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三洲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书丛探幽集试读：
六场通透的溥侗
齐如山晚年，曾告诉友人一个极有趣的故事。有一次，他听梅兰芳演《廉锦枫》后琢磨几句新腔。坐人力车回家途中，月明风静，他边坐车，边哼着新腔，边思考。这时人力车夫插了话，说：“先生，你走了板啦！”齐如山说：“我本来不会唱，没有板，也无所谓走，但你这样说想必是一定能唱了。”车夫长叹道：“若不因为爱唱，还不至于拉洋车呢？”原来他是位票友，因为学戏，把家当都花光了，又不习营生，到头来只好去拉洋车。齐如山听后，大为同情，下车时给了车夫一块大洋车费，权作安慰。
票友，出现于清朝，与满族人有一定的关系。张伯驹所著《红毹纪梦诗注》中说，票友“其始于乾隆征大小金川时，戍军多满洲人。万里征戍，自当有思乡之心，乃命八旗子弟从军歌唱曲艺，以慰军心。每人发给执照，执照即称为票。后凡非伶人演戏者，不论昆乱曲艺，即沿称票友矣。”就是说票友是在乾隆时才有的，最初不过是满洲八旗子弟在军中所为，后来才传到民间。后来梨园界受此遗风影响，对精娴于音律、喜好皮黄、能演唱而不取报酬的人概称“票友”。如袁世凯之子袁寒云及后来成为名伶的俞振飞、言菊朋、姜妙香、欧阳予倩等，早先都是有名的票友，而其中有的日后下海还成了名角。齐如山所讲的那段佚事中，由王公大人沦落为“骆驼祥子”的票友何许人也？已不可详考。但一生痴迷京戏这行“贱业”，不惜抛舍富贵前程而与倡优同列的名门贵族确有其人，他就是20世纪著名的票友、自称“红豆馆主”的溥侗。
爱新觉罗·溥侗，字后斋（一作厚斋），号西园，别署红豆馆主。他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因排行老五，故人称“侗五爷”。其父载治，乃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琨之长孙，那么溥侗也是皇亲国戚了，被封为“镇国将军”。但他同情光绪的遭遇，反对慈禧垂帘听政，故此，始终受到冷落，一生都被朝廷投闲置散，无事可干。于是，他就索性打破门阀界限，放着清朝贵胄的公子哥儿不当，走了“下九流”一路，专门研习起昆、京戏曲艺术来了。北大校园内，有一处两百年历史的清代皇家园林治贝子园，曾是溥侗的居所，他就在这里修建了演出的大舞台，组建了演习京昆的戏班，将治贝子园命名为“红豆馆”，自号“红豆馆主”，把这里变为京剧、昆曲艺术的活动中心，写下了中国戏剧史上重要的一笔。他所求教的老师，都是当年的名家。比如，他向陈德霖学旦角戏，向王楞仙学小生戏，向钱金福学武净戏等。另外，他还熟练掌握了戏曲“文、武场”的笛子、二胡、三弦、琵琶及鼓板等演奏技艺。据说当年前来向他拜师学艺者数以千计，如名角言菊朋、李万春等人都曾以师事之。溥侗先生对于治学尤为严谨，一丝不苟，学生学唱昆曲要求必须拍三十至五十遍方能上笛；要唱、念十分熟练，并能背出，方能再说身段；他认为演员台上的衣着十分重要，体现着角色的地位、风格、气质，什么角色穿什么衣服，宁可穿破，不可穿错。溥侗先生对于戏剧除了经常演唱、研究之外还亲自手抄了曲谱和京剧剧本数十本，并专制了自用的“红豆馆词曲用笺”。有书记载，在这治贝子园中，溥侗还常常聚众习武练功，如今列入奥运会项目的太极拳正是经其扶植，才从河南温县的陈家沟扎根于北京，并由此辐射全国的。
也许正因为有了家国兴亡、身世之悲的感触，“票界大王”溥侗不仅仅是赋闲玩票，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有人见他演的《长生殿·弹词》一折，所饰李龟年的大段唱工，凄楚激越，悲凉低回，令人叫绝，那才真叫“唱不尽的兴亡梦幻，弹不尽的悲伤感叹”呢！溥侗年轻时，以演《金山寺》的白蛇驰名，民国初年一次唱堂会，唱罢《金山寺》的白蛇，接着又唱《单刀会》的关公，搞得菊坛盟主，人称“谭叫天”的谭鑫培都自愧不如，说：“我可唱不了白蛇，所以你还真比我强”。所以，人称他是“昆乱不挡、六场通透”的“票界大王”，名至实归，绝非谬称。可惜的是，溥侗性格固执，唱腔虽精，为国内一绝，但决不灌制唱片，让他这种独到的唱腔竟至失传。及至暮年白发苍苍，曾对人述及少时唱《金山寺》的情状，不胜感慨，喟然叹道：“岁月如流，今不能也！”旁人笑说：“今虽不能演白蛇，饰法海仍为人所不及也！”溥侗遂大笑。抚今追昔，无论昆曲还是京剧，作为国粹，确应大力提倡。现在看来，京剧要想振颓起衰和传承有继，还真不容易，因为缺少的就是像溥侗这样痴迷的票友。因为好花虽妍，尚需绿叶扶持。不然的话，孤零零的一个花骨朵，又能妍得几时？
1950年6月，七十三岁的溥侗在上海病故，他的生前弟子、曲界好友及文艺界人士百余人参加了追悼会。此时，在上海乐园殡仪馆，出现了感人肺腑的一幕：溥侗的忘年之交、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闻讯冒雨赶来吊唁，此时棺椁上盖，阴阳隔阻，生死殊途。但经不住梅兰芳的再三恳切请求，其家人便打开棺盖这让两位老友见了最后一面。梅先生悲痛万分，一睹遗容，含泪悼别。溥侗的安葬地，正是在昆曲的发源地——苏州的灵岩山畔。此情此景，用得上章诒和老师《伶人往事》中的一句话来形容了：那时候戏剧舞台上的人物，要比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活得真实，厚道！
回忆是靠不住的
有人说，回忆是靠不住的。这可以先从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卢梭的《忏悔录》来举例。对于卢梭，在新近出版的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是这样评介他的：“政治思想家写回忆，卢梭首开先河。他的《忏悔录》与《卢梭评判卢梭》，为一段走岔的人生告罪。有些读者读《忏悔录》，惊其极其坦白，有人则认为，弗洛伊德未出之时，诚实的内省也甚有限。卢梭似乎每每擅长挑起他人热情，尤其是上层社会才女。卢梭在他人心中激起的情感有时变成嫌恶，甚至仇恨。他时而一心信人，时而无人不疑；他的性格里包含着很大的狂热成分，也像无数偏执狂，时时将老友化为敌人，而世人也将他化为敌友。生前如此，死后依然。同一个人，今天可能爱他欲其生，明天可能恶他欲其死。有一点是确定的，与卢梭接触一久，没有人可能无伤而归。”
卢梭这个名字，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来讲，也可称得上是“声名显赫，影响甚远”的，就是他的这部自传体回忆录《忏悔录》，仅从20年代到40年代，就有七种中译本问世。到了80年代的新时期之后，更成为读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之一，卢梭本人也成为许多当代青年崇拜的偶像。说起来，卢梭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这是因为他的文字笔法是“反历史”的，即把早年个人的经历尽往坏里说，以自身的经历来鞭笞虚伪的旧世界，“耻辱恶性，亦所不避”。书中自我陈述曾经犯过偷盗、说谎、诬陷、奸淫等种种恶行，但面对人性的丑陋，他笔锋一转，说人是生而善良的，只是社会制度使人性恶化，金钱使人性变得贪婪虚假，所以面对残酷的世界，他才发出了“我无罪啊！”“谁有比我更好？”的呼喊。当年卢梭的思想犹如飓风，摧枯拉朽，让欧洲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顷刻间坍塌瓦解。法国大革命时期，不仅他的遗骸被移葬于法国先贤祠，连其影响力都达到了神话般的地步，成为拥护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主义者的光辉旗帜。正如法国大革命的领袖罗伯斯庇尔所说：“卢梭通过高尚的灵魂和高贵的人格表明他作为人类导师的价值。”
然而，就是这部尽把自己往坏里说的回忆录里，仍有许多虚假的和不可靠的成分。对此，英国文化史学史家保罗·约翰逊在他的《知识分子》一书中，第一个就从启蒙运动创始人卢梭开始着手解剖，来向读者展示出一个“有趣的疯子”。因为卢梭是文学史上最大的抱怨者之一，说他一生都在遭受苦难、遭受迫害。就在他的传世之作《忏悔录》里，把自己描绘成为“一个疾病缠身的可怜虫，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在病痛与死亡之中度过的”。可约翰逊根据历史资料得出的结论，卢梭的身体并不坏，而且还很强壮，“在气候最坏的时候他在甲板上过夜达十小时，而其他船员都几乎冻得要死，他却毫发无损”。卢梭之所以要陷入自我怜悯中不能自拔，其目的就是要博得别人的同情、特别是要博得出身好的妇女的同情。在这自我怜惜的背后，卢梭表现出的却是自负自大、粗野无礼、动辄与人争吵。他后来的敌人，几乎全部是原先的朋友与恩主，如狄德罗、伏尔泰、大卫·休谟等。他总是先给别人设些小圈套，一开始是强调自己的困难和贫苦，但如果人家表示愿意援之以手的话，他又假装受到侮辱以至愤愤不平。尽管卢梭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全人类的朋友，可为他吃尽苦头的朋友却质疑道：“这位人类的朋友怎么可能不再是个人的朋友呢？或者难得是个人的朋友呢？”
这位英国传记作家指出，卢梭在把自己说得如此不堪的自传中，也有一种狡诈的成分在里面，即对自己的责骂使他以后对“敌人”的责骂更加振振有词。那个在《忏悔录》里被他称为“最好的女人和母亲”的德瓦伦夫人，曾经不下四次地把他从穷途潦倒中解救出来，然而在他后来发达，轮到她落难时，曾向卢梭求助，他却无动于衷，不加理会。德瓦伦夫人最后两年卧病在床，孑然一身，孤苦凄凉，死于营养不良。至于那个二十三岁时就与卢梭同居的洗衣女特丽莎，侍奉他长达二十三年一直到他去世，但他鄙视女方只不过是一个目不识丁的粗俗佣女而已，认为“对她从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爱意，我从她那里得到的感官满足完全是性欲上的，同她作为一个人毫无关系”。特丽莎先后生过五个孩子，都被他送进了孤儿院，除去第一个弃婴，剩余的孩子他甚至连姓名卡都不填写。而据当年的《法兰西信使报》记载，在每年八千个弃婴中，三分之二的在头一年夭折，百分之十四的只能存活到七岁，其中的百分之五虽然可以活到成年，但也多数沦为乞丐或流浪汉。即便是这样，卢梭还大言不惭地说：“没有一个父亲会比我更慈爱！”他甚至还写出了如何教育儿童的鸿篇巨作《爱弥儿》。
卢梭的政治思想，包含有国家极权主义的早期萌芽，因为他主张按照社会契约，个人有义务“把自己以及一切个人权利转让给国家”，他的理论轴心是公民是孩子，国家是家长，孩子要全面服从家长，要服从“公意”。但个人一旦服从了“公意”，便彻底丧失了个人的自由，最后连自身的安全都没有了保障。这种理论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充满混乱和前后矛盾的，因为现代民主意识的中心，是公民个人权力与国家利益是平行的，不存在孰大孰小、孰轻孰重的比较。所以，卢梭的思想后来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暴力革命和滥杀无辜的理论基础，德国诗人海涅就说过：“罗伯斯庇尔不过是卢梭的一只手，把卢梭已经造好的胎儿，从时间的子宫里取出来的血淋淋的手！”
英国作家保罗·约翰逊是当代保守派学者中著名的“道德警察”，因为在他的《知识分子》一书里，通过掌握的大量资料，揭露出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罗素、萨特、海明威、布莱希特这些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卓越贡献、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不为人知的个人隐私和败德行为，指出他们都有着双重人格，都是双面人。不过，这位作者并无靠揭人隐私来哗众取宠的不良动机，也不想贬低或藐视这些文化名人在人类历史上的所做出的贡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青蝇点璧，瑕不掩瑜。何况作者所援引的资料，并不是八卦新闻，全部是这些人公开的日记和信件。作者的用意，是让读者提高独立思考的分辨能力，要学会对客观存在的人与事有一个比较立体的、明暗层次的透视了解。不过，这对于那些还没有脱离偶像崇拜的天真读者来说，一旦看到平素景仰的光辉形象原来是石膏制的，稍加重击便即成碎片的话，也许会发出回忆是靠不住的一声慨叹！
有多少人物可以糟改
新年前夕，由著名导演陈凯歌执导的大片《梅兰芳》在国内上映了，声势很大，好评如潮，光是各种制作精美的宣传海报就有十五种不同版本，美轮美奂，炫人耳目，足以让这个国宝级的京剧艺术大师的风采再次耀眼夺目，成为观众热议的话题。
但看到两段剧情，颇让人生疑，一是说剧中的“十三燕”也就是“伶界大王”谭鑫培（艺名“老十三旦”的原型，这个十三燕名字本身就改得荒唐，人家十三旦的意思是十三岁出名成旦，你这十三燕是什么个意思？），是与自己孙子辈的梅兰芳新旧打擂、对台失败后给气死的。但是按史料记载，谭鑫培的死，是在威逼之下为桂系大军阀陆荣廷唱堂会才抑郁而终的。这笔账怎么能算在梅兰芳头上？二是说当年“珠联璧合，梨园佳话”的梅兰芳与孟小冬的一段姻缘，却惹怒了孟小冬的一个粉丝大学生，他迁怒于梅兰芳，跑到梅宅要刺杀梅兰芳，却误杀了梅兰芳的一个朋友，凶手自己也被赶来的巡警打死。这段案子，当年闹得满城风雨、人声鼎沸的，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大新闻。可在这部电影里，却全然不顾梅孟二人已经四年夫妻的事实，改编成了凶手是受梅兰芳的“戏胆”齐如山的收买指使，想用这种“假刺杀”的办法把孟小冬给逼走，好让梅兰芳专心唱戏。不过，编导者也有自己的聪明之处，把齐如山的名字改了，改成了由孙红雷饰演的邱如白了。如山也好，如白也罢，这段改编的史实，所依何据，所源何本？如果仅仅“戏说”，倒也无妨，但这些附会，未免有些匪夷所思，而且“谑而虐也”。让一个皓首穷经、学富五车的老学究担当了一个唆使杀人的幕后主谋角色，九泉之下，恐难以为安。
齐如山是河北高阳人，世居北京，自幼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在清末便已有文名。早在民国初年，他就为崭露头角的年轻梅兰芳指点分析，捧梅甚力，后来索性做了梅兰芳的入幕之宾，专门编戏。成了名副其实的“戏袋子”，编写了大量新戏如《天女散花》《廉锦枫》《洛神》《霸王别姬》《凤还巢》等等，开创一代新风，为创建独树一帜的梅派艺术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他的倡议奔走下，二三十年代时，梅兰芳曾几次出访日本、美国及欧洲，使中国京剧得以弘扬海外，跻身于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之林。就是在这些懂历史、知音律的“梅党”文人们幕后主持之下，加上梅兰芳本人的闻过则喜与从善如流，才使古老的京剧高度发展成为雍容华贵的中国艺术。故此，有人说过，没有齐如山，就没有梅兰芳。看过齐如山的自述，他也相信旧时文人所信奉的“君子交绝，不出恶言”，何曾用过如此卑鄙而拙劣的手法来暗地里雇凶杀人好惊散这对野鸳鸯呢？他哪里会用近似疯癫与出卖的手段在梅兰芳多次拒绝日本军方对他发出的演出邀请时，却暗中冒名向社会公布梅兰芳即将复出的消息呢？
还有荧幕后面的几段历史不妨说说，当年的“四大名旦”皆有党，也就是一帮子捧角的名人骚客。即便是在“梅党”文人里面，也是良莠不齐的，如为梅兰芳办理文案、参谋剧情的著名文人黄秋岳，后来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七七事变之际，南京政府要对停泊在江阴以西长江上的日军军舰实施沉江封锁的重大军事行动，可是未及动手，黄秋岳竟将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出卖给日军，让日舰抢先一天溜走。蒋介石大为恼怒，严令破案，黄秋岳后被查获，以汉奸罪处决。
还有日伪时期，梅兰芳南下避祸是有，后来蓄须明志也有，但过得都是有惊无险的寓公生活，但是像影片里刀光剑影中与日本人正面交锋，俨然一个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场景，在温顺谦和的梅兰芳身上是不曾发生过的。抗战之前，梅曾赴日演出两次，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梅兰芳曾组织过联合义演，还捐了一万大洋给日本。所以，日方还是要“投鼠忌器”，不敢贸然向盛名之下的梅兰芳下手的。再有那个人称“冬皇”的孟小冬，虽心高气傲，才情过人，却两度为妾。先是嫁给梅兰芳，仳离后又说“不嫁则已，要嫁就要嫁一位跺脚乱颤的人”。但二十多年后，她嫁的竟是“海上闻人”青红帮头子杜月笙，这其中该有多少凄楚与无奈？而杜月笙本人，也不是我们平时所想象的那种凶神恶煞、青面獠牙似的黑恶势力，据陈存仁先生所著《阅世品人录》介绍，除去反共之外，杜本人也是一个颇具侠肝义胆、乐善好施的江湖豪杰，而且自始至终地支持抗战，“八一三”中日开战之前，日本松井大将以及土肥原贤二，均往杜宅拜谒，杜氏托病不出，让日人恨之入骨，所以战火燃起后，就匆匆逃离上海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失陷之后，梅兰芳仍能够再次回到上海生活，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张伯驹先生的《金缕曲》有名句：“梅尚程荀皆有党，问谁人、拼命捧花面？空出了，一身汗！”这是在说，当年四大名旦，靠的是自身本事，才享有如此盛名的，绝不是依靠后人“粉丝”们捧出来的。这就是历史，就是梅兰芳所生活和成长的那个复杂而凶险的时代。如果过多地去曲解历史，糟改人物，或是贬低别人来抬高主角，力图把一个“梅博士”塑造成一个“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来迎合“爱国主义”宣传的需要，那编导者所走的，怕依旧是“文革”时期“三突出”和“高大全”的那一套路子。恂恂君子如齐如山的后人，在台湾和大陆都有，不知他们看到这部影片，将做何感想？假如他们对簿公堂也来索要名誉权的话，不知这编导们又将如何自处？
杨宪益先生二三事
2009年11月29日，有近千民众自发来到八宝山，参加了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杨宪益的遗体告别仪式。哀乐声中，不禁回想起三年前与这位老人的一次见面。记得老人的家在后海银锭桥边一个连汽车也开不进去的小巷里，倒也是一处大隐于市、避嚣习静的好地方，善于“打油”的杨宪益有诗形容道：“青史青山可并抛，结庐人境暂逍遥。外宾争访金丝巷，游客群来银锭桥。路北故居今姓宋，街西王府改姓曹。自惭不是风筝匠，莫与天公试比高。”宋，指的是后海对过的宋庆龄故居；曹，指的是有人说西边恭王府是曹雪芹的故居大观园；风筝匠，意指曹雪芹晚年靠糊风筝为生，而老人自惭连这点糊口的本事也没有，真是朗朗上口，涉趣成诗。最喜打油《银翘集》
说心里话，多年来对杨老先生的倾慕，倒不是因为他与英籍夫人戴乃迭都是举世闻名的翻译大师，仅英译中国古典《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著作和现代文学作品就达数千万言，而是缘于十多年来，一直在连续地读着并钦佩着他的那些针砭时弊、诙谐机智的“打油诗”。杨宪益的旧体诗，和聂绀弩走的是一样的路子，都是以幽默诙谐、大俗大雅、“化腐朽为神奇”的方式来直抒胸臆的。不过，聂诗以沉郁悲愤、冷峻风趣为主，而杨诗则以辛辣滑稽、轻松自嘲见长。1999年11月18日，与自己相濡以沫将近六十载的妻子戴乃迭辞世后，杨宪益亦不忘“打油”，床头一直挂着老伴去世时他写的一首悼亡诗，曲尽对死者的缅怀和对人生的感悟：“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整整十年后，双星终于到另一个世界汇合了。
诗人邵燕祥说过，杨宪益的学问融入了他全部的教养，平时待人，从不见疾言厉色。酒边对客，融有《世说新语》式的机智和英国式的幽默，都化为寻常口头语，不紧不慢地说出。而杨老的打油诗，更是突出表现了他笑对人生顺逆的乐观情绪。他在《祝酒醉》及《谢酒辞》这两首姊妹诗中这样写道：“常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不丈夫，值此良宵须尽醉，世间难得是胡涂。”“休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亦丈夫，值此良宵虽尽兴，从来大事不胡涂。”两首虽然每句只变动一两个字，但意境却跌宕起伏，完全不同，是诗人“淡看红尘、把酒不惊”心态的极妙写照。杨宪益的一生，遭遇过不少重大的磨难，面对厄运挫折，杨老是采用风趣自嘲的方式来“释放”情感的，他给自己的诗集取名为《银翘集》的意思，就是“我的打油诗多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解毒丸’来散火最合适。”例如，“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恃欲言无忌，贪杯孰与俦，蹉跎渐白发，辛苦作黄牛。”这既是自嘲，又是感慨；既是自责，又是自慰。其次，假借嬉笑打趣，展示了自己对人世纷纭的另一种感受，最典型的有《体检》:“今朝体检受熬煎，生死由之命在天，尿少且查前列腺，口馋怕得脂肪肝。心强何必先停酒，肺健无须早戒烟，莫怪胸中多块垒，只因世界不平安。”诗中有的是正话反说，有的则借题发挥，作者正是用这种诙谐、幽默的语境，道出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那种独有的洒脱感悟。
坊间的《银翘集》早难寻觅，那次我带来的是一本复印本，里面收有老人近一百八十首旧体诗，老人也高兴地签了字。我问老人，这十多年间，不知您又散佚了多少首“打油”了？有心人应该给您出一部《打油全集》才好。老人说，这些打油诗都是兴之所至，随便写了送人的，过后便忘，恐怕收不全了吧？真希望有心人能够辑佚搜散，出一部杨宪益老人的《打油全集》，该有多好！“那时候飞机便宜呀！”
我问老人，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在抗美援朝期间，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义演捐献飞机的事，但我看过一部传记，说这期间您也曾捐献过一架飞机，而且依照当年的捐款数目来看，您所捐献的这架飞机，应该比常香玉所捐献的那一架还要大、还要好。不过，常香玉捐飞机，捐得是轰轰烈烈、口碑流传，成为文艺界“艺德双馨”的好榜样；而您捐飞机，却捐得不事张扬、默默无闻，不但没为自己挣得应有的政治荣誉，还一生坎坷，屡屡碰壁，动辄得咎，“文革”期间甚至身系冤狱达四年之久。直到今天，世人对您也捐献过飞机一事都是所知不多的。听到这里，他的幽默劲儿又来了，说：“这事我不说，谁也不知道。那时候飞机便宜呀，折合后来的新币才四万人民币。”四万元，在老人的眼里显得那样轻松，可对当年三四十块钱能养活一大家子人的普通人来说，这四万元该是一个多么大的天文数字！
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前方作战，国内也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当时，政府号召人民捐钱买飞机大炮，南京市政协也动员到了当时正在南京工作的杨宪益头上。那时的杨宪益，是个大忙人，没黑没白地出席各式各样的活动和会议，还多次代表南京市政府到火车上去慰问回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伤病员。听到政府的动员后，他二话没说，决心响应政府号召，个人出资捐献一架飞机。也许有人会说，杨宪益祖上是津门第一大家，其四叔祖杨士骧曾继任袁世凯成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他的父亲杨毓璋曾任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所以自小便养成了粪土王侯和一掷千金的脾性，这架飞机对他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不过这架飞机的大部分资金，却是其夫人戴乃迭变卖家私筹集的，当年为了爱情，这两个异国青年结成特殊的跨国婚姻，抗日战争爆发后，戴乃迭又义无反顾地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显示出她对中国这片土地和中国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
当时杨宪益手头的钱不够，于是妻子戴乃迭便罄其所有，把丈夫在英国给她买的钻石订婚戒指和来到中国后婆婆给她的“见面礼”——金银首饰、翡翠玛瑙和各式各样的蓝宝石、绿宝石全部变卖掉，终于凑够了四万块钱，捐献出一架飞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杨宪益伉俪捐飞机，是在其英籍夫人戴乃迭遭人误解和白眼冷遇之际自愿捐献的。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上弥漫着浓烈的反美仇美的民族情绪，戴乃迭当时在南京大学外文系教书，作为少数滞留大陆的英籍人，也备尝了社会上“来自敌国的异乡人”的冷落，金发碧眼的她一下子成了英美帝国主义魔鬼的化身，周围的人或是像避瘟神一样地回避着她，或是当着她的面故意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然而，女主人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帮助丈夫来实践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的。戴乃迭辞世后，她女儿杨荧在清理母亲的遗物时，才惊奇地发现，母亲身后两手空空，竟没有一件祖传的“饰物”，甚至连一枚小小的戒指都没有，于是，五十年前的无私奉献才浮出历史的水面。由此可见，毁家纾难，舍小家保大家，是不分国界的知识分子的优良美德。
据报载，当年常香玉捐献的那架“香玉号”米格-15飞机，就陈列在北京小汤山的航空博物馆里供人瞻仰。那么，在这几百架已成为历史陈迹的飞机陈列里，有没有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当年捐献的那架飞机，它是什么型号，现在又在哪里？希望有关方面能向全社会揭开这个多年前的历史谜团，也能让后人对这些真诚爱国者的无私行为致以同样崇高的敬礼！
幼儿园应该建在哪里
每逢六一，儿童教育就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也就在这天，听到一个老者说，他五岁的孙儿在北京一家幼儿园，加上两个要去的培训班，每月的花费就得四千多元。幼儿园的花费比上大学贵得多，这在北京，已经是流行了好多年了，我的家门口有一个双语幼儿园，每月的收费标准是五千元。而这五千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前几天，北京提高了最低工资的档次，由原来的八百元增加到九百六十元，也就是说，如果拿最低工资的两口子不吃不喝不花费，连这幼儿园支出的一半都不够。即便是这样的天价，北京市的幼儿园还不好进呢，还要托关系走路子才能进一家好些的幼儿园。前两天有条新闻，说是因为名额有限，北京上百家长为孩子能入幼儿园，竟排队八天八夜。这条件好的孩子，一入园讲的就是双语，享受的是王子公主般的待遇，关爱呵护，无微不至，教育熏陶，皆是上流，好像将来一长大就是龙胎凤体、经理太太似的。
与此反差巨大、让人揪心的是另一组数字。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联）、全国心系好儿童系列活动组委会日前首次发布《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活动调查分析报告》的数字称，目前内地农村留守儿童已达五千八百万人，十四岁以下的约有四千万。何谓“农村留守儿童”？就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因此不能和父母共同生活的十四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报告称农村留守儿童中有45.1%认为，父母不在身边“感到心里孤单”，有近两成的孩子表示自己的“生活没人照顾”。调查还发现，有超过三成以上的留守儿童存在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内向、孤僻、缺乏自信等。
1928年，当时在南京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出版了他的《中国教育改造》一书（此时用的名字还是陶知行）。他在书中说，自从福录伯发明幼稚园以来，世人渐渐地觉得幼儿教育的重要；自蒙特梭利毕生研究幼儿教育以来，世人渐渐觉得幼稚园的之效力。但世人的两种心理对儿童教育绝对有害，一是忽视，二是希望太切。他说当年的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一是外国病，幼稚园里耳目所接，哪样不是外国货？唱的是外国歌，讲的是外国故事，弹的是外国钢琴，玩的是外国玩具，吃的是外国点心，可怜的儿童居然成了外国货的主顾。二是花钱病，幼稚园花钱超过了小学好几倍。三是富贵病，因为学费高，幼稚园于是成了只有富贵子弟才能享受的幸福和专利品，平民是没有份的。所以，陶行知提出中国需要建造的省钱的和平民的幼稚园。
陶行知八十多年前所提到的儿童教育的三种症结，在今天一一得以印证，有些地方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城市里的有钱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希望都太太切；而社会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这一块的教育却视而不见或听而不闻，这就形成了如陶行知所讲的城市孩子的教育过度和农村的孩子教育不足的反常现象。不要说偏远地区了，就拿北京周边来说，就有多少在集贸市场、在饲养场和垃圾堆旁长大的儿童。前几天，京城媒体竟惊爆出六名流浪孩童和一只大黑狗同住在一个铁笼的新闻，最大孩子不过十来岁，最小孩子才一两岁。这样的孩子，不受歧视，不受侵害，已属万幸，更无法想象他们生活中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六一儿童节了。
陶行知在这本书中专门有《幼稚园之新大陆》一节，提出最需要和最欢迎幼稚园的地方，就是中国的工厂和农村，应该提倡幼稚园的进厂和下乡运动。今天，我们所提的幼儿园应该建在哪里？实质上还是社会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衡，让现实中国的儿童教育出现了九天九地的差别。与大都市里些“幸福得像花儿一样”的儿童相比，我们总不能让那五千八百万农村留守儿童继续无人管理、永远生活在社会的断裂带上吧？
“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
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直到最近才读到刘再复先生于去年秋季所写的纪念钱锺书辞世十周年的文字——《钱锺书先生纪事》，内中的一段话应该让不少“钱迷”们更能深刻地认识钱锺书先生：“我接触交往的人很多，但没有见到一个像钱先生这样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对身处的环境、身处的社会并不信任，显然觉得人世太险恶（这可能是钱先生最真实的内心）。因为把社会看得太险恶，所以就太多防范。他对我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这是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的天才之语，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身心真受了一次强烈的震撼。”
不过，钱先生之所以能说这样的“天才之语”，与笼罩在其自身家庭的政治氛围是分不开的，而他父亲钱基博（字子泉，1887—1957, 《现代中国文学史》作者）的一生遭际，就是一个典型的示例。2007年，是钱基博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暨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他曾执教的母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钱基博年谱》。读年谱，可以看到钱基博是一个学淹中西、满腹经纶的读书人，不仅如此，他一生讲究操守，重视“树立师范”，力求做到“竭平生之所知，勿曲学以阿世”。1927年6月，正是“四一二”大屠杀之后，江苏省教育厅曾欲招钱基博为“教育督学”，先生不仅固辞不就，在给教育厅长的复信中，还对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提出批评意见：“窃谓党治即法治也，党治之教育，宜贯之法治之教育；党治之学生，必予以法治之精神。”1932年，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国文教授的钱基博曾给学生命题作文，有一道题目是《砭党治》，就是针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结果被特务告密，诬陷他与国家主义派有联系，意在挑动学生反对政府。蒋介石知道后，电饬江苏省教育厅秘密查办，引起轩然大波。先生对此无端横祸，非常气愤，当即给无锡乡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写信，义正词严地揭发国民党的苟且行径。吴稚晖后来回信，声明“误会了”，此事遂不了了之。
新中国成立后，此时在武汉华中大学任教的钱基博像许许多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为祖国的大一统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而欢欣鼓舞，倍感骄傲。1950年，老人决定将自己生平积累的几十箱珍贵藏书，全部赠予华中大学图书馆。1951年10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甫一出版，已是六十五岁的老先生就急切购来，并花费了十天工夫通读全书。到了1952年6月，“思想改造运动”开始。面对过去，要求进步的钱基博，也是像大大小小的旧知识分子一样，真诚地改造检讨，并痛下针砭，写下两万多字自我作践的“自我检讨书”一份，这才侥幸过关。此年，武汉华中师范学院成立，钱基博转任历史系教授，为了改善历史系教学设备，老先生又将平生所藏两百一十二件文物古玩悉数捐赠出来，帮助筹建历史博物馆。
这部年谱最有价值的、能留存后世的，也就是附加披露了老先生所写的两万多字“自我检讨书”，检讨书分四个部分：一、我的思想，多方面接受，不过不放弃我中国人的立场。二、我的社会意识很浓厚，而革命性则缺乏。三、我不能劳动，而人家劳动的果实，则不敢糟蹋。四、我不愿自己腐化以腐化社会，尤其不愿接受社会腐化以腐蚀我民族本能。在这份检讨书里，钱基博虽说将自己堂堂正正的一生作了简要介绍，但也没少作践和糟蹋自己，“开场白”就是：“思想改造，当得自动，不能被动；不过人类通病，自尿不觉臭，旁观者清。”他骂胡适：“主张全盘接受欧化，他的考古学，也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一味替洋人吹。”他自我剖析：“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行为虽尽力避免，而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观念，并未根除净尽。”他把发展中的祖国称为“神蛇”，并说：“时时考虑我这个人，对社会有没有用，如果没有用，我决不以老废细胞，妨碍神蛇的发展，做绊脚石。我愿为社会服务，我不愿社会姑息我，倘社会认我不合时代需要，应得予清除。”
到了“反右”运动的1957年，甫一开始，刚正耿直的钱老先生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又开始“鸣放”他自认为是披肝沥胆的忠直之言了。他给湖北省领导上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万言书”，指出省领导工作中的某些缺点。他这边还自以为是向党交心输诚呢，兴致勃勃地赋诗吟诵：“白头忧国输忠悃，青简明经指要津”；没想到那边就展开针对他的革命大批判了，一个读书人的尊严彻底沦丧殆尽。已是风烛残年的钱基博遭此变故，经不住这场明珠暗投的屈辱，结果一病不起，郁郁而终，时年七十一岁。钱基博至死，也没有给戴上“右派分子”的头衔，但他的孪生兄弟、历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苏南行署副主任、省民建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委等职的钱基厚（字孙卿），却难逃厄运，被划为“右派”，撤销了一切职务。他的那篇也是糟蹋自己、痛骂自己并彻底交代“罪行”和彻底悔过的“发言稿”，被要求刊登在这年7月间的《人民日报》上，标题就是《我做了人民的罪人》。到了“文革”期间，钱基厚又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于1975年含冤去世。其间，钱基厚遗留有五百余册、经历数十寒暑的《潜庐日记》，在遭到红卫兵的查抄批判后，也被付之一炬、化为尘烟。
读过这部年谱，也让人理解了，为什么作为长子的钱锺书先生，一直在回避着自己的父亲，还有了一句名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年谱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为什么建国之后，钱锺书一直表现得是那样沉默隐忍、深藏不露？甚至还被人误解这是文化人的一种明哲保身和老于世故。如刘再复在回忆文章中所悟出的：“‘头发一根也不能给魔鬼抓住’，正是理解钱先生世界的一把钥匙。他不喜欢见人，不喜欢社交，不参加任何会议，他是政协委员，但一天也没有参加过政协会。我们研究所有八个全国政协委员，唯有他是绝对不到会的委员。他是作家协会的理事，但他从未参加过作协召开的会议，也不把作协当一回事。有许多研究学会要聘请他担任顾问、委员等，他一概拒绝。不介入俗事，不进入俗流，除了洁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便是他对‘魔鬼’的警惕。“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有人要陷害他，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发‘钱锺书有一次看到他的办公桌上放了一本《毛选》，竟说：拿走，拿走，别弄脏我的书桌’。钱先生立即贴出一张大字报郑重澄清：‘我绝对没有说过这句丧心病狂的话。’在当时极端险恶的‘革命形势’下，如果钱先生不及时用最明确的语言澄清事实，给魔鬼一击，将会发生怎样的灾难呢？”
正因为如此，所以从年谱中看不出钱锺书对老父亲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有过任何怨言。不仅如此，而且在“反右”之前，钱锺书似乎就预见到这场运动的实质以及可能会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恶果。据钱基厚的外孙许大雄回忆，1957年5月，钱基厚正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当时有部分民主人士的座谈会，钱基厚十分犹豫是否要提意见，见召集在京亲戚商议。大家意见纷纭，钱锺书夫妇却一言未发，只是静静听着。但在最后，钱锺书很坚决地说：“根本就不要说！”一个月后，“反右”开始，说了话的钱基厚全家折兵损将，一家四人被错划为右派。而身处“反右”漩涡文学研究所的钱锺书夫妇，却安然无恙。（见2010年9月11日《文汇报·笔会》）
钱锺书这种远避政治的风格，一直保持到“知识分子的真正春天”（媒体用语）到来的1987年。那年适逢钱基博先生百年诞辰和逝世三十周年之际，华中师大拟议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各界人士亦积极响应，唯有钱先生的哲嗣钱锺书反应冷淡，以“不若息事省费”为由，出面制止了这次会议。这让人想到了那则被人传诵最多的“文革”轶事，江青送请柬让钱锺书参加国庆酒会，可钱的反复就是一句话“我身体不好，我不去！”说不清这是躲避，还是抗命。钱锺书，字默存，最简单的解读就是沉默方能生存。这让人想到先辈胡适先生常常引用的一句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鸣与默之间，也许正是两代知识分子风骨的差别所在。钱锺书这种特有的处世之道，不仅是动辄得咎的政治环境使然所致，也是缘于前辈人的伤痛给家庭带来的羞辱而造成的，正如另一个国学大师陈寅恪在自己诗文中所体味出的那句名言：“最是文人不自由”！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赵俪生
近来，正读着历史学家赵俪生（1917—2007）的回忆录《篱槿堂自叙》。据说这本书在读书界引发的好评如潮，多是看重书中的人物评价，力求不扬恶、不溢美，忠实地记录个人的眼光与看法。这样直来直去的文法，自然是与常见的那种傍附名人、谀辞阿世的回忆录是不同的。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所谓的优良传统，多是宁静致远，淡泊处世，口不臧否人物，哪里像赵俪生这般秉笔直书、口无遮拦的。
赵俪生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其间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算是一个进步青年。他回忆，运动后期，运动的领导人蒋南翔曾动员他参加党组织，他却回答说：“我读《列宁传》，读到马尔托夫的事。马尔托夫主张，有些知识分子可以邀请到党内作为党的宾客，而不需要他们遵守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列宁狠狠批评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当时肃反，‘契卡’已经把马尔托夫列入被整肃的黑名单了，列宁却弄来一张车票叫女秘书送去，让马尔托夫逃往西欧。事后，列宁想起马尔托夫说，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呀。我读过后，总觉得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听了这话，从此蒋南翔再也不找他了。也就是说，赵俪生骨子里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者，所以，他认为“左”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一种政治痼疾，如论“左”的来源，则是组织性和纪律性的过分强调，唯恐出叛徒、特务、异己分子等等，久而久之，这种政治的心理状态就凝固到政策和策略中去了。
自由知识分子特征之一，就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与判断能力。1948年，赵俪生在解放区跟大家一起唱歌，打头的一首歌就是《东方红》，而且歌词也与今天的不同：三山低，五岳高，毛泽东治国有功劳；边区办得呱呱叫，老百姓颂唐尧。
传主说他一边唱着，一边对“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一句有意见，《国际歌》里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救世主吗？还有“唐尧”二字，作词者还是费了斟酌的，没有用“秦皇”“汉武”这名字。很显然，这就是个人崇拜的滥觞，发展下去，就有了“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一直到“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等等。
当时的河南解放区农村，正在热火朝天地闹土改，一座古老的城墙大门两侧，刷着两幅大标语：“地主就是罪恶，农民就是真理”。对此，赵俪生也有自己的看法，因为有很坏的地主，也有不太坏的地主，如果抽象地、概括地来形容一个剥削阶级，说它“罪恶”也可以，但少了点“区别对待”。对“农民就是真理”这句话，更说不通了，马克思说过农民有其趋向革命的一面，也有小私有者的一面，所以它还需要革命的改造，需要工农兵的联盟。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自己去闹革命就必然走向大皇帝，刘邦、朱元璋无不如此。如果“农民就是真理”，那么平均主义、报复主义都会表现出来，岂不乱了套。于是，赵俪生把上述的想法写进了日记，后来又写进一本《从中原到华北》的小书里面，并准备出版印刷。新中国成立之初，三联书店打来电话，说书稿在渤海湾中遭遇蒋匪的炮舰袭击，沉入到海底了。直到“文革”时期，被关进牛棚赵俪生才得知，这部书稿就夹在他的档案里，并成了他“污蔑农民手中没有真理”的罪证之一。
自由主义者往往不识时务，独自高标，无所羁绊的。在华北大学跟成仿吾的冲突，即是一例。那是在北平即将和平解放、要进城接管大专院校的前夕。当谈到北平的教授们都要到军管会的文管会报到、并办理登记问题时，有人主张，无论年龄大小，必须亲自来报到。也有人提出，像陈寅恪这样的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虚弱的，由家属和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候，华北大学的副校长成仿吾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这是个态度问题！”赵俪生觉得这高亢的湖南话特别刺耳，心想，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作被征服者，叫他们来“迎降”的，不如就在文管会门前办个受降仪式吧。于是，他按捺不住，起来发言了，说读过一些列宁的传记，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知识分子要比中国的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他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来看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这一切，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三天后，赵俪生就被调离了华北大学，依照他自己的话，就是被“开除了”。
跟郭沫若的冲突，则是在1949年11月，赵俪生调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当编译的时候。有意思的是，早年赵俪生还算是郭的粉丝呢。但他亲眼看见郭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默默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赵俪生很是反感，个性又一次发作，就把这事情向《人民日报》反映了。此后，郭沫若写了一篇稿件《蜥蜴的噩梦》，让赵俪生去编，文中不点名地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有到台湾去殉葬。赵俪生认为，董已经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郭却还在考古所担任研究员，这样骂法合适吗？就问郭老能否改一改？没想到郭沫若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当年三十二岁的赵俪生觉得憋气，又年轻气盛，连写了三封辞职信，后来收到一张便条：“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
赵俪生自己说，他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头，总以失败告终，但在精神上却是愉快的。正如赵俪生的老伴高昭一所讲，赵俪生的人格有三个特点。一是天生的自由主义者，这天生不是先天遗传，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的新思潮所带来的；二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倡导宽容、理解个性，尊重独立思考；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追求知识，追求学问，孜孜不倦地耕耘着自己的事业。为此，赵俪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屡屡碰壁，而且碰得头破血流，但一生也没有改掉他那个性自由、棱角分明的脾性。作为华北大学的老同学、党史专家胡华回忆，反右期间赵俪生不甘寂寞，投出一篇题为《放的关键在于领导》，发表在《青岛日报》上。文中点名高教部和他所在的山东大学负责人不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胡华此时恰在青岛碰上作者，惋惜地表示：“你这么聪明的人，也被‘阴谋’炮弹击中了！”而赵俪生后来也是因为这篇文章被划为右派的。
有历史学者推崇，“解放前，中国高等学府历史课讲得最好的是钱穆，解放后，则首推赵俪生。”但仅仅讲课好，是没有用的。独立精神，自由意识，往往成为个体知识分子的致命伤。到了1958年，赵俪生被补划为右派，“文革”期间又以“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批判，一生颠沛流离，历尽人间坎坷。在国外，知识分子的定义有三层含义：一，社会的良心；二，智慧的传播者；三，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依照这个标准，如果需要在20世纪的当代中国推举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话，那么，笔者愿投赵俪生一票！
票友张伯驹
张伯驹，是老一辈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也是一个票友。张先生爱国，曾将中国传世最古老的书法——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和最古老的画——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等国宝无偿捐献给国家。到了1957年，张伯驹以言贾祸，被打成右派，从北京下放到东北吉林。张伯驹在1957年那场运动中的具体活动，读新近出版的张允和的《昆曲日记》，对此事有着详细的记载，此年的5月16日，运动已经开始转向了，张伯驹在一次有康生参加的座谈会上，还在不平则鸣地大放厥词，给领导提意见说什么“三不公”：即中外不公——外国好中国不好；新旧不公——旧的不好新的好；老少不公——对青年的好，对老年的不好。未及四个月，同年的9月2日，报上刊出消息，张伯驹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在沉寂多年后的1972年1月，在陈毅同志追悼会后，就有了一条关于他的传闻，说毛泽东在追悼会上看见一幅张伯驹写的挽联，备极称赞，说：“这挽联写得好，书法也很好。”于此可见他在诗词方面的造诣之深。后来，据说张老先生也因此得缘，从流放地返至京城。张伯驹挥泪写就的挽联如下：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20世纪80年代，张伯驹先生七十七岁时，曾著有《红毹纪梦诗注》一书，回忆自七岁以来，七十年间所经历过的菊坛史料，吟哦成诗一百九十九首收录其内。一生的前尘影事，曾见的旧年人物，均娓娓道来，如在眼前。纪事诗，是一种有别于传记、年谱、日记，以诗加“注”的方式来记载历史的文学体裁，而以纪事诗来记述自己一生所见所闻梨园掌故的，也只有文化奇人张伯驹的这一本奇书了，所以也有人把这本诗注称作集“艺、史、诗”于一身的好书。
这《红毹纪梦诗注》里面所吟诵的近代伶人，也往往有义举之行。诗中记载，清末甲午海战后，弱国无外交，李鸿章力主议和，代表大清王朝屡屡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招致民间物议沸腾。当年在京城唱苏昆曲的，有一个饰演丑角的名演员刘赶三，一日在舞台上演戏时，就敢公开嘲骂军机大臣李鸿章，冒出一句另加的台词：“拔去三眼花翎！”在有的人眼里，国家大事，与你一个戏子何涉？结果刘赶三无故受到责罚，一病而亡。要知道，这刘赶三原是演婆子戏的，也是老佛爷常捧的角儿，他在内宫演《探亲家》，能把真驴赶到台上，那老佛爷还得要赏驴钱。据人讲，西太后懂戏，唱得好不好，卖不卖力，她全知道，有点“顾曲周郎”的味道。那儿皇帝光绪，还会按声寻律，能在场边敲鼓点儿呢。事后，有好事者撰写联语：“赶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传遍了天下士林。
余派老生创始人余叔岩，也是一个刚正不阿、很有气节的伶人。当年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曾去过美国、苏联和日本演出，并获得博士学位，程砚秋也到法国演出过，有人劝余叔岩也到国外出演，余叔岩却有自己的看法，说：“吾国乃中华大国，而出演者皆系男扮女装，未免少失国体。”所以始终没有出国演出过。后来，上海青红帮头子杜月笙为祝贺家祠建成，遍约京沪名伶齐聚一堂演剧，独余叔岩一再约请不到，杜月笙便让人传话说：“如不去，此生休想再到上海滩！”余叔岩则回答：“宁可此生不到上海，也不去杜家演戏。”以一个地位卑微的伶人，敢与沪上一霸斗气抗衡，足见余叔岩不仅嗓音悲壮激越，性格也是刚直过人的。沦陷时期，梅兰芳蓄髭明志八年，不给敌伪演出，同样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还有那名伶姜妙香，忠厚谦抑，言语不多，被梨园中称为“姜圣人”。当年军机大臣袁世凯位高权重，被清王朝开缺后，一朝失势，福祸难测，连夜逃回了河南老家。当时亲朋好友，都怕株连，避之唯恐不及，哪个还敢去送行？可是只有一个姜妙香不避风险，亲自将袁世凯送到河南安阳洹上村，并住上几天。且不讲后来的袁世凯怎样成了窃国大盗，那是另一个话题，而当时姜妙香的这一义举，一时传为美谈。无怪乎张伯驹有诗赞道：“惜别亲朋无一个，却教风义出伶官。”
在民国四大公子中，除张学良嗜好京剧外，红豆馆主溥侗、袁克文与张伯驹都是超级票友，痴迷京剧，造诣超群，多种著述已有介绍。张伯驹结识余叔岩，得于他的亲戚、袁世凯之子袁克文的引荐。当时张伯驹继承父业，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平素的业余爱好就是醉心余叔岩的京剧。结识余后，张便经常请余到自己的书房来做客，余叔岩的所有收入全部存入盐业银行。偶尔遇有急需，存款不足付出时，张伯驹便为之垫付，等余有收入时再存上归垫。余叔岩对张伯驹在财务上的支持是十分感激的，他们的关系，在亦师亦友之间，所以也竭尽全力传授他学戏几近十载，而一般人所认为真正的余派传人孟小冬跟随余叔岩学戏亦不过五年。张伯驹《红毹记梦诗注》中记载：“余三十一岁从余叔岩学戏，每日晚饭后至其家，叔岩饭后吸烟过瘾，宾客满座，十二时后始说戏，常至深夜三时始归家，如此者十年。”还有，张伯驹的嗓音低沉，与倒了仓的余叔岩都是“云遮月”的沙哑嗓音，倒是很匹配的师徒二人。
1953年，香港出版了一本孙养农先生的《谈余叔岩》，里面谈到张伯驹先生的逸事。作者对他的印象是“为人风雅但生性孤傲，外貌落落寡合，所以跟他不熟的人，望之生畏而不敢亲近”，所以作者称他为“张大怪”。据记载，张伯驹与余叔岩结交之初，对戏剧完全是门外汉，大概连二黄西皮都分不清楚，学戏二十多年后，开口一唱就是十足的余派韵味，算是真正的传人。张伯驹曾自豪地说：“叔岩戏文武昆乱，传予者独多！”尽管如此，但他不算余的弟子，他们的关系，仅限师友之间。书中写道，张伯驹每次到余家，如果不学戏，就往余叔岩的烟榻上一躺，一言不发，听别人学唱。一次，孙养农带张伯驹看上海某名角的《四郎探母》，刚一开场，张伯驹听唱得不卖力。就起座离席，一口河南乡音喃喃有词：“前后门上锁，放火烧！”别人问：“烧什么？”他气鼓鼓地说：“连唱戏的带听戏的，一起给我烧！”原来他嫌唱得不好，要烧人家戏楼子。还有一次，正听着谭富英的《群英会》，那个饰演孔明的里子老生在台上大耍花腔，张伯驹听不下去了，就跑上台口，指着戏台上的演员就骂：“你不是东西！”骂完回头就走，弄得台上台下均为之愕然。这种举止，当然不足为法，但也足以证明张伯驹是如何爱护京剧，而痛恨破坏戏台规矩的人。
如此直来直去的性子，就难免以言贾祸。到了1957年，张伯驹被打成“右派”，从北京下放到东北吉林。张伯驹在1957年那场运动中的具体活动，从周有光夫人张允和的《昆曲日记》中，可看到详细记载。
再拿张伯驹的婚姻来说，有不少传记津津乐道的是张夫人潘素，也是极尽传奇的一个人物，从技艺超群的上海花界“江南第一美人”，到两岸著名的青绿山水画家。查年表，潘素在苏州与张伯驹结缡的时间为1932年，此时男方三十五岁，女方十七岁，正所谓郎才女貌，神仙眷侣。可是再看“文革”期间所写的“张伯驹自述”，张的原配李氏于1938年故去，继妻邓氏1948年离婚，此后，还有继妻王氏1952年离婚。也就是说，在潘素归于张伯驹之后，到1952年的三十年间，潘的身份与称呼，只能算是“妾身未分明”。到了张的第三个妻子离婚之后，潘素才算是名正言顺的张夫人了。
尽管如此，并不影响这如影相随的患难夫妇的伉俪情深。记得读过一则趣闻，说是“文革”后期，张伯驹从吉林回到北京，处境极为凄凉，一日到莫斯科餐厅（京城人称老莫）打牙祭，仅一盘一飧而已。此时，张还不忘系上餐巾，临走时还要把红汤装入餐盒，颤巍巍地带回给潘素品尝。这一细节，尤胜过诸多传记中的烦言琐语，让张伯驹的名士风节与对夫人潘素的关爱之情，跃然纸上。还有网上流传的徐晋如先生所辑录的一则士林轶闻，同样有趣，亦可看出张伯驹的纯性天然，我行我素。说张伯驹喜欢海棠，每岁海棠花开，便赴天津赏花填词。待到遭难之际，不复更为此游。其时北京中医学院有海棠数本，亦饶丰致，某氏遂邀张往游。行至半途，张内急难耐，竟蹲在街边大解。某氏后来对人赞叹：此真名士也。
不过，对自己这些怪异之举，《红毹记梦诗注》里是不曾记载的。作为张伯驹故乡的河南项城，曾是西楚霸王项羽的封地。张伯驹有一闲章，上刻“重瞳乡人”，典出《史记·项羽本纪》:“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何谓“重瞳”？就是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瞳仁。辛弃疾有词：“舜盖重瞳、堪痛恨，羽又重瞳。”意谓同样的人才相貌，为何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呢？其实，张伯驹、潘素夫妇并不是不想融入新社会之中，这对书画家夫妇也曾多次向毛泽东呈献精心绘制的书画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拳拳之心。尽管他们一生对国家、对民族做出过这么大的贡献，但作为旧时代的沦落王孙，畸人怪异，难侔于天，在大时代与大变革面前，穷困潦倒，坎坷蹇滞，似乎成了他前世注定的宿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