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与洞见: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麟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常识与洞见: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研究试读：

引言

胡适早年即“暴得大名”，他自青年时代起就广受关注。唐德刚先生对此有一段妙论——“他底一生，简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条金鱼；他摇头摆尾、浮沉上下、一言一笑……在在都被千万只眼睛注视着。稍有一点关于‘胡适’的小故事，在报章杂志上不是‘头条’，[1]也是‘花边’。”此外，“胡适”也是学界一个不易处理的题目：前些年是贬多于褒，近几年则褒多于贬；趋势虽然明显，争议仍然存在。[2]研究胡适的论文与专著，数量之多，也诚为现代学人中所罕见。选择这样既存争议又是热点的人物为研究对象，且同时以颇为敏感的“言论自由”为研究主题，是笔者的一次大胆“尝试”，实有如履薄冰之感。

一、认知“熟悉的陌生人”

1956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曾就批判胡适一事指出：“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3]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其实随着思想解放的步伐，在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时，大陆就出现了一批重新评价与研究胡适的论文，学术史上的胡适开始不再被忽视。随后20余年的研究，胡适的“本来面目”亦日渐清晰。

尽管如此，不少人对胡适其人及胡适思想的认知依然存在偏差。徐宗勉先生就指出：“胡适研究近二十年来已有了很大的进展，研究本身也越来越客观，基本上做到了实事求是。但正像大家所指出的，这仅是学者中的情况。至于社会上一般人，甚至一些文化工作者和政府官员，还远没有脱离过去错误地全盘否定胡适的影响，仍然视胡适为‘买办文人’或其他什么反动人物。他们有的是不知道历史——正像我当年也跟着‘批判’胡适是出于无知一样——有的则是有顾虑，总之是不了解或不敢承认胡适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中国新文化建设上的巨大功绩，以致为了抹去胡适而公然歪曲历史的事也时有所[4]见。”此言非虚，针对1999年版《辞海》“胡适”词条的批评即是一

[5]例。

具体到“胡适的言论自由思想”，则更是一个认知盲点。与他的其他理念相比，胡适的言论自由思想不仅不广为人知，且更易遭人误解。1962年3月2日，胡适辞世后的公祭之日，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胡适与言论自由》就指出此点：

思想界巨人胡适先生逝世，转瞬一周，这一周来的报纸，连日刊载对胡先生学术、道德、文章的颂扬文字，胡先生的身后，也可算得备极哀荣。我们发现这些文字，似乎对胡先生关于言论自由的见解，尚少人提及……在不同的场合，胡先生曾经就言论自由这个题目说了些在表面上看上去好像不甚相同，甚至显得有点前后矛盾的话，以致一部分人感觉到他与权威挑战而不安，另一部人则感觉他与权威妥协而不喜。事实上，胡先生仍然是一贯的，他只是对这个尖锐而容易引起争辩的题目采取了一种较为中和的立场。他明知这种立场是两不讨[6]好的，他却始终坚持。

时至今日，依旧少人提及。内地新闻学界尤是如此，对胡适争取言论自由的实践以及相关理念的了解程度，堪用“熟悉的陌生人”比拟——看似知晓，实则未知。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起，内地的“胡适研究”日趋升温，耿云志先生剖析其原因有二：一是“道义方面”的，即过去对胡适的批判是过分的，是不公正的；二则是“一种客观需求”、“一种时代的回[7]应”。对此，笔者深以为然：胡适的一些主张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当日或许不合时宜，但在安定有序建设现代化的今天却能凸显价值。其中，胡适在言论自由方面的理念，对学术与实践都富有启示意义。由于意识形态的遮蔽以及系统研究的缺失，至今仍被误读乃至忽视。对此，我们更应予以关注，充分发掘历史资源的现代价值。

譬如：胡适主张“自由”应区分“私人立场”和“政府立场”。这一否定“绝对自由”的论述当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个私人尽可以一面绝对不信宗教,一面又可以主张“最大量的自由和涵忍”。可是一个政府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新时代,是不能迷信那18世纪的绝对自由论的。在绝对自由论之下,吸鸦片也是个人的自由,打吗啡也是个人的自由。然而现代的政府大都明白这种自由是不应该受保障的了。在同样的逻辑之下,如果一个政府承认某种宗教迷信是有害于国民的理智的健康的——正如鸦片有害于国民的身体的健康一样——那么,那个政府对于这种迷信应该有“合理的检查”,应该有相当的取缔。这不是“打倒一切宗教”,也不是“包容一切”。这不过[8]是二十世纪的政府对人民应该的一种责任。

又如：胡适强调言论自由须负责任，曾于1933年正式提出“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这一理念含有深刻的“责任伦理”意蕴，至今仍有“纠偏”意义。

言之必可行也，这就是“无所苟”，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凡立一说，建一议，必须先把此说此议万一实行时可以发生的种种结果都一一想像出来，必须自己对于这种种结果准备担负责任。这才是立言无所苟。不能如此的，都是不负责任的废话。作政论的人，更不可不存这种“无所苟”的态度。因为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结果……不能如此的，只是白日说梦话，盲人骑瞎马，可以博取道旁无知小儿的拍手欢呼，然而[9]不是诚心的为社会国家设计。

梳理胡适的言论自由思想、提炼其中具有现代价值的理念，意义何在？换言之，为什么要走近并认知这一“熟悉的陌生人”？概而言之，是为我们的历史记忆能趋向完整。

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如果缺乏足够的历史记忆，则难以具备良好的行动和辨别方向的能力。古罗马哲人西塞罗曾云：“人若不知出生以前发生之事，则将永如幼童。”的确，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的记忆，知识的积累、进步必须以记忆为基础。若是涂抹或遗忘历史，很可能出现19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的“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的状况。

就胡适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而言，袁伟时先生举过一个例子：80至90年代，有人热衷鼓吹新权威主义，翻翻《独立评论》，看看其中辩论民主与专制的资料，你就不觉其新了……说句老实话，近二十年不少热闹一时的争论，不仅论题绝大部分与上半个世纪重复，深度也远不如前。因此，他建议中国知识阶层“要成熟起来，读一读这些[10]历史资料大有好处”。所以，今天亟须以平和的心情、客观的态度、在适当的距离之下进行研究，使我们的历史记忆趋向完整。

为此，我们应该尽量去了解历史的细节，它们往往会使人更加理解历史的脉络与轮廓。流逝的时光以及其他力量，虽然不能完全尘封思想的光芒，但其模糊细节的力量不容忽视。譬如：胡适亦有“金刚怒目”之时，在《双十节的鬼歌》一诗中发过“推翻这鸟政府”的议

[11]论。此诗算不得好诗，但如此直白地对当时的衰朽政治表示不满；纵使峻急如鲁迅先生，恐怕也不会明说。不过这样的细节，在以往对“胡适”形象的建构中几被湮没。

大哲学家斯宾诺莎曾说：我们研究过去时，“不必赞许，不必惋惜，也不责难；但求了解而已”（Smile not，lament not，nor condemn；but understand）。因此，本书选择这一论题，意在立足史料的基础上，钩沉细节、梳理脉络、提炼要点，力求客观、整体、透彻地分析和呈现胡适的言论自由思想，以期相关的历史记忆趋向完整，进而能对当下有所裨益。

二、以评判的态度“回到胡适”

胡适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据枢纽地位，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在许多思想和学术领域内——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等——有人亦步亦趋地追随他，有人引申发挥他的观点和方法，也有人和他从容商榷异同，更有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12]他施以猛烈的批评，但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对[13]胡适思想的研究、批判，上个世纪20年代末即已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些共产党人在严肃批判的同时，仍持一种比较公允、客观的态度。如1937年3月，胡绳在《新学识》上发表《胡适论》一文，指出：“正如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他的思想中的进步处，我们也不应当过分夸大他的缺点”；“而且比较起有些买空卖空的‘学者’‘政客’来，倒还是胡适的遇事不苟且，尊重事实，注重具体问题这种态度是[14]值得在战斗中间学习的”。

新中国成立后，大陆有两次胡适批判高潮，第一次始自1951年11月，以“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改造运动”的形式出现，第二次则始自1954年11月，导火线是当年9、10月间的“红楼梦事件”。这两次运动中发表了大量的批胡文章，仅1955年三联书店就出版了厚厚8辑的“论文汇编”——《胡适思想批判》，近196万字。不可否认，其中绝大部分文章存在严重的简单化、片面化毛病，丧失了新中国成[15]立前那种严肃而又不失客观公允的姿态。

胡适思想不仅在大陆被批判，而且在台湾也遭受“围剿”。1958年，在胡适返台定居前夕，出现一本名为《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该书滥用“学术研究”之名，收录《胡适的领袖欲》、《请看空前的胡博士和我怎样佩服他的理由》等文章4篇，对胡适进行人身攻击和谩骂。与大陆稍有不同的是，台湾在“围剿”胡适思想的同时，还出版了胡适的部分著作以及少量的研究文章。

台湾重新展开对胡适的研究是在其去世后的60年代。其中，较重要的有杨承彬（1966年）的《胡适哲学思想》、周策纵（1977年）[16]的《论胡适之的诗》、李敖（1980年）的《胡适研究》等。大陆批判胡适的余波绵延20余年，直到70年代末，胡适研究才开始“解冻”。在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时，一批重新评价与研究胡适的文章陆续发表，如耿云志的《胡适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易竹贤的《评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胡适》，皆以求实的精神肯定了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此类“重评”性质的文章，在80年代前期就有数百篇。耿云志（1985年）的《胡适研究论稿》；易竹贤（1987年）的《胡适传》，俱是大陆胡适研究的拓荒之作。

自“解冻”始，胡适研究领域一直欣欣向荣。大陆仅为胡适作传的就有易竹贤、白吉庵、朱文华、沈卫威（郭宛）、小田和季进、章清、罗志田、胡明、朱洪、刘筱红等人。还出现了专门的集刊《胡适研究》、《胡适研究丛刊》，迄今为止已各出3期。以胡适为研究论题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日渐增多，涉及到史学、哲学、文学、美学、[17]法学、外语、宗教学、文艺学、新闻学等诸多专业。

胡适在海外亦是受关注的研究对象。美国学者格里德（J.B.Grider）、华裔学者周明之（Min-chih Chou），曾分别以其为题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瑞典学者史雯（Marina Svensson）曾研究胡适的人权思想。韩国学者闵斗基、白永瑞、石元镐等亦曾探讨过胡适的自由主义理念。

以下将就与本选题相关度高的史料整理和研究论著两个方面，举其荦荦大端，略为陈述。（一）史料整理举要

1.信函

书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了解胡适生平以及思想的重要材料。

1979至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了一套3册的《胡适来往书信选》，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以“内部发行”形式供学人研究参考。正文部分收录胡适1915年到1948年的部分来往书信1346封，其中包括一部分电报和信稿、电稿；另外还收入胡适所存的其他书信、胡适的部分手稿，以及一些与书信内容有关、有参考价值的文件等等，分别编入附录一、二、三。限于当时的[18]研究水平，该书也留下了若干疵点。

1982年，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梁锡华根据《胡适来往书信选》选注的《胡适秘藏书信选》（上、下），其中收录信函354封。由于重新编排后，分类不够准确；而且对于信件原文也有若干删削；惟其如此，没有太大价值。

1994年，安徽黄山书社影印出版了由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共42册。其中，第18至42册系胡适与友朋等往来书信6000余封，不过基本都是大陆时期的。

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耿云志、欧阳哲生主编的一套三册《胡适书信集》。这是迄今为止海内外第一部系统整理的胡适书信集。编纂者广泛收录了海内外报刊、著述、回忆录以及藏于个人或机构中的胡适手札，共辑有胡适所写的书信1644封，时间跨度为1907至1962年，其中不少是首次刊布。该书按年月日的时间顺序，逐一编排，检索方便。不过仍有重要遗漏。譬如：1951年5月31日，胡适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四千余言的长信，这是研究其晚年政治理念的[19][20]一份重要文献。1997年2月，该信由台湾《联合报》刊布。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录有胡适写的6封信，该书也漏收。此[21]外，校勘校订方面略有瑕疵。

1998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由台湾胡适纪念馆主编的《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该书收录了胡适与杨联陞往来书札205通，分属两个时期：前期为1943至1944年；后期为1949至1958年，即胡适晚年流寓纽约的10年。余英时先生在序言中称：“所收双方往来书信札已十分完备，为中国现代学术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新资料。”2001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在内地的简体字版。

1999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由周质平编译的《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该书收录了胡适致韦莲司的函电、明信片175件。始自1914年11月2日，终于1961年4月23日。胡、韦二人关系是贯穿胡适一生极重要的一段友情与恋情，这些信件是研究胡适生平和思想一批重要的原始材料，有助于加深研究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生成理路。2001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在内地的简体字版。

2001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该书由万丽鹃编注、潘光哲校阅，是首部胡适与雷震之间的来往书札集。它共收录二人来往书信147封，起自1949年胡适在赴美的轮船上讨论《自由中国》的宗旨；止于雷震入狱后，胡适致函其妻宋英。编注者按时间顺序排列信函，注明了其中每一封信札的出处，并尽其所能地详细注解了信中所涉及的人物。通读这些信件可以发现：胡适对《自由中国》争取言论自由十分支持，并且强调要自己努力去争取；但认为在争取的技术上仍须改进。该书对于研究《自由中国》时期的胡适言论自由思想而言，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2000年夏季，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整理旧藏胡适藏书时，发现了部分胡适手稿和往来书信：（一）《说儒》的手稿（部分）、《四十自述》手稿（部分）、白话诗集《闲望》、澄衷中学日记、《科学史纲》、胡适抄录徐志摩日记；（二）1938年至1940年的中文书信、电报100余封，1932年至1946年的英文书信、电报130余封（多数为1938年）；（三）藏书题记；（四）当时学者、朋友所赠图书及文章，以及胡适[22]的照片等。2003年，清华大学出版社据此影印出版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其中中文书信116封，英文书信141封。

2.日记

日记是一个人私人生活、内心生活和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是研究人物的最原初的材料。胡适一生坚持写日记，其间虽有缺写和中断，但总体上是完整的。胡适的日记内容丰富：其中有读书治学、朋友交往的札记；有对社会时事的观察分析；有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记录；有诗文以及往来书信的存稿或摘要；在值得注意和研究之处，会附有剪报或相关文件；在需要印证和留念之处，还配有珍贵的图片。

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2册《胡适的日记》，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根据胡适遗留在大陆的资料整理而成。其中，有胡适早年在上海的《藏晖室日记》己酋第5册和庚戌第1册，1921年日记5册，1922年日记6册，1937年1月1日至6月21日、7月20日至8月2日、9月7日至10月19日日记3册，1944年1月3日至12月31日之间37天的记事。

1990年，为纪念胡适百年诞辰，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征得胡适长子胡祖望的同意和台北胡适纪念馆的授权后出版《胡适的日记》（手稿本），起自1921年4月，至于1962年2月21日，共18册，以影印原貌公之于世。

1994年，安徽黄山书社影印出版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其中第14卷包含《藏晖室札记》3册、《藏晖室笔记之一·小说丛话》、《胡适杂忆》和《日程与日记》。第15、16、17三卷是胡适1921年和1922年日记，以及1937和1944年的部分日记。

2001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一套8册的《胡适日记全编》。该书由曹伯言自1996年始，以“忠于原稿，保持原貌”的原则，耗时5年整理所得，意在“为读者提供一套完整清楚、使用方便的《胡适日记》”。不过仍有遗珠之憾，如1945年胡适日记的缺漏。

2003年，清华大学影印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载有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胡适日记——澄衷中学日记。起自1916年，比《胡适日记全编》中最早的《藏晖室札记》第5册早出3年多。虽然胡适在澄衷中学的时间只有一年，不过在此间的所知所学，对其言论自由方面志趣的形成作用甚大。因此，这一日记的价[23]值不可低估。

2004年，台湾联经出版公司以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为底本，又增加一些以前未收的新数据，推出一套10册《胡适日记全集》，这是目前最为完备的版本；此外附有一册人名索引，为使用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3.年谱

年谱是值得重视的史料之一。撰写年谱不易，仅就学术一项而言，理想的年谱“不但对于他的一生境遇和全部著作要有细密考证和心知其意的功夫,而且对于和他有特殊关系的学者亦要有相当的研究。对于他当时一般社会的环境和学术界的空气亦必须要有一种鸟瞰的观察和正确的了解,我们才能估计他的学问的真价值和他在学术史中的真[24]地位”。目前有三部可供参考的胡适年谱。

1984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由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共10册，300余万字，前后经过十五六年才定稿。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时，胡颂平即在该校读书，思想上直接受过胡适的熏陶；民国后期他在教育部工作时，亦与胡适多有接触；1958年4月至1962年2月，他担任胡适的秘书，是工作上、生活上是最接近胡适的人之一。余英时称他是“最有资格编写这部年谱的人”[25]。该年谱择要摘录、分年编入谱主50余年主要论学论政的文字；读者可凭此对胡适思想的发展历程获得较为清晰的认识。此外由于是长编初稿，没有太多删削，史料价值很高；其中有关胡适晚年占了近一半的篇幅，对其最后四年的工作、生活记述甚详。该年谱的缺点在于：其一，“在史料收集方面存在一种无可奈何的客观限制”，信札材料[26]不够丰富，同时“几乎完全没有触及任何未刊的日记资料”。其二，对报纸杂志上与胡适有关的重要文献也有疏漏。譬如：胡适于1961年11月16日在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表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27]社会改革》，招致台湾岛内文化保守人士的围攻，其中徐复观发表在《民主评论》第12卷12期的《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是[28]投向胡适的一枚重磅炸弹。遗漏这样重要的文献，不管出于“为谱主讳”或是其他的缘由，都是遗憾。其三，个别史实上或有出入。[29]1990年12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推出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修订版。

1984年，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还出版了该年谱的“副产品”——《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该书是胡颂平在他随侍胡适的岁月里，记录下来的胡适晚年“真正的历史”，其中包括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容，可与年谱互为补充，拓宽对胡适的认知。该书最新简体字版由北京新星出版社于2006年推出。

1986年，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出版了耿云志所著的《胡适年谱》。该年谱利用了胡适私人档案资料，尤其是当时未刊的来往书信；并且审慎考订、适当剪裁谱主的材料，较多地采用了能够反映谱主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谱主内在心理活动的材料。198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简体字版。

1986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曹伯言、季维龙编著的《胡适年谱》。该年谱则搜集了诸多报刊材料，包括一些对胡适的追踪报道。季维龙编有《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收录胡适中文著译2900多篇，比台湾徐高阮所编的《胡适先生中文著作目录》多1000多篇，曾为大陆的胡适研究起过开路作用。该年谱使用材料审慎，客观记录谱主的言行；缺点在于对台湾出版的相关资料收集不够全面。

上述三部年谱各有所长，但也共有所短，即：“对谱主一生事迹的记载仍留下了不少空白点，如胡适在美国生活了26年多时间，三部年谱在这方面的记载都语焉不详，材料也嫌疏略；胡适在北大教书[30]18年，对他在这一时期的校内活动交代也欠充分。”

4.文集

1921年，上海书店就出版了《胡适文存》；1924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胡适文存二集》。自1990年代至今，内地推出了三种较有影响的胡适文集。

1998年2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由胡明主编的《胡适精品集》，共16册，粗线条地以年代为序择选了胡适的论著、演讲、书信、序跋等。其中，14册至16册是胡适晚年的作品，系在内地首次出版。不过，该书局限非常明显：其一，主编没有交代精选的标准。其二，主编似乎缺少“历史的态度”，对于所选作品，既未交代资料出[31]处，亦未交代发表时间。

1998年1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欧阳哲生主编的《胡适文集》，共12册，650余万字，编校印装均属上乘。编者在编后记中说：“从事胡适研究十余年，我一直有一愿望，将胡适的著作系统整理出版，我想这比自己写作一部研究性著作，或许对学术界和社会更有益……希望更多的人能通过直接阅读胡适著作，了解胡适、认识胡[32]适，借此能进一步理解胡适的思想。”该文集不仅收入了胡适生前结集的所有著述，并基本保持其原貌；对于凡是胡适已发表的文章或未刊发的手稿，尚未成集者，还根据其内容或体裁新编成集。该文集中有两本笔者尤为关注：一是第5册，其中收入了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的《人权论集》；一是第11册《胡适时论集》。前者于1930年1月由新月书店推出，当年即印了4版，但很快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因为书中不只是只抽象地讨论人权、宪法、思想和言论自由，更直接批评“国民党政府中的反动思想”以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后者则收录了1918至1960年间，胡适所发表的时评、政论、杂文。

2003年9月，安徽教育出版社推出《胡适全集》，共44册，近2000万字，是第一个大陆版本的胡适全集，诚为海内外数十位胡适研究专家穷十年心血搜集整理之结晶。担纲主编的季羡林先生写了长达一万七千余字总序，强调：“胡适是个有深远影响的大人物，他是推动‘中国文艺复兴’的中流砥柱，尽管崇美，他还是一个爱国者。多少年来泼到他身上的污泥浊水必须清洗掉。我们对人、对事，都在实事求是，这是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的起码的准则。”不过同其他人物的全集一样,《胡适全集》亦有缺憾。有论者发现：“编校方面[33]存在的问题还不少”，如第23至26卷的中文书信部分就存在失误。全集中存在重复，尤其是书信部分，“有些信件，甚至重复收入了三次。即日记中一次，书信卷中一次，《胡适文存》三集中又一次。”[34]此外，全集中还有因遗漏和删节所致的大量阙失。第43、44卷是《胡适著译年表》，其中所列就不能都在全集中找到，如胡适1949年4月14日所写的《〈陈独秀最后对民主政治的见解〉序》；全集失收了4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所选录的书信——1928年3月6日致吴稚辉信、1931年12月15日致周作人信、1938年初致王世杰的电稿、1948年6月6日复夏勤信稿；《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所收录的信[35]件，亦至少有6封《全集》中未收。5.英文资料

胡适从1912年起开始以英文写作，在往后的50年间，他的英文著作包括专著、论文、演说稿、书评等，数量非常可观。其中有极小的一部分已译成中文，也有一部分是胡适著作的转述和摘要，但绝大部分可视为“新材料”。因为即使是中文的转述或摘要，如果细细比较两种文字，亦往往能发现态度或语气上的微妙差异。以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为例，“胡适英文著作中对中国文化少了一些批评，多了一些同情和回护”。在他论述中西文化的英文篇章中，“胡适的侧重由中西文化之异，转向中西文化之同。他有意为科学、民主、自由这些自晚清以来即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西方价值观念寻找中国的根”。如：他从先秦哲学怀疑的精神中，找到了中国民主思想的根源；从清代学者的考证学中看到了近代科学的治学方法；从科举制度中寻获了中国平民化的渠道；从监察和谏官制度中看到了容忍和言论自由[36]的历史基础。

在现有的胡适研究中，仅有两本专著较多地运用了英文材料。一是美国学者格里德（Jerome B.Griede）所著的Hu Shih and the [37]Chinese Renaissance，目前有两个中文译本。一是华裔学者周明之所著的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中文译本[38]1991年在内地出版，2005年重出。此外，周质平亦较多应用英文材料来研究胡适。如：胡适曾在1955年7月号的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ess(《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一篇书评，周最早征引此[39]文考察胡适对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的态度。

胡适的英文著作，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研究胡适必不可少的材料。前人已对此做过一些整理工作。

1963年，袁同礼和Eugene L.Delafield合编一份《胡适英文著作目录》。1992年，周质平和Christopher E.Olofson合编一份《胡适英文著作编年及分类目录》。这是两项基础性工作，为检索胡适英文作品提供了便利。

1995年，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周质平主编的《胡适英文文存》(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该文存以影印原件的方式出版，收入胡适英文著作147件，起自1912年在康奈尔大学时发表的A Republic for China，止于1961年在台北发表的Social Changes and Science。该文存虽未收尽胡适的英文著作，但其重要的论文、演讲都已囊括在内。每篇选文的篇首都附有简短说明：除标明出版年月及出处外，对文章内容也有扼要叙述。

2001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周质平主编的《胡适未刊英文遗稿》（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Unpublished English Essay and Speeches）。该书共收入66篇文章或演讲，每一篇都有英汉双语摘要。全书按时间先后编排，暂不能确定具体年月的，编者在推定大致年代后，一并附录于后。

6.回忆录

一般而言，追忆胡适的文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抒发作者对逝者的感情，此类文章往往是“虚写”；一类是记述本人与逝者的关系，此类文章往往是“实写”。当然，身兼两者也是有之。它们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政治文化象征意义，不可等闲视之。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以及唐德刚撰写的《胡适杂忆》是两部很有价值的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由唐德刚根据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的16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对照参考唐氏自己所保存、并经胡适手订的残稿，翻译注释而成。该书是胡适晚年的“夫子自道”，对其早年思想进行了“重新估价”。唐德刚是胡适晚年流寓美国时期经常往来的少数留美学人之一，比较了解胡适当时的境遇以及心态；因此本书的正文和注释都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王元华先生曾誉之“在识见上，在[40]资料上，都堪称研究胡适的力作”。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胡适晚年过从甚密的小友，一个从内心敬仰胡适道德文章的人，唐氏并未以感情代替学理，遣词造句中没有为胡适偏袒和讳饰的痕迹。不过，该书的“加工”程序是将中文译为英文、再将英文“复原”成中文，难免有不确之处。《胡适杂忆》原题为《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曾在台湾《传记文学》上连载10期（第183至193期），是作者根据亲身回忆及当年日记，较为忠实地写照了一个晚年胡适，亦是研究胡适晚年的重要参考资料。

罗尔纲先生是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他曾在胡适家中住过数年，胡适是他治学的入门导师。《师门五年记》初版于1944年，时名《师门辱教记》，记录了他师从胡适学习治学的经历。胡适对此书非常重视，曾言此书给他的光荣超过他所得的35个名誉博士学位。1958年12月7日，为庆祝10日后他的68岁生日和北京大学成立60周年纪念日，胡适还将此书改名为《师门五年记》，亲题书名、写了“后记”、自费付印，因而此书在台湾流传甚广。《胡适琐记》是罗先生于1993年完成的新作，记录了胡适从事学术研究、行政工作和日常生活的琐事，可算是《师门辱教记》的姊妹篇。1995年5月，三联书店曾将两书合并出版。其后，罗老继续撰写胡适琐记。他的新作及其亲自选编的文章被并入1995年版，遂成《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由入门弟子亲撰胡适的治学方法和生平事迹，颇具史料价值。如其中的《两篇〈独立评论〉稿》一文——回忆胡适曾写了两篇稿，一篇论述“虚君制”，意在使人不致争权位；一篇是反对武力统一，主张把东北让给共产党，由他们试验去搞共产主义，试验好后再进行推广。

欧阳哲生选编了一册《追忆胡适》，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

该书按照两个原则汇集选编怀念、追忆胡适的文字。其一是选取与胡适有直接关系，或同学、或同事、或学生、或秘书、或有过一面之缘者；其二是所写应为自己亲身感受或亲身经历。因此颇具史料价值。该书分七辑——第一辑收录一批大陆学者的思忆文字；第二辑收录一批与胡适有过较早的历史关系且与之关系很深者的思忆文字，其中温源宁的《胡适之》一文系在1930年代发表，当是例外；第三辑收录台湾中研院同人的思忆文字；第四辑收录胡适的秘书、助手的思忆文字；第五辑是一批现代著名女作家的思忆文字；第六辑是一批与胡适有过交往关系的人的思忆文字；第七辑是一批与胡适有过关系的人所记述的小故事。

此外，华裔学者李又宁主编的《回忆胡适之先生文集》（2册）、冯爱孽编辑的《胡适之先生纪念集》、石原皋撰写的《闲话胡适》、朱传誉主编的《胡适传记资料》（21辑）等同样颇具史料价值，值得参考。（二）研究论著概述

1.胡适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

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历程中，胡适的地位及作用皆显著。作为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胡适把自由主义由一种朦胧意向的文化探索推向自觉的思想建构；谋求在社会政治层面，而不仅仅是文化学术的范围，展现自由主义的性格；进而在思想理论[41]和行为规范上，为自由主义提供了一套范型。在现代中国思想界，胡适是自由主义思想界最雄辩和最具影响力的代言人。终其一生，他坚持自由主义的理念并促成其实现的诚意，是不容置疑的；他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关怀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前途，也确做到了终生不

[42]渝。据其对自由主义的态度，胡适是20世纪中国“思想理念型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终极信念与原则去追求。[43]

作为一个符号式的人物，胡适的际遇中往往体现出一种“自由主义之累”或是“无地自由”的意味。他的悲剧在于：身处一个衰朽的政治中，偏偏要去做一个唯有在正常有序的政治中才能发挥作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即“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于[44]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胡适的晚年更是“左右[45]挨打”，呈现出明显的“自由主义困境”，悲剧意味甚浓。他所怀抱[46]的理想屡次破灭，最终只能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走向容忍。此种状况在近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却带有某种普遍意义，譬如胡适与张君劢，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同思想派别“双峰对峙”的两位代表人物，却有着颇为相似的结局；这种“殊途同归”的命运，说明无论自由主义还是文化保守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严酷现实面前都只是一种良[47]好但却苍白的“一厢情愿”。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常被认为存在“无学术”的致命缺陷——知识只是平面地扩展，而缺乏深入的开掘。许纪霖先生曾指出：“从思想史的角度检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可能是太‘现实’了，他们的思路过多地关注于社会公道的具体方案上，而缺乏从学理上深入地论证自由与公道之间的关系。这就使得他们对公道的讨论仅仅停留于意识形态的宣传，而缺乏学理上的深入，即使像当时一流的自由主义思想[48]家胡适、张东荪和张君劢也是如此。”现实诱因之外，自由主义作为单一而又外生的思想资源，亦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置于一种被动接受地位。

自由主义者本身的思想亦被认为“脆软稀薄”。与之相应，批评“胡适思想太浅”的声音一直存在。其中，林毓生先生的观点很典型，他犀利地认为：“适之先生在倡导建立自由与民主的时候，基本上是在谈‘是什么’与‘应该实行什么’。很少顾及‘如何去实现’的问题。在‘是什么’这一范畴内，如上所述，他关于自由、民主与民主的言论是禁不起深究的。剩下来的，只有在‘是什么’这一范畴之内关于自由与民主的常识意识，及‘应该实行什么’这一范畴内的目标（或口号）的形式意义。适之先生遗留下来的启蒙思想，在今天看来，[49]可以继承的相当有限。”相较于这一批评，余英时先生的观点更为中肯：胡适的世界观、历史观大体上仍在西方18世纪的启蒙思想笼罩之下；胡适批评传统，强调容忍，信仰“进步”，更和伏尔泰有颇多相似之处。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50]度他。因为这样做，我们便脱离了他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时空格局中所呈现的价值立场、政治理念以及在实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探究。胡适本人对待现实政治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interest），自觉追求成为一个超然、独立的政论家。“讲学复议政”，写下大量时论文字，成为公共舆论中引人注目的发言者。正如周质平先生所述：“在民国史上，能以一介书生之力，不与枪杆子结合，而隐然能造成清议的，胡适是第一人。胡适几十年来，始终能保持一个极特殊的身份：是“清流”[51]而不至于隐遁无为；是“当道”而又不至于同流合污。”不过，在那个命运多舛的乱世之中，这一参政方式却面临着“知识精英”与“社会良心”、“社会正义的主持者”与“合法秩序的维护者”两种类型的角色冲突。因此，虽然胡适最希望充当一个“忠诚的反对派”角色，以“忠诚”维护政府的合法权威，以“反对”主持社会的正义；然而这一观念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匮乏相应的资源，以致陷入某种二律背反的境地。而且，这一悖论内在地存在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52]子身上，是他们日后左右两极分化的重要因素。

近代以来的政治与文化转型，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聚集方式突破传统的地缘因素，逐渐转向“思想认同”。亦即：“知识上的同一趋向”成为维系彼此交谊更为重要的因素。因此，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群体力量呈现，形成了所谓“胡适派学人群”。他们积极议政，但其发言立足于稳定的社会秩序下的改革，而斯时现实社会的关切却朝向社会秩序的建构。以胡适等人组织的“平社”为例，这是一批欧美留学归来的自由知识分子组织的一个费边式团体。他们发动了人权论战，围绕制定约法等问题，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笔战；尤其是强烈地呼唤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不过，由于游离于中国城乡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之外，这场自由主义运动成为无本之木。此外，将个人自由权利作为最高诉求，是无视中国社会的根本特征或主要基础恰恰是一种社群主义，因此他们只能继续成为寂寥的“多少[53]不合时宜的书生”。同时，这些知识分子所拓展的“论述空间”与“权势网络”却构成了一对矛盾体。选择前者作为表达方式，多少将有碍于“权势网络”的拓展；当他们拓展出通向权力顶峰的“权势网络”，却又显示出作为公众传媒的“论述空间”逐渐式微。在此意义之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他们漂浮不定[54]的位置感。

流逝的时光并不能黯淡思想的魅力。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社会关怀和政治诉求并不缺乏历史意义和现实感召力。“胡适等人的自由主义理念、原则和立场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魅力，尽管他们本人在思想方法和政治实践上也曾表现出了某些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但基本保持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和政治批判性。胡适的一生基本上保持了思想和政治立场的独立性，实践了自由主义的政[55]治理念，充当社会良知和公民权利的代言者。”2.胡适的自由主义理念研究

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抗议”和“容忍”是他的基[56]本态度与精神。“自由主义不是万灵丹，它或许能在乱世里发挥一点稳定作用，在太平日子里发挥一点激浊扬清的作用，或许连这些作用也无，但是它代表知识分子‘既容忍又抗议’的精神，护卫着人类[57]的某种尊严和价值。”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分别是以对人和社会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解释为理论基础，故一般认为两者从根本上是相冲突的。但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相当长时间内，社会主义并非只是“左”倾激进人物的信仰，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都曾确信社会主义是新时代的世界发展趋势。胡适不同于严复、陈独秀，在人权问题上的自由主义观点“始终如一，毫无保留”；其人权观的重要理论渊源是“真正的和纯粹的自由主义”。胡适的人权自由思想如同他的散文风格一样严实晓畅，[58]且在浅显明白的背后，涌动着一股深藏不露的坚毅稳固精神。

胡适的自由主义哲学可称之为“有限乐观主义”——以比附于天演论中的社会有机体论为信念起点，用实验主义哲学论证社会进化的渐进性，复以和平主义为理念依据去要求非暴力的社会改造。这种理路比之于各种激进的社会革命理论，具有一种众所周知的低调；不过比之于进化论自由主义，它显然又是高调的、乐观主义的，甚至具[59]有准唯理主义的色彩。

胡适的自由观带有以社会政治的、消极的和外在的自由为主的特征。胡适在有些问题上也涉及了积极的或内在的自由，但总体上他主张消极而外在的和社会政治的自由，伸张发挥个性自由、思想言论自[60]由，进而他主张容忍异己的思想和反对党。

1947年8月1日，胡适曾在北平广播电台作题为《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的演讲，其中有“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论述。余英时先生认为：这在胡适一生的政治言论中“最能代表他的民主精神和信念”；[61]并且指出胡适积极为民主、自由、人权寻找中国的历史基础。

胡适在英文著作里讲到中国文化，经常强调的一个特点是民主与自由。当然，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以中国驻美大使的身份，谈中国文化中的民主与自由，在当时或许有一定的外交和政治上的意义。不过，周质平先生认为：“在细读有关文字之后，我可以肯定地说，胡适绝不只是在作政治宣传，基本上，还是严肃的学术研究。”他还强调：“胡适在中国的思想制度中，去寻找中国的民主、科学、这一方面维持了他知识上的诚实，一方面又顾全了中华民族与中国文[62]化的体面。”这可说是一种为“宗国讳”的用心。

胡适对民主的阐释体现为以下三点：其一，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其二，民主在中国具有历史基础；其三，民主政治是一种幼稚的政治。[63]胡适于20世纪30年代“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正式提出“幼稚民主观”，其内涵是：民主制度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民主可随时随地开始；民主运行无须高深的知识程度。对此，有论者指出：这是为了维护民主的终极价值,是为了解决中国民主进程的理论困境,也是胡适个人民主理论的逻辑产物。若从理论角度而言,这一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任何民主都需要一个试错的过程，民主运行和民众的智力程度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也存在严重的缺陷——过于重视制[64]度的效能,忽视了民主运行所需要的社会文化基础。亦有论者认为：该观点的提出是对时代的回应，打破了民主政治的神话，走出了[65]以往民主政治的误区。

胡适的自由思想由个人主义、思想自由、好政府主义和容忍这四[66]个主要因素构成。个人主义是其基础和核心。在胡适的自由思想中，“容忍”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容忍既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又是一种民主的精神，是自由的根本。他极力反对不容忍，主张容忍异己，容忍反对党。他还强调：一个社会缺少容忍精神，必定会产生唯我主义，走向极权专制。他终身奉行容忍，在朋友中倡导互相容忍，[67]反对各种不容忍。

多位论者俱肯定了胡适在言论自由方面所做的努力。如：胡适特[68]别强调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胡适以自由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武器，[69]强调要“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胡适在坚持思想自由和[70]言论自由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71]

胡适对蒋介石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言论自由与统治方式上。胡适主张健全的个人主义，其政治理论的精髓是承认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言[72]论自由。

从《努力》到《新月》，胡适坚持民主政治，在各种政治组织的压力之下，他从来不退缩一步，也从来不放弃理想。这一时期是他一生批评政治最尖锐、最严厉的时期。1931年到1949年，从《独立评论》时期“民主与独裁”的辩论以及他在中日冲突中强调民主与极权的分野，可见在独裁和极权的浪潮滚滚而来之际，胡适不但未被淹没，还能时时发出金石之音。一言以蔽之，在“动乱中坚持民主”。《自由中国》时期，胡适注意到政府对于言论自由的干预，也要考虑如何善用言论自由。他和雷震等《自由中国》的朋友都曾努力争取言论自[73]由，方向目标大体一致。

虽然左右皆不逢源，胡适在风烛晚年并未放弃对言论自由的争取。针对林毓生等的苛责——晚年胡适对台湾的民主自由既无“意图伦理”，也无“责任伦理”，张忠栋先生指出：“我也觉得胡适晚年比较软弱……同时要说胡适完全放弃自由主义立场，对台湾的民主自由毫无贡献，那也需要相当的斟酌，因为胡适为了雷震，为了《自由中国》，以及为了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还是和政府当道有过许多次的据理力争。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他最后的十年之中，完全是各方[74]的箭靶……他最后的寂寞无奈，绝非生荣死哀所能掩饰。”

内地还有两位学者专文论述以胡适为代表的“人权派”言论自由观。其一，马建红博士充分肯定了“人权派”思想言论自由主张具有积极的、现实的意义；同时从分析思想自由(享有的人权、人身人格权)与言论自由(行使的人权、政治权利与自由)的不同性质入手，指出[75]人权派关于二者均属“绝对自由”的结论的局限性、片面性。吴飞博士则认为：“人权派”把思想言论自由作为一项最重要的人权来争取，他们对思想自由及其价值的揭示是准确的；但是他们把言论自由看成是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他还表示：“我一直认为，如果我们不能说胡适是中国学者中唯一的、真正把握自由主义真谛的人的话，那他一定是中国对自由主义思想理解最为透彻的人，因此，我认为对于胡适的思想，包括其表达自由思想[76]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3.胡适的报刊活动与新闻观

宏观审视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历史进程和人物谱系，学者张育仁认为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悲剧灵魂”——其新闻思想的主要动机是“养成一种自由的空气，布下新思想的种子”；其“社会不朽论”为每一份自由主义报刊和自由主义报人提供了宗教意义上的巨大的献身热忱。这些观点较有见地。不过，他从“自由主义的清算与检讨”角度对胡适的论述就很偏颇。譬如：指出胡适1949年4月为即将创刊的《自由中国》所撰写的发刊词，认为胡适“竟极其错误地将自由主义的价值目标与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政治军事目的搅和在一起”、为《自由中国》设定了“含混错谬的价值目标”，“如果比照《观察》的水准，胡适简直就是低俗不堪”；还认为在《自由中国》时期，“从一开始，胡适就与这些信奉‘不偏不党’的‘第三势力’[77]的知识分子凸现出了严重的政治文化分歧”。

胡适通过创办报刊“谈”政治，从而实现自己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在报刊活动中，胡适的话语建构带着精英的色彩；人格的独立使他将目光关注到大众，却并未和大众站在一起；但自由[78]宽容的态度以及独立超然的精神却值得我们思考。

胡适的报刊活动始自《竞业旬报》，该报被视做其“思想之胚芽、[79]文笔之摇篮”。当时，胡适思想是围绕“启蒙”这一主题展开。《竞业旬报》以其独有的发展模式和话语系统承载着胡适早年徘徊于[80]革命与改良之间的思想生存。

自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起，胡适开始“暴得大名”。

对于任何传播活动和过程来说，传播者与媒介能否充分协调和相辅相成，会影响到整个传播环节和最终效果，胡适及《新青年》的[81]“得名”过程即是一例。《努力》周报在近代中国的意义非同一般,它既是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终结的标志，也是作为社会中间性力量的自由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的开始。胡适等人创办这份报纸的本意是为了“向政治上去努力”，结果却以“谈文艺”告终。《努力》在“谈政治”还是“谈文艺”“歧路”前的摇摆，不仅折射出1920年代初中国社会改革的异常艰难；并且在某种意义上非但不是软弱，反倒是自由主义知识分[82]子一种执著的表现。《努力》周报还是中国现代周刊中“同人刊物”的一个典型代表，它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一种报刊出版潮流和运作方式，即由观点、信念大致相同的知识分子自己筹资创办、业余轮流编辑。这类刊物多为成本较低的评论性刊物，它们对报刊编辑业务有一些形式的创新和观念的贡献，有自由灵活的运作特点，也有自[83]身的局限性。

近代社会的转型，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同时也带来了知识分子重新走向“中心”的凭借——报刊。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独立评论》的宗旨，就是要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他们希望以“独立”的旗帜，“负责任的言论”，带动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以求在社会“中心”占一席之地，进而把“任何党派”和“任何成见”都纳入自己的麾下，或者至少给它们的社会走向以一定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自觉的社会“中心”意

[84]识。《独立评论》的创办成为胡适新闻出版活动的里程碑，同时也相对集中地反映了胡适的大众传播思想——坚持“独立”的办刊方针；主张言论自由，鼓励意见交锋；坚持对社会和公众认真负责的态度；以高尚的报刊品格引导舆论；注重时事评论的时效性与深度的结

[85]合。《独立评论》则常常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反复辩论，流露出一群知识分子的理想性格与执著精神，同时亦能反映出时代的焦虑和思潮的脉动。在诸次论争中，陈仪深先生分析认为：《独立评论》体现了[86]“容忍异见”、“不畏强权”、“不赶时髦”的论政风格。《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派学人由“论政”走向“参政”,被视为是由“独立”走向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依附”。但是分析其认同国民党政权的原因、入阁后的心理状态及对国民党现实政治的批评情况,可以发现实际并非如此简单。行动上的无奈“依附”与思想上力求[87]“独立”之间的拔河,才是他们当时政治态度的准确描述。

分析思想的开展与时空环境的互动关系，薛化元先生认为：《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及官方的关系划分为5个时期：交融期、摩擦期、紧张期、破裂期、对抗期。在该刊发表的1297篇有关台湾宪政主张的文章中，有关基本人权的有210篇，占16.19％；其中，表现自由（注：包括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出版自由）的部分有151篇，分量之重可见一斑。他还具体探讨了《自由中国》对表现自由的看法，指出相关文章集中在三个不同领域：报禁、书刊查禁、《出版法》。

还有两篇硕士论文值得一提。其一，上海师范大学2001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生杨风华的硕士论文《自由的平台——〈努力周报〉研究》。该文从社会环境、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及经济上的独立三个方面论述了《努力周报》的创刊背景；详细介绍了它的创刊过程以及其主要创办人胡适、丁文江的主要观点；分析它的作者群和读者群，并指明共同的求学经历、共同的兴趣爱好促使他们聚集在《努力周报》的周围；集中论述《努力周报》上的主要论争——“好政府主义”之争、联省自治的讨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强调该刊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逐步形成。其二，河北大学2003级新闻专业硕士生王博的硕士论文《简论胡适新闻思想》。该文从政治头脑、政治眼光、政治智能、政治勇气等方面阐述“文人论政”思想；从相对性、天性以及作用等方面阐述言论自由思想；从舆论监督可以使“国家的政事有望”、“使政治家的选择不致太吃亏辱国”等方面阐述舆论监督思想。该文指出：胡适新闻思想包含了中国“文人论政”传统的继承和延续，对报刊功能、素质以及报刊舆论监督功能的理解和把握较以往有所提升；对报刊白话文化的推广和对报刊学术传承功能的强化都使中国报纸更加社会化；而他在实践和理论上对新闻言论自由的追求更是影响深远；但是具有不重视新闻的采集和报道、阶级观念缺失等明显缺陷。（三）现存文献评价

两岸三地（注：“两岸”指太平洋两岸；“三地”指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学人在胡适档案文献的钩沉、整理、出版上倾注了大量心力。各种文献资料的重见天日，为当下的“胡适研究”奠定了厚实基础。自《胡适来往书信选》始，在前辈学人的努力之下，相关史料已经颇为丰富。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解析分梳现有史料是笔者需要倾注全力关注的一个问题。此外，一些新近发现的史料也需要注意。譬如：胡适为1919年北大续招预科新生所出英文试题，涉及言论自由与新思想的传播。1924年5月12日，胡适针对“《送泰戈尔》[88]传单”一事所发表的讲话，涉及“言论自由和容忍”。

概而言之，“胡适研究”所经的路径颇为曲折——由学术上“论胡”到政治上“批胡”再重返学术上“研胡”。我们不应苛责之前的一些研究者，无论其受限于环境，不易畅所欲言；或是限于资料，难以重构史实。关于“胡适研究”，潘光哲先生曾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观点，笔者非常赞成，此即：对于已然成为理解胡适的认知基础的那些既有研究成果，都必须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他们的价值和意义；往后“胡适研究”的路径应该是“回到胡适”，其实[89]践准则应是“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胡适的言论自由思想非常值得研究，但是目前对其的探讨并不充分，“叙述史实”者居多，“阐述思想”者颇少，内地学界尤甚。上述马建红、吴飞二文虽是“探讨思想”，但都比较笼统论述了“人权派”的言论自由思想。王博的硕士论文中用一节的篇幅，顺次叙述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要点如下：言论自由不是无条件的、为所欲为的、绝对的；言论自由不是天生的，需要人们去争取；言论自由对于报刊从业人员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言论自由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原因。这一总结概括出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部分要点；但在叙述过程中，既未考察胡适发言的具体时空背景，又将胡适不同时期的言论并冶一炉而同为佐证，殊为不当。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应秉持求真求实的学术态度，研究胡适的言论实践与理念。陈力丹先生曾分析徐宝璜、李大钊、胡适1922年2月12日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议上的演讲词，指出：胡适和李大钊这时的论点已开始发生分歧，但作为对新闻工作特征的认识，其分歧是微小的和技术性的；但1980年在发表李大钊的演说词[90]时，由于以往看问题的习惯性偏见，把胡、李二人当时在新闻学观点上的些微分歧上纲到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并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他还强调：由于胡适谈论新闻学的文字很少，这一演讲词是研究其新闻学思想的可贵材料，应该摘掉那种“阶级斗[91]争”、“路线斗争”的有色眼镜，真正从学术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

笔者阅读了近2000万字胡适本人的作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00余种相关研究论著、中国知网上迄今所能搜寻到的关于胡适的文章，梳理发现：“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研究”这一论题存在广阔的论述空间。已整理出版的相关史料为本论题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此前众多“胡适研究”成果则为本论题提供了丰富的参照。

三、应“历史地”研究思想史

本论题的研究设计为：通过“深描浓写”（thick description）胡适的言论实践，探究他在言论自由方面的基本理念，并且尝试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比较，确定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历史坐标。本论题的研究主旨在于解答“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两个彼此关联的问题。前者以确定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基本内容为主；后者则侧重探索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形成原因。

若论研究方法的宗旨，笔者认为：应当“历史地”（historically）研究思想史。此即：将思想放回具体历史情景中考察。

罗志田先生曾论及：“今日若要研究胡适的时代，自然要多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如果要理解胡适本人，则不得不揣摩那些用了心力却为人冷落的篇章。两者就像‘知人’与‘论世’的关系一样，本来是互补的。只有在理解了胡适本人及其不为世所注意的一面，明了其为世所知和不为世所知的诸多原因，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胡适那个时代；同时，也只有在尽可能理解胡适所处时代之后，才能进一步领会胡适身处特定时代那‘不得不如是之孤心苦诣’（陈寅恪语），以[92]期‘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胡适语）。”

这也是“剑桥学派”的核心观点。在目前西方学术界，对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以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1940- )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成为主流。斯金纳倡导采用历史的方法研究政治思想史,把注意力从只关注经典文本转移到语境,主张在具体历史的语境中考察思想家的著作。这一研究取向可称之为“历史语境主义”（historical contextualism）。对此，斯金纳自己有过言简意赅的陈述——我将“捍卫着我对阅读和解释历史文本的一个特定的观点，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以合适的历史方法来写历史观念史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所要研究的文本放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以便于我们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想做什么，用较为流行的话说，我强调文本的语言行动并将之放在语境中考察。我的意图当然不是去完成进入考察已经逝去久远的思想家的思想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只是运用历史研究最为通常的技术去抓住概念，追溯他们的差异，恢复他们的信仰以及尽可能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93]们。”可见，“历史语境主义”主张应当将思想家的文本(text)放在其所处的语境(context)中来研究。

在思想史领域，一直存在两种阐释。其一是“哲学地阐释思想”，即“去语境化”（decontextaulisation）的阐释；另一则是“历史地阐释思想”，即“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aulisation）的阐释。关于前者，起决定作用的是阐释者所处的历史语境；由于功利性使然，容易神化圣化阐释对象，掩盖差异和矛盾，附加过多的意义和价值。关于后者，起决定作用的是阐释对象所处的历史语境；由于过于追求历史客观性，反而容易迷失在史料的丛林，有放大差异和矛盾的倾向，[94]失之于碎片化和庞杂化。客观而言，应将二者有机结合，以限度意识对待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以避免过度阐释的危险、防止食古不化的弊端。

不过，目前在国内尤其是新闻传播学界的思想史研究中，“去语境化”的阐释占据主导地位，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以今情测古意”等现象屡见不鲜；“高度语境化”的阐释却并不多见。故此，笔者提倡应对思想史进行“历史地”研究。因为在具体历史语境中进行思想史的考察，其最大的好处是能“更为准确地复原在历史上的思想历程,而不为后人的主导性观念和解释所迷惑,剥掉覆盖在思想本原上面的重重叠加,直指思想的本原所在”。同时，“在更宽广的语境下也更清晰地看到思想家们为什么会提出了这些思想,而不能提出另一种思想,他们改变了原先的什么,从而发展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选择,选择这样的理论,选择这样的表达来思考现实,预见未来。”[95]

至于研究的基本步骤，爬梳剔抉史料将是本书最为基础的工作。在处理史料方面，有三位前辈学人的经验对笔者很有启示。

一是萧公权先生。他对“假设”和“求证”有过一番论述，认为：先“看书”和“抉择”，“假设自然会在胸中出现，不必去小心求证，证据事先已在眼前罗列。其实‘假定’是‘证据’逼出来的”；“假设”出来后，还要继续看书，如果发现了与“假设”不符的新证[96]据，就要修改或放弃旧“假设”，或提出新的假设，并继续求证。

二是严耕望先生。他在《治史经验谈》中提出了数条“原则性的基本方法”，其中一条即为“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他还提出七条具体规律——“尽量少说否定话”；“不要忽略反面证据”；“引用史料要将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断章取义”；“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后期史料有反比早期史料正确者，但须得另一更早期史料作证”；“转引史料必须检[97]查原书”；“不要轻易改字”。

三是冯友兰先生。他在论及哲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时，提出四步程序——“第一步的工作是收集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求‘全’”。“第二步的工作是审查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真’”。“第三步的工作是了解史料，这一步的工作是求‘透’”。“第四步的[98]工作是选择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求‘精’”。

梳理史料之后，将对其进行归纳——解释。即：以史料为立论基石，通过解释形成框架。概而言之，是采用“归纳解释法”。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进行归纳、建构更为合理的解释，还将运用比较研究方法。

1.归纳

归纳方法（inductive method）被视为“史学上方法中的方法”，因为“史学家治史，第一种必须使用的方法，应是归纳方法”。它的正式提出，始自英国学者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最初，归纳是指一种科学方法——从观察个别的事实而得到一致的结论。后被史学家应用而成为一种治史方法——大致而言，即尽量搜集可能搜集到的史料，在此基础上再得出结论。与归纳方法相对的，则是演绎方法（deduction method）。这一方法由法国学者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90）倡导后而大行于世。演绎方法从理论到事实，应用在历史研究上，是先建立一种史观或是假说，然后由此以寻求相符的史实。历史哲学家多采用演绎方法，不过“这是被公认的极[99]不科学的一种治史方法”。

在历史研究中应用归纳方法，有一些必须遵循的原则——“以搜集史料的时间而言，以愈长愈好；史料的选择，以愈原始愈好；结论的得出，以愈审慎愈好；得结论必凭证据，证据以愈多愈好；孤证[100]必不可得结论，得有反证，必须放弃或修正结论。”此外，还应当知其缺陷所在及所受的限制。费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1935-）等不少知名历史学者，皆质疑过归纳方法是否科学和客观。的确，归纳方法并非是最科学最客观的治史方法。应用归纳方法有其限定条件，其中“既有的观念”（preconceived ideas）、“渊博的知识”（erudition）以及“丰富的想象”（imagination）三者不可或缺。由此可见，归纳方法与“不科学的”演绎方法实则息息相通、相辅相成。史料有其无限性；由归纳所得的结论，并无绝对的肯定性。因而，下结论时应当非常谨慎，最好尽量避免使用缺乏通融性的字眼，诸如“所有”（all）、“必然”（inevitably）、“绝对”（absolutely）、“永不”（never）等；而代之以“大致”（by and large）、“或许”（perhaps）、“似乎”（nearly）、“几乎”（almost）等相对客观的词语。对于既存研究成果，亦不应该轻信，“反复的审查”（constant re-examination）[101]非常有必要。

2.解释

解释是发掘历史的意义、赋予历史以生命的一种方式。正如法国学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曾言：“死人留存下[102]来的意义只能靠活人去阐释、去理解，于是死人也就活过来了。”在一定程度上，治史的过程即是一个解释的过程。卡尔·波普尔（Karl R.Popper，1902-1994）曾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将人们所了解的历史知识视为一种历史解释——“不可能有‘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只有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103]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解释”在英文中有“explain”和“interpretation”两个词，前者的意思是“使……变得清楚明了”、“说出……的意义”、“说明……的理由”的意思；后者与前者的含义基本相同，只是更侧重于对事物意义的说明和阐述。中国学者李剑鸣认为这与中文“解释”一词的释义完全一致。概括而言，“历史解释”即是将零散而混乱的过去信息变成有条理、有意义的知识的过程。

英国学者R.F.阿特金森(R.F.Atkinson)曾归纳欧洲学者关于历史解释的各种理论，指出存在三种模式：一是“规律性解释”（law explanation），借助规律和定理来解释历史现象。二是“理性解释（rational explanation），注重人类行为背后的思想动机或理性逻辑。三是“叙事性解释”（narrative as explanatory），通过叙述事件的过程来进行解释。他认为每一种解释模式都有局限并且引发了争议。[104]其实，将历史解释归纳为不同的模式，只是一种理论性的描述，并不是对实际的写照。无论是“规律性解释”还是“理性解释”，都只侧重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即便是有效的模式，也仅仅涉及历史研究的一角。历史解释方式一般皆具有综合性与混合性，材料的占有与解读、灵感和见识等诸多因素，均会影响到解释的建构。

理解是历史解释的前提；理解的过程是建构历史解释的关键。19世纪德国诠释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43）曾提出：文本包含着关于作者的思想、生活和经历的信息，解释者要“使自己的思想和作者的思想处于同一层次”，避免对文本及其所产生的信息产生误解，要通过“设身处地”来“创造性地重新认识或重新构造作者的思想”，借助想象和体验来模仿作者创作时的心境，从而深刻领会作者的原意。在历史研究中引入诠释学的观念，则体现为主张“心通意会的理解”（empathetic understanding）。英国历史学者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对此特别强调，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把自己置于历史人物的位置上，必须感受其处境，必须像那个人一样思想。如果没有这种艺术，不仅不可能正确地讲述故事，而且也不可能理解那些重构历史所依靠的文件。”[105]陈寅恪先生（1890—1969）非常强调“了解之同情”这一治史取向，并对此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阐释，指出：“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孤心苦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106]阂肤廓之论。”在此之前，清代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认为对待前人的“文辞”应当“必敬以恕”。此外，宋朝学者吕祖谦（1137—1181）曾提出：“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107]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

3.比较

为了更好地进行归纳和解释，还应适当运用比较方法（comparative method）。这一方法被法国年鉴学派（The Anuales School）的著名史学家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誉之为[108]“有神力的魔杖”（a powerful magic wand）。

比较是治史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从考订史实开始就需要运用比较。傅斯年先生（1896—1950）非常重视“比较”，他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而“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曾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109]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中国学者杜维运（1928—）在讨论史料的鉴别时，亦强调应借助比较方法，并从“同源史料的比较”、“异源史料的比较”、“第二手史料与第一手[110]史料的比较”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说明。

历史解释的建构同样需要运用比较。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1941—）指出：比较方法具有启迪、描述、分析和范式四个方面的功能。因而可以启发史家去发现一些如果不用比较方法就可能忽视的问题；通过与其他案例的比较，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单个的案例；对于提出和解答因果关系问题，比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111]方法；借助比较，可以打开眼界，破除研究的地方性和狭隘性。的确，历史中的很多问题，如果单从其本身来看，往往难以获得真切的了解，而只有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比较，才会尽可能知晓它本来的意义。在不少情况下，一个具体的论点往往亦只有置于比较的框架中才有意义。在评判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时，如果不将之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物进行比较，则更难以恰当地了解他的独特。

在进行比较时，首先要明确可比性，脱离可比性的比较往往会沦为比附。余英时先生曾举过一个例子：有人将清代考证学比附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而后两者是欧洲历史上特有的现象，[112]这种“牵强的比附”只能在中国历史研究上造成“混乱与歪曲”。两者的可比性一般需建立在相似性的基础之上。布洛赫曾指出：“从历史的角度讲，比较因而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被观察的事物的某种相似——这一点本不在话下，二是产生这些事物的环境之间的某种不[113]同。”可见，比较研究通常是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共同性或相似性的事物，以求“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比较研究中还存在出发点和立足点的问题，即并不是同等对待所比的各个事物。一般研究中常用“单向比较”方法，比较对象只是参照。

遵循上述研究方法的要旨及步骤，笔者在行文中将力求实现以下具体设定。

其一，将大量征引“第一手史料”，包括胡适的中英文著作、信函、日记、谈话录等；同时将广泛地参考“第二手文献”，包括传记资料、研究论著等。这些资料若存在不同版本，则将尽量使用编选校勘精良的版本。对于电子文献，则将尽量阅读、引用影像文本（如PDF文件等），而少用纯文本（如txt类文件或html类文件）。因为虽然文本形式和文献本身的价值没有直接关联，但前者具有直观而准确的特点。

其二，本书将“顺着看”历史，注重事件发展的本来顺序，以避[114]免用今人的“后见之明”来看待前人的言行。史料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在时空中延续”。因此，本文将尽量关注史料的形成过程，将其置入具体的时空脉络中解读；注重“论从史出”——每叙述一事，每提出一个论点，都必须于史有据，信而有征。此即：不是先确定某种假说或论点，再选取合适的史料作为证据加以论证；而是先占有大量史料，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和解读而发现问题、提炼论点、形成解释。当然，在立论过程中，观点和史料始终活跃地互动，而非简单[115]遵循从史料到论点的途径。在撰写本文时，笔者将根据对资料的掌握和解读而不断调整思路、修正方案、推敲论点；而不盲守既定计划，并以此来剪裁取舍材料。

其三，当所涉及的事件存在不同记载时，如胡适对雷震等组织新党以及他在“雷震案”中的立场，本文尽量搜寻、比较相关史料，以求“近真”。当论及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具体理念时，本文将注重将之与丁文江、傅斯年、罗隆基等同时代人物的主张进行比较。当寻求胡适在言论史上的定位时，本书将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切入，将其与前辈梁启超以及后辈储安平、殷海光进行“单向比较”。

概而言之，为避免研究对象孤悬于时代之上，本书力求还原历史现场。此即：本文将相关文字及具体史事皆视为“文本”（text），其所发生的特定时代则被视做“语境”（context）；不仅研读文本的内容，亦注重文本所在的语境以及文本与语境的互动。[1]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写在书前的译后感》，载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2] 如关于胡适是否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有争议。在此谨举一组讨论以兹说明。雷池月：《主义之不存，遑论乎传统》、谢泳：《我们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均见于《书屋》1999年第4期；李庆西：《何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读书》2000年第2期；董国强：《自由主义的底蕴及其他》，《书屋》2004年第1期。笔者倾向赞成董文的说法——“自由主义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是其经验理性和多元的价值观。反映到国家政治问题上，集中表现为‘渐进的改良’主张和‘负责任的批评’态度。”[3] 唐弢：《春天的怀念》，载金瑞英主编：《风雨同舟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4] 徐宗勉：《关于评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点想法》，《学术界》2003年第3期，第157至158页。[5] 参见陈守礼：《胡适仅仅是个学者吗？——评1999年版〈辞海〉修改胡适及相关词条的错误》，《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6期。[6] 冯爱群主编：《胡适之先生纪念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3年版，第145页。[7] 耿云志：《重新发现胡适——代发刊词》，载其主编：《胡适研究丛刊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至3页。[8] 《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14号，1934年8月19日。[9] 《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文集11》，第325页。（《文集》为《胡适文集》的简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相关注释照此处理。）[10] 袁伟时：《不应忘记的新传统与新商机——喜读四种重要刊物影印本》，《书屋》2000年第7期，第24至25页。[11] 《双十节的鬼歌》全诗如下：

十年了/他们又来纪念了/他们借我们/出一张红报/做几篇文章/放一天例假/发表一批勋章/这就是我们的纪念了/要脸吗/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我们那时候/威权也不怕/生命也不顾/监狱作家乡/炸弹底下来去/我们能忍受这种无耻的纪念吗/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这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此诗原载于1921年10月10日《晨报》，时有前言“今天（10月4日）因上海几家报馆要我做双十节的文章，我没有功夫，故做了一首诗。”《文集9》，第178至179页。[12]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载《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6页。[13] 至少有以下4本书——张振之等：《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一集），上海：光明书局，1929年。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1931年版；叶青：《胡适批判》(上下册)，上海：辛垦书店，1933年版；严灵峰：《胡适〈中国哲学史批判〉》，福州：福建民报社，1940年版。[14] 转引自雷颐：《破后之立——读〈胡适研究丛录〉》，《读书》1990年第6期，第6页。[15] 参见胡明：《胡适批判的历史理解与文化诠释》。此文描述了大陆的胡适批判历史并力图在文化视角下对进行现代阐释，是这一主题研究中的佳作。载欧阳哲生选编：《解析胡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5至69页。谢泳《胡适思想批判与〈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一文亦很好，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6期，第44至54页。[16] 相关著作目录可在“胡适文库研究目录”（http://www.cbs.polyu.edu.hk/ctdso/wu_sik/wu_sik_1.htm）上查寻，此处不再罗列。[17] 在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搜索即知，况此处收录并不完全。[18] 朱文华：《近20年来出版的胡适著述新选本品评》，载沈寂主编：《胡适研究》第2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页。[19] 学者雷颐援引这封信分析胡适晚年政治思想。参见雷颐：《胡适晚年政治思想述要》，载《雷颐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至199页。[20] 《首次公诸于世·民主发展的艰难见证·胡适与蒋总统论政书札》，《联合报》1997年2月27日，第37版。[21] 朱文华：《近20年来出版的胡适著述新选本品评》，第317至318页。[22] 邹新明：《胡适部分手稿书信的重新发现》，《大学图书馆学报》2001年第3期。[23] 陆发春：《转型时期的教育变革与新型知识分子的塑造——新发现胡适澄衷学堂丙午日记的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年第3期。该文即以胡适丙午年（1906年）所记的《自治日记》为个案进行诠释，探索转型时期如何塑造新型知识分子。[24] 何炳松：《〈章实斋先生年谱〉序》，见《文集7》，第3页。何炳松(1890-1946)，历史学家，“新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极欣赏胡适操起“绣花针”制作的《章实斋先生年谱》。[25]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载《重寻胡适历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26]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第159至168页。[27] 原为英文稿，徐高阮中译文载1961年12月1日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2期，见《文集12》，第703至707页。[28] 1961年2月24日下午，胡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提及此事，“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至162页。[29] 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乾曾撰文指出该书在记述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938.9—1942.9)期间的活动时有一处明显的失误——胡适在1940年9月4日和1941年9月4日两次会晤美国国务卿赫尔。他认为这两次活动实为一次,1940年9月4日胡适与赫尔的会谈纯属子虚乌有。见周乾：《关于胡颂平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处史实的勘误》，《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30] 欧阳哲生选编：《解析胡适·前言》，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31] 杨金荣：《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页。[32] 欧阳哲生编：《文集12》，第857页。[33] 朱正：《〈胡适全集〉中文书信部分勘误》，《博览群书》2005年第1期，第67至76页。[34] 朱正：《〈胡适全集〉中的重复》，《博览群书》2005年第4期，第56至60页。[35] 朱正：《〈胡适全集〉中的阙失》，《博览群书》2005年第6期，第62至65页。[36] 周质平：《胡适英文著作里的中国文化》，载《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至253页。[37] 〔美〕贾祖麟著：《胡适之评传》（张振玉译），海口：南海出版社，1992年版。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鲁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8] 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雷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39] 在整篇书评中，胡适除了写书评者习用的一句客套话“乐见此书”之外，几乎全是不假辞色的批评，而且是从基本架构上，全盘否定冯著的价值。周对此评价道：“在胡适论及冯友兰的文字里，我们见到了胡适稍有的意气、盛气和少许的嫉妒。温文儒雅，宽宏包容如胡适，也依旧不免有他的痛处和弱点。”周质平：《胡适与冯友兰》，载《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至69页。[40] 王元化：《读胡适自传唐注》，载王元化：《清华夜读》，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41] 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之现代意义阐释》，载《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至219页。[42]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3页。[43] 胡伟希、田薇：《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类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44]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鲁奇译），第294页。[45] 杨金荣：《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11至376页。[46] 杨国荣：《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走向容忍——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胡适》，《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47] 雷颐：《殊途同归：胡适与张君劢的历史命运》，《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48] 许纪霖：《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秩序——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考察》，《开放时代》2000年第1期。[49] 林毓生：《平心静气论胡适》，载欧阳哲生选编：《解析胡适》，第26页。[50]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载《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172至183页。[51] 周质平：《冷眼与热肠——胡适对政治的两种态度》，载《胡适与现代中国思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第287至305页。[52] 许纪霖：《中国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胡适与“好政府主义”讨论》，《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53] 姜义华：《论平社昙花一现的自由主义运动》，《江海学刊》1998年第1期。[54]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02至503页。[55] 顾肃：《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境遇》，《学术界》1999年第1期。[56] 周策纵：《自由.容忍与抗议》，载《周策纵自选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至13页。[57] 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自序”，第2至3页。[58] 杜刚建：《论胡适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想》，《兰州学刊》1993年第6期。[59] 毛丹：《胡适有限的乐观主义》，《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60] 石元镐：《胡适自由观的特征与演变》，《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4期。[61] 余英时：《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载《重寻胡适历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62] 周质平：《胡适英文著作中的中国文化》，载《胡适与现代中国思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第250至286页。[63] 周质平：《胡适对民主的阐释》，载《胡适与现代中国思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第229至249页。[64] 刘保刚：《胡适幼稚民主观评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1期。[65] 徐希军：《胡适“民主政治幼稚论”价值审视》，《安庆师范学院院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66] 庄森：《论胡适自由思想的基础》，《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67] 庄森：《胡适的容忍论》，《安徽史学》2005年第5期。[68] 潘光伟：《胡适思想三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69] 王业兴：《论胡适的民主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3期。[70] 徐思彦：《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71] 〔韩〕闵斗基：《从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看胡适的传统文化观》，载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88至97页。[72] 马千里：《论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73] 张忠栋：《胡适五论》，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此书中的三篇文章——《从〈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论》、《在动乱中坚持民主》、《为自由中国争言论自由》，述论了胡适自1922年5月《努力周报》创办以降，直至告别人间的政治言论和实践。[74] 张忠栋：《胡适·雷震·殷海光——自由主义人物画像》，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版。[75] 马建红：《“人权派”的思想言论自由及其局限性》，《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76] 吴飞：《“人权派”的表达自由思想探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77] 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09至610页。[78] 孙旭培、牛静：《议政的努力与独立的声音——胡适的办刊尝试》，《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10期。[79] 颜军：《从〈竞业旬报〉看胡适早期的启蒙思想》，载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三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至187页。[80] 吴果中：《徘徊与改良与革命之间的职业生存——〈竞业旬报〉与胡适早期思想述评》，《舟山学刊》2005年第4期。[81] 郝雨：《胡适在新文化实践上的革命性及其传播思想的保守性》，《现代传播》1998年第6期。[82] 闫润鱼：《评〈努力〉在“歧路”前的摇摆》，《民国档案》2002年第3期。[83] 马少华：《〈努力〉周报的新闻实践与“同人期刊”的运作特征》，《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8期。[84] 张太原：《从边缘到重心：〈独立评论〉的创办宗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85] 吴静：《胡适的大众传播观》，《新闻爱好者》2005年第11期。[86] 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240至250页。[87] 徐晓旭：《独立还是依附——〈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派学人政治态度论析》，《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6年第12期。[88] 文中所举的两条资料均来自安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元康的成果，他是通过系统爬梳北洋政府时期《申报》以及《北京大学日刊》，钩沉所得。[89] 潘光哲：《“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适研究”前景的一些反思》，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376，2005年12月28日。[90] 1980年，《新闻战线》第2期发表了李大钊的演说词，并附有一篇较长的介绍和学习这篇演说词的文章——魏根发：《新闻事业是活的社会事业》，第14至17页。[91] 陈力丹：《关于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上三教授的演说词》，《新闻与传播研究》1989年第3期。[92] 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至4页。[93] 李宏图“笔为利剑：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载〔英〕昆廷.斯金纳：《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王加丰、郑菘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94] 参见马凌：《阐释与语境：弥尔顿的影响》，《新闻大学》2007年第4期。[95] 参见李宏图：《西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进》，《浙江学刊》2004年第1期。[96]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213页。[97] 严耕望：《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至24页、第29至51页。这是一本谈怎样学历史和研究历史的恳切之作，实用而具体，其中的《治史经验谈》尤是。[9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载《三松堂全集》第6卷，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2至313页。[99]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100]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至47页。[101]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53至57页。[102] 〔法〕雷蒙·阿隆：《论治史：法兰西学院课程》（冯学俊、吴泓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85页。[103] 〔英〕K.R.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陆衡、郑一鸣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104] 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85至286页。[105] 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第297至298页。[106]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107] 参见罗志田：“陈寅恪史料解读与学术表述臆解”，载氏著：《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至189页。[108]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64页。[109]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载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至193页。[110] 参见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121至135页。[111] 洪汉鼎：《诠释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0页。[112] 余英时：《治史自反录》，《读书》2004年第4期。[113] 〔法〕布洛赫：《比较史学之方法》，载项观奇编：《历史比较研究法》，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至105页。[114] 罗志田曾指出“倒放电影”的研究手法优点在于：研究者能以“后见之明”的优势去发现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到的事物的重要性。但也存在副作用：容易以今情测古意，特别是有意无意中容易以后起的观点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是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参见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115] 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1993)曾以自己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例，说明史料和观点的互动——虽然事先已有自觉的研究计划，但在研究过程中，却是“资料控制了我”。由此，他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历史学家应当时刻都在倾听”，因为“资料肯定要对他诉说”，如果历史学家善于倾听，“资料本身就会开始通过他来说话”。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56页。

第1章 言论史上的胡适

胡适是20世纪中国“卡里斯玛”型(charisma)文化人物。能有如此成就，与他的言论活动关系密切。在中国的言论史上，胡适很有[2]分量。从主编《竞业旬报》开始，他先后参与了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甚至转移一时之风气报刊的创办、编辑，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月刊、《独立评论》、《大公报·星期论文》、《自由中国》等，是公共舆论中引人瞩目的重要发言人。

一、《竞业旬报》——“重要出发点”

胡适曾数次述说自己与《竞业旬报》的关系，其中最为详尽的当推《四十自述》中的回忆。此外，1931年在《我的信仰》一文中，胡适亦有一段不短的评述：

1906年，我在中国公学同学中，有几位办了一个定期刊物，名《竞业旬报》——达尔文学说通行的又一例子——其主旨在以新思想灌输于未受教育的民众，系以白话刊行。我被邀在创刊号撰稿。一年之后，我独自做编辑。我编辑这个杂志的工作不但帮助我启发运用现行口语为一种文艺工具的才能，且以明白的话语及合理的次序，想出自我幼年就已具了形式的观念和思想。在我为这个杂志所著的许多论文内，我猛力攻击人民的迷信，且坦然主张毁异神道，兼持无神论。[3]

1953年1月7日，他在台北市“记者之家”作题为《报业的真精神》演讲，其中再度提道：

我做学生时便开始办报，十六七岁主办《竞业旬报》(罗家伦先生最近在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发现保存有该刊)，一个人包办[4]整个篇幅，用了很多的假名。《竞业旬报》是竞业学会的会刊。竞业学会成立于1906年，由中国公学里一班热忱国家民族事业、趋向革命新潮的革命同志所组织，目的在于“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该学会成立后第一件事即是筹办《竞业旬报》，其宗旨有四——“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对此，胡适认为“其实这都是门面话，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该报创刊于1906年10月28日（旧历丙午年九月十一日），第一任主笔是傅君剑（号钝根），因是“旬报”，故确定“每月三期，逢一发行”，不过第10期后就断续出刊，1909年2月出至41期终刊。因为要“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其《发刊词》明确反对“务为艰深之文，陈过高之义”，决定提倡“国语”，以白话文刊行。《竞业旬报》第1期即刊登了胡适生平的“第一篇白话文字”——《地理学》，署名“期自胜生”。从第24期（1908年8月17日出版）至第40期（1909年1月22日出版），胡适成为该报的编辑兼主笔，并且是“任职时间最长、文章最多的一位主笔”。在他实际主编的第24至第38期上，胡适“做了不少文字”，有时差不多做了“全期的文字”，几乎独自包办了绝大部分的栏目——“社说”、“时闻”、“词苑”、“时评”、“小说”、“谈丛”、“金玉良言”、“闻所闻录”等。胡适在该报上先后发表科学小品、报道性的文字、读书札记、传记作品、小说、古体诗词等共计15万余字。其中，一篇章回体的《真如岛》达2.3万余字，是他生平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意在“破除迷信，开[5]通民智”。相关情况统计如下：表一 《竞业旬报》上胡适的作品

对于《竞业旬报》的办报宗旨和个中甘苦，胡适在第37期《本报周年之大纪念》一文中有过如下倾吐：

同胞，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报呢？难道我们想赚钱吗？难道我们想得名誉吗？你想我们离了父母兄弟，来到这里，辛辛苦苦，口敝舌焦，弄一个报馆，出了几十期的报，也不知折了多多少少的资本（看官这是良心话），赔钱的赔钱，劳力的劳力，劳心的劳心，利在那里呢？你再想我们弄这个报，话说激烈了，要砍头，要平墓，要坐监牢；说腐败了，又要受天下人的骂，名在何处呢？总而言之，我们的心，都只为，眼见那时势的危险，国民的愚暗，心中又怕，又急，又可恨，又可怜，万不得已，才来办这个报。宁可赔钱，宁可劳心劳力，所为何来？唉！我们的宗旨，是要望我们同胞：第一、革除从前种种恶习惯。第二、革除从前种种野蛮思想。第三、要爱我们的祖国。第四、[6]要讲道德。第五，要有独立的精神。

胡适为《竞业旬报》撰稿大抵便是从上述五点期望去构思设想，在破除野蛮迷信思想、进行社会政治批判、伦理家庭人格自治等诸多方面，以通俗浅易的文字乐此不疲地谈论、研究鬼神问题、缠足问题、教育问题、爱国问题、继承问题等，几乎囊括了他后来所谈论的所有社会问题。《竞业旬报》本为一个学校社团的刊物，其发行主要限于上海；不过在胡适等的努力之下，该刊因进步思想与白话文形式的和谐赢得了读者的喜爱，曾在全国51个大中小城市设立代办处（固定的销售点）；它的寿命也比《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白话报》、《宁波白话报》、《潮州白话报》和《国民白话日报》等同时期的白话报刊要长。《竞业旬报》的撰稿、主编经历对胡适影响甚巨，他本人曾对此[7]有过颇为详细的“夫子自道”：

这段文字（注：《地理学》一文中“地球是圆的”论述）已充分表现出我的文章的长处和短处了。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这时候我还不满十五岁。二十五年来，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笑我的文字浅显……

这几十期《竞业旬报》给了我一个绝好的机会，使我可以把在家乡和学校得着的一点点知识和见解，整理一番，用明白清晰的文字叙述出来。《旬报》的办事人从来没有干涉我的言论，所以我能充分发挥我的思想，尤其是我对宗教迷信的思想……

这种夸大的口气，出在一个十七岁的孩子的笔下，未免叫人读了冷笑。但我现在回看我在那时代的见解，总算是自己独立想过几年的结果，比起现在一般在抽象名词里翻筋头的少年人们，我还不感觉惭愧。《竞业旬报》上的一些文字，我早已完全忘记了……今年回头看看这些文字，真有如同隔世之感。但我根本诧异的是有一些思想后来成为我的重要出发点的，在那十七八岁的时候已有了很明白的倾向了。

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白话文的训练……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形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

概言之，形成于《竞业旬报》时期“浅显清楚”的文风，成为胡适撰文的基本特征。胡适后来的诸多观念亦萌芽于此，譬如“社会不朽论”等，呈现出“小荷已露尖尖角”的状态。在此期间，胡适还养成了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习惯，这一习惯在他此后数十年的文字生涯中都未曾被放弃。在傅君剑的慧眼赏识之下，胡适努力写诗，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了26首古体诗词，成为蜚声中国公学全校的“少年诗人”，这对他后来的学问方向以及事业性质影响深远。《竞业旬报》真可谓胡适的“重要出发点”，能称之为其“思想之胚芽，文笔之摇篮”。

二、《新青年》——自此“暴得大名”

1923年10月9日，胡适在一封信函中曾述：

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8]《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

1936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重印《新青年》，胡适应邀题辞，他写道：《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才出发的。[9]

胡适评价很高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创办并主编。1916年9月1日出至第2卷第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杂志面貌日渐清晰。1917年2月，第2卷的最后一期出版时，陈独秀已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故第3卷起改在北京编辑，出版发行则仍由上海群益书社负责。次年1月，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刘半农、周树人、周作人等人组成编委会,并轮流担任编辑。1920年1月，陈独秀因从事实际政治活动而南下,《新青年》随其迁往上海。当编辑工作由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倾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负责后，该刊逐渐成为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从第8卷第6号起，《新青年》移至广州出版，1922年7月出满9卷后休刊。1923年6月改以季刊形式出版，直至1926年7月25日休刊。学者陈平原认为：1923至1926年间出现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新青年》，乃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故谈论作为五四新文化“经典文献”的《新青年》，[10]主张“仅限于前9卷”。《新青年》之于胡适意义显著。1917年7月，留美7年的胡适方才归国。但在此前数月，作为一个尚在遥远异国的留学生，胡适已因其在《新青年》上的言论引起广泛关注，在国内知识界、思想界“暴得大名”。二者的文字因缘始自《决斗》一文。1915年10月6日，上海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将《青年杂志》第1号寄给胡适，并代为约稿。12月13日，汪氏续寄递第2、第3号，再次转达陈独秀盼胡适来稿的殷切心情。1916年2月3日，胡适将新译俄国作家库普林（Kuprin Aleksandr Ivanovich，1870-1938）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陈独秀，同时附信一封，陈述自己对《青年杂志》所载译文的意见：“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译事正未易言。倘不经意为之，将令奇文瑰宝化为粪壤，岂徒唐突西施而已乎？与其译而失真，不如不译。此适所以自律，而亦颇欲以律人者也。译书须择[11]其与国人心理接近者先译之，未容躐等也……”对于胡适的意见，陈氏非常重视，于8月13日复信表示：“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足下功课之暇，尚求为《青年》多译短篇名著若《决斗》者。”[12]

胡适“暴得大名”主要是因首倡“文学革命”。1916年8月21日，他致信陈独秀，该信载于2卷2号《新青年》“通信”栏目。在此信中，胡适提出自己关于“文学革命”的“八事”。前“五事”是指“形式上的革命”——即“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后“三事”则是“精神上的革命”——“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13]我在；须言之有物”。陈独秀于1916年10月5日复信——在肯定“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后，要求胡适“赐以所写写实文[14]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响应陈独秀的召唤，胡适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刊登于1917年1月出版的2卷5号。胡适在该文中温和地提出文学改革的八项主张——“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该文刊出之后，反响强烈，“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一场极大的反应。北京大学一校之内便有两位教授对之极为重[15]视。其一则为陈独秀本人。另一位则是古典音韵学教授钱玄同”。陈独秀深知此文意义重大，故在2卷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文中明白宣称：“文学革命之气运，蕴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此后，有关文学革命的激烈讨论，基本上皆围绕胡适所提出的问题而展开。

当时，胡适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文学革命的首倡者与主要领袖。除《文学改良刍议》外，其他几篇论述文学革命的文章，亦起到了纲领性的作用。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3卷3号）一文中，胡适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决“不能模仿古人之作”。这是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的基本理论。傅斯年在4卷1号上所发的《文学革命申义》一文，其中一个重要论点即是阐述文学历史上新陈代谢的道理，正是胡适此文中心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4卷4号）一文中，他指出：建设新文学的宗旨在于“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就说什么时代的话”。该文强调文学要反映时代要求、时代精神，要创作“有生命”、“有价值”的“新文学”、“真文学”。此文概述了胡适建设新文学的纲领，被誉为“文学[16]革命最堂皇的宣言”。此外，还有《论短篇小说》（4卷5号）、《文学进化概念与戏剧改良》（5卷4号），等等。胡适还是第一个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新诗的人，其数量亦是最多。在他的提倡以及其《尝试集》的影响之下，产生了一代白话新诗诗人。

胡适是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先锋，并且居于中心指导地位，提出了基本的理论、纲领和目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是文学革命运动中的稳健派，肯容纳不同意见，肯给反对派以平等讨论的地位。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文末，他就指出：“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维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在《寄陈独秀》（3卷3号）一文中，胡适表示：“奉读大著《文学革命论》，快慰无似！足下所主张之三大主义，适均极赞同。”同时，他指出：“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1917年5月，陈独秀则答复：“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17]他人之匡正也。”

在《答汪懋祖》（5卷1号）一文中，胡适认为陈氏上述之言“似乎太偏执了”，强调：

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天经地义”。我若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也不来提倡了。但是人类的见解有个先后迟早的区别。我们深信这是“天经地义”了，旁人还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学，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18]

由这种态度出发，胡适主张扩大《新青年》撰稿人的队伍以及发表不同的意见。1918年，正当《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讨论日益热烈之时，胡适就拟邀请时为北大学生的张厚载撰稿，申明他反对文学革命和戏剧改良的意见。

时光流逝，沧海桑田,今天重读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遗迹”的《新青年》，不免有些隔膜——单从文本而言，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偏激可谓一目了然。有论者指出：《新青年》人物的言论态度，大[19]致可用八个字“议论激昂，态度刚愎”归纳。在此一整体氛围中，胡适对不同观点的容忍，是一种健全、理性的态度，值得激赏。因为激进固然可以造成声势、扩大影响，真正有所见的保守亦可从反面起到有益作用；但二者都会产生消极的负面作用。耿云志先生就认为：“理性、稳健是胡适最大的长处，革新的事业，特别需要这种长处。……在一场带有群众性的运动中，总是难免有激进、保守与稳健的不同倾向。它们各有各的作用。……惟一最少弊病而真能起建设性作用[20]的，是稳健派。”

胡适除了首倡“文学革命”之外，还将“个人主义”——堪称西方政治哲学精神中最为核心的观念——介绍给国人，在《新青年》上积极撰文倡导“个性解放”。1918年6月，《新青年》第4卷第6期出版“易卜生号”，除译载易卜生的《娜拉》（即《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剧本外，还刊登《易卜生传》和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等文。在《新青年》上同一题旨的文章中，《易卜生主义》影响最大，该文对个性解放进行了比陈独秀等人更加清楚、更为具体的阐释与界说，有力地击中了当时中国的时弊，被誉为个性解放最有力的一篇宣言。在该文中，胡适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他还疾呼：不能跟着“陆沉”的世界堕落，应该“救出自己”，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因为“你要想有益于社[21]会，最好的法子莫过于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提倡个性解放，必会涉及女子解放的问题。数位《新青年》同人都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如李大钊的《战后妇人之问题》（6卷2号）、鲁迅的《我之节烈观》（5卷2号）以及陶孟和的《女子问题》（4卷1号）。不过，李文只聚焦女子参政问题；鲁文谈论仅囿于节烈问题；陶文则仅从社会问题的角度探讨妇女问题。相比之下，“只有胡适是从人的解放、个性解放这个最为普遍的意义上讨论女子问题，是最与[22]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精神、人文精神相协调的一致立场”。在《美国的妇人》（5卷3号）一文中，胡适指出：女子应确立“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应当做一个充分“自立”的人。而“‘自立’的意义只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以不倚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做事”。这种“自立”的精神初看去“似乎是完全极端的个人主[23]义，其实是善良社会必不可少的条件”。此外，还有《论贞操问题（答蓝志先）》（6卷4号）一文。胡适的女子解放论，与他的个性解放思想协调一致，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非常广泛。

1920年4月1日出版的7卷5号，是胡适所负责编辑的最后一期《新青年》，上面载有其《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一文，以及他为蔡元培的文章《洪水与猛兽》所作附注。自8卷1号起，《新青年》正式移往上海编辑出版，自此曾经掀起过巨大波澜的《新青年》群体开始[24]走向无可挽回的分裂。笔者不拟进行详尽论析，在此只想指出：在经历一系列风波——譬如《每周评论》的创刊与被查禁、“问题与主义”的论辩——之后，《新青年》同人间在启蒙的诉求下被遮掩的早已潜埋的分歧，随着政治话语的浮出水面而明确暴露。辨析《新青年》同人们相异的思想源流、价值取向以及思考中国现实问题的不同进路，就不难理解他们何以会最终走向分裂。导致这一群体陷于分裂的导火索，则是这份杂志的“色彩”越来越趋向“过于鲜明”。

概言之，《新青年》与胡适互相成就了对方。借助《新青年》的媒介作用，胡适充分发挥了作为一位积极倡导新思潮的“传教士”的功能：他首举文学革命的“义旗”，提倡白话文；他借易卜生向国人介绍“健全的个人主义”，倡导“个性解放”；他批判孔教，称赞“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等等。这奠定了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在《新青年》的生命史上，胡适的出现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基于世界性眼光所提出的诸多理念，为迷惘困顿的《新青年》找到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路径通道，确立了它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三、《努力周报》——“忍不住谈政治”

1938年7月30日，胡适在一封致其妻江冬秀的信中写道：

在二十年前的七月十二日，我从外国回来后，在上海的新旅社发[25]下一愿，决定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

1917年7月，胡适归国途中，船到日本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待到上海，又目睹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于是“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在这种心境的影响下，无论是加入《新青年》还是替《每周评论》写稿，胡适始终保持对政治的低调——在回国后的四年多时间内，他所写的文章里，只有一篇短文《曾琦〈国体与青年〉序》谈及政治，其余则都是关于思想与文艺。

直到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胡适接办《每周评论》后，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因为其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国内的新舆论界闭口不论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此，自我定位为“实验主义信徒”的胡适“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发愤要谈政治”。他在第31期《每周评论》上发表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作为其政论的“导言”，这一“导言”引起了无数的抗议——“北方的社会主义者驳我，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痛骂我”。胡适第三次替这篇导言辩护的文章《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刚排上版，《每周评论》即被封禁，他的政论文章随之流产。《每周评论》于1919年8月30日被北洋政府封禁，此后出于三重原因——一是“忙与病使我不能分出功夫来做舆论的事业”；二是“我心里也觉得我的哲学文学事业格外重要，实在舍不得丢了我的旧恋来巴结我的新欢”；三是认为“国内有人起来干这种事业，何必要我来加一忙”——胡适未再提笔作政论，而是处于观望状态。然而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之后，胡适“实在忍不住了”，开始出来谈政治。这虽是为国内的腐败政治所激；不过，更深层次的缘由则是他大不满意于当时“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他愤激地说：“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时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洛泡[26]特金——爱罗先珂的附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在衰朽的现实政治和虚妄的新舆论界刺激之下，胡适“忍不住谈政治”的产物《努力周报》（The Endeavor），于1922年5月7日创刊。

该报的筹备颇花了一段时间。1921年5月,在丁文江的积极鼓动之下，胡适、王徵、任鸿隽等组成了“努力会”，以6月1日为成立日期；王云五、蔡元培、蒋梦麟、陈衡哲、朱经农等亦陆续加入。最早参加“努力会”的不过四五人,最多时也未超过十二人。在有了“努力会”这样的组织以后，寻求合适发言方式的问题便被提上日程。在丁文江的提议之下:努力会成员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5%,办一个批评政治的小[27]周报。

在筹备的过程中，胡适遭遇了双重波折。一是警察厅的阻挠和房东“敲竹杠”。胡适在日记中对此有如下三则记载。1922年2月4日，“我要办的《努力周报》，被警察厅设法批驳了。（藉口于房东不同意，其实是他们把她吓倒了。）今天另拟一呈子，再请立案，措辞颇严厉”。2月17日，“我们的《努力周报》立案时，警察厅方面已说通了，而女房主又要敲竹杠，说我们办报是发财的事，要每月加房租九元！”3月31日，“我们要办的《努力》周刊，今日批准了；批上还要我们‘慎重将事，勿宣传偏激之言论’！”二是朋友的劝阻。不少人从胡适的学术事业出发，如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王云五、张菊生、陈叔通，都不赞成胡适办报，担忧他会成为“梁任公之续”。他们认为：胡适“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其中，陈叔通更表示胡适“太和平了，不配办报”。对此，胡适在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当《每周评论》初办时，我并不曾热心加入。我做的文章很少，并且多是文学的文章。后来独秀被捕了，我方才接办下去，就不能不多做文字了。自从《每周评论》被封禁之后（八年八月底），我等了两年多，希想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一个公开的、正谊的好报。但是我始终失望了。现在政府不准我办报，我更不能不办了。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28]弃我的言论的冲动。《努力周报》采用了当时期刊出版中较为典型的版式：四开报纸大小，横分四栏竖排文字。此前1918年创办的《每周评论》和此后1926年创办的《生活》周刊，亦都采用了这种编排形式。在第1期上，胡适撰有一首《努力歌》，作为发刊辞：“这种情形是不会长久的。”/朋友，你错了。/除非你和我不许他长久，/他是会长久的。/“这种事要有人做。”/朋友，你又错了。/你应该说，/“我不做，等谁去做？”/天下无不可为的事。/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也都说“不可为”，/那才真是不可为了。/阻力吗？/他是黑暗里的一个鬼；/你大胆走上前去，/他就没有了。/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努力！努[29]力！”/

由此《努力歌》可见，尽一个合格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责任，不能对国家的休咎盛衰、政治的清明浊秽袖手旁观，是胡适创办政论刊物的一个根本出发点，他期望能通过舆论呼吁来努力干预政治，进而监督乃至引导政治走出泥淖。这从《这一周》栏目中可见一斑。

从第7期开始，胡适在《努力周报》上独辟《这一周》政治评论栏目，表达对时政的直截意见。该栏目除零星的中断外，一直坚持到休刊，在该刊诸栏目中最为长久。它地位十分突出，占据第一页头条，而且往往占了整个第一页，这使该刊具有很强的新闻性。有论者指出：[30]《这一周》对于中国新闻期刊的言论栏目具有开创性。胡适对这一栏目很是重视，日记中多次出现与之相关的记载：1922年6月8日，“在家作‘社论’，拟创设‘短评’一体，但很不容易做”；6月16日，“又赶成短评几则”；7月4日，“作了两段时评寄回去”；7月15日，“昨夜勉强续成时评几则付印，内有两则颇重要”；7月20日，连生病卧床时都“闭着眼睛口述时评三则”；11月23日，“今天《努力》缺稿甚多，作时评几千字”。

胡适共为这一栏目撰写了67则短评，其中有数则正面对国民党提出批评，引发了双方首次思想冲突。1922年，在6月19至25日的《这一周》中，他对孙中山的革命策略第一次提出公开批评；在7月17至23日的《这一周》中，他在《旧道德的死尸复活》的题目下，对国民党的文化观念与政治哲学发起了一次更严厉的批评。这一则短评“惹起了《民国日报》一个月的攻击”。8月14至20日的《这一周》中，胡适研究他们的“驳论”之后，对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与性质提出质疑，导致双方的冲突升级。8月28至9月3日的《这一周》中，胡适又以“旁观者”的身份对孙中山和国民党提出“一个忠告”。这次冲突导致国民党对胡适以前的看法完全改变，甚至孙中山本人亦很不满[31]意。这也为后来更为严重的思想冲突埋下感情因素上的伏笔。短评中，亦有数条对共产党人提出批评。胡适以外，参与编辑工作的高一涵、张慰慈、丁文江等也写过《这一周》。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周》为时人关注，第73期《努力周报》上它的暂缺，还曾使得[32]该报招致批评。

1953年，台北远东图书公司印行《胡适文存》四集合印本，《我们的政治主张》、《我的歧路》、《一个平庸的提议》、《这一周》等《努力周报》时期的政论皆被删去，李敖曾据此写了一篇《从读〈胡适文存〉谈起》进行批评，认为许多“胡适思想”都被大刀阔斧地删

[33]去。虽然胡适曾自述这是“为了稍稍节省排印费”，但是考察当年的时空环境与被删文章的内容，个中缘由并非如此简单。胡适对于这些政论其实很是“敝帚自珍”，在1926年4月24日致傅斯年的信中，他曾写道：“很少人能赏识我的政论，我却自己很得意，所以编《文存》二集时，把《努力周报》的长短政论都收进了，很惹一些人笑[34]话。”1958年1月24日，胡适致信编撰《胡适文存索引》的童世纲，亦指出：“这六十多篇短评，在当时确是十分用心血的，现在我颇觉得删了《这一周》是可惜的。所以我现在盼望你试为这六十三篇做一个分题索引，如果不太费时间！”因此，这些文章被删，可能主要还是因其当日颇具锋芒的批评，三十余年后国民党当局对此仍不能释怀。《努力周报》时期，胡适的政治主张是提倡“好政府主义”——呼吁好人出来办政府，逐步把政治引上轨道。这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有系统的呈现。早在该文之前，“好政府主义”其实已见于胡适的言论之中。1921年6月18日，胡适对当日来访的安徽籍旧国会议员汪建刚说道：“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该谈好政府主义！”他还特地在“有政府主义”与“好政府主义”下加上黑点。同年8月5日，胡适在安庆的演讲中，完整、系统地阐述了“好[35]政府主义”，这是他“第一次公开的谈政治”。这一年的10月4日，胡适在充溢政治激情的《双十节的鬼歌》一诗中，还正式提出“造一个好政府”。

1922年5月11日，胡适写出《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他在当日的日记中称：“做一篇《我们的主张》，是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这本是想专为《努力》做的；后来我想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故半夜脱稿时，打电话与守常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36]邀几个‘好人’加入。”次日在蔡元培家开会，赞成这个“政治主张”并愿意签名的共有以下16人——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知行（即陶行知）、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徵、丁文江、胡适。14日，这一政治意见提纲全文刊登于第2号《努力周报》。5月15日《晨报》以及5月18日《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也相继刊载。

该文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政治改革的目标”。“好政府”这个目标应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第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第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要求建立一个“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一种“有计划的限制”。第四，“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功夫”。“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第五，“我们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的意见”。具体有六项：（1）南北问题必须解决，只可召开南北和会议会；（2）议和，恢复1917年解散的国会等四条件；（3）裁兵；（4）裁官，实行“考试任官”制度；（5）改革选举制度；（6）[37]财政主张——彻底的会计公开，统筹预算，平衡收支。

这种知识界名流以集体联署的方式公开提出“好政府主义”，如同投石于一潭死水之中，引起巨大反响。北京有7所高校的校长公开在《努力周报》发表联署声名，支持这一主张。5月25日，胡适“费了一天功夫”整理来稿之后，挑选出14篇可登之文，发表在将出版的第4号《努力周报》之上。看了这些文章之后，胡适“颇有感触，做了一篇《后努力歌》”，强调：好社会与好政府、教育与政治、破[38]坏与建设都是互为因果的连环，解开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或干。无论赞同与否，围绕这一“主张”展开的讨论相当热烈。邵力子接连在《民国日报》发表几篇评论、随感；李剑农在《太平洋》杂志发表回应的政论；周恩来在第6号《少年》杂志上也发表一篇《评胡适的[39]“努力”》，署名“飞飞”。《我们的政治主张》后来被视做中国“‘自由主义’观点的第一次系统的概括”，有论者指出：该文意义“远远超过了它发表时的那个时代”；它所提出的种种设想和目标，[40]“以后很多年都是自由主义政治态度的重要特征”。

1923年10月7日，胡适约请《努力》社同人在旅馆吃饭，做出两项决议——“（1）《努力》暂时停办，俟改组为半月刊或月刊继续出版，《读书杂志》不停。（2）我此时暂不回京授课。二事皆以我病体未痊为言，不关政事。”此处，“病体未痊”并非只是托词。这些忙碌的读书人，维持一份周刊的定时出版，确会力所不逮；尤其是不少列名编辑的人不在北京，只是时常寄些稿件来而已。胡适常常需要“一人包办”刊物的编撰工作，直到1923年4月南下上海、杭州养病，才由高一涵、张慰慈以及陶孟和夫妇接替他的工作。但是，“不关政事”则有欲盖弥彰之嫌。因为虽然花了很多精力，但令他们沮丧的是：“谈政治”没有起到预先期许的效用，衰朽的现实政治并未改善丝毫。10月21日，他们宣布《努力周报》暂时休刊时，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同时，他们还表示“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41]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

其实，早自1923年3月25日，在胡适对他们自己的政论生活加以解嘲之后，《努力周报》便渐渐朝着一个新的方向——“思想的革新”——去努力。《新青年》由“谈文学思想”始，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之下，以“谈政治”终；《努力周报》由“谈政治”始，却因“反动的政治”无奈地离开政治，最终以“谈文学思想”终。兜兜转转，又回起点。究其原因，主要是责任意识强、秩序观念重、不好走极端的自由知识分子，在所处的恶劣时空环境之中，难以抉择以政治变革还是以思想变革为先，只能徘徊于“谈政治”和“谈文学思想”之间。这种在“歧路”前的摇摆固然体现了他们改造社会方案的不切实际性,不过，亦有论者指出：这也不失为执著的一种表现——“摇摆固属无奈,却并非毫无意义。选择摇摆本身是需要勇气的,每一次摇摆,不仅意味着对自己的否定,也意味着为论敌或政治的攻讦提供了话柄,没有超常的勇气或良好的心态,如此的抉择是不可想象的。此外,摇摆与止步是有本质区别的,摇摆不只意味着放弃,也意味着新的开始,不得不放弃虽然会对其信心构成打击,但勇于再度选择,则表明他们并没有因此推卸对社会应负的责任,没有动摇秩序至上的观念,没有丢掉改[42]造社会的信心。”《努力周报》停刊后，此后整整一年的时间，胡适与朋友们通信讨论、积极筹备它的复刊：已初步拟定改周刊为月刊，由张奚若协助编辑工作；各个方面的文稿已定下主要撰稿人；和商务印书馆签订了发行的契约；还向热心的读者发布了《努力月刊》即将出版的预告。1924年9月9日，胡适在致《晨报》副刊的信中，指出“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个独立正直的舆论机关，那是不消说了，即从思想方面来看，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因此“虽有事实上的种种困难，我可以敬告爱《努力》的[43]朋友们，《努力》终要继续出来的，现在不过是迟早的问题”。然而，由于在经费、人员、是否与商务合作以及出版地点等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胡适复兴并改造《努力周报》的期望最终落空。此外，他的一批朋友王世杰、陶孟和、陈源、徐志摩等人筹办了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诸方面的综合周刊《现代评论》，于1924年12月13日在北京创刊。胡适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复兴《努力周报》的必要性大为降低。

概言之，仅出75期、存在时间不过一年半的《努力周报》，其发[44]行量颇为可观，曾达到8000份；社会意义更是不容低估：它的诞生象征着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首度聚集，作为社会中间性力量的自由知识分子开始相对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时期，胡适的自由主义政论固然具有相当的挑战性与传播力，但在其时“失序”的环境之中却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过，胡适“忍不住谈政治”的努力并没有付诸东流，正如他在宣布暂时休刊时所强调的——“我们深信，有意识的努力不会白白地浪费掉的”。

四、《新月》——争人权的“斗士”

正如张慰慈信中所述，身处北京的文化人正面临一个混乱的时局，需要度过一段扰攘不安的岁月。当时，“北京已进入恐慌时代，[48]大学教授及新闻记者多离京”。1926年前后北京知识分子纷纷南下避难，构成中国现代历史的一道独特景观，武汉、广州、厦门等城市吸纳了不少南迁的文人学士，上海更是如此。胡适选择居住上海后，谢绝了诸多邀请，开始努力谋求学术方面的发展——整理从巴黎伦敦两地摘抄回来的禅宗史材料、编撰《白话文学史》和《中古思想史长编》；1927年8月，他受聘为光华大学教授；次年受聘担任东吴大学法学院作哲学讲座；1928年4月下旬又担任母校中国公学的校长。除了专心著述研究外，胡适还成为南迁文人的中心，并且聚集了一些新近归国的留学生，重振新月社、筹办《新月》月刊。《新月》于1928年3月10日创刊，编辑由5人共同负责，胡适虽未列名，但实际上是该刊的领衔人物。《新月》最初只是一份偏重文学艺术的刊物，主要关注思想文艺的问题。这种基调难以让胡适等人满意。该年5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只有几个小报，偶尔还说说老实话。”1928年底，《新月》的部分成员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组织“平社”，酝酿在《新月》之外另创《平论》，以便“站立在时代的低洼里的几个不合时宜的书生”，发表“偶尔想说的‘平’话”。据胡适在1929年3月25日的日记中透露：《平论》是他们去年就想办的一个刊物，延搁至今才确定下来；由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丁西林担任编辑；胡适本想让罗隆基做总编辑，但其他人却逼他出来“任其事”。不过胡适并不看好《平论》的前景——“此事大不易，人才太少；我虽做了发刊词，心却不很热”。3月29日，对于筹办《平论》，胡适又写道“我对于此事，终于有点狐疑”，担忧同人们各有所司而无暇去思考国[49]家大问题，而他自己“功夫虽多，怕也没有心绪去想政治问题”。那段时间正是胡适在学术上最勤勉、收获也最丰的一个时期，对政治未寄予太多希望，所以他的不热心、没有心绪并不难理解。不过，胡适也并不可能如顾颉刚所愿与政治“截断”。像曾经“实在忍不住”而办《努力周报》一样，胡适“谈政治”是需要现实的导火索。筹划中的《平论》最终未能问世，不过胡适等人决定：此后《新月》要“在思想及批评方面多发表一些文字”。

引发胡适再度“谈政治”的现实导火索是一项旨在“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的荒谬提案。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上，上海市特别代表陈德徵表示：以前对“反革命分子”定性处置的法律程序过于繁琐，法院往往过于拘泥证据而使反革命分子容易漏网。因此，建议采用新办法——“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惟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也即是说：法院可以不须审问，只凭党部的一纸证明，便可定罪处刑。这种“以党代法”的提案激怒了胡适，他又“实在忍不住了”，于3月26日写信责问时任司法院院长的王宠惠——“先生是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对于此种提案，不知作何感想？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那一世纪那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我的浅识寡闻，今日读各报的专电，真是闻所未闻之感。中国国民党有这样党员，创此新制，大足夸耀全世界了。”接着又不无嘲讽地指出“其实陈君之议尚嫌不彻底……不如拘捕审问，定[50]罪处刑皆归党部”。

胡适还将此信寄给国闻通讯社作为“新闻”发表，却因新闻检查官的阻挠，各报皆未刊出。胡适的文章没处发表，而陈德徵的回应——打油诗《胡说》——却已见于4月1日的《国民日报·星期评论》，写道：“违反总理遗教，便是违反法律。违反法律，便要处以[51]国法。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适博士来胡说的。”不同政见或仅仅是批评的言论便不予发表，谩骂异己的文字却能见诸报端——国民党治下不堪的言论自由状况深深地刺激了胡适。4月2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一项人权保障的命令，其内容经不起推敲，又让胡适对它感觉“大失望”。于是胡适以讨论人权保障为由，联系陈德徵以党代法的提案，于5月6日写成《人权与约法》一文，发表于第2卷2号的《新月》月刊上。

此文在当时舆论界掀起了巨大的思想冲击波。6月2日，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致信胡适称赞“文章之好，议论之正大，我也用不着恭维”；同时指出“邦无道，其默足以容”这句古话在中华民国依然适用。对于前辈的恳切警告，胡适复信写道：“我也很想缄默，但有时终觉有点忍不住，终觉得社会给了我一个说话的地位，若不说点公道话，未免对不住社会。……‘邦有道’也在人为，故我们似宜量力作点争人格的事业。”6月3日，收到复信的张元济，在表示佩服在胡适在其他人“避的避，脱的脱”之时敢打“疯狗”之余，再次恳切提醒——“但是要防着，不要没有打死疯狗反被它咬了一口，岂不[52]是将来反少了一个打狗的人？”《人权与约法》发表以后，国内外报纸有转载的、有翻译的、有作专文讨论的，胡适从众多来稿之中选择两篇提出问题的通信进行答复，在第2卷4号《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的讨论》。在此期《新月》上，胡适还发表了另外两篇文章——《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和《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前一篇指出“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法制生活”；强调“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后一篇指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是一种很有力的革命哲学，但此学说本身存在两处错误，会引发严重的流弊。

胡适之外，罗隆基在《新月》第2卷2号上发表了《专家政治》、第2卷5号上发表《论人权》；梁实秋在第2卷3号上发表《论思想统一》。这些倡导人权、呼唤自由、批评专制的雄文产生了轰动效应。

对此，新执政的国民党采取了一系列压制措施。其一，组织枪手撰写批判文章。自8月9日始，上海的《民国日报》相继刊出署名“灼华”的《胡适所著〈人权与约法〉之荒谬》，此文亦全文刊载于南京《中央日报》；以及张振之的《知难行易的根本问题》和《再论知难行易的根本问题》、署名“和尚”的《胡适之的反动与迷梦》等一系列文章。其二，连篇累牍制造舆论攻势。8月13日，上海市第三区党部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提出决议案——鉴于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之“言论荒谬”，要求教育部予以撤职并提请中央与上海市党部严厉制止学阀活动。28日，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提案指出——“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言论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动民众，应请中央令国府，严厉惩办案”。29日，《民国日报》报道的标题醒目——“中公校长胡适反动有据”；《大公报》上海专电则题为“胡适担当不起的罪名：侮辱总理，背叛政府”。一时之间，国民党各地党部群起而攻之。仅据胡适日记中所附的剪报统计，就有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江苏、南京等省市的党组织要求中央对胡适严加处理。“严惩竖儒胡适”、“查办丧行文人胡适”、“缉办无聊文人胡适”、“呈请惩办反动的胡适”等呼声此起彼落。

下有所请，上有所动。9月25日，国民政府饬令教育部警告胡适，内称：“查胡适近年来言论，确有不合。最近《新月》杂志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及《知难行亦不易》等篇，不谙社会实际情况，放言空论。本党党义博大精深，自不厌党内外人士反复研究讨论，以期有所申明。惟胡适身为大学校长，不但误解党义，且逾越学术研究范围，任意攻击，其影响所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缺乏定见之人民，对党政产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纠正，以昭警戒。为此，拟请贵府转饬教育部，对胡适言论不合之处，加以警告……”10月4日，教育部发出“训令”，警告胡适。接到“训令”后，胡适于10月7日写信给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称该令文“含糊笼统”、“我看了完全不懂得此令用意何在”，于是将原件退[53]还，还随手为之改了两个错别字。为了抵制胡适言论的消极影响，国民党中常会还于10月21日通过《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11月,国民党意识形态理论队伍集体批判的“成果”——《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一辑出版。

在国民党的围剿声中，胡适又写成《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文中，胡适从批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鼓吹旧道德的文章《由党的力行来挽回风气》入手，抨击国民党执政之后反对文学革命、提倡复古主义、摧残言论自由的反动事实，指出“至少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来看，国民党是反动的”。文章写成次日，他去暨南大学讲演该篇内容，文学院院长陈钟凡听了之后说：“了不得！比上两回[54]的文章更厉害了！我劝先生不要发表，且等等看！”胡适未听劝告，该文和罗隆基那篇充满火药味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同时发表于第2卷6号、7号合刊的《新月》。1930年2月，上海特别市党部奉中央宣传部密令查封了这一期《新月》。胡适针锋相对，将他与罗、梁发表的相关文章，加上此前撰写的《名教》一文，合编成《人权论集》单独出版，并在“小序”中郑重强调“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与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不过，《人权论集》亦于5月3日被查禁。一时之间，新月社内外谣诼纷纷，人心惶惶。在国民党强大政权力量的干预之下，《新月》的“光”渐次暗淡，人权的“火”终于澌灭，“人权运动”走向黯淡沉寂。

在胡适等掀起“人权运动”的波澜之时，各方反应姿态不一。胡明先生对此进行总结并将之分为三类：其一，以蔡元培、张孝若、江绍原、汤尔和为代表，政治立场上相似的朋友在“人权运动”上的态度——佩服、支持、鼓励，甚至催逼胡适在这条路上勇敢地继续走下去。其二，以顾颉刚、周作人为代表，则显得矜持、审慎与保守，并且时时以学问事业来提醒和规劝胡适转移努力的方向。其三，“人权运动”还要受到左倾的激进舆论和旁观的第三势力种种热讽冷嘲的攻击。他还指出：“这样的政治氛围，这样的文化心态，这样的中国舆论，这样的思想土壤，这样的中国知识阶级的认识境界与观念形态，[55]人权运动的必然失败是不言而喻的。”另有论者指出：制度优先而非政党优先是胡适等“人权派”知识分子的一种共识，他们并不赞成用“铁与血”即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推翻时为执政党、负有制度建构责任的国民党；而是认同法治框架下的逐步演进，希望能用法律方式尽量将国民党往宪政路上逼。因此，他们腹背受敌，在既不能取悦执政力量的同时，亦同样得罪了以执政为其务求的左翼。当时左右两翼不仅互指对方为“反革命”，还共同斥责胡适等为“反革命”。“人权论战”乃至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困局正缘于他们在左[56]右之间艰难信守“制度”理念，并以理性的态度不懈努力。

与当时国内舆论相比，“海内外的西方报刊——特别是《北方中国先驱报》、《纽约时报》——都无保留地赞扬了胡适的坦率直言，[57]谴责了南京政府压制胡适言论的企图”。譬如：1929年8月31日，《纽约时报》以“钳制中国说真话的人”为题，指出“现在他受到谴责，并不是因为其个人的政治抱负，而是因为他的那种直言不讳的习惯使他敢于提意见：在国民党人的统治下，一切并不像外界所相信的那么美好……他的罪责不在于他不同意如此多的观点，而在于他道明了几分真理”。同时还强调：“如果受害者只是一位政客，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一般的事件来看待。如果受害者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我们可以根据目前不稳定的局势来解释这个事件。但是，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作为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当他冒险向老百姓讲真话时，他的言论不应该被钳制，应该让老百姓听到他的声音。”[58]9月28日，《北方先驱报》的一篇社论中则指出：胡适是“一位十分伟大的国际性人物，以至仅凭藐小的检查制度是不能把他压制下去[59]的”。

胡适自担任中国公学校长以后，大力整顿改革，校务、教务都面貌一新。在他的尽力罗致之下，郑振铎、沈从文、叶公超、饶孟侃、冯沅君、全增嘏、张慰慈、杨鸿烈等赴公学任教；学生人数则由300人增加到1300余人。这使该校成为上海地区一所很有影响的高等学府。1930年初，触怒当局的胡适不愿因他个人的思想言论问题影响中国公学的报批立案一事，遂向校董会提出辞职。据时在中国公学求学的罗尔纲回忆：“当时规定，凡是私立大学不得立案的政府不承认，学生毕业后，学校发给的那张毕业证书不能做资格凭证，学生出路困难”；不过当得知胡适提出辞职的消息后，学生立即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形成决议——“宁可不立案，不能让胡校长辞职”；同时教职员也写信集体挽留。胡适为着学生的前途，召集全体学生讲话，以北平协和大学宁可牺牲世界著名学者做校长也务求立案为例恳切劝慰，这[60]“让大家感动极了，不少人流了泪”。1930年5月19日，胡适正式卸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1930年11月28日，胡适离开居住约三年半的上海重回北京。

在胡适离沪北上前后，国民党的舆论及政权力量仍未停止攻击。11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出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一篇题为《谈所谓言论自由的讲演》，不指名地攻击胡适“居心之险恶，行为[61]之卑劣，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11月4日，因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八区党部的控告，警备司令部令公安局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的罪名拘捕了罗隆基；胡适闻讯即找蔡元培、张群、宋子文等人保释。罗隆基于当日被保释，后又写了一篇《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一文，刊载于第3卷3号《新月》；1931年1月13日，当局又以罗氏“言论谬妄，迭次公然诋本党”为由，强令光华大学解聘罗隆基。胡适又为之奔走，1月15日郑重地致信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抗议。1月17日陈布雷回信称“此事部中既决定，当不能变更”。1931年3月，清华大学拟请胡适去当校长，呈文请示中央，蒋介石明确表示反对，理由为“胡适系反党，不能派”。胡适不无感慨地在3月18日日记中[62]写道——“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

概言之，胡适等掀起了一场生如闪电之耀亮的“人权运动”——那些酣畅淋漓的雄文，让一弯《新月》如钩，径直指向国民党一党专制的中心。遗憾的是，在国民党强大政权力量的干预之下，轰轰烈烈的“人权运动”逝如彗星之迅忽。虽然为时极为短暂，但却似夏花之绚烂，七十余载后在中国人权运动史上依然熠熠生辉。作为争人权的“斗士”，这一时期的胡适言论激烈、笔势如虹，呈现了其一生言论实践中最为辉煌的刹那。

五、《独立评论》——“诤友”与“诤臣”之间

1956年，寓居纽约的胡适为已逝世二十年的挚友丁文江作传，回忆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们的心绪，如是写道：

总而言之，大火已经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在君在几年前曾很感慨的对我说：“从前许劭说曹操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怖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什[63]么呢？“九·一八”以后,国事日蹙、警报频仍，中国朝野陷入“国难时期”的悲愤中，身处北方危城的知识分子更是感受良深。离沪北上之后，胡适与蒋梦麟等人忙于借助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源，希望重振已陷入山穷水尽境地的北京大学昔日的荣光。经过九个多月的努力，北大中兴曙光初露；1931年9月14日，“新”北大开学。一丝中兴的微光抵挡不住事变的浓密阴云，胡适失望异常，后在该日的日记中补写一笔——“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工夫，造成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64]

战争阴霾日益浓重，毁灭威胁迫在眉睫。“书生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如刀”，身处“烘烘热焰”里的知识分子救国之道不外乎办刊物造舆论。“九·一八”事变后12天，俞平伯即致信胡适，指出“今日之事，人人皆当毅然以救国自任，吾辈之业惟笔与舌”；建议由胡适出面领衔在北平办“一单行之周刊”。他在信中写道：“大祸几近眉睫，国人仍如散沙，非一时狂热供人利用，即渐渐冷却终于弛惰，此二者虽表面不同，为危亡之症候则一也。故现今最需要的，为一种健全、切实、缜密、冷静的思想，又非有人平素得大众信仰者主持而引导之，窃以为斯人，即先生也。以平理想，北平宜有一单行之周刊，其目的有二：（一）治标方面，如何息心静气，忍辱负重，以抵御目前迫近之外侮。（二）治本方面，提倡富强，开发民智。精详之规划，以强聒之精神出之；深沉之思想，以浅显之文行之，期于上至学人，下逮民众，均人手一编，庶家喻户晓。换言之，即昔年之《新青年》，精神上仍须续出也。救国之道莫逾于此，吾辈救国之道更莫逾于此。[65]以舍此之外，吾人更少可为之事矣。”的确，在以武力作为维护“中心”地位或者进阶“中心”手段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有所作为的空间非常有限；否则颇自信是“治世之能臣”的丁文江，也不会自嘲为“乱世之饭桶”。不过，他们并不因身处边缘就丧失那一份担当，希望能通过办刊物尤其是政论刊物的路径来实现自己的救国愿望和政治理想。所以，俞平伯的这番话很能表达当时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心声。胡适后来就回忆说：“《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要发起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66]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当时积极主张办刊的是蒋廷黻，他扮演了热心的推动者角色；《努力周报》时期丁文江也起到过相似的作用。据蒋氏回忆：“我提议办一个刊物，适之大不以为然，觉得我的提议完全由我没有办过杂志，不知其中的困难；孟和也是这样的腔调，陈衡哲最热心，在君和[67]孟真没有表示。”胡适和丁文江都有创办《努力周报》的经验，知道这不是件容易事，所以他们二人“都不很热心”；而胡适则“更不热心”，《新月》其时还正在遭受官方的不断打压，他在那个时期“真没有创办一个新刊物的热心”。不过1931年底，因为几个朋友的热心，胡适也就不反对了。于是在聚餐会的基础上组成“独立评论社”，并由丁文江提议：仿照《努力周报》的办法，社员每人捐出每[68]月固定收入的5%，以使“刊物在经济上完全独立”。因胡适生病住院的耽搁，1932年5月22日，酝酿近半年之久的《独立评论》才终于面世。《独立评论》是在国难临头之际的产物，虽然知识分子期冀能以“笔墨报国”的心情无二；但他们在确定该刊的办刊方针时却有分歧和争端。1932年1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拟了一个办周刊的计划，送给聚餐会的朋友们看。蒋廷黻也拟了一个大政方针，分三项：[69]一内政，二外交，三人生观。这方针不甚高明”。在蒋氏所拟的方针里，内政方面“首重统一，次建设，次民治”，要点有五。其中，第一点指出“现在统一问题虽与历代不同，然中心人物及武力亦不能免，在二三十年内，一方式的专制——一人的或少数人的，公开的或隐讳的——是事实所必须”。第三点指出“民治在中国之不能实行，全由中国无适宜于民治之经济、社会及智识，倘统一能完成，建设即可进行，而适于民治之环境自然产生矣。短期之专制反可成为达到民治之捷径。目前在中国大倡‘天赋人权’、‘主权民有’等理论不但无益，而且有损。本刊物应根据中国历史及现状，努力产生中国的新政[70]治理论。此可谓本刊物之主要使命。”根据原稿的笔迹判断，这一方针已由人修改，不过主要反映的仍是蒋廷黻的思想。该方针认为“专制”是“事实所必须”、“民治”在中国“不能实行”；难怪从未动摇过“民治”观念的胡适认为这一方针“不甚高明”。这也为以后的“民主与独裁”之争埋下了伏笔。1935年5月，胡适在为庆祝《独立评论》三周年所撰之文中，披露当时他们公推蒋廷黻起草了一个方案；胡适个人也起草了一个方案：

廷黻的方案已够温和，我的方案更温和。大家讨论了许久，两个方案都不能通过：又公推两位去整理我们的草案。想合并修正作一种方案。结果是整理的方案始终没出现。我在那时就起了一个感想：如果我的一个方案不能一致通过这十来个好朋友，我还能妄想得着多数国民的接受吗？这是一个很悲观的结论。但我又转念一想：我有什么特殊资格可以期望我的主张一定成为大家一致接受的方案呢？我的主张不过是我个人思考的结果。我的思想有被接受的期望，别人的思想也都可以有接受的期望。最好的方法是承认人人各有提出他自己的思想信仰的自由权利；承认人人各有权利期望他的思想信仰逐渐由一二人或少数人的思想信仰能变成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只要是用公心思考[71]的结果，都是值得公开讨论的。

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解决分歧的方式。在《独立评论》创刊号的“引言”中，胡适再次强调了这种自由主义者的行为理念：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正[72]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独立评论》并非敝帚自珍式的同人刊物。“引言”中即表示“欢迎各方面的投稿”。果然几期之后，社外投稿逐渐增多，“直到后来有时候我们差不多可以全靠社外的文字出一期报，我们不过替他们尽一点编辑校对发行的责任，或者加上一两篇比较有时间性的政论文字”。于是一年之后，更申言“我们办这个刊物，本来不希望它做我们这十一二个人的刊物，也不希望它成为我们的朋友的刊物；我们自始至终就希望它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

[73]物”。《独立评论》四周年之际，统计发现：四年中社外来稿的比例分别为占42.7%，55.3%,61.8%和59.6%。对此，胡适不无自豪地说：“这个刊物真能逐渐变成全国人的公共刊物了。四年之中，社外的朋友供给了六百篇文字——六百篇不取稿费的文字——这是世界的舆[74]论机关绝对没有的奇事。”二十年后，胡适还很感慨地将那个时代称做“Pamphleteering journalism（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因为“《独立评论》共出了二百四十四期，发表了一千三百零九篇文章——其中百分之五十五以上是社外的稿子——始终没有出一[75]文钱的稿费”。《独立评论》的发行量很是可观，当时负责该刊校对的章希吕在其1936年3月23日的日记中即记载：现在《独立》每期印一万三千册，[76]可销一万二千五百册。胡适在1936年亦说：“关于销路这一层，我们自己也感觉到很大的欣慰。我在第一五一号（三周年纪念号）曾提到‘我们的七千个读者’，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的一万三千个读者’了，在这一年之中，销路增加一倍，其中有好几期都曾再版，这是我[77]们最感觉高兴的。”这一发行量在当时所出的近400余种杂志中独树一帜，与清末风行海内的《新民丛报》（1902—1907）相比亦不逊色，因为后者发行量最高时亦未超过一万份。

胡适初始虽对创办《独立评论》并不热心，甚至在1932年4月一封给丁文江的信中还写道：“总觉得此次办报没有《努力》时代的意[78]兴之十分之一！”其实胡适经常是一个人独立支撑刊物，每周一往往终日为杂志工作，夜间写文章总是到次日凌晨三点钟乃至更迟。[79]1934年9月18日夜，欧游途中的蒋廷黻在给胡适的信中不无愧疚地写道：“当初我们办《独立》，你有点老成持重，不愿轻试。我因为没有经验，所以总要干。殊不知这两年来，这个《独立》由适之一个人去立了，实在对不起你。”1935年除因事离开北京才由他人短期代编外，作为主编的胡适一直劳心劳力；尽管家人对此多有抱怨，但他却毫无怨尤，并将在国难之中维持刊物一事理解为对“公家”尽责。胡适在1935年1月9日复周作人的信中曾写道：“三年多以来，每星期一晚编撰《独立评论》，往往到早晨三四点钟，妻子每每见怪，我总对她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是我为公家做工，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有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你可曾看见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吗？’她后来看惯了，[80]也就不怪我了。”

在胡适等的努力之下，《独立评论》维持了5年,前后共出244期。发表文章1309篇，加上通信类，共1317篇。学者陈仪深将这些文章按照与“民主思想”的相关性程度划分为三类。A类为“民主思想本身或与民主直接有关部分”，共392篇。此类可细分为：“民主与独裁的讨论”59篇、“有为与无为的建设”21篇、“唤起权利意识”22篇、“反对内战拥护统一”20篇、“对国民党的期望与共党问题”42篇、“宪草、宪政与国大选举”54篇、“行政改革”26篇、“乡村建设讨论”40篇、“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42篇、“民族文化与西化问题”66篇。B类为“与民主思想间接有关部分”，共379篇。此类可细分为：“中日关系与挽救国难”153篇、“日本情势”25篇、“国际联盟”27篇、“纪念丁在君”27篇、“对青年讲话及教育思想”26篇、“国内各地见闻”89篇、“国外旅游见闻”32篇。C类为“与民主思想无关部分”，共546篇。此类可细分为：“一般教育问题”89篇、“科学研究”68篇、“财经社会农业”136篇、“书评”24篇、“译文”23篇、“小说”13篇、“杂文”105篇、“国际关系与外国情势（日本除外）”57篇，“地理国势”35篇。胡适个人发表123篇文章，是为《独立评论》撰稿最[81]多的人，其中A类文章59篇、B类文章51篇、C类文章13篇。

由上述统计可知，抗日问题与民主问题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核心关怀所在。在这两类问题上，作为主编的胡适坚守“独立”的办刊宗旨，主张言论自由，鼓励意见交锋。他撰稿时更以“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要求自己，不囿于成见、不趋附时髦，阐述富有建设性的见解。以“中日关系与挽救国难”论题为例，胡适相继发表《上海战事的结束》、《汪精卫与张学良》、《内田对世界的挑战》、《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究竟那一个条约是废纸》、《全国震惊以后》、《日本人应该醒醒了》、《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我的意见不过如此》、《保全华北的重要》、《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国际流言中的一个梦想》、《“协和外交”原来还是“焦土外交”》、《今日的危机》、《解决中日的任何悬案？》、《整整三年了》、《中日提携，答客问》、《“无不纳闷，都有些伤心”》、《沉默的忍受》、《苏俄革命外交史的又一页及其教训》、《敬告日本国民》、《华北问题》、《答室伏高信先生》、《冀察时局的收拾》、《我们要求外交公开》、《再论外交文件的公开》、《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敬告宋哲元先生》、《中日问题的现阶段》30篇文章。这些文章平实而又深刻,虽不乏书生之天真,却闪烁出理性的光芒。

1934年4月，时在上海的傅斯年致信胡适,写道：“此间读书的朋友对先生在《独立评论》所做的文章（特别是国际形势及中日问题）均极佩服，认为是此时稀有的一个道德力量，此力量颇对政府外交政[82]策有好影响。”胡适的对日言论不仅为“读书的朋友”所佩服，更对当时的社会和政府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从日本侵略者的反应可窥一斑。1936年5月23日，翁文灏在信中写道：“日本大使佐佐崛内干城日前来‘随便’谈谈，言及中日外交虽日言亲善，而事实颇有困难及阻碍。所谓事实者，（一）报纸言论；（二）中国军事进行；（三）走私事归罪日本。所谓言论者，首提及兄在《大公报》之论文，谓恐引[83]起国民反感。”这篇被日方认为会妨碍“中日亲善”的文章是《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4月12日首发于《大公报》“星期论文”栏目，文末警告：“如果日本的政治家到今日还认不清我们两个民族的关系日日恶化的倾向，如果日本的政府国民还不肯做一点‘釜底抽薪’的努力，如果日本的政府军部到今日还梦想中日关系的调整只是中国单方面的屈服，那么，我们深信我们两国间的关系是无法调整的，只有大家准备扮演同文同种相屠杀的惨剧而已。”此文发表后，天津一家汉奸报纸公然主张要“驱逐胡适出华北”；《大公报》亦因此文被日本驻屯军部严重警告。6月18日，王世杰在信中劝告胡适要有所[84]提防——“弟所得负责方面之密报，日人对兄极注意”。《独立评论》时期，胡适的基本立场是处于国家的“诤臣”与政府的“诤友”之间。这一立场既体现在他的言论中，更体现在他是否“出山”的问题上。1933年3月31日，汪精卫恳切邀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部长。4月8日，胡适委婉而坚决地拒绝：

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85]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胡适看重清誉、爱惜羽毛，是无可隐晦的事实；不过他希望养成“无偏无党”之身，不想参加政府，亦非虚言——他与国民党政府的心理距离甚远，在思想哲学上存在深刻歧异；对国民党政权的治理能力乃至合法性，他亦只是有条件地承认。胡适常常批评“南京政府的大病在于文人无气节、无肩膀”。1934年2月5日，在与孙科的谈话中，他更从制度上对国民党进行批判——“今日政治制度皆是不懂政治的人所制定，止有空文，而无实施手续，所以彼此之间全无联络，又[86]无有相互制裁的办法”。

1935年开始，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等《独立评论》同人相继参加国民党南京政府。胡适对知识分子介入实际政治虽持保留态度，但在国难之际，他不能不认可朋友们服务政府的行为。对于这些“出山”的人士，胡适连续致信，希望他们保持清誉，勉励他们做“诤臣诤友”。1936年1月21日，他写长信给翁、蒋、吴和顾季高，希望他们不做“伴食”之官员，并引《孝经》中“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87]不失其天下”一语劝勉。1月26日，他又写信给翁、蒋和吴，指出：“我对于你们几个朋友（包括寄梅先生与寄高兄等），绝对相信你们‘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88]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七七”事变后，战争以排山倒海之势降临，《独立评论》因此于1937年7月25日毫无预告地停刊，胡适也只得放弃“在山”的立场奔赴国难。约在1937年8月间，胡适与钱端升、张中绂三位北大教授受蒋介石的征派，他们的共同使命是赴美、英、法等国宣传抗日、寻求援助。9月26日，胡适辗转来到美国争取同情。1938年9月17日，他正式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对于担任大使一职，胡适其实并不乐意。7月30日在给傅斯年的信中，他埋怨国内友人在此事上没有积极提供意见——“我自己受逼‘上梁山’，你们当有所知，何以都不电告你们的意见。万不得已，我只得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89]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任命令发布以后，对一向不赞成他从政的妻子，胡适解释：“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90]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

概言之，《独立评论》在其五年零两个月的生命历程中，虽然数次因言论犯忌而屡屡遭受查扣等干扰，甚至是长达四个多月的停刊查禁，却依然令人钦佩地在当时黑暗焦灼的气氛中保持了创刊时的特征。《独立评论》的“灵魂”人物胡适亦在动乱中坚持民主，在混乱中赞颂理性。1934年,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中，胡适曾写道“信心只是敢于肯定一个不可知的将来的勇气”。在那个外敌入侵、内战频仍的艰难时世里，他是为数很少能富有这种信心的人。

六、《自由中国》——勉为其难的“教父”

1961年7月26日，前《自由中国》半月刊负责人雷震65岁生日，其时他正身陷囹圄——漫漫的十年牢狱之路才开始不久。胡适在病中写下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一诗送给他：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这是胡适非常喜欢的一首绝句，早在1936年选注此诗之时，就认为它“象征着权威与自由的斗争”。现在以这首诗为遭受政治构陷的雷震庆生，当然是深深赞许和高度敬佩他在言论批评方面的贡献。《自由中国》这份存在十年九个月零十天、前后共出260期的刊物，与晚年胡适关系密切。1946年7月，胡适回到阔别9年的中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少朋友劝他恢复《独立评论》，他却认为“那个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不过，1947年5月，胡适还是出面邀请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教授学者，组织“独立时论社”，社员约有40余人，彼此相约针对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教育等问题，以公道的立场抒发己见，以期形成一种有益于社会的独立舆论。由于这一群体当时主要通过全国38家报刊发表意见，所编辑的《独立时论》又仅以书刊形式出版过一期，因此影响力很有限。

1949年春，国民党节节溃败，胡适、王世杰、杭立武、雷震等先后来到上海，他们意识里似乎还有半壁河山可作图谋，于是相约通过创办报刊的方式以期振奋舆论、挽救时局。在办报还是办刊的问题上，胡适主张办刊，并提议仿效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将刊物定名为《自由中国》。此后，雷震等立即四方筹措办刊所需经费，还积极网罗各派人物参与其中。4月4日，时居浙江溪口“引退”的蒋介石赞成并愿意赞助办刊一事。4月6日，胡适离沪赴美，在船上为《自[91]由中国》写下4条宗旨。胡适对自己所拟的宗旨“十分不满意”，认为“最好是完全重写过”，强调“万不得已时，还是不发表书面的宗旨或约章。若发表《宗旨》的定稿，请不要具名”，还推荐傅斯年来[92]执笔。

本拟在上海创刊，不料此地转瞬丢失；随国民党败退台湾的一批学界人士与政界人物，反复磋商之后，于1949年11月20日在台北正式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发刊词由毛子水、夏道平、雷震共同拟定，不仅仍然运用了胡适所拟的宗旨，还在封底的版权页上注明“发行人胡适”。身在美国的胡适此时并不知道该刊的创刊以及他被列为“发行人”一事。

在《自由中国》存活的泰半时间内，胡适都寓居美国，且再三请辞并于1953年正式辞去“发行人”一职；但是该刊一直将他奉为“精神领袖”。兹举一例：直至停刊，每期杂志上都印有他手订的四条宗旨；尽管早在1950年1月，胡适就表示“实在不够用……千万请[93]台北各朋友……细细讨论一套切合今日需要的宗旨”。作为该刊的早期催生者之一，胡适虽不满于被擅自冠以“发行人”职衔、也没有写更多的文章作支持；但他这位“不发行的发行人”对《自由中国》乃至雷震个人而言，都曾起到了“保护伞”的作用。

初创时期的《自由中国》国民党官方色彩浓厚，这从其组织过程和经费来源就可窥一斑。不过随着台湾时局逐渐变化，该刊与国民党官方的关系亦在演变,大致可划分为五个时期：交融期（1949年11月—1951年5月）、摩擦期（1951年6月—1954年12月）、紧张期（1955年1月—1956年9月）、破裂期（1956年10月—1958年12月）、[94]对抗期（1959年1月—1960年9月）。在“交融期”末段，《自由中国》原本基于台湾孤岛情势险恶而对国民党侵害人权行为所采取的容忍态度开始改变，双方潜在的矛盾因子便逐渐显现。自此，胡适积极抗议执政当局的干预，尽力为言论自由“鼓与呼”。他在“《政府不可诱民入罪》风波”中的表现即是一例。

1951年夏，第4卷第11期刊登夏道平撰写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严厉批评有关金融管制失当，指出当时所发生几起经济案件疑点横生，是官方为谋破案奖金而事先设计的诱民入罪圈套。此文义正词严，最后以“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一语，要求政府详查案件的内幕和责任。该期《给读者的报告》声明：这是“一篇勇于建议的政论，我们作此社论时，便想到这篇文章或许会激起某些人的不满与愤怒，但我们又觉得进忠言是舆论界的神圣使命，因此我们又无所畏惧地言其欲言……希望政府当局能有不以忠言为逆耳的雅量。”这篇社论立即引起强烈反应，保安司令部甚至打算逮捕《自由中国》的编辑。雷震为此与国民党的高层人士频频接触，达成妥协：第12期刊登一篇经由其时负责宣传工作的陶希圣亲自修改的社论，题为《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其观点基本上回到了与政府金融管制的统一口径上。

远在美国的胡适看了《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后，觉得此文“有事实、有胆气，态度也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正当他准备写信道贺之际，又看到新一期上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感觉该文“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道歉的文字”。香港《工商日报》7月28日社论中所透露的相关信息证实了他的猜想“果然不错”。对此，胡适非常生气，认为“《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的态度去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于是8月11日致信雷震要求辞去“发行人”一职，“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表示对[95]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这封措辞强硬的来函刊登于9月1日出刊的第5卷第5期。由于保安司令部扣留，胡适未能及时收到当期杂志；又看到旧金山《世界日报》刊登合众社的消息——《自由中国》已被查禁。于是，胡适9月11日再次致信雷震、毛子水等人，要求查证合众社的电报是否确实，并在信中强调：“如果《自由中国》真有被禁发售的事，那么，我们更应该向政府力争……自由中国不可没有自由，不可没有言论自由。总统与行政院长在这个国难时期，更应该切实鼓励言论自由，使人民的苦痛、政府的毛病，都有上下周知的可能……究竟你们在台北办《自由中国》有没有言论自由？你们是否能继续发表像《政府不可[96]诱民入罪》一类批评文章？”胡适的抗议收到了相当的效果，时任行政院长的陈诚复信劝慰——“先生远道诤言，心意何切，当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衷忱，欣然接受。至自由中国之言论自由，[97]当可由先生此函之在《自由中国》刊载而获得明证，无待赘言。”

随着国民党在台湾的威权统治逐步强化，雷震和《自由中国》的生存处境也日益艰难。仅在上述所言的“摩擦期”内，双方的关系已大不如前，而且朝着恶化方向发展。雷震被“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公审、被免去国策顾问职位、被禁止赴美访问乃至最终被蒋介石下令开除国民党党籍。《自由中国》首次遭到官方的查禁——军中政治部开始禁止阅读《自由中国》，“并将旧的撕去”；1954年国民党中央党部还表示希望该刊自动停刊。在“紧张期”内，国民党对雷震个人态度强硬，蒋介石公开点名辱骂雷震是“汉奸”；1955年1月司法节10周年会上，陈诚更指斥雷震为“文化流氓，文化败类，为匪张目，假借民主自由之名，投机政客，恶意攻击政府”，并询问“法律上有什么[98]方法可对文化败类”。《自由中国》亦遭受干预和压制，诸如禁止在学校阅览室陈列、出刊受阻、被迫改版，等等。

在“破裂期”内，1956年“祝寿专号”风波后，《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正式破裂。除了《中央日报》较温和地拒登持续多年的《自由中国》出版广告以外，国民党其他党、军、团的刊物，诸如《军友报》、《青年战士报》、《国魂》、《幼狮》等，则是一致对该刊进行“围剿”，其中党报《中华日报》更是间接鼓动采用暴力——该报刊载一篇署名“老兵”的短文《蛇口里的玫瑰》，主张群众对于“恶毒的谩骂和不负责任的言论”，应该激于义愤、迎头痛击。军方及党部都针对《自由中国》的主张发表言论、严加批判；该刊的售卖、陈列，乃至印刷出版，也遭到严重干扰。

尽管如此，《自由中国》对台湾现实政治的批评以及民主自由理念的宣传，却更积极而有系统。系列社论“今日的问题”，便是代表之作。1957年7月，《自由中国》的编委们决定撰写一系列社论，总[99]题定为“今日的问题”，以“对当前大问题作进一步检讨”。这一系列社论相继刊出15篇，依次为：《是什么,就说什么（代序论）》、《反攻大陆问题》、《我们的军事》、《我们的财政》、《我们的经济》、《美援军用问题》、《小地盘，大机构》、《我们的中央政制》、《我们的地方政制》、《今天的立法院》、《我们的新闻自由》、《青年反共救国团问题》、《我们的教育》、《近年的政治心理与作风》、《反对党问题》。这些文字，篇篇击中当时政治体制和实际政治的要害。此外，在现实政治方面，雷震等对组党一事也颇为积极。

双方有增无减的言论冲突很让胡适担忧，于是他在积极支持《自由中国》同人力争言论自由的同时，一再提醒他们要注意思想表达的“技巧”。1958年5月27日，已回台湾定居、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在《自由中国》餐会上发表演说，称赞雷震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和“台湾应该替他造一个铜像”之余；更强调：《自由中国》尽管在争取言论方面很有成绩，但在技术上还要学习。就“今日的问题”系列社论中的《反攻大陆问题》一文为例，他指出：不应该去碰“反攻大陆”这种有希望象征的招牌。1959年的“陈怀琪”事件中，当雷震及《自由中国》正式面临司法压力时，胡适写下《给本社编辑委员会的一封信》，刊于第20卷第7期，表示“我们应该检讨我们的编辑方法是否完善”，并提出三点相关建议。胡适这篇半自责式的文章以及雷震手中握有一些有利证据，才让国民党当局未就此事进一步采取行动。

在这封信之前，胡适还写下《容忍与自由》一文，刊于第20卷第6期，提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的论断。他在文末还意味深长地写道：“我们若想别人容忍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不少讨论，如殷海光就写下《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一文。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的纪念会上，胡适又作了题为《容忍与自由》的演讲，强调容忍是“双方面的事”。这篇演讲不仅是回复殷海光的辩驳，更多地要规劝雷震——欲使《自由中国》在“围剿”之下求得生存空间，应该“情欲信，辞欲巧”，即：内心固然要忠实，但是说话亦要巧。可惜他的用意似乎不为雷震等理解。1960年3月6日，胡适将一本《记取历史教训》和两封匿名信寄给雷震，指出“这个情形是很严重的，你似乎不很了解我去年写给编辑部的信以及十周年演说的用意”；信末还特地加上一句“下一期的稿子措词要特别小[100]心”。遗憾的是，这番良苦用心再度未能被雷震等体会，仅仅半年之后——9月4日，雷震就被捕入狱，《自由中国》亦被迫停刊。其时，胡适正在华盛顿出席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会议。

概言之，《自由中国》是上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言论阵地和思想舞台。雷震是该刊的组织核心，不仅在稿件的取舍和组织上起决定性的作用，更是《自由中国》由言论刊物走向政党刊物最为重要的推手。与雷震相比，胡适既力争言论自由，又再三强调双方应该互相容忍。在“抗议”和“容忍”之间，扮演“教父”角色对于胡适而言，并不得心应手，而是“勉为其难”。因他坚决反对极权独裁和守旧复古、积极主张民主自由和科学，政治势力、保守阵营对他施以种种明枪暗箭；而不少自由主义人士又误解他禁不住时代的惊涛骇浪而已放弃原有立场，对他在“雷震案”中的表现更[101]是不能谅解。[1] 欧阳哲生：《胡适的文化世界——北大版〈胡适文集〉编后感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45页。[2] 有论者认为胡适在报刊史、新闻史上算不上重量级人物，但在言论史上则是。参见傅国涌：《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几个时代》，《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12期，第72至74页。[3] 《我的信仰》是胡适英文作品“What I Believe”一文的译文。英文原刊于《生命哲学》（Living Philosophies）一书。此处所引译文来自《文集1》，第12至13页。[4] 《报业的真精神》，《文集12》，第617页。[5] 《竞业旬报》原件笔者无从查获。表一是笔者根据《文集9》中的标注整理而得。其中，第24至38期每一期上都有胡适个人所撰写的国内外时闻多条。[6] 《本报周年之大纪念》，《文集9》，第574至575页。[7] 《四十自述》，《文集1》，第80至85页。[8] 《致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沈性仁》，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页。沈性仁为陶孟和的夫人，时为《努力周报》编辑人员。[9] 《〈新青年〉重印题辞》，《文集11》，第723页。[10]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第2页。[11]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7至338页。[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页。[13] 《致陈独秀》，《文集2》，第4至5页。[14] 《书信选》（上），第5页。（《书信选》为《胡适来往书信选》的简称，北京：中华书局，1979—1980年版。全书相关注释照此处理。）[15] 《胡适口述自传》，《文集1》，第320页。[16] 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第4页。[17] 《寄陈独秀》，《文集2》，第24、第26页。[18] 《答汪懋祖》，《文集2》，第64页。[19] 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32页。赖氏认为《新青年》同人采取如此偏激的姿态，原因有三：“一是这些人物的思想中，都含有‘尼采层’，因之最不能对他们认为‘不合理’的事物因循妥协。”“二是新青年人物之言论激烈，主要目的是在于破除旧说。”“三是他们对国家危亡的处境，感受特别敏锐，以‘烈火焚居，及于眉睫’，因而‘急不择言’。”（第535页）[20] 耿云志：《胡适与〈新青年〉》，《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20至21页。[21] 《易卜生主义》，《文集2》，第475至第489页。[22] 耿云志：《胡适与〈新青年〉》，第24页。[23] 《文集2》，第490至491页、第502页。[24] 关于“《新青年》的分裂”这一问题，可参见耿云志：《胡适与〈新青年〉》，第24至30页。他强调：如果把《新青年》的分裂归罪于胡适，既“不符合事实”，也“不是历史家的态度”。亦可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0至55页。[25] 《书信集》（中），第753页。（《书信集》为《胡适书信集》的简称。全书相关注释照此处理。）[26] 《我的歧路》，《文集3》，第363至365页。[27] 《丁文江的传记》，《文集7》，第443页。[28] 《日记3》，第544页、553页、560页、599页。（《日记》为《胡适日记全编》的简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相关注释照此处理。）[29] 《文集9》，第292页。[30] 马少华：《〈努力〉周报的新闻实践与同人期刊的“运作特征”》，《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8期，第23页。[31] 胡明曾举例进行说明，参见胡明：《胡适传论》（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5至646页。[32] “最近在十月七日出版的第七十三期，把首栏《这一周》也删除了，先生试想,在十月一日至十月七日这一周中，中国发生了怎样的事情？曹锟倚仗了金钱势力，攫得了所谓大总统；吴景濂带领了狐群狗党，滥造了所谓宪法；这对于中国和中国国民将要发生怎样的影响？拿‘努力’做标帜的《努力周报》竟可缄口不谈一字吗？”邵力子：《记者致胡适之先生的信》，《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2日。[33] 李敖：《从读〈胡适文存〉谈起》，《李敖大全集4》，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第187至198页。[34] 王汎森等整理：《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往来函札》，《胡适研究丛刊》（第三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35] 《日记3》，第325页。[36] 《日记3》，第664页。[37] 胡适等：《我们的政治主张》，《文集3》，第328至331页。[38] 《日记3》，第675页。[39] 参见欧阳哲生编：《容忍与自由更重要》（上），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至257页。[40]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60至161页。[41] 《书信集》（上），第322页。[42] 闫润渔：《评〈努力〉在“歧路”前的摇摆》，《民国档案》，2002年第3期，第60至61页。[43] 《书信集》（上），第341页。[44] 1923年3月12日，胡适在致密友韦莲司的信中，将《努力周报》称之为自己的“小宝贝”，写道：“这个周报相当成功，上星期日出版了第43期，发行量达到8000份。”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45] 《书信选》（上），第421页。《现代评论》第5卷第110期（1927年1月15日出版）被删去的两篇是唐有壬的《南方的财政》和《本刊启事》。[46] 《书信选》（上），第427页。[47] 《书信选》（上），第428页。[48] 此段历史可参见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之第十七章“作家南迁与北伐风暴”，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第248至258页。[49] 《日记5》，第110页、374页、377页。[50] 《书信集》（上），第479页。[51] 《日记5》，第379页。[52] 《日记5》，第425至426页；《书信集》（上），第483至484页。[53] 《日记5》，第534至535页、538页。[54] 《日记5》，第573页。[55] 胡明：《胡适传论》（下），第681至684页。[56] 邵建：《1929—1931年人权论战的历史困局》，《学海》2006年第4期，第117至122页。[57]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204页至205页。[58] 《日记5》，第550至554页。[59]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205页。[60]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7至68页。[61] 《日记5》，第877页。[62] 《日记6》，第98页。[63] 《丁文江的传记》，《文集7》，第501页。[64] 《日记6》，第152页。[65] 《书信选》（中），第83至84页。[66] 《丁文江的传记》，《文集7》，第501页。[67]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谢钟琏译），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44页。[68] “独立评论社”的社员们共捐出4205元为启动基金。创刊后捐款仍在继续，直到销路有所增加，捐款的比例才减为2.5%。近两年之后，捐款才完全停止。《丁文江的传记》，《文集7》，第501页。[69] 《日记6》，第152页。[70] 《书信选》（下），第574至575页。[71] 《又大一岁了》，《文集11》，第591至592页。[72] 《〈独立评论〉引言》，《文集11》，第201页。[73] 《〈独立评论〉的一周年》，《文集11》，第338页。[74] 《〈独立评论〉的四周年》，《文集11》，第710至711页、第708页。[75] 《丁文江的传记》，《文集7》，第502页。[76] 章希吕日记，载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8页。[77] 《〈独立评论〉的四周年》，《文集11》，第708页。[78] 《书信集》（上），第568页。[79] 《书信选》（中），第257页。[80] 《书信集》（中），第681页。[81] 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至14页。[82] 《书信选》（中），第238页。[83] 《书信选》（中），第316至317页。[84] 《书信选》（中），第324页。[85] 《书信集》（上），第589页。[86] 《日记6》，第314页。[87] 《日记6》，第592页。[88] 《书信集》（中），第684页。[89] 《书信集》（中），第752页。[90] 《书信集》（中），第758页。[91] 《日记7》，第766页。[92] 万丽娟编注、潘光哲校阅：《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选书信选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2页。[93] 《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第10页。[94] 参见薛化元：《〈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1950年代台湾思想史的一个考察》之第3章第1节“《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及官方的互动”，台北：稻乡出版社，1996年版，第75至第175页。[95] 此信的空白处胡适还另有附语：“此信（除去最后括弧内的小注）可以发表在《自由中国》上吗？《自由中国》若不能发表‘发行人胡适’的抗议，还够得上称《自由中国》吗？”《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第23页。[96] 《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第28至29页。[97] 陈诚：《陈院长致胡适之先生函》，《自由中国》第5卷6期，1951年9月16日。[98] 傅正主编：《雷震全集38》，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4至6页、第12页。[99] 《雷震全集39》，第128至129页。[100] 《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第226页。《记取历史教训》是蒋经国控制的“情治”系统炮制、“围剿”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小册子。[101] 张忠栋先生曾指出：“雷震被捕之后，胡适做了一些营救工作，但是外界多不知道。一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是很不谅解胡适，总觉得胡适并未给予雷震足够的支持。”参见《胡适·雷震·殷海光》，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版，第168至171页。这一说法不无道理，如曾任《自由中国》编辑的聂华苓女士，在2004年第1期《读书》上发表《雷震与胡适》一文，对胡适“雷震案”中的表现仍是很有微词。

第2章 言论自由的具体价值

胡适的言论自由思想大致可从“言论为什么要自由”和“言论如何才能自由”两个层面进行解读。“言论为什么要自由”涉及到言论自由的具体价值。对此问题，胡适主要从其人权观和民主观出发，集中从个性发展、人权保障、民主宪政三个方面，进行了颇具特色的阐述。

一、言论自由与个性发展

在言论自由与个性发展方面，胡适的基本观点为：言论自由能够促进个性发展，养成自由独立的人格，有利于铸成“健全的个人”，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因此，应该予人民以思想的自由，放弃“统制文化”；还应不以“思想言论”入罪，让青年自由探索。

这一理念根植于他毕生积极倡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个人主[1]义是自由主义的基础。英国学者斯蒂文·卢科斯（Steven Lukes）对[2]“个人主义”问题的研究颇有成就。他曾清晰地梳理这一概念的起源及流变，指出其应包括四个基本观念：（1）“人的尊严”。“个人具有最高的和内在的价值或者说尊严”是最基本的原则。(2)“自主”。按照“自主或自己决定的观念”，“个人的思想和行动是他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而不是由处于他控制之外的力量和原因所决定”。(3)“自处”。这是指“公众世界之中的个人私自的存在”，在这一领域中，“个人是(或应该是)别人过问不着的，任由他依照自己的选择，做事想事”。(4)“自我发展”。这是一种“最高的价值”，它本身就是目的；因为“一个人，个性越发展，他就越对自己有价值，并因此能够[3]对别人越有价值”。需要强调的是，“个人主义”作为自由理论的出发点，基本上应属中性概念；不过在进入汉语语境之后，发生了类似鲁鱼亥豕般的意义嬗变，其中既有对异质文化的误读，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曲解；以致它原有的强调个人自由的的价值指向蜕变成一种指斥自私自利的道德评价。“五四”之前，在严复、梁启超的笔下，“个人主义”已初步彰显；“五四”时期，“个人主义”则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信仰。[4]学者张灏曾将1895年至1930年初这段时间称之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在此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就前者而言，主要变化有二：一为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媒介的大量涌现；一为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的出现。至于思想内容的变化，亦存[5]在两面：文化取向危机与新的思想论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笔者认为：“个人主义”是转型时代新的思想论域中一个重要话题。

早在1895年2月，正值甲午战争中国大败、李鸿章受命将赴日谈判前夕，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指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6]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此文虽是针对时势有感而发，但思考的深度远超时人：“存我”是严复对西方人重个性、重个人之“个人主义”一个相当准确的理解——首先将“存我”与“自由”紧密联系；其次强调“存我”是“个人主义”最基本的精神，即不能在“待人及物”之中消融个人，而应始终保持自我。

1896年10月27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一文，认为：西方强调“人人有自主之权”，即“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而中国则处处从“防弊”入手，务必“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7]以致民愚国弱。此后，梁启超接触西学愈多，对“个人主义”的领悟愈深，强调个人之自主自立。不过，他自清末即深受国家主义影响，有牺牲个人自由而为国家争自由的言论，因此其“个人主义”思想并不纯粹。

在“五四”时期，新一代知识分子超越前贤，对“个人主义”的阐扬达到新的高度和境界。当时，鲁迅主张“个人的自大”；陈独秀呼吁“个人本位主义”；周作人宣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些观点虽然或平和持中、或激烈偏至，更前有知识背景之不同、后有精神走向之分化；但是广义的“个人主义”无疑为他们所共同关注。其间，胡适所倡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脱颖而出。（一）胡适倡导“健全的个人主义”

如果将个人视做“小我”、社会视做“大我”，那么，胡适“健全的个人主义”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解读——其一，救“小我”于“大我”，提倡“易卜生主义”；其二，融“小我”于“大我”，提倡“社会不朽论”。1.提倡“易卜生主义”

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是19世纪末挪威批判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他的作品早、中、晚期风格差异较大，其中期作品关注社会问题、呼唤个性解放，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深远。1918年6月，《新青年》第4卷第6期“易卜生专号”上，译载《娜拉》（即《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剧本，刊登袁振英的《易卜生传》和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等文。这在当时中国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1925年，茅盾先生有过一段描述：“易卜生和我国近年来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有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那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的心胸中，传述[8]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列宁。”

胡适接触易卜生始于美国留学期间。据其1914年7月间的日记记载，他集中阅读了一批以易卜生作品为代表的“问题剧”（Problem [9]Play）。稍后，他写就了《易卜生主义》的英文稿，曾在康奈尔大学哲学会上宣读。1915年7月，鉴于“今吾国国剧界正在过渡时期，需世界名著为范本”，他在给《甲寅》周刊的信中还提出翻译《玩偶[10]之家》或《国民公敌》的设想。其实，由于易卜生的气质与思想暗合了现代中国文化变革的需求，早在清末民初，他就已进入汉语思想界。

1907年，鲁迅在东京出版的《河南》月刊上发表《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称赞易卜生敢于抗争的独立意志，认为：其人“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其剧作“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迕万众不慑之强者也”。1914年，上海《俳优杂志》创刊号刊登陆镜岩介绍易卜生戏剧的文章。同年,春柳社还翻译并上演了《娜拉》。1922年，胡适曾自认是“把易卜生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人”。从时间上看，此说并不确切；但由于运用清楚易懂的白话文写作，又刊发于其时一纸风行的《新青年》，若从影响而论，则此言非虚。

被誉为“个性解放”宣言的《易卜生主义》一文，较为系统详尽地介绍了易卜生的思想及其代表剧作。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指出易卜生的文学及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胡适在此强调“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情状”。第二部分以《娜拉》和《群鬼》两剧为例介绍易卜生所描写的近世社会。第三部分讨论易卜生笔下的三大社会势力——法律、宗教、道德。第四部分是此文重点所在，胡适侧重探讨易卜生“个—群”关系的思想，指出：“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失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他以《国民公敌》一剧为例，指出：“世间有一种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因此，那些“不懂事又不安分的理想家，处处和社会风俗习惯反对”，便会被“舆论”或大多数人的“公论”执行重罚。如该剧中无畏地说老实话的斯铎曼医生，便被公民会议一致表决宣告为“国民公敌”，遭遇悲惨。第五部分则是以易卜生所著的《尺牍》为素材探讨其政治主义。到了第六部分，胡适指出易卜生生平有一种完全积极的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他认为易卜生所说的“救出自己”主张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因为“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以《雁》剧为例，强调：“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个人在社会之中往往会受到束缚，那么如何发展人的个性呢？胡适以《娜拉》和《海上夫人》两剧为例，分析有两个条件是必要的——“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在他看来：个人的自由与责任休戚相关，没有自由就谈不上承担责任。不仅家庭如此，社会国家亦是如此。“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的所行所为都负责任”，否则就决不能造出独立的人格。他进而断言“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就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绝没有改良进步的希[11]望”。

1930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文选》，胡适在“自序”中表示《易卜生主义》是能代表他的“人生观”与“宗教”的一篇文章。在他看来：“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个人主义的精华”；《易卜生主义》当时所以能有“最大的兴奋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是因为它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在当日确是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胡适文选》是预备给当时“国内的少年朋友作一种课外读物”，胡适寄言少年读者，希望他们既要学习娜拉，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人；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