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汉,一兵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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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论试读：
出版前言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所处的时代，是美国资本主义获得巨大发展并进入垄断阶段的时代。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已跃居世界首位，而此时世界已基本被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在列强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国际竞争愈演愈烈的同时，欧洲正在形成两大军事集团，准备用武力来打破原有的平衡。在此背景下，美国逐渐出现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公众舆论。“海权论”的提出，迎合了美国急欲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愿望和政治需要，使美国拥有了进行海外扩张的理论依据，因而受到了美国统治者的欢迎。马汉还撰写了许多篇论文，用他的海权论解释新的国际秩序蓝图。马汉的海权理论代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成为公众舆论的主旋律，对众多美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尤其是先担任助理海军部长、后当选总统的罗斯福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海权论”也是美国对外战略发生转折的重要标志。罗斯福在他连任四届总统的任期内，始终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海军的建设，使得美国海军空前强大。
二战以后的60多年间，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重视发展海上军事力量的格局并未改变。就拿我国的周边来说，各国都在拼命发展海军。日本已经拥有亚洲第一强大的海军力量，印度也已拥有可以在地区称霸的海上力量，其他各沿海国家也都把大笔金钱花在发展海军上，相比之下，我国的海军建设显得明显滞后了。过去，我们过分强调防御型战略，强调“实行近海防御、保卫本国的领海和海疆，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对于马汉的海权理论，只是在个别场合提及，并称其为“资产阶级海军战略理论家，提出了适应美国海外扩张需要的理论，强调利用公海向海外输送兵力、称霸海洋”，这显然忽视了其符合科学理论规律的一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日益加强对海权的重视，海军建设也上了新的台阶。2005年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被正式确定为“中国航海日”，每年这一天，我国都举行关注海洋权益、重视国家海权等内容为主题的各种活动。
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中国海军肩负着全国人民的期望，远航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为我国（包括港澳台）商船和联合国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船只护航。这既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同时也是中国海军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职责所在。执行这样的任务，对于中国海军来说，毋庸讳言，任务是极其艰巨的，考验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民海军虽然已经发展了60多年，在各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基本上还没有脱离以近海防御作战为主的模式。当前，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给我国的海上安全与发展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海盗、海上恐怖主义、海上走私贩毒等，都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是一种国际犯罪，是发生在海洋空间的典型的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应对这种威胁，是海军非战争行动的主要任务。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我国海军正在逐渐强大起来，最终将在国防事业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由于本书完成于19世纪末，因此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并带有明显的美国国家利益色彩，所以，读者在阅读时要有辨别性地阅读。
第一章 引论
海权的历史是对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的在战争过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很多名留青史的军事大家都认为，研究已经消逝的军事历史，对于纠正战争的指导思想，帮助建立灵活多变的战略技巧是非常重要的。
早在多年以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海上商业对于国家的财富及其实力的深远影响，虽然当初没有这些千真万确的原则，但人们已经洞察到了这一切。正是这种理念才导致了本国财富的增长与繁荣。为了能够获取超出本国国民应得的份额，他们完全有必要竭力排斥其他的竞争者。这种排斥往往有两种手段，一种是通过垄断或者强制性条令的和平立法，另一种则是直接的暴力方式。
一方面，对立的双方都试图瓜分到更大的商业好处，这种利益的冲突所产生的愤怒情绪，必然会导致一场血战；另一方面，无论是什么原因挑起的战火，是否掌控了海上霸权都成为一个决定胜负的关键。所以说，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一个濒临海洋或者要借助于海洋来发展自己的民族，海上力量就是一个秘密武器。这也是本书讨论的主要话题，尽管不是唯一的话题。
军事天才拿破仑在沙场决战中研究了众多前人的战役，比如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大帝。当然，那时候火药还不为人所知。拿破仑发现，虽然很多战争的具体情况是根据武器的进步和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但有些教义1却是永恒的，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些教义可以被提升到一个原则性的高度。虽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海洋武器装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海上的动力源也由人力或者风力变成了蒸汽动力，但是研究昔日海上的决战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和启发意义的。
因此，我们完全有必要研究大帆船时代海上战争的历史与经验，当然，我们要批判性地研读，而不是全盘学习。一方面，这种研究能够提供现在进行运用和评价所需要的教训；另一方面，蒸汽时代海军的历史还太短，尚未形成明确的学说。在帆船时代，我们有了很多的海上战争实践经验，而对于未来的海上战争，我们几乎只能依靠主观的臆断。尽管我们试图详细研究蒸汽时代的舰队与通过划桨驱动的单层甲板大帆船舰队的相似之处，使这些理论具有比较坚实可靠的基础，但是在没有实践的验证之前，光有这些比较和鉴别是不能够完全使人们满足的。
的确，蒸汽舰队和单层甲板大帆船的相似性绝非表面上那么简单，它们都具备能够不依赖风向而驰骋大海的能力，可以向任何方向航行，可是两者间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普通的大帆船只能在海风吹起之后航行有限的里程，一旦海风停止，它便一动也不动了。我们能够观察事物的相似之处，这是一种明智之举，但寻找事物之间不同的地方也不失为一种智慧。但是，当我们发现事物的相似点时，便容易对在新发现的类比中存在的巨大差异失去耐心，从而可能忽视或者拒绝承认这种观点。蒸汽舰船和单层大帆船虽然发展不平衡，并且它们都具备上面提到的那些性能，但是有两点它们是不尽相同的。我们想从大帆船的战斗经验中寻找可以提供给蒸汽舰船的教训和原则，就必须把这两者的差异性和相似性牢记于心，否则就会做出错误的评判。在使用的过程中，单层大帆船的驱动力会迅速衰减，因为人的体能不可能维持很长的时间，结果就导致单层大帆船进行战术运动的时间是有限的；此外，在单层大帆船时代，没有远距离攻击的武器，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短兵相接。以上这两种条件都要求单层大帆船在交战时要进行短距离的快速袭击。
然而，人们还发明了更加高明的战术，比如迂回包抄敌人，紧随其后展开厮杀格斗。在这样的一种快速冲击和大混战中，当代海军中出现了一种影响广泛、甚至十分显赫的关于海军方面的意见，认为现代海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大混战，类似于唐尼布鲁克博览会2的局面，很难分清敌我。虽然单层大帆船和蒸汽舰船都在船头装有撞角，并且可以随时撞击敌人，但这不能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根据。到现在为止，这种高明的意见还仅仅是一种臆断，所以在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前，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判断都是没有依据的。只有等到这种战法受到肯定之后，才会出现对立的观点，即两支数量相等、实力不相上下的舰队之间进行混战，战术技巧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现在海军装备精良，武器威力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混战并非是最佳的选择。一个舰队的指挥官越是自信，其舰队战术技巧越是纯熟，舰长们的表现越是出色，他们就越不愿意与对手正面进行混战。因为在混战中，所有的优势都将发挥不出作用，运气反而成了决胜之本。在遮掩的条件下，再怎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海军也变成了一帮没有协同作战能力的乌合之众，至于何时才是混战的最佳时机，历史上已经有了很多的实例。
单层大帆船和蒸汽舰船只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在其他方面，两者都相去甚远，由于这些特征不是一目了然的，因此也就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与蒸汽舰船相比，大帆船的不足之处显而易见，彻头彻尾的弱点就是必须依赖风，但是这种特征却很少被人注意到，这种缺点加大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抛去这个弱点的话，大帆船在战术运用方面还是非常有用的。它不会在没有风的条件下，丧失所有的战斗能力，在今天看来，人们更加青睐它的战术运用。当蒸汽舰船被开发利用出来时，大帆船依旧占据着海上霸权的地位，而且一直都是蒸汽舰船之前最好的舰船。帆船所具备的远距离攻击能力，能够在很远的距离上毁伤敌人，而且这种机动不管多长时间都不会使船员精疲力竭，这样一来，大部分的船员就可以投入到战斗当中去，而不用耗费精力去操纵船桨。这正是大帆船和蒸汽舰船的相同之处，从战术上考虑的话，这种能力跟单层甲板大帆船在静止中或者逆风行驶时前进的能力是同等重要的。
我们在寻找相似性的同时，往往就会忽略掉不同之处，还容易把两者的相同之处夸大，这多少显得有些可笑。我们可以这样考虑，大帆船装有穿透力极强的远程大炮，还有射程短却具有强大轰击力的大口径短炮；而现在的蒸汽舰船装备有射程较远的舰炮和鱼雷，鱼雷只能在有限距离内通过猛力撞击造成敌舰损坏，而大炮则能够穿透敌舰。然而，这只是从战术上考虑的，但它们却影响着海军指挥员和舰长们的战斗部署；这种相似性是比较现实的，不是牵强附会。帆船和蒸汽舰船都能够直接与敌军正面交锋，但前者是通过强行靠近而俘获敌舰，后者是通过猛力的撞击让其葬身于鱼腹。对于帆船和蒸汽舰船来说，这是它们最困难的任务，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必须把敌舰引诱到攻击行动区域内的某一个点，在那里，杀伤性武器才能够从广阔海域上的许多点上射击轰炸。
根据风向的不同，两支舰队或者两条大帆船的相对位置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战术问题，也是将领和水手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跟蒸汽舰船没有丝毫的关系，也就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但是，如果你能够充分地考虑一下背风与气候状况的特征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看法是错误的。在海域中占据上风位置的舰队能够随心所欲地投入战斗或者撤出战斗，结果在进攻之前就具备了进攻型的优势。当然，这种优势也会带来一定的弊端，比如这种行列之中的非规律性，会让舰队暴露在射击的炮火之下，并使得攻击者的部分舰炮或者全部舰炮无法发挥作用，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在接近敌人时发生。一旦一支舰队处在背风的位置，就不可能主动发起进攻，只能进行防御，并根据敌人的挑战，见招拆招。当然，如果你能镇定自若，保持战斗队形不受冲击，以及在敌人无法还击的时候不断地对其实施攻击的话，这种劣势是能够弥补的。从历史上看来，在各个时期的进攻或者防御作战中，这些有利或者不利的特点都是非常相似的。进攻的一方为了打垮敌人，就必须冒着这种风险和劣势；而防御的一方为了保持好战斗队形，就必须小心翼翼、组成良好的阵位，便于在攻击的一方自我暴露的时候实施反击。
通过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存在于气候与背风相对位置间的根本差异。英国人非常喜欢前者，他们的一贯政策就是进攻并摧毁敌军；而法国人则比较热衷于背风的位置，通过这样做，在敌人接近的过程中，他们就能逐渐削弱敌军的战斗力，这样也避免了迎面而来的遭遇战，保护自己的战舰不受损伤。法国人对海军军费缩手缩脚，让海上战事服务于其他军事，所以他们通常都采取防御性态势，并将其局限在打退对方进攻的方式上。只要敌人不是为了作战，纵使在自己前面耀武扬威，法国也只会采取这种娴熟的下风战法，从来不主动出击。当英国海军将军罗德尼表现出要充分利用风向的优势，不仅仅是用以进攻，而是在某一部分战线集中优势兵力时，他的对手德·吉尚却突然改变了战术。在第一次的交手中，法国军队在下风，但是当德·吉尚意识到罗德尼的意图之后，他立刻调整战术，以获取风向的优势，他不是去进攻，而是缓缓撤退，等到条件有利的时候，他才会进攻。
现在采取进攻或者撤退不再依赖于风力了，而是取决于舰队的速度，这种速度不单单是指单舰的速度，还包括这支舰队行动的战术整体性。所以，具有高速度的舰队往往能够占领有利的位置。这就表明，我们从大帆船和单层甲板船的历史中寻找有益的经验教训，不是一种徒劳和苍白的空想。
帆船和单层甲板桨帆战船都和现代的舰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然也有巨大的差异。由于这些不同之处，我们就不能引用他们的经验或者作战样式作为仿效的先例。然而，先例的作用并不等同于一条原则，先例可能从最初就是错误的，由于情况的慢慢变化，变得失去了作用；而原则是立足于事物的本质之上的，尽管随着情况的变化可以有不同的运用，但是它依然是实施行动以获取胜利必须遵循的标准。只要按照这个准则去战斗，就一定能取得胜利。战争中的种种原则是通过对过去许多次战争经验的研究而确立的，永远都不会变。战争的具体情况和武器装备会随时发生变化，但是为了取得胜利，就必须永远遵守在战场战术或者由战略名义下构成的历史教义，永远地重视它们。
在更为广阔的战争行动中，很多条件是长期不变的，海上的角逐涵盖了全球大部分战争的特点。正是在这种无休止的角逐中，历史的准则才有了永恒的价值。有时候战争场地大小可能不同，敌对两军的强弱可能不同，调动的难易可能不同，但这些都只是规模和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本质上的差别。随着现代文明渐渐取代了野蛮文明，通信手段、道路日渐通畅，河道上架起了桥梁，食物的来源在不断增加，战争行动变得越来越方便、迅速，但无论这些外部条件怎么变，作战所遵循的原则仍然没有改变。虽然汽车运送部队取代了徒步，火车取代了汽车，作战行动的距离大大延长，也就是时间缩短了，然而，决定部队集中的地点、需要运动的方向、需要进攻哪一方的阵地，以及保护自我的原则没有改变。因此，在茫茫大海上，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发展到了帆船，再由帆船发展到蒸汽舰船，海军作战的广度与速度进一步扩展，却并不会改变指导海军作战的原则。2300年前，叙拉古人赫莫克拉特斯讲话3中包含了一套正确的战略计划，这些原则到现在依然适用。
当交战双方遭遇（“遭遇”这个词表明了战术与战略之间的界限）之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双方的指挥员做出决定，这其中包括涵盖整个战场的全部作战计划。这些计划包括海军在战争中的确切职能和任务，海军的真实目标，集结地点，燃料和补给仓库的建立，确保仓库和基地之间的交通畅通，破坏商业贸易的军事价值和破坏贸易采取的最有效的方法，采用分散巡洋舰或者是强制性地攻占商业航运的必经之路，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属于战略问题，历史上对这方面的记载也非常丰富。最近在英国海军界的一次讨论中，其主要内容是关于英国同法国作战时，对海军部署所采用的方针进行比较，也就是对两名英国海军巨头——豪勋爵与圣·文森特勋爵的政策比较其优劣的颇有价值的争论。这是纯粹战略性的问题，不单单只具备历史价值，对当前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海军部署所坚守的原则依然没有变化。圣·文森特勋爵的政策使英格兰免遭入侵，而豪勋爵和他的部队则把英国带入了特拉法尔加海战当中去。
在海上战略方面，历史上曾经一些非常重要的准则，到了现在其价值依然没有丝毫降低。很多战争的情形都是相对连续的，这些学说不仅可以阐述原则，而且在条件相对未变的情况下还可以用作先例。当对立的双方在某一特定的地点投入战斗时，关于战术问题反而不一定正确。人类在不断地进步，武器装备在不断革新，也正是因为如此，部队或者战舰在战场上的运用和部署也必然会迎来一场变革。于是很多跟海上事物有联系的部门内部就出现了一种倾向，他们认为先前的那些经验教条已经成为过去，再在上面花工夫纯粹是浪费时间。这种观点的出现虽然很自然，却是狭隘和片面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各国把战舰部署于海上，指挥划定行动区域，从而改变世界历史的这种战略意图。过去一些战争的失败，取决于他们有没有遵循战争的法则，因此，海军若是仔细研读了这些战争法则，就会把这一切运用到他们那个时代的舰艇和武器的战术当中去。他们还会发现，武器的变化必定会引起战术的变化，只是这两个变化之间的间隔是非常漫长的。这也印证了一个事实：武器的革新往往归功于一两个人的功劳，而战术的变革却必须战胜这个阶层中的保守派势力。然而，这种习惯性的势力是非常冥顽不化的。只有很好地运用这种变化，将它上升到一种规范的高度，认真地研究新式武器的威力，同时钻研相应的战术，才能抵消这股顽固势力。历史表明，指挥军人不辞辛苦地做这种工作完全是徒劳的；但如果有人能够认识到这种变化并加以运用的话，对于作战是大有帮助的，无数的历史教训就是这些准则的价值的体现。
我们可以接受来自一名法国战术家莫罗古斯4（Morogues）的劝诫。他在125年前就说：“海军的战术是建立在各种条件之上的，改变这些条件的主要原因是武器装备，武器装备的变化能够引起战舰构造的变化，战舰操纵方式的变化，从而引起整个舰队的变革。”莫罗古斯进一步说道：“海军战术不是一门以永远不变的原则为基础的科学。”海军战术与其他战术不同的是，它更容易受到人们的质疑与批评。确切地说，海军战术的法则会随着各种武器装备的更新而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战略原则的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要小得多，因此人们不容易认识到这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原则对于我们在历史事件中获取感悟是十分重要的。
例如1788年的尼罗河之战，它不仅仅是英国舰队打败法国舰队的一场胜利，更对摧毁拿破仑在法国与埃及之间的交通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次战争中，英国统帅纳尔逊把这种战术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精彩绝伦，被后人称为“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衔接得最为完美的艺术”。尼罗河之战彻底摧毁了法国的海上交通线，只是那种战术衔接需要的一个特定条件今日已经不复存在，即一支已经抛锚并处于背风方位的舰队是无力前去救援快要被摧毁的战舰的。然而，这种完美衔接中的基础原则则永远不会过时，就是集中优势力量攻击敌舰中最不容易获得救助的部分，让其成为孤立的棋子。在圣·文森特角一役中，杰维斯海军上将5就遵循了这一原则。他用15艘战舰攻击了敌方的27艘战舰，并取得完全胜利。尽管在这次战役中，敌军的战舰在一直行进并没有抛锚，但杰维斯上将灵活运用这一原则，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一举击溃敌舰。在尼罗河之战中运用的这种军事原则在当今仍然有用武之地，埃及企业的生存发展都是依靠法国的补给，而尼罗河大捷恰好摧毁了这支保卫交通线的海上力量，那么最终一败涂地也就不足为奇了。聪明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种军事打击是完全针对敌方的交通线的，时至今日，这种军事原则依然非常有效，跟单层甲板船和大帆船的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同。
虽然如此，但是现代有些错误的看法还是认为这些东西太过陈旧过时了，由于人们与生俱来的惰性，让他们对海军历史上那些永恒的战争教训视而不见。比如，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纳尔逊的荣誉一度达到了顶峰，人们只认为这是一个寻常的孤立事件，不会把其跟其他战役联系起来。那么，有没有人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被誉为天才的纳尔逊是怎样在正确的时间里恰到好处地遇上敌舰的呢？”又有多少人会想到这只是一场持续了一年多的伟大战略戏剧中收场的一幕呢？在这场较量中，拿破仑和纳尔逊这两位最伟大的指挥者，究竟是怎样过招的呢？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被打倒的是拿破仑，而不是法国的舰队司令维尔纳夫；获胜的是英格兰，而不是纳尔逊。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拿破仑的行动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纳尔逊根据直觉和自己舰队的灵动性对敌舰穷追不舍，在关键的时候刚好赶到了。这种战争的主要特征与战争的基本法则非常吻合。虽然英国人冒险突进，但这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在战争准备的效率上和执行任务的能力上，以及战前几个月英国指挥官的洞察力上，这些大教训都是战略性的，是非常出色且非常重要的。
上述两个案例都是完全合乎战争规律的，接下来要引用的第三个战役，却没有明确的底线和结果，所以容易对于当时应该怎么做展开一番讨论。美国独立战争中，西班牙和法国于1779年结成了同盟，共同抗击英国。当时的联合舰队投入了巨大的力量，他们平行排列了66艘战舰，把英国的舰队驱赶到港口中不敢露面。当时的西班牙以收复直布罗陀海峡和牙买加为主要的军事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用尽力量攻打那些坚不可摧的堡垒，可惜这些攻击都毫无用处。
接下来就产生了一个纯粹的战略性问题：与其试图控制英吉利海峡和英国港口的英国舰队来破坏英国贸易和威胁英国本土，为什么不直接攻击英国的前哨基地呢？这样不是更有把握收复直布罗陀海峡吗？英国民众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外敌的入侵，而这次进攻会让他们惊恐万分，从而动摇到对其舰队的坚定信心，也会使其失去勇气和斗志。无论最后的决断是什么样的，在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来十分合理。当时也确实有一名法国的军官以另一种方式提到过这种战略思想，就是直接进攻西印度群岛的一个岛屿，以取代直布罗陀的战争。当然，那时的英国人是断然不会为了一块海外殖民地而放弃地中海这个咽喉要道的，而他们为了保护首都和家园有可能舍弃这个殖民地。拿破仑曾经宣称要重新夺回波兰境内的维斯特拉河岸边的领土，并重新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如果说他能够控制英吉利海峡的话，他肯定能够顺势攻占英国的沿海地区，这还用得着怀疑吗？
历史会警示我们进行有必要的战略研究，还通过一系列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来阐述战争的教义。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为了印证这条真理，我们还要研究两个战例，它们在时间上可能距离我们更加遥远。在这两场东方国家同地中海大国的碰撞中，有一个闻名于世的帝国已经岌岌可危，战争的双方都把舰队集结在彼此邻近的阿克提莫岬角（Actum）与巴尔干半岛西南的勒班陀（Lepanto）。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仅仅是一种巧合？还是由于某种原因诱发的海权更替？如果是后面这种情况的话，那倒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一番。因为如果在东方再度崛起一个像土耳其那样的海洋强国的话，就会引发同样的战略问题。就目前而言，海权的中心还在西方，特别是英国和法国。但是，如果由于某种机会，有一个国家控制了黑海盆地，并且控制了地中海的入口的话，那么影响海权的战略条件恐怕会完全改变。再者，如果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东方，英国和法国开往地中海的路径将不受阻挡，那么在半道上，东方将跟西方会迎面相撞。
在战争频发的那个年代，海权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反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材料详细研究海权对于第二次布匿战争6结局的影响，但是有足够的迹象表明，海权确实是影响布匿战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如果只根据人们口中流传下来的战争事实来研究的话，那么这种观点也不足够正确。跟往常一样，海权的重要意义被我们浪费并忽略掉了。我们只能从一些可怜的蛛丝马迹中，得出以下正确的判断。即使你控制了海洋，那也难以保证敌人的单舰或者小型舰队就无法溜出港口，不能穿行在海上，不会袭击海岸边没有设防的地区，不会闯进被封锁的港口。相反的是，种种迹象表明，弱小的一方往往可以逃离这种严密的封锁，跟你玩擦边球战术。所以，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跟罗马舰队实力相差悬殊的迦太基海军在统帅包米卡尔的率领下，奇迹般地在南部意大利登陆，将4000名士兵和一群大象运抵意大利南部。到了战争的第七年，包米卡尔又奇迹般地摆脱了叙拉古附近的罗马舰队，在汉尼拔7控制下的塔兰托露面。汉尼拔也向迦太基派出了特遣舰队，甚至最后汉尼拔跟他的残余部队安全地撤回了非洲。但事实上，迦太基政府并没有给汉尼拔提供必要的援助。表面上看来，迦太基政府援助汉尼拔是无可厚非和水到渠成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所以，罗马舰队在海上占据的优势完全影响了战争的发展和结局。如果不仔细调查清楚这些事实，就无法对海权对战争影响的程度做出客观的评价。
德国历史学家蒙森（Mommsen）曾经说：“在战争伊始，确实是罗马舰队控制了海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原本不是海洋大国的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它的海军力量就远远超过了迦太基人，占据了海上的优势。到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时，这种优势依然存在，虽然第二次布匿战争没有重大的海上战役，但从各种情形和事实之间的联系看来，罗马已经完全占据了海上优势。”
可惜汉尼拔没有留下回忆录，不然我们就能知道他跨越高尔与阿尔卑斯山，走出这一步近乎于毁灭性的远征是为了什么。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西班牙沿岸的舰队根本无法跟强大的罗马舰队抗衡。如果汉尼拔的舰队足够强大的话，他就会沿着他既定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因为对他来说那是至关重要的；假如他能够从海路进军的话，那么他带去的6万精锐士卒就不会损失3.3万了。就在汉尼拔在死亡线上前进时，罗马舰队在两名元老的率领下已经开赴西班牙。他们的战舰上还运送着一批由执政官指挥的陆军。虽然一路上也遇到了迦太基舰队的骚扰，但他们损失不大，随后罗马陆军在汉尼拔交通线上的埃布罗河（Ebro）以北地区登陆，同时另一支舰队则在另一位执政官的率领下被派到西西里。这两支舰队总共有220艘战舰，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分别击溃了一支迦太基舰队。这些在战斗记载中都被一笔带过，可见当时罗马舰队实力之强。
到了第二年，战况变得如下：汉尼拔进攻意大利北部，接连获胜，随即向南进军到罗马附近，然后在此驻扎，从当地征集给养，以至于跟当地人产生矛盾，导致民怨沸腾。特别是一旦跟罗马人在那里建立起来的政治武装发生冲突的话，那就会有毁灭性的危险。因此，从一开始汉尼拔就急需建立一条交通线来获得增援和给养。有三个比较友善的地区供他选择：迦太基本土、马其顿与西班牙。迦太基本土和马其顿只能通过海上航路建立起交通线；而从西班牙那里，汉尼拔能得到最坚定的支持，况且陆路和海路都可以通往那里，如果没有敌军骚扰的话，海路既方便又快捷。
在战争最初的几年里，罗马帝国凭借着它在海上的霸权优势，完全控制了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之间的盆地，即第勒尼安海与撒丁里亚海。从埃布罗河至台伯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对他们都是非常友好的。但是到了战争的第四个年头，也就是坎尼战役后，叙拉古抛弃了与罗马的联盟，反叛罗马的行为在整个西西里蔓延，接下来马其顿与汉尼拔也订立了攻守同盟。这些巨大的变化不断地扩大罗马舰队的作战活动范围，有效地削弱了罗马舰队的有生力量。为此罗马帝国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这些部署又怎么可能会影响到这场战争呢？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了罗马并没有放弃对第勒尼安海的控制，因为罗马舰队可以随时顺利地从意大利驶往西班牙，不受到任何阻挠。而在西班牙沿岸地区，罗马人也完全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在亚得里亚海，罗马部署了一支分舰队并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用来遏制马其顿。他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没有让一名迦太基士卒踏上意大利的土地。蒙森说：“菲利普缺少一支有足够实力的战斗舰队，以至于他们的行动举步维艰。”在这里，海权不再是一种推断和理论，而成了一个既定的事实。
在西西里，斗争主要以叙拉古为中心。迦太基和罗马的舰队在这里相遇，但是罗马舰队的实力要明显高于迦太基，尽管迦太基人曾经不断地向叙拉古城里运送补给品，但是他们还是避免跟罗马舰队硬碰硬。罗马舰队在这里控制了马萨勒、巴勒莫和墨西拿，他们还在这里建立了牢固的军事基地。在那时南部的通道还是畅通的，迦太基人才可以坚持反抗和斗争。
根据以上的种种事实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是非常有依据的，那就是：罗马的海上力量已经控制了从西班牙的塔拉弋纳（Tarragona）到西西里岛西端的马萨勒，再从马萨勒到亚得里亚海的布林迪西一线以北的海域。而且在战争期间，这种控制一直持续着。虽然这种控制不能完全阻止迦太基人的袭击，但它却遏制了汉尼拔急需使用的海上交通线。
另一方面，战争头10年，罗马舰队的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在西西里和迦太基之间的海域长期持续性作战，所以罗马舰队不可能到自己能力范围外去活动。当汉尼拔一起程，他便倾其所有来维护西班牙跟非洲之间的交通线，而当时的罗马人也没有袭击这些交通线的想法。所以，罗马舰队的做法完全使马其顿置身于战争之外，也没能够有效地制止迦太基人在西西里进行的多次有效的牵制攻击，但它确实遏制了迦太基人对远在意大利作战官兵的支援。那么，西班牙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呢？
汉尼拔的父亲和汉尼拔都把西班牙当做他们入侵意大利的根据地。在战争开始前的18年里，他们占领了这个地方，并非常有政治头脑地扩大和巩固了在这里的权力。他们训练出了一支庞大的、极其富有经验的军队。汉尼拔一起程，就把在这里的政权交给了对他忠心耿耿的弟弟哈斯德鲁巴（Hasdrubal）。这种忠诚是汉尼拔无法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的非洲本土得到的。
随着汉尼拔点燃战火，迦太基人就取得了南部港口加的斯到埃布罗河之间地区的使用权。虽然在埃布罗河与比利牛斯山地区之间居住着很多对罗马人十分友善的部落，但是当罗马人离开之后，他们也没有有效地抵抗汉尼拔。汉尼拔留下了由汉诺（Hanno）统帅下的1.1万士兵对这个国家进行军事占领，以防止罗马人进犯和骚扰他们基地之间的交通线。
但是，在同一年的这个时候，西庇阿8（Scipio）率领2万士兵打败了汉诺，占领了埃布罗河沿岸和内陆以北地区。这样一来，汉尼拔就跟哈斯德鲁巴9断了联系，并从这时开始，罗马人对迦太基在西班牙的部队大举进攻，而罗马人与意大利相连接的水上交通线却一直平安无事。罗马人还在塔拉弋纳（Tarragona）设立了一处海军基地，跟哈斯德鲁巴在西班牙东南港口喀它基那（Cartgena）的基地对抗，紧接着他们大举攻击这块基地。这次战争的指挥者是年轻的西庇阿兄弟，7年来双方各有胜负；但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哈斯德鲁巴给予了他们毁灭性打击，西庇阿兄弟被杀，迦太基人几乎就成功地将增援汉尼拔的预备力量突进到比利牛斯山脉。然而，当他们准备再次发起攻击时，卡普阿（Captla）失陷了，这样一来，围攻卡普阿的1.2万罗马士兵就在克劳迪阿斯·尼禄10（Nero）的率领下开往西班牙。尼禄才能超长，深通谋略。在第二次罗马与迦太基间的布匿战争中，正是卡普阿将军做出的具有决定性的军事行动才确保了罗马人对哈斯德鲁巴行军路线的控制，这条方便快捷的交通线，就被罗马海军给切断了。
两年之后，年轻的西庇阿接过了在西班牙的统帅权，他采取海陆联合进攻的策略，迅速占领了喀它基那。紧接着不久，他便做出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举动，即解散了他的舰队，并把舰队上的所有官兵水手全部调拨进陆军。西庇阿野心勃勃，他并不满足只作为一支钳制部队去封锁比利牛斯山通道，他还长驱直入进入西班牙南部，在瓜达尔基维尔河与哈斯德鲁巴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此后，哈斯德鲁巴匆匆忙忙北上，从比利牛斯山西端经过，挺进意大利。那时候哈斯德鲁巴的处境已日益窘迫，部队减员很厉害。
这时候战争已经进行了10年，哈斯德鲁巴几乎没有遭受多少损失就进入到了意大利北部。如果说他能够跟汉尼拔大军会合的话，那么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因为当时的罗马军队也已经山穷水尽，濒临崩溃，他们连接殖民地和盟国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然而，哈斯德鲁巴和汉尼拔两人的状况却更加叫人担忧，两兄弟一个在梅陶罗河（Metaurus）畔，另一个还在阿普利亚（Apulia），两者相距仍有200英里之遥，而且他们还要应对实力强大的敌国，而罗马的军队则刚好处于两者之间。造成这样险恶的战局，除了哈斯德鲁巴姗姗来迟以外，还因为罗马军队彻底控制了海洋，使得哈斯德鲁巴和汉尼拔两人相互支援时只能绕路走高卢。而正当哈斯德鲁巴在这条遥远的路上绕行时，已经有1.1万的罗马士兵途经海路去增援正在跟哈斯德鲁巴打得难分难解的罗马陆军。结果不言而喻，哈斯德鲁巴派往汉尼拔处的信使们纷纷落入克劳迪阿斯·尼禄之手。尼禄获悉了哈斯德鲁巴的进军路线之后，亲自率领8000名最优秀的官兵前去跟北方的部队会合。等到两军合二为一的时候，一切都已成定局，两名执政官以其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全歼了哈斯德鲁巴的军队，这位战功卓著的迦太基将领也在战场上丧命。当自己兄弟的头颅被扔进汉尼拔的营房的时候，汉尼拔才大梦初醒，绝望地疾呼，罗马已经成为了世界的主人。接下来，两个国家之间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梅陶罗河之役打响了。
这场战役想当然地以罗马的全面获胜而告终，总结其军事形势，可以归纳以下几点：迦太基人要想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就必须进攻罗马人在意大利的权力中心，破坏以罗马为首的军事联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迦太基人就必须拥有坚固的根据地和一条坚固而稳定的交通线，根据地已经由军事天才巴卡在西班牙建立起来，而交通线却总是断断续续。如果要建立一条稳固的、安全的交通线，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通过海上，第二个是绕道高卢。第一条线路没办法冲破罗马海军在海上的封锁，第二条几度岌岌可危，并且在最后被罗马陆军占领西班牙北部后切断了。罗马的陆军能够做到这一点，其主要原因还是罗马人控制了海上霸权，而迦太基人从来没有控制过海上局势，所以根本不会对罗马军团构成威胁，因此对于汉尼拔和他的基地来说，罗马人占领了两个重要的位置，一个是罗马帝国本身，还有一个就是西班牙北部。它们之间有一条稳固的交通线来连接，这样，相互之间的支援会源源不断地进行。
如果地中海地区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漠，罗马人坚守在科西嘉岛和撒丁岛的山脉，并在塔拉弋纳、马萨勒与墨西拿、意大利沿海靠近热那亚一带建立据点，同时还在马赛与其他地区建立了盟国；再如果罗马人还拥有一支所向无敌的武装力量，可以自由驰骋在沙漠中，而罗马人的敌人又十分落后，只能勉强集结部队迂回奔走；那么，这种军事局势就已经注定了，即使你用再怎么夸大的词汇形容这支劲旅都不会显得过分。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无论敌军的实力多么微弱，都有可能占据有利的地形实施袭击，哪怕是烧毁一座村庄，或者让一些临近边境的地区成为荒芜的不毛之地，甚至有可能会截击护送给养或者装备的队伍。但从战略意义上来说，这种小打小闹根本不会动摇交通线。这种类似于猎食性的行动只能被交战中较弱的一方使用，但是，接下来有人得出的一条推论却是大错特错了。他们认为这跟我们掌握的历史事实并不符合，那就是“罗马和迦太基都无法拥有对海洋无可替代的所有权”，因为“罗马舰队会时常开到非洲海岸耀武扬威，而迦太基舰队有时候也会在意大利沿海招摇过市”。在我们设想的那个圈子里，海军成为对我们所想的荒漠起决定作用的角色，然而，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个角色似乎可有可无，显得非常陌生，这就相当于一个远古时代的不同人种，没有自己的祖先，自己包括自己周围的人都对这些一窍不通，那么即使其对于这个时代乃至这个世界历史有深远的影响，也会被忽视掉的。如果这个论述正确的话，那么海上力量最终将会从主要因素中删除掉，这显然是错误的。
我们所列举上面的例子，其时间间隔都与现在相去甚远，有的可能是本书讨论之前的，有的可能是之后的，但无论怎么说，这些例子都用来说明这个主题的重要性和从历史中所要借鉴的教训。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例子都属于战略范畴而不是战术范畴，与其说它左右着战斗的行为，还不如说它影响着战斗的部署，因此它具有永恒的价值。在这一点上，有一位权威人士说了几句箴言，杰米尼11说：“1851年年底的时候，我刚好在法国巴黎，一个声名显赫的知名人士问我，近年来武器装备的紧张会不会对战争的方式带来任何比较大的变化。我当时就回答说，武器装备的更新或许会对战术的细节问题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大规模的战争中，我们还是要运用那些过去时代里伟大的军事统帅获胜的战争策略和原则，比如恺撒、弗雷德里克和拿破仑。”
对于海军来说，研究这一原则比以前更为重要，因为现代的蒸汽舰队具有强大而稳定的运作能量，所以制定出巧妙精确的作战计划是非常重要的。在单层甲板船和大帆船时代，我们可以制定出最为精妙的作战方案，可这一切都有可能因为天气的原因而化为泡影。但是对于现在的海军来说，这种困难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强大的舰队能适应任何恶劣的气候环境。指导大规模的海军行动原则都是我们根据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这些原则无论是在以前还是现在，都非常有用，不同的是我们现在在执行这些原则时，不用大费周章地去考虑天气原因了。
我们常常提到“战略”这个词，要是非给它下个定义的话，只能把它局限在一场或者几场军事行动之上，这些军事行动或是单独的，或是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但都被当做战争中的现实或者就近的几场战斗场景。不过这可能单单指的是陆上的军事战略，对于海上行动来说可能并非如此。最近法国有一位著名的作者非常正确地指出：“这种定义对于海军的军事战略来说，实在是太过狭隘了。”他还说：“海军战略跟别的军事战略是有区别的，哪怕是在和平时期，它都需要制定自己的战略。在和平时期，通过购买或者签订某种条约，可以在一个国家中占领一方很好的据点，这种手段有时候比通过战争手段取得的更加管用，也能在最后的关头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决定性影响。这种军事战略会指导我们在什么地方选定地点站稳脚跟，渐渐由暂时性的占领变为长久性、确定性的占据。”
这种意见有一些人会非常乐于接受，他们在10年之内已经亲眼目睹了英国成功占据塞浦路斯和埃及，虽然在表面上只是暂时性的占领，但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这块被他们占领的土地的。这种暂时性的占领最终都将变为长久性的占据，这是暗地里持续不断的精神所致。实际上，现代的海军强国都坚持把自己的士兵和舰队渗透到不同的海域和战略要冲，虽然他们的做法没有英国占领塞浦路斯和埃及那样引人注目。因为海上战略说到底还是为了本国的目的，无论是战争时代，还是和平时代，都要建立、维护和发展本国的海权。所以说，海军战略的研究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全体公民而言意义非凡，对于那些担任着外交任务和军事任务的人来说尤为重要。我们接下来将仔细研究一个濒海国家能够崛起的必要条件和一般条件，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在本书中，我们开始考察17世纪中叶几个欧洲濒海国家的情况，并验证这些战争教训和经验，得出正确的结论。历史的总结就从这里开始。
第二章 海权之要素
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来看，海洋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它四通八达的海上航线，如同一条宽阔的大马路或者辽阔的公有地，你可以朝着任意的方向往前走。只是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你之前走过的路径可能会受到某种条件的制约和控制，让你不得已选择其中的某些道路作为贸易航线。为什么只能选择航线呢？航线又是怎么确定的呢？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海洋对我们来说还很陌生，潜藏着我们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危险，但无论是旅行还是运输贸易，海路总是比陆路更加方便和便宜，这也是无数人趋之若鹜的原因。荷兰的贸易繁荣就是因为它不但有发达的海上运输事业，还有四通八达的水道，可以轻易进入自身的腹地和德意志的内地。在200年前，陆上的道路状况非常糟糕，而且时不时还会发生战争，在这样的一个动荡时代里，水路的优越性就显得更加突出。虽然有时候也会遇到海盗拦劫的危险，但它与陆路相比还是更加安全快捷。当时曾经有一位荷兰的作家，他已经预感到荷兰会和英国作战，他在估计两国战争的胜算时，就特意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英国内部水路并不畅通，军队不能通过水路深入腹地，而当时的陆上道路非常糟糕，必须经过海路运送货物，这样一来的话，在中途就又有被拦截的危险。目前对于国内的贸易来说，这种危险往往不存在。对于现在大多数的文明国家而言，尽管水路运输依然非常便宜，但是沿岸贸易的破坏或者丧失已经无足轻重。
如果把时间推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的话，熟悉法国历史和海军文献的人都会知道沿着法兰西海岸从一个地点偷渡到另一个地点的运输船队是多么频繁，尽管当时海上还有大量英国的巡航舰，而且法国的内陆交通也非常好。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临海国家的国内贸易只是全部商业贸易的一部分，从国外输入的奢侈品或者必需品必须通过本国或者外国的船只运进港口。这些船只返航的时候，还会装载上与该国交换的商品，所交换的商品要么是自己双手劳动得来的产品，要么就是大自然的产物。无论如何，每一个国家都迫切地希望这些运输业都由本国的船只承担，并希望这些来往的船只能够安全抵达港口，他们还会派出舰队为这些船只护航。
在战争年代，这些运输船舶必须由武装舰船进行护航。从一种狭隘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海军就应该伴随着一支和平的运输船队应运而生，并随着海运的消失而消失。当然，如果一个国家有了侵略的意图，它就会永远保持一支海军，把它作为军事机构的一个分支。美国目前没有侵略其他国家的意图，也用不着为商船护航，所以武装舰队渐渐缩小乃至消失就成了必然结果。当美国再次发现海上贸易有利可图的时候，对于海运的兴趣就会促使它扩张自己的舰队，海军也就会随之恢复。当穿越中美洲地域的一条河道出现时，侵略的欲望就会促使它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海军。当然这只是臆断，值得怀疑和推敲，因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是缺少远见卓识的，而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就必须要有远见，随时做好充分的准备。
作为一个自由国家，当它的武装舰船或者非武装船只离开本土之后，它就会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提供和平贸易和避难的场所。在当今，世界各地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个个港口据点，这些和平港口虽然是外国的，但是只要不爆发战争，你都随时可以获得它的保护。然而，情况不会永远如此，和平也不会长久存在，虽然这些年美国通过持久性的和平而得到了莫大的好处。早期的商船船员不断在未知的领域里探寻贸易，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风险获取财富，并且要花很长的时间搜集有用的货物。因此，商船的船员凭借着直觉在航道的另一边寻找一个或者更多可以停泊的站点，他们通过武力的手段或者给予恩惠的方式想方设法得到这些地方，让自己的船员和代理人可以放心地待在这个比较安全的避风港里，他们也会将自己的船舶停靠在那里，并不断搜集有利可图的产品，只等着本国的船队将它们运回。巨额的利润永远跟风险是并存的，但是这种冒险式的行动却在无休止地膨大，到最后就直接将占领的这些地方变为殖民地。
综上所述，所有殖民地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天然的，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这个国家政策的基础之上，并逐渐演变成为正规的、政治性的海洋历史的一部分。并不是所有的殖民地的发展都是那么简单而自然，有许多殖民地的形成是建立在纯政治意义上的，就统治者而言，民众在其中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随着冒险家的胃口和欲望渐渐扩大，这种贸易从本质上来说跟刻意组织和建立殖民地没有区别。二者都是为了在别国的土地上赢得一块立足之地，为本国的商品货物找到一条新的销路，给本国的船舰划分一个新的范围，为本国的人民谋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财富。
海运的航程是漫长而又危险的，并不是道路的另一端足够安全就可以畅行无阻，大洋中随时充斥着敌人的踪影。早在开拓殖民地最为激烈的时候，各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在海上弥漫，但到了现在，这些罪恶在人们的观念中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海洋上的和平就像冬日的阳光，极为罕见，这就要求人们建立像好望角、毛里求斯那样的海军站，海军站建立的初衷不是贸易的需求，而是为了战争。濒临海洋的国家迫切需要占领如直布罗陀、马耳他、路易斯堡（位于圣劳伦斯湾入口处）那样的港口，这些港口的作用可能不尽相同，但同样具备战略性质。这些港口有的是商业性的，有的是战略性的，有的则是两种功能并存，比如纽约，当然这是比较罕见的。
生产、航运、殖民地，看似互不相关的三件事情，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产的目的在于交换；交换要依靠航运才能进行；殖民地则方便并扩大了航运的行动，并通过大量的安全区域，对航运进行保护。从这三者中，我们能够看出一个临海国家的政策和历史。一个国家的政策是由这个时代的特色和统治者的高明程度决定的，但是这一点用在临海国家却并不一定站得住脚，临海国家的历史是由它的位置、范围、领土结构、民众的地位以及民族特点决定的，总而言之，可以归纳为是由这个国家的自然结构决定的。当然我们应该承认，个别领导人的明智或愚蠢的行为在特殊条件下会对海洋的霸权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其中包括使用武力控制海洋，或者一部分海上军事实力的发展，还有航运跟和平贸易的发展。只有这样，一支健全的海上舰队才能够稳定地发展。
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力量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六点：
1.地理位置；
2.形态构成，其中包括与此相连的天然生产力与气候；
3.领土范围；
4.人口数量；
5.国民特征；
6.政府特征，其中包括国家机构。
一、地理位置
首先，如果一个国家既不依靠陆上的交通去保护自己，也不通过陆路向外扩张，而是单纯地把目标指向海洋，那么这个国家就具备了比四周以大陆为界点的国家更为优越的地理位置。作为一个海洋强国，英国就拥有比荷兰和法国更为优越的地理位置。荷兰和法国必须要长期维持一支规模庞大的陆军，以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的独立，而这种投入是非常昂贵的。特别是法国，总是以十分荒谬和愚蠢的理由从海上向大陆扩张，进行这种扩张耗资巨大，如果法国能够有效地利用其地理位置的话，就会弥补其在别的方面的不足，为本国增加收入。
一个国家地理位置的优越与否，会直接提升或者分散这个国家的海上力量。从这方面来讲，英伦三岛就拥有比法国更为突出的优势。虽然法国的地理位置也很优越，它濒临大西洋，纵深伸向地中海。但尽管有这些优势，从总体上来看，它却成了海上力量薄弱的一个原因。位于法国东西部的舰队，只有在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之后才能会合，而要这样做的话，往往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以至于遭受严重的损失。美国也濒临着两个大洋，如果说东西海岸都有贸易来往的话，美国将不得不耗巨资保护这些贸易，这也就成了美国在海权方面的巨大劣势。
作为一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殖民地帝国，英国已经丧失了在它的周边集中海军的条件和优势，只是这种牺牲未必是件坏事，实践证明它利多弊少。随着英国殖民体系的无休止扩大，它的海军舰队也在不断膨胀，英国的海上贸易和财富也日益增多。到了美国独立战争、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兰西帝国战争时期，就有一位法国作家一语中的：“虽然英国的海军舰队发展迅速，财富也日益庞大，但这些掩饰不了它本身贫穷的尴尬。”的确，英国的海军舰队足够保卫本土，但是海军的扩大远远跟不上殖民地的扩张。同样广阔的西班牙殖民地却由于海上力量的薄弱而屡屡遭到侵害和骚扰。
一个国家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但有利于集中它的军事力量，而且还有助于在抵御敌人的进攻时提供作战的中心位置和良好的基地等战略优势，英国就很符合这些条件。一方面，它正对着荷兰和多个北方强国；另一方面，它还面对着法国和大西洋。一旦英国受到威胁，它位于多佛海峡与英吉利海峡、甚至在布列斯特不远处的舰队随时可以占据纵深基地，并且能够迅速地会合联合军队，反击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敌人，让它无法和盟国会合。除了这些，上苍还赐予英国非常方便优越的港口和更为适合安全靠近的海岸。在以前，由于气候的原因，穿越英吉利海峡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举动，但是到了后来，随着蒸汽舰船的改进和港口条件的改善，曾经一度让法国人感到苦恼的不利条件渐渐减少了。在帆船时代，英国舰队将其基地设立于托贝与普利茅斯，来对抗法国在布列斯特的舰队。这个计划很简单：在刮起东风或者微风的时候，英国执行封锁任务的舰队就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而当刮起西风的时候，封锁舰队就撤回港内，因为他们知道，在同样的天气条件下，法国的舰队也无法出来活动，在大风转向之前，他们可以安心地度过这段时间。
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靠近敌人或者进攻目标，比法国人称之为“劫掠战”的战争活动更加重要。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让它成为一种破坏贸易的力量。这种战争活动只是针对没有力量保卫自己的商业船只，所以实施攻击的船舰并不需要有很强大的火力。这种船只的自我保护能力很差，从而需要一个避难点或者支援场所，这些场所要么在本国海上力量控制下的范围之内，要么在友国的海域内。友国的支援港口能够更好地提供援助，因为这种支援点是长期不变的，而遭受攻击的船队比它的敌人更加熟悉这里的航道。法国在英吉利海峡、北海和大西洋上面都有港口，这就极大地便利了它的舰船出去抢掠。这些舰船从临近的海域出发，进退有序。虽然这些港口由于相互之间的距离限制，不能够进行正规的军事联合行动，然而对于这种非正规的、辅助性的作战行动却非常有益，因为如果是正规作战的话，需要集中力量，而这种破坏贸易的抢掠却只需要分散的力量。这些商业掠夺船舰只有分散开来，才能捕获更多的猎物和财富，这一点在法国海盗的历史资料中得到印证。这些商业掠夺船舰主要的活动场所是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或者是在较远的殖民地区，在这些地方，比如法属西印度群岛之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之类的岛屿，都能给它们提供较为安全方便的庇护所。与古代船舰不同，现代船舰需要随时补充煤炭燃料，所以它更加依赖港口。美国的公众舆论对攻击商船的战争贸易抱有很大信心，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在国外的贸易中心并没有很大的港口，因此，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并不适合海上抢掠，除非它能够在友国那里找到很适合补充和避难的港口基地。
如果上天有意创造出这样一个国家：它所处的位置非常便于战略进攻，又能够轻易地进入公海，同时还控制了世界航运的一条咽喉要道，那么，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就具备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英国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上述这些条件。荷兰、瑞典、俄罗斯、丹麦的商业贸易船队，以及那些溯流而上进入德国腹地的贸易船队，都必须经过英吉利海峡，帆船更是必须紧贴着英国的海岸线航行。除了这些，这种北方的贸易还跟海权有着一种独特的关系，波罗的海国家是提供海上补给的主要来源。
西班牙的战略位置跟英国的十分相似，除了它失去的直布罗陀海峡那条咽喉要道。在之前，西班牙能够轻易地监视大西洋和地中海，因为它的一边是加的斯（Cadiz），另一边是喀它基那，通往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商业贸易，必须经过西班牙控制下的领域，即便是绕道从好望角经过，西班牙也能够轻易地监视这些贸易船队。但是，当西班牙失去直布罗陀海峡之后，它便丧失了对海峡的控制权，也为它两支舰队的会合增添了一道障碍。
下面我们来谈谈意大利，如果抛开别的因素，只看意大利的地理位置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它处在一个可以对通往地中海东岸国家及岛屿贸易航道与苏伊士地峡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位置上，并且它漫长的海岸线和天然港口使得它的地理位置更加优越。只要意大利能够有效地控制住那些本该属于它的岛屿的话，这些优势都将发挥它的作用，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但是，由于马耳他在英国人手里，科西嘉被法国人占领，意大利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便被抵消了不少。从马其他和科西嘉的地理位置和岛上居民的血缘关系来看，这两个岛原本属于意大利，就像是直布罗陀海峡原本应该属于西班牙一样。如果亚得里亚海是一条繁忙的海上贸易线的话，那么它对意大利的战略位置将有重要的影响。由于意大利在地理位置上的一些缺憾，加之有损于海上权力发展的其他一些原因，都制约了它全面平稳地发展它的海权，有朝一日能不能跨入海洋强国的行列，还是一个未知数。
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全面地讨论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其海权的重要性，而是打算通过一些史实来诠释地理位置对海权发展的重大影响。所以，有关这一课题引发的争论我们可以暂不理会；我们会举出更多的实例来论述地理位置对海权的重要性，而且这些实例会被反复地运用。接下来的两个例子就是对这种言论最恰当的诠释。
一是地中海，由于环境的独特性使它在世界历史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从商业的角度，还是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历来有无数个国家试图控制它，为控制地中海引发的战争不断蔓延升级。因此，花同样的力气研究其他地方的战略条件和地理位置，远不如研究地中海周边的环境和军事价值收益大。而且就目前来看，地中海的很多方面都与加勒比海十分相似，要是巴拿马运河开通了的话，这种相似性会更加明显。对地中海的战略研究，将是研究加勒比海的一个前导和开端，相比较地中海而言，加勒比海几乎没有多少历史可言。
二是美国同美洲中部一条运河之间的地理关系。一旦该运河修建完成的话，那么，加勒比海将会变得意义非凡，将从一块局部贸易之地和航运的终点站变为一个世界性的巨大交通枢纽。沿着这条重要航道，可以进行大量的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也会令人趋之若鹜，可以把欧洲国家的利益带到美国的海岸，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真的开通了这条运河的话，美国就再也不能够像以前那样独立于世界政局之外，独善其身了。美国跟这条运河的关系，就类似于地中海周边国家同苏伊士运河的关系，或者是英国同英吉利海峡的关系。当然，谈到对运河的控制，美国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大的优势，无论其他国家在岛屿或者海岸上占据多少据点，都不会成为美国的竞争者。
但是，美国也有自己的弱点，就是对战争毫无准备，所以它也是脆弱的；况且，美国由于海岸线的特征，以至于缺乏不受敌人骚扰而维修一级战舰的港口，而缺乏一级战舰的国家是不可能控制这片海域的任何一部分的。一旦为了争夺加勒比海的控制权而发生冲突，国家的主要力量就必须集中在新奥尔良的邻近，以及密西西比河河谷，把这里作为永久性的军事基地。但是保护密西西比河的通道却是极为困难的。尽管密西西比河两处的港口，基维斯特与彭萨科拉，水位很浅，而且相对于这个国家的资源来说，它们所处的位置是非常不利的。然而，为了取得该优势地理位置所具有的一切好处，就必须克服这些缺陷。此外，虽然美国距中美洲地峡的距离比较近，但美国依然需要在加勒比海海域占领一些地区作为应急或者辅助性战略行动的基地，依靠着它们的地理优势和良好的防守性能，美国的战舰就能随时赶到战争地点。如果说美国充分掌握了这些要塞，并把它作为战争基地，保证两个基地之间能够畅通无阻的话，那么，美国就完成了一切恰当的军事准备，拥有了充分的战争手段，美国在这一地区所具备的优势也就显而易见了。
二、形态构成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影响海权的第二个因素：形态构成。墨西哥湾因其所独具的特点，可以典型地列在形态构成这一因素之下。在影响海权成长和发展条件的讨论中，形态构成这一因素仅次于地理位置，位居第二。
一个临海国家的海岸线就是它的一条边界，这道海岸线越是能够提供通向更远处的通道，这个国家的民众就越会愿意通过它与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友好的往来交流。假设有这样一个国家，它只有漫长的海岸线，却没有一个港口，那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海上贸易，也不可能有海上运输和海军。在现实生活中，还真出现过这样的例子，那就是当比利时还是一个西班牙与奥地利之间的省份时，其情况如上。1648年，荷兰打败了比利时，迫使比利时关闭了安特卫普港，并把比利时的海上贸易转手让给了荷兰。西属尼德兰从此退出了海洋强国之列。
一个优良的港口所要具备的先决条件是宽大和水深，这也是这个地区力量和财富的来源，如果这些港口还处于可通向河流的出海口的话，这些港口的价值还会增长，这也便于集中一个国家的国内贸易。然而，如果不能很好地防御这些港口，让其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它将成为战争中的薄弱环节。1667年，荷兰舰队就很轻易地驶进了泰晤士河，在离伦敦不远的地方烧毁了英国海军的大部分舰船。几年后，英国海军联合法国前来复仇，当联合舰队企图在荷兰登陆时，遭到了荷兰舰队的顽强抵抗，不得已败北。1778年，若不是法国海军统帅的犹豫不决，英国人就失掉了哈德逊河的纽约港。如果这两个地方落入法国人手中，新英格兰和纽约、新泽西和宾文法尼亚之间的交通线将得以恢复。如果英国人丢失掉这些地方的话，他们可能提前议和。对美国人而言，密西西比河是获取财富的巨大源头。但是，密西西比河沿岸防守力量薄弱，再加上它的河道遍布全国，这就使得它成为南部联邦的一个薄弱环节，并因此成为导致南部联邦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我们看到，1814年切萨匹克的被占及华盛顿遭受到的毁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沉痛的教训，这些惨败都是由于航道入口处防卫空虚造成的。这些教训离我们并不是遥不可及，我们可以轻易地回忆起来，但是，从目前我们对海岸线的防御来看，可能并不是这样，人们也早已经将其遗忘。虽然与历史相比，环境以及攻守策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细节方面我们已加以修正，但是从本质上来讲，主要的条件依旧没有发生变化。
拿破仑一生经历重大战役无数，但法国在布列斯特以东却没有任何可以使用的港口。这跟英国恰恰相反，英国在这里不但有一些避难所和供给港口，还在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设立了两个巨大的军火库。后来，法国人在瑟堡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才弥补了这一缺陷。
除了海岸线之外，人们还往往会因为其他的种种原因走向海洋或者离开海洋。尽管法国在英吉利海峡的军港十分匮乏，但是除了地中海之外，法国在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都有很多深水良港，这些港口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海上对外贸易，并且这些港口都位于重要河流的出海口，对促进国内的贸易也有很大帮助。但是，等到黎塞留用武力结束了内战的时候，法国人并没有像英国人和荷兰人那样致力于海洋的发展。一个主要原因是，法国已经成为一片理想而富饶的乐土，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国内盛产的产品足以自给自足，有时候甚至供大于求，他们完全没必要冒险去开拓另外的商品市场。英国则恰恰相反，他们从上苍那里得到的赐予可谓少之又少，在制造业兴起之前，他们可供出口的产品微乎其微，微薄的自身收益完全满足不了他们膨胀的需求，加上他们天生的好动性和有利的海洋条件，促使他们不断地向国外扩张，去寻找比他们所在的岛屿更加富有和迷人的乐土。自然条件和民族特点促使他们成为天生的开拓者和发掘者，随即演变为制造商和生产者。产品和殖民地之间，海运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以至于他们的海上力量越来越雄厚。
如果说英国人是被海洋的诱惑给吸引到海上去的话，那么荷兰人则纯粹是被赶到海上去的；如果英国离开海洋的话，会从此一蹶不振，而一旦荷兰离开了海洋，则会直接导致灭亡。在荷兰最辉煌鼎盛的时期，曾有一位权威人士就预言，荷兰的土地最多能养活其八分之一的人口。在当时，荷兰的制造业种类繁多且十分重要，但是制造业的发展远远赶不上海运事业的发展。土地贫瘠，海岸又无险可守，迫使荷兰人只好从事渔业。渐渐地，他们把渔业从内销转为外贸，从此渔业成了他们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就这样，正当意大利诸共和国处在土耳其霸权的压力之下，好望角航线刚被发现的时候，荷兰人平地崛起，成为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与岛屿以及意大利主要贸易的继承者。
除上述原因外，荷兰的崛起还有它独特的地理优势，它位于波罗的海诸国、法国、地中海沿岸各国以及德国各大河流口岸之间，占据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几乎很快就承担了欧洲所有的海上中转生意。波罗的海沿岸的海上贸易、西班牙跟其殖民地的贸易、法国葡萄酒及沿岸的贸易，并没有比200年前增加多少，但是，这些贸易几乎都用荷兰船队运输，甚至英国大部分的转口贸易都是用荷兰船队完成的。所以荷兰的繁荣并不仅仅是其本身自然资源匮乏这一个原因，当然这也的确是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由于民众生活贫困，他们被迫把目光转向大海，再加上他们控制了海洋运输业，拥有庞大的船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通过贸易来盈利。当美洲大陆和好望角航线被发现后，随之而来的探索精神和商业欲望急剧膨胀，他们可以有效地利用这些来进行海上贸易，他们的食品、服装、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还有建筑用材、造船的材料都需要进口。荷兰的繁荣富强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当然贫困所滋生的海上欲望是最根本的原因。在1653年到1654年间荷兰同英国进行了长达18个月的战争，荷兰的海上贸易一度陷入瘫痪，“用来维持国民生计的收入，比如渔业和商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工厂停业，生产终止。所有的船只不敢出海，港口内桅杆林立。到处是乞丐，街道上荒草萋萋，光是阿姆斯特丹就有成百上千套出租房空着，无人问津”。最后不得已，荷兰只有同英国签订了一项极其不公平的条约，才挽救了国家危亡。
这个灾难性的结局为我们指出，完全依靠外国资源在世界上立足是非常危险的。虽然现在已经时过境迁，我们仍然可以从当时荷兰的情况看出同今日英国情况的几分相似之处。虽然这些情况在美国并不受到重视，但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想要保持国内的繁荣富强，就必须保持和加强其在海外的力量。人们可能不满足现有的政治特权，然而等到他们缺少面包、牛奶的时候，他们就会惶恐不安。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从地理位置、领土范围还是富足程度而言，美国都几乎跟法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当年在法国发生的悲剧已经在美国重演。最初，美国人的祖先只是占领了一条狭长的沿海地带，虽然这些地方并不发达，但它有肥沃的土地、众多的港口、多产的渔区。这些先天性的物质条件加上英国移民与生俱来对海洋的热衷度，让他们的血液沸腾，这也正是建立起一个海洋强国的前提。最初的原始殖民地都是在海上或者在濒临大海的一条支流旁边，所有的进出口都趋向于同一片海岸。对海洋的狂热欲望以及它在公共福利中的表现，让它在人们心中广泛地流传。还有一种更为现实的动机，那就是少量的投资就能换取丰富的海上财富，因而航海业也就成了私人获取利益的平台。
到了现在，权力的中心已经不再是沿海地区。各种报纸、报刊都在相继描写内陆地区蕴藏的巨大财富和丰富的资源。这样一来，资本在内地就找到了更加方便诱人的投资场所，海岸地区反而被忽略了，这种做法使得海岸线变得死气沉沉。美国人放弃了墨西哥湾太平洋沿岸，还有接近密西西比河谷中心的大西洋沿岸，当美国人再次感到海上有利可寻时，他们将会再次努力为海上力量奠定基础。到那时，那些了解历史但无视历史的美国人，将会重新审视法国当年因为缺少海上力量而受到局限的教训，他们也将深深为由于国内财富的充足却忽视了海上力量的做法而捶胸顿足。
在各种影响海权的自然条件中，像意大利那样的地理形状是最奇特的，意大利是一个狭长的半岛，中央的山脉将其分成两个窄长条，联结港口的道路沿着山脉一路伸展。意大利只有完全控制了海洋，才能够保证这条交通线的绝对安全，因为意大利人根本无法知道，敌人会在本国国境线的哪个地方发动袭击。但是，如果意大利有庞大的海军盘踞在中央地带的话，在某个地段被敌人严重破坏之前，还是有望攻击那支逼近其基地与交通线的舰队。美国的佛罗里达半岛也同样狭长，它的最顶端是基韦斯特，虽然这个半岛地势平坦人烟稀少，然而第一眼看去，会觉得它与意大利非常相似。当然，这种相似性仅仅是表面上的，如果墨西哥湾成了一场海战的主战场，那么通过陆地到达岛顶端的交通线将会意义非凡，并且随时可能受到攻击。
当一个国家不仅由海洋组成其边界，或者海洋把这个国家包围起来，还把这个国家分割成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部分的话，那么，控制海洋就不仅仅是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而是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大计了。在这种情况下，只会产生两种结果，要么使这个国家的海上力量变得非常强大，要么就使得这个国家软弱无力，这正是目前意大利王国连同其撒丁岛与西西里岛的情况。在意大利王国还很年幼并且财政收出不足的前提下，其领导人就能极具前瞻性地发现这一点，并建立起一支力量雄厚的海军。他们认为，以意大利的岛屿作为海军基地，甚至比以大陆为基地要好得多，因为意大利半岛上没有安全畅通的交通线，如果敌人入侵，陆地上的军队将很有可能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同时还会受到海上力量的威胁，这种困境是非常可怕的。
爱尔兰海把大不列颠群岛分割开来，它不像是一个分割物，更像一个港湾，但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它对联合王国造成的威胁。在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海军几乎跟英国和荷兰的联合舰队实力相当，爱尔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当时这个岛几乎全部被法国人和当地人控制。这时的爱尔兰海不但成了法国人的一个优势，还成了英国人在交通线上一个最大的薄弱环节。只不过法国人也不敢孤注一掷，把他们的战列舰开进这片狭窄的海域，而是把准备登陆的远征队调到南部与西部的英国海港。在决定胜负的时刻，被派到英国南部海岸的法国海军彻底打败了英荷盟军；就在这同一时间，25艘法国护卫舰驶往圣乔治海峡，攻击英国的交通线。驻扎在爱尔兰的英军陷入包围，岌岌可危。但是博因河一战及詹姆斯二世的逃亡使得战局出现了转机，从而挽救了英国陆军。这种进攻交通线的行动，属于战略问题，跟1690年一样，都对英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处在同一时期的西班牙，由于无法由一支强大的海军将各个海上的领地连接起来，这种一盘散沙的局面让其最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虽然西班牙已经衰落，但它还占领着尼德兰、西西里，以及其他一些意大利土地，再加上其在新大陆拥有的广阔殖民地。然而它的海上军事实力却非常软弱，当时有一位荷兰的博学大家指出：“在西班牙广阔的海岸线上，航行的都是荷兰船只。从1648年西班牙跟荷兰签订合约以来，西班牙的船员和水手越来越少，以至于他们公开租用荷兰的船只开往西印度群岛。这在之前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时候他们会非常小心谨慎地将所有的外国人拒之门外。”他还说：“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西印度群岛处在西班牙的腹部，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让它与西班牙的头部相连接。那不勒斯与尼德兰就像西班牙的两只生病的胳膊，无法为西班牙效命，因此，如果离开海运的话，西班牙将无法从这两个地方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在和平时代，西班牙可以随时租用荷兰的舰船，但是一旦发生战争，我们之间就会产生分歧和隔阂。”
在半个世纪之前，一位亨利四世的主要大臣萨利，就十分形象而准确地把西班牙比喻为“一个双腿和胳膊都强壮有劲，但是心脏却极度衰竭的国家之一”。自那之后，西班牙的海军就屡屡遭受劫难，有时候甚至全军覆没。这不仅让国家蒙羞，其国力也每况愈下，带来的是商业航运被毁，制造业也随之消亡。能让西班牙政府苦苦支撑下去的，不只是遍布全国的工商业，也是来自美洲的运宝船，这上面装载着大量的白银，然而这些船只却时常会受到敌国舰船的袭击。由于损失掉6艘大帆船，运宝船的活动被迫中止了一年多。当尼德兰大战正在如火如荼时，由于荷兰人对海上的绝对控制，迫使西班牙人放弃了海上交通线，不得不选择漫长昂贵的陆上交通线路来运送军队，这样一来它又必须面对战略必需品的增加，以至于达成了一个非常滑稽的协议，就是由荷兰的舰船为西班牙军队运送战略必需品，也就是说，荷兰的舰船在供养着自己的敌人。作为回报，荷兰人得到了在阿姆斯特丹交易市场上备受青睐的香料。在美洲，西班牙人同样孤独无依，迟迟得不到国内的援助，只好躲藏在战壕后面苦苦支撑。不过在地中海地区，这种窘状有所改善，因为荷兰人根本就对那个地方不感兴趣，而英国人同法国人还没有开始漫长的为争夺其控制权进行的斗争。到了后来，没有海上力量的西班牙逐渐失去了尼德兰、那不勒斯、西西里、梅洛卡、哈瓦那、马尼拉和牙买加，这些土地后来数次易手。总之，海上力量的衰败是西班牙全面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到现在为止，它还没有从这个深渊中爬出来。
除了马达加斯加，美国本土以外占据的所有土地都能够从陆地上到达，美国的领土外形使其并没有呈现出特别薄弱的部分，所有比较重要的城市或者基地都能够迅速到达，要是通过水路的话，成本比较低廉，要是通过铁路的话，则会比较快速便捷。太平洋地区是防御最为薄弱的地方，但这些地方也远离敌人的威胁。美国国内的资源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位法国人就这样说过：“我们在自己的地域里可以永远独立地生活下去，然而一旦这个小地域被外来的商业贸易线侵犯，美国人可能就会一瞬间唤醒那些曾经在海洋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
三、领土范围
影响海权的另一个要素，就是领土范围。这里所说的领土范围单单是这个国家的国土，并不包括土地之上的人民。这一条件比较简单明了，用简单的几句话就能够阐述明白。
影响一个国家海权发展的领土范围，不单单是指一个国家总体面积的平方公里数，还得加上这个国家海岸线的长度和港口的特点。地理条件有时候跟自然条件是一回事，并没有明显的划分。在地理条件跟自然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判定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就是人口的数量及海岸线的长度。我们可以把一个国家比做一座堡垒，负责警卫的部队必须跟其所保卫的场地相匹配。这一点在美国的南北战争12中，我们能够找到相似的案例。
如果南方人口众多，而且人人好战，他们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足以同其雄厚的资源相称的话，那么，它漫长的海岸线、无数个港湾就是使之强大的基本因素。而北方部队能够有效地封锁南方的整个海岸线，他们应该为之感到庆幸，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杰作，改变了历史的杰作。但倘若南方的人口再多一些，而且全民皆兵的话，要取得那样的成绩是非常困难的。但实际情况是，这里生活着一群不习水性且为数不多的人口，在这样的情况下，封锁这一海岸线才是有可能的。那些曾经在这一地区封锁海岸线的军人和当初执行封锁任务的战舰，都深知这一计划只有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才能够行得通，也完全正确。但是，如果对手有了一支强大的海军，那么，这一切努力都将付诸流水。北方的舰队相互之间无法提供支援，只能稀稀疏疏地沿着海岸线分布着，它们单个或者组成一个小组坚守岗位，面对的却是无限广阔的水域，这非常便于南方军队的秘密集结。在第一道水上交通线后面，是漫长的海港，还有数不尽的坚固的堡垒，凭借着这些优势，敌舰可以随时退入这些港湾避难。如果说有一支强大的南方舰队能够完全利用自己所处的这些优势，以及北方舰队零散单独的劣势，那么它们是完全有可能将北方舰队各个击破，迫使北方舰队集结，这样一来，南方军队就会打开对外贸易的通道了。
然而，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就像南方海岸那样，拥有着广阔的海域和众多的港口，这本来是可以成为南方舰队反击力量的一种来源，但是由于军事策略的失误和军队成分的差别，这些优势反而成了南方舰队受损的根源。自从打通了密西西比河，人们都意识到这场战争将会在南方长久地进行下去。北方军队的战舰从各个港口长驱直入，这些原本为南方运载财富和支撑国家贸易的河流，瞬间成为对手反击自己的利剑，正是这些河道，把敌人引入了自己的心脏中心。昔日人们乐观地认为在经历了一场战争后还能够继续保持活力的地区，此刻正充满了绝望、无助和惶恐。海权的作用从来没有比这次战争更加体现出决定性的影响。
这场战争改写了历史的进程，那就是在北美这片广袤的大陆上，必须而且只能存在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不是几个相互敌对的分散小国。战胜的一方都在为自己取得的荣誉而喜悦，并且他们都客观地认为这些伟大的胜利必须归功于他们的海军优势。但是，那些了解美国历史真相的人应该提醒他们，他们的胜利，仅仅是由于南方不是以航海起家的地区，没有强大的海军。若非如此的话，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四、人口数量
论述完影响一个国家海权的自然状况，接下来我们开始对影响海权的人口特征做一考察。人口特征也是影响海权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人口特征同海权的关系中，首先要思考的是这片地域人口数量的多寡，因为它同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是密切相关的。这里所说的领土范围，不仅仅是指其领土面积的大小，还要考虑到跟海权有关的海岸线长度及其特征。同样，这里所说的人口，不单单是指从事海洋事业的人口数量，还要加上这些船舰上的水手、雇佣工以及生产海军物资的人员。
举个例子，在法国大革命13爆发之前以及之后几次大规模的战争中，虽然法国人口远远多于英国，然而就海上力量而言，无论是和平时期的海上贸易，还是战争时期的军事效率，法国都远远不如英国。法国的军事效率的缺陷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每每在战争爆发之前，法国都占有绝对的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往往不能够在战争中得到维持。
比如在1778年，当战争爆发时，凭借海上动员，法国一次性就能够装备50艘战舰，而英国则刚好相反，由于它的海上力量分散在全球，要在本土集结40艘战舰困难重重。但是到了1782年，这种情况刚好反了过来，当时英国可以服役的战舰已经达到了120艘，而法国则一直没有突破71艘。再后来到了1840年，两国剑拔弩张，准备在地中海东部决战之时，有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国军官称赞法国舰队高效的动力和舰队领导人杰出的才能，并表示一旦法国舰队跟实力相当的敌人开战，将绝对有制胜的信心，他说：“当我们集结到21艘战舰并将其组成战舰队伍之后，我们将不再有预备队，没有一艘战舰能够在6个月内投入战争。”但他接下来说：“我国与英国相比，实力相差悬殊，我们为了集结这21艘战舰，用光了所有的船员和水手，虽然我们在各地建立了后备力量和招募机构，但是这并不能接替已经服役了三年的海员，他们没有休整的机会。”
这些实例表明，后备力量的差距深刻地影响着一场战争的成败，这甚至比活动在海上实力的差异还要严重。因为一支活动在海上的舰队需要的不光是技术精湛的海员，还要雇佣一大批从事各种制造和修理的劳作人员，这些人做着修缮各种海洋上的装备或者跟海洋有关的行业。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都必须具备在海洋上生存的能力。英国有一位杰出的海军将领爱德华·皮洛爵士对此很有远见卓识。1793年战争爆发时，同往常一样，海军遇到了人员不足的问题，但此时战争已经迫在眉睫，爱德华·皮洛爵士除了使用从来没有出过海的陆地人员以外，还命令手下军官去招募柯尼希矿工，因为他们职业的特殊性能够快速地适应海上作战的需要。结果证明，他的这个做法是非常英明的，一来这种做法避免了时间耽搁；二来在一场战斗中，他指挥下的舰队成功俘获了敌方的一艘装有大炮的护卫舰。更加值得人们深思的是，这些矿工服役时间才只有短短的几个星期，而他们的对手却在战舰上服役了一年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的损失情况竟然相差无几。
或许有人会认为，在现代的战争条件下，这种后备力量已经失去了昔日拥有的那种重要性。因为现代舰船和武器的制造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的，而现代战争需要的是综合实力，即在战争爆发之初就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给予对方毁灭性的打击，用人们耳熟能详的话来讲就是：要让一个国家毫无还手能力，就要在一开始彻底击败敌方的海军舰队，如果舰队被打垮了，这个国家其他的组织机构就没什么威胁了。就某个方面而言，这种观点是正确的；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虽然跟过去相比，后备力量的作用有所减弱，但假如两支舰队在某一地点相遇，激战过后其中的一支舰队被彻底打垮了，而另一支仍然能够继续作战，那么战败的一方想要重整旗鼓的希望就比以前要渺茫得多。一个国家的舰队几乎就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军力，若是惨败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我们来做个假设，如果英国的海军舰队代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军事实力的话，那么，它在特拉法尔加一役中的败绩就比法国要严重地多。特拉法尔加对英国的重要性就好比奥斯特里茨和奥地利，吉纳和普鲁士。一个帝国的军队一旦被摧毁，那它就只剩下任人宰割的份儿了。据说拿破仑最向往的就是摧毁和瓦解敌军。
如果光看这些战争史实的话，有人就会认为这种后备力量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然而这一点还有欠考虑。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军事打击都是有特殊才能的人指挥的，并且把战略眼光直接对准了对方的心脏。除了这些以外，战败的一方总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劣势而士气低落，因而团队精神与国家的荣誉感也是极其重要的。在乌尔姆一役后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中，3万奥地利军队一枪未发便放下武器投降。所以，之前的这段历史就是一部法国高唱凯歌而奥地利不断失败的历史。在不断受挫之后，发生了特拉法尔加海战。再往前追溯，则是联合舰队里西班牙人在圣文森特和法国人在尼罗河的战争，这些都距离我们非常近。这些打击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毁灭性的，终结性的，除了吉纳的情况。在吉纳战争中，双方实力相差太过悬殊，所以这些原则用在它身上并不适合。
到了现在，英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在蒸汽时代，它依旧保持着这种优势。法国和英国是全世界拥有最强大海洋军事实力的两个国家，那么到底谁更加强大呢？这个还有待考察。实际上，英国和法国无论是在海上力量方面，还是国内物质方面，都算得上是不相伯仲。如果一旦发生冲突，仅仅是人员和战备准备方面的差别能导致一场战斗或者一次战役后力量发生较大的变化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预备力量将要发挥重要作用，首先是有组织的后备力量，其次是海洋性人口的储备、机械技巧的储备、财富的储备，这些都将发挥作用。我们现在似乎已经忘记了英国在机械制造方面的绝对领先地位，这种优势使得它能够轻易地组织一批由机械工人组成的后备力量，在商业受到侵袭的时候，多下来的船员和机械工人将投身到武装舰船上去。
后备力量究竟能不能发挥作用，我们可以总结成：在现代的战争条件下，两个实力相当的对手，如果一方败北的话，会不会因为这一次战役的失利使得整个战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海洋战争中得到答案。至于普鲁士对于奥地利，德意志对于法兰西的胜利，都是强国战胜一个弱国的胜利，且不管是什么因素导致它的软弱。在时间跨度极大的普莱文之战中，如果土耳其拥有可观的后备力量的话，那么这场战争的结局将会是怎么样的呢？
不可否认，时间是在战争中制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即使这个国家没有花大把的精力在军事上，它的人民也不赞成花昂贵的军费来建立规模庞大的海军，但只要有一定的时间形成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那么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唤醒民众的卫国精神和才智，将它转化为战争的动力。如果现有的军事力量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还能够固守，这个国家就可以依靠本国的自然资源——人民的数量、国家财富，以及各种本国的优势来反击侵略者。如果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在瞬间土崩瓦解，那么即使它的自然条件雄厚，也摆脱不了遭受屈辱的命运。如果它的敌人足够聪明，还会让它承担战争赔款，那这个国家翻身的机会就很渺茫了。在各种小规模的战争中，我们总是重复听见这样的话：“如果某某能够再坚持一下，这里便能够获救了，或者说那里就可以成功了。”还有我们常在病房里听说：“要是这个病人能够再坚持一段时间，那他的病将会出现转机的。”
在某种角度上看，英国和荷兰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说能够侥幸躲过这场灾难的话，它将什么都不会损失。荷兰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德维特写到：“在和平时期，荷兰人害怕跟别的国家闹翻，所以不会让自己的军事力量变得强大起来。荷兰人就是这样，他们的性格缺点是，除非战争到了眼前，不然他们绝不会心甘情愿地把钱花在国防上的。我每天都在跟这帮人打交道，他们往往在该省钱的地方大肆浪费，而在该花钱的地方却惜钱如命。”
我们国家同样也应该受到指责，这是全世界人都能轻易看明白的一个事实。美国现在还没有强大的防御能力，所以我们只能把自己隐藏起来发展自己的后备力量；而能够充分满足未来海战需要的船员在哪里呢？若要一个国家的海岸线同人口相当，只能在全国性的商业航运与其相关的行业中找得到，但在美国这些根本就不存在。只要能够一心效忠国家，至于这些舰船上的人是美国人还是别的国家的人，都不重要。美国在海上的力量足以让他们在战争爆发后回国并集中起来。如果也让那些外国人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那么让他们在战舰上坚守岗位就能够轻易地办到了。
虽然上面的论述有些天马行空，但是不可否认，从事和海洋有关职业的人口，是影响海权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在这方面严重缺乏，因此海权的壮大只能建立在自己国旗下的那些大批商业活动中。
五、国民特征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影响海权的另外一个要素——国民特征。
如果说海权是建立在一种和平与广泛的贸易基础之上，那么对商业追求的习惯性必然是一个民族称霸海洋的显著特点。历史已经毫无悬念地证明了这一事实，除了罗马人，再也没有相反的事例了。人们都在商业中寻求最高的利润，而且都或多或少喜欢金钱。但是，一个地区的人们追求利润手段的不同，深深地影响着这个地区的历史及商业命运。
假设历史都是属实的，能够让我们有所依赖，那么，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寻求财富的手段就显得有些肮脏了，不仅让自己的国民蒙羞，还对健康稳定的商业发展是一种沉重的打击，最终会给与商业有关的行业及国民的财富带来伤害。利益的驱使让他们身上升起了欲望的火焰，且越烧越烈，他们在新发现的美洲大陆上大肆掠夺，虽然对欧洲国家的商业贸易和海洋力量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他们没有去寻找新的工业基础，也没有进行合理的探索和积极向上的商业冒险，他们感兴趣的只是金银。
西班牙人拥有的很多品质是别人不曾拥有的，比如勇敢，富有事业心，性格节制，吃苦耐劳，充满热情，还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这些优越的品质再加上西班牙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港口条件，他们便成了一群寻求新世界的先锋队，先后占领了美洲大陆的大部分和其他一些地方，而且长期以来罕逢敌手。在北美大陆被发现的100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主宰着这片土地。西班牙完全能够在众多海军强国中脱颖而出，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自从1571年勒班陀一战之后，西班牙虽然参加过多次战争，却再也没有辉煌的战绩了，商业贸易的衰落导致了西班牙人在战舰上的衰落。显然这样的结果并不能仅仅归咎于这一个原因，西班牙政府的种种做法抑制并束缚了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但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会突破这个政府的囚禁，如果这个国家全民都热衷于商业贸易的话，这个国家的政府也会不得已卷入这场贸易当中。西班牙广大的殖民地也会跟这个专制主义的政府越来越远了，而阻碍西班牙发展的正是这一专制主义。事实上，无数的西班牙人离开了本土，从事种种海外扩张活动，而他们带来的收益却微乎其微，只有少量的货币、香料和为数不多的商品，仅仅需要一只不大的船就能够全部装完。西班牙本土所产的商品，也只有少量的羊毛、水果和铁器，除了这些几乎没有其他的产品，工厂严重亏损，最后大多倒闭，人口也逐渐下滑。而西班牙人赖以生存的日用品，则完全要靠荷兰人的提供，结果是他们本来就不足的工业产品换取不了这些生活用品。一位那个时代的人写到：“所以那些手捧钞票的西班牙人到处奔走去购买商品，他们必须也只有从这个欧洲国家找到财源，用来购买所需的商品。”昔日的西班牙人曾经那么热切地追求到的财富，就这样渐渐离去了。
从军事观点上看，随着海运的衰败，西班牙已经变得一蹶不振，它数量不多的财富分散地装载在几条船上，沿着几条航运线穿梭，一旦被敌人俘获，那么它的海上军事力量就陷入了瘫痪的状态。与之相反，英国和荷兰的财富则分散在世界各地无数艘的舰船上面，虽然屡次遭受打击并一度重创，但并没有抑制财富的增长，尽管这种增长非常困难，却是十分稳定的。在西班牙历史上最危急的时期，它的盟国葡萄牙的命运跟它一样，也渐渐走向了衰落。虽然在海洋军备竞赛的初期，葡萄牙还名列前茅，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像秘鲁和墨西哥的矿场致使西班牙衰落一样，巴西的矿场也同样毁了葡萄牙，它们浅薄地不重视制造业的发展。不久后，英国人开始向葡萄牙提供布料、日用百货和食物。为了追求利益，葡萄牙人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国土；而奥波托的葡萄园最终被英国人用巴西的黄金买去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50年的时间里，葡萄牙从巴西矿场榨取了5亿美元，而到这一时期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一数字则变成了2500万美元了。这是展示真实存在的财富跟假象财富之间最为直观和浅白的例子。
比起西班牙跟葡萄牙来，英国人和荷兰人并不是不想追求财富。英国和荷兰都曾经被人嘲笑似的称为“小店主国家”，然而，这种嘲笑反而更加体现出了他们的聪明和果断。他们不是没有勇气，也不是没有激情，事实上，他们比其他国家的民众更加有忍耐力。正是由于这样，他们获取财富的手段是劳动而不是武力，他们的致富道路显得有些漫长而不够快速，这两个民族特征几乎相同的民族还具有其他的优秀品质，这些优秀的品质让他们跟周围的环境融合，并逐渐向海洋上发展。他们都是天生的生意人和制造商，因此，无论是在他们的国土上，还是文明国家或者野蛮国家的港口里，再或者他们创建的殖民地里，他们都竭尽全力榨取这些地方的财富，开发这些地方的资源，用来增加本国的财富。这两个被称为“小店主国家”的人民，天生就具备独特的经商能力，他们孜孜不倦地寻找新的商品用来交换，加上几代人艰辛的努力和这个民族的优越性，使他们迅速成长为制造者。在国内，他们由于成为了制造商而声名鹊起；在国外，他们所控制的土地财富渐渐增多，产品也日益丰富。在本土跟殖民地之间要沟通，就必然需要更多的船队，因此，他们的海运事业才会随着商品贸易的需求发展起来，而对于那些在海洋事业方面没有多少投资的国家，比如法国，虽然它本身很强大，但却需要他们的产品及运输船队，这样一来，他们便有了很多的理由和手段来获取海上霸权。这种自然形成的发展趋势会时常受到别国政府的干预，而遭受严重的挫折和遏制。这些国家非常敌视英国和荷兰，因为他们国家的人民只能依靠这两个国家的支援才能够繁荣昌盛。当政府开始干预这些贸易时，便是政府影响海权发展的范畴了，这点我们以后再讨论。
一个民族只有十分崇尚和喜好商品贸易，并且产生这种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活动，那么这个民族的国民特征就对海权的建立至关重要。如果一个民族拥有了这些特性，并拥有优越的海岸线，那么即使遭遇海上的种种危险和对海洋的反感，都不会抵消这个国家的民众离开本国去寻找财富的欲望。当然，通过其他的种种行为也能够使国家变得富强，但这样通常不会产生海上霸权。以法兰西为例子，法国不但有勤劳的人民，还拥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天然的海港。法国海军曾经一度闻名于世，即使是在它处于低谷的时期，也没有丧失这个民族深以为荣的军事荣誉。然而，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它的根基是建立在海洋的商品贸易之上的，与其他海上民族相比，法国从来没有获得一个让人瞻仰的地位。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国民特征的差别，以及国民对财富的追求方式不同。当葡萄牙人跟西班牙人在为了挖掘财富而流汗、流血时，法国人则通过节俭、减少支出来囤积财富。有人说，守财要比发财困难得多，这似乎有一定的道理。这种为了获取财富而进行的冒险同为了征服世界进行的冒险颇有些相似之处。如果单单是进行节俭和储蓄，并在小的范围内展开贸易的话，虽然能取得小规模的财富，而且不用承担风险，但这种小打小闹不会从根本上带动海权及海上贸易事业的发展。
我们接下来将举一实例，虽然这个实例的正确性还有待考察。一位法国军官曾经说过：“在巴拿马运河上，其中就有我的两份份额。我们法兰西不像你们美国，你们美国的很少数人可以持有很多的股份，但我们国家的多数人只能持有少之又少的股份。当我拿着这两份股份打算进入市场时，我妻子就跟我说：‘你拿的这两份股份，其中有一份是我的。’”为了确保一个人私有财产的稳定性，这种担忧是非常正常也非常明智的。但是当过分谨慎和对财政的缩手缩脚达到了一定程度，演变为国民特征的时候，它必然会阻碍这个国家的商品贸易和海洋事业的发展。把这种谨慎用到现实生活中时，必然会影响这个国家的出生率，所以法国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
自中世纪以来，欧洲的贵族阶层就秉持着一种狂傲、轻视和平贸易的传统，不同的国家民族特色，对这个国家的贸易发展意义非凡。西班牙人就是这样，他们天生的傲慢很容易跟对商品贸易的轻视结合，从而跟那种不愿工作和等待财富降临的灾难性习性同流合污，这就使他们越来越讨厌商品贸易。法国人也承认，爱慕虚荣和自满是他们的民族特征，这种民族特征在法国所起到的作用同西班牙人的傲慢是一样的。
法国有大量的贵族阶层，他们享有无上的特权和荣誉，这就使得他们给自己不屑一顾的职业加上了一个低等的标志，那些拥有大量财富的商人和制造者对贵族显赫的身份都垂涎三尺，一旦他们拥有了这种身份，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扔掉自己赚钱的职业。虽然这个国家民族的勤劳和地理位置的优越等特性能够抑制商业的衰落，但这种行为却完全是在一种被人鄙视的状态下进行的，那些爱面子和优秀的商人一旦有机会就会逃离这个行当。由于柯尔伯特14的影响，路易十四曾经颁布过一项法令：“所有的贵族都可以进行海上贸易，这并不有损他们高贵的地位和身份，但是只有一条，不许他们进行零售的小贸易。”这项法令颁布的理由是：“商品贸易能够带来令我们满足的生活必需品，那种流传已久的说法——海上贸易与贵族的身份格格不入的旧观念应该消除。”然而，这一法令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那种由来已久的偏见占据了上风，并逐渐演变为这个民族的民族特征。许多年后，孟德斯鸠15说：“在君主制的时代里，让贵族阶层从事贸易是与这个时代的精神相悖的。”
在荷兰，同样也存在贵族阶层。然而，这个国家的政体是共和制，虽然是名义上的。政府在很大的范围内允许私人兴办企业，这种权力集中在一些大城市中。一个国家立足的根基是金钱，或者说是财富。在荷兰，财富成为区分国民地位的一种来源，拥有了一定份额的财富便拥有了同等份额的权力，有了这些权力，就会在生活中处处受人尊敬。这一点在英国同样如此。贵族阶层傲慢无礼，狂妄自大，然而，在代议制政府里，财富的权力不仅没有被淹没，反而在慢慢延伸。在人们心中，你一旦拥有了财富或者特权，就会受人尊敬。英格兰同荷兰一样，获取财富的职业同财富本身享有同样高尚的地位。因此，在各个海洋大国里，由民族特征而引发的社会舆论，对国家的商品贸易有深远影响。
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民族特征还会以另一种形式的出现而影响一个国家的海权，那就是这个民族依靠自身的才干建立起来的殖民地。这与自然间其他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殖民地的发展越是合乎自然规律，它的发展就会越健全。因此，由一个国家全民的强烈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殖民地，它的基础是无比坚固的。如果这些殖民地上的人民极少受到宗主国的干预，人民又拥有一定的权力时，它的发展将是非常快速的。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人们就明显地认识到殖民地作为本国的产品输出市场，以及贸易和海运的发祥地，对于本国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不同国家从事殖民活动的努力不同、起源不同、国家制度不同，其所带来的成功程度也就不同。一个政治家无论多有远见卓识、小心谨慎，他的努力都无法弥补上述自然劣势所带来的缺口。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中诞生了自我发展的因子，那么，即使宗主国对殖民地有多么精细的规定，也比不上它自身放任发展的良好结果。有些已经获得殖民地的国家所展现出来的聪明才智，还比不上那些尚未获得殖民地的国家，甚至越来越不够明智。如果说完善的制度、细致的监督方式、长久不变的精心管理能够促进殖民地的发展，那么，英国在这些方面显然不如法国。但是，成为世界主要殖民主义国家的是英国而不是法国。
成功地开拓了殖民地，随之而来的就是其对海上贸易和海权的影响，这些都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民族特征。当一个国家的贸易和海权能够良好发展时，其殖民地也会健康发展。殖民地的发展进程主要取决于开拓者的民族特征，而不是这个国家对殖民地的关注程度。真理越辩越明，一般来说，一个政府对其殖民地的态度是十分自私自利的。无论建立这个殖民地的手段如何，只要宗主国认识到了这个殖民地的重要性，那么这片殖民地便成了一头被榨取奶汁的牛。在通常情况下，这头奶牛能够得到优厚的待遇，因为这已经成为了宗主国财产的一部分，给它点适当的照顾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无论政策怎样优厚，立法中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是绝对的。在殖民地的管理机构中，掌握大权的都是来自宗主国的民众。与海上一样，殖民地往往被看做是那些在国内没有立身之所或是无业游民的栖息地。然而，作为一个殖民地来说，只要军事当局还驻扎在殖民地，就意味着宗主国对这块土地拥有绝对的统治权。
英格兰的成功是独一无二的，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殖民地开拓国，这是显而易见的。这其中隐藏的道理似乎存在于这个民族的两个特点上。首先，这些殖民地的开拓者们能够迅速地在新领地上定居，这与他们所寻求的利益具有一致性，无论这些殖民者背井离乡后有多么思念家乡，都不会轻易返回祖国；其次，英国人总是孜孜不倦地在新的领地上发现可利用资源。就第一点而言，法国人明显比不上英国人，他们总是满足于故乡上的那些小欢乐和小情趣。就第二个特点来说，英国人又不同于西班牙人，西班牙人的志向及目标相比英国人而言太过狭隘，限制了他们在一个新的领地开发贸易的能力。
荷兰人的民族特征与其生活需要促使他们去开拓海外殖民地。到1650年时，他们已经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地，光是对这些殖民地的命名就足够让人头疼了。在当时，无论是殖民地的数量还是商品贸易，荷兰都远远地超过了英国。尽管建立这些殖民地的初衷是为了商品贸易，这也非常合乎自然发展规律，然而这种殖民地并不能够长久稳定地发展。
荷兰人在开拓这些殖民地时，并没有企图在军事上占领这些地域，纯粹是为了商业利益。当荷兰人受到环境的压力时，他们才试图征服这些地方。在一般情况下，荷兰人非常满足这种在独立自主的国家保护下的商业贸易。这种做法仅仅是获取财富的需要，而无半分的政治因素。就如同法国和西班牙的君主专制那样，倾向于让其殖民地仅仅从商业上服从宗主国，这就遏制了殖民地自然发展成长的原则。
在没有完全结束这种论述之前，我们先来提一个问题：如果各方面的条件都充足的话，美国的民族特征是否适合发展一支强大的海军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引用遥远的事例来证明，如果没有立法的障碍，生意上的活动区域能够联合起来，那么美国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海上强国。美国人具备很多优势，比如对贸易先天性的嗅觉、大胆的冒险精神、对各种有关利益线索的敏锐度。在不久的将来，如果有些地区需要殖民化，美国人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本土上的管理制度以及发展经验带给它们。
六、政府特征
在论述一个国家的政府及制度对海权的影响时，不必拘泥于那些抽象晦涩的哲学问题，而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比较明显直观的方面，也不必抛开这些去探索那些遥不可及的影响，对那些原因的论断应该一笔带过。
但我们必须看到，不同的政府机构及不同时期统治者的特征，都对海权的成长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与其民众所具备的独特性格，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实体，这就相当于在自然条件下，一个人应运而生；而这个国家政府的运作方式就相当于人的思维方式，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是明智的、富有亲和力还有极佳的智力，并且有着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精神，那么就会取得成功，反之注定失败。
一个完全按照民众的意志做决定的政府会在各方面促进海权的成长，这一点是十分肯定的。从海权方面来说，只有一个真正接纳民众意见并为之努力的政府，才会有成功机会。当这个国家民众的意志与其代表们的意志在国家组建中占了较大份额时，这个政府才会健康稳定发展。然而，这种完全民主自由的政府也有种种不足，倒是只有独断专权的政府才能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这比自由政府经过漫长的谈判讨论所建立起来的海军要直截了当得多。只是后者也有明显的缺陷，比如当组建这一军队的君主死亡之后，政府的政策就很难再继续维持。
英国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强国，所以英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世人的眼球。尽管英国政府的所有举动未必都正确，但它们与对海洋权力的维护总是保持一致的。英国政府的傲慢无礼可以追溯到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尽管在那个时候英国除了本土之外没有其他领地，这里有一段黎塞留表述詹姆斯政府的话：
亨利四世无疑是有史以来最具骑士风度的王子之一，他的大臣萨利公爵登上了一艘主桅杆上悬挂着法兰西国旗的法兰西船离开了加来，刚进入英吉利海峡就碰到了在那里等待他的传递信息的英国快艇，这艘快艇上的指挥官要求法国船降下国旗。萨利公爵考虑到法国军舰的性能，毅然以自己的身份拒绝了这一要求。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足够让这些善良的法国人伤心，三发炮弹击中了法国的军舰，萨利公爵被迫屈服了。
后来萨利公爵多次要讨个说法，而这位英国船长的回答是：“恰恰是我的职责使我向您致敬，但同时您必须服从我们海洋霸主的地位，并以此为荣。”虽然接下来詹姆斯国王向萨利公爵道歉，稍稍缓解了他心中的不平，但内心的愤懑还是时时涌现，并且永远都无法消失。亨利大帝只好就此事从中调解，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必须通过海上武力来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海上力量会随着时间的演变将自己推上海洋霸主的地位。
从近代的观点来看，英国这种粗鲁的行为和那个时期它的国家精神是完全相悖的。更加值得反思的是，这种行为是英国宣扬自己要称霸海洋的一个标志，而对这位法国最高统治使节的侮辱，竟然是由英国胆小怕事的国王当政下的一名小指挥官发出的。所谓英国人口中国旗的荣誉感，完全是个空泛的誓言，它也仅仅代表了这个政府对外的目的性。然而这种要求在克伦威尔时期，却是所有人都坚持的，这跟国王专制统治没什么区别。
1654年，荷兰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向国旗致敬”也是他们议和的条件之一。克伦威尔16不仅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暴君，他还时刻对英国的名望和实力非常敏感，为了向世人宣扬英国的名望和荣誉，他甚至在一些毫无意义的礼仪制度上下大工夫。当时的英国海军还没有完全取得海洋霸权，算不上十分强大，但是在克伦威尔严格的控制之下，这支海军很快就焕发了新的活力与希望。接下来这支海军遍布世界各地，波罗的海、地中海、北非、西印度群岛都有它们的身影，它们为自己的国家取得权力，并为它们国家遭受的损失取得补偿。正是在克伦威尔的这种高压政策下，英帝国用武力征服了牙买加，并进一步扩大其帝国范围，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时期内的一些和平性措施也十分有力地促进了英格兰的贸易及航运的增长。克伦威尔在著名的《航海法》中宣称：“所有运往英国或者其殖民地的商品，必须由英国本国的船只或者生产这些产品的国家的船只来运输。”这一法令是专门为了对付当时海运业比较发达的荷兰的，它一出台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不满。但在那个民族冲突不断的岁月里，这一法令对英国显然是非常有利的，以至于在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它还能够长久地存在。
又过了大约125年，纳尔逊崛起。在他没有开创自己的事业之前，就已经十分崇尚航运业了，他在西印度群岛的那几年，严格执行针对美洲商船的《航海法》。克伦威尔死后，查理二世继承了王位。尽管查理二世时常欺骗英格兰国民，但他对英帝国的荣誉和传统的海洋政策却是忠心不二的。他想要摆脱英国议会和民众的牵绊，于是与路易十四私下来往。在写给路易十四的一封信中他说：“要使两国联盟，摆在面前的主要障碍是，法兰西现在正全力创造一种商业条件，好让自己成为海上强国。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只能凭借我们的海上力量和商品贸易才能维持住海上强国的地位。这一方面的影响至关重要，以至于法国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会引起我们的猜忌。”
在两个君主谈到对荷兰的进攻时，关于由谁来统帅英法联合舰队，两人展开了一番争论。查理二世在这一点上毫不让步，他说：“控制海洋一直是英格兰的传统。”如果说他在这方面要做出让步的话，他将无法对他的臣民交代。在对北部联合省的分割中，他还为英国争得了控制斯海尔德与马斯河的有利位置。在查理二世统治下的英国海军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克伦威尔时期的精神与纪律，尽管后期英国海军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这种情况成了他暴力统治的主要特色。在1666年的海上战役中，英国的蒙克17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仅仅把舰队的四分之一派到了海上，结果发现他们要对付的是拥有着极大优势的荷兰军队。在这种情况下，蒙克毅然决然发起了攻击。在前期的战斗中，虽然舰队遭受了一些损失，但也取得了诸多辉煌战果。这次行动虽然算不上一场战争，但英国的国民和政府对海军取得的成绩是非常欣喜的。几个世纪以来，经历过无数磨难的英国海军终于掌握了制胜秘籍。作为查理二世的继承者，詹姆斯二世曾经在海上服过役，并且指挥过两场大规模的海战。在威廉三世继承王位时，他不但掌管着英国，还取得了荷兰的统治权，这两国一直结盟对付法兰西和路易十四，直到1713年缔结《乌得勒支和约》18，法国取得了海上的优势，而这一过程则持续了漫长的25年。英国政府越来越稳定，并且持续扩大其在海洋上的影响范围，促进海权的发展。在海上，它击败了公开的敌人法兰西；作为一个并不称职的朋友，它狡猾地不断削弱荷兰人在海上的力量，这是显而易见的。
英国和荷兰签订的条约中规定，荷兰同英国的海上力量之比应为3：5，也就是说，英国的海上实力几乎是荷兰的2倍。而另一条规定则恰好相反，荷兰可以拥有一支10.2万人的陆军，而英国只能有4万人。这就意味着，将来的海战要依靠英国，陆战则要依靠荷兰。无论这种约定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趋势都是明摆着的。在《乌得勒支和约》中，荷兰获得了土地上的赔偿，而英国不但取得了在法兰西、西班牙及西属西印度群岛的通商特权，还获得了地中海的直布罗陀与马翁港（Mahon）等地区的海上租借地，以及纽芬兰、新斯科舍半岛与北美洲的哈德逊湾。这样一来，法国和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已经荡然无存，荷兰的海军实力也逐渐下降。与之相反的是，英国在美洲、西印度群岛、地中海都取得了统治地位，从此英国政府便一步步踏上了由英格兰王国向不列颠帝国转变的道路。
在《乌得勒支和约》签订25年后，和平成了英国和法国这两大海洋强国执政权臣们的主要目标。虽然这是一个非常不太平的时期，大陆上政局变幻，小规模战争不断，各种条约层出不穷，但英国还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海上霸权。在波罗的海，英格兰的舰队有效地阻止了彼得大帝对瑞典的进攻，保持住了那片海域上各种力量的平衡，而且还得到了海军仓库。
丹麦幻想着在别国的帮助下建立一个东印度公司，但是英国和荷兰都不允许它这么做，还对它进行武力威胁，因为在这两国看来，丹麦的这种做法有损于他们的既得利益。按照《乌得勒支和约》的规定，尼德兰已经转让给了奥地利，在奥地利沙皇的恩准下，一个以比利时奥斯坦德为港口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了，虽然这个东印度公司有点不伦不类。对于低地国家来说，这一举措意味着通过海尔德河的天然出口恢复了以往的贸易，这又遭到了英国和荷兰的强烈反对，而且在这件事情上，法国也倒戈相向，这个公司最终付诸流水。在地中海，《乌得勒支和约》的实施遭到了奥地利国王的阻挠，奥地利在当时是英国的同盟国。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奥地利迅速占领了那不勒斯，并且宣扬要用西西里岛去交换撒丁岛。这种做法遭到了西班牙的反对。接下来刚有起色的西班牙海军在塞尔伯诺尼的领导之下，于1718年在帕萨诺海角遭遇了英格兰舰队，西班牙海军一败涂地，被英格兰舰队全歼。第二年，一支法国的陆军在英皇的授权下穿越比利牛斯山脉，彻底摧毁了西班牙海军的码头、船厂和军事设施。这样一来，英国人不但掌握了直布罗陀与马翁港，还帮助其盟友奥地利占领了那不勒斯与西西里，而它昔日的敌人此时仅在苟延残喘，不足为虑了。
在拉丁美洲，仅仅英国人享有贸易上的特权，这样一来西班牙的处境就更加悲惨了。接着一个庞大而毫不掩饰的走私系统利用了英国的海上特权，西班牙终于被激怒了，并采取了军事行动进行镇压，英格兰的主和分子和主战分子为了英格兰的海上霸权和英格兰的荣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互不让步。尽管英格兰的政策是坚持不懈地扩大和发展自己在海洋上的统治力量，但整个欧洲似乎对英格兰海上实力增长而带来的危险充耳不闻。多年以前，西班牙由于自负而遭受到的致命打击早被别人淡忘掉了；由路易十四个人的野心挑起的昂贵而代价惨重的战争也在人们心中荡然无存。在众多欧洲政治家的心目中，这里正在稳定地、不可逆转地成长起以侵略和压制对手为目的的第三种政治力量。尽管它并非那么残酷血腥，但相对于其他政治因素而言，这种力量取得的成果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是海权。
海权的斗争远没有其他政治斗争激烈，它一直表现得很安静，所以一直不为人所关注，虽然在表面上它已偶露峥嵘。在本书主题选择的全部历史时期内，英国并没有建立起对海洋的支配地位，这无疑是决定最终各种军事问题的主要因素。然而，截至目前，特别是《乌得勒支和约》签订之后，这一影响力就被预见到了。在此后的12年里，由于法国政权的更替，法国同英国一起对付西班牙。当1762年夫勒里以路易十五教师的身份代波旁公出任首相时，这一对外政策虽然有所改变，但法国的海上力量依旧没有受到重视，给予英国唯一的打击的，是1736年波旁王太子登上了两西西里的王位。众所周知，波旁王朝正是英格兰天生的死对头。
在1739年英国同西班牙交战时，英国的海上舰队数量已经超过了西班牙跟法国的联合舰队。在其后长达20余年的战争中，这种数量上的差距也在一点点扩大。在战争期间，英国人仅凭直觉就建立起了庞大的殖民地和强大的舰队，在此基础上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在欧洲的各种事务中，英国的财富跟它的海上霸权在这一时期内是最引人注目的。在马博罗战争之前的半个世纪，英国就开始了广泛的对外援助。特别是在拿破仑战争中，这一制度对英国的盟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不敢想象，一旦离开了英国的援助，这些盟国是否能够依旧保持战斗力。作为这样的一个政府：一方面能够无私地用金钱帮助软弱不堪的同盟国，一方面又把它的敌人赶向更远处，远离自己的殖民地，所以说英国在欧洲政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土地资源狭小，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其崛起完全是依赖于大洋。英国政府在战争中所奉行的政策在皮特19的演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皮特是那一时期的重要代表，尽管在那一时期，他并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皮特对他的政敌缔结的1763年合约强烈谴责，他说：“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法国将是我们唯一的夙敌。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对我们有所帮助呢？唯一致命的打击就是摧毁它的海上贸易，可是我们却给了它重新崛起的机会。”话虽如此，英国在战争中的收益依然非常丰厚，它在印度取得了统治地位，在北美控制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领域。这些都表明，英国政府在推行这一系列政策时，继承了它的传统势力，并坚持不懈地加以遵循。
从海权的观点来看，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确实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正是由于这一错误，英国才被卷入了战争。抛开政治和宪法不说，把美国独立战争看成一场纯军事和纯海军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北美殖民地远离英格兰，并日渐发展成了规模空前的群体。只要这些殖民地依旧属于英国，就应忠于自己的祖国，它就会成为英国在世界另一端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但结果恰恰相反，这些殖民地人口数量过于庞大，与英国本土又相距太远，如果有某个强大的国家愿意帮助这片殖民地的话，英国将无计可施。但这只是“如果”存在可能，因为法国和西班牙都遭受过英国的凌辱，它们无时无刻不想着寻机报复。众所周知，法国正在悄然而又迅速地扩建海军。如果美洲的殖民地只是13个岛屿的话，以英国的海上力量会游刃有余地解决掉这个问题。然而美洲各地相互之间的猜忌只是狭隘的、地域性的，一旦共同的敌人出现，它们将完全消除这种猜忌。英国人大费周折地想要加入这场冲突，以它的武力控制这片如此辽阔、拥有无数反对者的土地，并且这片土地距离自己的本土又如此遥远，这就注定要重蹈当年法国与西班牙在七年战争中的覆辙。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战争中美洲人民不是支持英格兰，而是反对它。7年的战争是英国一个沉重的包袱，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知道，自己的国家已经不能承受新的负担了，而且完全有必要安抚美洲居民来赢得支持。但当时的英国政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明智，其结果是大部分的海上力量葬身鱼腹。当然，这种错误决策并不是有意的，而是积累多年的狂傲自大造成的，并不是自身条件的不足。
由于一个国家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性，始终坚定地执行一条总方针在英国并不难做到。从某种角度来看，目的的单一性只是强加的。死死地控制住海上霸权，坚决发挥海权的作用，自大地把海军力量永远保持在备战状态等，都是由其政治的制度特点决定的，而这种制度实际上是由贵族阶层掌握的。对于这样一个阶层来说，无论它有什么样的缺点，总是能够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迅速地接受挑战，并执行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传统。当然，它也会为这个国家的繁荣富强而感到自豪，但相对而言，对于维持这个国家富强的民众疾苦却不是那么敏感。为了准备或者赢得战争，它不惜加重民众在经济上的负担。这种负担对这个富裕的团队而言显得微不足道，因为他们并没有亲自从事商业贸易，所以也不会感受到潜在的危险，因此他们没有那些资产阶级的资本胆怯性。
然而，在英国，贵族阶层对触及贸易好坏的事物并不是完全麻木不仁。英国的议会两院无时无刻不在密切关注着自身的扩张和英国的海上贸易，一位海军历史学家就将英国议会这种高效率的管理归功于议会长期调查研究的结果。这样的一个阶层自然而然地保持着一种崇尚武力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军事管理中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个阶层随时充斥着阶级情绪和民族偏见，这使他们在从事海军职业的时候，跟在别的地方一样让人避之不及，但这种思想却能够让出身低微的人一跃成为享有最高荣誉地位的人，所以在每一个时代，我们都能找到一些从底层涌现出来的著名军事统帅。在这一方面，英国显然要比法国超前。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法国的海军编制中专门设有一名军官，他的职责就是审核企图进入海军学校学习的人是不是来自高贵的贵族家庭。
自从1815年以来，特别是现在，英国政府的权力已经慢慢地转移到了广大民众的手中，这一变故会不会使海上霸权有所损伤，还有待进一步考察。英国海上力量的根基依旧存在于庞大的贸易船队、机械队伍和广泛的殖民体系中。一个政府是否具备一定的远见卓识，是否具备国家地位和荣誉感的敏感度，是否在和平时期愿意投入足够的资金维持军事力量以确保国家的安全，这些都是军事准备必须考虑的，也是尚未解决的问题。而国家的普通民众则一般不情愿花大把的金钱在军事开支上，从这方面而言，英国已经有落后的趋势了。
荷兰共和国从海上获取了它的繁荣和灿烂的生命，并在某种程度上一度超过了英国。但荷兰政府的一贯政策确实不利于海上霸权的维持。荷兰是由7个省份组成的国家，它的政治名称又叫联合省，这些权力的分配跟美国《各州权限》法案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每一个临海的省份都有自己的舰队和司令部，于是各省之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猜忌。这种逐渐扩大的趋势被荷兰巨大的优势取代了，单单是荷兰省就提供了80%以上的舰队和近60%的税收。在其他国家政策方面，政府也相应提供了一定的力量。尽管荷兰人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愿意为自己的祖国做出牺牲，但民众的商业贸易精神却逐渐侵蚀到了政府机构内部，使得这个政府厌恶战争，不愿意为战备提供过多的经费。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等到兵临城下时，这个政府的行政长官才很不情愿地提供御敌经费。但是在共和国的那段时间里，政府对海军的开支还是非常大方且不计成本的。在1672年约翰·德·维特20去世及1674年与英国缔结和约之前，荷兰海军就装备和数量而言，是丝毫不逊于英法两国的联合舰队的。这一时期荷兰强大的军事实力也确实使这个国家免遭两场灭顶之灾。随着德·维特的去世，共和国时期也相应结束，接下来是威廉·奥兰治领导下的君主制政府。这个政府只存在了18年，而且君王将毕生的心血都用在对抗路易十四和法国强权的扩张上了。这种对抗的手段不再是海上力量的竞赛而是着力发展陆上力量，接着英国便退出了战争，更加助长了这种发展趋势。
早在1676年，德鲁特海军上将就明显地意识到自己的部队根本无法单独跟法兰西抗衡。由于荷兰政府此时正在全心全意地关注陆上局势，荷兰的海上力量便很快衰落了。1688年，当威廉·奥兰治需要一支舰队护送他去英国时，遭到了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们的强烈反对，由于海上实力已经滑落到低谷，一些能干睿智的指挥官也被罢免了。而在那时候，英国国王威廉三世仍然保留联合省最高行政长官的职位，并继续推行着他的一系列欧洲政策。威廉三世在英国找到了他需要的海上力量，并把荷兰可以利用的资源用于陆上战争。当荷兰王室的成员同意联合舰队之间协商作战时，已经意味着荷兰海军的统帅们屈居于英国统帅们之下了，随着这种媾合，荷兰在海上的优势就完全被抹杀了。1702年，威廉三世去世后，他的继承者依然沿用着他的这种政策，将军事目的牢牢集中在陆地上，时间长达40年。直到《乌得勒支和约》签订之时，由于荷兰在海上力量的局限性，它没有取得海洋资源、殖民扩张和贸易利益等任何成果。
在这一系列战争中，关于最后一场战役，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荷兰人的经济状况和他们的贸易原则极大地损害了它的名望和贸易。他们在地中海的军舰总是得不到及时的补充，他们的护航舰队不但缺乏战斗力，而且装备也非常落后，以至于我们和他们的损失比例为1：5。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只有我们是更为可靠的运输船队。通过这场战争，我们的海上贸易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这次战争之后，荷兰就不再是海上强国了，并且迅速丧失了凭借海上力量建立起来的领导地位。我们可以很公平地说，在这个狭小国家没有英明政策的前提下，面对着路易十四的虎视眈眈，无论它再怎么意志坚定都无法挽回败局。还好，法兰西相对来说是友善了，这也确保了荷兰边界地带的安全，这本来是可以让其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与英国海军一较高下的。如果法国真的和荷兰结盟的话，以这两大国的军事实力完全有可能遏制英国在海上霸权的扩张。英国同荷兰之间要保持和平的话，就必须有一方愿意屈服才行，因为两者的军事目标是一致的。在法国和荷兰之间，则完全相反。荷兰开始衰落的原因不是它的领土范围和人口，而是其政府执行的错误政策导致的。当然，至于哪个政府应该负主要责任，则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
法国的地理位置具备了拥有海上霸权的优越条件。至于法国的对外政策，它的两位伟大的统治者——亨利四世与黎塞留21已经给我们以明确的指导。法国在陆上把领土向东扩张，主要进攻奥地利和西班牙；在海上，法国主要同英国对抗。为了实现法国在陆上和海上的军事战略，它急需拉拢荷兰成为它的盟友。在此基础之上，法国应该鼓励商业和渔业，以此作为建立海上霸权的根基，并建立一支用于商业活动的海军。在黎塞留的遗嘱中指出，依据法国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法国完全有实现海上霸权的机会。因此法国的作家都将黎塞留看作海军创始人。这不仅是因为他给法国装备了战舰，也因为他确立了健全的海军机制，并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很多观点。在黎塞留死后，马萨林继承了他的遗愿跟大体方针。但是马萨林没有黎塞留那种尚武精神和高尚品质，以至于在他的统治期间，这支刚刚组建的海军就土崩瓦解了。
1661年，年轻的路易十四开始执政时，法国只有30艘战舰，其中只有3艘上面装备了60门火炮。此后的工程进度让人瞠目结舌，这种工程也只有健全高效的专制政府能够完成。负责处理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殖民地的工作完全由一个人掌管，他就是财政大臣柯尔伯特，曾经在黎塞留手下任职，所以完全继承了黎塞留的思想和政策，他以一种法国人所独具的精神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每一件事都在严格的组织下进行，每一件事都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要把制造者和商人组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并得到富有活力和健全明确的方针指导，以便通过命令和一致的努力，来为法国的工业赢得一场前所未有的辉煌。并将所有的工人培养成极其富有才干的杰出人才，采用最佳的工艺流程，创造出最好的产品……要把海员和远在天边的商业组织纳入制造业和商品贸易的庞大团体，作为对法国商业力量的一种支撑，并创造出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支海军的力量和规模是现在无法预料的。”这就是柯尔伯特的目标，它涉及海权三个环节中的两个环节，即航运和产品；第三个环节指的就是航线另一端的殖民地，这同样也是按照政府的指令有组织地去做的，因为法国政府已经开始从拥有它们的国家手中赎回加拿大、纽芬兰、新斯科舍半岛，以及法属西印度群岛。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独断专行的权力，在法国人的手中成为指导国家发展的利剑，这也促使法国成为一个庞大的海洋强国。
如果要详细探讨柯尔伯特的政策的话，这显然已经脱离了我们本书的主旨，我们只是希望人们注意到政府在国家海上力量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且能够知道柯尔伯特这个伟人并没有只注意到影响海权的表面因素，而是极具有远见地考虑到了各个方面。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法国的农产品不断增加，工业产品也成倍增长；国内的贸易渠道和规章制度也日渐变得方便；航运业和关税也牢牢掌控在法国人手中，从而促进了法国海运业的不断发展，利用海洋运输业进行殖民地之间的产品交换，通过对殖民地的有效管理和开发，一个远在天边并受国内控制的贸易市场便发展起来；与外国签订条约有助于发展本国的贸易；对敌对国家的商船征收关税，有助于阻止竞争对手的海上贸易。上述种种措施包含着无数的细节，都被运用来为法国建立：一、产品；二、航运；三、殖民地和市场。概括起来，就是为了扩大海上霸权。比起在另一个相对复杂的政治机构里，这些工作的统筹规划都由一个人来完成，并按照一定的程序展开，就显得比较容易和简单了。
在柯尔伯特领导的一些日子里，法国的海权理论都是系统化的，以中央集权的形势加以实施的。在英国同荷兰的历史中，对这种理论的阐述都分散在好几代人中间。但法国发展海权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领导者对海权的兴趣能够维持多长时间，要知道柯尔伯特不是国王，一旦失去了国王的撑腰，他的政策将手脚俱废。然而，柯尔伯特在政府活动期间，他所做的诸多努力及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他上任初期，法国只有30艘战舰，其中只有3艘有60门以上的大炮；到1666年时，法兰西已有70艘战舰，其中50艘是战列舰，20艘是火攻船；1671年时，数量已上升到196艘；1683年时，法兰西拥有107艘战舰，其中24艘拥有120门大炮，12艘装载有76门大炮，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较小的舰船。法国的舰船修理厂在新的制度和法令下效率要比英国的高得多。
当柯尔伯特的成就在他儿子手里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时，一位曾经是英国舰长的囚犯在法兰西监狱中服刑时说：“在我最初进监狱时，为了医治我的伤，我曾经在布列斯特的医院里待了4个月之久。在这段时间里，我对法国人装备战舰和船员的速度感到惊讶，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这一速度除了英国人之外，没有人能做得到。跟法国比起来，英国拥有的舰船是法国的10倍，当然海员也是他们的10倍。在布列斯特，虽然我只看到了20艘大帆船，每只船上有60门火炮，但他们能够在短短20天的时间里就让其整装待发。他们把船开出来之后，水手们便散去，一旦接到上头的命令，战船便被倾斜修理，理正船体、安放缆索，然后再补充给养和配备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变戏法似的驶出了船坞。我还看到配备了100门大炮的战舰，他们能够4～5个小时的时间里把所有的大炮拆掉或者装上，这在英国恐怕是在24小时之内都无法办到的，但他们却做得游刃有余，比起英国来也丝毫没有危险性。这都是我在医院的窗户下亲眼目睹的。”
一位法国的海军历史学家举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例子。他说在4点钟时开始安装一艘大帆船的龙骨，而到9点钟的时候，这艘船已经全副武装地离港了。这个值得怀疑的传说加上那位英国军官的叙述，都可以说明法国在舰船制作方面造诣之高，工作设施之齐全。
然而，这一被政府强加的奇迹并没有持续太久，在失去政府的支持之后，就萎缩得不成样子了。由于时间不够，所以它不可能深深地渗入这个国家的国民生活中去。柯尔伯特的做法完全是效仿黎塞留的政策，是他政策的延续，而且好多人都一度认为这种政策会一直延续下去，使法国能够在海上耀武扬威，就像在陆地上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路易对荷兰一开始就怀有敌意，加上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也对荷兰心怀不满，这就促使两位国君下定决心要消灭荷兰。这场爆发于1672年的战争，虽然违背了英国人固有的情感，但在战略决策上，却并非失误，特别是相对于海军而言，这一决策更非错误。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法兰西正在协助消灭一个很可能必不可少的盟友；而英国则正在瓦解自己在海上最大的对手，因为在那时候，荷兰在海洋贸易上依然占有绝大的优势。
当路易十四登上法国的王位时，法国已经变得债务累累，财政状况一团糟糕。1672年，由柯尔伯特领导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时候法国人才认清了自己的前途。然而接下来持续6年的战火将柯尔伯特所做的全部努力毁于一旦。农民阶级、制造业、商业和殖民地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柯尔伯特体制也从此失去了往日的活力，财政制度被彻底废除了。路易十四独断专行的行为破坏了法国海权的根基，使其与最好的海上盟国反目。虽然法国的领土与军事实力都有所增长，但商业贸易和海上航运业却在这一时间内开始枯竭，虽然法国海军在最初的时间里保持了其荣耀与效益，但没过多久它便开始衰落，到了路易十四执政末期，法国的海军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了。
至于海洋方面，路易十四犯了同样的错误。在他执政的54年时间里，除了那些战舰，路易十四完全抛开了海洋利益。可惜他不知道，如果援助战舰的海运和制造业衰落了，就算战舰派上用场，它的命运也不可预料。路易十四想要通过军事手段扩张领土，并瞄准了欧洲的最高权力，这就促使英国同荷兰结为了同盟，紧接着这一联盟直接将法国从海洋之上赶了出去，通过间接的作用又使荷兰深陷其中。柯尔伯特的海军彻底被打垮了。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10年里，法国再也找不出像样的海军投入战争，可战争还是持续不断。这就表明了专制统治下君主的高明与否对海权的兴衰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路易十四执政晚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国家海权的根基慢慢动摇，直至消失，这种消失是商品贸易的减少所带来的。随后继任的法兰西政府还是独裁的，在英国的要求下，毅然放弃了建立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军队的努力。这其中的原因是，新任的国王尚未成年，而掌权的摄政王同西班牙国王之间有深仇大恨，为了打败对手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毅然决然同英国媾合，结成了盟友。于是，法国帮助自己昔日的敌人奥地利在那不勒斯与西西里确立其强大的实力用来打击西班牙，并让奥地利和英国一道联手击溃了西班牙的海军及其舰船修理设施。我们在这里可以再次看到，一个无知的领导者无视自己国家海上力量，亲手毁掉了一位盟友，就像路易十四一样，间接或者直接地在无意中促进了一个海洋大国的崛起。1726年，那位曾经显赫一时的摄政王去世，这一政策才宣告结束。但是，从那时起到1760年，法国人再也没有关注过海权问题。据说，是由于法国对财政进行了某种行之有效的改革，特别是贸易方面的改革，法国与东、西印度群岛的贸易量竟然奇迹般地大幅度增长，瓜德罗普与马提尼克岛也越来越富裕。
但是，法国海军却从此一蹶不振，当战争爆发时，法国的商品贸易和殖民地只能任英国人宰割。到了1756年，法国只有45艘战舰，而英国大约有130艘战舰。而仅有的45艘战舰，在其要配备武器装备时，竟然没有原材料、绳索、补给品，甚至连火炮都没有，几乎是一无所有。一位法国作家曾经这样写到：“由于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某种缺陷，渐渐产生了冷漠和隔岸观火，为随之而来的混乱和目无法纪开了天窗，官员们普遍没有责任感。不公平的提拔日益频繁，广大民众怨声载道。钱财和阴谋遮盖了一切，拥有它们就拥有了无上的权力。那些贵族和暴发户们凭借自己在首都的影响力，横行霸道。无数的政府财政被浪费，无数的码头被废弃。荣誉与谦虚变成了被人嘲笑的噱头。好像这些罪恶还不算严重，更加可怕的是内阁正在竭尽所能抹掉曾经让法国免遭毁灭的光荣传统和英雄精神。在法院的命令下，当贵族之间为王位继承而发生的斗争结束后，海军必须遵从‘处处行事谨慎’的方针，为了保存几艘已经废弃的战舰，白白给了敌人有机可乘的机会。”“从这些使人颓唐的原则上我们可以看出来，落后就要挨打，这些原则只对敌人有好处，对本国的民众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在敌人面前表现得谨慎小心，是受到上级命令的约束，然而从长远来看，这样就牺牲掉了法国人民的民族特性。对这种制度的不平衡运用，还滋生了许多目无法纪和临阵投敌的行为，在上个世纪，恐怕连一个这样的例子都找不到。”
法国所奉行的大陆扩张政策不但耗费了大量的国家钱财，而且其毒害更深。它使商业和殖民地处于不受保护的境地，从而导致很多海上交通被敌国截断，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事实。那些大胆出海的小型舰队被拥有巨大优势的对手瞬间摧毁，贸易和航运业陷入瘫痪。加拿大、马提尼克、瓜德罗普与印度这些殖民地相继易主，最后落入英国之手。如果论述这些并不费篇幅的话，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概论，用来说明法国海军的悲惨境地。对于一个已经放弃了海洋的国家，它所做的努力完全是增加英国的财富，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一位当代的英国作家就表述了他对这一时期法国政策的看法：“法国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对德国的战争，于是它将大部分的资金和注意力从海洋上转移走，在此刻英国便趁机而动，这种打击是致命的，让其没有翻身的机会。对德国的战争同样让它没办法顾及自己的殖民地，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夺去某些至关重要的地方。同样，对德国的战争让其没精力关注自己的贸易，结果贸易就被彻底摧毁了。而在历史上的无数次战争里，英国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朝气蓬勃。就这样，由于卷入了这场对德战争，法国在同英国交锋时，已经奄奄一息，不足为虑了。”
在那场长达7年的战争中，法国前后总计损失了37艘战列舰与56艘护卫舰，这个数字几乎是帆船时代里美国任何一个时期海军力量的3倍。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谈论到这场战争时说：“自从中世纪以来，英国第一次在没有盟国援助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就战胜了有很多追随者的法兰西，这纯粹是依靠其政府的优越性取得的胜利。”的确是这样，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能够有效地利用其在海上的优势，而这种海上力量恰恰是制胜的关键。
法国所遭受到最大的耻辱，是在1760年到1763年之间，在1763年，它缔结了合约。这些教训对正处于商业与海军都一蹶不振的美国而言，具有非常发人深省的意义，我们应该竭力避免重蹈法国那样的覆辙。从1760年到1763年，法国人民并没有停止抵抗，到了1793年，他们公然宣称要建立一支海军，“政府就是巧妙地利用这种公众的情感，提出了‘重建海军’的口号，号召民众募捐来制造舰船，曾经毫无生机的港口一度变得异常热闹，各种豪华活动接连不断，到处在制造和修理船只”。这一活动坚持下来后，军工厂终于重新开工了，后勤也有了物资保障，火炮得到了重新的调整，上万名经验丰富的炮手在训练结束后被保留了下来。法国民众的这种举动也鼓舞了海军军官们，他们当中存在的高尚情操被重新唤起。此时法国海军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和职业素养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一位现代著名的法国军官这样说：“在路易十五时代，由于对军官们关上了大胆进取和战场挥洒的职业大门，他们再无前程可言，不得已另谋出路。在多年的研究中他们得到了需要验证的知识，就像是孟德斯鸠的名言：‘困难是我们的母亲，繁荣是我们的继母。’到了1769年，法国的海军活动足迹已经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所研究的范围涵盖了人类所有知识的范畴。他们就像黑夜里的明星，璀璨耀眼。到了1752年，法国海军学院也得到了重建。”
法国海军学院的第一名院长是格特·戴·莫纳修斯，他曾经是一艘小舰船上的舰长，还曾经写过一篇构思精巧的海军战术论文。这也是自保罗·赫斯提以来在海军领域第一篇有关战术的论文。这篇论文见解独特，完全可以取代保罗·赫斯提的论文。莫纳修斯肯定是在法国没有舰队，且敌人不断逼近而自身尚无能力立足的情况下研究这个问题的。在同一时期，英国却还没有人写过这种书。1762年，一位英国海军上尉翻译了赫斯提著作的一部分，却把大部分删掉了。直到20年后，一位苏格兰绅士才公开出版了一本关于研究海军战术的巨著，他向英国海军统帅们指出，法国正是凭借着这种战术理论才击溃了他们的进攻。“法国海军学院开展了战术研究，这种研究可以大大增强军官们的活力，后来的事实表明，法国能够在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时就占了上风，跟它的这种研究是分不开的。”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美国的独立战争使英国人脱离了一贯坚持的政策，被迫进行了一场远离本土的地面战争。而英国强大的敌人正在自己的国门严阵以待，伺机从海上向英国发起攻击，就像同样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德国战争中的法兰西，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一样。由于盲目自信，英国将自己的盟友瞬间变成了敌人，这对其海洋霸权是一种严峻的考验。而法国政府终于躲过了接踵而来的陷阱，放弃了称霸欧洲的美梦，在大陆上同西班牙结盟，这便有了可以利用的一支海军，和一批才华出众其实经验不够的军官，来进行一场战争。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它同样赢得了一个友好国家的支持，还得到了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上可以供自己使用的港口。这些高明的政策对法国海上实力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然而在战争中发生的种种细节却不在本书的讨论之列。
对美国人来说，那场战争的利益只有从陆地上才能得到；但是对法国海军来说，只有在海上才能发现其利益，因为这在本质上就是一场海战。20年来，智慧聪锐的法国人不断努力，终于取得了应得的成果。尽管在海上法国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然而从全局的角度来说，法国同西班牙舰队的努力极大地削弱了英格兰的实力，它的殖民地也被抢占，法国海军在执行各种海战任务中，还算是维护了法国的名声。很多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同英国人相比，法国的海员们显得经验不足。对出身不同的人，法国的贵族军官可能对他们有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国长期以来那种腐朽的传统，也就是要求船员们保存实力、节约弹药的政策，妨碍着一个法国海军统帅去获得荣耀和利用优势的机会。蒙克曾经说过，一个国家想要取得海洋霸权就要永远进攻，这也是英国海军的主要政策。如果法国政府对它的军队也输入了这种思想，那么1778年战争可能会结束得更早，其结果也会更好一点。公平点说，我们国家之所以没有被摧毁，应该得益于法国。
然而，本国的很多人都在批评这种错误的军事政策。一位曾经在战争期间服役的法国海军也曾这样批评过它，但是他的语气较为温和：“当你们这群年轻的海军军官未发一炮就返回时，那些在萨地胡克与戴伊斯滕在一起、在圣克里斯托弗与德·克雷斯在一起，甚至那些与戴·特纳一起抵达罗得岛的军官们，看到你们并没有受到审判，他们会作何感想呢？”
后来有一名法国军官在谈到美国独立战争时，再次为这种思想打气：“我们一定要摆脱法国在摄政王时期和路易十五时期那种狭隘的偏见。这种偏见造成的灾难波及各处，距离我们非常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官员们的重视。由于那种毁灭性的小心谨慎，使本来可以震惊英国的法国舰队缩减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内阁依旧错误地坚持着那种可悲的节约方针，为了怕海军舰队开支过多，下令海军统帅坚持‘最大限度的谨慎态度’，好像在战争过程中，这种临时性的政策不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同时政府又命令舰队指挥官要尽可能地维持海上行动，不要进行任何有损战舰的军事行动。因为一旦战舰发生损伤，就很难修理。这样一来，我们凭借统帅们杰出的领导才能和舰长们非凡的勇气能取得的一次次胜利便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微小的胜利。这种政策的荒唐之处在于，它把舰队指挥官不能动用手中的部队作为一项原则，使得他们只能去迎战而不能主动出击。这种依靠不断削弱士气来达到节约财力的制度，无疑会导致荒谬的结局……这个让人无法接受的规定也是路易十六时期、第一共和国时期、第一帝国时期军纪散漫的根源。”
1783年，法国迎来了大革命，虽然这场革命动摇了国会的根基，扰乱了社会秩序，并且使原君主制时代颇有声望的军官都离开了海军，但是法国海军的这种错误制度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放。推翻一个政府的形式要远比拔除这些深入人心的传统来得容易。维尔纳夫——这位海军上将在1798年的尼罗河战役中统领着法兰西舰队的后卫，在舰队的前卫遭受毁灭性打击时他却按兵不动。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三位位高权重又才华横溢的法兰西军官对他的评价：“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维尔纳夫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就像之前的德·克雷斯和迪亚拉，只能不断地抱怨舰队中的有些战舰没有及时去支援他，我们对这一巧合的真正原因产生了质疑。在众多耳熟能详的将领中，把每次灾难都推到这些舰队司令或者舰长身上是很不正常的。虽然当我们想起某一个将领的名字时会不自主地联想到与之相关的灾难，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错误的责任不在他们。相反我们应该质疑这次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法兰西政府规定的战略防御政策。关于这一点，皮特在英国议会中就曾经宣称是毁灭和失败的导火索。这种战争防御政策已经深深渗进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中，破坏了我们的机动性能，想丢都丢不掉了。我们的小型舰队通常背负着特别的使命来逃脱敌人的追逐，如果撞上敌舰的话将是我们的末日。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才投入战斗。他们屈服于敌人，而不是掐住敌人的咽喉……运气在通常情况下会在各个舰队之间奔走，而且还会钟情于我们。如果布吕埃斯能与迎面撞上的纳尔逊展开一场激战的话。”
由于英国某些军官的小心谨慎和老掉牙的军事传统，才使得维拉雷和马丁指挥的这场小打小闹、缩手缩脚的战斗持续了一段时间。而尼罗河之战则打破了这种传统，决定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在持续了几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中，法国政府终于为海军重新制定了一项新政策，前面那位作者再次评论：“皇帝用他敏锐的眼光扫视着自己制定的海军作战计划，就像陆军作战计划一样，现在让他感到烦恼的是出现了很多意料之外的挫折。他决定不再把眼光停留在战役中的某一领域，命运之神已经不眷顾他了。他决定在海洋以外的地方同英格兰来一场生死博弈，虽然他下令重建海军，但他并没有在这场空前激烈的战役中为其安排一个任务……尽管是这样，我们船舰修理厂的任务变得比以往要繁重，所有人都坚持不懈。每年都有战舰被造出来，并加入舰队中开始服役。在国王的控制之下，威尼斯与热那亚再度焕发了活力，从易北河的入海口直至亚得里亚海的突出部，所有的欧洲大陆港口都竞相支持国王这一伟大的创造性思维，无数的战船编队汇集在斯海尔德、布列斯特湾、塔兰……但是直到皇帝西去，这群充满豪情壮志和自信的法国海军都没有迎来一次跟敌手切磋的机会。接连不断的损失使得皇帝精神不佳，他建造这些战舰的原因只是为了让敌人从进攻转向封锁，因为这种战略封锁代价昂贵，当敌人耗尽一切的时候，它便会自动解除封锁。”
当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国旗缓缓降落时，法国已拥有103艘战列舰和55艘护卫舰。
接下来让我们把重心转移到政府对海洋事业的影响这一方面，不再讨论这些历史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政府对海洋的影响通过两种截然不同又有联系的方式起作用。
首先，在和平时期，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民族工业的成长，并支持民众在海上寻找投资契机和获利源头。或者当一种工业在海洋上没有一席之地时，政府会尝试着扶植这种工业走向海上。与之相反的是，如果政府的宏观调控或者政策有所失当，就会阻碍和限制各项国民事业的发展，因此，在这些方式的任何一面，都有政府的影响力，那就是以和平贸易的手段，加强或者摧毁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所以就这一点而言，商品贸易是一支海军坚实的基础。
其次，战争时期，政府的作用是通过最合法的方式维持一支海军，这支海军的规模则完全同其国家航运业的增长和与之相关的行业发展相适应。比海军的规模更加重要的是海军的组织机构，这其中包括民众的特征与追求，积极向上的思想和精神，在战争爆发后能够充分调配的预备人员和舰艇。毫无悬念，在备战的第二个问题里，必须维持适度的海军基地，战舰必须在商业船只的带领下驶向各地。要保护这些基地，就必须直接依靠海上力量，就像直布罗陀与马耳他那样；要不就是依靠周围友好民众的帮助，就像是美洲殖民地的人对待英国人那样，还可以假定为澳大利亚殖民者对英国人那样。
拥有了这种友好的人群和周边环境，再加上适量的军事行动，就是最好的防御政策。当这种防御同海上的绝对优势相结合，就会使一个原本松散的庞大殖民帝国高枕无忧。尽管在某些特定的时间会发生战争，并造成一些局部性的灾难，但在海上的优势会挽回这些灾难并防止一系列的惨败，这一点在大量的历史事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英国的海军遍布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但英国的舰队总是能及时出现并为其提供保护，使得基地之间的交通保持畅通，而这些舰队也将基地作为他们的庇护所。
因此，隶属于宗主国的殖民地，便是在海外为这个国家提供支援的最佳选择。在和平时期，政府的作用是竭尽全力保持殖民地人民同宗主国之间的感情，并达成一致的利益，使双方共同繁荣，一旦有一方同敌人发生战争，另一方绝不能袖手旁观；而在战争时期，政府便通过各种途径让每个人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用以加固防御措施和应付战争。
美国并没有这样的殖民地，将来也可能不会有。至于纯军事意义上的海军基地，早在100年前，一位英国海军历史学家在谈到直布罗陀与马翁港时，便精准地表达了美国人的情感和愿望。他说：“军政府同商业性的民族贸易并没有达成一致，而他们本身又与英国民众的特点不相融合。所以当我听到一些有真知灼见的人同意放弃摩洛哥的丹吉尔港的时候，我并不感到惊奇。”而美国在自己的本土之外没有海外基地，没有殖民地，也没有别的军事设施，这就意味着美国人一旦卷入战争，就像是陆地上的鸟一样，只能在距离自己海岸线不远的地方盘旋。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为我们的舰队提供栖息之所，让它在那里可以补充给养和维修，这也是这个国家在海权方面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我们研究这一实际目标的用意，就是为了从历史教训中得到适用于本国的结论。美国的经济状况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政府为了重振海上力量应该做些什么，这些都应该被摆上台面了。可以毫不过分地说，美国从南北战争到现在，无时无刻不在致力于海权的建设，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环节。国内经济的发展，生产能力的提高，和随之而来的自给自足，都成了政府所要努力达成的目标，而这一目标在某些程度上便是一种结果。从这一方面来讲，美国政府恰如其分地显示了它控制国家各个管理部门的能力，尽管我们不能够轻易地感受到这种政府控制的因素，因为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要使这些管理部门完全代表人民的意愿是很难的。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目前没有殖民地，缺少海运的中间环节及由海运带来的经济利益。
在过去的100年时间里，海上战争的具体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现在人们开始怀疑，海战到底会不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又或者说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辉煌，就像昔日的英国同法兰西之间的战争那样，英国狂傲自大地控制了海上利益，又把它的束缚强加给了中立国，海上货物的集装箱上永远悬挂着米字旗，这似乎永远都不会变了。交战一方的货物可以交给中立国的船只运载，这是非常方便的，对中立国来说也是如此，不用承担任何的风险。除了对其港口进行封锁，让它不受骚扰之外，再没有其他花样的封锁。这一点在理论是成立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见得完全能站得住脚。如果抛开这些问题不谈，那么美国在海上有什么需求呢？截至今日，美国的商业贸易都得依靠别国的船只来运输。一旦美国拥有了足够的海上运输力量，那么就必须花费巨大的心力去保护它们，那么到底需不需要它们呢？这已经属于经济问题，不在本书的讨论范畴之内。
但是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和损失却跟海运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美国的商品货物都是装载在敌人不敢轻易靠近的船只上，除了船只驶向一个已经被封锁的港口外，何种条件才能构成有效的封锁？我们对封锁这个词下的定义是它能够对寻求进入或驶离这一港口的船只构成明确的威胁。很明显可以看出来，这个定义具有很大的延展空间。我们还记得在南北战争时期，南部邦联对查尔斯顿外的美国舰队发起了一次夜袭，第二日南方同盟便派出几艘载有外国顾问的舰船到海上去，在海上他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封锁的船只，随后他们便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表示南方已经突破了技术上的封锁，也就意味着这种封锁已经宣告破产了，在没有新的通知发布之前，这种封锁不会出现了。那么，为了能够对偷偷穿越封锁线的船只构成最直接的威胁，这些封锁的船只有没有必要出现在敌人的视线范围之内呢？如果有6艘快速汽船在距离新泽西与长岛海岸之间20英里的范围内巡逻，那么它们必将对试图穿过纽约港的船只构成真正的威胁。使用同样的部署也能有效地封锁波士顿、特拉华与切萨匹克。封锁舰队的主力不但要俘获试图穿过封锁线的商船，还要给以军事打击，所以它们完全没有必要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之内，也没有必要集结在岸上一个容易让对手发现的位置上。
在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前两天，纳尔逊舰队的主力在距离西班牙南部港口加的斯50英里的海面上活动，只留下一支小分队秘密靠近监视加的斯港。西班牙和法国的联合舰队是上午7点出发的，而在当时的军事条件下，纳尔逊在9：30就获知了这个消息。在那个距离之内，对联合舰队最大的威胁便是英国舰队。今天我们处在海底电缆的时代里，通信技术高度发达，处在海岸线上或者海岸线之外的封锁部队，都几乎能够同国家取得电报通信联系，所以说迅速地提供相互之间的支援是非常方便的。如果十分走运的话，一旦某一支舰队的先遣队受到了攻击，它就有机会向其他部队报告，并向那里靠近。假如有一天参加封锁的船舰被对方摧毁的话，那么重新封锁港口的通告会传到世界各地。为了避免这种封锁，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能够时刻对封锁的船队构成威胁和压力，让其无法在阵地上立足。除了携带战时禁运品的船只外，中立国的舰船可以自由航行，以维持被封锁国家与海外的商业贸易关系。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美国漫长的海岸线是无法完全有效地维持封锁的。对于那些能够回忆起美国怎样对南部联邦海岸封锁的军官而言，他们更加能够承认这一事实。然而，就美国目前的海军实力而言，要想封锁波士顿、纽约、特拉华、切萨匹克、密西西比等大型的港口的话也不是办不到。当年英格兰就同时封锁了布列斯特、比斯开海岸、塔兰与加的斯等港口，而那时这些地方都有法国部署的强大舰队。虽然中立国的船只还可以随时出入于那些除上面提到的美国港口，但是这会造成美国货运交通的混乱，日常产品供应的短缺，经过铁路和水路运输、码头和仓库的不足，这些不足必然会导致随之而来的金钱损失和人员伤亡。经历了这么多灾难，等到你将这些伤口都医治好的时候，也许敌人已经再次把港口封锁了。美国人不会产生饥荒，但是却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关于战争禁运品的供应，要是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的话，美国能不能单独应付，像以前那样我行我素，这种担忧并不多余。
摆在眼前的问题是，这个国家必须缔造一支强大的海军，即使它没有称霸世界的能力，至少也能够保卫自己国家重要的港口。在最近的20多年里，美国已经把眼光远离了海洋，这种相反的政策所带来的结局完全可以从英格兰和法国的历史教训中得到说明。我们并不是非要狭隘地把美国和法国以及英格兰进行对比，可以断言，要是能够有足够的力量保卫美国的商业贸易不受战争的影响的话，这对这个国家的财政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必须让我们的敌人远离我们的港口，并进一步远离我们的海岸线。
换言之，如果不振兴海上商业运输，能够建立起一支海军吗？这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众多的历史事件已经表明，一位独断专行的君主可以组建起一支纯军事性的海上力量，就像当年路易十四那样。从表面上看，这支海军威风凛凛，但是实际上它就如同没有根的浮草一样，没多久便会枯萎。然而，在代议制政府里，任何军事开支的背后都有一种强烈的信念，而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一旦没有政府的关照，海上商业和海上力量就不会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支海上商业船队如何组建，是通过政府补贴还是自由贸易，还是放任自流让其发展，这并不是军事问题，而属于经济问题。即便美国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海上贸易力量，能不能随之产生一支强大的海军，还是个未知数。美国距离其他军事强国很远，这既是一种自我保护，同时也是建立海军最大的阻力。美国要是有建立一支海军的想法，那么，现在中美洲地峡运河的开凿会是促使它诞生的推动力，但愿这种期盼不要来得太迟。
到现在为止，对于海上力量影响国家发展的讨论可以告一段落了。我们的目的是，首先考虑这些因素的自然倾向中有没有包含有利或者不利的因素，然后通过特殊的事例和历史的经验加以论证。这种论证无疑会涉及很大的领域，但主要限制在战略范围内，与战术有别。这其中所包含的我们要考虑的原则属于事物的不可变性，这种因果关系从始至终不会改变。
事实是，战略是属于大自然的安排，它的稳定性随处可见。而战术是人类的工具，运用人造的工具作为武器，并随着人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些战术理论时不时地会发生彻底的改变或者被后人完全推翻。但是从古至今，战略的古老基础却依旧没有改变，它的根基就像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之上。我们下面将要对欧洲和美国的历史进行一番调查，特别要关注的是海上力量对那个时代的民众所产生的影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要特别细致地阐述那些已经经过历史所证明的，那就是：“海军战略的目标是，无论是和平时代还是战争时代，都要创建、支持和发展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
至于特殊的战役，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有些战术教义已经完全过时，另一方面我们要对那些永不磨灭的战略原则加以采纳；在其他情况相等的条件下，哪些举动是可取的，就像那些同许多杰出的军官名字相连在一起的战役，这些战例中所体现的战术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古代的武器装备和现代化武器在表面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在不过分强调它们相似的前提下，从中汲取教训也是众望所归的。最后一点我们必须谨记，无论外部条件怎么变化，人的本性依然没有改变。尽管在特殊的战争条件下，数量和质量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个人在观察上的误差。
第三章 个案分析：1778年的海战
在这场海战中，法国和西班牙的目标很简单，就是结束英格兰帝国的暴政，为之前受到的各种伤害进行报复，并维持和扩大自己的海权。
1778年的战争是一次纯粹意义上的海战，这跟美国的革命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英国竭力避免了在自己的陆地上产生纠葛，这也是其以前政策的结果。自从图尔维尔22时代以来，还从来没有两个棋逢对手的势力在海上角逐。从战争一开始到战争指向的目标，绝大部分都远离欧洲，没有一次战役是在这片大陆上，除了直布罗陀。直布罗陀处在一个地势非常崎岖且十分接近突出部的末端，整个法兰西和西班牙把它与中立国分离开来，争夺直布罗陀的战役仅仅牵涉了与之有利害关系的几个国家，并未将其他国家卷入其中。
从路易十四上台到拿破仑下台，其间的任何一次战争都不具备这样的情形。在路易十四的统治期间，曾经一度出现过法国海军在数量和装备上都超过英国和荷兰的时期。但是路易十四的政治策略是致力于大陆的扩张。结果导致他那支根基并不牢固的海军如昙花般转瞬即逝。在18世纪开始的75年时间里，英国的海上霸权主义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挡和制约。尽管它在当时的影响力何其长远，但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敌手，使得英国海军在作战上没有什么经验教训可言。在随后的法国共和政府同英国的战争中，虽然表面上看双方旗鼓相当，但是由于法国军官和水兵们士气低落，这种力量上的平衡便成了一种假象，在此不加阐述。经历了许多年大胆却徒劳无功的努力后，特拉法尔加角海战再次向世界证明了法国和西班牙海军在专业上的无能。这一点早就被眼光锐利的纳尔逊及同伴察觉，从而形成了对待他们的傲慢心态。至此之后，法国皇帝“便将眼光从这个已经失去信心的战场上移开，并决定在其他地方而不是海上同英国角逐。虽然他同意重新组建海军，但是海军在这场激烈的战争中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直到法兰西帝国垮台为止，虽然海军已经重焕生机和活力，但是皇帝已经不给这支海军提供同敌人作战的机会了”。英帝国也借以保持住了它无可替代的海上霸主地位。
研究海战的目的往往是试图从参加这次战役的各方的军事计划和方法中获得有用的东西，尤其是他们所关注的整个战争，或者从这场战争中各个阶段的总指导中得到一些经验。同样，在使他们作战从始至终具有连续性的战略目标中，以及在这场海军战役中起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的战略部署中，他们指望能够找到想要的东西。在那个时期，甚至是现在，我们都必须承认特定的战役对战术的指导作用，这也是本书前部分想要达到的目标之一。值得肯定的是，就像历史上所有的战术体系一样，它们有各自的时代和鼎盛时期，它们对于研究者的作用，不是提供可以模仿的模式，而是进行心理训练和战术思想的养成。另一方面，一些大规模的战争战前的准备活动，或者是通过熟练积极的组合行动，而达到不费一兵一卒取得战争胜利的结果，取决于一些比那个时代武器更加永恒的因素，这样的活动所展现的战略原则才能给我们提供更加持久的战略价值。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战争，即便这个目的是为了占领某一个特定的场地或是阵地，而直接进攻这个地方，从军事的观点来看，这并不一定是获取它的最好途径。所以，军事行动的目标不一定是这个参战国政府的目标，从这点来说，这种目标便可以称之为攻击目标。在对任何一场战争进行研究时，首先，有必要向学者交代清楚每个交战国所图谋达到的目标；其次，必须认真考虑他们所选择的攻击目标，在获胜的前提下，攻击目标是否会达到交战国政府的真正目的；最后，必须研究为了达到攻击目标所采取的战争方式的优劣长短。进行这种考察的精确程度完全取决于考察者自我设定的范围。但是，如果能够在进行一次比较详尽的讨论之前，规划出一个不显示细节而仅仅显示主要轮廓的提纲的话，对弄清楚所调查问题的始末会有很大的帮助。当完全掌握了提纲之后，细节便很容易搜集并得到说明。
在这里我们努力提出这样的提纲，也只有这样的提纲才会符合本书的范围。
1778年海战的主要参战国分为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大不列颠，另一方是控制着法国与西班牙的波旁王朝。此时北美殖民地的人民正在与其宗主国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所以他们非常欢迎这一件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常的大事。接着荷兰被英国带进了这场战争中，结果是荷兰人一无所获，还失去了很多。美国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让他们的国家从英国人手中挣脱出来。除了一些能够骚扰敌人的巡洋舰以外，他们在海上力量方面非常匮乏，所以他们必然将力量放在陆战上。这就构成了对盟国十分有利的牵制性行为，极大地损耗了英国的有生力量。然而，英国完全有能力放弃这场博弈并立即停战。另一方面，荷兰不用考虑陆上进攻的威胁，由于得到了同盟国海军的援助，除尽可能地避免损失外，他们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愿望。因此可以说，这些小国参战的目的是为了终止战争，而主要的参战国则希望继续战争来改变某些状况。
英国参战的目标也非常简单，它跟这个最有前途的海外殖民地进行了一场非常可悲的争吵，这种争吵步步升温，直到它受到了来自于这片殖民地的威胁。当曾经心甘情愿追随它的追随者离自己而去时，就只能通过武力控制他们了。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阻止那些海外殖民地的分裂活动。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英国的辉煌同这些海外殖民地是密不可分的。法国和西班牙都以反殖民事业的积极支持者身份出现，但这并没有改变英格兰的目标，尽管它的军事计划发生过变化，随着敌人队伍的不断壮大，英国感到来自殖民地的危险。就其战争目标而言，英国的战术完全是防御性的，他们怕失去的太多，所以竭力保持现状。通过驱使荷兰参战，英国便有了军事上的有利条件，因为在对手力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好几处至关重要的商业和军事阵地由于防御薄弱而向英国的军队敞开了大门。
法国和西班牙的军事目的比较复杂，传统意义上的敌意和为近期军事行为的报复欲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像在法国，沙龙与哲学家对殖民地争取自由的行为非常同情，甚至还集会声援他们。尽管这种行为会影响国家的行为，但只有采取某些恰当的行为满足他们时，法国才能重新有希望获得北美洲的领地。然而，当时生存在那里的居民对昔日与法国的对抗还记忆犹新，他们断然不会接受加拿大的建议。在革命时期美国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对法国人极其不信任，但是这一点在法国给予殖民地较大的同情和援助之时，被美国人的感激之情冲淡了。不过，法国人感知到的是，假如重新获得以往的权力，就有可能促成和英国的和解。因为一些有远见的英国人一直在提倡通过适当的让步让这种同族之间重归于好，所以法国人从来没有承认，或者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目的。相反的是，法国正式宣布放弃它过去在北美洲的权力，但坚持在占领和收复西印度群岛的任何岛屿时将行动自由，这便是使它让步的条件。当然，英国所有的其他殖民地可以随其进攻。因此法国在这里的主要目的是获取英属西印度群岛，以及对已经落入英国人手里的印度的控制权，还有在适当的时候促成美国的独立。随着排他性贸易政策成为那个时代的特点，丧失掉一些重要的领地被认为是削弱了英国的商业贸易，随着英国的衰落，法兰西开始强大起来。事实上，法国的目的便是想要扩大战争的规模，所有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要在海上和政治上都压倒英国。
同样衰弱且没有活力的西班牙王国也想同法兰西一样超越英格兰，然而，西班牙王室所遭受的屈辱和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在盟国的广泛意图中却不那么容易被发现。虽然当时的西班牙人没有人能回忆起它的国旗飘扬在梅诺卡岛、直布罗陀或牙买加上空时的情景，但是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冲散这个民族的骄傲和顽强的活力，他们并不甘心于失败。对于美国人来说，美国人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西班牙试图恢复佛罗里达半岛和佛罗里达群岛的主权的反抗。
上述这些就是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所追寻的目标，它们的介入使美国独立战争的整个性质发生了变化。毋庸置疑的是，这些目的性不会在公开的行动中或者借口中表露出来，他们绝不会承认自己投入战争是出于敌意。然而，当时在英国舆论界就敏感地注意到了法国宣言中的某些字句，简短的几句话就勾画出了两个波旁王朝联合行动的具体原因所在：“为各自所受到的屈辱报复，为结束英国强行建立起来的暴政帝国及其在海洋上保持的各种权力。”简而言之，这场战争中为了这些目标，同盟国采取攻势，英国则处于防御的地位。
英国被法国和西班牙指控为专横跋扈的帝国，并不单单是因为它的海上力量，还包括它的商业和武装航运业，遍布世界各地的贸易机构、殖民地、海军基地等。直到此时，它依靠炙热的感情和强烈的欲望，利用本国的贸易关系，并通过它优势的海军提供的保护，使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由于美洲大陆的殖民起义，英国海上霸权所依赖的庞大的网状交通线已经出现了裂痕，尽管它与西印度群岛之间还有各种贸易往来，但这也即将受到战争的摧残，也使这些岛屿对英国的态度大为改变。这场斗争不仅仅是出自政治上的占有和商业上的利用，还包含着一个更加重要的战略问题，那就是到现在为止，英国一直在利用它强大的海上霸权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活动，并且从未受挫。它在大西洋沿岸，把加拿大和哈里法克斯与西印度群岛联结起来，并得到了居民的大力支持，现在的问题仅仅是英国该不该占领和控制这些海军基地。
海军基地是英国海上防御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它难以控制这些海军基地时，西班牙和法国就会乘虚而入。这两个国家会组织一支足以和英国海军相抗衡的军队，在一个被自己宣称已有的地盘上同英国短兵相接。跟这个海上大国火并的时候已经到来，现在的问题就是选择进攻地点，进攻者应该将主要的力量安排在主要的军事目标上，至于那些次要目标，所要做的只是干扰它的防御，分散它的力量。
作为那个时期法国最聪明的政治家，托各特认为，美洲的殖民地要是不能获取独立的话将更加有益于法国。如果说起义是因为弹尽粮绝被镇压下去的话，它们的力量将对英国没有影响；如果控制点是被军事占领降服的，而且这些殖民地的实力还没有被完全削弱，那么它就可能接二连三地骚扰宗主国，这会继续削弱宗主国的力量。尽管这一主张并没有在法国政府的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法国政府也的确希望美国获得独立，但这种意见却反映了这场战争的政策产生影响的真实情况。如果对美国有效的援助是法国人的真实目的，那么美洲大陆便成了天然的军事战场，而大陆上主要的军事据点便成了进攻目标。但是法国并没有那么好心，它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造福美国，而是为了打击英国。正确的军事判断指出，这场发生在大陆上的战争，不但不会结束，反而越来越激烈。到现在为止，这场战争已经完全为法兰西钳制，使英国不能自拔，法国人能够提供的援助只要能够维持起义者拼死反抗英国人就行。所以，美洲的这13个陆地不会是法国的主要军事目标，这点用在西班牙身上一样。
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价值让法国人垂涎已久，法国人凭借着自身灵活的社会条件和适应能力，已经在那里占有了大片殖民地。当时法国不但占有小安的列斯群岛的瓜德罗普与马提尼克，还占据了斯塔卢西亚和海地的西半部。法国很有可能通过军事上的胜利进一步控制英属安的列斯群岛，那样的话，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热带大属国便形成了。为了保持同西班牙的合作关系，这个属国中不包含牙买加，但是为这个实力弱的同盟国夺回这个岛是很有可能的。
然而，无论这个小岛多么理想，对于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军事占领完全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所以就其本身而言，它并不是十分合适的军事攻击目标。法国政府严禁海军官员占据这些能够占领的地方，他们一般在俘获了这里的留守部队后，摧毁各种防御措施便离去。在罗伊堡的极佳军港中、马提尼克、开普弗朗西斯、坚固设防的盟军港口哈瓦那，一支规模不小的舰队都能找到条件优越的基地便于补充。而斯塔卢西亚早期的严重损失是法国舰队的管理不当和英国海军统帅的能力不足造成的。在西印度群岛，各交战国家发现占领这些地方并不能增加他们的军事力量，反而占领后还要分兵去保卫它。为了进一步扩大领地，获取海上的霸权便成了首要任务。这并不仅仅是在某一个区域内，而是在整个战争领域里。否则，即使占领了这些地方，也是不稳定的。除非动用一支庞大的军队来占领，但这样付出的代价便远远超过了目标的价值。因此，西印度群岛的关键在于舰队，舰队成为这场军事活动的真正目标。由于西印度群岛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正军事用途，它们在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充当了中介性基地，当陆军进入到冬季作战的时期，这些舰队就退回港口。除了英国人夺取斯塔卢西亚和1782年西班牙准备攻打牙买加的计划落空之外，在西印度群岛的陆地上并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侵略性行动。在通过战斗或者是集中兵力取得海上霸权之前，并没有哪一个国家完全意义上进攻过一个港口，比如巴巴多斯，或者罗伊堡。在这里重申一遍，左右战争形势的关键是舰队。
华盛顿和亨利·克林顿爵士在之前已经提到过海上力量和武装舰队。如果把它单独作为一个战场而言，在沙弗伦战役的条目下，虽然东印度群岛的形势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过，但是我们这里还要重复论述一下，那里的一切都取决于对海上的优势控制。对没有基地的法国舰队而言，占领亭可马里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就像占据斯塔卢西亚一样，这是一个意外收获。本来应该是只有在击败对手或者在对方的舰队没有迎敌时，这种机会才能出现，而法军在此刻正好捡了个大便宜。在北美和印度，正确的军事政策指出，真正进攻目标的敌军战舰非常依赖其与本土的联络。还有欧洲战场，把它作为一个孤立的战场分析研究是极为不合理的，因为它与整个战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十分肯定的是，在欧洲只有两个重点：直布罗陀与梅诺卡岛，这也是这场战争唯一的目的。由于西班牙的强烈催促，直布罗陀完全成为同盟国的进攻目标。显而易见，对这两个地方的占据都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
在一次海战中，有两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是位于海岸线的基地，军事行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另一个是要有一支海上舰队，它的规模和海军的素质都要同这次军事行动相协调。如果这场战争跟前面提到过的一样，在距离本土很远的地方展开，那么，每个遥远的地区都要有可靠的港口，作为局部战争中的临时性基地。在这些基地和本土之间，必须要有稳定的、安全的交通线，而它则完全取决于对这片海域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必须要由这个国家的海军来实施，要么是驱赶来自各方的敌舰，从而使本国的船只顺利安全航行；要么通过武力为船队护航，这些提供军事补给的船只在远距离作战中是非常必要的。前一种方法要求将这个国家的海军力量扩散到非常宽广的领域，后一种力量则是将力量集中在运输船队指定时间内航行的局部海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需要动用军事力量在航线上隔一段距离就要控制一个港口，比如好望角、毛里求斯，这样的话，无疑将进一步加强其交通线。像这样的据点在以前必不可少，现在更加显得重要了，因为比起以前的供应补给，现在的油料补充要更加频繁。这些国内外据点的配合和它们之间交通线的状况，可以称之为一般军事形势的战略性特征，我们根据这种特征，就能够确定军事行动的性质。在欧洲、美洲和印度这三个战场，都将对海洋的控制作为决定性因素；敌军的舰队被指定为真正的进攻目标。现在，让我们把前面的各种考虑运用到战争的各个领域中去，看看同样的结论对整个战场的适用程度究竟如何。如果适用性强，那么参加战争的每一方作战活动的本质又是什么。
在欧洲，英国本土基地在英吉利海峡沿岸，有两个重要的军需库——普利茅斯与朴次茅斯。同盟国的基地在大西洋沿岸，主要的军港是布列斯特、费鲁与加的斯。在这三个港口后面，还有位于地中海的塔兰与卡塔赫那造船厂。它们和英国在梅诺卡岛上的基地马翁港遥相呼应。但是马翁港可以不作考虑。因为在整个战争期间，它被划作一个防御部分，而英国舰队没法抽调出任何一支力量来地中海。相反的是，由于直布罗陀特殊的地理位置，可以用来有效地监视来自直布罗陀海峡的分遣队或者增援部队，所以它可以作为承担监视任务的基地，但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实现。英国的欧洲舰队被死死拖在了英吉利海峡，主要用来防御本国国土，偶尔为直布罗陀送去得以维持部队生存的给养。而马翁港和直布罗陀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马翁港在当时来说并不是非常重要，直到战争后期，根本没有被同盟国所重视，经历6个月的围困后便被盟国攻占了；而后者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战争一开始便吸引了同盟国的大部分火力，因此也有力地钳制住了同盟国的兵力，这点对英国非常有利。
在北美洲，战争刚刚爆发，纽约、纳拉甘西特湾以及波士顿就成了局部性的战争基地。当时前两者被英国人占据，从其位置、防御可靠性和资源来看，它们应该是北美最大、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唯独波士顿落入了美国人手里，这就成了同盟国的一张王牌。从战争的实际进程来看，1779年，英国的主要作战活动已经转移到了南部各州，所以波士顿已经处于战局之外，而且从波士顿的地理位置来看，它在军事上也变得不重要了。但是，如果采用控制哈德逊和尚普兰湖一线来孤立新英格兰，并将军事主力全部集中到东线的话，我们将看到纽约、纳拉甘西特湾及波士顿这三个港口对战争的胜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纽约的南面，特拉华和切萨匹克湾成了为海上提供支援最具有诱惑力的战场。但是海湾入口处的宽度、海区附近缺乏适合防守的据点，以及地面部队为占领更多的地方而导致的大范围分散，加上在那一年大部分的时间里，一些士兵水土不服，使它们在最初几次战役中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没必要将它们归类于战争的局部性基地之中。在美洲大陆的南端，英国人被从人民中得到支援的幻想所迷惑，指望在那里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即使是在最南部，那里的人也绝大多数喜欢自由的生活，正是这种思想阻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政府，按照英国人的经验，他们遭受到了这个政府的压迫。然而，英国人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南部人民的造反上，这无疑是非常不幸的。查尔斯顿是这场战争中的另一个局域性基地，它在第一批英国远征军在乔治亚登陆18个月后，落入英军之手，时间是1780年5月。
在这场战争中，西印度群岛的局域性基地已在前面的论述中被我们提到，而属于英军的有斯塔卢西亚，还包括影响并不深远的安提瓜。在下风的1000英里之外就是牙买加岛，在金斯顿拥有一座能力十分巨大的船厂。同盟国按照战略次序，先后占领了马提尼克的罗伊堡以及哈瓦那，其次才是瓜德罗普与开普弗朗西斯。当时对战略形势的一个控制特征便是信风，以及随之产生的洋流，这些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也是非常重要的。克服种种障碍，占据有利的上风，对于单舰或者庞大的舰队来说都是困难重重的任务。能够理解的是，船队只有在自愿或者确认敌军也在驶向同一方向的时候才会驶向这些西部岛屿，就像罗德尼那样，在圣茨战役之后，当他得知法国舰队已经驶向开普弗郎西斯时，他便率领舰队驶往牙买加。风的状况使得向风群岛或者东边的岛屿成为欧洲和美洲之间自然交通线上的战略要点。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在两个战场之间，在大陆与小安的列斯群岛之间，有一片广泛的重要海域，在这个海域内，除非是某个交战国的海军实力非常强大，或者在某一侧翼具有决定性优势，否则就没有把握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1762年，当英国人依据强大的海上实力占据了所有的向风群岛时，它肆无忌惮地吞并了哈瓦那。但是从1779年到1782年，法国在美洲的海上力量和法国对向风群岛的占有情况几乎跟英国平分秋色。这就使得哈瓦那的西班牙人能够随意进攻位于上述重要海域内的彭萨卡纳和巴哈马。
因此，像马提尼克与斯塔卢西亚这样的军事基地对战争来说，就比牙买加、哈瓦那和其他背风的岛屿具有更大的战略优势。他们控制牙买加、哈瓦是由于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通过它们向西航行比返航要快得多；而在大陆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些要点和这些岛屿之间的距离实际上差不了多少。被称为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大部分岛屿都同样具有这种优势；而位于最上风的巴巴多斯小岛则更具有特殊的优势，不但有益于进攻，而且有益于防守，敌人的大型舰船即使从罗伊堡这样近的港口出发，也很难靠近它。人们永远要记住的是，曾经准备开赴巴巴多斯的远征舰队由于信风的暴虐被迫停在了圣基特。在当时条件下的巴巴多斯，特别适合作为英国进行战争的地区性补给站，也可以作为通向牙买加、佛罗里达，甚至于北美的交通线上的沿途避难港，更加适合于成为英国参战的局部性军需供给站；与此同时，可以用武力控制住逆风100英里开外的斯塔卢西亚，将它作为一个舰队的前哨基地，密切地监视罗伊堡的敌人。
印度半岛的状况明显地说明东海岸或者科罗曼德尔可能成为战场，这是由半岛的政治状况决定的。亭可马里位于毗连之岛锡兰之上，虽然状况不是很好，却是一个非常优越的防御港口，所以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而其他所有的锚地都在海岸线上。从这个地区的形势来看，这一地区的信风和季风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价值，从秋分到来年的春分，经常刮东北信风，而且时常风力很大，巨大的浪花拍打着海岸线，这时候登陆就变得十分困难；一旦到了夏季，盛行的风向就来自西南方，海面相对平静，天气也晴朗。9～10月份的季风更替常常伴着猛烈的飓风，从这时起到东北季风的平息，不要说是出港作战了，就是把舰船停在岸边都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亭可马里是唯一能够退居的港口，在天气较好的季节里，它处于主战场的上风，因此，它的战略价值是独一无二的。英国人在西海岸线上占据了印度的孟买，但是孟买港离得太远，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局域性基地，就像法国的毛里求斯与波旁岛一样，孟买应该是同宗主国相连的交通线上的第一个港口。
以上所说的就是交战双方在国内外的主要补给点和基地。需要强调的是，那些海外基地一般都资源匮乏，而这恰恰是构成其战略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海陆军的军需和装备，以及在海上所需的食品都需要本国来运输。波士顿可能是这种断言的例外，它的周边非常富庶，居民也很友好；哈瓦那也是个例外，当时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军弹药库，许多舰船都是在那里建造的。但以上两个基地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都离本土太远。
美国向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推进太多，以至于跟邻国索取资源过于迫切，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收获，而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远距离港口又完全依赖本国的供应，所以说，战略交通线的问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拦截一支大的供应舰船是仅次于消灭一群战舰的军事活动。在很多备受关注的军事目标中，动用足够的兵力护航或者让其逃避敌人的追捕，则需要政府和海军统帅手头有足够用的战舰以及他们的判断力。坎彭菲尔德23的杰出才能和北大西洋的德·吉尚24的手足无措，再加上一股大风让德·克雷斯在西印度群岛的处境异常艰难。在印度洋的沙弗伦由于在大西洋的小股运输船队被劫掠，也遭受了类似的打击，后者利用巡航舰成功地捕获了英国的供应船，将功折罪，并打乱了对手的部署。因此，只有海军才能确保或者袭击这些至关重要的交通线，而海军也关系到整个战争的延续，对于它的各个部分我们已经做了详尽的叙述。海军将整个战争联系在一起，从而被交战双方视为最需要的进攻目标。
从欧洲到美洲的距离虽然远，但是还没有到非得在中间设立供给港的地步，如果因为种种无法预测的原因而出现了困难的时候，只要不与敌人碰面，就可以返回欧洲或者在西印度寻找一个友好港口休整。这种情况与经过好望角去印度的航行大相径庭，比克顿于2月率领一支护航船队离开英国，至9月抵达孟买，被认为战绩卓著；而同样热情洋溢的沙弗伦于3月起航出发，花费了相同的时间抵达了毛里求斯，再从那里起航到达马德拉斯又花去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这样一次长时间的航行，除了停下来补充淡水和新鲜食品，还要经常对战舰进行维护，当舰船上的储备可以提供这些必要的材料时，还需要一个可供维修的港口，所以说一条好的交通线需要好几处分布合理、防御充实、补给丰足的港口。就像英国目前在它的一些主要贸易通道上所控制的港口一样，这些都是在历次的战争中收获的。
在1778年战争中，之前没有任何一方拥有这样类似的港口，直到荷兰同意把好望角让给法国人控制，并且得到沙弗伦及时的巩固和加强。由于毛里求斯和亭可马里都在这条航线上，同盟国与法国之间的交通线得到了非常合理的保护。英国虽然占有圣海伦，但是为了维修和补给其驶向印度的舰队和在大西洋上的运输船队，它必须依靠中立国葡萄牙提供的马德拉岛与维德角岛以及巴西港口。在防御方面，中立确实不够可靠，就像在约翰斯顿与沙弗伦之间于维德角的那次遭遇战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但是那里的确有几处可以提供休息的地方，而且敌人根本不知道使用了哪个地方，这种隐蔽性本身就是一种保护。如果说那位军官能够正确地派遣手中的军队，就像约翰斯顿在普拉亚港那样。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情报从一个点到另一点非常缓慢且不可靠，面对这样一场战争，让敌人疑神疑鬼、无所适从，总比小规模的防范要有效得多。
就像前面说的那样，有用港口的组合以及它们之间交通线的状况，构成了整个战争局势的主要框架。作为把各个部分连接为一体的有组织的力量——海军，已经被指定为军事进攻的主要目标，而为了达到某种军事目标采取的战争方式和所依据的原则依旧值得我们思考。
在讨论这些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地提及一个海上特有的并且影响下一个讨论的条件，那就是，获取情报是非常困难的。在陆军穿过的地方住着或多或少的固定居民，而且他们在行军途中会留下足迹，但是舰队经过的地方都是在茫茫海洋上，所经过的地方就连飞鸟也会四散逃离。他们也不是静止不动，船队经过时溅起的浪花或者若隐若现的信号旗就能暴露他们的行踪，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让我们判断他们的航行路线。追逐的船队或许一点都不了解被追逐者，而被追逐者有可能在几天前或者几个小时之前就通过了这个地方。最近，通过对海上风向和洋流的仔细研究已经揭露了某些具有一定优势的航线，那些小心谨慎的海员会沿着这种航线航行，并对被追逐者的活动做出推测。但是，在1778年，还没有如此齐全和准确的情报，即使收集到了这些情报，为了防止敌人追捕或者埋伏，通常会将这条捷径放弃。在这种捉迷藏的游戏中，优势在被寻找的一方，因此，监视敌人的出海口，并在敌舰进入大海前就停止追捕，这种战争策略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完成这种监视，那么最好的策略就在赶在敌人之前到达敌人的目的地，在那里以逸待劳，而不是去监控敌人可能会经过的路线。当然，这也暗示了敌人的意图，所以有时候并不会有所收获。在同约翰斯顿角逐时，沙弗伦的行动从战略上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在他进攻普拉亚港和急速奔向他们共同的目的地时的作战行动同样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罗德尼在1780年和1782年两次都没有成功地拦截住通往马提尼克的护航队，这就说明，即使知道了敌人的来临和抵达的地点，要设伏的话也是困难重重。
每一次海上远航都有两个地点是始终固定的，就是起点和终点。敌人也许不会知道终点，但是在起航之前，港口里突然出现一支海军并且蠢蠢欲动是可以通过观察得知的。对于战争的任何一方来说，拦截这样的军事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防御方来说尤其重要。因为防御方有很多容易遭受攻击的据点，他们根本不知道敌人会进攻哪里。而进攻方则刚好相反，如果能够有效地麻痹对手的话，它完全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在什么时候，如果一支船队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港口里被分离开来，那么封锁它的重要性就会更加明显。当某一个船厂的设施不能够在既定的时间里休整数量众多的舰船，或者像现在提到的这场战争一样，当同盟国提供各自的分遣队时，便十分可能出现上述的那种情况。为了阻止它们的会合而进行的远征就变得意义非凡。从它的名称上来看，我们假定防御的一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那么把敌人分而歼之便是上上策。1782年，在斯塔卢西亚的罗德尼，密切监视着位于马提尼克的法兰西特遣舰队，防止它们和西班牙人在开普弗朗西斯会合，这就是一个正确选择战略位置的例子。如果说岛屿的独特地理位置能够让它处于法兰西人和他们的目标中间，而不是他们的后方，事情就比预想的还要好了。
作为弱者通常是采取守势的，想把所有敌人驻扎的港口都封锁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先天性的弱势根本达不到这种目标，这也是跟战争原则相冲突的；如果他们能够果断地放弃这种想法，并在某一个或者两个地点集中优势兵力，从而决定该封锁哪些港口，放弃哪些港口，在充分考虑了战争状况、士气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后，这个问题就会贯穿战争的整个过程。
1778年的英国也担当了防御方的角色。“英国的海军应该和波旁王朝的联合舰队不相上下”，这是英国海军在最强大的时候海军当权者霍克及同伴的格言。英国海军的整体素质很高，并且还可以吸收大量的人口来扩大海军实力。但是在最近这几年，这种预防性的举措却没有再出现过，而失败是由于内阁的办事效率低还是和平时期代议制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有误，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事实是，法国和西班牙参战已经成为可能，而英国在海军上的数量处于劣势。但从局部的战略特征、本土和国外的辅助性基地等方面来看，总体上的优势仍然在英国一方。英国的海上力量虽然不是那么强大，但是从战略效果上来看，它的地理位置更加优越，非常具有战略性。不过，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对战争本身而言只能屈居第二，从军队和舰队力量上来看，它还是处于下风。因此有效地利用这支处于劣势的舰队，首先到海上去，在海上占领有利的位置，并摆开阵势，抢在敌人会合之前扰乱他们的交通线，用主力部队与敌人的分队抗衡，彻底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
显而易见，除了美洲大陆之外，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战争的维持都要依靠宗主国和与之相连的交通线。如果英国能够不遗余力地利用自己的海上实力扼杀美国的商业和工业的话，打败美国也是有可能的，虽然不是通过具体的军事行动，而是让对方弹尽粮绝；如果英国的海军能够摆脱同盟国的钳制，它就可以动用这支力量来对付美国；如果英国人能够取得不是物质上而是精神上和士气上的优势的话，它就能摆脱同盟国的纠缠。在这种理想的状态下，早就负债累累的同盟国只能一无所获地退出这场本来英国处于劣势的战争。而要取得这样的优势只能通过战争的手段获得，尽管英国海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是他们海军的能力、物资的来源都优于同盟国，只要政府能够有效地利用这种力量，就能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如果将英国的战舰分散到全世界的各个领域，指望它们保护所有的基地时，难免会被各个击破，这种优势便成了镜花水月。
影响战争形势的关键是欧洲的造船厂。如果能够向之前证明的那样，英国如果不能在大陆上挑起一场战争来对抗法国，那么它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法国的海军并将其彻底消灭。要找到这支海军，本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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