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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辛焞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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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代外交史论(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试读：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出版说明

第一章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

一、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

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遭到的屈辱和失败，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这个事实，鲜明地揭示了这个伟大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性质。有关这些问题，许多学者已做过深入的论述，有了明确的答案，无须赘述。本节只是根据近几年日本等国公布的外交文书和档案材料，对巴黎和会的内幕，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勾结、相互争夺以及中国北洋政府的外交等问题进行一些揭露。这对于进一步了解五四运动爆发的历史必然性不是没有益处的。1.关于山东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瓜分殖民地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大战爆发伊始，日本便侵占德国所霸占的中国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它夺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但这并不等于日本就把山东牢牢地窃取到手。日本要想牢牢地占据山东，就必须在战后的和会中重新同列强争夺并得到它们的最后承认。于是，日本政府于1915年8月成立以币原喜重郎为主席的和会准备调查委员会。1917年1月12日，日本政府又通过了本野外相所提出的《帝国政府在战争中应执行的外交方针》。为了达到最后攫取山东的目的，日本政府决定事前同英国、法国和俄国进行秘密交易，以保证实现它在和会中的目标。

当时，英国在欧洲战场上顾此失彼，力不从心。早在1914年欧战爆发伊始，英国外交大臣和海军大臣借日英同盟条约，曾多次请求日本派军舰赴欧参战。可是，日本拒绝了这一请求。当日本占领山东后，目睹英、法、俄等国瓜分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协议成交，感到在战后和会角逐中需要英国的支持，于是1917年1月答应英国的请求，并趁机要英国在战后和会中支持日本攫取山东。1月26日，本野外相召见驻日英国大使，说“帝国政府就帝国政府具有最大利害关系的山东中省及现在占领中的赤道以北德国诸岛向敌国政府提出要求[1]时，期待英国政府的支持。希望英国政府现在予以保证”。对此，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于2月14日正式复函日本：“对于在和会之际日本提出对德国在山东省的诸权利和德属赤道以北诸岛屿的要求时希望得到[英国]支持的保证，英国政府在此表示欣然应诺之意”；同时，“英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在和会召开时，也以同样精神欢迎英国对赤道以[2]南德属岛屿的要求”。对此，日本政府于21日便向英国政府表示：“贵国政府在和会中就德属赤道以南诸岛屿提出要求时，帝国政府也[3]欣然以同样的精神，慨然予以支持。”

接着，日本和法国、俄国及意大利也进行了同样的秘密交易。2月19日，本野外相召见法、俄驻日大使，要求两国政府效法英国，[4]在战后和会上支持日本对山东的要求。对此，法国政府于3月1日、俄国政府于3月5日分别复函保证支持日本。意大利政府也在3月28日表示了同样的态度。

同年9月，日本政府又派前外相石井东渡赴美，就中国问题和美国国务卿蓝辛进行交易。在双方谈判时，石井一再强调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而蓝辛则强调对中国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经两个月的舌战，双方达成妥协。11月2日以换文的形式发表了“蓝辛—石井协定”。协定规定：“合众国承认日本国于中国有特殊之利益”；“两国政府声明，在中国支持所谓的门户开放和对工商业的机会均等主义”。[5]这就是说，日本承认了美国在中国的机会均等的原则。协定虽然没有具体涉及山东问题，但美国以日本承认美国在华的机会均等为交换条件，默认了日本在山东的既得权益。

这样，大战尚未结束、和会尚未召开之时，就瓜分山东问题，日本和欧美列强已达成了肮脏的秘密交易。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外交部会议厅正式开幕。帝国主义列强都野心勃勃地力图按照自己的贪欲来瓜分战后的世界。它们在争夺和勾结中，血淋淋地宰割了约有一千三百万居民和三百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和战败国的领土。最后，它们竟悍然践踏国际法，瓜分战胜国中国的领土山东。

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除在1月27、28日两日的第十、十一次的“十人会议”上进行讨论之外，主要是在4月22、29、30日的三次“四人会议”上决定的。“四人会议”由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和意大利总理奥尔朗多组成。日本全权代表列席会议，而主权国家中国的代表却被拒之于会议大门之外，连会议记录也无权参阅。

在会议上，英国和法国按照战时诺言，支持日本对山东的要求，反对将山东归还中国。4月22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会议上公然表示：“关于本问题，英国政府有支持日本的公约”，并提醒在座的法[6]国总理克里孟梭，“记得法国、意大利也订了同样的公约”。他私下也对日本全权代表牧野斩钉截铁地表示：“约定终究是约定，英国[7]是遵守约定的。”在会议上当日本和美国唇枪舌剑争夺山东时，他不是貌似公正居中调解，就是公然偏袒日本。英国的这种态度是日本在和会上胜过美国，攫取山东的重要因素。1月29日，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对日本全权代表松井表示，关于山东问题“政府间已有约定，因[8]此当然照此履行”。3月4日，克里孟梭和日本首席全权代表西园寺密谈山东问题，克里孟梭再次表示，他作为日本的老朋友，当尽力帮助日本攫取山东。

美国是在“一战”中获万利而无一损的唯一国家，它通过战争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从欠债国变成拥有达一百多亿美元的债权国。美国凭借膨胀的经济势力，到处伸手，妄图实现争霸世界的野心。在中国问题上，美国企图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从而削弱远东的竞争者日本而加强自己的力量。甚而连“蓝辛—石井协定”也不顾，反过来又和日本争夺山东。4月15日举行五国外长会议时，美国国务卿蓝辛提议，德国的一切殖民地应先归属于即将成立的国际联盟，然后由它处理，山东也包括在其内。4月21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再次对日本全权代表牧野和珍田重申：“对德国所放弃的领土，按着蓝辛的方案，先把它让渡给即将成立的国际联盟，然后由国际联盟商议决定其[9]所属。”

日本当然不甘心吐出山东，甚至以不参加国际联盟相威胁。4月21日，日本外相内田训令日本全权代表：“若不彻底贯彻我方上述主[10]张，则拒签国际联盟章程。”这也就意味着拒签和约。在翌日的会议上，日本全权代表的态度异常强硬，宣称“鉴于本国训令，对于不[11]包括满意地解决[山东]问题内容的条约草案，不能签字”，同时提出了草拟写入和约的两条山东条款。

威尔逊在日本全权代表的讹诈下，立即表示退让，态度变得更加温和。从此他不再提国际联盟对山东的委任统治，而把斗争目标限制于日本在山东的权益不得超过德国的权益上。德国霸占胶济铁路时，未明文规定聘用德国人当铁路警察的教官。但1918年9月24日订立的《关于山东问题换文》却规定：“巡察本部及枢要驿并巡警养成所[12]内，应聘用日本国人。”警察掌握在日人手里，就是确认日本垄断胶济铁路。因此，威尔逊力图限制日本的警察权，表示对于“承认日[13]本超越德国既得权益的要求”有困难。弦外之音是可以承认日本攫取山东，但其权益不得超过德国的既得权益。

威尔逊态度的转变，事实上是接受了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的意见。4月22日，三国首脑召见中国全权代表时，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曾问道：“拟将胶州问题分两层办法：一、添中日协定凭据；二、使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中国于两法中何者为愿？”克里孟梭也同意劳合·[14]乔治的意见，并说“此层固可虑”。中国全权代表对于有损于中国主权的两项办法均拒绝接受。威尔逊倾向于英、法的意见，指令顾问专家们去研究。顾问专家们于4月29日第二次山东问题会议前就呈报其意见：“与其履行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内有条件交还中国之约文，毋宁将山东移交日本，以酬劳之为有利。”于是在4月29日会议上三国首脑决定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同意把日本提出的山东问题条款写入和约。但是，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必须发表由威尔逊起草的一则声明：“日本的政策是将山东半岛归还中国主权之下，仅保留许以德国的经济特权和一般所实行的条件下设置青岛居留地的权利”“铁路所有者仅为保障运输安全使用特别警察，不得为除此之外的目的而使用”“警察队以中国人组成，中国政府任命铁路公[15]司董事所选的日本教官”。

日本政府自从占领山东以来，从未表示愿将山东归还给中国。这时日本表面上同意发表此声明，不过是敷衍美国。早在1914年8月，即日本占领山东前夕，加藤外相致小幡驻华代理公使的电文中就曾明确指出：“鉴于各种关系，帝国政府不能做将胶州同意归还给中国之[16]保证。”这就是说，日本要永远霸占山东。至于警察，名为由中国人组成，实为日人掌管。劳合·乔治也说，胶济铁路的董事，华人无力承管，只能由日人担任。由日人董事选日人教官，其结果“实质上[17]日本掌管铁路警察，而中国的地位也没有毁损”。由此可见，美国和日本以伪善的外交辞令，牺牲中国，达到了妥协。

美国和日本何以妥协？

日本当时属于第二流的帝国主义国家，仰承欧美列强的鼻息，况且和会大权由英、法、美首脑掌管。日本深恐三国首脑最后否决日本[18]的要求，因此不得不同意发表口是心非的上述声明。

美国屈从日本的主要原因是：首先，它怕日本退出和会，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当时意大利由于瓜分殖民地的贪欲未得满足，业已退出和会。如果日本再行退出，国际联盟便要夭折，美国通过国际联盟争霸世界的希望也会变成泡影。4月29日晚，威尔逊彻夜未眠。第二天，他对其新闻秘书巴克尔说，“唯一的希望在于把世界集合在一起，让[19]日本加入国际联盟”，倘若“日本退出会议，不仅会议破裂，而[20]且会毁掉国际联盟”。美国舆论也承认：“总统过于想成立国际联[21]盟，因此屈服于日本的强硬态度。”牧野对天皇的奏文中也认为，威尔逊之所以同意日本的要求，原因在于“把此事（指国际联盟[22]——笔者注）放在考虑之中”。

其次，美国希望和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结成一条共同对付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合战线，这是其在山东问题上的又一个重要考虑。这时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国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先后爆发了革命和罢工。这使“威尔逊对欧洲局势感到忧虑。弥漫全欧的工人运动可能推翻法国和意大利，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全欧洲的影响更使威尔逊伤脑筋，而威尔逊要盟国在这个威胁面前保持坚强的[23]团结一致”。为了保证日美共同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俄，也有必要满足日本的要求。

最后，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也从这种妥协中得到了保证。威尔逊迫使日本发表的声明中有“一般实行的条件下设置青岛居留地”的内容，而“一般实行的条件”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在4月29日起草的声明草案中曾写道：日本拥有“在青岛设置不垄断的居留地的特

[24]权”。所谓“不垄断”者，即美国也在胶州湾同日本机会均等之意。

在决定山东问题后，三国首脑和日本以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中国代表签字。5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白尔福对中国全权代表说：“政治[25]权交还中国，经济权给予日本，谅中国必可满意”，要中国代表无条件签字。但中国代表在国内人民的压力下，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山东条款持保留态度。中国代表“最初主张（把保留意见）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26]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又完全被拒”。6月28日上午，中国代表终于决定不签字，并派代表将拒签的文件送给三国首脑。对此，号称“老虎”总理的克里孟梭怒气冲冲地斥责道，“在首相会议决定不许保留[27]签字的今天，没有考虑的余地”，不仅拒绝会见中国代表，而且连中国代表交付的文件也不屑一顾。下午，和约签字后，克里孟梭还对西园寺说，“中国人终于没签字，但我却感觉不到何等的痛痒”[28]，一语道破了把中国作为分赃会议上的牺牲品的嘴脸。

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只能导致帝国主义和约，也就是说，[29]“只能巩固、扩大和加重财政资本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压迫”。中国虽然以战胜国的名义参加了和会，但是和约不仅没有把山东的权益归还中国，反而更加扩大和加重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压。2.北洋政府对山东问题的态度

中国北洋政府是封建阶级的政府。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政权落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手里。段祺瑞的统治，和袁世凯一脉相传。此时，欧战方酣，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日本对华影响独盛。日本看中段祺瑞，以重金和武器全力扶植他，以便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段祺瑞完全投靠在日本的怀里，公开拍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对他“武力统一”中国的支持，步袁世凯的后尘，把山东的权益继续奉送给日本。

日本懂得，如果中国参战，它在山东的权益在法律上就要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所以日本一直阻止中国对德宣战。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同意中国参战。北洋政府1917年8月对德正式宣战。宣战书宣布：“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定属于中德、中奥间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30]及惯例一律废止。”据此，1898年3月德国与中国订立的《胶澳租借条约》也随即废止；1915年5月日本基于该条约和袁世凯政府签订的《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及其换文，也自然失其效用。这正如中国代表在山东问题的说帖中所说：“德国人所享之租借权利，按法理言之，即业已回复于领土之主权国。易言之，即德国人业已丧失其租借地等各项权利，故已不复享有所谓关于山东省之权利可以让与他国者（指[31]日本——笔者注）也。”

这是中国收回山东的最有利的法理根据，是日本词穷理亏之所在。日本的全权代表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在山东问题上“从国际公法[32]的观点来说，多少有弱点”。因此在和会中，日本最怕中国和列强提及此事。

可是，北洋政府于对德宣战一年后的1918年9月24日，又与日本订立了济[南]顺[德]、高[密]徐[州]两条铁路借款两千万日元的协定。这一借款是西原借款的组成部分，是日本收买段祺瑞的一步棋。据统计，从1917年以来，日本和段祺瑞政府先后订立了各种名目的借款达五亿日元的协定。段祺瑞为了捞取“武力统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资本，在订立这一铁路借款的同时，又和日本订立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新协定，再次出卖了胶州湾和胶济铁路。这是日本为弥补山东问题上的理亏而设置的圈套。这一协定不仅为日本攫取山东提供了口实，而且使中国重新认可了因对德宣战而废止的1915年5月订立的“二十一条”中有关山东的条约及其换文。这就给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立于不败之地的地位造成了困难。日本在和会上抓住这一点不放。日本全权代表说，“该宣战在任何情况下，对于1918年9月24日的协定即宣战后缔结的协定之效果，不能产生影响”“中国缔结1918年9月24日协定[33]这一事实本身，就承认了1915年5月25日条约的无可争辩性”。

而且公然扬言“中国现在根据上述协定已经接受了两千万元的预[34]支金”。克里孟梭也为虎作伥地说：“这一事实对日本颇为有利。”[35]威尔逊也挖苦中国代表说：“1918年9月，当时，协约气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36]这样，1918年的两个协定便成为日本在和会上攫取山东的把柄。

北洋政府尚不止此。在和会进行期间，外交次长曹汝霖竟数次对驻华公使小幡交底说，政府对和会代表的训令中未提及山东问题，只[37]涉及废除治外法权、撤出外国军队、关税自主等问题。这就表明北洋政府不打算把山东问题提交和会。据《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议记录》记载，中国代表团对山东问题事前确实毫无准备，在2月21日举行的中国代表团第十四次会议上才讨论了山东问题，并起草提交和会的文件。中国代表团在和会期间的七十余次会议中，讨论山东问题仅有八九次。而且，中国首席全权代表陆征祥赴法路经东京时，还登门拜会日本外相内田和牧野。据牧野说：“会见时约定在和会中协力[38]和衷，并在1月25日的预备会议上再次确认其态度不变。”此事当时在巴黎闹得满城风雨，在中国代表团内部也引起轩然大波。陆征祥身居首席全权代表，经常不出席事关大局的重要会议，却去瑞士“治病”，甚至扬言要辞去外交总长和首席全权代表之职。

在和会上，中国全权代表王正廷和顾维钧在中国人民的压力下，有一个阶段确为山东问题进行了力争。在1月28日的会议上，他们首次舌战日本，据理阐明胶州租借地和胶济铁路以及其他一切权益应直接交还中国之理由。对此，日本政府深感震惊。驻华公使小幡惊讶地[39]说，这“使日本委员狼狈不堪”。小幡遂于2月2日奉日本政府之命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扬言“顾氏欲假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殊[40]与日本以不快之感”。外交次长曹汝霖卑躬屈膝地答道：“本部所得电报，亦知28日会议上顾、王两氏与贵国珍田、松井两氏颇有辩论，当呈明大总统。大总统注重两国邦交，已嘱外交部电令该代表等[41]勿得过于激烈。今日贵使既来提及此事，本国政府应更注意。”对此，小幡“极为满意”“希望贵国政府以本国政府训令之意，电达贵[42]国代表”。小幡这种态度，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但北洋政府却于2月10日发表声明，隐瞒日本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真相，说什么“此系不明真相之误传”“中日两国现在谋亲善之实现，更不应有何误[43]解，盼望两国代表在巴黎会议场中，勿再生何等之误会”。这就是说，不许中国代表在和会上同日本代表争辩山东问题。日本对此颇为满意。小幡公使立即电告内田外相说：“该声明缓和北京各报的反日[44]论锋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交关于山东问题之说帖，理直气壮地摆出中国要求归还山东的七条理由及应该直接归还中国的五条理由，曾一度压下了日本的气焰。日本不得不请国内外的所谓专家来研究说帖，忙得不可开交。可是曹汝霖却跑到日本使馆去，诽谤中国代表，竟说“将青岛问题及山东的德国权利直接收回问题最先提交会议，并未与北府商量，纯属顾、王二人擅自行动”；并向小幡公使转达大总统对[45]日的诚意，助长日人的气焰。顾维钧、王正廷等和会代表和北洋政府对山东问题的不同态度，一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和北洋政府的卖国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另一方面，又反映了美国和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争夺。中国代表团的主将顾维钧等是亲美派，他们在4月24日向和会提了一个新方案，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先移交五[46]大国，将来由五大国交还中国。这实质上迎合了美国的国际联盟委任统治的需要，反映了美国的利益。

签署和约的日期日益逼近。中国人民纷纷打电报给中国全权代表，要他们拒签和约。可是北洋政府却背着全国广大民众，于5月21日密电中国代表无条件签字，不得保留。

6月5日，日人西田登临总统徐世昌的大门，劝他无条件签字。徐世昌俯首帖耳，当即表示“我最初的主张即是如此，全然同意”[47]。6月11、12日，陆宗舆连续两天跑到日本使馆，对小幡公使大献殷勤，密告徐世昌的意图。他说：“大总统决心依然无保留签字，对[48]其决定毫无动摇，并已将其意电训巴黎。”他又说，假若中国国内各省督军发生异议，大总统也坚持原意，表示“除辞职之外，别无他

[49]法”。小幡对陆的密告十分满意。上述种种表演，一笔勾销了中国代表为力争山东而做的一切努力。[50]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代表团内部逐渐分化。王正廷等主张拒签。他在5月28日的代表团会议上表示：“就英、法、美方而言，如[51]果欲分划中国，此次虽签和，也无可挽回。”顾维钧则开始踌躇，说：“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52]胡惟德等主张签和，说：“签字一层，苟利于国家，毅然为之，不[53]必为个人毁誉计。”这一分化，实际上是反映了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与妥协。亲日派主张签和；亲美的顾维钧等人开始力争山东，但随着美、日的妥协，随即改变态度，表示妥协。日本全权代表看出顾维钧的态度有变化，便设宴招待他。顾在席间对日本全权代表伊集院说，通过会谈很好地理解了日本的诚意，对相互间所引起的误会深表遗

[54]憾。

这时，北洋政府一面电令在巴黎的代表签约，一面派陆宗舆去日[55]本使馆告密，告诉日本人说若王正廷等拒签，则叫施肇基签和，并嘱小幡公使保守机密。

日本政府得到上述保证后，更加有恃无恐。当28日下午中国代表拒签和约时，早已洞悉中国内情的日本全权代表毫不在意，电告内田外相说，拒签全然是当地中国代表的擅自行动，非该国政府之意。[56]徐世昌惊悉拒签消息后，马上和段祺瑞策划对策。他怒气冲冲地说，这次拒签对列国似乎造成中国政府命令之误解，事关政府威信，不可等闲视之，速免和会专使，以便列国周知此次拒签并非政府之意。[57]同时，他派徐树铮把此意通知日方。迄于7月初，段祺瑞还准备任命主签派的胡惟德、王广祈为全权代表，补签和约，并希望日本全权[58]代表帮忙。但此时和会已结束，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在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南北和会于2月20日在上海召开。段祺瑞一方面派代表参加和会，另一方面利用他参战督办的职权，依靠日本提供的军火和教官，火速建立了参战军三个师和西北边防军四个混成旅，准备推翻南北和会，再走“武力统一”中国的老路。所以，段祺瑞是以奉送山东来换取日本对他的军事援助的。这是段祺瑞和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期间，投靠日本、出卖山东的国内原因。3.新时代——五四运动

和会外交的失败，置中国于战败国的地位。消息传来，全国群情激奋，学界情绪尤为激昂。5月4日下午，北京13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学生们手持旗帜，上书“争回青岛方罢休”“拒绝和约签字”“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游行队伍冲向赵家楼，火烧卖国贼的巢穴，痛殴章宗祥。这就是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开端。它以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为导火线，揭开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天安门前的星星之火，迅猛形成燎原之势，席卷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5月7日，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等地的学生分别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全国二十多个省的几十万学生相继投入了五四革命风暴之中。6月3日，中国工人阶级也投入了斗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与五四运动的爆发，两者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五四运动是1911年辛亥革命失败以来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产物。五四运动爆发的历史必然性中包含着和会外交失败的原因，因此，和会外交的失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猛地点燃新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革命烈火，并且使它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意义。

和会外交的失败打破了部分国人对和会和威尔逊的幻想，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觉悟。当巴黎和会开幕时，中国有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的宣传和“威尔逊十四条”的迷惑下，为巴黎和会的召开庆幸，对英、美等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上海《时事新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欧战结束，和会开始，凡为弱小之国，莫不思借威尔逊之宣言，力求国际之平等，如民族自决，外交公开，国际弭兵等项，尤[59]为着者也。”陈独秀和他主编的《每周评论》也曾对和会和威尔逊抱有很大的幻想，要求和会通过取消中国和外国订立的丧权辱国条约，承认中国收回山东的权利。他还主张，亚洲各国联合起来，向和会提出“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意见，如这一意见能通过，那“他种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60]然从根消灭”。他甚至把威尔逊捧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61]。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分割弱小民族的丑恶嘴脸以及和会对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这些严酷的事实，彻底打破了某些中国人对和会和威尔逊所抱有的幻想。陈独秀说：“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62]了一文不值的空话。”由此他进一步认识到，和会是分赃会议，“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63]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李大钊也愤怒地揭露：“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64]家的牺牲！”而且质问威尔逊道：“威尔逊！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还是[65]根据某年月日的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对和会和威尔逊的这种新认识，激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觉悟，点燃了熊熊的“五四”革命烈火。

这时，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指引下，用无产阶级宇宙观观察帝国主义世界，从巴黎和会失败的教训中得出帝国主义世界是强盗世界的结论。“五四”前，人们认为“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莫大的仇敌”[66]，李大钊于和会外交失败不久的5月18日，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明确地指出：“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缘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67]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集团就是包括欧美列强在内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人民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就要反对在其幕后支持它的一切帝国主义。李大钊根据对于帝国主义强盗世界的新认识，进一步提出了“把这强盗世界推翻”“改造强盗世界”的彻底反帝的革命口号，这就使得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完成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飞跃，给五四运动赋予了彻底反帝的革命性质，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展。

中国和会外交失败，不仅剖示了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的本质，而且也把北洋军阀政府在山东问题上出卖民族主权的行径，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封建军阀政府的本性。《每周评论》严词斥责北洋军阀“引狼入室”“有意卖国”，卖国不仅是曹、章、陆三人，而且是整个反动军阀。通过1914年日本侵占山东到1919年中国和会外交失败的全过程，中国人民认清了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买办阶级侵略中国的实质，同时也认清：要彻底反帝就必须彻底反封建，要彻底反封建就必须彻底反帝的道理。

不仅如此，李大钊等从帝国主义强盗世界这一认识出发，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封建阶级的所谓“以夷制夷”的本质。袁世凯1914年让日本占领山东时曾辩解说是为了以东洋的黄种人驱逐西方的白人，结果引狼入室，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李大钊指出：“这回青岛问题，发生在群‘夷’相争，一‘夷’得手的时[68]候。”在“群‘夷’相争”的时代，“以夷制夷”“是根本的大错”“在那‘以夷制夷’四个大字下讨一种偷安苟且的生活，这真是民族[69]的莫大耻辱”。这是对封建阶级的投降主义的新认识，它提高了人民群众反帝必反封建的觉悟。中国人民从和会外交失败这一莫大的刺激中总结出了新思想、新认识。五四运动就是在这一新认识、新思想的指引下，以历史上不曾有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猛烈地冲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中国人民的大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注释[1]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639页。[2]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644～660页。[3]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655页。[4]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653页。[5]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813～817页。[6]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巴黎和会经过概要》，1971年版，第723页。鹿岛守之助著：《日本外交史——巴黎和会》，第12卷，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版，第141页。[7]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804页。[8]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116页。[9]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巴黎和会经过概要》，1971年版，第721页。[10]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242页。[11]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巴黎和会经过概要》，1971年版，第726页。[12]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卷，第464页。[13]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巴黎和会经过概要》，1971年版，第747页。[14]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315页。[15]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Checklist of Archives in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Tokyo，Japan，1868～1945，microfilmed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P50卷，PVM16，第413～414页。[16]《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3册，第174页。[17]《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277页。[18]《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806页。[19]R.S.巴克尔：《伍罗德·威尔逊与世界的和解》，纽约1922年版，第266页。[20]R.S.巴克尔：《伍罗德·威尔逊与世界的和解》，纽约1922年版，第262页。[21]《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298页。[22]《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807页。[23]R.S.巴克尔：《威尔逊在巴黎做了什么？》，纽约1920年版，第102～103页。[24]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巴黎和会经过概要》，1971年版，第748～749页。[25]《陆专使参与欧和会经过概要》，见张一志编：《山东问题汇刊》，上海欧美同学会1921会年版，第212页。[26]北洋政府编：《巴黎和会关于胶澳问题交涉纪要》，第3部分，北洋政府档案。[27]《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0卷，PVM16，第1709～1710页。[28]《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0卷，PVM16，第1709～1710页。[29]《列宁全集》，第22卷，第163页。[30]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91页。[31]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263页。[32]《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805页。[33]《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29卷，12528，第56～57页。[34]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巴黎和会经过概要》，1971年版，第734页。[35]《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29卷，12528，第71页。[36]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314页。[37]《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200页。[38]《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799页。[39]《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1卷，PVM16，第1368页。[40]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246页。[41]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245页。[42]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247页。[43]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249～250页。[44]《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167～176页。[45]《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200页。[46]张一志编：《陆专使等参与欧和会报告》，第210～211页。[47]《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642～1644页。[48]《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642～1644页。[49]《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642～1644页。[50]王正廷是南方政府的外交次长。[51]张一志编：《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议记录》，《山东问题汇刊》，第200页。[52]张一志编：《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议记录》，《山东问题汇刊》，第203页。[53]张一志编：《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议记录》，第203页。[54]《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810页。[55]《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627～1628页。[56]《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355页。[57]《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752页。[58]《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728页。[59]《时事新报》，1919年2月11日。[60]《每周评论》，第20号。[61]《每周评论》，第20号。[62]《每周评论》，第20号。[63]《每周评论》，第20号。[64]《李大钊选集》，第212页。[65]《每周评论》创刊号。[66]《李大钊选集》，第213页。[67]《李大钊选集》，第214页。[68]《李大钊选集》，第213～214页。[69]《李大钊选集》，第213～214页。

二、吉野作造与五四运动

吉野作造（1878—1933）是日本的民本主义者，是大正民主运动的主要宣传者。

当前，日本史学界对于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松尾尊允、增岛宏等认为，吉野的民本主义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殖民主义，主张民族自决；而宫木又久、小林幸男等与此相反，认为它起[1]了“拥护帝国主义的作用”和“帝国主义精神支柱的作用”。

由此可见，对民本主义和吉野作造的研究及其评价，是直接涉及中日关系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吉野作造对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态度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五四运动之前；二是五四运动时期；三是五四运动之后。本节拟就吉野作造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及其民本主义思想基础等问题加以探讨。1.吉野对五四运动的认识

1919年五四运动的革命洪流犹如大浪淘沙，不仅使中国而且使日本的各阶级、阶层显现出对它的态度。

日本统治阶级从其侵略本性出发，极端仇视五四爱国运动，一面通过外交途径提出“抗议”，要求北洋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取缔学生运动；另一方面则指使日本特务分子和亲日派对学生运动进行直接破坏。

日本国内则舆论大哗。5月6日，大阪《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攻击和诬蔑五四运动，说什么它“好比妇女犯精神病后，放火烧家，[2]自身投井”；5月10日，该报又攻击五四运动是“华人自危其国家”[3]。

6月3日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大阪《每日新闻》又叫喊，运动激化后变成[4]第二个俄国革命，要求政府与中国军阀相勾结镇压爱国运动，甚至主张借此向中国宣战。对此，当时日本内部意见分歧。有的主张袖手旁观，有的则坚决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反对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满腔热情地声援朝鲜的“三一”爱国运动。但对五四运动却无[5]动于衷，仅想通过四国借款团来解决山东问题。

这便说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攫取山东为己有的帝国主义外交的“胜利”，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民族沙文主义的狂热。

此刻，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吉野作造博士，伸张正义，挥笔撰写《勿要谩骂北京学生团的行动》，发出正义心声：“中华民众一般反日，不过是对官僚、军阀以及财阀代表的日本的反感”“邻邦的一般民众恐怕不知道我国有‘侵略的日本’和‘和平的日本’。如果[6]知道了，他们必定立即会隐忍反日的声音的”。接着他又在《东方时论》7月号上撰写《中国的反日骚乱与根本解决之策》一文，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两个日本论。他写道：“在中国排斥日本的事实是排斥侵略的日本。但日本本身绝不是侵略主义国家，官僚军阀的日本具有浓厚的侵略色彩……可是，现在[日本]国民的多数是爱好和平、爱好自由、爱好共存主义的。这就是说，今日的日本有侵略的日本和和平[7]的日本。”吉野先生的这些论述说明，他通过五四运动而对日本有了新的认识。吉野从这种认识出发，进一步探讨中国人民为什么反对日本的官僚、军阀？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日本和中国的官僚军阀是个什么关系？他认为，两国的官僚、军阀互相狼狈为奸，日本的官僚、军阀在中国政府中扶植中国的官僚、军阀，通过他们图谋自己的利益；而中国官僚、军阀依靠日本官僚、军阀的御用商人主义外交的支持，[8]巩固自己的地盘。因此，他再次指出：“他们呐喊的反日是反对操纵和笼络中国官僚、军阀的官僚、军阀的日本，而不是怀疑和他们[9]（指中国人——笔者注）产生共鸣的日本国民的公正性”，进而承认和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官僚军阀的行动。

不仅如此，吉野从这种认识中进一步发现日中两国人民之间是存在共同点的。他说：“在冷静地想一想他们的要求时，认识到他们和[10]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生命的萌芽。”这一生命的萌芽是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官僚、军阀的可能性。他指出：“这一侵略性日本，就是我们和平的日本极力要反对的。他们要反对的和我们要反[11]对的完全是一样的。”此外他还从五四运动中看出两国人民结成友好的萌芽。他说：“我们从藏在邻邦青年暴动影子中的精神中不能不看出，发展日中真正友好的种子。据[我]考虑，同官僚、军阀一起进[12]行着恶战苦斗的我们与他们，以同一个精神进行着同一种工作。”他殷切地“期待他们和我们两国民众之间出现站在和平主义、自由主[13]义、人道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地共同开展改造社会的运动”。吉野的这种建立友好的种子和改造社会的想法，当时和中国人民的想法有相近之处。“五四”时期的周恩来于1919年8月谈及日本学生，谴责日本军阀的侵略主义时说道，“实在让我们觉得东亚两国国民的前途，尚有一点亲善的希望”“两国国民真正的亲善，万不是口舌、文字所能表达出的，紧要的就是双方国民对内对外，要有一个社会根本改造[14]的实现”。吉野认为，解决中国反日问题的途径，是从官僚、军阀[15]统治下解放两国人民。这一看法是很高明的。他迫切地希望两国[16]人民“取得成功”。他指出：两国官僚、军阀的“友好”，实际上[17]是阻碍真正友好的大障碍。一个人的正确认识，来源于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正确理解。吉野之所以同情、声援五四运动，是因为他认识到五四运动是中国千疮百孔的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是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发生的。

他曾写道：“骚扰直接发端于山东问题的巴黎外交的失败。但根本的原因在于最近一两年北京学界的飞跃性的确信。由于欧洲战争而引起的思想激变的波涛也波及中国，对青年学生中的启发显著……其结果对社会各方面的事物进行敏锐的批判，进而成为对最毒害中国的官僚政治的剧烈的不满。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很明白，今日的北京官僚政府久久依靠我国阀族的支持而存在，因此邻邦青年把矛头指向我国也是不得已的……如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考虑，就有可以谅解[18]的理由。”

吉野从对五四运动的这种认识出发，批驳所谓五四运动是“某国煽动”的谬论，说“他们的运动全然是自发的，不被任何人煽动”。[19]并指出日本报刊的宣传是无事生非。同时他又抨击五四运动是[20]“盲目反日运动”的错误说法。他认为“他们首先着眼于革除认为[21]是祸根的东西”，其目的是消灭官僚、军阀；其反日原因是因为日本援助他们的官僚政府；在他看来如果中国青年知道日本有帝国主义日本和和平主义日本，“他们必然高兴地不推辞和后者友好的”[22]。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五四“在精神上仍然不外乎是政治性的启[23]蒙运动”。吉野对五四运动的这种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他虽然没有直接用反帝反封的词句，但基本意思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官僚的。

正确认识是正确行动的先导。吉野不仅思想上同情、声援五四运动，而且付诸行动。他为了声援中国的青年运动，为了建立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6月5日在黎明会讲演会上提出邀请北京大学一名教授和两三名青年学生访日的倡议，并勇敢地给李大钊写了一封信。写信本身就说明了他对李大钊的理解和相信。这一珍贵的书简如今已失传。《东方杂志》1919年7月号刊载了《日人吉野作造之中国最近风潮观》一文，其中引用了吉野博士致北京大学某君书。中国的全国学生联合会致日本黎明会的信也引了吉野信的一段。两者基本上相同：“我知贵国虽盛倡排日，所非之日，必为野心的、侵略的、军阀主义的日本，而非亲善的、平和的、民主主义的日本。侵略的日本，不独为贵国青年所排斥，亦我侪所反对者也。侵略的日本，行将瓦解；未[24]来平和人道之日本，必可与贵国青年提携。”这是充满战斗情谊和友好之情的信。此信在中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共鸣。全国学生联合会致日本黎明会书中写道：“博士此语，我国人士实不胜其感佩[25]之情。盖此皆我国人士心坎中所欲发者。”

不久，吉野收到李大钊的回信。信中表示，北京学界非常高兴地盼望他访华，如他今年夏天和秋天来华，用数个月时间能把日本国民的真意和民主精神披示给中国人民，这对东亚黎明运动的前途甚有影

[26]响。通过李大钊的信，吉野加深了对中国人民的理解，确信了中国人民“持有非常希望和我们（指日本人民——笔者注）联合的本[27]能的热情”；此外，吉野又接到北京清华学校骆启荣的一封信。信中表示，中日两国真正的善良国民，必须彼此相爱，立于彼此互助主义。如欲享持久的、真正的人类和平的幸福，中日两国人民首先非[28]改良各自的政府不可。这一信的内容便和他的两国民众“开展改造社会的共同运动”的思想吻合。吉野通过这些信，“大体知道了北[29]京的风潮”。

是年夏天，吉野借其弟子冈山守道出差中国路经北京之机，又叫他在北京拜访李大钊，再次转达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并再请北大教授和青年学生东渡访日。当时李大钊对冈山表示，为派北大教授[30]和青年学生东渡访日做积极的努力。

不久，日本黎明会接到中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信：“彼谓持侵略政策者，为日本军阀派政府，日本人民无与也”；“诸君须知我中日两国人民，本无深仇宿恨，徒以两国军阀政府之狼狈要结，遂致互相嫉视，苟一日不解脱此万恶之军阀，则两国人民，永无亲善之望。若[31]欲解脱其军阀政府，则非互助不可。”接着，北京学生也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吾中日两国国民地位相同，利害一致，吾国民谓欲谋东亚真正之和平，中日两国间真正之亲交，首在促贵国国民之觉醒，[32]共起而反抗侵略主义。”这些信，以高度的热情，倾注了中国青年学生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和两国人民携手反对官僚军阀的共同心愿。通过这些信，吉野对中国“学生的意向也清楚了”“邻国的多数[33]青年也毕竟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朋友，绝不是敌人”。他满腔热情地说：“他们和我们友好合作的可能已经不可怀疑了。现在起难道不是[34]建立国民的真正友好，真正的东洋和平之花开放的时候吗？”

通过吉野作造的努力，1919年底和1920年初，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宫崎滔天之子宫崎龙介抵达上海访问，在上海学生联合会召开的大会上发表讲演，表达了日本人民对中国反日斗争的同情和声援。他曾写《日人口中之破坏和平的资本主义外交》一文，猛烈地抨击了日本官僚军阀对中国的侵略。周恩来把声援中国人民的这一文译成中文，刊载在他主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5月，北京大学的教授和[35]学生一行6人东渡访日，在东京和京都跟日本的教授、学生及工人举行座谈和联欢。吉野也数次会见他们，进一步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打下一定的基础。日本统治阶级对此暴跳如雷，认为这是阻碍两国国交，禁止两国人民和青年学生的交流。由于统治阶级的阻挠，吉野先生来中国的愿望未能实现。吉野先生从这些事实中认识到，“实际上阻碍两国真正友好的、威胁[36]东洋和平的是联系着官僚军阀的丑恶的关系”，并愤怒抨击日本和中国的官僚军阀的勾结。他从这一事例中切身体会到，正是日中两国的官僚军阀的这种勾结，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猛烈的反日，并从中进一步理解了中国人民反日的深刻的社会根源。

吉野作造在抨击两国官僚军阀的同时，主张建立真正友好的途径是“从充分承认侵略性的对华政策的不对开始。这样，我们能够得到[37]中国的谅解”。他曾数次提到“侵略”二字，但有时模棱两可。[38]后来的文章把“侵略”二字提得较突出，把反对侵略主义作为两国人民的共同任务。他于1920年6月在《日中学生协作运动》一文中[39]提出：“协作运动首先要指向的敌人是官僚军阀的侵略主义。”这就是说，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官僚军阀的侵略主义。几十年前吉野先生提出的日中友好的宗旨非常正确。

吉野先生提出的中日友好的这一宗旨，当时遭到一些人的非难，说什么中国青年运动的背后有过激派（指共产主义者——笔者注）。[40]吉野横眉冷对，严肃指出这是“非常愚蠢的疑惑”。有的人爱面子，认为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说日本的坏话是不好的。吉野认为这种“家丑不能外扬”的思想是封建的东西，“我们对自己的坏事要彻底地予以承认。如果他们的非难中有相应的理由，要自动地倾听它并明确自己改正的理由，进而进行对话，这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41]，批判了掩盖自己民族过错的民族主义情绪。

五四运动虽然没有完成彻底反帝反封建这一历史使命，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军阀。吉野作造估计到了五四运动的这一历史意义。他认为，中国人民的斗争“在一种意义上是对日本的一大警告；在一种意义上又是对开辟日中两国的真正友好的一大[42]障碍物发起攻击的呼声”。“对我国官僚军阀来说不外乎是要求改变对华外交的实物性教育。如果受到这种实物性教育后还不醒悟，我[43]们日本永远失去向中国伸长的机会。”

这种看法虽然未能充分评价五四运动反帝斗争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但还是认识和肯定了中国人民的这一反帝斗争。他认为：中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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