间婆婆妈妈的故事。实际上,这些使馆人员私下里却在秘密筹划,试图找出出奇制胜的一招来应对政局,使自己的政府感觉到在中国的外交官是多么的灵敏。灵敏的外交官?哼!自从法国大使馆里的G先生离开之后,自从俄罗斯的P先生到了汉城之后,北京就再没有灵敏的外交官了。

当然,北京是安全的,这一点不用说都知道。不过,我们还有些无助的妇女和儿童,还有大量的传教士和其他一些人,我们不得不召集卫兵用于保护他们。随后,此事经公使团会议研究通过。顺便说一句,除一个人外这个公使团简直就是白痴,没有脊梁骨。到下午的时候,各使馆给自己的国家拍电报汇报此事并安排派遣卫兵的事情,这个行动目前是最重要的。

各国的卫兵都集结在大沽口外的大船上,只要接到出兵的电报即刻就能到京。因此,使馆人员说,各国卫兵一到,叛乱活动马上就会终止了。这样,十一国的使馆就这件事电告各自的政府,但由于每个使馆都各怀心思,而且也不知道此事的后果又将如何,因此,电报中什么样的说法都有。

当时,伦敦外务部中维多利亚女王的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直接回复电报说,这个“拳民”的事已是旧闻,就不用再多说了。难道看不见南非战争还在继续吗?难道希望这件事给大英帝国再添麻烦吗?在这个时候,如此的电报内容很让人伤感。不知英国外务部发来这封电报的真正用意和目的是什么。欧洲的人们将永远不会明白东方世界,因为东方的局面并不是温和、平静的事务所能控制的。

就在使馆大街外面不远处,皇宫的红色墙壁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有中国的报告说,宫墙内的的局势也是一片混乱。聪慧明智的慈禧太后总是先听取各个大臣的不同说法,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决定。她深知这是一件坏事,不会有好结果,因为她不同于寻常之人,懂得历代变故的灾祸。慈禧太后一次次地召来“皮硝李”(即清末著名太监李莲英。因他的父亲开了一个鞣皮的作坊,故名——译者注)询问宫外的情况,急切地要求他找到事情的真相。有民间传言说,这位“皮硝李”实际上是一位假太监。正如其绰号所称,他是以皮匠之子的身份入宫成为太监,后渐渐取得慈禧太后的宠信,并成为太后内宫的重要人物。慈禧太后是一位易动感情的老女人,年轻的时候被称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凯瑟琳”,血管里流淌着满洲人的血,性情刚烈,渴望统治和制服男人。而那位李莲英据别人讲并不是真正的太监。他的父亲是一位皮匠,为了能出人头地,便送他去当太监。而李莲英不负父亲的期望,彻底改变了李家的贫寒处境,李莲英本人也成了朝廷背后的实权人物。接到慈禧太后的命令后,李莲英匆匆忙忙再次来到端王府邸。这位端王真正的名字是载漪,是道光皇帝的孙子,也是新立的大阿哥的父亲。这时候,端王府中正有宴会,而“拳民”的几位老教练或者说是精神领袖正在商议如何率领众“拳民”进入北京内城的事宜。唉!那时候,一个夹杂着各色人等,昏庸愚钝、优柔寡断的政府,还有那个涂脂抹粉的慈禧太后,就不得不与他们站在一起或被他们所吞噬。李莲英一边着急地听着“拳民”的议论,一边在心里暗自揣摩,寻思着回去如何向主子汇报和交待,因为他可是一位能够转移太后以至于皇帝意志的人物。李莲英半信半疑,在对“拳民”首领询问了一会儿之后,又要求他们把打仗时可以放在阵前的刀枪不入的“拳民”的准确人数报上来。这些人开始夸夸其谈,声称“拳民”的人数多得就像蝗虫一样,大地上到处都是;他们的法术是何等的神异,他们的力量是不可征服的,等等。李莲英虽然还不太相信,但只能先回去汇报交差。随后,朝廷的圣旨和谕令一道接着一道。我们注意到,官方机构——《京报》的当差者不再像以前那样踱着缓慢的四方步,边走边与朋友们聊些闲言碎语,而是随身携带着刚从印刷机上取下来的印好的命令和布告,边跑边向路边的行人喊到:“闪开啦,闪开啦,公务要紧。”从各种迹象来看,似乎要有大事发生。我们还注意到,大街上的人群行色匆匆,显得一天比一天慌乱。“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此话一点不假。现在,整个大街上的人都异口同声地把外国人骂做“洋鬼子”,气氛明显不正常。这一刻,我们政府的报告又一次强调:卫兵已经得到命令,局势不久就恢复正常了。

同时,每个使馆还谨记着自己的尊严,相互间冷漠以对,准备单独应对即将到来的一切。除了法国使馆前不断有一些骚动和杂乱之外,其他使馆都安静如常。而法国使馆前的这一切只不过是那些天主教教士为了四十到五十个水兵的事来来去去。这个可敬的主教樊国梁真是个纠缠不休、非常讨厌的家伙!

第四章 我们的卫兵到了

(1900年5月31日)

晚上,我们一群人一直在外面吃晚餐。北京的夜市令人流连忘返,美酒佳肴让我们没有不满足的理由,而且还增强了我们的勇敢精神。这场晚宴的规模不大也不小,准确地说,一共有18人,公使夫妇都在座。一位公使的严肃态度让近来政治局势的紧张性越发显现出来。这位公使平时就比较悲观,又好谈论,今天正好遇到了“拳民”的话题。于是,从头至尾,“拳民”就成了我们晚宴的谈论对象。只见这位公使P先生侃侃而谈,不时辅以手势,声称我们周围已是危险重重,局势十分严峻。据他说,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北京或许要有一场大屠杀——中国政府发疯了。听到这些话,公使夫人面露悲凉之情,哀声连连。随着宴会的进行,酒越喝越多,这位公使的话也越来越多,他也变得越来越让人感到惊恐,而我们则越喝越有胆,越吃越勇敢。一般宴会上的情况就是这样吧!

全都是卫兵的错。今天早上的天津来电明白无误地告诉说,卫队正在登上列车,随后又有消息说,卫队已经出发了。但当我们吃完晚饭,时针即将指到十点钟的时候,卫队连个影子都没有。那是个令人烦恼痛苦的时刻,到最后,由于这件事情不断地引起人们的关注,使得人们已变得不像前面那么有勇气了。这时,九门提督(“九门提督”是中国清朝时期的驻京武官,正式官衔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主要负责北京内城九座城门内外的守卫和门禁,就是掌管内城的负责人,实际为清朝皇室禁军的统领,品秩为“从一品”——译者注)正式告知说,接到总理衙门的通知,使馆卫队可能会稍晚一些到达,因此,前门或者中门随后将推迟两个小时关闭。如此这样的话,把门的首领如果等得不耐烦而变得愤怒并关闭大门的话,就会立刻引起冲突。

想到可能出现这些情况,我们心里就忐忑不安起来,一会儿,女眷们哀叹的声音也更大了。我永远记得在那个重要时刻所发生的事。一些人手里拿着一张用红色线条标示的本国的纸张,上面写着刚从大门经过的不同派遣队的名单。终于,我们的卫队到了,我们也很快来了精神。那位名叫P先生的公使之后说,有一些事情他是知道的,但他不敢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秘书。

不久,从这个名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意大利及日本的派遣队已经到达,德国和澳大利亚的派遣队并没有出现,但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们可能乘着另一列火车,在几个小时内就会到达了。现在,重要的一点是这里的人们已经考虑如何安全脱身——尽管中国政府有可能会对我们造成巨大的伤害,但目前他们在如何行动方面还没有成熟的想法——这让我们稍感安慰。

之后,我们稍稍定下心来继续我们的谈话,但这毫无益处。不久,我们发现,在这个永无止境的讨论中,我们每个人都在靠看不见的东西支撑着。我们真地希望亲眼看到这些可以拯救时局的使馆卫队。

我们徜徉在温暖的夜晚里,不觉便来到了法国使馆。只见法国的派遣队成员正在活动。从外表上看,他们都是些船舰上的水手,一边互相拍打着身上的尘土,一边咒骂着这些尘土可恶、该死。我们还看到从樊国梁的教堂中出来的两位教士正坐在花园中耐心地等待法国大使的归来。听人说,这两位教士要求大使明天派遣25名水兵保护教堂,如不答应的话,他们便不会离开。

在所有的使馆中,我发现情况都大致相同——各个派遣队的成员都在互相拍打着身上的灰尘,并互相祝贺他们被挑选到北京做事。或许他们高兴的是,经过长时间的海上漂泊终于上了岸;或许他们高兴的是,那些在1898年戊戌变法时被派到中国的士兵告诉他们,在中国,除了吃喝玩乐没有别的事;或许,他们真的看不到当前局势的危险。

后来我才知道,在当天晚上,那些被派遣进京的卫兵在天津火车站遇到了一些麻烦。当初,英国人先商定派遣75人进京,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同意,后来又根据局势发展决定把派遣人数增加到100人,但遭到了中国人的拒绝。英国船长以绞死火车站站长的话语相威胁,仍然无济于事,中国人拒绝开动火车并最终取得胜利。在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卫兵到达北京,大家又恢复了往日的快乐,有的休闲散步,有的饮酒作乐,并念叨着说,这下可好了,没有什么危险了。但是,这时候我又想到现在正处于六月份。在历史上,这个月相对其他的月来说是非之事更多。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又郁闷了起来。天气极其闷热和干燥,我感觉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于是,我肯定,来京的卫兵人数太少了!

第五章 情节趋向复杂

(1900年6月4日)

不管你怎么想,总之,我相信,很长时间以来,大概从五月份的时候开始,正常的情况都没有出现。两个星期之前,每天的时光都只有24小时,而现在每天则至少有42小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奇怪现象,我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大概是仍有一些事情还很不明确的缘故。墙上悬挂的晴雨表、寒暑表似乎已乱了方寸,随意升降。虽然房间里钟表的发条同世界上其他地方钟表的发条一样,但这里的钟表却允许一天的时间成为42小时而不是24小时。很奇怪,是不是?这时候,你隐隐觉得自己似乎开始明白印度玄学中所讲的一些极不可能的道理。这个哲学会严正地告诉你:是即是不是,而不是正是是……只有凉凄凄、皱巴巴的心才会明白这个道理。

也有可能是猛烈的谣言把一段时间劈成了十份分开的、不同的部分。这些谣言风行了一阵子,接着又分散开来,而当这些谣言即将到来的时候,它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空气中充斥着人类感情的火花:往常,我可能正在享受美味的午餐或晚餐,可能仅仅因为食物未被冰好而叱骂仆人。仆人是汉人或满人,都是罗马天主教的成员。他们同北京大户人家的仆人一样彬彬有礼、不动声色,也没有愤懑不满的表现。他们正在等待,就如同成千上万的北京人和上百万的华北人一样颇有耐心,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毫不耐烦,不过他们心里也有焦虑,只不过他们是静静地侧耳倾听着各方谣言,默默地关注着事态的变化和发展——他们要知道这场暴风雨是将要爆发还是会被一股风吹得不见踪影。生活中,有些人正在不合时宜地等待着一些令人不安、令人吃惊的事情,而你心里也清楚这些人正在等待的往往依次是战争、谋杀和突然的死亡。或许,你感觉到有些事情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突然来临,但你又不敢对邻居说出你的想法,只是这种想法每时每刻都在你的心里冲击、煎熬、碰撞。因为如果这场暴风雨真来了的话,它必定把它前面的东西横扫一空,我们也将遭受灭顶之灾。仆人们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北京的街市(前门大街)

这些北京大户人家的仆人都是受到优待的人,因为他们中有一个或全部都是旗人,是征服中国的满洲人的直系后代。虽然他们与满清王朝有着如此直接的联系,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红带子(“红带子”是清朝“觉罗”一支的别称。1635年,为了区别于身束黄带子的清王室直系的“大宗”,清太祖规定那些被称做“觉罗”的皇亲国戚皆束红带,以示身份,故称——译者注),但非常奇怪的是,这些人与外国人的关系比和中国人更亲密,这是因为西方的天主教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交往已有较长的历史。当耶稣会在中国兴盛的时候,出现过南怀仁和汤若望等著名的传教士,当时他们的祖先与这些传教士的关系就是如此。每到星期天和有宴会的日子,他们所有的人就会来到大主教的北方教堂,目睹举圣体礼仪在不和谐的奇怪的中国爆竹声中进行。这时候,他们对大主教的爱戴更胜过自己的朝廷。

我们这里的满洲仆人常常是无数谣言的中介者。外面如有任何风吹草动,这些仆人便会立即告诉我们,并且以之为事实进行说明。他们常常劝告说,如果不做好防备的话,我们就可能遭遇不测。北京的三个罗马天主教堂都建在罗盘的三个方位上,从策略上讲是所有天主教徒的中心所在,其周围分布着一些巷道和小区,为天主教徒的居住地,也是在以前为了收留黄皮肤的天主教徒而准备的。在刚刚过去的几周里,这里的每一个家庭都看到了黄皮肤的天主教徒们从乡间逃了过来,自述身体和思想都遭受了很大的痛苦。由于行动仓促,身上所带钱物也不多。他们原以为北京最为安全,是个可以安身的地方,因此来者络绎不绝,但很多教徒来了后却发现现实和想象中的差距又较大,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北京的天主教是中国18个省中最为古老和最为成熟的天主教派,它往往高昂着头颅,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那些新入教的人,即在19世纪刚刚受过洗礼的家庭,多多少少都会受到歧视。不过,即使新入会的教徒受到了歧视,他们带来的消息却并不受歧视,大家都相信从他们口里传出的事情。

因此,仆人们都在其所到之处收集各类小道消息。由于这些消息来自于四面八方,这就免不了得到一个大杂烩。仆人们汇报的消息就如同钟摆一样,有时向左,有时向右;有时漆黑一片,有时阴云密布。现在你听到的消息,过十分钟之后又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只有你自身保持恒定之心,安静下来,才能不被这种状况所困扰。我的贴身仆人是一位旗人(即“满人”),还相当年轻。他也是北京地区军备力量的一位后备人员,与其他一些旗人过从甚密,而这些人里有几个还是宫廷大门的守门者。他们十分了解哪些人进了宫、哪些人出了宫,这些消息就像野火一样迅速在整个北京城蔓延开来,因为“拳民”的行动能否成功取决于北京政府给予他们的支持,而此时北京政府一直在犹豫不决,不知道如何处理它与义和团的关系。北京政府的这种态度是致命的。

接近傍晚的时候,传出一个消息说,慈禧太后根本就不在紫禁城中,而是在城外万寿山的颐和园。“万寿山”是一个诗一般的名字,意思是这个山的年龄有一万岁。董福祥所率领的军队名为“甘勇”,在使馆卫队开进北京之前的两天已经开到城外——北京的外围地区。董福祥部队的旗帜以黑蓝布为底色,上面有大红色的字样,因此,见旗便见人,可知这支部队就驻扎散布在颐和园旁边,与慈禧太后在一起。董福祥此人异常勇猛凶狠,多年前曾平定甘肃叛乱,由于镇压所用的手段十分残忍,使得每一个听到他名字的中国人都会不寒而栗。至于那位假太监——李莲英则是足迹见于四方,有时在这里,有时又在那里。这位太监虽拥有巨大的财富,但却危如累卵,国民们都认为他的财富会原形毕露。北京一半的当铺和钱庄为他名下所有,如果不是到了性命交关的时刻,他是不会“奉献”出他那三千万两白银的。颐和园距离北京城只有十二里,登上城墙往西眺望,可隐约看到颐和园内太后的休闲之所。这个受宠的太监拥有整个帝国中最好的骡子,所以乘着马车进出城很方便。在这个重要时刻,李莲英日夜往来于京城内外。人们都在打听消息,想看看太后与端王载漪是否已达成协议,因为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太监中的大太监确实与神秘的义和团首领有过重要的秘密会见,这一点最终起着决定性作用。

其他宫里太监的家属是这样说的。我的仆人告诉我,有一位住在南边大教堂附近的太监老婆非常肯定这一点。听到我刚才提到太监的老婆,你可能认为我疯了,然而它却是真的,因为中国的太监有老婆。你又要问,既然他们只是半个男人,并不能行使男人的职责,为什么他们会有老婆?好几年以前,我曾经向我的老师问过这个问题,现在我只能像我的老师那样来回答:“太监还是男人。”他一边笑着,一边含含糊糊地说:“因为他们喜欢宫墙之外的属于自己的家,想要和孩子们玩。由于他们的老婆不能生育孩子,他们只好从穷人家里头买孩子,这些孩子就成了他们自己的孩子。这样,当太监去世以后,就有后代到他的坟前来祭拜”。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甚至连太监都能成为祖先。这是题外话,琐碎的细节我就不再多说了。

就是这位住在南边大教堂附近的太监老婆与她的天主教邻居在闲聊时提到了这些消息,而这些闲言碎语我一天能听到好多次。她非常肯定地说,大太监已经到了城里,一切事情都已经有了决断——每一个外国人都要死。深夜的时候,我的那位满洲仆人冲到我的跟前,眼睛莫名其妙地眨巴着,声音由于激动而变得嘶哑,说不出一句话,只是喊道:“主人。”在喘了一会儿气之后,他才说:“这次我亲眼看见,三辆装满剑和矛的长长的马车了已经通过哈德门从外城进来了。守门的士兵拦住了马车,又询问了赶车的人,才让他们过去了。他们随身带有顺天府尹的通行证。人们都说要发生大事了”。现在你还怀疑我说的关于钟表和时间的事情吗?如果这个可怕的问题不解决,一切都不会正常。

第六章 迫在眉睫的熊熊火焰

(1900年6月9日)

毫无疑问,情况已经非常危急。来京的天津火车到得一天比一天迟,运行的时间极不正常,似乎它们也正在等待即将到来的暴风雨所带来的快乐。今天,天津方向的火车竟没有来,当然,就我们个人而言,这些火车实际上早就停止了运行,因为24小时的煎熬难过使我们如同过了42小时。这样的无趣麻痹了我们的神经,也让我们忘却了各种事情,除了自己正在面对的状况。甚至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也正在多多少少地痛苦收缩,直到身处一座四面围墙的庭院中。但是,火车为什么停了下来?因为熊熊火焰已经迫在眉睫,不久就会压倒所有关心火车运行的人们,除非他们很敏捷地消失掉。有一位中国的铁路运营商,曾受过西方观念的教育,能时不时地引用莎士比亚的话。他在昨天和今天来到使馆大街的时候指出整个局势毫无希望,并几乎是公开地催促各使馆要求欧洲采取切实措施。聂将军是一位精明的军人,掌控着一支受过西法训练的部队。他确实已断断续续接到朝廷“保护铁路”的命令,以保持交通正常运营,但这一命令最终没能被执行,局面变得比以前更为糟糕。聂将军的队伍一两天以前的确向一些“拳民”开了枪,当时这些“拳民”曾误入了京津路上的一座车站进行抢劫,又准备杀害那位担任火车站站长的中国人并把站上的其他人痛打一顿,理由是他们在火车站工作就间接地吃了洋鬼子的饭,而正好聂将军的队伍到了这里,赶走和杀死了一些“拳民”。聂将军的部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只是醉心于测试他们崭新的毛瑟枪,而且这件事说明这支部队像其他的一些东方人一样残忍。另外,聂将军的士兵向“拳民”开枪,不是出于他们对“拳民”的憎恶或仇恨,而是由于每一个配备枪支的活着的人都喜欢朝另一个活着的人开火,只要这样做对他本人没有什么伤害。这是我的一点近乎残酷的解释。现在这支部队已多半因为遭到贬黜而开往他们在芦台的营地,距离天津北边大概只有几里路。他们声言绝不再做那样莽撞、不谨慎的事情了,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同时不再有任何控制“拳民”的企图了。北京的义和团信徒声称,士兵实际上已经击中和杀死了很多人,这在之前并无先例,而且破坏了所有的计划。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想象,如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他们便会朝天放几枪、随便呐喊几声就静静地收兵回营了,这正是中国国内战争中所使用的老方法。

但发生这些事情的地方离神圣的北京还有一些距离。在北京的那些人仍然说北京是安全的,即使有叛乱发生,我们也不会受到伤害。不过,这些喊声渐渐地与三四天前有所不同了,变得不似以前那样理直气壮了,而且语气也更像是官方的——那就像你在街上遇到了你亲密的同事,非常想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而私下里你却不会苟同这样的事情。尽管北京的形势很不妙,但朝廷在急件中仍表现得不紧不慢,显得十分平安。我们平时所奢谈夸口的身边的局势现在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可悲的事情也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了,没有人希望再谈到它们。人们只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暂时悬而未决,我们只能原地等待。

今天我们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起码从当时来看很有价值。慈禧太后今天已经从颐和园回来了,现在实际上就在紫禁城中。对这一消息,我们一直心怀忐忑,不知道它究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皇帝所住的冬宫(即北海公园——译者注)离使馆非常近,就在使馆街的西边。这时,凶神恶煞的董福祥在威风凛凛的帝国女主人的轿子后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彩旗飘扬,喇叭可着劲吹奏着,似乎在炫耀赫赫军威,显露重重杀气。看到这样的情景,不免让人心存不安。好像这一切都是在挑战和反叛。

太后刚刚入城的时候,还没有太多的谣言,但后来到了下午的时候,流言蜚语便蜂拥而至。这些谣言来势凶猛、数量极多,没有人能记住都是些什么,反正我的脑子里是装不下这么多新闻了。下面就几个事实具体谈一谈。

首要的事是,一处跑马场被“拳民”用火点着并化为灰烬,而就在不到一个月之前,我们还在那里观看各种不同的短腿马驹的比赛。现在,每一个为“拳民”做事的人都被叫做“拳民”。他们要拿获我们的管理人员并把他们放置到烧红的砖块上,此时,邻村的村民过来救下了人,并呵斥要求这些“拳民”离开跑马场。这是我们所能听到的离我们最近的危险。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使馆的学生一次骑马外出到城边的沙地嬉戏,结果公然遭到手执长矛者的攻击,他们只能一边飞奔一边开枪逃离脱身。顺便说一句,现在每个人出门都携枪在身以应付特殊情况。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是年老的赫德先生虽然已经离职,但是仍然能迅速地召集他那些分散在各地的职员,这些职员大都居住在离总理衙门,即中国的外交部门不远的地方。而我们整个欧洲的使馆人员这时是和五百名水手及水兵在一起,水兵们正在擦拭各自的枪支,严密把守各个关口,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所谓的友好国家的首都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现在,我们形式上的公事仍旧照办,但真正的消息是令人震惊的。我们都在尽全力准备经受一场中国政府无力阻止的暴风雨。旁观者正在静静地注视着我们这里的一切,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说的是旁观者吗?是的,但不要想象我们这里会有多少旁观者,因为中国人几天来一直避开使馆街,似乎这里正流行着瘟疫。几周以前使馆前面熙熙攘攘的场景已经消失,每次有一两个人经过,都能听见其稀稀拉拉的脚步声。我们渐渐被人所唾弃,因为我们受到了整个华北地区民众的咒骂,另外,谁也不知道那些与外国人亲近的中国人的命运会是什么。

现在,甚至当我们游荡于自己的使馆大街的时候,耳朵里又听到了中国人刚给我们起的一个新绰号——“大毛子”,之前我们被称为“洋鬼子”——外国魔鬼。“毛”就是动物的毛发,“毛子”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蔑称,意思是我们这些野蛮人的头发从来没有剃过。令人骄傲的是,我们的身份已经升格到“毛子”里面的第一阶层,因为除了“大毛子”外,还有“二毛子”、“三毛子”等,它们都是些下等粗俗的有长发的第二阶层和第三阶层。“二毛子”实际上指的是信奉耶稣的人,“三毛子”则指直接或间接与洋人和洋务有瓜葛的人。人们在茶馆里的闲聊中甚至提到,家里面有几件欧洲家具的官员们也是“三毛子”。茶馆里的这些公开谈论很有意义,因为之前在这个规模巨大、结构松散的帝国的中心北京城,有关政治方面的闲言碎语极其不受欢迎,每个公共场合都高高悬挂着四个大字——“莫谈国事”,即远远躲开政治话题。如有人胆敢冒犯,就会被扭送到附近的官府。现在,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每个人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到现在,任何最蠢笨的人都知道这场排外运动中将有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因为各地的排外风潮愈演愈烈,以前从未出现过的现象现在都有了,如把那些使用洋货的人和与洋人来往的人全都放在打击镇压之列。今天天黑的时候,又传来一个新的惊人消息,这条消息划过京城上空,在人们中间引起巨大的骚动和恐慌。野蛮残忍的董福祥的“甘勇”主力重新进入了北京城,并迅速驻扎在北京城外围的天坛和先农坛附近开阔的地方。最后,各使馆都被震动了,英国使馆通过加急电报不断催促舰队司令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增派军事力量。英国使馆门口

但是太迟了,一切都太迟了。本来,我的满洲仆人们与守卫宫廷大门的士兵多有结交,通过这些朋友,仆人们往往能打听到一些有价值的消息。今天晚上,仆人们一直在说这些事情。笨重缓慢、懒惰慵散的中国巨人疾病缠身,但现在正奋臂而起,睁着充满疑惑和算计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们——一群外国洋人及其士兵的聚集处,不久就会冒险一搏,或许甚至很快能把我们撕成碎片、踩成肉泥。事已至此,我们每个人该多么后悔以前所表现出的虚伪的自信,我们的首领该受到怎样的诅咒和痛骂!

第七章 北京城和它的一切荣光

(1900年6月11日)

你并不了解这个“万都之都”,或者,也就是说,就如同你不理解一幅屏幕里那些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幕一幕的节目一样。现在北京城的景象不可想象,有满大街佩剑呐喊的人,有因小事而让人感觉可怜的人。这些戏剧般的场景让人激动甚至毛骨悚然,都与北京城本来的面目极不协调。我感觉到有些事情要发生了——我甚至知道它必然发生。我一直在含含糊糊地谈东论西,通常是以一种不很谨慎的方式,既没有解释也没有离题——但是直到你可能想知道真实的一切情况的时候,态度就有了改变。以前,你还没有洞察到整个事情中野蛮强横的一面,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和危险的日渐临近,这些隐伏的情形最终将喷薄爆发,并会索取我们的身家性命。因此,我感觉到有事要发生,就准备好了笔墨随时予以记述。

北京的历史至少有两千年。有人说,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几百年,中国的一位皇帝就在现在的地址上建造了都城,并开始修建外城墙。但是中国人,那些温文谦恭的中国人自从五千年前穿越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时候,他们的军事精神就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他们共有18个省。但我要说的是,中国人往往把北京城看做是暂时的聚集之地,因为北京已经遭到了来自遥远北方的兵精马壮的游牧民族的侵占,从而代表了一种明显的野蛮民族风格。北京的历史只能说是开始于蒙古鞑靼人侵入这里,并把他们的武力思想强加给一个国家并随后征收赋税的时候。在入侵中原之前,这些蒙古鞑靼人一直以来就是逐水草而流动的强盗和劫掠者。

甚至在耶稣时代之前,中国的史书就记载了来自北方野蛮民族的压力,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压力是非常巨大和频繁的,因此,奠定了现代中华帝国基础的中国强大的封建国家统治者秦始皇便开始修筑长城以阻止这些游牧民族的频繁入侵,北京城的加固正是其中的措施之一。长城的建筑和完善花费了多年时间,因为北方的游牧民族极其狡猾,他们总是利用城墙上的缺口乘虚而入。明朝是统治北京地区的最后一个纯正的汉族王朝。公元1547年,这一朝代在长城原来巨大的基础上又实际增加了三百里的长度,这一年离长城建筑史上第一块砖的铺砌大概有两千年的时间了吧!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他们是个怎样的民族,斗争和对抗的程度怎样。

几百年里,中原民族与北方半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一直在继续着。有时,分散的鞑靼人支队冲破了中国的防御进而掳掠百姓,但时间都不很长。那些聪明的中国人本能地运用了各种策略来抑制野蛮民族的破坏。15世纪的时候,阿提拉和他的匈奴帝国正在欧洲肆虐着。这些匈奴人都是名副其实的上帝惩罚我们的鞭子。

就这样,中国接连不断地经历了十几个朝代的变更,也前前后后拥有了十几个不同的都城——有时大家共同拥戴一个皇帝,例如唐代就是如此,它把广东和广东人纳入帝国统治的范围之内,有时它又分裂成许多小的王国,例如“十国”。但不管怎样,汉人与北边匈奴人之间的边境战争却一直没有中断过,祖祖辈辈都是如此。不管中国的强人建立怎样形式的政府,不管是工业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国的老百姓都会坦然接受。但是,对那些北方野蛮民族的入侵,中国人则坚决抵抗。恐惧就是这样产生的,因此,有一条谚语已经流传了千百年,现在还常被人提及。它是说:不害怕南方来的鸡,就害怕北方来的狼。每个人都会引用这一谚语,我在今天已经听到有人说过两次了。

直到10世纪的时候,鞑靼人才最终有所突破并真正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就是契丹人。契丹人是鞑靼人的一支,兴起于东北亚地区中部,随后占领北京城,并把它作为自己的首都。契丹人是一个快乐的民族,对于幽默诙谐有一种天然的感觉,然而,这个民族对妇女却是相当地轻视。有一些事例可以显示他们对妇女的这一态度。历史记载,契丹人过去常常割裂各自妻子的后背吮吸鲜血以便增加自身的力量。在整整两个半世纪里,契丹人处于辽代的统治之下,而在契丹语中,“辽”的意思就是“镔铁”,因此辽朝又称“铁朝”。辽朝通过武力来维持自身的地位,但后来又屈服于中国文明的深远影响,而且他们也抵抗不住第二个东北亚的游牧民族——金人的进攻。金人处于金朝的统治之下,在一段时间内占领着中国的北部地区。但金朝的统治并不长久,因为它的特性中不存在持久的因素。他们是粗野的野蛮人,不久他们就纵饮而死、自我毁灭了。

13世纪初,大蒙古的成吉思汗出生于荒凉冷清的兴安岭,长大后便把蒙古各个部落的力量聚集起来,占领北京城,赶走了金人,建立了纯正的蒙古王朝——元朝。直到这一时期,北京才真正具备了近代北京的雏形,这就是现在古老的北京外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汗于1264年最后把都城定在北京,并着手修筑北京城——大都,即汗城,或称做鞑靼城。中国的城市一般是长方形的,而鞑靼城则是正方形的,占据着老城北边的城墙并与之相重叠。忽必烈汗在中国城的北部边缘地带建筑鞑靼城,所耗费的精力不可谓不大。据说就是忽必烈汗于这一时期在传统中国箭杆上加上了箭镞,并确立了至今存在的政策基调——中国北部统治中国南部的政策。劫后的鞑靼城墙

没有多少年,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就衰败消亡了,这主要是因为蒙古人离开了宽阔无垠的沙场,改变了茹毛饮血、宿住帐篷的生活习惯,从而使得剽悍粗犷、争强好战的民族性格逐渐泯灭。那位无惧无畏的旅行者马可·波罗先生以大量的篇幅描绘了蒙古大汗的伟大和元朝宫廷的壮美。在这里,不需要马可·波罗向我们保证13世纪的远东地区要大大领先于同一时期的欧洲地区,那些留存到现在的广阔壮美的系列工事就是一个明证。千百年来,尽管遭受了不断的风侵雨蚀,这些工事的外貌仍清晰可见,绯红翠绿,色泽鲜艳,再加上粗犷的线条和宏大的尺寸,无不在向我们诉说着一个时代的故事——那在整个亚洲战无不胜、没有敌手的蒙古骑兵。

蒙古政权后来被纯粹汉族血统的明朝政权所取代。但是由于四百年来鞑靼人和满洲人一直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因此,出于对北方地区的恐惧,明朝审慎地把自己的都城建立在扬子江畔,并命名为南京,意思是指位于南方的首都。直到到了明朝的第三个皇帝,他才敢把都城从南京移到北京。对于他的朝代而言,这一选择是糟糕的,因为在明朝走过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道路后,北部的新游牧民族,即近代的满洲人便开始在白山黑水间聚集力量,并把自己的势力一直扩展到奉天(即今沈阳——译者注)的最北部。清太祖努尔哈赤是清朝的开国皇帝,他顽强战斗,逐渐征服了满洲各部,并占据了辽东地区以便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北京。这一目标吸引着他们每个人。1800年前,为了抵御其他野蛮民族的入侵而修建的长城,当时也同样多次阻挡了满洲人的进入。尽管他占领了奉天并把它作为自己的都城,但他自己却在经过半个世纪的征战后耗尽精力、战死沙场。他的儿子,即后来即位的清太宗并没有任何的畏惧,随即承担起父亲没有完成的夙愿,继续攻打明朝。他发现通过东边山海关附近的防御工事来进入中原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可能,于是他采用了成吉思汗的路线,由蒙古草原南下几百里,再向东进攻。他通过与蒙古人的联姻逐渐占据蒙古地区,接着又通过他们的领土向北京方向发起一系列大的攻击。实际上有一次他已经打到了北京城下,坐在坚固厚实的城墙前指挥作战。但后来他又发现自身的力量还不能胜任这样的大事,于是只能望京兴叹、班师回朝。清朝的第二位皇帝清太宗死后,他五岁的儿子即位,满洲贵族会议同时任命多尔衮为监国摄政王。这位摄政王才能过人,为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中原地区叛乱四起,李自成的军队攻占了北京城。几乎在同一时间,明朝皇帝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之上,而镇守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吴三桂便把满洲人的军队引入关内,最终使满洲人实现了占领北京、问鼎中原的夙愿。1644年,经过了70年的征伐之后,满洲人登上了中国皇帝的宝座,直到今天仍然在位。虽然清王朝的统治受到了汉族人的挑战,但却获得了广大满洲和蒙古民众的支持,因此而成为东亚的强国。

如此数百年南征北战的迹象从我们周围的城堡、宫殿、庙宇等各种建筑物上都可以看到。北京就是中国的德里,也是嗜血好战的野蛮民族的坟墓。历史上,鞑靼人四次侵占了北京并建立了王朝,但他们又四次被汉族文化和文明所同化,自身的文明从此湮没消失,统治者实际上成为了讲究仪式、重视礼节的居民的奴仆。在鞑靼城即内城(清朝占领北京城后,北京内城的田地房屋,均赏赐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等,内城由此成了旗人的聚居地,以故号称“满城”、“鞑靼城”。而汉人中除了僧人外,只有少数的高级官僚受皇帝赐宅才能居住于内城。而外城由于全部居住着汉人,所以被称做“汉人城”,又称“中国城”——译者注)里,有一座庙宇名为雍和宫(由于宫内主要建筑物的顶部为黄色瓦片所覆盖,故又名黄喇嘛庙,是北京城规模最大的庙宇——译者注),里面居住着成百上千的光头喇嘛,是清王朝为牵制和羁縻西藏人,使西藏地区归顺内地并成为半独立王国的结果和表现,也是西藏对中国的宗主权在策略上的认可;离雍和宫不远的地方是主要管理蒙古事务的理藩院,以使蒙古的游牧部落仍能在亚洲水草丰美的高原地区放牧马匹和羊群,如同他们的祖先世世代代所做的那样。这些蒙古部落被分成了许多旗或盟,显示出250年前他们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骑兵的巨大力量。紫禁城周围则环绕着朝廷的主要行政部门——六部九卿,这些部门的礼仪和程序在于把清王朝和地方上的18个省连接起来。北京内城城墙巍然耸立,高度达50尺,厚度也有40尺,城堡的外围周长超过了20里。每一城门都有一座外形正方的三层高的塔楼,规模高大堂皇。有百年历史的河道与壕沟环城并穿城而过,内置水门用以开启和关闭水道,两旁有铁刺作为防护之用。在“中国城”中,两座庙宇——天坛和先农坛高耸入云,用于祈求神明帮扶这个腐朽而自负的中华帝国。不知多少人用自己的身躯和血汗才换来这些宏伟壮丽的建筑。在鞑靼城墙的一隅建有一座旧的耶稣会信徒的天文台,放置着由法国路易斯赠送的设备。从外表来看,这些设备都是些漂亮的青铜制品,外形则饰以龙的图案。另有一些寺庙,都是在元朝忽必烈时期修建的,里面至今还居住着数百位身穿黄色或灰色袈裟的僧人。此外,这里也有回教的礼拜寺,每到节日的时候,很多回教教徒头戴蓝色头巾以便出入于这里。满洲人的宫殿则有朱红色的廊柱和拱门,屋顶则常常是绿色和金色的。大街上往往有一眼望不到头的骆驼队在沉重缓慢地行进,骆驼的背上驮着各类商品,这正是从西方穿越沙漠而来的商队;间或有稀奇特别的轿子行走在两匹骡马之间,而两旁则有佩剑之人护卫,这大都是从陕西和甘肃远道而来的人,大约需要行走一千多里路才能到达这里;穿着长袍的蒙古人在蒙古市场上沿街叫卖鹿肉和其他猎物;清秀标致的苏州姑娘穿行于人群之间,发髻间散发出阵阵香味;来自山东的挑水工和理发匠个个身强力壮;还有来自美食之乡广东的各类厨子和山西的票商们。整个中华帝国都把各地最好的东西输送到它的都城里。

都城的中心就是紫禁城,四周围以红色城墙,内居帝国的重要人物:处处是热情的嫔妃;那些太监们则脑满肠肥、奸诈圆滑;在宫殿旁边歇脚处的大门旁,守门的卫士腰佩刀剑,鞠躬哈腰;在紫禁城最里面住着的天子,就像一位囚犯一样被他的太后母亲囚禁在深宫中,并没有太多的自由。而这位太后的专横傲慢怕是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人。

请原谅,你开始明白北京的这些事情了吗?理解了这十一个悲惨的小使馆了吗?每个使馆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想法和计谋,但却都在鞑靼城下卑躬屈膝,夹杂着一种被嘲弄的感受颤抖地等候着这场暴风雨的突袭。看到这一切,你就会意识到这个舞台效果的精妙之处:年老体衰中猛烈的中世纪精神;关系之中不近不远的距离;来自戈壁的风尘已经堵塞了所有的排水管并湮没了所有的壮丽辉煌,直到根本没有壮丽辉煌可言。这场风尘正是即将来临的暴风雨的预兆——夹杂着克虏伯家族新出厂的枪炮、沙漠里的骆驼和所有其他的东西。

啊!我明白了,我们大错特错了!在即将发生的事件中我们可能显得更可笑。当然,拳民公开经过大门进入城内可能不是真的,然而,成吉思汗和他所有的鞑靼人的阴魂怎样呢?写到这里,忽然听到四面八方传来令人战栗的声音——这是一种长铜号的声音,听之使人血液凝固,让人顿感紧张和不安。我急忙冲出门去打听,原来这不过是八旗军队归队回营的号声,但这个声音又让我们所有的人再次不安起来。在一个人感情骚动的时刻,可能这个人就不知道什么该相信什么不该相信、什么应害怕什么不应害怕。对每件事情都感觉有一点不可能、荒诞不经,特别是我每天在日记中所记述的事情。

第八章 一些事件和一位人物

(1900年6月12日)

英国使馆是一个“坚忍不拔的、疑虑重重的、孤陋寡闻的使馆”,这正是美国使馆的S君给其所起的绰号。这时候,英国使馆仿佛像一个恼怒的人,正搓磨着自己的双手,意大利使馆也是这样。这个绰号清楚明白地表示了诅咒和埋怨的意思。因为在英国,由于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我们一直在等待。所以,每个人都说,英国人应该为现在我们所处的严峻和困难的境况负责任,这就致使使馆街上的人都在贬低英国和英国使馆。那些年轻使馆人员的话更使人难堪,他们带着很多疑惑质问为什么我们不主导这场运动而由他们来主导;我们为何这么愚蠢、这么自负。这些使团本身不可能期望得到卫兵来保护他们,除非他们是从欧洲一直游泳到中国。那么,你们会问,发生了什么事情能证明这一切是正当的?好吧!接下来让我慢慢说。

前天,有几位英国人骑马来到了马家堡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在北京城西南不远的地方,因此是我们在北京的车站。这几位到这里是为了迎候舰队司令S君及他率领的援军,但令他们感到十分绝望是,他们连个影子都没有见到,而且本应该早被告知援军没到的原因,但后来只是到了14天以后,英国使馆才用电报告知他们。因为各种事件的缘故,准备来车站的乘客行程被取消了。在车站上,他们注意到了恐怖的一幕,在天坛和先农坛前面宽阔的空地上,到处是密布的“甘勇”们的帐篷。如果在车站等人而久等不到的话,那可真是乏味透顶了。原来车站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场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寂静沉默。英国使馆门前

最后,天几乎已经黑了下来,这几位英国人十分无奈,只得悻悻而归。在经过外城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这时,天坛前面有很多“甘勇”的士兵们在乘凉,看到有几位洋人经过时,便一窝蜂地开始咒骂起来,还有一些人用鞭子抽打他们的马匹,甚至有些人追在他们的后面用砖头石块砸,好似枪林弹雨一般。他们只好边躲边逃,失魂落魄地回到了使馆。之后,大家都感觉到很庆幸,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又能重新回到朋友们的身边了。

昨天,也就是本月的11日,舰队司令S君绝对应该到京了,因为他肯定已在10日的时候从天津动身了,而离目的地只有90里。使馆希望派遣一名信使到天津打探消息,但在那些开阔地方的“甘勇”兵士们让人看了不免心里害怕,谁也不敢轻易去尝试。那么,派谁去呢?日本使馆刚提出这个问题,一位日本人就准备要去了,还有几位日本人也愿意挺身前往,最后,书记官杉山彬承担了这一任务,前去探望情况并且迎接援军的到来,但杉山彬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还。

当杉山彬的车夫返回到使馆街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只见他满身灰尘,衣服上血迹斑斑,我当时正好在那儿。由于发生的事情残忍无比,这位车夫不忍讲下去。当时,杉山彬准备前往马家堡火车站,当行至天坛和先农坛的开阔地带时,这位矮小的日本人被人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杀害。“甘勇”的士兵们正在等待更多该死的洋人出现,这次他们随身携带着武器,准备要动手杀人了。所以,这位日本人稍有抵御行为,就被残忍地杀害了。一如野蛮人的行为,他们砍掉了他的四肢,剁下了他的头,接着分解了他的尸体。现在,他的尸体还被扔在被害的地方。这位车夫平日里言语不多,但今天却一直在说这件事,并发誓说:“如果我有一句假话,就把我的舌头割了。”他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并用同样的话在发誓。一直到了夜里,他仍然在向新来的人群陈述他的故事,而听者无不瞠目结舌、呆若木鸡。当时他是蹲在北京的一个大院子里,嘴里还在念念有词地说,如果他撒谎,就让老天爷割了他的舌头。在当时,对于那些正在想象那悲惨场景的人们来说,这位北京的车夫多少就算是个重要的人物了。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现在已是瓮中之鳖,逃是逃不掉了。

这是昨天的事情,而在今天,即6月12日,事情更令人惊骇不已。原来藏匿在背后的一些情况,都开始纷纷地接近我们,并逐渐出现在我们面前。在我们所有的这些使馆人员中间,真正最勇敢的人理所当然是德国驻华公使冯·克林德男爵。

作为德国驻中国的大使,虽然克林德任现职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但在北京,这位男爵并不算一个陌生人。15年前,当我们还处在快乐的旧时光中,每日休闲娱乐、宴饮游玩的时候,这位男爵就已经是德国驻华使馆的一名随员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男爵相貌英俊、仪表堂堂,使所有一睹其容貌的女子无不为之倾倒。现在,男爵已经是一位国家正式任命的年富力强的全权大使,代替了浮夸不实、没有礼貌的前任官员海靖男爵,因此肩负着德皇在中国特殊的政治使命。以下我将要叙述的正是今天发生在使馆大街上的一件事。

这位德国大使在早晨散步的时候,看见一辆骡车正从身边经过。只见赶车的车夫奋力扬鞭,而骡子则双耳直竖,四蹄飞奔。目睹这一幕,这位大使顿感诧异。诧异的原因不在于骡车,不在于马车夫,也不在于那头骡子,而在于那位坐在车上的人。男爵恍惚间看到那位坐车的人头上裹有红巾,腰上缠有红布,手腕和腿上也都绑着一色的红布,手上的钢刀在靴子上磨着。男爵不相信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眼前的景象,使劲揉了揉眼睛再去看,确实如此,并非幻影。这还了得,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拳匪”胆敢穿着如此奇异的服饰、手执凶器现身于使馆大街上!真是荒唐之极!接下来这位德国公使该如何去做呢?是否是像其他的使馆人员包括我自己的头头在内一样回到家中,请一些人为他草拟一份急电,告知其政府那个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情况,然后说明实施调停和安抚政策是不可能的?他根本没有这样做,只见他举起手杖向这位“拳匪”击打过去,“拳匪”抵挡了一阵,然后扔下了刀子,飞快跑进了一条相邻的巷道里。这位勇敢的德国大使又提高了嗓门呼喊,并看到车里面还坐着另一名“拳匪”,就继续使用手杖击打。这名“拳匪”无路可逃,只能束手待毙,为大使所擒获,并被扭送到使馆的卫队里。前面逃走的“拳匪”刚刚经由使馆区进入了肃王府,钻到了角落里的一间房子中。这时,听到吵闹声的M君忽然不可思议地来到现场,坚持要求对整个肃王府进行搜查,包括大多数的个人住房。但由于双方的商议和争论浪费了太长的时间,因此,尽管搜寻了很长时间,并翻找到了小妾们的寝室,结果仍然一无所获,那名“拳匪”就像空气一样在人间蒸发消失了。这种情况表明我们中间或许就有“拳匪”的同党,这个同党在搜查的过程中可能故意遗漏甚至有意放走了那名“拳匪”。

一旦这个事情发生并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说法传播开来,使馆生活的各方面情形便更为混乱了。因为我们处于特殊的地位,所以尽管我们仍努力工作,但往往只能写上三五行公文,就不得不出去打听最新的情况。现在我们连一个字也没有写过,十一个使馆里的工作人员都是人心惶惶、身心俱疲。从表面上看,今天我们和中国的外交关系虽然还没有断绝,甚至还很友好,但从将来发展的趋向上来说,局面很令人担忧。

今天,也就是12日的早上,又有一件事情发生。这件事发生在人们称之为海关大街的地方,当时有三五个“拳匪”手执刀剑,身后跟着一群游手好闲之人。从表情上来看,这些人的脸上显露出既担心又好奇的神色。他们迅速地跑过了邮政局,也就是海关检查站对面的地方,然后钻进了几百英尺开外的一座小庙里,在这里,他们肯定是又要展示其所练的法术和咒语了。为了避免引人注目,我们决定先用鞭子攻击这些人。但是,当我们组织的人马到达时,大门紧闭,我们无法进入庙中,因为他们已经在里面堵住了大门。水兵和海员被迫用斧子来劈,好不容易打开了大门,但到里面一看,早就空无一人了,这件事又说明在与我们交好的本地人里面存在着背叛行为,因为如果没有人帮助的话,这些“拳匪”绝不可能逃走。所以,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当时激动和惊诧的程度如何了。

记不清是从本月8日还是9日开始,我们已经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了,只有按照原来制定的防御计划来进行。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奥地利和日本派遣队的指挥官已在一起碰头开了个会,各国大使都对自己国家的指挥官作了认真仔细的训示,要求各国外交人员之间务必和衷共济,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如提出什么建议,尽可以让着他们。其实他们最终也没能提出什么建议。所有的派遣队应该有个总的指挥官,因此,各国都希望能承担这一职务,会议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结果可言。从各国指挥官的级别来看,第一个人是奥地利军舰的舰长,军衔是海军上校。他本来驻扎在大沽口,但由于当时局势紧张,便由大沽口来京旅游和躲避。但他这样做也没有影响他从那位带兵到中国的中尉手中接任奥地利海军指挥官的职务。每个人都知道,海军军衔里的上校与陆军里的上尉的级别是一样。这时,各国在北京的人员中除了英国的三位海军上尉、日本的一位中校及其副官和各国一些年龄不大且不很重要的军事随员之外,没有多少真正的军事人士。这样的话,从理论上来说,总指挥官应该在两个人中间选择——奥地利的海军上校和日本的中校。但当时,日本人的政策是紧随英国走,而英国的一位年龄较长的上尉则接到本国的命令,让他便宜行事、见机而动。这时,这位英国人的意见又与奥地利海军舰长的意见相左。因此,在会议上提出的防御计划中只提到由各国的指挥官统领自己的兵士并守卫本国的使馆,并含含糊糊地提到各使馆可以通过纠察队的形式以二至三人的方式相互联系。关于这一点,在后面的记述中有更详细的交代。我希望大家现在就明白的一点是,代表各自使馆卫队指挥官的欧洲联合国家的决策没有什么效力可言,其作用就如同幼儿园的小孩子们在一起。每个人都十分妒忌别人,并决定在推举最高指挥官的问题上决不让步。当然,如果这场风暴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来临,那我们命该如此,但现在,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在毫无作为地等待着死神的到来。

第九章 “拳匪”来了

(1900年6月14日)

昨天起床确实有点迟,主要是由于心理上的不安,而不是身体上的不舒服。之所以不安,是因为杂人太多,一个人的日常活动受到太多的干扰,以及不断地听到人们表明自己的观点和转述各种谣言。尤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厌倦了那些自己本身并不习惯的运输火炮电池的工作和别的一些相关的活(最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全副武装了)。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都非常恼怒,并对之感到厌恶。我开始问我自己:我们真的是在演一场喜剧吗?真的有一场巨大而可怕的危险威胁着我们吗?我一直不能从这个问题里解脱出来,但在很长时间里我又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日子很难熬!天将黑的时候,我们一些人已经对各使馆巡视完毕,主要是巡视他们各自不同的警戒队,我也结束了对奥地利使馆和海关街的检查。到处都是闲坐之人,无聊地看着灰土蒙蒙的大街,想象着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呼喊声和急促的脚步声。看来,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本来正安静地坐在路边,这时全部像被枪击了一样跳了起来。只见街道的转弯处有一名年轻的英国邮差跑了过来,由于受到惊吓,他跑得飞快。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些。

接着,中国人紧随其后而来,车马纷纷攘攘,一派混乱。在这位英国邮差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正准备喘口气歇一歇时,从奥地利使馆的后面突然传来一阵极密的枪声。奥地利的海军占据了使馆的房顶,从上面可以看到大街上有事发生了,于是他们众枪齐发。由于我们也是全副武装,因此,每个人都把枪握在了手中。在一片纷乱之中,我们跑到了奥地利使馆建筑周围的高墙上观察情况。这条大街直通城门。这时,枪声戛然而止,如同开始时那样突然。远处传来一片吼叫声和呐喊声,不久我们就看见火焰腾空而起,距离我们大概不到半里地的样子。由于前面有树木和房屋的遮挡,再加上火光中又夹杂着喧哗吵闹的声音,因此,场面十分混乱。奥地利的军官站在屋顶高声呼喊,命令人们不要随便动,因为他们的机枪就架在我们的头顶,而且机关已经打开,极容易走火。

这时,只听一阵马蹄声响,从我们的后面来了一位骑马的人,身手矫健地看准时机冲到空地上,胳膊下夹着一名准备逃脱的中国人。由于受到惊吓,这个人几乎半死过去。这位中国人告诉我们,他知道的情况是,一刻钟之前,当他通过哈德门进入内城的时候,大量的“拳民”手持刀剑长矛,身束红布,已经由外城冲进了内城。这些“拳民”不分男女老幼,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即杀。这都是他自己的话。他还说,洋人的枪炮已经打中他们,伤亡不小,现在正向北奔逃,沿途只要看见洋人的东西,包括礼拜堂和教堂,就一把火烧掉。除以上事情外,其余他一概不知。就在我们放掉这个人的时候,只见不远处来了一大群逃难的人,男女老幼都有。这些人正一路向西逃去,很多人的脸上都带有悲伤哭泣之情。北京的大街上还从来不曾有过如此慌乱的情形,尤其不曾见过中国的小脚女人还能跑得这么快。虽然在北京内城中的妇女大多是大脚,但小脚妇女也不少。从她们奔跑的速度上可以看出,她们是受到了何等的惊吓才能跑得这样快。大街上每个人都显得惊慌失措、心烦意乱,我们则毫无作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大家一直在跑啊跑,忽然,这些像浪潮一样的男男女女、猪羊牛马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他们来时那样神不知鬼不觉。虽然街道重归于安静和荒凉,但远处仍然传来“拳匪”一阵阵的高喊声。火光冲天之处,正是这些“拳匪”行踪所到之处。不过,尽管这些“拳匪”听起来令人害怕,我们却始终没有看到过他们中的一个人。

现在,我们稍微松了一口气,便跑到各处打探消息。只见使馆街哈德门尽头的意大利士兵由于受到惊吓而几近疯狂,每个人都是脸色赤红、大呼小叫的。消息就是这些,没有什么新内容。一群“拳匪”刚刚经过意大利使馆,离使馆大概只有不到一百米远。地面上一块块的黑色小点正是小口毛瑟枪杀人所留下来的痕迹,这只不过是“拳匪”初次品尝到我们枪弹的滋味。由于担心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使馆里的每个人最后又都站在了提前安排好的位置上。使馆街

时针指向八点钟,正在我们匆匆忙忙用餐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喊叫说北边和东边又着火了。在经过大约两里地的中立地带后,“拳匪”来到了被遗弃的洋房所在地。这些房子原来都属于海关、各使团和其余的一些相关人员。“拳匪”见无人阻拦,便到处抢劫和放火焚烧。火光越来越大,而且四处蔓延,燃烧的地点仅目光所及就有十几个火头。后来,随着火势越来越大,分散的火头渐渐连成了一片,约有半里地长。这一场景在墨黑的夜色反差中十分显眼,蔚为壮观。本来天一直吹着北风,这时忽然转成了东风,向着使馆街的方向吹来,似乎上帝也在助长这一困境的出现。吵闹和骚动的声音不断地飘到我们的耳朵里,整个城市现在似乎活在一种粗暴的吵闹声中,从中可以感觉到毫无秩序和混乱无章。这时,我们接到命令,要求我们全部守护奥地利使馆,以加强那里的防御力量。我们心里十分急躁,浑身也是精疲力尽,但只能站在那里等待着事情的结束。中国官方毫无救援的迹象,中国政府连一句话也不敢说,好像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彻底遗弃了。

忽然一阵震颤传过每位正在观看壮观夜景的人的心房,原来距离我们东边卫队有将近三千米远的熊熊大火,现在蔓延到离我们一里远的地方。在烧毁了总理衙门地段所有的洋房之后,这些“拳匪”正在迅速向东堂即罗马天主教东礼拜堂进发。东堂离我们所站立的地方不过十五分钟的路程,我们清楚,成百上千名本地的基督教徒就住在这一地带周围,一旦这些教徒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们就会立刻到各自的教堂中寻求庇护,因此,我们也清楚这将意味着什么。从教堂里逃出来的中国基督徒

此时,喊声越来越高、越来越近,在离我们不足一千米远的地方——大致在关税大街上,数百只跳动的火炬映在我们疲倦的眼帘中。这时,“拳匪”不再谨慎行事了,他们显然是加快脚步来到了使馆区。就在这时候,从奥地利使馆中传出一声大喊,喊声中夹杂着粗野生硬的德国话,而我们跟前的使馆大门已被打开。天空漆黑一片,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只听见有匆忙杂乱的脚步声和发号施令的声音,接着又听见有人把炮车推到了大街的中央,海军副官忽然一声令下:“两千米,慢放。”

我正在吃惊于这样的决定,就听见黑暗中传来砰、砰、砰……的机关炮连发声,一分钟约有三百发。这大概是因为炮手惊慌,忘记了长官的操作指令的缘故,后来炮手又想起了这些指令,于是便慎重地慢放。这件事就像镇定剂,之后我们才最终开始说起话来。这个时候,我们心里还感觉高兴一点,因为在这条笔直的大街上发射炮弹,所到之处,如干叶遇到烈火,声音清脆,效果极好,真正让我们意识到了这些大炮强大的摧毁力。你听到过高速大炮在空旷、黑暗的大街上发射的声音吗?它就像火炮在我们的身体里爆裂开来一样,没有什么能像它一样给我们的大脑造成如此大的震撼。这场景真是太不平常了。

现在,不知是什么原因,远处的火炬已经停止向前移动了。我们猜想可能是我们五分钟的炮弹发射已经造成了“拳匪”死伤并摧毁了他们的一些东西。情况果真是这样的吗?这时,只见原来在教堂附近停驻的火炬忽然变成了一团大火,熊熊燃烧起来,我们才意识到是教堂被点燃了。我们全部震怒了。这里的兵士是由英国、法国和其他五六个国家增援而来的,他们全部聚在一起,用欧洲各国的语言叫了起来。“怎么办?怎么办?”,士兵们一直在大声叫喊。有几个愤怒的声音说:“把这个该死的大炮拉走,让我们向前冲。”但奥地利指挥官,就是那位海军上校T君,已经与在黑暗中发现的一位可爱的同事商讨着什么。甚至在这样一场激烈的暴风雨中,协议的方式仍然没有被忘记。海军士兵、水手和使馆的普通人员都在叹息。难道竟能失掉这个攻击的机会吗?最终,协商的结果是,可以让志愿者担当这一重任。

此时,有些人喊道:“志愿者到前面。”所有的人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纷纷向前,无人后退。听声音,一名法国士兵已经给枪装上了刺刀并请求宽恕他们的喋喋不休,同时又在咒骂着,把一切不好的事情都归罪于黑夜;奥地利人已经开始具体部署行动计划并准备向前冲了;一名法国海军士兵叫嚷道:“向前进攻”;有些人则吹起了军号。紧接着,我们一帮人便紧握着装满子弹的枪支向大街上冲过去。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黑夜中的大屠杀。

但队伍冲锋还不到四百米,人群中就有沿路跳跃的、咒骂的、开玩笑耍小动作的,也有在黑夜里碰到他人衣裤身体的,还有因小事而大声喧哗的。有人的枪已经放了几下子,但是,这几枪是如何放的、为什么要放、朝向什么人放却没有一个人能解释。在晚上,这真是一场不错的反攻,啊哈!队伍的后面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从整个场面来看,大家都很兴奋,好似多喝了几杯烈酒。

当我们行进到火炬燃烧的地方,才发现火炬原地不动的原因并不是“拳匪”被我们的枪弹所杀伤,而是这些“拳匪”在经过枪炮的扫射后已经退到大街旁边躲了起来,后又不断逃走,渐渐分散。每行进一分钟,我们都期望通过看到我们刚才屠杀的尸体来检验我们的胜利,但是,街道上一个尸体也没有。奥地利指挥官又重新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这次他极力要求大家后退,因为我们肯定已经与大本营失去了联系,而且更为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心里也清楚,由于周围漆黑一片,我们或许会突然遭遇到自己的增援部队的一排冷枪。我们的指挥官们对现在的行事方式犹豫不决。但过了几分钟后,由于受到众人的鼓动,大家又继续前行。这次前进并没有执行任何命令,只是大家的一次共同行动。行进中,我们比以前更慢、更谨慎,只要是路边有黑影的地方我们一律开枪射击。此时,天似乎比以前更黑了,因为手中的火炬虽然噼噼啪啪燃烧得很旺,但发出的光却显得暗淡,周围的房屋都处在黑魆魆的阴影中。或许有一队“拳匪”正隐伏在不为我们所知的地点,或许他们正在静静等候着,直到把我们一网打尽。想到这些,我不禁感觉到十分害怕。

在我们的面前,熊熊燃烧的罗马天主教堂的火焰越窜越高,高呼声和吼叫声越来越激烈,从很远的地方都听得到。就在这时,一个法国人不知被什么东西绊倒在地,他一边跳着站了起来,一边在口里含含糊糊地骂着什么。几个人就着火炬的光亮一看,原来这位法国人的脚下正躺着一位中国妇女,身上被绳索捆绑,一半身躯已经被烧焦,空气中弥漫着油臭的味道,但这位妇女气息尚存,仍在痛苦地微微呻吟着。这些“拳匪”真是残忍至极,他们捆绑了这位妇女,然后用火把她点着并抛到路上作照明之用。这位妇女是我们遇到的“拳匪”发泄愤怒的第一个牺牲品,这完全是野蛮人的做法。

我们现在离教堂不到三百米远,燃烧的火焰把地面照得更加明亮,在火焰的光亮中,我们看见有上百个人影在慌乱中忙忙碌碌。看到这一切,我们正准备向前冲锋,有个人影已经移动到我们面前,大家虽然语言不同,但都齐声喝道:“站住。”这时,只听一个呜咽悲戚的中国人的声音说道:“我不是,我不是”,意思是他不是“拳匪”的成员。就在我们还没有说话的时候,这个人就一溜烟跑掉了。我们没有多考虑,就纷纷朝着他逃走的方向开枪,至少放了有一百多枪。这时,影子中传来一些嘲笑的声音。竟然还有嘲笑者!很明显,要在黑暗中做些事情看来是毫无希望了。此刻,只听见法国的指挥官下令法军撤退,我们也就随着退了回来,因为我们已经不在我们自身能控制的范围中了。

火势蔓延得越来越广,似乎整个内城的一半都处在火焰的燃烧中。此刻,北京全城的人都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人的呼喊声和狗的吠叫声混杂在一起,整个城市乱作一团。假如这时有敌人忽然从四面八方来进攻的话,我们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候,法国公使接到官方的通知说本地的天主教徒正被大量地屠杀,听到这一消息,有很多人出于自愿想去解救他们,但这些志愿者并没有得到任何相关的命令,因此只是空发誓言而已。我们的秩序也已大乱,兵士们都离开了自己的岗位,不同国家的人在这个不同凡响的时刻都忘乎所以而尽显亲善之情,在这个时刻,敌人冲进使馆区就如同玩游戏一样简单。当时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直到后半夜,在经过几次激烈的讨论后,一支救援队最终被组织起来。但当这些救援队员到达教堂的时候,屠杀活动已基本结束了,除了一堆瓦砾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几百名本地的罗马天主教徒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几名“拳匪”出现在现场并被当场击毙,后来被救的本地教徒也只有寥寥几人。

至今我还清楚记得我们的第二支探险队返回时的情景,当时,法国人激动万分、喋喋不休。法国大使把他们领了进来并给我们解释说,“拳匪”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毁了,现在我们远离自己的阵地去冒险是没有用处的——这真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但又该怎样去做呢?……这位法国大使并没有很快离开,只是站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那场面真像是儿戏一般,荒谬之极。赫德先生与其他相随的人侧立倾听,面露惊异之色。赫德先生随身携带着趁手的武器——他瘦弱的身上至少带着两把大柯尔特手枪,或许还有第三把藏在自己屁股后面的口袋里。从后半夜起,我们这里的重要人物一直在这条街道上视察,并寻思着这里将来还要发生怎样的大事。这并不是一种看上去让人感觉勇敢的举动。

在这种不寻常的方式之下,值得纪念的12日之夜就这样过去了。有时这个士兵放一枪,有时那个士兵又放一枪,每个人都在疲倦而不耐烦地等待着第二天清晨的来临。那个时候,我们对一切事情都没有任何兴趣。凌晨四点半的时候,淡红色的光亮逐渐驱散了阴暗,周围的黑影也越来越淡,黎明终于降临了。六点钟的时候,曾在洋房里居住的本地的难民们逃到了我们这里,脸色都如白纸一般,手脚不停地战栗,被恐怖的场景吓得不成人形。一位看门人的经历尤其悲惨。除了家里的一切物什被毁坏一空之外,他的父母、妻子、六个孩子和亲戚共十三个人都在刀枪的威逼下被投到火里活活烧死了。这个看门人以一种中国人特有的书生也拿起了武器(丁韪良博方式在哭泣着,没有眼泪,也没有感情士)的巨大变化和扭曲,只是以一种不停的、没有一点中断的方式在哭,像一只病狗一样在呻吟着。这样的场面倒使我们感觉自惭形秽,因为我们并没有想尽一切办法去营救。赫德先生仍然站在他原来的地方,苍老的面孔上所流露的恐惧和难过之情一点也不逊于逃难者。他过去的办公室和居所,就是他在四十年里辛苦工作的地方,已经全部被毁掉而不复存在,现在只有坚强留在了他的心里。一些指挥派遣队的官员和分属于不同使馆的人们纷纷开始从这些幸存者的口中打探“拳匪”的实力和详情,但没有一个人能得到值钱的消息。我还注意到,这些打探情况的人中,并没有大使级的人物,那些大使还躺在床上做美梦呢!

八点钟时,情况还是如此,这时,我们听见有人在敲打哈德门,因为大门还紧锁着,钥匙也不见踪影。有消息透露说,一位在当地开旅馆的瑞士人和他的妻子领着一队志愿者在“拳匪”冲进来之后便来到了这里并锁上了大门,之后就带着钥匙回家睡觉了。看来,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自己靠自己了。

在上午十点或十一点的时候,我们大都清醒着,因为我们害怕一旦睡着了便会错过一些事件。但是,自半夜至现在,没有任何混乱不安的迹象,因此,我们想着“拳匪”也一定困倦了。可是,虽然相当安静,但街道上还很荒凉,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事。

第十章 街垒和救济

(1900年6月16日)

很自然,我们已经进入了生存中的惊扰不安时期。现在正是构筑街垒和进行惩罚性远征的时候,各个使馆都在缓慢地完善其防务,并且也都逐渐地认识到,如果要想活下来,他们必须忘记相互间的政治隔阂与分歧。不知不觉地,我们被迫去采取行动,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事情。

14日早上,我们醒来得很迟,只见街道上已开始修筑防御工事,这些工事正是在街道上设置的堡垒,中间穿有洞孔,作放置枪炮之用,以抵御凶神恶煞的敌人。在这里,每个使馆都是分别完成各自的工事。当然,如果我们希望保护我们那些重要的东西,不管中国政府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都会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中国政府不予理会。除了英国使馆附近外,其他地方的街垒都已经构筑了起来。这是因为英国使馆的态度冷淡,故行动较为迟缓,而奥地利、法国、意大利、美国、俄国附近的防御工事则正在积极进行。他们把北京车站的火车车厢倒扣过来,中间装填上砖块,以增加抵御的强度。这些使馆的工事进展迅速,墙厚约三尺,中间有孔洞,横置于街上,做法比较巧妙,马车仍然可以轻松地出入,而且构筑这种工事也不太费力。我们仍然在和中国政府谈条件,但谁知道明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虽然读者通过前文记述已经大致了解了北京的基本情况,但肯定没能详细地熟知使馆街和我们这里的防御事务。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将不得不与一些人作战,因此,我在这里要尽力做一番解释。

中国人把使馆街称为交民巷,它的地理位置与北京内城是平行的。整个建筑从街道的最西边开始,也就是说,从距离紫禁城和前门最近的地方开始。各个使馆的顺序是这样安排的:荷兰、美国、俄国、德国、西班牙、日本、法国、意大利。所以,在11个使馆中,有8个在同一条街道上,有些在街道的一边,而另一些在街道的另一边;有些使馆与其他的使馆紧挨着,因为他们巨大的建筑物实际上是建在一起的;另一些使馆的位置是独立的,中间隔着中国人的房屋。在这条街道上,除了八国的使馆外,还有大量的属于欧洲人的建筑,这些建筑包括银行、俱乐部、宾馆、一些商店,以及某些身份和归属不清的房子。再说说其余的三个使馆,比利时使馆离哈德门非常远,地理位置并不好;奥地利使馆则在一百多米之外的一条小街上,著名的总税务司也在这里。最后来看英国使馆。英国使馆的位置是在其他使馆的背后,也就是说,是处在北京内城南部的北边方向上。英国使馆面积较大,而且地势较为隐蔽,两边为其他的使馆所掩盖,只有北边和西边两处露在外面,这使得它成为非战斗人员的天然防御之所。此时,已经有许多传教士等各类人士来这里寻求保护,而随着当前形势的自然发展,这里必将成为整个防御事务的中心,每个看到的人都明白这一点。

使馆街的两端,即西端的俄美使馆和东端的意大利使馆已经被街垒严严实实地围堵起来。荷兰使馆在这条街西边的俄国使馆和美国使馆的外围,由于没有任何自己的卫兵和保护力量,所以必须立刻放弃对这一地点的防御。比利时使馆的情况也是如此,也就只能牺牲掉了。同样,奥地利使馆的位置也有点远,但目前在这一使馆与总税务司之间已沿街构筑了三道防线。今天,也就是16日,以往街道上的马车已经不见踪影,步行交通也基本上停止了。明显可以看出,人人都在从事防御事务了。

但凡有中国人经过我们构筑的街垒,都得提供他们本人的通行证,这些通行证上面都会清楚地注明他在那个时间游荡在外面的理由。在这一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麻烦事,因为我们的系统还不是很周全和完备。

在14日即那个可怕的“拳匪”到来的夜晚之后,我们中间那些还有点志气的人一有机会便开始尽全力做相关的防护事务,以对付这个日益滋生蔓延的、至今仍然去向不明的运动。在14日下午的时候,当克林德男爵带领一群水兵在内城上聚会的时候,他就对水兵们说下面的沙地上有一帮新招来的“拳匪”在公开操练,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接受命令并开枪射击。于是,德国的来复枪开火了,沙地上横七竖八地躺了二十几名“拳匪”,有的已经死去,有的还在挣扎。德国大使的这次行动立刻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较胆怯的那些大使对这一行动一律不加思索地予以谴责,而那些懂得养痈成患道理的人则对此表示同意并以此为榜样去规划自己的行为,我们的头头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在东方,当这一特殊时期来临时,这就是我们行动的唯一途径,纯粹的结果就是我们会一直不停地忙碌着。由于外面的抢劫、残害行为较多,许多教民纷纷来我们这里寻求保护。在此,有一个故事值得一讲,这个故事正表明了我们是如何被迫采取行动的。逃难的中国教民

忽然有消息称,“拳匪”已经抓走了许多本地的基督教徒,并把他们带往一处寺庙中实施酷刑。我们的一位首领召集了一些水兵和志愿者包围了这座寺庙,并捉住了其中所有的人,但凡有“拳匪”记号的人都一律杀掉。刚刚捉到这些人的时候,“拳匪”和教民之间很难区分,因为两者身上都染有血污,是在实施酷刑时所喷溅上的。我们命令教民全部站在寺庙的墙边以利于辨别,这时,一名身材高大的人从墙角冲出来喊道:“我受过教。”我们的首领用审判的眼光看了看这个人,接着平静地说道:“站到墙那边去。”这个人刚刚站好,一颗子弹已穿过了他的头颅。迅速识别该人的身份是有原因的,我们的首领看见了这个家伙的外衣下面露出了一些红线。此人被射击而大喊扑地的时候,他的腰带也暴露了出来。这个人是一名“拳匪”的首领。在这里,一共有至少30个“拳匪”被枪杀。

到现在为止,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发生在罗马教堂的西礼拜堂,那里的“拳匪”也像其他地方的“拳匪”一样一直在做事。第一支救济远征队在夜间出发,也就是昨天晚上。在几位法国使馆人员的率领下,这支远征队想方设法把大教堂的教士和修女全部带了回来。有一位极具魅力的意大利老神父d'A君是被救人员中最重要的人物,在这里居住已经有四十年了。他看到这种荒芜和抢掠的情形不禁叹息道:“中国没有教友,也没有文化。”

今天早上,第二支救济队出发了。这支救济队在人员构成上较复杂。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面无表情地向着仍旧冒烟的教堂废墟挺进,以期拯救出更多的不幸者。不久,我们的期望得以实现。大约步行一里半路,当我们绕过一个角落的时候,四面传来悲伤哀哭的声音,此时又正好遭遇到一队“拳匪”,人数至少有二三十人。他们受上级的命令,这些天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就在这些“拳匪”正欲逃走的时候,我们冲了上去,因此,双方的争斗十分激烈。在看准一名“拳匪”后,我拿着一把剑向他的胸部刺了过去,由于害怕,这个人呜呜哀叫。就在我准备杀死这个“拳匪”时,一名法国士兵以其佩带的里柏尔枪猛击其头部,打倒了这个“拳匪”,这个“拳匪”就像病虫一样蜷曲着身体,停止了呼吸。人们到处跑来跑去,在房子里进进出出,呼喊声和尖叫声混杂在一起,场面十分混乱,让人们不知该做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时间去清点盘算现场死伤的人数,即使有人控制着整个局面。这些“拳匪”如果认定某人是教民,便会毫不犹豫予以杀戮。这种杀戮活动一直在持续,因此被害者的尸体已经堆积如山,哪个是朋友的尸体,哪个是敌人的尸体,现在已经无从辨认了。一些“拳匪”看到我们,就迅速扯掉身上的红腰带,伏在地上连连叩头,希望能免于一死。大教堂虽已成废墟,但余火仍未熄灭,其周围有十几条狭窄的胡同,到处居住着教民家庭。由于害怕被杀,这些教民纷纷躲藏在不易搜到的地方,但“拳匪”和土匪们或成群结派,或单独行动,总是把这些教民挖出来并施以极刑,砍头跺脚。被杀的教民数量很多,尸骸遍布胡同。正值六月天气,尸体腐烂后臭气冲天,使人几乎不能呼吸,而其场景更惨不忍睹:男女老幼的尸体不加区分地堆放在一起,有的被剁成了块,有的嘴巴被割裂到耳朵根,有的还微微颤动,有的则纹丝不动。

我们逐渐把逃过一劫的难民们聚集到一起,其人数越来越多,有些女人经恐惧成了瘫痪者,有的人顷刻间失去了亲人,不断地狂呼尖叫,似乎已成了疯癫之人。有一名年轻的法国水兵,年龄大概不超过17岁,浑身溅满了血,一直在敲打着这些疯疯癫癫的人,并用布列塔尼语咒骂着,希望能让他们清醒明白过来。但最终他绝望了,只得冲出去寻找其他可以救助的人。

看到这一情景,我们不禁血往上涌。几个人便忍不住气愤地拿刀戳那些“拳匪”的死尸。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我们会遇到这样的场面,因为没有人相信人世间会存在如此残酷的事情。就在我们都认为我们已经完成了救援任务的时候,从烧毁的教堂后面忽然跑出来一个人,手里提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见到我们也没有什么恐惧的表情,径直向我们站立的地方跑来。看到这个情况,几名水兵赶紧端起了枪,准备向其射击,就在这时,此人跪到地上并扯开了衣服。令我们吃惊的是,他的衣服下面露出了一个铜十字架,上面还镶嵌着一尊银质的基督像。他连连迅速地用法语说:“我是天主教徒,我是天主教徒”。看到这一切,水兵们放下了枪。后来我们才得知,这个人看到有“拳匪”正在教堂另一端的胡同里杀人,为躲过灾难,他不得不用这个可怕的方法。听到这里,我们迅速赶往“拳匪”杀人的地点,看到一些人赤裸着上身,满身都是鲜血,这种形象是我们所从未看到过的。看到我们的到来,这些人并不惊慌和逃跑,而是直接与我们搏斗起来。一个高个子的家伙举起了长矛径直向我刺来,差一点刺中我。就在我们举枪向他射击的时候,这家伙竟然逃脱了。

在烧毁的大教堂的瓦砾中,堆放着被烧黑了的尸体。有一名妇女,姿态异常,两臂抱着头颅,坐在地上被火烧死,其身体上皮开肉绽、浑身焦黑,看上去已不成人形。或许,那些“拳匪”是强行把这些人驱赶到火中的,如有不从者或乘机逃跑者则用刀枪相逼。

最终,我们带着活着的人离开了这里。这些被救者脚步沉重,步履艰难,行动缓慢,表情痛苦,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可怜的人。这种景象与阿姆斯科陷落后那群西伯利亚囚犯被驱赶的场景非常相似。在这群难民中,有拄着拐杖踉跄前行、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年老妇人,也有怀抱小孩、一边哭泣一边哺乳的年轻妇女,还有衣衫褴褛的小男孩和小女孩,以及随身携带着还未被抢走的食物的壮年人。由于悲伤和受到惊吓,老人们表情呆滞,眼光发直,一声不吭。有一位妇女昨天晚上刚刚生了小孩,这时被抬在一块木板上一同前行,满脸青白色,宛如死去一样。唉!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类似这样的令人心酸的队伍。

带着满身的污血和浑身的疲劳,我们最终回到了使馆区。这一次,M博士再一次显示了自己的才干。肃王府是清太宗皇太极长子豪格的府邸,就是我们前些天第一次看见义和团成员公开在此寻求庇护的场所。M博士便把肃王府作为这一批难民的临时安身之地。到深夜的时候,已经有将近一千名天主教民被安置在这里。来到这里的人都带着米面干粮,不久便有灶台筑成,可以烧火做饭了。教会长老见我们援救了很多中国的天主教徒并安排了食宿之地,感觉十分惊讶,认为这一行动对我们自己非常不利:救助了本地的教民,使馆就会被攻打,如果抵挡不住外面的进攻,我们的处境就会很危险,这是真正愚蠢的行为啊!不过,尽管我们做的是愚蠢的事情,但看到这里能容纳这么多逃难的人,我们心里还是感觉舒服的。

同时,也没有来自中国政府的任何消息。每个国家的使馆发给中国政府的照会都显得越来越急迫,但是似乎这些照会并没有人理会。局势变得越来越令人无法忍受,我们的仆人说各方传来的消息都是没用的,因为现在宫里的情况非常混乱,没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第十一章 一些人和事

(1900年6月16日)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平安无事。原本我们这里只有很少的几位能够出谋划策的人,而以前似乎正是这几位人物在促进局面的发展,但到现在这些人物都很疲倦了,我们也同样感觉到沉闷单调。不知德国大使现在正在做什么,有传言说他正在努力和天津方面重新建立联系,主要是通过贿赂总理衙门的小官员,以快马寄送的形式来邮递公文包件,但其最终能否成功还让人怀疑,因为现在所有的通讯都完全停止了,税务邮递人员也说,因为路上到处都是“拳匪”和土匪,所以不管用什么方法,这些邮件都不能通过。中国政府给各使馆的公文虽然很少,但从这些有限的公文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要求我们随时尽力做好自我保护的工作。现在,我们也丝毫打听不到宫里面的情况,也不明白慈禧太后到底要如何做,人人都说都城的情况已经完全颠倒了,来自下面各省的报告日益变得非同寻常。我们这里的汉语公文秘书、满洲仆人和少数经过使馆街的本地人都异口同声地说着一件事——说起来很简单,但这里非常危险。同时,原来那些和使馆区有瓜葛的人也变得越来越胆怯了,他们给我们传话说他们身体不舒服,不能再到使馆去了。这是一种较为礼貌的说法,意思是他们感觉到害怕了。在此,我不想责备他们,因为现在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你不能仅仅是因为雇佣关系而要求他们去牺牲自我。这就是外部的整体形势。

在我们的使馆区内,情况也大致相同,我们只能本能地做最好的防御。现在,肃王府的地盘已经公然变成了罗马天主教徒的避难所,成百上千的教徒正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到处都是这些难民的锅碗瓢盆、粮米床铺,还有那些你想都想不到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北方大教堂及樊国梁先生不再处于危险之中了,至少目前是这样,因为大教堂和它的外围地段均由结实的高墙包围,而且主教已经得到了五十名卫兵的保护,另外,如果需要的话,还有几千名年轻的本地天主教徒可以得到武装并进入战斗。不过,虽然看起来北京地区的罗马天主教徒蜂拥而入,依附于我们,但实际上,我们这里只有几百名较悲惨的难民,他们是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由于来不及逃脱而来到我们这里的。每件事情进展得都很慢,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甚至在中国难民这件事情上,我们中一些愚蠢使馆的态度十分令人不解,实际上在几天之前,一些大使就拒绝收留本地的天主教徒。因为这些教徒听信了白人的信条,已经被看成是贱民而为本国的民众所疏远。由于这一缘故,任何持不同信仰的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不会再回心转意了。当然,随着环境的改变,人们对这些事情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事情还在进一步的讨论中。例如,有一则关于著名的S君的引人关注的故事。这位S君曾写过一本有名的书叫《中国人的性格》。早在义和团进入北京内城之前的一天深夜,他来到了英国使馆,说他有确切的消息称,如果卫兵统领不能马上来的话,我们这些人都会被一位最有权势的人所谋害。S君在我们这里待了一个小时后,有人告诉他说,大家都忙着写公文和急电,分不出时间接待他。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到我们当时的情形。每到十一点钟,全权大使们就通过迅速书写公文来挽救他们的地位和职业生涯。他们心里很清楚,他们要对现在出现的这种僵局负完全责任,即使能够活着回去,他们也可能因为妥协退让而颜面尽失。年轻的O先生对我说,在他们的使馆里,所写的公文都是预先填写日期,为的是使自己处于安全的地位。这些情况表明,整整三个星期内的政策是完全不可宽恕的。

我们不清楚周围发生着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北京的朝廷都在想些什么,我们也搞不清是谁阻挡了S君,我们只知道,我们的处境正变得越来越恶劣、险恶,使人徒增愤怒。只有当刀剑真正架到一个人脖子上的时候,他才知道危险来临了,但这时已经悔之晚矣!在我们的使馆区,频见马车翻倒于路旁;每件事都令人扫兴、状况不佳。来此避难的教民越来越多,11个使馆全都处于被围困的愁闷之中,默默等待着命运的安排和捉弄。以后要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不是这样困乏的话,我就可以料想和记述一些相关的事情了。

第十二章 见鬼去吧!卑劣的人

(1900年6月17日夜)

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我身心俱疲——整整一礼拜我都感觉非常疲劳——但我仍然在安闲舒适地撰写着本书。此时,我写作的速度很快,笔尖如同在冰面上滑过。虽然手指头因长时间的工作已经磨起了泡,但却比平时更敏捷。之所以能这样主要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我的想象力如火一般热情,而且这种状态完全控制了我的右臂、我的眼睛甚至我整个人的神经和肌肉。让你的想象力像火焰一样燃烧,你就可以做任何事。

昨天晚上有事情发生了。由外城进入内城的大门每天仍旧由守门卫士忠诚地把守着。昨晚,就在城门刚刚关闭时,忽然有高喊声和怒吼声响起,这种声音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也是我始料未及和意想不到的。它正是“拳匪”的声音。“拳匪”第一次进入内城并靠近了我们,经由哈德门来到了使馆的东面。昨晚,“拳匪”已经在内城中猖狂了三天,其间,他们掠夺洗劫,焚烧屠杀,无恶不作,肆无忌惮,除了各使馆的数百支枪之外,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的行动。这时,北京的流氓、强盗等也纷纷与之联合起来,“拳匪”的势力更加壮大了。昨天天黑了以后,城门一如往常被关闭,这时,一些“拳匪”发觉自己还在外城,又听别人说,基督徒和欧洲人是可以随便出入的,于是便大喊大叫、高声斥骂。他们气愤得发狂,开始齐声高吼“烧杀”两个字,意即要杀人和放火,声音越来越高。数年以前,我曾听到过大群的俄国士兵欢迎沙皇的声音,其吼声超出寻常、直冲云霄,但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大声的杀人放火声,叫喊者如发疯一般,时间长达数小时而不间断。又经过数分钟的叫喊,这个声音慢慢地低了下来,似乎有停下来的迹象,但随后忽然又高了起来,甚至比前面更为激烈高亢,好像又多了数千人来助威,其声音又愈加凶猛疯狂,震耳欲聋。这种喉咙发出的力量简直可以轰塌北京的城墙和大门,又能让妇女孩童在听到后惊惧丧胆。水兵和海员们则说这不是开战,而是但丁的地狱。由此可推断,此等人如进到城里,其所作所为就可想而知了。朦胧黑暗的夜色中,那些塔楼和城垛也显现出吓人的姿态,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似乎随时都要倒塌下来压倒我们。大概有三四个小时之久,这个活动还在进行着,守门的满洲士兵在大门里面是又惊异又忧虑,但并不敢开门。使馆派出了一队水兵来加强大门的防卫,并嘱咐守门卫士不可开门,如有人强行要求开门,就举枪射击。很明显,这里的门卫已经接到上司特别的指示,要求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把大门交与暴徒手中。

在半夜十二点前的几分钟,叫喊声变得沉闷愠怒,其中又夹杂着哭喊声。不久,那一区域又有火光出现,而且火势越来越大。我们对此已是司空见惯,并不感觉奇怪,而且也不想再寻找失火的原因。由于大火起于外城的繁华地带,因此火焰越烧越旺,尤其是前门大街等地方火光冲天。虽然我们居住的地方与之隔有巨大的城墙,大火暂时还没能波及这里,但是,由于外城火势太大,天空中到处纷飞着火星,因此,我们这里也不是很安全。不久前门大街的两边都陷入了火海之中,整个天空被照得亮如白昼。

在我们和纵火犯的中间,壮观的城墙巍然屹立着。尽管这个针对其他野蛮民族的古代防御工事对我们是个有效的保护,但长期以来,它并不能保证自己不受影响。这座楼,或者叫方塔,面朝着外城的边缘,因此迎受着无数星星点点的火花。火星此时已窜到了前门的城楼上,这一宏伟的建筑物最终难逃厄运。城楼的大椽以缅甸麻栗树为材料,是蒙古可汗于六百年前运到北京的,质地十分干燥。虽然我们并未见到其下方着火,但大火已经烧透了它的顶部。火舌从其数百格小窗中飞舞而出,古时候,弓箭手就是在这些小窗前站成一排的。到后来,最长的火舌距离地面约有几百英尺高。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景象。

同时,外城的呼喊声已经停了下来,街道重归安静,但火光不断蔓延,燃烧发出的哔哔剥剥的声音在夜晚宁静背景的衬托下更为响亮。可能是因为“拳匪”震惊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伤感于熊熊火焰中京城的景象,便退而隐去,只剩下那些老百姓尽自己的力量与这场灾难抗争。当我得到准许可以离开我的岗位时,我便赶快爬到了城墙的高处,从这里可以看到的是,数以万计的人在急急匆匆地移动,都在极力从火中抢救烧剩下的东西。这些像蚂蚁一样忙碌的人是当地的商户,他们正在不顾生命危险,在火焰中挽救自己的残余资本。这些中国商人因贩卖该死的洋货而被所谓的义和团爱国者称为“三毛子”或三等野蛮人,并受到威胁和杀戮。

半个北京城都陷入了火海之中。的确,在这个时候谈论抢救财货似乎是徒劳无用的,因为在其他地方,大火已经不可想象地开始燃烧了,点亮了整个地平线。当我从城墙上返回到我的岗位上的时候,一位法国水兵嘟囔着说:“整个北京都烧起来了。”这一句不小心的话语让我想到了它正是法国社会政治党与法国激进革命党的混合物——由于我们这些外国人打乱了东方生计的平衡,对黄种人的利益强取豪夺和贪婪觊觎,才会导致这样悲惨结局的发生。

S统领现在如何?北京政府现在如何?在外面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在做什么?远方的世界失去了踪迹。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无计可施,我们几乎忘记了去想它。几天以前,我们曾两次听到S统领在廊坊的消息。廊坊是距离北京只有四十里的一个车站,既然这么近,为什么他没有继续前进?为什么会有如此令人不可忍受的耽搁拖延?我们不知道。从政府公报上看,北京政府每天仍正常发布命令,宣布一些相应的规定。11个使馆的大使几乎每隔一小时就要碰碰头,无休无止地讨论着,除此以外什么事也不做。我们已经设置了路障,构建了街垒,并给我们的仆人和依附者提供了写有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和汉语的通行证,使得使馆的每个人都能看到并明白。对于这么多种类的语言,我们甚感头痛,因此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说世界语。

在6月16日的夜半时分,这里既有我们拯救来的教民,又有一些被杀戮的“拳匪”,还有点亮了天空和烧红了大街的火焰,唯有政治局势在这两周半时间里一成不变,那个时候,我们的使馆卫队刚刚到达,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安全的。两周半的时间啊!似乎感觉至少是过了两个半月。在此期间,我们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

第十三章 几件琐碎事

(1900年6月18日)

有消息透露说,徐桐已被允许乘坐蓝红官轿在我们设置的街垒区公开通行,这个决策是个巨大的错误,我们必将大受其害,为其付出沉重代价。徐桐是一位声名狼藉的满洲高级官员,曾担任过皇帝的老师,其官邸位于使馆街上,距离意大利使馆的防御区大约只有不到五十米。

从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来看,徐桐是一个恶棍。他一直夸口说,他要用洋鬼子的人皮铺垫他的坐轿,要用洋鬼子的女人填满他的卧室,要实现这一计划不会太久。整个北京城都在重复着他夸下的海口。我们现在首先应该把这个人扣押起来作为人质,当中国政府在某一时期公开承认和重用丧心病狂的义和团时,我们便突然出手,以徐桐的性命相要挟,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并把其他居住在附近的大批高级官员控制起来,或许可以使中国政府感到惊怕和震颤,知道报复的一天终究要到来。另外听到的一些消息是,不知是15日还是16日,徐桐派他的管家到法国使馆去办通行证。有一次,他曾经试图经由意大利使馆设置的防御线逃过去,但限行的命令被严格执行,他被迫退了回去,其住所也受到监控。后来,由于法国大使馆一名翻译的愚蠢行为,徐桐得到了一张具有安全通行权的通行证,于是,徐桐便在第二天早上坐着官轿大胆地行走于使馆大街,旁有扈从跟随。他首先通过了法国使馆的防御线,接着便来到了由志愿者把守的第二道防御线。在第二道防御线上,志愿者粗暴地对待了他,并拒绝让他通过。

随后,徐桐的扈从试图压服我们的人,这时候就需要一声枪响来让他们冷静下来。幸运的是,在这次枪击中并没有人员受伤。不久,志愿者让徐桐本人从轿中出来,让他一直坐在地上,而志愿者则商讨着是应该尊重法国使馆的通行证,还是把这个大人物带到使馆中作为战争的俘虏。到后来,一位使馆中的参赞过来询问因何事吵吵闹闹、争论不休,其结果当然是,徐桐安然从旁道溜了出去。

这件事是一个典型的事件,充分显示了被围攻的使馆区内那些控制局面的人物的性格。

如果发生了针对我们的暴力行为,只有祈求上帝保佑了,因为我们没有自救的能力。我认为,任何一位思想正常的年轻人都是一位天然的斗士,甚至在公元1900年也是如此,但一位老年人便不是这样了,他在这一方面很无用——这是我们发现的情况。今天,在我们使馆区的年龄大一点的那些人——我们的引路人和指导者——尽管他们私下里感觉非常惊惧,但他们通过喋喋不休的讲话来自我安慰。有一封来自天津的信件已经到达,确切地说,不是一封,而是好几封,这是我们很多天以来所得到的第一个可靠的消息,现在,似乎每个人都猜想我们是安全的。这几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说,天津的罗马天主教堂已经被烧毁;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本地天主教徒被杀戮;河流港口一带到处是“拳匪”等。在这里,并没有S统领的消息,也没有其他的任何好消息。S统领现在到底如何,我们谁也说不清。虽然这些信里面并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宽心的内容,但使馆里的那些大使、秘书和年老的形形色色的人等却都在脸上展现出笑容,一副宽心的样子,真是可笑极了。没有一个人清楚他们为什么会宽心,唯一的解释大概是他们发现现实中的世界仍然在其他地方存在着,尽管我们的处境进退两难,但这个世界还在围绕自己的中轴旋转着。为什么这样的情况会如此频繁地发生呢?

两星期以前,我们和使馆里的那些可怜的卫兵和指挥官们总是高高兴兴地生活着,但现在,他们就像别的一些人一样颓废萎靡,甚至还不如他们。大家知道,这些普通士兵仅仅是一群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水兵,在他们还没有弄清北京的骚乱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突然接受命令坐火车来到这里,天黑才到,接着很快就被分配到各个使馆中开展保卫和巡逻事务。自从构筑了街垒和防御线后,这些士兵每天守候在这里,随时等候着换班者的到来,其情形完全像返回到了轮船上,仍然生活在海中……他们处在灰尘和迷雾包围之中,怎么能够明白这种事情?的确,我曾经怨恨过使馆中的一些人,一想到他们我便可能有些气愤,因此,他们就用劫掠的手段报复我,在夜间骚动纷乱的时候,盗走了我的望远镜和一把漂亮的左轮手枪。战争时期正是他们发财的机会,但现在时候还未到,还应该再稍稍等候,不应当在这时使用趁火打劫这一卑劣的手段。

在分遣队的官员中,人品也有三六九等,有的非常好,有的则比较差,但无论好坏,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如同使馆中的人那样,互相猜疑妒忌。这些分遣队的官员们也是相当厌倦了这种情形,因此脾气也极为不好。十多天以来,天气已非常炎热,到处飞扬着灰尘,所有的人都是日夜戒备,几乎不能睡一个放心觉,再加上一些不好消息的影响,自然让人感到不悦。

这样的话,我们的思想都变得含含糊糊、没有原则。最终,英国使馆显然无可救药地挤满了为逃命而汗流浃背地来到这里的各个教派的传教士和信徒,他们都来自于防御线之外。在那里,每个人的生活状况是不可想象和令人难以忍受的。我们已厌倦了这种经历的新奇之处,而欢迎任何形式的变化,不论这种变化是好是坏,只要它是一种变化就行。

第十四章 最后通牒

(1900年6月19日)

我们是多么傻啊!就在昨天晚上,我还在哀叹生活的无聊与天空的尘垢,悲痛于人世间的荒谬和不适,但现在,任何的疑虑和不安都消除了。我承认,我愿意用昨天的悬而未决换取今天的肯定和必然。不过,虽然我们将肯定和必然成为肉酱也心甘情愿,但是我们再也不会因事态严重而感到忧虑和伤心,我们已超越了那样的情感。

我一点也不知道最后通牒是在今天的什么时候送达这里的,可能是早上十一点或者是下午一点,不过,有一点我可以确定,在这里,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一千名欧洲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心烦意乱、失魂落魄的。很明显,那个时候,有些事情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并让他们士气低落;很明显,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由于很少被运用,“勇敢”这一品性已几乎不再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巨大的力量。这使我想到百年以前法国的贵族,不管他们犯了怎样的错误,总是在奔赴刑场,走上断头台的时候,高昂着头颅,鄙视地看着满道上簇拥的激进革命党人。虽然他们面临着如潮的怒骂之声,但却不说一句话,而是以藐视的神态相对。这些人都是何等的非常之人啊!从那时起,情况发生了变化,所谓的世界美国化并没有使人们继承那些勇敢的行为。(作者的意思是指,随着法国和美国共和制的兴起,人们的勇气便渐渐衰弱了——译者注)幸好在最后通牒送达的时候,没有白人观众在一旁冷漠地观看,目睹最后通牒所带来的突发事件的效应。没有什么事情能像不幸的恐惧那样让人如此蒙羞。十分奇怪的是,女子对恐惧的忍受能力比老男人还要强,这些老男人已经个个变得垂头丧气。当我们谈到妇女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指所有的妇女,即指那些使馆里的妇女,也指那几十位从外面避难过来的女传教士。在这些妇女中,几乎每个人都比那些老男人要好,至少,她们不会多说一句话导致局面更加混乱。

这一最后通牒究竟是什么?它要送到谁的手里?简略地说,这个最后通牒是一份外表整洁雅致的文件,书写在一张有条纹的中国公文纸上,是由总理衙门或负责“洋务”事宜的办公室递过来的,这里的“洋务”即是指欧洲事务。该最后通牒先是简单地提及联军的海军舰队司令要求清政府交出大沽炮台,关于这一点,我们全然不知;接着,通牒继续说道,中国已不能再保护各使馆了,各使馆应做好自我保护的工作,应于24小时内离开北京。这就是最后通牒的全部内容,再没有其他的话了。换句话说,文件的意思是,舰队司令的要求已经遭到拒绝,S统领及天津租界一定已经遭遇横祸,因此会有这样的结果。至今,战事已经开始进行了,从此,这就不是“拳匪”的事情,而是政府的事情了。这就使我们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只有背水一战。

最后通牒一共有十二封,是由中国政府派出的差役分送给十一个大使馆及海关总税务司的,这十二封通牒各用一封整整齐齐的红色信封装好。尽管有些人起先还试图躲躲藏藏,对来信的内容秘而不宣,但不久每个人都知道了。的确,这十二封信完全就像十二颗炮弹一样,在我们构筑的十二个不同的防御区内爆炸,而爆炸产生的硝烟又聚集凝结在一起,使我们每个人都窒息难受,苦闷异常。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立即逃走,要么就地被杀。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把目光转向了十一国的大使,正是他们导致了今天的局面;所有的人都纷纷认为是到了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了。人们失去了对自我的控制,行动也有些异常。不久,在忧郁沉闷的气氛中,全体外交会议在西班牙使馆中举行,因为西班牙的驻华大使是各国大使中的一位老前辈。会议上议论纷纷,众口难调,互相指责,一些办法因过于危险而不能实行。这个时侯,没有一个人能想到如此的威胁能来得这样迅猛。翘首企盼的众人不久便汇聚在西班牙使馆的大门周围,想方设法打听那些大使们都在作出怎样的决定,但我能获悉的唯一消息是勇敢的冯·K先生建议各国大使应立即联合起来共同到总理衙门迫使中国政府同意签订一份停战协议。但这一建议被其他人否决,尤其是一位绅士在听到这一建议后当场哭泣。结果,到了晚上7点钟,就是接近天黑的时候,总算有了一个联合的照会,大体意思是中国政府应允许各使馆人员离开北京,但最后通牒中所限制的24小时有些紧张,来不及收拾行李,而且京津一带的交通早就断绝,沿路强盗和土匪众多,因此,需要中国政府作安全担保才可上路,否则难以安全到达九十公里外的地方。从这一照会中可以看到,各国大使已经接受了中国政府最后通牒中的内容了。

这一软弱的回复刚刚送走,整个使馆区又出现了新的一波惊慌失措的浪潮,因为我们所有这些欧洲人的数目接近一千人,这样多的人数必然保证不了每个人都能安安全全地到达天津,因此,一些人开始激烈地反对,先是有人私下里喃喃自语,随后有人大声提议说人人都愿意守卫防线,进入战斗行列,而不愿意在漫长的、无止境的护送过程中遭人屠杀。可以想见,这次护送行动规模庞大,要爬出巨大的北京城谈何容易,有的驾车,有的骑马,有的步行,行动参差不齐,再加上一千名白人后面又跟随着众多的传教士和教徒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一个人又都要求自己不被撇下或抛弃,何况还有大量的“拳匪”和一些野蛮的兵士在我们退却的道路上围追堵截。在这样的情况下,试想我们能走多快,能够安全到达目的地吗?

在今天这个漫漫长夜里,几乎没有一个人想到吃饭的事。大多数人都在绞尽脑汁,试图想到一些更为明智的建议。那么,究竟还有没有时间来准备行李?这些考虑和打算极有可能是徒劳无用的,因为每件事都是乱七八糟的,每个人都是惊慌失措的。

但是,随着夜越来越深,有些人又开始忙忙碌碌地收拾起行李来了,仍然不太清楚明天是否可以安安全全地离开北京,就全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从我们本身来看,整个世界已经完全颠倒,局势根本不可能就这样正常地结束,我们也不可能安然无恙地撤退到天津。有些人一直派自己的仆人到外面打听雇用一辆马车到达出海口或至少到天津的价格——到那里需要花三天的时间,如果是用白银的话,有的车夫要价四十两,有的要价五十两,甚至有的要价一百两。后来,车夫声称,如果政府派兵护送的话,可以出车,但是他们究竟敢不敢来我们这个受袭的地区,只有上帝知道。还有一些使馆打算订购五十辆马车,不管其价钱如何,只要肯来,一律给大价钱。但是,即使这样,仆人们不久就面带惊愕之色回到了使馆,因为他们只雇到区区几辆马车,而且还是“不一定”——谁也不知道这些马车在天亮的时候是否敢动身,因为此时整个北京城已重新大乱了起来,出京者都在夜间纷纷出逃。传说有官员在离京的半道上被“拳匪”拽出了轿子,被迫向这些“拳匪”叩头,以显示这些官员对新政权的尊敬。端亲王已经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满洲高级官员大多被安插负责指挥“拳匪”,帝国的粮仓也开始向“拳匪”提供大米。各种谣言蜂拥而至、毫无止息,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后面要发生战争了,谁也不避讳这一话题。到两点钟的时候,我甚至得到了慈禧太后正在做什么事情的消息,还有得到的消息是,“拳匪”的势力如何如何强大,时局越来越没有希望,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我想把所得到的消息赶快告诉我们的首领,但四处寻找却不见其踪影,后来才知道他当时正在与其他的一些同事议事。我在他的办公室看到了他所写的文字,大都是说今后的重要事情,这不禁使我哑然失笑。那些原来看来很重要的事项在现在看来却是细琐之事。

唉!几个星期之前的那些可爱的琐碎政治局势现在何在?时至今日,那些全权大使及公使们的尊严也稍稍逊色了!

尽管对于我们来说,目前的局势尚有一线希望,但是我们以前所拯救的那些可怜的教民,仍然住在肃王府中,他们现在则几乎没有什么希望可言了。他们听说我们这些“洋人们”即将离京,这一夜间肯定是惊慌万分,十分痛苦,想到这些不免使人心痛。他们心里更加清楚,一旦离开我们的关怀,他们很快就要被杀戮了。

1900年6月19日,那是一个我终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它让我看到了在危急时刻人类的本性。我们是多么的卑劣和胆怯啊!真是容易摇摆而没有敢于担当的勇气。我无数次地渴望能有时间和力量精确地记录下这一切,以便使每一个人都能明白这一事件和突然发生的这一冲动——全部是由人的恐惧之心造成的。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崇拜英雄的原因。这些英雄遇到危险的时候并不会惧怕,而正是这种不惧怕的力量使这些人成为英雄。

第十五章 灾难的开始

(1900年6月20日)

神经紧张的时候,人最为狼狈不堪。这时候,有害的激情就会过度地刺激思想,各种荒谬的事情也就出现在人们的心中,大概每个人都是如此。一整天,我一直在想一件荒唐无稽的事情,这件事情只在小说中出现过,情节是这样的:非洲有一位名叫阿姆斯鲁佩格斯的祖鲁族人,为了打仗的需要,在一个夜晚骑马驰骋了一百多里路,随后只在大理石台阶上睡了两个小时便完全恢复了精力,最终他拯救了憔悴的主人公。这个故事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不幸的是,在北京的我们这些人并没有祖鲁人的勇气和耐力。就我个人而言,每夜必须睡8个小时,3小时的睡眠仅仅只是像一顿大餐开始前的开胃菜。因此,在今天这一重要的日子里,由于我们有最后通牒的最后期限——四点钟的限制,我在起床后竟毫无兴致可言,只是感觉到一种悲痛。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吧,即使生活在文艺复兴之前的那些人也是如此。

八点钟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起床了,照例开始做日常的事务,脚步声也渐渐多了起来。在我们的使馆区,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不爱洗涮、灰头土脸,有的沿街蹲坐,不时伸伸困乏的懒腰,有的则在肩膀上扛着枪支,由于站岗放哨的时间过长而脸色发青。这个时候,从外表来看,水兵与使馆人员非常相似,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这主要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已处在走投无路的境地。在这个多事的6月20日,每个人都不再表现得坚决果断、思想警觉,而是变得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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