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尼古拉·拉姆齐,（英）黛安娜·哈考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外貌心理学试读：
外貌心理学[英]尼古拉·拉姆齐 [英]黛安娜·哈考特 著陈红 等中信出版集团给亚历克斯和詹姆斯，你们从未让我因为做一个在职母亲而内疚。谢谢你们，你们是最棒的。——尼古拉·拉姆齐给我的朋友和家人，你们总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最好的支持。——戴安娜·哈考特序应邀写这本书让我产生了一种由来已久的复杂情绪，尽管我诚惶诚恐（主要与时间压力和自我怀疑有关），但这份挑战却是我无法拒绝的。我们知道本书适时地满足了当前公众日益增长的需要，指出了外貌在健康心理学的一些重要领域中的必要作用，包括调适与健康、理解和改变健康行为以及坚守治疗体制等。我们遇到了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保证写作的问题。随着交稿期限的临近，我们两次逃离来自日常琐事的压力，来到康沃尔田园诗般风景优美的海边。令人惊叹的风景和无通信技术（无传真或互联网，只有长途电话）的干扰，为我们提供了完美的写作环境，也使我们能为完成任务做最后的冲刺。外貌是一个广泛的话题，它与所有话题有关。我们都具有某种类型的外貌，除了同卵双胞胎，世界上有60多亿张不同的人脸。我们的外貌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我们频繁与他人接触到它在大量健康行为中的作用。尽管有记载以来，人们就一直对外貌有持续的兴趣，并会积极从事大量的外貌管理活动，但直到当代社会，人们对外貌关注才达到流行的程度。沃德尔（Wardle）在2004年9月25日的《时代》杂志中指出，在英国，92%的青少年期少女对她们的体形不满意，并且青少年和成人中准备从事导致健康受到严重危害的活动的人数在急剧增加。据林尼（Linney）报道，尽管对任何人的种族背景、性别、性取向或婚姻状况的歧视都是非法的，我们仍广泛接受因外貌偏见而对人们产生的刻板化评价（Linney，2004）。从历史上看，与外貌相关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和临床心理学家的“专利”，而且我们目前清楚的是，外貌的许多方面都直接与健康心理学有关。为什么外貌与健康和适应有关呢？首先，人们关于外貌的感情会对他们是否参与健康活动有重要影响（如，改变身体形态的愿望会成为参加体育锻炼的强烈动机，与想减少患心脏病的风险的愿望相比而言），然而，在健康心理学中多数模型缺乏明确的有关外貌作用的知识。第二，许多疾病和后续的治疗都涉及外貌问题（如乳腺癌的手术治疗决定，见第6章）。第三，人们对外貌不满意的情况十分普遍，数量激增的个体会选择进行持续危害健康的外貌改变干预（如美容手术、文身等）。第四，外貌问题可能影响治疗计划的持续性（如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副作用是患者体重增加）。体形被毁的人的数量在增加，由于医疗和手术技术的进步，更多的人在整形治疗后得以生存。具有与常人不同的可见差异的外貌，会带给人们极大的挑战，并影响人们的心理功能，从而影响进行中的治疗。最后，保健专家们正处理着越来越多的外貌关注问题，他们寻找研究证据来支持工作。但在认识到外貌关注对他们的病人的影响时，他们不清楚如何提供适当的关怀和支持。他们正越来越多地寻求临床心理学家在这方面的意见。外貌问题因此与健康心理学的应用产生了广泛的关系。—— —— ——本书中我们并没有罗列所有本领域的研究，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写几本书来论述，还要推迟离开康沃尔的时间。相反，我们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把这一快速拓展的领域的各因素聚集在一起，强调与健康心理学相关的主题。书中有些地方我们收入了“体验者的心声”，尤其是那些受到可见差异影响的人们的心声。我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解释研究发现，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话语远比书中那些没有直接受影响的人写的东西更具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和对思维的激发性。我们希望那些好奇而想知道更多的读者会去找出这些文本。本书第一部分探讨了有关历史、相关背景和方法的问题。第1章主要是本领域的导言，从时下有关的外貌关注“流行”的各个层面，追踪了身体外貌重要性的历史轨迹。第2章讨论了该领域研究者面临的许多挑战，基于现存理论和模型的不足，提出了外貌研究的新理论框架。第二部分探讨了受外貌困扰者的心理社会问题、他们的需求和经历的困难。首先，我们回顾了没有可见差异者的外貌和意象问题（见第3章），从终身的角度审视受影响者的困难和痛苦。第4章主要关注有可见差异者体验到的心理社会困难，还详细考察了属于病理学范围的一些特殊的问题，如癌症、烧伤、皮肤病和风湿性关节炎等。第5章我们探讨了影响外貌问题的脆弱性和恢复性的心理因素，包括各种认知因素、社会支持的影响、外貌在自尊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在社会技能方面的重要性。第三部分探讨了通过支持和干预来解决心理问题的方法。在第6章，我们考虑为这些个体提供关怀，包括有差异和无差异的人们；我们还回顾了专业的生物医学取向的问题。第7章我们考察了更加有效的支持和干预的可能性，包括专业的社会心理支持、学校的干预、健康促进运动和媒体的潜在作用。第8章展望未来的挑战，包括围绕技术进步的两难问题，如通过计算机合成的完美无瑕的脸和身体的趋向影响了人们对外貌的审美标准，以及新的健康技术，如胎儿扫描、基因工程、整容手术等。我们也探讨了健康心理学研究和实践在该领域的潜在贡献，继续努力提供更有效的健康保健，以满足那些正经受外貌困扰的人们的需要。—— —— ——在过去的几年中，外貌研究中心（CAR）吸引了一些优秀的研究者和同事。我们感谢那些为本书做出有价值的贡献的人，以及那些不断给我们提出挑战的人。凯特·格利森是在布里斯托大学工作的临床心理学的审稿人，汉娜·弗里思是西英格兰大学心理学院社会心理学专业的讲师。弗里思和格利森在对同一性和外貌的量化研究方面经验丰富，也是我们在康沃尔很好的同伴。亚历克斯·克拉克是皇家自由（Royal Free）医院的临床心理学咨询师，她拥有可见差异领域的临床实践方面的大量专门知识和技术，已经在本领域发表许多关于干预和提供关怀的成果。克莱尔·菲利普斯是由外貌研究中心的康复基金资助的研究伙伴，其专长是研究烧伤的社会心理影响。我们还要感谢对本书有间接贡献的其他同事。埃米莉·洛夫格罗夫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在外貌研究中心工作的研究伙伴，致力于有颅面疾病的青少年生活质量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的协作组由唐纳德·帕特里克教授领衔，其团队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安娜·富塞尔是这个团队难能可贵的成员，我们要谢谢她对我们令人愉快的帮助和对本书所做的准备工作。蒂姆·莫斯和埃玛·哈利韦尔是外貌研究中心最新的成员。当他们加入的时候，本书的出版工作已经在顺利进行，但即便在其他时间，他们也会毫无例外地加入我们。对于在“毁容”领域从事研究和实践的人们来说，使用最恰当的语言来描述可见差异者的有关问题被大大地忽略了。现今，人们在这一领域所使用的术语是相当消极的（如毁容、异常、畸形、缺陷，等等），这些词有着生物医学取向，在治疗中是关注问题的、强调病态的。目前有大量这方面的言论认为消极的术语是最没有帮助的，会极大地加剧那些寻求帮助者的困惑（Eiserman，2001；Strauss，2001）。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使用诸如“可见区别”之类的术语对盛行的消极关注做补偿（Partridge，1999）。然而，这一取向并没有赢得受影响者们的普遍赞同（尤其是那些正处于困惑的人），并且也未能使人们对“缺陷”一词引起的困惑达成理解。我们选择较中立的，或者较轻微的消极取向的术语，也希望能得到广泛的理解（例如，用“差异”代替“缺陷”）。阿曼达·贝茨（外貌研究中心的一个博士生）帮助我们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感谢她的可贵建议。另外，我们也强调了那些在可见差异领域内以积极方法进行探索的近期研究。最后，外貌研究中心的另一个成员纳蒂·莱特纳最近在与作者的私下交流中，回顾了主要的健康心理学杂志的内容。根据她的总结，外貌是高相关的，也常常是健康心理学研究中被忽视的方面。这是一个值得健康心理学家们投入的成熟领域，而且我们希望读者看完这本书后，能够不再怀疑研究外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也希望他们相信，把外貌研究这一令人鼓舞的、多元化的主题放到健康心理学研究的显耀位置是有必要的。第1章外貌的重要性人类对身体外貌着迷的案例相当丰富，包括神话传说、历史逸闻趣事、童话故事以及大量的当代事例。作为一个种群，人类最早产生的对自身外貌的，以及在他人面前表现自己的兴趣，可以追溯到30 000年以前的非洲智人时期，当时他们选择对自己的面部进行装扮（Bates和Cleese，2001）；在公元前23 000年的画像艺术中这种兴趣也有所体现（Kemp等，2004）。有证据表明，我们对面孔的着迷是与生俱来的。出生几天的婴儿，相对于接收任何其他刺激，更喜欢注视人的面部，眼睛一眨动就会吸引他们的注意（Bruce和Young，1998）。在不带有社交性质的注视情境下（如坐在火车车厢里、等候室中或许是电视机前），我们许多人都很享受观察他人的面容、身材和衣着这一乐趣，并乐此不疲地以此为根据来推测对方的气质和职业。我们对自己的外貌也非常在意。1460年，威尼斯人制造了第一面真正的镜子，他们研究出了如何制造清晰玻璃制品的方法。人们如此陶醉于欣赏自己，以至于镜子的生产迅速成为一个大规模的产业。1507年，德尔加洛兄弟发现了创造完美映像的方法，但威尼斯人设法将这个秘密保守了一个多世纪，尽管期间大量其他国家的间谍和外交人员都想方设法获取这个秘密（Bates和Cleese，2001）。在一生中，我们会无数次整理自己的仪表，但是当我们有机会站在商店的试衣镜前或经过橱窗时，还是有照一下镜子，检查自己仪表的冲动。外表的稳定性对于我们的自我认同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当我们的外表与自我表象不一致时，（例如照相机的闪光灯闪烁之后，我们会发现照片上自己的外表比自己感觉中的要老一些，或者有人说某张我们认为照得不好的相片和我们本人非常相像），我们还是会对此产生困惑。身体外表（特别是脸部）的改变会对我们自我体验的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且逐渐同化到我们的自我认知中去。职业医护人员对这种现象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当他们把那些由于外伤等各种原因而进行面部手术的病人第一次带到镜子面前时，一旦镜子中的容貌与病人所期待的容貌不相符合，往往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对病人造成相当大的打击（Bradbury，1997）。自从人类有记录以来，社会上就出现了人们使用装饰品以提升自我外貌的情况，其中有一些装饰品的使用历史还相当久远。例如，伊丽莎白时期人们使用过有害的含铅美白粉饼；在17世纪的意大利，人们为了同样目的使用过含砒霜的化妆品（Bates和Cleese，2001）；巴西和非洲部落中人们挂于嘴唇上的碟形圆环；中国妇女的裹足现象以及泰国增加脖子长度的项圈。在西方当代社会，此类事件也层出不穷：为了消除皱纹注射肉毒杆菌；广泛使用既令人痛苦又难看的牙套以获得长期的美容效果；节食、增肥或文身；以及越来越多的人甘愿冒风险和花费大价钱进行的整形手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们一直抗议这些危害健康的活动，认为其中有些自我美化策略中充满了欺骗。例如，18世纪的英格兰曾爆发过男性抵制妇女化妆的活动，女性外貌表现出的魅力被认为具有欺诈性，因为其“真实”面容被掩盖了。1770年，英国政府起草了一个法案，允许人们对这一类行为以“欺骗”为理由提出离婚。然而，这一法案显然是不能强制执行的，最终还是被终止了（Bates和Cleese，2001）。当代的相关争论更多体现为通过外科手术改变人们的外貌是否正确（Davis，1995）。无论个人信仰如何，大多数人都会积极地改变自己的外貌（例如通过选择服装和发型来改变），或是为了达到自己感知的外貌标准，又或是出于表达自己个性的渴望（Newell，2000a）。然而，并不是所有与外貌有关的改变我们都能控制。作为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的身体和我们对它的感知都会经历各种变化——其中一些变化可能是人们渴望的（例如许多人都欢迎青少年身体发育带来的改变，肌肉会变得结实如同锻炼过一样），而那些由于衰老或疾病引起的外貌变化就不那么受欢迎了（Newell，2000a）。所有改变，无论是因发育、疾病还是由个人原因引起的，都发生在社会情境下，而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都非常强调外貌。吉尔伯特（Gilbert）声称，几百万年来，吸引力的盛行以及注重自我对他人的吸引力，促成了我们思想的进化（Gilbert，2002）。我们已经相信，外表上具有吸引力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能更好地接近自己合意的社会资源，如朋友、爱人以及其他的长期关系。许多神话传说都是关于外貌的，其中暗示了拥有美丽的外表非常重要，它能赋予拥有者力量。莱考夫（Lakoff）和舍尔（Scherr）谈到一个希腊神话，关于三个非常强大的女神，赫拉、雅典娜、阿芙罗狄蒂。纷争女神厄里斯在一场婚礼中拿出一个金苹果并说把它“送给最美丽的女人”，结果三个女神为此争论不休。婚礼由于三个女神的争吵而一片混乱，而且三个女神都试图贿赂被找来做评审的帕里斯。她们努力赢得这一荣誉的结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十年的特洛伊战争（Lakoff和Scherr，1984）。这个传说的中心思想在于承认“世上最美丽”对人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对于某些人而言甚至值得付出任何代价。尽管我们可以对此不屑一顾，毕竟神话作为想象的故事，缺少许多当代的理念和行为，但几十年来人们对身体外貌进行持久强调的例子是大量存在的。神话传说和儿童故事强化了这些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例如睡美人因邪恶的丑巫婆的咒语而陷入沉睡；白雪公主的继母每天在魔镜前询问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担心她的美丽因白雪公主而黯然失色；灰姑娘的美丽受到两个丑陋的异父姐妹的嫉妒；卡通中的邪恶人物虎克船长也让一代又一代的小孩感到恐惧。在20世纪20年代卡玫尔（Camay）肥皂的广告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女人一生中每天都在为美丽争辩。海肯（Haiken）引用了一条美国1946年刊登在报纸上的整形手术广告：“对一个外貌平平的女孩而言，生活似乎充满了尴尬、挫折和苦恼，直到有一天她决定进行整形手术，一切不幸才结束。”（Haiken，2000）21世纪初，人们在自己外貌上的投资情况，反映出美容行业已经成为一个令人惊愕的价值450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Bates和Cleese，2001）。英国整形医师麦格罗泽最近提供了一个数据：英国人每年仅花费在唇彩上的广告费用就高达1200万英镑。此外，时下很流行的速配（男女双方在见面的几分钟内就做出是否交往的决定）使得许多人将自己的身体外貌最优化。格利森和弗里思提出了“可控经济”（scopic economy）的概念，意指当前的社会经济依赖于他人的“控制”。在该经济系统中，某些身体特征（包括苗条的身材、年轻的外貌、匀称的脸型）比其他特征更重要，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饮食、锻炼和外科手术等干预而改变，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来保持或提高自己的地位。“我们的外貌为表明个人身份和方便他人识别提供了有力线索”。这是感知者可用的第一手信息，并且这种信息在社会交往中会持续展现。无论我们喜欢与否，除去这一过程我们别无选择（Gleeson和Frith）。大多数时间，关于是否与他人相遇，或是他人对我们所呈现的自我形象的反应，我们都没有选择权（Frost等，2000）。面部比身体其他部位有更多的展露。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交流工具，并且是形成和维持关系的关键因素，提供令人困惑的一系列的重要社会信号，让他人去发现、解释和做出反应。休斯（Hughes）通过参考“面对”“两面派”“丢脸”等突然出现在我们每日用语中的口头表达，强调了面部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Hughes，1998）。哈特菲尔德（Hatfield）和斯普雷彻（Sprecher）注意到“其他信息也许更有意义，但是难以识别”（1986：72）。有一个惊人的数据统计，地球上同时会出现60亿张人脸（Bates和Cleese，2001），但因为基因、发展阶段、人生体验和环境的交互作用，每一张面孔都是独特的。因此，面孔被用来作为护照、身份证和驾驶执照的唯一标志。外貌如此复杂，我们如何做出哪些面孔是美丽的、哪些面孔是丑陋的、哪些面孔是有吸引力的或哪些面孔是令人讨厌的判断？我们又是基于什么来决定自己愿意交往的对象，以及哪种交往风格最适当？美貌的评判标准贝茨（Bates）和克利斯（Cleese）认为“情人眼里出西施”是陈词滥调，他们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美丽和吸引力的判断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提出了一个影响因素的熔炉，包含希腊哲学、进化的生物学、数学公式（尤其是来自对称特征的内在喜悦，如古希腊的黄金分割概念）、人类偏好娃娃脸的内在倾向（如大眼睛、大嘴巴和小鼻子被迪士尼成功利用）以及基于过去经验的个人偏好（Bates和Cleese，2001）。达尔文是世界上最早讨论面部吸引力可能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学者之一。1871年，他发现探险者同他谈论的不同地方的土著人，拥有相似的审美标准。在世界各地也有一些证据表明人们对“哪种面部美丽的判断”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1993年人类学家琼斯（Jones）和希尔（Hill）旅行到了委内瑞拉和巴拉圭的两个相对与世隔绝的部落。以前，这两个部落的人很少与村外的人接触，他们没有看过电视，所以也就没有见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长什么模样。琼斯和希尔向部落居民展示了许多来自各种文化的人的照片，要求他们对照片人物的美丽程度进行评定，再将他们的判断结果同俄罗斯人、巴西人和美国人对同样照片的评定进行比较。结果，所有5个国家的被试者都选择有精巧下巴和大眼睛的女性面孔（Jones和Hill，1993）。还有研究证明，光滑的皮肤、大眼睛和丰满的嘴唇是人们所共同渴望的（Kemp等，2004）。然而比起对女性面孔的评判，人们似乎对男性面孔的认识有更大的一致性，并且很多人都认为身体特征并不是判断其是否有吸引力的唯一标准。活泼的面孔很受欢迎，大概是因为这表明与这个人相处愉快的可能性很高。同样，在现实生活中，一张表情丰富的面孔比那些美丽但是缺少表达性的面孔更有吸引力。对美丽的评判的一致性主要与第一印象有关。随着关系的建立以及其他因素影响，我们对个体的判断、对美丽的评判就会逐渐发生变化。虽然现代社会人们对什么是美丽的判断标准具有高水平的一致性，但研究表明人们对美丽的判断标准是不断改变的。在古希腊和罗马，男人和女人都珍视联结于鼻梁两侧的眉毛。突出的前额、鹰状的鼻子和“丘比特之弓”形状的嘴巴受到人们的喜爱。古埃及的“美女”被描绘为拥有丰满的身体、明显的下巴和突出的下颚。而大约400年前（公元17世纪），无论男女，拥有双下巴都是非常时髦的，这代表着此人家境富裕，衣食无忧。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强调和谐的面孔和身体比例，比如丢勒和达·芬奇认为两眼之间距离等于鼻子的宽度是最美的。在19世纪后期，女性紧身衣的流行强调了理想的“沙漏”体形。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女性丰满的面部和身材比现在流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在普遍认识到日晒对皮肤有害之前，都觉得拥有深褐色的皮肤是非常时尚的（再次强调，能够去阳光充足的地方旅游是富足的外在标志）。男性留起了长发，女模特则被描绘为身材尤其苗条，还有近乎平头的短发。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模特们都是苍白的皮肤，看起来面无笑容，很虚弱。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非常流行男性强壮、有肌肉，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更为孩子气、流浪儿似的打扮则站到了前台。在最近几十年内，各行各业越来越重视年轻的外表。如今，社会越来越强调一个人要看起来健康，再加上就业压力与日俱增，导致更多人不断诋毁衰老。因此，人们开始采用各种更激进的手段来延缓衰老。面相与性格之间的关系除了外貌可以提供信息以便人们做出是否美丽的判断，以及相互吸引力的初步评价这一认识外，认为可以从面部看出个体性格的观念也由来已久。许多伟大的作家都赞同这一观点，包括西塞罗（“面部是灵魂的表现”）、莎士比亚（“没有任何艺术能够发现面部蕴藏的思想结构”）和奥斯卡·王尔德（“只有肤浅的人才不凭外表判断他人”）。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对面部进行客观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总结道：“前额小的男人变化无常，如果是圆的或者是突出的，那么这个人是个急脾气……目不转睛的注视表示其厚颜无耻、优柔寡断，招风耳表示此人喜欢闲聊并且喋喋不休。”（Burr，1935）在18世纪，一位瑞士牧师约翰·拉瓦特写了一篇关于人相学的著名论文，他认为鼻子代表着味觉、敏感性和感觉，嘴唇代表温和、愤怒、爱情和仇恨，下巴意味着淫荡，脖子代表灵活性和真诚。他还对外貌与善良之间的对应关系做出清晰的描述：“精神最崇高的人最美，道德败坏的人最丑陋。”维多利亚时期的人自认为是面相专家，他们根据头部的形状判断个体的道德品行和人格类型。维多利亚女王公开对她子女的头部进行测量和分析（MacLachlan，2004），在19世纪，坎珀直接通过鼻子的角度来测量人的智力（Bruce和Young，2001）。高尔顿（Galton）对罪犯的面部特征产生了兴趣，并对罪犯的照片进行了研究。他将这些人的长相描述为“像恶棍一样”，并声明“让人不开心的是，罪犯的不同犯罪类型已经与他们的长相确立了关系，这是对现代文明最令人悲伤的破坏”（Galton，1883）。他还进行了深入的工作，对不同罪犯的照片进行合成，据说结果非常令人失望，合成照片“帅得令人吃惊”（Perrett和Moore，2004）。法国犯罪学家龙勃罗梭（Lombroso）建议将所有人分为“罪犯”和“非罪犯”两种类型（Bruce和Young，1998）。他声称那些天生犯罪人（即生来就是罪犯的人），其面部大都不对称，前额窄而倾斜，眉毛突出，牙齿不整齐。龙勃罗梭认为，为了降低犯罪率，那些看起来像罪犯的人都应该被抓捕。为了帮助政府，他甚至提供了一系列表示“犯罪类型”的图片（MacLachlan，200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大屠杀之前采取了诬蔑运动，将犹太人描绘为“丑陋、邪恶的人”。在广泛发行的卡通画中他们也把犹太人描画成弯腰驼背、贪婪成性、长着巨大的鹰钩鼻子的人（Lovegrove，2002）。尽管在当代社会中，很多地区的人都自豪地认为他们不再接受以外貌为基础的种族偏见，但是在非洲，为了有计划地准备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胡图州广播电台大肆宣传图西族人道德败坏、身有残疾（Lovegrove，2002）。从科学角度来看，这些理论都不可信。然而，将外貌和人格联系在一起的民间传说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以貌取人的现象即使在今天依然普遍存在，有些人会认为红头发代表此人脾气火爆；小眼睛表明此人不值得信任。一次在书店闲逛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本《相面指导全书》（Dee，2001）。这本书介绍了看相的艺术，指出面部、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的形状能表明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如果一个人的鼻子是弯的或坏掉的，嘴唇歪斜或扭曲，眉毛有瑕疵，据说此人的命运就很坎坷。某些传媒巨头也对外貌与人格有关的荒诞说法负有责任。以迪士尼卡通人物为例，他们的外貌变化主要取决于角色是“好人”（大眼睛，对称的脸型，苗条的身材）还是“坏人”（阴沉的面部特征，有时还有伤疤）。尽管这些证据相互矛盾，我们还是认为外貌与内在性格之间有根深蒂固的联系。多年以来，心理学家一直试图归纳出这些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西科德（Secord）向被试展示了两个虚构人物的“个人”语词描述清单。两张清单是一样的，除了将“诚实热心”换成“暴躁残忍”以外。被试通过在七点量表上对32项身体特征进行评定，描绘出他们期望两个人物所拥有的外貌。西科德发现，因为人格清单的原因，32个项目中有25个项目存在显著差异，例如，这些被试将“诚实热心”的个体描绘为只具有“一般”特征（例如，鼻子的宽度为中等），而将“暴躁残忍”的个体描绘为具有不寻常的特征（例如，鼻子的宽度非常窄或非常宽）（Secord，1958）。在1972年，戴恩（Dion）和她的同事也重新开始面相术的研究，他们发明了“美丽的就是好的”这一短语来解释他们的研究发现，即人们认为他们判断为有吸引力的个体拥有更令人喜爱的人格特质和个人特点。伊格利（Eagly）和他的同事将元分析用到外貌吸引力和相关刻板印象的研究结果中。他们发现，那些被认为是富有吸引力的人，往往也被认为具有更高的社交性、更富有社交技巧，有更好的心理健康水平、更高的性兴奋水平并且更有主见。然而，评价也不都是好的，他们认为有吸引力的个体并不会对他人更关心，或者性格更好（Eagly等，1991）。范戈尔德（Feingold）研究了与外貌有关的个体行为，报告说越是具有吸引力的个体，越拥有良好的社交技巧和更多的同性朋友。此外，他们还表现出较少的孤独感和较低的社会焦虑（Feingold，1992）。然而，外表吸引力和其他人格特点包括社交性和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并没有显著相关性。库克（Cook）要求被试根据学生的照片对其智商进行评估（Bruce和Young，1998）。结果显示，被试的评分与学生的实际智商（IQ，Intelligence Quotient）水平或学业成绩完全无关，但是被试的评估却具有高水平的一致性，他们普遍认为较高的智力与更对称的面部特征有关，与严肃的表情和整洁的发型有关。许多最近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果，谢泼德（Shepherd）总结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我们能够准确地从面部判断出个体的智力（Shepherd，1989）。伊格利和他的同事们指出，这可能是因为当前文化并未将外貌和智商紧密联系在一起（Eagly等，1991）。布尔（Bull）和同事们也证明，根据面貌做出的判断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尽管这些判断并不准确（Bull等，1983）。在实验中，通过向被试呈现保守党和工党政客的正面照片，研究者发现他们在政治倾向上的评定具有一致性，但与个体真正的政党从属并没有相关性。那些被判断为保守党的政客被认为比工党政客更有吸引力、更聪明、社会地位更高。这一结果并未随被试的政治倾向而变化。尽管在迫于压力的情境下，我们承认个体本身的信息远比其身体外貌所展现的信息还要多，但我们还是会不自觉地、不加思考地对人产生刻板印象。我们的文化追求对完美身材的沉迷展现于每一个杂志、广告牌、电影和电视节目中。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不断地对个体的人格、智力和众多心理特质做出快速且不准确的判断——通常会同意他人的那些与面部有关的决定，如使面部看起来更有或更不具有吸引力方面。对外貌缺陷的歧视多年来，人们在对美貌和吸引力做出积极归因的同时，对异常外貌的解释却常常是消极的。据肖（Shaw）报告，有一块公元前2000年的牌匾，上面写着如果一个婴儿“没有舌头，家里的房子就会遭到损坏；如果他上嘴唇盖过下嘴唇，全世界的人都会欢喜”（Shaw，1981）。肖还注意到，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人们认为上帝创造“畸形”儿，要么是为了自己寻开心，要么是在警告、训诫或恐吓人类。肢体不健全的小孩（有时是他们的母亲）常常被作为祭品安抚神明。在代代相传的神话传说中，女巫的脸、怪兽和山精被描绘得或长相怪异或是受到损害。美杜莎在凡人生活中因为过于美丽而遭到了变得奇形怪状的惩罚，她的头发变成了嘶嘶作响的毒蛇。她看起来如此可怕，如果他人见到她会变成石头，而她最后也被自己的映像吓死了（MacLachlan，2004）。在中世纪，胎儿损伤被认为是女人和兽类结合的结果，这种观念在神话人物上体现为半人马和米诺牛等。对这些长相异常的人的处理直到17世纪才有记录，据肖报告，在1708年，丹麦的弗雷德里克五世规定禁止任何面部发育畸形的人出现在孕妇面前。在历史上，面貌异常也与心理健康问题有关（Shaw，1981）。贺加斯（Hogarth）在18世纪创作的，以精神病院里堕落的病人为主题的油画，就因描绘了不具有吸引力或受到损害的面孔而臭名昭著（Munro，1981）。弗朗西斯·培根（Bacon，1597）做出如下总结，“那些长相怪异的人往往都有很强的复仇心理——他们想让别人也承受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不幸”（Newell，2000b）。那些肢体严重不全的人往往被雇到马戏团去当小丑，满足观众的窥视欲（MacLachlan，2004）。尽管有一些感情细腻的电影、文学作品和媒体形象（例如，《大象人》里的约翰·梅里克，以及作为英雄形象出现、在大火中幸存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老兵西蒙·威斯顿），但大体上，多年以来的电影里还是有将可见差异的面容和身体与邪恶恐怖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例如《歌剧魅影》《弗莱肯斯坦》《猛鬼街》，以及恐怖片中令人害怕的蛇神和狼人。不幸的是，一些例子不仅限于屏幕了。如在纳粹德国，身体有残疾的人与那些学习障碍者、精神病人一样，他们会和犹太人、吉卜赛人、同性恋者一起被送到死亡集中营。有吸引力的个体具有优势，而无吸引力或有可见差异者则处于劣势，这种偏见的起因是什么？研究人员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包括（认为是）人类本能理念的残余所致；或是与历史上的外在处罚标记有关，如罪犯或奴隶的标记显示了其较低的社会地位。洛夫格罗夫（Lovegrove）注意到，在公元前几百年的印度，通奸的人会被割掉鼻子，以示惩罚（Lovegrove，2002）。此外，这种偏见也有可能是由社会条件和强化过程所致，因为媒体往往对什么是“正常”和“异常”存在偏见。最近，有人将外貌差异归因为恒星影响、生殖和月经原因或者是在怀孕期间见到了“不吉祥”的动物（例如，孕妇见到野兔会导致婴儿裂唇的说法）。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这些思想已经逐渐消失了，但是肖指出即使在现代，在某些非洲部落，如果一个男人有任何的肢体缺陷，他就没有资格竞选酋长。在印度大陆边缘的一些农村地区，那些身体有缺陷婴儿的家庭会一直受到他人的侮辱，除非父母对婴儿进行了指定的净化仪式（Shaw，1981）。施特劳斯（Strauss）指出，在当代巴西，对生来有身体缺陷的婴儿进行残杀或选择性养育的事件时有发生（Strauss，1985）。1981年，在对200名妇女进行的调查中，肖苦苦寻求对先天缺陷的解释。许多被调查者提供了类似医学的解释，其他人则归因为母亲的行为（例如孕妇在怀孕期间过度食用草莓或红萝卜，导致婴儿患有葡萄酒色斑）。尽管这些解释来自民间传说，也只占少数，但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可见差异者有不好的人格。戈夫曼（Goffman）在关于“自尊受损者的管理记录”（1963）的论文中，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可见差异和污名（Stigma）现象。在文章中，他将各种群体，如罪犯、有缺陷者、因种族或宗教信仰不同与他人分离的人都称为被污名的人群。并把污名定义为一种个体“丧失获得社会完全接受的资格”的情形。戈夫曼对普通大众和受歧视个体之间的交互影响特别感兴趣。他认为，当“正常人”（戈夫曼原话）遇见受歧视个体时，他们可能很不舒服，因为受指责的特征太过异常了。由于缺乏指导自己行为的经验，他们会因担心自己的行为不当而变得焦虑，也害怕对方会因为其自身特质而产生防御性和攻击性心理。此外，“正常人”还担心会有其他与污名相关的非可见差异。受污名的个体也会出现不正常行为的危险——因为他们会预测他人可能拒绝自己，从而导致“正常人”考虑受歧视个体人格的其他方面可能与可见差异有关。戈夫曼的深刻见解在当代关于缺陷影响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桑伯勒（Sambler）和霍普金斯（Hopkins）根据对癫痫病人的研究，最早提出了“感受到的”污名（个体因自己不被社会赞许的特征，从而体验到他人的消极反应）和“实际的”污名（个体因容貌异常而受到外在的拒绝或孤立）这两个概念。桑伯勒和霍普金斯发现，他们调查的人很少能真正辨认出一种拒绝行为，这让他们意识到就算没有实际的拒绝，个体也会产生受污名的恐惧（Sambler和Hopkins，1986）。琼斯和同事将污名分为六个维度，它们可以影响“目标”个体受到污名的程度以及与可见差异相关的程度，即隐蔽性、可见差异等级、与个体交往的破坏性、可见差异的审美品质、可见差异的起源（如果个体认为自己应对可见差异负有责任，感到污名的程度更强）、暴露在受影响的其他人面前时的风险（Jones等，1984）。克利福德（Clifford）认为外表有缺陷的人之所以“非常显眼，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漂亮，而是因为他们连个体所能接受的最低标准都没有达到”（1976：6）。脸上有很大一个胎记的特拉斯特（Trust）写道，容貌异常的可见性意味着此人“永远被打上了二等公民的标记”（Trust，1977）。本能理论会关注这样的思想，即通过代代相传，人类保留了自然选择形成的永久的身体和行为特质。在某些物种中，如果新生儿刚出生就表现出具有某种损伤，其母亲会允许他自然死亡或者是直接将其致死。新生儿一出生就表现出对正常面部特征的偏爱，当遇到异常的东西时，他们本能拒绝的附带成分可能是困惑或不舒服（Bruce和Young，2001）。而容貌异常也可能被“本能”地解释为一种内部的、认知或情绪上的混乱。注重于强化和社会学习过程的理论强调了与社会规范一致而产生的组内压力。现代社会中，人们通过许多方式对外貌相关标准进行规范和贯彻（包括对出版物、电视和电影中的人物形象），通过给出持续不断的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着装和表现的信息，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比较点（McCabe和Ricciardelli，2003）。广告商除了在电影、电视和杂志中使用身体外貌作为一成不变的人物创造的一部分外，还将外表美丽和令人渴望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表明了我们的文化图式，即美貌和苗条的外形绝对是成功和幸福所必需的（Tiggemann，2002）。杂志封面、电影以及广告中，大量完美无瑕且极具吸引力的面孔进一步强化和塑造了我们对于美丽、吸引力和正常的文化概念。同时，故事、书籍、电影、卡通和搞笑讽刺漫画中，都将邪恶和恐惧与扭曲的外貌联系在一起。拉姆齐（Rumsey）报告说，他让七岁儿童对有面部缺陷的照片进行故事描写，结果发现这些儿童严重受到搞笑故事台词和流行电视节目的影响，大都反映出消极的偏见和刻板印象（Rumsey，1983）。无论我们对外表缺陷的反应到底是不是天生的，不容置疑的是，媒体的影响使大多数人形成了与外貌相关的刻板印象。黑格–弗格森（Haig-Ferguson）通过对10个盲人访谈分析，发现媒体和相关社会规范会影响人们对自己外貌的感知。他发现，虽然被试没有直接接触媒体形象，媒体以及其他相关社会和文化理念还是会通过其每日与朋友和家人的沟通影响到他们的自我认知：你（谈论为什么）男人都想要变成贝克汉姆，而女孩想变成布兰妮和克里斯汀娜。是啊，仅听他人说，你会知道肥胖是不好的……从人们所用的语言你就知道……还有，在学校里长得胖的学生会受人欺负（Haig-Ferguson，2003）。盲人被试也非常在意他人对自己的外貌做出的评价，会对他人关于自己外表的反馈做出反应。被试也希望自己“看起来漂亮”，一方面是为了他们的自尊心，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代表了其他盲人。研究者发现，这些盲人被试对“看起来漂亮”的标准比视力正常的人更低，他们更关注自己能像“正常人”一样，看起来聪慧和整洁。有趣的是，他们也和一些视力正常的人一样，抱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基于自己外貌的某一特定方面，不少被试认为失明影响了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对我来说，最大的外貌问题就是人们会以失明来判断我做事的方式。”被试也能清楚地谈及他们的理想外形和对衰老的担忧，当然，他们对外表渴望的程度可能与普通人不同。黑格–弗格森发现盲人最重视的方面，是希望自己保持健康，以及身体机能的健全，而不是对皱纹和皮肤松弛的担忧。他人对可见差异者的刻板评价会对该个体的消极体验产生很坏影响。面临挑战时，很多人承认幸福和美好的生活并非基于外貌，然而，大多数人仍会纵容这种肤浅的意识形态，将美貌和富有吸引力与所有合意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心理学家又是如何尝试去研究和了解这些普遍深入的人际过程的呢？外貌研究的领域早在1921年，佩林（Perrin）就在《实验心理学杂志》中指出，“为什么个体的生理特征会对其各种关系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这就产生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有趣的课题”。霍姆斯（Holmes）和哈奇（Hatch）在一项评定学生面部美丽的程度的研究中说，大部分“漂亮”女性（34%）相对于“好看”（28%）、“普通”（16%）和被巧妙地称为“外貌平平”（11%）的女生而言，结婚会更晚。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出现了一些有关外貌的自我感知的小型研究。西科德（Secord）和朱拉德（Jourard）于1953年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主观外貌的自评量表。然而，这些孤立的尝试只是特例，并未形成体系。佩林可能很失望，因为直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才开始进行相关研究。有些研究者认为只有回避对外貌的研究，心理学家才可能会克制自己不支持此观点，这也就说明了在评价一个人时外貌真的很重要（Kleinke，1974）。亚当斯（Adams）和克罗斯曼（Crossman）认为“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对美丽的心理学重要性我们还知之甚少”（1978：84），而波斯切特（Berscheid）在1981年谈到一种对了解生理外貌真正影响的群体性拒绝。卡什（Cash）和普鲁津斯基（Pruzinsky）在评论西方社会在化妆品上的消费水平时指出：“就其普遍性和弹性来看，使用化妆品似乎是人类行为中令人着迷的方面，但社会行为学家却对这种眼前的普遍行为视而不见。”（2002：8）哈特菲尔德的评论也同样有趣。1966年她在一项对752名大学生的研究中发现，在由电脑随机安排舞伴的新生舞会上，大学生喜欢并渴望与潜在舞伴继续约会的唯一预测指标就是外貌吸引力。然而，她的同事并不鼓励她发表这一研究结果。之后，她发现几乎在全世界，外貌都被认为是一种肤浅和轻佻的特质。有趣的是，尽管现在是整形手术繁荣时期，她却注意到，在20世纪60年代要求做整形手术会被认为是神经质的症状，而那些要求进行整形手术的人常常被认为有患精神病的危险。同样，进行牙齿治疗或畸齿矫正的唯一合理判断是为了促进其功能，而不是美容效果。然而，她回想到，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整体环境发生了改变，律师、法官和陪审团开始对相关的立法工作产生兴趣，关于身体损伤对社会和经济机会以及自尊带来了有害影响。他们急切地寻找支持他们提案的证据，早期的研究结果也极大地支持了他们的观点。此外，布尔和拉姆齐提出，随着人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他们与陌生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外表在个体印象形成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Bull和Rumsey，1988）。由于公众和心理学家对于外貌的兴趣越来越浓厚，1970年到1980年之间涌现出了大量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两个主题：第一，探讨基于身体外貌做出的评价类型；第二，外貌的不同方面对这些评价的相对影响。早期研究大多都倾向于过度简化外貌相关印象的形成和它与刻板印象之间的关系。尤德里（Udry）和韦克兰（Weckland）对这一时期做了总结：每个人都知道漂亮比丑陋好。虽然有些人宁愿当坏人而不是好人，有些人甚至宁愿受穷而不愿富裕。但单凭信仰来讲，没人愿意长得不好看。之所以这样，一定是因为，人们期望美丽能够带来好运。在民间传说中，美丽的女子总是嫁给英俊的王子，并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人们认为，英雄都是英俊的，而坏人都是丑陋的。与此同时，第三种与身体意象相关的文献开始出现（被广泛定义为外貌的自我感知），这类研究的焦点主要受到盛行的与肥胖有关的身体意象担忧以及越来越多饮食失调的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进行的多数研究都宣称，面部吸引力在被他人喜欢、约会和长期关系中起到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但大多数研究都存在方法学上的不足和理论太过简单的问题。许多研究只是让大学生对一些人的头部和双肩的照片进行评定，几乎所有此类研究都缺乏生态效度（即实验结果的普遍代表性和适用性）。1981年，波斯切特宣布，大量研究显示一个人的外表吸引力水平是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变量”，并且以其强有力的作用产生了巨大而优先的社会效果。在布尔和拉姆齐的文献综述中，他们感觉到波斯切特的观点被过度夸大了，认为研究者在假设情境中使用照片得到的简单结论是容易令人误解的（Bull和Rumsey，1988）。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者有了后见之明，他们的研究将外表吸引力和所有合意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更扩大了这方面的言过其实的社会影响。布尔和拉姆齐在1988年将这些研究总结为五个主要领域，以下做一简单回顾。外貌与吸引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声称，面部吸引力对一个人的恋爱和约会能够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后期更现实的研究对此加入了额外变量（如态度相似性），结果呈现出复杂的交互效应。根据已婚夫妇对照片的评定结果，默斯特因（Murstein）提出了“市场交换”或“平等”模型（Murstein，1972）。这一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与自己吸引力水平相同的人做长期伴侣。但在实际关系中却并非如此，默斯特因提出了有关财富、地位或名声的补偿机制。后来人们对同性密友的研究也发现了小到中等水平的“匹配假设”（Cash和Derlega，1978），范戈尔德报告说，在夫妻、恋人，甚至是密友之间，大家的吸引力水平具有显著一致性。外貌与罪犯不管是通过反复接触媒体刻板印象，还是通过其他机制，许多人多年以来都坚信外貌与犯罪之间存在相关性（Linney，2004）。尽管有证据表明人们对罪犯的长相存在刻板印象，但实际上并没有相关证据能证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普遍有一个观念，即外貌差异可能导致不同的犯罪倾向。由此出现了给罪犯提供整形手术的现象，以增加他们出狱后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社会适应性的概率。斯派拉（Spira）和同事们发现进行过整形手术的罪犯（17%）比未进行手术的罪犯（32%）重返监狱的概率更低（Spira等，1966），但之后的其他研究认为整形手术有益的客观证据很少。关于面貌对犯罪的影响，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有些早期研究认为，如果犯罪嫌疑人的长相较有吸引力，陪审员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