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韩振峰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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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试读：

前言

多年来，我一直在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与研究工作。在给我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讲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理论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与研究生交流讨论的过程中，我也经常受到多方面的启示，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论文。

按照组稿单位要求，我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这一主题，将近年来发表的一部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的论文整理成册，编辑成这部书稿。

这部书稿内容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四）中国共产党思想作风建设研究。这四个部分的内容既有区别，又有内在联系性。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全书的主题，第二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和第三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是第一部分内容的延伸和拓展，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第四部分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承载主体——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作风建设方面研究的成果，这部分内容与前面三部分内容互为联系、交相辉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与中国共产党思想作风建设历程的有机统一性和内在联系性。

在论文选择原则方面，本书为了格式的统一，对一些文字表述作了规范性修改，删除了原论文题目中的诸如“试论”、“简论”、“探析”等文字。考虑到论文发表的时间和历史条件等客观因素，对收入本书的部分论文作了新的修改和补充，其他论文内容一律保持了原貌，未作修改。

作为一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者，我深知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还有许多不深刻、不系统、不完善的方面，加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是不断与时俱进的，所以原论文中阐述的有些观点有可能已经不再具有新意，有些表述可能已显陈旧，但还是尽量保持了历史原貌。希望广大读者朋友在阅读时给予注意并予以谅解。我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也一定会进一步得到新的丰富和发展。作者将紧紧追随时代和社会前进的步伐，为推进研究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成果作出应有的贡献。2013年10月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几个基本问题

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向全党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一些基本问题，学术理论界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本文谨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科学内涵、相互关系、时代价值和实现途径等几个基本问题谈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科学内涵

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及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的过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只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对这一过程的不同表述形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当把它用于指导世界不同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时，是否需要一个民族化的过程？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观点并不一致。时至今日，国外仍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认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民族主义的。然而，历史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好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伟大作用，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与时俱进。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我们党一直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的伟大实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并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光辉著作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具体来说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要求就是要立足中国国情、研究中国问题、形成中国理论、指导中国实践。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主要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时代主题、时代精神相结合，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发展同步伐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时代主题、时代精神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根本要求就是要反映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引领时代潮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根本要求。应时而生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之一，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宝贵理论品质。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列宁也认为：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并提出符合实际的任务。邓小平在总结当代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也明确强调：“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新的形势和任务迫切需要我们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及时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强调指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该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也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进而实现与人民大众有机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要求是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解决人民群众大众困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理论要面向大众，要从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使马克思主义群众化；二是要求采用通俗的语言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广大群众所认同、所掌握并不断转化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相互关系

如前面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及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的一个统一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同时又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内涵不同、各有侧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理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强调的是紧密结合时代特征，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强调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所表达的虽然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但各自所侧重和强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位一体、同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从本质上说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过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必然也要求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相结合，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活的时代特征。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又必然要求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此促进马克思主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掌握，进而自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指导思想。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三位一体、同步发展的。

再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主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都要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主题来展开、来拓展、来深化。第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关键。如果离开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反映时代精神、适应时代需要、紧跟时代步伐、回答时代课题，进而也就不能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样就根本谈不上实现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第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途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接受、所掌握，才能转化为改造主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不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条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任务就根本不可能顺利完成。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时代价值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时代价值，也就是从深层次回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必要性、必然性问题。为什么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什么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呢？

首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60多年前，从《共产党宣言》问世至今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就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不同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结合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新的内容来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推进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不断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不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就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新的结合。

其次，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应对时代挑战的内在需要。应时而生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之一，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宝贵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先进思想文化的结晶，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条件、时代主题和时代挑战。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要想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就必须适应当今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应对时代新挑战，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最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最佳途径。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掌握，才能变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掌握的群众越多，就越能显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力。在当代中国，要想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正被广大党员和群众掌握，就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化形式，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转化为包括全体党员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思想利器。尤其是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和调整，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日趋多元、多样和多变。这就更加迫切需要我们通过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教育，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党员、教育人民，不断增强人们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现途径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战略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那么，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呢？

第一，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基本前提。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其前提条件必须是首先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提高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离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原则的科学掌握而空谈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那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第二，把握中国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根本要求。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现实基础，离开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尤其是不了解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性质、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

第三，通过实践推进科学理论与现实国情的有机结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根本途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再好的理论如果不与实际相结合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如果只看重实际而忽视科学理论的指导势必会在实践中碰壁。“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最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为此，我们必须以科学把握中国国情为出发点，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内涵，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第四，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当今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重要环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基础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也在于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传统文化并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性的世界，在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还必须坚持吸收借鉴当今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因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和平、发展、合作时代主题下和全球化大趋势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和新走向，从世界和中国自身有机统一的高度去审视、思考和解决马克思主义发展所面对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为此，我们就必须科学地吸收借鉴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以此来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

第五，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普及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人民大众的理论。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必须紧密联系人民大众的思想实际，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普及。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最主要的就是要推进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在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普及过程中，必须防止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马克思早就明确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主义其实是最朴实的真理，只要我们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充分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能力和思维习惯，就一定能做到把深邃的理论用平实质朴的语言讲清楚，把深刻的道理用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说明白，让科学理论从书斋里真正走进人民群众的心灵中。

第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根本目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活的灵魂，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坚持实践创新，必须牢牢把握当今时代特征和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这一基本国情特点，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善于对人民群众最鲜活的实践经验作出理论概括，注重人民大众的实践诉求，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和事关全局的重点难点问题，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及时转化成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践进程。（原载《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原标题为《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中国共产党迄今已经走过90年的非凡历程。胡锦涛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我们党诞生90年来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先后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两大理论成果。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不仅是我们党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人，而且也是在实践上最早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领导人之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正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党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第一次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必然结果。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于20世纪初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也有别于列宁所处的历史时期。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已经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能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要使中国革命顺利发展并取得胜利，关键在于能否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也就是能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准确把握当时中国基本国情，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著作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1938年9月至11月，我们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就是在这个报告中，他第一次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毛泽东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是毛泽东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基本标志。后来，毛泽东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又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多次谈到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二）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毛泽东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而且还对这一命题作了科学解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来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从而用“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二是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及时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努力“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即把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概括和提升为新的科学理论，并以此指导新的实践；三是必须寻找一种能为中国人民所广泛接受的“民族形式”，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使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不断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三）从哲学高度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如果不能从哲学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科学的解释，那就极有可能造成理论上的误解和实践上的混乱。1937年，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光辉著作，从哲学理论的高度科学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基本问题，即理论与实践能否结合、怎样结合，矛盾的共性和个性能否结合、怎样结合的问题。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系统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强调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的观点，并根据党的思想路线的要求，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确立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总原则，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在《矛盾论》这篇系统论述唯物辩证法的著作中，系统论述了共性与个性即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强调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进而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四）创立富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际，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科学体系概括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毛泽东在领导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富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结合中国国情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创立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1956年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他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所有这些重要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继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推向前进。20世纪70年代末期，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题，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认真探索并作出了科学回答，初步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那么，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哪些呢？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一）阐明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态度。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这个问题处理不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就不可能继续延续。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这是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上，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作出的哲学阐释。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通过矛盾的特殊性发生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普遍性与各国具体实际的特殊性相结合，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真理。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呢？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必须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但是，怎样才算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呢？邓小平强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还明确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二）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认为首先必须端正思想路线。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一度达到教条化、迷信化的程度。“文革”结束后，虽然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但“两个凡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制约。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为此，他要求全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在这里，邓小平不仅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认识，视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问题，而且还把它看作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态度和思想原则。（三）正确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来自教条主义的“左”的错误倾向，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鼓吹“两个凡是”；二是来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错误倾向，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针对来自“左”的“两个凡是”的错误倾向，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两个凡是”的错误在于它“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为了克服“两个凡是”的影响，邓小平强调重新恢复“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针对来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思潮影响，邓小平明确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错误思潮，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给予了回击，坚定地捍卫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确保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延续和发展。（四）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理论贡献，就是他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过程中，创立了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内容的邓小平理论。正如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五大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邓小平理论写进了《党章》，使之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三、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东剧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异常严峻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提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本要求。解决好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能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问题。为此，江泽民明确提出了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他指出：“这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始终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江泽民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随着时代和实践不断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我们必须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江泽民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还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结合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努力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在江泽民看来，是否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键看是否能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我们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重要的就是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二）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成果的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他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谈到我们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必要性时，江泽民指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自此，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三）明确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大家知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一基本纲领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主要经验，深刻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江泽民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进一步展开和完善，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又作了深刻阐述，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理论，他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理论，是对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四）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一步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学好用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实践中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而神圣的使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四、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经验，在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过程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提出新形势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思路。在新世纪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提出了推进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新的科学思路。胡锦涛指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共同为崇高理想和伟大目标而奋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呢？胡锦涛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作出理论概括。这既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紧迫任务，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再次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进程。（二）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同志通过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内涵丰富、内容博大精深。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和发展要求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系统理论。这一理论深刻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为谁而发展、发展什么、依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三）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要成果。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最早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命题。之后，胡锦涛多次系统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宝贵思想财富。（四）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主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这是胡锦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又一重要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在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强调“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对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总之，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社会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放射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党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第一次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认真研究总结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贡献，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表现在多方面，本文谨从三个方面作一些粗浅探讨。一、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科学内涵也是毛泽东最早进行系统阐发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们党和国家就开始面临一个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于20世纪初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其历史条件，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也有别于列宁所处的时期。从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要使中国革命顺利发展并取得胜利，关键在于能否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也就是能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看来，能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成为时代发展和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将这个客观要求及时明确地提出来，变为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准确把握时代脉搏，顺应形势要求，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

在1938年9月到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在政治报告中，他第一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篇政治报告，是毛泽东最早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基本标志。

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后，毛泽东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基本内涵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很显然，在毛泽东看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他们观察与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并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运动。认真学习并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

其二，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践相结合，使之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即按照中国的特点来应用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有机结合。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过程中实现的现代化。

其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着眼点是研究当前中国的实际运动，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途径。毛泽东指出：“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毛泽东的这段论述可以看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着眼点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在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中国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才能够实现。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也作过一些重要论述，比较典型的有两次：一次是在1939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毛泽东在这里谈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期性问题。另一次是在1941年9月1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在这里毛泽东提醒我们，不仅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且还要用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是非常突出的。

其一，毛泽东倡导有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良学风。1930年初，毛泽东针对党内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思潮，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党内最先举起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历史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毛泽东把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问题，提高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加以强调，这就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前提。

其二，毛泽东从哲学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特别是为了排除教条主义错误的干扰，毛泽东以一个哲学家的眼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哲学论证。在《实践论》中，他系统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指出实践在认识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在《矛盾论》中，他强调了事物的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反对教条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因为《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号召才能如此迅速地被全党接受，并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发挥出如此巨大的作用。

其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而形成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等等。毛泽东思想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贡献

毛泽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倡导者，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践行者。从实践方面来说，毛泽东率领全党从多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

其一，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怎样在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和牢固的工农联盟，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首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确定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然后开辟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极其复杂的新课题。面对这一课题，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昂首挺胸站了起来。

其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不失时机地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指引下，我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其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为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尽管在探索中有曲折，甚至有严重失误，但我们在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努力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全面进行大规模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虽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和主观条件的局限，毛泽东的有些观点还不尽全面和系统，有些正确的思想和观点也未能一以贯之，但是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难能可贵的，他已经初步涉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原载《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学版）2007年第4期；原标题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贡献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进行了认真探索并作出了系统性回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体现在多个方面，本文主要将其概括为十个方面的独特贡献：（一）邓小平结合我国新时期的实际，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作出了新阐释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这是邓小平从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作出的哲学阐释。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通过矛盾的特殊性发生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普遍性与各国具体实际的特殊性相结合，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真理。邓小平强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还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正是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下，我们党逐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基本原理的认识，明确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二）重新恢复并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启动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进一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突破口，首先恢复并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启动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反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邓小平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冲破了教条主义和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历史证明，正是因为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精髓，才为拨乱反正和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才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纠正了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的错误倾向，解决了长期争论不休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坚持并捍卫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谱写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说的那样：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三）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立足中国国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体系

搞社会主义首先应当在实践中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搞清楚。我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和失误，我国在改革开放中遇到的种种困惑，归根到底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紧紧围绕这个基本问题，总结多年来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加以反对的历史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总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体系。（四）邓小平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论断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所处阶段，是我们党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依据。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总结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明确提出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论断。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定我们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我们党更好地在思想和现实中有效避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五）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飞跃

马克思主义从创立至今已经一个半多世纪。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曲折中前进，经历了多次高潮和低潮，但无论是高潮还是低潮，也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实践依据。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先后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曲折和失误，社会主义面临着严峻挑战。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领导全党总结历史经验，致力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六）邓小平着力推进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提出全面实行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从而使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我们知道，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曲折。各国共产党人都在思考导致这种曲折的原因。我国从1958年至1978年的二十年间，经济发展缓慢，“文革”十年又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这种状况，迫使我们冷静下来，对现实国情和社会主义未来进行严肃的思考。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从对历史与现实、时代与国情的全面考察中，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进而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墨守成规转到全方位改革这样的历史性转变，从而使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七）邓小平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努力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道路

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不断改革的社会。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并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由于体制机制方面的僵化，缺乏生机活力，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曾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过科学分析，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但他的这一思想后来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文革”结束后，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关头，邓小平以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政治勇气，提出实行全面改革。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八）邓小平系统总结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突破长期以来经济体制上“左”的观念束缚，使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建国初期，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我们逐步建立了全国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客观地说，这种体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复杂，这种体制中某些统得过死的弊端便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才反复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正是根据邓小平的这一系列科学论断，党的十四大才明确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而解决了一个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历程呈现出更加迅猛发展的势头。（九）邓小平立足中国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战略的高度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了新目标

在我国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事业。为了规划我国现代化的宏伟蓝图，邓小平为我们设计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第一步，从1980年起用十年时间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再用十年时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在原来翻一番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使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战略目标是从全面考察世界形势和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基础上制定的，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务实性和针对性。它既表明我们制定的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又表明中国人民决心用一百年左右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现在我们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已经胜利实现，第三步目标的任务还很艰巨，但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也一定能够实现。（十）邓小平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提出了用“一国两制”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伟大构想，从而开辟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新途径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反对分裂，坚持统一，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国家的统一作为自己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究竟怎样才能实现祖国统一呢？邓小平结合中国的实际，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和意愿，明确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新构想，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一国两制”的构想是符合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巨大成功。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构想的提出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它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坚定性，又充分考虑到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实，体现了高度的政策灵活性。“一国两制”构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列宁的和平共处学说和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对于正确处理一些重大国际争端问题也有着现实指导意义。

总之，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种贡献不仅体现在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运用和坚持上，而且也体现在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解决中国改革和建设实际问题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上。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光辉篇章。（原载《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10期）

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总结实践经验，不断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新的时代课题，进一步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实现了新的理论突破，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

科学的理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伟大实践的产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的贡献表现在多个方面，本文主要从十个方面作出概括。（一）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自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便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总结建党二十四年的经验作出的重大历史性决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又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江泽民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高度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阐明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江泽民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谈到我们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必要性时，江泽民指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

进入21世纪，江泽民又集中全党智慧，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不仅表明我们党在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再一次有力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是我们正确认识和运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锐利思想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正式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充分体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二）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科学内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础。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五个特征，阐明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在十三大概括为五条的基础上扩充为九条，增加了发展科学教育文化、提高人民生活、逐步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内容，从而更加全面、深刻地揭示和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江泽民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进入新世纪后，江泽民又明确提出了本世纪头二十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并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过程、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等作了系统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阶段的提出，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一基本纲领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主要经验，深刻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江泽民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进一步展开和完善，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又作了具体而深刻的阐述，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理论，他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理论，是对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四）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思路。之后他又先后多次讲到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邓小平的主要观点是，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重要论述，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论述，江泽民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他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江泽民指出：“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大大增强。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此同时，江泽民还进一步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设计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并指明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到2010年我国要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围绕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等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贯彻“五个统筹”、做到“五个坚持”。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新认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五）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理论

邓小平为我国制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体化为切实可行的步骤，是激励全国人民为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的行动纲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认真实践邓小平社会发展战略的同时，还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明确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个总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总的战略方针和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第三代中央领导还先后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开发战略、振兴东北战略等等。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他还强调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统筹规划国土资源开发和整治，严格执行土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实施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植树种草，搞好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改善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并强调进一步加强东、中、西部经济交流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这都是对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理论的新发展。（六）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的重要理论，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我们党为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而采取的重大措施，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际，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纲领。江泽民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的十五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视为我们党“始终不移的奋斗目标”，再次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他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所有这些新的理论观点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新发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丰富和发展。首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视之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他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把社会主义文化视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其次，江泽民把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明确提出有没有高贵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为此，他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了五种“时代精神”，1993年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又提出了六十四字“创业精神”，等等；再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思想，他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他面对21世纪的挑战向全党提出的思想武装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八）在改善两岸关系、推进祖国统一方面提出了新思路

用“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是邓小平理论中富有特色的一项重要内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一国两制”方针，顺利实现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从而把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在香港、澳门问题上付诸实践，并取得巨大成功。为了实现台湾早日和平统一，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改善两岸关系、实现祖国统一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特别是1995年1月，江泽民发表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八项重要主张”，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若干问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和方针政策。江泽民指出：“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等等。江泽民提出的“八项重要主张”在推进祖国统一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指导我们在新时期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重要指导思路。（九）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新方略

依靠民主法制治理国家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展了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1年初，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思想。江泽民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治和道德学说的丰富和发展。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又提出了“执政兴国”的战略任务，强调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对执政兴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等治国方略作了系统阐述，形成了比较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治国方略和思想。江泽民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所有这些都是江泽民治国方略和思想的集中体现。（十）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的新发展

在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方面，江泽民最大的贡献就是集中全党智慧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的最大贡献。除此以外，为了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还及时制定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还明确提出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等一系列战略任务，并对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了一系列重大部署。

总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一系列新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伟大创新。我们要学习江泽民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求实态度和创新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原载《新疆社科论坛》2007年第5期）

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贡献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期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认真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新的实践经验，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三大基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新论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探索

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适应当代世界、中国的发展变化以及党自身的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继承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作了进一步探索和回答。

首先，“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认识。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形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概括，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是一般地讲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明确提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是深入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把钥匙。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的紧密结合。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一场由传统工业生产力向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最根本的就是代表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动力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在先进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中“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执政党建设角度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审视和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了尽快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另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政治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等重要思想，都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拓展。

其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新的实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党的十三大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科学内涵，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同时还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在十三大概括为五条的基础上扩充为九条，增加了发展科学教育文化、提高人民生活、逐步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内容，从而更加全面、深刻地揭示和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内涵，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江泽民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进入21世纪后，江泽民同志又明确提出了21世纪头二十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并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过程、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等作了系统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阶段的提出，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内涵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的认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一基本纲领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主要经验，深刻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从而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的认识。江泽民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进一步展开和完善，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进一步作了具体而深刻的阐述，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理论，他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理论，是对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第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对邓小平理论已经提出的基本概念进行丰富和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全面对外开放的思想，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思想，等等；二是在邓小平理论基本论述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实践发展形成了新的理论内容，如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思想，等等；三是根据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则，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深刻总结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经验并上升为新的理论，如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关于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思想，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关于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思想，等等；四是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协调发展的规律，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等等。二、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创造性回答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分析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把握党的历史方位，紧紧围绕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围绕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进一步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赋予党的性质、宗旨、任务以鲜活的时代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就给党的性质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与此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从党与先进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党与先进文化之间的关系、党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些更内在、更本质的层次上对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进行了新的概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层面对共产党性质、宗旨和任务的深刻揭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层面对共产党性质、宗旨和任务的深刻揭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层面对共产党性质、宗旨和任务的深刻揭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最高标准，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同实现人民利益作为执政党的“治国”方针和历史任务，作为执政党“治党”的根本指导方针，科学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历史课题，赋予了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以鲜活的时代内容。

其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揭示了新时期党的执政内容和执政要求。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想执好政、掌好权，必须搞清楚“为谁执政”、“怎样执政”的根本问题，必须明确执政的内容和任务。2000年，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1年，江泽民同志又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其后，江泽民同志还结合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先后提出了关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关于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关于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关于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阐明了我们党的执政内容、执政任务和执政要求，集中概括了我们党建党治国的战略思路和战略目标。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揭示了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基础。江泽民同志认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作为一个执政党，要想保持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实现执政治国的历史使命，必须有强大的政治基础、法律基础、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赋予的、人民赋予的。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执政并且能够执好政，从根本上来说，就在于它能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治国理政，党才能不断巩固自己执政的政治基础，最广泛最充分地整合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资源，实现执政的目标和任务；才能不断巩固自己执政的法律基础，解决执政党与人民之间授权和代表的法律关系，保持无可争辩的合法地位；才能不断增强自己执政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人心向背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本质是执政为民。如何做到执政为民？一要发展先进生产力，二要建设先进文化，三要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第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揭示了共产党执政的根本标准。共产党执政的效果如何评价和检验，这也需要确定一个科学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过去我们党已经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过实践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代表”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标准。江泽民同志指出：“在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时，在从事的各项事业中，都要牢记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看看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完全符合、需要调整补充的就积极调整补充，不符合的就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以利我们的改革和建设不断向前迈进，充分体现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时代精神。”这就充分说明，“三个代表”是我们执政的出发点，也是执政的结果和归宿。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去执政，当然也要用实践“三个代表”的结果来检验。坚持了“三个代表”，做到了“三个代表”，我们党的执政实践就是成功的，否则，就是失败的。三、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深刻性思考

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更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巨大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面对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的繁重任务，解决好发展问题尤为紧迫。尤其是在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各方面的深层次矛盾以更为突出的形式体现出来。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进一步深入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础上，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基本问题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深刻性思考。

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揭示了发展的科学内涵。江泽民同志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什么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呢？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发展的基本内容有哪些呢？江泽民同志认为，发展必须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发展还包括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发展的基本要求。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要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中国现实，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开拓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新途径。发展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发展必须相信和依靠人民，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我们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全面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全面实现跨世纪发展的目标，必须继续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在经济建设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一定要统筹兼顾地抓好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计划生育等各项工作，努力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及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当年为我国制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体化为切实可行的步骤，是激励全国人民为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的行动纲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认真实践邓小平提出的社会发展战略的同时，还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明确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个总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总的战略方针和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还先后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开发战略、振兴东北战略等等。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他还强调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统筹规划国土资源开发和整治，严格执行土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实施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植树种草，搞好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改善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并强调进一步加强东、中、西部经济交流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所有这些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理论的新发展。

第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刻指明了发展的最终目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就是坚持执政为民。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纵观历史，不少政治组织和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阶段，其政策主张或多或少地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就忘乎所以，骄傲起来，久而久之，就脱离了人民群众，不再代表群众的利益，最后被群众所抛弃。它们垮台的原因尽管很复杂，但人心向背的变化是一个根本原因。他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人心向背问题。八十多年来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根本的衡量尺度，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

总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基本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入、系统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新论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求实态度和创新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年第3期；原标题为《江泽民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贡献》）

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我们党诞生以来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先后提出了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所有这些重大战略思想都从不同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本文集中从四个方面探讨胡锦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贡献。一、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指导理念——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这是对科学发展观历史地位的科学阐释。

科学发展观最早是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他再次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作了系统概括。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强调坚持以人为本，要求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强调坚持全面发展，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强调坚持协调发展，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强调坚持可持续发展，要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发展问题上的基本观点。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发展的前提，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的观点。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发展主体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强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强调要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科学发展观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谐社会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看成相互联系的整体，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生产各个部类、各个地域、各个方面，人与社会、当代与后代等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过程，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发展问题的认识。

科学发展观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是指导我们推进发展的根本方法。科学发展观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发展速度与效益、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改革发展稳定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在大力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促进政治、文化、社会共同发展，解决好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科学发展观提出统筹兼顾的根本要求，把发展看作是相互推进、系统协调的过程，强调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使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协调一致地运转。科学发展观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以前瞻的眼光创新发展模式、健全发展机制、提高发展质量，努力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科学发展观坚持正确处理中心与全面、重点与非重点、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注重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实现发展的均衡和协调，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发展问题上的科学运用。

科学发展观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和发展要求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系统理论。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指针。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二、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社会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思想指南，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社会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和重大任务。

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最早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命题。在之后胡锦涛多次系统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把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概括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坚定不移”的一项重要内容。他指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勾画了美好社会的蓝图，指明了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正确途径。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强调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我国社会的一些重大关系。邓小平科学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江泽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强调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胡锦涛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为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认识、全面把握和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切实贯彻和体现。

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可靠保障——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2005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胡锦涛指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这两项“根本建设”，是近年来党中央对党的建设规律的新认识，是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战略思路。

胡锦涛反复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从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高度提出的一项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战略任务。我们要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的互相促进，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和带动党的各方面建设，保证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胡锦涛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任务艰巨。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都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必须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及时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善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和克服各种困难，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必须增强法制观念，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必须立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既是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实践过程，也是不断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深入把握执政规律的过程。正确认识和自觉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我们党的发展壮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在实践中探索和认识这三大规律，并坚持用取得的成果指导实践，不断开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探索、认识、运用这三大规律，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必须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我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与其他国家不同，对世界上其他政党执政的一些做法和措施，我们不能照抄照搬。但对它们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我们要研究和借鉴，以开阔眼界，打开思路，更好地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开展党的先进性建设，就是要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反映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使各级党组织不断提高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使广大党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始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我们党保持与时俱进的品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抓住了先进性建设，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就抓住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需要同实现党的历史任务紧紧联系起来。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党的先进性要求转化为全党的实际行动、贯彻到党的全部执政活动中去，切实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民主政治、发展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我们党要始终保持先进性，就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要求，自觉、主动、持续地推进先进性建设，努力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使我们党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新时期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基本要求是什么？胡锦涛指出，必须坚持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坚持勤奋学习，扎扎实实地提高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领；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始终不渝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勤奋工作，兢兢业业地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坚持遵守党的纪律，身体力行地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持“两个务必”，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要通过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使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执政能力得到新的提高，使广大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自觉性不断增强，使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真正成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四、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主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这是胡锦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又一重要成果，是加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举措。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科学的世界观，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些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经过艰辛探索，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与个人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共同愿望有机结合在一起，经过实践的检验，有着广泛的社会共识，具有令人信服的必然性、广泛性和包容性，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这样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集中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建设者、爱国者的共同利益和愿望，是保证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精神上团结一致，凝聚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克服任何困难、创造美好未来的强大精神纽带和动力。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已经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民族意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之中，成为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价值取向。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中华民族富于进取的思想品格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已经深深地融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成为各族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力量。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相互交融的，它们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深深熔铸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使中华民族能够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属于道德的范畴。道德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一种通过社会舆论、教育感化、自身修养、传统习惯等起作用，用以调整社会关系、维护公共秩序、保证社会生活安定有序的精神力量。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坚持和提倡什么、反对和抵制什么，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整体规划、协调推进。当前，我们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旋律，切实把铸造灵魂、突出主题、把握精髓、打牢基础的基本要求，体现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使之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步的时代号角和强大精神动力。

总之，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内容和指导思想，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原载《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7年第5期；原标题为《胡锦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及历史地位

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同志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其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特的创新内容，系统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以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新论断，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境界。一、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的新阐释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其后，胡锦涛同志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及其重要地位多次作过重要论述。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再次作出了新的阐释。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系统阐释。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所讲的“发展”，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是生产力高速增长、社会明显进步、人的价值彰显、利益关系平衡、生态环境支持的发展；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经济发展；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把依靠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把为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三，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进步，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使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领域比例适当、结构合理、相互促进、良性运行，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相协调。坚持可持续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第四，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统筹”的关键是全局谋划，“兼顾”的重点是利益均衡。统筹兼顾，就是要使与发展相关的一些基本关系在发展中保持均衡。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统筹兼顾的实质，就是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注重实现良性互动。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对“什么是发展”、“靠谁发展”和“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发展观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极大地深化了对人类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二、科学发展观形成背景的新概括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第一，科学发展观是在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产物。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的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逐步加深，大国关系深刻变动，世界力量对比继续变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科技创新和技术扩散日益加快，国际产业重组和生产要素转移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世界经济正处于新一轮恢复和增长期。国际社会普遍看好我国的发展前景，看重我国的作用和影响，同我国合作的意愿普遍增强。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重大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明显增多，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将长期存在。我们面临的仍将是一个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发展、但不利因素也可能增多的环境。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加快发展，就要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的大局中来思考，发挥比较优势，把握有利条件，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努力取得发展的主动权。

第二，科学发展观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在发展问题上，世界各国先后经历过不平凡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加快经济增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忽视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节约，导致一些国家出现了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能源、资源日趋紧张，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以及高增长下的两极分化、失业增加、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问题，经济增长并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更多的实惠，未能实现持续的增长和真正的发展。世界发展实践表明，发展决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而应该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汲取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借鉴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第三，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提出要以实现工业化为核心，逐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出坚持统筹兼顾等方针原则，推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国的发展走了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正确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一系列推进发展的方针政策，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党的十四大以后，我们党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了改革开放的新突破，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总结我国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抗击非典的重要启示，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重视改善人民生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高度重视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各方面改革，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各方面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必须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妥善处理好城乡、地区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等问题；必须注重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避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增长，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基于我国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第四，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发展要求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现实依据。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特征，比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同时这一体制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体制创新任务艰巨，深化改革必然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经济结构加速调整，同时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实现可持续发展遇到的压力增大。再比如，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尚有相当数量，包括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亟待研究解决，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全面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任务繁重；区域、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发展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将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关键时期，举措得当，就能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应对失误，则可能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当前，我国面临的既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社会矛盾和问题较为突出的矛盾凸显期。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深刻分析和把握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三、科学发展观历史地位的新定位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作了概括性论述，他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笔者认为，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历史地位的新定位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发展要逐步消灭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最主要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加强文化建设等。毛泽东同志初步探索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提出要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着眼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兼顾各个方面的发展需要和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邓小平同志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提出实行改革开放、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等重要战略思想。江泽民同志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发展的新任务，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发展包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作出理论概括，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成果。十七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命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三大基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科学发展观对上述三个基本问题尤其是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基本问题的系统回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成果。（三）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指明了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科学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发展的前提，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的观点。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发展主体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强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强调要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科学发展观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谐社会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看成相互联系的整体，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生产各个部类、各个地域、各个方面，人与社会、当代与后代等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过程，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发展问题的认识。

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方法论，科学发展观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发展速度与效益、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改革发展稳定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在大力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促进政治、文化、社会共同发展，解决好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科学发展观提出统筹兼顾的根本要求，把发展看作是相互推进、系统协调的过程，强调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使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协调一致地运转。科学发展观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以前瞻的眼光创新发展模式、健全发展机制、提高发展质量，努力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科学发展观坚持正确处理中心与全面、重点与非重点、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注重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实现发展的均衡和协调，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发展问题上的科学运用。（四）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要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和发展要求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系统理论。科学发展观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环节，贯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各个方面，坚持和丰富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丰富和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要指导方针。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还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通过发展不断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改善人民生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还要求我们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还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原载《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原标题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及历史地位新探》。原文发表时有删节，收入本书时作了补充修改〕

科学发展观的十个内在规定性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论述了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十七大报告从多方面、多角度对科学发展观内在规定性的揭示，为我们更加全面系统地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迪。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世间一切事物都具有质和量两种规定性。质是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它是一切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依据，质与事物是“直接同一”的，而且这种内在的质，又可以“表现于外”，即在与其他事物的关联中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属性或特征”。量是事物所固有的、反映事物存在与发展的量的方面特性的规定性。从质和量的有机统一出发，认真分析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基础。

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战略思想，它的基本内涵、主要内容、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等都有其特定的内在规定性。只有找出这种内在规定性，才能真正认识科学发展观多方面的本质属性，进而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主要内容、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作出准确而科学的界定。

任何事物都在一定的关系系统中存在。确定事物的性质必须从该事物同其他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其基本性质既由它自身的矛盾特殊性（内在规定性）所决定，同时又受外部多重矛盾的制约和影响。只有找出这种科学理论内在和外在多方面、多角度的关系，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主要内容、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从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界定来看，科学发展观起码具有以下十个方面的内在规定性。一、本质属性——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战略思想

本质属性是决定事物性质的本质规定性。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它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呢？十七大报告中讲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这种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把科学发展观这种战略思想提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高度，这是我们党对科学发展观本质属性的准确定位。

为什么说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呢？首先，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的观点；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基本力量，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主体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其次，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方法论，科学发展观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发展速度与效益、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改革发展稳定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在大力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促进政治、文化、社会共同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把发展看作是相互推进、系统协调的过程，强调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使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协调一致地运转。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科学运用。二、内容属性——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思想体系

科学发展观不是一种简单的、个别的、特殊的观点、论点，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就是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上述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体系。

作为思想体系的科学发展观有着特定的内容：一是强调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所讲的“发展”，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是生产力高速增长、社会明显进步、人的价值彰显、利益关系平衡、生态环境支持的发展；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经济发展；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二是强调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把依靠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把为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是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进步，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使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领域比例适当、结构合理、相互促进、良性运行，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相协调；坚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四是强调统筹兼顾。即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三、方法属性——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思想方法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多次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是帮助人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科学发展观也是如此，它作为一种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法论，无论是它所强调的“以人为本”，还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其本身首先是一种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法论。尤其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的“统筹兼顾”更是一种科学的辩证方法。

作为思想方法的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要求。以人为本的方法要求我们在多种价值选择中要坚持以人为本，而不能以神为本、以物为本或以官为本，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方法，要求我们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发展速度与效益、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改革、发展与稳定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在大力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促进政治、文化、社会共同发展，解决好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统筹兼顾的方法，要求我们把发展看作是相互推进、系统协调的过程，强调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以前瞻的眼光创新发展模式、健全发展机制、提高发展质量，努力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四、理论属性——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重要思想

从理论属性的角度来看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范畴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不同领域及层面，深刻论述过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形成了关于发展问题系统而丰富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问题的重要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果断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使我们党的发展观发生了一次重大的飞跃。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正是在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新的重要战略思想。五、现实属性——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人类对发展模式的探索也是一个由浅入深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尤其是二战以后的一个时期，加快经济增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国家由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导致发展的质量不高、后劲不足；有的国家则出现了贫富悬殊、失业增加、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问题。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把发展简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不科学的，因为社会发展是多元的，经济增长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于是后来就形成了社会协调发展模式，与此相适应便形成了“社会协调发展理论”。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问题的大量出现，人们又开始考虑发展的持续性，于是又形成了可持续发展模式，提出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从这个探索过程可以发现，人类对社会发展模式的探索也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的。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形成的一种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普遍指导性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应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全新意义的发展观。根据十七大报告的论述，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必将在引领中国乃至世界发展趋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六、外延属性——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理论形态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样，是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科学理论形态。

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理论形态的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样，虽然本质上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它们之间又毕竟各有不同、各具特色。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科学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等重大问题，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科学发展观有其特定的科学内涵，即“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同时它也有相对独立的外延特征，是党中央适应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需要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科学理论形态。七、关系属性——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科学理论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强调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这不仅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范畴中的科学理论，而且将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列起来，成为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后的又一重要的科学理论。

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它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理论。发展问题同样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我们党无论是领导革命还是领导建设和改革，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了使中国更好更快地发展。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明确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等一系列关于发展问题的重要思想，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核心仍然是强调“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作为第一要义，要求我们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与此同时，科学发展观又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回答了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条件下，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层次，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八、社会属性——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念

科学发展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是一种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价值观。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完整准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价值观念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我们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

科学发展观与以往的其他发展观比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它彻底摈弃了“以神为本”的思想观念，超越了“以物为本”、“以官为本”的价值观念，而达到了一种全新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新境界。十七大报告强调“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指出：“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要求，从而大大提升了科学发展观的人本性、社会性和时代性，使其成为一种真正正确的指导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九、政治属性——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执政理念

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党的执政理念的一次重要升华。温家宝同志指出：“以人为本是我们的执政理念和要求，应当从现在的具体事情做起，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贯穿到我们的各项工作中去。”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党的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党的执政理念发展和进步的水平。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标志着我们党在执政理念方面的又一次重要升华。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国情背景会产生不同的执政理念。作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写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从不同方面阐述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理念。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结合新时期的具体国情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执政理念。党的十七大系统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强调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历史地位，其目的就在于强调科学发展观这种新的执政理念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适应当前和今后我国发展的实际需要而提出的一种科学执政理念。十、作用属性——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指导方针

我们党是一个高度重视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党以来我们党先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在党章中，作为全党的行动指南。这次党的十七大充分体现全党意愿，把科学发展观写进党章。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强调：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这是我们党从指导地位和作用方面对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定位。

为什么说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呢？首先，科学发展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因而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其次，科学发展观针对我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领域和方面发展不够平衡的问题，着眼于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协调发展的新思路，指明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因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第三，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出发，着眼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求我们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因而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由此看来，必须立体化、全方位认识和理解科学发展观。只有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重要战略思想来理解，才能有效防止个别人把它低俗化、庸俗化的倾向；只有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来理解，才能防止个别人将它仅仅理解为一句话而否认它是一种科学思想体系的倾向；只有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来理解，才能防止个别人把它视之为一种无的放矢的教条性理论观点的倾向；只有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来理解，才能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关系，防止个别人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去随意曲解科学发展观；只有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发展模式来理解，才能防止个别人把它作为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洞性理论观点的倾向；只有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来理解，才能防止个别人把它视为缺乏人文价值趋向的机械论观点；只有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治国理念来理解，才能防止个别人否定科学发展观具有治国战略价值的错误倾向；只有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来理解，才能防止个别人把它仅仅视之为一般的理论观点而否认其具有指导思想功能的倾向。

总之，党的十七大报告之所以从多方面、多角度来定位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历史地位，主要就是为了使人们更加全面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更加系统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更加自觉地在实践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原载《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原标题为《科学发展观的十个内在规定性探析》）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其发展

从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后，胡锦涛同志准确把握世界发展新趋势、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多次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主要内容、基本要求等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从而使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不断深化和拓展，使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一）主题内涵的初步确立

从2003年经历“非典”疫情之后，我们党在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把科学发展问题提到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2003年7月1日，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7月28日，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更加自觉地坚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10月14日，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明确指出：“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党中央对“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一科学发展观主题内涵的最早论述和阐释。（二）地位作用的最早阐释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科学发展观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2003年11月27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重要的是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既是经济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把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到“经济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的高度。2004年2月，中共中央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专题研究班，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在研讨班上先后讲话，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地位作用等问题先后作了重要论述。（三）科学表述的正式形成

从2004年初开始，党中央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再次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其具体标志就是把“以人为本”这一核心内容正式纳入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之中，从而使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更为明确，精神实质更加鲜明。2004年1月12日，胡锦涛在中纪委全会上所作的《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3月10日，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他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由此开始，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便正式被表述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四）基本内涵的系统阐述

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除了把“以人为本”正式纳入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之中外，还第一次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作了系统化的论述。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他还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作出全面、系统的阐释。（五）战略地位的重要提升

从2005年开始，党中央对科学发展观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逐步提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200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在2006年12月5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成果，从而成为我们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在这里，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观称之为“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这是对科学发展观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进一步深刻阐述。（六）理论体系的初步概括

党中央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进行概括和总结起始于2007年。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重申和阐发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精神实质、理论体系和基本要求。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胡锦涛还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至此，党中央已经初步总结和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理论体系。（七）重要地位的精确表述

党的十七大报告除明确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理论体系外，还进一步明确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这是我们党对科学发展观重要地位和作用的科学概括和精确表述。（八）具体内涵的深化拓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系统论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科学体系、基本要求和重要地位的同时，还对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涵作了进一步深化拓展。以往对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解，主要强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十七大报告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作了更为深刻、系统的阐释，即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对“统筹兼顾”的解释，以往主要强调的是“五个统筹”，十七大报告对“统筹兼顾”的具体内涵也作了进一步阐释，即坚持统筹兼顾，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这些重要论述，都是对科学发展观具体内涵的进一步充实和拓展。（九）理论体系的继续充实

党的十七大之后，党中央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一系列新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理论体系。

2010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是时代的要求，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胡锦涛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也强调了上述重要思想。

2010年12月28日，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深刻认识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用科学发展的眼光、思路、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模式，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切实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着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在实践中不断开拓科学发展之路。”对科学发展观的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尤其是胡锦涛强调的四个“更加注重”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内容，都是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十）理论体系的最新拓展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科学体系再次作了重要论述，他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我们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改革开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不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胡锦涛这一重要论述，尤其是其中关于两个“以”、五个“更加注重”、三个“加快”、两个“促进”、两个“不断”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阐明了科学发展的时代本质和基本要求，是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基本要求和科学理论体系的新阐释、新拓展。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不断发展的，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也要不断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也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而继续丰富和发展。（原载《理论探索》2012年第5期；原标题为《科学发展观内涵的十次重要拓展》）

全面理解和把握中国梦的精神实质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先后对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本质属性、主要遵循和实现路径等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决心和信心，而且也从理论上深刻揭示和概括了中国梦的精神实质，对帮助人们全面系统地理解和把握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中国梦是一个内涵丰富、主题鲜明的重要战略思想。只有从全方位、多角度理解它的丰富内涵和鲜明特征，才能全面理解和把握其精神实质。一、中国梦是三大追求的有机统一

梦想是对理想目标和境界的崇高追求，中国梦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民对未来将要实现的理想目标和境界的不懈追求。从当今中国来说，实现中国梦一是追求国家富强，二是追求民族振兴，三是追求人民幸福。中国人民对这三个层面“追求”的有机统一，构成了中国梦的基本内涵。

所谓国家富强，顾名思义就是国家的财富充裕、力量强大。一般说来，国家富强一方面体现为国家的经济实力强、科技实力强、国防实力强等物质文明方面的“富强”，另一方面又体现为国民素质高、民族凝聚力强、文化创新力强等精神文明方面的“富强”。国家富强是中国梦所寓含的第一个崇高追求。民族振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民族振兴主要体现为通过全民族的不懈抗争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民族振兴主要体现为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快速发展和进步过程。我们今天强调实现民族振兴，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尽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和远大追求。人民幸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崇高价值追求。我们党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实现中国梦的一个重要价值追求，这本身就体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核心理念。

中国梦所体现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三大追求不是彼此分割而是有机统一的。正像习近平同志所说的那样，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没有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就不可能有人民幸福；同样，没有人民的富裕幸福，也根本谈不上国家富强，更谈不上民族的振兴。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反过来说也是同样道理。习近平同志把国家、民族、个人三者用“中国梦”这个共同的纽带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就防止了个别人把中国梦仅仅理解为“国家梦”、“民族梦”而与“个人梦”对立起来的误区，同时也防止了个别人把中国梦单纯理解为“个人梦”而与“国家梦”、“民族梦”对立起来的极端倾向。二、中国梦是三大目标的有机统一

中国梦所体现的发展目标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逐级递进、逐层提升的过程。正如习近平同志在谈到中国梦的发展目标时所指出的：“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这三个“一定能实现”全面揭示了中国梦所指向的三大战略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在继承十六大和十七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和阶段性特征所提出的新的发展目标。根据这一发展目标的要求，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到那时，我们这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梦所要求实现的第一个战略目标。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后，中国梦强调到21世纪中叶，即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梦要求实现的第二步发展目标，这一发展目标与我们党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三步目标是完全统一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当然，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实现后，并不是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了，因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更长久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这一点就决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断播种梦想、点燃梦想和实现梦想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在强调了前两个“一定能实现”之后又强调了第三个“一定能实现”，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三、中国梦是三大方位的有机统一

中国梦不是固定时，而是运动时、发展时。这就是说，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历史——现实——未来，是中国梦与时俱进过程中的三个重要关节点。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梦经历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遭受空前屈辱和磨难的洗礼，经历了无数志士仁人肝脑涂地和不屈抗争的艰难历程，经历了无数次中国向何处去的上下求索，最后终于找到了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道路。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突出主题，是中国无数志士仁人顽强拼搏、不懈追求的共同目标。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梦代表了当代中华儿女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美好期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反复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当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中国梦的宏伟蓝图。

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梦代表了中华儿女对中国未来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的美好期盼。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不懈探索和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展现出无比光明美好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3亿中华儿女正热切期盼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热切期盼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热切期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所有这些都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空想，也不再是不着边际的天方夜谭，而是已经被实践所反复证明并将进一步被实践所验证的符合客观规律要求的科学论断。四、中国梦是三个共享的有机统一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每个中国人的梦。13亿中国人的共同梦想，构成了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和发展趋向。没有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和共同享有，中国梦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源泉。

中国梦的实现过程实际上就是每个中国人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拼搏、不懈奋斗的过程，是我们党和国家为每个人提供各种机遇和机会的过程。习近平同志说得好，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这三个“共享”的有机统一既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梦的人民本位这一本质属性。

首先，全体中国人民必须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每个中国人在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上的平等关系。正是这种平等关系，为每个中国人在共同创造财富的基础上实现共同享有劳动成果和共同享有人生出彩机会提供了制度保证。

其次，全体中国人民必须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每个人不仅要享有人生出彩机会，而且还要享有把自己的美好愿望和崇高理想变成现实的权利。当然，要完成这种转变一要靠良好的社会制度作保障，二要靠个人的勤奋努力为前提。只有把个人梦与中国梦紧紧联系在一起，靠着诚实劳动和踏实肯干，才能够真正实现梦想成真。

再次，全体中国人民还必须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作为每一个中国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美好梦想和崇高追求，就必须把自己的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自觉做到与祖国同成长，与时代同进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五、中国梦是三个必须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同志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三个必须”，揭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项基本要求，指明了

实现中国梦的三个关键路径

实现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一个国家和民族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直接关系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全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而形成的一条正确道路。这条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繁荣中国、振兴中国。在当今中国，要想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现中国梦，必须大力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依托、共同传承的文化精神、价值观念的总和，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精神之母、创造力的精神之源、凝聚力的精神纽带和复兴力的内在灵魂。中国精神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凝聚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促进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实现中国梦，还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力量，顾名思义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是全体中国人汇聚而成的整体力量。中国力量在战争年代具体表现为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力量，在和平建设时期表现为勤俭创业、艰苦奋斗的力量，在改革开放时期表现为奋勇拼搏、开拓创新的力量。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家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依靠56个民族的共同努力；中国还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只有每个中国人都确立起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信念和信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那么13亿中国人的智慧和力量就必然凝聚成一种坚无不摧、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有了这种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尽快变为现实，中国梦就一定能梦想成真！六、中国梦是三个自信的有机统一

自信是确保行动自觉的前提条件，没有对崇高理想和宏伟目标的坚定自信，就不可能产生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懈奋斗的坚强意志和果敢行动。习近平同志在谈到实现“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时强调，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实现中国梦必须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而创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关键在于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发展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这种科学性和真理性，决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这一科学理论的高度自信。以此同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还来源于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科学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同时这一理论体系形成后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才取得了如此举世瞩目的成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反复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成功的科学理论，是指引我们党和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科学理论。对这样的科学理论，我们没有理由不充满自信！

实现中国梦必须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我们党的道路自信，主要取决于我们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引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艰难险阻中奋斗探索出来的一条成功之路，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强国之路，是能够使亿万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富民之路。实践反复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中国繁荣富强、和谐幸福的必由之路。对于这样一条光明大道，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充满自信。

实现中国梦还必须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制度问题直接关乎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主要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具有无比优越性的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指的是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所有这些制度既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又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发展活力，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我国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建立并逐步健全完善的，它的优越性已经被历史和我们取得的辉煌成就所证明。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过程中，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增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而不断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三者是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

总而言之，中国梦以其鲜明的主题和丰富内涵，升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是当今中国的高昂旋律和精神旗帜。当前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梦的精神实质，进一步坚定自信、增强自觉、实现自强，努力建设强盛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美丽中国。（原载《中国高等教育》2013年第12期）实现中国梦的三个关键路径

习近平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三个必须”，清楚地概括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项基本要求，指明了实现中国梦的三个关键路径。一、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的最佳途径

实现中国梦，首先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直接关系着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而形成的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一条伟大道路。

中国道路来之不易。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繁荣中国、振兴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和谐幸福之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3％左右的速度。正是靠着改革开放，我国GDP从1978年的2683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8.3万亿美元，总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从1978年的180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6094美元，从世界倒数第2位提升到第84位。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也取得新突破，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迅速，社会生活方式日益丰富多彩，人们的精神面貌不断焕然一新。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反复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通向中国梦得以实现的成功之路！

在当今中国，要想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继续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的内在灵魂

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弘扬中国精神。习近平同志指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依托、共同传承的文化精神、价值观念的总和，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精神之母、创造力的精神之源、凝聚力的精神纽带和复兴力的内在灵魂。

中国精神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凝聚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促进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精神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在长期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培育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和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奥运精神、航天精神等，使中华民族展现出崭新的精神风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性体现，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有利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和昌盛，更有利于激发当今社会的创新活力。

实现中国梦，不仅要求我们必须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还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俗话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是如此。如果没有精神力量的激励，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今天，大力弘扬中国精神，对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更加重要、更加紧迫的意义。

实现中国梦需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就是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通过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使每个中国人的梦想凝聚到一起，汇聚成实现中国梦的巨大精神力量，凝聚成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能量。

实现中国梦还需要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改革创新是中华民族永葆生机、兴旺发达的源泉和动力。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充分体现和吸纳了新时代的要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注入了鲜活力量。改革开放政策铸就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改革创新精神激发了当代中国人的巨大精神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继续发扬改革创新精神，不断冲破各种思想羁绊和观念枷锁，破解各种改革和发展难题，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三、中国力量：实现中国梦的动力源泉

实现中国梦，还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力量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是全体中国人汇聚而成的整体力量。中国力量在战争年代具体表现为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力量，在和平建设时期表现为勤俭创业、艰苦奋斗的力量，在改革开放时期表现为奋勇拼搏、开拓创新的力量。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有万众一心、同心协力，才能使中国梦变成现实，使每个中国人梦想成真。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家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依靠56个民族的共同努力；中国还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只有13亿中国人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中国梦才能真正变为现实。

常言道：团结就是力量。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能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把自己与集体融合在一起才最有力量，因为集体的团结能给每个个人以鼓舞和信心，使个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集体的团结可以把每个人的长处集中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万众一心、同舟共济、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实现中国梦，靠的正是这种集体的力量、团结的力量。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盛开春满园。一个人梦想成真比较容易，只有每个人都梦想成真，才能使中国梦变为现实。习近平主席说得好，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只有亿万中国人都确立一个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信念和信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那么13亿中国人的智慧和力量就必然会凝聚成一种坚无不摧、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有了这种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尽快变为现实，中国梦就一定能梦想成真！

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力量，实现中华梦必须依靠全体人民来共同担当、共同努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们党要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让中国梦梦想成真，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根本原则，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了更好地汇聚起全国人民的无穷力量，党必须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切实实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真正为实现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原载《北京市社科规划》2013年第3期）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既适合我国国情、又符合时代要求的道路。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性和科学性的深刻揭示，为我们进一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适合我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道路

一个民族要想实现自己的伟大复兴，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找到一条既适合自己国情、又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历经艰辛探索而逐步开辟出来的，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富强和中国人民幸福安康的正确道路。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振兴中国。

首先，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科学社会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对未来社会进行科学预测时，从未规定过一种一成不变的模式，也没有回答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路径、方式和特色，而是期待各国共产党人自己的创造。因此，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一般变成理论具体，寻找科学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实现形式、现实形式，才能真正发挥科学理论的指导功能。科学社会主义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算起，至今已经有160年的历史。当今时代和世界的情况，同马克思恩格斯所遇到的情况相比发生了极其深刻的重大变化，因而理论的侧重点也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过去重点考察的是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首先获得胜利；二是过去重点要研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策略，现在要研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要做到始终体现和反映时代特征，就必须在各个方面把它推向前进，这也是满足理论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否定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也不能简单地用马克思的某些论断来裁定现实，正确的态度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新经验，写出新著作，实现新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集中体现当代中国社会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展现了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强大生命力。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随后出现了在十几个国家社会主义凯歌前进的壮丽景观。从十月革命胜利算起，至今90多年已经过去，期间经历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艰辛探索。总体来说，这些探索成果辉煌，但在不同时期也存在重大失误。尤其是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苏联东欧等中后期经济社会发展迟滞不前的状况，使社会主义以高度集中、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传统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并最终导致社会矛盾的总爆发，酝成20世纪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苏联模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而衰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回应时代的挑战中而兴起，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发展的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前人未曾遇到的新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新实践。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之时，邓小平深刻思考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的失误、苏联垮台的教训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终于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长期探索社会主义的必然结论。列宁指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作为过程的集合体存在的。我们党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几代领导人的艰辛探索。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走自己建设道路的思想，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篇之作，并提出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宝贵思想。很可惜，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种正确的探索很快中断了。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邓小平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邓小平开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机盎然，充满活力。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历史关头，江泽民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党的十四大第一次完整、深刻地概括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确立了这一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纲领。党的十六大又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条基本经验。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情况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新要求，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使中国繁荣富强之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党和国家实现了中心工作战略转移、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改善、团结稳定、社会进步的成功之路。这期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9％以上，总量增长了6倍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居民储蓄达11万亿元以上，已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我们创造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中国奇迹！中国变化和发展的事实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繁荣之路、富强之路。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从根本上来说在于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正是因为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了不容置疑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说它们在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是一致的，基本目标和最终目的也是一致的。

首先，它们在理论主题上是一致的，遵循的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创立、建设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便成为后人一直探索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分析了人类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规律，第一次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列宁及其苏联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第一次使社会主义由科学变成了现实；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人民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从根本上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党的十六大之后，新一届党中央紧密结合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情况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新要求，明确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根本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后来的探索者，虽然所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不同，面临的主要任务也不同，但是他们所要解决的理论“主题”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问题。

其次，它们在理论基础上是一致的，遵循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毛泽东一再要求全体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他还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辟地概括为“实事求是”。邓小平把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世界、观察社会概括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尽管他们创立科学理论的时代背景不同，所依据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状条件也不同，但是他们所采用的观察世界、认识社会的世界观、方法论原则是一致的，所遵循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

第三，它们在纲领目标上是一致的，遵循的都是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从此，实现共产主义便成为一切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党的纲领，是一个党政治主张的集中反映，是一个政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标志。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就是为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美好的理想社会而奋斗。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我们现在的努力以及将来多少代人的持续努力，都是朝着这个最高纲领前进的。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每一个具体纲领的制定及实现，都是为共产主义大厦增砖添瓦，都是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开拓坚实的道路。通过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每一代共产党人的共同追求。

第四，它们在基本立场上是一致的，遵循的都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根本原则。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宗旨，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唯一价值取向，把人民的利益视为高于一切。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泽东把党的宗旨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根本的要求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

第五，它们在理论品格上是一致的，遵循的都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它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他们无一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科学。毛泽东在科学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特殊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邓小平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及时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江泽民敏锐把握国际国内形势新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胡锦涛适应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情况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新要求，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所有这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基本品格。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是科学社会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正像邓小平所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发展道路方面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首先在于它选择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传统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经济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政治上的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文化上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其实，上述认识只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当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的就是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很长时间内是唯一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所以苏联模式后来便被理想化、模式化，成为全世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学习的榜样。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人们才发现，原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并不如宣传的那样完美，在体制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明显的缺陷。邓小平正是在总结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选择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

第二，发展阶段方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鲜明“特色”。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个科学定位。马克思曾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列宁也曾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为“新社会的初级形式”，毛泽东曾经把社会主义区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邓小平则在深刻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情况下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我国制定现阶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为防止“左”的或右的思潮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正置于现实基础之上。

第三，经济制度方面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方面体现了自身的鲜明“特色”。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所有制结构是单一的全社会所有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就是由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所组成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我国建国后前30年的所有制结构基本上是类似苏联模式的。实践证明，单一的和过分超前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模式是不能最大限度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也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逐步探索并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践证明这是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

第四，经济体制方面的“中国特色”。在探索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同时，我们党还在经济运行体制方面作出了重要选择。根据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人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制只能是计划经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经济体制基本上是按这种传统模式运行的。我们决不能否认，当年的计划经济模式在集中有限的国力完成重大建设项目上，确实显示过巨大的威力，发挥过巨大作用。苏联凭借不到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建立起来的强大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横扫欧洲无敌手的希特勒法西斯军队。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短短五年时间内就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计划经济还曾使苏联和我国有效避免过西方国家周期性出现的经济危机。正是计划经济的这些优越性，使人们在思想认识上长期把它视之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计划经济的弊端越来越开始明显暴露出来。邓小平正是适应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开始探索适合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经济运行新体制。从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经过十几年的艰辛探索，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个破天荒的创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特色”。

第五，政治制度方面的“中国特色”。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确立的关于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原则要求，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也进行了不懈探索。一是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是我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是结合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靠保证。二是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政权组织形式。三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这种政治制度“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为了更好地发挥这种政治制度的优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第六，文化制度方面的“中国特色”。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过程中，我们党逐步探索和总结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些基本规律和重要途径，从而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和新高度。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强调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二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通过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使全体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三是建设和谐文化。通过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使当代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这是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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