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燕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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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燕语——张燕教授管理随笔集试读：
从生活随笔到管理随笔（代序）
这是一本玩微信玩出来的书。两年前，一位朋友教我用微信。我加了一些朋友，然后就成了一只从不冒泡的“水牛”。可是，我喜欢时不时地刷刷朋友圈，因为我有一些很有趣的朋友。有一位朋友是资深“驴友”，有空就出去登山。我坐在家里已经跟着她登上了好几座高山、徒步穿越了好几个国家公园。
相对而言，我的生活是简单甚至是有些枯燥的。我的生活基本上是学校和家两点一线，而且家与学校之间只有五分钟的车程。除了上课时和学生有交流、在家里和我的先生及两个孩子有交流，更多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对着电脑，分析数据，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文章。所以，观赏朋友们的精彩生活，我是有点“临渊羡鱼”的意思。
终于有一天，我开始“退而织网”。那是在一次度假中，我远离电脑，四处随便闲逛，有点小小的感想，就随手在手机上写下来了。没想到发在朋友圈之后，有好多朋友点赞和跟帖，这让我很受鼓励。其实在那之前的十几年里，我已经很少写中文，也很少写与学术无关的文章。慢慢地，我青少年时期还算不错的中文写作能力逐步地在指尖恢复。有意思的是，我的大脑似乎对这两种写作制定了不同的程序：要写英文学术文章，我必须坐在电脑前；要写中文随笔，拿着手机更容易让我进入状态。
我开始用微信记录身边的事情和想法。这就像写日记，只不过这些日记是要与别人分享的。既然要与别人分享，内容当然要开心些、美好些。毕竟，没有谁愿意或者有责任去当别人抱怨生活的精神垃圾桶。为了记录快乐的事情，我就需要寻找快乐的事情；实在没有，就要创造出一些快乐的事情。譬如，喝茶时，把茶杯、茶点摆放得漂亮些。于是，一个快乐的瞬间就被创造出来、记录下来了。这样做，看起来可笑，但是确实起到了正向心理暗示的作用。不信试一试，穿戴整齐，对着镜子微笑，对自己说几遍：“我很开心！”然后微笑着走出家门，很有可能，你这一天就是开心的。相反，如果你总是对自己说，“我的人生很糟糕”，非常可能，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很（更加）糟糕。
如果只是这样，我的文章大概也就停留在“鸡汤文”的水平上了。可是，生活中，除了风花雪月，还有很多严肃的话题。对我而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2015年春节前后有关柴静及其关于雾霾问题的纪录片的争论。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从NBC的布莱恩·威廉姆斯的被停职看柴静及她的〈穹顶之下〉》。这篇文章得到很多朋友的欣赏及推送，让我很受鼓舞。由此开始，我试图用管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诠释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商业、管理问题，譬如企业高管突发疾病、死亡对企业的影响，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排放门”丑闻，以及谷歌的海外反垄断调查，等等。
我在《写作两类文章的随想》一文中谈到，写管理随笔与写学术文章有不同的目的，也有不同的价值。学术文章的写作与发表周期很长，注重理论的原创性和实证的严谨性。随笔类文章则侧重于时效性和对实践的针对性。因为这些区别，这两类文章通常是由不同的人来写的。我在本书中的文章算是做个跨界的尝试。尝试的效果如何，自然要由读者们来判断。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时事管理篇”，不仅包括了我对目前一些管理问题的分析以及对学术研究生涯的反思，而且收录了我以前发表的有关公司高管继任及公司治理的管理实践类文章。第二部分是“生活旅行篇”，记录了我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墨西哥等地旅行的观察与感想。第三部分是“子女培养篇”。如果说前两个部分分别体现了我作为一位学者和一个游客的身份标签，这一部分则体现了我的另一个身份标签：两个孩子的妈妈。我的女儿17岁，上高中四年级；儿子11岁，上初中（六年级）。这部分不仅包括了我的育儿体会，更有意思的是，还包括了我女儿的7篇文章。女儿是她们学校校报的记者和编辑，她的作文获得了美国“Scholastic Art & Writing”全国金奖（2016）和全国银奖（2012，2014）。希望她的文章能够使读者们管中窥豹，了解美国中学生活的一个侧面。
本书的出版得益于很多人的帮助。感谢我微信朋友圈的朋友们。你们的精彩生活丰富了我的生活；你们的点赞、跟帖及推送鼓励我把生活中的点滴记录下来。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林君秀老师和贾米娜老师。如果不是林君秀老师的鼓励，我就不会有把文章结集出版的想法。贾米娜老师是本书的责任编辑，她对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进行了仔细的审阅，纠正了我原文中很多语法、表达甚至事实上的错误。从这两位老师的身上，我再次体会到“北大精神”。
此外，非常感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陈劲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福斯特商学院的陈晓萍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李新春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武常岐教授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忻榕教授。这几位教授是我的良师和益友。感谢他们对本书的推荐。最后，感谢我的先生李海洋教授、女儿子檀和儿子子豫。我们一起创造了一份美好的生活，这份美好不仅藏在心里，还流露于指间、反映在这本书中。张燕2016年7月15日于美国休斯敦 第一部分 时事管理篇高管突患重病？这四招可缓解冲击波
今年国庆期间，正在人们享受长假的时候，有个不幸的消息传出来：滴滴快车的总裁柳青——很多人心目中的美女女强人，患上了乳腺癌。无独有偶，她的老东家高盛集团的首席执行官（CEO）兼董事长劳尔德·贝兰克梵（Lloyd Blankfein）于9月22日向公众宣告，他患了可治愈的淋巴癌并将接受治疗。也许有人会说，高盛的工作强度太大了（这也是实话），但事实上，这样的事情不仅仅会在高盛发生。10月15日，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刚刚上任37天的CEO奥斯卡·穆诺茨（Oscar Munoz），因心脏病突发而住进医院。这几例公司高管患病及其公司的处理方式可以为其他公司提供重要的借鉴。这些借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及时、透明地公开信息；第二，分离CEO与董事长这两个职位；第三，建立高管接班人计划；第四，关注与患病高管共事人员（尤其是董事会和高管团队的其他成员）的情感和精神健康。
及时、透明地公开信息
劳尔德·贝兰克梵患病后迅速地将自己的病情通知董事会、高管团队和公司的重要客户，高盛继而及时将这一信息披露给公众。相反，奥斯卡·穆诺茨在10月15日入院后，美国联合航空只在第二天发了一个包括47个词的简短公告，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官话。它的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目前只能猜测奥斯卡·穆诺茨的病情到底有多严重，谁会接替他来驾驶美国联合航空这架巨无霸“大飞机”。对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健康信息属于个人隐私。但是，对于上市公司的高管来说，他们健康与否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譬如股东、员工、公司客户和供应商。因此，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任何可能对其造成实质性影响（material impact）的信息。但是，各个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有很大的自由度去界定什么是有“实质性影响”的信息。滴滴快车作为一个非上市公司，没有责任向公众披露这样的信息，但是有责任向其投资者披露这样的信息。
对一个上市公司而言，及时、透明地公开高管的患病信息十分重要。这种披露虽然短时间内会引起动荡，却能够建立利益相关方对该公司的信任。反之，如果高管或者公司将此消息隐而不发（或者披露不足），则可能使得谣言满天飞，导致利益相关方对该公司产生不信任感，质疑该公司是否在刻意隐瞒重要信息。
分离CEO与董事长这两个职位
9月22日，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股东们因为对其业绩不满，希望通过改善治理结构来提高绩效，从而发起股东投票，希望能够迫使其CEO布莱恩·莫伊尼汉（Brian Moynihan）辞去董事长职位。美国银行股东的这次投票没有成功。劳尔德·贝兰克梵的患病，却提供了另一个理由，来说明分离这两个职位非常重要。作为高盛的CEO兼董事长，如果劳尔德·贝兰克梵离开岗位接受治疗，那么这两个重要职位将会同时出现空缺。反之，如果两个职位分离，万一有一个人出现意外，另一个人还可以行使领导职责。与美国上市公司相比，中国上市公司中CEO兼任董事长这个现象并不普遍。我对两国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中只有大约16％的公司其CEO兼任董事长；而在美国标准普尔500公司中，这个比例达到74％。总之，分离这两个职位不仅能够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还能够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建立高管接班人计划
这几例高管患病事件也突显了高管接班人计划的重要性。高盛内部人才济济，挑选劳尔德·贝兰克梵的继任者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如果高盛已有正式的接班人计划，那么预定的接班人就能迅速弥补劳尔德·贝兰克梵离岗所留下的空缺，从而减轻其患病对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奥斯卡·穆诺茨的心脏病如果很严重，就会对美国联合航空造成比较大的挑战。他的前任杰夫·斯密塞克（Jeff Smisek）前不久突然离职，他就任CEO只有一个多月。如果他的病情严重，美国联合航空就需要立刻再找一位继任者。
关于接班人计划，一个成功的例子是麦当劳公司。该公司两次在CEO突然不幸去世后都迅速任命了新的CEO，来保证公司的平稳运营。事实上，不仅是CEO，每一个关键的高管岗位都应该有接班人计划。精心安排的接班人计划能使公司更好地对抗危机，包括那些由高管严重疾病或死亡带来的危机。
关注与患病高管共事人员（尤其是董事会和高管团队的其他成员）的情感和精神健康
我及合作者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上市公司经历了独立董事死亡事件，这个公司的CEO对并购的欲望就会下降，导致并购数量和规模双降低。我们的这一发现与“创伤后成长”理论的预测一致。该理论认为，朋友的死亡会加强当事人对死亡的认知从而降低外部目标如声誉和财富对他而言的重要性。在这几个例子中，患病高管可能会使董事会和高管团队的其他成员意识到“我也会有这一天”！当疾病和死亡离他们如此之近时，他们就可能不再愿意努力工作、发展公司了。因此，主动关注与患病高管共事人员的情感和精神健康对公司来说意义重大。
意外很难避免，但是，公司需要并且能够建立必要的应对机制。分离CEO与董事长这两个职位、建立高管接班人计划这两项措施能够降低高管患病或死亡事件带来的动荡。及时、透明地公开信息能够建立相关利益方对公司的信任。最后，关注与患病高管共事人员（尤其是董事会和高管团队的其他成员）的情感和精神健康能够降低这些意外事件对其他人的冲击。总体而言，这些应对机制能够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意外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2015.10.21）大众汽车“排放门”之后的监管之栓
2015年9月18日，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柴油机尾气排放丑闻（“排放门”）在美国爆发。大众公司承认，在全球1 100万柴油机车型中安装了欺骗性软件。在尾气排放测试中，该软件能够限制尾气排放，让测试结果看起来很清洁。但是，当车辆在道路上正常行驶时，该软件则会关闭，尾气的排放量则可能达到法定标准的40倍。美国市场历来是大众公司的薄弱之处。大众公司试图销售大量“清洁型”柴油机车型来争夺美国市场，继而以此超越日本丰田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企业。因此，“排放门”对大众公司而言，不仅会导致巨大的财务冲击，而且对其全球整体战略也是当头一棒。“排放门”爆发之后的四个股票交易日中，大众公司的股价暴跌1/3，市值蒸发了大约260亿欧元（约合290亿美元）。公司CEO马丁·温特科恩（Martin Winterkorn）随即宣布引咎辞职。这次事件似乎是继美国通用公司的点火开关故障、日本本田公司的安全气囊问题以及丰田公司的“刹车门”之后，又一起发生在全球汽车行业中的产品丑闻。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大众公司的“排放门”与其他汽车公司的产品丑闻有两个重要的不同之处。
第一，在通用、本田和丰田的产品丑闻中，所涉及的车型直接导致了一些司机与乘客的身体伤害甚至死亡。举例来说，通用公司的点火开关故障被指责导致了至少124人丧命、275人受伤。对于现有和潜在的消费者来说，他们对此的感受可能是：“这个受害者可能就是我啊！”这种担心和恐惧感会使许多潜在消费者转而购买其他公司的产品。与此不同的是，在大众公司的“排放门”中，直接受到损害的是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是“公共品”（public goods）。对于那些环保意识比较薄弱的人而言，他们的反应可能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有些人甚至会说，那些大型越野车、卡车和跑车造成的污染排放比大众公司的柴油机车型还要大。因此，大众公司的“排放门”对他们购车行为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另外，由于是自然环境这个公共品受到了损害，因此我们很难明确地鉴别本次“排放门”的个体受害者。尽管一些律师正在努力发起针对大众公司的集体诉讼，但如何去证明个体消费者的健康已经被其柴油机车型的尾气伤害（以及伤害的程度），将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第二，大众公司与其他公司在它们的“犯错意图”上是不一样的。通用、本田和丰田的产品丑闻是其管理及运营问题的副产品。譬如，本田车型的安全气囊问题来自其供应商的产品质量问题。通用和丰田的产品问题源于其产品设计上的缺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三家公司在它们的丑闻事件中是无辜的。但是，最起码，这些公司并没有故意制造这些问题。与之不同的是，大众公司刻意在其柴油机车型上安装软件，以此来欺瞒有关监管机构，属于刻意欺骗。就如在刑事法庭中，面对同样的结果，被告方是否有犯罪动机及其犯罪动机的强弱，都会影响判决结果及量刑轻重。同样，这些公司在其产品丑闻事件中是否有明确的“犯错意图”，也会影响监管机构对这些丑闻的判断和归责，以及相应的处罚。
这两点差异意味着什么呢？这些差异决定了如何有效地处罚这些犯错的公司。在通用、本田和丰田的产品丑闻中，因为有消费者为此受伤甚至丧命，从而导致其他消费者转而购买其他公司的产品，因此，产品市场上的销售量及市场份额的下降可以视为对这些犯错的公司的处罚。另外，代表现有消费者的集体法律诉讼（class action）会迫使这些公司支付巨额赔偿。譬如，在通用公司的点火开关故障丑闻中，对124例死亡中的每一例，通用公司都至少赔偿100万美元。因此，法律市场对这些公司也起到了处罚作用。另外，今年9月初，美国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对通用公司开出了9亿美元的罚单。这样，产品市场、法律市场和监管机构共同处罚了通用公司。
相反，在大众公司的“排放门”中，由于受到伤害的是自然环境，而且又有很多消费者可能对此无所谓，于是，产品市场就起不到处罚作用。柴油机车型最大的市场在欧洲。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最新统计，2015年9月，大众汽车在欧洲的市场份额只从去年同期的11.7％微降到 11.3％，其总体销售量增长了约6％（欧洲市场总体销售量增长了约9.6％）。尽管现在判断“排放门”对大众汽车的销量和市场份额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不过，这些市场数据说明影响也许不会太大。此外，因为“排放门”的单个受害者难以识别，法律市场也很难起到作用。这样，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法律市场，可能都不足以处罚大众公司。
当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不起作用时，监管机构这只“有形之手”就成了最后的手段。在大众公司的“排放门”中，最有力的处罚方式将是监管机构（尤其是美国的监管机构）开出的巨额罚单。据报道，大众公司正在安排约65亿欧元（约合73亿美元）的资金，来应对即将到来的财务冲击。同时，来自监管机构的巨额罚单，还能有效地降低大众公司及其他厂商未来的欺骗意图。面对巨额的罚单，汽车厂商及其他行业的企业，会重新估算刻意欺瞒监管机构可能获得的收益和需要付出的成本。一旦它们发现成本远高于收益，它们未来的欺骗意图就会大大降低。
中国市场上，产品质量问题层出不穷。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有效的监管体系。第一，产品市场上的消费者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处罚措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三鹿集团的三聚氰胺奶粉丑闻。该丑闻从三鹿集团一家企业蔓延到整个中国奶制品行业。大中型城市的中国妈妈们集体罢购中国内地企业的奶粉，纷纷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等地购买奶粉。近来，有些中国内地奶制品行业的从业人员抱怨说，其实他们的产品质量堪比进口产品。譬如，他们的企业能保证鲜奶在24小时内被加工。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的奶农们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把鲜奶送到集中加工地。尽管如此，消费者依旧不相信、不买账。其实，消费者对涉及产品丑闻的企业及行业不相信、不买账，正体现了产品市场对企业的制约力量。
第二，美国的一些“高危”行业，譬如化工、石油等，有行业协会对本行业进行“自我监管”（industry self-regulation）。这样做的逻辑是，如果从业企业不把自己管好，一旦一个企业出事，整个行业就会跟着遭殃，政府就要来监管。行业“自我监管”其实是从业企业为了避免政府过度监管的主动行为。行业的龙头企业通常在行业“自我监管”中起到带头作用。一方面，是因为龙头企业有实力、有威望。另一方面，一旦出事，它们受到的损害最大。小企业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龙头企业却很难彻底离开本行业。中国的行业协会需要在这方面起到更大、更主动的作用。
第三，利用集体法律诉讼来处罚犯错企业。让大嘴美女茱丽亚·罗伯茨（Julia Roberts）获得奥斯卡影后的电影《永不妥协》（Erin Brockovich），讲述了律师代表一群受害者维权的故事。说实话，维权律师在美国的形象不太好，被认为比较贪婪，因为一旦维权成功，他们获得的利益比实际受害者更多。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否认他们的作用。让个体消费者、受害者单独去找犯错企业维权是一种很低效的方法，他们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知识去对抗大企业。维权律师牵头的集体诉讼相对而言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
第四，政府监管机构不可能什么都管，它们最重要的角色有两个：（1）设计及完善游戏规则，让市场上的各方，包括从业企业及其行业协会、消费者、律师等相互博弈、相互制约，让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充分发挥作用。（2）当市场的制约作用失灵时（比如大众公司的“排放门”），监管机构能及时补缺，对犯错企业处以重罚。
总而言之，只有建立一个多方参与、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监管体系，我们才能有效地解决产品质量问题，而不是总处在灭火式的应急状态。（2015.10.25）人文的力量及人性的光辉：2015年叙利亚难民问题之一
有时候，我们也许会问，人文作品到底有什么用？当然，好的小说、电影及摄影作品给人以愉悦感。饮酒、品茶、讨论一些人文作品，够范儿、够小资。除此之外，它们还有什么用呢？不能吃，不能治病，也不能把卫星送上天。
可是，有时候，人文作品却能够改变世界。2015年夏天以来，叙利亚等国的难民涌入欧洲。欧洲各国政府焦头烂额，却又束手无策，加强边防、停运铁路等招数都用上了。9月2日，一张照片登上各大网站及报纸。照片中，亚兰·库尔——一个三岁的叙利亚男孩——的遗体，静静地躺在靠近土耳其博德鲁姆的沙滩上。他和家人所乘坐的难民船在驶往希腊的过程中翻沉。每个生命都很珍贵，失去他当然是其家人的痛。可是，如果没有这幅摄影作品，他的生命，就如流沙，逝去了，却没有留下痕迹。
面对这幅摄影作品，我们无法不动容。不管是持有不同观点的政客，还是享受安逸生活的民众，都会意识到，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们不能假装难民是“他人”，发生在中东的事情与我们无关。德国今年已经接受了41.3万名难民，预计到今年年底总共会接受80万名难民。欧洲其他国家也逐渐开始接受难民。美国自己虽然正在为来自拉美各国的非法移民忙得焦头烂额，但也承诺要接受1万名叙利亚难民。
欧美各国此次接受如此多的难民，将来一定会有负面的影响，包括贫穷、失业、种族对立及社会治安，甚至一些恐怖分子也有可能混进来。即使会有这些可能的恶果，他们依旧向难民敞开大门。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这是一件对他们有利的事，而是因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绅士风度，不是看他有多少钱，而是看他在危难之际是否将生存的机会让给妇女和儿童。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有大国风范，不是看其国内生产总值有多大，而是看其在关键时刻是否向弱小民族伸出援助之手。当难民们高呼“德国”“德国”之时，他们已经用脚向德国投票了。向德国致敬！向默克尔致敬！
人文的力量，在于能激发人性的光辉。也正是因为人性中的光辉，才让人文的精神得以长存。（2015.9.10）人文与理性：2015年叙利亚难民问题之二
我在前文中讨论了“人文的力量与人性的光辉”。好友廖晖（美国马里兰大学组织行为学讲席教授）评论说，“人文作品的作用是，让大家看到了有血有肉的受难者，而不是一大群抽象的人”。她用心理学研究中所发现的可辨识受难者效果（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 IVE）解释说，“当人们能够清楚地辨识受难者的个性时，他们更愿意提供援助”。可是她也指出，“这其实不一定是理性的做法”。我非常同意廖晖的见解。人文作品所引发的人性光辉，不一定能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很多时候，最引人注目的事情，而非最重要的或最紧急的事情，得到了更多的资源。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依赖理性的力量。具体地说，尽管公众是因为同情可辨识的受难个体而捐助，但是捐助的受益者不应该仅仅是这些人，而应该包括其他类似的受难者。毕竟，这些可识别的个体，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还有那些与他们具有相同处境的群体。回到叙利亚难民这个问题上来，如果因为亚兰·库尔遗体的照片，仅仅他的家人得到西方国家的接纳，这是不公平的，甚至还有伦理方面的问题。如好友沈芳指出，与亚兰·库尔同船遇难的还有其他人、其他儿童；亚兰·库尔的爸爸可能就是“蛇头”，应该对这些遇难者负责。可是，既然因为这张照片的影响，西方国家向上百万的难民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张照片中的孩子是亚兰·库尔还是另一个孩子，亚兰·库尔是否有个“蛇头”爸爸，已经不再相关。
举另一个例子，关于某个失学儿童的报道，常常引发社会捐助。可是通过后续报道可能会发现，所捐助的资源被这名儿童的父母或其他人挪作他用。这样的结果显然会伤害公众的捐助热情。可是，最初的捐助模式本身就可能是非理性的。一个孩子的教育经费不需要一个社会的捐助；社会捐助应该面向失学儿童这个普遍的群体，而不仅仅是所报道的个体。
我们不仅需要理性来优化资源配置，还需要理性的制度来降低个体发挥人性光辉的成本与风险。现在，老人摔倒没人敢扶，几乎已经成为默认的规则。如果一位老人在地上哭喊，“扶我起来，我不讹诈”，这就是整个社会的羞耻。广东佛山的女童小月月被车两次辗压，18个路人视而不见，后来一个拾荒的阿婆将她抱走，这个故事中，车子所碾过的不仅仅是她稚弱的躯体，而是整个社会的良知。可是，我们似乎又很难指责那些观望的人们。不是每个人都是英雄。让普通民众不计后果地帮助他人，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需要建立一些制度，譬如，对恶意讹诈他人的行为的处罚。尽管每个人内心都有人文精神的种子，但这些种子需要理性制度的保护，才能绽放出光彩。
人文精神的反面是魔性；从人性到魔性有时候只是一念之差。反思当年争得沸沸扬扬的药家鑫案，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是个恶人，但他却做了无可挽回的恶事。他当时的想法我们不得而知。可是，设想我们能用理性的安排来确保，即使犯了错（当然应该尽量避免犯错），例如开车撞了人，因为有足够的保险和公正的法律，我们所犯的无心之错，是可以承担的有限责任。这样，人们是否更可能去承担这个有限责任，而非去铤而走险呢？
没有人文精神，不仅个人会麻木，整个社会都会沉沦。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变成“只剩下钱的穷人”。但是，仅仅呼唤人文精神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理性的制度，来降低个体发扬人文精神的成本与风险。我们需要理性的安排，让人文精神所激发出来的资源得到更为公平的、有效的、可持续的配置。（2015.9.13）谷歌如何应对海外反垄断指控？
随着欧盟竞争委员会对谷歌反垄断指控的加深，上周，印度公平竞争委员会也对谷歌发起了类似的反垄断指控。这些监管者认为谷歌滥用其在搜索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来提升谷歌在其他业务上的竞争地位；而谷歌的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竞争者的利益，还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还有哪些国家会加入对谷歌的反垄断指控？谷歌的欧洲反垄断噩梦会不会演变为一个全球性的噩梦？
谷歌如何解决这个令其头痛的问题呢？游说监管者或者公关活动等是常见的消除危机的手段。而谷歌最近新成立的母公司Alphabet则可能给它提供了另外一个战略选择。在上个月宣布的公司架构重组中，谷歌将其搜索业务（也包括安卓操作系统和Youtube视频）和其他的风险类项目（如无人驾驶汽车等），进行剥离。这个新的公司架构将会允许谷歌的创建者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这两人将直接管理Alphabet）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有前景但还不太成熟的风险类项目上。另外，华尔街的投资者非常欣赏拉里·佩奇的表态：“谷歌和Alphabet的其他业务将在财务上互相独立。”他们希望这个新的组织架构能够增强谷歌对投资者的透明度。
一个没有被提到但是非常可行的做法是，谷歌可以用这个新的组织架构来应对监管者的反垄断指控。需要指出的是，监管者介意的并不是谷歌在搜索市场上的垄断（谷歌在搜索领域的市场份额在北美达76％，而在大部分欧洲国家超过了90％）。这些监管者真正介意的是，谷歌是否用其在搜索市场的主导地位去提升其在其他业务上的竞争地位。因此，如果谷歌（更准确地说是Alphabet）能够在其搜索业务和其他业务之间构造一道防火墙，就应该可以减轻监管者的担忧。相比谷歌之前的公司架构，这个新式的伞形架构使得构造防火墙一事更加可行。
无独有偶，与此类似的是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美国监管者对一些投资银行的指控。对投资银行而言，其研究部门与投资部门有着利益冲突。在研究部门中，股票分析师为其所跟踪的公司股票评级，撰写公司业绩评估报告，在资本市场上承担着重要的独立信息中介的作用。他们对某只股票的推荐或不推荐，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投资者的股票买卖行为。然而，其投资部门却需要取悦客户或潜在客户以获得这些公司的投资业务。因此，投资部门会促使同公司的股票分析师去美化客户或潜在客户公司的绩效表现。因为这样的利益冲突，股票分析师的独立性、公正性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事实上，纽约州总检察长艾略特·斯皮策基于此对美林证券提出了诉讼。最终美林证券支付了1亿美元的罚金来进行和解。此诉讼案进一步引发了美国证监会对其他投资银行的调查潮。最后，除罚款之外，斯皮策成功地推动了华尔街投资银行的“结构性变革”，即在其研究部门和投资部门之间建立防火墙，以减缓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
诚然，谷歌成立Alphabet进行组织架构重组，并不一定是为了应对监管者的反垄断指控。因此，谷歌是否用这一招将取决于其与监管者的进一步博弈。如果监管者态度强硬，这次的组织架构重组将是一步明智的先手棋，使得谷歌能根据需要随时建立起防火墙。反之，如果监管者态度不强硬，谷歌的领导者将遵循他们原来的战略计划，集中精力开发那些有前景的风险项目。（2015.9.2）从小扎捐款谈美国社会的慈善捐赠
Facebook的创始人及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女儿出生之际，小扎承诺将捐出他在Facebook股份的99％用于慈善。按照现在的Facebook股价，他的股份价值大约为450亿美元。上周末，莱斯大学的校长邀请101位主要捐赠者到他家里，庆祝2015年[1]莱斯大学United Way活动圆满结束。我们这101位主要捐赠者的捐赠总额，也比不上小扎捐款的九牛一毛。不过，小扎这样的超级富豪的捐款和普通人的捐款，倒是更全面地体现了这个社会的慈善捐赠行为。
美国的慈善捐赠有其文化传统。很多孩子从小和父母一起去教会。在做礼拜时，有时会有一个小盒子传过来，收集捐款。捐多少不是问题，重在参与。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很容易培养出捐赠意识。
美国的慈善捐赠还有制度上的激励。最重要的制度激励当然是税收，因为慈善捐赠是免税的。对一个家庭来讲，如果他们的边际税率是33％，那么如果他们捐出1 000美元，实际上自己只出了670美元。
另外，一些公司为了鼓励员工捐赠，会对员工的慈善捐赠进行匹配。譬如，一位员工给红十字会捐了1 000美元，公司也会给红十字会捐1 000美元。这样，这位员工只出了670美元，却达到了2 000美元的捐赠效果。这样的制度环境可以调动人们的捐赠积极性。
莱斯大学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不能给其员工的慈善捐赠以匹配（本来自己就靠捐赠，所以不能拿别人的钱去做慈善，慷他人之慨）。最近两年，有位校董支持我们学校的United Way活动。员工给United Way的捐赠，他自己出钱进行匹配（当然有上限，否则他也扛不住）。果然有钱就是任性！
因为这些文化和制度的因素，捐赠就成为一种常态。每到年底，不捐点钱给孩子们的学校、当地的医院、红十字会、United Way，等等，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根据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对高净值家庭（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或者除了主要住宅之外的其他财产达100万美元以上）的调查，98.4％的这样的家庭在2014年进行了慈善捐款。
慈善捐赠不只是小扎这样的超级富豪的奢侈行为。普通人也可以尽一份心、一份力。年末欢度节日，也因为帮助别人来得更有意义。（2015.12.12）[1]United Way是一个著名的慈善组织。美丽的莱斯大学校园墨西哥度假胜地坎昆的商业模式和交易成本理论
从加勒比海的坎昆（位于墨西哥）度假回来，谈谈坎昆的商业模式吧。
坎昆的酒店区处于一个呈“7”形的半岛上，大大小小几十家酒店沿着海岸排开，大多数采用“全包”的商业模式。所谓“全包”，是指机票、酒店住宿及娱乐设施、所有的餐饮（包括酒精与非酒精饮料，以及24小时供应三明治、水果等食物）、税收以及小费全部包括。如果事先把机场接送也安排了，就可以做到预付所有费用，度假时只要带上好心情就可以尽情享受了。
这种商业模式比较接近于游轮（cruiser）度假，在其他地方很少见。坎昆为什么采取“全包”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对当地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在我看来，采用这种模式是用内部化（internalization）来应对因制度缺失所导致的高交易成本。这种模式虽然能够创造就业，但是不足以鼓励创业。
科斯（Coase）的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了经济学及管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企业的界限设在哪里？譬如，医院和学校这样的设施，可以企业自己办，也可以交由社会来办。同样，制造企业用的零部件可以自己造（make），也可以从独立的供应商那儿买（buy）。“造”还是“买”，做的业务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如何组织这些业务。“造”是内部化，“买”是市场交易。“买”所涉及的市场交易成本包括事先搜索合格的供应商、协商及签订合同，以及事后执行合同所带来的成本。“造”则涉及企业内部的协调控制成本，以及因（市场）竞争缺失所带来的效率损失。那么，何时“造”，何时“买”？企业的界限应该设在哪里？科斯的理论认为，企业界限的选择是为了让交易成本最小化。
回到坎昆的商业模式上来，坎昆显然具备足够的餐饮设施来满足游客的餐饮需求，但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这些餐厅都是独立的经营实体，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一方面，它们之间的竞争可能让它们办得更好、更有特色；但另一方面，当外国游客（坎昆大多数的游客来自美国及欧洲）来的时候，也可能是宰你没商量。事实上，坎昆的出租车宰客挺有名的：游客比当地人付得多，住在豪华酒店的游客付得最多。
在转型经济（或次发达）国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正常。在这样的环境里，游客比当地人相对富裕，这种差距会引起宰客的动机。同时，制度的缺失和监管的不力，又降低了宰客的成本。在这样的环境里，挥舞着道德的大棒，要求个体商户为了坎昆的集体旅游商誉而善待游客，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依赖市场交易来解决游客的餐饮需求，交易成本会很高。对游客而言，一日2—3餐需要找地方解决，每个地方都要仔细地看菜单和账单（这是一盘虾的价钱还是一只虾的价钱？），语言及货币的差异会进一步提高市场交易成本。相比较之下，“全包”这种模式将游客抵达后的餐饮、娱乐等活动内部化，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对游客而言，这种“全包”模式创造出一种轻松感：不用担心到哪儿吃喝到哪儿玩，也不用担心花多少钱去吃喝玩乐。这种轻松感和美景美食共同构成了坎昆的独特度假体验。这种体验更受有老有小家庭的欢迎。很多家庭是来了又来，有时甚至是几家结伴一起来。
这种“全包”模式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了。毫无疑问，这种模式能够创造就业，大大小小的酒店里的服务人员非常多。但是，这种“全包”的内部化模式却挤压了当地的创业机会。不仅酒店采取“全包”模式，附近的几家主题公园也属于一家公司所有，这些公园及附近的小岛旅游也都采取“全包”模式。游客要么待在酒店里，要么乘旅行大巴直接去主题公园或小岛，没有动机去光顾当地居民做的小生意。
事实上，当我们入住的时候，酒店前台建议我们避开当地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在离豪华酒店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些民房。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里，这些房子所在之处是寸土寸金，开个小酒吧、小餐厅，或者小旅馆，都是很好的选择；但是在坎昆，却没有什么用途。
总体而言，坎昆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大部分都被当地政府和大企业以及有背景的大家族攫取了，普通老百姓的收益有限。因为受益程度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增大。在这种发展模式之下，要进一步提高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准，光靠提高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已经不够了，而是需要政府的政策性倾斜，把更多的资源配置给社会底层的民众，包括其教育、医疗卫生及公共设施等。这个问题，坎昆的旅游经济如此，中国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亦如此。（2015.12.28）度假胜地坎昆听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三世谈古论今
今天下午参加全国公司董事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rporate Directors, NACD）的活动。主讲嘉宾是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三世（James Baker III）。老先生85岁，精神却非常矍铄。他分享了当年和里根总统、老布什总统、克林顿总统共事时的一些趣事。主持人和观众提了很多与时事相关的问题，譬如中东局势、2016年总统大选以及枪支管制，老先生都分享了他的观点。
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不重要，令人钦佩的是，85岁高龄的他，思维是如此严谨、反应是如此敏捷。如果前半段主持人的问题他还可以提前准备，那么后面的听众提问他肯定是即兴回答了，在这种情况下，却也是提问者话音刚落，他就开始回答了。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史实，还是今日的现状，他的回答都是内容翔实、逻辑清晰。
老先生还特别有幽默感。有人问他对共和党的热门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看法。他说，“1986年税改时，唐纳德·特朗普到我在华盛顿的办公室，‘教育’了我一通，就像他现在‘教育’美国民众一样”。他相信特朗普不会获得共和党提名。贝克先生当年离开国务卿职位后，克林顿总统建议他去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他说当独立董事有风险，演讲拿出场费倒是没有风险（调侃得好啊！）。果然，他当了两个公司的独立董事，都被股东告了。他一直回避家族生意，因为“成功了没有奖励，失败了却备受指责”。一个小时过后，当主持人说“好的，谢谢您”时，他回答道：“结束了吗？”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在笑声中，大家全体起立，鼓掌向老先生致敬。
贝克先生及其家族与莱斯大学渊源很深。莱斯大学的公共政策研究所就以他的名字命名（Baker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ies）。不仅如此，贝克先生的祖父詹姆斯·贝克一世，和莱斯大学的创办者威廉姆·马歇尔·莱斯（William Marshall Rice）是挚友。莱斯先生去世后没有继承人，他的管家拿出一份遗嘱，其中指定把他的所有遗产留给他的管家。詹姆斯·贝克一世是莱斯先生的遗嘱执行人。他在遗嘱中发现了一个错别字，觉得不可思议。莱斯先生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非常严谨的人，怎么会在遗嘱这么一个重要文件中有错别字呢？调查的结果是，管家和律师合谋害了莱斯先生，伪造了他的遗嘱。真相大白后，人们按照莱斯先生的初衷，用他的遗产创建了莱斯大学。所以，如果当年不是因为贝克老先生的祖父，也就没有今天的百年名校莱斯大学了。（2015.12.4）莱斯大学的奠基者威廉姆·马歇尔·莱斯先生（1816 — 1900）的塑像在校园中心参观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
今天下午去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拜访一位高管。第一次去，提前70分钟就离开了办公室。在高速公路上飞奔了半个小时，就到了该出的出口。心想，难得今天到得早。
一离开出口，我就糊涂了，整个找不到北。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要找的路还是不见踪影。稀里糊涂地一个右拐，我上了一条单行线，又被逼拐入一条正在修的路中。飞扬起的尘土中，只有几辆工程车，我沿着边道小心地前行。准备认栽了：打印出来了导航+GPS+谷歌地图，但就是找不到巨大无比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这已经不是“路盲”所能形容的。终于离开工地，横在面前的不正是我苦苦找的那条路吗？！果断右拐，继续向前。路尽头，有一块不太大的大理石，赫然写着“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
停好车，进入接待大厅。明快的现代建筑，摆放着简洁的沙发，不像石油公司，倒像硅谷科技公司。大厅中有个礼品店，陈设方式呈现一派休闲风格，堪比迈阿密沙滩上的小店铺。向右一看，我吓了一跳，一个哥儿们坐在高椅子上正在享受擦皮鞋服务。哥儿们，现在可是周三下午两点啊！接待大厅中有咖啡屋不奇怪，但它旁边竟然是做头发和指甲的休闲健身中心！难道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改行了？不再挖油采气，转做线上到线下（O2O）服务业了？
谈了两个小时之后，我对这个公司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依旧是行业老大，令人钦佩。但它也在尝试改变，适应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行业变化。总之，今天所见到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与我以前对它的印象完全不一样。（2015.7.29）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名主持布莱恩·威廉姆斯被停职看柴静现象
2015年春节过后，最热的话题莫过于柴静及她的视频《穹顶之下》。公众、朋友，甚至家人分成“对立”阵营。挺柴静的视她为女神，不容置疑。反方则质问，柴静女儿的肿瘤是否由雾霾引起。更有专业人士质疑她数据的真实性及论证的科学性。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18年的非环保人士，我自知没有资格谈中国的污染问题。我只想把柴静现象和最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电视网知名主持人布莱恩·威廉姆斯（Brian Williams）被停职联系起来，谈谈应该如何看待柴静现象。
布莱恩·威廉姆斯在NBC电视网工作了22年，停职前主持晚间新闻节目NBC Nightly News，是NBC的王牌记者及主持人。2015年2月[1]10日，NBC宣布布莱恩·威廉姆斯无薪停职6个月。事情的起因是他对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一些报道不属实。他自称2003年他采访时所乘坐的军用直升机被敌军击中并迫降。但是该直升机上的军人最近在Facebook上揭露他当时根本不在那架直升机上。另外，2005年在报道新奥尔良飓风卡特里娜（Katrina）时，他声称自己从法国区（French Quarter）（新奥尔良的著名商业区）的酒店窗口看到有尸体在洪水中漂过。可是当地报纸最近却指出，法国区当时基本上是干的，从他的酒店窗口不可能看到尸体漂过。
布莱恩·威廉姆斯当年是否在那架被击中的直升机上并不影响这样一个事实：（伊拉克）战争是危险的。同样，布莱恩·威廉姆斯当年在新奥尔良是否看到窗外有尸体在水中漂过，也并不影响我们相信卡特里娜飓风给新奥尔良造成重创。既然不影响，布莱恩·威廉姆斯为什么要撒这些谎？我们为什么要在意他撒这些谎？他撒这些谎是因为述说者（记者、作者等）的亲身经历，比起枯燥的数据乃至事实更能赢得公众的共鸣。我们在意他撒这些谎是因为这些谎言降低了他个人的公信力，让人们对他的其他工作产生了怀疑。
把柴静和布莱恩·威廉姆斯相提并论也许有点儿不公平，因为布莱恩·威廉姆斯捏造了事实，而柴静在视频中并没有直接说她女儿的肿瘤是由雾霾引起的。可是她说在大雾霾过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而她做这个视频的起因是因为她和雾霾有“私人恩怨”。 虽然她没有明说，但是毫无悬念地，媒体及公众把她女儿的肿瘤和雾霾联系起来了。在视频中，有很多感人的镜头。其中一个是，她女儿刚出生就要全麻做手术（有可能醒不过来），护士给了她一只小熊玩偶安慰她。那只小熊的罩衫像口罩一样捂在嘴上。既然她女儿在美国出生，出生后立刻做手术，那么这个手术应该是在美国做的。那么小熊为什么要捂着嘴巴？这些与主题并无紧密关联的细节，被用来吸引及感染公众。但是这些细节的运用，却有误导公众的嫌疑，从而降低了柴静的公信力，授质疑方以把柄。
布莱恩·威廉姆斯捏造他的个人经历虽然降低了他的公信力，但是并不意味着他所报道的事件（战争、飓风）不重要。同样，在柴静的视频中，她可能有夸大甚至误导的地方，但这并不影响她所报道的主题（雾霾及环保）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个视频之所以立刻引起这么大的轰动，不仅是因为名人效应，更重要的是这个主题击中了公众的痛处，引起了公众的共鸣。能够引起共鸣，聚焦公众的、政府的、行业的注意力于雾霾及环保这一主题，恰恰就是这个视频的意义。
在这个视频中，柴静还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也引起了很多争议，比如，她背后是否有利益集团，甚至“阴谋论”都成了争议的热点。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问自己：我们对媒体及媒体人的期望是什么？在我看来，他们的意义在于把公众的、政府的及相关行业的注意力聚焦于一些重要问题，如环保、人权、弱势群体的生存等。如果我们试图依靠他们去解决这些问题，那就不免幼稚了。柴静及她的团队花了一年时间、百万经费，制作这个视频。作为一个媒体人，这份认真、这份努力，值得钦佩。但是，如果指望这个媒体团队的建议能解决中国的污染问题，我们是不是让他们承担了其所不能承担之重任？
视频中有个不太讨喜的被采访对象。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前总工程[2]师曹某某说，我认为环保部门不懂。他的言论，在当今的舆论环境中，显然难以入耳，却并非完全没有道理。1989年，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瓦尔迪兹号油轮在阿拉斯加发生因油轮触礁带来的泄油事故，造成美国本土历史上最严重的环境污染。该纪录一直到2006年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 BP）在墨西哥湾发生深海井喷事故，才被打破。埃克森泄油事故发生后，阿拉斯加州政府及当地渔民质疑埃[3]克森的清理方案，因此错过了最初72小时的黄金清理时间。事后的调查证明埃克森的方案应该能够减轻污染的程度。同样，BP事故发生后，媒体在呐喊，律师忙理赔，去封井、去清理的还是油气行业的业内人士。这两个事故与视频中所讨论的问题（例如油品质量标准的制定）虽然不同，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对于油气这样一个技术复杂的行业，最好的技术、人才及资源都集中在行业内部。对这样的行业，完全靠第三方监管，不太现实；行业自我监管（industry self-regulation）需要作为整个监管体系的一部分。坏事的是“萧何”，解决问题还得靠“萧何”。你可以怀疑“萧何”的动机，却无法媲美“萧何”的能力。
话说回来，媒体不能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并不意味着其行动就没有意义。它们的意义就在于做其擅长的事：发牢骚，炮制“噪音”。在美国，有些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NGOs）自称“watchdog”，就是“看门狗”的意思。这名字虽然不太好听，却是定位准确。这些非政府组织专注于找问题，找到问题就不停地叫，一直叫到问题被解决为止。媒体的作用，大体与此相似。没有它们的牢骚，“萧何（们）”虽然有才，但可能会不作为，甚至做坏事。
总之，柴静及她的视频，不能因人废事，也没必要因事造神。看世界非黑即白，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这世界远比黑白来得复杂。媒体要影响力，企业要盈利，公众既要现代生活方式的便利又希望别人降污减排，都无可厚非，因为利己是人之本性。重要的是让利己各方互相监督、互相制衡，这样就可以做到充分披露信息，避免让某一方的私利及意见过度左右政策。只有如此，雾霾这个“公共恩怨”才能找到解决的出路。（2015.3.4）[1]http://www.usatoday.com/story/money/2015/02/10/brian-williams-nbc-suspended/23200821/(accessed on March 3, 2015)[2]视频大约1小时17分钟处。[3]Coll, Steve, 2012. Private Empire: ExxonMobil and American Power.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pages 1—22.[1]高管传承的艺术CEO继任：一个持久的挑战
几乎没有人会去质疑CEO继任对企业成功的重要性，但是大部分企业对此缺乏准备。美国全国董事协会在2009年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发现，大约43％的美国上市公司没有正式的CEO继任计划，61％的公司甚至没有紧急CEO变更预案（Miller and Bennett, 2009）。即便有CEO继任计划，大部分公司对此也并不满意。譬如，人力资源调查公司——公司领导力协会（Corporate Leadership Council）发现，2004年它们调查的276家大型企业中只有约20％对其高管继任流程表示满意（Charan, 2005）。CEO继任计划的缺失会将企业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美国银行最近就陷入高管继任危机中。其前任CEO肯·刘易斯（Ken Lewis）在2009年10月1日宣布他将于当年年底离职时，美国银行并没有现成的接任计划。当公司焦头烂额寻找刘易斯的继任者时，也就是2009年9月30日到同年12月15日这段时间，公司股价暴跌10％，然而同期道琼斯行业指数平均增幅为7.6％（Kassenaar，2010）。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下属的企业融资部在2009年10月27日发布的第14号司法公告中明确提出，董事会对高管继任有直接的责任。这一公告也赋予了那些希望董事会的CEO继任流程更加透明的股东们一定的权力。这份公告是这样解释的：
董事会的一个关键功能是提供高管继任计划，以保证公司不会受到领导者缺失的负面影响。最近的事件已经指出了董事会这一功能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性。我们承认，鉴于公司治理并不局限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CEO继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政策事项。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这一立场的提出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是，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内部晋升的CEO。这与最近20年来企业更倾向于从外部聘用CEO的趋势截然相反。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企业外聘CEO的内在原因，比较其与内部晋升CEO之间的优势和劣势，并最终为董事会如何更好地管理CEO继任提出指导性建议。追逐理想的CEO：为什么外来的和尚看起来更有“佛”相？
在过去的20年里，CEO继任呈现出从外部聘用的趋势。根据博雅公共关系公司（Buston-Marsteller）的统计数据，超过 1/3 的财富1 000强企业由外聘CEO执掌（Charan，2005）。为什么这些企业更愿意选择外部空降CEO而非内部人选呢？我们接下来将讨论这一趋势背后的主要原因。
外部空降CEO=战略变革=更好的业绩？
我们经常听到诸如“企业需要新的开始”这样的言论，因此需要外部空降CEO以便实施“大变革”。企业喜欢外部空降CEO是因为一种非常流行但不一定正确的观点，即外部空降CEO意味着战略变更，并进而带来更好的业绩。通常来讲，相对于内部晋升的CEO，外部空降CEO可以带来新的观点和经验，且不会受到和其他成员（如员工）之间已有的“社会契约”的束缚，更有可能在企业内部大胆地实施变革。因此，外部空降CEO不太会对削减成本和裁员这样的变革犹豫不决。
然而，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大胆的战略变革真的有利于改善企业业绩吗？答案是，不一定。很多情况下，这些变革有可能对企业是致命的，因为它们可能偏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果企业领导者缺乏对企业优劣势的正确认识，缺乏对竞争环境的准确判断，他们就很可能采取一些大胆但不合适的战略变革。相对于内部晋升的CEO，外部空降CEO通常缺乏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充分认识和坚实的内部根基。当外部空降CEO采取大胆的战略变革时，这些变革产生的业绩后果可能和我们预想中的并不一致。
内部候选者，看起来好无趣哦！
外部空降CEO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与人类的认知偏差有关。那些在企业电梯里或咖啡间里经常碰见的内部候选者，看起来好平常，甚至好无趣。那些由专业猎头公司包装过的外部候选者，有着明星般的闪亮履历，更让人感到激动。他们所呈现出来的全新的处事方式，会让董事会感到兴奋，相信在他的领导下，企业可以更上一层楼。相反，董事会对内部候选者的评估，会受到他现阶段职位的影响。譬如，董事会可能不知道内部候选者的战略思考能力，因为这些内部候选者从来没有机会去证明、呈现这一能力。
很多企业在寻找新的领导者时，非常注重他们的领导魅力。然而，领导魅力是难以被定义的，更不用说被度量了。为了保险起见，企业自然而然更关注那些已经在著名企业任职的资深管理人员。换句话说，候选者的领导魅力是通过其现任企业的规模和业绩度量的，即便其现任企业的规模和业绩与该候选者的个人能力和努力之间的联系仍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当一个企业聘用有非凡领导魅力的CEO，最终却得到一个令人失望的结局时，我们就无需感到惊讶了。
没有准备的董事会及其所依赖的猎头公司
如美国全国董事协会调查报告所显示的，许多企业并没有完备的CEO继任计划。当继任问题出现时，董事会基本上是毫无准备，因此需要依赖猎头公司寻找合适的CEO候选者。猎头公司通常对企业的内部候选者并不了解。通过查询自己的数据库，猎头公司最后会提供一份可供选择的外部候选者名单。由于这些猎头公司通常有数目不小的客户群，因此它们很难对每个客户企业的运营理念有深入的理解。
对外部猎头公司的依赖导致一大批企业共同追求一批有所谓“领导魅力”但数目有限的CEO候选者。这会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方面，企业可能会聘用一名个人能力与企业战略需求并不契合但具有非凡“领导魅力”的CEO；另一方面，因为对这群数量有限的候选者的追捧，企业必须给外部空降CEO提供超额高薪。
我们必须注意到，如果企业最终选择内部晋升CEO，猎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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