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妮娜·里格斯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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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再无余生试读：
序言：学骑自行车
“死亡并不是世界末日。”妈妈在被诊断为癌症末期后，经常喜欢这样开玩笑。那时的我，始终未能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但在她去世几个月后的一天，38岁的我突然间明白了。当时，我因为乳腺癌晚期癌细胞转移正在接受治疗。生命中有太多比死亡还糟糕的事，比如宿怨、没有自知之明、顽固性便秘、缺乏幽默感……还有丈夫将你引流管中的液体倒入量杯时脸上流露出的痛苦神色。
太阳高照时，我和丈夫约翰在家前面的人行道上，一起教小儿子骑自行车。“先别松手！”本尼大叫。“你已经学会了，你会骑了。”我抓住车座后面，感觉他已经骑得很稳。一路小跑的我不断地鼓励他，“基本上你已经可以靠自己保持平衡了，我们根本没起什么作用。”“可我还没准备好！”他尖叫。
相比之下，我们从未教过大儿子弗雷迪骑自行车。有一天，他央求我们拆掉辅助轮，几分钟后便骑着自行车绕着后院一圈一圈地转了。但本尼不同，他永远都没做好让我们放手的准备。“你们还扶着车子吗？”他不断地问。
对我而言，周末的空气像一剂良药，我觉得自己越发强健了：在经过数月的化疗后，为期六周的放疗也已接近尾声。我们期待转角便可看到停车标志，路面坡度可以忽略不计，也许只消再往前走15米。“腿上要用力，”约翰说道，“眼睛要注视前方，双手稳住车把。”
一对年轻夫妇牵着狗穿过街道，为我们让路。他们冲着本尼微笑，我也回以微笑，并朝约翰使眼色。我知道他就要松手了。我一直看着前面，没留意脚下。
这时，我的脚趾卡住了，我跌倒在水泥路上。
那一瞬间，我体内深处什么东西应声而断。本尼听到我惊呼出声，随之约翰跟我同时松开了自行车。约翰竭力扶着我，我则痛不可抑。本尼骑得摇摇晃晃，不过一直在往前走。“妈妈，对不起！你还好吗？”他转过头喊道，“看！我还在骑！”
就是这样，我又感受到了这个美丽缤纷、充满生机的世界。
次日，我躺在医院的核磁共振成像仪内，里面嘈杂的声音像心怀敌意的外星人在摩拳擦掌，俨然一个朋克乐队的效果。那一刻，我想起了自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听到的一则故事。
有位韩国老板利用团建活动为员工鼓舞士气。员工们穿着长袍围坐在桌旁，老板要求每人都要为所爱之人写一封信，当作彼此最后的通信，大家可以难过地抽噎，也可以痛哭出声。桌旁摆着一个大木盒子，但它不是普通的木盒子，而是一具棺材。
员工们写完信后，躺入棺中，旁边的人扮演死神，慢慢逼近，然后将棺盖钉紧。大家在漆黑的棺材里静静地躺10分钟左右，假装这是一场真正的葬礼。等大家从棺材中出来时，他们对万事万物的看法都会改观，会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投入到工作中，会更加感激生命。
而此刻的我，目之所及都是穿着袍子平躺在逼仄嘈杂的仪器内的病人。他们安静地坐在轮椅上，进出于这些阴暗的地下室房间。身在控制室内的这一个多小时里，仪器时而哐当，时而嗡嗡作响。我想我们都在练习，练习如何成为“寂静之神”。我心想，去他的死神。显影剂流淌在我的血管中，就在技术员提醒我时，“医学成像之神”也离我越来越近，却始终没有触到我。噪声终于戛然而止，我听到近旁的房间里另一台仪器正在发号施令：“呼吸，屏气，现在呼吸……”
在核磁共振仪控制室里，深色的屏幕上生成了一幅图像——一个肿瘤侵蚀了我的脊柱。医生说这是病理性骨折，是由潜在的病症导致的。这次的核磁共振成像显示我身上的癌细胞已扩散至骨头，医生告诉我，我只剩18～36个月的时间了。
半小时后，我以相同的姿势平躺在由帘子隔成的急诊间里。放射肿瘤科住院医生紧握着我的手，轻拍着我的光头，眼含泪光地告诉我，他跟我保证过，过去两个月我持续感受到的疼痛是因为数月的化疗削弱了核心肌群，但其实这种疼痛是癌症所致，现在大概什么治疗手段都无效了。
第一期
1一个小点儿医院的电话打来时，约翰远在新奥尔良的一间会议室里。我在家中的卧室里将洗好的衣服一一叠起，微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窗外柳枝上残留的枯叶在枝头颤动着，它们大概早已准备好要坠落，但还执着地不肯放手。暖气在出风口处嗡嗡震颤，狗狗在舔腿上的一个小斑点。新年像一个问号般将至未至。快正午时，床头的电话响了。此刻，孩子们肯定在学校里排队准备午休，他们伸手戴上手套，像探险家一样。“你得了乳腺癌。”负责活组织检查的医生是这么告诉我的，“一个小点儿，只是一个小点儿。”我一字不落地告诉约翰。看到我的信息时，他走出分组会议室。我又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妈妈，不过她说：“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一定不是你，你还这么年轻。”
爸爸带着鸡汤来我家时，我向他重复了医生的话。我跟挚友蒂塔也是这样说的，她惊讶地反问我，我们坐在沙发上仔细揣摩着医生在电话中说的这18个字。我每时每刻都在想这句话，刷牙时、在拼车专用道上时、解开内衣时、入睡时、在杂货店里穿梭时、走在林荫道上时、躺在狭窄而哐当作响的核磁共振仪里等待医生近距离观测病情时……我在想，只是一个“小点儿”。
渐渐地，这句话变成了一首圣歌、一个战斗口号。一个小点儿嘛，可以治好的。一个小点儿而已，只需花一年的时间就能治好。没人会因为这样一个小点儿就死掉。“哦，乳腺癌。”我想起了93岁的姑姥姥因为心力衰竭而在临终时说过的话，“20世纪70年代，我得过这病。”2麻烦重重
接到医院电话几周前的一个温暖的夜晚，我和约翰坐在前廊，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欣赏日落。我们沐浴着阳光，整个世界笼罩着一层橘黄色。太阳终于消失在对街邻居的屋顶后，那位退休的教授正坐在室外的秋千上，他再也记不起自己的宠物犬叫什么名字。他妻子的身影在厨房窗户内若隐若现。老教授朝我们点头微笑。抬头时，他只能看到即将到来的夜空。
我告诫孩子们，如果下床溜到我们这边来，就会“麻烦重重”。3庞纳特方格法“我的祖父得过乳腺癌。”
听到这句话，不管正在为我绘制家族病史的是谁，他都会抬起头来。“20世纪70年代，他接受了根治性乳房切除术。他的妹妹也得了这种病，五十几岁就去世了。得这种病的还有他的侄女和女儿，也就是我的姑妈。”
我坐在遗传咨询室的办公室里，遗传咨询师正在纸上快速草拟出我的家谱，上面有四方形，也有圆形。得癌症的亲属名字标着X，纸上有好多好多X。
我母亲这边的亲戚：她的父母都得了癌症，不过不是乳腺癌。她的妹妹得了早期黑色素瘤。在这次咨询过后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我妈妈将死于一种叫作多发性骨髓瘤的血癌。
我发现遗传咨询师正在绘制的图表，跟我七年级科学课上学的庞纳特方格法很相似。那时长大成人似乎唾手可得，却又遥不可及。庞纳特方格法类似占卜算命，比通灵板或“东南西北”折纸游戏更高级。随便从班上选个男孩，你就可以预测出自己跟他会生出棕色眼睛或手指、脚趾上长棕色细毛的宝宝。比如此刻，遗传咨询师的图表显示我会得癌症。
我记得当时的庞纳特方格法上写有两个孩子——麦克·亨宁格和克里斯蒂塔·斯泰普尔顿，他们俩百分之百会生一个蓝眼睛的宝宝。他们的未来已然确定。七年级时的我看到这个结论不禁为之一振。当然，前提是克里斯蒂塔跟麦克相爱，并且愿意跟他生孩子，并且克里斯蒂塔会怀孕，并且宝宝会平安出生。
至于我父亲这边的亲戚，他的姊妹携带乳腺癌2型易感基因突变。20世纪90年代，她在被确诊患有乳腺癌后做了测试，是我们之中第一个接受这种测试的亲戚。她的女儿没得癌症，不过她的身上也有这种突变基因。父亲还在世的三个兄弟中，至少有一人也携带这种突变基因。
结果显示我身上没有这种基因，但37岁的我却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可我并没有携带乳腺癌易感基因啊！“我待会儿发你一份研究资料。”遗传咨询师告诉我，“鉴于你的情况，你也许会对其中的发现感兴趣。”
研究资料显示，在一个家庭中，如果经鉴定，有一人携带乳腺癌基因突变，1型或者2型，即便其他家庭成员身上没有这种突变基因，他们患乳腺癌的概率也会大大提高。“这就是说，我们的图表可能漏掉了某些基因。”遗传咨询师说道，“这只是冰山一角，并非全貌。”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对于很多事都没十足的把握。
据我们所知，是否罹患乳腺癌，基因仅占比11%，剩下的89%如同天外飞来的横祸，会随机地飞向我们。
祖母去世两年后，患有乳腺癌的祖父在我7岁时也去世了。他们两人都死于癌症，祖父的乳腺癌可能转移到其他部位了，也许是死于其他类型的癌症。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还无法确定具体是什么类型的癌症。“你看过他乳房切除后的疤痕吗？”一位叔叔在我确诊后问我。
我看过一次，不过当时我以为那是祖父在战场上受伤留下的。那时是夏天，我只有五六岁，我们家在科德角有一栋避暑别墅，别墅下面是一片岩滩。祖母养了匹马，叫作酋长，当时它的腿卡在两块巨石之间，它使劲往外挣脱，结果腿咔嚓一声断了，无奈之下，大人只好将它射杀。马的尸体过于庞大，我们无力挪动，就将石头摞在马身上。大家都累得大汗淋漓，那个石堆堆得比我还高。
祖父十分瘦削，肌肉发达，但身板僵硬，我们家都是这样的体格。不过他裸露的胸口却是另一番模样，狰狞扭曲的疤痕下面便是胸腔，好像凿空木头做成的小船。“大人的生命真是充满惊奇，”我当时这样想，“但谁又能想象得出当大人究竟是什么感觉呢……”
数年以后，我们沿着岩滩往远处漫步，经过陡峭的悬崖，来到一片杂草丛生的海湾，发现了酋长白森森而凌乱的骸骨。刚看到时，我以为是什么远古巨兽的骨头，那么大一块。我们将其中一块骨头置于壁炉架旁的桌子上，上面还有一个张着大嘴的竹荚鱼下颌、一只王蛇蜕下的皮、好像一碰就会碎的无数海螺卵附着形成的螺旋体，还有两座木牌，上面刻着祖父母的生卒年月。
有些事情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们身边发生。4不是什么好消息“在整理好自己的情绪之前，我不想告诉儿子们。”确诊后的次日，我对妈妈这样说道。弗雷迪刚满8岁，本尼只有5岁。“好。”她说，“不过你知道，其实不存在什么最佳时机。”
8年前，妈妈从医生办公室出来便给我打来了电话，当时我正坐在床沿照顾两周大的宝宝，妈妈告诉我她得了多发性骨髓瘤。“该死！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太气人了……”我记得她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没有哭，并叫她不要担心，要专心开车，平安回家，还告诉她我要打电话通知正在外地上大学的弟弟查理。但当我真正要传达这一噩耗时，竟无语凝噎。“你要说什么？”查理不停地问。“不是什么好消息……”我只能这样说。
谢天谢地，他只问了我几个问题便弄清楚了来龙去脉。
我坐在床沿，一动不动地待了好久。宝宝躺在我的大腿上早已醉奶，他的连体衣也湿透了。5www.嘿，妮娜·里格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com
确诊后的星期一，碰上孩子们的学校放假，约翰就请了一天假带他们去外面玩，好让我整理思绪。我平躺在床上，想象自己是一个病人的样子。
病人都在想什么呢？他们是怎么知道自己从何时开始生病的？自从在电话中听到医生跟我说出“癌症”这两个字，这几天以来，我都出乎意料地冷静。我看到约翰眼中流露出的恐惧，莫名又有些释然。我一直在想，这事确实发生了，太可怕了。原来这就是厄运降临的感觉。我心中莫名开启了一扇门，就像是在郁郁葱葱的森林里，有一湾小小的深潭荡漾开来，幽美温馨。
在此之前，就算一个星期之前，我都是另一番模样。现在，我在谷歌上搜索乳腺癌的死亡率。过去10年间，我搜索了百余个极具灾难性的主题，几乎可以借此拿到“谷歌博士学位”了。这些灾难性主题都是关于有可能降临在我的孩子身上的厄运，比如无意中感染了狂犬病毒的死亡概率、绿便腹泻的死亡概率、长大耳垂的死亡概率、吃了游乐场地表覆盖物的死亡概率、疯狂迷恋吊扇和可爱幼猫的死亡概率……
记得有一次，我看过卵巢癌初期并不容易被检查到的网页信息，因为病人感受不到明显的症状。我也同样感受不到，但我根据家族病史推断，“很明显，我得了卵巢癌”。
约翰听到后不禁摇头。“你真是疯了。”他说，“你知道的，虽然你不是真的疯了。”自打孩提时代，只要睡在别人的床上，我就会计划好逃生路线。约翰却一点儿都不担心，或许只有等到屋内烟雾缭绕，火舌蔓延至门口，别人来摇醒他时，他才会说：“好吧，或许我们该打911了。”
有件事，我必须深深地忏悔。有一次，我独自一人照顾了宝宝很长时间，天都黑了，约翰还没从公司回来。9个月大的弗雷迪时不时吮吸着手提电脑的电源线，每次舌头上吱吱作响，他就一边咯咯笑一边呜呜哭，而我都听之任之。因为这样一来，我就有时间上网搜索资料，有时间查一下身体健康同时语言早熟的9个月大的宝宝得自闭症的概率有多高。
几年前，我接受了心理治疗。经过很多练习之后，我逐渐意识到，只有让我看到网站上明确写着“弗雷迪和本尼会很好，你和约翰也是”，我才会安心。我不由得大声嘲笑自己。即便如此，我还是时时处处预见灾难，频频检索网页，直到确信根本不存在这样神奇的网站。“你太紧张了。”心理治疗师告诉我，“你总是觉得，一旦厄运降临，你就会被彻底摧毁。”
而现在，我躺在自己的床上，这种被摧毁的感觉很平和，就好像飘飘荡荡进入了梦乡。“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
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约翰带着孩子去了公园玩，逛了塔吉特百货公司，还去了图书馆。他们回家后，约翰轻手轻脚地上楼，坐在床尾。“我得跟你谈谈。”他说道。“好。”我答。“我真不希望跟你说这些，但你一定别崩溃。”“好。”我再次答道。“我发现弗雷迪得了糖尿病。”约翰患1型糖尿病已近20年，据说这种病不遗传的……“好。”我真的再也想不出别的话。“我看到他在图书馆的饮水机那里喝了很多水，就突然想起当年确诊时，我也是常常这样。我就用检测仪测了测他的血糖，确实超标了。”“好。”“应该就是这种病了。”他说。
我说不出任何话，只是穿上外套，跟约翰整理了些东西放到车上，然后打电话预约儿科医生，马上赶往医院。弗雷迪眼中流露出恐惧和疲惫之色。“真的是糟糕透顶。”我说着把他拉到我身前，拥着他走向车里，“不过相信我，你会活下去的。”
去医院的途中，医生打来电话，告诉我核磁共振的结果出来了。我们顺便去了下跟儿科在一栋大楼的乳腺中心。接待处的女士将检查结果交给我，还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粉色托特包。“这是附赠品！”女士说道。“一个小点儿。”报告单上证实了医生的话，我终于松了口气，但当我背着那个粉红色的大托特包往儿童病区走去时，又忐忑不安起来。
弗雷迪在医院时表现得很勇敢，不过他也很讨厌打针，因为护士扎了好几次才找对位置。他小小的手上满是针眼，而他也毫不客气地抗议护士的“暴行”。
护士试了几次都没成功，他因此怒气冲冲地说：“让一个小孩儿这么痛苦，你竟然无动于衷。”还说道，“你以前真的给别人扎过针吗？”他还说，“你现在不用去照顾其他病人吗？”
护士翻翻白眼。随后，约翰去弗雷迪最喜欢的中餐馆买鸡翅和肉汤。这些食物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低，也不会使他的血糖浓度升高。趁他出去买东西时，我打电话给妈妈。“我知道我说的话听起来可能有点儿像胡说八道。”我说。
首先，我把磁共振成像的检查结果告诉她，然后又跟她说明了弗雷迪的诊断结果。医生希望我们在医院待三四天，等他的血糖浓度恢复正常，肾脏功能趋于稳定，并教我们如何给他注射胰岛素，尽管约翰早已久病成医。
现在是流感季节，所以本尼不能待在病房内，晚饭后约翰就带他回家了。稍晚一点，我和妈妈通了电话。“其实我本不想告诉你弗雷迪的病。”约翰告诉我，“我原本打算直接带他去医院，然后跟你说我们一时兴起决定去旅行，因为我之前觉得不让你知道这事比较好。”
弗雷迪终于睡着了，我躺在他床边的折叠椅上。病房内的灯都关了，只剩下心脏监护仪一闪一闪的光亮，如灯塔一般向这黑夜稳定地发送密码——目前一切都好，目前一切都好，目前一切都好……“真庆幸刚才是你在照顾孩子。”我说道，“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就不会察觉。我感觉自己好像做了脑叶白质切除手术。”“对，我刚才还想告诉你，不过我也让医生注意你的头部了，”他说，“貌似这样做最好。”6不知所措
杜克癌症中心临床研究协调员说我真是三生有幸，成功挤进了有“三阴性乳腺癌女王”之称的医生候诊名单中，她为我确定了治疗攻击性十足的荷尔蒙阴性肿瘤的方案。
约翰跟我坐在诊断室里等候时，我顺便自拍了一下。“你看，我们俩明明怕到极点，却硬要装作一切都在掌握之中的样子。”我给他看照片的时候说。“你觉得今天会有几个人抚摩你呢？”他说道。
第一个预约在上午9:20，直到下午6:00我们还在医院。卡西诺医生行事利落得像一把折叠刀，她脚上蹬着及膝黑靴，上身穿着白大褂，看上去十分干练。她大概就是我的另一面。
她似乎自带一种令周遭人敬而远之的气场，约翰跟我马上就喜欢上了她。她对我的病情了如指掌，并认为我的癌症“治愈率很高”。她说她更喜欢将融合了多种药物的化疗称作“食谱”，因为想到“鸡尾酒”，她就不禁想要喝一杯。但现在是大白天，肯定不能喝酒，所以她觉得有点儿扫兴。那么，也许我们之间也没有很大的不同。“她对我的病似乎无动于衷（nonplussed），我喜欢。”卡西诺医生离开诊断室后，我一边跟约翰说话，一边扭着身体穿运动内衣。乳房上还有活检留下的大片瘀青，我一遍遍提醒自己那不是肿瘤，只是副作用。“对于我的病，她相当漠然，甚至还可能觉得有点儿无聊。所以，我觉得这是好事。”“nonplussed可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约翰一边接听刚才漏掉的工作语音留言，一边说道。“是吗？”我说道。我穿反了衬衣，他帮我从头顶脱下来。“难道不是无动于衷的意思吗？就是对什么事都没兴趣。”“恰恰相反。”他将一只手伸进我的衬衣底下胡乱摸索着，另一只手拿着手机在谷歌上搜索这个词。“我不信。”我说道。他给我看词条解释。“哦，”我说着推开他的手，“那么我就喜欢她不知所措的态度。坦白说，对于你在这间诊断室里的所作所为，我也很不知所措。”
今天剩下的事就是扫描、等待、与药剂师沟通、继续等待、与其他的医疗人员碰面，有放疗肿瘤科医生，还有外科医生。外科医生问我是选择乳房肿瘤切除术还是乳房切除术时，将“我的决定”误说成了“我的切口”，这种弗洛伊德式的口误让我不由失笑。7癌症不会控制我
当我们知道不能吃半熟金枪鱼、如何系方围巾、哪一种漱口水对于治疗口腔溃疡十分有效时，大家都异常振奋。
我跟一位面善的护士，还有许多刚确诊的七八十岁的同病相怜的人，一起围坐在癌症中心的桌子旁。人数之众，令人窒息。“我们玩得开心吗？”一位抹着浓艳口红的女士一边摆弄着手杖，一边问道。“我倒是很开心。”她的丈夫开口道，冲着护士咧嘴一笑，随之又冲我笑了一下。
我发信息给原本要陪我来医院的蒂塔。“此刻真希望你跟我在一起，你一定会喜欢这里的情景。”蒂塔是小说家，热衷于探究事物内在的运作方式，比如人体、思想、人际关系以及互助小组会议。她喜欢抽丝剥茧，审视每个不可思议的角落。我们会花上数小时在杂货店里剖析某种奇怪的互动，剖析服务生的怪癖，剖析她姊妹的前男友的妈妈所面临的情感难题。“我竟然有机会接触这种意想不到的‘亲密关系圣地’。”我写道。“拜托，写下，每一件事！”她回信息。
护士强调，在化疗期间发生性行为一定要戴避孕套，然后所有人齐刷刷看向我。我不由恼火地在活页纸上记下这一点，并在“避孕套”这个词底下画了两三道线。“我患有癌症，可癌症不会控制我。”有人这样说，我们纷纷点头。
在讨论化疗期间禁止食用壳类海鲜时，一个身穿高尔夫夹克、面色灰白的男人称自己“喜欢从虾尾处剥虾壳，这样特别性感”。“哦，我的天，又来了。”他的妻子抱怨道。一段长长的沉默之后，大家都大笑起来。
我们满怀热情地齐声背诵癌症中心的电话号码，希望彼此都健康安好。
我们毕业了，已经准备好加入大联盟。8你还好吗？
治疗室没有门，可以拉下帘子低声说话，但说到底这里还是个像公海一样的地方。人们在这里等着摄入有毒的药物，希望可以借此好起来。这里的时间过得与别处不一样，那么漫长的等待，那么多事同时发生。医护人员不断地进行复核，扫描病人的腕带。所有应对化疗副作用的药物都用上，比如止吐药昂丹司琼、类固醇激素，还有生理盐水冲洗。我的耳中不断传来“请重复一下你的名字和出生日期”“你想吃零食吗？”“还喝水吗？”……穿着防护服的护士们敏锐的眼神、静脉管里一点儿一点儿滴下的液体、人们的笑声、法式炸薯条的味道、姜汁汽水打开时的嘶嘶声，还有手机中不断弹出来的信息……“你还好吗？”在这片化疗的海湾中，我这样问自己。“我想是吧。”我自顾自地回答。9多疑之境
得知诊断结果后，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集中精力读书，思绪一片混乱，我也没有耐性等待别人慢慢展开观点和想象。“对，我以前刚确诊时也是那样。”我跟妈妈陈述自己的情形时，她这样说，“我经常盯着墙壁放空，一集一集地看完了《海军罪案调查处》，有点儿像怀孕时的样子。不过别担心，你会适应的。”
我记得几年前的圣诞节，当时妈妈病得很重，也很茫然。我们就在一个寒冷的周末，去海边读米歇尔·德·蒙田的传记，并讨论了一番。这给了妈妈脚踏实地的感觉。于是我找出以前在研究院时影印的蒙田的文章，开始读了起来。
其中，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是蒙田的哥哥被网球砸中，23岁时便溘然长逝：
他没有坐下来，也没有休息，不过五六个小时后，他便因为这股冲击中风死去。
曾经目睹过那么多平淡无奇的死亡，我们怎么可能不思考
死亡这个念头呢？它怎么可能不每时每刻扼住我们的咽喉呢？
蒙田生活在16世纪的法国，他逐渐意识到，死亡是他生命中的常客：6个女儿中，有5个于幼年夭折；黑死病大瘟疫中，他最好的朋友溘然辞世，就死在他的怀中；他终生被肾结石所折磨，身体虚弱。
折磨总是从不间断，永远无法消除。死亡无处不在，我们左顾右盼，希望能够避免，犹如身处多疑之境。
多疑之境，我也开始了解到那个地方。
当然，多疑之境比市区的一家叫作“特别之地假发”的假发店名好听多了。这家店专卖化疗及脱发用品，比如各式各样的帽子、色彩鲜艳的围巾、假发、舒缓面霜，甚至还有用人类头发做成的眉毛，外包装已经黯淡泛黄。
第一次去那里时，推门而入的我手中握着肿瘤医生开的处方条，上面写着“头部假体”。当时，我刚刚确诊，心中一片茫然。医生第一次给我这张处方时，我随即便丢掉了，心想：“哦，这一定是给别人的，我的头发还好好的。”
设计师卡特琳为我剃光所剩无几的头发，并帮我戴好假发。蒂塔给我拍了很多照片，我们大笑不止。
蒙田曾写道：“马有失蹄，屋顶也会倒塌，无论针刺的痛楚多么微不可觉，都会立即让我们反思一个问题，即‘如果这真的就是死亡，那会怎样？’”
当剪刀突如其来地剪落我的头发，当理发剪咔嚓作响，当你的新头发出现在鞋盒里，柔顺又整齐……
尽管有盗贼在周边游荡，政局也十分动荡，但店主说从未请过守卫，也从未锁过一扇门。我尤其喜欢他这一点。他知道那些可怕的人或事总会到来，但斟酌之下，他觉得不如下定决心与其共存，尽管听任它们造访：“我希望死亡降临时，我正在播种卷心菜，而不是正在为死亡担忧，遑论我那还没打理好的花园。”
假发散发着毒气，我感觉自己像个银行劫匪。不过，这也许只是我通行多疑之境的伪装。10我相信（爱上你，便是永恒）
弗雷迪出院次日就迫不及待地想回去上学。我跟约翰走进护士办公室，手中拿着血糖监测仪、胰岛素笔、酒精棉片、胰高血糖素和护理计划书。弗雷迪仍抱有一线希望，他最想知道的是自己还能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吃牛肉干。但是，我眼中的他跟以往背着书包穿梭在这个世界的他已然不同。因为他的书包里装满了“注射剂、慢性病、血糖指数、酮类、医院”这些词。
之后，我想起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一个夜晚发生的事。那晚是雷暴雨天气，爸爸开着他白色的旧卡车载着我，从波士顿北部某个地方沿着128号公路一路往南行驶，当时车子因为引擎过热抛锚了。我们被困在高速公路边上，孤立无援。
在那个年代，如果车子抛锚，人们一般会找电话亭打电话寻求救援。当时，我大概8岁，夜里留这么小的孩子待在高速公路边的卡车里有点儿不妥，所以趁着大雨暂时减弱，我们就走进又高又湿的草丛中，往出口匝道不远处星星点点的人家走去，那些房子在夜色中黑黢黢的。
由于暴风雨，家家户户都停电了，我们敲了几户人家的门才找到一部电话可以使用，爸爸马上打给肯定早已担心不已的妈妈。随之，我们又长途跋涉回到卡车里，等妈妈来接我们。
卡车电池还有电，我们放着爸爸当时最喜欢的磁带——史提夫·汪达的《会说话的书》专辑。车窗上一片雾气，我还记得当时驾驶室里的味道——混合着锯屑、橙皮、灰尘和咖啡的气味，一如爸爸身上的气息。
我懒懒地靠在刺痒的编织衬垫上，断断续续地打着瞌睡，耳边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我相信》（爱上你，便是永恒），听完后又会倒带再来一遍。播放到“我相信”部分时，爸爸会用假声跟着和声，而我则成了最心满意足的冒险家，因为那时候早就过了我的就寝时间，我在黑暗中看着外面车灯忽闪。很快，妈妈就开着小小的大众“兔子”赶来了，将我们安全接回家，然后上床睡觉。
现在的弗雷迪跟我那时差不多大，我打算跟他开诚布公地谈谈，告诉他他得了糖尿病，我得了癌症，如何治疗以及令我很不安的事，尽量让这些话听上去没那么可怕。或许我也无法应对最可怕的事，但应对这些不那么可怕的事情，我还是可以的。
我仔细观察他是否有创伤、痛苦或愤怒的迹象，每天问他一百次感觉如何，竭力压抑自己那乱七八糟的愧疚感和不安感。
一天，他轻轻拨弄着我手上新增的静脉输液疤痕，说道：“有时候我特别想念医院，想念到哭出来。”
医院。不断发出哔哔声的机器。凌晨3点走廊里昏暗的灯光。狭窄的乙烯基沙发和纸床单。我凌乱的头发。我胡乱堆在椅子上的杂物，粉红色的乳腺癌大托特包。我提心吊胆地盯着弗雷迪的尿液样本罐，看有没有酮体产生。儿子身上各种管和线纠缠在一起。医生认为他还患有尚未查出的心脏病，我们等了4小时零12分钟。其间，技术员、医生和护士一遍遍地过来。弗雷迪想念的是那样的医院？“在那里，我可以一直玩电子游戏，”他说道，“而且夜里你爬上床搂着我，我们一起聊天，你还记得吗？”
哦，他想念的是那样的医院啊。他的头抵着我的下巴，我闻到了他汗湿的鬈发的气味。每当有陌生人走进病房，他都会攥紧我的手。他的呼吸声很均匀——他长大后，我再也没有躺在床上清醒地听过，那一刻我仿佛又变成了那个不知所措的新手妈妈。
那么问题来了：当时，爸爸在深夜的暴雨中驾驶，带着孩子去敲响陌生人家的门，坐在川流不息的128号公路路肩上，最终不得不留下抛锚的卡车。有没有可能，爸爸那时跟我不一样，他并没有觉得特别刺激呢？
与此相反，他是不是既担心又疲惫，而且束手无策呢？《我相信》这首歌，是不是也没有为他开启微光闪闪的冒险世界？现在的他还会独自在车里唱这首歌吗？唱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幸福？有没有觉得有很多人爱着自己？无论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他都会兴奋不已？
刚才，我问爸爸还记不记得那次旅行。他说：“哦，当然记得。那晚回到家，我真是累坏了。”
我为爸爸拷贝了一张《会说话的书》光盘，换掉早就坏掉的磁带。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他在家中的厨房里播放了这张光盘。看来，虽然已经过去了30年，他还是会同以前一样跟着这首歌低吟浅唱。
这让我不禁想：如果你爱上自己的孩子，就会爱他们一辈子。在那个黑夜的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事，是同样的道理。在那辆抛锚的小卡车驾驶室里，循环播放着史提夫·汪达的歌，令人心安，让人相信一切都会安好。
医院单人病床上那两个依偎在一起的身影，也是一样的。那种情景好像在说，不管怎么样，孩子都会安然无恙。11跟自己跳舞
我每次化疗之前，蒂塔和她的丈夫德鲁都会模仿比利·爱多尔咆哮时夸张的嘴形，然后发给我看他们的搞怪自拍照。“要有摇滚范儿，宝贝。”蒂塔写道，“你做得到的。”
有一次，我在诊断室里一边穿医院的蓝色长袍，一边摆出同样的自拍表情回复他们，这时一位技术员没敲门就进来了。“嘿，你还好吗，里格斯小姐？你看上去有点儿不对劲。”“我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我说着控制住自己没有大笑，“我只是想模仿摇滚巨星的样子，发给朋友看。”“哦，好。”技术员说道，“嗯，以防万一，我跟护士待会儿过来。你可以坐下自拍，如果有需要，可以摁蓝色按钮。”12狐狸诗人
这一天，我跟约翰在杜克癌症中心，我们看到一个穿着一套毛茸茸狐狸玩偶装的男人。他就坐在大厅里，旁边有个打字机。你给出一个词，过一会儿，他就会“奋笔疾书”打出一首关于这个词的诗。
我在乳腺门诊那里等了很长时间，其间约翰出去散步买午饭。回来时，他在狐狸诗人那儿停了下来。“狐狸”为排在约翰前面的一个女人写了首关于他童年时光的散文诗，有点儿杂乱无章。还有一个人拿到了一首五行打油诗，全跟“希望”（hope）这个词押韵：不（nope）、肥皂（soap）、笨蛋（dope）。狐狸诗人好像有点儿江郎才尽了。轮到约翰时，给出了“不知所措”这个词。“不知所措……”狐狸诗人说道，“好，没问题。”接着他打出了一首自由诗。这首诗也正好可以看出“狐狸”根本不知道这个词的真正释义，但这首诗还是一份不错的纪念品。“要一直/不知所措。让/他们运作/以剖开/你。”狐狸诗人在其中一段中如是写道。“你一定会喜欢这个。”约翰回到乳腺门诊时，拿出这首诗。“嗯……这跟我的情感哲学不太像，”我说道，“我喜欢被人剖开的感觉。”“不过，对于一次治疗之旅来说，这倒真是首不错的颂歌，”约翰说道，“尤其是考虑到这首诗出自一位穿着狐狸玩偶装的男人之手。”“说得好。”我说。所有的癌症斗争口号，无论是战斗、活下去，还是成败、让它好看，对我来说都像空话。不过，我不反对自己不被癌症击垮。“我会变成这世上最坚硬的小坚果，”我跟约翰说，“又青又涩、不屈不挠，将成为松鼠最可怕的噩梦。”“只是一个小点儿。”约翰握紧我的手说道。13存在与虚无
我和约翰是在一块墓地相遇的。那是大学期间的一个暑假，当时我在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打工，我们俩同在一个天才少年夏令营担任助教。我教写作课，他教存在主义课。我们会带着学生从营地沿着街道走到头，去一片草木不生、历史悠久的墓地进行户外教学。偶尔，两个班会碰巧遇上。也许你会说，我们的兴趣相似。“上课怎么样？”当我跟约翰在墓地四处分发课程讲义时，他这样问我。他长着一双令人着迷的蓝眼睛，脸上挂着略带性感的微笑，反戴着一顶鸭舌帽，穿着一件T恤，捧着一本萨特的法语版《存在与虚无》，书页有很多折角。我想说的是，还是算了吧。“还不错，”我说道，“不过课程结束时，我真的会松一口气。我整天都在讲连自己都不知所云的东西，那些孩子真的很聪明。”“没错。可以适当地给他们讲一下康德。”他说道。“我‘做不到’。”我答道。
我告诉他，太累的时候，我总会把“孩子们”误说成“淮子们”。“将来你肯定会是位了不起的妈妈。”他说。
我要求孩子们以这片墓地为背景写日记，提示如下：“偷偷在墓地里选一个名字及其生卒年月，写一篇人物速写，不透露所在地，描绘你的所见所闻。设想并描述自己的死亡。写一则爱情故事，第一段以这块墓地开头。”
约翰的学生在我们班旁边读克尔凯郭尔，他们凝视着手中的小镜子，以做辅助。墓地上的草锋利干枯，还有很多蚁丘，几乎没有可以坐的地方，而且这里的空气似静止一般，旁边的那排老兵旗纹丝不动。周围很安静，偶尔有肌肉车经过街角交通指示灯时传来的引擎加速声，还有蜜蜂的嗡嗡声：有拼命大声嗡嗡嗡的蜜蜂，也有围着人的脚踝静静飞的金属色小蜜蜂，后者叫作汗蜂。
一天，我站在大门入口附近的“水壶莫莉”纪念碑的水泥大裙子和举起的推弹杆旁，我们班3个女生过来找到我，说刚才有个男人出现在她们原本坐的地方附近，把掉到陷阱装置里的土拨鼠一同搬到卡车上。她们还说土拨鼠在陷阱装置里面上蹿下跳，那个男人就用铁铲狠狠敲它的头，直到它一动不动。其中有个女生哭了起来。“呀！”我说，“不过我想，这可以作为你们故事里的一个情节转折。”她们耸耸肩走开了。我觉得差不多是时候回教室了。“食堂见，”我意味深长地看了约翰一眼说道，“如果你确实在的话。”他冲我翻了翻白眼，继续为一个13岁的孩子讲述海德格尔的“此在”理论，那个孩子染着紫色的头发，穿着手工针织羊毛短裤。
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水壶莫莉——独立战争中的一位超级妈妈，她无所畏惧地走上战场，提着水壶送水，照顾伤员，擦洗血迹，四年级的历史书里有她的故事。
蒙茅斯战役激烈交火的那天异常炎热，温度高达37.8摄氏度，她找到一处隐蔽的泉水，为士兵们送来清冽的水源。据说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她在丈夫精疲力竭丢下装填杆后，捡了起来，开始擦拭、装弹药，将英国人赶回新泽西的桑迪岬。
还有一次英国人的火枪发射出的子弹穿过她的双腿，撕裂了她的连衣裙，她身上只剩下上衣。据说莫莉大叫道：“好吧，已经很幸运了！”
这些天来，每当心慌意乱，如同置身于战场、裙子被烧了一个洞，我都会想起水壶莫莉。
当我在淋浴时，我看到阴毛一下子全部脱落，像溺死在下水道里的小麝鼠。当我接到学校通知、前往学校跟老师谈论大儿子的某些不良行为时，途经大厅，一个幼儿园小朋友看到我便开始哭；当我跟孩子们一起为复活节彩蛋染色时，我因为硫黄和醋的刺激性气味而在洗手间呕吐不止；当有天早上醒来时，我身上全是荨麻疹，嘴唇和眼睛肿得像被人狠狠揍了一顿。
生活中，最像水壶莫莉的是我的朋友梅丽莎。她代我去学校接孩子，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他们，一连好几个小时；她还组织一群朋友每晚捧着晚餐出现在我家门口，送来汤、烤鸡，还有乳酪烤茄子。起初，朋友们过来拜访时，我会努力装得跟正常人一样，但最终还是放弃了。癌症可以消除平时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各种奇怪隔阂。我妈妈说过，彻底切除是废话，最初所有的“哦对，一切都会好起来”之类的话，最终都会跟医疗废品包一样被运走。
一天早上，我跟学生们去卡莱尔墓地，我在水壶莫莉附近发现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莫莉·麦考利”。后来，我在图书馆查这个名字，发现她就是水壶茉莉的原型：她生于卡莱尔，卒于卡莱尔，生前是一位抢手的用人，跟军人一样满口脏话，因此而闻名遐迩。而且，“水壶莫莉”这个名字是编造出来的，大概源于一个流传了几世纪的传说，也许是撰写四年级教科书的作者在妻子让他帮忙搭手叠衣服时，随意编出来的故事。
看到这些以莫莉为原型虚构出来的传说，我有点儿生气，也因此越来越喜欢挖掘她鲜为人知的故事。比如，她一直努力劳作，喜欢咒骂几句，借此安稳地生存下去。
而且，我越来越喜欢汗蜂，尽管我被叮过几次，没想到它们竟然喜欢汗津津又略带甜香的人类。我们不也一样吗？整整两年后，我和约翰结婚了。
我爱那位水泥雕成的勇敢女英雄，也爱这位真实存在过的女佣，虽然她满口脏话，戴着一顶褶边软帽，最终被埋葬在某个歪歪扭扭的墓地里，寂寂无闻。我喜欢她没有被火枪子弹击中这个故事，也喜欢这颗火枪子弹。我喜欢“这该死的混账东西”，也真的喜欢“好吧，已经很幸运了”。14透明的眼球
早上醒来，我的嘴里有一股化疗后油腻腻的味道，即使咖啡滑过舌尖也无法盖过。我在床上躺不住，但我与外面的世界同样格格不入。我感觉自己就像一部坏掉的相机，只能聚焦于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可能发生的事情（未来、治愈、复发、死亡），然后毫无预兆地将镜头拉近，聚焦于附近的一片草地（我嘴里的那股怪味是什么？又长了新肿瘤吗？谢谢您送我的这张精美卡片，这餐美味的饭。有人记得要给孩子们装上点心吗……）。随之，镜头再次拉远至地平线处，又拉近，循环往复。我不知道该把镜头聚焦于哪里。
我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在屋里多待一分钟，于是我向树林走去。今天的树林格外郁郁葱葱、生机勃勃，我看着竟然觉得有些残酷，几乎有些心痛，而那片紫藤的芳香令我沉醉其中。最初我差不多是小跑，根本慢不下来，胸腔和指尖像过电般颤动着，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但是，我的呼吸逐渐主导了身体，我开始慢了下来，听着自己踩在枯叶和根须上的稳健的脚步声，然后穿过青苔遍布的林地。
19世纪30年代末期，超验主义艺术家兼作家克里斯托弗·皮尔斯·克兰奇有一幅令人惊艳的素描图，它将爱默生的著作《论自然》中“透明眼球”的概念呈现了出来。爱默生认为，自然是我们感受上帝最近的方式。他还相信，人们不仅要用肉眼去看它、赞美它，更要让自然代替我们的感官去感受一切，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欣赏自然。透明的眼球是吸收而非反映它所感知的世界：
站在天空下，我的大脑沐浴在清爽的空气中，飘飘欲仙，飞升至无垠的天空——所有卑微的私心杂念荡然无存。我变成了一颗透明的眼球；我是虚空，却又洞悉一切；宇宙生灵围绕着我循环往复；我是上帝的一部分，或一颗微粒。
在克兰奇的画中，远方的地平线处是群山，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上长着一颗巨大无比的眼球，它赤足站在广袤的草地上。这颗眼球戴着一顶大礼帽，穿着爱默生式的背心。画面非常滑稽，又非常美妙。化疗药物给我的感觉正是如此，我就是一颗滑稽的眼球，周遭所有的事物都围绕着我循环往复，而我全盘吸收，全都不放过。对我而言，类固醇和化疗才是我感受上帝最近的方式。如果爱默生听到，他一定会在坟墓里气到打滚。
一天下午，爸爸下班回家时顺路来到我家，他说，广播上说距我们的脸12～14英寸的地方，所有人都存在着生理盲点。爸爸是退休的建筑工人，现在在镇上的几座公寓大楼里当勤杂工。他携带着传呼机，24小时接收传呼，为人们换撞坏的门、换马桶底座、给泡水的厨房重铺地板、换锁芯。他一点儿都不介意随时被传呼，我觉得他反而乐此不疲。他讨厌静静枯坐，这份工作可以让他开着小货车，听着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在城里四处穿梭修理东西，匆匆忙忙出入于五金店，也出没于他人的生活。“我从来都不觉得无聊，”他说，“而且我出去工作时，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徜徉在自己的世界中，这就是我觉得这份工作最值得的地方。”
他一向都有点儿“魂不守舍”，有时候会说些疯疯癫癫的话。有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20岁出头时，一次大家要去一家高档餐厅用餐，出门之前，妈妈跟我和约翰各抽了一根烟，爸爸则拒绝了，因为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抽得很凶。我们都觉得，他从没这么理智过。
关于盲点，爸爸说表面上那个盲点位于视神经穿过视神经盘处，就是所有光受体细胞所在的地方。我们很少注意到它，因为另一只眼往往可以看到周围的事物，如果注意不到的话，也就是说两只眼的盲点重叠了，我们的大脑负责填补缺失的信息。“是不是有点酷啊？”他说，“这个比喻很有意思，我们恰恰都是上帝不完美的设计。”
确实很酷，只不过如果你只是一颗巨大的眼球，盲点也会跟着变大。
我们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查了查，看到一个模拟盲点的在线测试——白色屏幕上有一个正号和一个圆圈挨在一起，眼睛距屏幕一英尺远。果然，人如果闭上一只眼，那个圆圈就会消失在视野中。“我想知道这个盲点可以有多大，假设可以大到大脑无法精确地填补缺失信息。”我说道。“我想无论盲点多大，我们看到的场景都不会那么精确。”爸爸说，“无论你看哪里，总有一个小点儿是大脑推测得来的。”
至于化疗这个盲点，不管它有多大，我都想爬进它里面，蜷缩起身体，消失在里面。我的大脑将它想象成“挡风玻璃上的一滴雨，蜜蜂的腹部，栖息在高枝上的唐纳雀，一弯新月，不，应该是一轮满月”。
其实，盲点指的就是你无法预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爸爸高中毕业那一晚，没有看到迎面而来的一辆小汽车，然后发生了车祸。后来，医生检查他的视力，发现他几乎处于失明状态。他是六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那个，父亲人高马大，经常出门在外，母亲自食其力带孩子，她身上带有新英格兰人的贵族气质，绝对一板一眼、循规蹈矩。不过比起养育孩子，她更喜欢驯养马，而且这样一个清教徒气息浓厚的家庭也绝对不会雇用人。爸爸到处乱跑，也没人管他，从没有人给他检查过眼睛，从没带他治疗过学习障碍，更没人带他学过任何东西。他的父母甚至都没给他取中间名。“我记得，我看到树枝上有一片片的叶子，看到砖墙由几百块独立的红石砌成。我很惊叹。”他回忆道，“我从来没想过水泥浆是什么。那场事故过后，我第一次戴上眼镜，四下里散步时，看到什么都觉得难以置信。”
父亲竟然活了下来，成为我认识的人中最无所不能的人。他会骑马、用头顶足球、炸鸡、清洁洗衣机、修理引擎、在暴风雨中为船系链、跳狐步舞、建树屋、给钢琴调音、安抚婴儿，玩拉米纸牌也总能赢。他从不抱怨任何事，在我迄今为止的短暂人生中，我知道他遇过雷击，被棕色隐遁蛛咬过，还失去了共度一生的人，也就是我的妈妈。
20世纪70年代初，我的父母相遇于旧金山。妈妈之前住在海特，有一天，她回家的时间比往常早了一点儿，结果看到丈夫跟另一个男人一起在客厅，身上只穿着内裤。于是她结束了第一段婚姻，那时正慢慢尝试从那段糟糕的婚姻中走出来。“神奇的是，那段婚姻差点儿没结束。”妈妈曾跟我说过，“我差点儿说：‘哦，没关系。’可想而知，那时我有多天真。他那样做，反倒推了我一把，于是我就跟他离了婚。”
18岁时，妈妈就从偏远的巴拿马运河区搬到旧金山住了。外公是一个暴躁易怒、专横霸道的船长，外婆则是一个极度抑郁的护士，她在旧金山长大。妈妈在旧金山开始了自己叛逆的生活，结识了几个密友，找到了一份医学录写员的好工作。当时爸爸在弗雷德·阿斯泰尔舞蹈工作室工作，为了赚取20美元的奖金，他找到自己的房地产中介和中介的室友——我的妈妈，让她们来工作室上课。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但也屡遭波折。爸爸傻乎乎的，很善良也很年轻，他反对战争，反抗自己专横的美国北方家庭；妈妈稍微成熟一点儿，但是她常常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长期以来备受折磨。“跟他共度一夜后，黎明时，我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她常常回忆道，“他从床上跳起，往纸袋里塞了两套内衣和一支牙刷，然后告诉我他要去科罗拉多漂流，一周后回来。当时我真应该马上起床离开。”
但她没有那样做。他们在市政厅结了婚，婚后过得很开心，不过后来也因为“过好你的人生”的意义发生过争执。1977年，我出生了。1982年，爸爸成了建筑工人，妈妈还做着录写员的工作。关于如何“过好你的人生”，他们逐渐达成了脆弱的共识。后来有一天，我们开着家里的大众“兔子”，后面拉着一辆小拖车，向东开往康科德。爸爸在离家15年后，重归家庭的怀抱。祖父母给了我们一间小房子，我们开始建立自己的家。
爸爸的父母——我的祖父母——是爱默生的后代。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是我的高曾祖父。说到水壶莫莉的传奇事迹，活在祖先的阴影里并不容易。比如，我跟这个大家族中的很多成员一样，仍在爱默生投下的阴影里找寻边界：他将我拉近，又一把将我推开。尤其是他的《自力更生》，这篇散文给了美国人源源不绝的自信：“相信你自己：每颗心都和着那根弦跳动。”闭上一只眼睛，那篇经典之作是一本天才手册，是诡异的个人主义的战斗口号；再闭上另一只眼睛，那篇散文是对自恋的放纵，也是抚育子女的噩梦：“我只在乎我必须做的事，并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别人”——弗雷迪生我们的气时会这么称呼我们。“本尼，‘别人’说我们今晚不能再看电视了。”他们也是爱默生的后代，完全是另一种盲点。
总之，爱默生尾随着我而来——又是一轮化疗。我再次在森林里疾走。我反复对自己说，只是一个小点儿。巨大的眼球碾轧过小径，好像重复这几个字能让我与这个不断旋转的星球联结得更为紧密。不过，我还想起了这位伟人的另一篇散文，是我最喜欢的《圆》：“宇宙流动不息，瞬息万变。”我一直反复品读，“‘永久’只不过是个表示程度的词。”
我试着秉持这两种观点，像握在手中的两块小磁铁：他的和我的——“宇宙流动不息，瞬息万变”和“只是一个小点儿”。两种观点你推我搡，“只是一个小点儿”需要你不断付出精力将其置于可控范围内，“宇宙流动不息，瞬息万变”非常吓人，不过考虑到总有些事物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所以说得也有道理。现在这两种想法互相纠缠，终成一体。
33年前是爱默生去世100周年，5岁的我和表亲们作为他的来孙，各自捧着一个大大的花圈，站在他位于山坡上的墓地旁。记者拍下了我们的照片。我记得大花圈有多重，记得我那天不肯穿紧身衣，也记得马萨诸塞州春日刺骨的冷风吹着我光裸的双腿。“眼睛是第一个圆，眼睛所见的地平线则构成了第二个圆。”爱默生在文章开头写道。圆，就像细胞，像星球，像家庭，像清晨醒来睁开双眼时跳动在睫毛上的光点。他写道：
我们的人生以真理为师，每绕过一个圆，就又画下了一个圆；其实人生本没有尽头，每个尽头都是另一个开端；正午过后，总会迎来下一个黎明，每一个深渊深处，还有另一个深渊。
这就是那个小点儿。这就是最硬的坚果。这就是火枪穿过的弹孔。这就是你怀中的孩子所在的世界的模样。这就是茂密森林中的深潭。这就是你眼中的太阳。
忌日那天，我的母亲紧蹙眉头对我说：“你应该穿紧身衣的。”祭奠仪式结束后，我跟堂表亲们在墓地里追逐玩乐。“到这儿来。”有人轻声说，是我的表姐妹邦妮，她也5岁。她为大家找到了一处藏匿地点，我们全都躲在墓碑后。“如果有人找到我们，我们就大声笑。”她这样说道，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主意。15秀发不再有
头发脱落后，我的头上出现了一块一块的裸皮，真是丑得一塌糊涂。“受不了，对不对？”蒂塔说道，“我想得给你剪个像希妮德·奥康娜那样牛气冲天的发型。”
我坐在以往给儿子们剪头发的前廊上，约翰用他的电动剃须刀正式给我剃发：“下巴使劲儿抬高，别深呼吸，别动。”“没问题，”我说，“我有好多年没有深呼吸过了。”16空荡荡的大海
化疗的时候，护士总是找不到我的血管。这是化疗本身带来的副作用，无论它碰到什么，都会产生一种油炸的效果。卡西诺医生反对我植入人工血管，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希望有任何不必要的东西来干扰你的免疫系统。”“给你打针找血管，就好像在无边无垠、空荡荡的大海上钓鱼一样。”有一名护士这样说。她用高科技的静脉显像仪在我手臂上检测，而我则望着窗外出神，“身在其中，真的感觉特别落寞，很抱歉，我什么都找不到。”
治疗区外面就是屋顶露台，上面摆了几张野餐桌、躺椅，还有种满了花的大花盆。有一家人正在一包又一包地拆福乐鸡快餐。“等你找好血管，我能去那儿坐着输液吗？”我问护士，“晒着太阳应该会舒服点儿。”
癌症中心总是特别冷。医护人员会提供温暖的毯子，我一开始还觉得用不着，很快就从善如流了。待在这个地方，毯子大概是最美好的事物了吧。“不可以，”她说，“很抱歉。我们不允许病人去那里，只有家属可以去。是不是特别荒谬？”
野餐的那家人中，有个孩子正一块一块地往下掰松饼薯条，然后扔到横杆外。妈妈把孩子抱在腿上，不过她也没留心孩子在干什么。她正在急切地打电话，不时回头看一眼我们这些治疗区的病人。桌子对面是位祖母模样的老太太，每次那个孩子往横杆外扔薯条，她就随着一起微笑鼓掌。化疗时，我就失去了自己的中心，就像处在无边无垠、空荡荡的大海上。17可我需要那些药“化疗时，他们会对你做什么？”儿子上学之前，我们在床上依偎在一起时，本尼问道。每天早上约翰淋浴时，儿子们都会跑出卧室爬上我的床，跟我用力地抱一会儿。弗雷迪让我用手指在他的背上画画，然后他来辨认我画的是什么。本尼每天早上都会模仿一只小动物，我必须猜出来是什么动物。
今天早上，他一直皱着鼻子嗅来嗅去，扭着屁股吠叫。“是一只小耳廓狐。”我说。“猜对了，妈妈！”他叫道。
不要过于兴奋，因为我有内线消息。过去6天，他每天都扮演小耳廓狐。“嗯，他们就让我坐在椅子上，然后给我输液。”我一边跟他们说，一边用手指在弗雷迪的背上描绘，“也不算太糟糕。”
儿子们都不喜欢我做化疗的日子，因为在他们离家上学之前，我还跟正常人一样，可以给他们做华夫饼，为他们做很多事，但他们放学回家后，我就面色苍白、脾气暴躁，只想一个人待着。“要是我的话，就会逃跑。”弗雷迪说，“我会让本尼去拉下火警，然后趁没人注意跑出门。”“可我需要那些药。”我说道，“就像你住院时，我们希望那些药能治疗你的糖尿病。”“天哪！我老是忘记这个。”弗雷迪说。我在他的背上画了一个热气球。“是一颗心吗？那不是个心形符号，而是一颗真正的人类心脏，里面有血管伸出来？”“不是心脏，不过我更喜欢你的这个答案。”我说道，接着用指腹在他光滑的皮肤画板上“擦掉”图案。18生前预嘱
在这个更为多疑的国家，蒙田会怎么看待签订遗嘱、生前预嘱或医疗委托授权书，还有公证人、泰然自若的图章、煮好的咖啡的味道，以及众多的文件和无数份的复印件，还有董事会会议室桌子上凌乱而崭新的黑色圆珠笔？
约翰和我搭电梯到大厦的19层，他曾在这家私人律所工作过一段时间。我穿的是背心裙，不过我突然间觉得很冷，想披上毛衫御寒。我们的朋友亚当在这家律所工作，他擅长处理财产问题，经手的财产比我们的多好多个零，现在他正站在门口等候着我们。
亚当和他妻子梅丽莎跟我们是密友，我们觉得他们很适合做我们孩子的监护人。两家的孩子也都是彼此的好友。我与亚当、梅丽莎一起读了研究生，后来约翰跟亚当一起从法学院顺利毕业，两家共4个儿子，都是同一时间出生的。我们住得也很近，经常一起去度假。星期六晚上，要么在我们家做饭，要么在他们家做饭，我们抱着彼此的孩子，喂他们吃饭、教导他们，视若己出。
亚当见到我们时说：“嘿，很遗憾你们得来这里。”“如果大家都足够幸运又有头脑的话，最终都会光顾这里的。”约翰说道。
亚当的助理正在打印文件，一摞又一摞，她打印完时，我们正坐在办公椅里转来转去。“您要喝健怡可乐或其他东西吗？”她问。不过我们什么都不需要。“真的会有人在遗嘱里立一些特别疯狂的事吗？”趁他们整理文件的空当儿我问亚当，“好比把财产留给宠物犬、咖啡店的女服务生或者埋在荒岛上之类的？”“是的。”他回答，没再多说一个字。对于这座城市里的惊天秘密，亚当无所不知，但就算别人以他的性命相威胁，他也是一个字都不肯说，就算喝得酩酊大醉也是如此。
亚当和梅丽莎都学过写诗，不过我怀疑以亚当的天性他是否适合当小说家。“对于工作中遇到的那些闹剧，我也不是很喜欢。”有一次他在聚会上告诉我，“其中的恩怨、私生子、被一脚踢开的前妻，还有突然之间跳出来要继承百万美元遗产的20岁年轻人……我都会自动屏蔽。”“你疯了吗？”我说，“如果我遇到，一定会一字不落地记下来，然后当作我跟梅丽莎一整晚的谈资。最后我会利用这些秘密，写出很多很多有趣生动的畅销书，赚很多很多钱。”“对，我觉得你如果做律师，肯定很快就会失业。”他说道。
仔细浏览完文件后，亚当在我们签字之前带着我们过了一遍那些棘手的问题，这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定量推理测验。“在你们的优先选项旁边打钩。”他说道。“我愿意接受人工水分和人工营养。我仅接受人工水分，拒绝人工营养（比如，通过置管）。我仅接受人工营养，拒绝人工水分（比如，通过置管）。我拒绝接受人工水分和人工营养。”
接下来是：“如果你倾向于‘必须’，在这里签名；如果你想选‘可以’，就在这里签名。”他很平静地说，就好像在问你是想喝葡萄酒还是啤酒。“在我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我的医护人员可以保留或撤销维生措施，或必须保留或撤销维生措施。”
我看了看约翰，耸了耸肩，在“必须”旁边签了名。可以或者必须。稍后，我可以去树林里闲逛一番。我必须晚一点儿喝下午茶。
不过当然“不”，这些地方的含义完全不一样。“我们的通用语言用在别处就很浅显易懂，为什么放在合同和遗嘱里面却这么晦涩，令人不知所云呢？”蒙田如是问。
我有点儿明白了。如果蒙田思考过这个问题——网球斜穿过凉爽的清晨，我们左顾右盼想避免这样或那样的苦难——我相信他一定跟我一样有一点儿明白了。就像现在这间一尘不染的会议室，一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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