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鸣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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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荒纪事试读：
安木匠和他的儿子
我们学校有个木匠，自然就有一个木工房。木工房很简陋，仅仅可以遮风挡雨，四面墙都是破木板的，屋顶是用木板加油毡纸对付的。木工房里面堆了一些木板和木料，还有一个长长的案子，上面有斧子、刨子、锯子和刀子。木工房里的木匠姓安，在我们学生来之前，人们都管他叫安木匠。但没有一个人把他当回事儿，对他呼来喝去的，动不动就骂他。但是，安木匠一声不吭，既不答应，也不回嘴，低着头，只管干他的活儿。
我们来了之后，有人告诉我们，安木匠是个“反革命”。
反革命的安木匠，就住在木工房旁边的一个用泥辫子糊起来的草房里。房子里，除了安木匠之外，还有他的儿子，他儿子也在我们学校上学，在我们下一届。
安木匠很木讷，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乍一看，像是在生气，不过，人家什么时候都这个样儿。无论别人怎么吼他骂他，他都没有一丁点儿表情的变化，说不好听的，就像是个活死人。但是，安木匠的儿子很爱说话，他们班的人，都管他叫小安子，就像太后喊太监一样。小安子非常乖巧，而且善解人意，他的嘴上像抹了蜜，舌头一转，无论对谁说出来的话，肯定让你听着舒服。他们班上几个大块头的家伙，经常让小安子进伙房管大师傅要东西吃，只要不碰上胖师傅，小安子一般都能成功。这爷俩，是一正一反的一对儿。
在那个年月，反革命是会挨欺负的。但是，安木匠成天不离开他的木工房，爷俩不起火，吃饭就让小安子从食堂打来。安木匠每顿饭吃两个馒头或者两块发糕，再加一块咸菜就可以。天天雷打不动，一个样。谁没事到木工房来欺负他呢。上面有事派活儿，无论谁来，只要嚷一嗓子就行，他点点头，就算应承下来了。你再多说，他也不吱声，骂他，他也不搭理你。
我们刚来的时候，自己养猪，接手猪圈时发现，缺两个喂猪的槽子。校长要我直接去木工房，找安木匠打两个。我们却觉得，既然是五七中学，事事都该自己动手，喂猪的槽子，我们可以自己做，只要找木匠借个工具就行。然而，我去找安木匠借工具的时候，他听了之后虽然一声不吭，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眼神，过多少年我都忘不了，直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最后没办法，还是校长出面，让他给我们做了两个才拉倒。进入社会我才知道，木匠的工具，是绝对不会外借的，借人家家伙，等于欺负人。
没想到，过了一阵儿，这事儿让小安子知道了。小安子特意带了两个大萝卜来找我，哥长哥短地围着我转了半天，用水果刀把那花心萝卜一块块切下来，让我和我养猪班的哥们儿吃了个够，虽然他一句没提他爹的事儿，我的闷气却已经出了大半。
说实在的，安木匠的手艺，按北大荒的标准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别的也就罢了，他那把刀子，看起来粗拉拉的，但到了他的手上，却可以雕花。据小安子讲，原来他爹有一套刀具，大大小小，有几十把，可以雕各种各样的花儿。在老家的时候，大姑娘小媳妇绣花，经常要参考安木匠的手艺。来到北大荒之后，这些刀具都丢了。这把刀，还是后来捡的，经过安木匠的修理，勉强可以用。实际上，在老家的时候，安木匠是个细木匠，细木匠在北大荒其实没有用武之地，哪里的家具需要雕花呢？大活儿，无非就是盖房子，上房梁，所有的活儿，都粗得不能再粗。
那时候，一个职工，每月能开 32元钱，但安木匠是反革命，每月只有 15元，爷俩过得很紧巴。除了吃饭，过年连给小安子添件新衣服都办不到。好在小安子讨人喜欢，学校的叔叔、大爷、婶子、大娘的，有时也会拿出几件旧衣服给他，爷俩就这样凑合过。需要缝缝补补的时候，都是小安子学着来。
嘴很甜的小安子，也是会挨欺负的。所有出身不好的孩子，差不多都是这个命。不一样的，就是被欺负的次数是多还是少。他们班里有个霸王，块头大，行事不地道，经常叫小安子到伙房讨豆包，只要小安子没讨到，那霸王就打人。有一次他就在木工房附近动手，一下一下地让小安子自己扇耳光。没想到，就在这时，木工房里传出来很大的磨刀声，头几下，那个家伙还没在意，随着磨刀声越来越瘆人，那霸王听出味儿来了，吓得转身就跑。从此以后，这样欺负人的事儿，也就少多了。
那年月，像安木匠这样性子的人，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慢慢地，从小安子嘴里，我知道了他这个反革命是怎么来的了。原来，安木匠在老家做木匠，与世无争，一直还好。然而性子倔，不知怎么，就得罪了公社的书记。书记见天折腾他，安木匠只好逃，一路向北，逃到了北大荒。由于有木匠的手艺，他被农场收留，继续做木匠，还娶了媳妇，生了小安子。千不该，万不该，在革命高潮的时候，把一张有领袖像的报纸，垫在屁股底下。被人揭发之后，主事的造反派不愿意生事，要安木匠认个错就算了。然而，安木匠就是不认这个错，无论怎么吓唬都不认。于是他就变成了反革命。老婆也跑了，丢下了这爷俩。
那一阵儿，这样的反革命很多，下面也没真的当回事。但是，工资却被砍了一刀。转到我们学校的时候，校长和指导员，倒是有心给他摘帽，可是安木匠不认罪（这回已经是要认罪了）。事情就这么耽搁下来，安木匠的脾气，也越来越古怪。懂事的儿子，嘴变得越来越甜，凡事都逆来顺受，如果不这样，这爷俩还真没法活。
后来，这个学校黄了，我们都转到了另一个学校，小安子也参加工作了。他没学木匠，出大力干农工。但是，家传的手艺，在小安子那里还是有的。“文革”后期，时兴自己打沙发，做家具，这个活儿，小安子做得一绝。就凭这个，小安子竟然让团里给他爹摘了帽，把工资恢复到了 32元。“文革”结束，有关部门找到安木匠，要给他平反。他们在念平反决议的时候，按当时的惯例，说了一句：“当年定你反革命是对的，现在给你平反，也是对的。 ”安木匠没吱声，小安子却火了，大吼一声：“你们给我滚，能滚多远滚多远！”
白寡妇
北大荒少见寡妇，多少年缺女人，但凡有人守寡，怎么的也会被撺掇着嫁人，想剩都剩不下。“白寡妇”，实际上是个男人，是个车老板，面白无须，男人女相。管他叫寡妇，除了女相之外，还因为他抠门儿，一个大子儿当两个花，只进不出。
北大荒豪放的人多，但抠门鬼也不少。白寡妇跟那些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人不一样。穿是要穿好的，赶马车出门，哪怕是去团部，也要穿身干净漂亮的衣服。有咔叽布和的确良的时候，白寡妇是第一批穿上的人。车老板都爱喝一口，白寡妇也不例外。但是，很少见他买酒，人家喝的时候，他却少不了要来凑热闹。时间长了，大家发现他好蹭酒，就躲着他，但白寡妇鼻子灵，无论你躲到哪儿，他都能跟来。
北大荒人喜欢搭相好的，虽说女方不用男方给买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或多或少，男的得付出一点儿，让着女的一点儿。可这白寡妇却不，他跟谁相好，就占谁的便宜，哪怕是一根黄瓜，也不舍得给人。尽管如此，还是有不长眼的女人，乐意跟白寡妇好，因为，白寡妇也有讨人喜欢的地方。
虽然白寡妇爱占便宜脸皮厚，但脾气好，任你怎么抢白、数落，人家就是不生气。他会说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从来不得罪人。人都有生气的时候，这种时候，就容易吼人，找人撒气，摊上别人，可能就吵起来了，但碰上白寡妇，没事。你怎么骂他，他都给你笑脸。
在一个兵团的连队，能挣外快的职业，除了开小型车的，就是马车老板了。跑运输，需要靠这两种车。我们连开小型车的司机有点儿死心眼儿，不大会折腾事儿，但胜在技术好，就他开车不出事。那时候，路况很差，坐车出门，就像在大海里坐船一样，一会儿颠上去了，一会儿又颠下来了，技术不好，根本没法儿开这种车。当然，如果跑运输，车老板的手把也得高一点，否则，车翻了，马毛了，都有可能。
白寡妇赶车有手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车只要陷进去了，他就能给整出来。他用的马，也相对固定，都被他调教得相当好，听话，给力。所以，但凡跑远一点的运输，都会派白寡妇去。
那个年月，挣外快的诀窍，就是把里面的东西倒腾出去，把外面的东西倒腾进来。其实，进来的东西不多，就算倒腾进来了，也没法儿多要人家的钱。比如说，扯几尺的确良，捎双尼龙袜子什么的。一个连就那些人家，再倒腾，也上不去量，再说都是乡亲，所以，没法儿多收人家的钱。但是，往外倒腾就不一样了。老职工打的鱼，套的兔子，弄的野鸭子和野鸭蛋，还有平时捡的粮食，主要是大豆，在外面的自由市场，都能换来钱。
白寡妇开始主要是给自己换，后来是几个朋友的东西也帮着倒腾，再后来，全连的干货，都归他往外整。那可不白整，每一笔，白寡妇都得赚点儿。虽然说，也有个别人对此有点儿小意见。但是，那个年月，整这种事儿，有风险，弄不好，被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给打击了还好说，如果被当投机倒把给抓了，那就有可能蹲大狱。
别的车老板也想学白寡妇，但是，基本上不行。跟倒霉催的似的，干一回被抓一回。弄大发了，还得劳驾白寡妇把他捞出来。
白寡妇有什么特殊的本事呢？不止一个人问他，他笑笑，不说。
那一阵儿，正在放映电影《青松岭》，里面那个富农分子钱广，能把持车老板的位置，是因为他调教的马，到了路上的某个地方，就一定会惊了，俗话说毛了，非得钱广使出绝活 —三鞭子，才能搞定。我们的白寡妇可是贫农出身，而且，也没有什么控制马车的绝活儿。他的本事，就是善于跟治理自由市场的民兵周旋。
那个时候，兵团是绝对没有自由市场的，能卖出去土产干货的市场，只有地方上才有。地方上的集市，虽然是自发形成的，但公社的民兵是会管的。严的时候，稍微像点儿样的集市连形式上都没了；但松的时候，则热闹得跟“文革”前的大集差不多。松的时候就不用说了，谁把干货弄出来都行，关键是严的时候怎么办。而且，什么时候严，什么时候松，很多人都搞不明白。
白寡妇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别的车老板只知道喝酒，但白寡妇除了喝酒，还知道看报纸。如果报纸上这一阵儿强调割资本主义尾巴比较多了，他就知道市场一定被管严了，那就得谨慎一点儿，走秘密通道。如果不怎么强调割尾巴，那么就可以直接去集市。
所谓的“秘密通道”，实际上是一些较大的买主跟卖主秘密交易的地点，这些地点经常换，跟打游击战似的。当然，也有可能被民兵伏击，这种时候，白寡妇的诀窍是：要镇定，大大方方地出来，装干部。我们那个团，位于三县交界处。说“三不管”倒不至于，但管理体系的确有点儿乱。白寡妇穿得体面，人又生得白净，出来自称是干部，而且是管市场的干部，民兵们哪里分辨得出来。当着 A县人的面说是B县的干部，当着 C县人的面，又说是 A县的，谁能证实呢？只要把派头拿出来，谁也不敢轻易拿他当贩子。
这些诀窍，是白寡妇后来才透露的，其实，就是在当时，把秘诀都告诉大家，那些车老板也学不来。这里头，不仅有秘诀，还有才能。只有白寡妇，才有这个胆大心细的才能。
人家都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但是，白寡妇那么多年，硬是一次失手都没有。只有一次，碰上硬茬子了，那是一支带队干部带领的民兵队伍。白寡妇说他是 C县的，带队干部恰好在 C县干过，起了疑，幸亏他随口说出了几个 C县干部的名讳，还说他是刚刚从 B县调过去的，才勉强蒙过去。那几个人的名讳，其实是他听一个买家说的。
白寡妇真是个能人，不是吗？
白嫂的故事
白嫂不姓白，她丈夫也不姓白，那为什么叫白嫂呢？没人知道，大概是因为长得白吧。白嫂不是家属工，而是正经八百的国家工人，每月干多干少，都领 32元钱。白嫂长得不丑，人圆滚滚的，力气很大，挑百十斤的担子可以一口气走十里八里，这一点，她老公都赶不上她。有一次俩人一起出去买猪崽，路走得多了些，半道她老公硬是走不动了。白嫂把猪崽装在一个筐子里，把老公放在另一个筐子里，一路担了回来，大气都不喘。
白嫂在食堂做饭，一天做三顿，主要给知青吃，知青来之前，我们连其实没有食堂，拖拉机手值夜班耕地或者收割，都是自己带饭。但是，自从有了食堂，一顿晚餐，就由食堂管了。而白嫂呢，一般送饭的活儿都归她。
开拖拉机的老皮，虽然人干瘦干瘦的，但嘴很油而且骚。平时干活，碰上家属队，他不占人家点儿便宜，是不会离开的。多少次家属们联手整他，竟然都被他逃脱了，众老娘儿们，想起他来，就恨得牙痒痒的。别看老皮瘦，但他力气大，跑得也快。年轻的时候参加场部的运动会，经常拿名次。
老皮经常值夜班。如果是翻地，就干通宵，早上有人来换班，人歇机器不歇；如果是收割，则干到后半夜露水上来。反正无论哪一种，都得有人送饭。收割的时候，人多；翻地的时候，人少，有时候，就老皮一个人。这种时候，白嫂送饭过去，大黑天的，孤男寡女，你逗逗我，我逗逗你，哪能保住不出事。破棉袄往地上一铺，事儿就办了。开始的时候，老皮劲头大。远远的影影绰绰地看见白嫂挑着担子过来了，那个急呀，就把拖拉机的大灯直冲着白嫂照过去。把白嫂晃得什么都看不见了，跟斗把式似的，把担子里的汤水都撒光了。等白嫂走到老皮跟前，伸出手来，啪的就是一个大耳光子。当然，吃罢了饭，该办事，还得办了，不办完哪里能走。
慢慢地，老皮有点儿吃不消了。白嫂的劲儿大，干了半夜活儿的老皮，在白嫂身上，忙活一次还不行，还得两次、三次。第二天夜里，白嫂兴冲冲地挑着担子来了，却发现开拖拉机的不是老皮了。白嫂可不是乱来的人，换的人不中意，那可不行。
白嫂跟老皮的这一段风流韵事，从此告一段落。不打不闹，也没有埋怨。
白嫂不缺男人，她人长得虽说不算美，但和连里的老娘儿们比起来，却别有风情。没有生养过的女人，不像那些生了一堆孩子的，皮肉松垮垮的。所以，好些中年男人围着她转，有的转着转着，就跟老皮似的，也得手了。但有一个人，怎么都没戏，心里很窝火。这个人，还挺有来头，是连里管后勤的副连长。
后勤的大头，就是食堂，白嫂是食堂的人。俗话说，不怕官，就怕管。副连长管着她，按道理，她就是他的菜。可是，白嫂偏不买这个账，无论那家伙怎么威逼利诱，软磨硬泡，就是没戏。副连长不是恶霸，也不是贪官，白嫂又是正式职工，思前想后，他还真的没辙，只能给白嫂点儿小鞋穿，比如老是派白嫂给值夜班的人送饭。但这对白嫂来说，根本就不算事儿。
白嫂没生养，从老家抱养了一个儿子，宝贝得不行。白嫂从来舍不得动他一个指头，至于她老公，则连大点儿声呵斥，都是不行的。这样的儿子，未免惯得有点儿大，动不动就惹祸。别的倒也没什么，就是经常跟人打架，时不时鼻青脸肿的，让白嫂好心疼。
也是该有事儿，一次，白嫂的儿子爬到树上跟人家孩子打起来了，一把将人家从树上推下来，把腿给摔断了。那个时候，对于这种事儿，家长给人付医药费也就行了。但恰好赶上那家人特别难缠，非要告到团里不可。副连长知道这事儿，也跟着起哄，吓唬白嫂，说这已经算是伤害罪了，人家告了，说不定得关一阵儿。
白嫂虽说是正式职工，但毕竟是妇道人家。家里的男人，也不拿主意。没办法，只好去求副连长。副连长倒也爽快，说可以帮你跟那家人说说，就算他们告到团里，他也有办法。爽快倒是爽快，只是他在说的时候，一个劲儿拿眼睛瞟白嫂，浑身上下地瞟。
白嫂哪有不明白的道理，伸手在副连长的屁股上掐了一把，低低地说了一句：“待会儿下班，我跟你走，管饱。”
那天夜里，在办公室，白嫂一直待到后半夜。
在我们那儿，这种中年男女的好事，老婆不问，丈夫不管，大家私下里随便，自愿结合。所以，白嫂和副连长这点事儿，一丁点儿波澜都没起。不过，事过之后，还是有点儿怪。按道理，白嫂成了副连长的相好，小鞋就不会再有了，但是打那儿之后，白嫂依旧夜里送饭。好事者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副连长玩得兴起，第二天还要，白嫂居然不伺候了，还一脸冰霜。
副连长开始很生气，暴跳如雷，恨不得吃了白嫂，但是过两天冷静下来，觉得还是自己不够仗义，乘人之危。他不好意思道歉，悄悄地把白嫂的夜班换成了别人。大家都是明白人，几个回合下来，白嫂心也软了，男女之事，原本就是工余的游戏，干吗那么较真，于是，副连长就又成了她的入幕之宾，他们鱼水和谐，好了很长时间。
时间过得很快，白嫂的儿子长大了，懂男女之事了。白嫂虽说风韵犹存，但不做那种事儿了，因为儿子不喜欢。白嫂人还是勤快，力气大，家里家外，都是她在张罗。有一天照镜子，感慨了一声：“我还是不怎么老。”
拉帮套的高哥
即使按今天的标准，高哥也是一个帅哥，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眉眼端正，说话还讨人喜欢。每日里穿得利利索索、干干净净的。高哥也有正经工作，在商店做业务员，有一点儿走后门的权力，在 20世纪 60年代，这挺让人羡慕的。只是，他三十多岁了，就是不找媳妇。不找媳妇，也不是一个人单过，他跟一户人家搭伙。
在北大荒，这样的事儿挺多。一个主妇，在自己的丈夫之外，又有一个或者多个副夫，这副夫，当地人称拉帮套的。就像一驾马车，除了驾辕的之外，还有几个拉帮套的，那挂车的呢，当然就是这个女人了。
不过，能有若干丈夫的女人，多半都有几分姿色，只是不仅主夫是个窝囊废，就是拉帮套的，也没有多大出息。一般都是寻不下媳妇的，也没有多少钱，没法回老家买一个媳妇回来过日子。但是，我们的高哥不是这样，他很能干，人也长得不丑，工作在那个时代无论如何都是个好活儿。尽管已经三十多了，若要真找，就在当地，一样有人跟。毕竟，在60年代中期，女人已经不像北大荒刚开发的时候那么稀缺了。
可是高哥不，就恋着“那辆车”。那个女人的确长得不错，要脸蛋有脸蛋，要身材有身材。都生养过了，从后面看，还跟大姑娘一样，走起路来婀娜多姿，引得男人会多看她几眼。这女人对高哥也好，拉帮套的，不一定每晚都来，但只要栅栏门一响，女人一脚就把自己的男人踹下炕去。男人一骨碌爬起来，乖乖地到另一个屋里去了，听着高哥和女人在炕上大战三百回合，然后大家一起安歇，一宿无话。第二天一大早，女人起床做饭，棒子面稀饭，热腾腾的大馒头加小葱拌豆腐。两个男人先后抹把脸，一起坐下来吃，吃完各自上班去。
两个男人，都是有正经单位的人，但单位里没有人对他们说三道四，领导也不找他们谈话。政治学习的时候，人们也想不起来是不是该说他们几句。只是高哥的商店里，有个老姑娘对高哥有点儿不满，话里话外，总是找茬儿。但高哥就装着不知道，低着头，从不搭茬儿。
这样的好日子，因为“文革”的到来结束了。不知因为哪阵风，一群场部的老娘儿们，要组织红卫兵造反，领头人之一，就是高哥的女人。袖章、旗帜都弄好了，有老娘儿们说话了：“有人还找拉帮套的呢？怎么做毛主席的红卫兵？”高哥的女人脸上挂不住了，自家根正苗红的，响应号召闹革命，怎么好半道退出来。怎么办？为了革命，忍痛割爱。女人坐在炕上，想了半晌，一拍大腿，痛下决心，跟高哥断了。断了虽是断了，女人的情义还在，张罗着，把高哥让给了自己的闺密。
闺密的老公，在场部也是一个单位的领导，但是，人似乎在那方面有点不行，两个孩子，都是别人的。闺密人长得漂亮，按今天的标准，可以说是性感，前凸后翘的，比高哥的女人还招人，没事儿在门口做针线，路过的男人，总会找借口在门口待会儿，多看她两眼。如果是夏天，就不得了了，闺密套个男人的大背心，那时又没有胸罩这东西，两个白生生的大球，大半露在外面，一颤一颤的，让男人要疯。可是，招人是招人，闺密却不随便。招帮套跟破鞋不是一回事，她们之间，有严格的界限。副夫，也是夫，有帮套的女人，轻易不会跟别的什么人上床。
闺密对高哥其实早就有意思，但朋友的男人，不能抢。那个时代，东北人都讲究仗义，不仅男人，女人也一样。高哥是不是对女人的闺密也有意思，我们就不知道了。反正，女人一让，高哥也就痛快地走了。随后，高哥就成了闺密的帮套，那一份如胶似漆、颠鸾倒凤，隔壁邻居都知道。
在那个革命时代，这样看起来很不革命的事儿，街坊邻居也没什么人有异议。只是，运动起来不久，闺密的老公作为当权派，就挨了批斗，好不委屈。每次回家，高哥和闺密一起帮她这老公做按摩，用热手巾敷那些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地方。不幸的是，运动升级，闺密的老公被关了牛棚，不能回家了。整个家，就丢给了高哥。高哥帮着照料两个孩子，尽心尽力，俩孩子都跟高哥可亲了。
突然有一天，闺蜜的老公在外出劳动期间失踪了。这下坏了，全场如临大敌，上上下下一起找，好些人说，这家伙很可能是投敌了。我们那儿离苏联只有不到 100里，这样的事儿，经常发生。但是，不出一天，闺密的老公就被找到了，在离场部不远的山坡上的一棵大树上自己吊死了。革命群众判决，他这是畏罪自杀。从那以后，高哥好些天都没露面，以后即使露面，也不在闺密家过夜了。其实，闺密的老公自杀，跟高哥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个抗战时就参加革命的老农垦，是受不了牛棚里的那个待遇。挨揍还能忍，但屈辱受不了。折辱他的看守，的确经常拿闺密和高哥的事儿折腾他，还逼着他把闺密介绍给自己。这些事儿，都是运动结束后，看守也被抓了之后，同一个牛棚的人后来说出来的。
又过了好些年，运动结束了。我已经离开了农场，高哥和闺密的事儿，已经快被我忘干净了，我却听说高哥和闺密结婚了。一打听，还是真的。结婚之后，高哥和闺密都一把年纪了，居然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从此，从此什么呢—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
不许打八刀
北大荒的娘儿们和爷们，关系有点儿乱。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革命闹的，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连扑克都没得玩了，性游戏就登台唱大戏了。尽管如此，家庭依旧完整，从来没听说，有人因为相好的跟丈夫或妻子离婚的。情人再多，男男女女，如果有人起了离婚的意，基本上就甭混了。
北大荒管离婚叫打八刀。这是个拆字游戏，八刀，就是分，男女分手就叫打八刀，多生动。事实上，男女只要是闹到这个份上，彼此之间，多少都有点儿要动刀子的意思。真要是离了，伤筋动骨那是难免的。
所以，无论娘儿们爷们婚外的游戏闹到什么地步，离婚这俩字，是没有人会提的，就算是平日里把打八刀挂在嘴边上，那也就是说说而已。无论男女，都不会当真。如果谁真的为相好的跟自家的配偶闹离婚，不仅组织上不会同意，社会舆论上，也是全民共讨之。就算当初结婚时，男女百般地不般配，男的或者女的，因为不合打过多少次架，好像也没有人想过要打八刀。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老虎砬子这个地方，就真的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有人闹离婚了。
闹离婚这主儿，是个俊俏的小娘儿们。这样的小娘儿们，一般都是外地输入的，她叫桂花，是从河南南部来的。丈夫五大三粗的，倒不是在北大荒找不到，而是没有合他意的。桂花的丈夫，也来自河南，于是转身回老家，花了大价钱，娶回来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回来之后，人们都说，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最初的几年，小两口倒是也打架，但结果都是男的让着女的，看起来，也没什么不和谐的。那些认为小媳妇一过门就可以打主意的骚老爷们，也没少惦记她，但都惦记不上。小媳妇桂花，硬是不参加娘儿们和爷们之间的游戏，连揩油的机会都不给一个。
就这样，十年过去了，小两口大体风平浪静，唯一的遗憾，是没有生养。有人说是小媳妇的事儿，也有人怀疑汉子。开始还有人介绍偏方，后来连偏方也不见了。这事儿，就这样搁下来了。
谁都没有想到，在连里分来几家劳改新生之后，桂花居然出事了。劳改新生，在我们这里是人下人，一来蹲过劳改，终身都是两劳分子；二来是外来人，眼生。所以，安家倒都安家了，却没有人拿正眼瞧他们。
分来的劳改新生中，有一个中年男人，是独身。他跟别人不一样，白白净净的，戴了副深度眼镜，像个读书人。一打听才知道，他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不知怎么就成了反动学生，最后被劳教，送到了兴凯湖。期满释放，就地就业，当地女少男多，男女严重不平衡，没人稀罕这样的书呆子，他自然也不肯到别的地方去找，就只好单着。
这个中年男人姓崔，人们都管他叫小崔。这个称呼大约在兴凯湖的时候就这么叫了，一直跟了过来。这个小崔，没什么本事，也不怎么看书，因为他这些年待的地方都没有书。干活呢，也不怎么样。地里的农活儿，只能算是勉强凑合；家里的活儿，弄柴火，修房子，掏炕什么的，他也不怎么会干。自己一个人住在破草房里，只能算凑合活着。
但是，小崔有一样本事，就是会吹。不是吹牛，而是吹响器。漫说笛子和萧，就连芦苇和南瓜秧，他也能吹得很好听。没事儿，他就掂着个笛子吹，在地里干活，没带笛子，修剪一段芦苇，也吹。调子很凄惨，恓惶，听得人心里酸酸的。不过，如果你听得好了，让他吹一段，基本上没戏。他自吹自的，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再一个，他不吹唢呐。邻村死了人，需要一个吹唢呐的，听说他吹得好，特意高价来请，一天给十块钱，他硬是不搭茬儿。
被小崔的笛声吸引的，当然不止桂花一个，但动了情的，大概只有她。最初，她也只是觉得小崔的笛声好听，听着听着，不知怎么就进到心里去了。聊了几次之后，她发现小崔还没有碰过女人，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有一天，见四下没人，她掀开衣襟，用自己的手牵着，拉小崔的手伸进去，要让他摸摸奶子。事情如果仅仅到这一步，一切还十分正常，就算别人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具有博大同情心的女子，在北大荒又不是只有她一个。
只是，这种事儿，想人为地停在某个地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桂花和小崔的关系，很快就发展下去了。这样的“好事”，当然瞒不了人。众多老爷们知道了，有点儿愤愤；老娘儿们知道了，有点儿悻悻。也就这样了，好一块羊肉，掉到了狗嘴里，那又怎么样呢？北大荒的男女情事，讲究的就是一个你情我愿。有些老爷们还这样想，桂花这回破了戒，下次说不定他们也有机会了。
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桂花居然要跟她的老公打八刀！而且，还为此找了指导员。这个消息像炸雷一样，震动了整个村子。指导员乍一听桂花说，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的表态，非常地愤怒：不行，不行，不中，绝对地不中，简直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就是反动！
跟领导认为桂花立场和思想出了问题不大一样，全村的男女，都从利害角度来劝说桂花。一拨老娘儿们走了，再来一拨老爷们。大家都很激动，设身处地地为桂花考虑。偷情尽管偷，干吗要打八刀呢？大家都是过来人，把事儿做绝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百劝不听之后，老娘儿们、老爷们都愤怒了。桂花的丈夫，有什么过错？顾家，还不打老婆，这样的家庭，老婆还要打八刀，简直就是给惯的。老爷们一致同意，这样的老婆，得教训，都去鼓动桂花的丈夫开打，打死这个骚娘儿们。鼓动打人的，也有老娘儿们，甚至，还有一位给人家送去一根枣木棍。
不管谁来劝，桂花就一句话，我不想跟他过了，毛主席说，婚姻自由。毛主席这句话，是桂花在老家听老辈人说的。用在这儿，还真挺合适。
可惜，离婚在当时的北大荒是个闻所未闻的事情，领导不答应，群众也不答应。任桂花怎样坚持，就是没人管这事儿。找到谁，都挨一顿批，没有人给解决问题。桂花还真是个倔脾气，非要婚姻自由不可，一趟又一趟往团里跑。最后领导烦了，就把小崔给调走了，调到哪里，保密。可是，没过多久，桂花也失踪了。这俩人最后是不是在一起了，谁也不知道。
桂花失踪之后，桂花的丈夫每天都会跑到村东头，拿一根笛子吹，吹也吹不响，但一直在吹。
大肚子罗汉
我认识罗汉，是在学校的宿舍里，都五月份了，这家伙还穿着一件很厚的毛衣，而且是光着身子穿的，几乎每个毛衣孔里面都有一个虱子在探头探脑。不用走近，就能闻到他浑身的一股臭味。
那时候，学生都住大通铺，虽说都长虱子，但多到这个地步，还是让人厌恶。所以，没有一个人乐意挨着罗汉住。实在没有办法，班主任把他带到一个空置的办公室，烧了一大锅热水，把他浑身都洗了，把那件毛衣放锅里煮了，又把自己的旧衬衫给了他一件，这才勉强让大伙接受了他。
罗汉不仅脏、身上虱子多、穷，还是个大肚子汉，能吃到了惊人的地步。五七中学的伙食不好是有名的，几乎所有人都抱怨，但罗汉很高兴，因为，早晚两顿的发糕，可以管够。开始，他每顿可以吃10个以上，比起那些每顿只吃半个，全靠中午一顿馒头的人来说，简直不是一个世界的。
那个时候，农场人虽说挣钱不多，但吃饱还是不成问题的。而罗汉这个样子，简直就像一个逃荒的人，几辈子都没吃过饱饭。后来，从班主任嘴里，我们知道了他的身世。原来，罗汉从小就没了爹娘，是他的堂兄把他养大的。堂兄没娶媳妇之前还好，娶了媳妇，罗汉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罗汉从小就能吃，一个人能顶三个。那时候，一个职工每月就32块钱工资，一个人定量45斤粮，小孩不到30斤，而罗汉如果放开肚皮，可以吃到90斤往上，真是能把人给吃穷了。所以，从小到大，他一直都是半饥半饱的。就这样，他还得经常到地里捡粮食，挖野菜来填补家里的窟窿。堂嫂不待见他，说起来，也是人之常情，如果让他吃饱，她自己的孩子没准儿就得挨饿了。只是，讨嫌之心一旦冒出来，就事事不对劲儿了，弄得罗汉穿得像叫花子一样，又脏又破的。在家的时候，每天睡在偏厦里，罗汉的待遇还赶不上圈里的猪。
到五七中学读书，当然不是堂兄堂嫂的意思，如果依他们，罗汉就该去上班了。但是，团里规定，不到 16周岁不能工作，而且也不许不上学在家做家属工。其实，罗汉实际年龄17岁了，但当年堂兄不想让他上学，硬是小报了两岁，按户口就是没到岁数，所以，现在只好让罗汉来五七中学上学了。上学归上学，可每个月6块钱的伙食费，堂兄只出3块，另外3块，得罗汉自己想办法。趁着暑假，罗汉在火车站给人扛了一个多月的木头，挣了 30多块钱，一学期的伙食费勉强是够了。
大概是因为小时候营养不良，所以，罗汉的智力大有问题，比别的同学要笨得多。说是已经是中学生了，但他连字都识不了几个，别说作文了，他连封信都写不了。其他的科目，就马尾巴穿豆腐，别提了。当然，我们班里，不会写信的人，不只他一个。那年月上学没有考试，大家就一级一级地混上来。只是，很多人是有意在混，而罗汉是真心想学，但似乎就是学不会什么。
当然，那时候不仅学生混，老师也混，没几个好好教的。罗汉这样的笨人，就更没有人待见了。有时候他想问问老师，还没等走近身，老师就走了。只有班主任老师，有点儿被好学的罗汉感动了，把他指派给我，让我一帮一，一对红，多少带带他。老师跟我讲，数理化什么的，罗汉是没戏了，你呢，多少让他多识几个字，别当睁眼瞎，也就是了。
其实，像罗汉这样的人，在学校里，是不会有人喜欢的。但是，想想他也怪可怜的。反正也没什么事儿，拿他开开心也好。于是，我就像教幼儿园孩子一样，教他识字。我拿纸壳子做了一堆卡片，每个卡片一个大字，用绳子挂在罗汉的胸前，每天让他记住几个。如果记住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就再重来。
同学们看着都乐，但罗汉却心甘情愿地挂着这些纸壳子。走到哪儿，都反复地念叨。字认了一些，我就再叫他用这些字组成一句话，白天说，晚上说。说顺了，再把它们写出来。功夫不负苦心人，我本来是带着玩闹的心情去干这些事儿的，根本没想过能成。但是，架不住罗汉动真的，几个月下来，他还真的会造句了。虽然字写得歪歪扭扭，大的大，小的小，但真的能写一句一句的话了。
罗汉大乐，大嘴咧到占了脸的二分之一。正赶上我们学校停课一个月，上山栽树。这种事儿，在当时稀松平常，每个学期，劳动的时间都比上课的长。栽树的时候，需要两人一组，一个刨坑，另一个栽苗。罗汉就跟我一组，既刨坑，又栽苗，两人的活儿，他一个包下来，算是报答我，接着让我教他写作文。
虽说罗汉力气大，只要是吃饱了，就能干得很。但是让我这么闲着，也不落忍，所以，我们还是俩人干，干得很快，一天的任务，半天就干完了。剩下的时间，我就教他写作文。从写一个简单的事儿开始，再写人，写景。但是，到了这个田地，写人写景，罗汉无论如何都写不出来，撑破大天，也就只能写件事儿，比如栽树。事儿是写了，有时间、地点、经过，但是，平淡得跟白开水一样。
栽树回来之后，班主任老师看着罗汉第一次交上来的作文，对我说，你还真行，能这样，已经算大成功了。第二天，老师在讲评作文的时候，还特意表扬了罗汉几句。而在我的床头，多了几根刚摘下的黄瓜。
我知道这是罗汉干的，一边咬着黄瓜，一边跟他说：“你是不是偷人家校工的黄瓜了？”罗汉说：“不是偷的，是我帮二哥铲地换的。不信，你问他。 ”罗汉跟我们的校工二哥关系还行，也许，真的是这样。
不久，跟罗汉一个连队的同学告诉我，罗汉给他堂兄写了一封信。他堂兄开始不信是罗汉自己写的，经那位同学证实之后，竟然有点儿感动。从此以后，罗汉每月的伙食费，他堂兄就都给出了。
大黄和小黄
在兵团，黄牛这种动物不受待见，因为用处不大。我们连倒是有两头黄牛，一头个大，一头个小，所以人们叫它们大黄小黄。一般用来干点儿杂活，有时候，职工需要用车拉柴火，也可以借用它们，但多半时间它们都是闲着的。
大黄小黄都是公牛，北大荒叫牤子。大黄比较强壮，别看成天闲在家里，如果村里来了别的公牛，它一定会冲出去打架，一打，就是半个小时，打赢了，还要再追出去半个小时。回来累得一天都没法儿干活，但人家很得意。不过，一般不打架的时候，牛还是相当温顺的，驾车出去，是个人就能赶着走。不像马车，除非有专业的车老板，不然就摆弄不了。
但是，牛也有个牛脾气。累的时候，如果马不想走了，车老板用强，拿鞭子死抽，马还是会走的。牛就不行，它要是真的不想走了，怎么打都没有用，打急了，人家会拖着车狂奔，你追都追不及。非得来点儿胡萝卜政策，喂它一点儿好吃的，它才肯走。有一次，我驾车到河套拉柳条，就摊上这么一档子事儿，最后是我把我的干粮给了它，它才把车给拉回来的。
有倔脾气的牛，有时候也容易把自己给吊死。所以，进圈之后，拴牛要有点儿讲究，否则，万一缰绳硌在了牛的脖子底下，还凑巧被牛感觉到了，就麻烦了。马碰到这样的事儿，会自觉地抬起头来。但牛不行，它一定要往下使劲儿，直到缰绳把自己勒死。
当然，做兽医的，给黄牛看病，也得小心。喂药没有问题，但是，打针就得注意。前后几个兽医，很少有人敢给牛打针的。打的时候，牛倒不像马那样又蹦又跳的，它一声不吭。等打完了，病也好了，哪天趁你不注意，冷不丁顶你一下子，不死，也得伤。牛，尤其是牤牛，特别记仇。它的智商，不足以理解你是在给它治病，它总觉得你是在害它，所以，一定要报复回来。老的兽医室，是个草坯房子，有一任兽医，是个北京知青，不留神给大黄打过一针。人倒是没有被顶到，但是房子几乎被它给拆了。
好在，我们的大黄小黄，也没什么病。饲养员待它们，也不怎么上心，对付着弄点儿草，有一搭无一搭地喂着。大黄还经常挣开缰绳跑出来，倒也不跑远，就在草垛周围转悠。
连里的牛棚马号，是个容易发生男女之事的地方。一方面是因为，家属工是一帮老娘儿们，本身就比较浪；另一方面是因为，赶车的老板，也是出了名的骚，所以就对上了。所以，每天出工的时候，打情骂俏，浪声浪语不断。男女之间的游戏，从早演到晚。如果来真的，那么马号和牛棚周围有的是草垛，也真的挺方便。
我们连就两头公牛，没有母牛。小黄比较弱，对找配偶这事儿，不怎么热心。但是，大黄身强力壮，总也见不到个异性，有时候未免暴躁。好几次了，有男女在草垛苟合的时候，经常会被大黄给挑出来。这头坏牛！人家钻进草垛了，它偷偷地把草垛给拆了，让一对光屁股的男女亮出来。当然，他们干这事的时候，都是夜里，即使被曝光了，也没有什么人看，看了，也不一定有人在意。就是在兴头上，突然有牛打搅，很是败兴。更麻烦的是，这对男女还得把草垛给复原了。
这事儿，是大黄有意的吗？不好说。
比起大黄来，小黄要温顺得多，它从来不干这种坏事，也不会挣脱缰绳。哪怕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都能支使它。就算给它打针，它也不会报复。小黄活得很卑微，卑微到了几乎让人忘记的地步。
然而，有一天，饲养员慌慌张张地来找我，说小黄快不行了，都好几天不吃草了。我跑去一看，可不是，小黄已经瘦成皮包骨了，站都站不起来，趴在地上。看样子，应该有日子不吃草了，只是人们都没在意，所以一直拖着。我看了看，感觉小黄大概是得了网胃炎。这种病，一般都是吃草的时候，吃进了铁钉，然后铁钉随着草进到网胃，当网胃对食物压榨的时候，钉子穿破了胃壁。医书上说，这种病，除非开刀做手术，否则就是不治之症，得病的牛，只能等死。但是，几乎没有一家兽医院会给一头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黄牛做手术的，所以，只要得了网胃炎，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那时的政策，牛马都是大牲畜，如果要处死，得提前申报，等上级批下来，才能动手。小黄都成皮包骨了，可怜巴巴的。如果要杀了吃肉，等打报告上去，一来一去，还不知道多少天。而且，全连上下，没有一个人想杀牛的。所以，我就报告了连长指导员，说是放生算了。当即把小黄的缰绳给解了下来，放它走了。一直站不起来的小黄，在我给它解开缰绳的那一刻，居然自己站了起来，一挪一挪地走了出去。当时我想，也许明天它就倒在田野里了。
一晃，过了一个多月，小黄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然而，有一天我到周围一个公社的大队去办事，在路上居然看见了它。一个多月没见，小黄明显精神多了，走路步速很快，原来的一脸死相也都不见了，可以说是活蹦乱跳的。它不时地低下头吃吃嫩草，然后走两步。看见我之后，它居然走了过来。当我要接近它时，它却跑开了。
牛得了网胃炎，钉子扎在胃里，按道理是不会自动出来的。医书上说，得了这种病的牛，只能一步步走向死亡。可是，这小黄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它自己吃了什么神草，居然把病给治好了？这种可能性也不大，什么草药能把钉子给拔了呢？
没有答案，我想来想去，可能就只有一个解释：自由是个好东西，即使是家畜，有了自由，也会创造奇迹。
大蓉和小蓉
大蓉和小蓉都是班上的同学，不是一家人，只是名字上都有一个蓉字而已。大蓉和小蓉都是美人坯子，大蓉个子高一点儿，年纪也大一岁，发育早，16岁已经完全成熟了。虽然班里的男孩子多数都懵懵懂懂的，对男女之事基本不懂，但经过大蓉的身边，还是感觉有点儿异样，总觉得有股特别的气息让人一阵莫名紧张。小蓉个儿稍矮一点儿，也发育得不错。班上年龄最大的大鹏，有天非常神秘地告诉方成，说小蓉的口袋里装了一个纸盒子，上面写着“月经带”三个字。
月经带是什么？方成有点儿糊涂，大鹏又没有讲清楚，他也不好意思问。他模模糊糊地觉得，那玩意跟女人有种非常隐秘的关系。
方成是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那个时候，学校虽然不考试，但谁学习好，老师和同学还是知道的。老师上课讲的典故和知识，他都能接上茬儿。学校墙报上的大批判文章，除了老师的，就是他写的。写那玩意儿，排比句一串串的，班上好些同学都看不懂。上数学课，老师在课堂上讲题，解不出来了，就让方成上去解。方成原本在座位上看书，听到召唤，放下书，三下五除二就解完了，把粉笔一扔，下来依旧看书。
方成看的书，同学们碰都不碰。好些大部头，大家连书名都看不明白，都是方成从学校借来的。学校有一个小小的内部图书室，里面有一些上海和北京来的知青老师从上海、北京的旧书店里，凭借团里开的介绍信买出来的旧书。说好了，只有教师可以看，但方成特别，也可以借来看。一来二去，老师们倒不怎么看，都让方成看了。
看书看多了，思想也变得复杂了。这是学校指导员说的。方成在来五七中学之前，就已经看了好些世界名著，对爱情这事儿是知道的，不仅知道，而且向往；也知道男女有了爱情之后，还会有别的什么事情发生，但到底怎么回事，还是糊涂。有回他看了《红楼梦》，对贾琏跟多姑娘那点儿事，眼红脸热，居然略过了。
大蓉喜欢方成。喜欢方成的女孩子，可能不止大蓉一个。但是，大蓉表现得最露骨。有事没事，她就喜欢从方成身边擦过去，如果方成在埋头看书，她竟然敢用她丰腴的屁股蹭他一下。大蓉是农工家的孩子，那些从山东老家闯关东过来的人，晚上睡觉都是赤条条的，做男女之事，从来不知道避开儿女。所以，大蓉虽然不知道爱情，但对男女那点儿事，却全须全尾地清楚。一旦情窦初开，有了喜欢的人，就有点压抑不住。
方成喜欢在学校旁边一座山头上的大树下读书，回宿舍，必定会经过女生宿舍。大蓉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一次，在方成路过的时候，她嚷了一声，有意地冲着窗户打开了衬衣，里面发育成熟的一对乳房，白白的，明晃晃地亮了出来。方成显然是看见了，怔了一下，加快了脚步，几乎是狂奔着，逃回了宿舍，半天心都在狂跳不止，脸红红的，像喝了酒。同学问他事儿，他也不作声。还好，胳膊里夹的书还没掉地上。
方成喜欢小蓉。
大蓉长得诱人，但学习不好，什么都不懂，也不大想懂。小小的年纪，一张嘴，就是男人女人。女人不需要懂太多事儿，男人懂就行了，她就喜欢懂得多的男人。小蓉不同，学习不错，会打篮球、乒乓球，还会唱歌、跳舞。“文革”期间流行的舞，难度最大的，是脖子动脑袋不动的新疆舞，小蓉会。学校演节目，小蓉必定要上台，尽管有些节目的台词是方成的大作，但是，小蓉并没有看上方成。
方成不革命，也革不了命。家庭出身不好，连个团都入不了。
小蓉的理想是当兵。方成根本没资格当兵。
那个时代，男男女女，有哪个不想当兵呢？大学都停办了，青年男女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兵。小蓉的一个远房姑姑是个女兵，她借姑姑的一身行头，拍了一张穿军装的照片，领章帽徽，配上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十二分的精神。照片就夹在她的笔记本里，偶尔也会露出来一两次，同学们都知道。
大蓉的挑逗没有让方成对她产生什么想法，反倒刺激了方成对小蓉的情感。有天晚上，方成一夜未眠，诗情澎湃。第二天一早，他翻身下床，一挥即就，写了一首有好几页作业纸的诗。严格地说，这首诗不算情诗，但多少有点儿暧昧，而且激情洋溢。写完之后，他想都没想，就偷偷把它夹在小蓉那个笔记本里了，就在那张戎装照的下面。
把诗送出去之后，方成心里惴惴的，不时地偷看小蓉，发现她什么表情也没有。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到了第三天头上，班主任老师找上门来了。不用说，方成的情诗，遭遇了那个时代多数情书相同的命运，被当事人交给了老师。
方成被拉到课堂上，挨了一顿臭批。没人逼他做喷气式，他自己低着头，头低得快碰到课桌上了，感觉自己就像被当众剥光了一样。
批判会完了，他恍恍惚惚地走出教室，周围同学的嘁嘁喳喳，他一个字也没有听见，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那棵大树下。他有心在这棵树上吊死，但小时候见过一个吊死的人，舌头伸得老长，太难看。想到这儿，他下不了决心。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儿熟悉的气味袭了过来，是大蓉。大蓉走到他的身边，用手掰开他的手，塞给他一个纸条。他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字：“你跟我来，我把我给你。你要是不来，我也不上学了，回家，嫁人。”大蓉见他看了纸条，转身走了。方成痴痴地看着她的背影，没有挪步。直到大蓉的身影消失在远方，他还站在原地。
后来，大蓉早早嫁人了；小蓉，也没有当成兵。
多余的人
那个年月，谁不是多余的呢？任何人，都是有他也过年，没他也过年。我们兵团，团长、政委多重要啊，有一阵儿一个团的政委和团长一块被抓了，不也什么事儿都没有，大家该怎样还是怎样。在学校上学的时候，针对我的骄傲，指导员批评道：“不要以为离了你天会塌下来，离了谁，地球都照样转！”“但是，现在离了我，你们的节目就没有人写了。”我说。“我们可以另找人写。”“你们找不到写得这么好的。”“我们不搞活动了，可以吧？”最后当然是我没话说，对呀，人家不搞了，又能怎样？当然，只要我在，他们的活动还是会搞的。所以，在那个时刻，我还不是多余的。但是，我们班上跟我关系挺好的焉六，可真是个多余的人。如果不是他总跟着我，在我眼前晃，也许我也不会想起他来。
焉六在班上学习不好不坏，从来没话，一天到晚，可以一句话不说。跟着你，就像一个幽灵。走路，放东西，动作都非常轻，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人家都觉不出他的存在。就算他失踪了，不点名的话，老师都不会记起他来。他们家有八个儿子，他排行第六，家里人叫他小六子。上户口的时候，干脆就按了一个六，权当大号。儿子多了，父母都有点麻木，晚上睡觉，如果他没出现，找都没有人找。多他一个，对他们家而言，就是多了一个吃饭的。干活的时候，由于他个子小，力气不大，基本上也是可有可无。这种多余的感觉，如影相随，至少在跟我做同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可巧，我那时从老师家里，找到了一本高尔基的小说《多余人的一生》，怎么看，都觉得套在他身上挺合适的。不过，我没跟他说。
焉六其实是我的粉丝。有一次，他直勾勾地瞪着我，对我说：“你不是人。”“你怎么骂人？”“你是神仙。”
那一阵儿，班上好几个学习还凑合的同学，拿着《汉语成语小词典》和《读报手册》来考我。根本考不住我，问我什么，我都知道。因为那两本小书，我早就背下来了。就因为这个，焉六认为我是神仙。他认为，只有神仙，才会懂得那么多，并且不会忘。
焉六却是一个特别容易被忘掉的人。有一年所谓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我们团的学校，也开始考试了，但每次考完登记成绩，焉六总会被漏掉。活生生少一个人，学习委员硬是想不起把谁落下了。更有甚者，生活委员在交伙食费的时候，也把他落下了。这回学校的会计不干了，非得让生活委员找出来不可。折腾了大半天，才想起是把他落了。
不过，焉六干活还是挺行的。只是，我们当年都是大帮哄，多一个少一个，原本就无所谓。比如铲地，大多数人都糊弄，用锄头出溜过去，也就算锄过了，省力，还出活，反正连队的领导也不怎么在乎。就算草比苗高，对于一个年年亏损的兵团来说，又算得了什么。但是，焉六不这样，他认认真真地锄他那一垄地，真的把草都给铲干净了。哪怕因此他落在最后，人家都完工了，就他没完工，他也坚持这样。
成百上千亩地，多一个焉六，兴许会多打几颗粮食，但是，说起来，其实也是多余。他家里人，还有我们同学，甚至老师，都这样劝他。上面要的，就是一个进度，因为一个焉六，有时候我们整个班的进度，都被拉下来了。因为这个，班上评先进，根本就没有焉六的份儿。对此，他倒是也没有什么意见。
后来，我走了一些地方，发现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都会有几个这样的人，凭着良心干活，在别人都混的时候，坚持不肯混。不图名，也不图利，当然也图不到名和利。评出来的先进模范，没有几个是这样的，多少都有点儿浮夸，有的，浮夸得还挺厉害。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如果不是多余的话，肯定也是讨人嫌的。可是，那个时代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恐怕连维持都维持不下来。
不过，在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人在意焉六，连一向负责任的班主任也是这样。在他眼里，这个蔫了吧唧的人，真的是没什么用。如果不是一场意外的大火，我们老师会一直维持这个看法。
我们老师，有一阵儿，对班上同学的学习抓得很紧。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了嘛，久违的考试又回来了。班上的同学，都是住校的，但男生宿舍连着教室，女生宿舍则是单在一边。冬天冷，两边都要烧炉子。女生的铺底下是一个地火龙，可以塞进去很长的大木头把它烧热，但是这样的烧法，很容易把地火龙的砖缝烧开，烟火冒出来，直接把床铺烧着。晚上，女生每每把大木头塞进去就不管了，全体都到教室来上自习。我们对此都无所谓，但焉六却十分不安，几次三番跟老师说，女生宿舍该留个人值班，否则容易出危险。
一个多余人的话，哪里会有人听呢？就这样，日复一日，女生塞进木头，就来自习，谁也不在意。可有一天，真的出事了。从地火龙里渗出来的火，把床铺给点着了。整个女生宿舍，都是烟。这事儿，还是焉六最早发现的。班主任老师见状，扑到窗户上，就要用手砸开窗户进去救火。焉六急忙拉住他，说这样不行。急了的时候，焉六磕磕巴巴的，什么话都说不清。老师见他没有说出个名堂，甩开他，一拳头就把窗户玻璃给砸碎了。这下坏了，原本屋里还只是烟，火还没着起来。冬天室内室外温差巨大，窗户一被砸开，冷风灌进来，火腾的一下就蹿了起来，再也没法救了。
一个山沟里的学校，哪里会有救火设施，只有一口井，打了十几桶水，就干了，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火把整个宿舍吞掉，万幸的是，在大火着起来之前，人都撤走了，没有被烧伤。
班主任老师手被划破了，血流了下来，看着大火烧起来，才想起焉六，心想，要是听焉六的，就好了。
就那场大火而言，焉六，是我们班最有用的人，可惜，人们早就习惯把他当多余的了。后来，我问焉六：“你怎么知道该留人看火，不能砸窗户？”他说：“我的一个堂兄是消防队的，平时没事儿，听他讲这些，就知道了一点儿。”
二哥
第一次见到二哥时，他正抱着碾子杆推磨磨豆腐。别的地方磨豆腐都用驴，没有驴的话就用匹矮马，还得用块布把眼睛蒙上。可二哥一人转，一边推磨，一边往里加水。挺新鲜的，我就多看了他两眼。
二哥不起眼，长得很糙，眉眼、鼻子、嘴巴加上大个的脑袋都糙，好像爹妈生的时候不大经意，毛坯状的时候就给出溜下来了。
二哥是我们五七中学的校工。这地方原本是个连队，不知为何给散了，团里又觉得可惜，就给了五七中学做校址，有些连队的农工，就留下来做校工。二哥不知姓甚名谁，反正人人都叫他二哥。说起来，二哥这称谓有点儿不敬的意思，在他们老家 —我们那儿的老职工老家几乎都是胶东，这样叫人，不是尊人为哥，而是强调其“二”。只是，二哥不以为意，谁叫都答应。
二哥喜欢跟我们这些学生打连连，我们喜欢听他唱歌。二哥嗓子好，只是有点儿破，唱起来，十里八乡都听得见。他唱的都是老歌，也没几首，《团结就是力量》是他常唱的。“向着法西斯蒂开火”，一板一眼，吐字清晰。但“文革”中才懂事的我们这帮毛孩子，对于法西斯蒂是什么，一脸糊涂。
二哥还喜欢讲他的故事，但都讲不全。我只知道二哥从前跑过崴子，就是今天的海参崴。过去干吗？好像是伐木，也好像是做领导。每讲到这儿，二哥就会冒出几句俄语，说“老毛子”那边儿，管当官的叫戈比蛋，管当兵的叫骚鞑子。二哥说，那个时候，“老毛子”都挺怕他，不仅“骚鞑子”怕，“戈比蛋”也怕。因为他是领导，中国人的头儿。
我问他：“那为什么你后来不做了呢？”
二哥支吾半晌，说：“嗨，俺不做，就不叫俺做了嘛！”
二哥推磨，连驴都省了，没有什么额外的报酬。只是每天磨完豆腐，可以拿两块回家。那时候，老职工都干什么就吃什么，往家顺东西是家常便饭。二哥这边豆浆煮好了，好些人都过来喝，二哥拦都拦不住，最后，只能做到自己不喝。他那两块豆腐，还真抵不上人家那一大碗豆浆。
二哥无怨无悔，有两块新鲜豆腐，给他家狗剩吃，就挺满足的。
老职工们见面打招呼：“逮（吃）了吗？”二哥永远回答：“逮了，二和面的馒头。”二哥家人口多，日子过得挺紧巴。
二哥原来是资深光棍。北大荒的光棍多，自古有名。有的给人拉帮套，有的就琢磨着回老家寻摸媳妇。胶东老家，在这些老职工嘴里，跟朵花似的，哪儿都好，但就一点不好，吃不饱肚子。所以，老职工如果赚够了钱，彩礼多给些，寻摸个媳妇，也是有可能的。二哥也有几个银子，也想回老家娶媳妇。闯关东日子多了，父母双亡，家里也没有个正经亲戚，加上他那副模样，寻摸多日，没人乐意嫁给他。正巧，他家邻村有个寡妇，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日子过得那叫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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