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正荣,顾国达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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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变动与贸易结构优化试读：
前 言
2010年春，人类历史上第二大国际经济危机刚刚度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开始对人民币升值施压。人民币升值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长期热点议题，升值的效应集中体现在对外经贸领域。始于2010年的“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将更多地落在结构优化与增长方式转型上。对外贸易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外贸结构优化将成为未来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方向。因而，在人民币汇率可能面临升值的背景下，利用历史资料和数据，分析升值对我国贸易结构的影响的研究，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至2008年初兑美元汇率已升值16%，而普遍预期升值过程仍将持续。人民币汇率变动在我国贸易结构变迁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是否有助于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汇率变动对我国的外贸地理空间分布有何影响？未来应如何选择升值路径，以减少升值的负面影响？本书通过研究汇率变动的贸易结构效应，尝试建立解答系列问题的实证与情景分析体系。
本书采用多种方法，从多个角度探讨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贸易结构效应。利用联立方程组和VAR模型探讨贸易方式结构效应。实证显示人民币升值对一般贸易出口的负面影响大于加工贸易，而升值对进口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一般贸易上。利用面板分析和VAR模型探讨贸易商品结构效应。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升值导致出口产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的占比下降。但也引起出口工业制成品结构中，部分复杂程度较高的商品类别的比重增加，有利于我国出口工业制成品内部结构的调整。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扩大初级产品的进口，而不利于机械设备类商品的进口。利用面板分析和VAR模型探讨贸易市场结构效应。结果显示，我国对美、日等国的出口受人民币贬值的促进作用较大；而我国对香港地区、新加坡等的出口与汇率表现出正相关，即升值更有利于发展对其出口。升值将增加我国从巴西、沙特、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而对从发达国家的进口则表现出抑制作用。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我国对日本、德国等贸易伙伴的顺差，但对中美贸易平衡影响不大。而中美贸易收支顺差的扩大，则将引起中美双边实际汇率的升值。利用面板模型探讨贸易区域结构效应。显示我国各省（市、区）之间存在区域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BSH）效应。人民币升值将加剧我国区域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平衡，使外贸更加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在建立并测度出口贸易品复杂度指数及其偏离指数后，以VAR模型论证了汇率变动的出口商品贸易复杂度结构效应。结果显示，人民币升值将扩大我国出口商品复杂度的正向偏离，有利于增加我国出口商品的附加值。
汇率政策是调节国际经济交流的相对价格，也是国家实施外贸增长方式转型战略的重要工具。近年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在“后危机时代”，我国外贸正面临以提升技术内涵和附加值为主的“增长方式新转型”。本书研究结合国际经济危机后的时代背景，多视角、全方位地探讨汇率变动对我国的外向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影响，切合当前形势，具有中长期的现实指导价值，可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张正荣 顾国达2010年3月
1 引言：研究背景与内容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2008—2009年，世界经济面临国际经济危机的戕害。在中国、美国等经济大国的共同努力下，2010年世界经济出现复苏的曙光。在国际经济危机时期暂时被放下的“人民币汇率争端”将被欧美等国[1]重新提起，企图迫使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升值。经过国际经济危机的洗礼，中国经济在“后危机时代”，也将面临新一轮的“转变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挑战。对外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方面。因此，在人民币面临汇率升值压力，以及我国对外贸易结构面临转型升级的前提下，探讨人民币汇率升值能否使我国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发生改变？是否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升级，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增进我国出口商品的附加值？是否有利于我国从国外进口资源、能源类商品，满足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能否改变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关系？是否有利于扭转我国与美、日、欧等国家的贸易收支失衡，进而缓解人民币升值与贸易摩擦的压力？是否有利于我国区域对外贸易更均衡地发展？等一系列关系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变化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书将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中，以各个范畴划分的贸易结构中，不同类别商品贸易量的不同影响称为汇率变动的贸易结构效应。这是当前人民币汇率变动过程中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也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书研究在《人民币升值与贸易收支平衡》一书的基础上展开。该书的数理研究显示：可以将针对贸易价格传递效应的数理框架拓展为针对贸易量的分析方法，进而获得针对类别商品贸易量的分析工具；进一步将汇率的传递效应与弹性分析法结合起来，探讨汇率变动对以贸易收支、贸易方式、商品类别（产业）、出口市场与进口来源、经济区域等范畴划分的贸易结构中，各类别贸易量受汇率变动的差异影响，因而获得汇率变动的贸易结构传递效应效应（Structure Pass-Through Effect，SPT），或简称为贸易结构效应（Trade Structure Effect，TSE）。
人民币汇率调整是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热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与过程更将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持续影响。而贸易结构的优化变迁，是我国外贸发展中的又一热点，表现为在商品结构中提高高技术、高资本密集度商品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这一过程得[2]到持续深化。1980—2005年，我国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从51.6%逐步下降到6.4%，工业制成品比重逐步从48.4%上升到93.6%。按照BEC分类，2005年我国出口商品中，资本品占26.4%，中间产品占39.9%，[3]消费品占32.5%，工业制成品比重已经超过国际平均水平。
我国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一直与汇率变动的过程相伴行。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双重汇率”制度，汇率的名义与实际贬值正是为了实现“出口创汇”，改善贸易逆差的状态；1994年汇改后我国实施远低于购买力平价，且与美元保持稳定的汇率体制，这包含了鼓励出口，特别是鼓励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内涵。2005年开始的名义汇率升值调整同样也蕴含了调节贸易收支，优化贸易结构的政策目标。我国汇率调整与贸易结构升级相伴行的过程，提示我们去探讨汇率的贸易结构效应。汇率作为相对价格，具有引导贸易流量、影响贸易结构的功能。2005年以来的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够达到优化贸易结构的效果，是值得探讨的话题。本书从针对汇率贸易传递效应的数理论证入手，结合我国对外贸易结构范畴的划分，利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汇率管理与外贸实践，采用多种实证方法，多层次、多维度地探讨汇率变动的贸易结构效应，并就未来汇率变动的路径展开模拟分析的研究，既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
汇率作为政策变量，具有引导贸易流向与调整贸易结构的作用。对于按照商品类别、国际分工与贸易方式、市场组织等方法划分的贸易结构中的各类别商品的贸易量，受汇率变动影响的传递路径与程度存在差异，因而形成了汇率变动的贸易结构效应。当前有必要探讨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于贸易结构的影响，即对于我国提出的“优化出口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进口贸易”、“出口市场多元化”等贸易战略实施，推动我国外贸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出口导向型向平衡发展型的转变的影响，切合我国当今经济发展的主题，值得深入研究。
1.2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本书探讨汇率变动的贸易结构效应，就是探讨对外贸易的各种组成部分受汇率变动的影响差异，所表现出来的贸易结构变迁。在《人民币升值与贸易收支平衡》一书的基础上，需要将应用于分析汇率贸易效应的研究加以整合和系统化，并应用于研究对外贸易中的各组成部分（类别划分）受汇率变动的影响的差异性。各类别商品贸易受汇率变动的影响差异，将导致一国对外贸易中的结构组成在汇率变动前[4]后不相一致。汇率变量，具有引起贸易结构变迁的功能。
本书选取划分类别商品贸易量的多种范畴，以多种计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汇率变动的贸易结构效应。包括：贸易商品结构、方式（模式）结构、市场（出口市场与进口来源）结构、区域（省市区）结构和出口复杂度结构，并就实证检验展开进一步论证，以明确其传导机制和影响程度。之后，本书就汇率变动的贸易商品结构效应和方式结构效应展开情景分析。
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章，引言。本章明确了本书研究的问题，阐明研究背景和意义。厘清了论文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并就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整理。
第二章，贸易结构及其汇率效应的研究综述。本章就本书的相关理论与文献进行综述整理，主要包括对外贸易结构的划分，以及与贸易结构相关的文献，并重点归纳和梳理了关于汇率变动影响贸易结构的相关研究资料。
第三章，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贸易方式结构效应实证。本章首先回顾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贸易方式结构演变历程。之后，利用对一般贸易出口、一般贸易进口、加工贸易出口、加工贸易进口采取不同解释变量的联立方程组模型实证探讨汇率变动的贸易方式结构效应。最后采用VAR模型探讨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我国对外贸易方式选择的相互作用关系。
第四章，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贸易商品结构效应实证。本章首先回顾了我国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的变迁状况。之后，采用截面时间序列（面板）模型对汇率变动的进口和出口商品结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采用VAR模型刻画了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影响的脉冲响应，实证探讨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进出口商品贸易结构的相互关系。
第五章，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贸易市场结构效应实证。本章首先回顾了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实际汇率变迁，以及我国外贸的出口市场结构和进口来源结构（统称为市场结构）的变迁状况。之后，利用面板模型探讨汇率变动的出口与进口市场结构效应。最后，采用VAR模型探讨了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实际汇率与双边贸易收支平衡的相互作用关系。
第六章，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贸易区域结构效应实证。本章首先回顾了我国各区域（省、市、区）对外贸易的发展变迁历程，以及我国外贸“东重西轻”和“南重北轻”局面的空间结构的变迁。之后，实证探讨了我国区域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效应的存在性，即对外贸易的发展是否提高了区域非贸易品的价格，从而改变了区域实际汇率。最后，利用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汇率变动的出口与进口区域贸易结构效应。
第七章，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贸易复杂度结构效应实证。出口商品的复杂度是指以出口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衡量的出口品附加值水平。本章首先建立指标测度了SITC分类出口商品的贸易复杂度指数。之后，测度了世界各国出口品的贸易复杂度指数和贸易复杂度偏离指数。最后，采用VAR模型实证探讨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出口贸易复杂度及其偏离效应。
第八章，人民币升值的贸易结构效应的情景分析。本章根据我国2005年7月—2007年10月的人民币升值状况和当前的社会预期，设计了多种人民币未来升值情景路径。随后，对我国未来的贸易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结构展开情景分析。
第九章，研究结论。本章总结和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贸易结构效应的研究结果，并指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的方向。
本书在《人民币升值与贸易收支平衡》一书的基础上展开，因而，研究主要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实证。内容包括汇率变动的贸易方式结构效应、商品结构效应、市场结构效应、区域结构效应和贸易复杂度结构效应等。实证研究主要采用弹性分析法，利用联立方程模型、时间序列截面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等多种计量分析工具，并针对数据与模型设立进行稳定性、协整、相关图、滞后阶数等多种检验方法，以期获得稳健的实证结果。
1.3 探讨汇率贸易结构效应的视角
探讨汇率变动影响贸易结构的实证分析模型，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
1.3.1 从贸易商品要素构成的视角
从贸易商品要素构成的视角，可以从商品的分类，或者从以指标测度的复杂度来衡量和划分贸易结构。对外贸易的商品分类，往往按照某种内在属性进行排序。通用HS，即《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系统》（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分类；或者SITC，即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andard [5]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的分类，均按照商品生产的产业部门进行排序，由于各产业部门的生产要素密集度不同，因而SITC和HS具有按照商品的要素密集度分类的寓意。按照SITC分类，一般认为，SITC0-SITC4类属于初级产品，SITC5-SITC9类属于工业制成品；一般认为工业制成品的资本、技术要素密集度较初级产品高，而初级产品的资源、劳动力要素密集度较工业制成品高。因而，按商品类别进行分类的贸易结构，具有按照要素密集度考察，以及按照产业部门分类进行排序的含义。
劳动力要素的价格（即工资）往往以本国货币衡量，在不考虑投资效应的情况下，汇率变动不影响劳动力要素的价格。我国作为二元转型经济的大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劳动力在边际价格水平上的无限[6]供应的状况，即农村劳动力在工业化过程中向工业部门的持续转移，在我国表现为沿海省份的工厂大量利用不断增加的农民工生产，在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部门比较普遍。据统计，农民工的工资长期[7]维持不变，稳定在较低的水平。这符合刘易斯“二元经济”国家中的劳动力转移假设。而我国劳动力普遍缺乏以国外资产核算的投资工具，汇率变动不影响以人民币核算的劳动力收入。因此，出口商品中劳动力使用状况差别将导致受汇率变动的商品类别受影响程度不同，可以认为出口商品以外币表示的劳动力成本，与出口国汇率变动成正相关。
资本要素价格对汇率变动的反应则较劳动力要素要敏感得多。一般把利率作为资本要素的内部价格，该国货币的对外相对价格变动，即汇率变动，将使以他国货币表示的该国的利率水平发生变化。在资本跨国流动的条件下，国外投资者按照东道国货币衡量投资价格，是该国利率水平和汇率水平的综合反映，汇率与利率一同构成了资本要素的价格。利率变化能否影响资本要素的价格，在于一国的投资者究竟是按照国内货币，还是国外货币来衡量其资本价格，或称为资本获利的最大化的货币选择。一般认为，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不完全融合的情况下，国内投资者主要按照国内货币的资本价格，即国内利率来考察资本要素的价格；而国外投资者和部分国内投资者往往按国外资本的价格，即按照国外投资者的母国，或者按照世界货币（如美元、欧元，或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完全融合的国家的货币）国家的利率来考察资本的价格来衡量资本收益。因此，一国投资中，这类投资者投资的比重越大，汇率变动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就越大。一般表现为一国本币币值高估不利于吸引国外投资者进入，而本币币值低估则有利于国外投资者进入。但对于一国本币升值的预期将促使国内外投资者以外币换取本币，投资该国；对于本币贬值的预期则将促使国内外以该国货币换取外币，投资国外。因此，汇率变动对一国投资的资本价格的影响受“币值效应”与“预期效应”的双重影响，需要综合考察。
就我国来说，投资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其中国外投资是我国投资的重要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高速增长，人民币汇率相对于购买力平价的低估是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的原因之一。而近年来，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促使大量国际游资流入我国，形成升值预期下的套汇投机，是造成当前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FDI和国际游资中，FDI往往表现为生产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形式，即以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外商合资经营企业与外商合作经营企业（三资企业）等形式进入生产或流通领域。同时，我国的FDI大量从事进出口业务，即外资企业出口是我国出口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外资企业往往以全球资本收益最大化来安排其全球资本的分布，汇率的变动对FDI的流动将造成影响，从而对外资企业的进出口造成影响。因此，不同类别的进出口商品中，资本要素的来源不同将影响汇率变动对贸易量的不同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在各类商品中的出口比重不同，将造成各类商品出口量受汇率变动的影响不同，贸易方式结构效应得到体现。
考察汇率变动对技术要素的价格作用较为困难。就技术的市场表现而言：广义来说，商品的技术要素包含商品质量、产品复杂程度、产品创新程度、生产技术、品牌声誉、产品差异性、市场销售能力等各个方面。比如，一般认为具有较高复杂程度的商品类别的技术较为先进，即假定复杂程度较高的商品只有较少的企业或国家能够生产。这样，这类技术的市场表现为：生产复杂程度较高的商品的企业或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的定价权，该类商品的市场需求价格弹性较小。一般也将技术理解为，同一类别的商品中，能用较低的成本生产的企业或国家使用较先进的技术。因此，此类技术的市场表现为：在价格一致的情况下，技术先进表现为较高的利润；或者降低价格获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一般我们认为在同等成本下，生产出较高质量的商品的企业或国家具有较为先进的技术；同样也可以把相同成本生产，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知名度与美誉度的企业或国家，认为具有较为先进的技术。这两者在国际市场中共同表现为：消费者愿意以更高的价格获得质量较高，或品牌较好的商品。产品差异性加大，创新程度较高的商品往往也可以获得较大的定价权或消费者忠诚度，因而也可以认为是技术较高的产品。市场销售能力等广义技术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加以分析。综上，我们了解到所谓技术的市场表现为：需求价格弹性、生产成本、定价权与市场竞争力。在汇率变动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整合到本币与外币相对价格变动，在特定的生产要素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中的影响的框架中，以市场的价格数量弹性来刻画汇率变动下，由技术划分的贸易结构效应。本书以复杂度结构来分析。
汇率变动之所以会出现贸易商品结构效应，在于：①各类商品由于其市场结构不同，其贸易量价格弹性不同，因而从市场角度具有汇率变动的类别结构作用。②各类商品由于其生产要素构成比不同，而不同要素价格和供应量受汇率变动的影响程度不同，因而从生产角度汇率变动具有类别结构作用。③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各类商品在对外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并不一致，交易成本受汇率变动影响的程度也不一致，因而从交易角度汇率变动具有类别结构作用。商品的生产、市场与交易附属于商品类别的属性。在汇率变动时，商品属性决定了其贸易量受影响的方式和幅度。
按照国际标准对进出口商品进行分类，本书以SITC为标准，将进口商品与出口商品分为10类，实证分析汇率变动的贸易结构效应。SITC标准分类蕴含了一个前提假设，即各类商品的要素密集度以及所属产业不同。而一般认为，越往后的商品类别，其生产的资本要素密集度和技术要素密集度就越高；而越往前的商品类别，其生产的资源要素密集度和劳动力要素密集度就越高。但这一假设事实上并不能成立，例如SITC7类，机械和交通设备类商品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度往往高于SITC8类，杂项制品类的商品。国际贸易品的复杂度，即究竟收入较高的国家出口哪些类别商品，收入较低的国家出口哪些类别的商品，是当前国际经济学研究的焦点之一。复杂度可以看做是要素密集度的替代变量，即假定收入较高的国家出口较为复杂，即附加值较高，或者资本要素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较高的商品类别。本书探讨了我国出口的复杂度结构受汇率变动的影响。
1.3.2 从国际分工的视角
从国际分工的视角，汇率变动的贸易结构效应体现在对贸易的方式与模式的选择上。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贸易模式（垂直产业分工、水平产业分工）往往和我国开展对外贸易的贸易方式相对应。我国主[8]要将出口贸易方式分为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两种。一般贸易是指我国出口商品中，所有生产制造环节均在我国完成；或者大部分生产制造环节在我国完成的出口贸易，即由我国提供原材料、零部件等的，并制成成品出口的贸易。加工贸易是指在我国的出口商品的生产制造中，我国仅承担某一环节的加工制造，原材料、零部件等大部分由国外提供。甚至商品的出口定价，原材料、零部件的进口定价权均在外方，我方只赚取加工制造的劳动力费用的对外贸易形式。因而可以按照我国的生产要素中国内外部分的比例，及其受到汇率变动的相对价格影响程度来考察成本受汇率变动的状况。
一般贸易中，生产所用的要素均来自国内，我国企业是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主体，往往按国内货币建立目标期望；而在加工贸易中，我国企业很多不是出口计划的制定者，也不是汇率变动下出口贸易量与贸易价格的调整者，这些角色均由加工贸易的国外委托方担任。加工贸易虽然是我国出口贸易方式，但是出口数量、价格、原材料的进口价格，甚至我国加工制造所能获得的劳务收入，均由外方决定。我国的劳务价格实际上构成了国外委托方商品生产成本的一部分。汇率变动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影响，在于外方愿意承担多大程度的这部分成本的变化。假定我国劳动力要素的本国货币价格保持不变，人民币升值，以外币表示的我国劳动力要素价格上升，即外方的成本上升。假如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不大，升值后以外币表示我国劳动力要素价格仍然低于其他国家，那么我国的加工贸易完全不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只要我国以世界货币（美元或外币）表示我国劳动力要素价格仍低于其他国家的以世界货币（或该国货币）表示的劳动力价格，加上转移成本，那么国外的加工贸易环节仍会源源不断地向我国转移，制造业部门也仍会向我国转移，表现为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尤其是以外币表示的出口的不断扩大，以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的不断扩大。如果我国人民币升值的程度较大，使得以世界货币表示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国外的劳动力成本，但低于国外的劳动力成本加上转移成本，那么我国原有的加工贸易业务将得到保留，加工贸易的转移不再持续。如果我国人民币升值的程度较快，使得以世界货币表示的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他国以世界货币表示的劳动力成本与转移价格之和，那么我国原有的加工制造环节业务将向国外转移，我国的加工贸易出口将减少。
一般认为，汇率变动对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较一般贸易小。这是因为，在加工贸易中，仅有部分环节的成本是按照加工制造国的货币进行核算的，大部分的成本并不受汇率变动的影响。
对外贸易模式分为水平分工的对外贸易和垂直分工的对外贸易。水平分工的对外贸易对应着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是指按照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原理，一国生产和出口具有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商品类别，进口具有比较劣势与竞争劣势的商品类别。如我国出口纺织品服装、制鞋等劳动力密集型的商品，进口汽车、生产机械等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商品。产业内贸易是指一国既出口某一产业部门的商品，也进口这一产业部门内的商品，国际经济学一般以规模经济、产品的差异性、消费者偏好的差异性加以阐释，如我国和意大利互相出口服装，其原因在于我国的部分人群偏好意大利的名贵品牌服装，而意大利的部分人群偏好我国的廉价优质服装。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都属于产成品的贸易，不涉及全球产业链的国际整合与重组。
与垂直产业分工相对应的是产品内贸易的发展。产品内贸易是指将一种产品生产的不同环节安排在全球的各个经济区域，利用各个区域的经济优势完成产业链的优势整合。在苹果公司的IPOD媒体播放器的生产中，将产品的创新设计安排在创新能力较强的美国；而将生产设备的制造安排在日本和欧洲等资本充裕的国家；将零部件、元器件的生产安排在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而将最后的组装安排在中国这一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大国；完成产品生产后，再返销美国、日本等具有市场消费能力的国家。
我国往往承担世界垂直产业分工的加工制造与组装环节，即加工贸易环节，这是由我国加工环节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获得定位的。因而，大致可以用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来划分我国对外贸易参与国际分工的形式：以一般贸易指代水平产业分工的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以加工贸易指代垂直产业分工的产品内贸易。
2006年，我国的加工贸易占国际贸易总金额的47.3%，而一般贸[9]易只占42.6%，加工贸易出口已占我国总出口的52.7%，占到绝大部分，表明我国的贸易方式结构已经呈现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并重，加工贸易占优的特色；而贸易模式则表现为参与世界水平产业分工与垂直产业分工并重，并以垂直产业分工为主（一般贸易中也有相当部分属于产品内贸易）的模式特征。
对于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垂直分工的贸易利益，可以形象地刻画为[10]“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微笑曲线中间是制造；左边是研发，属于全球性的竞争；右边是营销，主要是当地性的竞争。当前制造产生的利润低，正是我国承担国际垂直产业分工的环节。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承担的这一产业环节的影响如何，汇率升值是否会进一步降低我国承担加工制造环节的利润率，或者造成加工制造环节从我国逃离，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我国的加工贸易也与我国的FDI相联系。我国的FDI企业较多从事对外贸易，尤其是加工贸易，且其资金、技术环节大部分来自国外，对汇率变动的反应与我国一般国内出口企业不同，值得深入探讨。
1.3.3 从贸易流向的视角
探讨汇率变动的市场结构效应与区域结构效应，实际上是就地理空间和市场空间进行划分，对区域的贸易量受汇率变动的差异程度进行分析。本书将由我国对各贸易伙伴的出口量构成的，在我国总出口中的划分称为出口贸易的市场结构；将我国由各贸易伙伴的进口量构成的，在我国总进口中的划分称为进口贸易的来源结构（统称为市场结构）。在我国国内的空间中，将由我国各省（市、区）的出口量构成的，在我国总出口中的划分称为出口贸易的区域结构；将由我国各省（市、区）的进口量构成的，在我国总进口中的划分称为进口贸易的区域结构。
从空间流向的角度考察汇率变动的贸易结构效应，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我国与各贸易伙伴的汇率变动情况并不一致。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国际稳定可兑换，可预期的汇率关系宣告结束。双边汇率的波动，进而引起的多边汇率波动成为国际经济环境的常态，国际货币间汇率关系变动形成了N个国家的N－1种双边关系。一国汇率对另一国的一定幅度变动，并不表示对第三国也能以此幅度同等变动。如我国2005年7月—2006年7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度升值，但由于欧元兑美元汇率也呈现大幅度升值趋势，因而人民币兑欧元汇率基本保持了震荡持平的状态。
即使在实行统一名义汇率政策的一国内部区域间，因其相对物价水平的不一致，也可能存在实际汇率的差异，如一般认为我国东部地区的商品物价水平高于西部地区，即使我国名义汇率对外变动幅度一致，区域实际汇率的变动幅度也并不一致。假定汇率相同幅度变动能引起相同幅度的贸易效应，那么由于汇率变动幅度的不同，存在表征进出口贸易受汇率变动的空间分布效应的市场（区域）结构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的地区发展并不平衡，总体呈现出“东重西轻”、“南重北轻”的格局。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从具有地理优势的沿海地区开始的，又是从具有靠近港澳的华南地区开始的。我国的经济结构本身也存在地区差异。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平衡发展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一大政策目标，国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具有区域倾斜性的经济政策。由于对外贸易是拉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而有必要研究对外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差异性。尤其值得探讨的是人民币升值，其作为一个具有区域统一性的贸易政策调整，是否将对各区域的对外贸易造成不一致的影响，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过程。
从市场结构看，我国各出口贸易伙伴的内部市场环境并不一致，我国对各贸易伙伴的出口商品类别并不一致，我国对各贸易伙伴国出口商品的生产状况并不一致，因而存在出口市场的结构效应。同样也存在进口来源（市场）结构效应。另外，汇率变动对我国与贸易伙伴的进口和出口的不同影响，会形成汇率变动的贸易收支效应。本书将探讨汇率变化对我国与特定贸易伙伴（如美国）的双边贸易的影响程度。
综上，本书研究划分为以下几个实证部分：贸易商品/复杂度结构效应；贸易方式/模式结构效应；贸易市场/区域结构效应。【注释】
[1]2010年2月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未来中国和亚洲是美国出口的巨大市场，美国要密切关注世界各国的外汇政策，以确保各国不会通过让本币贬值而获取不公平的贸易优势。美国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也表示，本周末召开的七大工业国（G7）会议将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参见《广州日报》2010年2月4日。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品结构经历了两次大的跨越：第一次是1986年，纺织服装取代石油成为中国第一大类的出口产品；第二次是1995年，中国机电产品超过纺织服装产品成为最大类别的出口商品。目前正在经历的是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增长为特征的商品结构新优化，预计在2020年左右实现其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的地位。
[3]参考陈文玲（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2006）。她指出：中国应主动对国际贸易策略进行调整，由世界加工厂过渡到世界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人才密集的区域。
[4]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将汇率看做是影响贸易的外生变量，尤其考虑政策性汇率变动时，汇率作为调节贸易的外生变量存在。但在均衡汇率测度、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检验等领域，都应该把汇率作为贸易和经济运行系统内的内生变量进行考察。
[5]国际商品分类方法还有：CPC：《主要产品分类》；我国的《全国主要产品分类与代码》；国际上广泛采用的EAN/UCC-13；EAN/UCC-8代码等。
[6]维持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收入差距，使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条件。
[7]对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年工资在近12年内，实际仅增长了68元，较物价增长幅度低，可以大致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劳动的需求没有改变劳动力价格。（见《经济研究信息》2006年第2期）
[8]当然，出口贸易方式还包括补偿贸易等其他类别。
[9]另外为“其他贸易”类别，约占我国进出口的10%。
[10]台湾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在1992年提出“微笑曲线”理论。
2 贸易结构及其汇率效应的研究综述
贸易结构是指对一国对外贸易内部结构的组成划分。按照贸易流向，可以从大类上划分为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进而构成贸易收支结构；在进出口贸易中，又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如[1]按照贸易商品的分类方法，可以划分为商品贸易结构；从贸易进行的方式或模式划分，可以得到方式（模式）结构；从贸易品的地理流向分布划分，可以分为外部市场（来源）结构和内部区域（省际）结构；等等。事实上，每一种贸易结构的划分，都包含了一定的经济理论基础，如商品贸易结构的划分是按照产业内涵进行的，因而商品结构即包含了产业产品结构的涵义，而产业的划分也可以根据该产业的要素密集度，如技术密集度等进行的，因而商品结构还蕴含着要素密集度的涵义。在某种意义上说，贸易结构的划分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应用。
当前国际经济学并没有就贸易结构（或对外贸易结构，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形成统一的定义。Elhanan [2]Helpman（1999）在对贸易结构理论的综述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用什么可以来解释这么大量的贸易流动？为什么有些国家出口计算机而另一些国家出口鞋子？出口飞机能否用出口纸制品同样的方式进行解释？他将回答这些问题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综述为对外贸易结[3]构。就其内容看，Helpman综述的贸易结构理论与贸易模式（Pattern of Foreign Trade）理论相当，而与国内教材所采用的贸易结构内容不同。国内教材往往将贸易结构划分为进出口商品结构、区域结构、模式结构与方式结构等。考察贸易结构应首先从清晰概念入手。[4]贸易是指商品的交易活动；而结构是指事物各部分的组成方式。这样，（对外）贸易结构可被理解为一国进出口交易商品各部分的组成与划分。贸易结构理论可认为是对此划分与组成及其变动进行阐释与实证的理论。
2.1 国际贸易结构的划分
2.1.1 贸易结构划分的标准与组成
对外贸易是指一国（或地区）与他国（或地区）进行商品与服务的交换活动，而具体采取何种贸易模式与结构，取决于其经济发展特[5]征与政策导向。划分贸易结构需从贸易品的性质入手。贸易品根据[6]其属性进行不同的划分：如按类别划分的商品结构；根据贸易流向，划分为出口与进口；根据制造的复杂程度，分为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根据贸易品是否有形，可分为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根据贸易品的贸易方式，可以分为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等。
2.1.2 商品要素密集度结构
商品贸易结构往往是指按照一定的国际分类，如SITC标准，对贸易量进行的划分。而国际分类标准往往是从产业角度出发，按照商品所属的行业进行划分，而行业对应生产要素的使用，因而商品贸易结构可以形成“要素密集度结构”。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模型中，以技术、劳动力与资本在生产中的使用比例，可以形成一个二维结构；一国各产业根据其本身的禀赋优势，选择商品生产中的生产要素比例。由于不同要素对汇率变动的反应不同，如资本要素的国际流动远远快于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的价格在汇率变动后的调节也远远快于劳动力要素，因此可以认为资本要素的国内价格由国际市场决定；而劳动力要素的价格由国内市场决定。汇率变动将改变一国要素的相对价格，从而改变在贸易品生产中的要素使用，改变贸易结构。
衡量要素的技术密集度较为困难，往往用贸易显现的“复杂度”加以表征。樊纲、关志雄、姚仲枝（2006）利用显示技术附加值赋值原理作为识别贸易品技术附加值的理论基础，通过完善关志雄（2002）的贸易品的技术识别法，并提出了四种基于贸易品技术分布的贸易结构分析，分别为竞争互补指数、竞争压力指数、技术高度曲线和贸易品高低技术分类分析法，并分析了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他们指出：我国已经从低技术附加值出口为主转变到了以中等技术附加值出口为主的出口结构，但高技术产品还没有成为我国出口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进口仍然以中高技术产品为主。针对Rodrik（2006）与Schott（2006）等对我国是否出口低技术结构产品的观点，许斌（2006）结合产品、质量、价格等条件因素构建了测度我国贸易品技术含量（即贸易复杂度，Technology Content of Exports）的方法，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国家层面的技术含量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1991—2001年产品结构中的技术含量却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无论在产业或产品水平，均发现出口份额增长与技术含量的正相关性，而出口份额增长是推动我国出口品技术升级的主要动力。
2.1.3 对外贸易方式结构
[7]按照贸易双方在交易中采用的合同形式，或以海关监管方式，可以将对外贸易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类。其中加工贸易包括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等形式。来料加工是外商提供的料件，我方加工成成品后返回给外商，我方收取加工费；进料加工是我方付汇购买料件加工成成品后复出口。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不同在于在商品生产的成本构成中，不同部分的来源不同，汇率变动不仅影响其出口商品的价格，而且影响其成本构成的相对价格。除此之外还包括其他贸易方式，如易货贸易、补偿贸易、租赁贸易等。
这一划分同样可以在自主贸易与FDI贸易中加以应用。其中FDI贸易是指在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采用的贸易形式，可以认为其生产中的资本要素，或者资本要素的一部分来自国外，进入我国的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受汇率变动的影响。而自主贸易在国内组织资本、原材料与劳动力，两者在出口商品的价格（外币）构成中有所不同。
2.1.4 对外贸易模式结构
按照参与国际贸易的各国所在产业链内部与产业链之间的分工关系，可以将国际贸易分垂直分工模式与水平分工模式。垂直分工模式是以产业链内部分工为基础的，即上下游产业之间的分工。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指部分国家供给初级原料，而另一部分国家供给制成品的分工形态，如发展中国家生产初级产品，发达国家生产工业制成品，原材料经反复加工，成为越来越精细的产品。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我国从国外进口能源、原材料，并向国外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分工。另一种是指同一产业内不同要素密集度产品之间的国际分工，或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不同要素密集度的生产工序之间的国际分工，这是相同产业内部不同产品或产品的不同部分的要素密集度不同所引致的国际分工。如各国合作生产波音飞机。垂直分工模式下的贸易往往被称为产品内贸易。
水平产业分工模式是不同产业之间产品生产上形成的国际分工。水平分工模式下的贸易往往被称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国际贸易的水平分工通常以传统贸易理论进行解释。如Markusen，Venables和Zhang（1996）从垂直和水平方向上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角度考察的国际贸易模式。
2.1.5 对外贸易流向结构
按照对外贸易的进出口地理分布，可以划分对外贸易的贸易流向结构。一国与多个贸易伙伴进行的对外贸易，一国向多个贸易伙伴出口，该国出口贸易量的地理市场分布，可以称为出口贸易市场结构；一国从多个贸易伙伴进口，该国进口贸易量的来源地理分布，可以称为对外贸易的进口来源结构，本书中统称为市场结构。而对于一国既有进口又有出口的贸易伙伴，存在对外贸易的收支分布结构，即对于哪些贸易伙伴为顺差，顺差程度有多大，而哪些为逆差，且逆差的程度又是多少。这一划分可以明确一国对外的经济贸易关系。如Peter K.Schott（2001）利用美国的贸易数据，探讨了富国与穷国的出口商品差异性。又如Helpman（2007）从双边贸易与多边贸易的角度测度了世界市场的贸易结构。
表2.1 各种贸易结构的划分方法
注：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得到
在一国内部，也可以按各国内区域开展进出口贸易的状况，划分出对外贸易的区域（省、市、区）结构。出口区域结构是指一国各区域在该国出口中的占比状况；进口区域结构是指一国各区域在该国进口中的占比状况。如Bernstein和Weinstein（1998）利用日本的区域数据，检验了区域贸易结构和要素禀赋的关系。
2.1.6 贸易结构的一般划分
国际贸易结构还可以按照各种方式加以划分，只要能区分商品在生产、销售、消费等环节上的差异属性，就可以进行划分。其他比较流行的有商品结构、区域结构、市场结构、方式结构、要素密集度结构等。归纳见表2.1。
2.2 国际贸易结构的相关理论综述
[8]2.2.1 早期与现代贸易结构理论
从亚当·斯密（1776）开始，国际贸易学经过23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在国际贸易结构的形成上，早期理论基本形成了以绝对优势理论（1776）、比较优势理论（1817）为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以及以重商主义（16—18世纪）、幼稚产业保护理[9]论（汉密尔顿，1791；李斯特，1841）为传统的保护贸易理论。两派理论相对发展又相互融合，开创了国际贸易学，成为后续研究的基石。
自由贸易理论秉承贸易能改善人类福祉的信念。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论（Absolute Advantage）提出一国应生产与出口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到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Comparative Advantage）论的“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均称分工与贸易可以改善国民福利，而两国不同商品的相对价格比，是确定双方贸易量与贸易利益分割的重要变量。保护贸易理论则更重视贸易政策的动态作用。汉密尔顿的以贸易保护推动产业升级的观点，以及李斯特的发展阶段论与幼稚产业保护说均提出以关税为主的贸易政策应以本国产业的动态优化为目标进行调节，而以长期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政策调节（包含汇率政策），可以改变一国的贸易流量与贸易结构。[10]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理论体系，各种理论从不同方面阐述了贸易模式的形成，从而决定了一国的贸易结构与流量。各种现代贸易结构理论包括波斯纳（M.A.Posner，1961）提出的技术差距理论，用以解释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间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周期。该理论认为一产品贸易结构演变的过程为新产品的研发国出口，进口国家模仿，之后向研发国出口，研发国再开发出创新产品。研发国在“仿效差距”内可以垄断出口，在“反应差距”内进口国开始仿制。林德（S.B.Linder，1961）提出需求相似理论，用以解释工业国之间的工业品贸易格局。林德认为产品出口的可能性决定于它的国内需求，两个国家的需求结构越相似，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越大，而平均收入水平是影响需求结构的最主要因素。弗农（Raymond Vernon，1966）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制成品的生命周期先后经历五个不同的阶段，即产品新生期、产品成长期、产品成熟期、产品销售下降期和产品转让期。在不同时期，一国生产要素的比例会发生规律性的变化，并传递该商品生产的比较优势。丁伯根（Tinbergen，1962）提出贸易引力模型，以各国的GDP代表牛顿万有引力公式中的物体质量，以运输距离来代表牛顿万有引力公式中的距离，在引入其他因素后，并作适当的修正来解释各国之间的贸易结构。
基于马歇尔（1879）考察产业区思想的规模经济理论对国际贸易学的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张伯伦（1933）、克鲁格曼（1979）等均做了大量研究，指出规模扩大可以节约生产成本。其中企业规模扩大引起的成本节约称为内部规模经济；而由产业规模扩大与集聚引起的成本节约称为外部规模经济。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可以形成各国生产与贸易的专业化。Grubel和Lloyd（1975）、Lancaster（1980）以及克鲁格曼（1979）等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可以认为是规模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延伸，分析了一国既出口同时又进口某种或某些同类产品，即贸易双方交换的是同一产业部门所生产的差异产品及其中间产品的现象。产业内贸易现象的出现主要通过产品差异、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偏好相似等方面得到解释。
现代保护贸易则包括布兰德（Brander，1995）提出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该理论指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利用生产补贴、出口补贴或关税保护等措施，来扶持本国特定产业的成长，以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下贸易结构的变动的收益，实现本国经济福利的最大化。地区经济新贸易保护论（蒂姆·朗、科林·海兹，1994）也认为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可使一国生产向福利最大化方面发展。实行地区经济主义的贸易保护可以减少由于自由贸易而引起的过度竞争，从而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提高其对外竞争实力。而关于跨国公司与贸易的理论，则包括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1960），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等的垄断优势论；弗农（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论；巴克利（Peter J.Buckley，1976）等人的内部化理论；邓宁（1977）的国际生产折中论；小岛清（1983）等的比较优势投资理论等。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一方面加大了产业内贸易，同时也形成了企业内贸易的状态，等等。
由贸易模式决定的贸易结构是国际贸易学与国际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可以说，国际贸易学的各方面内容均与之相关。国际贸易学的研究与文献汗牛充栋，不胜枚举。同时，汇率作为价格变量，如果整合入进出口的价格变量，也可以看做是贸易政策变量，也即成为影响各产品贸易的关键变量。本书中将主要采用以要素禀赋理论为基础，结合技术结构，同时采用我国对外贸易的方式与模式结构来划分我国的贸易结构。
2.2.2 多产品李嘉图模型的贸易结构
李嘉图模型隐含“劳动加值论”，仅考察劳动力一种要素的产出与报酬。这样，假定本国和外国都生产N种产品的情况下，可通过以[11]下假设将李嘉图模型推广到多产品情况。***
aL1/aL L1＜aL2/a L2＜…＜aLN/a LN （2.1）
其中，aLi代表本国一单位第i种产品生产的劳动投入，aLi的倒数*代表该国该产品的劳动生产率；aLi代表外国一单位第i种产品生产的劳动投入，这样可以得到一个比较优势的序列：相对于外国，本国的比较优势在不同商品中按1，2，…，i（i＝1，2，…，N）的顺序递减，这一比较优势序列也决定了两国的贸易模式与贸易结构。贸易结构将取决于两国工资比例和需求状况。令W和W*分别代表本国和外国的*工资率，这样，任何商品中，若aLi/aLi＞W/W*，商品就由本国生产*并出口，a/aLi＜W/W*就由外国生产。国内生产i产品的成本为W·aLi，Li*国外的生产成本为W*·aLi，这样，通过图2.1可以确定相对工资对国际贸易分工的影响。
图2.1 多产品结构中的分工与贸易
在图2.1中，假设有三种商品（1、2、3）。射线OG、OG、12**OG分别表示国家之间的单位劳动比例。设aL1/a L1＞aL2/a L2＞3*aL3/a L3，令S＝1，即为国家间生产成本相等的点，如果国家间的工资比例为R，则本国第一种商品的成本与外国相等，但是本国生1产第二和第三种商品的成本低于外国，因此本国三种商品都生产，而外国只生产第一种商品，两国间开展不完全分工，其贸易量取决于相互需求。当两国的可贸易部门的相对工资处于R点，则两国进行完全专业化的分工，本国生产第三种商品，外国生产第一种和第二种商品。这一模型通过两国不同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来划分商品结构，并通过可贸易部门两国的相对工资比来确定贸易模式。这一分析框架也可以推广到多国家的情况，通过各国不同工资比例的确定，可以形成N（商品）×M（国家）的二维国际分工与贸易结构。同样，其生产率变动下的相对工资变动也会引起M－1个双边汇率关系的变化，从而形成不同比较优势下的分工结构。
2.2.3 要素禀赋理论（HOV模型）
[12]瑞典经济学家伊利·赫克歇尔（1919）和伯蒂尔·俄林（1933）共同创立了要素禀赋理论（The Theory of Factor Proportions），以资本、劳动、土地等多种生产要素代替李嘉图模型中的单一劳动力要素。这一理论认为一国应该生产和出口密集使用该国较为丰裕的要素生产的商品，从而获得贸易利益，增加世界福利。萨缪尔森（Samuelson，1948）及后来的研究者（Jones，1956、1957、1965等）以两要素、两部门的模型展开论证，逐渐使之成为[13]现代贸易理论的基石。这一理论得到了广泛分析，形成了一个庞[14]大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①分工与贸易使国内相对充裕，集中使用的要素的价格提高；使国内相对稀缺的，非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15]的价格下降（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②商品的自由贸易可以代替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两国商品相对价格均等化，从而导[16][17]致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③一种要素数量的增加会导致密集使用这种要素的产品的产出增加，同时使其[18]他产品的产出下降（雷布任斯基定理）。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为基础的理论体系论证了要素禀赋、贸易结构与商品结构的关系。而这系列研究是在，完全竞争、不存在规模效应、没有交易成本、所有价格均没有粘性的作用下起作用、所有要素都得到充分利用、不存在非贸易品部门等条件下开展的。在这一框架下，价格自动瞬时调整为与一国禀赋情况相符合。只要改变其中条件，价格变化就会引起贸易流向与贸易结构的变化，也会改变一国的贸易结构，汇率就可以对贸易结构产生作用。
Leontief（1954）首先对就“资本丰裕的国家出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结构决定的理论预测进行了实证检验。他分析了美国的贸易结构，发现1947年美国进口商品中的资本—劳动力禀赋比例要超过出口商品60个百分点。这一与理论相悖的结论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Leontief Paradox）。对“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与论证极大地丰富了就要素禀赋理论进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2×2×2的模型在[19]20世纪70年代得到了拓展。Leamer（1980、1984）利用Vanek（1968）的模型指出Leontief分析的结构失误，并以线性生产模型假设解释了1958—1975年的60个国家的贸易结构数据。Helpman（1984），Bradford和Shimpo（1997），Reeve（1998），Davis和Weinstein（2001），Trefler和Zhu（2000）等对这一理论开展了广泛实证研究，但大部分研究结果发现：HOV模型的预测难以解释贸易的要素含量，“里昂惕夫之谜”被进一步强化。Trefler（1993，1995）则利用33个国家贸易数据，划分9种要素投入来测算各国的生产率，得到了与H-O模型预测较为一致的结论，同时却发现了“丢失[20]贸易量之谜”（Missing Trade Mystery）。Choi与Krishna（2004）利用Helpman（1985）的模型重新检验了工业化国家的“要素禀赋效[21]应”在国际贸易中的存在性。
金哲松（2002）利用资源禀赋理论对国际贸易结构有一个直观的表达，在公式推导后，利用常见的图形（图2.2）来描述国际分工结构。他指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资本的跨国流动是贸易结构成长的主要因素，并以比较优势与动态比较优势考察了产业发展与贸易结构的关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