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元举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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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建筑师试读：
序曲：献祭之灯
英国人约翰·罗斯金对于建筑下了这样的定义：建筑和建筑物的不同在于是否精心打造，正如将美好的祭物献给上帝一般。这是他《建筑的七盏明灯》中第一盏明灯的特质，他取名为“献祭之灯”，带有很浓的宗教与殉道意味。接下来，他从两个方面强调，建筑师和出资者皆需向其献身——前者要一丝不苟，认真诚心，充满热情去完成他的设计；后者则是在经费方面，较诸他供给自己私人喜好之花用，至少要再多一点干脆，再少一点算计。
其实，他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一方，那就是政府的作用。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而言，假如官员不给你做建筑项目的机会，你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绝不可能点燃你的“献祭之灯”。
因为建筑师的命运并非由他们自己掌握。绝不像现在，动辄可以跳槽，可以炒老板的鱿鱼。你那时就是老板案头的小鱼虾，要炒要煸，任由心情。只不过那年月不叫老板，叫领导。
中国的改革开放通俗点说是从权力者被称作“老板”开始的，从南叫到北，越叫越响。“改革开放”是人们使用率最高最烫的一个词，从20世纪80年代始，一晃这个词经过了30多年的时空摩擦，依然生气勃勃。与这个词毗连的词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简称“三中全会”。
在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中，许多重大的时代转折变革，均与党的会议相关。诸如“八七会议”“古田会议”“遵义会议”“七届三中全会”“庐山会议”等。这些会议对于中华民族发展进程均有着命运攸关之意义，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来说，则更加重要，更加深远，更加具有震撼效应。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管生管死的大会，因为会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认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块显赫的界碑，开创了中国人的新纪元。中国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实在是来得太迟，却也未免有点仓促了，令许多人缺乏足够的准备且不够适应。
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转折，都如同列车停靠到一个大站上，上车与下车的乘客，摩肩接踵，彼此交换着也可以说更替着位置，停与开之间，会甩掉一些人，也会给一些人带来人生重要机遇，只不过这种机遇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意识形态的大调整，势必要带来经济上的大改变。1980年是个重要年份，若从1950年的七届三中全会算起，到1980年，恰好30年整，像一个重要的节点。30年前的会议有这样的意义：“对于迅速战胜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到了30年后，同样需要“迅速战胜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中国经济的腾飞，始于1980年这个节点。深圳经济特区就是这一年正式挂牌成立的。
这一年的陈世民，正埋首在一个重大的建筑项目中：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的设计与建造。这座面积多达16万平方米，藏书2000万册的巨大图书馆，是一个国家项目，是中国人的一件大事情。对于首都北京而言，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那时候盖个大楼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重要建筑项目是一定要通过党中央、国务院的。1975年，周恩来总理就批准了这个项目。从征集筛选设计方案到建筑施工，陈世民自始至终参与其间，并与西北建筑设计院的设计人员一起，完成了技术设计及部分施工图。作为参加项目规划的骨干建筑师，陈世民担负着重要的使命，也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从1975年到1980年这五年间，他从设计到施工，像一头牛埋头苦干。也可以说，他更像一匹马，安分守己待在马厩里，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动，对于中国将发生的翻天覆地大变化，有的只是内心的骚动与期盼。
建筑业是改革开放视觉化的第一战场。处在这个战场中的陈世民，精力充沛，心无旁骛。从1954年进入建设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这个国家级的设计机构以来，经过26年的风吹雨打，陈世民已经从一个普通的设计人员，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骨干人才，其间经历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一直保持低调，非常务实，绝不似文人般遐想非非，尽管此时，一个令设计院所有人关注的大事即将来临。
这事还要从1979年6月说起。当时国家建委、国家建工总局（建设部）为了开拓对外建筑业，在香港成立了中国海外建筑工程公司，主要负责承包海外的施工项目。光有施工而没有建筑设计，显然不配套。时任院长的袁镜身与当时的建工总局局长肖桐、副局长阎子祥商量，能否在香港成立一个设计机构，吸取国外先进设计。这样的话，不仅能使我们的施工走向海外，建筑设计也同时走向海外。这是为设计工作开辟的一个技术窗口。这个适时的智性提议，立刻得到了赞同。
肖桐说：我们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创办了四个公司（房屋开发公司、香港海外建筑公司、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华艺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肖桐是站在建设部的角度说这话的。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很不简单的事情，至少起到了开路先锋作用。这是时代赋予建设部的使命，也为肖桐他们那一代领导者提供了展示胆识与才干的机会。那是一种试水，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在深圳这几年，我没少听“摸着石头过河”和“杀出一条血路”这样的话。过去深圳官员这样说我还感觉挺好听，现在听到这样炒冷饭的话，横竖都觉得不顺耳。改革开放都40年了，这句话越来越空泛，越来越没了分量。然而，在肖桐他们创建这四个公司的年月，这话不仅不是轻飘飘的，且含有相当大的不可预知性。风险与机遇同在，甚至风险的几率值要高过成功因素。这四个公司，前两个为施工性质的，后两个是设计公司。而陈世民恰恰是创办后两个公司的关键性人物，就是说，他对这两个公司的贡献，无疑是要载入史册的。
1980年初，建工总局设计局局长王挺到香港考察，像内地第一次踏上这片繁华之地的其他官员一样，庄严拘谨的外表带着满目的惊喜，其间他接触了香港的黄汉卿。黄汉卿是印尼的归国华侨，结构工程师。他是个北京通，因为他曾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工作过多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70年代初定居香港，黄汉卿早就有在香港建立设计机构的想法，因此，他与北京这边一拍即合。
为尽早促成此事，黄汉卿给谷牧副总理修书一封，提出在香港建立设计机构的建议。谷牧将此信批转给了袁镜身。袁镜身院长立刻与肖桐、阎子祥商讨此事，三人取得一致性意见，又正式给谷牧打了报告。谷牧将此报告批给进出口委员会（该委员会当时主管对外设置机构）。批到了这儿，相当于到了终点站，进出口委员会就将这个建筑设计机构，列入将在香港设立的机构总名单之中。
当年十月，黄汉卿再度来到北京。袁镜身和王挺郑重地与黄汉卿坐下来商定具体事项的落实等事宜，包括公司取名——华森，华，寓意中华；森，是从黄汉卿的森洋公司名中取第一个字。公司性质定为双方合资经营。当时以中国建筑设计咨询公司名义（后改为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出资，股份为85%，森洋股份15%，双方共同承担盈亏。公司在香港注册。办公室、人员住宿、暂时所需经费等，均由黄汉卿方面负责办理。与此同时，建立了股东会，袁镜身任主席，黄汉卿任副主席。在袁主席主持下，双方签订了正式合同。
从此，华森这个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建筑设计公司就这样诞生了。
当黄汉卿回香港办理登记注册手续时，这边开始了赴港人员的挑选工作。
心眼活络的人，早就在私下里活动了，而这样的信息对陈世民却极不畅通。即使他略有所闻，也不会往心里去，他感觉那是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他不会去奢望。
在物资匮乏的80年代初，能够去香港，这是让全国人民眼红的事情。那时谁有海外关系，谁能走过罗湖桥，或者跨出国门，谁有外汇券，就如豪门般显赫。
能去香港，离跨出国门也不远了，回来就能拥有一大件。这个一大件当然首选的是一台大电视了。电视是什么？是体面，是豪气，是财富，是魔方般的人际氛围。那是高人一等的特供。打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哪有不对此印象深刻的？那个年月，别说大彩电（不管多大，只要是彩色的屏幕，一律被称作大彩电），谁家有电视，谁家就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招来左邻右舍的羡慕与套近乎。被人套近乎的滋味，是美味。在笔者记忆中，当时每到星期六晚上，我都会跑到拥有电视的人家去。他家的电视不过9英寸，还是个黑白电视，但却因播放《流浪者》这样的影片，而紧紧勾住了我的魂。
陈世民能去香港的亢奋，也跟大彩电不无关系。
那时的设计院里自然分成两拨人，一拨是搞运动的，冲锋在前，特积极，总被表扬；另一拨人是搞生产技术的。只有在促生产的时候，才会把这拨技术骨干拿出来，为需要而用，但不会重用你，也不怎么表扬你。陈世民属于后者。干活是你，下放劳动是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有好事落到头上呢？本来就老实本分的人，经历过“文革”的折腾，不免心有余悸，因而，陈世民只有埋头于业务的份儿，没有任何政治优越感可言。所以，他仍然像一匹还未被识别的千里马，只能低着头一味地沉浸在他的图板上。而当伯乐在炫目的阳光中朝他走过来时，他竟浑然不觉，直到对方伸出了一只被镀亮的强有力的手拉起了他——
据袁镜身讲，派谁去，由他和阎子祥、王挺三个人决定。那是经过一番认真挑选的，而最终成行的人员只有四个。“我与陈世民同志1954年相识，同在建筑界一起工作30多年。后来他虽然调到香港‘华森’‘华艺’工作，但仍然经常接触，彼此都甚熟悉，成为知己。今天阅读他的《时代·空间》，如临其境，如见其人，感到十分亲切，也颇有收益。为了祝贺这部巨著的出版，特咏诗一首：‘大师佳作集锦堂，新春时节读华章。丹青阁楼创新意，雄才巨著绘画廊。’”这是袁镜身为陈世民《时代·空间》一书写下的文字。
这是一位领导者？上级？从口气看，只是一位亲切的老朋友。字里行间，真诚中浸透着慈祥。没有一句官话，也没有半点自我表白，诸如“我如何发现或珍惜这个人才”之类，一片温暖情谊跃然纸上。
袁镜身接下来说：“陈世民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出来的建筑大师，是我国建筑界的后起之秀。伟大的时代赋予了他机遇；但作者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这是他成长起来的重要因素。几十年来，他一心扑在建筑设计上，走到哪里，想到哪里，也画到哪里。书中的设计构想和草图手稿，都是在飞机、酒店、旅途中完成的。每到一地，他很注意观察和分析当地建筑的特点，善取别人之长，运用于自己创作之中。如果没有他高度的事业心和艰辛的努力，虽有好的机遇，也会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庸人。”
最后这句话说得颇有见地。事实上，建设部先后派去香港，或者通过别的途径去香港的建筑师大有人在，但能够像陈世民这样做出显赫成就的人在哪里？机遇永远是给那些有准备并勤奋努力的人。
陈世民如实写到当时接到通知的心情：“这突如其来的喜讯使我思潮澎湃，数日难眠。这突如其来的喜讯也成了我设计生涯乃至终身事业的转折点。”
赴港前夕，三位领导接见了他们，先是被叫到了杨春茂副部长的办公室。
那是个老式房间，宽敞整洁，棕色地板擦得光亮幽深，横的竖的摆放着旧式写字台、文件柜什么的。他们围坐在沙发上，有种宽松感。在座的还有设计院院长袁镜身，细瘦的身材，松弛的眼袋处，罩一圈疲倦的黑晕。副院长阎子祥身材高大，清爽朗气。
举止稳健的杨春茂说，现在组织上派你们几个到香港去，建立一个民间的设计公司。记住呵，我们只能用民间的形式派出去，政府是派不了正式的公司的。这是大局的需要。你们是先行者，是中国设计界第一批走出去的。稍停，他又补充道：“在香港环境下，你们既然是以民间身份去的，就不代表政府了。也不必有那么大的压力，如果搞不好，你们卷着铺盖回来就是了。”
这最后一句“卷铺盖回来”的话，给陈世民印象极深。他当时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只能以民间身份，而不能代表政府的行为方式，但他在心里却暗暗给自己鼓劲儿，绝不能卷铺盖回来，那多让人笑话。
关于杨春茂的记载并不多。只能从一些老照片上领略到这位副部长的风采。有一张黑白照片是在建设部的大台阶上，他与苏联来华专家们站在一起，构成一道历史的风景线：很难分清他这位中国人与苏联人的区别。在那群墙体般的深灰色的列宁式风格呢子大衣中，在一片云朵般的西式礼帽间，视觉的感受是扑面而来的一种崇高感。而杨春茂则庄严地立于正中间，人群背后有古建筑立柱巍峨映衬。他的服饰与表情，跟苏联专家一模一样，甚至鼻梁也是尽量高挺，有种轩昂感。
照片中没有袁镜身，但袁镜身却撰文详尽地记载了那批苏联专家：总平面专家捷尔宾耶也夫、建筑专家格里申、结构专家罗曼诺夫、地基专家阿布拉莫夫等。他说，这批专家大都是从苏联国家建委、莫斯科市建筑设计院、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建筑设计院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这些优秀的建筑师、工程师大多都是苏共党员。他们来中国的任期为两年。
袁镜身还详述了他们设计院配合苏联专家设计的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轴承厂这三座大型工厂及规模宏大的生活区，相当于在洛阳西郊建造了一座新的工业城市。
陈世民与袁镜身是同一年进北京的，只不过他们地位不同，视角也不同。
袁镜身是河北邢台县龙门村人。17岁时，父母双亡。命苦的他被迫辍学，在村里当起了小学教员，混口饭吃。“卢沟桥事变”那年，他投身到太行山下的一支八路军队伍，从此开始戎马生涯。烽火硝烟中当过战地小报编辑，文化教员，做过地下工作。出生入死的他，居然在硝烟不曾散尽的苞米地里趴伏着写小说，小说不仅发表了，获了奖，还得到周扬的当面赞赏。新中国成立后，他做了两年的《石家庄日报》总编辑。正顺风顺水时，石家庄市委书记刘秀峰钦点他为秘书。他极不情愿地从总编的位置上下来去当秘书。但既然是组织上的安排，他也只有服从。不久后，他也随刘秀峰进京。他把全部家产装进了一个柳条箱子里，抬到了北京，后被任命为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在他的记忆中，年轻的袁书记不是以当官的姿态来显赫自己，他时刻铭记华北行委结束时，刘澜涛对他的嘱咐，分到新单位时一定要注意两条：一是先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不要下车伊始；二要谦逊谨慎，团结同志，不要盛气凌人。
他到设计院，就是严格按照这两条去做的。
当时的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显然是个国家级别的大设计院，人最多，规模最大，人才济济，被称为“一杯浓茶”。这杯浓茶是要用大杯子的，很热，如何将它端起来，这对他袁镜身的为政能力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他先是搞调查研究，了解这些知识分子的经历，像打开了一个珠宝箱，这些人才从箱底往外闪出光华，让他大开眼界：总建筑师王华彬是20世纪早期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与中国第一代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杨廷宝等同门。还有副总建筑师林乐义，1937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抗战胜利后，赴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研究建筑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他从欧洲取道香港返回北京，一心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有副总建筑师戴念慈，1942年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深得梁思成先生的赏识，1950年被推荐到首都担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主任，之后又任中央财经委员会总建筑处设计主任等职。袁镜身认真了解并研究了这些颇有名望和才气的建筑师们，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他选好了三个培养对象：戴念慈、杨芸、叶德灿……后来，戴念慈入党时曾宣誓，愿意做一个“红色的建筑师”。
袁镜身是那种真正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甘当小学生”的人。他抓紧时间学习业务，他认为隔行如隔山。在建设部门工作，不懂建筑，终究是站不住脚的。他开始了苦读，恶补。他托人从清华大学找来两本《中国古代建筑史》《外国建筑史》等教材，读得天昏地暗，又读得地朗天清。
一晃几十年过去，袁镜身成了老建筑。甚至退休之后，依然活跃在岭南的建筑“战场”，也时常挥笔撰书，他的文字越发老到，且见地独到，俨然一个建筑评论家，一位真正的内行。
从一幅照片上看到了袁镜身与其夫人的风采，很普通的两位老人，完全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的装束。这位沧桑清瘦的老人，头发如立风中，眼窝乌青，眼袋融铅般垂着倦怠，一看就是多年失眠的痕迹。越端详他越像一棵历经沧桑的老榆树。他枯瘦了自己，却一直在为别人挡风遮雨，创造温馨。他做了那么多好事，成全了手下众多有才华的建筑师，这样的领导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文革”挨批斗，他的四大罪状均与重视人才有关。他最想不通的是批他重用反动学术权威。他有这样一段铮铮之言：“批我讲话时都讲‘才德兼备’，而不讲‘德才兼备’，把德字放在后面；用人也是重视才华。在一次批斗大会上，有的造反派质问我，你为什么讲‘才德兼备’而不讲‘德才兼备’呢？我说：‘这不是我的发明，故意讲的呀！《毛泽东选集》中就是讲“才德兼备”呀！（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是讲“才德兼备”的）’我这么一说，会场顿时哑然没声了。”重用有才华的人算什么罪过？这样一座上千人的国字号大设计院，没有几位有才华的建筑师、工程师，怎么能设计出好的建筑？常言说，世有伯乐，而后才有千里马；没有伯乐，哪里识得千里马！
这就是他的为人，他的领导作风，他的坦荡胸襟，这些也正是馅饼掉到陈世民头上的原因。一个正直的领导者，负责任的人，爱惜人才，珍惜人才的伯乐。这是老一辈革命家传下来的东西，与那些靠送礼送出来的歪风，甚至买官卖官的无耻行径，天壤之别。
肖桐在袁镜身八十诞辰之日赠诗予他，其中有这样的一句，可谓是对袁镜身一生的高度概括：“转业建筑五十载，设计足迹处处诗。”
他们是老同事，也是老朋友，字句间，显现了他对袁镜身的深度理解。
说起肖桐，我很喜欢他写于1997年的《千秋岁》，那是书法作品，墨迹典雅清秀，间距舒畅悦目，字文俱佳，看上去疑似古之圣贤之书。他是那种文化素养极高的老人，仙骨清风，文气沛然，且重情重义。
肖桐有一首《自画像》，自己题诗撰书，笔墨遒劲间不失灵动：“无求无欲一老翁／偏向建筑铸深情／老生常谈无新语／翻来覆去一本经。”这种诗绝不是一些老干部的打油诗，也绝非浅吟低唱，这是经过灵魂浸泡的句子。
曹大澄是这样赞美肖桐的：“肖部长是位好领导，我很佩服他。他有头脑，有眼光。”曹先生称赞肖部长的理由，是北京海淀区曾经有块空地，非常荒芜，没有人去理睬，但是，肖桐在位时，却提议开发兴建，当时，没有任何的条件，而他就是在诸多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以己之魄力，在那里硬是干出了名堂，建起了翠微西里小区，包括翠微大厦、翠微商场等。那些建筑，像一座小卫星城耸起来了。
有一张很珍贵的照片，上面有肖桐、袁镜身、刘世瑾、阎子祥、熊禄永这几位建筑界的老头儿，这是他们在1991年聚到阎子祥家，为他贺八十大寿时拍下的。那种浓浓的友情与晚年情境，让人动容。他们老了，跟龚德顺设计的那栋建设部大楼一同变老了。这些“老建筑”们站立着，像那些苍老的方形立柱，虽已剥蚀陈旧，却依然方正，依然刚正不阿，老而弥坚！
对那一辈的老革命，我们始终心存敬意：他们是从战争年代摸爬滚打过来的土八路，身上带有土腥味儿。虽然没读多少书，也没留过洋，但却凭着谦逊高尚的人格，顽强的意志，刻苦努力的学习，已经变成了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这样的人，才是最懂行的“外行”，他们修炼得连内行都望尘莫及。这才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真经。他们的高瞻远瞩、开明无私、唯才是举，为真正有才干的人提供机遇和条件，使之腾飞千里。这种大德本身，就是明灯高悬。第一章时来运转
人生大多时光趋于平淡。然而，平淡中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降临，无论福祸，它都将构筑生命的跌宕与传奇。30年后，当陈世民谈起当初去香港工作这件事，依然感叹不已：“没有想到呵，馅饼竟然会掉到我的头上。”
他说这话时，面部漾荡着厚实而光亮的笑意，眼睛眯得很小，却有着更多的深邃与沧桑。
书写中国当代建筑史，是绕不开华森建筑设计顾问公司的。这不仅是内地最早在香港成立的一家建筑设计顾问公司，引领了中国建筑设计改革的潮头，而且，这个公司从落脚香港那天起，便有其引人入胜的故事。这些故事或激扬或豪迈，或离奇或荒诞或滑稽，但都绕不开陈世民。一、初到香港：大步跨进“资本主义”天地
1980年12月18日，45岁的陈世民在到达香港的当天晚上，便记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们告别家人，从北京前往广州，又乘车跨过罗湖口岸，进入香港境内。”
由深圳至香港，不过一袋烟的工夫。走过罗湖桥，就进入香港之境。现在的陈世民在深港两地往返，如履平地，就像坐地铁从罗湖区进入福田区似的。他去香港办事，拎着包就走。过关时，一刷卡就过，方便得很。有时直接乘坐那种挂着双牌照的小车，经皇岗口岸海关时，就跟高速公路过收费口似的，一脚油门，直抵开会的地方。开完会吃完午饭，撂下筷子就可以打道回府。他说去香港开会或者购物，一天两个来回都可以。这就是效率和效益的改善，就是一个社会的进步。在他看来，现代化不只是盖高楼大厦，现代化还是一个社会的效率和效益的提高。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步伐，可以在深圳海关找到聚焦点。
然而，在1980年要进入香港，那可是如跨天堑。
罗湖口岸非常简陋，树木稀少，枝叶稀疏甚或光秃，且无精打采。一个倾斜的棚子如同蔬菜大棚，这就是海关检查站？周边能看到渔民村的板房，单薄地架在水面上，支撑的木柱杂乱而纤细，像肺痨患者的细腿，笔直排列在水中，形销骨蚀。而罗湖的村宅，棚户密集无序，黑瓦白墙，如一堆无法洗净的蘑菇。那时的人们是背着袋子，挑着挑子，像逃难似的拥聚到海关。在露天排队，躲不了太阳，也避不了雨，就那么干挺着。有根红绳子在乱糟糟的人流间拦挡，人流便打着圈儿排队往前挪步。工作人员脸上挂着“阶级斗争”表情，接过护照，像审视坏人一样盯视你一眼——那时是用护照，后来才改为通行证。办过关手续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在人堆里沤着，大热的天，浑身黏汗，好不容易办完手续时，有种遭关押后的解脱之感。
终于，一大步跨进“资本主义”天地了！
他们一行四个人都是头一次从这里过关，先跨过罗湖桥，随着潮涌般的人流，便到了香港那边的过境处，他当时没有留意罗湖桥，直到再次从香港过深圳这边时，他才看清了这个承接两地的枢纽。走出香港的关口，才上了火车。车门底部跟地面是平的，不需要抬腿就能上去，这跟我们国内当时上火车要死拽住铁杠爬上陡立的车门，完全不同。车一开动，陈世民就觉得随着节奏的加快，有种莫名的压力迅速迫近。他留意着车窗外的建筑，有动感，有起伏，错落如画。他在新奇的感觉中夹杂着莫名的亢奋。“在那摇晃的车厢里我想：从闭关的社会主义首都来到开放的资本主义国际商埠，从低消费的环境跨进高消费场所，生活不适应倒还容易克服，总比下放劳动好得多。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要立即接轨西方竞争世界，还要立足生存不能退却，并求发展，不免让人担心。”陈世民在日记中表达了这样的心情。
车停下时，他头一次看到香港境内的警察。黑衣黑帽，带着电影中的失真感觉从面前“咔咔”走过。那么多密不透风的高楼，那么多的人流，那么多的车，那么缤纷的广告牌匾。他眼花缭乱，不知该注意脚下还是仰望高处。到处都是五彩缤纷，花花绿绿，阳光下的玻璃幕墙像巨型宝石，散光的面积更大更炽热。无数光斑，于破碎中绽放璀璨。
像陈世民这样出身乡下，共和国培养的、一心一意跟党走的老实本分的知识分子，突然置身于一个五花八门的资本主义世界，是很难适应的，他需要一切从头开始，“摸着石头”已太慢，他必须快速适应。
没有隆重的接风场面，也没有任何仪式，他们见到了黄汉卿，人家客气地请吃了一顿饭。晚上，夜生活的香港散发着迷人的气息，而他们这四条汉子却不知去哪里落脚。天气之闷热令人无法想象，好像到处都涂有黏合剂，连风都是黏的。他们只能先挤到中国海外建筑工程公司的职工宿舍，凑合一下。
内地第一家境外建筑设计公司一点都没有想象中的气派。很简陋的普通民宅，三房两厅，很小的屋，很小的厅。双层床把房间塞得满满，透不过气来。很多人是从工地回来的，带着工地的疲惫也带着工地的汗臭。
在这里睡觉是不大容易睡着的。折腾了一个晚上，他们急着出去找房子租住。黄汉卿带他们去铜锣湾一带寻找。看了一处价格相对便宜的房子，但进去细查，因没有窗户，屋里昏暗，本来天气就闷热，怎么能住呢？！他们晃来晃去，最后找到半山的列提顿道。
在香港，凡是在隆起的高处，都有种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之感，这样的地方都是有钱人的首选，而半山显然是富人居住区。从车水马龙喧嚣不已的窄街望出去，半山的楼房就像画一样飘在白云间，还有蓝天映衬，怎么看都有种超迈感。在香港，半山与平地，恰好是解读这座城市的钥匙。
上到半山处的感觉真好，往下面的市区望开去，一切杂乱与烦恼都被踩在脚下。与山体如此接近，被绿色如此围拢，瞬间人就会神清气爽。在富人区要想租到合适的房子，并不容易。房价高的租不起，只有找最便宜的。还算运气不错，他们找到了一栋五层楼的房子，在地面上看却只有一层，其他几层隐在地平线以下。坐电梯不是往上升而是往下降。
他们下到了最底一层，单元门打开，呈三房一厅，还配有一个工人房，比较阴凉，有股潮湿味儿。他们四人等于一人一个单间。陈世民最年轻，他就住进了最小的工人房。有了自己的小天地，关上门，那天他特别高兴。
住在半山，很有面子。而他们享受的却是贫困者的生活。
安顿下来后的第一顿饭，吃得他永生难忘。他们当中有一位曾来过香港见过世面的人，自称什么都熟悉什么都明白，便带着他们几位“表叔”去超市买吃的（表叔是当时香港人送给内地刚过来的土老帽的谑称）。在他的指点下，这伙人来到一家超市。他特别强调要买生的东西回去自己加工，这样省钱。于是，他们挑来拣去，就买了些生肉、生肠等，还有一些罐头。回来捣鼓半天，好不容易吃上了一顿饭，结果，那些罐头打开来，怎么品尝味道都不对，有人仔细研究说明后，大家当场喷饭：原来他们吃的是狗粮罐头。这事成了笑话，什么时候说起来，他们都会捧腹大笑。
现在养狗的人那么多，狗粮罐头已不是新鲜玩意儿，可在当年的中国内地，哪有人见识过狗会吃这么精致的罐头。
陈世民总喜欢以自嘲的口吻说当初在香港，自己是如何的老土，有很多笑话，也有很多艰辛。吃住都是自己管。中午没有人请客，就得买盒饭。5块钱的盒饭他们舍不得买，就去超市买面包，4毛钱一片，买上两片要8毛钱，然后再到百货公司买一个小罐头：1块2毛钱。这样，一顿饭仅仅两块钱就吃下来了，比盒饭节省3块钱。他们办公室里有咖啡和水，不用花钱。早上，也会有牛奶喝。只是到了晚上，他们就要自己弄饭吃了。四个人轮流做。每人每天出两块钱，下班后顺路去菜场买菜。他们摸准了要等下午去买，因为菜一早上来新鲜，价格很高，到了下午，就会打折。他们专门买打折后的菜。
拎着打折的菜，穿行在半山区的列提顿道上。街景如盆景，置身其间总让他有种恍惚之感。富人出入的时候，不仅仅是豪华车辆在闪光发亮，连他们的脑门子都是油光锃亮。在如此富庶豪华之地，他们这几位来自京城的建筑师却生活得很窘迫。他们每天要穿过这片富人区走去上班，公司在山下，是黄汉卿的公司腾出一间办公室给他们用。上班时下山，走一身大汗，晚上回来要上山，又要爬一身大汗。最尴尬的是他们要从汽车盘山道上横插过去。人家山路专为汽车修建，左旋右盘，而他们为了抄近路，却要横着穿插过去。不按常规的这种突如其来的横穿，时常惊得人家开车的停下来，盯着他们穿过马路。山路为富人带来的是优雅，为穷人造成的却是窘态。回到住处，房间没有空调，热得进屋就恨不得把全身脱光，甚至连皮都脱掉一层。幸亏客厅里还有电视，他们看电视也是为了学习广东话。
星期天没事做，他们也要去往办公室。华森第一个办公场所是在干诺道的诚信大厦23楼，这是黄汉卿的森洋办公楼，华森等于寄人篱下。尽管他们是由国家选派，但却以私营面目出现，自然势单力薄，加之公司太小很不起眼。最初的自卑感，一直在陈世民的心头郁积。
他去办公室要经过摩罗街，那里摆着一长溜地摊，琳琅满目。什么东西都有卖，热闹非凡。摊上主要摆些旧衣服和鞋子什么的。人家香港人不穿的旧货，就会整整齐齐地拿个纸袋装上，摆放在这里卖。一件衬衫也就一两元，西服五六块一套。他们当中有位老兄特别会买旧货，专拣便宜买，几乎每到晚上，他都要展示“成果”。几件破衣服被他从包里神秘地抖搂了出来，那份炫耀。他让他们这些“表叔”猜价格。他们猜得越贵他就越有成就感。衬衫、西装、面料款式都不错。这能便宜吗？当看到他们羡慕的样子，他高兴得不得了！得到心理满足后，便主动要带他们去买。为了不让他太得意，他们就故意说不去。
陈世民回忆说，有一次，此人欣喜地告诉我们，发现了一家特别好的店，卖皮鞋和西服的，才几十块钱，好便宜。我们心里发痒，待下班后就赶紧跟随他去了那家店。一看牌子，上面写着“30元起”，我们就以为那么好的西服和皮鞋只要30元呢。
结果人家说，那是起价，而不是定价。就是说，店里面只有一件东西卖30元，其他都是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这是店家的商业经，也是香港文化。闹了半天，凡是他们能相中的，都要500元以上，而标榜30元的谁也看不上眼。他们便大呼长了见识。
妻子托人从广州给陈世民捎来一套睡衣，他打开一看，当即傻眼。根本不能穿，极不合时宜。是那种绒布的，很厚，在香港这样闷热的天气要捂出多少汗！还有两件衬衫，也是很土的那种。妻子哪里知道香港人有多么洋气。他们都喜欢穿花色艳丽的衬衫，还得是名牌。陈世民被周围环境影响，他不可能再穿那种土里土气的衣服了。他很爱面子，他怕人家笑话。
1981年5月24日。上半天在家缝裤子。上个礼拜天在九龙买了条很合身的裤子，只不过长了点儿。由于语言不通，商店答应剪短。哪知一点头，就被剪去一截，草草把边一扎，十分难看，弄回来我得自己再缝，忙了整整一个上午。
接下来几篇日记也蛮值得回味：
5月18日。今天下了个决心买了一台HITACHI出的新型电扇，273元，比市价便宜50多元。主要是台式，不摇头，但风很柔和，内地还没有见过。定时、变速全有，尤其造型薄而轻，准备到深圳时给家里带去。不知带不带得过去。也许琳又要说我好赶时髦了。但质量确实不错。拿回来大家做了欣赏。买电视因钱不够，借了曾坚460元，他同意分期晚点还他也没关系。
6月4日。上午过海关离开深圳，再次进入香港，还赶上了吃中午饭。见到琳寄来的信。近日消瘦，体重减轻，血沉加快到 50，她很疑心是癌症。见此顿觉晴天霹雳。弄不好我在外工作只能半途而废。但愿能逢凶化吉。
陈世民刚到香港时，天天都在盼着家书。虽然有电话，但半年也通不了一次。通过写信，他与妻子定好了周末晚上，家人会去北京电报大楼守候，他在这边将电话打过去。那是1980年6月9日，有日记为证：
七时半与北京通电话，琳、亮（儿子）在电报大楼守候多时了吧。时隔半年才通上第一次电话，终于听到他们的声音了，还是很慰藉的，尤其琳的声音柔和亲切，可能激动得哭了，也忘记该说些什么，真是担心她的病，有时半夜睡醒也会想到此事。听她讲没有问题，但还是很担心，昨日写信告诉她，如果真的有病，我可以放弃这头工作回去照顾她，让她放心。这也是我的责任，听天由命吧。
采访时，陈世民讲到这一段，很是动情：“我哭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本来想多说点话，长途电话那么贵，好不容易打一次，但当时脑子一下子就空白了，那边也没有说多少话，大多时间都是空着的。”
两边都在哭，泪水无声传递。彼此都怕对方难过，电话就在这一分一秒中静静地空着，空得心慌。
他当时特别难过。分居，孤独，怨气，简直太不容易了！
即使生活条件再苦再难，他也能够克服，但让他深感焦虑的是自己到这里来究竟为了什么？华森建筑与工程顾问公司倒是成立了，但没有项目可做，岂不等于空架子摆设？香港建筑有他们自己的圈子，你一个从内地进来的建筑师，如何能融入人家的圈子？
自从踏上香港那天起，陈世民都是用足了每一分钟的。每天除了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外语，学习广东话，他还想方设法钻研业务。他渴望尽快融入香港。他去参观各种建筑，出入各种高档酒店、大商场、高档住宅小区，但凡能去看的建筑，他都要去的。他要求自己尽快熟悉香港的建筑，尽快缩短与香港建筑师之间的差距。
然而，他仍然打不开局面，为此一筹莫展。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对陈世民了解与认识香港的建筑设计，提升自身的建筑理念，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就是钟华楠先生，广东新会人，梁启超的同乡。他很有学养与见地。《建筑师》杂志主编杨永生介绍陈世民认识了钟华楠，以及另一位香港建筑师潘祖尧。
钟华楠和内地建筑界联系最为密切，他频繁地被邀请参加各种会议，每次会上都请他讲话。他倒也不推辞，讲起话来幽默，风趣，毫不造作，机敏中还有一种打动人的真诚。
有一次杨永生主持会议，让他讲，他就说，到内地来的次数越多，就越不好讲话了。讲什么都不再让人感到新鲜。改革开放的步子太快了，西方的洋玩意儿一下子都涌进来，人们什么东西都见识了，已经没有了新鲜感。刚来内地那阵儿，讲什么都受欢迎，随便放上几张在国外拍的幻灯片子，加上一点说明就可以大受欢迎。可是，现在不成了。西方世界已经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尤其是给大学生们讲课是一件很让人犯难的事。
他讲到有一次在山西太原的一所大学讲课，一个学生向他提问什么是解构主义，一下子就把他问住了。知识分子是要面子的，他当时尴尬极了，不能说自己不懂，可是，要解答也解答不了。他的机智帮他摆脱了窘境。他装着听不懂对方的话，就把这个学生的问题绕过去了。回到香港后，他无法原谅自己，越想越觉得对不住那位学生。他放下手头的工作潜心钻研解构主义，直到彻底弄明白了，才给太原这所学校写了一封信，老老实实地承认了自己当时不明白，回来后才研究明白的，并向那位学生致歉。他讲述这件事时，是在一次百余人的会议上，其坦诚令人惊讶。这就是真正的学者精神。据说这种情况在一些大学者的身上也有过，一时回答不上难题，回去查找典籍，直到弄明白了给人一个答复。这是中国传统学者的真性情。“60年代初，我从英国回到香港。建筑师的创造力与金钱诱惑之间的矛盾，我个人也与之战斗过。我的同学都成了百万富翁，可我却依然故我。我认为，建筑师应有他的使命感。30年来，我的使命感未曾改变，也始终不悔。”钟华楠如是说。
钟华楠在香港拥有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这个事务所1964年开业，门面不大，在闹市之中倒像个清幽的文化沙龙。空间显窄，壁上有书画，来人一律由他亲自沏茶，是那种功夫茶，桌面很小，杯子更小，两人面对面坐着，像下围棋。香港回归前三个月，我有幸去香港，去了他的事务所，就这样面对面地喝茶聊天。当时感觉拇指大小的杯子，端起来有点好笑，对于习惯了用大茶缸痛快喝茶的东北人而言，对这种小口抿的东西，实在不习惯。
香港公司很小，很灵活，很适用。钟华楠的就是这种小公司。香港工作人员特别周到细心，一切材料都给你准备好了，而且还要写个小字条放在你可见到的案头，一条条嘱咐，注意什么，准备什么。办公方式和效率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不一样。钟华楠上班，上午十一点到公司，安排一下，跟客人吃饭，下午三点再回去。七点出来吃饭，回去睡一会儿，晚上十点起来工作画图。第二天，把一些黄条贴在每一个人的案头，然后，又出去吃饭。
但这套流程对于内地的设计部门是完全行不通的。陈世民来自皇皇大设计院，没见过香港那种小事务所。大设计院是按照苏联模式下来的，几套体系管你：党组书记、支部、党小组；院长、副院长、室主任、组长；总工、主任工程师、助理等。更主要的是多领导制约，复杂而庞杂，而在香港这地方当建筑师，没有这些东西，没有庞大而死板的体制。仅这种机制，就让陈世民耳目一新。
香港人讲斯文。有一次，钟华楠请他吃饭，在半岛酒店。酒店才几十个座位，但管理人员却有一百多，且都是科班管理学校毕业的，有着非常好的敬业精神。他不是坐车去酒店，而是要坐船过去，然后再狂走一阵，走出了一身大汗。到达餐厅，热得直喘，他便将袖子挽了起来，领口也解开来通风透汗。这一下子，马上让周围的香港人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瞅他。他旁观周围，没一个穿衬衫撸胳膊挽袖子的。他们各个都是将衬衫领口和袖口扣得紧紧，再热都要扣紧的。
还有喝汤，千万不要喝出声音，而他初来乍到时，把汤喝得很响，笑眯眯的钟华楠捏着一个老式大烟斗，点着他说，满餐厅的人都听到了你“忽隆”的喝汤声。
钟华楠经常请他吃饭。香港人非常准时，六点吃饭，他们出门时，就会给你打个电话，告诉你我现在出门了，如果交通堵塞的话，可能会晚到多少时间。非常礼貌周到。约会前，秘书会提醒你。早上一定会给相约之人打上个电话，再确定一下。这是做秘书的基本功，还要提醒老板应该带什么材料。许多细节都替老板提前想到了，非常细致周全，这就叫现代化，叫效率，叫香港的高端服务。
这就是陈世民在香港真正学到的文化，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时间利用率发挥到最高境界。陈世民后来要求他的秘书也这样做。
有一回钟华楠给他打来电话，说他会晚一会儿到，嘱咐他到了那里，先在酒吧等一会儿，因为那家餐馆有规定，要等到人齐了，才能一起入座。这让他颇感新鲜。于是，他就坐在那个酒吧里等。酒吧很舒适，他以建筑师的眼光打量，装饰很搭调，尤其服务人员笑脸相迎为他服务，让他格外舒心。还有音乐环绕，空调温度凉爽，坐在这样的地方，每根神经都会舒展开来，就是等上一天，也不会烦躁。
这是他第一次这么仔细地体会酒吧格调。在内地时，他曾为几内亚大会堂设计餐厅，他想，外国人嘛，都喜欢喝咖啡什么的，便利用门口那个空间设计了一个酒吧。结果，“文革”中他因此成了“封、资、修”，遭到了严厉批判，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判他设计酒吧就是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在作怪。酒吧竟成了资产阶级的代名词，简直十恶不赦。
他将这个事儿跟钟华楠说了，钟华楠笑抖了大胡子。他的胡须非常茂盛，似乎每一根都蓄满幽默与智慧。尤其当他冲你笑时，小眼睛里面的光泽释放出一种生动的睿智。
钟华楠与陈世民的投缘，主要是因为他读过陈世民刊登在《建筑学报》上的两篇文章。1979年第一期上的《试谈公共建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文章中讲到的例子很生动：建筑设计最可贵的就是标新立异，而这在“四人帮”那里则是要遭棍子的。比如把大厅里几根柱子用黑色石料装修，就犯了“给工人阶级脸上抹黑”的弥天大罪，甚至要把设计人员“穿黑袍子”游街；圆形体育馆的造型被说成“像马桶”，便要迫使设计人员去劳动改造……文章中还列举了有人把楼房的层数与某次政治会议的次数联系起来，硬是把建筑造型与严肃的政治活动扯到了一起。有的把政治宣传画表现主题的手法搬到房屋上代替建筑造型与必要的艺术处理，甚至标语口号、红旗火炬成了最重要的建筑中心。邮电楼脱离不了电报大楼的形式，火车站因循着北京站的格局；房屋造型大多沿用老一套的中间高两边低的对称的“山”字形，结果一些建筑虽然用途各异，但外形雷同，形式单调，缺乏个性。
现代建筑创作任务不能仅停留于平面布局和立面处理，要按照一个完整的空间来设计。这个论点陈世民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来，可见他的非凡之处。即使现在，不少建筑师也没有很好地按照一个空间来设计建筑。我们画图还是平面就平面，立面就立面。解读一个建筑就是解读一个空间。这种文章在当时相当于建筑界的拨乱反正。他是走在了国内学术界的前沿，等于引领了全国建筑设计业。
钟华楠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对建筑的共同思考与探索，构成了两人友谊的基础。在他看来，那个年代的内地建筑师封闭保守且僵化，能够写出这样有见地的文章，实在是难能可贵。钟华楠对陈世民文章中的观点有的赞同有的不赞同，有的他不明白，便让陈世民给他详细讲讲。他们就是在这种对于建筑学术的研讨中建立了深厚友谊，也互相给予了营养。
钟华楠认为陈世民在“适用、经济、美观”三者关系的论述方面，还没有展开来深入进去，相比而言，《建筑学报》1980年2月号的《“民族形式”与建筑风格》一文，思考得更深一些。
陈世民始终在探讨民族形式问题。一个建筑师，一辈子在建筑文化上面都需要表明一种态度和立场。当年就是这个局面。大批判、“资、封、修”，爱国就是爱民族形式。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战线，虽然一再强调思想解放，但仍然很僵化，思维方法简单盲从，只看你的方案有无民族形式。有就会采纳，没有就不会采纳。简单化，一刀切。这是一个极端。如何继承传统，是建筑界学术思想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这样的建筑文化背景下，《建筑学报》重点推出这种文章，并不容易。而在那样的人云亦云语境中，陈世民就曾尖锐指出民族形式不是万能钥匙。《“民族形式”与建筑风格》全篇驳斥了“民族形式”的提法。陈世民由“民族形式”的局限性，论述到了“民族形式”的危害性，得出结论：“建筑艺术的美只能来自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来自目的和手段的和谐一致。”
他强调：“并非任何类型的建筑采用‘民族形式’都能有好的效果。把‘民族形式’当成一个口号应用是不科学、不恰当的。不如直接改用‘建筑传统’概括历史遗产，改用‘民族特色’或‘民族风格’取代‘民族形式’作为新建筑的设计要求。”
他认为：“‘古为今用’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对某种传统手法与形式的模仿上，而应侧重于对形成我国古典建筑风格的各种因素的分析研究，以便有助于寻求如何反映当今社会面貌、民族习惯，以及发展着的材料、技术特点，复杂的功能与新的审美要求等方面的客观规律，从内容与形式、技术与艺术、物质与精神合乎逻辑的统一中去获取灵感与启示，促进新的建筑风格的创造。”那么，对新风格的创造，又应持有一个什么态度呢？他提出“新风格的创造必须要顺应建筑科学技术的发展”。
他主张“多样化的探索需要提倡”，“重点在于创造新的风格”，而且强调“新风格的创造必须顺应建筑科学技术的发展”。结尾处钟华楠画上粗杠：“建筑正在经历着一场革命，难道建筑风格还能停留在小改小革上，在‘大屋顶’‘民族形式’上打圈子吗？难道对传统形式的守旧，不正是对创造新的民族风格的束缚吗？……再也不能用陈旧的形式、不合时代潮流的艺术标准与审美观念来限制它们了。”
陈世民后来又写了一系列关于民族风格的文章，也都引起了钟华楠的共鸣。尤其面对一边倒的崇洋风，他感觉十分有必要论述清楚“传统的和民族的风格”问题。在《外资建设的现代化与民族风格问题浅谈》一文中，他呼吁：“民族风格不容忽视，现代化并非‘时髦化’。民族风格与现代建筑的使用功能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外国的例子很多，如南太平洋的草顶旅馆，北欧国家的木屋旅馆，都很受游客欢迎。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亲切的地方特色，实际上也是建筑功能之一。因此，关键不在于是否有矛盾，或者会不会影响使用功能，而在于针对民族风格提出什么要求，而相应地采取什么表现方式。”
贝聿铭也一直有自己对民族风格的执着坚持。幸亏贝聿铭呼吁，北京市政府才决定禁止在故宫周围一定范围内盖任何高楼。而沈阳故宫就是被一个骄横的金色高楼破坏了天际线。
贝聿铭的视线是无法遮拦的。他走到北京街头时，看到这几十年来受苏联影响的痕迹特别鲜明，而这几年来，国际风格已经有点呈泛滥之势。随之引发连锁的民族主义反击，一些西式建筑硬被加上了中式宝塔顶。他认为“太荒唐了”！他说“就好像穿着西服的人戴上斗笠。中国建筑已经走到死胡同。现在有两个方向，一是盲目仿古，一是全盘西化，哪一条路都走不通。于是他决心探索一下，走传统的中国百姓之路。中国的建筑应该自然而然地生根于这样的历史文化之中。于是他把老家的民宅“搬到了香山”，这样的香山饭店引来建筑界的不同声音，但至少是纯中国的，打破了贪大崇洋的大酒店做法。在香山饭店落成典礼上，一位高官不屑地说香山饭店看上去“很中国”。贝聿铭知道当时政府想要的是西式风格，所以，这个评价并非褒义，但他说：“听在我耳里就是褒扬。”
建筑风格与流派，一直是钟华楠先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1983年，中国建筑界邀请了三位著名建筑学专家来内地讲学。英国建筑师拉斯登和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系教授John Andrew，这二位都是世界著名的建筑师，再一位就是钟华楠。三位从不同的飞机上走下来，却奇妙地同时到达北京的建国饭店。当他们坐在饭店宽敞的大堂里耐心地等待安排房间时，坐在钟华楠旁边的拉斯登问他准备讲什么题目，他说：“主人给出了个‘当代建筑流派’的题目。”拉斯登一听就蹙紧眉头连连说：“这是不可能的！”也许出于礼貌又补充道：“你若讲，一个星期也讲不完。”钟先生说，趁我们等房间的这一段时间，我给你说一下大纲如何？对方马上表示出极大的兴致。“当代建筑设计有四大流派：第一是现代派。”他见对方点头，接着往下说，“第二是现代派的延续。”拉斯登一听这个题目便抢着说：“我就是这个题目。你的第三是什么？”钟华楠不紧不慢说：“第三是反现代派，第四是地方主义派。地方主义包括民族主义、区域主义和第三世界。”拉斯登那张学者面孔一下子充满笑容：“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清楚的说法，有了这个提纲，便很容易讲了。你很聪明！”钟华楠马上说：“我很不聪明！你可知道，我是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才想出来的。”
那次会上，钟华楠的发言赢得满堂喝彩，他的学识得到了这位英国学者的由衷赞美，从此两人成为很好的朋友。
钟华楠不仅天资聪慧，还肯下功夫钻研。同样，陈世民也具备这个素质，他的这两篇文章都是经过反复推敲，下苦功夫写出的，文风很扎实，而且里面提到的许多问题，都是钟华楠感兴趣的，也是他们两个人对北京和香港两地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建筑差异的热议话题。他们有争议，有碰撞，他们持有完全不同的建筑理念。反差之大，令陈世民颇为惊异。在香港他感到随处都是差异，从社会主义一步跨到了资本主义，什么都感觉不适。吃饭穿衣买东西之类的差异，已经算不了什么，最大的也是最难缩短的差距，便是建筑设计理念与思想认知方面的，这是个复杂的议题。然而，通过多次“交锋”，陈世民从钟华楠那里终于有了理论和思想上的提升。他真正弄明白了我们的建筑设计究竟差在了哪里。
同样面对一个项目，同样要做好一个设计，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和做法。钟华楠他们这些香港建筑师，总是要先把你要设计的那块空地周围的一些东西都弄清楚，诸如山呀水呀，地形呀，周围房子呀，还有人的活动空间和习惯呀什么的，哪怕一棵树、一根草，都要重视。这要花费很多工夫的。然后，他们再回去进行细致的分析思考，才会形成一个构想。假如这里是山，他就会在设计时开大窗户，因为要有宽敞的视野看山；如果是水，也要影响他的构思，哪怕是个水井，他也要尊重，补一块地面出来，要跟这个水井结合起来。这边若是路的话，他就要考虑最好开个门。门开在哪里，不是先入为主，而是根据环境需要，哪怕一个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也是由环境决定的。这样的话，人家设计的东西，就是跟周围环境密切结合起来的东西，这样的楼房作为商品设计出来，自然会受到市场的欢迎。他们的设计，相当于找到“种子”，而后把它“种”在那块空地上。
这个“种”出来的建筑，与周围环境和人的关系一定是和谐的，圆融的，是具有自然的美感的结合体。
赖特也主张“建筑物应成为大地上的自然风景，应该与它所处的环境相协调，甚至增加环境因素，使景观更美”。
而我们内地建筑师呢，在长期封闭的情况下，总是先入为主，或曰“主题先行”。我们要先想出一个东西，可以绞尽脑汁去想，想出的这个东西一定是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或者是某位官员一句话，你就围着打转转，跳不出框框。比方说我们一想到要盖的这个房子，领导的意图是要宏伟的庄重的高大敞亮的，我们就先想好一个模式，去套用。先想好这个模式无论是圆的，还是方的，几何体形都是要根据主观臆断，根本不管周围环境，大有唯我独尊之意。有山也好，有水也好，都得为我的设计“让步”，周围的很多房子是不是协调，这也可忽略。建筑就是房子，而不是环境，反正我就是要把这个建筑做好，一切都得以此为中心，这样才会让领导满意。所以，这样的建筑是硬栽上去的。这样的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肯定是不协调的。
一种一栽，完全不同的两种理念，两种指导思想，非常鲜明，如平地与半山。这个对陈世民的影响太大了。他认识到自己的差距。
他不无感慨地说：“我跟钟华楠在香港进行了很多次讨论。他代表的是西方建筑教育，和香港建筑师们的世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儿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的设计思想却往往先入为主，像是天上掉下来的。这完全不同的思路，对我影响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到了香港这个地方，从经济物质上的对比，到建筑上的对比，都差距很大，尤其在思想上的对比，我觉得差距就更大了！”
中外许多专家学者曾盛赞过钟华楠，为他的建筑作品，也为他的文字功力，更多的则是倾倒于他的智慧和学问之下。多次接触交谈，陈世民从钟华楠身上看到了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建筑师的人格魅力与精神境界，他不仅拥有丰富的建筑经验，更有令人钦佩的学问功底。从而，陈世民更加坚信：一个好的建筑师必须要有崇高的人生追求，绝不仅仅是认真学建筑，做建筑，更需要认真扎实地做学问。只有具备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修养，才可能走得更高更远。
许多人在日后看到陈世民搞了那么多建筑，具有超人般的能力时，几乎都说他是在香港学到了建筑方面的真本事，包括设计风格呀、画图呀，还有经营、办公司、赚钱呀什么的，却忽略了一个重要而实质性的东西，就是他在香港学到了文化，获得了思想。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平面的获取，他是举一反三，在原有的内地那些年的辛苦努力基础上，尽最大可能地吸收了香港的新东西、新思维、新理念、新的建筑空间——《追求新的建筑空间》便是他在香港写的一篇重要文章，此文刊于《建筑学报》1986年第4期。与此前的文章相比，他站得更高，思路亦愈加开阔。读这样的文章，对于当时国内一些处在相对封闭狭窄思维状态下的建筑师来说，会有豁然开朗之功效——
通常，建筑的艺术效果是通过其给人的空间感受来展示它的精神功能的。在建筑的发展史上，许多成功的作品尽管所依赖的建筑材料和工程技术早已被现代的材料和技术所取代，但其建筑空间所发挥的感染力却至今犹存，因而传为佳话。因此，不妨可以说，建筑师在从事建筑创作时不宜局限渲染某一类建筑风格，刻意继承某一种传统，着眼表现某一种材料技术，或者模拟某一个成功作品，而应力求探寻作品的空间效果，追求新的建筑空间，讲求给人的空间感受。
新的空间是什么？是对人的发现。强调建筑与人的关系，无疑是追求新的建筑空间效果时不可忽视的因素。他在香港一边发现建筑外在的闪光点，一边探寻文化艺术的内涵。如果与外在的参观各种建筑，拍摄各种造型的艺术、材料、空间变化相比，他的这种理论与思想的学习探索，有其更大的受益性。正是这种受益，使他坚定了建筑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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