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家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江岚 主编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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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家国试读：

总序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是强国之路！1978年由中国共产党开启并领导的这场波澜壮阔的“时代之变”，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真正创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举世瞩目的惊世奇迹，全面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该到全面深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了！值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政界、商界、学界等社会各界都在认真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所具有的全球意义、战略意义。不过，有的是从感性层面，有的是从知性层面，有的是从理性层面，很多研究成果已陆陆续续问世。

改革开放既要依靠人民，还要为了人民。在这林林总总的研究改革开放史的成果中，除了宏大叙事的“改革开放全史”，也需要有以“人”为主体和主线的有血有肉、有过程、有成长、有故事、有细节的改革开放“个人史”。不仅因为改革开放改变了无数个人的命运，而且因为这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才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推动者、建设者和见证者，也是改革开放红利的受益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且在不同程度上，书写着改革开放的新篇章！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历史叙述应善于通过人和故事反映经济社会变迁、制度体制变革。改革开放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现场感”，是其他历史研究所不具备的。这种现场感对于理解、解释历史至关重要。

浙江文艺出版社以独特视角，以“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策划并组织出版的“我的四十年”丛书，着眼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人的命运的向好改变，选取“三种人”为主体，每一种选取四十人，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故事。

第一种，是我们国内的人民，这块土地上的主人，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亲历者、受益者。四十年来，他们经历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历史细节，经历了个人命运的变迁，全程体验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书写这种故事的这本书，叫《四十年四十人》。

第二种，是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到世界各国工作、生活的华人华侨。他们站在世界的坐标系和东西方文化对比的场景中，与祖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同频共振，以独特的感知和体验，诠释了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影响。书写这种故事的这本书，叫《四十年来家国》。

第三种，是改革开放以来，从世界各国来到中国学习、工作和创业的外国人。他们以“客人”的身份和视角亲历、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通过亲密接触和深度融入产生了认同感和归属感。书写这种故事的这本书，叫《亲历中国四十年》。

从茫茫人海中“随机”征集和“自觉”选定的这一百二十个人的故事，就是一百二十滴水，就是一百二十部史诗！汇集到一起，可以映见无数个人命运的发展改变，可以映见改革开放美丽故事的海洋，可以映见四十年来鼓荡的时代大潮和宏伟的壮丽史诗。这一百二十滴水也可以映见，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史不是一条平静的“内流河”，而是时刻与全球经济交融激荡的“世界性洋流”。这一百二十滴水还可以映见，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中国人、海外华人、外国人，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为了讲好这一百二十篇故事，三本书的主编以及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不辞一切劳苦，克服种种困难，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责任，加班加点，做了大量很有意义的工作。由于来稿的华人华侨生活在国外，有时差，编辑们都是在半夜三更与作者联系沟通，修改文章；在国内的外国作者则来自世界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讲不同的语言，为了跟他们沟通好，把文章修改到位，请了许多翻译和朋友帮忙。为体现全面性、代表性并富有创新性，三本书稿文章的征集，考虑到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角色、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作者的典型性。经过艰辛努力，呈现给读者的，可谓是一套“真实、立体、全面”地讲好中国故事、唱响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的丛书。

这套丛书最可贵的，就是立足于讲述“历史现场”中“人”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和真切感受，以鲜活真实生动的“个人史”体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成就。这是一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主题之书，是一部凝结个人发展命运的时代之书，更是一部有血有肉有温度的具备持久生命力的改革开放“史记”。

讲政治、讲故事、讲全面，善思考、善总结、善提升，重感知、重本质、重形象，是本丛书最鲜明的特点。

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讲好中国故事，也永远在路上！

屈建平

改革开放圆了我的电影梦

前些天，我去见了几位北京广播学院（2004年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1978级的老同学。席间，同学们提议今年还要再聚一次，庆祝1978级同学入学四十年。我突然心生感叹：这也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四十年啊！回望四十年前，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农村小伙，而四十年后的我，却是一个致力于将中国电影、中国故事推向世界的电影人。改革开放是开启我四十年电影梦的钥匙，也是载我驶向梦想彼岸的航船。回到改革元年

1978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和关键的年份。这一年春天，中国各个大学校园迎来了“文革”后首批通过正规考试“择优录取”的新生；《人民日报》刊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数学家陈景润成了当时中国拥有最高人气和最多粉丝的“全民偶像”；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揭开了全国上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帷幕……这一切都让知识、教育和科学重新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推动着人们思想上的大解放和中国历史命运的变革，同时也悄悄改变着一个少年的命运。

1978年的初春异常寒冷。在山西永济冰冻严寒的黄土高原上，我和一群浑身是土的青年人在夜以继日地从40米深的引黄大渠下面把冰冻的土块拉上堤坝。那一天，我拉着七八个青年突击队员从堤坝冲向大渠底部，因为堤坝上的同伴忘了挂上连接小车的挂钩和钢缆，我拉的车和车上的人从大渠面上翻了下去，我更是重重地摔晕在大渠底部的冻土上。我醒来的时候是躺在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医生说，不幸中的万幸，大难不死，只是有轻微的脑震荡。

母亲搀扶着我走出急诊室，迎面碰上我在永济中学读书时的历史老师——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罗鸿英老师。罗老师关切地问起我的情况，得知我刚刚经历的惊险之后说：“这一下摔得好！”接着，她兴奋地告诉我，全国高考恢复了，我可以去参加今年的高考了！她鼓励我赶快回学校复习功课，为高考做准备。那时没有电话，若不是这次巧遇，我很可能还在家劳动挣工分。那一年，我十九岁，高中毕业后，回村里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那一年，我们家拼命挣工分，依然欠生产队粮食款60元；那一年，我最爱读的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一年，在静谧无人的夜晚，我一个人浇灌麦田时，总爱大声唱《我们走在大路上》为自己壮胆……

三个月后，我以永济市文科预考第一名的成绩顺利通过了全国统考。同年10月，我以当年全校入学最优成绩进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艺编导专业，学习广播电视文艺创作。从此，我的人生和命运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毫无意外地，我也和当年一起进入大学的几十万学子共同见证了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核桃林里的成长与爱情

1978年10月5日，我乘火车经过长达二十小时的行程抵达北京。这里的一切对于来自农村的我来说都是那么新鲜，那么如梦似幻。到北京的第二天，我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心中的圣地——天安门广场。站在广场上，看着以前只能在书本上读到的建筑，我感觉我触摸到了心中的梦想。11月，我生日的当天，作为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我们有组织地来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伟人的遗容，怀想革命的岁月。走出纪念堂，我和同学们看到纪念堂东侧展出的呼吁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诗歌与文章。懵懂中，我感到一场波澜壮阔的新浪潮似乎已经把我们无一遗漏地推向了时代的洪流浪尖。

看不完的书、听不完的课、参加不完的课外活动是我大学四年的主题。我每日与文学、戏剧、戏曲、电影、音乐、美术、哲学为伴，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在那个物质仍然贫乏的年代，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精神世界富裕的快乐和浪漫。与我同屋的室友们都患上了“知识饥渴症”。那时，若有同学好不容易从外面借到一本世界名著，我们全宿舍同学一天内就会集体接力传阅完。新闻系（后来新闻系改编为文艺编导系等）的大课令我印象深刻：编采、摄影、文编、播音专业的一百二十多个同学当中，有农民、工人、军人、干部和知识青年。大家在一起畅所欲言，团结而融洽。我所在的文艺编导班里有三十位同学，其中最小的十五岁，最大的三十多岁，更多的是和我年龄相近的二十岁左右的毛头小伙子。同学们有的还不知恋爱为何物，而有的已经为人父母多年。在大学的四年是我们如饥似渴地更新知识、开阔眼界的四年，也是我思考封闭时代的青少年时光，体验绽放的青春年华的四年。那时候，因为各大院校的师资普遍短缺，各个院校之间优秀的教授互相代课。我们的戏剧导演课就是由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主任徐晓钟教授担任主讲。我是他的课代表。其他如音乐曲式学、美学和各种专业理论课都是由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专家授课。这样的优秀师资力量为我们毕生的事业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他们的人格也为我们此后的人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课余时间，酷爱写作的我写下了许多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我写的小说《春联》和其他作品被写作教授推荐给大学校园广播站，由播音专业同学朗读，这也使从农村长大的我和城市里的同学建立起了真挚的友谊。那时学校主楼的前面是大片的核桃林。课余时间，同学们都喜欢到核桃林里去读书、写作和交流。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平生第一段纯真的爱情也是从这片枝叶甜香的核桃林里开始的。那些年，我在恋人每天必经的花圃小径上眺望她的身影，并认定这个来自天山脚下的姑娘就是我生命中要寻找的那个终身伴侣。

1982年我毕业时，因为我成绩优秀，我的恩师——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学界的著名学者张凤铸教授提议让我留校当他的助手。留校的第一年，我受命担任了1982级文编专业的班主任。那年我二十四岁，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比我小四五岁的师弟师妹。此后我连续十年在大学里任教。我的学生许多都成为著名的电影电视导演、广播影视界的高级管理者和成功的企业家。这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给我生命的一份巨大的恩赐。依稀世外朱辛庄

大学毕业留校时，张凤铸教授曾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告诉他，如果留我担任电影学的教师，我必须去电影学院深造。老师同意了我的想法。1983年，北京电影学院要招收一届高级编剧导演进修班的消息传来，我立即报名参加考试。结果接到的通知是我被电影理论专业录取了，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电影创作才是我的最终梦想啊！不行，我要去尽力争取！张老师陪同我找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沈嵩生院长。沈院长很支持我的想法，让我去找主持导演系工作的周伟老师。周老师原是延安鲁艺的学员队队长，电影艺术界很多领导都是她当年的战友。我贸然前去，她能答应吗？我不太确定。我忐忑不安地来到周老师住的单元楼公寓，见到了慈祥又严肃的周老师。她问：“你这位同志为什么不服从组织分配啊？你学习成绩那么好，搞理论研究再适合不过了！”我坦然而诚恳地向她讲述了我想转修电影导演专业的初衷。我告诉她：“我心中认为，电影应该是导演的艺术。德国诗人歌德曾说过，‘理论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树常青’。所以我特别想去学习电影导演专业。”周老师听完我的话，沉吟良久说：“这样吧，你回去等消息！”

开学报到那天，我拿着写着电影理论专业的入学通知书走到文学系报到处，负责人在新生名单上竟然找不到我的名字。这时学院教务长走过来跟我说：“是屈建平吧？名单上没你的名字啊。谁让你不服从组织分配啊！”我当时蒙了。老师看我有点着急就说：“你不是找过周伟老师吗？到导演系去看看吧！”果然，我在导演班的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当时我心里默默地想：“谢谢周老师，谢谢你圆了我的电影导演梦。”后来，我才知道周老师早在1949年就参与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筹建和第一部故事片《团结起来到明天》的拍摄。1956年，她调到初创的北京电影学院任教。从延安鲁艺走来的周伟老师用她的爱心照亮了几代电影导演的艺术道路，后来她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北京电影学院授予的最高成就奖“金烛奖”。

从入学起，我和来自峨眉电影制片厂的韩三平、米家山，从西安电影制片厂来的黄建新、吕枫，以及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于晓洋，潇湘电影制片厂的薛宜昌、张欣，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尹黎明，珠江电影制片厂的潘志远，广西电影制片厂的毛健等有电影制片厂工作经验的同学一起度过了特别愉快的三年时间，看了上千部电影。那时，北京电影学院派出了最好的师资阵容来给我们上课，教授当中包括导演系的汪岁寒、谢飞、郑洞天、乌兰、江世雄、王心语教授，表演系的孙敏、林洪桐教授，文学系的黄式宪、汪流教授，摄影系的郑国恩、鲍肖然教授，美术系的王树薇、何宝通、宋洪荣教授，录音系的周传基教授等。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年？改革开放让我进入了电影梦想的家园。1996年到国外工作生活后，曾经在梦里回过一次依稀世外的朱辛庄，那片兀然挺立在广阔田地上的校园无疑是我生命中的电影伊甸园。投身电影电视事业

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我回到北京广播学院教授世界电影史论，并担任广播电视文艺编导教研室主任。当时没有教材，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了11万字的《世界电影电视艺术发展史》，甚至因长时间伏案写作落下了颈椎病的病根。我的讲课很受欢迎，别的科系的学生也来听我的课。我的学生们在结束学业后也陆续走上电影电视行业岗位，其中沈东后来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拍出了《太行山上》《建党伟业》等一系列好片。我教过的学生至今仍和我保持着珍贵的师生情谊。

1986年，米家山带领我和吕枫联合导演了反映铁道兵工作、生活、爱情的故事片《没有新娘的婚礼》；1988年，为了庆祝国际和平年，我带领着自己的学生们导演、制作了反映校园生活的电视剧《年轻的白杨》，并获得全国大学生电视剧评奖之“奋进奖”。

1990年，国家新闻出版界也面临着深刻改革的问题。我被调入人民日报社担任海天新闻事业发展公司总经理。从那时起，我深刻地认识到在这个历史转折时代记录下深化改革、探讨改革场景的重要性。我扛着摄像机走遍中国大地，拍摄了一批电影、电视剧：1989年编导《狼烟在这里消散》《紫塞明珠——承德》等纪录片；1990年编导反映北京舞蹈学院舞蹈教育改革的纪录片《明日舞蹈之星》，获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发的“星光奖”；1992年导演的电视连续剧《福兮祸兮》获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发的中国人口文化金爵奖；同期执导的影视作品如讲述连云港国有农场改革的《海滩上没有神话》、反映贵州农民从农耕生产转型矿产开发题材的《山那边的炮声》，都受到业内专家学者的关注和好评。1992年，《光明日报》发表著名电影评论家童道明先生的评论《青年导演屈建平和他的导演风格》；同年7月4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任重在《文艺报》发表评论《屈建平电视剧创作漫笔》。专家学者的评点指导和鼓励了我的创作。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电视机走进了千家万户，电视节目也变得丰富多彩，这为我提供了更多创作机会。1993—1995年，我参与策划、编导了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希望之路》《中国质量万里行》《质量管理与法制知识竞赛》等电视综艺晚会。1994年，我参与策划了北京电视台台庆电视晚会，并与北京电视台合作制作《海外红娘》等专题节目。

1994年，我和人民日报社国际部驻日首席记者孙东民联合策划，由我编导，由中央电视台与人民日报社联合制作了六集系列纪录片《中国人眼中的日本》。这部系列片在中央电视台和日本朝日电视台播出后，在中日两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1995年，我调入国务院新闻办所属的五洲传播中心担任影视部主任。其间编导了大型系列人类学纪录片《西藏人》。这部反映改革开放给西藏家庭带来巨大变化的纪录片，获得了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长纪录片奖提名，并有美国影评家撰文给予好评。跨越大洋筑新桥

1996年，我到北京读书工作十八年之后，有机会到世界影都美国洛杉矶工作发展，先后担任洛城双语广播电台副总裁、美国熊猫电视台（Panda TV）总经理。

刚到美国的那几年，美国社会和公众对中国政府和社会还有很多误解。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很难看到对中国的正面报道。为了忠实传播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信息，我带领编创团队根据美国观众的接受习惯，连续推出了关于中国海军舰队访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香港回归祖国的专题片，以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专题报道、关于西藏的历史人文专题片、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宗教发展的专题片等，在美国主流社会和华人群体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那时在美国还很难看到中国本土的电视节目，我萌生了将中国的电视节目引入美国的想法。在我们的努力下，湖南卫视的节目通过卫星进入了美国的千家万户。湖南台充满现代时尚气息的综艺节目让美国社会很惊讶。一家叫“回声之星”的美国卫星电视频道找到我，希望我能把更多的中国电视信号带到美国。

看到美国数字卫星频道技术拓展为中国电视传播所带来的机会，我很激动，连夜赶写了一份美国卫星电视市场分析报告递交给国内的领导和朋友。一年后，我很欣慰地看到大规模转播中央电视台和各地卫视节目的长城平台出现在美国。这个卫星平台提供包括央视4套、湖南卫视、凤凰卫视、东方卫视、安徽卫视等20多个频道的中国电视组合，把承载中国改革开放信息的节目送到北美的千千万万个家庭，帮助美国观众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社会实行改革开放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增进了中美两国间的理解和包容。

时间进入新世纪，我感到中美之间需要更深的理解和互信，建设一座影视文化的桥梁势在必行。受到在美华裔专家学者的鼓励，我注册成立了美国新桥传媒公司（New Bridge Media，Inc.）。公司成立后，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致力于推动中美高等影视教育交流；二是拍摄、制作宣传中国改革开放和华人在美生活工作的纪录片；三是促进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媒体交流。在2004年，我率先推动了南加州大学（USC）电影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两院校研究生共同制作纪录片的电影交流培训计划。隔年举办一次的国际化培训，给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提供了合作拍摄纪录电影的机会，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中美青年电影人才。其中，在这个计划中脱颖而出的青年导演姚婷婷，回国后执导了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等一系列影片，成为受到包括好莱坞在内的国际电影界重视的中国电影导演新星。

2002年，我和好莱坞友人合作创办了环球传播中心，建设了专为在美华人和访美影视专家提供服务的摄影棚。受到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鼓舞，我带领摄制组拍摄了《人间天堂》《上海的赞美》《四季如春》《爱的使者》《触摸生命》《光荣进行曲》《爱的呼唤》《哈德森》等一系列影视作品。我在纪录电影创作中采用了影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在影片中使用了大量真实数据，通过实地采访挖掘当地的历史渊源，以小人物的视角向美国民众讲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层面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报道杭州新气象的纪录片《人间天堂》引起了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重视。总统曾委托美国驻华大使去杭州实地考察。通过实地访问之后，大使盛赞影片拍摄的真实性和艺术魅力。在此期间，我还策划制作了《环球论坛》等电视访谈对话节目，并采访、报道了美国前总统卡特和美国华盛顿州华裔州长骆家辉。现场报道了江泽民主席及中国海军舰队访美事件，为中美友好交往积累了大量珍贵资料。用世界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

在美国运营新桥传媒公司期间，我结合美国好莱坞影业公司把影视制作与影视乐园结合，把电影产业链延伸到文化旅游、时尚品牌等各个领域的成功经验，开始思考如何在祖国搭建一个以影视制作为先导，以影视乐园为支撑，以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为动力，以电影产业和金融资本结合为驱动，具有综合产业功能的影视园区。在分析了大量好莱坞成功影片之后，我领悟了好莱坞进军世界电影市场的奥秘，那就是创造一种根植于全球文化并且超越地域文化限制的好莱坞世界电影语言。比如《狮子王》和《花木兰》，它们都是把很大的故事主题放在一个可以被全球观众普遍接受的家庭架构当中去展开，从而获得巨大成功。也就是从那时起，一个“用世界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的构想在我心中发芽了。这成为我立志回国发展电影产业的动力。

有一次，我在出席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活动时与乔治·卢卡斯相遇。卢卡斯先生关心我回国发展电影事业的计划。他问我：“中国国内的人才怎么样？”我说：“恐怕现成的不多。”我问他培养人才有什么诀窍。他说：“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去培养。”卢卡斯先生的建议成为我回国发展计划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在思考回国打造智慧城市影视乐园的计划时，详细考察了太阳马戏团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成功模式。作为一个全球著名的旅游城市，拉斯维加斯原本就已经具有了吸引个体人群的娱乐元素，通过引入太阳马戏团和其他高端演艺团体，这个城市成功地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家庭度假人群。

拉斯维加斯的成功经验让我深刻地领悟到在中国打造集影视、娱乐、文化、旅游为一体的高端产业园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有太多的传奇故事等着我们去述说；中国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无数的秀美山川等着我们去赞美；中国五十六个民族里，有太多值得挖掘的传说和神话等待我们去传扬……宏大的中国历史文明传承为我们打造新一代的影视文化作品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和源泉。

在美二十多年，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宝贵的文化价值囿于我们较为闭合的文化环境和自弹自唱的非市场化产品模式，在世界上的影响有限。我们过去习惯了躺在先辈所创造的文化安乐窝里心满意足，而改革开放要求我们将文化在传承的基础上发展推广，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我很高兴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内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有着巨大经济效益的直接现实。所以，我觉得我们理应吸收以好莱坞为代表的世界性文化传播方法和体系，把中国的优秀文化和民族情感价值通过我们的努力传向世界。看到《卧虎藏龙》《花木兰》《功夫熊猫》这些以中国故事和形象为题材的风靡全球的电影都是好莱坞制作的，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2014年，我应中信国安集团邀请，怀揣着在美国多年的影视文化产业梦想回到我学习成长的地方——北京，开始在中信国安第一城打造京津冀地区第一个高标准的影视基地。基地于2016年投入使用，致力于打造全流程的影视制作服务体系，配备了国际一流的全数字、网络化、集群化的电影特效制作硬件，以及影视后期音视频制作系统。依托功能完善的中信国安第一城，基地同时为客户提供影视拍摄、餐饮、住宿等一体化高端服务。面对影视人才短缺的现状，我按照乔治·卢卡斯先生对我的鼓励和忠告，与我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合作，在基地开展高端电影人才培养。和好莱坞著名电影艺术家合作，选定散发着历史醇香的宝贵的中国文化IP（知识产权），打造面向世界的电影作品。我在美国的梦想“用世界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成为创建电影基地的目标和使命，也是现在基地的宣传标语。如今，基地的一、二、三期，共6万多平方米的高标准影视基地已经成为京津冀地区电影产业连接世界的桥头堡。来到这里的电影界同行无不交口称赞这个代表着新时代水准的国际化电影基地。我期待着与国内外优秀导演和制片人合作，让灿烂的中华文明成为走向世界的绚丽的电影篇章。

1978年改革开放的实施，为我这个生长在黄土高原的农村孩子提供了走出黄土地、走向北京、走向世界的命运机遇。我在北京就学、实践、历练的成长经历成为祖国改革开放前十八年的生命见证。1996年，我因为工作需要远赴美国洛杉矶，深入美国社会和电影电视传媒实践，了解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优势和动力所在。2012年回国后，我看到祖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深深地感慨改革开放实在是利国利民的伟大历史变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早年出国勤工俭学，开阔了视野。他亲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深思中华民族开放之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铺就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我们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见证人，深深地感谢他和中国领导人顺应世界潮流，率领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开放。我要把余生贡献给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我的心不仅要赞美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所发生的历史性的改变，而且要呼唤未来持续的改革开放，为祖国带来更大的变化。我很希望再活四十年，见证未来的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1995年在电视制作间1995年拍摄《西藏人》留影2002年在美国好莱坞2017年好莱坞著名制片人汤姆·德桑托（Tom DeSanto）先生来访中信国安新桥影视基地2017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国文化IP电影如何走出去论坛”合影2018年在中信国安新桥影视基地接待外国客人

王琛发

岁月散记：北望神州改革开放四十年

我出生时，祖父母已经不在人世，父亲是在槟榔屿出生的第二代华人，年轻时候遇上抗日战争，义愤填膺，与同学们回华共赴国难，之后回到马来亚，在贫民区当中医师，以收费廉宜服务群众，也不再参加任何社会团体。老人家一直到终老，都坚守着组织原则，甚至不向家人提起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任何事情。母亲则常常提起，她在十四岁那年遇上一位刚满十八岁的女子，那位女子办了赴马护照却不愿成行，母亲就顶替了她的身份，从广东台山乡下一路跋涉到广州，出海往槟榔屿寻亲。她后来找到我外祖父母，就留在当地一家裁缝店替人缝制布纽扣，靠着手艺过活。

1949年以后，不论是马来亚还是后来重组的马来西亚，当地华人在接下去很长时间是集体陷身在以冷战、排华、反共为主旋律的国际氛围中，家家都有个回不去的故乡。父亲生前一再提及，他最大遗憾是祖父墓碑上刻着“雷州海科”，但他所有兄弟姐妹却没有一个能够回去。

1974年，中国和马来西亚正式建交，当年马来西亚全国大选，执政联盟把马中建交作为执政成就，尤其在华人选区宣传，结果取得大胜。可是，那个时候，中马双方的建交，其实主要是政府与政府之间交往，并不包括人民之间的自由往来。所以，我们家里也像其他邻里亲友一样，小心处理从中国家乡的来信，阅读以后务必不留痕迹。每当母亲收到舅舅从家乡寄来的信件，家人还是像从前一样，父亲看完了信，向母亲读一遍，解释说明，就把信封连带信件一起拿到厨房的灶头边，推进风炉口内灰飞烟灭。

那时候这种处理中国家乡来信的方式，也不是只发生在我们这个地区。比起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取消华文教育，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规定公开场合不准公开使用中文，马来西亚的华人幸福得多了。那时候大家都是如此小心翼翼地过活。大家确实在报章上读到马中建交的新闻，在市区看到执政联盟大选时在墙上四处张贴马来西亚领导人在北京与毛泽东握手的图像，可是现实中大家都知道家中不能藏有毛泽东的相片，即使是来自中国内地的信函也不能私藏。他们担忧，一旦被人发现，可能会遭受各种反复审查。一直到80年代，马来西亚军警仍然和马共互相交战，政府也严格限制中国内地书刊进口。当时人们长期无法来往祖籍地，与中国内地的亲人隔绝千里，又难以直接互通书信，于是便造成“水客”这种古老行业得以延续。人们要想联系亲人，可以由水客把信件带到香港，替大家从香港寄出信件，又在香港设立收信地址，把信件收集了带回南洋分发给大家。

水客行业其实很传统，自清代便有。他们最初除了帮助南洋的华人与故乡亲人互相通信，还帮助双方互通有无，比如带钱、带货、带药。但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马来西亚（当时叫马来亚）的水客只能来往于香港，个人是不能进入内地的。而南洋华人的家乡亲友，当时缺乏各类物资，生活非常困难。内地亲友一旦生活拮据，若能发信到香港，拜托来往于马来西亚的水客或者居住在香港的亲友，请他们转达信件给南洋亲人，就能得到生活物资上的帮助。当个别水客应付不来时，“银信业”生意就旺了起来——自清代以来就有这样一个行业。一般水客只能代理收信和接信，做不到带着大量款项前往香港，银信公司则发挥向南洋散户集中收钱的优势，把款项汇到驻港对接单位，再设法将现金分散存入指定的账户，赚取佣金和汇率的差价。而不少大型中药商，本来就在香港设站采购内地药材，也会兼做此等生意。

如此的历史场景，是我们自小的槟城记忆。也不知道从几岁开始，每两三个月，总要随着母亲乘坐市内大巴，到市中心叫作“牛干冬”的那条大街，在其中一条横街转角，找那位坐在路边点着油灯帮人写信的伯伯。母亲告诉他想要告诉广东家乡亲人的话，他一边一字接一字地重复，一边一笔一笔地写下来，写完后总要说“加一句话结尾吧”，续上一句他总要念出来的“盼望将来两地安好，家人团圆”。然后，这封信就被母亲带到中药行，交上柜台。母亲接着就从提着的大纸袋里取出旧报纸包着的钞票，交给站在柜台后头的那位年轻人，由他点算开单。记忆中，那位站柜台的叔叔似乎很熟悉每个人，只看看信封上的名字地址，就微笑回应母亲：“又寄钱给你哥哥了。”

一直到80年代中期，我上了中学，那时方才明白，许多人家都如我父亲，明明懂得中文，也不会私下写信，宁可花几文钱，拜托像那老伯一样的专业写信人。主要是大家知道，如此书信往来，是半公开的事，只要个人不曾冒险犯禁去直接接触中国亲友，书信内容又是由与政治毫无干系的第三者代笔，证明只是讨论生活和问候的家书，这大批没封口的信件会随着货船去香港，是当局预料中的事，因此也安全无事。而且，我也逐渐明白，那个年代，母亲天天一针一线替人缝衣，挣来的钱，不只支持一家度日，还要接济广东乡下的亲人。更多年后，我也终于感受到，为何每次母亲去寄钱，父亲陪她走到门口，总是怅然地望着远方天空。

直到1990年，马来西亚仍然没有全面开放人民自由行走中国。街头写信的伯伯已经不在了，母亲给舅舅的信由我代笔，但我还是会延续那位不知名老伯的结尾用语：“盼望将来两地安好，家人团圆。”那也许是老人把个人愿望推己及人，替别人写信总会劝告添上这句，大家不约而同地接受，又反映着人同此心。

我们那一代马来西亚华人的童年到少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度过的。睡觉前总是听父亲低唱抗日年代的歌曲，讲马占山在东北抗战的故事，母亲也会断断续续讲述一些父亲不太想提起的个人事迹。1974年以后，根据两国友谊原则，家里开始不定期购买唯一合法输入的中国刊物《人民画报》。那年代入境发售的《人民画报》，其特色是每一期都有检查部门的痕迹，有时是撕掉一两页“敏感内容”，有时页面会出现涂上黑杠杠的段落。

到1978年，邓小平访问马来西亚槟城州的自由贸易区，两国的交往开始亲密起来，报章上关于中国的正面报道也越来越多。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开始传唱《龙的传人》，后来也流行台湾歌手罗大佑的歌。然后，再到了1985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原来在1978年担任副总理时接待过邓小平——这年首次访问中国，回国以后其对中国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自那个时候开始，他除了认定中国会崛起外，反对西方霸权的同时也反驳西方的“中国威胁论”。马哈蒂尔在任内提及中国人民正走向富裕，曾很形象地形容说，过去中国人民只能尽量节俭，有人煎鱼时也设法从鱼皮上刮下薄薄一层油，保留到未来使用；而在他主政马来西亚的年代，中国成为马来西亚昂贵棕油的主要进口国。

可是，那时候的马来西亚政府显然还得尽量边妥协边消除过去英美对华冷战在马来西亚留下的影响。1987年，我在马来西亚念书，同时在报馆兼职学习，听说政府的反毒委员会代表团到中国，要邀请“刘三姐”剧团访马为反毒基金演出筹款，还得有一位马来西亚安全单位人员随队，所有从中方人员处拿到的名片，都得交给他。但不可否认，那时中国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已经让马来西亚不愿忽略对华经济互动，对双边开放往来酝酿着更大信心。所以，虽然80年代初还都规定，不论赴华治病，还是因特殊理由到中国探亲，都需要个别申请，回到马来西亚还得例行公事接受安全部门审查，年轻人也还是难以访华，但排期申请回中国的老人也真不少。不一样的“外资”

1990年以后，又是一番滋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加强引进外资。1990年以马哈蒂尔为首的政府允许马来西亚人民自由赴华旅游，到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深化改革开放，这时候有很多马来西亚华人涌向华南各地，他们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少小离家老大回”，有的却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华人，踏上祖先的土地，是为了替逝去的长辈完成遗愿，会见未曾见面的亲人。当时，广东和福建一带的外资当中，开始出现一些特殊的“外资”，投资者主要是来自新、马、泰三地的华人，身份是外国人，却熟谙华南方言，特征是大量起用原籍家乡的亲友协助工作。

90年代，我已经在马来西亚政府工作，又在韩新学院兼职，组织政府会议，或者课余遇上学生家长，总是听到其中的华人商家、社团领袖聊起他们访华所见或者在华投资项目。其中一位说，他自小没读过书，战乱中辗转流浪到马来西亚，这次回到家乡，村里人告诉他未来孩子的生活方式不能不转变，不管到城里还是进入工业区工作，都得要读过书，学会些基础知识。他于是回到马来西亚便取出一笔定期存款，拿去捐钱建校，希望帮助家乡的孩子接受基础教育，将来好找工作。又过了几年，他再说起这话题，已经记不清自己捐过多少马币，也不记得换算人民币的实际数目，只是鲜明地回忆着当时全村放着鞭炮欢迎他，他回到祖屋，恭恭敬敬走向父母的黑白遗照，在他们笑容底下挂上新建学校的彩色全景照片。

另一位上市公司的老板，在马来西亚是数一数二的开发商，他回到家乡投资房地产开发。当地政府以双方联营的方式，将土地交给他规划投资，而地方政府每次销售房屋成功，也不是以现金回报外来投资方应获的盈利，而是代替以新土地开发权；他只得再找钱投入下一次土地开发，资金不够则从马来西亚套取现金。最后发现，若父辈故乡的政府继续这种措施，自己仅仅靠一家马来西亚公司，根本支持不了；要是他找更多人合作，当地政府销售后又继续以土地开发权代替现金给投资方，让大家没有现实的盈利，只能恶性循环无限制扩大投资，即使有再多资金也无法维持下去。这种情形，后来由马来西亚政府出面与中国相关部门沟通，受到了中国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最终得以解决。中国政府的态度，确保了更多外资敢于到中国创造梦想。

这些遗传了祖辈拓荒冒险精神的南洋华人，为了亲近过去梦里回不去的家乡，不惜带上多年在海外积累的微薄资金，乘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航船一路前行。他们将自己原来长期对外往来形成的企业文化，与地方政府和当地民情磨合，虽然有的成功，有的因时机条件不成熟最终失败，但这些或成或败的投资者，有别于当时许多讲究精确、裹足不前的西方投资者，他们在寻找机会的同时总不离家国情怀、祖籍情结，既提供了资金、经验，也不在乎技术转移，给中国带来了大量就业与学习外国工商业的机会。这些从外国回来的华商，正是许多地方工业走向现代化的奠基者之一。数十年后，中国工业与科技投资走向全世界，实现了无数华人祖辈“科技救国”“中国现代化”的未竟遗愿。南洋数代华人历经南洋排华与战乱的沧桑，也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风风雨雨，到今天依旧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响应者和坚定支持者。

归结起来，南洋华人回报祖国、建设家乡的家国情怀，其实源自当地传承祖先文化的影响。在南洋的华裔家庭，先人的墓碑、设在家中的灵位，往往都会刻上其中国家乡的名称，又或者同时刻明依照中国某个宗族村落族谱，是第几代传人。碑上文字，叮嘱着后人，这文字表述着爷爷奶奶梦里想念的故土。包括马来西亚华人开国元勋之一陈祯禄，纵然他强调马来西亚华人生于斯、长于斯，拥有当地开拓主权，必须认同当地是祖国故乡，可是其墓碑上刻了中国福建漳州的“竹黄”，说明他主张华人对脚下土地要有感恩与归属之情，实源于中华文化报本反始的情感，既要开枝散叶又要不忘根源。华人子孙年年上坟扫墓，日日晨昏家中都要向祖先牌位上香，大家自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久了就对那片没有去过的祖先土地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而这份童年回忆，永远带着温润的感情。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给南洋的华人华侨提供了一个释放家国情怀的窗口，共同的文化搭起了沟通的桥梁。这些返乡投资的华人华侨，说不来普通话，却能操一口当地人听得懂的乡野方言，忙着回乡祭祖、捐建学校、讨论祖业。久之，许多地方政府针对华人华侨招商引资，总结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个模式。陌生的故乡人

90年代中期以后，我一直在外国生活，等到2001年才重新踏入中国。最初是到暨南大学访学，接受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的聘任。住在暨南大学专家楼的那几天，有机会在校园溜达，也有机会遇上一些在校的本科同学，当他们知道我是个“外国人”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特别热诚活泼。这和上个世纪90年代初感受到的北方同学的节制有礼有相当大的差别，让我感到陌生而欣喜。当时我想，这些同学相当积极正面，普遍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又各自有着学成报效祖国的抱负，而且对外国的新知充满求知欲和好奇，这真是祖国的幸运。还记得当时有个学习企业管理的女同学告诉我，她的理想是分别到英美留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但不是为了未来当企业家或高管，而是想学会西方最先进的理论，回到校园教书，促进中国未来形成和世界接轨的竞争优势。我不知这位萍水相逢的“故乡人”后来是否实现了她的梦想，但我记得我当时告诉她和她的同学，清朝改革派思想家郑观应回应立志倾产报国的南洋首富张弼士，在书信往来中说过，“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现在回想那时的感受，改革开放的时代趋势，造就了那时的中国青年开始人人自信有能力也有权利编织个人的梦想。每个人实现自己的梦想，汇聚在一块儿，就成了未来的中国梦。

我第一次出差到中国学习，就住在北京。那时中关村还没有闻名。每天从东总布胡同走路上大街，再乘着车子去中科院，路上总对北京满是自行车的特色感到好奇。有一次到潍坊游玩，要赶回北京，乘坐的是一架在沙地弹跳着起飞的双螺旋桨旧军机，夜晚降落在曾在卢沟桥事件中被日军轰炸的南苑机场，下了飞机回北京城内，一路上看到北京郊外破落的泥墙小屋。很难想象，二十多年后，那个当年在同行的马来西亚朋友眼中只能说是穷得要命的雄县、容城、安新三县一带，已被规划成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的新区；我们以为偏远无人的三环以外，现在天天教人担心堵车；“第九届中国猎车榜”颁奖礼上发布的《2017年数字化汽车报告》，已经说明现代汽车将是一台可供人类乘坐以及指挥它在网上办事的机器人，也由燃料引擎转向电动引擎。

近二十年后，有故人来访，我以马来西亚某院校常务副校长的身份主持中国科学院院长讲座，会上笑谈自己当年离开北京的两大遗憾，第一就是回到马来西亚后所学长期无处施展，学未致用，第二就是当年未曾痛下决心在丰台园拿下哪怕是一小块地皮。过时的演讲

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令人感觉“换了人间”。当年日本侵华，封锁中国沿海，是先从北方攻占旅顺进而扼制辽东半岛，经过上海，穿过台湾海峡，再包围广州湾直至海口一带，形成阻碍中国出入深海的环带。那时，日军封锁整条沿海线，也即意味世界各地援助中国的资源受到阻隔；而国人的回应只能是继续全民悲壮抗战，数十万军民开通与保卫滇缅公路，由数千名回国华侨机工冒着敌人轰炸的危险来往运输物资。而到了21世纪，全世界最繁忙的二十大港口有九处位于这条沿海线，这些中国港口的共同特征就是应国际需求一再扩展，向全世界输出“中国制造”；而当年华侨机工洒血流泪的沿途，也迎接着系列陆路规划，尤其是以高铁连接中国与东盟各国城市与港口。相应的是，自2000年至2015年，昔日企图封锁第一岛链阻止中国通海的国家，不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其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占有率正一再缩小；相反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在预测，中国在2017—2021年会经历每年6%左右的经济增长。

我们这一代人也随着同一段时光，由童年、少年到壮年，逐渐将步入老年。我们在童年体会和继承上一辈家乡远隔、亲人分离的悲情，又看着因冷战阻隔的中马关系走向正常，也看着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出现由量到质的提升，走向和平崛起。1974年，马中建交之初，双方贸易额大概只有2亿美元，而2017年马中双边贸易额已达到2906．5亿马币（约711亿美元），中国已连续九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这中间，过去固化的中国印象，也会带来疑惧的插曲。不过，中国人民的生活改善，还有他们在国内外的消费能力，足以说明中国已经有实力向他国提供有利于双方经济交流的自家模式。当初马来西亚考虑向中国游客开放自由访问时，有掌事高官想象着中国人民中贫穷者相对较多，不可能有人自费旅游，甚至担心意识形态差异。为了让这些高官理解，中国政府安排他们到上海等地访问一趟，结果许多昔日反对开放旅游的，后来变成每逢假期就往中国飞，马来西亚旅游部还直接到中国“抢”游客。某个机构的驻华经理是我的一个研究生，后来又担任过上海世博会的马来西亚馆馆长，她和我分享过在本世纪初大家常会遇到的趣事：马来西亚官员代表团，初时很多人因没有到过中国，的确常抱着自冷战被灌输的固化印象，不带太多现金到中国；而一旦他们发现所到城市的繁华程度超过之前去过的好些地方，而且购物商场的名牌产品都比马来西亚同样牌子的产品款式更为时髦且便宜，我们这些长期来往中国的，便成为大家集体商借人民币的提款机。

我们这一代对中国的印象，确实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天翻地覆。到2009年，“银信业”已彻底成为历史记忆，我至今还遗憾这个课题难见有人深入研究，好好写篇论文。那一年，在广东省政府主办的世界客商大会做主题演讲，《梅州日报》的记者采访我，我说：各地方依靠“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系列模式招商引资，初期固然有助于引进海外华资，可以改变地区经济的落后面貌，但从全球化局势来说，中华民族已经有了全球落地生根的优势，足以形成遍布世界的商讯网络。当国内实现普遍小康时，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主流，肯定是全球华人互动配合，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同时由中资支持各国华人投资企业形成双赢，而不再只是侨资“跑回家”。

四十年前马来西亚曾有极端政客诟病华人私下汇钱救济中国亲人，好像极大损害国家经济似的；现在则变成从政界、学界到商界都在争论“中国投资”和“中国贷款”，反复辩论中资大举入境是利是弊，由此也保证了不少研究人员的饭碗。

等到2017年，我很高兴我在2009年的中国印象又得以转变，那时的演讲内容逐渐“过时”。最大的差别是，上个世纪，上一代人要求我们牢记19世纪40年代以来列强围伺、枪炮与鸦片登陆进来的屈辱，牢记先辈赤手抗暴的悲愤；到了这个世纪，各国已经不能不关注中国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和向全世界“走出去”的开放格局，我们不得不考虑什么是迎向新时代的新型大国责任。所以，我这一年在第二届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丽水论坛上发言，关注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情境，认准国际华人资金面临“物联网＋人工智能”的趋势，讨论其家国情怀内涵如何结合中国优势，以便各地相应配置良好的投资氛围、完善的校企互动和终身学习等机制，增强对外引“智”以及在当地造“智”，把“增值”转向“创智”“创值”。

从2009年到2017年，我个人讨论华人华侨商业的论文、演讲，经常是写就不多时即又想要更新补充，既要跨学科又要跨界，似乎总是处于过时状态。现今中国日新月异，我的演讲须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段一段岁月散记，如梦归故国的脚印，见证民族复兴的过往点滴。

谢崇通

来自中国的“安全感”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想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在这四十年里的非凡成就，它不仅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同样惠及了世界。我是一个泰国华侨，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在泰国创办电脑公司，从事安防设备的研发生产，与国内同领域的公司交流、合作，参与和见证了中国安防设备在泰国落地到备受欢迎的过程。我十分欣喜，今天的泰国友邦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安全感”。一、给自己开路

1963年我出生于广东汕头的一个小乡村，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我正读中学，1985年从广州航海学院毕业。1991年，我在舒适的校园里担任团委书记一职，此时广东省个体经济已经遍地开花，全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不甘平淡的我决定放弃公职，出去看看。就这样来到了泰国。当时的泰国经济比较发达，被称为“亚洲四小虎”之一。我初来乍到，一开始没有明确目标。但我明白，很多行业老一辈人都已经做了很久，资源积累集中，特别是建筑、钢铁等传统行业都已经有一些大财团在经营，年轻人没有基础很难取得大的成绩。我一边做着轮船驾驶员、文书等工作，一边暗自寻找突破。

文书工作有许多时候是打字，那时的泰国，很多人还是用打字机打字，但是，旧式的打字机打完后有错误不能更改，造成很大不便。我是第一批开始用电脑打字的，这给了我踏入IT行业的机会。我在工作中发现，这里的Windows 98操作系统只能有两种文字，中文和英文，或者英文和泰文，市场上还没有一款兼容中文、英文、泰文三种文字输入法的电脑。而作为中国人或者一些来泰国创业的华侨，他们的公司需要中、英、泰三种文字输入。怎么办呢？经过缜密的计划和研究，我成功开发了兼容中、英、泰三种文字的输入法，将其挂在Windows 98系统上。我顺利赚到人生第一桶金，由此确定了IT行业的发展目标。1995年，我创立了华星电脑公司，开始销售具备中、英、泰三种文字输入软件的中文电脑，凭借着良好的使用体验和用心维护的市场口碑，我们的产品逐渐在泰国家喻户晓。1999年，泰国国王普密蓬陛下会见中国国家领导人，以及泰国王后诗丽吉陛下访问中国时所用的中、泰文资料翻译和中文打字、排版设备全部是由华星电脑公司提供的。我们是当时泰国唯一能用电脑专业排版的公司。

现在回忆起来似乎很简单顺利，但其实中间的过程是非常曲折和不容易的，我们刚开始在泰国推广我们的产品的时候，真的很辛苦，也受了很多委屈。20世纪90年代，泰国经济很发达，人们收入很高，加上泰国一直与欧美国家联系紧密，所以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习惯使用欧美和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产品。当时泰国的IT产品主要来自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中国大陆的产品很受歧视。不过，客观来讲，我们当时的技术、设备确实与欧美日韩比有很大差距。因为被嫌弃，所以即使很便宜，人家也不会买，不放心用我们的产品。为了让大家用得放心，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产品都是不要钱的，让大家免费用，用到一定时候，没有出问题再付给我们钱。这已经是非常低姿态了，可即使如此，有时候还是会被拒之门外，所以当时真的很受打击。为了向客户推荐产品，苦等好几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中文电脑销售的成功大大增加了我在IT行业发展的信心。2000年我正式组建TCT集团，创立DTECH品牌，开始经营电脑配件进口和销售业务，随后将业务范围扩展至电脑周边产品，公司效益持续稳定增长。与此同时，祖国大陆的电脑使用迅速普及，IT行业发展迎来高潮。我抓住时机，于2000年4月独资成立了广州帝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并销售电脑周边产品。到现在，帝特的业务范围除了中国，也遍及东南亚、中东、非洲和美洲等地区。二、给中国品牌开路

2000年前后，也就是我们组建帝特、创立TCT集团的那时候，中国的产品无论是在技术、设备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快速的飞跃。在泰国，我们的产品受到了广泛的认可，中国品牌的名声逐渐响亮起来。

2005年后我们成立了威达视科技有限公司（WATASHI ENGI⁃NEERING），从事安防监控业务。我们始终以销售中国产品为主，积极提升中国安防产品在泰国及全东南亚的品牌影响。我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泰国军、政、警、商及社团，并与曼谷各方始终保持着紧密、持续的战略合作关系。除了研发自己的产品，我们还一直是中控智慧、海康威视、浙江大华、宇视科技等中国自主安防品牌在泰国最大、最主要的代理商，也是小米的代理商。通过联合中控智慧，我们也努力在泰国的监狱安防系统、指纹识别、车牌自动识别等领域积极推广中国制造。我们已累计在全泰国销售安装了500多万个监控摄像头，截至目前，仅在曼谷地区，88家警署的监控系统、上百家政府机关单位的安防监控设备、超过1000个路口的监控硬件，全部由我们提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及世界各国主要领导人访问泰国期间，沿途及各主要活动场所的监控系统及相关配套设备也主要是我们提供的。如今，TCT集团是泰国规模最大、产品最齐全、服务最全面最完善的安防解决方案供应商，是安防监控领域的领头羊。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泰国IT行业的起步期入行，紧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节拍，拥抱了祖国科技进步的成果，适时地引入和推广了中国品牌，成为这个行业的获利人，成为中国品牌在泰国的市场开拓者和发展见证人。在这一过程中，对于泰国来说，公共安全级别不断提高，民众的安全感大大提升。

2016年11月，TCT集团还为全曼谷最主要的华人华侨聚集区唐人街免费搭建了全套的安防监控系统，实实在在地为改善华人华侨在曼谷的安全状态贡献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份力，这也受到了中国驻泰大使馆、曼谷各大侨领、泰国警署、广大华人华侨和周边人群的一致赞扬。泰国举行重大的全国性庆祝仪式和重要节庆活动期间，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或需要临时加设视频监控设备及相应安防系统时，也主要由我们提供服务。

到今天，很多泰国人提起我们中国产品，特别是华为、联想以及我们代理的大华、海康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看到中国的安防产品在泰国发挥作用，我非常欣慰和自豪，说那是来自中国的“安全感”，是名副其实的！三、为智慧安防搭台，促生新的行业标准

当然，中国产品在泰国的推广，也遇到了一些阻碍，其中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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