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上海民生发展报告(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泠一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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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海民生发展报告试读：

2015年12月的冬至前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首都北京召开。这是时隔37年后，城市工作会再度召开，并从“全国”层面升格为“中央”层面。和上次城市工作会议所受争议大相径庭的是，本次会议共识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会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毫无疑问，城市化在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和进步标志是无法替代的。一、1978年的困境与上海

1978年被当代的历史学家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小平同志以总设计师的形象开始著称于世。当时的中国，是个贫穷的国度；内乱刚刚结束，思想还未彻底解放；户籍制度，像铁幕一样隔开着中国的农村和城市。与此同时，积压了多年的农村知青返城潮，困扰着每个家庭、每座城市的管理层直至中央；计划体制无所不包却又无所作为，多达76种票证统管的民生物资成为短缺经济的象征。城市是灰色的，高楼是罕见的，甚至还有居民自行建造的平房瓦屋。那时，城乡居民穿戴打着补丁的衣服，并以此为艰苦奋斗的道德符号。精神层面上，雷锋是青少年的最佳偶像；娱乐层面上，公园里的集体交谊舞反复被社会舆论质疑。

那时的上海怎么样呢？是毫无疑义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因商业繁荣和工业体系齐全而充满着优越感。南京路，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街；她派出的裁缝、厨师和美发师，甚至孵育了王府井的色彩。人民广场一侧的国际饭店，仍然是小学课本中的中国城市第一高楼；她和横跨苏州河的外白渡桥、徐家汇的万人体育馆一起，成为外地游客和新婚照片的最佳取景地。虽然同处票证时代，但上海滩的市民生活更加精致。度量衡上“半两”单位的粮票，似乎是上海独有的，是为了城隍庙的蟹粉小笼；零碎的细布组合成单纯的领子，挺括在上海人“高傲的脖子”上；上海制造的万吨轮，近洋捕捞的海鲜成为节日的欢庆佳肴；上海男人还有鲁班的手艺，逛逛家具店就能打造出同款式的木器、藤器和竹器。不过，那时人们眼中的“大上海”，是断然不包括浦东的，过江则是沿袭了半个多世纪的轮船摆渡。地域上还细分为“上只角”和“下只角”，各自的代表就是静安和闸北。

不仅是上海，其他省份同一座城市的内部，也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城乡两元结构。1978年的无锡，城区的燃料是凭票供应的煤球（后来进化为煤气），郊区的燃料是丰收之后的秸秆（后来进化为沼气）；副食品方面，城区的小家庭凭证去菜市场采购鸡鸭鱼肉，郊区的大家庭完全依靠圈舍自家饲养的家禽畜牧。无锡当年的城乡收入差异极其明显，大体上是工人家庭一季度的工资多于农民家庭全年的收入；工人家庭炫耀的是售价120元的上海牌手表，农民家庭比较自豪的则是30元一只的三五牌闹钟。所以一有机会，农民就要进城，不管是无锡还是上海。

而从1978年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到汪道涵出任市长的1985年，上海城市贡献的第一角色仍然是服务全国。当时的中央部委、研究机构和上海社科院一起，直接规划了上海的战略蓝图，浦东进入研究视野，规模利用外资成为发展路径，第三产业的概念出现在红头文件中。在区域定位方面，如今全面进入开发状态的虹桥枢纽、浦东机场、临港新城、闵行滨江以及徐家汇、北外滩、北上海、五角场等城市副中心，无一遗漏地被“高瞻远瞩和功能规划”一番。那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的短缺。所以根据当时的中央城市工作方针，上海一方面加大轻工业产品的投资，同时还是宝山县和金山县的上海滨海区域分别承担炼钢和石化功能。不久，宝山钢铁总厂和金山石化总厂就分别成为全国城市建设的原料供应商。

如果用现在的眼光去看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发展路径以及若干年后的浦东开发战略决策，其高瞻远瞩的水平就是本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决议所称道的“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今后，“城市发展要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我觉得这对上海以及周边区域，要求甚高。二、城市化的憧憬与“城市病”

我们的先贤和先人，对城市的憧憬由来甚久。如果没有城市和寄托于城市的文明，中国文化就会像巴比伦一样中断。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拥有城市实体形态和城市经济概念的国家。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城市生活的雏形，汉代的城市分工就明确了基础建设、市政管理和税务征收等衙门职责。唐代，国都长安即如今的西安就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城市，外国人可以在此参加科举考试并录用为公务员；各类、各民族的文化演出在此层出不穷，造纸、纺织、算术等科学技术在此得以充分交流。从宋朝开始，中国城市的选址由沿河发展到沿海，经济层面开始和对外贸易挂钩。而一旦和对外贸易挂钩，就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了，换言之，就不能自说自话或者简单地靠天吃饭，就得有风险意识、契约概念、结算手段和远景计划。所以，宋朝就出现了消防、印章、纸币和港口等城市新要素。那时上海属于松江府，有着完整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方案，税收大头也是交纳中央。

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在众多丰富的展览中，用现代电子显示手段复活的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景象《清明上河图》，得到了交口称赞。很多年轻人愿意穿越回去，过一段北宋的生活。不过，杭州旅游特色基地宋城的相关试验表明，没有钟表、没有电灯、没有通讯的“古代社会”，是吸引不了年轻游客多少天的。抛开《清明上河图》美轮美奂的场景，最现实的还是城市的现代挑战。

有学者以新中国成立后百年为时间下限，各以三分之一左右光景为阶段，和笔者讨论起以城市经济为主题的发展标杆概念。经过反复考虑，笔者大致这样划分：从1949年到1977年，中国基本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城市所集聚的工业经济体量占国民经济比重过半；从1978年到2015年，中国基本实现了人口的城市化，661座城市（包括4个直辖市、283个副省级和地级市、374个县级市）所集聚的人口超过了7亿多，占全国人口比例已经达到55%；而从2016年到2049年，则应该是中国基本实现城市的智能化，与此同时，还能够有效引领全球化。

应该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新中国得以立国的根本保证，也是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基本舞台。和其他领域一样，新中国对于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个漫长的过程，期间有过阵痛和幼稚，而其中的一些过失，更是历史因素和决策条件的限制所然。我们都知道20世纪50年代初建筑学家梁思成上书党中央的典故，因为古都北京水源地的匮乏和中轴线的完整，他强烈反对兴建首钢和其他重工业设施。很不幸，他和主张计划生育的人口学家马寅初一道被“非理性地批判”。因为当时战乱刚刚结束的北京，产业工人和复员军人的“饭碗”需要重工业来“大量制造”，否则无法保证首都的生活安宁和建设的基本劳力。但如今，首钢早就迁出了首都，到临海的唐山寻求更理想的可持续发展，过度的城市开发正被制止。

正如本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所号召的，未来的中国社会，必须“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我们开始明白什么叫“城市病”！这一概念，最早由荷兰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联合提出，指人们为了脱离农村而拥进城市，但在向往现代化社会生活的同时，破坏了“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平衡，最终导致了城市内部生活品质差异过大、生态环境趋向恶劣并影响宜居、公共服务长时期无法实现均等化等“病症”。因此，城市病在学术界也被称为“荷兰病”，上海也积累了不少“病症”。三、大城市的瓶颈与局限

2015年末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鲜明地提出，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并强调：“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规律。城市和经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城市发展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人口和用地要匹配，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必须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切实做好城市工作”。在我看来，这一论述不仅是对规律的尊重，也是对承载力的深刻理解。

我们都曾经熟悉这样富有情感色彩的话语——“北京，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圣地；上海，是海纳百川的东方之珠”。从文化和气质上理解，这样的话永远是正确的。但历经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以四个直辖市为代表的中国特大城市，无一不面临着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多重压力，出现了发展中的局限和不转轨就无法破解的城市瓶颈。如上海，在提出“海纳百川”概念的时代，她的人口还只是200多万；苏州河北岸还未充分开发，黄浦江沿线还有足够的物理空间来吸纳全国各地的移民和人才。一旦由计划体制进入商品经济，多余的城郊土地立即用来兴建高楼、开发区和外资企业，副食品的供应似乎不再是个问题。

然而，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如今的上海常住人口突破了2400万，超过了澳大利亚的总人口；而上海的行政辖区仍然是6400平方公里。瓶颈并不突兀：先是遇到蔬菜供应，尤其是冬季和夏季极端气候笼罩时，绿叶菜的断档自然让市民抱怨不已；于是供应链越拉越长，北至内蒙古和黑龙江，南至广东和海南，都有上海的菜篮子基地。其次，是住宅在单纯人均面积的改善之后，离中心城区越来越远；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通勤，成了工薪阶层的头痛之事，轨道交通虽然已经以600公里的规模雄居世界城市之最，但一旦发生故障后的脆弱性早就显露无遗。再次，新上海人自然要融入这座特大型城市，但房价居高不下、房租日益上涨，分期还贷的债务时时敲打着收入的“神经”，如果是企业人，抗经济波动的风险更是极为低下。同时，养老、医疗、基础教育、公共文化等城市以往引以为豪的标志性资源，供应能力基本上接近极限。还有就是环保压力与日俱增，城市热岛效应导致的暖冬成为本世纪以来上海的新常态，冬季的雪居然成为奢侈品！

关于上海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笔者曾经和科学家们联合研究多年。这是负面清单式的研究，课题本意大致是到达多少常住人口规模， 6400平方公里的上海不能产出市民需要的日常淡水供应量；乃至人口进一步膨涨到哪个基数，空气中的供氧量不足了。当然，不能被动地等到这一负面状态的到来。所以，上海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案就提出了若干底线，是完全符合城市发展规律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的。如上海市委提出，“十三五”阶段的上海“要守住四条底线：一是守住常住人口规模底线，把常住人口不超过2500万作为长期调控目标；二是守住建设用地总量底线，未来几年增量要逐年减少，规划建设用地总量只减不增、实现负增长；三是守住生态环境底线，在大气、水、土壤等关键领域加大治理力度，标本兼治、源头治理，综合监管、严格执法；四是守住安全底线，保障城市生产安全和运行安全”。而前三条底线，反映的就是上海承载能力的极限。四、城区更新与城市记忆

应对上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必须更新产业规划和战略思维。如到2020年，上海要建成国际航运中心城市。目前，上海港的吞吐量已经连续数年排名全球第一。未来的上海，不应该再单纯追求吞吐量的集装箱指标。集装箱交割这种基本业务，完全可以在岛屿码头或离岸空间予以智能化地完成；这样一方面直接提升航运中心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将有助于极大地解放上海地面的物流压力。同时，航线交易、新航线的开辟、航运金融、航运仲裁等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业务，应该是上海谋划“一带一路”战略空间的首选。同样的道理，上海应将制造业更新为“智造业”；让信息、创意、研发和互联网＋一起，成为新发展动力。

当然，城市不仅是市场和生产要素的集结空间，还是生活和情感记忆的魅力世界。所谓“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什么会深入人心，我想恰恰是彼此需要托付的情怀。如果没有文化特质和城市记忆，就好比人没有了灵魂。此番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决议，最让笔者感动的、乡愁式的陈述就是——要加强对城市的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划和管控，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以及“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

对此，有评论感慨地指出：历史文脉、文化遗产、传统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没有故宫的北京，没有大雁塔的西安，没有西湖的杭州，没有园林的苏州，没有布达拉宫的拉萨，令人难以想象。而在上海，海派文化应该就是上海的灵魂。

最近，笔者考察了海派文化的发祥地——作为上海中心城区的虹口区以及“十三五”阶段面临改造和更新的四川北路商业街。四川北路在上海开埠后不久，就已深刻地影响着上海社会的运行，甚至对中心城区的气质起到了积淀的作用。现在的人们比较不同时代的四川北路，其区域位置和基本走向当然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而怀旧的则是20世纪90年代的景气。有专家告诉我，四川北路比其他商业街更多地聚集了文化元素。如果更准确地说，她集聚了能够代表上海历史的海派文化元素。但从“十三五”发展和未来新趋势来看，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旧的“海派文化”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目标群体为本地人、外地人（主要是华东地区）、南洋华人、港台侨胞。新的“海派文化”需要突破地域上的局限性，彰显更多发展活力的存在。因此，未来四川北路文化基因的培育，还需加紧破题。

也就是说，“十三五”期间的四川北路在文化基因的肥沃土壤上应有新的收获，在文化更新方面做好积极布局。比如说，要把音乐这一新生活力量打造成为四川北路的王牌，就要进一步超出一般“音乐谷”“乐器城”之类的布局。我认为应该打造能够吸引消费能力的“音乐季”，甚至是主题鲜明的“儿童音乐季”“玫瑰音乐季”（匹配2月14日前后的消费潮）“圣诞音乐季”“犹太音乐季”等日后能持续成上海口碑和海派品牌的活动，让文化时尚和商业时空彻底交融。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没有必要担心派来的节日“有什么负面作用”；对于需要凝聚人气、景气的商业街来说，“情人节”“圣诞节”是很管用的天然添加剂。我们都知道甜爱路上每逢这几个节日（也包括传统的七夕），情侣们都来涂鸦，如同把“爱心锁”留在著名的桥梁上。有管理者向我表示很厌恶，但年年如此。我觉得还是在文化更新方面思维不够，如果在“情人节”给予情侣们甚至个性定制“音乐季留韵”，让其采购后带走，或者参加任何主题的“音乐季”活动，都能付费印上烙印虹口背景的邮票、明信片、油画框，会有什么不同呢？我相信，除了凝聚消费能力，还有就是对四川北路的情感积淀。老一辈人很精辟地说，四川北路是整整一代人的情感；而“十三五”，我们还得考虑下一代人的情感。总报告一关于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调研报告上海市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组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一项国家战略，也是上海主动适应全球科技竞争和经济发展新趋势，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和重大选择。在沪全国人大代表十分关心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按照全国人大及市人大部署安排，2015年6月成立了“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专题调研组，围绕“创新人才发展”和“创新成果转化”两方面开展调研，了解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前期基础、当前状况、重点难点问题、制度政策瓶颈等，同时把握上海与全国的关系，吸收借鉴国内外主要科技创新中心的做法经验，进而立足全局提出国家进一步支持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意见建议。

6—8月，调研组集中时间、深入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了专题调研。一是收集整理了国内外的文献资料，特别是研读了国家、上海市和部分兄弟省市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方面近期出台的新文件、新政策；二是听取了市发改委、科委、经信委、人社局等有关部门关于科创中心建设的专题介绍；三是赴上海张江、浙江杭州、广东深圳等地考察学习，与相关部门、科研院所、企业代表进行座谈交流，实地了解当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科技创新的最新进展。在开展集中调研、深入研讨的基础上，结合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最后形成本调研报告。一、上海推进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的进展情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精神，自2014年5月以来，上海市委市政府集全市之力，全面深入研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一重大命题。重点推进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列为市委一号调研课题。 2014年6月起，市委市政府用近一年时间，动员方方面面力量，广泛调查研究，开展专题讨论，充分征询意见，形成了一系列调研成果。同时，各分管市领导结合分管领域，带领相关部门开展了专题调研，进一步充实了一号课题的调研成果。

二是制定出台《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2015年5月，市委十届八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以下简称“科创中心22条”）。“科创中心22条”是上海推进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的指导性文件，明确提出了科创中心建设的基本思路和奋斗目标，并从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人才发展、创新创业环境营造和重大科技创新布局四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三是抓紧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和实施意见。上海围绕“科创中心22条”拟制定9个配套文件。6—8月，《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人才新政20条”）《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关于科技金融服务创新支持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科技金融20条”）等相继向社会公布。其他6个配套政策和实施意见或已出台实施，或正在制定完善中，涉及科技成果转化、国有企业科技创新、政府科技投入、知识产权执法保护等方面。

四是加快推进重大创新平台、重大战略项目、高峰高原学科建设。上海提出要在张江上海光源、蛋白质科学设施等重大科学设施基础上，建设世界级大科学设施集群。7月底，全球生命科学领域首个综合性的大科学装置——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在张江通过国家验收。同期，市政府与中科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共同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等开展深度合作。此外，为发挥一流学科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支撑作用，上海投入财政资金36亿元，于2014年年底启动了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

五是积极向国家争取创新试点。目前，上海已向国家有关部门上报了两个方案。一个是上海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目前上海已成为首批试验城市，拟在知识产权、人才流动、金融创新、激励机制等方面争取试点。另一个是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方案，目的是要集聚世界一流科研机构和人才，着力突破一批重大科学难题和前沿科技瓶颈，填补国内外技术空白。二、本次调研开展的基本思路

调研组希望通过调研，围绕“创新人才发展”和“创新成果转化”两个方面，进一步查找分析影响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思路和对策建议。在开展调研的过程中，主要有三方面考虑。（一）关于调研的站位视野问题

中央对上海提出的目标是“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所谓“全球影响力”，就是上海在加强科技创新上，不只是要努力当好全国的排头兵，更要始终站在全球的高度来谋划和推进科创中心建设，要能担负起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竞争的重任，勇于站立在世界新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的潮头。

因此，在调研“创新人才发展”和“创新成果转化”时，就不能把目光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人才和成果上，而是要有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把思考问题的角度集中到上海能否汇聚和培养世界一流的人才、能否产出和转化世界一流的成果上面来。这是贯穿这次调研的一条主线。（二）关于调研立足点的问题

我们考虑，本次调研是立足于市委一号课题调研成果和“科创中心22条”及相关配套文件基础上的，是对市委一号课题调研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因此，一方面，调研组认真学习了一号课题的调研成果，对调研中着重分析的一系列问题有了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我们考虑把这次调研的重心放在市里已经点题但还有待深入分析的问题上，对于市里已经通过出台新文件、新政策来解决的体制机制问题，调研组在调研报告中就不作过多的展开；另一方面，按照“立足全国看上海，跳出上海看上海”的思路，在比较国内外先进做法的基础上，调研组立足国家层面，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三）关于调研切入点的问题

这次调研的两大方面，“创新人才发展”和“创新成果转化”涉及的范围很广。所以，找准问题的切入点是开展好这次调研的关键。按照“大中选小、小中见大”的原则，调研组对需要聚焦在哪些问题上，作了进一步的思考。

在创新人才发展方面，首先要了解上海推进科创中心建设究竟需要哪些领域的人才？这些人才分布在全球的哪些地方？关键人才的基本状况如何？在了解掌握上海所需人才情况的基础上，就要进一步考虑如何筑巢引凤，通过什么样的载体来真正吸引和留住一流的人才？在建设人才载体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优化人才发展的环境，使其能够在上海长期安心地工作生活。因此，调研组就把“创新人才发展”的切入点，聚焦在了人才信息建设、人才载体建设、人才法治环境建设这三个问题上。

在创新成果转化方面，根本性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就会涉及创新成果的信息发布、交易、转移转化的问题，也会涉及如何让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创新成果转化的主体的问题，还会涉及如何通过发展科技创新服务业以更好地促进成果转化的问题，等等。从全国看，上海拥有对外开放程度高、国资国企实力强、金融市场发展快等方面的优势。如何发挥这些优势，更好地服务于科创中心建设，是本次调研的重点方向之一。因此，调研组把目光聚焦到了三个问题上，即如何构建成果发布交易转化的平台、如何发挥国企在促进成果转化中的牵引作用、如何加快发展科技金融促进成果转化。三、上海推进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的若干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按照“建言献策、以策为重”的要求，调研组围绕上述聚焦的6个问题，参考借鉴现有全球科创中心的做法和经验，结合赴外地考察所了解到的情况，就上海推进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一）创新人才发展

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当今世界，对一流人才的争夺日趋激烈，谁拥有一流人才，谁就会在国际科技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从一流人才的全球分布来看，9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95%的图灵奖获得者、88%的菲尔兹奖获得者都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三大奖获得者在亚洲国家的比例仅有6%、5%、9%，且绝大部分集中在日、韩两国。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如果没有集聚一大批世界一流人才，就难称其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因此，上海要紧紧围绕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定位，加强人才信息、人才载体、人才法治环境等方面的建设，为发现、吸引、留住、用好一流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1.加强人才信息建设

人才信息建设是做好人才工作的重要基础。一个国家制定人才战略、实施人才计划，必须建立在对人才现状科学评估、人才需求未来预测、一流人才动态跟踪的基础上。

发达国家能够集聚全球一流人才，一个共同的做法就是十分重视人才信息工作。一是建立本国多层次的人才信息库，全面了解掌握人才布局状况。比如，“美国职业信息库”（AJB）和“美国人才信息库”（ATB）是美国覆盖全国的人才数据库。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每年约有25%的外国留学生学成后定居美国，美国政府则会将这些人才的信息及时录入相关人才库。二是注重在人才需求预测结果的基础上，科学制定人才战略、计划和配套政策。比如，美国政府实施的STEM计划，就是基于对本国重点领域未来人才需求的研究预测所制定的一项人才培养的国家战略（见附录案例一）；又比如，日本在国家层面设有人才战略会议，该会议在对日本未来人才需求宏观预测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化时代人才培养战略”。另据了解，国内多个省市也高度重视人才信息工作，不断加强一流人才信息库和人才信息平台的建设，为人才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近年来，上海重视人才信息建设，分别建立了专业技术人才、教育人才、医疗人才等信息库，并在《上海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对人才需求预测进行了梳理分析。但从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更高要求来看，上海的人才信息建设与主要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比如，相对注重本区域内的人才需求，缺少面向全球发现人才的视野；各条线部门之间的人才信息数据共享程度不够高；对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人才需求预测还不够及时有效，等等。因此，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要在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中抢占先机，在科技创新上实现从跟踪到跨越再到引领的转变，必须在人才信息建设上有更宽广的视野、更前瞻的预测、更灵活的方式。

调研组建议：一是建设面向全球的一流人才信息库。市人才主管部门要制定各学科各行业各领域一流人才的标准，依托一流大学、高水平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市场人才中介机构等建立一流人才信息库，实现对一流人才的分类管理，全面了解人才的全球分布和个人信息。二是建立健全一流人才信息预测调整机制。加强对一流人才信息的动态管理，及时跟踪调整更新人才信息数据，特别是要结合上海创新驱动发展的需求，做好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人才需求预测，体现上海人才工作的前瞻性、针对性，为制定各类人才发展规划、人才项目计划、人才配套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三是构建全市人才信息共享体系。改变部门之间、高校之间、行业企业之间人才信息建设各自为政、互不相通的现状，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实现人才信息共享，为一流人才在各类人才载体间的良性流动提供支撑，为上海发现、吸引、用好一流人才，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2.加强人才载体建设

上海要面向全球吸引人才，特别是一流人才，必须依托一批一流的人才载体。各类人才载体在引育一流人才上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优势，高校、科研机构侧重吸引集聚一流的科学家、学者，大型跨国企业侧重吸引高水平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从国际经验看，美国能源部科学办公室主管的10个国家实验室现有2.3万全职研究人员，2004—2013年，这10个国家实验室产生了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76位“R＆D100创新奖”（被誉为国际科技创新“奥斯卡奖”）获得者。韩国政府制定“企业聘用海外科学技术人才制度”，对引进外国科研人才给予政策支持。2014年，韩国通过企业从国外招聘了约500名高级人才来韩工作，比1994年增加近9倍。

在各类人才载体中，一流大学的地位尤为突出。一流大学不仅能吸引和集聚全世界一流的人才，还能不断为社会输送培养大批优秀青年人才。世界一流大学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总是相伴而生的。哈佛、麻省理工、牛津等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在所在国家成为创新资源最丰富、创新活力最强劲的地方，也成为了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中的重要节点，美国波士顿、硅谷地区、英国伦敦等全球主要科创中心的发展都得到了一流大学的持续支持。就上海来看，其拥有的高校和科技机构数量均居全国领先地位，但与全球主要科创中心相比，上海尚缺少真正进入世界一流行列的大学与科研机构。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项国家战略。中央最近审议通过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有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上海要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理应有若干所在沪高校能够代表国家率先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这既是上海成为全球科创中心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上海落实国家战略、加快推进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的内在要求。

调研组建议：一是支持若干所高校2020年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在上海选择若干所基础条件好、实力强的高校，给予更大的支持力度，使这些高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成为汇聚全球创新资源、吸引培养一流创新人才、产出一流创新成果的重要载体，力争到2020年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二是加快布局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依托在沪高校学科、人才、科研等诸多优势，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顶尖水平，争取包括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心等一批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落户上海；同时，结合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若干重大创新功能型平台，建立健全高校与重大科学平台设施的联动机制，实现对海外顶尖科学家和一流团队的有效吸引。三是深度参与和发起高水平国际科技合作。鼓励高校深度参与高水平国际科技合作，依托有实力的高校牵头发起重大国际科技计划，发起或参与成立国际科技组织，举办高端国际科技论坛，主办或创办有影响力的国际学术期刊等，在加强高水平国际科技合作中，不断发现、吸引、留住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3.加强人才法治环境建设

创新人才发展需要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这其中既包括舒适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也包括优质的人文环境、服务环境，更包括健全的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做好人才工作，不仅需要依靠各类人才政策，更需要依靠制度、依靠法律。通过法治建设推进人才工作，能够为人才的培养、吸引、使用和流动提供可预期、可持续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综观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都特别重视人才法治环境建设，尤其是重视人才立法工作，在人才引进、培养和管理等方面都有相应的法律法案作为指导与保障，历经多年逐渐形成了符合自身国情特点的人才法律法规体系，使得人才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比如，美、德、英、法等主要欧美国家通过实施和修订《移民法》和专门法令等，面向全球招揽最优秀的人才。近年来，我国不少省市也逐步重视人才立法工作，在人才地方性立法工作上进行了不少有益探索与尝试。比如，2013年珠海出台了全国首部人才地方性法规《珠海经济特区人才开发促进条例》，为人才培育、引进、评价、流动等提供了法律保障。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上海拥有相对优越的外部条件，对各类创新人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上海推出的“科创中心22条”和“人才新政20条”对吸引、集聚、留住各类人才，以及人才创业、培养、激励、流动等提出了许多好的政策和措施，对推进地方立法和人才工作法治化等也提出了要求。调研组成员认为，从人才立法工作的现状来看，当前仍存在一些涉及人才工作的法律法规条款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亟待修订和完善；有关科技创新人才的法律法规数量偏少；有关吸引外籍人才来华工作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的法律法规存在缺位等问题。上海要建设全球科创中心，吸引集聚一流人才，应当统筹推进人才地方性立法，不断完善人才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努力在人才立法工作上走在全国前列。

调研组建议：一是加快修订和完善现行法律法规中涉及人才工作的内容。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对与人才工作相关的条款进行全面梳理，及时调整修订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容。二是推进以人才开发促进法为核心的人才地方性立法工作。研究制定具有统领性的人才地方性法律法规，将经实践证明必备且有效的人才政策、规范性文件，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在实施人才开发促进法的基础上，适时推出创新创业法或创业投资法等关于创新人才发展的基础性法律法规，并与现行法律、政策形成有机衔接。三是加强对引进外籍高端人才的相关法制建设。尽快启动技术移民立法进程，建立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与国际接轨的技术移民法律体系，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业创新人才引进制度，将永久居留作为吸引海外高端人才的制度保障。（二）创新成果转化

创新成果转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目前，从国家到地方，均建立了促进成果转化的各级体系，取得了一定成效。上海近年来从体制机制改革入手，推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下大力气解决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对照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战略定位，上海在提升创新成果转移转化能力上，要更好发挥对外开放程度高、国资国企实力强、金融市场发展快等比较优势，为全球优质创新成果到上海转移转化，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和支撑。

1.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成果发布交易转化平台

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首先要解决成果信息不对称、成果交易不通畅等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构建基于互联网的成果发布交易转化平台，可有效促进供需双方实时互动、有效对接和即时交易。目前，建设面向全球的成果发布交易转化平台已成为创新型国家普遍的做法。主要经验包括：一是在完善成果信息发布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跨部门、跨区域、多层次的成果信息共享平台。如美国国家技术转移中心（NTTC）提供整合性技术交易信息网站及专业咨询服务，每年负责维护超过700个联邦实验室、100所大学产生的10万个研发成果的资料信息。二是形成国际化技术转移响应网络，实现全球联动。主动链接国际技术转移全球交易服务平台，全球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将本国的技术转移平台打造成面向全球创新成果、提供成果转化服务的核心功能载体。三是建立高度融合的线上线下技术服务体系，提供配套服务。高度重视技术转移一站式服务，由过去单纯的供需信息对接、成果发布和技术转移延伸至企业咨询、二次研发、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等，有效提供高质量的各类增值服务，构建“孵化＋技术转移”的线上线下新模式。如英国技术集团（BTG），可实现利用国际技术成果—形成技术产品的开发—推广转移（销售）—再开发及投产等一条龙服务体系。

近十余年来，上海十分重视成果信息发布交易平台的建设，从2004年开通的全国首部科技公共服务热线电话“科技114”到目前已汇聚各类加盟机构超过1000家的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上海在成果交易发布转化平台建设上已走在全国前列。2015年5月，中国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简称“国家东转中心”）在上海正式挂牌成立，未来将成为上海集技术交易、孵化引导、科技金融、国际对接等功能于一体的重要平台。“科创中心22条”明确提出：“积极充分发挥国家级技术转移交易平台的功能作用，建立与国际知名中介机构深度合作交流的渠道，打造辐射全球的技术转移交易网络”。对此，调研组认为，上海可借鉴一些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城市的经验，立足国际化开放程度高的区位优势，抢抓国家推进“互联网＋”行动和大数据发展的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国家东转中心建设，发挥其作为创新成果转移全球节点的重要作用，促进全球范围的科技成果在上海实现最快最优的转化转移。

调研组建议：一是加快国内信息平台接入共享。建立国家东转中心与各政府主管部门、高校技术转移中心、中介机构等系统数据库的标准接口，实现成果信息互通共享，加快建立汇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科技企业等科技资源的数据集成服务平台。二是加大国际技术转移渠道网络建设。国家东转中心加快对接全球著名的成果发布交易平台（如目前全球最大的技术交易市场平台Yet2.com），链接全球技术搜索引擎，实现全球创新成果的快速搜索及高效匹配。三是提升技术转移线上线下增值服务。利用网络注册用户的方式，建立技术转移增值服务的线上线下合作联盟，依托技术经纪人、知识产权服务、法律服务等社会各类机构，整合服务资源，为科技成果供需双方提供专利申请、技术评估、孵化引导、金融支持等一站式技术服务。

2.发挥国企在创新成果转化中的主力军作用。

从全国来看，上海是地方国资国企重镇，也是中央企业云集之地，国资国企实力雄厚，所占资产多、营业规模大、投资范围广，在行业产业领域占据关键位置，在上海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柱作用。上海地方国企2013年实现生产总值（GDP）4478亿元，占全市的20.7%，新增固定资产投资1154亿元，占全市的22%；2012年在沪央企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162个，虽占全市总数仅1.7%，但其资产总额在全市占比达26%。在沪央企和上海地方国企在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产出和转化了一批全国领先的科技创新成果，集聚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上海要加快建设全球科创中心，必须推动国企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让国企真正成为创新成果转化的主体，真正成为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一支主力军，同时在服务上海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环境中发挥更大作用。

立足全球来看，具有强劲创新活力的大型企业不仅是全球主要科创中心的重要标志，更是支撑其不断发展的重要“引擎”。主要大型跨国企业在促进创新成果转化方面具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高度重视技术研发投入，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研发投入机制，面向全球布局了一批研究机构。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技术创新1000强企业年均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比达3.8%；硅谷研发支出前20强企业年均研发强度超过10%。二是非常注重对全球产业趋势、行业发展方向的前瞻研究，具有很强的战略发展眼光和市场竞争意识。这些企业通过持续研究和科学分析，提前预测全球产业变革趋势和技术发展走势，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市场拓展等企业发展计划。三是善于通过资本运作方式，面向全球发现和获取技术创新成果，尤其是在战略新兴领域上不断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投资力度，持续积聚和吸纳全球创新成果。比如，新加坡淡马锡投资公司以“信贷工厂”方式，为全球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目前直接掌控企业23家，间接控制企业达2000余家。

当前，中央已经出台了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上海也在2013年出台了国企改革的文件，2015年还专门出台若干措施鼓励国企创新。可以说，从国家到上海，多个文件的出台，为国企科技创新破除了一系列体制机制上的障碍。但站在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高度上看，上海国企与一些知名大型跨国企业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如企业主动创新意识和市场导向意识不够，企业研发投入不高、研发投入的长效机制不够健全，高水平技术研发人员规模有待增加，科技成果市场转化效率不高，企业海外布局高新技术产业的动力不足，等等。

下一步，按照上海提出的“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企业集团”的目标，应把国企在资本、技术、人才、信誉、管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转变为持续促进创新成果转化的有利条件和重要支撑，使国企在服务全球科创中心上能有更高目标、更宽视野、更大作为。

调研组建议：一是鼓励国企进一步加强对行业产业未来发展趋势的战略研究，可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的紧密合作，设立相应的研究机构、新型智库，加强对技术前沿领域、产业发展趋势、商业新兴模式等方面的前瞻性研究，既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各类计划提供科学依据，又为国家和上海提供高水平的咨政服务。二是进一步利用国有资本推动上海科技风险投资业发展，扶持中心企业健康发展。深入推进上海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建设，完善适应国有资本投资特点的风险投资评估体系，运用国有资本重点支持创新活力强的小微企业和“四新”企业发展，加快形成新的优势产业集群。三是鼓励国企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企业开展收购并购、参股控股等活动。尤其要鼓励拥有长产业链优势、居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国企集团，既要聚焦国家和上海大力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大创新工程项目，开展多形式的企业投资活动，又要提高海外收购并购项目的数量与质量，真正把全球优质的科技创新成果集聚到上海来，不断提升企业科技创新水平。四是支持有条件的国企集团牵头组建新型研发组织，深化产学研用合作。加快发展一批具有“混合基因”的新型研发组织（如未来实验室、概念验证中心等），将用户需求、市场需求介入研发起点，在源头上提高成果产业化成功率；同时，积极支持国企牵头建立综合性中试基地等开放式、集成式企业创新平台，加快成果转化周期。

3.加大科技金融对创新成果转化的促进作用

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各环节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没有一流的科技金融服务，创新成果就难以高效转化。促进科技和金融的深度融合，加快科技金融发展，可以显著提升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分散成果转化的风险，对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建设全球科创中心必须加快提升科技金融的发展水平，为上海吸引、集聚和转化全球范围的创新成果提供一流的投融资服务。

调研组认为，在发挥科技金融的成果转化的促进方面，上海可借鉴国际上的一些成功做法和经验：一是政府在发展科技金融上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鼓励作用，从国家立法、税收优惠等方面鼓励和支持科技金融的发展；二是大力发展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促进创新成果的高效转化；三是根据创新成果转化不同阶段的特点和转化主体的不同需求，发展出完备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比如创业投资、科技信贷、科技保险、科技担保等；四是形成了股权投资的多层次退出体系，比如IPO、企业并购等，降低了创新成果转化的投资风险。

近年来，上海注重将金融中心的有利条件转化为促进创新成果转化的优势，推动科技金融创新，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科技投融资体系，有力推动了创新成果转化；近期还专门出台了“科技金融20条”，对发展科技金融作出进一步的部署。但对照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要求，上海代表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吸引、集聚和转化创新成果的科技金融服务水平还有待提升，和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不大相称。比如，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还不够发达（2014年北京天使投资案例691个，投资金额30.06亿，而上海仅233例，金额9.93亿）；信贷资本为创新成果转化提供的投融资服务仍有待拓展深化；股权投资的退出机制还不够顺畅；具有全球知名度的科技金融品牌还比较缺乏，等等。与此同时，调研组也注意到，北京、浙江、广东等地近年来在金融促进成果转化方面力度很大，举措多样。不少省市在发展科技金融上已然取得了明显成效，更形成了地方特色。

因此，如何把建设全球科创中心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这两项战略任务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应当是上海在促进创新成果转化方面的努力方向之一。

调研组建议：上海应大力推动科技金融，特别是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的发展，发挥其在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中的源头推动作用。一是进一步扩大政府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的规模，充分发挥其杠杆效应，带动更多社会资本进行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推进创新成果产业化。二是进一步加大和规范对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力度，及时修订相关税规，稳定投资的税收预期，比如缓解公司制创投企业同时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率的双重税负问题，根据创投周期长短和所属产业出台差别化的优惠税率等。三是进一步完善股权投资的多层次退出机制，降低股权交易和转让环节的税负，发展中小企业股权交易市场，畅通企业并购、IPO、管理层回购等股权投资的退出渠道，分散创新成果转化的投资风险。四是大力发展股权众筹尤其是天使投资众筹等金融新模式，推动大众天使投资，强化社会资本在创新成果种子期、初创期的投资激励，让更多社会资源参与到成果转化之中。四、调研组向国家层面提出的若干建议

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需要得到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尤其在创新人才发展、创新成果转化方面，既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推进，也需要国家有关部委授权上海率先试点改革。为此，参加调研的在沪全国人大代表在国家层面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

1.建议国家人才主管部门牵头建立全国统一的一流人才信息库

我国已明确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面向全球吸引集聚最优秀的人才。因此，建立全国统一的一流人才信息库，及时了解跟踪各行业各领域一流人才的全球分布，将对我国建成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具有战略意义。建设全国统一的一流人才信息库，需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统一人才信息标准，制定统一的人才信息描述标准（人才个人信息标准、科研产出描述标准、统计信息标准等），建立人才信息分类体系（人才信息分类分级、定义及科学依据），制订全国人才信息交流与处理的标准协议或规则，实现统一的人才记录格式标准及不同标准格式之间的有效转换。二是全面摸底全球一流人才状况，依托一流大学、高水平科研机构、大型企业、行业协会、驻外机构、市场人才中介机构等，梳理全球各行业、各领域的一流人才和极具潜力的优秀青年人才。三是健全宏观统筹协调机制，构建人才信息建设保障体系，确保各业务主体按照人才信息规范，对本机构一流人才信息做好动态管理，对海内外优秀人才做好动态跟踪，加强一流人才信息库维护；同时，各业务主体之间实现人才信息共享，拓宽一流人才发现的渠道。

2.建议将制定国家人才开发促进法列入国家立法计划

人才开发促进法的制定出台，对于我国的人才法治建设乃至人才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意义。人才开发促进法是人才工作的基本法，因此这部法律不可能事无巨细，其主要使命是在于搭建起人才法律规范体系的框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法治体系打开局面、明确方向、奠定基础、创造条件。《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提出研究制定人才开发促进法的任务。因此，建议在参考国内各地人才立法成功经验基础上，抓紧推进国家人才开发促进法的立法工作。制定人才开发促进法：一是要明确人才工作性质原则任务，必须遵循党管人才的原则、以人为本的原则、权益保障的原则，立足现有人力资源储备，着眼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需要，对高水平智力资源进行战略管理与宏观调控。二是要规范政府行为、厘清职责职权，在保障政府在人才开发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要约束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为，配合人才工作党内法规的制定，对政府在人才开发中的职责职权进行调整、充实、整合、转化。比如，在人才工作中探索建立依法决策机制等。三是要完善人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将供求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有效地引入人才资源开发，推动人才在产业、行业和地域间合理流动与有效使用。四是要有利于深化人才改革。一方面要探索建立常态化改革授权机制，为人才改革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要有利于落实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措施，消除不利于人才资源开发的体制机制障碍。

3.建议国家加大对天使投资业的税收优惠和法律保护

为促进天使投资业发展，建议国家统筹各地区在发展天使投资方面的差异性税收优惠做法，同时制定有利于促进天使投资的相关法律，填补国内相关法律空白。一是要进一步规范各地对天使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及时修订相关税法税规，在全国范围出台针对天使投资的税制安排，协调地区间的竞争。二是税收优惠政策要强调分类管理，根据天使投资各阶段的差异和投资领域的差别，规定差异化的优惠税率，引导天使投资服务国家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三是要及时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中不利于天使投资的条款，加大对天使投资的法律保护。四是要适时出台全国性的专门法律，作为我国天使投资的基本法，引导和规范天使投资的发展。

4.建议国家授权上海在科技创新方面进行更大力度改革试点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支持上海率先在一些改革难度大、突破性更强、在面上推开有风险的若干关键制度方面先行先试。比如，一是试点鼓励创新创业和成果转化的普惠税制安排，包括创投企业投资科技创新企业，可按投资额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允许个人将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投资于企业取得股权时，免征个人所得税等。二是探索知识产权资本化交易配套制度，包括探索建立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知识产权交易机构，争取国家将专利质押登记权下放至上海，授予国家东转中心拥有技术交易和发行交易类金融产品资质，探索技术交易及投融资服务产品设计等。三是降低科技创新人才的生活成本，允许上海对经认定的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给予减征个人所得税等优惠政策，可参照上海对高层次金融人才的所得税减征比例执行。

全国人大代表“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专题调研小组

召集人：朱之文 金东寒 陈晶莹

成员：殷一璀 马兰 王均金 王霞 孙宪忠

孙跃明 李林 李碧影 杨迈军 应勇

沈志刚 张全 张维华 陈旭 邵志清

林荫茂 周振波 贾伟平 施超 徐泽洲

徐麟 奚美娟 黄迪南 曹可凡 盛亚飞

骞芳莉 廖昌永 樊芸总报告二关于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调研报告上海市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组

2014年，《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应该看到，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11个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占全国的21.4%，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谋划经济新棋局作出的既利当前又惠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主要任务是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创新驱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培育全方位对外开放新优势，建设绿色生态廊道，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

为此，在沪全国人大代表和市人大代表于2015年组成专题小组，紧紧围绕“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主题，着重从长江航运业振兴发展、长江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两个方面开展了广泛调研。调研组先后在上海、重庆、武汉等地听取了各省市发改委、水务局、环保局、建交委，以及长江水利委员会、太湖流域管理局等政府相关部门，以及专家企业家的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并实地考察了重庆—宜昌长江三峡航段的黄金水道和三峡大坝建设情况。在认真调查研究和深入分析思考的基础上，调研组一致认为，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必须“两手抓，两手硬”。当前来讲，一是要充分发挥“黄金水道”作用，推动长江航运业的振兴发展；二是加强长江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推动长江流域各地的联防联治。一、发挥黄金水道作用，推动长江航运业振兴发展

长期以来，长江一直是我国东西交通的大动脉，也是连接我国东中西部的重要纽带，长江经济带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前，推动实施长江战略，充分发挥黄金水道作用，对于加快长江经济带建设，推进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促进长江流域东中西部联动发展，实现长江流域沿江各个省市、各个城市的共同利益，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一）重振长江黄金水道航运功能的主要瓶颈

我们认为，作为与沿海并列为中国最重要的两条经济带之一的长江经济带，如果紧紧抓住“黄金水道”航运功能这条主线，就能够形成航运带动物流、物流拉动产业、产业推动合作这么一条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合作与联动发展的循环链，在经济新常态下，其战略重要性已日益突出。

从当前来看，尽管长江航运市场有所“回暖”，但离长江黄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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