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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燕祥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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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戴灰帽子的人试读：

序言

邵燕祥先生这一生，经历了两个时代，四九年前为“民国”，四九年后是“人民共和国”。

民国那一段，战乱频仍，动荡不宁，民不聊生。进入新中国，改元建制，万象更始，天翻地覆，一派新气。然而，没过多久，即一个运动接着另一个运动，无休无止，折腾无已。据专家统计，“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所搞政治运动约有六十余次之多。五十年代，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邵燕祥，以热烈纯真、意气风发的抒情诗人名世，然而却于一九五七年那场“引蛇出洞”的阴谋阳谋的政治风暴中，一下子成为“右派分子”，顿时跌入万丈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黑五类”（即所谓“地富反坏右”之“右”），后又发配到渤海之滨的黄骅中捷友谊农场劳动改造。

一九五九年十月，他终于获准回到北京，重返原工作单位，但仍是政治贱民身份，所谓“内部控制使用”也。这部《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忆述的，正是一九六〇至六五年间的一段生活、工作经历，是他人生之路的一个横截面。这几年，经过了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大饥荒以后，处在“文革”爆发之前，似乎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是社会政治风云依然鼓荡翻卷，暗流汹涌，“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沾了特赦战犯的光，邵燕祥被摘掉了“右派分子”那顶沉重地压在头顶上的“黑帽子”，但特有的政治烙印迫使他不得不继续“夹着尾巴做人”。这到底是怎样一种苦境呢？他的心情、心态、心境究竟如何？他历经了怎样的内心挣扎？他如何才能在准良民贱民的地位，获得一种生活的平静、精神的安宁而不至于心理失衡呢？

头上扣着的帽子变成了灰色。此种特殊生存状态、精神状态，邵先生一言以蔽之曰“苟活”。当然，这不过是现在的看法，当时则并非作如是观。那会儿是要极力进行自我改造的；是要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

前几年邵先生一部作品的引言，题为“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倒可以移来说明此书的叙事特点，即取一种双重的视角：一是努力返回历史现场，力图写出以往的生活真实、社会真实、心理真实和精神真实，完整地重现那个时代的真实；二、自然，个人记忆具有个人性主观性，是有情感有倾向性的记忆，系如今的作者对已逝历史的记忆和书写，这种记忆和书写之目的，是为了记住历史、反思历史、审视历史，也是为了审视自我、反思自我和解剖自我。不如此便会缺失反思精神和历史深度，造成对于事实和历史的回避与掩盖。这种具有个人化的情感意旨和精神指向的历史书写，用邵先生自己说过的话，也可以说叫“寻找灵魂”，找回“迷失的灵魂”。

寻找灵魂、反思解剖难矣哉！鲁迅《野草·墓碣文》有云：“……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在“文革”结束后“归来”的一代作家当中，邵燕祥恐怕是最早对当代历史、对刚刚过去的个人史，自觉地采取认真严肃彻底的反思态度者之一。其实，这也是他重返文坛后包括诗歌、杂感、随笔在内的全部著述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著的《沉船》、《人生败笔》，到近十多年来的《邵燕祥自述》、《找灵魂》，以及《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皆程度不同地具有这种明确的文化品格和鲜明的精神取向。在《找灵魂》一书引言中他曾说道：“我们曾经被欺骗，我们也曾经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真诚而沉痛！这是从“瞒和骗”的大网罗中挣脱出来的知识者的真正醒觉的声音，是发自肺腑的痛定思痛的心声。

邵先生还说过，一九四九年后他“从领袖崇拜到参与造神自有思想基础，其中包括斯大林体制文化的示范力量，也许还有东方专制主义传统沉淀下来的臣民潜意识”；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于是也“就在几近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情势下，越陷越深地令笔下成为某种政治概念、政治意图的复述、图解、传声筒”。所谓“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亦即通过个人记忆重返历史现场，拒绝遗忘过去，拯救历史记忆，为他们那代人亲历的那段不堪回首又必须审视的沉重、苦痛、荒谬的岁月，留下一份个人的宝贵证词。

邵燕祥旧体诗《书愤》有句云：“垂垂老矣吴刚斧，西绪弗斯上下山”，何其苦涩、无奈、悲凉、荒诞而又沉痛哉！灯下拜读此著，这两句诗时时浮上心头，不觉百味杂陈，感慨系之矣。人生实难，是古人一再叹息过的。经历过两个时代，又曾头顶着沉重的政治帽子的邵先生这代人，人生尤难！而邵先生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过去遭受的政治磨难和人生苦难的一以贯之的正视态度与反思精神。他的清醒严峻的理性与生动真切的叙事，使这本书具有了相当强的可读性和深刻的启发性。

这部回忆录要出版了，蒙邵先生不弃，以忘年知己之交，命我写几句话，缀诸简端，真是不胜惶恐之至。藐予小子，岂敢赞一辞！踌躇再三，未尝动笔，付排在即，不宜再拖，遂写下一点文字，乞邵先生以及读者诸君有以教我。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王培元记于首善之区蜗牛庐

自序

在为这本书寻找书名的时候，曾经想到过“死者与生者”。很熟稔，好像就在嘴边，却原来是苏俄作家西蒙诺夫晚年一部长篇的名字。那里沉淀了他对战争的回忆与思考，全部情节不可避免地围绕着死者与生者体现出来。远比他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同期写的《日日夜夜》深沉多了。这深沉中有着时间的分量。

我这本书，写的已是尘封五十年的身边琐事和琐闻，半个世纪过去了，其中涉及的人，许多已经作古，偶有依然健在的生者，也已寿登耄耋，垂垂老矣，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必讳言，都将循自然法则以去。如果袭用西蒙诺夫旧题，这就是最表层的意思，一看便明暸的了。

然而，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书中所写，从开卷前的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前后，全国笼罩在大饥荒的阴影下，更是陷入死神的控制中。据不完全统计，这四五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三千多万，大约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上下，遍及大陆各省，从老幼病弱到年轻力壮的青年中年，而以农民和底层居民为主。这样庞大的死者群，构成了我这本书反映的时代之底色；可悲并可诅咒的，是我和相当大批的城里人，竟享受着城乡二元化的荫庇，同时又受报喜不报忧的舆论蒙蔽，长期对这样悲惨的实况几乎一无所知，因而仿佛毫无心肝地苟活着。作为这样幸存的生者，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到无地自容。在被遮蔽的死者呻吟或无声地告别这个世界的背景上，当读者读到书中描述的各样人包括作者的言行、心理和生活琐事时，不要忘记所有这一切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地域发生的，从而对其中的曲直、真伪、善恶、美丑做出自己的判断。

不过，为了避免过于刺激，终于没有采用这个书名。

但我仍愿把考虑书名时有过的片断思考写在这里，供大家参照。2013年9月28日二

现在是把这本书命名为《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了。

在老中国，有所谓“红帽子”，原始语义是指在火车站帮旅客提携行李的工人，他们以一顶红色的帽子突出身份。后来说当局或警察特务给谁戴了红帽子，却是隐指共产党的嫌疑了。

我们少年时加入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笑说我们戴上红帽子了，是自嘲更是自豪。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反右派斗争后，在对我的处分决定中正式戴上右派分子这个政治帽子，不禁想起红帽子之说，转眼间“红帽子”变成了“黑帽子”。经过劳动改造，认罪检讨，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人前背后还是被人叫作“摘帽右派”。于是悟出头上还有一顶有形无形的“灰帽子”。至于几年后又被称为“黑帮”，重新戴上“黑帽子”达十年之久，那是后话不提。

一个人，如土耳其共产党员诗人希克梅特说的，“还是那颗心，还是那颗头颅”，头上的帽子却不断换来换去，无可自豪，只剩自嘲了。

人已老，重数走过的脚印，有了对六十年代“摘帽”时期那几年的一些回忆。只是围绕个人生存状态的如实交代，未曾亲历那段岁月的读者或可略窥一斑，但还应该交代一句：我在当时的“摘帽右派”以至在成千上万的“右派分子”中，其实是“非典型”的。

当时有过一个分六类处置右派分子的政策性规定，第一、二类最重，第五、六类较轻，我属于第四类，保留公职，撤职、降级降薪、开除党籍，监督劳动云云。据李维汉回忆，有近二分之一的人被“劳动教养”，关在“大墙”里，同是“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他们的遭遇，可比我们在没有大墙的地方服劳役，严酷得多了。

我被摘帽属于第一批，在大饥荒波及全国之前回到原单位继续工作。后来又摘了一批人的帽子，基本上是分配外地，基层，遣返回乡或在劳改场所就地消化，极少能有回北京、回原单位的幸运了。

在同样划右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人颠沛流离，辗转各劳改、劳教场所，风雪边疆，矿井底层，忍饥挨饿，拼命干活，生死一线，听天由命，幸存者有的家庭破碎，有的一身伤病。很快又是十年动乱，到七十年代末，那些一直没摘右派帽子的才把帽子摘掉。我不但及早生还，且有一枝之栖，苟活多年后，竟得以在有生之年复出，可以重操旧业发表作品，也算是有了一点话语权吧，而我却不能代言于万一。比起那些已经过世，或年已七老八十而大半生丧失了一切公民权利的“同案”，我不但可谓不幸中之幸者，甚至可以说简直在享受着被照顾的优遇了。——我这么多年做了些什么，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在依出版方意见，逐页校改过程中，我作为多年的体制内编辑，也深深体会编辑同仁们的工作艰辛。比如我习惯于文革二字不加引号，累得编辑费了多少添加引号的工夫。多年前我就写过一篇《何必加引号？》我认为文革或其全称，作为中国当代史的一个阶段性称谓，已经自然地成为专有名词，它所指称是明明白白的。而原初认定应加引号时，大约正在决议“彻底否定文革”之际，以为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了使人望而生畏的浩劫，实在有伤于大家一贯认同的革命应有的光辉形象，无产阶级也跟着不体面了，所以不该再那么叫；加上引号，就有了类似“所谓”的意味，即虽叫革命，其实不是真正的革命。但我想，“名从主人”是个铁律。周作人之作人有违中国人作人的道德，但不能因此叫他为“所谓”周作人，胡长清名为长清却贪贿俱全一点也不清廉，但也不能因此叫他为“所谓”胡长清。同理，文革作为一定时空中的实体之定名，是一个事实判断，用不着以“所谓”来表示加以否定的价值判断。道理如此，但对谁去讲呢？读者看到的，是曾经问过“何必加引号”的作者，这回还是都加了引号。

读者通达，该是能够理解和谅解的吧。邵燕祥2014年5月17日

第一章 一九六年

在特赦战犯时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侥幸回城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夜，渤海边的黄骅中捷友谊农场，雷雨交加，土墙草顶的平房，倚坐大通铺上，我打开笔记本写下一首诗：真的，这不算异想天开，海上生出了一片云彩。把千言万语交付它，借一阵风把它吹向西北。西北有高楼，楼上有人在等待，不要说人家都在我不在；你没有白白地眺望海角，我给你寄来一片云——一个大海。它挟着白热的闪电，迅猛的风雷，激荡着所有善感的胸怀。一天夜雨拍打着你的窗扉，让你想象着海涛澎湃。让你想象着海边的潮水，每逢初一、十五准要涨一回。而我将做一个不速之客，突然在你的意外归来。

最后的两句，文秀一看就会懂。我们都读过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小说，一起看过十九世纪俄罗斯的画。在列宾一幅画里，一个应是这家主人的男子闯进家门，尴尬地成为陌生的来客，在桌前做功课的两兄妹疑虑地望着他，而他的妻子好像也深感意外，因全家都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他为什么没有事先捎信来？是突然遇赦，还是邮路不通，抑或他想给亲人带来个意外的惊喜？……这幅画的题目，有的译为“不速之客”，也有的译为“意外归来”。从哪里归来？监狱，还是流放地？

我在十月的秋风里，从黄骅转沧县，在姚官屯小站站口候车的时候，并不预期回到北京会有“却看妻子愁何在”的欢快，但还是兴奋得跟一同获释的伙伴海阔天空地说这说那，好像哑叭学会了说话一样，就在我们高谈阔论间，听到一声汽笛，这一班车已经开动北上了。

既误车，误了车也高兴，索性不着急，重新上车，到天津中转，在这个不曾来过的北方大城市，买了一铁盒精装的糖果，就算带给亲人的小小礼物吧。

从车到北京起，这个全国的心脏，就以出奇的安静、平静甚至宁静接纳了我。不但新落成的北京站，出站后拐进的小胡同一片寂静，就是大街上也不见喧哗，人行道上，公交车上，人们好像相约“肃静”，屏口无声。这完全不是我在海边期望的回来后的景象。“十年大庆”刚过去不久，想象该还在天安门广场保留着节日景观的同时，人们谈笑间依然一片节日气氛才是。然而不但不见节日盛装的仕女，好像人们都忘记了共和国建立十周年这件大事，家家门前挂的五星红旗也早就卷起收藏了。

两年前打成右派挨批挨斗时，我也没这样失望过。我在陷入“非常”的境地时，渴望回到“正常”的生活，人们享有私人的欢乐，也享有群体共有的欢乐，那欢乐于我已经陌生了，比如说，就像报纸上反映的那样吧。那“人民内部”的生活，即使不是轰轰烈烈，也应该是生气勃勃的。但是，这里没有母亲在我刚下乡时就写信告诉我的，敲锣打鼓敲脸盆打麻雀的热闹，没有大炼钢铁时条条胡同连老大妈也动员出来砸石块的火炽，也没有文秀写信告诉我的，参加“十大建筑”施工时，人们在脚手架上登梯爬高，你追我赶……过去了，全过去了。

在中国，户口是最重要的。打成右派以后，所谓下放，叫劳动锻炼也罢，叫劳动改造也罢，首先把你的户口迁出北京这个首善之区，许多人就从此一去不回头，再也无缘成为北京市几百万、上千万直到两千万市民之一了。我郑重地把黄骅县转回北京的介绍信交到派出所警察的手上，他顺手就给落下集体户口，并注明“想当然”的“自黄骅电台迁来”，是因为我现在归属辖区大户的广播局了，如其不然，说来自什么农场再写上“摘帽右派”身份，办事怕就没这般爽利了。

回到老三〇二宿舍院，离去三年，“城郭依旧”，因是上班时间，空空落落的。没有遇见熟人，却正好遇见半生不熟的赵无宣——赵无极的妹妹，她正是这两年跟文秀同住一处集体宿舍的室友，你说巧不巧。大概她也感到意外，苍白的脸上表情漠然，她可能正因病休息，我只好烦她带个口信，给班上的文秀，说我已找过房管科，给分配了九单元三楼三号的一间宿舍，让文秀中午来一趟。随后我跟着总务科的一位老人儿，一起上仓库，借来一床、一桌和两把椅子，就算安顿下来。

那首诗中的“西北有高楼，楼上有人在等待”，从似乎缥缈空灵的云里雾里，还原到现实生活中那间北向小屋中的日常生活。

人的“日常生活”，住在什么样的房屋里，毕竟是次要的，关键还是跟谁住在一起。

公共生活也一样，不看你在简陋的还是堂皇的办公室，端看你的办公室里有什么样的同事。

家里一起过日子的人，是自己找的。

办公室里的同事，就听天由命了。

我在一九五九年重新进入办公室。整整十年前，我平生第一次走进办公室，曾经带着多么好奇而又自豪的感情！那一年，柳荫到河北正定天主堂里的华北大学，找我们面谈，等于面试，决定调我来北京的广播电台。于是我进入中央台左荧为科长的资料编辑科。今天，柳荫又和蔼地对我说，咱们这回一块工作了，你先到文艺部的资料室吧。他现在主管中央台的文艺广播，表演团体和唱片社。后来我多次想，柳荫心里不知怎么想的：十年前一个十六岁的小青年，成长为二十六岁的“摘帽右派”了？

我也如约找了平生第一个上级左荧，他现在是新建的北京广播学院院长，他说广院人手极缺，我回来正好，不过因为柳荫坚持要我上文艺部，他跟柳荫商量，文艺部资料室是个闲职，学院倒是来了就排进功课表，我半天在台里，半天到北京广播学院的汉语教研组上班。学院草创，暂时就在离电台不远的一座灰楼，原是电台宿舍，我住过的——幸耶不幸？几年后“文革”开始，我又被关到这里，灰楼成了所谓“牛棚”。那是后话。

我跟另外四位新来的中文系毕业生一起，给大一同学任汉语辅导教师。同学们每周听北大林焘教授的课，回来由我们判作业，讲评。我没参加听课，半年多的时间，只在什么场合，远远看过林焘一眼。后来我从吴小如处知道，林焘是北平沦陷后间关数千里去大后方，上了西南联大的。

我没读过文字、训诂之学，也没学过现代的语法。我一向认为对范文多读多背，多加揣摩，文法、语法自在其中。所读不多，却学语法，越学越累也越糊涂。我上小学时看兄姊的高三国文，最后附录了简明的文法常识，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的分类，如主语、宾语的句子结构，好像一看就懂了。学英文时，有Digram，对句子进行图解。五十年代初，《人民日报》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针对当时报纸上的病句，较系统地讲了有关常识……这一些，就是我当辅导教师的“学养”根柢了。

这时印尼排华，有大批侨生回国，广播学院专开了一个侨生班，我兼给这个班的学生辅导，主要是改作文。这倒是我的轻车熟路，同学们似乎也还满意。即使有不满意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没到“文革”，学生绝少给教员提意见的。

广播学院新校舍落成，要搬到东郊定福庄去，像我这样的“半日制”工作肯定不行了。于是我选择全天回文艺部，不再兼做辅导教师。左荧也表示理解，我告别了以邹晓青为首的这个教研组。邹晓青是“进城”老干部，五十年代初大区撤销后，从《东北日报》副总编辑任上，调到广播事业局对外部任职，一九五八年被打成“温邹张反党小集团”一员。主管对外部的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划为右派，他也受了处分。我离开这个教研组不久，温济泽调进来，又跟邹晓青共事了。这是多少有些尴尬的局面，不过我相信他们能够明智地相处。

那时，到处可以遇见“犯错误”的人。文艺部资料室，陈道宗已先我而来。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没有戴右派帽子，但受了降级降薪的处分，大概是所谓“中右”吧。我一九四九年来电台时，他也是先已到来，原为北大学生，现在跟随杨兆麟跑时政，笔头快，也有活动能力，适于做外勤，但他一直未入党，最后只好离开时（事）政（治）这一摊，去了文艺部。——后来我才知道，他出身山东的书香门第，他的兄长早已参加中共，后来一直做对外使节；大概因他的父亲与何思源交谊颇深，他被中共地下党物色来做何的统战工作，他的知识分子气在老一辈旧派人物看来顺眼，到革命队伍便显得鹤立鸡群，落落寡合，我就听过文艺部党支部的人说他“清高”，当然是要从贬义理解的。人们说他很难共事，但我没有这个感觉。我们一起帮助柳荫写总结音乐广播（后来又扩展到整个文艺广播）的材料，合作得十分默契。这是知识分子的臭味相投？落难文人的相濡以沫？还是“摘帽右派”和“中右分子”（没有公开戴帽，也就永无摘帽之说）的暗中勾结？

好在这时人们被更多的热点所吸引或纠缠，不暇多顾我们这样的“死老虎”（后来叫“落水狗”），网开一面，负面的舆论压力暂时没有笼罩到我头上，也从道宗头上移开。

从“人还在，心不死”到一个苟活者的随波逐流

热点，首先是政治热点。我一九五九年秋一回北京，到了久违的中央台，相对于大街小巷和公共场所的萧条冷寂，机关里却制造着“反右倾”的热潮。内部简报纷飞。全都呼应着《红旗》杂志上林彪、康生的宏文，指斥彭德怀是“革命的同路人”，意谓早就跟党不是一条心，到社会主义这个关口，过不去了；或像斯大林说的，在历史转折点，被飞驰的车子甩了出去。宏文力透纸背，我也特别敏感地联系到自己。一九五七年时，周扬作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总结报告（后来由毛泽东定稿，题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正式发表），就说到了许多在民主革命中是左派的，到社会主义革命中成了右派这个道理，不禁心为之震。后来每读到这样的高论，总像听到字里行间传出的冷笑声声，是过了“社会主义关”的幸运者在幸灾乐祸地俯看着昔日的“同路人”倒霉呢。

其实，什么“社会主义关”云云，不免显得过甚其词。因为看简报也好，听批判也好，说来说去多是些经济现象，说是经济现象都有点夸大，多半不过是说市场上有些针头线脑的小百货断档……这样经过几许跳跃式的“提高”，才能上升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层次呢？原来，回到“人民内部”来，大批判的水平，也并不高出右派分子集中劳改场所之互相以鸡毛蒜皮相揭发相检举，那里面有不少是心照不宣的走过场，以应付管理者挑动被管理者之间互斗的无奈之举啊。难道“人民内部”也盛行此道了么？

被驱出“人民内部”几年之后，隔膜了。

但人民内部，甚至于党内斗争中，竟也出现了惊人之语（半个世纪后应该追认为“雷语”）。邓拓夫人丁一岚，成了反右倾运动对象，当了被告就得先做检讨，这是让被告“自证有罪”的一步。丁一岚交心说，某个观点她也曾有同感，但她只是心里想，没说出来过。一位副主任批判丁一岚时严正地指出：共产党员心里有这种想法也是反党！这位副主任，平时总是面带三分笑，一团和气，平易近人的，不料关键时刻出语凌厉，打你一个措手不及，无话可说。这真可以为天真地响应“交心”号召者戒了。七八年后的一九六八年，我，丁一岚，副主任……都一锅烩进了“第二期”的“专政队”，我对丁一岚没有任何戒心，对他总还提防着一点。

参加文艺部反右倾“学习”（当时搞运动都叫学习），我也发过一次言。那是批徐曙，我原先根本不认识，他是唱片社的领导，写过唱词《晋察冀的小姑娘》，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从上海走向解放区的老同志，身上确有点所谓“自由主义”什么的，这可不得了，嘴上没遮拦，可不一抓一个准吗。发了材料叫大家准备发言。没想到在会上大家冷场的时候，主持者竟点我的名——是要考验考验这个摘帽右派吧？——幸亏我有准备，按照从报上抄的“社论”语言，空对空讲了几分钟，没想到这份发言竟登上中央台的简报，变成文艺部（包括唱片社）支部的“会上指出”。隐去发言的个人身份是明智的，不然，让一个“不明真相”的摘帽右派振振有词批判一个老革命的右倾，是合乎逻辑，抑或有些不合逻辑？

还写过一个发言稿。当时文艺界正大批郭小川，《文艺报》先后发表了萧三和张光年（化名华夫）对小川抒情长诗《望星空》的批判。文艺部里的文学组要组织一次“学习”，记得是刘雨岚还有谁，提前通知我去参加，我为了避免随口发言有误，写了几张横格纸的草稿。临到开会的日子，她们又说我不必去了。的确，我当时编制挂在文艺部秘书组，平常跟文学组不搭界。后来听说是分管文学组的文艺部副主任夏之平发的话，原来叫我去一起开会，是几位文学组里同志自发的，没拿我当外人吧。夏之平是从华东台调来的老同志，她是原华东台台长、现任广播局副局长周新武的妻子，周新武这时也正为“右倾”挨批呢。以她的政治经验，当然以不让我去跟文学组一起批郭小川为宜，这里面包含了对我的保护。——那个发言草稿我一直保存着，曾想送给郭小林看看，在你父亲遭到作协党组围攻的日子，我也曾准备“背靠背”地批判他呢。一时没找到，怎么说的已记不清，但我想，由于我对郭小川有好感，估计我当时的“批判”调门不会很高，用语也不会十分刻薄。

这说的都是班上的事，即“八小时（一周有几次加班晚上学习，就成了十小时）之内”。而毕竟还有“八至十小时”之外呢。

我回到北京以后，还想接着像在农场一样，不间断地写诗。

能够坚持“业余”（在劳改时就是在劳动，不，劳改之余）写诗，乃是托“大跃进”的福，文化也要大跃进，提倡“诗画满墙”，号召村村出个郭沫若。农场也征集诗稿。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之交是高潮，我在一九五九年初写了些颂圣表态之作（以《长江篇》围绕毛泽东的生平写到他畅游长江，企望三峡“出平湖”为代表），高潮过去了，我一发不能收，转而写个人抒情的短章，像日记似的，写满了两本。通过这些不假雕琢的即兴小品，我给自己构筑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我在其中遐想，我在其中遨游，城市乡村，上天入地，甚至有原子破冰船向北冰洋驶去，一路划冰而过，都是要给我被禁锢的灵魂寻找一个可以安顿的寄托。而再怎么虚拟，都无法摆脱现实的羁绊，河边田畔到处的芦苇，到我笔下，我却仿佛听它在秋风中瑟瑟发问：“制纸？织席？——制纸？织席？”芦苇关心的是身后的出路，正如我关心的也是何以为用，可怜的知识分子“求用心切”。唯一能够得到的安慰，不过来自跟亲人通讯，像卷首开篇引用的那首《无题》，既是以诗代柬，也是在风雨之夜平息心中风雨的一番倾诉吧。

凭第六感，我就知道虽然回到了北京，虽然是一起劳改的同案们十分羡慕的摘了帽子，且回归原单位，但绝不是“前度刘郎今又来”，而是“可怜俱是不如人”，只能承认现实，不要妄图有什么作为，具体地说，也不要再写什么打算发表的作品。写还是要写的，写给自己看，练笔，不要把笔搁生了，这毕竟是我从小的选择啊。

其实，在当时的政治词典里，在不忘阶级斗争的人们眼里，这是典型的“人还在，心不死”。

既然不为发表，不为迎合时势的需要，我就可以写我生活中的小感触，不受题材的拘束。

但真要不受拘束地写作，谈何容易！

时时还不免左顾右盼，这是习惯成自然的惊惧，并且也容易滑到“歌颂为主”的老路上去。

又过了几十年，我才从自己的写作实践中悟到，在我心目中不再横着所谓领导和书报检查官，同时也不再晃着“广大读者”的身影的时候，一意孤行地写我自己所要写，甚至仅仅为了写出来，写出来哪怕只给自己看，这才能写出好诗——好诗不易得，但惟其心灵自由，才有写出好诗的可能。

在汉语教研组，看到吉林大学的学报上，有一篇署名汪玢玲写的关于长白山一带人参传说的文章，是学术研究成果，但因间有田野调查的材料，绝不枯燥，生动有趣，唤起我一些联想，我借此写了一首《人参姑娘》，把采参人死后化鸟，叫着“王刚哥！王刚哥”的悲情故事也穿插进去。但基调是讲故事的闲趣，还不如一九五三年写童话长诗《无定河怎样变成永定河》，写到其中人物时的动情。

大约在这前后，我写了长途放蜂人“追花夺蜜”的短诗。我对蜜蜂一向有感情，小时候就为在雌性蜂王寡头治下的蜂群抱不平，几十年后把第一本杂文集命名《蜜和刺》，把自己的书房命名“小蜂房”，再后来，1997年巴尔干战火中萨拉热窝周围降雪20厘米，大量蜜蜂死去，我曾写诗“悼亡”：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千千万万冬眠的蜜蜂不再醒来巴尔干的星空拥挤着群蜂滴下的已不是蜜，而是鲜血

然而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之交所写有关蜜蜂的诗却是失败之作，因为它把旧时“为谁辛苦为谁忙”的牢骚化解成“为人民酿蜜”的套话了。

还有一首写兴建中的密云水库，不是感情不真，而是境界不高，或说没有独立开辟、独立营造的境界。不过，新世纪之初，我在水库南线村庄里找到属于我的一户“云水山房”，回想四十年前这首短诗，不禁开玩笑说：那是我对密云水库超前的“感情投资”！聊以自慰“诗渐平庸人可想”的遗憾。

说“平庸”，未免有自宽自解之嫌。岂止是平庸而已！面对尘世万象，却硬是要剥离了政治，这是苟活者的随波逐流，自求麻醉，连当时的自己，也感到这笔记本上记下的尽是些不咸不淡的词句，没有激情的迸发，没有“舒愤懑”，没有感情的重量，没有思考的刻痕。于是把笔收起了。

说把笔收起，还并没有真的收起，是不再为表达自己而写，不再写仅供自己看的东西了。这支笔纯是成了听命的工具。尊严继续在随波逐流中失落。

老艺人信任的朋友，宣传机器上的“螺丝钉”

柳荫总认为让我投闲置散，是不符合知识分子政策的。他想让我“材有所用”。一九六〇年春天，叫我到粉楼后面平房的说唱团帮忙。

我所“暂栖身”的文艺部资料组，我最看重的一份资料，是沈阳市文联编的内部本《子弟书》，集中了罗松窗、韩小窗等人的作品，这些八旗子弟接受了汉文化中雅文化的熏陶，以写排律的功底写唱词，把大观园里人的生活和情愫付诸说唱，为小圈子中的人所激赏，不过，也正因为失之阳春白雪吧，竟不能在民间广泛传唱，只保留在文字上了。

这本资料有二三百页，我曾想手抄一册，慢慢品鉴。可是只抄了写宝玉、黛玉故事的《露泪缘》十三回，没再继续下去。至今这个纸质极粗糙、纸色深褐，上面蓝圆珠笔用力刻划的横格本，还躺在我家故纸堆里。

说唱团多老艺人。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建团之初，有从华北大学三部（文艺学院－文工团）来的王决、郑青松两位文化人，从唱词到总结都能写，后来他们先后因工作需要调去中央台文艺部，这里就只剩部队来的团长王力叶“有文化”了，但他的工作重点是思想和政治领导，也贯彻于业务领导中，主要致力于改造老艺人，改造曲艺。柳荫在抓说唱团业务时，想到让我助他一臂之力。我到说唱团为老艺人服务，不存在屈尊纡贵的问题，正好这些老艺人虽也参加政治学习，政治表态，比如反右派时也开会，批判一位打成右派的琴师陈少武，看着热闹，却都是鹦鹉学舌，说完就完了，运动一过，陈老师照样弹弦子伴奏。对我这个摘帽右派，他们欣然迎接，笑脸相向，说实在话，我真像成语说的“受宠若惊”，心想，他们都是上惯了舞台的，善于表演热情吧。日子长了，才体验到他们出于真情，他们因自己文化较低，真诚地尊重有文化的人。反右派斗争之后，政治运动不绝如缕之间，居然还有这样保持着人情味——保持着人味的园地（不是“阵地”）！

但对外——我指的是在演播内容上，在曲目上，那还是不失为宣传阵地，为对内对外政策服务的“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阵地。

那时候，写作不叫写作，叫配合。配合政治运动，配合宣传任务，配合“中心工作”。

一九六〇年四月，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出一篇专论：《列宁主义万岁》，是配合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是苏联也有“逢十纪念”的惯例吗？不知道。但看来党围绕着列宁和列宁主义有话要说，赶上有这么一个不显得突兀的机会，可以顺理成章地畅所欲言吧。当时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还有军队的《解放军报》（我至今也不知它是军队总政治部，还是更上一级中央军委的机关报，不敢乱猜），同时各发表一篇有关纪念列宁的文章。三篇大作分别由胡乔木、陈伯达，还有什么人执笔，统一由毛泽东定稿。毛泽东实际上充当了“全国一盘棋”的唯一的九段，也是“全国一张报”的总主笔。后来有人曾经设想，以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办《湘江评论》时的大笔挥洒，如果后来做报人，会办出怎样一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日报，一纸风行？我以为不用猜，后来除了重庆的《新华日报》，他在延安鞭长莫及外，哪怕是博古当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也还不能脱离毛泽东的影响，更不要说毛泽东直接操刀写下的那些社论。说回来关于列宁的三篇文章，手法也是惯用指桑骂槐，指东说西。纪念列宁者，也是敲打苏共，暗讽揭露批判斯大林的赫鲁晓夫也。

说唱团的节目，不管是说的，是唱的，尽管已经登堂入室，不再是“撂地儿”的“杂耍”，升格为体面的“曲艺”，但恐怕高攀不了配合反修斗争的重任。好了，现成有个国内任务，需要以曲艺一类“尖兵”配合，那就是北京宣布要办城市人民公社，这跟具有北京地方特色的北方曲艺，简直是配套的内容和形式。单弦又是北京特有的。团里商量搞个能造声势的“单弦联唱”，这个任务竟找到我。为难了。我可以写“合辙押韵”、一韵到底的大鼓唱词，但不会唱单弦牌子曲，就像不熟知词牌就没法填词一样，我怎么给他们的“单弦联唱”写词呢？单弦演员，也是我的芳邻马增蕙鼓励我：你甭管那些，你写整齐的也行，长短句儿也行，我们来处理。有她这句话就好说了。我其实根本没弄清北京市要搞的“城市人民公社”是怎么个构想，但这个创意显然来自农村人民公社，还不是那一套？一大二公，不再拘泥于街道办事处的小格局，挂上一个公社的大牌子，管的地界越大越好；再就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都羼合到一块儿多热闹，多火炽，多繁荣！岂不是春光荡漾，喜气洋洋，联唱就定题《满城春》，晚上赶出，上班交稿，我再也没有问，听说排练出来，听说录音演播了，我没敢找来录音听听，也不知我写的长短句，经马增蕙们处理，跟曲牌子怎样磨合的，我对城市人民公社的“畅想”，也没有多少创造性，其实可以说，有意无意间，它就是一九五八年春田汉老同志写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的摹仿吧。

让我惴惴不安的心理得以纾解的，是北京“城市人民公社”之议无疾而终，谁也说不清是在哪一个环节上、被哪一票否决，而且更不见首都先行，各地群起效尤。半个世纪过去了，竟也未见有人重提，好像世界上从来没有这件事。我也不必担心瞎写一通结果会“露怯”了。

我去说唱团，主要是让我帮助相声组记录传统相声。相声组有四位老艺人，侯宝林和他的搭档郭启儒、郭全宝，还有一位说单口的刘宝瑞。由学员成为青年演员的马季、于世猷。每天一上班，有个从理发徒弟转行来的宋红，先到锅炉房打来开水，给师傅们把茶沏好。老师们喝茶是很讲究的，怕还是各有讲究，比如侯宝林喝的特别酽，这是几年后我跟他在“黑帮队”里同班时才知道的。当时我并不太留意。写小说的朋友注意细节，我以写诗而原谅自己的“大而化之”，不过我也有一个“好”，就是不瞎打听，肚子里装的别人的隐私，不能说绝对没有，却比较少，也就不大传话，不介入别人的矛盾。但又带来一个毛病，不知道谁跟谁有矛盾有“过节”，不知道什么时候无意中说什么话，也许被有关的双方误会，两边都得罪了。

不过好在我有时候得罪了人自己还不察觉，处之泰然。老朋友知我，说我傻，就是这么回事。

在相声组，我不喝老师们的茶，自己也不喝茶，渴了喝口水就是。在一上班大家品茶的时候常常是谈天说地，谁扯起个话题就能说老半天。这样，还没把主题回到记录传统相声上，“配合任务”的任务就来了。

相声讲求滑稽，幽默，没法配合纪念列宁这样格外要求严肃庄重的大事，但讽刺是其所长，毛泽东在延安就强调了对敌人不妨使用讽刺的武器——敌人是打击和消灭的对象，即使讽刺的分寸上出点差池，也无伤大雅。因此可以放手干。国际上的敌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反对美帝，天然合理，百分之百的“政治正确”。一时流行的国际题材漫画，就是这样做的。漫画可以做到的，相声也应该能够做到。

五六月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东京。侯宝林提议，搞一个小段子配合一下，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这样凑起来，虽然前面的叙事只是铺垫，总算中间还翻了两三个小包袱。起了个题目，叫“哈格蒂打前站”，段子不长，一审通过，居然很快付诸广播。侯宝林和大家都受到鼓舞，接着搞了个《艾克外传》，不叫艾森豪威尔而叫“艾克”，并非亲昵，而是轻蔑，也通过播出。于是侯宝林想弄个更长些的，不那么新闻化的段子。这就要以美国的生活素材作基础，至少拿美国背景做个点缀。可是从一九四九年“别了，司徒雷登”已经十年，广播局这样的要害部门连一个留学美国的都没有，向谁去打听？我忽然想起了李敦白。李敦白，现成的碧眼高鼻的美国人，不是已经回到对外部英语组好几年了吗？

李敦白，二战期间先在斯坦福大学学会了中国话。一般外国人说中国话，最难的是掌握不了四声。他讲话有四声，音调自然，颇难得。一九四六年，作为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职员来到中国，由于特定的机缘，他到了中共突进湖北的中原解放区，大别山下结识了李先念和王震。救济总署撤退，他没跟着走，留下来，到了张家口。张家口被国军攻占，他徒步去延安，进入陕北广播电台，并很快跟陕北台的英语播音员魏琳结婚了。但世事变化无常，一九四九年初，电台的人都在河北平山等待随军打进北平的时候，有一天来自上级机关的师哲请李敦白跟他一道乘一辆军用吉普出发。李敦白还以为他成了进入北平的先行，或是需要他这样身份的人在作战双方之间做些相应的调停中介工作。他完全想错了，他不会想到从此开始了他在异国他乡六年的监禁。事情说简单也简单，斯大林晚年要开始新一轮的大清洗，以美国间谍罪名逮捕了《莫斯科新闻》主编，这位主编的妻子就是有名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访问过延安，第一个报道了毛泽东称原子弹为“纸老虎”的高论。一个牵连一个，李敦白是受斯特朗牵连的。中共曾经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虽然已在一九四三年解散，但苏联一个电报，指令要控制李敦白，此间立即雷厉风行执行不误。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后，苏联共产党开始清理旧案。斯特朗的丈夫早已处决，斯特朗本人无罪开释，于是监禁在中国的李敦白也获自由。我看到的李敦白，就是一九五五年走进西长安街后院的这个已经谢顶的美国人，穿着平常的朴素的西装，但彬彬有礼，对正面看他的中国人，一一点头致意。在他归来前不久，妻子才正式跟他离婚。此时李敦白已经又是孑然一身。包括我在内，都觉得对他有某种歉意，人家毕竟是远路迢迢来参加你中国革命的呀！平白无故地关押了六年，正是新中国上升的最初六年。他回到中国的“人民”中间来的时候，乃是中国正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从“人民”革除教门，并且陆续关进监狱的那个夏天。

五年过去了，我到英语组去找李敦白，说我现在帮助说唱团工作，侯宝林有些关于美国民俗的问题想请教你……他答应得非常干脆，定下日期就来座谈了。

侯宝林构思的，是美国总统对自己的侵略扩张行为信心不足，要乞灵于上天的帮助，让他正式进教堂做礼拜不合适，问美国有没有类似中国会道门之类的迷信，李敦白听明白他的意思，说有有有，于是介绍了一种叫“降神会”的仪式，类似我们北方民间的“跳大神”，四川的“请斋公”，甚至“一贯道”的“扶乩”。轻而易举地给侯宝林提供了一个段子的构架。侯宝林执笔的《降神会》很快就完成了。

那时李敦白公开对外的身份是美国《工人日报》（美共机关报）记者（或特约记者，我记不清了）。没听说美国当局以“里通外国”参与反美宣传责之。倒是一九六七到一九六八年间，李敦白正积极投身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且一跃而为广播局造反派夺权后由“中央文革”任命的三人领导小组成员，红极一时，但也只是一时，旋被“中央文革”关押监禁，这次所谓“二进宫”长达十年，直到八十年代初他带着后来的老婆孩子和被捕期间扣发的工资回到美国。那是后话了。

这一次配合反美宣传，在相声组做得很“成功”。整个一九六〇年春，全国在“高举列宁主义大旗”同时，还掀起一浪一浪“支持各国人民反美正义斗争”的“群众运动”高潮，游行示威什么的我没参加，对于南朝鲜，少儿节目约我写了一首配合的诗，对于日本，我在相声组出了不少主意，对于土耳其，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我竟也出手了。当时的斗争目标是名叫曼德列斯的政府总理，他的什么作为引起国民反弹。我记得在《译文》上看过土耳其作家拉吉兹·涅辛的短篇《手续》，写政府官吏官僚主义，硬是把一位老妇当作壮丁征去当兵，老大妈到处申诉，却因手续繁冗，拖下来不得解决，故事写得妙趣横生，我据此改成一篇相声《土耳其见闻》，交给马季。他很感兴趣，动手改成演出本，题为《土耳其抓兵记》（这才像相声的标题），其中还加了个包袱，把曼德列斯唤作“慢点儿勒死”，这种渲染暴力的噱头，在一片反这反那的氛围中也赢得一片喝彩，他和于世猷搭档演出效果不差，录音入库。只是这样“配合”一时宣传任务的节目，由于土耳其的事件时过境迁，很快宣布过景了。

现在回忆一九六〇年的春夏，但觉乱纷纷的，大家都没闲着，折腾得够呛，折腾过后，大脑落得空空荡荡。我当时在历史指派给我的狭小缝隙里，自觉游刃有余，应对自如，少儿部的约稿（如为五一节的“小喇叭”写的《小圆圆的一天》等）都及时演播了，相声组的“集体创作”，高高兴兴地胜任愉快，虽然我并不大重视这些参与的成果，从未找收音机听听有关的节目，但我写的东西得以通过，周围的人满意，我觉得就没白干。这时候都没工夫抱怨我在报刊上还不能发署名文字，但有广播让我当幕后捉刀手，好像也得到了有限的满足，很阿Q地乐于效命，好像鲁迅说的“做稳了奴隶”，我以为“做稳了‘人民’”，可以跟所有人民一起“指到哪儿打到哪儿”了。不但倾心于古巴的“革命”，这年春天我还作为中国之“人民”的一员，自发向古巴捐款，寄到某单位，连张收据都没有。

老相声“四大本”，构成了“大搞封资修”的罪状

那个阶段，我每天上午到相声组的平房去，一起议论议论已经记录下的老段子，有时听老师们说些相声界的旧事，我读老相声的一些感想和看法，有时也讲出来求教。后来工作告一段落，领导要求写一个总结材料，我就写了一篇相声组议论传统相声情况报告，里面大体上把经过记录的近百篇老相声从内容、题材、体裁作了分类。老团长白凤鸣对这份成果十分珍视，他请示柳荫决定把稿本印出来作为内部资料。没想到，他在那样的时代，居然弄成竖排线装，虽不是印刷品，但蜡版刻印工整，版面疏朗可喜。每卷二十篇，陆续印了四卷，八十篇，第五卷还没出来，“文革”开始，无法赓续。这还不算，一夜之间，这四本老相声忽然变成说唱团在走资派柳荫策划支持下，在反动权威白凤鸣、侯宝林和牛鬼蛇神老艺人，以及右派分子邵某共同操作下，大搞“封资修”，复辟封建糟粕，向党进攻的一大罪行，印出的“四大本”自然成了罪证。好像一共印了一百套，发送范围很小，这一来，说唱团保存着还没发出去的，大概难逃销毁之灾。发给我的那四本，倒是没毁于“文革”之火。我母亲爱听相声，早就送给她当消闲读物，但也没留住。“文革”当中某一天，有位邻居大嫂来串门，看到床边上的“四大本”，问起来，母亲乘兴说起怎么看着看着都忍不住要乐，那位大嫂说借去看看，就这么流失了。不过，肯定不是拿去告密，交出“四旧”，是街坊邻里拿走传看去了。

现在有关这段工作的文字记载，只有我起草的上述《说唱团议论批判地继承相声遗产问题的情况》（1961年5月），经柳荫审阅，不知以什么名义送给了中央领导人陈云，他当时正在抓曲艺工作。此件我一直保存，后作为附录收入我的人生实录《人生败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前两年，有一位博士研究生来找我，要问问当年我在说唱团“整理”老相声的事情。听他的叙述，是看了我关于议论传统相声的那篇文字才来的。听他所提的问题，我明白了他的“导向”，他是带着结论来找印证的，那先验的结论，就是我（当然首当其冲是我）秉承上级的旨意，以“记录整理”传统相声为名，实际上干的是篡改传统相声，使之适合极左时期宣传规范和政治需要的东西。他虽没这么说，听话要听音，我又不是完全的傻子。我只是告诉他，我们之所以要记录老相声，拿我和周围有关领导和同事的共识来说，正是为了挽救它，因为多年来社会上和界内流行着某些一笔抹煞老相声的论调，许多老艺人也视之为畏途，这样下去，传统相声不禁自禁，但年轻的一代还得从老段子里面学艺，我们不能看着它就这样消亡，因此才来下记录的功夫。因此，我们（首先是具体干活的我）当时所持是谨慎从事的态度，并不是对着记录稿大刀阔斧，横加删改，像我们听说过的，五十年代所谓戏曲改革中一度发生过的那种情况。如那总结材料中指出的，要认识到老相声里有些明显有害的附加性的东西，如拿残疾人开涮，拿亲人长辈取笑，对妇女的不敬，对农村人的歧视，在我们继承遗产时是该加以扬弃的。我们重在记录，不轻言整理，更没有往里面添加什么——不管是思想还是语言。当时这项工作，没有悬更高更大更远的目标，只是为了给说唱团留教材，也为说唱团扩大演出曲目提供备份。那时相声组差不多每周都应召参加中南海的晚会，不能老是《戏剧与方言》、《关公战秦琼》吧，毛泽东要求听老段子，而且要求尽可能原汁原味的。……如果按照现在的规范来做，这样的工作一旦立项，第一步记录工作，就要有录音，根据录音搞出一字不改的记录本；就相声来说，一个曲目，应该搜集不止一个版本，甚至一位演员也会有不止一个演出本，且都要保持原生态。这样近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留和存档，也许根本是同供演出曲目的备份不沾边的，带有纯学术研究性质。在一九六〇年，至少我没有这样的远见和这样的学术规范训练，当时我们的工作也没被赋予这样重大的意义，更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了。

但我既拿不出当时老艺人原生态的相声（今天知识界健在的人士，且曾亲耳听过例如天桥的相声的，最年轻的也只有年届七十的王学泰等几位了）的记录，也拿不出经我手点定的这批相声记录稿，我无法“自证清白”，说我不曾粗暴地对待传统相声，所以只能尴尬地送这位研究生出门，请他再找找可能多少了解当时一些情况的人，比如一九六一年到说唱团工作，对相声研究有得的薛宝琨教授，找找或仍有人保存的“四大本”，比如马季，我估计他虽在一九六六年头脑发热过，但大约不会捐出他保存的这份教材。他虽已故，但后半辈子一直在干这一行，他的遗物中应该有这份曾经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吧。

从一九六〇年春夏之交这一段，我较长时间来去说唱团，跟团里的人熟识了，一直断断续续有所过从，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给他们改过、写过十来段唱词，但再也没像上班那样跟老师们一块喝茶聊天。

从这时起，他们一年总有一两次上南方去巡回演出，按当时演艺界流行的非官方说法，叫“抓膘”，本是放牧畜群的民间术语，也被不拘小节的文艺工作者引来自嘲了。因为北方城市中灾象渐显，江南和岭南都可算鱼米之乡，总会对前来演出的人有所招待。那时候不兴订合同，拿演出费，因为人民的文艺工作者，是无条件地为工农兵服务的，但总不能“枵腹”即饿着肚子说唱吧，招待得好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不为非分的。演艺界大兴“走穴”之风，“走穴”之名似是八十年代以后才浮出水面，但“走穴”之实早已有之。这也符合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理论原则”，新演员、老艺人全可以让人哭、让人笑，毕竟是有一技之长，为他人所不及的。

主食、副食都不够吃了，小官僚们却在一旁大吃大喝

今天这样说陈年往事，可以出之以轻松的玩笑。当时这却都是严肃的选择。作为文艺团体的领导，是为了部属们略可改善生活，就像有的单位开始组织人、车到塞北打黄羊……而一般参加外出巡演的成员，离妻别子，就如灾区农民外出逃荒那样，尽可能把粮票多留几张下来，让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能够多吃一口干的，自己跟着大队南下总饿不着。不是也颇有一点悲壮之感么。

因为，饥饿已经临门。大饥荒的阴影，原是早在地平线上出现了，到一九六〇年，不经意间，已经覆盖到北京的天空。

不久以前的反右倾运动里，已经把唠叨几句物资紧缺的人批了个三魂出窍，这时候谁也不敢说不够吃。粮食定量没减少，但没有油水，消化就快了。我上半年在广播学院上辅导课，是十点到十二点，一般从十一点起，站在讲台上两腿就软了，发抖，一直抖到下课铃响。

我曾庆幸从黄骅回来，在乡下时身体有一些症状，不治而愈。一九五八年秋天开始患了胃溃疡，一天也离不开胃舒平和三氧化铝。没想到返京以后，抛开药物，一切好好的。我归功于饮食正常，人家说这里也有心理因素，心情紧张会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这是胃溃疡的病因之一。

我在讲台上腿软发抖，显然不是由于当时也不排除会有的紧张、焦虑以至恐惧等心理因素。但我自知，这是一般性的推论；而我个人当时虽非没心没肺，但已麻痹，如在梦中，并未预见到什么山雨欲来之类的社会危机或个人危机，心情是安定的，甚至宁静的。那么，唯一的原因，就来自生理上的饥饿了。

但我像中国老百姓那样，习于自我安慰，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听说一九五九年我离开黄骅农场不久，冬天来了，这个冬天再也没有一年前我们来时正赶上“吃饭不要钱”的小热昏般的节日，而是开始挨饿了。头年冬天“冬闲”我们就已一天吃两顿，这一来，两顿稀汤寡水，李鸿章的重孙李道堪再也顶不住了。李道堪原是播音员中的佼佼者，播音用名李兵，多才多艺，有实力，播音水平仅次于齐越，与夏青各有所长。他不知是不是饿昏了头，竟贸然出走，在茫茫荒原，摸索着向北向北，以为可以走到北大港，然后想法搭车，往天津亲戚家找条活路。但以他的身体、他的耐力，加上肚里没食，在远离他目标的地方，就走不动了，接着往前走，还是回头归队？这时，追索他的人已经赶到了。

听说这事，我欲哭无泪。

我不敢想象，李道堪回去将遇到什么？在被迫批判他的场面上，我那些同样食不果腹的弟兄们，还有什么底气发言吗？

上帝好残酷！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我们有什么样的原罪，需要遭受这样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啊？

苍天无眼！

如按照中国老百姓因果报应的说法，那我们所有中国人前世都犯下什么滔天的罪孽，要在这辈子来偿还啊？

没有深思的时间。更没有悲伤的时间。

现实生活的日程排得紧紧的。明天就出发，到良乡“十三号工地”去种菜！“十三号”！这个不祥的号码！这里已经不是工地，这里是一座广播发射塔。铁塔下面和周围，围墙圈起了大片的禁区。像北京各中央机关都在搞“生产基地”一样，这里也成为广播局主要的“生产基地”之一。夏至将届，正是种菜的时令。为什么种菜，还用说吗？补机关食堂蔬菜之不足。这就表明，我们是为自己种菜（那时候远远不知道食堂管理科在每个集体户口人员身上，每天克扣一两粮食！）。大家还是振奋的。我在大家提议下写了《种菜突击队之歌》，中国音乐组的张定珠立即谱出曲来，然后每天就唱着这支歌下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只管莳弄庄稼就是，我们却还要面对……人事。

我不知道这个“十三号工地”的管理人员是哪一级干部，但想来应属技术管理性质，它在业务上应该主要服从于技术部门的领导。但因有了“生产基地”，常来常往的却不见局里技术部门的人，而是总务行政方面的人飞车来去。有时也有一二名列领导的人，来了可并不跟种菜种粮食的一般干部见面，直接去“办公”。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是我家先祖召公在两千多年前总结的话。我们来到这里，种菜之余，就听到一片对此地以至广播局“干部”层的不满。

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不能容忍任何的官僚，以及官僚们营造的环境中种种不公和不义。我一时忘了我就是由于“以反官僚主义为名，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打入另册的。但也许因为我当时确实只是要反官僚主义，而没有把反官僚主义提升到反体制，对组织仍然采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一“权威”评价，并以此支持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革命者”的信心。

我想到，我应该向党组织反映我所了解的有关情况。我也有顾虑，就是我的政治身份，但我最终是以“公心”打破了怕借题报复的“私念”。我想，过去反官僚主义，真也好，假也好，公开为文，嚷嚷出去了，构成罪状，那么，我按组织程序办事，写信给机关领导，请他们抓一抓吧。

8月11日这一天，我给广播局局长又是党组书记的梅益，以及机关党委书记陈竞寰写了一封信。

为什么不给顶头上司、直接领导写信？因为涉及的不是我所属部门的事，而且我总认为层层上报，极易成为文牍主义的牺牲。何况如有哪一级领导为了保护我，或为了避免多事，也许会扣压下来。

还有一层，就是我对梅益品格的信任。

大约一九五八年秋后，文秀从下放劳动的沧县回京，上班路上遇到梅益，梅益问：“小邵怎么样？”她答：“还好吧。”文秀面对老领导忍不住多说了一句：“我到现在也没想通，他怎么会是右派呢？！”梅益接着说了一句：“说不定哪天我也会成右派的。”这表明，梅益对党内生活的不正常，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是亲历深知的。有了这句话，还用担心他对我的进言会因歧视而不予置信吗？

我的信不长，没留底，大意是：听一起劳动的人说（我也目击证实了），机关行政部门一些头头脑脑，以到农场视察为名，飞车而来，飞车而去，中间不干别的，就是另开小灶，大吃大喝，不交钱票和粮票，统由会计报销。

在这封信里，除讲了这些事实外，说从爱护干部角度出发，党组、党委不应看着这些“老干部”犯错误，故提请注意；并说我是经过思想斗争，破除顾虑后决定向上反映的。

我的信从邮局寄出，不久，也从邮局接到梅益的复信，全文如下：彦祥同志：8月11日的信今天才看到。前此我已收到了几封信，反映的情况同你说的一样，有些还要严重些。“13号”我到过那里，也受到同样的待遇。此风确不可长。当时我对他们说了，看来还要作进一步的规定。你说提笔之前“不无顾虑”，我看大可不必。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说，就发表意见，即使有错，也不要紧。谁能说他的每一个意见都是正确的？看了你这封信很高兴，后面那一点顾虑，虽然没有阻止你把情况和意见说出来，但如果今后能逐渐减少以至完全取消，就更好。希望能如此。祝你好！梅 17/8

2005年时，我找到了这封旧信，曾写过几句话，说：“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也许想像不出，这几句心平气和的话，解除顾虑的鼓励，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又是写给一个‘摘帽右派’，并且恰恰是肯定他向党组织提批评性的意见，揭露机关生活中、老干部身上的‘阴暗面’……是多么不容易。——即使到了今天，类似的状况下，你以为容易吗？”我说，这里没说“官话”，“这是一种平常心，惟正直者有之。这也是一种天真，没沾染官场的世故。……不过，用今天世俗的说法，则是：邵某冒傻气，梅益也冒傻气。”

因此，梅益之被指责为“右倾”，指责为“招降纳叛”就不奇怪了。由于我们这里所谓左右之辨，有着中国特色，混淆不清，我平时不大愿意以所谓左右衡人。不过，在习称极左统治的年代，而被目为右，那是极左视角的右，倒说明其正是持中居正了吧。

那么多人，主要是农民，替我们死于饥饿

机关里也在采取措施应对主食、副食都不足的现实处境。行政部门想出个主意，跟沧县和黄骅两地建立了一份“供求关系”。黄骅靠海有海产，沧县不靠海，却有不少水洼子，连冬天都可以破冰捕鱼。一两年后，机关里面闹起一桩“沧黄账”公案，就跟此刻所谓困难时期实即大饥荒中的一些丑闻有关，我至今也没弄清楚。不过想到，广播局所以跟沧县发生关系，始于一九五八年选择那里作为第一批下放干部劳动据点；而跟黄骅县发生关系，又是由于把局里的右派分子们送到黄骅的农场劳动改造。我既在沧县干过，又在黄骅干过，可以说在广播局与这两地的“公关”中，也还不期然而然地尽过绵薄之力呢，谁知结果是清是浊？

编辑部在“救灾”中绝对不是主力。但我们也被叫出去参加打树叶的活动，据说是帮助食堂搞“叶绿素”，还听说食堂要生产小球藻，好像都没搞出什么结果来。又在食堂里看到一个大木桶，盛满了自来水，插进一根橡皮管子，还通上电，作轰轰鸣，据说是在做“超声波”试验，也是要用超声波达到“又要粮食少，又要吃得饱”的神话效果。但既称科学实验，就不是立竿见影立等可取立刻生效的捷径，即使不肯回头坚决一条道走到黑，也得百次千次地试下去才行，谁赔得起这工夫？终于也以不了了之。在《人民日报》上还看到一些报道，例如邯郸发明了一种“双蒸法”，说可以让生米煮成熟饭后增加一倍的量。其实说穿了无非是多加水，捞出来再蒸，使米粒因含水而“膨化”罢了。

我并不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看笑话。那时候哪有看笑话的闲心。眼看文艺部一位编辑因为肚子饿“犯了错误”。他住在护国寺街麻花胡同宿舍，晚上回家路上，在护国寺街西口迤北一家副食品店，“拿”了一块点心，被抓住了。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但记得他身量高高的，当时听说越是身高体壮的男子汉，由于平时食量大，越是容易感到饿，饿不可耐（浮肿也是从高个子壮年人开始的）！我担心，是不是又要开他的会，让大家表态，那可该怎么发言啊？后来好像没听说开什么会。这可能是文艺部党支部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文艺部支部书记，是秘书组的组长李新，一位中年的“部队家属”。我初到文艺部就认识了她，我和陈道宗虽坐在资料室上班，资料室哪有那么多人的编制？所以是“挂”在秘书组的。李新抗战期间参军，入伍前是学生。现在住复兴门外总后勤部大院。她丈夫是总后车管部部长，但她身上没有所谓夫人气，每天乘公交车（大1路，还是38路？）按时上班，勤勤恳恳，对人也平易和蔼，不板面孔，通情达理的。在今天看，则也近于“古典共产党人”了。我想，如果支委会决定不为那位当代的“冉·阿让”开批判会，李新该是起了主导作用。这也是实事求是的明智选择，如按惯例开会，恐怕不仅两败俱伤，而且会数败俱伤的。

虽没开他的会，却把他下放安达了。我听说安达这个地名，就在这一次。后来才知道，安达：地图上标出的黑龙江省一个小小县份，当时是石油大会战的战场，也就是长期保密一经公布震动全国的大庆油田。

现在回忆一九六〇年秋冬的事情，总觉得一片混沌。绝少晴和景明，时间往往在下午或晚上：打树叶，没多久，就暮色四合了；护国寺街口我也熟悉，那下班路上必然经过的百货橱窗，灯光要比别处亮，是不是也吸引着“卖火柴的小女孩”的目光？大食堂不管是晚饭时冷冷清清，还是中午的排队长长，也许因为墙高窗小，给人的感觉不是天正黑下来，就是外面天阴下雨了……

也许是因为吃不饱的缘故？就在这种暗淡的感觉中过着早八晚五的日子。

也就在这暗淡的感觉中，对一部名为《太行风云》的长篇小说作了广播处理，供文艺部的“长篇连续广播”节目用。小说作者是时任山西广播电台台长的刘江，由柳荫持来，写抗日战争中太行山一带军民的抗日斗争，我感到亲切，并且直到今天还记得的一个细节，是由于缺粮，闹饥荒，当时干部每人每天发一把炒黄豆，放在兜里，实在饿了嚼几颗。大家基本上都躺在炕上不动，以节省体力来度荒。

那个秋冬，杨沫接受批评意见，给《青春之歌》主角林道静加写了在河北定县下乡一大段，大约三四个章节吧，是为弥补这个青年知识分子不曾与工农相结合的弱点。我把这一部分作了广播化处理，题为《林道静在农村》。也是在一片暗淡昏瞀的气氛中完成的。

文秀已经怀孕半年多，她跟我同吃食堂，我都感到吃不饱，她怎么能不饿？更别说营养了，偶尔吃到一两条炸带鱼，她把鱼骨架放到暖汽片上烤干，研碎，意在补补钙，聊胜于无。我们商量，是不是出去下一次馆子，稍稍补充些营养，不记得是谁先提的，反正一块儿下了决心。当时下饭馆，有双重障碍：一是饭菜贵得吓人，一顿饭花平时十顿八顿饭的钱。当时我们没孩子，我老父亲还没退休，负担不重，咬咬牙还行；二是不敢堂而皇之地去。简直像是偷嘴，如果遇到哪位积极分子，给揭发了，就能落一个对生活供应不满，对党的政策有抵触的嫌疑，这是跟国家干部的身份和应有的“艰苦奋斗，共渡难关”的作风不相容的，至少要开一两次会作检讨。好在冬天天黑得早，下班天已全黑。我们乘公交车西行，到终点站的公主坟，找一家小店，悄悄坐下，交了粮票钱票，买了饭票菜票，不言声地闷头吃。

回来以后，这一次“改善生活”的物质因素早已消化净尽，但它的精神因素还在拷问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背着党组织去吃了一次高价饭，而是因为我们背着父亲母亲，我父亲七十高龄了，还在辛苦上班挣那份工资养家，我母亲不时的胃疼、心绞痛，他们不是一样定量有限且油水不足么？！我们置他们于不顾，于心何忍？但要陪他们下馆子，他们肯定不干，即使他们勉强同意，一同上街也困难多多。今天的读者会问，出门打个出租车不就解决了吗？那时候没有出租车啊。由于燃油不足，北京城里能够看到的一些大汽车，都是在车顶上驮着个大汽包，除了出入中南海的“红旗”，连一些机关的公用车也已经艰于爬行了。

我们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老家儿，却忘了我们几亿衣食父母的农民正在大饥荒中忍受折磨。

我们当时竟以为，广大农村的境况会比我们城里人强得多，理由是他们不但有自留地，还可以利用宅旁园地莳弄些瓜菜，领导号召的瓜菜代，他们实行起来比我们得心应手啊！

错了，完全错了！错在哪里，今天已经不用多说。

我们优游在大饥荒的边缘，农民已经从饥饿线上被赶到死亡线上了。

近五十年后，二〇〇八年清明，我写了如下的两段话：我从今天人们观念中对“这个人”，对“这一个人”的铭记和怀念，想到了近五十年前大饥荒中的三千多万死者。那是在和平时期，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总路线”“人民公社”统称“三面红旗”），持续到1961至1962年的三五年间，主要是“人祸”（而不是过去谎称的“三年自然灾害”）所致。其间饿死和非正常死亡约3755万人。大多是农村人口。在某些灾难严重的省份和县区，有一个生产队，一个大队以至一个公社（相当于一个乡镇）全部死绝的（河南信阳一个专区竟死了一百多万人！）。他们默默地以卑微如草芥的生命承受了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惩罚，承受了违反法律违反人情违反常识的灾难性后果！而从那时起的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册历史被尘封到阴山背后。我们，死难者的同代人和后人，由于种种原因，对几千万的死者采取了不可原谅的漠然的态度。例如包括我在内的，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城市中人，特别是大城市中人，当时是靠特别调拨的粮食得以维生，虽有小不足，饥肠辘辘，面有菜色，甚至浮肿，但不致命。我们的存活是以三千多万人饿死为代价的，换句话说，三千多万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们死去的。然而我们在四五十个清明节，有多少人想到为这些饿死的冤魂烧一炷香呢，其中许多死者已是没有后人的绝户！我们不祭奠他们，谁去祭奠他们？

这是迟到了五十年的觉悟，这是迟到了五十年的良知。

而在一九六〇年那个秋冬，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在昏暗的天色和灯光下，我正和一些“侪辈”如饥似渴地拜读十月间刚刚“欢庆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学习会上，大家不知说了多少歌颂性的话语。记得对外部曾经组织阅读竞赛，每天张榜插小红旗；我们熟悉的一位燕京大学校友，获得一夜间阅读若干页的冠军。当她读到第四卷最后部分的时候，读到《别了，司徒雷登》，会不会想起他们的老校长？她会从心眼里认定司徒雷登校长是个处心积虑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帝国主义分子吗？她会真的相信这个把大半生献给中国教育事业的基督徒，是个居心叵测、诡计多端，以危害中国人的自由幸福为目的的政客吗？

据说，司徒雷登晚年常常朝着中国的方向眺望，并且在给秘书傅泾波的遗嘱里，希望将骨灰安葬到燕京大学校园——燕园。他当时若知道这位燕大学生的最新表现，不知道做何感想。不过，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事情总在起变化，这位燕京校友在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不久，说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和前途，离开中国，到老校长的故乡定居去了。

我无意揭这位老同事的短。在那似乎漫长其实也很短暂的几十年里，我有过不少堪称“人生败笔”的言行，或远远甚于什么“毛选竞读”之类的作秀，更不限于我说过的在我是“可耻的十年”之间，怕是从更早就已开始，不过在反右派斗争把我划入另类后，公私不同场合人格的分裂，人前表现和内心活动的悖论更加突显罢了。

毛泽东的《矛盾论》综合了前人的学术成果和思考所得，也不排除当时陕北一些哲学工作者的参与，总归是值得一读的。我之意识到自己其实就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便得之于世界上矛盾的普遍性这一命题的启示。比如，我一方面走来走去的是一个“摘帽右派”的政治身份；另一方面，在我的内心生活里始终未变的，则是以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是共产党意义上的革命者）自居，以此为精神支柱，以此为道义制高点，以此为自尊心的后盾。这样，我在从反右到“文革”前后的时空里，都能泰然甚至傲然面对一些趁乱投机的政治小丑、打手乃至身居高位但为我所不齿的人。而在服从革命利益的高调下，则不惜放弃、牺牲了个人的尊严，所谓“不向任何个人折腰，但无条件地俯首向党，‘俯首向工农’”云云。

第二章 一九六一年

我们将成为爸爸妈妈，我母亲将要当奶奶了

如果说摘掉标志敌我矛盾的“右派”帽子就是“回到人民队伍里来”的话，至今我已重新过了一年多“人民”的生活。“人民”怎么生活我怎么生活，“人民”怎么干活我怎么干活，“人民”怎么说话我怎么说话，一切随波逐流就好——用老话说，就是随遇而安，安于自己的位置，不“越位”。

可马上要迎来我“自己的生活”了。我要当爸爸了。在这份自己的，不与广大人民共的生活里，我的位置很明确：初为人父。

好几个月之前就要做准备，却不知从哪儿做起。总得自己起伙了吧，先买了一个小火炉。有锅没屉，为了买一个蒸东西的竹屉，还要先开证明，因为缺货啊（小手工业都“改造”了，大跃进把农村副业也挤掉了）。文秀跑食堂办公室退伙，就是要求把我们两人的粮油关系退出来，归还到我们户口本上这件事，颇费周折。后来才知道，食堂的基础建立在集体户口上，集体户口上的粮食定量全都交到食堂。打从粮食供应紧张，食堂就按集体入伙的户头，在每人身上每月克扣一斤。自然，大家发现不了，因为发给你的内部粮票，数额跟你定量还是一致的……终于还是退出来了。我们可以凭本（粮油购买证）凭票（本市粮票）自己到粮店买粮食了。

孩子在复兴医院落生，母子平安，那天是阳历二月九日，阴历的腊月廿四。生怕耽搁，过期无效，拿着出生证，就去月坛街道办事处报了户口，找粮油办公室改了本，不但领下了二月份一个人份内的各种票证，还有春节的一份，是我们没想到的，回到家，笑说：“这小家伙赶着过年来了！”

两口之家成了三口之家，小闹闹也算一个人了。

当爸爸的快乐，是无以名状的。什么叫全心全意？总是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认也问心无愧，拿来一比，为那个抽象的人民服务，只是尽心而已，说全心全意是打了折扣的。对眼前这个动不动就放声啼哭的弱者，却是全身心地扑上去，为他付出什么代价都没的说。我要对这一个新生的，除了哭以外还不会自我表达的小生命负责，怎么疼爱都不过分。高尔基也罢，奥斯特洛夫斯基也罢，说什么连母鸡都会爱它的鸡雏，把亲子之爱贬得无以复加，他们不懂，他们连老母鸡都不懂，又怎么懂得做父母的人！奥斯特洛夫斯基自己没有儿女，挺可怜的，不去说他了；高尔基有儿子，大概他像公鸡一样，昂首阔步走开，把妻儿撂下不管，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什么发言权！

高尔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都是我多年敬重甚至敬爱的作家，但我想起他们认为出于天性的亲情一文不值，跟我的体验和认知严重分歧，而且他们言之凿凿的结论性说法，流毒甚广，尽管人们未必真的相信，但也从不见有人批驳。我不惜用最恶毒的话去咒骂他们了。如果有失礼的地方，以后再道歉好了。

亲子之情，这就是：爱和责任。

痛感我的责任重大，又痛感自己的无能。但我是兢兢业业，如临如履，时时处在揪心状态中。到了满月，还是把闹闹送到船板胡同奶奶家去了。

许多年后，想起闹闹两三岁，带他上王府井百货大楼，转到玩具部，他一眼看到一辆小自行车，仰起脸对我说：“咱们不买”，这是让我安心，接着目不转睛地看了多时，又说：咱们走吧。当时我心里最柔软的那一块，抽紧了一下。用“负疚”来形容那心理反应，显得隔着一层。不知道奶奶是不是带他逛商店看过什么，嘱告他：咱们看看，咱们不买，这样形成了条件反射？我还记得，有一次带他上胡同西口外的高台阶点心铺，说去买“米面蜂糕”，他一阶一阶上去，一进门，就大声有节奏的念叨：“米、面、飞、糕，米、面、飞、糕……”好像兴奋得不行。吃和玩，小孩子的两个基本愿望，因经济条件、物资匮乏而不能得到满足，这是天下为人父母者的遗憾，也是安徒生讲“卖火柴的小女孩”故事时，把矛盾推到极端的痛心。安徒生“以天下父母之心为心”，不限于一家的亲情，自然是更博大了。但也是以亲子之情推己及人的吧。

上海有个工人作家，我没读过他别的作品，只读过他最早发表的一篇，写他小时家穷，买不起肉吃，有一回从垃圾箱捡回一块带肉的骨头，熬汤喝了，全家泻肚，小妹妹中毒，又没钱治，死了。我相信是纪实，所以能感动人。而感动人的核心，不是有人中毒而死，而是文中对死去妹妹的痛彻心肺的怀念。

我相信，没有亲情的不是人。因此，到“文革”后期，听说他写了篇《走出彼得堡》，对文艺界落井下石，我总不愿意相信他会自觉做这样的选择，想，是认识问题吧……

闹闹小时候这些旧事，大概都发生在他记事之前，他不会记得了，我也从没对他提起过。就像鲁迅《风筝》一文里，那个儿时把弟弟做一半的风筝抢走毁掉的兄长，多年后向弟弟说起时，另一个当事人早已忘掉了这件事。

我为了平息负疚的心情，告诉自己，从这儿正看出他从小就有自我克制的能力。他是怎么克制的呢？有一次我要给他讲《白毛女》的故事，开了个头，他就说不讲这个，原来他可能听过，或是发觉故事要朝伤心处发展，他自觉回避了，如果不叫逃避的话。唉，人的成长过程，再细心的父母也不能监控每时每刻每件事。这样想着，我也就采取这样回避的对策，把想不下去的通通放到一边去了。

不问民间疾苦，一心还只想写作

闹闹送奶奶那儿以后，我们宿舍里的生活又简单了。还是上大食堂打菜打饭。有一次，非年非节的，不知怎么有一块肉，我没舍得吃，中午赶着送回船板胡同去，让闹闹尝尝鲜。那应该是在他半岁以后。反正一九六一这一年，整个还是笼罩在饥荒的阴影下。黑市的鸡蛋卖到八块钱一斤，差不多一块钱一个鸡蛋！那时我们不知道全国的情况，更不知农村的情况，以为北京大城市，人口太多，显得“供应不足”；又以为农村里有自留地，有宅旁园地，可以种点这个那个，总比城市活泛。哪知道，北京作为首都，国内外观瞻所系，享受着全国的支援。我们听说的只是身边有人浮肿，哪知道广大农村已经饿死人！那时候很少有人说“物资匮乏”，顶多是说有些“供应不足”，而从报纸广播了解到的，主要是因为天灾，老天爷不长眼，但这两年没听说什么地方洪水为害，大概主要是旱灾了，时见报道，这就是我在一阕《满江红》的上片里说的：何物苍天！连年价、与人作孽。几多顷、禾苗枯槁，旱云明灭。忽报山东四月雪，又传河北多龟裂。没来由、更起打头风，横肆虐。

我能做什么？只能仰望万里无云的晴天，如我在一首新诗《春雨》里写的：三千米上空风云来去，天涯一似在咫尺之间。长天不见关山的阻隔，寥廓万里而息息相关。河西走廊——八百里秦川，河套平原到渤海岸边，酿雨的云朵正向东运行，一路把云影投落地面。是报雨情呢，还是催青？田间低飞过一双紫燕。若及时降下一犁春雨啊，看明天满眼的黢青湛蓝！但如果高空中雨水有限，还不能遍洒广阔的幅员，那么云啊，就请先带着如油的春雨，去润泽焦渴的他乡邻县！

我并不知道“他乡各异县”的真实灾情，以为只是下不下雨，下雨多少的问题，心目中甚至没掠过“饥荒”这两个字，更不用说大饥荒了。很难想象我若是知道了，我会说什么。有些家在农村或是有亲戚在乡下的同事，应该不是全不知情，但他们都三缄其口。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有些来自农村，“根红苗正”的人，也因为说了一句两句农村真相，打了右派没商量。广播局对外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归侨多，这几年不断从海外寄来的包裹，多是各样的食物，看来他们的家人亲友，虽在境外，对内地灾情了解的比我们所知要严重。

我们太相信舆论宣传了。一九五六年，听说了斯大林的罪行，我们相信这样的事情不会在中国发生，因为我们有党和毛主席掌舵；一九六一年，我们相信，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继续高举三面红旗”，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还有及时制订的“农业六十条”就一定会克服“自然灾害”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暂时困难。而且毛主席一而再、再而三地下达指示，要各级干部加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力戒浮夸，“假话一定不可讲”，真是谆谆善诱，各级干部听了能不感动？那么大跃进时各级干部闹出的高指标、放卫星、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等等的“后遗症”，也就会逐步消除了。

那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耳目闭塞的。顶着“摘帽右派”身份、息绝交游的我尤甚。强制施行的思想改造，不止是改造一些思想认识，改变一些既有的看法，灌输一些“政治正确”的观点，而且改造着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诸葛亮说“苟全性命于乱世”，周作人却说“苟全性命于治世”，是继承并发展了诸葛亮思想吧。我的生存环境，当然是治世，不管“四海翻腾”，“五洲震荡”，大陆是超稳定的。直到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被发动起来，为的是“经过大乱，达到大治”。那是后话。我相信党所教导的“相信党”，就跟千百年来的“莫谈国是”一样，不仅写在茶亭酒肆，也应该写在每户人家里。绝对相信，则绝对放心，也正是京剧《失街亭》里两个扫地的老军亲聆的诸葛亮思想：“国家事用不着尔等操心！”你操心那么多干嘛？最为国家事操心的，不是都打下去了吗？还不接受教训？许多年后，已故诗人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饱经沧桑后，把一些人说成“口吐铅字”，那铅字指的就是党报上的社论和政策方针。广播员当然是“口吐铅字”，且要一字不差，甚至为人师表的教授、教员须练得“口吐铅字”，就是讲话能够登报的，集政、教大任于一身的领导干部，也都是“口吐铅字”。我住在机关大院，早已不自费订报，虽有收音机，并没有听广播的时间，这样，只有在班上每周一到两个下午的学习时间，才经由读报接受铅字的熏陶。

只是积习难改，不能忘情于所谓文学。我还是拿自己的工资订阅了《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世界文学》和《文学评论》，说来可笑，不是为了文艺欣赏，而是为了了解文艺界的动态，包括我认识的和不认识但知名的作家、诗人，没打下去的，还在写什么……更可笑的是，要从这里汲取力量，什么力量？——早在一九四九到五十年代初，我对新格局下的文艺界力求适应，但屡遭退稿，不免沮丧以至心存畏惧的时候，是我看到报上不断发表原已成名的前辈或并未成名的新手写的不像样的作品，都从反面鼓励了我，重新投入创作，奋起直追，甚至像一九五八年响当当的大跃进口号：比、（学）、赶、（帮）、超！

我后来对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讲经历、讲体会的时候，常常强调了读优秀作品，更不用说必须读经典之作，会自然地生发模仿之心，“取法乎上”等等，隐瞒了不好的作品也会成为从另一边驱使我写作的动力。

一九五八年在沧县姜庄子，看了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谈“毛（泽东）诗”的文章（老实说，除了臧克家、周振甫的注解不论外，那些年我看只有佛雏的一篇确实具有学术色彩）。于是手痒，也写了一篇“论毛泽东同志诗词风格”的札记，近万字，自觉有些新意，化名投给刚刚创刊的《红旗》杂志，责任编辑刘际启到我留下的船板胡同地址家访，据说有采用之意，后来“政审不合格”，泡汤了。嗣后二十年，我再也没生化名发表作品的邪念。

在那前后，每从偶尔看到的《人民日报》上见有郭沫若的《百花齐放》组诗，配以刘岘的花卉木刻。我写了一首《稻花》，副题标为“拟《百花齐放》”，暗中有点跟郭较劲的意思，当然我这诗发表不了，他也无从读到，不过我的心态是不大服气，也许潜意识里还因对他曾有两句诗指我“有一位诗人把你（长江大桥）比作洞箫，我觉得比得过于纤巧”，早就不大服气。说得再挖苦一点，在这样跟没“落网”的人攀比的时候，其实心态几乎无异于两千年来士大夫在皇权下怀才不遇或恃才争宠的味道。正常的人都嗅得出来，那可不是什么好味道！

没“落网”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在反右派后一窝蜂地歌颂毛泽东诗词的作者们，这时也都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在砧板上今天不知明天地过，除了少数人会对我们已落井者再抛下几块石头以外，即使见了我们立即退避三舍的，也是因为要“苟全性命”，并没有“相煎太急”的表现。而我还在服气不服气上以他们为撒气的对象，是找错了人，远离了人间最可贵的悲悯之心，最起码的宽容之心，鼠目寸光，鼠肚鸡肠罢了。

从根本上说，还是不满于把我划了右派，戴上帽子，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其实质是剥夺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一系列公民权利以至政治权利。但我斤斤计较的，却只是能不能发表作品，可见所见者小，也可见“脱离政治”的毛病是一以贯之的，把我当作政治犯来打，这防范于未然的措施，提前量太大了。

话虽这么说，我现在赖以混饭的活计，毕竟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事情。

戴着枷锁跳舞，职务写作也劳而无功

从一九六〇年起，我和陈道宗就一直在帮助柳荫起草改进音乐广播和整个文艺广播的方案。改来改去，无非要用曾经有过的比较宽松时期的做法，借助于当时一些领导干部（如任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文艺的周扬等）的讲话，力求“有理有据”地摆脱大跃进以来的新桎梏。不过，要抛出这个“改进”节目的方案，在当时没有上级领导表态，终究冒风险，因为到那时为止，政治上还尖锐地存在着“高举三面红旗”与“反对三面红旗”的分野。中央台的文艺节目，沿袭着大跃进以来，经过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而更加高调的安排，每天都有一个题为“三面红旗万万岁”的专题节目，这节目如一旦取消，岂不是颠覆性的行为？

小形势跟着大形势走。随着“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文艺方面也出现了渐趋松动的领导意图。应该不是一般的所谓领导，而是高层。比如柳荫传达，梅益讲：“现在物质生活匮乏，要让文化生活丰富起来”，这绝不是梅益的话，而是来自上面的意旨。这样一来，就可以直接切入具体节目的操作，用不着先提交一个泛泛的从原则说起、试探地进入节目设计的改进草案了。

我和陈道宗都离开了文艺部资料室，我有了一个单人的办公室，陈道宗索性坐到了（中国）唱片社。但我们在柳荫的棋盘上，都是直接间接为中央台文艺广播服务的。

我这回为了找回记忆，从尘封的故纸堆里翻到编写《人生败笔》时索引的老资料，在向“文革”小组交代的时候，写过一个目录，是我曾经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写过些什么东西，其中凭业余爱好写的东西，一直都有印象，而作为职务写作的东西，的确记不牢。看了记录，才想起来，我在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为中央台文艺广播编写过一些节目，《列宁喜爱的音乐作品》有七八个单元，播出后有反馈，故有印象。这一套专题，不但有《国际歌》、《马赛曲》、《华沙革命歌》打头，还陆续请出了贝多芬、舒伯特、李斯特、萧邦这些久违的大师的名曲，还有以海涅的抒情诗谱曲的作品，《卡门》中的斗牛士之歌，《浮士德》中华连亭的咏叹调……

至于音乐小品《扇子》，该是一九六一年夏天的即景即兴之作，不提根本想不起来了；由此又想起还编过一组包括二胡演奏的《王三姐赶集》在内的“赶集”，综编了民乐、戏曲中的小段，中国音乐组组长康普还问过我，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说，配合开放农产品市场啊！那时候大家都为“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来掩盖物质生活的匮乏）开拓思路，只要言之成理，还是能被接受的。

我完全忘得一干二净的，还有欣赏古典诗歌的五六个小节目，评介了曹操、于谦、杜甫等五六位诗人的作品，捎带简单地介绍作者其人。这是为文艺部拟办的“古典文学欣赏节目”和“古诗欣赏节目”做出总体设计后写的样板稿（也算备用稿吧），时间大约就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后来这两个节目都胎死腹中，稿子下落不明，不是柳荫就是文艺部的陈开为了避免追究，让它们从人间消失了吧。回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几位古人里，于谦是在“文革”中一度走红的，因为邓拓在《燕山夜话》里提到过他。我让他的《石灰吟》入选欣赏，是不是从那里得到灵感，已经记不清了。我可能是从古诗欣赏节目的宗旨定位在“爱国主义”上出发，并不是着意于被诬受冤而光明磊落。本来文天祥的《正气歌》也是上选，但太长，典故太多，不是小节目能够胜任的。不过，按照“文革”中大批判的逻辑，不相干的人和事，还可能跟邓拓或扩大为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挂上钩，何况近似海瑞的于谦；而且纵使你摆脱了跟邓拓的瓜葛，人家也会说，这是出于“阶级本能”的呼应和共鸣！

与此同时，发现我同时还编过一组《不怕鬼的故事》（古文今译），加写说明，原是打算作为“欣赏节目”第一次内容的。这个节目所据是何其芳奉命编的一本小册子，他写的序文据说经毛泽东审定。因此，好像把它广播化是万无一失的。但这种想法也失之天真。他提倡“不怕鬼”，那鬼的内涵也许是他早年文章中就说过的不怕这个不怕那个包括不怕鬼、不信邪，或落实为当前的“帝修反”，也许是广泛的“内外反动派”，也许就是他指为“纸老虎”的原子弹。但你说不怕鬼，是何所指，就因你的身份不同，当权者和批判家会根据对你的怀疑，“有罪推定”而另有指认，你的任何解释，基于事实和逻辑，全都无效，归之于狡辩。就像我改写《克雷洛夫寓言》为诗体，其中《诽谤者和毒蛇》：“魔鬼的筵席上起了纷争，诽谤者和毒蛇谁是头名？”竟被说成是“恶毒地攻击党的庐山会议”，“他把庐山会议诬蔑为争权夺利，把我们伟大领袖和革命左派比作魔王和诽谤者，这是对我们伟大领袖和革命左派的最大的诬蔑和恶毒的攻击。”（见我所在单位“文革”领导小组对我的定案材料。按：“文革”中具法律效用的“公安六条”是把“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定为第一大罪，可处极刑的）。我在这里竟取代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克雷洛夫成为第一被告，因为老克并不知道你们的伟大领袖是谁啊！可见即使是改编毛泽东审定的，何其芳从古代书籍中选编的故事，照样是冒政治风险的。

主管文艺广播的柳荫，原是三十年代的文艺青年，“九一八”后从东北老家流亡关内，像孙犁一样，先在北平，抗战一起，就奔向延安，后来到晋察冀边区，当《晋察冀日报》的记者，又转到陕北台来。毕竟是在革命队伍中经过历练，对敌斗争打过游击，在内部则整风、审干、“抢救”、“三查三整”各种阵势都见识了，进城以后还有各种运动，经验和教训都不少。因此，这位可敬的老同志，虽在文艺界也面临“调整”的时机，跟大家一样感染了有所宽松的空气，也想就此有所做为，但他比大家多了一份冷静，至少多看了一步，要留有余地。这就是“古典文学欣赏节目”和“古诗欣赏节目”终于半道罢手的原因吧。

我和柳荫的缘分，始于一九四九年他把我调来。跟我一起调来的华大同学，不管后来在不在他直接领导下，都一直跟他保持着“老”关系，你说是老朋友也行，老上下级也行。一九五〇年新年前后，他把我们这几个住集体宿舍的小青年找到他的“京师”宿舍（西长安街原先一家民营京师医院旧址），在一块说说笑笑间，我们得知他出生在吉林省扶余县农家，是独生子，一棵苗，特受父母爱惜，可怕的是为了“好养活”，竟把他一个小手指生生剁掉了。他述说这件往事时，不加一句评论，不带一点怨尤。而他说到萧红写的《手》，却很动情，那是一个小姑娘在家里干染坊的活儿，手上的蓝颜色褪不掉，在学校遭到同学的嘲弄……柳荫流亡到北平，艰难谋生的同时，读了大量的书，那境遇跟当时的孙犁很相似，这也许是他在晋察冀跟孙犁成为好友的缘故。孙犁以小说散文名世，但也写诗，柳荫从青年到暮年，一直以他的蝇头小字写小诗。

柳荫在调档时看过我的档案，知道我爱好文学，爱好写诗。这也许是其后多年我们谊兼师友的一个情感基础。当然除了共同爱好，还有日常的交往。我好几年都在郑佳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从自然多些。十几年后，在一九六一年冬，一个晚上到柳荫郑佳家里聊天，我们还回忆起一九五〇年在他家熄了灯讲鬼故事，于是他又讲了他家保姆从老家带回的一件真人真事，主题陈腐，讲的是天雷殛死坏人，但前前后后情节曲折，像个侦探悬疑短片，柳荫居然把许多细节记得清清楚楚。

两条车道沟里的鲋鱼：我和吴小如恢复联系

我替文艺部作的古诗文欣赏节目的设计搁浅了，中央台的文教部却办起了一个专题节目“阅读与欣赏”，一开办就颇受欢迎，后来将广播稿辑印成册，也销行不错。作者群主要是大专学校的文科老师。其中就有我相熟的吴小如。

几十年来我没问过，当时“阅读与欣赏”的选题是编辑部定的，还是播讲者自定的。比如吴小如讲过诸葛亮《与群下教》，这是“集思广益”这个成语的出处吧，有没有针对独断专行的用意？这样提问是犯忌的，于人于己都大不利。我当时也只是所谓“一闪念”，很快搁到一边，力求忘却了。我倒是发现了“阅读与欣赏”这个节目，跟我原先设想的“古典文学欣赏节目”还是不同，作为文艺广播，我想的总还偏于“纯文学”方面，比如苏轼，首先是选他的前后《赤壁赋》或《夜游承天寺记》什么的，于诸葛亮，就不会选他的前后《出师表》，顶多是看中他的《梁父吟》。两个节目有所谓文学和文章之别吧。我甚至还动过不该有的“一闪念”，在古之所谓文章中，不但多叙事，而且多议论，一不留神容易触红线，那就在“厚古薄今”的罪名之上，添上个“借古讽今”，更严重了。

这时候，吴小如不但成了“阅读与欣赏”的约稿对象，重点作者，也进入陈道宗的视野，约请他为中央台做京剧欣赏方面的节目，同时替唱片社当顾问。他们走得很勤。有一天我忽接到吴小如的信，说听陈道宗说我回来了，问我怎么不告诉他。我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落到身上，就跟所有的朋友断绝联系，一九五八年初定案戴上右派帽子，我给一些过从较密的老友都发信告知，并说我要下乡劳动了，去向未明，这就是告别了吧。我说下去“劳动”，不说“劳改”，不是个人好面子，想“混同于一般老百姓”，而是严格按照当时的政策界限，不敢逾越。“劳改”是劳动改造的简称，用于对判徒刑的犯人的惩罚；连“劳（动）教（养）”都不能说成劳改，因为据说“劳教”属于行政处分，不是刑事处分。至于像我这样的人，反右所给的是第四类处分，主要是降级撤职，开除党籍，至于发配我们去劳动，是跟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干部同样，名义上属“劳动锻炼”，既非劳改，也非劳教，据说体现了区别对待。受这样的厚待，你若还要自称是“劳改”，岂不是故意曲解，诬蔑党不按自己订下的政策办事？

一些词语在长期的流行中，磨钝了它的语感，人们已经忘记了它的原始含义。就像“锻炼”，炼是把生铁投入炉膛，锻是把烧红的铁块夹到铁砧上重锤敲打成型，哪是人能经受得起的？平常我们说的，主要指体育锻炼，带有保健性的肢体运动，单杠双杠，或快或慢的跑步，等等，可就轻松得多。组织用干部，有时下基层，有时去救灾，到艰苦的地方或岗位，都说去锻炼锻炼，也有各种情况，一种是要提拔重用了，一种是要下放靠边了。有时内定了下放名单并不宣布，而号召大家自愿报名。这是考验人们响应领导号召的自觉性。潮流之下，所有的人都会按照号召者的口径，表达决心，就像后来样板戏的警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以求把自己的革命意志锻炼得更坚强，好符合组织对每一革命战士的要求，云云。这既是统一认识，又是打预防针，你到了某个地方，某个岗位，不适应，不满意，当初是你表示决心自愿报名的呀，还吃什么后悔药？

至于我辈，连这个后悔药也不用吃。你来不来，不是凭你自愿与否，组织让你下乡“劳动锻炼”，是没有抛弃你，你虽然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大罪，组织还要挽救你，安排你，给你出路，让你在劳动锻炼中彻底改造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回到人民队伍里来。

我给至亲好友们的告别信，当然不用说这么多，大家都生活在同一空间里，一点就透。发了信也不期望回信，就跟着大队去了沧州。

吴小如一九六一年初给我的信也很简单，不过让我跟他联系，同时寄来一纸诗笺，上面是七绝四句：初识心惊俱少年，新诗遥跂捷能先。归帆误泊狂涛里，小跌何妨跻大贤。

小如在北大那个环境里，比我在机关里眼界开阔。光是反右一役，教师学生，打倒以千数八百计，看得多了。加上对我的了解，他并不拿我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来看；而是从俗视我为所谓“犯错误”吧，至于犯了些什么错误，就不深究了。我也不问他这几年的狂风巨浪中，是怎么过来的，彼此彼此。

我记得小如说过，一九五九年的“十一”，他带着孩子们从北大进城参加天安门前的晚会，情绪满高，他还写了七律诗，有一种躬逢盛世胜事的欣悦之感。他到密云大炼钢铁时写的一首诗，是在值了夜班后，踏着朝露走过田塍，天已大亮，他的一句“无限春光有限诗”，让我长记不忘，我相信这是由衷的。

总之在那样的岁月，我感到小如的心劲不错，没有颓唐，难道他是借以鼓励我？在难得老友一聚时，或许他不愿出现互相诉苦的场面，那是要“犯错误”的。他大我十一岁，是名副其实的兄长，他该主导我们的友谊沿着健康的方向走吧？这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经过十来年思想改造，已经长了的见识。

小如有时到陈道宗他们那里办事，总会上我这里坐坐。到别处办事，只要不太绕远，也会来看看我，带来嫂夫人的关切的问候。我和文秀一九五七年结婚之初去他家时，他们真像长兄长嫂那样，嘱咐我们，要孩子得趁早，最好在三十岁以前，过了三十岁，再操劳“月子”，就会感到体力不支了。他们的四个孩子就都是在二十到三十岁这个年龄段出生的。我们亏得听了他们的话，也赶早生下一儿一女，倒不仅是考虑晚了弄不动，而是庆幸赶在了“文革”前面，“文革”开始时一个已经五六岁，一个三四岁。设想狂风骤雨猛一袭来，身边的孩子还在怀抱，还在吃奶，那岂不更加手忙脚乱？即使这样，大祸临头之际，我还是深悔要了孩子，一个二等公民，世世代代都还是二等公民，供人驱使，供人鞭挞，供人羞辱，我们对不起无辜的小生命啊。这话我没对文秀说，更不敢在母亲面前说，只能吞到自己肚里，让我的悲伤，我的内疚，我的牢骚，通通烂在肚子里吧。为了亲人，为了孩子，必得忍人所不能忍，坚持活下去，坚持生存的权利。任何的软弱都会腐蚀人的意志，摧毁你的精神，那些迫害者、施暴者还要戳着你的后脊梁，轻蔑地骂：懦夫！

一九六一年的时候，思绪偶有波动，但震幅没有这么大，因为从黄骅农场回来，好像紧箍咒松了一圈，松了一口气；用“宏大叙事”说，就是可以“休养生息”一下，在我们打成右派的人里，第一批摘了政治帽子，且没有发配边荒，而且回了首都的原单位，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都算得上不幸中的幸者了。自然就滋生了苟安心理，犬儒的类型之一吧。

我和小如相处，因为彼此了解，不用装，不用讲什么面子客套，这是使我大感放松的事。在特定的政治环境里，尤其要紧的是，相信谁也不会出卖谁。本来我们没有什么怕人打小报告的，所谓无可告之密，但是习于“密告”的人，不一定是在你这里发现什么机密，他们惯会捕风捉影，断章取义，又因鬼鬼祟祟，你的话不一定是对他说的，他不知从哪儿听来，片言只语，加上他有意的曲解，无意的误解，报告上去，乃大走样。所以我也学会了尽量少说话，宁肯你说我“腹诽”，我也不愿意上你的小账本。而在像吴小如这样的老友面前，就不妨打消一切顾虑。恢复自由地倾诉和倾听。听完说完之后，发现我们并没有什么犯上作乱的悖逆之心啊，于是都坦荡，都泰然了。——在戴着右派帽子的时候，该是鲁迅说的“欲做奴隶而不得”（改两个字，欲做人民而不得，欲做同志而不得），现在乃有“做稳了奴隶”之感（翻译过来是“回到了人民的行列”，又叫同志了）。

大概吴小如是朋友中唯一知道我当时在家里吃什么的人。他晚上过我这里，有时还没吃饭，文秀在食堂吃完直接去加晚班（照例是一天三块时间，晚上要“学习”）。我从食堂打来的饭菜，是对付单身汉们的，如果中饭还像点样子，晚饭就是“对付事”。在小煤球炉上加加热，从碗橱端出剩咸菜，我们二人边吃边聊，这就是一顿了，有时还有瓶装的残酒，酒酣耳热，谈兴更浓。我在这样的时候，每每想起在农场过大礼拜，跟同在那里的蔡骧、钱辛波一起上八里外的海堡渔村，小酒馆要上几两散酒，几盘炸小鱼，扯些完全与政治无关的闲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何况我们都是旧相识啊！虽在海边，却不能相忘于江湖，仍然是在干涸车辙里相濡以沫的垂死的鱼！

而如今，我和小如是在北京某座楼上，似乎不同于海堡的酒馆，但又跟杜甫和卫八处士“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的从容温暖差得多了。只有最后两句境界相近，“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不光说不清对方会怎么样，谁又能预知自己的前路呢？

他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军功章，塞了别人的牙缝

也在一九六一年，得到了萧琦从长沙来的信。他比我略小，是在某军政治部文化部划的“军内右派”，开除军籍、团籍，撕下领章帽徽，扒了军装，发落到娄底“劳动”，那是与劳改农场相邻的劳教农场。三年多后，摘了帽子，但部队不管，找不到接收单位。他在初划右派时已经跟北影厂做学员的未婚妻解除了婚约。这时在长沙拉拉板车，打打零工，流落街头，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原来打右派劳改时如果算是落难，摘了帽子这时是继续落难。

他说，为了糊口，他把去朝鲜挣来的一枚军功章，原先一直珍藏的，也拿出来卖给江湖牙医，据说军功章里含有一定的黄金成分（也许只是黄铜吧），牙医用它给人镶牙。萧琦悲恸无告地说了一句：“为了活命，我用生命换来的军功章，塞了人家的牙缝！”

我和萧琦是通信朋友，大约一九五四或一九五五年，不记得怎么开始通信了。名重一时的爱民模范罗盛教就在他的部队。罗盛教因救一个朝鲜少年崔滢，溺水而死。他是在赶赴上级机关的路上见义勇为的，因此迟到。起先当作一件事故上报。后来才发现这件事故当中蕴含的道德意义，对宣传中朝两国军民之间的友谊颇有作用。罗盛教的事迹，最早是由萧琦写的报道稿子。

萧琦爱好文艺，喜欢写诗。这样我们的通信多是交流诗歌方面的看法。一九五五年秋天，我为全国首届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写了一首楼梯体的《青春进行曲》，刊发在《中国青年报》上，是鼓舞同辈的年轻人“为祖国建立功勋”，高昂的基调；但也贯彻了从苏联接受的“干预生活”的思想，在诗里号召：“用我们青春的火／把旧社会留下的垃圾／燃烧干净！”没多久，萧琦寄来他写的一首《青年进行曲》，也用的楼梯式诗行，形式上比我讲究而规整，诗的内容与我的诗呼应，而更加重了“干预生活”的色彩，用当时的话来说，正如我们评价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所说，战斗性比我更加强了。

萧琦这首诗可能在他们驻防的广西省报或桂林市报刊出，应当在当时当地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因为诗的思想含量和激情力度，都超过常见的诗作。

就是这首诗，给他惹来了一九五七年的大祸，延及他一生，也没能再摆脱大祸的阴影。

然而，在一九六一年，大家还来不及看得那么远。萧琦来信说，他要结婚了。对象欧阳琤，幼儿园的老师。这当然是值得庆贺的事，欧阳琤能在萧琦这样的困境中谈婚论嫁，这是要有一点勇气，不为世俗之见所蔽的。我从心里敬重她。我给萧琦寄去一点钱，以解燃眉之急。他们寄来了结婚照片，几年后还寄来他们和两个儿子合照的全家福，我祝福他们。我当时以为萧琦的无妄之灾已经过去，他们的小家庭会过上平稳的日子，也就不枉欧阳琤一片患难与共的厚道和痴心。我想，他们自己也该是这么期望的。谁知我们都缺少清明的预见。更大的患难等在不远的地方，又不光是他们小两口。“文革”十年，萧琦因写过影响不小的《谁是牛鬼蛇神？》一文，又卷入“湘江风雷”、“省无联”一案，竟曾陪过杀场，九死一生。大家从十年劫运中活下来以后，欧阳琤也许不再相信尘世上会有明天，她撇夫舍子，削发入了空门去修来世了。

如果说反右以后的六十年代，吴小如是跟我来往较多的朋友，到“文革”期间，远在长沙的萧琦反成了跟我过从较密的人。他每逢进北京，都要来找我。我有几位湖南的朋友，像文史学者杨弘征、李鸣高，就是经他介绍跟我通信的。

我和吴小如的联系，“文革”开始就中断了。他先下了江西鲤鱼洲，我到他家去看望过，随后我也去了河南淮阳，一去四年，其间在一九七二年秋，曾写过一首七律赠他：少年哀乐总沧桑，断句何须咏凤凰：“放眼天涯龙卷水，吃人世界虎拖羊。”涂鸦枉借春秋笔，求友应从生死场。节近重阳堪把盏，丹枫如画未凋伤。

这首诗无非报个平安消息吧。小如真的够得上是从生死场中过来的患难之交，更是知己之交。当暴徒逼他交代跟右派邵某的关系、他对右派邵某的看法时，他说，他在反右开除邵的党籍之前，就觉得邵不像共产党员——是跟他见到的周围所有党员都不像的党员！

幸存在历史的夹缝里，却常忘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朋友是不可少的。然而朋友之交只能是业余活动，是精神、文化层面的事。在一天八小时的上班时间里，还要遵照领导的指示，干应该干的工作。

好在让我干的工作，都还符合我的兴趣爱好。比如柳荫让我到说唱团帮助京韵大鼓演员钟舜华润色《探晴雯》，帮助孙书筠润色《双锁山》。我并不熟悉鼓曲的艺术规律，但从文字上做些推敲，还是能够胜任的。人家相传多少年的段子，哪能说改就改呢？固然有雅俗文野之别，但鼓曲诞生在民间，走街串巷过来的，大俗中或有大雅。因此，下笔之前总在踌躇，尽量做到即使改了个别的字、句，但其平仄不要影响唱腔，人们听大鼓书，是听故事，听唱词，也是要听宛转的唱腔——熟稔的唱腔啊。

经我润色过的这两个段子，都付诸演唱了。是不是比原来的好些呢？我现在说不清，具体情况我已经忘记了，恐怕只有对照原本和所谓润色本才能做出判断。不过我后来想起《探晴雯》中有一处“他们二人的双感情”，原本如此，多年来这么演唱，师傅是这么亲口传授的。但是“双感情”不通啊，说二人成双，他们之间的感情就是“双感情”，艺人是这么理解的，但于理、于文，于汉语造词的法则，都说不过去。于是我咬咬牙，改成了也是俗套的“不了情”，也总觉得不太妥贴。许多年后，忽有所悟，所谓“双感情”，原是把“伤感”一词凑成“三字尾”，变成了“伤感情”，又在传唱中误为“双感情”的。“伤感情”虽说也不理想，但比文绉绉的“不了情”更容易为市井大众听懂，接受。是不是这样，也有待试验了。

为什么柳荫要抓一下京韵大鼓呢？他没说，我也没问。我想这跟陈云过问苏州评弹多少有关。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他是江南人，长期工作、生活在上海，雅好评弹。他是开国时的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长期主管经济。五十年代初的统购统销，六十年代初抛出部分高价食品（点心、糖果等）的措施，都出自他的创意。这是我们一般群众知道的，至于经国大计中的战略等等，那是经济学家才研究的事，而恰恰也在这类问题上，他跟毛泽东时生歧见，不免有时“被靠边”或主动靠边，投闲置散。他在“养病”期间，欣赏评弹的同时，也做过研究，据说颇有真知灼见。大跃进后，毛泽东退居二线，陈云和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可能还有李富春，采取“八字方针”调整经济，初见成效。陈云心情好，便又来过问评弹。

这时，大唱毛主席诗词成风，以评弹唱《蝶恋花·答李淑一》，不知经哪位评弹艺术家之手，配曲穿腔，充分发挥了评弹音乐的特色。广播合唱团的独唱音乐家朱崇懋学唱评弹，用他真假嗓相间、收放自如的功夫，通过广播，一曲唱红全国。

我一直喜欢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九四五年秋天乍读此词，奠定了我对他的崇拜之情。用今天的话说，我因此而成了毛泽东的“粉丝”（粉丝云云，是近年才冒出来的词儿，在演艺界来说，过去内地叫捧角，香港叫拥趸。二〇一三年，读到诗人北岛答记者问，他说粉丝现象是一种邪教。真的振聋发聩，使我悚然而惊）。时在抗战惨胜之初，沦陷区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仰望大后方，哪知道把对影剧明星的偶像崇拜移情到政治人物身上的危害！从那时起，我常用老音乐课本里的一首《关山调》来哼唱“北国风光……”，那原来的歌词很简单：一万里关山，秋风莽。忽又听几声胡笳声悲壮。斜日欲坠，立马高岗，回头来，望云水更苍茫。

词曲中那份苍茫悲壮之感，深深攫住我的心灵。它与“北国风光……”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寥廓相符。不过一是短曲，一是长调，我就让它变调反复，反正只是我在心里默唱，即使稍稍出声，也只有自己听见。但这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能让朱崇懋来唱，那多好啊。于是把我唱熟了的曲调第一次用简谱记下来，把歌词配好，并给朱写了一封短信，劳收发室送给他。

许多年后，我才臆想，当朱崇懋收到这个下款写了“内详”的小信封，拆开看了我的信，他会如何吃惊！他一定想，这个邵某人，真是胆大妄为！你这样的“摘帽右派”身份，想平起平坐给伟大领袖的词作配曲，这不是对他老人家的亵渎，说亵渎还不够，是挑战！朱崇懋想按上海已经成功配好的评弹曲调唱“我失骄杨……”，还是层层请示得到批准才敢唱的。你自说自话，看来连柳荫也没请示，就弄这么个东西让我来试唱，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邵某人真的没想到这会引起什么后果。当时根本没想那么多。想的只是这一配歌，词曲谐调，再加上朱崇懋的高明处理，唱出来效果肯定不错。但他没给我回信，我猜想是他觉得我于音乐、于作曲不是专业，遂予搁置。后来见着面，也从来没有跟他提这件事，免得叫他为难。

我哪想到，朱崇懋这一搁置不问，可以说救我出了一劫。若不然，当时就会惹出麻烦，延续到“文革”，更难以逆料了。朱崇懋不但懂得音乐，他确实也懂得中国政治。

从“你算老几”到“脱帽加冕”

而我却只是一味地浸沉于渐趋宽松的感觉之中。

类似“农业六十条”，一个“文艺八条”传达下来了。那精神也是宽松，即把紧箍咒放宽了一圈两圈，这就可以大缓一口气啊。我只知道这个“八条”是经过反复修改，才从草案变成正式文件的；却不知道其中包含着复杂的斗争，如多年后所揭示出来，并且引发了“文革”中的绝大反弹——“文革”至少在表层上，可以说是从这里打开缺口的（当然，几乎每一次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都是先从文艺领域打开缺口）。当时我只看到《文艺报》的社论，以“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为题，甚至并没想这是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扩大、发展甚至“修正”，更没想到文艺界那些幸存于反右之后的朋友，在新侨饭店以欢愉之表态欢迎和拥护这篇社论（应该还包括对“文艺八条”的欢呼吧），五年后就被指控为“新侨黑会”。

我对“文艺八条”的记忆，其实很淡薄。只不过在听传达时，记在小本本上了。轮到我听到的传达，已经是第三四手。只笼统知道是来自中宣部某位领导，比如文艺处处长林默涵的居多。而我既没有反复涵泳，体会其深远的意义，也没想我自己怎么落实它。潜意识里这不用“尔等”也就是“我等”操心。然而有一句话，是周恩来在它起草过程中讲的，抑或在其他场合上讲的，反正告诉我们，周总理批评有的文艺界领导干部在审查节目时随口否定文艺作品，理由却只是他不喜欢。周总理说：“你不喜欢，你算老几！”没想到周总理会用“你算老几”这样情绪化的俗语，迥异于平时做报告即使严厉也仍文雅的风格。当时当地，这是很值得仔细咀嚼回味的。我这人失于浅，自然没能体味出多少玄奥的天机，但由此瞥见了周恩来性格的另外一面，平时非身边工作人员不易接触到的侧面。许多年后，才知道周恩来1961年6月，还有过一个《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到1962年2月又有一个《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很可能是领导在传达“文艺八条”时把周恩来讲话的精神糅合进去，我记得当年周恩来曾为高缨《达吉和她的父亲》辩护，应该就是跟“你算老几”一块听到的。于是我把高缨原载《人民文学》的新作《大河淌水》处理成广播小说了。

这年，一九六一年夏天，陈毅对高校毕业生有过一个讲话，为大家所传诵，我从《中国青年》杂志上读到，这份杂志我已久久不读了。陈毅素以讲话直截了当、痛快淋漓闻名，比如接见记者“声讨美帝”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属于流传已久的熟语，而后面所说“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则是陈毅新加上的，显得孔武有力，确是元帅的声口。后来这几句话继续流传，就都是陈毅的足本了，而且不再限于指斥外敌，而具有了普遍性，人们对陈毅的好感，这也是缘由之一吧。当然，更重要的是陈毅释放出来的信号。这一次对大学生们讲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完全记不得，也许当时就没怎么走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嘛。然而有一条是没错的，他这个讲话也给大学生以至大学工作松了一圈紧箍咒。第二年即一九六二年暑期高校招生，好像即使没说取消也是放松了一九五八年以来加紧了的“政（治）审（查）”，不少所谓“出身不好”的考生得以走入大学校门。这不仅对考生和他们的家庭，而且对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都是功德无量的好事。这个好人让陈老总做了。为什么让他做，而不是别人来做呢？不知道。他是外交部副部长，如果就外事发言，绝对顺理成章。不过他还是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也许他分工多管一点文教？也许他在讲相关政策调整时力主放宽？总之，不但这一次，次年即一九六二年三月习称“广州会议”上，他做了一个更有名的，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重要讲话，做了一次更大范围的好人。所谓“脱帽”，就是摘掉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所谓“加冕”，则是承认知识分子已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了。大家记得，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给几十万知识分子戴上“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加上“内控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中右”以及戴上其他政治帽子的，则达三百万人，与此同时，给全体知识分子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定性。因此，当消息从广州不胫而走时，各地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不得其详，又兴奋，又不敢相信。后来陈毅的这个讲话，我始终没听到正式传达。我倒也不太动心，不是不知感恩，而是戴了，又摘了，摘了还被人背后叫“摘帽右派”，所以反而看得淡了。现在回想，当时陈毅的讲话里，为海默的剧本《洞箫横吹》主持公道，说不过批评了一个县委书记，县委书记怎么批评不得呢？一句话，给海默平反了。这件事辗转传得很远，我也听说，并记住了。

同样是领导人讲话，比如，我听说刘少奇也曾对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讲过一次话，具体内容同样不详，但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内容，口口相传，我也得知了。他勉励同学们以革命者自期，说起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到苏联去，同去的人里有一个曹靖华，在苏联学习结束后，这一届同学有的回国，有的留在苏联，都是继续干革命，只有曹靖华不，他专门搞翻译，搞文学去了。大意如此。我才知道，在这位终身革命职业家的眼里，曹靖华即使不算开小差，也是不革命了。尽管他翻译的文学作品，其实也都是苏联的革命文学。在所谓革命阵营里，在共产党内，不是也有专门从事文学工作的吗？比如周扬，比如雪峰，只不过他们首先是革命职业家，然后是从事文学。然则毛病主要出在曹靖华当时可能没有入党，没有一份革命的“政治生命”的履历罢了。

妹妹大学毕业能自食其力，父亲就退休了

我的妹妹邵燕祯，也在一九六一这一个夏天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我记得，好像她就没说过曾经听了什么报告。她最关心的是毕业分配。那个年代学校包分配，但可谓一槌定终身。被分配的毕业生，只能如党所要求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已忘了这句口号中的下一句，“两种准备”指的是什么？如意，或是不如意？），人人要表态，到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一概服从分配。因为对每个人来说，“分配”都是根据“革命的需要”。你要革命吗？当然要，那能不服从革命的需要吗？我的母亲当然是老脑筋，她唯一的希望就是身边这个小女儿能分配在北京，大女儿本来在北京，一九五八年干部下放劳动锻炼，她去了湖北，我姐夫去了河南，结束劳动，就一起分到河南了。但是事与愿违，燕祯被分配到辽宁。据说最初的方案是去青海。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右派哥哥的关系，她变成了特别需要到艰苦地方去“锻炼”的对象？我不敢问。后来据说还是党支部里有个老大姐发了善心，给调整到了较近的东北。那时候大学里，更不用说在人民大学这样以调干生（即原来是在职干部，然后带薪上大学深造的）为主的地方，班级里，除了政治辅导员以外，主要是学生支部的党员在做主，一般情况下，辅导员也要依靠学生党员，首先是其中的支部委员们。在确定毕业分配方案这样的重大关头，这些调干生中的党员干部起着主导的作用。一九五七年春各个高校的“大鸣大放”中，相当充分地暴露了其中的矛盾。在关于党与非党关系“拆墙”“平沟”的言论中，可以看到年轻的非党员学生对学生支部主宰同学命运的不平等现象的不满，也是对学校内特别是学生中党群（即党员与非党群众）关系的格局的不满。在这样的格局、这样的机制下，很难仅仅从道德的角度要求同样是比较年轻的学生党员如何做到十分的公正公道。这怨得了谁呢？可是，很快就刮来一阵反右派的龙卷风，鸣放中提出的所有这些问题，都以绝对简单化的方式裁决了。所有这方面鸣放的意见，通通被指控为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攻击了。如只挨批，受点小处分，算是好的了，加上别的罪状，数罪并罚，就划成了右派。反右派过后，所有这一切一仍其旧，有的可能表现得变本加厉了。

邵燕祯本来是一九五六年从女十三中毕业的。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和毛泽东正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所谓“双百方针”不久，一切呈宽松趋势，那年就是大学敞开口招生，不大讲“政审”的一个特殊的年头。加上我也还没划为异类。她由母校保送为留苏预备生，别人上了大学，她进了俄文专科学校的留苏预备部加强俄语学习。恰恰一年以后，本来就该考虑进行留苏专业志愿的填报，做出国的准备了，不知是单纯由于反右斗争的干扰，还是也有中苏矛盾积聚的因素，忽然决定留学苏联一事作罢，留苏预备部撤销，学生结业重新分配到各个高校，邵燕祯一来二去就到了这个充斥着大哥哥大姐姐的人民大学。在她上大一的第一个学期，她们也跟着老同学轰轰烈烈地搞反右斗争。其间（多年后我听说的），也有人似不经意地向她问过我的情况，她当然不知道我从一九五七年九、十月间陷入了反右的重围，所以她并没有向学校、向同学、向党团支部隐瞒过我的问题——她根本也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连我事前都不知道我有那么多“问题”呢。燕祯有一个同学万黛，是曹禺的女儿，说她父亲向她问过，不知道你哥哥在反右派运动里怎么样，没有什么事吧？燕祯自然也就她所知，说没什么事。这样将近寒假，对我的批判告一段落，剩下的就是定案和处分了，我向过从较多的亲朋友好发了告别信的同时，写了最长的一封信给燕祯，一则向她通报我陷落的全过程，二则表示我将接受党所给予的任何处分，并将在未来岁月中按照党的要求改造思想；三则劝勉她“相信党”，不要因为亲人“犯错误”受处分而有任何不满，首先把此信给党支部一看，并向支部表示自己应有的决心，云云。

从我来说，是卸下了一个重大的精神包袱，至于刚满十八岁但远没有什么社会政治经验的妹妹怎样消化这突来的噩耗，我却撂手不管了，我也管不了了。我曾请母亲多关照一下燕祯的情绪和思想，母亲没说什么，我也不知她怎么跟燕祯说的。在某一个星期天，应该是文秀已经下乡，我还没去十三陵劳动，二月春风似剪刀，但天晴有太阳，燕祯动议陪我逛逛中山公园，一路海阔天空地说这说那，我不是装的，真的已经一块石头落地，因此颇有些若无其事了。回来一想，我才明白，原来母亲不放心的是我，燕祯约我逛公园，也该是母亲让她陪我散散心。我有张“反右以后，下放之前，家屋门前”含笑留影，大概就是燕祯帮我照的，现场应该还有母亲旁观吧。后来人们都奇怪我在那种时候怎么笑得出来，我自己也奇怪呢，只能说，贾宝玉丢了通灵玉，不也还一个劲傻笑吗！

只是到了“文革”，我才产生“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逆反心理，而在反右之后那段时间，我的放松，一是觉得还是逃离机关的好，不管怎么样都是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二是二老尚能自理，文秀有独立人格，又是要强的秉性，不用我格外担心，两个孩子有母亲和文秀照管，我有什么不放心？这样我就可以像江湖上人说的，豁出去这一百多斤，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

我父亲对我划右的事情，从头到尾未置一词。我想他可能以为我失于幼稚，不懂政治。如果他这样想，那恐怕早非一日，从我倾心革命，中断学业，紧跟共产党，亦步亦趋，他就从来未置一词，大概知道这样的年轻人是几匹马也拉不回来的。他比我三叔大十几岁，二十年代三叔还在读医科学校时，先是加入了共青团，随后转为共产党员，从杭州“搞群运”，到上海办报主持通讯社，一心干革命，何尝听过兄长的劝阻，然后被孙传芳逮捕。在父亲以至我的大伯父看来，我们（我，还有大伯父的儿子祖培，也打成右派）所曾有的革命迷狂，可能正是三叔青春经历的翻版，也只有听其自然而已。

所以我觉得父亲对我的“自行失足落水”，并没有特别为我抱屈的想法，从他的沉默，更多是看透一切后所生的悲悯，以为这是在劫难逃的事，不懂政治又要投身政治，一切是势所必至，用不着怨天尤人。他早就对我哥哥说过，政治是肮脏的，哥哥没有听，我更不会听，那么受到的惩罚，就有一半是天意了。这样的臆想，可能多少符合父亲的思维逻辑。不过，毕竟有亲子之情，他会对我有所同情，庆幸没有闯更大的灾祸。当然这种同情不必特别说出。我也相信从他那里我是能够获得某种理解的，尽在不言中了。

父亲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如果我们不中断学业，他拼了老命也会供我们到大学毕业的。我和哥哥都不在乎一纸文凭，客观上解除了他的一份负担。他决心在燕祯大学毕业后就退休，可能对单位也这么承诺，所以默许他“超期服役”。他在燕祯分配工作这一点上，也不置一词（也许跟母亲讲过什么，但也不像）。他前半生中，除了抗日战争中滞留沦陷区的北平，宁肯赋闲，坐吃山空，也不出来就业乃出于自愿外，在二三十年代几度处于“待业”状态。所以他肯定共产党搞社会主义的两大好处，一是不让你失业，一是“公费医疗”。前者他作为留用人员，享受了一九四九年大变动时安民告示所宣布的“包下来”政策，后来规规矩矩上班，到老平安无事，他没活到有大量职工下岗和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年月；后者他因自信健康，又自信学医，一般身体小有不适，自己调理，多少年全勤，得过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全勤奖，他也从未享用“公费医疗”，只在临终送医，大概才用了一次公费医疗证。我想，他对小女儿一下子发到关外，自然会有遗憾，但他一定是想到，这总强似当年“毕业即失业”的恓惶吧，当然心理就平衡了。

这是对我父亲安然对待燕祯远赴沈阳报到的心情的臆想，应该也是八九不离十的。

燕祯去辽宁后，父亲也就办了退休手续。这时他的实足年龄是七十周岁。

很快燕祯就来信了，她分配到《辽宁日报》的副刊，那里有几位老同志对她非常关心和照顾，比如彭定安夫妇、范敬宜夫妇……从工作上，生活上，都让她感到温暖。这样可以让她不想家，不想北京，安下心来了。这话她没说，是我这样想的。果然，过了不长的时间，她就寄来她采写的通讯，却是用散文笔法，发表在副刊上，我记得有一篇写旅大人工养殖海带的《海带姑娘》，还有笛子名家陆春龄的专访，笔下有些新意，都是她最早的成绩，表明她的工作得到了报社的认可，对她这样一个新手，也是一个并非所有初来者都能获得的认可和策励吧。

跟图尔逊合作译写《十二木卡姆》唱词

其实不但是初学乍练的人渴望和需要认可和策励，我从一九四六年算起，练笔十五年了；从一九四九年算起，正式参与文字工作十二年了；从一九五九年年底“重新做人”算起，也又一年多了，始终感到自己在不断地处于开始的阶段。我不乏简单的自信，但耳边听到肯定之词，还是沾沾自喜，仿佛添了柴，加了油。在说唱团，我为京韵演员润色的老段子，试唱的反应不错，演员高兴（那是真诚流露的）我也高兴（也不是敷衍别人）。老团长白凤鸣听了个什么演出，《北京日报》向他约稿，他叫我替他写，刊出了，他也很高兴。跟我说起前清的宫闱秘辛，比如小皇帝同治在太监带领下逛窑子，他讲的就比《清宫十三朝演义》丰富得多，该是得之于宫里人的第一手传闻，我后来很后悔没有及时追记下来。我和这位老团长的友谊久而弥笃，特别是在“文革”当中，既曾有“黑帮队”的同室之雅，又有农田劳役时的并肩操锄；我不时地占他几垅，让他不致太过落后招骂，一切都是默契。这时当然不再闲聊大内故事，我甚至也很难想象他号称“少白派”活跃在京津艺苑时，怎么赢得仕女名媛追捧的盛况，繁华过眼便是烟云了。

侯宝林对我的器重，则是难以承受之重。有一天陈庚来，说跟你商量个事，侯宝林点将，想请你去给他当秘书……没等他说完，我就连连谢绝了。因为我从来没想过将相声当作终身事业，让我怎么奉陪呢。忘记我陈述了什么理由，只记得最过硬的一条，是说，说唱团来了薛宝琨，足以支撑相声半边天了。陈庚也表示理解。薛宝琨从北京大学分配来，他的毕业论文或研究生论文，就是关于相声的。他来以后，我们很快成了朋友。这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不是张扬之徒，总带着些微笑意，却从不指手划脚，需要他发言的时候，轻声细语，但条分缕析，理据充分，因此有说服力，又有亲和力。他的古典底子好，又对相声情有独锺，他这个专项研究，不是单纯为了写论文，乃有兴趣在焉。这样直到“文革”后他上南开大学执教，仍然就此作了持续的钻研，有专著，为业内人所服膺。他对中国相声半世纪来谁是大师的鉴定，几乎是一言定局，从此再也听不到无聊的炒作。

薛宝琨是一九六一年下半年来的。那时候我的办公室已经从大楼东翼三楼表演团体办公室和唱片社旁边，搬到了剧场后身广播电视剧团。

在大楼东翼，我最后完成的两项任务，都是柳荫直接交代的。一件是起草一份请求为文工团员提高粮食定量的报告。不需要写多少字，但是要把理由写充分，柳荫和从总团到分团的领导层都极重视这件事，因为下面的演员，特别是管弦乐团的吹管乐演奏员，都是体力消耗甚大的差事。有的是半体力劳动，有的索性就是全体力劳动，一个月吃二十几斤，一天还不到一斤粮怎么够。我在报告里如实陈说。报告很快批下来，因为文化部所属团体已有先例，援例就是了。但对我们团来说，虽是后知后觉，后赶上来，也还是个好消息。吹管乐手，提高到每月四十五斤。我有“参与”之功，每月也得以提高三斤。

我完成的另一件任务，是中国音乐组的订货。还在五十年代初，中央电台只有一个文艺科的时候，文艺科长张晋德就带着老式的钢丝录音机，或请地方台帮助，在各地采风，颇抢救了一部分民族音乐遗产。那时候还没有抢救这个概念，老张应是出于对音乐的爱好，加上丰富广播节目的目的，不辞辛劳地奔走。他在太行时就参与过新歌剧《赤叶河》的音乐创作，是个专业素质很高的音乐工作者。在无锡，他恐怕即使不是最早也属于最早一批为民间乐手阿炳录音的人。他识货啊。那时候有关阿炳的舆论还是诸多负面的，例如挑剔指责阿炳年轻时出入烟花柳巷等等。老张不管这些，认定阿炳的二胡演奏出神入化，尤其难得的是他在弦上拉出了心中的喜怒哀乐，更准确地说是倾泄了心底的沉哀。这些钢丝录音后来也都翻录在胶带机上，入存电台的胶带库。唱片也出来了。阿炳以“瞎子阿炳”之名传诵开来。可惜他没有留下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有选择的传记。能够写出他的生涯全面情况的，该是苏南名士陆文夫，他在五十年代初的采访，留下了大量翔实的记录。但形格势禁，文艺方针所限，不可能如实地写一个名人的传记，虽陆文夫亦无法突破这个禁区……

话说远了，我当时接受的任务，是把当年张晋德录音保存的另一份民族音乐瑰宝《十二木卡姆》的唱词，转译为汉语。

中国音乐组把库存十几年的这份录音找了出来，档案中存有当时专人笔录下来的维吾尔语唱词内容，因为一句句是韵文，维吾尔文记录也采取了分行的类似诗体的写法。中国音乐组请来民族广播部维语组的图尔逊·沙基木娃女士，每次她逐句口译成汉语的意思，我再据此写成诗体的大体押韵的汉语译文。只有这样，中央台的音乐广播节目，才可能对这套民族古典音乐稍作介绍，在介绍中略免空泛。

这是一件极有意味的工作。图尔逊有空的日子，多半是下午，她来我这里，我们大约用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弄几段唱词。因为这个木卡姆并不只属于维族同胞，它流行于整个新疆，以至整个中亚直到西亚。歌词中人的行迹远到繁华的巴格达，从草原到集市，从旅途到清真寺，少年追求者，中年流浪者，还有少女，少妇，各各在马背，在牧场，演出他们生离死别的故事，唱出他们心底的喜悦与悲凉。虽然没有听到唱，只是听那唱词大意，我却感到，那是我从来没在文字典籍中领略过的，上达天听的喜悦与悲凉。

因此，对我来说，写出汉语译文的艰辛之处，不在文字语种的转换上，而是如何传达这种可以上达天听的歌手的感情。也许只有能够译写新旧约全书或可兰经的文字，才能有这样的传神之笔。我凭一点小小的文字功夫，无以当此重任。许多年后的八十年代，新疆诗人杨树，于诗刊《绿风》之外，主持一份综合性的文化刊物，向我约稿，我征得图尔逊的同意，把这份“旧译”加上小序交给他，竟全文刊出。后来听到当地一些朋友的反应，说这份“译文”，沾上较多的汉语古典的味道，而原汁原味传达得不够，这跟我原先的自我估价相去不远。我想，在特定时期供中国音乐编辑参考是可以的。而这份译文所据的原始录音和相关维语译文，也都并不完整。期待有关方面在对《十二木卡姆》这份经典有了近于理想的录音后，能够整理出“信、达、雅”的译文版本来。

这位图尔逊，汉语表达应该说是不错的，不然我就不可能仅仅从她的意译，体会出原来唱词的意味来。她来北京工作已经很长时间，又嫁给对外广播部一位姓孙的编辑，他们有个小男孩，起名“孙汉维”。只是后来还是因为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的差异，导致夫妇俩友善地分手。再后来听说图尔逊患上一种慢性病，似乎是皮肤硬化什么的，我因离开广播局日久，就再不知她的消息。据我儿子闹闹说，小汉维比他小一岁，算来该也过五十岁了。

插叙两位没没无闻的人，那时代也还有纯属个人的不幸

而我在大楼东翼，靠近唱片社那些日子，唱片社一位年纪顶大的俞士堃，也还不到六十之年。说起来，他在抗日战争中的陪都重庆，曾经办过一个美学出版社，我记得这家出版社出过徐迟的书。可现在看到的老俞，却有些落魄，他跟一位上年纪的合唱队员结了婚，看来也只是做个伴，说不上互相有多少照顾，还总闹些矛盾，比如女方晚上有在床头看小说的习惯。而老俞似有洁癖，对那些辗转借阅的旧书品相十分不满，认为太脏。说脏，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小时候从书摊上租武侠小说，本本都够脏的，不过内容太吸引人，脏也还是想看，无非看后像便后一定洗手就是了。老俞和他的后老伴，各人性格都已定型，又不能互相迁就，半路夫妻最是难以磨合的。

三人成众，有人的地方就会形成一个小社会，呈现众生相。这里说的老俞，只是一例。

比较起来，我下半年挪动到剧团坐着，那个环境里多的是年轻人，虽然吵吵嚷嚷的，但相对说来没有多少世故，还带着天真的学生气，平时大多直来直去，还没经过“文革”，人们互相之间保持着应有的人情礼貌。我也感到放松一些。

这个放松，自然首先因为我还沉浸在对于整个社会政治环境有所宽松的感觉之中。

在剧团搞音乐和效果配音的一位女同志叫李景志，公认是剧团最忠厚老实的人，平时不多言不多语，但得到大家的信任。我是在她那里看到了台湾的杂志，刊物名字记不清了，文化类的综合性刊物，文艺只是调料。看惯了大陆一本正经的杂志版式，台湾的刊物真是文章与广告齐飞，文场共商场一色。看一首刊发在边角的新诗，只觉得堆砌了过于密集的意象群，跳跃极大的语法结构，互不相属的词性搭配，更加看得人眼花缭乱。这比我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看到的李金髪花哨多了。好像是一位在美留学的中国诗人的作品，名字陌生，想记住没记住，几十年后想，影影绰绰的印象是不是余光中？但记得后来曾读余光中诗集，他的《白玉苦瓜》等篇，比当年看到的那一首成熟得不可以道里计。因此不敢确认。

李景志手里的台湾杂志，是从她新华社的朋友那里借来的。“文革”开始，自然借不到也看不着了。“文革”中群众有两派以上的组织，李景志当然有选择，但她也不过做做资料工作。我当时在不同派别间虽也有个人的倾向，不过，各派都以跟我划清界限，进而有所批判，来表示各自的革命立场。不过如李景志和不少的人，会上会下从没有对我怒目相向，恶语相加，这是我十分感念的，也是我总结出“世间毕竟好人多”的根据之一。可能正是这个缘故，一九七九年，剧团从“文革”一直到“文革”后持续当权者，在清退“文革”中积累的关于我的“材料”时，就是派李景志出面。我发现清退的材料只占应该清退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的时候，我克制不住自己，在电话里严词抗议，并且指出我就知道某间办公室里成堆的材料当中，必定有应该退还我的，“你们想拿这么几份东西对付我，其余的你们继续保存干什么用？要么是想胡乱地销毁灭迹？你们要干什么？！”李景志唯唯，还是一贯的和缓的态度。她把我的“反常”的态度汇报上去，终于把应该清退给我的材料全都还给我了。她到我新的工作单位来，把材料交给我，还是一贯的文静、波澜不惊的表情，使我惶愧，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向她简单地表示一下歉意。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她好像是长影有名的“右派”李景超的妹妹，出生在北京书香门第，她也背着家庭的可能还有社会关系方面的包袱，而且个人生活很不幸。她的丈夫跟她感情不合，又在两地分居，因此有家庭犹如没有家庭，有名义上的亲人实际上没有亲人，长达十年的政治压抑刚刚有所解脱，却叫我把她当作那作威作福草菅人命的专案组的替身骂了一顿！

李景志跟我没有多少个人交往，但对我是友善的，这从她让我看她借来的台湾杂志可知。对这样一位善良的人滥发脾气，这不是“柿子拣软的捏”吗，又一次印证了“人善有人欺”，而我竟是那欺人的人！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自以为和卡斯特罗的心相通

一九八九年春，在一次研讨会上，有人总结我近期杂文的特点，是主要针对巨奸大憝。说得不错，这是我反思以后的选择。

而我在一九六一年，并没有利用稍显宽松的气候做些有益的事。我只是故态复萌，想补历代散文的课。准备先从首都图书馆陆续借阅明清笔记。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是第一部，我发现了这位达人一方面具有相当的理性思辨能力，一方面又受当时科学知识之限，因而不能突破神鬼的迷信，有时矛盾得十分可笑。我摘录下来，想做一个对比的专题。与此同时，我插花着读一些其他的古文古诗，并即兴地写了一篇我对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结句的试解。那个结句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我一反臧克家、周振甫、吴天石三家解作游泳的说法，主张毛泽东是用祖逖中流击楫的典故。投给了《文学评论》，大概这家编辑部处理此文的是专门研究古典的（曾打电话或写信问我引张孝祥词系据什么版本），并不知我的身份，这样就放到一九六一年年终出版的第六期上刊出了。臧克家曾写一短文表示此说亦可通。别人没有反应。到一九六八年的“文革”当中，有毛泽东对若干首诗词的自注流传开来，他说他的“击水”是指游泳，那就跟他早年有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对上号了。我在这里不是为说这篇企图标新立异的小文，而是要说，我当时对所涉三位论者中的吴天石，不知是何许人也。也是到“文革”当中，我从所谓牛棚出来，听说就在我们初入牛棚的一九六六年，那个酷热的夏天，所谓“红八月”中的一天，在南京，吴天石作为省级机关抛出来的第一批“阶级敌人”，被勒令赤脚在南京滚烫的柏油路上蹀躞“示众”，越走越蹒跚，最后仆倒在地，就这么死去。他的妻子也在当时受迫害致死。后来知道，吴天石是中共的知识分子老干部，曾任江苏师范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党委书记，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许多年后，袁鹰送我一本赵朴初题签的《扬州现代诗抄》，我发现其中有吴天石作于一九六四年的一首七绝，《题赠扬州友人章心如同志》：南城风物呈新貌，北郭清溪改旧流。但使主人能醉客，一年一度下扬州。

一年一度下扬州的愿望难酬，倒也罢了，谁知两年以后竟暴死白下街头！所有这些，在一九六一年我写那篇小文同他商榷的当时，是谁也不可能预见到的。

人们，普通人也有主观主义，那就表现在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客观现实上去，甚至用来替代现实，把含义复杂的政治语言，按照自己的简单幼稚的想法去理解，以轻信自欺，求得虚妄的乐观。

我在一九五九年年底刚回来时，继续像在劳改农场那样，写一些可以缓解焦虑的诗，直到一九六〇年初。后来有了些职务写作，无暇他顾，也觉得这类“聊以自慰”积久便成无聊。到一九六一年，即使偶有闲情，也懒于动笔，反而又对国际题材，反修和支援“亚（洲）非（洲）拉（美）（各个争取民族独立而反帝反殖的国度）”发生兴趣了。也许潜意识里认为，你的身份是“摘帽右派”，属于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即所谓“敌情内处”，你即使真诚地歌颂什么，人家也不相信，甚至适用“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逻辑加以否定，何苦去触这样的霉头；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是还没被开除国籍吗，那么我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就国际上的是非善恶，表示我的态度，应该无可挑剔了吧？难道还会说我为“帝修反”代言吗？！

这年四月，古巴发生吉隆滩事件（港台译为猪滩事件），为配合支援古巴的宣传，为说唱团写唱词《上战场》，并付诸演播。这是职务写作，与此同时，还写了政治抒情小诗。我写古巴，带着个人的感情。一九五九年还在农场劳改的时候，发生了卡斯特罗推翻巴蒂斯塔政府的事变，当时中国官方翻译出版了卡斯特罗前些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后在法庭的一份自辩词，题目极有力量，叫做《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我在心中默读着：“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我感到卡斯特罗说出了我心里的话，或者是替我说出了我应说没说的话。这跟我历来在唱《国际歌》时的感情近似。在那首宣布没有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的革命悲歌中，我格外倾心在第一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之后，紧跟着的第二句：“起来，全世界的罪人！”（这是瞿秋白的旧译，后来订正本译为“全世界受苦的人”了），当我的身份沦为“罪人”以后，我把全世界的“罪人”视为兄弟伙伴了。所以我跟着卡斯特罗千百遍地重复着“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正如我曾经跟着左拉，在心底叫喊“我控诉”那样。

我不但倾心于古巴的“革命”，写诗抒情，向古巴遥遥致意，我还写了个信封，作为中国之“人民”的一员，自发向古巴捐款，寄到某单位，请他们“代转古巴人民”。

作为职务写作，我这一年还为唱片社润色了《阿尔巴尼亚艺术家访华演出唱片选集》说明书上的一批歌词。阿尔巴尼亚是我们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战友啊。我当时不知道，就在这一年，中国政府把一船从国外买来救急的渡荒粮食，因阿尔巴尼亚求助，就在海上改道，全部直接发往那个欧洲的战友国家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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