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华
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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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试读：
一个记忆回来了
潘卡吉·米什拉问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后来这个趋势减少了，为什么？”
这个问题十多年前就缠绕我了，我不知道已经回答了多少次。中国的批评家们认为这是我写作的转型，他们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章，从各个角度来论述，一个作品中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余华，是如何转型成一个温情和充满爱意的余华。我觉得批评家们神通广大，该写的都写了，不该写的好像也写了，就是我的个人生活也进入到了他们的批评视野，有文章认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写作的转型，理由是我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儿子，幸福的生活让我的写作离血腥和暴力越来越远……这个问题后来又出口到了国外，当我身处异国他乡时也会常常面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情景，十多年来人们经常向这个余华打听另外一个余华：那个血腥和暴力的余华为何失踪了？
现在，我的印度同行也这样问我，我想是认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应该发布一个非盗版的回答。需要说明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家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余华，而不是之后的。法国评论家Nils C. Ahl说《兄弟》催生了一个新的余华。他的理由是，一本书有时候会重塑一个作家。一些中国的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本人十分赞同。于是《兄弟》出版之后的余华也许要对两个失踪了的余华负责，不是只有一个了。如何解释第二个失踪的余华，是我以后的工作，不是现在的。
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五年，我分别出版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这三部长篇小说引发了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讨论，我就从这里开始自己的回答。
首先我应该申明：所有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评论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与我的写作愿望大相径庭的评论也是正确的。为什么？我想这就是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美妙之处。事实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做到真正完成，小说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写作意义上的完成；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来说，一部小说是永远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文学阅读和批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如同是给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样，给予一部小说很多的阐释、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指出了作者写作时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写作时所没有想到的。一部开放的小说，可以让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获得属于自己的理解。
基于上述前提，以下我的回答虽属正版，仍然不具有权威性，纯属个人见解。因为一部小说出版以后，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权，作者所有针对这部小说的发言，都只是某一个读者的发言。
我的回答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为什么我在一九八○年代的短篇小说里，有这么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为什么到了一九九○年代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减少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选择，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天，把自己说得口干舌燥，然后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说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着被我说出来。
经验告诉我，过多的答案等于没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所以我决定只是说出其中的一个，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至于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
现在我又要说故事了，这是我的强项。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得多一些，有些人修改得少一些。我相信毛泽东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我觉得是自己成长的经历，决定了我在一九八○年代写下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念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高中毕业。我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我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的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和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们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里到处乱窜，习惯了来苏儿的气味，习惯了嚎叫的声音和呻吟的声音，习惯了苍白的脸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习惯了沾满血迹的纱布扔在病房里和走廊上。我们的父亲时常是刚刚给患者做完手术，手术服上和口罩上血迹斑斑，就在医院里到处走动，喊叫我们的名字，要我们立刻到食堂去吃饭。
当时医院的手术室是一间简陋的平房，有时候我和哥哥会趁着护士不在手术室门外的时候，迅速地长驱直入，去看看正在给病人进行手术的父亲，看到父亲戴着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划开的口子伸进去，扒拉着里面的肠子和器官。父亲发现我们兄弟两个站在一旁偷看手术过程时，就会吼叫一声：“滚出去！”
我们立刻逃之夭夭。
然后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我突然写下了大面积的血腥和暴力。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洪治纲教授在二○○五年出版的《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这期间创作的八部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达二十九个。
这都是我从二十六岁到二十九岁的三年里所干的事，我的写作在血腥和暴力里难以自拔。白天只要写作，就会有人物在杀人，就会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着以后，常常梦见自己正在被别人追杀。梦里的我孤立无援，不是东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时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来的时候，我从梦中惊醒了，大汗淋漓，心脏狂跳，半晌才回过神来，随后发出由衷的庆幸：“谢天谢地！原来只是一个梦。”
可是天亮以后，当我坐在书桌前继续写作时，立刻好了伤疤忘了疼，在我笔下涌现出来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好像凡事都有报应，晚上我睡着后，继续在梦中被人追杀。这三年的生活就是这么地疯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写作的世界里杀人，晚上我在梦的世界里被人追杀。如此周而复始，我的精神已经来到崩溃的边缘，自己却全然不觉，仍然沉浸在写作的亢奋里，一种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奋。
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以前的梦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时候惊醒，这个梦竟然亲身经历了自己的完蛋。也许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梦见自己完蛋的时候仍然没有被吓醒。就是这个漫长的梦，让一个真实的记忆回来了。
先来说一说这个真实的记忆。“文革”时期的小镇生活虽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地枯燥和压抑。在我的记忆里，一旦有犯人被枪毙，整个小镇就会像过节一样热闹。当时所有的审判都是通过公判大会来完成的。等待判刑的犯人站在中间，犯人胸前都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反革命杀人犯、强奸杀人犯和盗窃杀人犯等等。在犯人的两旁一字排开陪斗的地主和右派，还有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犯人低头弯腰站在那里，听着一个个慷慨激昂的声音对自己长篇大论的批判，批判稿的最后就是判决词。
我生活的小镇在杭州湾畔，每一次的公判大会都是在县中学的操场上进行。中学的操场挤满了小镇的居民，挂着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场的主席台前沿，后面坐着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通常是由县革命委员会指定的人站在麦克风前，大声念着批判稿和最后的判决词。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绑，身后又有两个持枪的军人威风凛凛，那么这个犯人一定会被判处死刑。
我从童年开始就站在中学的操场上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会，听着高音喇叭里出来的激昂的声音，判决书其实是很长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毛泽东说过的话和鲁迅说过的话，其后的段落大多是从《人民日报》上抄下来的，冗长乏味，我每次都是两条腿站立得酸痛了，才会听到那个犯人是什么罪行。最后的判决词倒是简明扼要，只有八个字：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文革”时期的中国，没有法院，判刑后也没有上诉，而且我们也没有听说过世界上还有一种职业叫律师。一个犯人被公判大会判处死刑以后，根本没有上诉的时间，直接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声音响过之后，台上五花大绑的犯人立刻被两个持枪的军人拖了下来，拖到一辆卡车上，卡车上站立着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其气势既庄严又吓人。卡车向着海边行驶，后面是上千的小镇居民蜂拥跟上，或骑车或奔跑，黑压压地涌向海边。我从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个判处死刑的犯人，他们听到对自己的判决那一刻，身体立刻瘫软下来，都是被两个军人拖上卡车的。
我曾经近在咫尺地看到一个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车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绑在身后的双手，可怕的双手，由于绳子绑得太紧，而且绑的时间也太久，犯人两只手里面的血流早已中断，犯人的双手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苍白，而是发紫发黑了。后来的牙医生涯让我具有了一些医学知识，我才知道这样发紫发黑的手已经坏死。那个犯人在被枪毙之前，他的双手已经提前死亡。
枪毙犯人是在海边的两个地方，我们称之为北沙滩和南沙滩。我们这些小镇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车，所以我们常常事先押宝，上次枪毙犯人是在北沙滩，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滩了。当公判大会刚刚开始，我们这些孩子就向着海边奔跑了，准备抢先占据有利位置，当我们跑到南沙滩，看到空无一人，就知道跑错地方了，再往北沙滩跑已经来不及了。
有几次我们几个孩子跑对了沙滩，近距离观看了枪毙犯人。这是我童年时最为震颤的情景，荷枪实弹的军人站成一个圆形，阻挡围观的人群挤过去，一个执行枪决的军人往犯人的腿弯处踢上一脚，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后这个军人后退几步，站在鲜血溅出的距离之外，端起了步枪，对准犯人的后脑，“砰”地开出一枪。我感到，一颗小小子弹的威力超过一把大铁锤，一下子就将犯人砸倒在地。执行枪决的军人在开出一枪后，还要走上前去，检查一下犯人是否已经死亡，如果没有死亡，还要补上一枪。当军人将犯人的身体翻转过来时，我就会看到令我全身发抖的情景，子弹从后脑进去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洞眼，从前面出来后，犯人的前额和脸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们吃饭用的碗那么大。
接下来让我的讲述回到那个漫长和可怕的梦，也就是我亲身经历自己如何完蛋的梦。这个梦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底的某个深夜，睡梦中的我被绳子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大牌子，站在我们县中学操场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后站着两个持枪的军人，我的两旁站着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小镇名流黑笔杆子倒是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我梦中的台下挤满了乌云般的人群，他们的声音仿佛雨点般地响着。我听着高音喇叭里响着一个庄严的批判声，那个声音在控诉我的种种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杀人罪，最后是判决的八个字：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话音刚落，一个持枪的军人从后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举起了他手中的步枪，对准了我的脑袋，我感觉枪口都顶到了我的太阳穴。接着我听到了“砰”的一声枪响，我知道这个军人开枪了。梦中的我被击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来，而且还听到台下嗡嗡的人声。我觉得自己的脑袋被子弹击空了，像是砸了一个洞的鸡蛋，里面的蛋清和蛋黄都流光了。梦中的我顶着一个空蛋壳似的脑袋，转过身去，对着开枪的军人大发雷霆，我冲着他喊叫：“他妈的，还没到沙滩呢！”
然后我从梦中惊醒过来，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脏狂跳。可是与以前从噩梦中惊醒的情景不一样，我不再庆幸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梦，我开始被一个回来的记忆所纠缠。中学的操场，公判大会，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双手，卡车上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沙滩上的枪决，一颗子弹比一个大铁锤还要威力无穷，死刑犯人后脑精致的小洞和前额破烂的大洞，沙滩上血迹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复展现。
我扪心自问，为何自己总是在夜晚的梦中被人追杀？我开始意识到是白天写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这是因果报应。于是在那个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满冷汗的被窝里严肃地警告自己：“以后不能再写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
就这样，我后来的写作像潘卡吉·米什拉所说的那样：血腥和暴力的趋势减少了。
现在，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余悸。我觉得二十年前的自己其实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如果没有那个经历了自己完蛋的梦，没有那个回来的记忆，我会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写作里，直到精神失常。那么此刻的我，就不会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写下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个条件简陋的精神病医院的床上，面对巨大的黑暗发呆。
有时候，人生和写作其实很简单，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后一切都改变了。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这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就像社会的变化那样天翻地覆。当社会面目全非之后，我们还能认识自己吗？
我想，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医生也不会例外。事实上，我们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担忧和害怕，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过了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去，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国外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的护照又丢了，然后一身冷汗醒过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而且无论我是在开会演讲，还是在游山玩水，每隔四五个小时就会神经质地去摸一下护照是否还在口袋里。直到今天，我出国前整理行装时，首先考虑的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保证护照的安全，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十年的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惧。
我从事的工作是讲故事，用《巴黎圣母院》里吉普赛人的说法，我就是那种将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然后再向别人要钱的人。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错了什么。
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现在的女中学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三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始终在世界的九十多位和一百位之间。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地不平衡。
当上海、北京、杭州和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摩天大厦此起彼伏，商店、超市和饭店里人声鼎沸时，在西部的贫穷落后地区仍然是一片萧条景象。按照联合国一天收入只有一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穷人口在一亿以上。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令人震惊的。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即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梦想，就能够卷土重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
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的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
我在《兄弟》后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
我知道自己在《兄弟》里写下了巨大的差距，上部“文革”时代和下部今天时代的差距，这是历史的差距；还有李光头和宋钢的差距，这是现实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就像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年前的欧洲。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
三十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所以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
一个国家，两个世界
如果从伦理道德和处世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这六十年的社会变迁，那么家庭价值观的衰落和个人主义的兴起可以作为一条历史的分界线，显现出同一个国度里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过去时代的中国，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是没有空间的，如果个人想要表达自我诉求，唯一的方式就是投身到集体的运动之中，比如“大跃进”和“文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轰轰烈烈的集体运动中，个人的自我诉求必须和当时的社会准则或者说是政治标准完全一致，稍有偏差就会引来麻烦和厄运。用当时流行的比喻，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滴水，汇集到社会主义的大江大河之中。
在那个时代，个人只能在家庭中拥有其真正的空间。也就是说个人的自我诉求作为独立的意义，只能在家庭生活中表达出来。因此当时的社会纽带不是个人和个人之间联结起来的，而是家庭和家庭之间的联结。可以这么说，家庭是当时社会生活里的最小单位。
这就是为什么家庭价值观在中国人这里曾经如此地重要，夫妻之间的不忠被视为大逆不道。当时的社会伦理会让婚外恋者遭受种种耻辱，比如剃成阴阳头的发型游街，甚至以流氓罪被判刑。“文革”期间，由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夫妻相互揭发，父子反目屡有发生，不过这些事例只是出现在少数家庭，极大多数家庭则是空前团结。在当时外部环境的高压之下，人们十分珍惜家庭的内部生活，因为只剩下这一点点属于个人了。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飞速发展让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渗透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同样翻天覆地地变化了。于是，过去的伦理道德逐渐缺失，利益和金钱的处世哲学替代了过去革命的处世哲学。过去有过一句著名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今天的中国，已经让我们很难分清什么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什么是属于资本主义，我觉得草和苗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同一种植物了。
被压制已久的个人主义，在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里突然兴起，必然会冲击家庭价值观。其实，强调个人价值和遵守家庭价值之间本来不是矛盾，问题是我们的发展太快了，短短三十多年，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从一个人性压抑的时代来到了一个人性放荡的时代，从一个政治第一的时代来到了一个物质至上的时代。过去，社会束缚的长期存在，让人们只能在家庭里感受到些许自由；今天，社会的束缚消失之后，曾经让人倍加珍惜的家庭自由突然间无足轻重了。如今婚外恋越来越普遍，已经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当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舞台，可以充分地秀自己之时，过去意义的家庭在今天完全改变了，或者说现在的家庭不再像过去那样承载很多属于社会的功能。很多人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珍惜家庭，因为他们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了社会生活里，很少体现在家庭生活中。
过去的三十多年，我们的发展就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那样一路狂奔，我们全体都在后面大汗淋漓地追赶，我们追赶的步伐常常跟不上发展的速度。展望今后的十年，我觉得，或者说我希望，我们发展的速度应该慢下来，这匹脱缰的野马应该跑累了，应该放慢脚步了。
然后，我们可以在个人价值和家庭价值之间找到平衡。
哀悼日
今天是汶川地震的第一个哀悼日，下午两点二十八分，我住所楼下的街道上人群肃立，车辆排成长龙；我听到喇叭长鸣，还有阵阵汽笛声从电视里呼啸而出。
默哀之后，我重读了自己的旧作《夏季台风》。这部小说的写作开始于一九八九年夏天，完成于一九九○年冬天。
仿佛是故友重逢，亲切和陌生之感同时来到。这是一个有关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的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距离唐山千里之外的南方小镇。就像五月十二日下午汶川地震时，我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住所也摇晃起来，在住所安静以后，吊灯仍然在摇晃。我想，这就是影响。我在《夏季台风》里抹去了具体的地点，可是里面的感受全部来自于我十六岁时候的浙江海盐。现在我用四十八岁时汶川地震时的感受，重温了十六岁时唐山地震时的感受。影响就是这样，时间不能限制它，空间也不能限制它，它无处不在，而且随时出现。《夏季台风》与其说是一个关于地震的故事，不如说是一个关于对地震恐惧的故事。这个故事唤醒了我很多真实的记忆。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以后，我生活的海盐也发生了一次地震，于是人们纷纷露宿操场、空地和街边，那个夏天人人觉得唐山发生过的地震马上就要在海盐发生了。如同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由于当时信息的闭塞，只能依赖街头传言，唯一权威的声音来自县广播站的广播，可是我们县里广播站预报地震时的依据是来自邻县的广播，昨天刚说没有地震，今天又说有强力地震了。人们被县里的广播来回折腾，这个最具权威的声音到头来成为了最大的谣言中心。这个故事就是表达了这样的状态，人们在精疲力竭之后只剩下昏昏沉沉的状态。
哀悼日之后，恐惧和悲伤将会成为记忆。
奥运会与比尔·盖茨之杠杆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十多天，一家地方报纸捅出了一条惊人的新闻，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为了观看奥运，花一亿元人民币租下了距离水立方不到一百八十米的空中四合院。报道的方式是采访这家新开楼盘的售楼小姐，售楼小姐介绍了比尔·盖茨出手阔绰以后，更多地介绍了这家新开楼盘如何气派和高贵。
新闻一出，中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立刻纷纷转载，我想起码超过一亿人知道了北京这家新开楼盘。然后消息传到了美国，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正式给中国的媒体写信，声明这个消息是假的。几天以后，微软中国公司的董事长张亚勤先生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暗示，这条假新闻是房地产开发商利用奥运会和比尔·盖茨的炒作行为。在几家媒体的追问下，房地产开发商声称这条新闻不是他们发布的，是媒体自己虚构出来的，而最初发表这条新闻的媒体则坚持说是采访了售楼小姐，才得到了这条新闻。另外的媒体却迷上计算，比尔·盖茨如果花一亿元人民币租下这个顶层四合院的话，每平方米的租金超过五十万元人民币，这是一个荒唐的数字，就是买下这个顶层四合院，每平方米也不会高达五十万元。
今天中国的媒体上充斥了类似的假新闻，因为没有人会去追究假新闻制造者的法律责任。发布这样的假新闻属于欺骗行为，但是在中国，人们认为这只是忽悠而已，忽悠这个词可能很难翻译，它有欺骗的含义，也有炒作的含义，并且还有一些娱乐性的意思，总之是不要去认真对待。我倒是觉得用上杠杆这个词也不错，将奥运会和比尔·盖茨作为杠杆，让一个少为人知的楼盘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杠杆在华尔街的先生们和女士们那里，只是货币政策，只是投资的收益和损失，可是了不起的中国人将杠杆用到了日常生活里，这样的杠杆作用在今天的中国无处不在。比如中国的出版商和作者，喜欢拿美国好莱坞作为杠杆，一部刚刚出版的中文小说，还没有翻译成英文出版，就在中国的媒体上广为宣传，美国好莱坞要投资三亿美元将其拍摄成电影。就在我心里纳闷，从来没有听说好莱坞哪部电影的投资达到三亿美元时，杠杆已经到达八亿美元了。有两部小说在杠杆作用下确实成为了畅销书，这两部小说都是声称好莱坞要投资八亿美元拍摄电影，另外声称三亿美元投资的小说没有畅销，我想可能是没有利用好杠杆。
什么叫杠杆？在中国人这里就是一句俗语：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最安静的夏天
奥运会临近之时，天空上飞往北京的航班比以往舒服了很多，因为乘客减少了，这让我有些吃惊。其实在六月底，我在东京飞回北京的全日空航班上已经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只有一半的座位上坐着乘客。四天前我准备去一次南方，在网上订机票时又吃了一惊，机票的价格只是原价的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三十。我想现在乘坐飞机可能更加舒服，问题是航班起飞的时间也不确定起来。七月底我在杭州飞回北京的航班上，舱门关闭后足足等了五个小时才起飞，说是空中管制。到北京后一位杭州的朋友打电话过来，我告诉他刚下飞机，他在电话里笑着说：“你买的是不到两个小时的机票，让你坐了七个小时，便宜你了。”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也多少表达了中国人的些许传统价值逻辑。
另外一位朋友比我晚一天从上海飞回北京，也是在飞机上度过了七八个小时，他乘坐的是大飞机，宽敞的头等舱里只有四个人，他前面的乘客将座椅放平后呼呼大睡了五个小时，飞机准备起飞时，空中小姐轻轻拍醒他，要他摇起座椅靠背，他睡意朦胧地以为是在桑拿浴室里，马上说：“噢，买单。”这也是中国特有的，头等舱的常客先生，往往也是夜晚桑拿里的常客先生。
回想起七年前北京申奥成功后举国欢庆的情景，此刻历历在目。七年来中国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奥运的各项筹备工作之中，差不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满怀期待地度过这七个年头，人们都认为二○○八年八月的北京将是人头攒动、车水马龙，大街会像车站的候车室一样拥挤，世界各地和中国各地的人都将纷纷来到北京。机票都是原价，而且很难购买；宾馆爆满，价格会一涨再涨，于是出租自己的住房给外国和外地游客成为一些人的美好想法，这些人相信这一个月的租金会超过平常一年的租金，有些房东不惜代价，以补钱的方式赶走原来的租户，张开双臂准备迎接出钱更多的游客。
这时候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突然宣布辞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艺术顾问，很多中国人才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达尔富尔，至于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大部分中国人无暇顾及，他们把批评的声音倾泻到斯皮尔伯格一个人身上，然后又觉得斯皮尔伯格的举动其实是泥鳅掀不起大浪，不必认真。
事实上达尔富尔种族冲突二○○三年就爆发了，西方媒体宣称有二十万土著人被杀害，超过两百万人背井离乡。我个人很难相信这样的数字，达尔富尔每平方公里的居住人口不会超过七个，在人烟如此稀少之地杀害二十万人，这个数字确实令人怀疑。但是西方媒体众口一词，这个数字在西方也就成为了事实。
由于过度放牧，造成达尔富尔地区土地沙漠化，但是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的争夺，是达尔富尔危机的起源。人道主义危机爆发后，外国公司纷纷撤离达尔富尔，中石油这样的巨无霸中国企业乘机而入，再加上中国与苏丹的传统关系，中国在西方媒体中成为了替罪羊。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在西方已经沸沸扬扬了几年，可是在中国的媒体上几乎看不到相关的信息，直到斯皮尔伯格的突然辞任，其实他已经承受了很长时间的压力，普通的中国人才开始知道达尔富尔。北京奥运会自然成为了西方一些人权组织的目标，他们宣称要在奥运会期间组织一个多达十万人的达尔富尔代表团，在八月的北京举行一系列的抗议活动。
就在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达尔富尔问题的严重性时，三月中旬拉萨爆发了骚乱，接着四月时祥云火炬传递在巴黎被抢，在旧金山临时改道。也是四月，藏青会主席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公然宣称要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制造人体炸弹事件。
中国人突然意识到奥运会期间安全可能更加重要，在此之前的很多中国人认为恐怖活动只会发生在美国和欧洲，或者中东和南亚的部分地区，现在突然感到恐怖活动的脚步向我们走来了。七月二十一日昆明公交车爆炸案和八月四日喀什袭警案发出了这样的信号，恐怖活动不只是外来的，也会是本土的。
我的几个外地的朋友取消了奥运期间来北京的计划，几个北京的朋友带着家人去外地度假。出于奥运会期间的安全考虑，中国加强了保安措施，同时也收紧了签证，西方媒体批评其是“高筑签证壁垒”。中国人应该理解斯皮尔伯格的苦衷，西方也应该理解中国的苦衷，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愿意这样做：奥运会期间天上的飞机里乘客不多，地上的宾馆里人影寥寥。可是为了安全，只能这样。如果奥运会期间出现意外的伤亡，既是中国的不幸，也是世界的不幸。国外和国内的旅行社先后取消机票和宾馆的预订，于是就有了我在飞往北京的航班上人少的感受，我知道宾馆的入住率也是多年来最低的。一些产生污染的工厂临时关闭，建筑工地也临时停工，很多民工选择回家；为了保证北京的空气质量，汽车限行的政策也在七月二十日推出。
这两天我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感到车辆比以往的夏天明显减少，行人也比以往的夏天明显减少，七年来中国人期待中的奥运街头情景应该不是这样。我在想，我也许要在北京度过七年来最安静的一个夏天。
七天日记
星期六，九月二十六日
我今天仍然是在电钻打孔时抖动的声响和铁锤敲打时震动的声响里醒来，这样剧烈的响声就在我家的楼上，持续了将近两个月，有时候我觉得整幢大楼都在颤动。
我居住的这幢公寓二○○○年已经交付入住，现在我楼上的人家又在装修了。不断重新装修房屋，在中国的城市里司空见惯，因为我们是一个热衷于装修的国家。这幢大楼耸立在北京嘈杂的北三环旁，以往的日子里，我家临靠北三环两个房间的窗户是双层的，长期紧闭，以防噪音的入侵；最近两个月，我每天打开这两个房间的双层窗户，真诚地欢迎北三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噪音蜂拥而入，它们可以缓冲楼上的响声。电钻和铁锤的尖锐声让我感到心脏十分难受，当响声变得混杂以后，难受的只是耳朵了。为了保护心脏，我只能牺牲耳朵，这叫两害取其轻。
我打开电脑，上网去浏览一下我们国家目前最大规模的装修进展如何，我指的是六十周年国庆的各项准备工作。所有的网站都以喜庆的红色迎接我，国旗的图标几乎插满了我打开的每一个页面。对过去六十年的光荣回顾和祝福的话语仍然在首页的醒目位置，它们在那里待了有两个月，和我家楼上装修的时间差不多长。
天安门广场已经修缮一新，阅兵游行的演练也已经结束。新闻开始关注起了天气，气象专家们会商了十月一日的天气趋势，基本排除恶劣天气影响。北京气象部门声称针对阅兵、游行和晚会焰火，将会作出精细化预报。安全保卫仍然是今日新闻的要点。安保有了新的内容，不再只是防止恐怖袭击，防止拥挤踩踏也进入安保的范围。十月一日这一天，会有无数人前往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
偶尔浏览到一条几天前的新闻，北京市公安局宣称：在国庆安保的“惊雷行动”中，已破获各类刑事案件九千八百余起，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六千五百余名，打掉犯罪团伙三百六十余个。我心想：如果不是六十周年，这些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里，是否有一些人会继续逍遥法外？
一位西方记者打电话进来，询问六十周年对我有什么意义？我告诉他：六十周年对于我的意义，就是比五十九周年多了一年。
星期天，九月二十七日
我妻子说：“今天电钻好像没有响。”我好像也没有听到电钻声，只是有一些铁锤的敲打声。生活的趋势似乎在好转，还是不能乐观。这两个月里，有过几次电钻声突然消失，铁锤声也在减弱的时刻，可是就在我们满怀信心准备迎回安静的生活之时，可怕的电钻声和铁锤声轰轰烈烈地抢先回来了。所以我告诉妻子：“只有闻到刷墙的油漆气味，才意味着电钻和铁锤的使命结束了。”
远在浙江老家的父亲打来电话，这位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在六十周年大庆前夕接受了不少荣誉。他喜气洋洋地告诉我：省政府给他颁发了奖章，市政府给他颁发了奖杯，县政府送给他一床被子。当他知道我十月五日要去德国，就在电话里警告我：“到了德国，不许说中国的坏话。”
星期一，九月二十八日
楼上的电钻又响了。我对妻子说：“我知道它会回来的。”两个月的折磨之后，我的恼怒变成了无奈，我继续说：“他们不是在装修房屋，他们是拿着电钻和铁锤在墙壁里寻找宝藏。”
今天，北京地铁四号线开通运营，这对我的生活有着积极的意义，因为“人民大学站”就在我家楼下。CCTV也在今天推出了筹备已久的高清电视节目，可以让全国人民通过电视看到更加清晰的国庆盛典。
这两条消息意味着六十周年大庆的装修已经结束。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重大工程和项目都是抢在重大节日前完成。可是楼上的电钻和铁锤仍然不知疲倦地响着，我感到奇怪：一个国家的装修都结束了，一个家庭的装修还在进行。
星期二，九月二十九日
低沉、混沌和均匀的隆隆声在楼上响了一天。我利用了全部的知识和经验，仍然无法判断是什么机器在工作。我觉得隆隆的声波正在按摩整幢大楼，午饭后我睡着了一会儿。
星期三，九月三十日
天安门广场今天下午封锁了。明天有近三十万参加集会的群众，通过五十多个安检口进入广场，每个队伍到达指定位置的时间误差在十秒以内。据悉，是数学家和计算机专家精确地排列出来的。
网上有人在猜测和讨论，明天胡锦涛乘坐的阅兵车的车牌号码是多少？
星期四，十月一日
今天北京的天空像海洋一样湛蓝，白色的浮云犹如长长翻起的波涛。胡锦涛身穿中山装，似乎带上了一丝过去时代的气息，乘坐“京V 02009”牌号的国产红旗阅兵车，检阅了威武三军。
然后分列式开始，媒体形容他们：英武水兵、陆军雄姿、铿锵女兵、威猛武警。核导弹、常规导弹、巡航导弹、防空导弹、坦克、两栖突击车、装甲车、无人机、火箭炮的方队威风凛凛地经过；领队机梯队携彩色烟雾飞过之后，预警机、歼11战机、轰炸机、歼10、歼轰7A、加受油机梯队、女飞行员驾机，也飞越了天安门上空。此后，群众的游行队伍由六十辆彩车组成不同的方队，从天安门城楼前浩浩荡荡经过。游行队伍高举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巨幅画像。媒体欣喜地报道：四位领导人首次聚首天安门广场。
我们的媒体发出了千篇一律的颂扬和自豪之声：祖国强大昌盛，人民安居乐业。与此同时，官方网站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上出现了另外的声音。有人建议，在游行的方队里，应该增加失业大军方队和贪官方队。有人感叹：“生活艰难啊！穷人是没有节日的。”还有人向祖国倾诉：“祖国啊，让我们说声爱您不容易！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冤屈想向您诉说。我们的生活过得不如意，我们的自尊受到的伤害太多。”
也有很多网民表达了对祖国的祝福。面对网上两种不同的声音，有人幽默地建议，应该有一个网民方队走过天安门广场。“这个方队分成左右两部分。左半部由左派网友组成，一律用左脚踢正步，右脚走齐步；右半部由右派网友组成，一律用右脚踢正步，左脚走齐步。为了表示鲜明的立场，左右两派网友皆不摆动手臂。为了防止意外发生，这个方阵左右两部分的交界处由防暴警察手持透明防暴盾牌进行分割。尽管如此，仍不时有两边的网友朝对方互吐口水……”
星期五，十月二日
油漆的气味出现了，是从卫生间的排风口渗透进来的。然后我意识到，今天楼上没有发出响声。我心想，正常的生活终于要回来了。
录像带电影
可能是在一九八八年的某一天，那时我正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我从北京东部的十里堡来到西部的双榆树，挤进狭窄和慢速的电梯，然后用手指的关节敲响吴滨的家门。当时吴滨刚刚发表了一组《城市独白》的小说，意气风发地和王朔他们搞起了一家名叫海马的影视创作公司。现在我已经忘记了自己当时转了几次公交车，忘记了是在秋天里还是在冬天里从东到西穿越了北京城，只记得自己是独自一人，还记得自己那时留着胡须，而且头发遮掩了耳朵。我坐在并不比电梯宽敞多少的客厅里，从下午一直到深夜，我忘记了和吴滨刘霞说了什么话，也忘记了这对十多年前就分手的夫妇请我吃了什么，我只记得中间看了一部让我铭心刻骨的录像带电影，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
这是我有关八十年代美好记忆的开始，录像带电影美化了我此后两年的生活。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去朱伟在白家庄的家，当时朱伟是《人民文学》的著名编辑，后来他去三联书店先后主编了《爱乐》和《三联生活周刊》。白家庄距离鲁迅文学院所在的十里堡不到五公里，认识朱伟以后我就不愿意再去遥远的双榆树欣赏录像带电影了。我曾经在街上遇到刘霞，她问我为什么不去看望她和吴滨了，我说太远了。然后我问她：你们为什么不来看望我？刘霞的回答和我一样，也说太远了。
那时候我住在鲁迅文学院的四楼，电话就在楼梯旁，朱伟打来电话时经常是这样一句话：“有好片子。”这时候他的声音总是神秘和兴奋。到了晚上，我就和朱伟盘腿坐在他家的地毯上，朱伟将白天借来的电影录像带塞进录像机以后，我们的眼睛就像是追星族见到了心仪的明星一样盯着电视屏幕，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我和朱伟是当时录像带电影的绝对粉丝。我们一起看了不知道多少部录像带电影，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等现代主义的影片。这些电影被不断转录以后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且大部分的电影还没有翻译，我们不知道里面的人物在说些什么，模糊的画面上还经常出现录像带破损后的闪亮条纹。我们仍然全神贯注，猜测着里面的情节，对某些画面赞叹不已。我还记得，当我们看到电影里的一个男人冷漠地坐在角落的沙发上，看着自己和一个女人做爱时，我们会喊叫：“牛！”看到电影里一些人正在激烈地枪战，另一些人却是若无其事地散步和安静地坐在椅子里看书时，我们会喊叫：“牛！”当格非来到北京时，盘腿坐在朱伟家地毯上看录像带电影就是三个人了，喊叫“牛”的也是三个人了。
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第一次见到苏童，那是八九年底的时候，朱伟打电话给我，说苏童来了。我记得自己走进朱伟家时，苏童立刻从沙发里站起来，生机勃勃地伸出了他的手。不久前我在网上看到苏童在复旦大学演讲时，提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说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感觉是他们街上的孩子来了。回想起来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虽然我和苏童第一次见面时已经二十九岁了，苏童那时二十六岁，可是我们仿佛是一起长大的。
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看的录像带电影就是伯格曼的《野草莓》。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把八部革命样板戏看了又看，把《地雷战》和《地道战》看了又看，还有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和《勇敢的人们》等等，还有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和《鲜花盛开的村庄》，前者让我哭肿了眼睛，后者让我笑疼了肚子。“文革”后期罗马尼亚电影进来了，一部《多瑙河之波》让我的少年开始想入非非了，那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里看见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抱起来，虽然他们是夫妻。那个男人在甲板上抱起他的妻子时说的一句台词“我要把你扔进河里去”，是那个时代男孩子的流行语，少年时期的我每次说出这句台词时，心里就会悄悄涌上甜蜜的憧憬。“文革”结束以后，大量被禁的电影开始公开放映，这是我看电影最多的时期。“文革”十年期间，翻来覆去地看样板戏，看《地雷战》《地道战》，看阿尔巴尼亚朝鲜电影，“文革”结束后差不多两三天看一部以前没有看过的电影，然后日本电影进来了，欧洲电影也进来了，一部《追捕》我看了三遍，一部《虎口脱险》我看了两遍。我不知道自己看了多少电影，可是当我在一九八八年看完第一部录像带电影《野草莓》时，我震惊了，我第一次知道电影是可以这样表达的，或者说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电影。那天深夜离开吴滨的家，已经没有公交车了，我一个人行走在北京寂静的街道上，热血沸腾地走了二十多公里，走回十里堡的鲁迅文学院。那天晚上，应该说是凌晨了，录像带电影《野草莓》给予我的感受是：我终于看到了一部真正的电影。
给塞缪尔·费舍尔讲故事
“我是一个渔夫。”塞缪尔·费舍尔说，“余先生，请你给我讲讲中国的捕鱼故事。”这时候我们坐在巴德伊舍的河边，仰望河流对面静止的房屋和房屋后面波动的山脉。夏日午后的阳光从山脉那边照射过来，来到我们这里时，阳光全部给了我的这一边，塞缪尔·费舍尔那边一丝阳光也没有，他坐在完全的阴影里。我们中间的小圆桌上呈现出一道明暗分隔线，我这边是金黄色的，塞缪尔·费舍尔那边是灰蓝色的。
我说：“费舍尔先生，我感到我们像是两张放在一起的照片，一张是彩色照片，一张是黑白照片。”
他点点头说：“我也感受到了，你在彩色里，我在黑白里。”
我用防晒霜涂抹了脸部，然后递给他，他摆摆手表示不需要。我看看他坐在宁静的灰蓝色里，心想他确实不需要。我戴上墨镜，向着太阳方向眺望，发现蓝色的天空里没有一丝白云。根本就没有云层遮挡阳光，为何我们这里却是明暗之分？我喃喃自语：“真是奇怪。”
塞缪尔·费舍尔洞察到了我的想法，他淡然一笑：“余先生，你还年轻，到了我这把年纪，什么奇怪都不会有了。”“我不年轻了。”我说。
塞缪尔·费舍尔轻轻地摇晃了一下手指说：“我在你这个年纪时，易卜生和豪普特曼正在我的耳朵边吵架。”“费舍尔先生，”我说，“如果你不介意，能告诉我你的年龄吗？”“不记得了。”塞缪尔·费舍尔说，“就是一百五十岁生日那天的事，我也忘记了。”“可是你记得S. Fischer出版了我的书？”我说。“这是不久以前的事，所以我记得。”塞缪尔·费舍尔继续说，“不过，我忘记了是巴尔梅斯，还是库布斯基告诉我的。抱歉的是，我没有读过你的书。”“没关系。”我说，“巴尔梅斯和库布斯基读过。”“给我讲讲你捕鱼的故事吧。”塞缪尔·费舍尔说。
我说：“我做过五年的牙医，可以给你讲几个拔牙的故事。”“不，谢谢！”塞缪尔·费舍尔说，“你一说拔牙，我就牙疼。或许巴尔梅斯和库布斯基会喜欢，可我喜欢听捕鱼的故事。”“或许，”我接过他的话说，“托马斯·曼和卡夫卡他们可以给你讲讲捕鱼的故事。”“他们，”塞缪尔·费舍尔嘿嘿笑了，“他们就想和我玩纸牌……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输了不给我钱，而我赢了还要给他们钱。”
塞缪尔·费舍尔看着我问道：“你喜欢玩纸牌吗？”
我说：“有时候。”“什么时候？”“和巴尔梅斯和库布斯基在一起的时候，也是我输了不给钱，他们赢了还要给我钱。”
塞缪尔·费舍尔又嘿嘿笑了，他说：“作家们都是一路货色。”
我惊讶地发现塞缪尔·费舍尔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而且没有一丝外国人的腔调。如果不是看着他的脸，我会觉得是在和一个中国人聊天。我说：“费舍尔先生，你的中文说得真好，你在哪里学的？”“中文？”塞缪尔·费舍尔摇摇头说，“我从来没有学过。我倒是见过，中文是很神秘的语言。”“你现在说的就是中文。”我说。“我一直在说德语。”塞缪尔·费舍尔认真地看着我，“余先生，你的德语说得不错，像一个地道的法兰克福人。”“不！”我叫了起来，“我一直在说中文，我根本不会说德语。”
在巴德伊舍的这个下午，奇妙的事情正在发生，塞缪尔·费舍尔说出的德语来到我这里时是中文，我说出的中文抵达他那里时是德语。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梦中也没有过。“真是奇怪，”我感叹起来，“我说中文，你听到的是德语；你说德语，我听到是中文。”“你们这个世界里的人总是大惊小怪。”塞缪尔·费舍尔用手指的关节轻轻敲打着圆桌灰蓝色的那一面，表示这个话题结束了。随后他再次说：“我是一个渔夫，给我讲讲你的捕鱼故事。”“好吧。”我同意了。
我首先向塞缪尔·费舍尔说明，我要讲的不是渔夫的捕鱼故事，也不是牙医的捕鱼故事，而是一个中国孩子的捕鱼故事。
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正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成长，一条小河从我们的小镇中间流淌过去。小河里没有捕鱼的故事，只有航运的故事，捕鱼的故事发生在乡间的池塘里。当时我家还没有搬进医院的宿舍楼，还居住在一条小巷的尽头。我在夏天早晨打开楼上窗户看到的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几个池塘散落在那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仿佛是田野的眼睛。我们小镇四周的田野里有不少池塘，夏季常常没有雨水，干旱的稻田就需要池塘里的水来灌溉。
童年的夏天在我记忆里炎热和无所事事，如果传来水泵的抽水声，那么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我们这些穿着短裤背心的男孩向着水泵发出的声响奔跑过去，团团围住正在抽水的池塘，看着池水通过水管流向近旁的稻田。那时候的池塘仿佛正在下沉，当水面逐渐变浅时，水中的鱼开始跳跃了，我们在岸边欢蹦乱跳，我们和鱼一起跳跃。池水越来越浅，池底的淤泥显露出来后，鱼儿们在残留的水里还在努力跳跃。我们这些男孩将身上的背心脱下来，一头系紧了变成布袋，踩进池塘的淤泥里，把鱼一条一条地抓进用背心改装的布袋，这些鱼还在拼命挣扎，从我们手里一次次滑出，我们再一次次地抓住它们……这不是捕鱼，这是捡鱼。
我和哥哥各自提着装满背心布袋的鱼回到家中后，不是马上将鱼放进水缸里，而是找来两根绳子，将绳子从鱼嘴里穿进去，从鱼腮处穿出来。然后重新穿上沾满鱼鳞的背心，我把穿在绳子里的鱼斜挎在身上，我哥哥则是提在手里，我们两个大摇大摆地走向了父母工作的医院。我们得意洋洋，我们背心上沾着的鱼鳞在阳光里闪亮，很像现在那些明星们亮闪闪的衣服。我斜挎在身上的鱼有十多条，我觉得身上像是斜挎着子弹匣子，我的双手一路上都在做出冲锋枪扫射的动作，嘴里“哒哒”地叫个不停。有几条鱼还在挣扎着用尾巴拍打我的身体，我只好暂时停下嘴里扫射的“哒哒”声，命令它们“不许动，给我缴械投降”。我哥哥相对沉稳，面对街道上人们惊讶的啧啧声，他昂首阔步，一副趾高气扬的表情。
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里，人们一年里难得吃上几次鱼和肉，看到两个男孩身上挎着和手里提着三十来条大小不一的鱼，街上的行人羡慕不已，纷纷走过来打听是从哪里捕来的。我的嘴里正忙着“哒哒”的冲锋枪扫射声，我哥哥回答了他们。他们急切地问那个池塘里还有鱼吗，我哥哥一脸坏笑地欺骗他们说还有很多鱼。他们有人开始向着那个池塘的方向奔跑，可是迎接他们的只有池塘里的淤泥了。
我们炫耀之旅的目的地是医院，我们的父亲正在手术室里忙着，我们走进了母亲所在的内科门诊室。正在给病人开处方的母亲看到我们满载鱼儿进来，自然是笑容可掬，同时抱怨我们背心上都是鱼鳞，说她清洗时会很麻烦。坐在母亲对面的医生只有一个女儿，十分失落地说她要是有儿子就好了，儿子会给她捕来很多鱼，而她的女儿只会吃鱼。我母亲就让我哥哥给她几条鱼，我哥哥解开绳子，慷慨地取下了五条鱼给了她。她立刻喜气洋洋了，用了不少动听的词汇夸奖我哥哥，还说等她女儿长大了就嫁给我哥哥，弄得我哥哥满脸通红，伸手指着我连连说：“嫁给他，嫁给他……”
塞缪尔·费舍尔听完了我的捕鱼故事，他愉快地笑着说：“我小时候也在干旱后暴露出来的河床淤泥里抓过鱼……你们把鱼穿在绳子里走上大街的情景，我喜欢。”
我眺望远处，感到太阳从一个山峰移到了另一个山峰上，可是我和塞缪尔·费舍尔之间小圆桌上的明暗分隔线没有丝毫变化。塞缪尔·费舍尔所处的地方是那么地安静，人们在那里无声地走动，还有一些老式的汽车在无声地行驶；而我所在的地方却是喧哗嘈杂，人声、汽车声不绝于耳，有几个骑车的眼看着就要撞到我身上了，他们拐弯后又远离我。我感觉到风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从我这边吹过去，有时候从他那边吹过来。我这边的风热气腾腾，夹杂着鲜花的气息和烤牛排的气息；从他那边吹来的风十分凉爽，只有纯粹的风的气息。
塞缪尔·费舍尔说：“余先生，请你再说一个捕鱼的故事。”
我摘下墨镜，用手擦了一下满脸的汗水。我端详身旁的塞缪尔·费舍尔，他脸上一颗汗珠也没有。我戴上墨镜后，让思绪再次回到童年。
在中国，每个县都有人民武装部，这是军队的编制，不过这些军人的主要工作是训练民兵。人民武装部的军人那时候十分贫穷，他们嘴馋的时候也会想到来池塘里捕鱼。他们捕鱼的方法简单粗暴，就是往池塘里扔一颗手榴弹，把鱼炸死炸昏迷了浮到水面上，他们就用网兜捞鱼。
我们这些孩子只要看到人民武装部的几个军人手里提着两颗手榴弹和一只麻袋，肩上扛着绑上网兜的长长竹竿，就知道他们要去捕鱼了。我们紧随其后，来到他们选定的池塘后不敢站得太近，我们对手榴弹十分敬畏。那几个军人也站在离池塘二十米左右的地方，其中一个军人拿着手榴弹走到池塘近旁，拉弦后把手榴弹扔进池塘时他立刻趴到地上。一声爆炸后，池水像喷泉一样冲起。等我们跑到池塘旁边时，池里的鱼全部漂浮在水面上了。为什么军人要提着两颗手榴弹？其实炸鱼一颗手榴弹就够了，另一颗手榴弹是专门对付我们这些孩子的。当我们准备跳下池塘抓鱼时，一个军人就会举起手榴弹高声喊叫，威胁我们马上就要将手榴弹扔进池塘了，我们吓得转身逃跑。然后，他们从容不迫地用网兜捞鱼了。“用手榴弹炸鱼，以前的德国兵也干过。”塞缪尔·费舍尔笑着说，他举起食指，“请再讲一个故事，余先生，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故事说什么呢？我看着巴德伊舍的河水碧波荡漾，思绪在中国童年的记忆里四处寻找。几分钟以后，我找到了一个电力局工人的捕鱼故事。这些家伙捕鱼的方式十分隆重，他们将一台小型发电机搬到板车上，带上网兜和装鱼的麻袋，拉着板车招摇过市，人们一看就知道这些家伙要去干什么。他们来到田野里的一口池塘旁，将板车上的发电机发动了，在“突突”的响声里，他们将两根电线插进水里。池水立刻波动起来，随后鱼儿一片片地浮现出来，那情景像是万花齐放一样壮观。
电力局的工人和武装部的军人是一丘之貉，为了防止我们这些孩子下水抓鱼，一个工人用网兜捞鱼时，另一个工人手里拿着两根电线站在水边，看到我们的手往水里伸去时，立刻将电线插进水里，让我们尝尝触电的滋味。可是电的威慑力远不如手榴弹，我们中间有几个勇敢的孩子坚定地站在水边，只要看到工人的网兜伸进池水里捞鱼，就近迅速抓起一条鱼来。
那个拿着两根电线的工人十分为难，因为他要电孩子时，也会电到他的同事。他开始用假动作迷惑孩子，当网兜伸进水里时，他假装要将电线插进水里，孩子们吓得立刻缩回伸出的手。那个用网兜捞鱼的工人哈哈笑着，也做起了假动作，网兜进水后立刻抬起，拿着电线的工人心领神会，马上将电线插进了水里，那几个勇敢的孩子被电了几次，他们触电后浑身乱抖，尖叫地跳离水边。然后，这几个孩子也学会了做假动作。三方都做假动作就乱哄哄了，几个孩子假装将手伸向水面迷惑拿着电线的工人，骗他一次次徒劳地将电线插进池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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