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军事百科(第一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宋涛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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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军事百科(第一卷)试读：

前言

军事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和稳定的象征，在国家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全面而系统地掌握军事知识，是我们每一个人光荣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们进行国防教育的主要内容。

军事知识所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我们只有分门别类地进行了解和掌握，才能全面而系统地掌握相关知识。

军事科技是一切科学技术的先锋，能够极大地促进基础科技的发展。军事科技不仅用于发展军事武器装备，用以巩固国防建设和促进和平发展，还逐渐转化为民用科技，它极大地提高我们的日常生活水平。发展军事科技是我们提高国家整体科学技术水平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优先进行国防建设，优先发展军事科技。

军事战争既有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也有进行武力占领践踏正义的侵略战争，但不论什么战争，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我们都应当避免发生。我们既要反对侵略战争，呼唤世界和平，尽一切努力避免各种形式的战争，但也要积极参与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

军事人物既有和平的护卫者，也有发动战争的恶魔。无论是

军事领袖

军事历史是我们了解人类发展的主要窗口。军事与政治向来是相伴相随的，军事历史是政治历史的演绎，也是政治历史发展的高潮。任何一个朝代或者一个国家的开始与终极，都是伴随着军事战争的开始或终极。军事历史使政治历史更加集中与清晰，更加丰富与生动。我们要了解历史发展的概貌，首先就要了解军事历史发展的脉络。

总之，学习军事知识，加强国防教育非常重要。特别是学习现代军事科技，加强现代国防建设，更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为此，我们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的军事历史研究成果和军事科技发展概况，编撰了“世界军事百科”丛书。本套书系共计24册，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武器装备篇”，主要包括陆战武器、空战武器、海战武器、常规武器、现代武器、古代军事等内容；第二部分“战争战役篇”，主要包括古代战争、近代战争、现代陆战、现代海战、现代空战、现代会战等内容；第三部分“军事人物篇”，主要包括军事领袖、军事元帅、军事将领、军事英雄、战争元凶、军事枭雄等内容；第四部分“战史军史篇”，主要包括欧洲战史、亚洲战史、非洲战史、美洲战史、军事历史、作战谋略等内容。

本套书系内容全面、史事详尽，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系统性，是广大读者学习了解军事的良好读物，也是广大图书馆珍藏的良好版本。军事领袖

阿育王

阿育王是古印度伟大的统一者，他积祖、父之余威，东征西讨，使整个南亚次大陆基本上都归入了孔雀帝国的版图，使印度成了一个空前强盛的帝国。在帝国的创建和国家的统一上，阿育王是印度史上的第一人。就这一点而言，他将超越印度4000余年的历史而不朽。

阿育王的祖父旃陀罗笈多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人物，他率领孔雀帝国抵御了外族的入侵，并在北印度地区大肆扩张，经过多年的征战，他统一了北印度，这是古印度历史上的第一次。旃陀罗笈多的征战活动为后来孔雀帝国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旃陀罗笈多的勋业对阿育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两位伟大的人物缔造了古印度最为辉煌、最为强盛的帝国。

前273年左右，阿育王继承了帝位，成为一强盛帝国的统治者。即位后的阿育王继承了其祖父统一古印度的遗志，就像半个世纪后东方的秦王嬴政横扫六合、席卷天下一样，阿育王也开始了他在南亚次大陆的征战与统一活动，一个时代已悄然来临。

征服战争是残酷的，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每一寸土地的夺得都要经过流血与牺牲。战争是历代帝王将相名垂史册的良方，但万千遭屠戮的百姓何辜之有？伟大的亚力山大大帝东征，在小亚细亚、中东等地一再屠城；长平之战，赵国40万降卒被坑杀；古罗马人将征服城市的居民杀的杀、卖的卖，这一切都充满了血腥。我们在欣赏历史上那些著名统帅、军事天才的赫赫战功时，不应忘了战争是无情的，不朽勋业的背后是数以万计的尸骨，是一个个血流成河的悲惨场面。

阿育王的征服战争逃脱不了血腥，可以说阿育王是用被征服者的鲜血浇灌出了他古印度第一人这一地位的。据历史记载，阿育王时代，帝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征服是对印度半岛的揭陵伽国的征服，这也是孔雀帝国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征服战争。揭陵伽国依赖外贸，很是富庶，他们对阿育王的征服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阿育王最终还是征服了揭陵伽国，阿育王对揭陵伽采取了毁灭政策，他在那里屠杀了10万人，掳走了15万人。

征服了揭陵伽，阿育王已基本上完成了对南亚次大陆的战争，阿育王也因他的统一勋业而被写入史册。从此，在整个印度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幅员空前的统一的强盛帝国，阿育王高居于帝国的权力宝座之上，俯视着匍匐在他脚下的亿万臣民，志得意满。2.统一南次亚大陆

在亚洲的历史上，常出现一些强盛的帝国和伟大的征服者，如纪元前的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以及后来出现的孔雀帝国和半个世纪后在东方出现的秦帝国，这都是声名赫赫、影响深远的帝国。伴随着帝国的出现，一个个伟大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也在历史的舞台上开始了他们的活动，像

居鲁士

秦始皇

阿育王在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后，采用各种手段加强自己的统治，他掌握着帝国的军事、行政、司法的最高权力，而且阿育王还极力神化自己，他称自己为“诸神的宠爱者”，是带人形的伟大之神，这就像秦始皇称自己为天子，是代表无所不能的上天统治天下苍生的，都是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寻找根据，神化自己的统治。在阿育王时期，帝国的专制统治达到了顶峰，阿育王一方面神化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国家机器的功能。在阿育王之下，有太子辅佐朝政，并设有顾问和贵族会议，在边远地区设总督加以控制，而总督多由皇子充任，另外特务机构也遍布全国，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孔雀帝国是以武力征讨而建立的，所以，阿育王手中有一支在当时所向无敌的庞大军队，它成为阿育王对内统治的重要工具。3.大力弘扬佛教

阿育王在统一了南亚次大陆后，为加强对庞大帝国范围内的臣民的控制，他开始利用佛教，把它作为加强精神统治的工具，大力提倡佛教。

在征服了揭陵伽之后，整个印度基本上都归属于阿育王的帝国，他拥有庞大而无敌的军队，已没有明显的对手了，阿育王以后的任务就是如何治理其帝国了，这时，他想到了在印度流传已久的佛教，它作为一种精神上的鸦片，可以为他的统治服务。于是阿育王便故作姿态，宣布在帝国内要用“法的声音”代替“战鼓的响声”，他要让佛教充当他统治和征服人民的工具。

在揭陵伽战后，阿育王在其帝国范围内大力弘扬佛法，教导人民服从忍让，开始使佛教成为国教，这可从遍布全国的刻石中看出。同时，阿育王还对其他传播于印度的宗教如婆罗门教、耆那教等宗教持宽容态度，利用它们作为麻醉人民的工具，以利于其地位的巩固。

在阿育王的支持下，大约在前253年，在孔雀帝国的都城华须城召开了佛教历史上著名的第3次“结集”，即是进行佛教经典的编纂。此次集会历时9个月，使佛教经典最后成型，经律论三藏皆备。在进行了大规模的佛教经典的整理之后，阿育王派大批僧侣到全国各地去宣扬佛法，向人们灌输佛教教义，以便于他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统治。除了在国内发起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外，阿育王还广派僧侣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去传教弘法。

这样，在阿育王的大力提倡与支持下，佛教不但在印度盛极一时，而且还开始走向世界，在亚洲地区广泛传播，佛教开始成为世界性宗教。随着佛教的流布，佛教经典也随之流出，当时佛教的南传北播，其书写经典的语言也出现了分野，南传锡兰的佛教，其经典是用巴利文写就的；北播中亚内陆的佛教，其经典是用梵文写出的，后来中国接受的经典大多是用梵文写成的。

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流布广，影响大，特别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对各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佛教流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与中国文化互塑，形成了独具中国色彩的禅宗佛教文化。

阿育王大力倡导佛教，其本意在于加强自己的统治，但却在不经意间使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对人类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使他成为人类佛教史的重要人物。居鲁士1.亚洲的统治者

居鲁士是古代世界的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是古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帝国之一的波斯帝国的创始人。他从一个小国之君，在短短的十余年的时间里，灭掉了西亚的3个强国：米底亚、吕底亚和新巴比伦王国，建立起一个东至印度、西达地中海的空前庞大的帝国，不仅完成了自己征服者的历史任务，而且对当时的文明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居鲁士作为波斯帝国的创建者，他是依靠武力征服来完成他的不朽勋业的，在这些大规模的征服中，居鲁士表现出了他的军事天才，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一个伟大征服者的地位。

前553年，居鲁士起兵攻击米底亚，确切地说，应该是居鲁士造反，因为在此之前他一直是臣属于米底亚王国的。米底亚人和波斯人在血缘和语言上都十分相近，居鲁士的造反其实是要改朝换代。经过3年血战，居鲁土征服了米底亚，生俘其国王阿斯提亚格斯。

征服米底亚之后，居鲁士又发动了向西亚的征服战争，先后使亚述、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的东部归入波斯的版图。但居鲁士并未满足，他继续西进。前547年，居鲁士率军攻击小亚细亚最富有最强大的吕底亚王国。双方在吕底亚王国都城萨迪斯以东的平原上展开了决战，居鲁士取得了胜利。前546年5月，居鲁士攻占萨迪斯，俘虏吕底亚国王伊洛伊斯。居鲁士的西征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不仅据有了小亚细亚，而已使半岛沿海的众多的希腊城邦臣属于波斯，开始了与希腊在地中海的争霸时期。

在荡平西方后，居鲁士又率波斯大军东进，征服整个东部伊朗，并在阿富汗设省。随后居鲁士又渡过乌浒河，到达了药杀水，他把这条河流作为了帝国的边界，并在药杀水的南岸修建了7座城池，联成一道坚固的防线。7座城池中最大的一座叫“居鲁士城”。前540年，居鲁士又将帝国疆域扩展到印度河畔。2.征服巴比伦

征服印度后，在居鲁士的视野里便只剩下巴比伦王国了。巴比伦王国控制着中东地区最肥沃的土地，它的富有让人羡慕不已，巴比伦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那里有奇迹般的空中花园，有美轮美奂的通天塔。而且巴比伦人原是米底亚王国的盟国，现在又与埃及结成了反波斯的同盟。居鲁士不能容忍一个富有的反波斯的巴比伦王国的存在，现在他已征服了东西部广大地区，波斯人已成为了“亚洲的统治者”，踌躇满志的居鲁士决定征服巴比伦。

而此时的巴比伦已是江河日下，虽拥有广大的地盘，但只是徒有虚表，其内部的重重矛盾使得它根本无法与蒸蒸日上的波斯相抗衡，更何况波斯拥有居鲁士这样伟才大略的人物。前538年，居鲁士率大军进攻两河流域，10月，波斯、巴比伦在底格里斯河西的亚述古城奥庇斯展开大战，巴比伦的军队遭到败绩，整个巴比伦已无心抵抗。10月13日，居鲁士的波斯军队进入了巴比伦城，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不久，巴比伦王国的末王郡波尼德也被俘，巴比伦王国灭亡，两河流域的历史从此便掀开了新的一页。

居鲁士在短短的10余年时间里，通过军事征服，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在不停的征服中，居鲁士显示了他的军事天才，同时，他还是一个卓越的仁慈的政治家。居鲁士并非一味地靠武力征讨而创建其帝国，他不喜欢极为残忍的征服，尤不像亚述帝国那样的以烧杀掳掠为能事。居鲁士常表现得极为宽厚，他尊重被征服地区的宗教和风俗，从不把波斯的宗教强加于被征服的地区。居鲁士征服巴比伦后，在新年里，他遵照巴比伦的习俗，握住马都克神像的手，显示他是巴比伦正统的王者。他把巴比伦王掳掠到巴比伦城的神像又都送还原地，由此而受到各地僧侣的欢迎。在征服巴比他后，居鲁士释放了“巴比伦之囚”，使被囚禁的四万多名犹太人重归故里，允许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居鲁士的这一决策意义实在重大，影响也足够深远，没有居鲁士的开释，犹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有可能就会消失。

居鲁士的宽大政策或许有其政治上的目的，但这不会减损他的伟大，他由此获得极大声望，以至于叙利亚人和腓尼基人都对他表示效忠，希腊人虽然视居鲁士的波斯为最大敌人，但他们对居鲁士还是充满了崇敬之情。3.改变历史进程的功臣

在征服巴比伦之后，居鲁士回到了波斯，他用了几年时间去消化因征服带来的问题，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将他庞大的帝国组织起来。然后居鲁士进行了他一生中最后的远征，去对付帝国东北边境上的游牧民族---马萨格泰人。前529年，居鲁士在与马萨格泰人的激战中，身负重伤，随后死去。居鲁士的尸身后来被运回波斯，葬在波斯古都怕萨尔迦德，一代征服者长眠了。200年后，又一位伟大的征服者来到了居鲁士的陵墓前，他就是亚历山大大帝，雄盛一时的波斯帝国灭在了他的手里，他站在波斯帝国创建者的墓前，看到了居鲁士墓入口处镌刻的文字：“人啊，不论你是谁，也不论你来自何方，我，居鲁士，波斯帝国的缔造者，不要吝惜这一小块供我栖身之地吧！”亚历山大的感受无人能知，两个征服者就这样对了话。

居鲁士死后，波斯帝国还在继续向外扩张，继位者居鲁士的儿子冈比斯征服了埃及。把整个中近东统一成一个大帝国。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的亚、非帝国出现了，它前后持续了200年的时间，在中东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居鲁士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征服者，他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延续了200年之久。在征服的业绩上，后来的亚历山大可以与居鲁士相提并论，但就创建帝国而言，亚历山大无疑则逊色得多，亚历山大帝国持续的时间极短，很快便分崩离析了。可以说，波斯帝国是罗马帝国诞生前最有影响的帝国。它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面貌，居鲁士则是首席功臣。

居鲁士一生的活动是世界历史上的主要转折点之一。人类的文明在前3000年左右在苏美尔地区和埃及的尼罗河地区发展起来，在此后到居鲁士征服的2500多年间，苏米尔以及闪米特人相继生活在中东地区，在这整个的历史时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尼罗河三角洲及河谷可以说是世上最富饶的地区，而且文化也处于最先进的行列中。但居鲁士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他创建的波斯帝国使上述两个文明的无可比拟性成为历史，它们占据中心地位的时代一去不返。自居鲁士征服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埃及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再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了，它们从属于边缘地区。在此后的1000年间，曾经创造过辉煌的闪米特人再也未获得独立。先是波斯人，随后是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再随后是帕提亚人、罗马人，最后是萨珊人，他们相继统治着这一古老的文明地区。直到7世纪时，半岛上的阿拉伯人才又重新夺回了祖先的统治地区。

由此可以知道，居鲁士的伟大并不在于他赢得了众多战斗的胜利，也不在于他征服了多少土地，就前者而言，居鲁士比不上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就后者而言，居鲁士不如成吉思汗。居鲁士的伟大在于他建立的帝国深深地，也是永远地改变了古代世界的政治体系，在于他真正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秦始皇1.离奇的身世

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是他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四分五裂的局面。但是他的身世却很离奇。

战国时期，各国连年征战，局面混乱，彼此都有吞并别国的野心。为了互相表示信任，各国互相交换王子王孙为人质。秦赵两国为了表示友好，也互派人质。秦昭王派王孙异人到赵国去做人质。当时异人已是壮年，异人兄弟很多却派他当人质，是因为母亲夏姬失宠。异人在赵国当人质期间，秦国不守信用，几次发兵攻打赵国，赵国对待异人就像对待奴隶一样。正当这个落难异国他乡的王孙归国之心相当强烈，而希望却非常渺茫的时候，富商吕不韦却主动找上门来，要帮助他归国继位。

颇有政治头脑的富贾吕不韦，在赵国邯郸做生意时见到了秦国公子异人，他立刻意识到“奇货可居”，决定在异人身上做一笔一本万利的大生意：倒卖国王，并谋取政治地位，光耀门庭。

吕不韦对秦国王室内部形势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并答应以千金为异人游说安国君和受宠的华阳夫人，使他们同意立异人为嗣。异人感激地说：“如果登上王位，封吕不韦为相国。”吕不韦于是经常往返赵秦，四处用金钱开路，再加以鼓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安国君终于同意立异人为嫡嗣，并请吕不韦为异人的老师。

异人并没有马上归国。有着常年经商生涯的吕不韦，算盘越打越精，胆子也越来越大，他正酝酿一个更大的阴谋，就是让自己的儿子登上秦王宝座。在他的姬妾中有一位能歌善舞美貌出众的女子，名叫赵姬，吕不韦很喜爱她。当他知道赵姬已怀孕后，就进行精心安排。请异人到家中喝酒，有意要赵姬为异人敬酒献舞，因为她容貌端庄俊雅，被异人看中。异人请求吕不韦把赵姬送给他为妻。吕不韦顺水推舟，将赵姬送给了异人。赵姬此时身中怀孕的就是以后的秦始皇，实际上是吕不韦的儿子。秦昭王48年正月，赵姬在赵国邯郸生下一个男孩子，取名政，秦为嬴姓，故名嬴政。

嬴政随父在赵国生活了9年，9岁时，秦昭王死了，安国君即位，异人以太子的身份带着嬴政回到了秦国。安国君即位时已年过半百，在位一年就死了，异人即位，即秦庄襄王。庄襄王当了秦国的国王以后，没有忘记当初的诺言，封吕不韦为相国，食洛阳10万户。至此，吕不韦贩卖国王的大生意才算真正一本万利。

嬴政13岁时，庄襄王死了，嬴政即王位。吕不韦以“仲父”的身份辅政。在吕不韦辅政的9年中，不断强化着自己的权威。秦王政步入青年以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见。虽然在“大一统”这点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在追求统一的形式、道路上，尤其是由谁主持统一大业上，却有很大的分歧。秦王政对吕不韦专权很不满，和他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

可是，在当时“世变主少，群臣相疑”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吕不韦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在嬴政初即位的一段时间内，秦国可能会发生内乱。所以吕不韦对稳定国家政局起了很大的作用。到嬴政20多岁时，他有了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与吕不韦无论是在思想上、政见上，都有很大差异，有些甚至根本就是对立的。吕不韦也觉察到这一点，所以吕不韦想通过撰写《吕氏春秋》对秦王政的思想加以控制，他派人写好了一本《吕氏春秋》经过修改后，诏告天下：凡是能改动其中一个字的，赏千金。而秦王政是一个专断而又骄横的人，决不受制于人，对吕不韦的说教，有些根本就不接受，他要自己网罗人才。

秦王政22岁时，举行冠礼，这就意味着，秦王政要亲理朝政了。在这期间，宦官嫪毐利用太后的宠爱，大力发展自己的权势，权势能与吕氏比高低，并且企图杀害秦王政，立他与太后的私生子为国君。在公元前238年4月，秦王政在旧都雍举行冠礼时，嫪毐便乘机发兵攻打秦王。秦王政早有防备，两军在咸阳交战，嫪毐发兵不得人心，部队倒戈，秦王抓到嫪毐后用“车裂”的死刑，灭其亲族，并杀死他与太后所生的私生子，遣太后于贳阳宫。通过镇压叛乱，充分表现了秦王政政治才能。镇压嫪党徒必然牵连到吕不韦，秦王政本想诛杀吕不韦，考虑到他在先王和自己年幼时辅政有功，于是免除死刑，只解除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并把他全家迁出咸阳，吕不韦出咸阳后，暗中与六国国君往来，被秦王政所知。吕不韦担心死在自己儿子手里，就喝毒酒自杀了。秦王政下令：从今以后，如有像嫪毐和吕不韦这样专横的，一律照此处置。2.统一六国

秦始皇是一个胸中有远大抱负的人，他常一个人站在山冈上看着太阳，眼中炯炯有神。他的心中已经燃起熊熊烈火，这场火必将燃烧在整个中华大地。

秦王独揽大权之后开始招揽人才，他废除了“逐客令”，命令外出使节到各国去物色人才，楚国的李斯慕名而来，向秦始皇提出了“统一六国”的政治主张，这与秦王不谋而合，所以李斯很受秦始皇的器重。另外魏国的张仪提出的“连横”主张，就是让秦国和六国分别结盟防止六国结成反秦同盟，然后一个个的消灭掉，也被秦王采用。秦始皇非常重用他们，常对他们说：“你们就是我的两条腿，没有你们，我什么也做不成呀！”后来，李斯成为秦国的宰相，张仪则帮助秦始皇打败了六国。

秦王20年，嬴政派王翦、辛胜大举攻燕，燕、代联军抵抗，被秦军破于易水之西。次年，秦又征调大军支援王翦，大败燕军，攻陷燕都蓟城，燕王逃向辽东。秦将李信穷追不舍，在衍水大破太子丹军，燕王被迫杀太子丹，将头颅奉献秦军求和。秦王25年，秦将王贲灭燕，俘虏了燕王喜，至此燕国灭亡。

秦王22年，秦将王贲率兵攻魏，挖开黄河，水淹魏都大梁，魏王请降，魏亡。灭魏以后，秦国乘胜向楚国开进。秦王24年，秦将王翦攻入楚都寿春，楚王负刍被俘，楚亡。秦王26年，秦将王贲攻齐。齐王建被俘，齐亡。

秦始皇从秦王17年灭韩开始，到始皇26年，历经10年时间，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3.郡县制与统一度量衡

统一天下后，嬴政知道，靠武力统一的天下并不一定长久。于是，他以秦国制度为蓝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实行全面改革。自然，确定嬴政的地位和权力成为主要任务。他认为“王”涵义狭小，必须更新方可彰显自己的无量功德和人君的至上权威，于是责成群臣议举尊号。群臣和博士认为秦王平定天下，功业空前，远超五帝，鉴于古有三皇而秦皇最贵的传说，建议尊号更为“秦皇”，命为“制”，令为“诏”，自称为“朕”。秦王嬴政觉得自己功兼三皇五帝，决定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号为“皇帝”，并批准“制”、“诏”、“朕”作为皇帝专用术语，不许他人染指。

但秦始皇又犯难了，天下应当怎样统治呢？他向臣下问起，大臣对秦始皇说：“六国诸侯刚灭，燕国、齐国、楚国离京城太远了，您不如把几个皇子分封到那些地方去做王，协助陛下统治天下。”

宰相李斯反对分封皇子的建议，说：“陛下统一了天下，可以在全国设置郡县。子弟功臣多，赏些赋税钱财，不要分封诸侯，这样您才容易控制他们！”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他说：“以前天下战争不断，是因为分封诸侯王的原因。如再分封诸侯王，是埋下了战争的祸根。”

于是秦始皇把他的天下划分为36郡，郡以下设县。秦始皇在中央朝廷里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廷尉、治粟内史等重要的官职协助皇帝治理国家。所有这些官员都归皇帝任免和调动，一概不得世袭。国家的政事，不论大小，都由皇帝决定。

后来，封建王朝所实行的政治体制，大体上是在秦始皇的这套体制的基础上逐渐演变的。

秦始皇把原6国的兵器全都收缴到京城咸阳来，回炉熔铸成12个大铜人和许多铜器。把它们立在咸阳宫殿前面的两边，象征着秦始皇灭亡6国统一中原。

秦始皇以圆形方孔、每个重半两的钱作为全国统一的货币。秦始皇下令规定了统一的度量衡，如尺寸、升斗、斤两等。这样各地经商，做买卖都没有困难，因而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原六国的车辆和道路也都不同，这样不方便。于是秦始皇下令，规定车辆上两个子间的距离，一律都定为6尺。又修筑从京城咸阳到全国各个重要地方的大路。

战国时期的文字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秦始皇又下令统一文字，规定一种叫做小篆的字体，作为全国统一使用的标准文字。后来整理成一种比小篆更便于书写的字体，叫作隶书。隶书跟现在的楷书已经很相像了。

这样各地的文化交流就方便多了。

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北部的匈奴势力对秦王朝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他们经常派兵抢夺内地的财物，为了保证中原地区的安定，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攻匈奴，经过几次大战，蒙恬攻取了河南、高阙、阴山、北假等地方，并在这里设置了34个县。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又从中原地区迁移3万多户到这里垦荒种植。接着，秦始皇便开始大范围地修筑长城，在秦、赵、燕3国长城原有的基础上，加以连接、修补，构筑了西起陇西临洮、东至鸭绿江，长度达1万余里的长城。这就是至今仍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是古代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和高度智慧的结晶。它的建成，对于防范匈奴，保卫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华夏儿女的骄傲。

秦王朝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旧贵族们还大量存在，拥有大批奴隶的大商人还大量的存在，而代表这些旧势力的儒生也大量存在。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在一次庆祝宴会上重新提出分封制度不能废除，他认为不按照古代的规矩办事是行不通的。李斯提出了反对意见，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法令统一。但是有一批读书人不学现在，却去学古代，对国家大事乱发议论，在百姓中制造混乱。如果不加禁止，会影响朝廷的威信。”并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1.史书方面除《秦记》之外，其他六国的史书一律烧掉；

2.《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的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监督烧掉；

3.医药、卜筮、种树等科技文化方面的书不在禁止之列；

4.如有人敢相互谈论《诗》、《书》的，判处“弃市”；借古讽今者将被灭门；其他人或官吏见到而不举报的与他们同罪；令下30日后不执行的，即面额刺花，服4年筑城劳役。

秦始皇看后立即批准了这个建议。于是，全国各地烟尘弥漫，大批古代文献、典籍焚毁于大火之中。

第2年，由于大量焚书，引起不少读书人和方士的不满，他们继续大造舆论，谩骂、攻击秦始皇，说他像一个专职杀人的狱吏，并以处罚削斩人为乐以此逞威等等。有两个方士叫做卢生、侯生，在背后议论秦始皇的不是。秦始皇大为恼火，再一查，又发现咸阳有一些儒生也一起议论过他。秦始皇把那些儒生抓来审问。儒生经不起拷打，又东拉西扯地供出一大批人来。秦始皇对于这些敢于反抗、继续散布“妖言”、“以乱黔首”的儒生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手段，先后逮捕了460多个儒生，并把他们全部坑杀在咸阳。

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焚书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消除割据的意识，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秦始皇所采取这种野蛮的、残酷的手段，对中国古代的文化无疑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摧残

秦始皇的暴政，引起老百姓的不满。楚地流行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歌谣，诅咒秦王朝灭亡。始皇36年，东郡落下一块陨石，有人在石上刻了一行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知道后，派遣御史追查刻字人，由于无人承认，便把陨石附近的居民全部杀死，然后销毁陨石。

在这样的局面下，秦始皇难免有些害怕起来。他一方面自认为功盖三皇五帝，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必须得以长生不老，方可将秦王朝的统治延续下去。所以在他的一生中，秦始皇为了寻求能长生不老的仙药，总是接连不断地出巡。

始皇37年，秦始皇开始了他的最后一次巡游。他从咸阳出发，首先来到南方的云梦，在九疑山祭祀了虞舜。然后顺江东下，由丹阳登陆，来到钱塘，绕道向西120里渡江登上会稽山，在山上祭祀了大禹。祭罢大禹，秦始皇在会稽山刻石留念，然后下山，经吴中北上。秦始皇一行从江乘渡江，一直沿着海边向北，又来到琅琊。他总想能在海边有所收获，遇见仙人或得到仙药，所以一直靠着海岸走，然而仍一无所获。看看求仙无望，便决定返回咸阳。连日的旅途劳累，加上途中遭到张良等人的伏击，心情沮丧，到平原津就病倒了。于是秦始皇和随从一路疾驰，准备赶回咸阳，不料到了沙丘，秦始皇病逝。时为始皇31年7月。秦始皇在位37年，称王25年，称帝12年，终年50岁。安葬于骊山。

华盛顿

1657年春，一位英国教士的儿子、25岁的约翰·华盛顿作为“伦敦海马”号双桅船船主的助手，漂洋过海来到弗吉尼亚。约翰有幸结识了当时弗吉尼亚的富家纳撒尼尔·波普一家。后来，约翰就同安妮·波普小姐喜结伉俪，约翰看来是一个极能干的人，到了1668年他已变成一个拥有5000英亩土地的种植园主了，约翰还以上校的身份投身于平息印第安人“侵扰”的活动，后又参与镇压培根起义的事件。

约翰·华盛顿死后留下3个儿子，其中劳伦斯·华盛顿就是乔治·华盛顿的祖父。劳伦斯的儿子奥古斯丁·华盛顿是乔治·华盛顿的父亲。

奥古斯丁和玛丽结合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就是乔治·华盛顿。那是1732年2月22日早晨10点钟左右，小生命在布里奇斯溪庄园的老屋里来到了人间。还在乔治幼年时，父亲就送他到附近的一所学堂接受些初步教育。这所学堂十分简陋，教书先生是父亲的一个佃户，名叫霍比。这位先生水平不高。只能简单地教些识字和写算技能。

稍长一些后，乔治从师于威廉斯先生，他擅长数学。在他的影响下，乔治也热衷于数学。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他的知识主要是靠自学得来的。

13岁以前，他已经把各类商业文件、法律文件、汇票、期票、契约、债券等的格式都抄录成册。靠着早年的自学，他学会了律师们起草文件的技能，养成了商人们随时记账、毫厘不爽的习惯，这些使他终身受用。当时在北美殖民地，最重要的学科之一是土地测量。他用心钻研并且彻底掌握了这一学科的知识，运用先进的土地测量方法，对周围的地区进行测量，并且把测量结果定期记入田亩登记簿中。

良好的数学基础和实用的土地测量技能为他日后的土地测量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华盛顿在学校里，经常和小伙伴们玩军事游戏，有时操练，有时阅兵，有时还玩警察抓小偷，有时也像模像样地模拟战斗游戏。

一天下午放学后，小伙伴们聚集在学堂门前的空地上，华盛顿提议来一次模拟战斗游戏。“我们得选一个总司令。”一个小伙伴提议。“选乔治。”另一名同学高声喊道。“同意！”一些同学表示赞同。

有一个名叫威廉的男孩，也很想当总司令。另有几个孩子也跃跃欲试。华盛顿看到这种情况，就说：“这样吧，我们玩攻城游戏。威廉当守军司令，我当攻城司令。你们守前面那个土丘，如果我们攻上去，你们就得听从我们指挥。如果我们攻不上去，就听从你们的指挥。”

威廉和其他孩子都表示同意。“守军”爬上土丘，捡了一些石子、棍棒当武器。华盛顿思索了一会儿，开始布置任务。他让大部分孩子在土丘前面，佯装往上冲，自己则带着两个机灵的伙伴，绕到土丘后面，借着几株小树的掩护，悄悄摸了上去。当他们一出现在敌军阵地上时，在正面佯攻的孩子们，就开始发起真的冲锋。不一会儿，华盛顿的“攻城部队”就攻陷了对方的阵地。

华盛顿大约6岁时，成了一把斧子的阔气的主人！他非常喜欢这把斧子，常常拿着它到处玩耍，见到东西就随意砍去。一天，在庭园里，他看到一棵美丽的英国小樱桃树，忍不住在上面试试斧子，结果将樱桃树给砍死了。这是他的父亲最心爱的一棵樱桃树。父亲见树被砍了，十分气愤，就到处查问，许多孩子吓得不敢吭声。正在这时，华盛顿提着斧子走进房间。“你知道是谁把花园里那棵小樱桃树砍死的吗？”父亲问。

刚才还兴冲冲的华盛顿，被父亲严厉的语调和目光吓住了，但是，他很快镇定下来。他看着父亲，甜蜜的充满稚气的脸上流露出诚实的神情。人们说，他脸上这副坦诚可爱的神情，是语言无法描绘的。

华盛顿望着父亲，勇敢地承认：“我不会说谎，爸爸您知道我不会说谎。是我用斧子砍的。”

父亲一听，不但没有责骂，反而感到高兴，他为孩子从小具备的诚实性格而高兴。他一把抱住华盛顿，大声说道：“乔治，让我拥抱你，我真高兴，你虽然把我的树砍死了，可是你还给我的比这多1000倍！”

少年华盛顿的身上存在着欧洲移民的特征，英国贵族的思想传统，内向的性格和军人的气质。这些因素在他跨出人生第一步的时候越来越显示着某种力量。2.走向军界政坛

1746年9月8日，弗吉尼亚暑气未消，只有吹到身上的海风才带来几分凉意。乔治迈着矫健的步子从自家的费雷农场来到弗雷德烈克斯堡，只见那里砖房掩映在葱茏的树木之中，一条主街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忽然，乔治看见他敬重的威廉·费尔法克斯向他迎面走来，邂逅相遇，格外亲热。寒暄以后，费尔法克斯郑重其事地从口袋里掏出两封信，又用关切的口气告诉乔治：这是劳伦斯写的信，内容非常重要。并要他仔细阅读，认真思索，领会其中的意义。

原来，劳伦斯在信中向他介绍了海上生活的许多好处，语气中带着几分劝导乔治从事海上工作的意味，并叮嘱他要对母亲严加“保密”。乔治很快从信中咀嚼出劳伦斯的真意，加上富有冒险性的海上生活对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乔治立即告诉费尔法克斯他决定接受劳伦斯的忠告去海上参加工作。

次日，威廉·费尔法克斯正式向劳伦斯提出派遣乔治去英国海军舰队工作的计划，因为英国皇家海军格林上校需要一名水手。为此他又通过同华盛顿母亲玛丽有来往的斯潘塞医生说服她同意让儿子出海。开始，玛丽仿佛动心答允。可是几天以后，她又变了卦，坚决不让乔治出海。

自从老奥古斯丁去世后，劳伦斯对乔治格外关心爱护。尽管乔治就学于布里奇斯溪庄园，但劳伦斯常常去看他，也常常把乔治接到弗农山庄里来。缘于这样的基础，几年后的1747年秋天，在满园枫叶变得鲜红的时候，乔治正式搬到了弗农山庄，和劳伦斯朝夕相处了。

事实上，在弗农山庄的生活为乔治·华盛顿以后的出类拔萃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和劳伦斯的岳父一家的交往，对他的影响巨大。

劳伦斯的岳父威廉·费尔法克斯爵士，出身于英国约克郡的名门望族。这位爵士受过高等教育，就读过牛津大学，有着渊博学识，并且阅历深厚，从军征战多年，屡建功勋。上了岁数以后，他来弗吉尼亚定居，是因为要照顾他堂兄托马斯·费尔法克斯勋爵在贝尔沃的大片庄园。

那时，按着英国的时尚，勋爵豢养了一群马匹和猎犬，专门用来狩猎。这位老勋爵非常喜欢打猎，尤其是猎取狐狸。

骑马打猎需要娴熟的骑术和奋勇向前的精神。勋爵发现，年少气盛的华盛顿骑在马上时所表现的机智和勇敢，跟他当年戎马倥偬一样，这仿佛就是他少年时期的影子。这使老人感动，把他当作自己最得意最亲密的猎伴。同老人的友谊，给了华盛顿一个走向独立生活的机会。

早在1747年夏天，威廉·费尔法克斯就有一个重要打算。这就是要把贝尔沃附近蓝岭西边的大片领地重新勘察丈量。因为在这之前，已经有许多不知来自何处的非法移民“强占”领地，伐木开垦，种上了庄稼。雇请土地测量员对这些土地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考察和测绘，登记造册，一直是老勋爵的愿望。

在物色人选的过程中，始终有个人物萦绕在他的脑海里，他就是乔治·华盛顿。老人认为，华盛顿虽然年轻，脾气有点急躁，但这位小伙子办事迅速认真，一丝不苟，精干敏捷，英勇果敢，且能吃苦耐劳。

华盛顿在16岁的时候，开始了独立生活，到西部土地上当了土地测量员。20岁那年，他当上了民团少校副官，实现了当军人的志愿。

在弗吉尼亚的西北方向，有一个叫俄亥俄的地方，当时尚未开发，是一片大草原。弗吉尼亚的富人们，看好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就成立了一个叫俄亥俄的公司，准备占领和开发这个地区。华盛顿是这个公司的股东之一。这时英法两国都在争夺北美这块地盘。法国殖民者，早就对这片沃土垂涎欲滴，他们抢先派出军队，占领了那儿。

弗吉尼亚总督丁威迪，也是俄亥俄公司的成员，他对法国人的行径非常愤怒，但决定还是先礼后兵。他首先派华盛顿去送信，向法国人提出书面抗议。遭到拒绝后，他决定采取武装行动。

在丁威迪总督的心目中，华盛顿是最为勇敢机智的军官了。他让华盛顿担任副总指挥，组织起一支300人的远征队，去驱逐法国人。

那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茫茫草原上荆棘遍地，人迹罕至，常有野兽出没。华盛顿知道，在草原深处，居住着一支印第安人。他们以草原为家，熟悉地形，如果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对于顺利完成任务，是会大有好处的。华盛顿率领部下，找到了印第安人的住处，送给他们礼物，向他们宣传，远征军不是来抢占他们地盘的，是来驱逐法国人的。这些印第安人，也曾遭受过法国人的骚扰，十分仇恨法国人，所以，愿意帮助远征队打击法国人。

一天，几个印第安人来到华盛顿的指挥所，报告说：在维尔河边的树林中，发现有法军的营地，人数不多，没有什么战斗准备。华盛顿听后欣喜万分，决定发动一次袭击。

华盛顿把部队分成两股，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向法军营地包抄，黎明时分，到达阵地：

此时，法军士兵正在酣睡，门口值勤的哨兵，也在低头打瞌睡。“打！”华盛顿一声令下，密集的枪弹射向法军营地。

法军乱作一团，不少人赤条条地被打死在床上。个别机灵的士兵，忙举枪还击，指挥官朱蒙维尔拿枪向外冲的时候，被打死在门口。这一仗，远征队只用了15分钟，法军死伤数人，其余全部被俘，华盛顿初战告捷。

这是华盛顿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他成功地运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后来，他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的时候，运用这个办法打了许多的大胜仗。

1776年，北美殖民地人民，不堪英国殖民当局的压迫，起义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他们组织起自己的队伍---大陆军。“我认为，目前局势危机。我们的军队必须联合起来，任命一个总司令。”亚当斯从座位上站起来，这位未来的美国第2任总统，目光急切，扫了扫参加费城第2次大陆会议的代表。

他的目光停留在坐在门口处的华盛顿身上。亚当斯凝视着。他了解这位来自弗吉尼亚的中年人，只有这样一个既富有献身精神和坚韧性格，又有军事经验和卓越美德的人，才能率领一支并不强大的军队，战胜英国。

代表们的眼睛都盯着他。华盛顿也凝视着他。会场寂静无声。亚当斯稍稍镇静一下情绪，便坦率直言：“我知道，此刻还不是提出人选的适当时候，确定人选有一定困难。但是，我还是愿意毫不犹豫地表示，在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位先生适合于担任这个重要指挥职务。他是一位来自弗吉尼亚的先生，他现在就在大家当中---”

他的目光又一次落在华盛顿身上。虽然他没有说出名字，但代表们都明白了，所有目光一下子全落在华盛顿身上。

大厅里，断断续续传来亚当斯的声音：“我说的这个人，大家都非常熟悉。他的军事才干和经验，他的富有财产、巨大才能和整个卓越的品格，都足以赢得全美洲的赞同。他能够把所有殖民地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在这一点上，他要胜过所有人。”

1775年6月15日，大陆会议再度表决。结果，全体一致通过，任命华盛顿为美洲大陆军总司令。

这是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真正决定华盛顿未来命运的转折点。

第2天，华盛顿平静地出现在会场上，没有丝毫得意神情，反倒更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华盛顿走马上任了，成千上万的人涌集坎布里奇。他骑在马上，检阅部队。行至一棵榆树下，他掉转马头，对着部队，以总司令的身份抽出了指挥刀。整个城镇顿时喧闹起来。人们欢呼自己的统帅，穿过历史烟云，来到了他们面前。

从此，华盛顿的命运，和大陆军、美国密不可分。他时刻清楚意识到，自己代表着一支独立的军队，代表着一个新生中的国家。他必须维护总司令的尊严，不仅仅为个人，更是为祖国。

摆在华盛顿面前的局面，十分严峻。他统率的大陆军，仅仅是几千殖民地居民组成的民兵，既缺少弹药，又未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而面对的一万多英军，不仅装备精良，而且训练有素。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华盛顿一方面整顿军队，一方面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的战术，不断给英军以打击。

马萨诸塞的首府波士顿，是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港口，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就是在这里点燃的。以威廉·豪为首的英军主力，就布防在波士顿。因此，收复波士顿势必给英军以沉重打击，还能大大鼓舞殖民地人民的士气。

当时，驻守波士顿的英军有1.1万人，其中大部分布防在前沿阵地，距大陆军的阵地仅有150米，在城东侧，有3座机动炮群监视着海口，在波士顿和半岛之间的海面上，游弋着一艘装有20门炮的军舰。另有大批英军驻在城南，扼守着由陆地通向波士顿的唯一通道。

大陆军的士兵，散布在一条长约八九英里的半圆形弧线上。为了蒙蔽敌人，号称有1.5万人，而实际人数不足一万。

1776年3月，寒风凛冽，港口开始封冻。华盛顿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袭击英军，一举收复波士顿。

在波士顿东部，有一个隘口，名叫道彻斯特高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如果谁占领了这块高地，也就差不多占领了波士顿。这时，英军也在打算占领这块高地。

3月2日，华盛顿当机立断，决定先下手为强。他跟普特南将军率部分士兵，分两路进攻南面的波士顿通道，以牵制英军主力。同时，命令大陆军炮台炮击英军阵地，佯装着掩护进攻的部队。连续两个晚上，英军对华盛顿的意图毫无察觉，第3日晚，华盛顿派托马斯将军，率另一部分士兵悄悄占领了道彻斯特高地。士兵们不顾疲劳，奋战一夜，在高地上矗立起两座炮台。

英军完全暴露在大陆军的炮火之下。次日，豪将军妄图反扑，但因气候恶劣延误了行动。3月6日晨，大雨如注，大陆军士兵顶风冒雨，向驻波士顿的英军猛烈开炮。英军乱作一团，曾经不可一世的威廉·豪率领英军狼狈逃出波士顿。

收复波士顿，使北美殖民地军民扬眉吐气，士气大振，人们更加爱戴和尊重华盛顿。

转眼之间，1776年圣诞节快要来到了，驻守在特拉华河畔的华盛顿，决定利用节日之机，向对岸特伦敦城里的英军，发动一次突然袭击。

圣诞之夜，特拉华河畔，寒风怒吼，大雪纷飞。华盛顿率领衣着单薄的士兵，趁着夜色登上船只，乘风破冰，向对岸驶去。

凌晨3点左右，大陆军登上河岸。“兵分两路，向特伦敦进军。”华盛顿压低声音发出命令。

天亮时分，华盛顿的军队接近了特伦敦附近的一个村庄。四周白雪茫茫，方向难辨，这时正好有一农夫早起拾柴，华盛顿上前问道：“请问先生，去特伦敦怎么走？”“不知道！”拾柴的农夫冷冷的回答，头也没抬。“他是华盛顿，您也许愿意向华盛顿将军提供些情况吧？”华盛顿的副官上前插话。“华盛顿？大陆军总司令？收复波士顿的那个乔治·华盛顿？”“正是。”华盛顿肯定地点了点头。

望着华盛顿和战士们身上的冰甲，农夫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又是惊喜，又是激动：“上帝保佑你们，英军的哨兵就在前面的那间房子里，附近的树林里也布有哨兵，不过由于过圣诞节，又天寒地冻，他们没有出来巡视。”

华盛顿立即下令包围哨兵站，主力部队继续向特伦敦逼近。

中午时分，华盛顿率部到达特伦敦北部，另一支部队也从侧面包抄上来。特伦敦守军是一支雇佣兵，经过整整一夜的圣诞狂欢，他们刚刚进入香甜的梦乡。

随着一阵滑膛枪声，特伦敦骚动起来。大多数雇佣兵在床上束手就擒，有的还在梦里就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一部分雇佣兵提着没有来得及系好的裤子，跑到了街上，他们横冲直撞，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四处逃窜。英军指挥官拉尔，也在逃跑的途中中弹落马，乖乖地把指挥刀交出，投降了。

夜袭特伦敦，大陆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他们击毙敌人22名，俘虏敌人948人，而大陆军只伤亡了7人，其中一位名叫詹姆斯·门罗的伤员，后来成为美国第5任总统。

特伦敦大捷，不仅在美国，而且使整个欧洲都认识到，华盛顿是一个了不起的将军。

英军的统帅豪将军，正在纽约度假，他得知华盛顿全歼特伦敦守军的消息后，恼羞成怒，立即命令他得意的将军康华里，率8000大军去围攻特伦敦。企图一举消灭华盛顿的部队，以解心头之恨。

在特伦敦的西北方向，还有一座小城，叫普林斯顿，在那里驻守着3个团的英军。康华里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他与普林斯顿的英军商定，从东西两面夹击华盛顿，打败华盛顿不在话下，并为自己的如意算盘洋洋自得。

驻在特伦敦的大陆军，腹背受敌，处境非常危险，将士们都很焦急。华盛顿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金蝉脱壳的妙计，他决定避开敌人的主力，进攻敌人最薄弱的部分，乘英军夹击特伦敦之时，放弃特伦敦，去攻取普林斯顿。给敌人一座空城，让他们空欢喜一场。

傍晚，为了迷惑敌军，华盛顿让士兵们在阵地前面燃起篝火，佯装挖工事巩固阵地。

康华里果然上当，他令士兵们早早休息，以便迎接第2天的战斗，自己到阵前巡视一圈后，也回到营帐，高枕无忧地睡大觉去了。

夜深人静了，华盛顿命令队伍悄悄集合，他们用棉被裹上车轮，用耳语传达着命令，神不知鬼不觉的撤出了特伦敦。然后往西北悄然潜行，在天亮前，到达了距普林斯顿一英里处的郊外。

此时，普林斯顿的英军正在集合，准备南下，与康华里合围华盛顿。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出发一会儿了。

华盛顿命令麦西迎战英军的先头部队，沙利文率部围歼整装待发的两团英军，汉密尔顿率另一支部队进入普林斯顿，占领制高点---普林斯顿大学。

天亮时分，经过一场漂亮的围歼战，华盛顿结束了攻占普林斯顿的战斗。大陆军击毙英军100多人，其余的英军，全部当了俘虏。

这天夜里，康华里一直在做着围歼华盛顿的美梦，甚至有几次都笑出声来。天破晓时，他被远处传来的枪炮声惊醒，匆忙到阵地上察看，发现对面的美军阵地上已空无一人。他才明白又一次上了华盛顿的当。

这次战役后，康华里羞恼至极，大病了一场。从此，他只要一听到华盛顿的名字，心里就发颤，已在精神上彻底输给了华盛顿。

转眼间，美国独立战争已进入第5个年头。这年夏天，罗尚博统率的6000名法军抵达美国。美法联军的组成，加速了彻底打败英军的进程，大决战的日子就要到了。

此时，英军的主力已退守到沿海，主要集中在纽约和约克敦这两座城市中，准备伺机而逃。华盛顿的主力部队，围住了驻守纽约的英军。但是，这里并非是华盛顿选择的决战地点，美法联军经过细致地分析和协商，决定把决战地点定在弗吉尼亚的约克敦。这次，华盛顿又使用了声东击西的计谋。

为了迷惑敌人，华盛顿故意令部队在纽约附近调集炉灶、饲料和船只，作出要与英军在纽约决战的姿态。暗地里，他却率大部队南下弗吉尼亚，准备与英军在约克敦决战。

当时驻守纽约的英军首领叫克林顿，康华里则驻守在约克敦，他们两人对华盛顿的意图全然不知。被蒙在鼓中的克林顿，唯恐法国舰队再开进哈德逊湾，断了他的海上逃路，便连连向康华里求援。真正处于危险之中的康华里，对自己的处境毫无察觉，自以为占据了有利地形，华盛顿是无可奈何他的。因此，他一再表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抽调一部分兵力，北上支援克林顿。

康华里据守的地域，在他看来是有利地形，但实乃兵家忌守的危地险境。约克敦西邻威廉斯堡，东临通往切萨比克湾的约克河口，这是一条狭窄细长的水域，只要一支小小的舰队，就能将其封锁住，再有一支部队从西往东进攻，康华里就插翅难逃。华盛顿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决定舍纽约而取约克敦的。

当康华里终于明白过来的时候，已为时太晚。美法联军已经封锁了约克河口，占领了威廉斯堡。不久前还表示要援助别人的康华里，这时，赶紧向克林顿求援，但已无济于事，美法联军的布防水泄不通，克林顿的援军开不进切萨比克湾。华盛顿率领着美法联军，向约克敦发起了强大攻势，康华里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只好率8000名英军无条件投降。

约克敦战役，在美国独立战争史上，真的是“天翻地转、扭转乾坤”的一仗。

1783年3月下旬，德斯坦伯爵属下的法军“胜利号”军舰抵达费城，带来了各方代表在巴黎谈判和约的消息。同时英军司令盖伊又给华盛顿写来了信，内称英国政府已命令他在海上和陆上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

4月17日，华盛顿接到大陆会议关于停止战争行动的公告。

第2天，华盛顿宣告：美利坚合众国与不列颠王国实行休战。而4月19日为战争结束日。

停战，像一颗晨星，预示着西半球更加灿烂光明的一天即将来临，一个新的国家诞生并存活了。

华盛顿的心情是激动的，他为战争的结束而感到欣慰。

他祝贺他的部队：“……我们国家的自由已经得到充分的承认和明确的保障，爱国军队的美名已经使那些备受艰苦和危险、坚持战斗的人流芳百世。”

现在结束了战争，所面对的就是广大士兵的退役问题，华盛顿自己的归宿问题。

军队退役可能会有麻烦，因为政府拖欠部队的军饷、津贴等问题始终没有妥善解决。这使华盛顿感到头疼。

他得赶快催促大陆会议，要大陆会议迅速做出决定。他认为，应该让士兵把武器带回家中，作为“大陆会议的一种光荣奖赏，表明他们尊重这些卓越的人物，并认可他们在饱受痛苦时表现出的道德和作出的贡献”。始终，华盛顿把每个人的荣誉和国家联在一起，用以唤起人的公心。这是他思想精华的一个重要部分。

接着，华盛顿行使他的权力，把大批士兵放回家中休假。事实上，这些士兵一回到家中，就一心一意过起了自己的日子，渐渐地就把政府所欠他们的薪饷之事忘在脑后了。但是，带回家中的武器几乎都被置放在显眼的位置上，因为这些武器是士兵们的荣耀，是勇敢无畏和军事功勋的光荣标志。

尽管他们没有带回钱来，但是带回的武器却成了他们在后代面前津津乐道，并使人肃然起敬的资本。武器使他们引以自豪。

华盛顿又一次解决了政府束手无策的问题，部队是在友好而顺利中逐渐遣散的，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但是，从更深的地方去想政府，华盛顿通过政府拖欠部队薪饷这件事，看到了当时美国联邦政府的种种弊端。他为政府能否在日后治理好国家而捏着一把汗。

1783年6月8日，在思考了多天以后，他写出了数份告别辞，发给了每个州的州长。

告别辞的开头部分写道：“在离开家乡的漫长而痛苦的岁月里，我从来没有断绝过引退回家的想法。我希望在那远离尘世的没有诸多烦扰之事的地方平静地度过余生。”

1783年10月18日，大陆会议决定解散大陆军。

11月2日，华盛顿向军队发表演讲：“总司令现在要做的是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美国军队讲话，并亲切地、长期地向你们告别。”

他说：“在漫长的8年中，美国军队历尽各种艰辛挫折，但它所表现出来的无与伦比的毅力，可以说是一种永恒的奇迹。”

12月4日，华盛顿在纽约的弗朗西斯饭店向军官们辞行。他的目光从每一位身经百战的部下脸上扫过。他们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目视着这位年老的上司，恋恋不舍的惜别之情，反映在每个人的脸上。

华盛顿举着斟满酒的酒杯，向他们道别，他的声音嘶哑了，他那端酒的手因为激动而颤抖。

8年的同生共死，8年的血雨腥风，这种情感汇成了一道难分难舍的河流，它使人们热泪盈眶。军官们纷纷与老将们拥抱，泣不成声。这场面，使华盛顿说不出一句话，这没法用语言来表达他的心情。

最后，华盛顿缓缓地举手致意，没有说出一句话。他泪流满面，径直离去了。

当天，华盛顿就离开了纽约。

1783年12月20日，华盛顿到达安纳波利斯。3天后的12月23日是他辞去大陆军总司令职务的日子。

东方发白时，他披衣下床，坐在桌边，用极其平静的心情写道：“这将是我在为国家服务期间最后一封信。我的辞职时间定于今天12点。以后，我将成为波托马克河畔的一位普通公民。”

第2天---1783年12月24日晚，华盛顿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家乡。

回到家里的华盛顿享受起多年难得的静谧，仿佛从一个世界转到另一个世界一样：前一个世界紧张，后一个世界安宁。

在华盛顿的身上，军人的生活习惯并没有因为他成了普通公民而改变。从他回到波托马克河畔的家中那天起，就严格按照时间起居饮食。就是冬天，他起得也很早，大约在早上5点左右。起床之后，他秉烛读书、写日记等。

他那头有些花白的长长的卷发每天都由他的仆人、黑人威尔帮助梳理。发型一般是在脑后紧束成一个辫子，然后用缎带系好，给人的感觉是既干净又利落。

回到山庄，就和他离开前的时候一样，对农场精心细致地管理，他俨然又成了辛勤的农场主。

1787年2月，邦联议会发出号召：要在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修改“邦联条例”，然后再请国会和各州议会批准。

1787年3月28日，华盛顿考虑再三，然后给弗吉尼亚州州长埃德蒙·伦道夫写信表示，自己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愿意作为弗吉尼亚代表去出席5月份在费城举行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果很顺利，州长不但答应了他的请求，而且还推荐他为弗吉尼亚代表团团长。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华盛顿自己又犹豫起来，尽管他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现在，他所顾虑的是一件事，当初已经公开声明过自己归隐田园，不再参与政治、重返政坛。如今真的接任代表团团长一职会不会有人说三道四？这件事使他陷入了迟疑之中。但是，身边的人是支持的，包括亲友都在劝说华盛顿，即使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整个弗吉尼亚州或者说为国家的前途考虑，也得接下代表团长一职前去费城，以便利用多年积累起来的影响，促使这次会议的成功。

是的，单从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维持8年战争的成果，维护共和主义的需要这一点上来说，华盛顿就不该迟疑不决。他决定去了。

1787年5月13日，整个费城都被轰动起来，人们夹道欢迎声名显赫的华盛顿。场面壮观，热烈，报纸上这样写道：“入城时，礼炮轰鸣，钟声响亮，人们高声欢呼，表达他们对这位伟人到来的欢迎。”

1787年5月14日，是原定的代表会议开幕之日。但是，直到5月25日，才有7个州的代表来到费城，即达到了法定人数。会议在大陆会议曾经签署《独立宣言》的独立厅内举行。

可以肯定地说，这次会议完全是因为华盛顿的凝聚力和威望在起着作用。

又过了些日子，另有5个州先后派人来参加会议。这样13个州中共有12个州参加，只有罗德艾兰州没有人来参加会议。

华盛顿担任会议主席，富兰克林为副主席，威廉·杰克逊为秘书。

此时，华盛顿仿佛又回到了独立战争的岁月里，决心竭尽全力，促使会议取得成功。3.“国父”风范

华盛顿的性格中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进能攻、退能守。几乎是对待每一件事他都深思熟虑，尽量多地想到可能出现的后果，然后用随遇而安的平常心情来面对现实。越是年老，这种伟人所必需的优秀品质便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再度出山后，重又焕发了他的智慧与进取之心。宪法草案在全国生效后，他的山庄简直成了“情报局”，各种要人显赫不断光顾，各种资料信息源源不断地汇聚到这里来。

他自己清楚地知道，新宪法的通过，将预示着这会将他引向美国政坛的辉煌顶峰。

1789年2月4日，选举团根据人们的普遍愿望，全票选举华盛顿为美国第一任总统。根据宪法规定，总统将于1789年3月4日中午12点起正式上任，任期4年。

该去上任了，可他没有现金当作盘缠上路。以后两天的时间内，他这位当时美国屈指可数的大富翁、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东拼西凑，勉强借够了前往当时的临时首都纽约的路费---100镑现金。

1789年4月16日，华盛顿安排好弗农山庄的一切事务，满怀深情地巡视了亲手缔造的家园，然后带上夫人马撒，坐着自家的马车上路了。

一路上，到处是欢迎的人群，到处可见欢迎的盛况。鲜花、掌声、礼炮、民众簇拥……欢呼声响彻云霄。

1789年4月30日，美国举行历史上第一次总统就职典礼。总统是乔治·奥古斯丁·华盛顿。时年57岁。

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就职仪式于1789年4月30日在纽约隆重举行。

华盛顿出任总统后，不得不一改往日那种植园主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爱吃喝、爱交际的“习惯”。因为总统是另外一种“形象”，代表着国家，往大一点说，总统在体现着国家的形象。总统的形象跟华盛顿的性格格格不入。

夫人马撒埋怨道：“这种日子闷死人了。定了那么多规矩要我遵守。我不能干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真让人受不了！”

这种埋怨让华盛顿哭笑不得。对他自己来说，面临着一个重新塑造自我的问题。众多的来访者中几乎都是出于好奇、敬重、求官求职以及叙旧的人……川流不息地出入总统府。这使本来公务繁忙，身体欠佳的华盛顿应接不暇。

但是，华盛顿又不忍做得太不近人情，也不能跟外界隔绝，使他脱离于人民。这使他迅速地制定出折中的规定，把自己的正式接待日程分为3类：

1、每个星期二下午3点到4点，举行招待会，会见来访者，但仅限于男人。

2、每个星期四下午4点举行一次正式宴会，招待来自政府各部门的有关人员和外国客人。

3、每个星期五下午开始，由第一夫人马撒举行茶会，接待来客，男女不限。

华盛顿主张在招待会上随便自如，不实行严格的礼仪。

1792年，新的一届美国总统选举在即。在华盛顿的脑海里，内阁的纷争历历在目。甚至动用了两家报纸相互攻击。面对左膀右臂的不和，华盛顿非常痛心。他厌倦政坛勾心斗角的无聊萌生了返归故里的想法。

这年春天，华盛顿分别向杰斐逊、汉密尔顿、诺克斯和伦道夫吐露了自己不再打算竞选连任总统，要回乡下去呼吸清新的空气，去过那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

5月8日，华盛顿回到弗农山庄度假。但是，他的心里仍然放不下国家、内阁、党派纷争。他希望大家从大局着想，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基础上和睦相处。5月20日，华盛顿在给麦迪逊的信中强调了这一点：“我们中间唯一的争论就只应是，谁该走在最前面，全力支持和巩固这个国家，以便促进它的发展并最终完成这个伟大的、举世瞩目的伟业。“我们都是同一个国家的儿女，虽然在某些地区问题上，在某些小是小非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在最首要、最根本的有关国家大事上，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接着，华盛顿又表明了他的隐退之意，并请麦迪逊帮助他起草“告别演说”。

5月23日，杰斐逊给华盛顿写来了一封长信，称：“只要你留任，南北方就会保持统一。”

7月中旬，汉密尔顿两次来信说，总统如果卸职，将是“目前降临于祖国的最大的不幸。”

同时，伦道夫的信也到了，他在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目前的局势：“倘若爆发内战，你定然无法安居家中。驱散即将酿这场大灾难的派系，比等到他们荷枪实弹以后再去镇压要容易得多。”

看到这些信件，华盛顿叹了一口气。的确，大家是真诚的，都想着把国家治理好，可是为什么又不团结一致呢？为什么固执己见，毫不考虑对方的意见呢？

尽管弗农山庄景色宜人，安宁清静，仍然不能抚平华盛顿烦乱的心情。

隐退未能带来幸福。真正的幸福在于辛勤地“为人民的繁荣昌盛而工作”，应该“为人民服务”。

华盛顿的连任，众望所归。

11月8日，总统选举人的选举完成。

12月，华盛顿又被选举团全票选为第2任美国总统。

就任总统8年，比战争时更需要他竭诚尽力。一个新生国家政体的确立，外交立场的选择，内阁成员之间的协调，无不困扰着他，激发他施展出更多的智慧才能，也包括令人信服的美德。

华盛顿看到，年轻的美国，已经开始成熟。由他领导的宪法制定会议，1787年早已为它的存在和发展确立了途径和方向。他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去。

他决定离去。他不愿意让权力如此长久地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他的理想中的民主社会，应该制约个人的权力，应该让更有才能的人脱颖而出。衰老，已使他渐渐感到体力不支。庄园的悠闲，是那么诱人。他必须回到那里去。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归宿。

1797年3月3日，这是华盛顿担任公职的最后一天。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报上发表了引退演说，与国会两院议员作了最后会面。3月4日，他该作为前任出现在新总统亚当斯就职仪式上。

宴会上，各国使节和夫人，首都政界名流愉快地欢聚一堂，陪伴华盛顿度过最后一夜。

华盛顿含着微笑，伫立一旁。这是令人陶醉的时刻。想到就要告别荣耀但又喧闹复杂的政坛，他感到难以抑制的喜悦。这种渴望由来已久，现在变成了现实。他频频举杯，与人们交谈。

他将坦然而去。

1799年12月12日上午10点左右，华盛顿冒着刺骨的寒风，骑马到庄园的各处巡视，并且诙谐地以“总司令”的口气说：“视察前哨阵地要风雨无阻！”

过了一会儿，暴风雪来临，直到下午3点钟华盛顿回来的时候，暴风雪还没有停。“您的衣服湿了。”秘书利尔说。“没事。”华盛顿的头上沾满雪花，脖子像是让雪花打湿了，但是，他的大衣挡住了雨雪。“这有几封信，请您盖上免费邮戳，准备发出。”利尔拿着几封信，递给华盛顿。华盛顿扫了一眼将要发出的信件，然后对利尔说：“天气太坏了，下午不必派仆人上邮局了。”“那么……”利尔举了举手中的信件。“天好再去吧。我要吃饭去了。”说着，华盛顿连衣服都没换就去吃饭了。

这一夜，跟往常一样。

次日的早晨，窗外是大片大片的雪花漫天舞。华盛顿没有起床，忽然感觉嗓子有些疼。他想，肯定是昨天的风雪之行使他着凉了。他没有在意。谁都没有在意。

但是不久华盛顿的病情继续恶化，呼吸越来越困难，利尔扶着他让他舒适一些。

不多久，克雷克大夫进来走到华盛顿身边，华盛顿对医生说：“大夫，我死得真难，但是，我不怕死……我快不行了。”迪克大夫和布朗大夫进来以后，大家把华盛顿扶了起来，希望他能舒服一些，华盛顿对医生们说：“我感觉自己不行了，我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你们最好不要再为我麻烦了，让我安安静静地去吧。我活不多久了。”留在房内的克雷克大夫默默地回到壁炉边坐了下来黯然神伤，华盛顿夫人一直坐在将军的脚跟边默默无言。

晚上10点钟左右，华盛顿几次想同利尔说话，但已说不出话来，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快不行了，死后葬礼不要过分，3天后再下葬。”然后望着利尔似乎在问：“明白我的意思吗？”利尔见华盛顿脸色不好，忙把克雷克医生唤到床前，这时华盛顿的手已经无力地垂了下来。他平静地离开了世界，“没有一点儿挣扎，也没有一声叹息。”坐在床脚边的华盛顿夫人，抬起头悲怆地问：“他去了吗？”利尔欲言无语，用手势表示将军仙逝而去。

3天以后，12月18日，波托马克河的流水呜咽着，弗农山庄寂静肃穆，华盛顿的葬礼在这里举行。在礼炮的悲鸣声中，由骑兵和步兵组成的护卫队走在前面，后面是4名牧师，接着是两名仆人牵着华盛顿生前使用的马匹---驮着将军的手枪、枪套，华盛顿的遗体由军官们抬着缓缓向前，后面跟着几位家属和好友，最后面是送葬队伍。

华盛顿逝世的消息传遍全国，美国全体民众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为了纪念华盛顿，两个世纪来美国有一百几十个城镇都以华盛顿命名。1885年在首都正式建成雄伟的华盛顿纪念塔。塔高555英尺，内壁嵌有190块经过雕刻的石头，其中有一块是中国清政府赠送的石碑。

噩耗传到欧洲，英国海峡舰队降半旗哀悼华盛顿。曾经兵戎相见的大西洋两岸都在哀悼华盛顿，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两个势不两立的国家也都因华盛顿逝世而悲哀；在名垂青史的许多英雄伟人之中，他应是毫无愧色地占有一席之地的。

林肯

1809年2月12日早晨，在美国肯特基州诺林河畔的一间圆木小屋里，迎着一轮初升红日，诞生了一个婴儿。父亲托姆·林肯和母亲南希·汉克斯为孩子取名亚伯拉罕·林肯，并亲昵地称他阿伯。

从懂事时起，小阿伯就开始替父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零活：送信传话，提水扫地，拾柴生火。他还跟着父母去地里锄草，小手常常磨出小泡。农闲时，他跟姐姐萨拉到4英里以外一个简陋的学校里去识字。在一个天主教徒那里，他认识了26个英文字母和10个阿拉伯数字。他常常用木棒在尘土上、沙地里、积雪上练习写字，使他养成了爱练字的习惯，书法对他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还总爱捧着母亲那本破旧的《圣经》和一本教义，用心地阅读，有时还从别处借些书来认真地读。

1816年12月，小阿伯7岁那年，全家遭到一个种植园奴隶主的恫吓和迫害，在严寒的冬季，小阿伯随父母经过艰辛的长途跋涉，举家迁徙到俄亥俄河以北18英里的鸽子河畔，他们全家动手，草草地搭起了一座高棚，开始了“非常艰辛的日子”。为了生存，全家在这里砍树、除草、开辟荒地，吃的是从附近森林里猎获的野味，晚上用木柴和松明子照明，从春末到深秋，小阿伯和姐姐萨拉都光着脚，到森林里去采摘野果充饥。

春天，老师离开了鸽子河，林肯辍学了。后来，他又断断续续地上了另一所学校。他受的学校教育，加起来不超过一年。然而，他养成了一种非常宝贵的品质：“对知识的热爱和强烈的求知欲。”

林肯是一个小书迷。他的继母带来了五本书：《圣经》、《伊索寓言》、《鲁滨孙漂流记》、《天路历程》、《水手辛巴德》，他爱不释手，尤其喜爱前两本书，把它们放在手边，有空就读。

林肯没有钱买书，就去借书。有一次，他从邻近的一个农民那里借到一本《华盛顿传》。这本书使林肯读得入了迷，晚上一直读到很晚。睡觉时，他就把这本书塞在墙的木头缝里，没想到这天夜里，来了一场暴风雨，把书给淋坏了，翻都翻不开。

几天以后，林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书的主人家。

书的主人看着自己的书被淋成如此惨状，心疼地说：“怎么会淋成这副模样呢？这样还怎么读呢？”

他拒绝收回这本淋过的书，要求林肯买一本新的还他。林肯哪里有钱买书呢？只好恳求说：“实在太抱歉了。你知道我没有钱。请允许我为你干3天活，作为赔偿吧！”

书的主人只好同意。于是，林肯为他割了3天青草，作为对书的赔偿。

林肯在农场度过了22个年头，他伐木、盖房、开荒耕地、割草、码草垛、劈栅栏木，宰猪，无所不干，饱尝了拓荒者的艰辛。他渴望找到一种新奇的工作。

有一次，他和继母兄弟以及一个堂兄弟一起采伐树木，造了一艘80英尺长的平底船，载上咸猪肉、玉米和生猪，顺密西西比河漂流而下。这次下游之行给林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他今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新奥尔良，林肯第一次目睹了奴隶制度的恐怖景象。他看到黑人奴隶带着镣铐在棉田里干活，稍有不慎，就遭到奴隶主皮鞭的抽打。这种惨无人道的情景，使富有正义感的林肯心里非常难过。

一天早晨，他们3人走过一个黑奴拍卖场。奴隶贩子在向奴隶主拍卖黑人奴隶。他们看到两个奴隶贩子在拍卖一个奴隶家庭。这家人全都戴着手铐脚镣，就连小孩也不例外。奴隶贩子把黑人爸爸卖给了一个种植园主，把妈妈卖给了另一个种植园主，几个孩子也分别卖给了不同的奴隶主，其中最小的孩子只有几岁。

林肯看到孩子们哇哇地哭着从妈妈身边被拉走，心如刀绞。“这两个家伙太残忍了！”他对兄弟们说，“心肝都让钱给熏黑了。”“是呀，多可怜的孩子！我要是有钱，一定把他们全买下来，好让他们全家团聚。”他的一个兄弟说。“奴隶贩子太坏了，他们把人当牲畜。我就是穷死，也不会去贩卖奴隶；就是一个人干农场的全部活计，也不去贩卖黑人奴隶。”另一个兄弟说。林肯点点头。

这个身高近两米、体重180磅，外表粗犷强硬、内心充满仁慈的男子汉，从这天起就决心要为消灭这个丑恶的制度而奋斗。

后来朋友培利说服林肯开了一家“培利、林肯商店”，但营业情形却不怎么好。

林肯把店让给屈伦德弟兄经营，屈伦德接手以后，做了一个短时期的生意，就在一天晚上席卷而逃了，连逃到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更不幸的是培利不久就去世了！结果，林肯独自背负了一笔1200元的债务。

当时，在美国新开垦的土地，有一个习惯，就是当店铺宣告破产的时候，所欠的债务，是可以不偿还的。可是，“诚实的林肯”却不肯作赖债的打算。

这笔巨债，对于身无分文的林肯来说，无异于一道难关。事实也如此，他还清这笔债务，前后花了15年的时间。

一夜之间，弄得贫无立锥之地的林肯，在走投无路时，只好暂时栖身在好友安斯屈伦家。

不久，格拉罕姆老师帮助林肯找到了一个测量技师的工作。为了要担任这个职务，林肯每天晚上用功到两点以后，孜孜不倦地研究测量学。普通人学习测量学，一般都要花上半年的时间，可是他却只用了6个星期，就成为一个够格的测量技师。

后来，林肯在村里人们的拥戴之下，担任了邮政局长的工作。说是邮政局长，其实有点言过其实，因为那是连一个局址也没有的邮局，而且也没有邮差，实际上只有林肯一个人在唱独角戏。

这邮政局长的工作虽然很轻松，但是收入很微薄。不过，林肯却是很愉快地干着。因为这工作的第一个好处，是纽约的报纸比谁都先看到。当时，美国新开垦的地区，新闻杂志一送到，邮政局长得先看一遍，等到出去分送的时候，就把报刊内容的大要，讲给大家听---这在当时是一种习惯。

林肯总共上了不到一年的学，但是他对政治却由衷地感兴趣。他愿意向任何人发表关于政治问题的演说。

1831年8月1日，林肯第一次参加了投票。他选举辉格党亨利·克莱一派的候选人为国会议员，反对现任国会议员的杰克逊派候选人约瑟夫·邓肯。这天，他在投票处的周围逗留了很长时间，同人们愉快的交谈，讲政事、交朋友，结识了很多人。

1832年3月9日，林肯发表了一篇文章，宣布他跨入政界，竞选伊利诺伊州议员。这是直到当时为止，他所写的文章中最大胆又最重要的一篇。文章由《散加芒报》印成传单。文章中当然有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对其参加竞选活动的羞怯强调，然而，他却对自己的观点和政纲充满信心，并准备同任何竞选者进行辩论。他积极主张兴办教育、出版、宗教和道德教化事业，但他毕竟很年轻，与老辣的政客们相比，他的演讲显然有些稚嫩，但他的诚实、真切、坦率也征服了不少人的心。这也是林肯踏上政坛所迈出的第一步。

1834年的春天，州议会议员选举的日子又到了。

这一次是林肯第2次参选州议员，第一次时因为参加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准备时间太短，没能成功。

6月里的州议员选举，林肯以多数票当选。

林肯生活的年代，正是美国历史上发生动荡变革的时候。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胜利后，13州人民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北方资产阶级与南方奴隶主共同组成联邦政府。当时南方还保留着落后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奴隶主要把新扩展的土地统统变为种植园，大量种植棉花和其他工业原料，并把这些产品卖给英国，换回所需的工业品，这就大大阻碍了北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美国领土向西部扩张，北方资产阶级和南方奴隶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1856年，林肯加入了共和党，很快就成为这个党的著名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同年，他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后来，虽然没有当选，但获得很多选票，可见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是很高的。

1857年的司各特案，成了美国人民注目的又一重大事件。黑人司各特原是密苏里州一位军医的奴隶，他随主人曾在自由州居住过4年，根据规定，司各特已是自由人。可是，他回到密苏里州后，又被当作了黑奴。司各特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把他当做自由人。但联邦最高法院却根据1850年关于追捕逃亡奴隶法令，判决司各特无权上诉，不承认他是自由人，并在判决书中公然宣称，过去的黑奴，无论在任何地方居住，都是他主人的财产。这样，就破坏了宪法的规定。林肯认为司各特案的判决，违反了《独立宣言》关于人生来是平等的原则，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1858年，共和党推选林肯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候选人，同民主党的道格拉斯进行竞选。在几次辩论中，林肯表示反对奴隶制度，但他认为保持联邦统一是主要任务。所以，林肯没有提出立即废除奴隶制的主张。但林肯反对奴隶制度的立场观点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他的演说才能令人佩服。不久之后，他便以“劈栅栏木条候选人”的朴实绰号被提名为1860年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1860年11月6日，选举结果揭晓，林肯以近200万张票数当选美国第16任总统。2.同情心与幽默感

林肯很忧郁，据见过他的人说，他有着“地狱般的悲哀”，“他走路的时候，忧郁简直要从他身上淌下来。”林肯的哀愁是由两件事造成的，一为政治上的失意，一为悲惨的婚姻。

林肯不论思想和行动都是慢吞吞的，有时候走在街上，迎面而来的人跟他说话，他都没发觉。跟别人握手时，又是一副茫然的样子。一次，一位国会议员为某件事情来向林肯诉苦。林肯听了文不对题似的说：“好吧，这使我想起一个故事。”那位国会议员听了他的话十分恼火，当场咆哮起来：“我又不是为了听笑话而到白宫来的。”“好吧，请坐！”林肯仍然耐心十足地讲着他的故事，奇怪的是，当故事讲完的时候，这位议员居然心平气静了很多。林肯乘机进言说，经常用滑稽故事来减轻烦恼，是必要的。应该说，林肯的这种迟钝与幽默确是他的一大法宝。

有一次，林肯为了谢绝出席一次会议，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次，我在森林中遇到一个骑马的妇女，我停下来让路，可她也停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面孔看。她说：‘我现在才相信你是我见过的最丑的人了。’我说：‘你大概讲对了，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她说：‘当然你已生就这副丑相是没法改变的，但你还是可以呆在家里不要出来嘛！”

林肯自知容貌不扬，然而他豁达大度，不拘小节，有时还自我嘲弄。一次，林肯听到参议员斯提芬·道格拉斯骂他说“两面派”，他说：“你这话我要让听众来评判，如果我有另一副面孔的话，为什么我还要用现在这一副面孔呢？”

林肯在白宫就任总统以后，许多人来向他要官做。有一天，来自美国各地的20来个人，带着不同的介绍信，排满了一屋子。现在，我们来看看林肯是怎样应付这种情形吧，林肯说：“先生们，我想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个国王想去打猎，就召集王公贵族进行磋商。他问一位大臣会不会下雨，那大臣说不会。于是，大家出发了。走到半路，他又碰见一个骑着驴子的农夫。农夫说天肯定要下雨，劝大家回去。大家鄙夷地朝他笑笑，继续赶路。然而，走不多远，天下大雨了。他们被淋得浑身湿透。”“回到王宫以后，国王立即召见了那个农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天要下雨的？’‘我不知道，是驴子告诉我的。’‘驴子怎么会告诉你？’国王问道。‘因为驴子竖起它的耳朵，陛下。’农夫答道。国王买下驴子，封了它一个官职。”“而在这个问题上，”林肯接着说，“国王犯了一个大错误”。“犯了什么错误？”听的人急着想知道。“哎呀，打那以后，”林肯笑着说，“驴子都想当官了。”

林肯是一个非凡的人物，马克思曾称他“是一位达到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人物。”即使从一些小事情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林肯那灼灼逼人的光彩。

林肯当店员时，有一次，他发现给一位顾客少称了2两茶叶，于是，林肯走了几十里的山路，为这位顾客送上2两茶叶。

林肯在纽萨拉姆邮务所当邮务员时，这个邮务所太小了，只有林肯一个工作人员。邮务所关闭时，林肯认真地把邮务所的账目结好，把账务和邮务所剩的一些资金装在一个纸袋里保存好，准备上级来接收。但是这个偏僻的小邮务所却被人遗忘得一干二净。直到一年以后，他在路上遇到邮局的稽查员，才将他请到家里，把钱和账目如数交清。当时林肯不仅身无分文，还负了1100元的债务。但他交出的钱不仅一文不差，而且交出的硬币也正是前一两年他担任邮务员时收进的那几枚。从此，人们便把他称作“诚实的林肯”。

林肯当律师时，仍然很穷苦。他太太骂他没有金钱观念，不懂得理财。别的律师也经常为林肯的低收费而感到十分气愤，他们说林肯拉低了行情，害得整个律师界穷困不堪。1853年林肯44岁，那一年他总共受理过四个案子，但收入只有30元。

林肯认识小杜夫的一家，小时候杜夫躺在摇篮里，林肯还曾摇他入睡。但有一天，小杜夫被人指控图财害命。原告收买了一个名叫福尔逊的人作证人。福尔逊赌咒发誓说他亲眼看到被告开枪打死了被害人。小杜夫有口难辩，被判犯有杀人罪。林肯主动要求担任辩护人并要求复审。在复审中，林肯针对福尔逊一口咬定“在10月18日的月光下亲眼看到被告开枪打死了被害人”，并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林肯：你认清是小杜夫吗？

福尔逊：是的。

林肯：你在草堆后面，小杜夫在大树下，当时相距二三十米，你能看清楚吗？

福尔逊：看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月光很亮。

福尔逊：不是。当时月光正照在他的脸上，我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脸。

林肯：具体时间也能肯定吗？

林肯：你肯定不是从衣着方面判断的吗？

福尔逊：可以肯定。因为我回到屋里时，看了看时钟，当时是晚上11点一刻。

问到这儿，林肯转而对法官和陪审员们说：“这个证人是个地地道道的骗子！他一口咬定10月18日晚上11点一刻在月光下看清被告者的脸。现在，请诸位想一想，10月18日那天是上弦月，11点时月亮早就下山了，哪里还有月光？退一步讲，就算时间提前一些，月亮尚未下山，但那时月亮应从西向东照射。草堆在东，大树在西，如果被告面向草堆，脸上是不可能照到月光的，月光只能照在被告的后脑勺上，证人怎么可能在二三十米以外的地方看清被告的脸呢？倘若被告背对草堆，那么立在草堆后面的证人也是无从看到被告的脸部的。”林肯话音刚落在场的旁听者呼声雷动，掌声四起。福尔逊无言以对，瞠目结舌，脸上红一块白一块，无地自容。

然而，林肯也绝非好讼成性之徒，有时候他会劝当事人在庭外和解，化解一场纷争，不收一文诉费。有一次他拒绝指控某一个人，他说：“他那么穷，又是跛子，我真的很为他难过。”

林肯竞选总统时曾为脸颊过瘦而大伤脑筋，怎么样才能使自己的形象在选民中受宠爱呢？林肯想不出办法。一天，林肯收到了一位名叫格瑞丝·彼黛尔的11岁的小女孩的一封来信，信是这样写的：林肯先生：我非常渴望您能当选总统。我有4个哥哥，有两个愿意投您的票。你要是留胡子，我会让另两个哥哥也投您的票。您太瘦了，留了胡子会英俊得多。所有女士都喜欢有胡子的人，她们的丈夫也会投您的票，您一定会当选的。格瑞丝·彼黛尔

林肯接受了小女孩的建议，蓄了胡子，果真，蓄了胡子的林肯比没有胡子的林肯英俊得多，更受选民的欢迎。林肯就任总统后，曾乘专列来到被黛尔的家乡，吻着小女孩说：“你看，为了你，我已经蓄了胡子了。”

还有一次，林肯偶尔听到有人说他对政敌太仁慈了，心里不以为然。“你应该消灭你的敌人，总统先生。”一位议员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对林肯说。“对呀！我正在消灭他们，”林肯并不否认对方的建议，“谢谢您对我的忠告。当我把敌人变成了朋友时，不就消灭了我的敌人了吗？”

林肯的大度、机智与幽默深深感染了周围的人们，获得人们的敬仰和尊敬。3.为解放黑奴而献出生命

南北战争终于爆发。

战争开始以后两年，南北战争的目的，逐渐改变了。最初，是为了要维护国家的统一而作战，到了后来，转变成为解放黑奴的战争。

当然，国家如果不存在，就不能够解决奴隶问题。可是，随着战局的进展，到后来就变成如不能解决奴隶问题，就无法维护国家的命脉。

透彻了解当时情势的林肯，没有忽略这个变化。他认定：“现在，是发表奴隶解放宣言的最好时机了！”

于是，他就在深夜里动手起草这个宣言，经过了好几个晚上的修改，才写好这篇稿子。

9月中旬，北军在安其顿终于取得了一场胜利，伟大的《奴隶解放宣言》就在1862年9月22日那天发表了。

林肯走到了白宫大门口时，看见那成群结队的黑人，便大步走过去，很高兴地和他们握手。

黑人们先是欢笑，终于又放声大哭！

1865年4月9日，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率9万人投降，历时4年的南北战争结束。

星条旗在首都华盛顿各户人家的窗口飘扬起来，庆祝的礼炮每隔5分钟就发射一次，各个教堂的钟声一起响了起来，晚上的街道，灯火通明，简直成了一片火海！

4月14日中午，白宫的政务室里，林肯和阁员们举行战后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处理战争遗留问题。

当时的国民中，要求严惩南方联邦首脑的呼声甚为强烈，有人甚至要求对南方总统以下主要领袖人物处以死刑，以进行报复。

但林肯并不赞成，他在会上发言说：“不管那是一个怎样的坏蛋，要杀死他，我总不赞成。这一些人，我们只要把门打开，放下门闩，赶他们出去就算了。”

他像赶着羊群那样张开两只手做了个手势。“人民已经牺牲得够多了。我们真要使国家团结的话，必须把心里的仇恨抹掉。”

他在一份对南军俘虏的特赦命令上签了字。

这天晚上，总统夫妇由勒斯本少校和哈理斯小姐陪同一起去看戏。

晚上9点钟，他们到达了剧场，喜剧《美国的表兄弟》早在两个钟头前已经开演了。

剧场的里里外外，插满了国旗，从2楼到3楼，挤满了观众。

他们进入剧场后，全场观众一齐站了起来，接着就响起了一阵欢呼声：“林肯万岁！”“总统万岁！”

舞台上的表演，也暂时停下来，乐队吹奏起国歌，欢迎总统。

林肯夫妇在舞台右边一个包厢里坐了下来。

舞台上的表演又开始了。

这天晚上，林肯的情绪特别好。眼前虽然担负着一个战后复兴建设的重要任务，可是，兄弟间的自相残杀，到底结束了。

林肯不时回头望望夫人，不停地展露出笑容。观众们也都哄堂大笑。整个剧场，充满着热闹的气氛。

舞台上的戏，正演到最精彩的地方，观众都全神贯注欣赏着舞台上的表演。这时一个早已摸到林肯座位附近来的年轻人，蹑起脚跟，不声不响地走向林肯。

大家听到几声枪响，急忙回过头来，只见总统的包厢，已经笼罩在迷濛的白烟中！

总统仍然坐在椅子里，可是，头已经低垂下去，双眼也紧闭了。头部被枪弹贯穿了的林肯，意识已经丧失，他被紧急送往了医院。

1865年4月15日上午7时20分，林肯与世长辞。这个“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始终以慈悲为怀”的伟大的平民总统，就这样被怀恨的南部暗杀团刺杀了！

隆重的葬礼之后，林肯的遗体，被运回伊利诺州他的故乡春田市。在举国哀悼声里，在他生前常常怀念的松林里，伴着先前而去的爱子的坟墓，林肯长眠了。

林肯生前曾说过：“我们无法逃避历史的公论，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后世的人将不会忘记我们。不管我们地位是否重要，谁也逃不了责任。严格的历史裁判将决定我们千秋万世的声名：是光荣还是耻辱。”

罗斯福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年1月30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海德公园中。罗斯福总统

1904年6月，罗斯福从哈佛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哥伦比亚法学院学习法律。1905年3月，罗斯福与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安娜·埃莉诺结为伉俪。

1907年罗斯福从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后，进入华尔街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工作。1910年，罗斯福如愿以偿地当选纽约州参议员。2.向法西斯宣战

1926年，罗斯福竞选纽约州长成功；1930年，罗斯福取得连任州长的胜利后，又于1932年击败前总统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入主白宫。

1936年，在国内对新政的赞誉参半中，4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又到了。罗斯福再度获胜，他获得了除缅因州和佛蒙特两州的全部选举人票。罗斯福成了门罗面对法西斯的入侵，罗斯福庄严地向全国发表讲话。总统以来接连两届由本党控制国会两院的第一个总统。

1939年9月1日，德国悍然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国宣战，酝酿已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5日，罗斯福宣布美国实施《中立法》。

1940年，又是美国总统选举年。针对纳粹希特勒的疯狂进攻，罗斯福急流勇进，第3次连任总统。

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正式颁布《租借法》，它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传统的结束，使美国由中立转变为事实上的反法西斯国家。

1941年12月7日，是美国历史上极具耻辱和黑暗的日子，这一天，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太平洋舰队18艘舰艇被击沉或受到重创，188架飞机被毁，159架炸坏，美军死亡2403人，重伤和失踪2233人。航空母舰因出海执行任务幸免于难，而且日本轰炸时还漏掉了海军船坞内的油库和潜艇库。

罗斯福弄清珍珠港遭难的确实消息后，表面上虽显得镇静自若，但内心却是满腔怒火。每当听到从夏威夷来的新消息，他都严肃地摇摇头。罗斯福想采取援救行动，同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讨论了军队的部署问题，指示国务卿赫尔随时向拉美国家介绍情况，使它们准备就绪，并命令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诺克斯在所有的国防工厂和关键设施布置警戒。然而，总统不允许在白宫周围由军人站岗，因为白宫已经吸引了焦虑的美国人，他们聚集在栅栏外面，寻求新的保证和指导。

第2天上午，总统身披蓝色海军斗篷，乘车来到国会大厦发表了宣战演说：“我要求国会宣布：自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发动无端的、卑鄙的进攻时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罗斯福总统的演说历时6分多钟。讲话结束后，他抬起头，微笑着向人民挥手致意。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这个简单的演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于1917年要求国会对德宣战的演说，分量重得多，影响深远得多。参议院以82票对零票，众议院以388票对1票通过了罗斯福的宣战要求。从此，美国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2月8日，英国也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9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进行了4年之后才正式对日本宣战，10日又对德国宣战。接着对日本宣战的还有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

在珍珠港事变两天以后的星期二晚上，罗斯福向全国人民发表了《我们将打赢这场战争，我们还将赢得战后的和平》的广播讲话。总统在这篇“炉边谈话”中，针对美国人民对这场战争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着重说明了法西斯匪徒背信弃义、惯用偷袭的办法发动侵略战争。他说，日本过去10年中在亚洲所走的道路，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欧洲和非洲所走的道路是极为相似的，他们都是在事先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对他们所要鲸吞的国家发动入侵。因此我们每个美国公民都要对他们保持警惕。

最使美国人和西方人感到震惊的是，日军在袭击珍珠港的同时，对东南亚展开了全面进攻，而且“旗开得胜”。

东京时间12月8日拂晓，山下奉文将军率领的日军在马来半岛靠近边境的东海岸3个地方同时登陆。进攻时，虽然海风剧烈，风浪高达6英尺，但进展异常顺利。到天黑时，哥打巴鲁机场已被日军占领。就在这一天，日军还对香港、关岛、菲律宾群岛、威克岛和中途岛等地展开了猛烈进攻。

在马尼拉，麦克阿瑟的远东航空大队遭到毁灭性的轰炸。巨大的“空中堡垒”一架接一架爆炸。机场上到处浓烟滚滚，所有的战斗机以及30架中型轰炸机和观测机都在燃烧。“空中堡垒”只剩下了3架，其余全部被毁。日本轰炸机全部安全返航，战斗机也仅仅损失了7架。这是美国军队遭受的类似珍珠港的第2次沉重打击。

至此，能用以阻止日本在东南亚迅速取胜的3股最强大的威慑力量，一天之内就消灭了两股。这就是太平洋舰队和麦克阿瑟的空中力量。那第3股威慑力量是英国海军上将“大拇指汤姆”菲利普斯将军指挥的强大舰队。但时隔不久，3.5万吨的大型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也被日本鱼雷轰炸机击沉了。从此，东条英机更加趾高气扬，耀武扬威，他命令海陆军尽快占领东南亚各国和太平洋主要岛屿。

为了尽快扭转败局，罗斯福在1942年1月6日的《国情咨文》中说：“我们进行这场战争不能抱着防御的态度。当我们把军事力量和资源充分动员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向敌人进攻---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力所能及，我们就要打击他们，再打击他们。我们必须在远离我们海岸的地方把敌人挡住，因为我们的意图是把战争带给敌人，带到敌人的本土上去。”

为此，罗斯福总统号召青壮年踊跃参军，工人、农民要加紧生产，为早日赢得胜利多生产物资，多生产军火。在总统的建议下，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国会迅速通过了一项新的征兵法，把要求登记的范围扩大到所有从18岁到65岁的男子。从20岁到44岁的男子有义务服兵役，超过最高年限的男子则有义务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务。此外，新的兵役法还规定，所有正在武装部队服役的男子均须在整个战争期间服役，另外还要延长6个月。根据选征兵役法，对大约3100万人进行了分类，其中将近1000万人被征召入伍，还有许多人志愿入伍。到1945年，陆军约有820万人，其中2/3在海外服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约有390万人，海岸警卫队约有25万人。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数10万青年妇女也毅然从军，她们在海陆空担负了医疗救护、文书打字和通讯联络等方面的任务，大大减轻了男子的非战斗任务，提高了战斗力。

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指出：“柏林和东京的军国主义者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被激怒而团结起来的全人类将结束这场战争。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粉碎军阀强加在被奴役人民头上的军国主义---解放被征服的国家---在全世界各地树立和保障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不达到这些目标绝不罢休。”

当罗斯福向国会宣读这一振奋人心的计划时，他说：“这些数字以及生产许许多多其他武器的类似数字，是向日本和纳粹稍微提示一下：他们袭击珍珠港到底得到了什么！”国会报之以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罗斯福强调指出：“我们今天进行的斗争是为了安全，为了进步，为了和平，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全人类，不仅是为了一代人，而是为了世世代代的人。我们进行斗争是为了清除世界上的积弊和痼疾。”

总统说：“我们的敌人的指导思想是野蛮的犬儒主义和对人类的极端蔑视。我们则是出于一种信仰，它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的第一章：‘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这就是眼前日夜都在深入影响我们生活的一场斗争。”罗斯福说，“这场斗争不可能以任何妥协而结束。善恶之间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可能有成功的妥协。只有彻底胜利才是为宽容、清醒、自由和信仰而战斗的人所应得的报酬。”

罗斯福这一鼓舞人心的演说，在珍珠港事件后，在人心动荡恐惧的情况下，为动员全国人民积极投入这一伟大的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上留下了鲜艳的一笔。3.与英苏联盟

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半，希特勒采取了不宣而战的强盗惯伎，突然对苏联发动进攻。德国的仆从国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一道参加了侵略苏联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具有决定性的大战，在苏联国土上展开了。罗斯福总统与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讨论严酷的欧洲局势。

法西斯侵略军的来势异常凶猛，总共出动了190个师的兵力，其中有153个德国师、19个装甲师和14个摩托化师，3700多辆坦克，4900多架飞机，4.7万多门大炮和193艘舰艇。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向苏联发起大规模进攻。希特勒妄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在6个星期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打垮苏联，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战争。希特勒夸大其词地说：“我们只要在门上踢一脚，整个破房子就会倒下。”

希特勒背信弃义地向苏联发动进攻，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一些短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幸灾乐祸，他们狂叫：“让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厮杀吧！我们可以坐山观虎斗。”但是，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希特勒进攻苏联，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带来了根本性的转折，只有紧密地和苏联联合，才能取得这次战争的彻底胜利。

丘吉尔

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26个反法西斯国家的代表齐集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庄严宣布：各国政府完全赞同大西洋宪章各项原则，“保证使用其全部军事和经济的资源”，打败法西斯主义，“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

这一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建立起来。就罗斯福个人而言，这一同盟的形成充分罗斯福签署美国国家经济复兴法案。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是他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作出的独特贡献。

美、英、苏3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但在开辟欧洲第2战场的问题上存有分歧。早在1941年，苏联政府就要求英国向法国北部登陆。可是英方一直支支吾吾，未给予明确的答复，只是笼统地说，英国政府在对德战争中“必将给予苏联一切可能的援助”。

美英领导集团推迟在欧洲开辟第2战场的计划后，罗斯福就召集军政会议，着手制定实施在法属北非登陆的“火炬”计划。

1942年7月15日，即霍普金斯等赴伦敦前夕，罗斯福对这位心腹交底说，如果进攻西欧的计划不能实现，那么可供考虑的是北非和中东。在这里，美国的目的，就是趁法兰西帝国之危来扩大美国的影响。关于这一点罗斯福的儿子伊利奥特作了很好的记录。

1942年7月下旬，美、英两国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开始在伦敦拟制“火炬”的具体作战方案，经过反复磋商，9月20日经罗斯福和丘吉尔最后批准。确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阿尔及尔3处同时登陆。参加“火炬”作战的美英远征军共有13个师，650艘军舰和运输船。首批登陆的部队为7个师，共约11万人。此外还有几个空降营将参加这次行动，其任务是占领敌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这次登陆的空中保障，将使用1700架飞机，其中绝大部分都驻守在直布罗陀要塞。

在北非登陆是西方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进攻性的战役。它既有战略意义，又有道义上的意义。

1943年4月19日，盟军集中优势兵力发起总攻。英国第八集团军自南向北实施突击，美、英远征军自西向东发起进攻，经过18天的战斗，于5月7日分别攻占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25万德、意军队由于没有运输船只可供撤退，便于5月13日宣告投降。至此，盟军在北非已全部肃清德、意军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的形势，并为尔后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创造了良好条件。

北非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美国军民的斗志，运筹帷幄的罗斯福总统尤为高兴。他对指挥这一战役的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称赞不已。他在白宫对记者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已经完成了一件多么漂亮、多么艰巨的工作，他现在是多么细心多么巧妙地在指挥着他手下的士兵。我今晚要对你们说---也对他说---我们完全信任他的领导。对他作为一名军人的品格高度奖赏。”此次战役后，由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名，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了美英澳大利亚等多国部队的最高统帅。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会议上。4.组建联合国

1943年，各条反法西斯战线捷报频传，尤其是苏联

斯大林

斯大林格勒战役刚刚结束，罗斯福就致电斯大林，热烈祝贺苏联红军取得的这一伟大的胜利。

1944年，罗斯福在总统大选中，以微弱的优势，击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第四次蝉联美国总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筹划一个更加符合美国利益的战后世界是罗斯福一直在思考的工作，同时他也谨记着威尔逊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随着美国的参战，原先一直充斥于美国政坛的孤立主义一扫而光，连比较保守的共和党也一致主张“美国有责任参加主权国家间的战后合作组织来防止军事侵略，在一个自由世界里用有组织的公平原则来维持永久的和平”。美国参议院也以85票对5票公开表示赞成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共同建立一个“有力量防止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权力机构”。而且丘吉尔和斯大林也多次表示，希望建立维持战后和平的国际组织。中、法、美、苏、英五国代表（左起）顾维钧、皮杜尔、斯退丁纽斯、莫洛托夫和艾德礼在旧金山商讨联合国问题。

在此情况下，罗斯福于1942年提出了他最初的“四警察”设想，打算采取“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办法，由美、英、苏、中四大国分管美洲、西欧、东欧和亚洲的地区安全，在此基础上，再组成区域组织的国际联合。但国务院等机构经过深入研究以后认为，此设想未能体现美国理应承担的“世界领导”责任。

1943年，美国实力空前壮大，不仅拥有与苏联不相上下的武装力量，而且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很自然地成为“联合国家”的核心。

罗斯福感到，此时正是实现他的伟大抱负的良机，他不仅具备过去多年担任总统的丰富经验以及头脑里有着对世界和平问题毕生研究所获得的思想精华，而且还赢得了行将与之合作的许多外国政治家的友谊和信任。此外，他在世界各国享有无与伦比的个人威望，有世界舆论的广泛支持。他深信，他拥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定能为美国和世界和平创造一项千秋功业。罗斯福重新设计了他的未来世界的蓝图，这就是把原来的“四警察”设想和国际安全组织糅合起来，在已有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常设的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

罗斯福关于建立联合国的构想很快取得了英、苏两国的赞同，并且出现了最初的联合国组织，这就是1943年11月由美牵头建立的“联合国救济总署”。它的“任务是向受战争破坏地区的人民提供衣、食、住、行、医疗”等方面的援助和服务，以创建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联总的成立及其活动，为以后联合国的建立提供了经验。美国很快就控制了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联总，显露出世界霸主之相。罗斯福甚至未与各成员国商量，就任命美国人赫伯特·莱曼为联总首脑，各国只好接受既成事实。

实际上，尽管英、苏赞成建立联合国但在这个国际组织的某些细节上并不取得完全一致。罗斯福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1945年2月，美英联军和苏联红军开始从东西两翼向德国腹地进攻，德国法西斯的寿命危在旦夕。随着军事胜利的到来，三大国尽快达成战后安排显得格外重要。

作为联合国组织的总设计师，罗斯福的心情更为迫切。然而现实的问题是他必须找到排除最后障碍的办法。他仔细分析了他的两个对手，觉得他们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民族利益。由此他意识到，绝不可能把旧世界的一切推倒重来，用全新的材料去建筑国际大厦。相反，只能在一个被毁坏的文明世界的废墟上动工，清除那些无用而碍事的瓦砾，利用留存下来的完好结构，这里补上一些砖瓦，那里安上一个新拱门。想通了这个道理，他决定作出必要的妥协。

1945年2月4～11日，三巨头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再次聚首。这次会议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在下述问题上达成一致：关于大国否决权问题，三国同意，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论是否当事国，对实质性问题均有否决权；关于代表席位问题，苏联撤回在联大拥有16个席位的要求，美英则同意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拥有联大的正式代表权；关于托管地问题，美国同意，联合国托管范围仅限于战败国的殖民地，国联的委任统治地和自愿交由联合国托管的地区，不再坚持原来的所有殖民地都交联合国托管的主张，从而满足了英国的要求。

会议还决定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至此，有关联合国组织的问题终于得以妥善解决。

然而就在旧金山会议召开前夕，1945年4月12日，一代伟人罗斯福却因心血耗尽而猝然长逝，他终于未能亲眼看到他精心设计的联合国组织的诞生。

罗斯福总统的遗体运回华盛顿后，并没有像以前的林肯总统和后来的肯尼迪总统的遗体那样，守放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供人瞻仰。他生前不希望那样做，他的遗愿得到了尊重。

富兰克林·罗斯福逝世的消息，迅速地传遍了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人民都沉痛地悼念他。斯大林、丘吉尔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发来唁电，表彰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关于罗斯福总统，我们可以说如果他当时没有采取他实际上采取的行动；如果他心中没有感受到自由的汹涌波涛；如果在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极端危难时刻，他没有下定决心援助英国和欧洲；那么人类就会陷于可怕的境地，在若干世纪之内人类的整个前途就将沉沦于屈辱和灾难之中。”

富兰克林·罗斯福虽然没有看到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虽然没有让画家完成他所希望的水彩画像，但是，他可以死而无憾了。在他逝世25天后，作恶多端的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他逝世3个多月后，日本法西斯也投降了。他的画像虽然没有完成，但是在世界人民心中却树起了一座丰碑。人民，爱好和平的人民，将永远怀念他在这一伟大战争中所作出的历史功绩。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勇敢顽强、不向任何困难挫折低头的品质和独立自主、维护和平的正义绩，使他进入了世界名人的行列。丘吉尔1.临危受命

温斯顿·丘吉尔降生于1874年11月30日。1940年5月10日，在希特勒法西斯横行欧洲最猖獗的时候，英国国王授权丘吉尔组阁政府，5月13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简短演说，他说：“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你们。”接着他又说：“你们要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竭尽一切可能和投入全部力量在海上、陆上和空中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要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

丘吉尔除了任首相以外，还接受了下院领袖和国防大臣的职务，实际上掌握了最高军事领导权。

丘吉尔是个性格果断、意志坚强、精力充沛的人，而且是个雄辩的演说家。在对德作战时期，他充分运用这些素质来领导国务活动。他的大量演说都能准确地分析局势和英国民众的心理，他抨击希特勒及其党羽并号召本国人民积极抗战。丘吉尔的这些演说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扬，也终于得到反映群众情绪的有才干的军事将领们的拥护。丘吉尔的“胜利”手势二战期间传遍了全世界。

丘吉尔取得政权后的最初阶段困难很多。德军突破了英法前线，战火向法国北部蔓延，危及巴黎，英国远征军有被歼的危险。丘吉尔很可能在德国人发动进攻的初期就已经意识到法国不可能取胜。这意味着英国不久即将失掉最后一个主要的同盟国。

丘吉尔政府需要立即着手解决几个问题。要千方百计延长法国的抵抗时间以便给德国军队造成最大创伤，同时也为英国加强国防---训练陆军、空军并为准备生产武器赢得时间。

不久，在法国北部的英法两国的大部队被德军截断。这时丘吉尔政府主要关心的是撤退英国远征军。英国远征军和法军终于从敦刻尔克撤出来，但这些部队的装备不得不全部丢弃在法国。这样英军在1940年遭到惨重失败，英国继续同德国作战的前景十分暗淡。

丘吉尔在这个不寻常的时刻表现坚定、勇敢。当6月4日召开下院会议的时候，首相向英国人民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尽管我们失利，但我们决不投降，决不屈服。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上作战，我们将充满信心在空中作战，我们将越战越强。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在田野和街头作战，在山区作战，我们任何时候决不投降。即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的由英国舰队武装和保护的海外帝国也将继续战斗。”

1940年5月下半月，丘吉尔曾经想把墨索里尼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他以个人名义给这个法西斯独裁者写了一封信，叙谈他对墨索里尼以往的友情并希望他不要站在德国一方作战。这一尝试毫无结果。法西斯的意大利急急忙忙地出来声援胜利者，于是英国在南欧、地中海和北非又多了一个新的强大敌人。

在法国垂死挣扎期间，丘吉尔主张英法联合成一个国家，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但因1904年6月22日法德停战协议而未达到目的，从此，英国失掉了所有同盟国，只好孤军作战。

这时，英国人民意识到国家、民族遇到了致命的威胁，从而表现得异乎寻常的英勇顽强，准备焕发精神，继续坚持抗德斗争。丘吉尔写道：“在法国被击败之后，英国凭借岛屿多的有利地势，从失败的痛苦和致命的威胁中产生出一种不亚于德国的民族果敢精神。”温斯顿·丘吉尔表达了英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因而显著提高了他的群众威望。丘吉尔成了民族战争的领袖，人民相信他能够采取有力措施把战争进行下去。

1940年6月18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讲话时说：“法兰西之战已告结束。不列颠之战就要开始……因此让我们勇敢地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而且我们应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英帝国就是存在1000年之后，人们还能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在法国崩溃之后，英国领导人认为：“只有采取综合手段才能击败德国，就是施加经济压力，空袭德国的工业和交通枢纽以及居民点，在德国占领区广泛组织反抗运动。”

后来的战争进程表明，仅用这些手段还不足以赢得胜利。但是英国当时没有其他手段可使。制定战略计划的人可能当时就知道，这种战略无济于事，可是他们想不出别的办法。英国官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学家约翰·巴特勒写道：“谁都说不出应当怎样做才能保证取得胜利……才能在最近的危急岁月使国家免于灭亡。”

1940年夏天，德军开始空袭英国，英国空军给以坚决回击。在空战中英国人损失惨重，可是德国人也蒙受重大伤亡。在这一战斗中，英国人民的意志锻炼得更加坚强。

英国政府在法国失败之后仍坚持作战，这一举动提高了丘吉尔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声望，也逐渐改变了他在保守党内的地位。保守党员渐渐懂得丘吉尔是他们的唯一希望，只有利用他日益提高的威信，方可挽回这个党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声誉。

1940年9月底，内维尔·张伯伦因健康状况恶化而辞职，不久即去世。因此需要选举新的保守党领袖。这时大家已经很清楚，只有丘吉尔能够胜任。《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丘吉尔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我们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战斗感到无比幸福。今天，温斯顿·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他无比信任。”这份报纸表达了当时英国保守党领导人的观点。

丘吉尔懂得，英国孤军作战必须设法摆脱不易避免的迅速失败，因此，采取许多坚决措施：根据抗敌需要动员国内各类资源，扩大军火工业，建立民防队，进行反击德军的训练以防德军入侵英国岛屿时措手不及。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设法争取新的盟友。德国是可怕的劲敌，所以新的盟友必须具备同德国旗鼓相当的或者超过德国的实力。当时只有两个具备这种条件的国家没有参战，就是苏联和美国。丘吉尔的注意力转向这两个国家。他继续保持并加强同罗斯福总统的个人书信往来，共同商讨最重要的英美关系和世界局势问题。丘吉尔在信中仍然署名“前海军人员”。他非常喜欢玩弄华丽的词藻，在战时也是如此，他总是给各种会议和战役冠以名目繁多的代号。

丘吉尔积极设法说服罗斯福，要他相信英国取胜对美国有利，而德国取胜必将给美国带来不幸和灾难。他千方百计鼓动美国参加抗德战争。他终于同罗斯福谈妥，英国以租让西印度群岛的基地来换取美国的50艘旧驱逐舰。这一交易与其说使英国海军得到补充，莫如说在推动美国参战的路程上取得重大进展。与此同时。美国在1940年下半年和1941年上半年给予英国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是对处于困难时期的英国的有力支援。

5月22日，丘吉尔再飞巴黎参加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还在万森城堡的法军总司令部会见了魏刚，对他留下了“坚定、果断和出奇的活跃”的印象。丘吉尔与法国领导人进行了讨论后，同意了魏刚南北军队会合的计划，又于第2天飞回伦敦。

但是，从索姆河南部地区发起的攻势未能奏效，由戈特勋爵指挥的英国远征军的北翼阵地也因比利时军队的溃退而陷于困境；5月25日英法联合在阿腊斯北部举行的反攻被德军挫败；5月26日，临时被任命为准将的

戴高乐

5月26日晚上7时许，英国海军部根据丘吉尔的指示，发出开始执行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通知。861艘从巡洋舰、驱逐舰到小帆船等各种类型、各种动力的船只都投入了从敦刻尔克撤退盟军的紧急行动。据统计，头四天总共撤退了13.1万人；5月27日7669人；28日1.7人；29日4.7万人；30日，5.8万人。这四天中，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公报曾反复宣称，“在阿托瓦的法军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被迫退入敦刻尔克周围地区的英军在我们集中进攻之下正走向毁灭”。德国人原以为，只有一些小船对希望撤离的盟军作用不大；但到了5月30日，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总参谋长终于发现了这些小得可怜的船的重大作用和意义。在拼命进攻和猛烈轰炸下，盟军袋形阵地仍巍然不动，德国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盟军部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逃到英吉利海峡对岸去。

由于敌人已经察觉而无保密的必要了，英国海军部干脆公开号召沿海居民都投入营救活动。许多有船的人纷纷自愿前来，更加快了撤退速度，以及5月31日这一天撤退人数达到6.8万多人。同一天，丘吉尔第3次飞往巴黎出席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盟军从挪威纳尔维克撤退以避免更大的损失；以及一旦意大利参战就对其进行海空联合袭击的计划。丘吉尔在会上还努力避免法国人产生误会，强调在敦刻尔克的英军和法军“撤退必须相互臂挽着臂合力进行”。他发现，法国方面继续战斗的热情和信心比上次有所减弱，尤其是贝当元帅反应冷淡甚而怀有敌意。

敦刻尔克的撤退仍在继续进行。甚至海军部地图室主任皮姆海军上校和他的两三个同事也在四天时间里驾着一艘荷兰小船运回800多人。为了鼓舞大家的斗志，丘吉尔向政府官员们发出通令说：“在这黑暗的日子里，如果政府中所有的同僚以及重要官员能在他们的周围保持高昂的士气，首相将不胜感激；这不是说要缩小事态的严重性，而是要我们对我们的能力表示信心，我们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继续作战，直到把敌人企图统治整个欧洲的野心彻底粉碎为止。”到6月4日，共有33.8万名英法官兵从敦刻尔克撤到了英国。但由于条件所限，这些部队只携带了步枪等轻武器，而大部分重武器以及大批军需品和装备都不得不丢在了敦刻尔克。2.不列颠之战

6月22日，贝当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

在法国被击败之后，英国凭借岛屿多的有利地势，从失败的痛苦和致命的威胁中产生出一种不亚于德国的民族果敢精神。这种精神使普通老百姓都敢于蔑视不可一世的纳粹战争机器，决心同德国法西斯决一死战。

前后两任本土军陆军总司令艾恩赛德将军和艾伦·布鲁克将军，指挥部队在岛山构筑坚固的防线，挖掘反坦克壕，修建钢筋混凝土掩体，还组建了直接打击登陆敌军的机动部队。7月，罗斯福总统不顾许多人的激烈反对，给英国运来了50万支步枪，8万挺机枪，1亿3千万发子弹，900门75毫米的大炮，100万发炮弹以及炸弹、烈性炸药和无烟火药。这些物资几乎把美国军火库的家底搬空了。丘吉尔立即指示以“有计划的军事行动”组织分运，并立即发放给近100万国民自卫军。英国人本来准备用干草叉和连枷来对付德军，现在有了武器弹药，更感觉自己不可战胜。

比弗布鲁克在飞机生产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喷火式”和“旋风式”战斗机从大撤退时的331架增加到620架，后备飞机从36架增加到289架。海军也把大部分驱逐舰从执行护航任务中调回来对付德军入侵。为了避免“打另一场战争的危险”，丘吉尔还不顾中国等国家抗日战争的需要，宣布关闭缅甸通道3个月。这一姑息日本的行动，实际上为英国后来在东南亚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丘吉尔对可能遭入侵的地区进行了一系列视察，在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观看了军事演习，在哈里奇和多佛尔视察了防御工事。他还到东北沿海一带视察，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士气。

丘吉尔还借助于广播，利用其前任从未用过的方式直接向全国军民发表演说，以坚强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激发大家的战斗勇气。据估计，全国有64%以上的成年人收听了他于7月14日发表的广播讲话并被感动。

德国人对英国的第一次猛烈袭击是从7月10日开始的，人们通常把这一天作为空战开始的日子。7月16日，希特勒发出了“关于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的第16号令，即所谓的“海狮计划”。命令准备工作应在8月中旬完成，其作战目的是“清除英国本土作为对德作战的基地，并且在必要时，全部予以占领”。

在德国人的进攻中，有3个相互重叠连接的阶段。第1阶段从7月10日到8月18日，对英国护航舰队和南部港口进行轰炸，并引出英国空军，试图把它消耗光，从而取得制空权；这是渡海登陆的先决条件。因此，德国空军在这一阶段里的空袭行动日益频繁。但英国皇家空军只出动了部分战斗机应战。这样虽然使港口和船只受了一些损失，有4艘驱逐舰和18艘商船被击沉，但是保存了空军实力，也使敌人付出了惨重代价。英国空军丧失了148架飞机，而德国空军有296架飞机被击落，135架飞机受伤。

由于天气恶劣，空战在8月19日到23日停止了5天。8月24日开始的第2阶段中，德国空军首先打算摧毁英国空军的地面通讯指挥中心扇形站。从8月24日到9月6日期间，德国空军平均每天出动1000多架飞机，使英国南部的5个前沿机场遭到严重破坏，7个扇形站中的6个几乎被彻底摧毁；446架飞机被击落或受伤；103名飞行员遇难，128名飞行员受重伤，占当时全部飞行员的1/4。丘吉尔为此“感到十分焦虑”。就在英国空军遭受严重损失难以支撑局面的关键时刻，戈林犯了第2个也是更严重的战术错误，9月7日，德国空军转而大规模夜袭伦敦。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空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英国空军得以缓过气来，这次战术改变给希特勒和戈林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9月7日这天，德国空军投入了625架轰炸机和648架战斗机，对伦敦进行了大规模的轮番轰炸。

从8月24日起，伦敦在连续85个夜晚中有82个夜晚遭到空袭。从9月7日至11月3日，平均每天晚上有200架德国飞机轰炸伦敦，对伦敦的轰炸不间断地持续了57天。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作为报复，英国空军也轰炸了柏林。由于距离较远，轰炸柏林的规模较小，德国人的伤亡和损失都不严重，但对德军士气和老百姓心理的影响则是非常巨大的。

为了减轻空袭造成的危害，丘吉尔指示建立了他所说的“杰姆乌鸦”紧急警报制度，为了救助房屋财产在轰炸中严重受损的人，他抓紧制订了战争保险方案。他还通过林德曼教授组织科学家运用科学技术破坏德军的空中攻势，使来袭的敌机误入歧途。

11月份，空战进入第3阶段。德国人又一次改变了他们空袭的主要目标，试图摧毁英国工业生产中心。这一行动是从14日轰炸考文垂开始的，但持续的时间不那么长，也没能实现他们的目的。英国飞机的产量不仅没有下降，在1940年中，还以其9224架对8070架的比数，超过了德国人。

由于英国人民在丘吉尔为首的政府领导下，精诚团结，万众一心，英勇顽强，决死抗战，使希特勒入侵英伦三岛的计划彻底破产。9月19日，希特勒决定无限期地推迟“海狮”计划；10月12日正式宣布把入侵推迟到第2年春天；1941年7月，希特勒再次把入侵推迟到1942年春天。到了1942年2月13日，在雷德尔海军上将的劝告下，希特勒终于同意彻底放弃了“海狮”计划。不列颠之战以英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美国虽然提供支援，但并不急于参战。英国领导人担心，在美国还没有坚决地同英国并肩战斗之前，就出现悲惨的结局，因此，他认为利用苏联同德国之间的斗争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因此，丘吉尔，试图把苏联拉入自己一边。1940年夏天，他任命工党领袖克里普斯为驻苏大使，责令他努力改善英苏关系，并说服苏联参加对德战争。丘吉尔就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苏德开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苏联变成自己的盟友。

1941年春天，希特勒派鲁道夫·赫斯访问英国。赫斯是从自己驾驶的飞机上跳伞后被英国当局抓获的，英国政府代表与赫斯举行了秘密谈判，赫斯建议英德签订和约，共同对付苏联，并建议丘吉尔离职，由亲法西斯分子组织新政府。

丘吉尔当然不会接受赫斯的这些建议，但他却没有明确拒绝，而是保持了沉默。这种态度使舆论界开始怀疑政府对德国的立场，而丘吉尔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打消这种疑虑。丘吉尔是在暗示德国人，他在进攻苏联时可以得到英国的某种支援，从而推动希特勒去冒险攻打苏联。

希特勒一旦真去冒险，则给他以坚决的回击。赫斯是希特勒丢给丘吉尔的诱饵，而丘吉尔却要让希特勒自己吞下这个诱饵。希特勒和德国其他领袖都坚决反对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英国的态度使他们没了后顾之忧。

30年代，希特勒曾不止一图为丘吉尔在美期间向美国海军致意。次地玩弄过英国的首相和其他国务活动家，尤其是内维尔·张伯伦曾多次被希特勒愚弄。而这次，丘吉尔却愚弄了希特勒，并给他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1941年6月22日凌晨4点，外交部接到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丘吉尔曾严令身边的工作人员，除非是德国进攻英国，不能在8点之前叫醒他。8点钟，工作人员才叫醒了丘吉尔并向他报告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丘吉尔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是他任首相以来得到的最好消息。英国广播公司9点钟广播了丘吉尔的演讲，丘吉尔说：“我们要给予俄国和俄国人一切可能的援助。俄国的灾难就是我们的灾难。”

在这个时刻，丘吉尔表现出了一个大政治家的风度。在英国，没有哪一个人比丘吉尔更坚决地敌视苏联，但也是丘吉尔最充满热情地要和苏联结盟，要支援苏联。

7月12日，英苏签订了在对德战争中采取共同行动的协议，英国准备向苏联提供军事援助。8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大西洋的一艘军舰上会晤，这是他们第一次会晤。结果，双方拟定了大西洋宪章，决定共同援助苏联，向它提供武器和战略物资。并声明英美两国在战胜德国和它的附庸国之后致力于建立公正和民主的世界。

丘吉尔希望美国尽快参战。在远东，日美关系日益紧张。日本已经同德国结盟，日美冲突终将导致美德开战。因此，丘吉尔尽一切可能怂恿美国政府对日本表现强硬。

由于成功地领导了英国人民抗击法西斯德国的斗争，丘吉尔此时在全国军民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

8月3日，丘吉尔发电报给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洛西恩侯爵说：“把英国拥有的一些基地让与美国，可以答应，不过我们宁愿无限期地租借而不愿意卖出。”鉴于空战之后德军有立即入侵的可能，所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多次电报中都竭力向他说明，如果英国一旦被击败，如果万一英国出现一个吉斯林式的政府，以交出英国舰队从德国换取远为宽大的条件，那么，希特勒就成了欧洲的霸主，将会掌握欧洲全部造船厂和海军，而这对美国是极其危险的。美国人如果坐山观虎斗，以为坚持孤立主义还可以捡到英国舰队的残余。这样想是十分可怕的。丘吉尔这种说法对美国高级官员以至孤立主义者都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因为存在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方面已准备同意英国以基地换取驱逐舰，但同时要求英国保证，一旦美国参战，则英国必须在万一战败时将英国舰队或其残部驶往美国，否则这一做法要想获得美国公众舆论支持是极端困难的，而这又是国会是否同意的前提。8月6日，罗斯福通过洛西恩侯爵传来信息说，他希望得到如下保证：如果英国被占领，英国舰队将在海外为帝国继续战斗，决不投降，也决不凿沉。这一保证对美国国会将最有说服力。

8月15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我们要用舰队战斗到底，我们谁也无意用舰队的投降或凿沉去购买和平。当你引用我这一再提及的保证时，请记住，如果竟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很容易就能征服英伦三岛及其海军基地，那么，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有害的。”

8月16日，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了就获得海、空军基地而与英国政府磋商的消息。罗斯福竭力说明，美国用几只陈旧的驱逐舰便可在危急时刻换取无限安全是非常有利的。

9月5日，丘吉尔以谨慎的措辞将此事正式通知了下院，并且“获得了他们的默认---实际上是全体同意。”50艘驱逐舰很快交到了英国海军手中，这批舰艇使英国战时计划中新造舰只交付使用之前，英国海军可以极其顺利地渡过舰艇短少的时期。

11月6日罗斯福第三次当选总统的消息传来，丘吉尔深感庆幸，立即致电表示祝贺。而罗斯福在重新当选后的第3天就公开宣布，按“据实际经验得来的办法”分配军火产品，即大致上一半分给美国军队，另一半分给英国和加拿大军队。美国战时物资优先分配局同意在英国已定购的1.1架飞机之外，再供应1.2万架。使丘吉尔头疼的问题是这笔钱怎么付。

11月27日，德、意、日3国在柏林签署了《3国条约》。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预示着战争冲突可能不会再局限于原有的地区范围。

12月30日，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他指出：“危险就在眼前，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但是我们深知，我们不能爬上床去，用以被蒙头的办法逃避危险……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所有我们整个美洲的人即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枪膛里装满一触即发的子弹，经济的和军事的子弹都有。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只。”最后，他推出一个广为传诵的著名论断：“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英国的战况和与丘吉尔交换意见，1941年1月初，罗斯福派霍普金斯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飞往伦敦。霍普金斯与丘吉尔之间建立了亲密关系，也对丘吉尔留下了深刻印象。

霍普金斯在英国呆的时间比预定时间长得多，他直到2月中旬才返回美国。当3月8日美国参议院以60票对31票最终通过了“租借法案”以后，罗斯福即指定由霍普金斯负责援助英国的事务。在哈利法克斯于1月赴华盛顿就职后，美国也于2月派出约翰·G·怀南特为英国大使，结束了这一职务近两个月的空缺状态，从此英美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更为密切的新阶段。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是与丘吉尔以政治家的深邃远见和外交家的巧妙手腕，经过多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难以分开的。由于“租借法案”在支援英国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后来丘吉尔把罗斯福总统的这次胜利，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3个转折点”。3.战火燃向东方

9月，英美军需供应会议在伦敦召开。英国同意将原定提供给英国的各种军用物资转拨给苏联。丘吉尔在处理对苏关系问题上，此时表现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巨大勇气和高度灵活性。

1941年12月7日，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了。日本海军出动6艘航空母舰，载有400多架飞机，对美国檀香山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凶猛的突然袭击。这次打击使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有18艘军舰被击沉或遭到重创，188架飞机被炸毁，159架飞机严重损坏；美国海军官兵死亡2403人，失踪和受伤2233人。幸亏当时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不在港内，而日本飞机的轰炸又漏掉了海军船坞里的油库和潜艇库，否则美国海军的损失还要更惨重一些。

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天丘吉尔在契克斯度周末，他从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中听到了令他和所有人“都不胜惊讶”的消息，丘吉尔立即拨通了罗斯福总统的电话，得到了对这一消息最权威的证实。对此他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因为，长期以来他极力促成而未果的美国参战一事，现在由愚蠢的日本人替他促成了。

12月14日，丘吉尔冒着狂风巨浪和遭遇德国潜艇的危险，经过漫长的8天航程，于12月22日抵达华盛顿，受到罗斯福总统的热烈欢迎。英美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不拘礼仪而亲切友好的会谈，双方人员共同举行了代号“阿卡迪亚”的全体会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会议决定成立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确认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希特勒德国，同时认为阻击日本侵略的太平洋战争是这场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便于联合作战，统一指挥，会议决定在太平洋战区建立ABDA联军司令部，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意见，由英国的韦维尔将军出任联军总司令。

丘吉尔与罗斯福会谈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是建立世界性的反法西斯大联盟。经过大量的电报往返，由26个国家参加发起的这个世界组织的成立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罗斯福总统提出以“联合国”替代原来拟议中的“协约国”作为这一世界组织的正式名称，丘吉尔对此表示赞同。

1942年1月1日，罗斯福到丘吉尔下榻的房间，两人对《联合国宣言》草稿最后敲定。随后，在总统书房里，由罗斯福、丘吉尔、李维诺夫和宋子文分别代表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签署了这个庄严的历史性文件。《联合国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世界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对粉碎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称霸全球的幻想，取得二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月20日，丘吉尔在白宫收到罗斯福总统亲手交给他的一份电报，上面的消息令他目瞪口呆。电报上说，北非战场上的托卜鲁克要塞被敌人占领，英军2.5万人被俘。后来进一步证实，被俘人数实际多达3.3万人。罗斯福当即问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丘吉尔：“我们能帮你什么忙？”丘吉尔回答：“给我们大量希尔曼型坦克，能给多少就给多少，并且尽快运往中东。”罗斯福立刻叫来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随即作出安排，调拨300辆希尔曼型坦克和100门自行火炮，并直接运送到苏伊士运河。这一意义重大的决定，成为丘吉尔此行的重要收获之一。在战前互不信任的苏联和英国面对共同的敌人逐渐走到了一起。

在7月里，奥金莱克亲自指挥着第8军在阿拉曼建立起防线。当隆美尔的部队打来时，由于当地不宜于坦克行进，限制了德军装甲部队的威力。奥金莱克趁机组织了有力反击，俘虏了好几千德军，使局势稳定下来。7月下旬，罗斯福派霍普金斯、马歇尔将军和海军上将金，到伦敦与英方会商下一步的战略问题。因为英国的参谋长们固执认为1942年进攻欧洲条件不成熟，使马歇尔关于及早开辟欧洲第2战场的意见未能坚持下去。当这些意见汇总到罗斯福那里后，他最后表态支持进攻法属非洲。7月25日，作出了关于此次行动的最后决定。

8月初，丘吉尔决定任命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接替奥金莱克的职务。本来还准备起用W·H·E·戈特将军任第8军军长，但因为布鲁克认为戈特过于劳累而倾向于任命伯纳德·蒙哥马利。此后不久，戈特将军因座机被击落而不幸罹难，遂由蒙哥马利担任了第8军军长。

8月10日深夜，丘吉尔直接从开罗飞往莫斯科，准备当面向斯大林通报关于改变在法国北部登陆开辟第2战场的决定。这是一个微妙的、困难的、然而又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丘吉尔对于会受到何种对待心中无数，但对自己将要表达的主要意思则十分明确。

8月12日下午5时许，丘吉尔的座机降落在莫斯科的首都机场。苏联人给予丘吉尔以最高规格的接待，安排他住进了城郊一座豪华别墅。当天晚上，丘吉尔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了斯大林。在“阴森而沉闷”的气氛中，丘吉尔首先坦率地告诉斯大林，英美两国政府认为，1942年不可能在法国北部登陆以开辟欧洲第2战场。他提醒斯大林，在莫洛托夫访英时，英方已通过备忘录说明不能就1942年的行动作出承诺。斯大林阴沉着脸加以反驳，表明了他对这一决定的不赞同态度。随后，丘吉尔又谈到轰炸德国；继而又谈到开辟第2战场的另外选择，即准备10月份在北非实施的“火炬”计划。丘吉尔以鳄鱼作比喻，说明“火炬”计划是打击鳄鱼柔软的下腹部。斯大林此时又转而高兴起来，与丘吉尔长时间地讨论了这一计划的意义和理由。此后双方又就英美空军在苏联军队南翼取得制空权进行支援进行了讨论。会谈直到午夜才结束，此时丘吉尔欣慰地感到：“冰块已经打开，通人情的接触已经建立起来。”

这次英苏首脑会晤，使丘吉尔与斯大林之间建立起并在战争中一直保持着一种“密切而又严肃”的关系，对双方之间加强联系、增进理解、相互配合、保证取得战争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4.柳暗花明

丘吉尔从莫斯科回国后，立即开辟北非战场，并建议罗斯福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总指挥，副总指挥由亚历山大将军担任。双方商定这一计划提前执行，1942年11月8日在法属北非登陆，然后再由西向东，对德、意在北非的军队发动进攻，控制地中海，巩固中东，为以后在意大利和巴尔干的军事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11月5日，艾森豪威尔冒险飞抵直布罗陀。丘吉尔把这个要塞置于他的指挥之下，作为登陆战役的临时司令部。

11月8日，英美联军的3个特混舰队分别在阿尔及尔、奥兰、卡萨布兰卡地区登陆。登陆战役宣告成功。

11月底，盟军占领了整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并进入突尼斯境内。

1943年上半年，登陆盟军和在埃及的英国军队对德意军队发动钳形攻势，彻底消灭了盘踞在北非的敌人。丘吉尔感到非常激动。为了协调盟军的下一步反攻计划，他迫不及待地要去美国访问。

5月12日，丘吉尔一行到达华盛顿，两国首脑及其参谋长们，在白宫举行了以“三叉戟”为代号的秘密军事会议。双方商定，要打破轴心国潜舰的威胁，加强军中优势，采取必要而实际的措施，援助苏联和中国。双方还商定，要在地中海地区实施大规模作战，以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同时准备于1944年春在法国登陆，对德国实行决定性的攻击。

1943年7月3日，盟军开始进攻西西里。7月25日，墨索里尼下台。10月13日，意大利宣布加入盟军一边，对德作战。

由于苏德战场上苏军的节节胜利，在欧洲开辟第2战场的“霸王计划”终于在1944年6月6日开始了。

1944年上半年，苏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德军一再溃退，希特勒只得把大量的预备队和西线兵力调往东线阻止苏军。这为盟军开辟欧洲第2战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丘吉尔召集英美参谋长会议讨论了登陆地点，最后确定法国北部的诺曼底是最佳登陆地点。经丘吉尔和罗斯福商定，艾森豪威尔为盟国远征军总司令，英国空军上将泰德为副总司令。

为确保登陆成功，盟军曾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到1944年6月6日登陆作战时，英国已经准备好的大量的军队、飞机和船只，计有39个师，美国还有四五十个师要源源不断地运来。为了迷惑敌人，盟军统帅部还根据丘吉尔的建议，广泛采用了疑兵之计。它集结了一支假舰队，发出大量电讯，造成假象，仿佛盟军司令部设在肯特，并让美军少将乔治·巴顿闲步肯特街头，而德军情报人员正断定他是盟军总司令。进攻前夕，英国飞机又撒下大量的锡箔片，使德军误以为，好像有一支盟军舰队正开往加莱。而实际上盟军选择的登陆地点是诺曼底。

6月6日凌晨，盟军利用涨潮时机和刚刚出现的短暂的好天气，开始在诺曼底地区登陆。美英2395架运输机和847架滑翔机，从英国20个机场起飞，载着3个伞兵师向南疾飞，到法国诺曼底海岸后边的重要地区空降着陆。

黎明时分，英国皇家空军的1136架飞机，对勒阿佛尔和瑟堡之间事先选定的敌军海岸的10个堡垒，投弹5853吨。

天亮以后，美国第8航空队的轰炸机开始出击，1083架飞机，在部队登陆前半小时，对德军海岸防御工事投弹1763吨。然后，盟军各类飞机同时出击，轰炸海岸目标和内陆的炮兵阵地。太阳升起之后，盟军海军战舰开始猛轰沿海敌军阵地。

大约早晨6时30分，美军开始在奥马哈和犹他滩头登陆。在这之后，英国和加拿大军队也陆续在事先选定的海滩登陆。到了6日夜晚，将近10个师的部队连同坦克、大炮和其他武器已经上岸了，后续部队源源而来，不断扩大盟军对德国守军的优势。希特勒大肆吹嘘的“大西洋壁垒”被突破，从而为摧毁西线德军奠定了基础。

当天下午，丘吉尔便发电报给斯大林，通报了顺利登陆的情况。

斯大林收到英国首相的电报后，十分高兴，当即回电表示热烈祝贺。按照德黑兰会议协议所组织的苏军夏季攻势，将于6月中旬以前，在前线某一重要地段开始。苏军的总攻将随着部队之陆续转入进攻而逐步展开。

空降着陆和步兵登陆都非常成功。德军虽组织了反攻，但规模有限，无法把盟军赶下海去。而且盟军后续部队源源而来，补给物资不断增加，滩头阵地逐渐扩大，逐渐向纵深发展。在盟军的强力推进下，法国迅速解放了。与此同时，苏军在1944年夏己经开进中欧和东欧。

然而1944年底，西线出现了对盟军不利的战况，德军在阿登地区反扑，突破盟军防线向前推进了90公里。这种情况迫使丘吉尔于1945年1月6日向斯大林求援，请求俄国在东线发动强大攻势。苏军于1月12日重创德军，德军只好中止在西线的攻势。这次苏军进攻到了离柏林只有70公里的地区。

德国当局败局已定，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于1945年2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再次会晤。会议决定由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并在柏林设置管制委员会。四国首脑还就波兰边界和政府的组成问题达成协议。最后，还就成立联合国的问题和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作出了决议。

4月16日，苏军发起进攻柏林的战役。25日，苏军在波茨坦以西包围柏林，并在柏林西南的托尔高地区与美军会师。27日，进入柏林。30日，希特勒自杀身亡。5月2日，柏林守军投降，各地德军也相继投降。5月7日，德国代表同艾森豪威尔签订投降书，5月8日，又在柏林向苏军元帅朱可夫签订投降书。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丘吉尔领导全英人民进行战斗，为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战后的地位打下了基础。戴高乐1.获得最高荣誉骑士勋章

1890年11月22日，夏尔·戴高乐出生在法国里尔市公主街一个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小贵族家庭。

1907年，戴高乐所在的学校圣母玛利亚学校因反教权政策而被关闭。戴高乐的父亲便把他送到以擅长数学教学而闻名的比利时安托万中学就读，因为要考圣西尔军事学院，数学成绩必须出色。戴高乐一心要考入军校，所以他再不像幼年时那样不求甚解，在安托万中学的成绩是名列前茅的。一年后，他转学进入巴黎的斯塔尼斯拉斯学校。

1909年8月，戴高乐通过了圣西尔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他战斗法国总司令戴高乐将军的分数不高，在录取的212名考生当中是第110名，但总算考取了。这一年，他19岁。

进入军事学院，是戴高乐一生的转折点。这一选择，决定了戴高乐将来不会成为文学家，也不会成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在文史哲方面也有着十分牢固的基础，这对他成为一名政治家、军事家是很重要的。

1910年10月，见习期满，戴高乐正式进入圣西尔军事学院。他在同辈当中是个很有个性的学生，他坚毅果敢，但孤高自傲，让人觉得他落落寡合，同他的高身材、大鼻子，恰好互为表里。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些绰号，如“公鸡”、“两米”等等。同学们也没有放过他那支特别显眼的“大鼻子”。有一次开联欢会，同学们提议戴高乐背诵他最喜欢的罗斯丹诗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他立刻爬上桌子，高声朗诵了诗剧主人公西哈诺关于自己的“大鼻子”一段台词，于是，同学们便把“大鼻子”的雅号转赠给了戴高乐。

戴高乐在圣西尔军事学院勤奋地学习了两年，于1912年10月1日毕业，在毕业考试中得了第13名，军衔是少尉。填写分配志愿时，戴高乐仍然选择了第33步兵团，回到了阿拉斯城。这时该团团长是菲利普·贝当上校。

1913年10月1日，戴高乐晋升为陆军中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戴高乐执行了许多次危险的任务，表现出色，于1915年1月20日被提升为上尉。1916年一次与德军的激烈交战中被俘。

1918年11月3日，奥匈帝国宣布投降，11日，德国军队放下了武器，德方代表前往巴黎东北的贡比涅森林，在法国福煦将军的行军火车上签署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戴高乐也从德国的俘虏营获释回国。

虽然戴高乐在俘虏营中度过了4年，但由于他在都奥蒙堡一役中的出色表现，他获得了一枚最高荣誉骑士勋章。2.宁折不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2年春天，戴高乐随法国军事代表团到了波兰。

1931年底，戴高乐从中东回国后，到贝当主持的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两年后，被提升为中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十几年中，戴高乐多次调动过驻防地点，但此后的六七年内，他相对稳定在军界首脑部门进行军事战略研究工作，直到1937年底，他晋升为上校后被任命为驻麦茨的第507坦克团团长，才回到军事指挥的岗位。

戴高乐在当时的军事战略上，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他认为，在战争条件下，法国的地形很不利，尤其是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更加脆弱。英国和美国可依靠天堑之险，西班牙和意大利各自有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作为屏障。法国首都巴黎周围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在这种情况下，构筑再坚固的防御工事也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是建立一支可以立即调遣的机动力量，也就是说，“一批常备的、团结的和能够熟练地掌握使用武器的队伍”。而且要在陆地、海上和空中都有一批“精选人员”。他认为，全部现役人员应该在10万人左右，由常备军组成，他们应在精锐部队中服役6年，掌握专门技术，培养进取精神和集体精神，而且在指挥方面也要有相应变化，以适应机械化战争的瞬息万变的局势。还要注意发展无线电通讯系统。戴高乐前（左二）进入解放的巴黎。

戴高乐当时军衔不算高，人微言轻。在关键时刻，国会议员雷诺给了戴高乐重要帮助。1935年3月15日，雷诺在国民议会上发表演说，建议建立一支机械化部队。但是，决策阶层的顽固势力太强大了，雷诺的计划被宣布为“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与历史”，遭到了国民议会陆军委员会的拒绝。国防部长莫林将军还把这种军事战略上的争论，转化成对戴高乐的愤恨，把戴高乐从1936年的晋升名单中勾掉了。

局势的发展开始朝着有利于戴高乐的方向发展，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已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在西班牙佛朗哥也建立起法西斯统治。因此在1936年上台的莱昂·勃鲁姆主持下的人民阵线政府，拟定了一个庞大的国防计划，其中大部分用于坦克和空军。这一年10月的一个下午，莱昂·勃鲁姆会见了戴高乐。戴高乐与勃鲁姆的会面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不过戴高乐总算给勃鲁姆一个说得过去的印象。

这时，戴高乐已开始在成立不久的高级军事研究中心供职，后来这个地方以“元帅之校”而知名。与政治家打交道使戴高乐感到幻想破灭，不过也养成了他对政治的终身兴趣和对政客的极端蔑视。1937年底，陆军部长达拉第不顾甘默林将军的反对，把戴高乐的名字重新列入晋升名册，随后又任命他为驻梅斯的第507坦克团上校团长。这实际上是明升暗降，陆军部的那些人对戴高乐晋升的反应是“幸灾乐祸”，一则可以把他赶出陆军部，二则存心要看看总是鼓吹纸上坦克的戴高乐，用钢铁坦克能搞点什么名堂出来。

戴高乐一点不为离开巴黎而感到失落，他对自己的新职位十分满意，因为这是一个在实践中检验他的理论的绝好机会。他全然不顾坦克上的油污，戴着他的白手套，兴致勃勃地搞他的军事训练，因此得到了一个颇有敬意的外号“摩托上校”。

1938年7月14日的国庆日演习中，戴高乐指挥他的坦克以别开生面的阵势让那些长官们大开眼界。不过梅斯的军事长官吉罗将军，一方面就坦克团的训练有素对戴高乐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他又说，只要他还活着，就别想在他的防区看到戴高乐的理论付诸实践。

可想而知戴高乐的设想，仍未能实现。就在这次演习后不久，戴高乐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去世了。11月份，他的老朋友，一贯支持他的埃米尔·梅耶上校也去世了。生活中一下失去了两个对他具有重要意义的长辈，的确是令人伤感的。然而，更令戴高乐忧虑不安的是欧洲局势的发展。

1938年9月29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在此之前的3月，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实现了他计划已久的德奥合并，希特勒独霸整个欧洲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但是法国国内仍然麻木不仁，多党派政治导致的内阁动荡、更替频繁，并没有因为大战临近而有所改观，从1938年3月到1939年9月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阁就更换了3次，政府的不连续性使法国的内政外交颇受影响。

尽管达拉第与张伯伦一再退让、妥协，但战争还是来到了家门口。法国政府战争准备严重不足，明显就暴露出准备不足的缺陷，等待时机的戴高乐终于脱颖而出。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出兵波兰，并在短短16天的时间内就占领了这个饱受凌辱的国家。9月17日，苏联军队也从波兰东部边界进入这个国家。曾经在《洛迦诺公约》对波兰领土保持完整作出保证的法国和英国，还未作出反应，这场入侵就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如果英法在西线采取行动的话，这场世界大战即使不能避免，至少一开始就会给希特勒当头一棒。然而，英法仅仅是于9月3日向德国宣战，此外不仅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反而听任希特勒把战火燃到北欧。

此时的戴高乐率部驻守在阿尔萨斯，他目睹风云变幻，忧心如焚，却因远离决策中心，无能为力。

1939年11月，他致信总参谋部，继续不遗余力地阐述装甲部队的效能，再次提出绵延漫长的战线是难以防守的。

1940年1月，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满心焦虑，到巴黎再一次游说，在雷诺的住所遇到了前总理莱昂·勃鲁姆。他们谈起战局，勃鲁姆竟然认为，德国人既不可能东进，因为那样会使他们深陷于苏联的领土中；他们也不可能西进，因为他们无法对付马其诺防线。可见，法国政界人物对德法力量的对比，无知到何种地步！而法国民众的态度也就不难推测了。

1月26日，戴高乐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给最高统帅部和政界的80位要人各送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指出敌人将从空中和陆地两方面以极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大举进攻，法国的防线将随时被突破。只有用机械化部队对付机械化部队，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必须立即作出建立必要的机械化部队的决定。必要时可与英美合作，制定出一项“宏伟计划”，建立一支能独立作战的机械化部队。但是戴高乐只是白费笔墨而已，他的所有建议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统帅们的注意。

法国灾难性的时刻终于来临了。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的军队于拂晓时分侵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西线发动了攻击。尽管从多种渠道已获得德军即将进攻的情报，但由于长时间的“西线无战事”，法国人不可避免地措手不及。

就在法兰西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戴高乐的人生道路也到了紧要关口。

1940年6月5日夜间，雷诺改组政府，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次长。6日清晨，坦克部队总监德勒斯特兰将军听到广播后叫醒了戴高乐，告诉他对他的新任命。戴高乐显得很平静，也许他事先已有耳闻。因为6月1日，魏刚将军召见他时，他曾顺道拜访过雷诺。不过表面上的平静掩饰不住内心汹涌的波涛。尽管形势危急，他作为军人可以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但是两次参加战斗已经使他意识到，法国军队的问题不在那些愿意拼死一战的将士，也不在装备、军械上，而是在那些一心只想求和的最高统帅部的决策人物身上。这个时候进入内阁，也许还能起点作用，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法兰西的心脏，可以参与决策，可以影响首脑人物，可以……不过，戴高乐心中也有一丝隐忧，凭他对那些高官们的了解，他不可能不明白他的力量是多么微小。尽管各种想法在心中往复交织、挣扎不已，戴高乐还是怀着些许憧憬走马上任了。

他一到巴黎，马上就到战时内阁总部见了总理。

不过，雷诺的决心远不如戴高乐坚定，雷诺虽然希望战斗到底，希望法国最后能够胜利，但是自从他上台开始，就被包围着他的失败主义者们所左右。而且大战开始后，法国的溃败和混乱更使他的决心摇摆不定。因此他的政府在战争开始后，总在主战与主和之间摇摆，和英国的关系也时好时坏。

随着德国人的步步进逼，法国和英国的关系也日趋恶化，贝当和魏刚为代表的失败主义者，不断地谴责英国见死不救，向英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正如魏刚在和戴高乐谈话时说的那一连串“如果”一样，把在法国本土上抵御德国侵略者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身上，一再强调英国的“责任和错误”，却不认真地履行自己的基本义务，实际上是在为下一步停战求和寻找借口：既然英国无法履行他们应尽的责任，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法国只有停战求和。

而戴高乐之所以有坚定的信心，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法兰西民族始终不渝的热爱和坚信。

和雷诺不同的是，戴高乐自小生活在一个视祖国为第一生命的知识分子家庭，成年后在军队服役，和政党政治没有什么牵扯。因此他一旦下定决心，不会受任何政治上的干扰，甚至包括其他国家态度的干扰。当然，个人意志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戴高乐一直都以意志坚定著称，一旦他认定是正确的事，他从不让步，哪怕因此而得罪了上司，影响升迁也在所不惜。

雷诺要戴高乐去见丘吉尔，不仅要他向英国政府表示法国将继续战斗，而且要戴高乐设法从伦敦获得可靠保证，保证皇家空军特别是战斗机将继续参加法国的战斗，并探询一下撤离敦刻尔克的英军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新装备起来，派回大陆作战。

在访问前，戴高乐又一次拜访魏刚将军。这次谈话给戴高乐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魏刚虽然依旧镇定自若，但是已经甘心失败并且决定停战了，他甚至说：“法兰西帝国那只是一个玩戴高乐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将军。笑而已！至于全世界，当我在这里被打败以后，英国人用不着一个礼拜就会和德国谈判。”他紧接着说的那句话暴露了他最害怕的不是失败，而是革命。“啊！如果我能有把握使德国人给我留下必要的部队来维持秩序的话，那就好啦！”

实际上，魏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点不让人惊奇。自从战争开始后，掌握法国政权的右翼势力表现出来的姿态就是，他们宁可一再迁就德国，即使丧权辱国，也不愿看见暴力革命的发生。达拉第执政期间，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却允许法西斯党徒四处活动。魏刚的这番话不过是把他们的担心放到桌面上了而已。

戴高乐尽管吃惊，还是告诉魏刚，他的看法和政府的意图正好相反，纵使战争失利，政府亦不会放弃斗争。魏刚未发一语。在魏刚的总部所在地，戴高乐还与来请示工作的各个参谋部的熟人交流了看法，这些人都一致认为这场战争输定了，尽快结束战争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可以想像，戴高乐看到的、听到的种种情况使他的心情多么沉重，整个国家的绝大部分掌握各种权力的人都丧失了信心。但是他仍然认为，一旦政府果敢地作出决定，在帝国范围内继续斗争的话，这些悲观失望的人们的思想仍然可以扭转过来，勇气也可以重新燃起。

基于这种认识，行前戴高乐又见了雷诺一次，开门见山地建议撤销魏刚的总司令职务，换上洪齐格尔将军。雷诺的回答含糊其词，他虽原则上同意戴高乐的意见，但认为这时候进行人事更动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由于雷诺的动摇不定，这个建议从未实施，不过，那时即使更换了总司令，恐怕也不会有扭转乾坤的希望。

虽然深感孤立，戴高乐在去伦敦前仍拟订了一项把部队都运往北非的详尽计划。这意味着要把50万军队撤往北非，法国的飞机和海军都要投入使用，而且还需要有50万吨的船舶动力。这一切全要靠英国来帮助。3.自由法国

6月9日，丘吉尔很快在唐宁街10号第一次接见了戴高乐。会见后，戴高乐对丘吉尔的“第一个印象”是好的。但是在涉及问题本身时，丘吉尔并没有满足法国的要求，因为丘吉尔断定法国是输定了，法国本土不可能重建防线，所以他断然拒绝派空军支援，只同意把曾在比利时作战残存下来的部队留在法国。

戴高乐从英国回来后不久，政府已不能在首都视事了，先迁往图尔，然后又迁往波尔多。然而波尔多也绝非偏安之地。

时局进一步恶化，投降派更加紧锣密鼓地活动。巴黎失陷的前一天，丘吉尔来到图尔，他只能作一番道义上支持的姿态，雷诺神情颓然，魏刚当着丘吉尔的面向雷诺报告：法军已经精疲力尽，全线崩溃，陷于极度混乱之中，因此除请求停战之外别无它途。法国政府乱作一团。

当丘吉尔离开会议厅、穿过通向庭院的过厅时，看见戴高乐冷峻地、毫无表情地站在门口。在相互致意后，丘吉尔用法语低声地念叨了一声“honundedestin”（应运而生的人），匆匆而去。

戴高乐决定在这降与搏的最后关头尽最大努力把部队转移到北非去。为此，首先要挫败投降派的阴谋，只有这样，法国政府才可以堂堂正正地主动撤离，继续坚持抗战。

然而投降派的势力太大，雷诺能坚持多久呢？戴高乐深知阻力极大，但仍然于6月12日带着移师北非的计划来见雷诺。此时，德国军队已经渡过塞纳河，巴黎的失陷在旦夕之间，雷诺决定把政府迁往波尔多。

贝当、魏刚等包围了雷诺，反对一切移师北非的抗德方案。海军上将达尔朗曾经表示要打到底，但是当戴高乐敦促他无论如何不能使法国舰队落在德国人手里的时候，达尔朗却转了180度的大弯子，听从了魏刚的命令。国务部长让·伊巴尔内加莱也曾经是少数主战派当中的一个，但事到临头却说：“作为一个老军人来讲，除服从我的上司贝当、魏刚元帅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决定我的看法了。”

丘吉尔正是看到法国局势垂危，所以匆忙赶到法国，向雷诺提出不能将舰队落入敌手。如果英国连对法国舰队也不能指望，那么法国对英国还有多大用处呢？

不出所料，巴黎终于在1940年6月14日被德军占领。这期间，戴高乐奔走于英法之间，他想通过借助英法联盟的力量，对雷诺起一些精神上的刺激作用和鼓励作用。也可以多少牵制一下投降派的阴谋。

戴高乐决心下定，要与德国法西斯战斗到底，但在法国本土已根本无法立足了。6月17日上午9时，戴高乐携妻子女儿，飞往伦敦。

戴高乐抵达伦敦后，专门向法国国防部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大致说：“我已达伦敦。昨日曾根据雷诺先生的指示，与英国国防部就以下问题进行了磋商：第一，一切由美国政府向盟国提供的军备物资均将储存在英国领土，这不影响已经协议的或即将协议的分配方案；第二，目前在法国的德国战俘将在波尔多移交给英国军事当局。关于英方就德国和北非间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提供援助问题，我已向英方要求从6月19日起，在3周内援助50万吨位的轮船。我现在处于无权地位，我应否继续磋商？”

可是，贝当政府已经做出了投降的决定了，戴高尔所请示的有关抗战的事情也就无关紧要了。戴高乐接到的复电是召他回国的“命令”。戴高乐立即给魏刚复信说，只要不投降，我愿意参加可能组织起来的任何法国抵抗力量。

6月30日，贝当又发了一道命令，叫戴高乐到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自首”，听任“战争委员会”的审判。委员会先是判处戴高乐4年徒刑，后来根据当了伪政权国防部长魏刚的指示，改判戴高乐“死刑”。

戴高乐在伦敦与丘吉尔会晤时指出：只要贝当一公开宣布投降，他就通过英国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自由的法兰西将继续战斗。于是他于1940年6月18日下午6时，坐在英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向全世界、也向沦亡的法国，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六一八”演说。戴高乐郑重宣告：“法国并非孤军作战。它有一个庞大的帝国作后盾。它可以与控制着海洋并在继续作战的不列颠帝国结成同盟，也可以像英国一样充分利用美国巨大的工业资源。”他号召：“我，戴高乐将军，现在在伦敦。我向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一切军火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他指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就这样，戴高乐在海峡彼岸的伦敦，树起了第一面法国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旗帜。

戴高乐的事业，在开始时得到的最重要的支持来自英国。6月23日英国政府就发表了公告，不再承认贝当“政府”是法国的政府。6月28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告：英国认为戴高乐将军是世界各地的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为前来投奔戴高乐的人提供方便。

6月30日，海军中将爱米尔·米塞利埃来到伦敦，表示支持戴高乐。同时，在利物浦附近驻扎的法国阿尔卑斯山轻步兵师内服役的军官，如柯尼希上尉和安德烈·德瓦弗兰上尉及梯也里·达尔让利尼海军上将也投奔了戴高乐。

募兵工作虽然不如想像的那样一帆风顺，但到7月14日法国国庆日那天，第一支“自由法国”的队伍终于组织起来了。这一天，戴高乐在白厅广场上检阅了他的战士。检阅完毕，他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盟军司令、法国的福煦元帅雕像献了红、白、蓝3色花束。同时，确定“洛林十字”为自由法国武装的标记。一个星期以后，第一批戴高乐的空军部队对鲁尔区进行了轰炸。到7月底，戴高乐已经动员了7000之众。

8月，戴高乐在泰晤士河畔的圣史蒂文大厦安置了自己的办公室。自由法兰西政府初具规模。

8月7日，《丘吉尔-戴高乐协议》向全世界发表，协议载明戴高乐是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但协议中写明戴高乐也要听取英国统帅部的一般指示，而且协议也没有按照戴高乐的要求，明确英国要对恢复法兰西帝国的疆界作出保证。戴高乐由此感到他不能完全依靠英国，必须到非洲殖民地去寻找更广阔，更坚实的基地。戴高乐决心为他所首创的自由法兰西选择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和一个更坚实可靠的基础。

10月24日，戴高乐到达布拉柴维尔。这时，“自由法国防务委员会”的人选已经就绪了。10月27日，是继6月18日后另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戴高乐发表了有名的《布拉柴维尔宣言》，宣言指出：“设在维希的贝当政府已经沦为敌人的御用工具。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来承当领导法国投入战争的重担。”宣言最后说：“我们将为了法国去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竭诚为它服务，确信取得胜利。”

防务委员会行使政府的职能，自由法国从此有了它的政权机构。1941年9月21日，戴高乐所领导的第一任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像一个政府那样堂而皇之地组织起来。委员会不仅健全了经济、财政、外交、军事、司法、教育等政府机构，而且任命了部门官员。戴高乐自然成为委员会主席，即当然的政府首脑。

至此，戴高乐完成了3件在法国现代史上有转折意义的大事：第一，从法国沦陷的第一天起，他还只是孤身一人的时候，就以大无畏精神高擎起抗战的旗帜，向法国人民发出了救亡的战斗号召；第二，由于他代表了民族利益，所以很快赢得了一批军政人员的支持，在广漠的西非各地树起了“六一八”的旗号；第三，在不长的时间里有了一支为自由法国所用的武装力量，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和海军。这一切都给年过半百的戴高尔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自从丘吉尔与戴高尔初次会晤以来已经几个月了，彼此都互相钦佩，但是他们之间也有摩擦。戴高乐发现这位强大的朋友时常不按照自由法国的意愿办事，有时竟不顾损害戴高乐的利益。戴高乐身在伦敦，但绝不想长期寄人篱下。

戴高乐与丘吉尔之间，慢慢地产生了一些看不见的裂痕。有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差点儿使戴高乐同英国政府反目。那是1940年底，戴高乐从非洲回到伦敦，非洲之行虽然谈不上一切顺利，但无论如何也为1941年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个很不错的基础。然而就在元旦那天，新任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要求戴高乐火速到伦敦会面。艾登见到戴高乐时告诉他，自由法国驻英最高司令爱米尔·米塞利埃海军中将与贝当伪政府勾搭，并企图将英法联军的军事情报透露给贝当驻北非的司令官达尔朗。但这个军事情报被英国情报机关截留。艾登说，丘吉尔认为此事很严重，他在报请内阁批准后，下令逮捕了米塞利埃。

戴高乐听完以后，满心孤疑，他对艾登说，英方手里的情报是否确实很值得怀疑，并没有足够证据，而且英国竟然事前不打招呼就强行逮捕了一名法国的海军中将，起码是粗暴无礼的。戴高乐要求立即释放米塞利埃，他亲自到伦敦警察厅看望了被囚禁者并确信英国情报机关截留的所谓“情报”纯系捏造。

l月8日，戴高乐召见斯皮尔斯将军，强烈要求在24小时内释放米塞利埃，并给他赔礼道歉。否则，自由法国就和英国“断绝关系”。据说，斯皮尔斯承认确实搞错了，“情报”也的确是假的。第2天，丘吉尔和文登在唐宁街10号会见戴高乐时，正式表示歉意，并且保证立即释放米塞利埃。

1941年5月19日，戴高乐委派勒内·普利文作为自由法国的全权代表到达华盛顿，争取同美国建立经常性联系，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及时向喀麦隆、乍得和刚果派驻空军，自由法国控制下的太平洋属地也可以为美国提供便利。因为美国一旦参战，它必须以非洲为基地，才能向欧洲进攻。但是，普利文6月到达华盛顿后，却受到冷遇。罗斯福认为，贝当出任法国总理无非是政府领导人的更迭，这无碍于对希特勒的斗争。相反，对于流亡国外坚持抵抗斗争的戴高乐，却认为不可信任。在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等人的眼里，戴高乐不过是一个“暴发户”，自由法国是一个没有代表性的“非法团体”，在涉及法国利益的问题上就不能同它打交道。

一次，美国国务院准备同普利文和英国驻美使节讨论美国支援英法抗德战争的问题。美国国务院提出，普利文只能以“专家”名义，而不能以自由法国代表身份参加。普利文向戴高乐报告了此事后，戴高乐当即复电普利文，指示他坚持原则，一定要以自由法国代表的资格参加会谈，否则就拒绝出席。戴高乐指出，自由法国需要的是作战物资，而不是医疗用品之类的救济品。

经过斗争，美国终于作了一些让步。9月，赫尔宣布美国和自由法国之间有共同的利益。10月，罗斯福也不得不转变对自由法国的态度，他致函斯退丁纽斯，决定把租借法案的受惠范围扩大到自由法国。

至此，美国和自由法国总算建立了某种关系，戴高乐终于可以在租借法案范围内得到一些美国提供的作战物资。

戴高乐感到，自从美国在战争舞台上正式登场以来，盟国间的关系更复杂了。每当自由法国同英国或美国发生摩擦时，英美总是站在一起。戴高乐不可能摆脱“1对2”的局面。

1942年5月21日，美国新任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拜会了戴高乐。事后，艾登向戴高乐透露，美国可能正在考虑对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的态度。7月9日，美国果然发表公报，承认自由法国是法国抗战力量的象征，美英两国政府认为，法国政治前途将在自由和没有强制的条件下决定。公报虽然措辞含糊，但也能表明罗斯福不能再完全忽视戴高乐的存在了。1944年8月25日，戴高乐检阅法军第2装甲师。

7月中旬，戴高乐决定把自由法国改名为“战斗法国”。这时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已开始承认戴高乐，愿意接受他的领导。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罗斯福一直在玩着排斥戴高乐的把戏，11月8日，艾森豪威尔指挥的英美联军背着戴高乐攻入北非，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于是卡萨布兰卡、奥兰、阿尔及尔的维希政府驻军被击溃。11月11日，正在阿尔及尔的维希政府外交部长弗朗索瓦·达尔朗与美国的克拉克将军签署了停战协定。

令人不解的是，罗斯福居然让达尔朗留下来继续担任在北非的法国代表，原来维希政府派驻的总督诺盖斯等军政人员也一概留任。同时，把来到阿尔及尔的法国五星上将吉罗安排为达尔朗的第二把手。显然，罗斯福根本不想让准备到阿尔及尔来的戴高乐插手。

圣诞节前夜，达尔朗突然被暗杀。吉罗立即接任。在罗斯福支持下，吉罗准备成为法国海外抵抗运动的总代表。

本来，罗斯福在阿尔及尔亲自导演的事件就是对戴高乐的极大冒犯。现在又想让吉罗出来取代戴高乐。这对戴高乐来说，将是更大的挑战。

戴高乐认为，战斗法国的力量已经布满赤道非洲和地中海东部地区，要打回欧洲，解放法国，就必须进入北非，而且这是他1940年6月出走伦敦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为此目的，他可以和吉罗合作。吉罗到达阿尔及尔后，戴高乐多次主动写信给他，建议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抗德运动进行磋商，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战斗法国湮没在吉罗领导的运动里。

1943年1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讨论战局，决定盟军究竟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还是先在西西里岛登陆。

根据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安排，吉罗先到了卡萨布兰卡。丘吉尔和艾登出面邀请戴高乐也到摩洛哥来与吉罗会面。开始时，戴高乐严辞拒绝，表示他同吉罗会晤与否和在哪里会晤，是法国人之间的事，用不着“盟国高级法庭”来安排。经丘吉尔一再劝说，戴高乐于1943年1月22日来到卡萨布兰卡。他第一次见到了罗斯福，也同吉罗进行了谈判，但丝毫未改变原先的立场，不愿同吉罗平分领导权。罗斯福则固执地认为，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权既不能交给吉罗，也不能交给戴高乐，而是要用吉罗来平衡戴高乐。比较而言，罗斯福更喜欢吉罗一些，因为他认为戴高乐傲慢偏执，根本不把美国放在眼里。他甚至认为，想不出另外一个人比戴高乐更加靠不住的。罗斯福几乎是强制性地让两个政敌握了手。两个人握了手，也照了相，但是问题却一点儿也没有解决。

1943年4月10日，吉罗向戴高乐提出一项奇特的建议：在阿尔及尔建立法国“海外领地委员会”，吉罗和戴高乐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委员会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对于这个毫无意义的建议，戴高乐决定不予理睬。

4月15日，战斗法国全国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拥护戴高乐提出的成立一个拥有实权的执行委员会的主张，由戴高乐出任主席，以吉罗为总司令的那部分法国军队置于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全国委员会宣布，戴高乐将以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前往阿尔及尔视事。这就是说，戴高乐的总指挥部将从伦敦迁到阿尔及尔。

经过几年的奋斗，戴高乐的实力和影响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他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抵抗运动的领袖和旗帜。北非各地都通电支持战斗法国。战斗法国在国内的影响也迅速扩大，戴高乐派往国内的抵抗运动的代表让·穆兰到5月中旬，已组成了包括各种派别的全国性抗战运动委员会，委员会表示拥护戴高乐，要求迅速在阿尔及尔成立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临时政府。

相形之下，吉罗显然势单力孤，在这种情况下，吉罗于5月17日邀请戴高乐前来阿尔及尔，共商成立中央权力机构的大事。5月27日，让·穆兰主持召开了全国抗战运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正式声明的形式宣告一个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临时政府将在北非成立。英国和美国的广播电台转播了这项声明。

6月1日，戴高乐向法国记者公布了一项声明，宣布将尽早成立一个法国中央政权，以领导全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这个政权将享有真正的主权。第2天，他本人、卡特鲁将军、马西格利和菲利浦就将同吉罗将军举行会谈，讨论成立法国中央政权问题。

尽管还有许多困难，但胜利已经不远了。

戴高乐把他的指挥部搬到阿尔及尔，是为了准备解放法国。为了解放法国，就必须把反抗法西斯的组织和力量统一在他的领导之下，而为了统一，首先必须战胜吉罗。

戴高乐5月30日抵达阿尔及尔机场时，吉罗已经等在那里了，前来欢迎戴高乐的还有英国和美国驻北非的代表。戴高乐和吉罗的第一次谈话是在从机场到官邸的汽车上进行的。气氛有些尴尬。戴高乐告诉吉罗，他准备派哪些人参加会谈，然后问吉罗这方有些什么人出席。戴高乐以十分坚定的口气对吉罗说，无论如何，到现在还留在吉罗身边的那些维希分子一个也不能留在未来的中央权力机构中。戴高乐指的是维希政府驻阿尔及利亚总督佩卢东、驻摩洛哥总督诺盖斯和驻西非总督布瓦松。

下午4时，戴高乐到邮政广场向死难者纪念碑献“洛林十字”，聚集在那里的数以千计的群众热情地向他欢呼。此时，戴高乐的心情是乐观而自信的，他的事业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吉罗能有何为？他坚信，把那些维希政府派的“总督”赶走，迫使吉罗接受他的领导，是天经地义的，能够办得到的。只是吉罗背后站着罗斯福，不会轻易就范，还需要一步一步地来。

戴高乐决心对罗斯福的干预不予理睬。31日上午，戴高乐和吉罗如约来到弗罗兰坦中学举行会谈。戴高乐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军队必须服从政府，如果在作战中由于与外国军队共同行动而需要受外国将军的指挥，也必须由法国最高当局的命令来决定。第二，不承认维希政权，所以必须解除几位“总督”的职务。吉罗则坚持军队有独立于政府的领导权，表示绝不能解除维希分子的职务。但是，会谈的优势不在吉罗一边，让·莫内想从中调解，戴高乐一方的代表态度一致，附会吉罗的只剩下乔治一个人了。戴高乐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6月3日再次开会，吉罗接受了戴高乐的主张，正式成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它享有最高权力，军事力量置于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在委员会向将来组成的正式的临时政府移交权力以前，负责制定国家法律，确立国家政体。会议还决定，三位维希政权的总督都将去职。

但是，这个机构美中不足的是戴高乐和吉罗都是委员会的主席，是一种“双头领导”的怪现象。戴高乐断定，英国和美国还会给他制造麻烦，还没有取得全胜。

丘吉尔突然在阿尔及尔露面了，艾登也来了。6月6日，丘吉尔邀请戴高乐、吉罗和委员会其他委员出席“乡村”宴会。丘吉尔警告戴高乐说，如果吉罗被“吞并”，英美就要采取“一些措施”。有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撑腰，吉罗还不想交出军权。

罗斯福也露面了。10日，罗斯福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电报，说无论怎样也不能让戴高乐把西北非洲都控制起来，美国甚至不惜派特别部队去牵制戴高乐。一星期后，罗斯福再次致电艾森豪威尔，指示他一定要设法阻止戴高乐控制法国军队。6月19日，艾森豪威尔邀请戴高乐、吉罗一起谈谈法国军队的“指挥和组织问题”。

戴高乐首先发言，开门见山说他是作为法国政府主席来参加会晤的，按照惯例，国家元首或政府主席有权亲自到他们授予指挥权的总司令部去。艾森豪威尔是盟军总司令，他应该从这番话里懂得，他手中的指挥权，是由有戴高乐在内的盟国元首授予的，戴高乐绝不会屈尊于与他本人意愿相反的盟军司令的任何要求。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在卡萨布兰卡举行军事会谈。

艾森豪威尔和蔼但又语带胁迫地说，盟军很快将在西西里登陆，戴高乐必须保证后方的安全，因此，法国军队的统帅和组织应该维持原状，吉罗应该保持现有的权力和职位，并且只有吉罗一个人才有权同艾森豪威尔讨论北非的军事问题。艾森豪威尔以英美两国政府的名义通知戴高乐，如果不按照他刚才所说的去做，英美就要停止向法国军队供应军火。

戴高乐坚决驳回了美国的威胁。他指出，法国统帅的组织是法国政府权限以内的事，他反问道：“一切作战的国家，譬如美国，都是把作战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将军，而有关建军的事项则由部长负责。难道你硬要法国不这样做么？你是个军人，你认为一个领袖依靠某个外国的恩赐，就能维持他的权威吗？”

会谈没有任何结果。戴高乐决定不理睬英美的“警告”，把最高军事统帅权紧紧地掌握在民族解放委员会手中。

在这期间，拥护戴高乐的队伍更加扩大，许多后来曾在法国政治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政治家，如爱德加·富尔等，都来投奔戴高乐。这大大增加了民族委员会中戴高乐派的力量，戴高乐得以在委员会内组织了一个以他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吉罗虽然仍负责北非的军事问题，但独立行使职权的条件越来越少了。

7月31日，民族解放委员会由“双头领导”正式变为戴高乐的单独领导。吉罗仍然当他的总司令，但在他的上头有一个由戴高乐任主席的国防委员会，它的前身就是不久前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吉罗已经无能为力了。

1943年7月31日，对于戴高乐说来是个很有意义的日子，它标志着戴高乐最后战胜了吉罗。吉罗虽然还是总司令，在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文件里还有副签的资格，但是，他必须服从戴高乐的领导。7月初，法属西印度诸岛也归附了戴高乐，法属海外殖民地都在“洛林十字”的标记下成为战斗法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广泛基地。

戴高乐对吉罗的胜利，也可以说是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示威。罗斯福执拗地企图把戴高乐排除在法国抗战队伍之外，使尽了招数。丘吉尔开始时想把戴高乐拴在伦敦，成为大英帝国的囊中物，但是这位“应运而生”的法国将军，身在伦敦，想的却是维护法兰西帝国的整体利益，最终作为凯旋者回到法国。戴高乐需要美国和英国的帮助，但是绝不因此而仰人鼻息。他顶住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种种压力和干预。

丘吉尔与罗斯福不同，他不像罗斯福那样对维希政权抱有幻想。当看到戴高乐不可能就范，战斗法国已经坚实地站立起来时，他不能不想到，日后他还必须和这位刚愎自用的将军打交道。丘吉尔说服了艾森豪威尔，两人一起向罗斯福陈词盟国必须承认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但是，问题并未解决，战斗法国仍然不能与盟国平起平坐。

反法西斯盟军在各条战线的胜利，特别是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改变了欧洲战场的面貌，盟军由防御变为反攻。7月26日，墨索里尼垮台，德意法西斯联盟宣告破裂。从各方面的态势来看，1944年将是一个决胜之年，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将是从德国法西斯侵略魔爪下光复的一年。

戴高乐决心让由他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解放法国的战役中，发挥最大的威力。9月18日，戴高乐和吉罗签发了一项备忘录，分送给美、英、苏3大国，坚持法国军队一定要参加在地中海沿岸以及未来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另一份备忘录则提出，盟军解放法国时应该与战斗法国建立的行政机构合作。戴高乐担心会被盟国关在解放后的法国政府之外，从而沦为盟国的附庸。

美国和英国依然忽视戴高乐。关于意大利的停战谈判，戴高乐几乎一无所知。墨索里尼倒台后，继任的巴多里奥政府要求停战，9月3日，美英同意大利签署了停战协定，直至盟军在南意大利登陆，戴高乐才得知此事。9日，戴高乐发表声明，指出法国必须参加一切对意条约的制定，并且对于没有被邀请参加对意停战协议表示不满。10日，法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和吉罗所属的部队在科西嘉登陆。戴高乐于24日发表声明，说科西嘉战役表明法国有能力在解放欧洲的共同战斗中作出贡献。11月底，战斗法国终于成为意大利咨询委员会的成员。罗斯福（左二）和丘吉尔（右一）会晤戴高乐（左三）将军。

9月17日，戴高乐发布命令，宣布成立协商会议，它相当于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议会，由100名委员组成，其半数来自国内的抵抗运动。10月3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由戴高乐和吉罗签署命令，宣告：今后委员会将只有一个主席。同一天的另一项法令宣布将根据指挥与政权分立的原则，组织法国的武装力量。

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1月3日在阿尔及尔开幕。戴高乐发表了长篇讲话，指出战斗法国从一开始就是法国的合法代表，协商会议的召开是完善法国各种合法权力机构的重要步骤。同一天，戴高乐改组民族解放委员会，增加了国内代表，排斥了吉罗和吉罗的支持者乔治。

1944年1月12日，丘吉尔和戴高乐在阿尔及尔见面。当时英国和美国报纸都透露，罗斯福有意在战后法国成立一个由英美控制的军政府。在谈话中，戴高乐向丘吉尔表示，他强烈反对罗斯福的计划，他指出，战斗法国既然已经在北非站住了脚跟，也必定会胜利地返回法国。谈话后的第2天，戴高乐邀请丘吉尔检阅了他统率的军队。

戴高乐蔑视罗斯福的“法国不能再拥有原来的殖民地”的说法，1月30日，在布拉柴维尔召开的非洲领地会议上，戴高乐发表讲话，指出法国的事务只能由法国自己来决定，法国将独自行使自己的主权。戴高乐还规划了未来包括法属殖民地在内的所谓“法兰西联盟”。

3月21日，戴高乐发布命令，宣告：一旦法国本土有足够的领土获得解放，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就立即迁回法国，行使其职权。

3月27日，戴高乐明确表示：民族解放委员会将成为法国的临时政府，在恢复民主的进程中，临时政府“绝对地”只听取“民族意愿”的意见，凡“不是来自法兰西民族的任何教训”，一概不予理睬。4月8日，戴高乐自任法国武装力量的统帅，吉罗被委以总监。吉罗拒绝了这个荣誉职务，宁愿退休。这一切都使罗斯福非常恼火，但毫无办法。

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即将开始，丘吉尔邀请戴高乐到英国来。6月4日，戴高乐乘坐丘吉尔派来的专机，从阿尔及尔飞往伦敦。比起一年以前戴高乐离开伦敦前往阿尔及尔时，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此时，美国、英国、加拿大等盟国的军队正厉兵秣马，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

英国完全浸沉在大战前紧张的气氛中。丘吉尔在指挥部会见了戴高乐。他们的谈话有使戴高乐感兴趣的地方，这就是解放欧洲的战役即将开始，虽然美国和英国在制订诺曼底登陆的方案时，完全把戴高乐撇在一边，但是戴高乐重返祖国的日子毕竟越来越近了。谈话的后一半却激怒了戴高乐，丘吉尔建议戴高乐到华盛顿去见一见罗斯福，还说罗斯福对于戴高乐排斥吉罗的做法一直很有意见。戴高乐说，目前他想到的只是解放法国的战争，对朝见罗斯福完全没有兴趣，法国的事情只能由法国人自己来管，无需美国和英国插手。丘吉尔也发了火，他挑明说：如果要他在戴高乐和罗斯福之间进行选择，他只能选择后者。

在伦敦，戴高乐还会晤了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向他介绍了渡海作战的准备情况，表示：盟军一旦登陆后，准备安排挪威、荷兰、比利时等国的领导人通过电台向本国人民发表讲话，然后艾森豪威尔也发表一个讲话，并把准备好的讲稿拿给戴高乐看。艾森豪威尔建议戴高乐接着也对法国人民说几句话。艾森豪威尔的讲稿只讲盟军的战绩，只字不提戴高乐和战斗法国。戴高乐立刻表示不满，坚决拒绝在艾森豪威尔之后讲话。

同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的这两次谈话，气氛都十分紧张。但是，当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戴高乐还是通过伦敦广播公司发表简短的讲话：“最崇高的战斗开始了！法国的战役打响了。在全国、在帝国、在军队里，只有一个共同的意志，一个共同的期望。”

诺曼底登陆后，戴高乐从伦敦又回到阿尔及尔。在这期间，戴高乐于7月6日访问了华盛顿，同罗斯福进行了三次礼貌的，但极不愉快的谈话。戴高乐得知，罗斯福认为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石将是美、英、苏和中国四大国，而法国则自从1940年6月崩溃以后，就永远失去了大国的地位。戴高乐离开华盛顿以后，美国国务院于12日发表一项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确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有资格在解放后的法国行使行政管理的权利。

7月底，解放法国的战斗进入了新阶段。盟军诺曼底登陆后，德国法西斯军队迅速溃退，通向巴黎的大门打开了。8月15日，法美联军进行了另一次两栖作战，在马赛和尼斯之间的普罗旺斯登陆成功。勒克莱尔将军率领的战斗法国第2装甲师于8月初在诺曼底登陆，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在法国本土坚持游击战争的武装力量纷起响应，有力地打击了溃退中的敌人。

解放巴黎的时机成熟了，18日，戴高乐从阿尔及尔经直布罗陀回国，这时，解放巴黎的战斗正在展开，24日夜晚，勒克莱尔部队的前锋深入巴黎心脏，巴黎市区此时已经结束了战斗，德国侵略军已同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达成停火协议。第2天，战斗法国第二装甲师举行了入城式，美国第四师的一部分也随法军进入巴黎。德军驻巴黎卫戍司令冯·柯尔梯茨将军签署了停火协议，命令城内德军放下武器。

25日下午，戴高乐从巴黎的奥尔良门进入市区，随后，立即来到圣多明尼克大街国防部旧址。4年前，戴高乐就是从这里撤离巴黎的，现在又回来了。景物一切依旧，一切都非常熟悉，但是，巴黎已经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第2天下午，戴高乐来到凯旋门，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向他欢呼。这是他长久以来所渴望的一刻，在少年时代就已梦想的一刻，戴高乐在凯旋的乐声中丝毫也不怀疑，他本人、他亲手建立的自由法国、战斗法国、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就是法兰西民族的代表，他应该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当然总统和缔造者。戴高乐在军队的将领们和抵抗运动的领袖们的簇拥下，从凯旋门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步行前往协和广场。

戴高乐从1904年在英国组织“自由法国”到现在掌握整个法国，可以说达到了荣誉的顶峰。但他没有被荣誉冲昏头脑，他意识到法国前面的路不会很平坦。斯大林1.早期的革命活动

斯大林1879年12月21日出生于在格鲁吉亚一个叫哥里的小城里。他的父亲给他取名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维里。

1894年，斯大林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第比利斯正教中学，并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

入学不久，斯大林就加入了一个秘密的学习小组。他们偷偷地把禁书带到学校里秘密阅读。后来，他加入了“麦撒墨达西”社，这是一个第比利斯首批社会民主党小组之一。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后来的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要求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进行社会革命。

1899年5月，20岁的斯大林从第比利斯正教中学不辞而别，他没有等到中学毕业。一个多月后，学校以无故不参加考试且原因不明为理由作出了开除的决定。

斯大林从此永远地离开学校，开始一种新生活---职业革命者。

1901年11月11日，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党召开代表大会。斯大林当选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并派他到巴统去建立党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组织。

巴统位于黑海沿岸，是个有两三万人的城镇。这里交通便利，是俄国的一个工业中心。

斯大林到巴统后组织发动工人，并办了一个秘密印刷所。

印刷所就设在他的住所。铅字都放在火柴和香烟盒里，斯大林坐在桌子旁写传单，然后就交给排字工人，各种传单和宣言书很快就从这个印刷所散发到工人手中。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用柯巴作为化名，并且一直用了很长时间。

在斯大林的宣传、鼓动下，巴统的工人开始罢工，上街游行。

警察千方百计想找到秘密印刷所，为了躲避侦查，斯大林把印刷机转移到巴统郊区一个阿布哈兹人村庄。为了保密，到这里来领传单的工人都穿上高加索妇女的服装，戴着面纱。左邻右舍起初怀疑印刷机在印钞票，因此要求分一份。斯大林费了好大劲才向他们解释明白是怎么回事，并得到当地村民的帮助。

1902年4月5日，星期五晚上。斯大林和几个同志在一个朋友家聚会、联欢。联欢会正在进行中，有人猛然发觉，巴统警卫队不仅包围了这座房子，而且在地下室里安了密探。斯大林抽着香烟，正与一位朋友谈话。他没动声色只平静地说：“没事儿。”继续抽他的烟。过了不久，警察闯进屋里，逮捕了屋里所有的人，包括斯大林。

这是斯大林在他的职业革命生涯中第一次被捕。几经流转，一年多后他被判处3年流放。流放地是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省的新乌拉村。经过4个月押送，才到达目的地。但他很快就从流放地逃跑，1904年1月斯大林又偷偷地回到第比利斯。那时他已经24岁了，正是婚爱的年龄。

他在第比利斯的秘密接头点遇见了亚历山大·斯瓦尼泽，后来介绍他同自己的妹妹相识，她叫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

姑娘和斯大林的母亲同名，都叫叶卡捷琳娜。斯大林很快地和叶卡捷琳娜结了婚。婚礼是在一所东正教堂秘密举行的，母亲特地从哥里赶来操办了这次婚礼。

儿媳与婆婆一样是个虔诚的教徒。她一心一意的服侍她的丈夫。每天晚上在等待她的忙于开会的索索时不停地祈祷，祈求他丢掉得罪上帝的想法，在家劳动、安分守己，平平静静地过日子。斯大林从不干涉妻子的宗教活动。

斯瓦尼泽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本分的家庭主妇。对她来说，家庭是她的全部生活。斯大林总是很忙，东奔西跑，但斯大林是爱她的。她也很爱丈夫，每当丈夫回到家，她总是用她那双大大的眼睛含情脉脉地望着他，希望丈夫能在自己的身边多呆些时光。但斯大林每次回家都风尘仆仆，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尽管短了些，但很甜蜜。

1907年，他们有了一个男孩，取名为雅可夫。不幸的是孩子生下不满一岁，年轻的斯瓦尼泽就病故了。

斯大林很伤心，在妻子的葬礼上，他心情抑郁，把右手按在胸上，指着棺材说道：“这个人使我的铁石心肠也变软了，她死了。而我对人类的最后一点温情也随她一起去了。”

1905年12月斯大林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高加索联盟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在芬兰举行的全俄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列宁和斯大林第一次直接会面了。

许多年以后，斯大林在一次讲演中谈到这次会面：“我本来希望看见我们党的山鹰，看见一个伟人，这个人不仅在政治上是高大的，而且可以说在体格上也是高大的，因为当时列宁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身材匀称和仪表堂堂的巨人。当我看见了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最平常的，身材比较矮小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啊……”“通常，‘大人物’照例是开会迟到，让会场上的人望眼欲穿地等看他出现，而且在‘大人物’就要出现之前，会场上的人彼此告诫说：‘嘘……静一点……他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一套并不是多余的，……当我知道列宁比代表们到得更早，躲在一个角落里朴实地同那些参加代表会议的最普通的代表进行最普通的谈话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啊。”“后来我才明白，列宁这样朴质谦逊，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长处。”斯大林赞叹到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

1905年的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沙皇制度重又站稳脚跟，工人运动急剧衰落，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人脱离了党的队伍，党的组织成员大大减少。

就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来到巴库，领导当地的工人继续斗争。他在自己参与编辑的《汽笛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坚持认为石油公司必须同整个产业的代表进行谈判。工资制度必须改变，工人需要的不是更多一点的奖金，而是欧洲的工资制度。他和战友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等人一起领导石油工人同雇主进行斗争，在工厂主同意与整个产业的代表进行谈判之后，他号召5万巴库石油工人来选举他们的代表，当局答应给工人代表以豁免权。

斯大林等人还组织了多次石油工人的罢工，迫使工厂主向工人作出让步。

巴库的斗争引起了列宁的重视。特别是那些有着积极斗争情绪的人使列宁表示十分钦佩。

斯大林在巴库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派出大量的警察，侦探来寻找跟踪他。1908年3月25日，斯大林和他的战友奥尔忠尼启则同时被捕，囚禁在巴库的拜洛夫监狱。

拜洛夫监狱原来只能容纳400人，可现在是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到斯大林被捕时这里却关押了1500人。

囚犯们睡在拥挤不堪的牢房里，走廊上或楼梯上。除个别罪行严重的犯人的房门锁着，其他的门都敞开着，刑事犯和政治犯可以在院内，房子之间自由地走来走去。死囚和其他犯人吃住都在一起，而处决的地点就在监狱的院子里。所以牢房里总能听到被处死者的哭喊和绝望的叫声。

当人们看着可能是刚刚呆在一起的人被带到院子里绞死的时候，他们的神经就非常紧张，但斯大林却镇静自若。跟他关在同一个监狱的维列沙克回忆说：“柯巴睡的很熟，要不就安安静斯大林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静地念世界语。”

在狱中，斯大林除了学习世界语，还利用闲散时间读书，并继续注意着巴库石油工人的斗争，不断地为《汽笛报》和《巴库无产者报》撰写评论。

在这里他被关押了七个半月，然后被判处流放沃洛格达省索利维切戈茨克两年。在押解流放地的途中因患斑疹伤寒，直到1909年底才到达流放地。

不久他从流放地逃了出来，回到首都彼得堡又开始了他新的战斗。

从1908年斯大林在巴库被捕并判处流放，到1912年这段时间，他又先后3次被捕、流放。但他每次都逃了出来，在斯大林的革命生涯中真是多灾多难。在1911年的一次服刑中，他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俄国局委员。

1912年底，斯大林再次奉召到克拉科夫参加列宁主持的联席会议。

经过一番艰辛后，斯大林终于到了克拉科夫，并如期参加了会议。

由于叛徒的告密，斯大林又一次被捕了。

斯大林在彼得堡监狱中住了5个月后，被判处流放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由警察公开监视，期限4年。图鲁汉斯边疆区是一个著名的流放地。斯大林在那里受到极其严密的监视，起初他还打算逃出流放地，但敌人对他越来越严的监视使他放弃了逃跑的念头。

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了著名的二月革命。沙皇制度被彻底推翻，斯大林的流放生涯随着二月革命的胜利也就结束了。

斯大林一生被捕7次，6次流放，而且集中在1902～1917年期间，真正是百炼成钢。

二月革命结束后，资产阶级又发动了七月事变。警方指控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是德国间谍，布尔什维克又遇到了新的挫折不得不转入地下。

临时政府极力迫害列宁，说他是德国派来的奸细，要他到政府自首，列宁无法公开露面了。

斯大林承担了安排列宁转入地下的工作，列宁先被隐藏在老布尔什维克阿利卢耶夫家中，暂时躲避几天。

中央讨论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是否接受临时政府提出的“出庭受审”的要求，大家意见很不一致，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列宁也犹豫不决，因为他担心，如果逃避审讯，会使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相信对他们的指控。相反，斯大林却建议他们隐藏起来，他说，士官生不可能把列宁押送到监狱，在路上就会被打死，必须把列宁可靠地掩护起来。

事实证明斯大林是对的，一旦列宁同意出庭受审，后果是很严重的，最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下决心隐藏起来。

天黑以后，化妆后的斯大林亲自将列宁送上火车，列宁隐居在离彼得堡34公里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的草棚内。

斯大林成了列宁和中央委员会的秘密联络员。

十月革命越来越临近了，党的队伍又不断地扩大，斯大林肩上的任务更繁重了。他是《真理报》的负责人，又是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斯大林紧张地工作着，整日整月没有好好睡过觉。他时常记得巴库石油工人们常夸奖他有坚强的意志。因此，他早就用斯大林这个词做他的笔名，在俄语中，斯大林是钢铁的意思，斯大林一生确实具有钢铁般的意志。

1917年10月7日，列宁秘密地回到彼得格勒，党中央举行秘密会议，列宁在会上强烈地坚持“武装起义不可避免，时机完全成熟”的判断。

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列宁的计划太急迫，太突然，而且有危险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现得尤其惊慌，极力反对列宁的主张。

在这场辩论中，斯大林没有过多地表态，但是，在投票的关键时刻，他站在了列宁一边，列宁的举行武装起义的提议以多数票获得通过。

会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仍然坚持己见，甚至在《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他们反对起义的声明，泄露了党的机密。这使列宁和他的支持者非常气愤，他们认为反对和泄露党的决议是一种叛变，列宁向党中央提出把他们两人开除出党。

在中央的会议上，列宁、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坚决要求开除，还有一些中央委员也同意开除。只有斯大林主张从宽处理，认为他们只要承认错误，就应给予改正的机会。

在斯大林的影响下，会议撤销了开除他俩党籍的建议，但要把加米涅夫调离《真理报》编委会。斯大林同样提出反对意见，并提出“辞职”以示抗议。中央委员会没有接受他的辞职，加米涅夫仍留在《真理报》编委会里。

斯大林在组织上保护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路线方针上坚决地站在了列宁一边。

10月24日，列宁再次秘密地来到了斯莫尔尼宫，参与指挥武装起义。

武装起义在托洛茨基的直接组织和指挥下，起义成功了。

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工人苏维埃独掌政权。

在十月革命中，列宁是公认的领袖，托洛茨基的作用仅次于列宁。

1918年11月6日，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1周年，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了十月革命的一文，文中说：“起义的鼓舞者自始至终都是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秘密住在彼得格勒维堡区。10月24日晚上，大家要他到斯莫尔尼宫去领导总的运动。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下完成的。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所以迅速站到苏维埃方面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做得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

十月革命胜利了，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根据托洛茨基的建议，新的人民政权不沿袭临时政府各部部长的名称，各部部长都改称人民委员，以增加新政权的人民性。

斯大林开始组建新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虽说是个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但现在他连一个房间也没有。没有办公桌，椅子，列宁只配给他一个助手，波兰人培斯特柯夫斯基。

那时候，革命刚刚胜利，大家都很忙。什么都没有，一片混乱，一切都得靠自己动手。

培斯特柯夫斯基在斯莫尔尼宫一个没人占用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空桌子。他把这张桌子推到边上，靠墙放下，又到别的房间找了两把椅子放在边上。在门上的墙上贴了一张纸，上写“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斯大林又让培斯特柯夫斯基到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那里借了3000卢布，作为必要的经费。就这样，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成立了。

这个办公室的唯一优点是：离列宁很近，使斯大林有机会接触和学习列宁，也使列宁有可能了解和帮助斯大林。

的确，在初握权柄的日子里，斯大林成了列宁的得力助手。他的冷静、果断和卓有成效的办事能力受到列宁的赏识。

培斯特柯夫斯基曾经回忆说：“列宁连一天都离不开斯大林……一天中，列宁总是没完没了地叫走斯大林，或到我们办公室把他带走。一天中的多半时间，斯大林是同列宁在一起度过的。”

召开立宪会议原来是列宁及其战友们的一贯主张，他们认为这是实行民主的一种措施。但是在立宪会议临近召开时，列宁却忧虑起来：他担心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不能占优势，因此新生政权的力量将被削弱。

选举结果确实不出列宁所料：布尔什维克只占25%的席位。这使列宁等人感到不能容忍。于是决心取消立宪会议，对此，列宁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

立宪会议在塔夫利达宫开幕。在立宪会议举行的第1次会议上，斯维尔德洛夫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要求会议予以批准。可是，参加立宪会议的大多数人却拒绝讨论这个《宣言》。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团要求休会，以便各党团能分别讨论《宣言》。休会期间，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提议：复会后宣读他起草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声明并退出立宪会议。列宁的倡议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一致赞同。

复会后，所有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代表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陆续离开了会议大厅，退出了立宪会议。

当其余的代表来到塔夫利达宫门前，准备继续开会时，却被卫兵挡在了门外。负责警工的德宾科向卫兵下达了命令：“禁止立宪会议继续开会。”

面对布尔什维克的强硬态度，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十分气愤，他们立刻组织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列宁对此早有准备，布尔什维克的赤卫队员们呜枪驱散了游行队伍。列宁当即宣布：“兹命令在塔夫利达宫内执行卫生勤务的卫兵和水兵同志不得对立宪会议中的反革命成员采取任何暴力行动。应准许所有人自由离开塔夫利达宫。但非经特别批准，任何人不得入内。”

这样，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19日停止了活动。

斯大林从解散立宪会议这一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中再一次受到深刻启示。他充分体验到在政治斗争中，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具有极大的威力，即使行动显得粗鲁，但它最能迅速而有效地达到预期目的。革命是不能心慈手软的！斯大林制订新的《五年计划》。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作为中央特使去了赫尔辛基，参加芬兰社会民主工党大会。他在会上发言时强调芬兰应按民族自决权原则解决它自己的问题，并且与列宁共同签署了关于芬兰国家独立的法令。但是芬兰独立后，社会民主工党没有掌权执政，政权转到了芬兰资产阶级手中。因为这，斯大林所坚定维护的民族自决权原则遭到了党内一些人的指责，他们认为这是向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屈服。

面对种种压力，斯大林在1918年1月10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时，对民族自决权原则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说：“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这个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

他的新原则在其后的乌克兰建国一事上得到了验证。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于1917年12月12日，当时在乌克兰还存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团体的联合机关---中央拉达。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与中央拉达进行了艰苦斗争。

乌克兰终于没有独立，而是以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形式加入俄罗斯联邦。

十月革命的胜利响彻欧洲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大仇视和恐慌。他们纷纷出兵武装干涉，企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消灭在摇篮之中。国内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也不甘心他们的灭亡，纷纷组织自卫军举行叛乱，全国烽烟四起。到1918年夏，苏维埃共和国3/4的领土陷入敌人手中，苏维埃国家处于四面包围之中。

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岌岌可危，面对严峻的现实，列宁提出“一切为了前线”，宣布全国进入战时体制。把首都从彼得堡迁到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得到1/8磅的面包。

战时体制包括：成立了15个方面军以应付战争；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取消市场和私人贸易，实行供给制；实行余粮征集制，成立武装征粮队，强制征收农民手中的“余粮”；成立了以托洛茨基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全国的各个战场。

1918年6月6日，列宁派斯大林作为中央特派员到俄国南方的察里津去征集粮食。并委以全权，当地的各级政府、军队、铁路、邮电、粮食等部门均须执行斯大林的命令。

斯大林到达察里津的第2天，就向列宁转告说：那里一片混乱，投机盛行。他马上采取了有力措施：对粮食实行配给制和固定价格，把那些腐化堕落和办事不力的官员撤职，解散一些不必要的委员会，严厉打击抢劫运粮火车的人。并向列宁保证过一个星期向莫斯科运送100万普特的粮食。

他果断地下命令说：如果有人敢抢粮食，就把他们的村庄烧成灰烬，使他们不敢再袭击火车。

斯大林在这里为收集粮食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并且在5天内向莫斯科发运了5列车粮食。

此外，斯大林还直接参与了军事领导。他领导区军事委员会，将分散的部队联合起来，组建了一些新的师团、特种部队和装甲列车纵队，建立工人民兵队伍。在危险面前，斯大林没有惊慌失措，表现出独揽大权的气魄和坚毅果敢的精神。

在卫国战争刚开始组建红军时，鉴于布尔什维克党内缺少大量的军事专家，托洛茨基提议让沙皇时的旧军官补充到红军中，担任各级指挥官。列宁同意并采纳了这个提议，但斯大林不理解列宁的用意，心里是不同意此举的。

在察里津手握大权的斯大林，极不信任旧军官，撤销了由旧军官组成的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大多数人的职务。然后把他们抓起来，囚禁于伏尔加河上的一艘轮船上。托洛茨基闻讯后立即发来了一封电报，要求释放他们，但斯大林“不予理会”。最高军事委员会派调查团奔赴察里津，专门调查此事，结果军区司令一人释放，被捕的其余人连船带人沉没于伏尔加河中。

此后斯大林和旧军官的分歧越来越大，磨擦逐渐升级，终于导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直接对抗。双方互不相让，列宁从大局出发，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张，派斯维尔德洛夫亲自乘专列代表中央到察里津接斯大林回莫斯科。为了安抚斯大林，列宁又让斯大林兼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19年春天，彼得格勒局势严峻。尤登尼奇率领的白军对彼得格勒发动疯狂的进攻，形势很危急，驻守在那里的第7集团军未能阻挡住敌人的进攻，敌人攻占杨堡，随后又占领了普斯科夫和亚姆市。第7集团军且战且退，撤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是战前的首都，是全国的文化、政治中心，地位重要。

就在这时，中央决定派斯大林以国防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彼得格勒战线，以便采取一切必要的紧急措施。

5月19日，斯大林到达彼得格勒。当天召开了由总司令、西方战线司令员、第7集团军司今员参加的会议，研究彼得格勒的战况。后来，列宁又致电斯大林，要他在后方和前线注意“有组织的叛变活动”，一旦发现，即采取“紧急措施”。斯大林按照列宁的指示，号召保卫彼得格勒的部队同逃兵和叛徒作斗争。

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不胜任的人撤职，把他认为对失利负有责任的军官交送军事法庭，调整供给系统。这些措施使彼得格勒战线的情况明显好转，部队加强了纪律，提高了战斗力。

6月13日，彼得格勒的海防要地红兵炮台和发马炮台发生反革命叛乱，红军立即从陆上和海上对叛乱者展开进攻，16日红军占领了这两个炮台。

6月21日，第7集团军开始对白卫军实施反攻，在维德利察战役中，红军把白卫军赶到了边境。8月5日第7集团军主力解放了杨堡。8月26日，第15集团军向西北发动进攻，夺回了普斯科夫。

由于保卫彼得格勒有功，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一样，获得了红旗勋章。

从保卫彼得格勒前线回到莫斯科以后，斯大林又曾被派往南方战线，领导那里的保卫莫斯科的重任。1920年10月16日又受命前往北高加索和阿塞拜疆，指导那里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一直到11月20日才返回莫斯科。

1919年3月，斯大林参加了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大会之后的中央委员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紧接着，又被任命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威信上升很快。

1920年底，内战以弗兰格尔的失败而终结。1920年11月，莫斯科庆祝了自己的胜利。

在斗争中斯大林常以全权代表或政治委员的身份征战于各个战场，显示出斯大林的献身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斯大林的表现，列宁也看在眼里：斯大林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这在战争期间很重要。在战争以后，这样的人更是党和国家所需要的。2.二战中的斯大林

原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它长期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中。斯大林在1925年就说过：战争的前提日益成熟而使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这种看法构成了斯大林内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他相信战争己迫在眉睫，而且很可能在苏联还未来得及积聚力量之前就把它摧毁。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他主张立即实现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加强自身的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围绕着尽可能地避免战斗而展开活动。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战争的乌云开始在欧洲上空集结。希特勒公开表示对苏联的敌视，并提出对乌克兰的领土要求。

1933年，苏联同波兰、芬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同一年，苏联和美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34年夏季，苏联分别同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二战爆发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私人代表加利亚签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霍普金斯前往莫斯科共商讨抗敌之策。障了西南边界的安全。1934年9月，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这是为寻求和平采取的一个步骤。1935年，斯大林寻求与英法两国结盟，但遭到英、法两国的拒绝。

1936年10月，德国-意大利轴心形成。纳粹分子不断发出敌视苏联的叫嚣。在东方，日本不断在苏联东部边界上挑起事端，这使斯大林的压力越来越大。1938年3月，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接着发生了苏台德日耳曼人危机。德国的好战吓坏了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统达拉第，他们急忙同希特勒磋商，两国同意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压，让捷克斯洛伐克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

斯大林立即建议，由英、法、苏3国建立一个反德联合阵线，在德国进攻捷克时3国共同出兵制止德国的扩张。但英法两国都不想得罪希特勒，希望用让步政策来换取西方的和平，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把战争的祸水引向苏联。他们不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在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会议上，逼捷克斯洛伐克把苏台德地区拱手让给了希特勒。斯大林毫不怀疑，英法同意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动机，显然是怂恿希特勒在东方放手大干，以换取西方的和平。

英法两国的短视和自私自利，使斯大林失去了对他们的信心，为了苏联免遭战争，斯大林转而采用实用主义的政策，同希特勒媾和，时间越长越好。因为他的国家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战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苏联在世界上的存在，1939年8月，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侵入波兰。两天后，英法两国向德国宣战，战争已成为现实。斯大林加速了苏联的备战。征兵年龄从21岁降到19岁，苏联军队的人数增加到420万以上。

按照与德国达成的协议，苏军进入了波兰东部，把波兰与苏联接壤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区占领，并归入苏联版图。10月，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向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提出签订互助条约的建议。条约签订后，红军进入这些国家，2月后，把这3个国家也纳入了苏联的版图，保证了苏联波罗的海通道的安全。在西北部，列宁格勒离芬兰边境只有32公里，在炮火的射程之内，苏联曾向芬兰提出以交换土地的方式让芬兰向北迁移30公里，但遭到芬兰的拒绝。11月，苏军进攻芬兰，受到芬兰的顽强抵抗，苏军伤亡惨重。斯大林很恼火，命令增兵大举进攻，芬兰屈服了，同意将边境向北移动130公里。

1940年，德国的机械化闪电部队很快占领了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英国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法国的马奇诺防线也不堪一击，德国人占领了巴黎。这实际上意味着希特勒可以腾出手来攻打东方了。

斯大林加紧战争准备，各种新式武器装备研制并生产出来，迅速地准备到军队中，加紧培训军官。由于大清洗，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奇缺，从被清洗的军官中又召回4000人，他自己每天工作16小时，研究战略战术，组织教官等问题。让总参谋部制订国家防御计划和武装部队部署计划。总参谋部的华西列夫斯基先后两次制订出防御计划，他把红军主力部署在西线，计划呈报给斯大林。斯大林不同意这个计划，令其重新制订。第3次，总参谋部把主力部署在西南面，斯大林同意了。事后证明，华西列夫斯基的前两个方案是正确的，因为斯大林的失误，使战争初期苏军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希特勒已经准备好进攻苏联，各种消息源源不断地送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不相信，也不愿意承认战争马上就会爆发，他希望再拖上几个月，部队没有进入战争状态。但是，1941年6月21日夜间，朱可夫从基辅打来的电话里获悉。一名德军司务长越过了边防线对苏军指挥员说，德国军队将在次日凌晨发动进攻。朱可夫立即给斯大林和铁木辛哥打电话。斯大林把他们召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听了朱可夫报告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也许是德国将领把这个逃兵送过来，是为了挑起冲突。”“不，我们认为这逃兵说的是真话。”他们回答说。

政治局委员都来了，斯大林询问他们的意见，但是没有回答。沉默一阵后，铁木辛哥说话了：“应该立即命令边境军区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备。”朱可夫把在总参谋部队订的命令读了一遍。命令强调必须根据打退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采取坚决行动，但斯大林仍没有放弃他的希望，以为这也许是一场虚惊。他说：“现在下达这样的命令还太早，也许还可以和平解决。”斯大林让人重新起草命令，发往列宁格勒、波罗的海、西部、基辅和敖德萨各军区的前线部队，要他们立即做好准备，准备抗击德国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

1941年6月22日0时30分这项命令下达完毕。但许多集团军尚未接到命令时，德军已发动了全线进攻。

德国以162个师，30万人，3400辆坦克，7000门火炮。分3路进军：北路指向列宁格勒、中路指向莫斯科、南路指向乌克兰，向苏联发动进攻。苏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仓皇应战的。

德国的大规模突然进攻，出乎斯大林的意料之外。由于他判断和部署的失误，使苏联遭受极大损失。

通信联络中断，莫斯科几乎失去了同各军区之间的联络。斯大林和他的统帅部并不知道，在战争第1天，苏军共损失了1200多架飞机，大部分飞机是被德军炸毁在机场上的。德军掌握了制空权并从宽约1500公里的广大地区向苏联发起正面进攻。德国的坦克部队和摩托化步兵师潮水般冲向苏联各边防要塞和城市。苏军在边境地区的军用仓库、武器弹药及其他军需物资，几乎全部落入德军手中，苏军官兵虽然奋力反击，但无法阻挡德军的快速推进。在战争的头几天，苏联西部边境各条战线都是乱糟糟的，有时简直是一片混乱。统帅部不断发出新的指示和命令，但这些指示和命令又都落后于急速变化的形势。在战争的头五六天里德军就深入了苏联国土150～200公里。

斯大林心情沮丧，甚至有些慌乱，但他很快从消沉的情绪中摆脱出来，振作起来，重新负起他身上的重任。为了摸清前线情况，他命令大本营的朱可夫大将到西南方面军、沙波升尼科和库利克元帅到西方方面军。

6月28日，德军在明斯克完成合围，苏军43个师又3个旅被围歼于明斯克，傍晚，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失守。斯大林沉痛地说：“列宁亲手缔造了我们的国家，而我们大家却把它误了！”

为了战争的需要，斯大林亲自兼任了国防人民委员，稍后，又亲自担任苏联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斯大林集党、政、军大权一身，这在战争时期是必要的。斯大林命令将工业向东转移，根据这个命令，1500多个企业其中包括1300多个庞大军工厂，向后方疏散。这些工厂很快就完成迁移，并又很快地恢复生产，这为以后的战争胜利打下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德军攻破了列宁格勒以东20公里的筑垒区。9月8日，攻占了拉多加湖畔的计利湖利堡。列宁格勒被德军包围，列宁格勒居民开始了近500天的保卫战。

在西南方向，德军的南方集团军群从利沃夫出发，直逼乌克兰首都基辅。朱可夫紧急求见斯大林，向斯大林汇报总参谋部的作战方案，建议加强中央方面军，建议把西南方面军撤到第聂伯河以东。斯大林问道：“基辅怎么办？”朱可夫坚持己见：“基辅不得不放弃。”斯大林发火了，他高声说道：“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来。”朱可夫委屈地回答说：如果你认为我这个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么还要我干什么。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把我派到前线去，我在那里可能对祖国更有好处一些。”“请你冷静些，”斯大林说：“再说……如果你这样提出问题，那么我们缺了你也能行……你去工作吧，我们一会儿叫你来。”大约半小时后，朱可夫被召去。斯大林说：“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解除你的总参谋长职务，由沙波什尼科夫接任。他的身体确实不太好，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帮助他。”

斯大林接着问朱可夫，愿意上哪，并同意由他来指挥他所提议的对叶尔尼亚突击部的反突击。

朱可夫要求离去时，斯大林微笑地请他一起坐下喝茶。他珍惜朱可夫的帅才，尽可能消除他的情绪，斯大林提醒他，他仍然是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统帅部的成员。

在整个二战期间，朱可夫是斯大林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被频繁地调来调去，他指挥了莫斯科保卫战，列宁格勒反击战……他为祖国立下了大功。二战中，他成了最声名卓著的苏联元帅。

朱可夫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斯大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斯大林打电话给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要他不惜一切守住基辅。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基辅还是陷落了。基尔波诺斯战死沙场，苏军被围歼60～70万人。德国士兵择路通过斯大林格勒一家被炮火击毁的涡轮厂。

战场上的胜利鼓舞了希特勒，他集中优势兵力准备在入冬前占领莫斯科。在莫斯科前沿的苏联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英勇奋战。到10月6日还是被围困在维亚泽马地区。经过几次突围均告失败。10月10日，60万苏军在维亚泽马覆没。13日，德军已挺进到离莫斯科不到100公里的地区，莫斯科面临现实的威胁。斯大林命令立即撤退主要的社会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政府迁往古比雪夫，各大企业一律布雷，但他仍希望会有良好的结局，因为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援军已经登车。

敌人的逼近和大规模的撤离一度在市民中引起恐慌，关于斯大林和政治局已经离开莫斯科的谣言也流传开来。10月17日，中央委员会书记向全国广播说，斯大林本人就在莫斯科，他严厉地斥责了要放弃莫斯科的谣言。斯大林留在莫斯科的消息鼓舞了人民。“绝不放弃莫斯科”，“我们无路可退了”成了对每个苏联人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的命令。秩序很快得到恢复，街头呈现出沉着坚定的气氛。首都准备战斗到底。

贝利亚曾向斯大林报告说，在莫斯科近郊某车站已为他准备好一辆专列，还有大本营的4架飞机也已经准备就绪，其中有1架是斯大林的专机“道格拉斯”。斯大林一言不发，他深知，只要军队、人民知道斯大林在莫斯科，就会给他们增添信心，他决心留在莫斯科直到最后一人。

1941年11月6日是十月革命纪念日，庆祝活动安排在地下铁道的马雅可夫斯基车站举行，斯大林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并立即广播发表。在首都岌岌可危的时候，斯大林的演讲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斯大林说：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并不孤立。英国和美国已表示支持。……问题在于，现在欧洲大陆上没有任何一支同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战的英国或美国的军队。因此德国人不必分散自己的力量，不必在东西两个战场上作战。

他用充满激愤的语调说：“这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格、充满兽性的人，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消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苏利科夫和库图佐夫的民族！德国侵略者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好吧，既然德国人想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侵入我们祖国领土的所有德国人---占领者一个不剩地歼灭掉……”

在这些关键的日子，斯大林非常重视从精神上鼓舞苏联人民必胜的信心。他决定第2天照常举行传统的阅兵式。

11月7日，斯大林在红场检阅了部队，听他演讲的部队随即开赴前线。斯大林在讲话中最后号召：“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的战争！让我们伟大的先辈英勇的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消灭德国占领者！我们光荣的祖国，我们祖国的自由，我们祖国的独立万岁！在列宁的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斯大林在11月6日和7日的两次讲话的文本迅速在军队和人民中散发。每个苏联人都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斯大林的讲话。这些讲话极大地振奋了军队和老百姓的士气，它表达了他们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和对残暴、狂妄的敌人的仇恨，同时也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

11月15日，德军再次向莫斯科发动攻击。德军不顾一切，不惜一切代价，用坦克在前头开路，妄图冲进莫斯科。德军的先头部队已冲到离莫斯科20公里远的地方，指挥官用望远镜已能看到克里姆林宫顶端的红星了。斯大林打电话给朱可夫：“你坚信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我怀着内心的痛苦在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作为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但是至少还需要增加2个集团军和200辆坦克。”朱可夫答道。“你能有这样的信心，这不错。你打电话到总参谋部去接洽一下，看把你所要的2个预备队集团军集中到哪里。他们在11月底将准备好，但是坦克现在还不能给。”

苏军的顽强抵抗迫使德军未能再前进一步。德国的进攻也就慢慢停了下来。敌人一停下来，斯大林、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就立即计划冬季的反攻。

11月30日铁木辛哥发起了进攻并收复了罗斯托夫，他准备进攻德国中央集团军的侧翼，斯大林表示同意。

12月5日、6日，加里宁方面军、西方方面军、西南方面军相继转入进攻，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把德军向西击退了150公里，解除了对莫斯科的包围。希特勒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1次大失败。

1942年，苏军向德国发动总反攻，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和炮兵支援，苏军又受到了一些挫折。在南部、苏军在塞云斯托波尔，哈尔科夫等地遭到失败。5月，苏军在刻赤、哈尔科夫相继兵败，7月塞瓦斯托波尔失守，苏军损失惨重。

1942年8月23日，德国人开始对斯大林格勒进行最后阶段的进攻8月底，苏军已经撤退到斯大林格勒防御区的中心。为了加强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指挥，斯大林把朱可夫从西线调开，同时任命他为副最高统帅。

9月3日，希特勒的一个坦克兵团冲到了斯大林格勒郊区，当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报告形势时，斯大林打断他的话：“你们怎么不懂得，如果我们放弃了斯大林格勒，我们的南部同中部的联系就将被切断，我们还能保持住南部地区？在那里的人员是否懂得，这不仅是斯大林格勒的灾难，而且还会失去一条水路干线，不久还将失去石油！”

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斯大林格勒城下一切还能作战的力量，我们都调集到危险地段上去了，我想，捍卫住城市还有可能。”

但斯大林不放心，他立即口授命令给朱可夫：“……敌人可能在今天或明天就把斯大林格勒拿下来。请您要求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各部队的司令立即对敌人发动突击，支援斯大林格勒人……”

随后几天，朱可夫从北面组织了几次攻击。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炮兵和空军的有力增援，这几次攻击没有取得明显效果。

9月10日，朱可夫用电话向斯大林报告说：“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现有的兵力，我们不能够突破敌人的走廊并与东南方面军的部队在市区会师。德军由于从斯大林格勒附近新近调来的部队，敌人的防御正面相当强大了。以现在的兵力和部署继续冲击是没有用的，而且部队必然要遭受重大的损失。

斯大林听完后，要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回莫斯科。9月12日，他们一起去见斯大林。“要消除敌人的走廊并与东南方面军会师，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需要些什么？”斯大林问道。“至少还需要一个精锐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一个坦克军、3个坦克旅和400门以上榴弹炮。此外，在作战过程中必须补充集中至少一个空军集团军。”朱可夫回答说，华西列夫斯基同意他的估计。

斯大林听完后，拿出最高统帅部预备队配置图，默默地研究着。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从桌子旁走开，两个轻声交换意见，认为显然得另找别的解决办法。“还有什么解决办法？”斯大林突然问，从地图上抬起头来。

朱可夫非常吃惊，想不到斯大林有这么好的听力。他们回到桌子旁，扼要地谈了大规模作战的计划。斯大林让他们回到总参谋部、制定一个计划，第2天晚上9点向他汇报。

第2天整天，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坐在地图前，同总参谋部人员商量并制订出初步计划。晚上，他们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同他们打招呼时气愤地骂了一通丘吉尔，然后他又平静地说：“好吧，你们的意见是什么？由谁谈？”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汇报了大反攻的计划。取名“天王星计划”，计划由两支主力装甲部队采用钳形攻势向前突击，瓦图京的西南方面军的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在北，叶廖缅科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南。

就在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汇报这一大胆而果敢的构想时，斯大林格勒已进入残酷的巷战。德国军队攻进了城里，守城部队工人并肩战斗拼死抵抗。在这以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日日夜夜都在进行空前激烈的搏斗。最初，德国军队在西南方向的进攻速度是每昼夜前进几十公里，后来是几公里，9月是几百米，到了10月，这样的前进速度也没有了。从10月14日至11月19日，战斗就在房屋进行。

尽管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投入了22个师的兵力，还有几乎相同数量的盟军一起行动，但德国国防军的战争机器却在原地空转。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进入白热化状态的时候，大反攻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根据这一计划的设想，在大约60天的时间里，在斯大林格勒顿河地区集中了100万军队，13500门火炮和迫击炮，300多组火箭炮，110架飞机。这是又一次前所未有的壮举，是计划和组织工作的出色成就，每一阶段都是在斯大林积极直接指挥下由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贯彻执行。

11月19日上午，瓦图京和罗科索夫斯基从北边发动进攻。第2天，在由于浓雾而推迟了几个小时后，叶廖缅科从南边发动进攻。11月23日，他们已在卡拉契附近会师，合围了德军第6集团军，还有第4装甲集团军的一个军。

斯大林立即指示华西列夫斯基集中力量开始实施土星作战计划，这是对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的敌人再加上一层合围圈的大胆攻势。这样，在苏联军队掌握了罗斯托夫以后，在高加索的德军的退路就被封堵了。

在南边，德国人匆忙重新组织他们的力量，建立了顿河集团军群，由陆军元帅曼施泰因指挥。他一直打到接近鲍卢斯防线25英里的地方。但鲍卢斯没有突围与他会师。12月24日，斯大林批准了一次反攻，把曼斯泰1945年4月30日14时25分，苏军战士把胜利因赶回到科捷尔尼科沃，并且更的红旗插到柏林国会大厦顶上。向南赶了60英里。曼施泰因放弃了给鲍卢斯解围的努力。他集中力量防守罗斯托夫与塔曼之间的空隙，以便让高加索和库班的德军部队能够撤退。

在西边，土星作战计划因曼施泰因的进攻而作了修改，现取名为小土星作战计划，取得了成功，5天内前进了150英里。

在北边，朱可夫协调指挥的进攻迫使德国人退出了维亚泽马突出部，并把封锁列宁格勒的敌军打开了一个7英里宽的缺口。

1943年1月31日，德军南部集团军群投降。2月2日，北部集团也投降。德军在顿河、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地域总共损失了约150万人，3500辆坦克，12000门火炮，3000架飞机及大量的其他技术兵器。这些损失对希特勒德国的整个战略地位产生了极大地影响，并彻底动摇了其整个战争机器。

1943年2月4日，罗科索夫斯基和沃罗诺夫奉召从前线回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热情地欢迎他们，祝贺他们所取得的胜利。正如罗科索夫所说，在这种场合，“他确确实实能够以他的热情和关心使人陶醉。”

1943年7月库尔斯克战役彻底摧毁了希特勒的主力，法西斯当局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也不再能弥补在库尔斯克战役中的损失，从这时起，德国人只能退却。

1943年10月，苏军渡过了第聂伯河。11月6日基辅解放。两天后，日托米尔解放。在北面，9月25日收复了斯摩梭斯克，莫斯科彻底解除了受进攻的威胁。1944年，苏军先后解放了列宁格勒、克里木和敖德萨、明斯克。至此，苏军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收复了被德军占领的所有国土。从1944年7月起。转入外线作战，先后解放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1944年6月6日，英美军队在法国的诺曼底胜利登陆，自此开辟了斯大林等待已久的欧洲第二战场，加快了纳粹法西斯灭亡的速度。

丘吉尔想赶在俄国前面抢先攻占柏林。斯大林也非常重视攻克柏林的政治意义，他把朱可夫召回莫斯科，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进攻，朱可夫回答说。他和科涅夫可以在两周的时间内向柏林发起进攻。但他没有把握罗科索夫斯基是否能够如此迅速的作好准备，斯大林说：“只好不等罗科索夫斯基就开始了，即使他迟几天也碍不了大事。”

1945年4月16日拂晓前，朱可夫和科涅夫的两个方面军开始进攻。4月23日攻入城内。4月30日，苏军直捣德国国会大楼，希特勒自杀。

5月1日凌晨，朱可夫往莫斯科打电话给斯大林，向他报告了关于希特勒自杀和收到戈培尔建议停战的信的情况。

斯大林回答说：“完蛋啦，这个混蛋！可惜没能活着把他抓到。希特勒的尸体呢？……告诉索科洛夫斯基，除无条件投降外。不要同克列勃斯或其他希特勒分子进行任何谈判。如果不发生特别情况，夜里别再打电话给我。我想休息一会。今天我们要举行五一节检阅。”

5月9日凌晨，德军元帅威廉·凯特尔代表德国统帅部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这一天被宣布为反法西斯胜利日。

6月24日，在红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胜利阅兵。斯大林站在列宁墓上，身旁是朱可夫元帅。阅兵由罗科索夫斯基指挥。这天正下着倾盆大雨，但丝毫没有使庆祝的盛况减色。步兵、骑兵和坦克兵通过泥泞的道路，由红场急驰而过。斯大林作为原苏联各族人民的领袖，作为红军的最高统帅，最终领导苏联人民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同时，还是诗人，书法家。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加入湖南起义的新军，1920年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和俄罗斯研究会，极积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和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

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1923年6月，毛泽东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参与中共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活动。在国民党一大、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任宣传部代理部长。1926年主办第6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1月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中会书记。1927年到武汉任全国农地协会总干事，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领导秋收起义时的毛泽东所。在此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级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依靠农民同盟进行革命的主张，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在此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湘赣边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第1师，后率部上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部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会师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任党代表。5月，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特委书记，后任中共第4军前敌委员会书记。6月，在中共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此期间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认真总结经验，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思想，开避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

从1930年12月到1933年2月，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1方面军不得不退出苏区，开始长征。1935年1月，在长征中，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改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又于1935年12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1937年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全民族抗战的爆发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第2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7月17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10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大的进步。

对于蒋介石的宣告，毛泽东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1938年，毛泽东在抗大讲演。胞的欢迎。”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特别是没有宣布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没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对中国共产党仍不允许公开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在日军的进逼下，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8月4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又电请朱、周、叶到南京后代表中共提出对整个国防问题的建议，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性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

这时日本军队的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使蒋介石感到不得不进行全国性的抵抗，否则自身的统治也难以保持，于是，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同国民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这时，中共中央决定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由于会议要讨论军事问题，吸收了前方主要将领参加，实际上成为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洛川会议是在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作了多次发言。

他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现在已经开始的政府抗战，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这就成为现在的弱点与今后的任务---即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

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

关于国共关系，毛泽东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

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本营。这支部队称为留守兵团，以后在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在洛川会议的前一天，蒋介石正式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命令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红军经过改编立刻奔赴战争前线，去打击日本侵略者。

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利用有利的时间和地形条件，集中兵力发动了平型关战斗，并取得了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战斗前，毛泽东已同意前方提出的想以一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意见。战斗胜利的喜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在平型关战斗的基础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八路军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10月初，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日军占领保定，河北正面战场的抗战基本结束。在侧翼遭受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放弃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退守太原的北方门户忻口。

10月6日在仔细研究华北战局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要他们转告山西军事当局：敌人占领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因此龙泉关、娘子关两点应集结重兵坚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在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和出击中，出击是主要的。并提出：八路军115师、120师主力将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忻口地区日军的侧后纵深地区；129师主力或全部将使用于正太铁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作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夺回平型关，并收复涞源、定县等7座县城，切断了日军从张家口经平型关到忻口的交通线。忻口前线日军只能主要靠空运来维持给养。第120师一度收复雁门关，伏击日军辎重部队，截断了从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交通。第129师陈锡联团又在10月19日乘黑夜突然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焚毁日机20余架。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的行动，依赖后方供给的程度很大。八路军各部队的行动，使日军的后方补给线陷于半停顿状态。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该战役将南下的日军主力挡住了21天。这次战役，也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密切配合作战最为成功的一次。由于国共双方在这次战役中诚意合作，取得了较好的战果。

10月中旬，日军主力占领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进，包抄忻口的后方。28日，娘子关失守。31日，阎锡山下令放弃忻口。11月8日，太原失守。3.敌后抗战和《论持久战》

太原失守后，华北战局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处于主导地位。

毛泽东敏锐地看清战局的这种变化，立刻对八路军下一步战略行动相应地作出新的部署。

在南方，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又集中兵力约28万人，实行陆、海、空3军联合作战，加紧对上海、南京地区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国民党当局在这个地区，指挥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敌军的猛烈炮火下作出了巨大牺牲。日军原以为这次战役很快就可结束，梦想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没有料到在上海地区战争就持续了3个月。但是，以这种硬打硬拼式的单纯防御，来对付优势装备的日本强盗，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一个月后，12月13日，又占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使整个中国战场上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接着，日军把作战中心北移到津浦铁路一线，企图攻下徐州，打通南北交通线，同华北方面南下的日军会合。

3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再次研究八路军在华北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根据坚持长期作战的要求，又提出在各区域建立新的游击兵团的主张。24日，毛泽东和刘少奇致电八路军各部，提出组织游击兵团的具体任务。电报指出：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的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这种以八路军主力连队为骨干、吸收大批新战士以组成若干新支队的做法，是适应全民族抗日战争实际情况的新主张。它使八路军的队伍能迅速壮大，而又能保持相当的战斗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38年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1938年春，日军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夹击徐州，尽力打通津浦铁路。为了执行这一计划，华北日军主力被抽调南下，造成河北、出东等平原地区兵力空虚，为已经在山区站稳了脚跟的八路军向华北敌后更广阔的地域发展带来了机会。徐州地区正面战场在李宗仁指挥下进行的英勇抗击，对华北敌后战场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毛泽东立刻调整部署，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

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刘少奇向八路军总部发出具有战略意义的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扩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

第2天，在山西前方的八路军总部根据这个指示精神，立刻电令第129师主力和第115师344旅一部迅速从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不久，又令宋时轮、邓华两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热南、察东北创造抗日根据地。这样，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平原上逐步发展起来。

考虑到日军占领徐州后将会进一步夺取武汉的形势，毛泽东还对组建不久、已开始活跃在长江南北的新四军的工作作出部署。

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指出新四军应“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对战局下一步究竟会怎样发展，党内出现不同的认识。有的人一度估计日军在打通津浦铁路后将把主力转向华北，肃清后方，游击战争将面对空前严重的困难，不宜广泛发展。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如果领导人对局势作出不正确的判断，就会丧失时机，对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战争的发展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毛泽东审时度势，冷静地指出：日军主力转向华北“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目前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他由此得出结论：“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为了钳制日军向大西北的进攻，他提出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绥远大青山脉，并同意朱德、彭德怀提出的派李井泉率骑兵或步兵开创大青山根据地的意见。同时，为准备应付今后华北局势可能到来的变化，毛泽东要求冀中、冀热察等抗日根据地要注意巩固现有武装，做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准备。

6月中旬，武汉会战开始。针对国民党当局采取的单纯防御的作战部署和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损失过大的教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各负责人，向他们提醒：“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电报中指出：如果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中再损失过大，将会增加各将领对蒋介石的不满，投降派会起而乘之。

日军向武汉大举进攻时，骄横不可一世，且后方空虚又疏于戒备。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这年11月下旬，八路军各部主力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大规模进军：第129师主力进入冀南，第120师主力进入冀中，第115师师部率第343旅进入冀鲁豫地区和山东，开辟新的根据地。这也是对正面战场上友军作战的配合和支援。到这年年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获得蓬勃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在同日军1600多次交战中共歼敌5.4万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一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起来了。

到徐州失守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整整10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已相继沦陷，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天天在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对这些问题，许多人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在两部分人中激烈交锋。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并在全党乃至全国范围内“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

毛泽东“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1936年7月，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已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抗战初期，当中国军队连连失利时，他始终认为：“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到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从5月26日至6月3日，他又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论著，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大作《论持久战》的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报告。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因此说中国既不会速胜也不会亡国。而是对日战争的持久战。

毛泽东指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3个阶段：“第1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2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3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毛泽东强调“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

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毛泽东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它作了更全面、详尽的论述。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动力因素。4.反磨擦斗争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3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日本在武汉和广州战役中几乎倾注了全力。进攻武汉动用的兵力达14个师团，进攻广州也用了3个师团，共占当时日本陆军总兵力的半数。这是自卢沟桥事变一年多来日方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对两地的进攻几乎集中在同一个时间内举行，反映出他们力图“速战速决”，以摆脱长期作战带来的严重困境，但结果并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对华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几乎已达到极限，已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的进攻势头，不得不陷入他们极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状态，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以期“以战养战”，并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

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这时已迁到重庆。随着局势的变化，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不同集团分别出现新的重要政治动向。

一向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突然从重庆跑到越南河内，在12月29日发出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仲发表的《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的声明，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彻底暴露了其卖国乞降的真面目。

在此阶段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认为，日本军事进攻的威胁已较原来大大减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却不断发展壮大，这使他忧心忡忡。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毛泽东在会上说：“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的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更要限制我们。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他提出：“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推动国民党向好的方面发展。

但是，事情并没有如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那样来发展。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虽然在开幕词中谈到现在是第2期抗战开始的时候，谈到要抗战到底，不能半途而废，但他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更严重的是，会上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写道：“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这些话，矛头显然都是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五中全会，成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

随着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颁布，国内政治形势一天天恶化。在河北、山东、陕甘宁边区等地，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不断制造同八路军的军事磨擦，事件层出不穷，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事态越来越严重。一味退让，只能使对方更加得寸进尺，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因此，毛泽东在这年年初已经提出反磨擦的问题。他说：大革命的“亡党之痛”提醒我们，“要国民党进步，没斗争是不行的”。他还在内部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但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仍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

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克制态度为软弱可欺。反共磨擦事件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面对步步进逼的这种逆流，中国共产党人已无法继续退让，否则，敌后抗战的成果会重新丧失，抗战大局会遭到严重破坏。

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对投降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国民党存在投降与继续抗战的两种可能性，中国共产党要从坏的可能性作准备，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精神上没有准备。“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但他还是强调：“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博古改定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宣言》中明确地提出了3条中心口号：“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八路军被迫进行还击的第一个目标，从粉碎张荫梧的进攻开始。

8月上旬，乘八路军在艰苦环境中同围攻根据地的日军进行生死搏斗时，张荫梧两次从背后袭击八路军，杀害八路军工作人员。八路军在反击中缴获张荫梧部下勾结日军共同向八路军进攻的密信。这种状况已使人忍无可忍。8月15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刘伯承等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提出对河北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指出：对张荫梧这样的顽固分子要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这个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刘伯承接电后，在8月24日一举将张荫梧部大部歼灭，27日又全歼他的残部，共歼4500人，张荫梧只身逃跑。不久，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将张荫梧撤职查办。这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正当中国国内磨擦迭起的时候，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动。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在先后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后，又向波兰大举进攻。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9月7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所写的社论《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社论中说：帝国主义战争扩大这一新的国际形势可能对中国抗战产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

到这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局势越来越坏，国民党反动派磨刀霍霍，到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蒋介石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向中国共产党进攻。11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之跋扈嚣张，全无国家民族观念，只知乘机扩张势力，今后必益加甚。叛乱之期，当不在远。”实际上是，蒋介石使用军事手段向共产党进攻的日期“当不在远”了。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实际上确定了要以军事反共来代替政治溶共的方针，并制定《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日益恶化的形势使毛泽东十分焦虑。1943年8月18日，在林南战役中向伪军发起冲锋的八路军。

他清醒地看到：一场共产党人原来不希望看到的相当规模的武装冲突也许已难以避免。11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及华北地区斗争情况的汇报。汇报中谈到在当时国内外形势影响下，大资产阶级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但在重庆的中产阶级，包括一些国民党元老却反对内战，“他们表现很活跃，敢于讲话”。在华北坚持抗战的国民党将领也发出“再打内战就完了”的呼声。

反磨擦斗争，对中国共产党说来，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卫行动，因此，在可能条件下就力求适可而止。1940年3月，在日本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蒋介石和日伪的矛盾更加激化。毛泽东及时提出对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军事上的休战，政治上开展和平攻势，并加强争取中间力量的工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是第一位的；国内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但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实行反共和反民主的政策，国内的阶级矛盾有时还相当尖锐。如何处理好国共之间的关系？这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观察形势，分析形势，都离不开这个问题。

经过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实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策略思想获得重大发展。3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策略原则，并从理论上作出高度的概括，突出的是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和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他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针对反共顽固派一方面主张团结抗日；一方面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特点，毛泽东提出要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既争取他们留在革命队伍中，又要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他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

他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要注意3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毛泽东将这三个原则归结起来，就叫做“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重要策略原则，对全党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确实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5.联合政府的主张

到了1944年，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逐渐从最困难的处境中走出来。这年春天，根据地有了明显的扩大，居住的人口增长到8000万人，军队发展到47万人，民兵有227万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谁也无法忽视的力量。

当时放在中国人民面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很好地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这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毛泽东为它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也有利于促使国共两党谈判的恢复。尽管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北非战场上都取得重大胜利，但中国战场上毕竟仍集结着数量庞大的日本陆军。美国政府为了避免一旦在中国大陆作战时会造成美国士兵的大量伤亡，希望中国所有军队都能用于对日联合作战，而不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时出现内战。苏联和英国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这种国际压力也迫使蒋介石对国内问题进一步采取缓和态度。

1944年初，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向毛泽东转达蒋介石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信息。听到这个消息后，毛泽东的判断是：“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争取和广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

2月17日，毛泽东会见郭仲容，告诉他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3月12日以后。对即将进行的这次谈判应该采取什么方针？4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发言说：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所谓十项罪状。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毛泽东接着说：这次总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毛泽东还提出：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

6月5日，中国正面战场的局势出现新的严重危机。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和本土开始遭受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所谓“一号作战”计划。计划的重点是：“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地”，以实现贯通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运输线；同时，要摧毁设立在广西和湖南的盟军空军基地。4月中旬，日军沿平汉路向河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接着，又从湖北沿粤汉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广西，前锋直达贵州独山。

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战场上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大溃退。

短短8个月内，相继丢失20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6000多万中国同胞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在战时，人们最关心的焦点莫过于军事。如果其他问题还可以勉强忍受的话，那末在这方面出现不应有的严重挫折就使人普遍感到难以忍受了。谁都看得出来，这场大溃退其实是国民党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严重问题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腾，舆论空前激昂，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冲破皖南事变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比较沉寂的状态，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蓬勃兴起。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信任，要求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驻华官员和舆论的强烈关注与不满。

过去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严密封锁，大后方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这一年初，在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往延安等地采访。6月9日，也就是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2战场的第3天，参观团一行21人到达延安，成员中有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路透社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汉神父，苏联塔斯社记者普多岑科，此外，还有国民党统治区各大报的一些记者以及国民党官员。1944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的热烈欢迎。

中外记者来到延安，毛泽东很兴奋。他立刻经过延安交际处安排了同记者会见的时间。

6月12日，毛泽东会见记者参观团。记者团的成员大多是第一次来到延安，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在同毛泽东的谈话时提出的问题特别多。毛泽东一一耐心地作了解答。关于国共谈判，毛泽东说：现在还在谈判之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关于开辟第2战场，毛泽东说：第2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他又指出：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关于中共的主张，毛泽东指出，中共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人，从各方面都实行民主。他说，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也快要到来了，但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须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胜利。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当时在交际处工作的金城回忆：“中外记者都想不到毛泽东能这样快地接见他们，并且详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回到交际处，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

朱德、叶剑英等也分别会见了中外记者，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和它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一份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团的讲演《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通过中外记者的报道，广泛传布到大后方和许多国家，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内外舆论开始重新评价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延安交际处还组织中外记者们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这些原来对解放区情况毫无了解的记者们，看到了和重庆完全不同的情况，留下深刻的印象。7月12日，参观团除5位外国记者留下继续参观访问外，其余离开延安回重庆。毛泽东在7月14日和18日又先后会见了斯坦因和武道，同他们就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斯坦因的会见长达12个小时。记者们回到重庆或回国后，写了许多反映中国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籍和文章。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受到广泛的注意。记者团中过去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敌视态度的夏南汉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7月1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无疑地，5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认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驻华官员约翰·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多次建议美国政府派人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考察。这些提议最初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随着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同中共军队合作的问题。1944年2～3月间，罗斯福通知蒋介石，为了搜集日本在华北、东北的情报和研究将来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各种可能，准备向延安派出一个军事考察团。蒋介石一直以种种附加条件来进行阻挠和拖延。到6月间，豫湘桂大溃退已经开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又到中国来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这个要求，蒋介石才勉强同意。

对美军观察组要来延安的事情，毛泽东非常重视。他认为，争取同美国政府合作，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很大的意义。6月28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第2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问题。会议决定：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不久，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美国军用飞机到达延安，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迎接。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来，要详细了解日军的战斗序列、日本空军的战斗序列、伪军的战斗序列，但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战斗力，还有共产党在日军内部和日本占领区中的情报工作能力。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会见观察组。使毛泽东最有兴趣的是同出生和长期工作在中国、并且对中共抱着友好态度的谢伟思交谈。在8月23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谢伟思说：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在另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向谢伟思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毛泽东说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刻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最危险的时机。这些谈话给谢伟思留下很深的印象。

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期间听过毛泽东的讲演。包瑞德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总是神态自如。当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们的观点时，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没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为我在场，他可能有意回避责骂委员长和国民党。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演讲家通过手势吸引他的听众，那么就正是毛泽东。”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近两年时间，听取了中共领导人和军队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并且多次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生活清苦，工作热心，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观察组写回国内的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大溃退，他们在政治上的独裁专制、腐败无能，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物价飞涨就激起全国上下更强烈的愤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已成为大后方人们普遍的愿望。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响亮的新的政治口号，那就是成立“联合政府”。

当时，正处在国民参政会第3届第3次会议召开的前夕。中共中央认为，目前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董必武8月17日向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毛泽东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请周考虑拟复。”随即又在周恩来8月18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的电报上批注：“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9月1日，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提议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他说：“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左时提出。”4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中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电报强调：“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

9月5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这次会议是在战局严重恶化、国人群情激昂的时刻召开的，会上发言之热烈，批评之直率，是以往历次参政会上不曾见到过的。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议程：国共关系问题。以前，国民党当局一直只许国共谈判在内部进行，不肯公开宣布。这次在国内外普遍要求了解国共谈判真相的巨大压力下，把它列入参政会议程，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15日，林伯渠、张治中在大会上分别作了国共谈判经过的报告，会场座无虚席。林伯渠在报告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召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这个口号一提出来，立刻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巨大反响，各界纷纷集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6.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尽管时局仍旧笼罩着一片乌云，但谁都看得出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毛泽东一直坚信：“决定中国事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他在指导同国民党谈判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具体指导各敌后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准备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这种准备是从1944年春天开始的。

这一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准备担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重大责任，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必要准备：一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二是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毛泽东说：“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向哪里发展？毛泽东早就确定了一项十分明确的原则：只能向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敌后地区发展，也就是从侵略者手中光复失去的国土，而不能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去发展。1944年，日军实行“一号作战”的计划，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河南、湖南、广西等大片国土沦丧，当地民众迫切期待有人领导他们起来反抗侵略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机立断，确定开辟河南、发展苏浙皖、进军湘鄂西。用毛泽东的话来概括，就是“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开到那里。”

人们可以从比较中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一边是正面战场出现震动中外的豫湘桂大溃退，一边是敌后战场进入大规模的反攻作战，一个是后退，一个是前进，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4月22日，日军沿平汉铁路向河南中西部发动进攻的第5天，毛泽东立刻命令八路军袭击它的后背，“乘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展豫西工作基地。”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太岳军区派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新四军第5师组织7个连沿平汉铁路北上河南；新四军第4师派部西进豫皖苏地区。各部队相互配合，经过短短半年多的时间，迅速打开局面，收复了原被日军侵占的大片土地，将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结在一起。

对苏浙皖地区的发展，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为了配合将来美军的登陆作战，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一带的大城市。8月3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向华中局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使上海、杭州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12月，在粟裕指挥下，新四军南下部队分两路渡江，开始了发展东南的任务。为了加强这个地区的工作，毛泽东、刘少奇要求新四军军部考虑建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的军事活动。1945年1月，苏浙军区成立。

派八路军一部南下进军湘粤赣，是毛泽东这时的一项大胆战略决策。这是日军沿粤汉铁路南下时夺占的土地。这个行动的特点是远离根据地，完全独立地作战，因此，中共中央对这一行动格外慎重，经过了多次讨论，反复研究。10月3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最后商定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主力南下，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等8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南征部队命名为八路军第1游击支队，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

毛泽东十分关心这支部队的南下行动。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向准备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说：国民党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老百姓都仰望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要百分之百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就现在的环境看，还需要大大的发展，广东、湖南、河南都可以大发展。”他在这次讲话中以柳树和松树来生动地譬喻共产党员的机动性和原则性，他说：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但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

毛泽东约见王震时还对他说：“战争越扩大，革命越发展，战争越持久，革命越深入。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的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

11月1日，即将出发的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大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开始讲话。他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1942年9月，毛泽东在延安给干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部作报告。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在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都需要积极地做好准备。

为什么需要做好经济工作？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毛泽东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经济工作。他又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还是处在个体经济和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这就要采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

在农村，怎样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个很大的问题。农民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仍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必须“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减租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毛泽东要求基层干部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农村群众开展生产运动。他说，这样做，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

民众要进行生产，部队能不能从事生产呢？有人认为部队从事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从事生产就不能工作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以大量事实说明：不但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的民众可以生产，军队也可以生产。他提倡各地学习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经验，为大反攻积极准备物质基础。毛泽东在社论中强调：“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

对文化工作，毛泽东提出的口号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时，在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100多万名文盲，迷信思想仍严重地影响着广大群众。毛泽东认为：“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他号召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他要求广大干部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到1944年底，国际形势变化得很快。毛泽东估计：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提出解放区1945年的任务，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努力。毛泽东鼓舞人心地指出：“1945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

1945年一开春，国内形势就出现可喜的发展势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91万人，民兵有220万人，19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经接近1亿。

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也令人振奋。在欧洲战场上，1945年5月8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也乘胜不断向日本本土进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

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

就在这个历史时刻，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为了开好七大，中国共产党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4月21日，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明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4月23日，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言简意赅，吸引住了全场的代表。他说：“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第2天，毛泽东向中共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这份报告是在广泛听取代表意见的基础上，3月31日在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讨论通过的。

报告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这是党制定纲领和各项政策的出发点。报告指出：“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

报告系统地总结了8年抗战中国共两党由于执行两条不同指导路线而取得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指出这两条道路的争论“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毛泽东说，8年的抗战考验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次大会应该对此作出结论，作为今后奋斗的指针。毛泽东报告的最后说了一段充满革命激情的鼓舞人心的话：“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24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是公开发表的。它被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大后方也引起轰动。1945年4月23日，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两个中国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七大之命运》。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经过反复的酝酿和预选，6月9日进行了正式中央委员的选举，10日大会公布选举结果，共选出正式中央委员44人。

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团结、胜利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毛泽东情绪饱满地站在主席台上，代表中共中央致闭幕词，他高度评价七大的历史性作用，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号召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起来了，这是历史作出的选择。

这时，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比毛泽东原来预想的要快得多，他在5月31日向中共七大作结论时还说：“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还准备日本军队可能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还准备可能要集中20到30个旅去打大城市。但是，局势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化。7月26日，中、英、美三国政府以宣言的形式公布《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8月6日、9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长崎两地投下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提前出兵中国东北。这一连串紧接而来的事件，大大加速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到来。

苏联对日宣战的第2天，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毛泽东首先说：中共中央准备发表一个关于苏联对日宣战问题的声明。他接着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配合作战是同苏联红军配合，具体的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对日军我们应广泛发展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这不会犯冒险主义，要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可能攻开的就攻。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阻止的，中间是蒋的，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他还指出：美国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将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

同一天，中共中央主席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声明说：由于苏联宣布对日作战，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内战的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全国人民应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会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军进行广泛的进攻，扩大解放区，并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迅速占领可能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一万万民众迅速投入对日本侵略军的全面反攻，光复了大片国土。

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付出3500万人伤亡和无数财产损失的巨大牺牲换来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日本投降了！”胜利的消息传来，延安城内外一片欢腾。毛泽东和边区人民一起，沉浸在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喜悦中。

8年抗战，为毛泽东搭建了一个充分展示自己领导才能和军事才能的平台，在拥有800万正规军的蒋介石大踏步溃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沦陷的恶劣条件下，毛泽东以他睿智的头脑，作出了挺进敌后沦陷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的决策，并大力扩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武装，使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发展，至抗战结束，已成燎原之势。此时，在日本人面前屡吃败仗的蒋介石，虽然用美国人的新式武器全副武装，但对依然是“小米加步枪”的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部队却徒唤奈何。

撒切尔夫人

1925年4月13日，玛格丽特·希尔达·罗伯茨诞生在英国北部的小城市---格兰森市。

18岁那年，她不顾中学校长的反对，比同龄学生提前一年报考大学，并如愿以偿地考取了牛津大学化学系。

玛格丽特来到牛津大学之后，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由于学习刻苦，她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不过，和书本知识比起来，更令她感兴趣的是，在学校里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并结识形形色色的人。

从牛津大学毕业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玛格丽特结识了富有的商人丹尼斯·撒切尔。两年后二人结为连理。玛格丽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终生伴侣。

撒切尔夫人在与丹尼斯结婚一年后，生下了一对孪生子女---儿子马克和女儿卡罗尔。她像所有普通的母亲一样，非常爱她的孩子，对他们关怀备至。在她当上首相之前，孩子还在寄宿学校读书的时候，她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每周都给孩子写信，还出席孩子们的发奖仪式和学校的其他活动。她的外出旅行，都尽量安排在孩子们放假的时候，以便能带上他们。

奇怪的是，像撒切尔夫人这样的女强人，在对待子女方面，却有重男轻女的倾向。在两个孩子中，她明显地更宠爱马克，甚至有些溺爱。不知是不是由于不同的教育方式的影响。两个孩子长大后，性格有很大的差异。马克受娇宠惯了，成了一个喜欢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他做事放纵、无所顾忌，经常惹出一些麻烦来，让撒切尔夫人感到头疼；而女儿卡罗尔却非常懂事，自立的能力很强，她一点也不想借母亲的光，凡事喜欢自己解决。

马克有一项特别热衷的爱好，就是赛车。赛车是一项危险性很大的运动，马克曾在赛车中多次出事，却一点也没影响他对赛车的兴趣。1982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事故，虽没把马克吓倒，却使他的母亲---撒切尔夫人陷入了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

1982年，在英阿马岛战争爆发的前几天，撒切尔夫人正全神贯注于英阿两国的谈判，处在是否发动战争的反复思考和犹豫之中，却不料发生了一件雪上加霜的事情。当时马克正在国外参加一场汽车大赛，突然有消息说马克和她的女伴在沙漠里失踪了。

这个消息对撒切尔夫人来说就像是晴天霹雳，使她忧心如焚。撒切尔夫人作为一位女性政治家和领袖，一向是一个性情坚毅，在危机面前沉着镇定、方寸不乱的人，但这一次却不同以往。因为作为母亲，她和其他普通的女人没什么区别，对自己的孩子怀有深沉的、无私的母爱。儿子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一旦他有什么三长两短，将是令撒切尔夫人最为痛苦的事情。因此，这件事给了她巨大的精神打击。

报纸上充斥着有关马克的报道。因为作为撒切尔夫人的儿子，马克在国内知名度很高，有的报纸还分析，沙漠中的气候恶劣，以前有许多人在这种情况下遇了难，因而马克生还的机会很小。撒切尔夫人看了，心如刀绞，在私下里，流了不少眼泪，有时一边工作一边哭。但是在公开的场合，她还是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像往常一样召开内阁会议，处理各种公务。可是有一次，在会议之后，一位记者问撒切尔夫人：搜寻马克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撒切尔夫人不禁悲从中来，在众人面前流下了眼泪。

马克失踪的那片沙漠在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境内，不仅英国派人寻找马克，阿尔及利亚警方也帮助寻找，而且政府还派出了军队。

不过，在这种充满焦虑和煎熬的时刻，撒切尔先生表现出了男子汉特有的冷静和沉着。虽然他心里也一样着急，但在撒切尔夫人面前却几乎从不表现出来，这让撒切尔夫人的心情安定了不少。

在马克失踪6天之后，终于传来了令撒切尔一家惊喜的消息：马克被找到了，而且平安无事。撒切尔夫人一得到消息，立刻恢复了正常状态，她没有沉浸在惊喜和庆幸的情绪之中，而是立刻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

没想到马克回来后，却对人们的关注感到迷惑不解，觉得是大惊小怪。他说：“真奇怪，怎么有这么多记者采访我？”回到家里，他绘声绘色地向家人描述了他在沙漠中的历险记。他哪里知道身为首相的母亲在他失踪的这些天里，吃不香、睡不着，经历了多少煎熬。这6天真是撒切尔夫人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新闻界认为，撒切尔夫人在这件事情中表现出了“圣洁的母爱”。

在关心孩子的同时，撒切尔夫人也像大多数妻子一样，对丈夫非常体贴、关心。在1974年撒切尔夫人任教育部长的时候，丹尼斯所在的公司总部从伦敦迁到离伦敦40公里的地方。当时为了照顾在伦敦上班的撒切尔夫人，他们的家仍留在伦敦。这样，每天丹尼斯上班都得走远远的路，每天早上六点就得吃早饭。撒切尔夫人在工作非常繁忙的情况下，还坚持每天早上起床为丈夫做早餐。而她每天到深夜一两点钟才上床睡觉，睡眠时间只有四个多小时。

当然，作为政府的最高领导，撒切尔夫人也常常不由自主地把工作中的领导作风带到家里来。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撒切尔夫人生活中的一切都要以她的工作为核心，以她的工作为转移。因而，在生活中，撒切尔夫人也像在工作中一样“处于领导地位”。这样，丹尼斯在生活中就不得不扮演一种男子汉所不愿扮演的角色。不过，他知道，处于这个位置上，就必须以大局为重。对妻子生活上的支持也就是对她工作上的支持，而她的工作对整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更何况，撒切尔夫人的体贴也使他获得了心理上的温暖和平衡。在任何事情上，他总是撒切尔夫人背后坚定的支持者。可以说，撒切尔夫人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与丹尼斯是分不开的。

撒切尔夫人特殊的工作性质、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她的家庭也必然是一个特殊的家庭。在沉重而繁忙的工作之外，家庭是她的“避风港”，是她休息的地方。因而在家里，她从不愿再谈论工作上的事。有一次，在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家里人在某个政治问题上和撒切尔夫人产生了分歧，就发生了争论。撒切尔夫人气愤地说：“我在议会里和反对党辩论，没想到回到家来还要和家里人辩论！”一家人顿时都沉默下来。家里人一下子明白过来，撒切尔夫人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回到家中，她多么希望得到家庭的温暖与闲适啊。于是，家里以后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家中不谈政治。此外，家庭琐事也很少烦找她。马克说：“我们从来不去问她洗衣店的衣服取回来没有这一类问题。”因为撒切尔夫人满脑子装的都是国家大事，谁都明白，不应该用别的事情去分她的心。即使不得已要麻烦她某件事，也要事先注意她的情况，见机行事。2.政治铁腕与工作作风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一类让各国政府和领导人都感到头疼的人，就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采取扣押人质或暗杀等极端手段。因为他们行动大胆、不顾忌后果、令各国政府既痛恨又感到有些无可奈何。

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时，英国就发生了一起这样的事件。

1980年4月30日，伊朗的一个反政府组织“殉教者”派出几名恐怖分子，袭击了伊朗驻英国首都伦敦的大使馆，扣押了20个人作人质，以胁迫伊朗政府答应他们的一些政治要求，人质中多数是伊朗使馆的官员，也有一名英国警卫和两名英国记者。伊朗政府并不想答应恐怖分子的要求，但为了人质的安全，又不敢断然拒绝，双方陷入了僵持的局面。

因为事情发生在英国，英国政府觉得有责任妥善地处理这件事。于是英国政府与恐怖分子展开了谈判，希望能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这场事端，以便保证人质的安全。

撒切尔夫人在处理这场事端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沉着的大将风度。她没有日夜守在紧急事态中心，而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像平时一样处理公务，周末也照常去首相的乡间别墅度假，只是定时地与主管此事的内政部长保持联系。

实际上，在内心里，撒切尔夫人已经打定主意：不管人质获救与否，对恐怖分子的态度只有一种---坚决打击，决不能让他们离开英国半步。撒切尔夫人之所以对打击恐怖分子有这么大的决心，是因为当时整个国际上，恐怖分子的气焰都非常嚣张。就在前不久，美国还刚刚发生了一场恐怖分子劫持人质的事件。如果恐怖分子的行动得逞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这不仅使恐怖组织的力量得以增强，危害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还会严重损害政府的威信。因而，在撒切尔夫人看来，同恐怖分子的这场斗争，是只许胜不许败的。

令人遗憾的是，谈判一直也没有取得结果。而在事件发生的第4天，形势突然恶化了。撒切尔夫人正坐在汽车里，接到了内政部长的电话。他焦虑地说：“据我们现在得到的可靠情报，人质现在面临生命危险，可不可以立即派空降兵进去？”

空降兵是用飞机运送到作战现场的部队，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部队难以直接进入作战地点时，就会使用空降兵。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部队如果进入使馆，必须不被恐怖分子看到，否则不仅人质的安全受到威胁，行动成功的把握也会减小，而只有空降兵才能以隐蔽的方式进入使馆，对恐怖分子实施突然袭击。

撒切尔夫人接到这个电话后，当机立断地下达了命令：“可以，马上行动！”

其实军队是早已准备好了的，只是要使用它必须有一个慎重而完美的布置。因为武力的进攻会把恐怖分子逼入绝境，人质的安全就会受到更大的威胁。除非能够迅速地制服恐怖分子，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只要有一名人质被害，国内国际舆论就会对撒切尔夫人的决策进行猛烈的抨击，甚至她的政治生涯也可能因此断送。因而，这个决心是非常不好下的，但也只有撒切尔夫人才有权力下达这个命令。在当时紧急的情势下，只有两个办法可想：要么妥协，要么武力进攻，而撒切尔夫人果断地选择了武力进攻。

惊心动魄的营救活动开始了。当时这场人质危机已经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英国特种空降兵的这次袭击行动，被新闻界的摄像机拍摄下来，全世界的观众都可以从电视上现场看到这次行动的过程。像拍电影一样，这是真刀真枪，比电影要刺激多了，所有的观众都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而最感到焦虑的除了人质的家属，就是撒切尔夫人了。因为这次行动成败的责任，主要担在她一个人的肩上。

从电视镜头上，人们看到恐怖分子按住一名人质，把枪顶在他的脑袋上大声叫嚣的同时，空降兵的几名机警的小伙子以敏捷的动作，从天花板上偷偷潜入使馆，如同神兵天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恐怖分子进行了闪电般的突然袭击，还没等他们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儿，就击毙了一个，制服了其余四个。人质全部安然无恙，空降兵也没有一个伤亡，真是皆大欢喜。撒切尔夫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当撒切尔夫人亲自去向空降兵表示祝贺，并和他们一起观看电视新闻时，一位空降兵转过头来对撒切尔夫人说：“我们从未想到您真的会让我们这么做。”其实，不光是这位空降兵，有许多人都没料想到，撒切尔夫人会做出这个大胆的决定。

撒切尔夫人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出来的胆量和气魄，在整个国际上的反恐怖斗争中也是不多的。

英国的全称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其中大不列颠是不列颠岛上的部分，而北爱尔兰则位于一海相隔的另一个岛上，与爱尔兰共和国同处一岛。但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对北爱尔兰是否归属英国一直存在争论。北爱尔兰的居民有2/3的人赞成归属英国，另外却有1/3主张与爱尔兰共和国联合，并组织了秘密的武装组织---爱尔兰共和军，进行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他们时常制造恐怖事件，如炸死英国的政府官员或王室成员来恐吓政府，给英国社会的安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北爱尔兰问题一直是英国历届政府感到最棘手的难题之一。

1981年3月，北爱尔兰的局势又一次激化起来。事情是这样的：被关押在北爱尔兰梅兹监狱的北爱尔兰共和军的几十名恐怖分子，为了要求英国政府给予他们“政治犯”的待遇，举行绝食斗争。政治犯的待遇包括不穿囚衣、不参加监狱劳役、囚犯之间可以自由交往、允许接受更多的探望和邮件。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是要在狱中更好地开展反政府的斗争。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政府当然不愿答应他们的要求。

但是罪犯们的绝食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同情。爱尔兰共和国总理，美国的一些政界要员，其他国家的一些领导，都表示：希望英国政府能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对这些罪犯做出一定的让步。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罪犯对政府的要求虽然有点过分，但如果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则无疑是一桩残酷的、无人道的行为。有的人还对撒切尔夫人进行了劝说。

而在撒切尔夫人的眼里，这却是另外一回事。她认为这些共和军恐怖分子的绝食行为，是对英国政府的赤裸裸的挑衅。这些人是些亡命之徒，受到上级的指使，妄图以这种极端的手段，同时利用国际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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