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秋雨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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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一叹试读：
作者简介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人。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经由教育文化界的多次民意测验和专家推举，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二十多年前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考察并阐释中华文明诸多被埋没的重要遗址。这些遗址由此受到保护和弘扬，他也被公认为当代中国重新梳理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所写作品，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风，追摹者众多。
二十世纪末，又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人类最重要的文明故地，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一系列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作为国际间唯一亲身完成这种穿越的人文教授，及时判断了新一轮恐怖主义的发生地，准确预言了欧洲不同国家的经济危局，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关注。在这过程中所写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在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以高层级的思考性作品，持续二十年创造了惊人的畅销奇迹。直至二〇一〇年一月，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扬子晚报》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在全国各省青年学生中票选“谁是您最喜爱的当代作家”，仍名列第一，且遥遥领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杂志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自二〇〇二年起，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讲授“中华宏观文化史”、“中外文化对比史”等课题，广受好评。二〇〇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最近几年，兼任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奠基教授、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陈羽）
自序
一我辞去院长职务之后，便披了一件深褐色的薄棉袄，独自消失在荒野大漠间整整十年，去寻找中华文化的关键性遗址。
当时交通还极其不便，这条路走得非常辛苦。总是一个人背着背包步行，好不容易见到一个乡民就上前问路，却怎么也问不清楚。那年月，中国各地民众刚刚开始要去摆脱数百年贫困，谁也没有心思去想，在数百年贫困背后是否还蕴藏着数千年魂魄。
终于，我走下来了，还写成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与广大读者一起，梳理了中华文化的经络。
接下来的问题无法回避：这样一种悠久的文化，与人类的其他文化相比处于什么地位？长处在哪里？短处又在哪里？
在寻访中华文化遗址的十年间，我也曾反复想过这些问题，还读过不少对比性的文献。但是，我只相信实地考察，只相信文化现场，只相信废墟遗迹，只相信亲自到达。我已经染上了卢梭同样的毛病：“我只能行走，不行走时就无法思考。”我知道这种“只能”太狭隘了，但已经无法摆脱。对于一切未经实地考察所得出的文化结论，本不应该全然排斥，但我却很难信任。
因此，我把自己推进到了一个尴尬境地：要么今后只敢小声讲述中国文化，要么为了能够大声，不顾死活走遍全世界一切最重要的废墟。
我知道，后一种可能等于零。即便是人类历史上那几个著名的历险家，每次行走都有具体的专业目的，考察的范围也没有那么完整。怎么能够设想，先由一个中国学者把古文化的荒路全部走遍？
但是，恰恰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出现了可能。就在二十世纪临近结束的时候，天意垂顾中国，香港凤凰卫视突然立下宏愿，要在全球观众面前行走数万公里，考察全人类最重要的文化遗址，聘请我担任嘉宾主持。聘请我的理由，就是《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文化，呈现出了自身的伸展逻辑。二
这个行程，需要穿越很多恐怖主义蔓延的地区，例如北非、中东、南亚，而且还必须贴地穿越。对此，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一个集团能作出安全的保证，包括美国和欧洲的几个发达国家在内。所以，多少年了，找不到有哪个国家派出过什么采访组做过类似的事，更不必说采访组里还躲着一个年纪不轻的学者。
感谢凤凰卫视为中国人抢得了独占鳌头的勇敢。但是，对于一路上会遇到什么，他们也没有把握。王纪言台长压根儿不相信我能够走完全程，不断地设想着我在沙漠边的哪个国家病倒了，送进当地医院，立即抢救，再通知我妻子赶去探视等等各种预案。他们还一再询问，对于这样一次凶吉未卜的行程，需要向我支付多少报酬。我说，这本是我梦想中的考察计划，应该由我来支付才对。
我把打算参加这次数万公里历险的决定，通知了妻子。我和妻子，心心相印，对任何重大问题都不必讨论，只须通知。但这次她破例说，让她仔细想一想。妻子熟知国际政治和世界地图，这一点与其他表演艺术家很不一样。那一夜，她满脑子都是战壕、铁丝网、地雷、炸弹。终于，她同意了，但希望在那些最危险地段，由她陪着我。
临出发前，我和妻子一起，去与爸爸、妈妈告别，却又不能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不是怕他们阻止，而是怕他们担心。尤其是爸爸，如果知道我的去向，今后的时日，就会每天深埋在国际新闻的字里行间，出不来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年迈的妈妈像是接受了上天的暗示，神色诡秘地朝我妻子招招手，说要送给她一个特殊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我刚出生时穿的第一双鞋。妻子一下子跳了起来，两手捧起那双软软的小鞋子，低头问她：“妈妈，你当时有没有想过，那双肉团团的小脚，将会走遍全中国，走遍全世界？”三
整个行程，是一个伟大的课程。
面对稀世的伟大，我只能竭力使自己平静，慢慢品咂。但是，当伟大牵连出越来越多的凶险，平静也就渐渐被惊惧所替代。
吉普车贴着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过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我是这伙人里年龄最大的兄长，大家要从我的眼神里读取信心。我朝大家微微一笑，轻轻点头，然后，继续走向前方。前方的信息越来越吃紧：这里，恐怖主义分子在几分钟内射杀了几十名外国旅客；那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绑架；再往前，三十几名警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
我这个人，越到最艰难的时刻越会迸发出最大的勇气，这大概是儿时在家乡虎狼山岭间独自夜行练下的“幼功”。此刻我面对着路边接连不断的颓壁残堡、幢幢黑影，对伙伴们说：“我们不装备武器，就像不戴头盔和手套，直接用自己的手，去抚摸一个个老人身上的累累伤痕。”
如此一路潜行，我来不及细看，更来不及细想，只能每天记一篇日记，通过卫星通讯发送到世界各地的华文报纸，让广大读者一起来体会。但在这样的险路之上，连记日记也非常困难。很多地方根本无法写作，我只能趴在车上写，蹲在路边写。渐渐也写了不少，我一张张地放在一个洗衣袋里，积成了厚厚一包。
在穿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这一目前世界上最危险地段时，我把这包日记放在离身体最近的背包里，又不时地把背包拉到身前，用双手抱着。晚上做梦，一次次都是抱着这个背包奔逃的情景。而且，每次奔逃的结果都一样：雪花般的纸页在荒山间片片飘落，匪徒们纷纷去抢，抢到了拿起来一看，却完全不认识黑森森的中国字，于是又向我追来……四
这雪花般的纸页，终于变成了眼前的这本书。
从纽约发生“9·11事件”后的第二天开始，我不断收到海内外很多读者的来信、来电，肯定这本书较早地指出了目前世界上最恐怖地区的所在，并忧心忡忡地发出了警告。韩国和日本快速地翻译了这本显然太厚的书，并把这件事说成是“亚洲人自己的发现”。
不久，联合国举办的世界文明大会邀请我向世界各国代表，讲述那再也难以重复的数万公里。但是，我在演讲的开头就声明，我自己最看重的，不是发现了那数万公里，而是从那数万公里重新发现了中国文化。
熟悉我文风的读者，也许会抱怨这本书的写法过于质朴，完全不讲究文采，那就请原谅了。执笔的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进行润饰和修改，过后我又对这种特殊的“写作状态”分外珍惜，舍不得多加改动。我想，匆促本是为文之忌，但是，如果这种匆促出自于一种万里恐怖中的生命重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现在这个版本与原来的版本有较大不同的地方，是最后部分。那是我走完全程之后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尼泊尔博克拉一个叫“鱼尾山屋”的旅馆中，对一路感受的整理。当时在火炉旁、烛光下写了不少，而每天要在各报连载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这次找出存稿，经过对比，对于已经发表的文字有所补充和替代。
我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思考，稍稍弥补了每天一边赶路一边写作的匆促。读者既然陪我走了惊心动魄的这一路，那么，最后也不妨在那个安静的地方一起坐下来，听我聊一会儿。世界屋脊下的炉火、烛光，实在太迷人了。
希腊
哀希腊看到了爱琴海。浩大而不威严，温和而不柔媚，在海边炽热的阳光下只须借得几分云霭，立即凉意爽然。有一些简朴的房子，静静地围护着一个远古的海。
一个立着很多洁白石柱的巨大峭壁出现在海边。白色石柱被岩石一比，被大海一衬，显得精雅轻盈，十分年轻，但这是公元前五世纪的遗迹。
在这些石柱开始屹立的时候，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几乎同时在东方思考。而这里的海边，则徘徊着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苏格拉底、希罗多德和柏拉图。公元前五世纪的世界在整体上还十分荒昧，但如此耀眼的精神星座灿烂于一时，却使后世人类几乎永远地望尘莫及。这就是被称为“轴心时代”的神秘岁月。
现代世界上再嚣张、再霸道的那些国家，说起那个时代，也会谦卑起来。他们会突然明白自己的辈分，自己的幼稚。但是，其中也有不少人，越是看到长者的衰老就越是觊觎他们的家业和财宝。因此，衰老的长者总是各自躲在一隅，承受凄凉。
在现在世界留存的“轴心时代”遗迹中，眼前这个石柱群，显得特别壮观和完整。这对于同样拥有过“轴心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一见便有一种特殊的亲切。
石柱群矗立在一个高台上，周围拦着绳子，远处有警卫，防止人们越绳而入。我与另一位主持人许戈辉小姐在拦绳外转着圈子抬头仰望，耳边飘来一位导游的片言只语：“石柱上刻有很多游人的名字，包括一位著名的英国诗人……”“拜伦！”我立即脱口而出。拜伦酷爱希腊文明，不仅到这里游历，而且还在希腊与土耳其打仗的时候参加过志愿队。我告诉许戈辉，拜伦在长诗《唐璜》中有一节写一位希腊行吟诗人自弹自唱，悲叹祖国拥有如此灿烂的文明而终于败落，十分动人。我还能记得其中一段的大致意思：
祖国啊，此刻你在哪里？你美妙的诗情，怎么全然归于无声？你高贵的琴弦，怎么落到了我这样平庸的流浪者手中？
拜伦的祖国不是希腊，但他愿意把希腊看成自己的文化祖国。因此，自己也就成了接过希腊琴弦的流浪者。
文化祖国，这个概念与地域祖国、血缘祖国、政治祖国不同，是一个成熟的人对自己的精神故乡的主动选择。相比之下，地域祖国、血缘祖国、政治祖国往往是一种先天的被动接受。主动选择自己的文化祖国，选择的对象并不多，只能集中在一些德高望重而又神秘莫测的古文明之中。拜伦选择希腊是慎重的，我知道他经历了漫长的“认祖仪式”，因此深信他一定会到海神殿来参拜，并留下自己的名字。猜测引发了好奇，我和戈辉都想偷偷地越过拦绳去寻找，一再回头，只见警卫已对我们两人虎视眈眈。
同来的伙伴们看出了我们两人的意图，不知用什么花招引开了警卫，然后一挥手，我和戈辉就钻进去了。石柱很多，会是哪一柱？我灵机一动，心想如果拜伦刻了名，一定会有很多后人围着刻，因此只需找那个刻名最密的石柱。这很容易，一眼就可辨别，刻得最密的是右边第二柱，但这一柱上上下下全是名字，拜伦会在哪里？我虽然只见过他的半身胸像却猜测他的身材应该颀长，因此抬头在高处找，找了两遍没有找到。刚刚移动目光，猛然看见，在稍低处，正是他的刻名。
刻得那么低，可以想见他刻写时的心情。文化祖先在上，我必须低头刻写，如对神明。很多人都理解了拜伦的心情，也跟着他往低处刻，弯腰刻，跪着刻。因此在他刻名的周围，早已是密密层层一片热闹。
由拜伦的刻名，我想起了苏曼殊。这位诗僧把拜伦《唐璜》中写希腊行吟诗人的那一节，翻译成为中国旧体诗，取名《哀希腊》，一度在中国影响很大。翻译的时间好像是一九〇九年，离今年正好九十年，翻译的地点是日本东京章太炎先生的寓所，章太炎曾为译诗润饰，另一位国学大师黄侃也动过笔。苏曼殊借着拜伦的声音哀悼中华文明，有些译句已充满激愤，如“我为希腊羞，我为希腊哭”。
苏曼殊、章太炎他们都没有来过希腊，但在本世纪初，他们已知道，中华文明与希腊文明具有历史的可比性。同样的苍老，同样的伟大，同样的屈辱，同样的不甘。因此，他们在远远地哀悼希腊，其实在近近地感叹中国。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超越前人的眼光。
我们在世纪末来到这里，只是他们眼光的一种延续。所不同的是，我们今天已不会像拜伦、苏曼殊那样痛心疾首。希腊文明早已奉献给全人类，以狭隘的国家观念来呼唤，反而降低了它。拜伦的原意，其实要宽广得多。
不管怎么说，我们来希腊的第一天就找到了大海，找到了神殿，找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找到了拜伦，并由此而引出了苏曼殊和中国，已经足够。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希腊雅典，夜宿Herodion旅馆荷马的迈锡尼
回想希腊当初，几乎所有的学问家都风尘仆仆。他们行路，他们发现，他们思索，他们校正，这才构成生龙活虎的希腊文明。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从三十岁开始就长距离漫游，这才有后来的《历史》。
更引起我兴趣的是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他一生所走的路线与我们这次考察基本重合。从希腊出发，到
埃及
、巴比伦、波斯、印度。他漫游的资金，是父亲留下来的遗产。等他回到希腊，父亲的遗产也基本耗尽。当时他所在的城邦对于子女挥霍父辈遗产是要问罪的，据说他在法庭上成功地为自己辩护，终于说服法官，免予处罚。正是追随着这样的风范，我们这次考察的重点就不是图书馆、研究所、大学、博物馆，而是文明遗址的实地。
希腊文明的早期摇篮，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尤其是其中的迈锡尼（Mycenae）。迈锡尼的繁荣期比希腊早了一千年，它是一种野性十足的尚武文明，却也默默地滋养了希腊。
人们对迈锡尼的印象，大概都是从荷马史诗中获得的吧？那位无法形容的美女海伦，被特洛伊人从迈锡尼抢去，居然引起十年大战。有一次元老院开会，白发苍苍的元老们觉得为一个女人打十年仗不值得，没想到就在这时海伦出现在他们面前，与会者全部惊艳，立即改口，说再打十年也应该。最后，大家知道，迈锡尼人以“木马计”取得了胜利。但胜利者刚刚凯旋就遭到篡权者的残酷杀害……这些情节，原以为是传说，却被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德国考古学家的发掘所部分证实。
这就一定要去了。
在荒凉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寻找迈锡尼，不能没有当地导游的帮助。找来一位，一问，她的名字也叫海伦。不过我们的这位海伦年岁已长，身材粗壮，说着让人困倦的嗡鼻子英语，大口抽着烟。与她搭档的司机是个壮汉，头发稀少，面容深刻，活像苏格拉底。
海伦和苏格拉底带我们越过刀切剑割般的科林斯运河，进入丘陵延绵的半岛。只见绿树遍野，人烟稀少，偶尔见到一个小村庄，总有几间朴拙的石头小屋挂着出租的招牌，但好像没有什么生意。
路实在太长了，太阳已经偏西，汽车终于停了，抬头一看，是一个傍山而筑的古剧场。对古剧场我当然有兴趣，但一路上我们已见了好几个，而海伦说，前面还有一个更美的。这使我们提起了警觉，连忙问：“迈锡尼呢，迈锡尼在哪里？”
海伦摇头说：“迈锡尼已经过了，那里一点也不好看。”她居然自作主张改变了我们的路线。后来才知，她接待过东方来的旅游团，到了迈锡尼都不愿爬山，只在山脚下看看，觉得没有意思，她也就悄悄取消了。
我们当然不答应。她只得叫苏格拉底把汽车调头，开回去。
迈锡尼遗址是一个三千三百年前的王城，占据了整整一座小石山。远远一看，只见满山坡的颓败城墙，一般游客以为已经一览无余，就不愿再攀登了。其实，它的第一魅力正在于路。而路，也是这座王城作为战争基地的最好验证。
路很隐秘，走近前去，才不断惊叹它那种躲躲藏藏的宽阔。我带头沿路登山，走着走着，突然一转弯，见到一个由巨石堆积出来的山门，仰头一望，巍峨极了。山门的门楣上是两头母狮的浮雕，这便是我们以前在很多画册中见到过的狮门。
山门石框的横竖之间有深凹的门臼，地下石材上有战车进出的辙印。当门一站，眼前立即出现当年战云密布、车马喧腾的气氛。
进得山门向上一拐，是两个皇族墓地。一个王城进门的第一风景就是坟墓，这种格局与中华文明有太大的差别，却准确地反映了一个穷兵黩武的王朝的荣誉结构。
迈锡尼王朝除了对外用兵之外，还热衷于宫廷谋杀。考古学家在墓廓里发现的尸体，例如用金叶包裹的两个婴儿和三具女尸等等，竟能证明荷马史诗里的许多残酷故事并非虚构。
从墓区向上攀登，石梯越来越诡秘，绕来绕去像是进入了一个立体的盘陀阵。当年这里埋藏了无数防御机巧，只等进城的敌兵付出沉重的代价。终于到了山顶，那是王宫，现在只留下了平整的基座。眼下山河茫茫，当年的统治者在这里盘算着更大的方略。
但是，在我看来，迈锡尼这座山头，活生生地堆垒出了一个早期文明的重大教训。那就是：不管是多么强悍的君主，多么成功的征战，多么机智的谋杀，到头来都是自我毁灭。不可一世的迈锡尼留下的遗址，为什么远比其他文明遗址单调和干涩？原因就在这里。
唯一让迈锡尼留名于世的人，不是君主，不是将军，不是刺客，也不是学者，而是一位诗人，而且，他已经失去视力。因此，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形式上的胜利者，只属于荷马。历史的最终所有者，多半都是手无寸铁的艺术家。一九九九年九月三十日，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夜宿纳夫里亚（Nafpias）的King-Minos旅馆闲散第一
离开迈锡尼后，半路投宿纳夫里亚，一个海滨小城。
此时的海水没有波浪，岸边全是钓鱼和闲坐的人，离岸几百米的水中，有一个小岛，岛上有一座灰白石壁的古堡，斜阳照得它金光灼灼。回头一看，西边两座山上还各有一座古堡，比这座更美。赶紧登山去看，其中一座叫帕勒密地（Palamidi），很大，里边高高低低地筑造着炮台、岗楼、宫室、监狱，这是当年土耳其占领者建造的，现在空无一人。人们留下了它们，又淡然于它们，没把它们太当一回事。
但在当初，像希腊这样一个文明古国长期被土耳其占领，只要略有文明记忆的人一定会非常痛苦。因为文明早已成为一种生态习惯，怎么能够忍受一种低劣的方式彻底替代？
但是希腊明白，占领早已结束，我们已经有了选择记忆的权利。于是，他们选择了优雅的古代，而不选择痛苦。在他们看来，纳夫里亚海滨的这些城堡，现在既然狰狞不再，那就让它成为景观，不拆不修，不捧不贬，不惊不咋，也不借着它们说多少历史、道多少沧桑。大家只在城堡之下，钓鱼、闲坐、看海。干净的痛苦一定会沉淀，沉淀成悠闲。
我到希腊才明白，悠闲，首先是摆脱历史的重压。由此产生对比，我们中国人悠闲不起来，不是物质条件不够，而是脑子里课题太多、使命太重。
以前我走遍意大利南北，一直惊叹意大利人的闲散，但是，在这里的一位中国外交家告诉我：论闲散，在欧洲，意大利只能排到第三。第一是希腊，第二是西班牙。
在意大利时，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几个外国人在一个机关窗口排队等着办事，而窗口内办事的先生却慢悠悠地走过两条街道喝咖啡去了，周围没有人产生异议。在希腊，每次吃饭都等得太久，只能去吃快餐，但快餐也要等上一个多小时。希腊人想：急什么？吃完，不也坐着聊天？
他们信奉那个大家都熟悉的寓言故事：一个人在鱼群如梭的海边钓鱼，钓到两条就收竿回家，外国游客问，为什么不多钓几条，他反问，多钓几条干什么。外国游客说，多钓可以卖钱，然后买船、买房、开店、投资……“然后呢？”他问。“然后你可以悠闲地晒着太阳在海边钓鱼了。”外国游客说。“这我现在已经做到。”他说。
既然走了一圈大循环还是回到原地，希腊人也就不去辛苦了。
这种生活方式也包含着诸多弊病。有很大一部分闲散走向了疲惫、慵懒和木然，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贫血和失重，结果被现代文明所遗落。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了。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夜宿纳夫里亚（Nafpias）的King-Minos旅馆永恒的坐标
终于来到了奥林匹亚。
无数苍老的巨石，全都从千年的颓弛或掩埋中踉跄走出，整整规规地排列在大道两旁。就像无数古代老将军们烟尘满面地站立着，接受现代人的检阅。
见到了宙斯神殿和希拉神殿，抬头仰望无数石柱，终于明白，健康是他们的宗教。
走进一个连环拱廊，便到了早期最重要的竞技场。跑道四周的观众看台是一个绿草茵茵的环形斜坡，能坐三四万人，中间有几个石座，那是主裁判和贵宾的席位。
实在忍不住，我在这条神圣的跑道上跑了整整一圈。许戈辉在一旁起哄：“秋雨老师跑得不对，古代奥运选手比赛时全都一丝不挂！”
我说：“这要怪你们，当年这里没有女观众。”
确实，当年有很长时间是不准女性进入赛场的，要看，只能在很远的地方。据说，进门左侧背后的大山坡上，可让已婚女子观看，未婚女子只能在进门正前方一公里处的山头上远眺。
当年有一个母亲化装成男子进入赛场观看儿子比赛，得知儿子获得冠军后她一声惊呼露出女声，上前拥抱又露出女形。照理应该惩罚，但人们说，运动冠军一半是人一半是神，我们怎么能惩罚神的母亲？此端一开，渐渐女性可以入场观看比赛了。
把智力健康和肢体健康集合在一起，才是他们有关人的完整理想。我不止一次看到出土的古希腊哲人、贤者的全身雕像，大多是须发茂密，肌肉发达。身上只披一幅布，以别针和腰带固定，上身有一半袒露，赤着脚，偶尔有鞋。除了忧郁深思的眼神，其他与运动员没有太大的差别。
别的文明多多少少也有这两方面的提倡，但做起来常常顾此失彼。或追慕盲目之勇，或沉迷萎衰之学，很少两相熔铸。因此，奥林匹亚是永恒的人类坐标。
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把太多的精力投注在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上，既缺少个体健全的标志，也缺少这方面的赛场。只有一些孤独的个人，在林泉之间悄悄强健，又悄悄衰老。一九九九年十月二日，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奥林匹亚（Olympia），夜宿Europa旅馆神殿铭言
今天起了个大早，去德尔斐（Delfi）。
在古代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希腊各邦国相信，小亚细亚的人相信，连西西里岛的人也相信，德尔斐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是世界精神文化的中心。那儿硬是有一块石头，被看成是“地球的肚脐”（Omphalos）。
这个在今天并不为世人熟知的地名，为什么会取得如此高的地位？到了那里就明白了。德尔斐在山上，背景是更高的山壁，面对科林斯海湾，光凭这气势，在古代必然成为某种原始宗教的据点。
它原是大地女神吉斯（Gis）的奉礼地。公元前十二世纪末，从克里特岛传过来另一位更强大的神灵，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太阳神阿波罗。阿波罗英俊而雄健，很快取代了大地女神，德尔斐也就成了他的圣地。从此以后，远近执政者凡要决定一件大事，总要到这里来向阿波罗求讨神谕。连一场大战要不要爆发，也由这里决定。既然阿波罗如此重要，各邦国也就尽力以金、银、象牙等等珍贵财物来供奉，结果，德尔斐的财力一时称雄。
讨神谕的手续是这样的：在特定的时节，选出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祭司，先到圣泉沐浴，再让她吸入殿中熏烧的月桂树的蒸气，她就能让阿波罗附身，用韵文写出神谕。
神谕大多是模棱两可的。史载，西亚的里底亚王不知该不该与波斯交战，来问神谕，神谕说，一旦交战，“一个大帝国将亡。”里底亚王大喜，随即用兵，结果大败，便来责问祭司，祭司解释说：“当初神谕所说的大帝国，正是您的国家。”
占卜问事，几乎是一切古人类群落的共同文化生态，我们华夏民族把这一过程清楚地镌刻在甲骨上。像德尔斐这样成为欧亚广阔地区的公用祭坛，在世界上却绝无仅有。
我想看看“地球的肚脐”，一问，搬到博物馆里去了。赶紧追到博物馆，进门就是它，一个不高的石礅，鼓形，上刻菱形花纹，但这已是公元之后的复制品。又想看看祭司沐浴的圣泉，回答说因被碎石堵塞，早已干涸。
其实，我知道，德尔斐在精神上很早就已干涸。当理性的雅典文明开始发出光芒，它的黯淡已经注定。它的最后湮灭是在罗马帝国禁止“异教”时期，但在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希腊的精神文化中心，已经移到了雅典。
这种转移，在德尔斐也有明显迹象。就在阿波罗神殿的外侧，刻有七位智者的铭言，其中一位叫塔列斯，他的铭言是：“人啊，认识你自己！”
这句话看似一般，但刻在神殿上，具有明显的挑战性质。它至少表明，已经有人对神谕很不信任。
该信任谁呢？照过去的惯例，换一个神。但这次要换的，居然是人。也不是神化的人，而是人自身。
那么，这句铭言就成了一个路标，指点着通向雅典的另一种文明。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希腊德尔斐，夜宿雅典Royal Olympic旅馆我一定复活
早晨起来，想读几份昨天得到的资料。刚坐下又站起身来，原来发现巴特农神殿就在我的左前方山顶。
我重新坐下，久久地抬头仰望着它。
回想二十年前我在中国讲授古希腊戏剧史，不断地提到狄奥尼索斯剧场（Theatron Dionyssou），到这里才明白，那个剧场建在巴特农神殿的脚下，是“天上”、“人间”的中间部位。戏剧是天人之间的渡桥，而巴特农神殿则是最高主宰。设想那时的雅典，是一个多么神奇而又完满的所在！
怪不得，全世界介绍希腊的图片，如果只有一幅，一定是巴特农；如果有一本，那封面也必定是它。
希腊文明是在它的脚下一步步走出来的，但是，当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过去之后，它还在。
它太气派、太美丽，后世的权势者们一个也放不过它，不会让它安静自处。
罗马帝国时代，它成了基督教堂；土耳其占领时期，它又成了回教堂；在十七世纪威尼斯军和土耳其军的战争中，它又成了土耳其军的火药库，火药库曾经爆炸，而威尼斯军又把它作为一个敌方据点进行猛烈炮轰。在一片真正的废墟中，十九世纪初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又把遗留的巴特农神殿精华部分的雕刻作品运到英国，至今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摧残来自野蛮，也来自其他试图强加别人的文明。因此巴特农，既是文明延续的象征，也是文明受辱的象征。
本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那几天，德国法西斯还在统治着希腊，有两个希腊青年，徒手攀登巴特农神殿东端的垂直峭壁，升起了一面希腊国旗。这事很为巴特农神殿争光，那两个青年当即被捕，几天后德国投降，他们成了英雄。今天，这面希腊国旗还在那里飘着，一面儿孙们献给老祖母的旗。
记得昨天傍晚我们离开巴特农神殿很晚，已经到了关门的时分，工作人员轮番用希腊语、英语和日语催我们离开，我们假装听不懂，依然如饥似渴地到处瞻望着，这倒是把这些工作人员感动了。他们突然想起，眼前可能就是当地报纸上反复报道过的那几个中国人？于是反倒是他们停下来看我们了。
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是年轻姑娘，标准的希腊美女，千年神殿由她们在卫护，苍老的柱石衬托着她们轻盈的身影。她们在山坡上施然而行，除了衣服，一切都像两千年前的女祭司。
终于不得不离开时，门口有人在发资料。当时拿了未及细看，现在翻出来一读，眼睛就离不开了。原来，一个组织、几位教授，在向全世界的游客呼吁，把巴特农神殿的精华雕刻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请回来。
理由写得很强硬：
一、这些文物有自己的共同姓名，叫巴特农，而巴特农在雅典，不在伦敦；
二、这些文物只有回到雅典，才能找到自己天生的方位，构成前后左右的完整；
三、巴特农是希腊文明的最高象征，也是联合国评选的人类文化遗产，英国可以不为希腊负责，却也要对人类文化遗产的完整性负责……
真是义正辞严，令人动容，特别是对我这样的中国人。
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表达自己对斯坦因等人取走敦煌文物的不甘心，说很想早生多少年到沙漠上拦住他们的车队，与他们辩论一番。没想到这种想法受到很多年轻评论家的讪笑，有一位评论家说：“你辩得过人家博学的斯坦因吗？还是识相一点，趁早放行。”
我对别人的各种嘲弄都不会生气，但这次是真正难过了，因为事情已不是对我个人。
看到希腊向英国索要巴特农文物的这份材料，我也想仿效着回答国内那些年轻的评论家几条：
一、那些文物都以敦煌命名，敦煌不在巴黎、伦敦，而在中国，不要说中国学者，哪怕是中国农民也有权利拦住车队辩论几句；
二、我们也许缺少水平，但敦煌经文上写的是中文，斯坦因完全不懂中文，难道他更具有读解能力？
三、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同时，中国还发现了甲骨文。从甲骨文考证出一个清晰的商代，主要是由中国学人合力完成的，并没有去请教斯坦因他们。所以中国人在当时也具备了研究敦煌的水平。
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狭隘民族主义，但实在无法理解那些年轻评论家的谄媚。他们也许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了纯西方化的立场，但是且慢，连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也不同意。
你看这份呼吁索回巴特农文物的资料还引述了希腊一位已故文化部长的话：
我希望巴特农文物能在我死之前回到希腊，如果在我死后回来，我一定复活。
这种令人鼻酸的声音，包含着一个文明古国最后的尊严。这位文化部长是位女士，叫曼考丽（Melina Mercouri）。发资料的组织把这段话写进了致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公开信。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希腊雅典，夜宿Royal Olympic旅馆伏羲睡了
从闹市一拐，立即进入一条树阴浓密的小街，才几十步之遥就安静得天老地荒，真让人惊奇。
我去访问雅典人文学院的比较哲学博士贝尼特（M.Benetatou）女士，一进门就约好，她讲希腊语，我讲汉语，由尹亚力先生翻译，用两种古老的语言对话，不再动用第三种语言。
她现在主要在研究和讲授易经、孔子、老子、庄子。我问她何时何地开始学习中国古代哲学的，她说是十几年前，在意大利。学的是东方哲学，从印度起步，落脚于中国，这是多数同行的惯例。
她立足于希腊古典哲学，对中国哲学有一种旁观者的清醒。她认为希腊哲学的研究重心是知识，中国哲学的研究重心是人生，一开始研习，怎么也对不上口径。等时间长了，慢慢发现，先秦智者中，最符合国际哲学标准的是老子。
我感兴趣的是，希腊有多少人研究中国哲学，她说极少。我说中国研究希腊哲学的人却很多，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知识界是常识。她说那是因为希腊哲学已成为整个西方哲学的基础，而中国哲学还是内向的。
我问她，在她的希腊学生中，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的多不多？她说越来越多，但又越来越趋向实用：学周易为了看风水，学道家为了练气功。
我说在中国也向来如此。兴盛的是术，寂寞的是道，因此就出现了学者的责任。但是，弘道的学者也永远是少数，历来都是由少数人维持着上层文明。
她深表赞同，给我递过来一杯鸡尾酒。
她以希腊的立场热爱中国与中国文化，认为这是“同龄人的爱，再老也理所当然”。
书架上有很大一部分是有关中国的书，英文居多，也有中文。还有一些瓷器，瓶底上都标明是明代或清代的，但她说一定是假的，只是保存一种与中国有关的纪念。其实，依我的目光，她那个标明万历年间出品，写有《岳阳楼记》全文的瓷瓶，倒大半是真品，因此劝她不要随手送掉。她的书架上还供奉着几片从北京天坛、地坛捡的碎琉璃瓦，侍候得像国宝。“真是捡的？”我问。“真是捡的。”她回答得很诚恳。
让我一时难于接受的是，她养着两只小龟，一雌一雄，雌的一只居然取名“女娲”，雄的一只取名“伏羲”。她说自己特别喜欢它们，因此赐予最尊贵的名字。她把女娲小心翼翼地托在手掌上，爱怜万分地给我看，又认真地向我道歉：伏羲睡了。
问她女娲和伏羲是不是一对，她说：它们还小，等长大了由它们自己决定。现在让它们分开住，女娲住在贮藏室，伏羲则栖身卧室的床底下，男女授受不亲，儒家的规矩。
不管怎么说，在这巴尔干半岛的南端，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留下过脚印的地方，每天都会响起无数次甜蜜呼唤女娲和伏羲的声音。虽然在我听起来，实在有点不对劲。一九九九年十月六日，希腊雅典，夜宿Royal Olympic旅馆人类还非常无知
清晨四点半起床，赶早班飞机，去克里特岛。
这些天一直睡得太少，今天又起得那么早，一上飞机就睡着了。我在矇眬中感到眼前一片红光，勉强睁眼，却从飞机的窗口看到了爱琴海壮丽的日出。迷迷糊糊下了飞机，又上了汽车，过一会儿说是到了，下车几步才清醒：我们站在一个层楼交叠的古代宫殿遗址前面。
多数房子有四层，其中两层埋于地下。现在挖掘之后，猛一看恰似现代军事防空系统。但是，谁能相信，这个宫殿至迟建成于公元前十八世纪，距离今天已经整整三千七百多年！它湮灭于公元前十五世纪，也已有三千五百年。发现于本世纪的第一年，一九〇〇年。发现者是英国考古学家伊凡斯（Sir Arthur Evans），他的半身雕像，就竖立在宫殿门口。
说希腊的事，在时间上要用大概念。例如，经常要把公元前五世纪当作一个中点，害得我们这些天来已经不愿理会公元后的文化遗迹。但是一到克里特岛，时间概念还要狠狠地往前推，从公元前三十世纪说起，然后再一步步下伸到它的黄金时代，即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十五世纪，当时统称为米诺斯（Minos）王朝，米诺斯是统治者的头衔。米诺斯的所在地，叫克诺撒斯（Knossos），因此也叫克诺撒斯宫殿。
与想象中的古代王宫不同，这个宫殿中没有宏大的神殿，却有更多的人的气息。男女似乎也比较平等，也没有看到早期奴隶制社会森严界限的遗迹。我想，这应该与通达的海上商业有关。
置身于这个宫殿中，处处都能发现惊人的东西。例如，科学的排水系统直到今天仍有不少城市建筑学家前来观摩；粗细相嵌的陶制水管据说与本世纪瑞士申请的一项设计专利没有多少差别；单人浴缸的形态，即使放在今天巴黎的洁具商店里也不算过时；而细细勘察，当时有些浴缸里用的还是牛奶。还有，厕所的冲水设备，窗子的通风循环结构，都让人叹为观止。皇帝、皇后的住所紧靠，共同面对一个大厅，大厅有不同的楼梯进入他们各自的卧室。大厅一侧，又有他们各自独立的卫生间，皇后的卫生间里还附有化妆室。
如此先进的生活方式，居然发生在苏格拉底、孔子、释迦牟尼诞生前的一千年？这真要让人产生一种天旋地转的时间大晕眩。
我们平日总以为人类的那些早期圣哲一定踩踏在荒昧的地平线上，谁知回溯远处的远处，却是一种时髦而精致的生活形态。种种细节都在微笑着反问我们：你们，是否还敢说“古代”和“现代”？
从出土的文物看，这里受埃及影响很大，也有一些小亚细亚的风格。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了古代欧、亚、非三大洲交流的聚散点，这也使希腊文明不能称之为一种完全自创的文明。但就欧洲而言，它是后世各种文明的共同祖先。
但是，严重的问题出来了——
那么早就出现在克里特岛上的这些人是谁？什么人种？来自何方？显然远不止是土著，那么，大部分是来自于埃及，还是亚洲，或是希腊本土？考古学家伊凡斯发现了一大堆被称之为“线形文字A”的资料，估计能解答这个问题，但这种文字一百年来始终未能破读。
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么一个显赫的王朝，这么一种成熟的文明，为什么在公元前十五世纪突然湮灭？
美国学者认为是由于岛北一百多公里处的桑托林火山爆发，火山灰六十多米厚，又引发海啸，海浪五十余米高，彻底毁灭了克里特岛。但另一些考古学家却发现，在火山爆发前，克里特岛已遭浩劫。至于何种浩劫，意见也有不同，有的说是内乱，有的说是外敌。
我本人倾向于火山爆发一说，理由之一是它湮灭得过于彻底，不像是战争原因；理由之二是我们看到的宫殿有一半在地下，掩埋它的应该是火山灰。
总之，欧洲文明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源头，但这个源头因何而来，由何而去，都不清楚。由此应该明白，人类其实还非常无知，连对自己文明的关键部位也完全茫然。
未知和无知并不是愚昧，真正的愚昧是对未知和无知的否认。一九九九年十月七日，希腊克里特岛伊雷克利翁市（IIraklion），夜宿Agapi Beach旅馆挂过黑帆的大海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我一再来到海滩，脱下鞋袜，卷起裤腿，下到水里，长时间伫立。
海浪不大，却很凉，很快就把裤子打湿了。我还是站在那里，很久很久，想把这个岛体验得更真实一点，来摆脱神话般的虚幻。
荷马史诗《奥德赛》有记，克里特岛是一个被酒绿色的大海包围的最富裕的地方。但按荷马的年代，他也只是在转述一种遥远的传闻。当荷马也当作传闻的东西突然清晰地出现在自己眼前，我有点慌神。
昨天在克诺撒斯，我一个人在遗址反复徘徊。同去的伙伴也同样觉得这里的一切过于神奇，散在各个角落发呆，结果引起我们临时请来的一位导游的强烈不满。这位叫曼仑娜的中年女子对着我大声嚷嚷：“你们怎么啦，一个也不过来？我会给你们讲每一个房间的故事。我是这里最好的导游，你看我的同事，每一个都带着一大队人在讲解，而你们一个人也不听我讲，真让我害羞！”
我说：“曼仑娜，我们都有点兴奋，需要想一想。你先休息一会儿，有什么问题再问你，好吗？”“你们没听我讲解就兴奋？”曼仑娜不解。
我在徘徊时想得最多的是那个有关迷宫的故事，因为我眼前的一切太像一座大迷宫。
故事说，当初这个米诺斯宫殿里关了一个半人半牛的怪物，每年要雅典送去七对少男少女作为牺牲供奉。有个叫希萨斯（Theseus）的青年下决心要废除这个恶习，与父亲商量，准备混迹于少男少女之中上克里特岛，寻隙把怪物制服。
这件事情凶多吉少，父亲为儿子的英勇行为而骄傲，他与儿子约定，他会在海崖上时时眺望，如果有一条撑着白帆的小船出现在海面，证明事情已经成功；如果顺潮漂来的小船上挂的是黑帆，那就说明儿子已经死亡。
儿子在米诺斯宫殿里制服了怪物，但走不出迷宫一般的道路，而米诺斯王的女儿却看上了他，帮他出逃。谁料这对恋人漂流在大海的半途中，姑娘突然病亡，这位青年悲痛欲绝，忘了把船上的黑帆改挂白帆。
天天站在崖石上担惊受怕的父亲一见黑帆只知大事不好，立即跳海自尽，而这位父亲的名字就叫爱琴。
爱琴海的名字，难道来自这么一个英雄而又悲哀的故事？那么今天我在踩踏的，正是这个挂过黑帆的大海。
传说故事不可深信，但我在米诺斯王宫的壁画上确实见到了少男少女与牛搏斗的画面。我和许戈辉不约而同把这幅画临摹到了笔记本上。
真正需要认真对待的是另一个宏大的传说，那就是我在《山居笔记》中提到过的阿特兰提（Atlantic），即大西洲。说在一万多年前，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大西洋上还有一片辽阔的大陆，富庶发达，势盖天下，却突然在一次巨大的地震和海啸中沉没海底，不见踪影。大西洲失落之谜代代有人研究，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克里特岛就是大西洲的残余部分。
要真是如此，那么，克里特岛上出现早熟的文明也就顺理成章了。
再高的文明在自然暴力面前，也往往不堪一击。但它总有余绪，飘忽绵延，若断若连。今天的世界，就是凭着几丝余绪发展起来的。
这也让我们产生恐惧：今天的世界，会不会重复大西洲的命运？
大西洲淼不可寻，能够通过考古确知的是，克里特文明受到过埃及文明的重大影响。那么，让我们继续回溯。一九九九年十月八日，上午在克里特岛，下午飞回雅典，夜飞埃及埃及巨大的问号
昨天深夜抵达开罗。在罗马时代，这条路线坐船需花几个月时间。很多载入史册的大事在此间发生，例如“埃及艳后”克里奥佩屈拉和罗马将军安东尼就在这个茫茫水域间生死仇恋、引颈盼望，被后人称为古代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爱情。
但是，就埃及而言，克里奥佩屈拉还年轻得不值一提。我们本为寻找希腊文化的源头而来，但是到了法老面前，连那些长髯飘飘的希腊哲人全都成了毛孩子。从希腊跨越到埃及，也就是把我们的考察重心从两千五百年前回溯到四千七百年前，相当于从中国的东周列国一下子推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
开罗机场相当杂乱。我们所带的行李和设备需要全部打开检查。偷看不远处，一个胖胖的服装小商人在接受检查，几百件各种衣服摊了一个满地，全是皱巴巴的低劣品，检查人员居然在每件衣服的每个口袋里摸捏，至少已经摸捏了两三个小时了吧，但旁边还有一个大包刚刚被扯开。
许戈辉一遍又一遍地到那里徜徉，脸色似乎平静，眼中却露出强烈的烦躁。我说：“戈辉，我看出来了，如果我们的行李也被这样糟践，你没准会一头撞过去咬他们的手。”她大为惊讶，问：“咦，怎么被你看出来了？”
幸好没有发生让许戈辉撞头的事，埃及海关得知是中国人，挥挥手就放行了。刚过关，我们的五辆吉普车就迎了上来，从此它们的车轮将带着我们，去丈量几个文明故地间的漫漫长途。
找旅馆住下，埃及的旅馆一进去就碰到安全检查门，旁边站着警察。一出门，车里也钻进来一个带枪的警察，我们一下车他就紧紧跟随，一下子把气氛搞得相当紧张。
旅馆号称四星级，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小招待所，我房里没地方写作，卫生间的洗澡设备也不能用。
被告知街上的饮食千万不可随意吃，但旅馆的饮食也很难入口。凡肉类都炸成极硬的焦黑色，又炸得很慢，一等好半天，等出来了刚一尝便愁云满面。选来选去，只能吃一种被我们称作“埃食”的面饼充饥。
旅馆所在的大片街区都相当落后，放眼没见到一幢好房子，路上拥挤而肮脏，商店里卖的基本上都是廉价品。后来发现整个开罗老城区基本都是如此，新城区要好得多，特别是尼罗河边的那一段相当讲究。但是，落后的老城区实在太大了。
这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
雅典的现实生态已经够让人失望的了，但到了开罗，雅典就成了一个让人想念的文明世界。
到金字塔去的那条路修得还不错。走着走着，当脚下出现一片黄沙，身边出现几头骆驼，抬头一看，它们已在眼前。
大的有三座，小的若干座，还有那尊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雕像。所有这一切全都是纯净的褐黄色，只有日光云影勾画出一层层明暗韵律。
人类真正的奇迹是超越环境的。不管周边生态多么落后，金字塔就是金字塔，让人一见之下忘记一切，忘记来路，忘记去处，忘记国别，忘记人种，只感到时间和空间在这里会合，力量和疑问在这里交战。
我站在最大的那座胡夫金字塔前恭敬仰望，心中排列着以前在书本里读到的有关它的一系列疑问——
考古学家断定它建造于四千七百多年前，按照简单的劳动量计算，光这一座，就需要十万工匠建造二十年。但这种计算是一种笨办法，根本还没有考虑一系列无法逾越的难题。例如，这些巨大的石块靠什么工具运来，又如何搬上去的？十万工匠二十年的开支，需要有多大的国力支撑？而这样的国力在当时的经济水平下又需要多大的人口基数来铺垫？那么，当时埃及的总人口是多少？地球的总人口是多少？
直到本世纪，很多国际间著名的工程师经过反复测量、思考、徘徊，断定这样的工程技术水平即使放到二十世纪，调动一切最先进的器械参与，也会遇到一大堆惊人的困难。那么，四五千年前的埃及人何以达到这个水平？而据一些地质学家断言，这个金字塔的年龄还要增加一倍，可能建造在一万年前！
我们现在经常引用的有关金字塔建造情景的描写，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考察埃及时的记述。这乍一看似乎具有权威性，但仔细一想，希罗多德来埃及考察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事，按最保守的估计，他看到的金字塔也已经建成一千二百多年，就像我们今天在谈论唐代。唐代留下了大量资料，而金字塔的资料，至少希罗多德没有发现。因此，他的推断也只是一种遥远的猜测。对于真正的建造目的、建造过程、建造方式，我们全然一无所知。
说是法老墓，但在这最大的金字塔里，又有谁见过法老遗体的木乃伊？而且，一次次挖洞进去，又有多少有关陵墓的证据？仍然只是猜测而已。
站在金字塔前，所有的人面对的，都是一连串巨大的问号。
不要草率地把问号删去，急急地换上感叹号或句号。人类文明史还远远没到可以爽然读解的时候，其中，疑问最多的是埃及文明。我们现在可以翻来覆去讲述的话语，其实都是近一个多世纪考古学家们在废墟间爬剔的结果，与早已毁灭和尚未爬剔出来的部分比，只是冰山一角。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上午，埃及开罗，夜宿Les 3 Pyramides旅馆想念秦始皇
还是金字塔。
金字塔对于我们长久以来津津乐道的文史常识有一种颠覆能量。至少，它指点我们对文明奥义的解读应该多几种语法。
本来也许能够解读一部分，可惜欧洲人做了两件不可饶恕的坏事。
第一件是，公元前四十七年，凯撒攻占埃及时，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七十万卷图书付之一炬，包括那部有名的《埃及史》；
第二件事更坏，四百多年之后，公元三九〇年，罗马皇帝禁异教，驱散了唯一能读古代文字的埃及祭司阶层。结果，所有的古籍、古碑很快就没有人能解读了。
相比之下，中国的秦始皇虽然也做过“焚书坑儒”的坏事，但他同时又统一了中国文字。这相当于建立了一种覆盖神州大地的“通码”，使中国古代任何区域的历史不再因文字的无人解读而湮灭。
在这里我至少看到了埃及文明中断、中华文明延续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初一看文字只是工具，但中国这么大，组成这么复杂，各个方言系统这么强悍，地域观念、族群观念、门阀观念这么浓烈，连农具、器用、口音、饮食都统一不了，要统一文字又是何等艰难！在其他文明故地，近代考古学家遇到最大的麻烦就是古代文字的识别，常常是花费几十年时间才猜出几个，有的直到今天还基本上无法读通。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没有发生，就连甲骨文也很快被释读通了。
我想，所谓文明的断残首先不是古代城郭的废弛，而是一大片一大片黑黝黝的古文字完全不知何意。为此，站在尼罗河边，我对秦始皇都有点想念。
当法老们把自己的遗体做成木乃伊的时候，埃及的历史也成了木乃伊，而秦始皇却让中国历史活了下来。我们现在读几千年的古书，就像读几个喜欢文言文的朋友刚刚寄来的信件，这是其他几种文明都不敢想象的。
站在金字塔前，我对埃及文化的最大感慨是：我只知道它如何衰落，却不知道它如何构建；我只知道它如何离开，却不知道它如何到来。
就像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巨人，默默无声地表演了几个精彩的大动作之后轰然倒地，摸他的口袋，连姓名、籍贯、遗嘱都没有留下，多么叫人敬畏。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下午，埃及开罗，夜宿Les 3 Pyramides旅馆元气损耗
金字塔靠近地面的几层石方边缘，安坐着一对对来自世界各国的恋人。他们背靠伟大，背靠永恒，即使坐一坐，也像在发什么誓、许什么愿。
然后，他们跳下，重新回到世界各地。
金字塔边上的沙漠里有一条热闹的小街，居住着各种与旅游点有关的人。由此想起一些历史学家的判断：埃及最早的城市，就是金字塔建造者的工棚。那么，金字塔，是人类城市的召集人。
我们在这条小街上发现了一家中国餐馆，是内蒙古一位叫努哈·扈廷贵的先生开的。
我让他谈谈身处另一个文明故地的感受，他笑了，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埃及人把生命看得那样随便，随便得不可思议。”
他说，在这里，每天上午九时上班，下午二时下班，中间还要按常规喝一次红茶，吃一顿午餐，做一次礼拜，真正做事能有多少时间？
除了五分之一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一般人完全不在乎时间约定。再紧急的事，约好半小时见面，能在两小时内见到就很不容易了。找个工人修房子，如果把钱一次性付给他，第二天他多半不会来修理，花钱去了，等钱花完再来。连农民种地也很随意，由着性子胡乱种，好在尼罗河流域土地肥沃、阳光充足，总有收获，可以糊口。
我们也许不必嘲笑他们的这种生活态度，使我困惑的只是：如果金字塔也是这个人种建造的，那么，他们的祖先曾经承受过天底下最繁重忙碌、最周密精确的长期劳役，难道，今天还在大喘气，一喘就回不过神来了？
我对扈先生说：“一个人的过度劳累会损耗元气，一种文明也是。”
埃及文明曾经不适度地靡费于内，又耗伤于外，元气耗尽，不得已最终选择了一种低消耗原则。也可称之为“低熵原则”，这是我在研究东方艺术的审美特征时启用过的一个概念。
这种低消耗原则听起来不错，到实地一看却让人瞠目结舌。开罗城有一个区域专门安放死人，为了让死人也能在另一个世界过日子，这里筑有不少简陋的小房小街。现在，却有大量活着的穷人住在里边，真可谓生死与共。但不妙的是，其中又有大量的逃犯。
在正常的居住区里，很多砖楼都没有封顶，一束束钢筋密集地指向蓝天，但都不是新建筑，那些钢筋也早已锈烂。为什么那么多居民住在造了一半的房坯中呢？一问，说这里又不大下雨，能住就行，没盖完才说明是新房子，多气派。以后儿孙辈有钱再盖完，急什么？
他们不急，整个城市的景观却被糟蹋得不成样子，让我们这些外国人都焦急了。
街上车如潮涌，却也有人骑着驴子漫步中间，手上还抱着两头羊。公共汽车开动时，前后两门都不关，只见一些头发花白的老者步履熟练地跳上跳下，更不必说年轻人了。
一个当地司机告诉我，如果路口没站警察，就不必理会红绿灯。万一见了警察也要看看他的级别，再决定要不要听他指挥。
我问：“你在车上，怎么判断他的级别？”“看胖瘦。”他说，“瘦的级别低，胖的级别高，远远一看就知道。”
在埃及不能问路。不是埃及人态度不好，而是太好。我们至少已经试了十来次了吧，几乎每次都是一样。你不管问谁，他总是立即站住，表情诚恳，开始讲话。他首先会讲解你问的那个地方的所属区域，这时你会觉得说在点子上，耐心听下去；但他语气一转就说到了那个区域的风土特征和城建规划，你就会开始不耐烦，等他拐回来；然而他“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已经在介绍开罗的历史和最近一次总统选举；你决定逃离，但他的手已按在你的肩上，一再说埃及与中国是好兄弟……最后你以大动作强调事情的紧迫性，逼问那个地方究竟怎么走，他支吾几下终于表示，根本不知道。你举起手腕看表，被他整整讲掉了半个小时。
前几次我们都以为是遇到了喝醉酒的人，但一再重复就生疑了，很想弄清其间原因。一位埃及朋友说：“我们埃及人就是喜欢讲话，也善于讲话，所以在电视里看到你们中国官员讲话时还看着稿子，非常奇怪。埃及的部长只要一有机会讲话就兴奋莫名，滔滔不绝地讲得十分精彩。当然，也可能有一个根本原因，大家闲着没事，把讲话当消遣。”
也怪法老，他们什么话也没有留下，结果后代的口舌就彻底放松。一九九九年十月十日，埃及开罗，夜宿Les 3 Pyramides旅馆中国回送什么
在沙丘旁，我正低头留心脚下的路，耳边传来一个招呼声：“你好！”
一听就是外国人讲的中文，却讲得相当好，不是好在发音，而是好在语调。一切语言，发音使人理解，语调给人亲切。我连忙抬起头，只见一位皮肤棕褐油亮、眼睛微凹有神的埃及青年站在眼前。
他叫哈姆迪（Hamdy），有一个中文名字叫王大力，在开罗学的中文，又到中国进修过。听说我们在这儿，赶来帮着做翻译，已经在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你在中国哪个大学进修的？”我问。“安徽师范大学，不在省会合肥，在芜湖。”他回答。这使我兴奋起来，说：“我是安徽的女婿，知道吗？明天，我的妻子就从安徽赶到这里！”“知道，你的妻子非常有名。”他说，“我也差一点成了安徽女婿，女友是马鞍山的，后来由于宗教原因，她家里不同意。”
就这么几句，他的手已经搭在我的肩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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