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玛琳娜·柳薇卡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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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乌克兰拖拉机简史
作者：（英）玛琳娜·柳薇卡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时间：2014-05-01
ISBN：978750864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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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大卫和索尼娅
两通电话和一场葬礼
我母亲去世两年后，我父亲与一位离过婚的妖艳迷人的乌克兰金发女郎坠入爱河。他时年八十四岁，而她三十六岁。她就像枚毛茸茸的粉红色手榴弹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骤然爆炸，搅得浑水四溢，将许多久沉于记忆泥沼下的淤泥翻上水面，狠狠地踹了我们家族幽灵的屁股一脚。
这一切都始于一通电话。
我父亲那因激动而微微颤抖的声音通过噼啪作响的电流一路传了过来。“好消息，娜杰日达。我要结婚了！”
我记得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子就大了。老天爷，这是在开玩笑吧！天啊，他疯了！天啊，你个蠢老头儿！我可没把这些念头说出口。“哦，这真不错，爸爸。”我说。“是啊，是啊。她要带着儿子从乌克兰来。乌克兰的捷尔诺波尔（Ternopil）。”
乌克兰！他叹息着，呼吸着记忆中那收割后的干草和盛开的樱桃花所散发的袭袭香气。可我分明嗅到一股来自新俄国的经过人工合成的怪味道。
她名叫瓦伦蒂娜，他告诉我。可她更像维纳斯。“波提切利的出水的维纳斯。金色的头发，迷人的眼睛，上等的乳房。你是不看不知道啊。”
长大成人的我是心胸宽广的。多甜蜜啊——这最后的迟放的爱的花朵。可身为女儿的我怒火中烧。好你个叛徒！你个好色的老畜牲！我妈去世才不过区区两年。我义愤填膺，却又难忍好奇。我急不可耐地想见她——这个僭越了我母亲地位的婆娘。“她听上去很棒啊。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她？”“结婚以后你就见着了。”“我觉得如果我能先见见她会更好些，你说呢？”“你见她做什么？又不是你要娶她。”（他知道事情有些不对劲儿，可他以为自己能够侥幸脱逃。）“可是，爸爸，你真的认认真真地想过此事吗？事情似乎太突然了。我是说，她一定比你小不少。”
我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的声音，以免流露出任何不赞同的讯息，就像一位老于世故的成年人在与一个爱调皮捣蛋的小顽童打交道。“三十六岁。她三十六岁，我八十四岁。那又怎样？”（他发的是“咋样”的音。）
他的声音里有申斥的味道。他已经预感到我会提这个问题。“这个，年龄差异真是不小啊……”“娜杰日达，我绝想不到你会如此庸俗。”（他把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上——俗！）“不，不是的。”他让我奋起自卫，“只是……可能会有问题啊。”
不会有任何问题的，爸爸说。他已经预见到了所有的问题。他已经认识她三个月了。她在塞尔比（Selby）有位叔叔，她已经通过旅游签证前来探亲。她想在西方为自己和儿子创造新生活，一种美好的生活：工作清闲，薪水优厚，汽车拉风——绝非拉达或斯柯达——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一定得是牛津剑桥，其他一概不考虑。顺便说一下，她是个受过教育的女人。她有药剂学的文凭。她会轻而易举地在这里找到份报酬丰厚的工作，一旦她学会了英语的话。在此期间，他帮她学英语，她则收拾屋子并照顾他。她坐在他的膝头上，听任他抚弄她的乳房。他们在一起很快乐。
我没听错吧？她坐在我父亲的膝头上，而他在抚弄她那上等的波提切利式的乳房？“哦，那个……”我竭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不颤抖，却止不住地怒火中烧。“……生活中真是惊喜连连。我希望这对你有好处。可是，瞧啊，爸爸，（实话实说的时间到了。）我能明白你为什么想娶她。但你有没有问过自己：她为什么想嫁给你？”“得，得。是啊，是啊，我知道。护照。签证。工作许可。那又咋样？”哇里哇啦的争辩的口气。
他已经把一切都算计好了。当他越来越老、越来越虚弱时，她会照顾他。他会为她遮风挡雨，在她找到报酬丰厚的工作之前，会把自己微薄的养老金分给她用。她的儿子——顺便说一句，他可是个出类拔萃的有天分的孩子——天才——会弹钢琴——将接受良好的英国教育。到了晚上，他们将一块儿谈论艺术、文学、哲学。她是个有文化的女人，不是唠唠叨叨的农村婆娘。他已经探出了她关于尼采和叔本华的观点，顺便说一句，她在所有方面都与他意见一致。她，像他一样，欣赏结构主义艺术，厌恶新古典主义。他们有很多共同语言。这是婚姻的重要基础。“但是，爸爸，难道你不觉得她嫁个跟她年龄相仿的人对她会更好些？有关部门会意识到这是移民婚姻。他们可不蠢啊。”“唔。”“她可能依然会被遣送回国的。”“唔。”
他不曾想过此事。这让他放慢了步伐，但并没有让他停下前行的脚步。你瞧，他解释说，他是她最后的希望，她逃脱迫害、贫困和卖淫的唯一机会。乌克兰的生活对她这样一位娇嫩优雅的精灵来说太残酷了。他一直在读报，报上的消息令人齿寒。没有面包，没有厕纸，没有糖，没有下水道，没有正直的公众生活，偶尔才会有电。他怎么能坐视一个可爱的女人忍受这一切而不管？他怎么能够漠不关心地掉头走开？“你一定得明白，娜杰日达，我是她唯一的救星！”
这是真的。他试过了。他已经倾尽全力。在他忽然想到亲自娶她之前，他把周围的人全都搜索了一番，想为她找个如意郎君。他接触过斯特帕南哥夫妇，这老两口都是乌克兰人，他们的独苗儿子至今还养在家中。他接触过格林威先生，他是个鳏夫，住在村子里，他的儿子尚未娶亲，时不时地去探望他。（顺便说一句，他属于敏感型。是个工程师。不是寻常之辈。与瓦伦蒂娜是天造地设的一双。）两家人都一口回绝了：他们都太小心眼了。他就这样对人家说了，用的是斩钉截铁的口吻。现在，无论是斯特帕南哥夫妇还是格林威先生都再也不搭理他了。
彼得伯勒（Peterborough）的乌克兰社区已经与她断绝了关系。他们同样都是小心眼儿。他们不曾留意她关于尼采和叔本华的观点。他们只纠结于过去，乌克兰民族主义，Banderivtsi。她是个思想解放的摩登女郎。他们四处散布有关她的下流谣言。他们说她卖了她母亲的山羊和母牛去买化妆品，整天涂脂抹粉，一心想勾搭西方男人。他们全都在胡说八道。她母亲只养过鸡和猪——从未养过山羊和母牛。这只会证明这些闲言碎语是多么愚蠢。
他咳嗽起来，在电话那头喀喀作响。他为此事与所有朋友都闹翻了。如果需要，他也会同自己的女儿们断绝往来。他将孤独地与全世界作战——孤独地，只有那个美妇人站在他的身边。他的言语几乎无法传达他的崇高思想带给他的激动。“可是，爸爸……”“还有一件事，娜迪娅。别告诉薇拉。”
此事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自打在母亲的葬礼上与我姐姐吵过一架后，我已经两年没同她说过话了。
唉，到底该怎么办？就让他去自讨苦吃吧。* * *
也许事情在那通电话之前就开始了。也许它始于两年前，在那个他现在就坐于其中的房间里，我母亲躺在床上，生命垂危，而他则因悲伤而变得精神恍惚，在房子里四处徘徊。
窗户打开着，微风吹过飘拂的半刺绣的亚麻窗帘，带来前院里薰衣草的芳香。窗外有鸟儿的啼鸣、街上行人的声响，邻家女孩与男友正在家门口调情。在暗淡、干净的房屋中，我母亲拼命地喘着粗气，一小时又一小时，她的生命就这样在悄悄流逝。我给她喂了一匙吗啡。
这里有死亡的橡胶装备——护士的乳胶手套，床上的防水床单，纯橡胶拖鞋，一盒甘油栓剂像黄金子弹似的熠熠生辉，带有多功能盖子和橡胶足尖的便桶，那里面如今盛满了一种漂浮不定的发绿液体。“你还记得吗……？”我讲述着她和我们童年时代的故事，一遍又一遍。
她的眼中闪出微弱的光芒。在一次清醒时，她把手放在我手里，嘱托我说：“照顾可怜的科尔亚。”
她晚上死去时，他在她身边。我还记得他痛苦的号啕：“还有我！还有我！把我也带走！”他的声音滞重，像是被扼住了喉咙，他的四肢僵硬，像是被一阵痉挛所窒息。
早晨，在她的尸体被抬走后，他一脸茫然地坐在黑洞洞的屋子里，显得失魂落魄。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知道吗，娜杰日达，毕达哥拉斯原理除了数学论证外，还有种几何学论证。瞧它多美啊。”
他在一张纸上画着些直线和三角，把它们用小符号连接起来，一面嘴里咕哝着，一面解着方程式。
他完全丧失理智了，我想。可怜的科尔亚。* * *
在母亲临死前的几个星期，她忧心忡忡地斜倚在医院的枕头上。她身上插着些导线，导线的另一端连着个监视器，这东西记录着她可怜的心跳情况。她牢骚满腹地抱怨着多人病房的状况：仅用粗糙的花帘子围起来的私人空间，不时传来的哮喘声、咳嗽声和老男人的呼噜声。年轻的男护士走上前来，在她萎缩了的乳房上放置导线，让它们不经意地暴露在病号服外。他的手指短而粗，漠然无情，她在他的手指下畏缩着。她只是个生病的老女人。谁会在乎她的想法？
终止生命比你想象的要难，她说。在你能宁静地离开前，还有那么多事要考虑。科尔亚——谁来照料他呢？她的两个女儿不行——她们聪明伶俐，可总是争吵不休。她们将来会怎样呢？她们会寻找到幸福吗？那些一表人材却最终一无所成的男人们会为她们的生活埋单吗？三个外孙女儿——那么漂亮可爱，都还没有丈夫。虽说还有那么多的事情要解决，可她的精力却越来越不济了。
母亲在医院里立下了遗嘱，当时我和姐姐薇拉都站在她床边，因为我们谁也不信任谁。她颤抖着一笔一画地写下遗嘱，两个护士充当了证人。多年来，她是那么强壮有力，现在却变得虚弱不堪。她又老又病，但她的遗产，她一生的积蓄，却在合作银行里生命旺健地脉动不已。
有一件事情她十分肯定——遗产没有爸爸的份。“可怜的科尔亚，他缺乏理智。他有太多的疯狂想法。最好是你们俩对半分。”
她用自创的语言说话——乌克兰语中夹杂着少量这样的词汇，如手握搅拌器、吊袜腰带、绿指桌之类。
当医院清楚地知道他们对她再也无能为力时，他们决定让她出院，好让她听其自然地死在自己家中。最后一个月里，我姐姐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我周末前去探望。就在最后那个月的某个时间，乘我不在之机，我姐姐拟了份遗嘱附件，将钱在三个外孙女（也就是我女儿安娜，她女儿爱丽丝和亚历山德拉）之间平均分配，而非在我姐姐和我之间分配。我母亲签了字，两位邻居充当了证人。“别担心，”我在母亲闭眼前对她说，“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会悲伤，我们会想你，但我们都会没事的。”
但我们并非没事。* * *
母亲被埋在村里的教堂的墓园里，那是块新开辟出的地方，紧邻旷野。她的坟墓位于一排干净整洁的坟墓的最后一座。
三个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的外孙女儿：爱丽丝、亚历山德拉和安娜，将玫瑰花掷入坟茔，然后又撒入一抔抔泥土。尼古拉，被关节炎折磨得佝偻着身子，黄馘槁项，两眼空洞，倚着我丈夫的胳膊，一副欲哭无泪的哀伤模样。两个女儿：薇拉和娜杰日达，信仰和希望，也就是我姐姐和我，则准备为我母亲的遗嘱争他个你死我活。
当参加葬礼的宾客们回到屋中，就着冷点心垫肚，喝下乌克兰烈酒Samohonka，变得醉眼朦胧之时，我和姐姐则在厨房里相互横眉冷对。她身上穿的黑色丝绸编织套装购自肯辛顿某家专营二手服装的精明谨慎的沽衣小店。她的鞋子上有几个小金环，Gucci的手提包上有个小金搭扣，脖子上则挂着一条精致的金项链。我则穿着从救济商店淘来的混搭黑衣。薇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一副鸡蛋里挑骨头的模样。“没错，一副农民打扮。我看。”
我四十七岁，大学讲师，但我姐姐的声音立即将我变回长着个怪鼻头的四岁女孩。“农民有什么不好。咱妈就是农民。”四岁女孩顶嘴道。“没错。”大姐头说。她点燃一支烟。烟雾盈盈袅袅地盘旋上升。
她弯腰将打火机放入Gucci包中，我瞥见她脖子里的金链上挂着个盒式小坠子，坠子塞在她的套装翻领里面。它看上去式样陈旧，古色古香，与薇拉的时装很不搭调。我瞪大了眼睛。眼泪溢出我的眼眶。“你戴着妈的坠子。”
那是母亲从乌克兰带来的唯一珍宝，小得足以藏在裙子的褶边里。那是她父亲在婚礼上送给她母亲的礼物。在小盒坠里，他俩的照片依稀地笑望着彼此。
薇拉同样盯牢了我。“这是她给我的。（我无法相信。母亲知道我爱这个盒坠，我对它觊觎已久，没什么东西比它更让我动心的了。薇拉肯定是偷来的。绝没有别的解释。）现在，对遗嘱你到底有什么意见？”“我只想让事情公平些，”我啜泣道，“这有什么错？”“娜杰日达，你从救济商店光淘衣服就够了，难不成你的想法也是从那里淘来的？”“你霸占了那只小盒坠。你强迫她签了那份遗嘱附件，将钱在三个外孙女之间平分，而不是在两个女儿之间平分。这样，你和你家里人就得到了双份。贪得无厌。”“你当真的啊，娜杰日达。你这样想，真让我大吃一惊。”大姐头精心修剪过的眉毛颤抖着。“跟我发现了事实真相时相比，你的惊讶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怪鼻头有气无力地哭诉道。“你当时并不在场，不是吗，我的小妹妹？你跑去干你的大事去了。拯救世界。追求事业。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的头上。你一贯如此。”“你在她最后的日子里用你离婚的事不断地折磨她，还说你丈夫如何如何残酷无情。当她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时，你却在她床边一支接一支地吸烟。”
大姐头弹了弹香烟灰，夸张地叹了口气。“你瞧，你们这代人的问题，娜杰日达，就是你们只浮于生活的表面。和平。爱情。劳工政权。这全是理想主义者的胡言乱语。你们能够承受得起不负责任这一奢侈品，因为你们从来看不到生活内部的黑暗。”
为何我姐姐那拖腔拖调的上流社会的语调让我如此义愤填膺？因为我知道那都是假的。我们挤过一张单人床，穿过院子去上厕所，用撕成方块的废报纸擦屁股，我了解这一切。她可骗不了我。但我也自有办法刺痛她。“呵，让你烦扰的是黑暗的内心吗？你何不去做下心理辅导？”我建议道，巧妙地运用了我那最具专业性的“让我们明智点儿”的口气，我那“看我现在多么成熟”的口气，我常用这种口气来对付我老爸。“请你别用你那种社会工作者的口气跟我说话，娜杰日达。”“接受精神治疗。与黑暗的内心作斗争，将它驱赶到光天化日之下，免得它到头来把你吞噬掉。”（我知道这会让她恼羞成怒。）“辅导。治疗。让我们大家都来谈谈自己的问题。让我们大家彼此互相拥抱，从而感觉更加良好。让我们来帮助弱势群体。让我们将所有的钱都捐给正在忍饥挨饿的孩子们。”
她恶狠狠地咬了口夹鱼子的烤面包。一滴橄榄油飞溅到了地板上。“薇拉，你正在经历丧亲之痛和离婚之苦。难怪你感到这么大的压力。你需要些帮助。”“那全都是在自欺欺人。说什么在社会的下层，人们生活艰难，地位卑下，无依无靠。你无法想象我是多么鄙视社会工作者。”“我可以想象。不过，薇拉，我可不是社会工作者。”
我父亲也是怒气冲冲。他把我母亲的死归咎于医生、我姐姐、扎德查克夫妇，还有割了我家屋后的长草的男人。有时，他则责怪他自己。他漫无目的地到处晃悠，嘴里一面嘟囔抱怨个不停：假如不是这个，假如不是那个，我的米罗契卡就不会死。我们这个背井离乡的小家庭，长久以来都是依靠我母亲的爱和甜菜根汤才凝聚起来的，现在已经开始分崩离析。
父亲独自住在空空荡荡的屋子里，靠罐头食品过活，把看报纸当饭吃，仿佛这样惩罚自己就能让她活过来似的。他不会来与我们一起住。
有时我会去探望他。我喜欢坐在埋葬着我母亲的墓园中。墓碑上刻着：柳德米拉·马耶夫斯基1912年生于乌克兰尼古拉挚爱的妻子薇拉与娜杰日达的母亲爱丽丝、亚历山德拉和安娜的祖母
石匠在把所有这些字都刻在墓碑上时着实费了番周折。墓园里有棵樱桃树正在开花，树下有条木凳，木凳面向着一块方正干净的草地，草地的一半变成了新辟的坟地，一道由山楂树构成的篱笆将草地与一块麦田分隔开来，麦田之外还有麦田、土豆田、油菜田，一望无垠，直至天际。我母亲来自大草原，这开阔的地平线让她觉得轻松自在。乌克兰国旗由两种颜色的长方形构成：上蓝下黄——黄色代表玉米田，蓝色代表天空。这辽阔平坦、单调普通的干沼泽地让她想起了自己的故乡。只是天很少像她的故乡那么蓝。
我想念母亲，但我的悲伤正开始渐渐平复。我还有丈夫和女儿，还有位于别处的生活。
我父亲悄然地徘徊在他们共同生活过的房子周围。这是座小而难看的现代房屋，石子墙面，一侧有间水泥预制板构建的车库。屋子的三面都是花园，我母亲在花园里种植玫瑰、薰衣草、丁香、耧斗菜、罂粟、三色堇、铁线莲（“杰克曼二世”与“里昂村庄”两个品种）、金鱼草、委陵菜、桂足香、猫薄荷、勿忘我、芍药、南庭芥、姬唐蒲菖、风铃草、岩蔷薇、迷迭香、鸢尾花、百合花，还有一种开着成串的紫色花朵的紫藤，它们挤挤挨挨地种在一起，仿佛植物园里的插枝。
花园里有两棵苹果树、两棵梨树、三棵李子树、一棵樱桃树和一棵柑橘树，其中柑橘树芳香袭人的黄色果实在村子里最近二十年来的展览中获奖无数。在后院，在花圃和草坪之外，有三块蔬菜地，我母亲在那里种了土豆、洋葱、花豆、蚕豆、豌豆、甜玉米、西葫芦、胡萝卜、大蒜、芦笋、莴苣、菠菜、卷心菜和芽甘蓝。在蔬菜与蔬菜之间，长着野生的小茴香和欧芹。在菜地的一边是块浆果植物区，种着木莓、草莓、罗甘莓、红醋栗和黑醋栗，还有一棵樱桃树，它们都被圈在我父亲编的网中，目的是不让那些肥肥胖胖、贪嘴偷吃的鸟儿们来啄食。但还是有些草莓和木莓逃出了大网，在鲜花盛开的地界上繁衍生息。
院子里有座温室，里面有株茂密繁盛的紫葡萄树，葡萄树下是一垄垄的西红柿和柿子椒。温室后面有一个积雨桶、两个盆栽棚、一堆混合肥料和一堆让村人眼红不已的粪肥。那是堆营养丰富、疏松易碎、发酵充分的牛粪，是另一位乌克兰园丁送的礼物。我母亲把这堆肥称为“黑巧克力”。“来啊，我亲爱的小东西，”她会对着西葫芦低声耳语道，“来点黑巧克力吧。”西葫芦们一顿狼吞虎咽，然后长啊长啊，长个不停。
每当我父亲走出屋子，来到花园时，他总会看到我母亲的身影，她正弯腰侍弄着西葫芦，伸手去绑红花菜豆，那身影透过温室的玻璃若隐若现。有时，他会听到她在呼唤他，声音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回荡着，从一间屋子到另一间屋子。而每当他想起来她根本就不在那里时，伤口就会再次迸裂开来。* * *
第一通电话的几天后，我接到了第二通电话。“告诉我，娜杰日达，你觉得一个八十四岁的男人还能生小孩吗？”
看到他是怎样开门见山的了吧？他一贯如此。不跟你闲聊天，不说“你好吗？迈克和安娜都好吧？”不跟你拉呱天气如何如何。每当他纠结于什么了不起的大主意时，没什么琐碎无聊的事情能让他耽搁片刻。“这个嘛，我不能肯定……”
他为何要问我？我怎么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不想让这突如其来的感情刺激将我拖回那些怪鼻头的日子里，那个时候，父亲还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他的批评反对还会轻而易举地让我受到伤害。“假如能的话，娜杰日达，”不等我挖好防御工事，他已喋喋不休地说了下去，“你觉得孩子智力不健全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个呀，爸爸，（停顿一下，深呼吸，让语气听上去兴高采烈和通情达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女人的年龄有多大。女人的年龄越大，孩子患唐氏综合征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种学习能力欠缺的疾病——俗称先天痴呆症。”“唔，（他不喜欢这病的发音。）唔。但也许这是个机会，我们应该抓住。你看，我正琢磨着，假如她是英国公民的母亲，加上又是英国公民的妻子，他们肯定就不能将她驱逐出境……”“爸爸，我认为你不应该匆匆忙忙地……”“因为英国司法是世界上最好的。它兼具历史的命数和负重，人们也许会说……”
他一向跟我说英语，怪腔怪调，又文绉绉，但相当实用。工程师的英语。我母亲对我说乌克兰语，柔声细语，急缓高低的元音交替变化无穷。母语。“爸爸，别说了，想想吧。你难道真想这样干啊？”“唔。我想干什么？（他的发音是‘我想干啥’。）当然生个这样的孩子不会那么简单。技术上讲，也许有可能……”
我父亲与这娘们性交的念头让我大倒胃口。“……困难的是，液压升降机的功能不再那么健全了。但也许与瓦伦蒂娜……”
他津津乐道的生殖场景真让我受不了。就像是在说，从各个角度看看，试试大小。“……你怎么想？”“爸爸，我不知道要想什么。”
我只想让他住嘴。“是啊，与瓦伦蒂娜一起也许有这可能……”
他的声音变得虚幻起来。他在想自己怎么给这个孩子当父亲——应该是个男孩。他要教他如何用第一定律证明毕达哥拉斯原理，如何欣赏结构主义艺术。他要同他讨论拖拉机。我父亲最大的遗憾就是两个孩子都是女儿。智力上低人一等，却又不像女人应该的那样娇媚柔弱，充满女人味儿，而是两只声音刺耳、顽固任性、举止失礼的动物。这对男人来说是多么不幸啊。他从来不曾试图掩饰自己的失望。“我想，爸爸，在你匆忙做出任何决定之前，你应该听取一下法律上的建议。也许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你想让我跟律师谈谈吗？”“得，得。（行，行。）你最好与剑桥的律师谈。他们与各个种类的外国人都打过交道。他们一定对移民事宜有所了解。”
他对人持有一种分类学的态度。他没有种族的概念。“OK，爸爸。我试着找找，看有没有移民方面的专职律师。在我给你回话前，千万别轻举妄动。”* * *
律师是个年轻人，来自一家内地城市事务所，精通自己的业务。他写道：如果你父亲结婚，那么他就必须向内政部提出妻子的居留申请。为了获得批准，她得申明以下几点：1. 婚姻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确保她进入或留居英国。2. 他们已经见过面。3. 他们打算以丈夫和妻子的身份永久生活在一起。4. 他们能够在不申请公共基金的情况下独立生活，自行解决住房问题。主要问题是由于年龄上的悬殊差异，由于婚姻是在她即将离开英国之前缔结，内政部（或是大使馆，假如她在离开英国后提出申请的话）有可能相信，此次婚姻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移民。
我将这封信转发给了我父亲。
律师还告诉我，如果婚姻持续五年以上，或者有个婚生孩子，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我没对父亲提起这事。
母亲的小遗产
我母亲在楼梯下有个储藏室，里面从地板到天花板堆满了食物：一听听的鱼、肉、西红柿、水果、蔬菜和布丁罐头，一袋袋的糖（砂糖、细砂糖、冰糖、红糖），面粉（普通粉、自发粉、全麦粉），米（布丁米和长颗粒米），通心粉（普通通心粉、短而卷曲的通心粉、细面通心粉），小扁豆，荞麦粉，干豌豆，燕麦，一瓶瓶的油（菜籽油、葵花油和橄榄油），腌菜（西红柿、黄瓜、甜菜根），一盒盒的麦片（主要是小麦片），一箱箱的饼干（主要是巧克力消化饼干）和一板板的巧克力。在地板上，瓶子里和坛子里的是一加仑一加仑黏稠的淡紫色液体，它们用李子、红糖和蒜瓣制成，仅仅一杯就足以让最资深的老酒鬼（这在乌克兰社区里大有人在）昏睡达三个小时。
楼上床底下的滑轮箱里贮存着蜜饯（主要是李子）和成罐的自制果酱（李子、草莓、木莓、黑醋栗和柑橘的各种混合物）。在种植棚和车库里，用硬纸板制成的水果箱里装满了最新采摘的苹果，品种有布拉姆莱斯、巴斯美人和格雷威斯等，全都用报纸独立包裹，散发出芬芳的果香味儿。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们的表皮会泛白，果肉会皱缩，但用来做薄皮苹果卷和布林饼还是很不错（被风吹落的果子和有损伤的果子在它们落下时就被挑出、切碎并煨炖了）。一网袋一网袋的胡萝卜和土豆连同上面的泥土一起贮藏着，一捆捆的洋葱和大蒜悬挂在外屋的阴凉处。
当我父母于1979年购买了一台冰柜后，没过多久，里面就摞满了用塑料冰激凌桶装着的豌豆、蚕豆、芦笋和浆果，每个桶上都贴着标签，标明日期，并定时循环。就连小茴香和欧芹都用塑料纸卷成小捆贮藏备用，这样在一年中的无论什么季节，都不会再有匮乏之虞。
每当我对这些储备物资大加嘲笑，说它们足够供养一支军队时，她就会冲我摆摆手指说：“这是为了以防你的托尼·本托尼·本成为执政者。”
我母亲了解意识形态，她也了解饥饿。在她二十一岁时，斯大林发现可以把饥荒当作政治武器来对付乌克兰富农。她知道——此种知识在她在英国生活的五十年里从未被忘记，而且又从她身上渗透到了她孩子的心中——她确定无疑地知道，在乐购超市和消费合作社堆得高高的货架和存得满满的柜台后，饥饿依然在游荡徘徊，它撑着骷髅的身躯，睁着空洞的眼睛，伺机而动，一旦你放松警惕，就将你摄入囊中。它会伺机抓住你，把你推上火车或大卡车，或是推进四处奔逃的人群中，将你送上另一次旅途，那旅途的终点通常总是死亡。
战胜饥饿的唯一方法是贮存和积蓄，这样就总有东西可以让你吃喝，有些小东小西来打点贿赂它。我母亲拥有着非比常人的节俭的激情和门道。她为了买袋糖，会沿着商业街走上半英里，就为了能便宜一个便士。她从来不买自己能动手做的东西。我姐姐和我都曾因穿着用买来的零布头自己缝制的裙子而觉得羞惭不已。我们渴望吃垃圾食品和白切片面包，却被迫忍受传统食谱和自制面包。她没法自己做的东西，就只准买二手货。鞋子、外套、家居用品——总是别人先拥有过它们，他们先选择了它们，使用过它们，然后再丢弃它们。假如你不得不买新东西，那东西必得是用最便宜的价格能买到的，最好是减价的或特价的。水果是快变质的，罐头是有凹痕的，式样是过时的，是去年的风格。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会妄自尊大，我们不是那种傻头傻脑的人，将钱浪费在表面文章上，母亲说，因为每个有教养的人都知道，内在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我父亲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是唐卡斯特（Doncaster）一家拖拉机厂的绘图员，每天都去上班。他挣工资，购买其他有工作的男人都会买的东西——新衣服（那件衬衣怎么了？我可以补补嘛），照相机（谁需要照相机？），电唱机和黑胶唱片（真是挥霍无度！），书籍（图书馆里有那么多好书），DIY工具（为了在家里制作些疯狂的东西），家具（在消费合作社用更便宜的价钱能买到一模一样的东西），新摩托车（开起来像个疯子）。每周他会给母亲一笔固定的、不能说吝啬的钱以供家用，然后花掉剩下的部分。
于是，经过五十年的节俭、储藏、焙烤和制作，母亲从父亲每周给她的钱中积下了一笔几千元的小存款。这是她刺向饥饿之眼的武器，是她在黑夜里聊以自慰的安全感，是她留给孩子们的安全的礼物，以防饥饿竟致找上我们。可是，当一份礼物变成一个诅咒时该怎么办呢？因为，让我们惭愧的是，我姐姐和我为了如何分配她这笔小小的遗产而吵得不可开交。
经过在葬礼上的暂且隐忍之后，姐姐和我用充满怨恨的信件彼此狂轰滥炸，在电话里恶言相向，毒液横飞。事情一旦开始，就再无停歇之时。* * *
有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当时安娜已经上床，迈克不在家。她想让我与她共同签名，以便能取出些钱来帮她的一个女儿买公寓。我让电话铃响了九下才拿起听筒，因为我知道是她的电话。别理它！别理它！一个理智的声音在我脑海里说。但最终我还是拿起了电话，于是我们以前从未说过的伤感情的话喷涌而出。而话一旦出了口，就再也收不回来了。“你对她连哄带骗，让她签了那份附议文件，薇拉。你偷了她的小盒坠。（这真是我吗？这个对姐姐如此恶言相向的人？）妈妈对我们俩爱得一样深。她想让我们分享她的身后之物。”“现在的你真是荒谬可笑。”她的声音像破裂的冰块一样尖厉刺耳，“她只能把盒坠给我们中的一个。她把它给了我。因为在她需要我时，我就陪在她身边。每当她需要我时，我总会在那里。而你呢——她最喜欢的，亲爱的小家伙——你最终还是辜负了她。（哎哟！她怎么敢对我说这样的话，她的小妹妹？）正如我预料中的一样。”
我俩都认同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的外交哲学。“妈妈爱我。她怕你，薇拉。是的，我们全都怕你——你的尖酸刻薄，你的喜怒无常。多年来你对我颐指气使。可是你再也不能对我这么做了。”
说出这样的话来本该让我觉得自己变得成熟老练了，可是并没有。它让我觉得自己又变回到了四岁。“面对问题时你总是逃之夭夭，你一生都在这样做，娜杰日达。玩弄政治，玩弄你那些可悲的小把戏，假扮聪明，妄想凭一己之力把世界拉入正道，而别人则在脚踏实地地从事着真正的艰苦工作。你就会往后一靠，把一切都留给我来担当。”“你就会破门而入，不劳而获。”“总得有人负起责任来，但显然那不会是你。你没有时间来照顾妈妈。噢，不，你太忙于你的那些丰功伟绩了。”（砰！她击中了要害。我没有丢下一切赶到母亲身边，这种内疚感已将我吞噬殆尽。现在，她迫使我处于守势，但我得以攻为守，迎头痛击。）“啧啧，听听你说的，你这个一生连一天班都没上过的人！只知道伸手向老公要钱。（嘭！我来了一记低拳。）我一向都不得不自力更生。我重责任，重承诺。妈妈她明白。她老人家知道什么是艰苦工作。”“那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作——不是你这种涕泪横流娇喘吁吁浪费时间空想改良的胡说胡闹。种菜也比这有用些。”“你不明白什么是工作，对吧，薇拉？大佬迪克过去总在你身边，他腰缠万贯，拥有在一定时期内按预定价格买卖股票的特权，每年的红利不少，会玩些聪明的小把戏，会想方设法偷税漏税。然后，当一切开始变糟时，你就试图榨干他的每一个便士。妈妈总是说她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跟你离婚。你对他太卑鄙了。（哈！我得分了。）这是你自己妈说的话，薇拉！”“她不知道我遭的是什么罪。”“她知道你遭的是什么罪。”
电话因我们的怒火而嘶嘶啦啦地噼啪作响。“你的问题是，娜杰日达，你满脑子装的都是些胡说八道，所以你根本不了解真实的世界。”“我四十七岁了，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薇拉。我了解这个世界。我只是在从不同的角度看它。”“四十七岁也没什么不同。你还是个小毛孩。你永远都长不大。你总是想当然地占有一切。”“我也知回报。我工作。我努力为大众谋幸福。比你做过的多多了。”那个四岁小毛孩子又尖声尖气地哭诉起来。“哎呀，我的老天啊！努力为大众谋幸福！你可真崇高！”“那看看你呀，薇拉——你只知道营私自肥，损人利己。”“我不得不学着为自己而战。为了我自己和我的姑娘们。你不知道什么是艰难困苦，当然容易高高在上。一旦你落入陷阱，你就得为寻找出路而战。”（唉，求你了！她还要继续那些战争时期的老生常谈！为什么她就不能忘了它呢？）“什么样的陷阱？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那都是五十年前的事了！看看现在的你吧！充满仇恨，扭曲变态，就像条患了黄疸病的蛇。（这时，我拾起了社会工作者的口气。）你需要学着忘掉过去。”“别给我来这一套新时代嬉皮士的胡说八道。让我们只谈现实问题吧。”“我宁愿把钱捐给乐施会，薇拉，也不愿你的敲诈勒索得逞。”“乐施会。多么可悲啊！”
于是母亲的那笔小遗产就留在了银行里，在那之后，我和姐姐两年都没再说过话，直到一个共同的敌人将我们团结在了一起。
一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
“那么你收到律师的信了吧，爸爸？”“唔。收到了。收到了。”他显然没有心情闲聊。“那你怎么想的？”“啊，这个么……”他咳嗽起来。他的声音听上去很不自然。他不喜欢在电话上交谈，“这个，我已经把它给瓦伦蒂娜看过了。”“那她说什么了？”“她说什么？那个……”又是一阵咳嗽声，“她说法律不可能把一个男人同他的妻子分开。”“但是难道你没读律师的信吗？”“读了。没有。不过，她还是这么说的。这就是她所相信的。”“可是她所相信的是错的，爸爸。错的。”“唔。”“那你呢？你是怎么说的？”我竭力控制住自己的声调。“这个，我能说什么？”他声音里有一丝无奈，仿佛他已经向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缴械投降了。“那么，你可以说，你认为结婚根本不是个好主意。难道你不能这么说吗？”
我的胃因恐惧而紧缩起来。我意识到他其实是想把这场婚姻进行下去，而我不得不接受并忍耐它。“啊。是的，不是。”“你是什么意思啊，是，又不是？”怒气在我的喉咙里蹿动着。我竭尽全力，以保持我声音的悦耳动听。“我不能这么说。我什么都不能说。”“爸爸，看在老天的分儿上……”“瞧啊，娜杰日达，我们要结婚了，就是这么回事。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感到某种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但我可以看出，父亲在母亲去世后第一次显得那么活跃和兴奋。
这不是他第一次怀有拯救穷苦的乌克兰大众的幻想。他曾有过一个计划，想追踪已经半个世纪未曾谋面的家族成员，把他们全都带到彼得伯勒来。他给全乌克兰的市政厅和乡村邮政局写信。回信雪片般飞来，那些言语支吾的“亲戚们”都想让他兑现他的建议。母亲坚决制止了这一切。
现在，我看到他的精力全都重新指向了这个女人和她的儿子——他们将成为他的替代家庭。他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与他们交谈。这语言是如此之美，它能让人人都成为诗人。风景是如此美丽——它能让人人都成为艺术家。蓝漆的木屋，金色的麦田，银色的白桦林，缓缓流淌的宽广河流。用不着回到乌克兰老家，乌克兰将来到他的家。
我探访过乌克兰。我看到的是水泥房屋的街区，还有河流中的死鱼。“爸爸，乌克兰不像你记忆中的那样。它现在大不相同了。人也大不相同了。他们不再歌唱——只唱伏特加之歌。人们只对购物感兴趣。西方的商品。时尚。电器。美国的商标品牌。”“唔。随便你说。也许是这样的。但假如我能拯救一个可爱的人……”
他又来这一套了。
然而有个问题。她的旅行签证三周后到期，父亲解释说。“而她还必须从丈夫那儿拿到离婚文件。”“你是说她是有夫之妇？”“她丈夫在乌克兰。是非常聪明的类型，顺便提一句。理工学院的院长。我跟他通过信——甚至还跟他通过电话。他告诉我说，瓦伦蒂娜将会是个出色的妻子。”他的声音里有种扬扬得意的轻快调子。那位不久就将成为前夫的人会将离婚文件传真给伦敦的乌克兰大使馆。与此同时，我父亲会为婚礼做准备。“但是如果她的签证三周后到期，听上去好像你已经来不及做这些了。”（我巴不得。）“这个么，假如她不得不回去，那么我们就等她回来时再结婚。对此我们绝无异议。”
我注意到“我”已经变成了“我们”。我意识到，这个计划酝酿已久，只是到了最后几个阶段才让我知晓。如果她必须返回乌克兰，他就会给她写信，她将以他未婚妻的身份回来。“可是，爸爸，”我说，“你读过律师的信啊。他们也许不允许她回来。难道她就不能嫁给其他的人，一个稍微年轻些的人？”
没错，这个足智多谋的女人还有另外的结婚候补计划，我父亲说。通过一个居家看护机构，她结识了一个年轻男人，他在一场车祸后完全瘫痪了。他，顺便提一句（爸爸说），是个体面的年轻人，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过去是位教师。她一直在照看他——洗澡，喂饭，如厕。假如她作为我父亲的未婚妻遭拒的话，她就将安排作为一位“换工”被邀请回来照看这位年轻人。这种工作在移民条例中依旧是允许的。在她得到允许作为“换工”留居期间，他将爱上她，而她将嫁给他。这样，她在这个国家的未来就将得到保障。但这对于可怜的瓦伦蒂娜来说无疑是终身劳役，因为他完全得依赖她，一天二十四小时，而我父亲的要求却很少。（爸爸说。）我父亲知道这一切，因为她已经邀请他去过她工作的那家人家，还给他看了那个年轻人。“你看他像什么样？”她对我父亲说，“我怎么能嫁给那样的人？”（当然她只会用乌克兰语说这话。）不行，我父亲希望把她从那终身奴役中解放出来。他将做出牺牲，亲自娶她。
我苦恼焦虑。我好奇得要命。于是我将两年的怨恨搁在一边，给我姐姐打了个电话。* * *
我头脑混乱地宽容大度，薇拉则毫不妥协。我举棋不定，她则果敢坚决。“噢，天啊，娜杰日达。为什么你以前不告诉我？我们得阻止她。”“但假如她能使他幸福……”“别那么荒谬了。她当然不能使他幸福。我们谁都看得出来她所追求的是什么。说真的，娜杰日达，为什么你总是站在罪犯一边……”“可是，薇拉……”“你必须会会她，提醒她靠边站。”
我给父亲打电话。“爸爸，为什么我不能来见见瓦伦蒂娜呢？”“不，不要。这绝对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
他犹豫起来。他一下子想不出借口。“她不会说英语。”“可我会说乌克兰语啊。”“她很害羞。”“在我听来，她不怎么害羞。我们可以讨论叔本华和尼采。”（哈哈。）“她得工作。”“那么，我可以在那之后见她。等她下班后。”“不，这不是关键。娜杰日达，我们最好别再说这事了。再见。”
他挂了电话。他在隐瞒什么。
几天后，我再次给他打电话。我换了个策略。“嗨，爸爸。是我，娜杰日达。”（他知道是我，但我想让自己听上去友好些。）“啊。是啊，是啊。”“爸爸，迈克这周末有几天假。我们何不来看看你呢？”我父亲欣赏我丈夫。他可以同他谈论拖拉机和飞机。“唔。得。那很好。你们什么时候来？”“星期天。我们会来吃午餐，大约一点钟。”“好吧。成。我会告诉瓦伦蒂娜的。”
我们刚刚在一点之前赶到，希望能逮到她，但她已经出去了。家里显得冷冷清清，毫无生气。母亲活着时，家里总是摆着鲜花，桌上铺着桌布，锅里炖着美味佳肴。现在，鲜花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用过的杯子，成摞的报纸、书籍，以及还没扔掉的东西。桌面裸露在外，是暗褐色塑料贴面，胡乱铺着报纸，上面是大块的走了味的面包和等着人扔掉的苹果皮。还有股哈喇油的难闻气味。
然而，我父亲却显得精神十足。他兴高采烈，神采奕奕。他的头发已经大部分变成了银色，而且稀少了许多，如今已经长长了，被扎在脑后。他的肤色红润，似乎结实了些，有几颗斑点，仿佛他一直在院子里待着似的。他的双眼放光。他招待我们吃了午餐——鱼罐头，西红柿罐头，黑面包，然后是东芝苹果。这是他的独家特供——从花园里摘来的苹果，去皮，剁碎，放入耐热玻璃盘中，在微波炉（东芝牌）中烹制至黏稠坚硬。由于对自己的发明引以为傲，他不断地给我们添啊添啊添的，还给了我们一些带回家。
我有些担心——吃这么多罐头对身体能有好处吗？他会不会饮食失衡啊？我检查了一下他冰箱和食物储藏室的内容，有牛奶、奶酪、燕麦片、面包和大量的罐头。除了东芝苹果和一些锈斑点点的香蕉，没有其他新鲜水果和蔬菜。但他看上去精神很好。我开始开列购物清单。“你应该多吃些新鲜水果和蔬菜，爸爸。”我说。他满足于只吃花椰菜和胡萝卜。他不再吃冻豌豆和蚕豆——它们让他咳嗽。“瓦伦蒂娜给你做饭吗？”我问。“有时也做。”他在闪烁其词。
我抓起抹布开始清理污垢。所有物体的表面都蒙着厚厚的灰尘，黏糊糊的褐色斑点溅得到处都是。书籍无处不在：历史、传记、宇宙学，有些是他自己买的，有些是从公共图书馆借的。在前厅的桌子上我发现了几张纸，上面是他纤细执拗如大钉似的笔迹，还有许多增加和涂改的痕迹。我看手写体的乌克兰语很费劲，但从文字的排列方式来看，我敢说那是首诗。我父亲在十四岁时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歌，是首关于一座于1927年在第聂伯河上兴建的水利发电站的颂歌。在基辅接受工程师培训时，他加入了一个秘密的乌克兰诗人圈子，这个圈子已被视为非法，因为当时正在强制推行俄语为苏联的通用语言。我很高兴他还在写诗。我甚至有些骄傲。我将那些纸张收拾得整整齐齐，然后把桌子擦干净。
在相邻的房间里，迈克倒在一把扶手椅上，眼睛半睁着，手里端着杯李子酒，脸上竭力保持着倾听的表情，而我父亲则在说着什么，声音单调沉闷。“在这美丽的国度所发生的事是场可怕的悲剧。恶魔已经吞吃了她的心脏。”
他在壁炉上方的墙壁上贴了张欧洲地图。俄国和德国的版图上画满了条条杠杠，用笔如此之重，以至于纸张都被刺穿了。纳粹党徽、帝国之鹰、镰刀和斧头等粗拙的图案上覆满了愤怒狂躁的涂抹笔触。随着情绪越来越激动，渐渐达于高潮，我父亲的声音也越来越高，并颤抖起来。“假如我能够拯救哪怕一个人——一个人——出此可怕境遇，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件有德之举吗？”
迈克咕哝着一些外交辞令。“你瞧，米哈伊尔，”他的声音里有了种掏心掏肺的、男人对男人说话的语调，“孩子只能有一个母亲，但男人可以有许多情人。这再正常不过了。你同意吗？”
我竖起耳朵想听清迈克的回答，但只听到模糊不清的嘟囔声。“我能理解薇拉和娜迪娅的不快。她们已经失去了母亲。但一旦她们发现瓦伦蒂娜是多么美丽的女人，她们就会接受她的。（噢，我们会吗？）当然，当我最初认识我的第一位妻子柳德米拉时，她也是漂亮的，当时她还很年轻。我也救了她，你知道。有几个男孩想偷她的溜冰鞋，他们围攻她，我挺身而出，为她主持了公道。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没错，充当女人的护花使者是男人的本能。（哎呀，饶了我吧！）如今，对于这位瓦伦蒂娜，又是个恳求我的帮助的美丽女人。我怎么能够路见不平，掉头而去？”
他开始讲述他把她从何种恐怖中拯救出来的故事。有关乌克兰社会的传言是，商店里没有食物。唯一的粮食是人们在自家地里种的——就像过去一个样，人们说。乌克兰货币已经跌到了谷底，而且每天还在继续下跌。哈尔科夫（Kharkiv）爆发了霍乱。白喉正在席卷顿巴斯（Donbass）。在日托米尔（Zhitomir），一位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歹徒攻击，被切掉了手指，只为抢走她的金戒指。在切尔尼戈夫（Chernigov），切尔诺贝利周边森林里的树木遭到砍伐，被做成具有放射性的家具卖到了全国各地，于是人们在自己家中也会被辐射。在顿涅茨克（Donetsk），十四名矿工死于一场地下大爆炸。在敖德萨（Odessa），一个男人在火车站被捕，警察发现他的手提箱里有一块铀。在利沃夫（Lviv），有个年轻女子宣称自己是基督再世，妖言惑众说世界将会在六个月之后毁灭。比法律和秩序的外在崩塌更糟的是理智和道德原则的崩塌。一些人求助于古老的教堂，但更多的人求助于他们从西方引进的新兴的幻想教堂，或是求助于占卜者、千年至福说、突发横财的幻想、自我鞭笞者。谁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或是相信谁。“假如我能拯救哪怕一个人……”“够了，行行好吧！”我把抹布掷向他。湿淋淋的抹布落在他膝上，“爸爸，你在这里就没让自己陷入过意识形态的困境中吗？瓦伦蒂娜和她的丈夫过去都是党员。他们有权有势，安逸富足。他们在共产主义体制下过得好好的。她要逃离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你是赞成资本主义的，不是吗？”“哦哦。”他捡起抹布，心不在焉地用它擦了擦额头，“哦哦。”
我意识到，关于瓦伦蒂娜的这件事其实与意识形态毫不相干。“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能有机会见见她？”“等上完她那一班后，她会来这儿的，大约五点钟。”我父亲说，“我有东西要给她。”他伸手去拿放在餐柜上的一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显然塞着些文件。“那么我何不乘机抽空去给你买东西？然后我们可以等她回来后一起喝茶。”兴高采烈、通情达理的语气。英国人的语气。将我与所有的痛苦和疯狂隔离开来。
在从超市回来的路上，我在瓦伦蒂娜工作的那家养老院外停下车。我母亲临死前曾在这家养老院里待过很短的一段时间，所以我知道这里的地形。我把车停在外面的路上，然后没有走前门，而是绕到一侧，从厨房的窗户向里望去。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正在搅拌炉子上的什么东西。这是她吗？厨房旁边是餐厅，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正聚在那里喝茶。几个神情厌倦的少年穿着充当围裙的罩衫，推着坐在轮椅中的老人四处走动着。还有一些人拿着装有食物的盘子，但他们离得太远，看不清楚。现在，一些人正从前门出来，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他们是工作人员还是来探望老人的亲属？无论如何，我在找什么？我在找某个像我父亲描述的人——一个金发碧眼、胸脯丰满的美妇人。这里没人像她。
我到家时，父亲正处于痛苦状态中。她打电话来说，她不来了。她要直接回家。明天她要回乌克兰。他必须在她走之前见见她。他必须把礼物给她。
那个信封没有封口，从我坐的地方，我可以看到那里面有几张纸，纸上是同样难以辨认的笔迹，还有一些钞票。我看不出有多少。我腾地火了起来。我的眼前一片血红。“爸爸，你为什么要给她钱？你的养老金都不够养活你自己。”“娜杰日达，这绝对不关你的事。为什么你对我处理我自己的钱这么不安呢？你是觉得没有钱留给你了吧，啊？”“你就看不出她在骗你吗，爸爸？我觉得我应该叫警察。”
他屏住了呼吸。他怕警察，怕当地市政厅，就连每天都会在前门露面的那个穿制服的邮差他都怕。我把他吓住了。“娜杰日达，你为什么这么冷酷？我怎么养了这么个铁石心肠的怪物？从我家里滚出去。我再也不想（他说的是‘向’）见到你了。你不是我女儿！”他猛地咳嗽起来。他的瞳孔在放大。他的嘴唇上挂着几滴口水。“哎哟，别再演戏了，爸爸。你以前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你还记得吗？那时我还是个学生，你认为我太过左倾了。”“就连列宁也写道：左派共产主义是幼稚的。”（咳嗽咳嗽。）“幼稚病。”“你说我是托洛茨基分子。你说‘从我家里滚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可是，瞧啊，我还在这儿。还在忍受你的胡言乱语。”“你过去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你们所有那些个打着愚蠢旗帜和横幅的学生革命者。你知道托洛茨基干了什么？你知道他杀了多少人？用的是什么手段？你知道吗？托洛茨基是个怪物，比列宁还坏。比薇拉还坏。”“爸爸，就算我是托洛茨基分子——顺便说一句，我并不是的——你这么对自己女儿说话也是不好的。”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我还记得那种伤害所带来的震惊——在那之前，我一直相信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但它其实与政治无关，它关乎意愿——他的意愿与我的完全相背：他身为父亲对我发号施令的权利。
迈克出来做和事佬了。“得了，尼古拉，我肯定你不是那个意思。得了，娜杰日达，没必要再翻旧账啦。你俩都坐下来，让我们谈谈这事。”
他擅长此道。
我父亲坐下来。他的身体在哆嗦，他的牙关紧咬。我从儿童时代就记得这副模样，我真想给他一拳，或是远远地逃开。“尼古拉，我觉得娜杰日达有一点说到了点子上。帮她来英国是一回事，但如果她向你要钱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是给她买票的钱。假如她要回来，她就得有钱买票。”“但假如她真的在乎你的话，在她走之前，她就会来看你，不是吗？她会想来跟你告别。”迈克说。
我一言不发。我置身事外。让这个傻老头儿下地狱去吧。“喔。也许是这样。”
我父亲显得很不安。不错。让他不安好了。“我是说，你被她所吸引，这可以理解，尼古拉。”迈克说，（这是什么话？可以理解？过后我们得谈谈这事。）“但我认为有点令人怀疑的是，假如她真的想嫁给你的话，她为什么不想见你的任何家人？”“喔。”我父亲没有像对我那样与迈克争执。迈克是个男人，因此必须报以尊重。“她不是一直在工作吗，她挣的钱是怎么用的？用那些钱买票应该足够了。”“她有债要还。假如我不给她买票的钱，也许她就再也不回来了。”他一副失魂落魄的表情，“还有我写给她的几首诗。我想让她读一下。”我意识到，而且迈克也同时意识到，他彻底坠入了爱河。这个愚蠢的大傻瓜。“那么，她在彼得伯勒住在哪里？”迈克问，“也许我们可以去拜访她。”他现在像我一样担心起来。也许还被激起了好奇心。
我们挤进汽车，我们全部三个人。父亲穿上了他最好的外套，将牛皮信封塞进里面的贴胸口袋里。他指引我们来到市中心附近的一些红砖排屋旁的狭窄街道上。我们在一栋房子外停下车，这房子有个三柱门，一条凹凸不平的沥青石子路通向门口。我父亲一闪身就下了车，急匆匆地顺着小径走去，把信封紧紧抓在身前。
我平心静气地看了他一会儿。他看上去是那么衰老，腰弯得那么厉害，步态是那么蹒跚， 这让我大为震惊。但他的眼神明亮激动。他按响了门铃。没有人回应。他再按门铃。然后再按了一次。然后再按。一次比一次时间长。过了好一会儿，随着一声刺耳的响声，一扇上下推拉窗打开了。我父亲满怀渴望地抬头望去。他举起了那个信封。他的手在颤抖。我们都屏住了呼吸，期望看到一位长着硕乳的美丽的金发女郎，但是，从窗子里伸出来的是个男人的脑袋。他四十来岁，毛茸茸的褐色头发，穿着白衬衫，领口敞开着。“滚开，行吗？给我滚开！”
我父亲一言不发。他用颤抖的手送出那只信封。
那个褐色头发的男人睬都不睬那信封一眼。“难道你不觉得自己惹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吗？先是律师的信，然后在她上班时纠缠她，现在又跟到家里来了。你让她很不安。现在马上给我滚，别来打扰她！”他恶狠狠地关上了窗子。
我父亲似乎在原地缩成了一个小点。迈克揽住他的肩，把他领回汽车边。我们回到家时，他还几乎无法说话。
迈克说：“我觉得你从那里逃出来真是幸运，尼古拉。你何不明天把钱再存回银行，然后忘掉她呢。”
我父亲木然地点点头。“你是不是觉得我蠢到家了？”他问迈克。“不，不，”迈克说，“任何男人在漂亮女人面前都会失去理智。”他捕捉到我的眼睛，于是向我抱歉地笑了笑。
我父亲略微高兴了一点儿。他的大丈夫气没有受损。“那么，我对她已经仁至义尽了。你说得很对。”
现在，天色已晚。我们告过别，准备长途驾车回剑桥去。当我们正往外走时，电话铃响了，我们听到我父亲用乌克兰语在交谈。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他的语调让我有些怀疑——一种踌躇的、温和的语调。我想我该停下来，听一听，干涉一下，但我累了，我想回家。“你知道那信封里有多少钱吗？”迈克问。
我们行驶在暮色中，离家还有一半的路程，一面讨论着当天的事情。“我看到有一叠很厚的钞票。也许有一百英镑，我猜。”“我碰巧注意到最上面的钞票是一张五十英镑的。如果你到银行去取钱，他们通常不会给你五十英镑的钞票。他们给你十英镑或二十英镑的。除非你要取很多钱。”道路曲折，他因全神贯注而皱着眉头，“我想也许我们得弄清楚。”他一个急刹车，将车停在一个村庄的红色电话亭外。我看到他摸索硬币，拨号，交谈，往电话机里填硬币，继续交谈。然后他回到车上。“一千八百英镑。”“什么？”“在信封里。一千八百英镑。可怜的老家伙。”“可怜的老傻瓜。那一定是他全部的存款。”“很显然瓦伦蒂娜给他打了电话，试图让他把钱存进她的户头。”“那么她对读他的诗歌没什么兴趣喽？”（哈哈。）“他说他明天会把钱重新存进银行。”
我们继续往前开。这是周日的傍晚，路上看不到其他车辆。
夜幕现在已经降临，太阳隐没到了云层后面，几道夕阳的余晖发出奇异的光芒，横过天际。我们将车窗摇下，乡村的味道扑面而来——山楂树、峨参、青贮饲料。
我们到家时已大约十点。迈克又给我父亲打了个电话。我从电话分机上听着他们的交谈。“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安全到家了，尼古拉。你确定明天能去银行吗？一想到你把那么多钱放在家里过夜，我就很不安。你能把它放在其他安全些的地方吗？”“是的……不……”我父亲被弄得焦虑不安起来，“假如我干脆把它给了她呢？”“尼古拉，我认为那不是个好主意。我觉得你应该把它存进银行，就像你说过的那样。”“可是如果这样做太晚了呢？假如我已经给了她呢？”“你什么时候给她的？”“明天。”他有点迷糊，口齿也变得不清起来，“明天。今天。这有什么关系？”“坚持住，尼古拉。一定要坚持住。”
迈克穿上外套，抓起车钥匙。他看上去极其疲倦。第二天凌晨，他拿着信封回到家，将那一千八百英镑安全地放在抽屉里他的袜子下面，准备明天拿去银行。我不知道那些诗歌的下落如何。
兔子与小鸡
我不能肯定瓦伦蒂娜在什么时候给我父亲灌了迷魂汤，让他把钱交出来，但她最终得到了那笔钱。
我知道得把此事告诉薇拉，但有什么东西让我踌躇不前。每当我给父亲或姐姐打电话，都像在穿越一道桥梁，在桥这一头的世界里，我是个肩负责任和义务，并有一定权利的成年人，但在桥的另一头，却是我的儿童时代，我任由其他人的意愿所摆布，而对他们的意愿，我既无法控制，又不能理解。大姐头是那个朦胧不清的世界的绝对君王。她的统治没有丝毫的犹豫或怜悯。“我的天啊，他真是个白痴啊！”当我对她说起瓦伦蒂娜和装钱的信封时，她惊叫道，“我们得阻止他。”大姐头一如既往地斩钉截铁。“但是，薇拉，我觉得他是来真的了——关于她。而假如她使他幸福……”“真是的，娜杰日达，你太容易受骗上当了。我们每天都能在报纸上看到这类人。移民，寻求政治避难者，经济移民。随你叫他们什么。能最终找到这里的总是那些最坚定不移、最冷酷无情的人，随后，当他们发现找个好工作并不容易时，他们就会走向犯罪。如果她来并且住下来，难道你看不出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们无论如何得阻止她从乌克兰回来。”“但他是那么意志坚决。我不敢肯定我们能够阻止得了……”
我夹在两种坚定不移的意志——他的和她的——之间无所适从。我一生都得面对这种局面。
我姐姐给内政部打了电话。他们告诉她要把事情形诸文字。如果被我父亲知道了，他决不会原谅她，一如他以前决不宽恕她的任何行为，于是她写了封匿名信：她拿旅游签证来到此地。这是她的第二次旅游签证。她一直在非法打工。她儿子在一家英国中学注了册。三周前，她的签证即将到期，于是她打起了结婚的鬼主意。她企图嫁给马耶夫斯基先生，以便获得签证和工作许可。
然后她打电话给位于基辅的英国使馆。一个口音独特的年轻人用沉闷无趣的声音告诉她，瓦伦蒂娜的签证已经得到批准。在她的申请里没有什么表明她应当遭到拒签。但对于以下问题该怎么办……？薇拉列出了她在信里指出的问题。那年轻人从电话那头送来个类似于耸肩的声响。“所以你看，我就指望你啦，娜杰日达。”大姐头说。
几周后，当迈克、父亲和我坐在父亲家中吃午餐时，我又旧话重提。火腿罐头，水煮土豆，水煮胡萝卜。他的日常饮食。他怀着骄傲为我们准备了这些。“你收到过瓦伦蒂娜的信吗，爸爸？”（闲聊天的交谈语气。）“收到过，她写过信。她很好。”“她现在在哪儿？她跟丈夫言归于好了吗？”“是的。她现在一直留在那里。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顺便说一句。理工学院院长。”“那么她有何计划？她会回英国吗？”保持距离的明智语气。“喔。也许吧。我不清楚。”
他很清楚，但他不想说。“那么那个褐色头发的人是谁啊？就是那个从窗户里伸出头来的人，他对你可真是粗鲁。”“啊。那是鲍勃·特纳。一个很体面的人，顺便说一句。一个土木工程师。”
我父亲解释说，鲍勃·特纳是瓦伦蒂娜在塞尔比的叔叔的朋友。他在塞尔比有座房子，他和妻子住在那里，在彼得伯勒的房子是他母亲的，他就把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安置在那儿。“那么你觉得他与瓦伦蒂娜是什么关系？”这在我看来显而易见，但我正试图引导他通过一种柏拉图式的对话去看清事情的真相。“啊，是的。是有种关系。他甚至有娶她的可能，但他妻子是不会与他离婚的。当然这种关系现在已经结束了。”“这种关系当然没有结束，爸爸。难道你看不出别人在利用你吗？”我能够听出我的声音变得尖厉起来。但他根本没在听。他的眼中流露出心不在焉的神情。他已经变成了个八十四岁的少年人，只听得见自己愿意听的话。“顺便说一句，他为我的归化入籍付了钱，”他咕哝着说，“所以当我娶她时，我会是个英籍人士。”
当他娶她时。“可是，爸爸，你扪心自问一下——为什么？为什么鲍勃·特纳要为你的归化入籍付钱？”“为什么？”一丝自得的微笑，“为什么不呢？”
我的柏拉图式的对话没能走多远，于是我换了种态度。我求助于大姐头的精神威慑力。“爸爸，你有没有就与鲍勃·特纳的这笔交易同薇拉谈过？我想她会非常不安的。”“为什么我该同她谈？这事跟她绝对一点关系也没有。”他的眼睛重新调整了焦距。他的下颌抽搐起来。他被吓住了。“薇拉在担心你。我俩都答应过妈妈要好好照顾你。”“她只会把我往死里照顾。”
他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水煮胡萝卜的颗粒在屋内四处飞溅，落在了墙上。我给他倒了一杯水。
在童年时代的阴暗王国中，我姐姐是高高在上的女王，我父亲是被放逐的王位觊觎者。很久以前，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交战。时间过去了太久了，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的第一次冲突是为了什么，而他们可能也早已忘记了。我父亲做出了战术上的撤退，退入自己的领地，这领地由车库，他那些用铝合金、橡胶和木头组合起来的构件，他的咳嗽和他的崇高理想组成。他会时不时地发起反扑，对我姐姐发起气势汹汹的突然袭击，而等她离开家后，袭击的对象就成了我。“爸爸，你怎么老是说薇拉的坏话？你们两个为什么总是吵个不停？为什么你们……”
我犹豫着没有说出“仇恨”这个词。这字太狠了，太不能挽回了。我父亲又开始咳嗽起来。“你了解这个薇拉……她的脾气太可怕了。你该看看她是怎么纠缠柳德米拉的——你必须把遗产都留给外孙女儿，你必须立个遗嘱附件。一直纠缠，就连她弥留之时都不停止。她太看重钱了。现在，她又想让我也立那样的遗嘱，将遗产分给三个外孙女。但是我说不。你怎么想的？”“我认为你应该将遗产对半分。”我说，我不会中他的圈套的。
哈！这么说大姐头还在为了遗产玩诡计——尽管能分的只有这所房子和他的退休金债券。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他的话。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我有种感觉，过去发生过某种可怕的事，没人会告诉我这件事，因为即使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我还是个小毛孩：太过年轻，所以无法理解。我相信他说的关于她获取遗嘱附件的事是真的。但现在他耍的是另一个把戏，想把我拉拢到他那一边，反对我姐姐。“假如我立个遗嘱，等我死时，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你和米哈伊尔，你觉得怎样？”他说，突然变得神智清楚起来。“我仍然认为你应该将财产对半分。”“假如你这样说的话。”他恼怒地叹了口气。我拒绝被耍。
他偏向于我，这让我暗自得意，但我得小心谨慎。他太反复无常了。曾经，很久以前，我是爸爸的乖女儿、轻摩实习生、学徒工程师。我努力回想着我曾经爱着他的时候的事情。
有段时间，父亲常让我坐在他的轻型摩托车的后座上——“小心啊，卡廖沙！”母亲会喊——然后我们在长而直的沼泽地小路上咆哮前行。他拥有的第一辆车是250cc的弗朗西斯·巴内特，是他用废旧零件重装的，每个零件都是用手清洗并复位。然后是一辆通体闪着黑色光芒的350cc的文森特，然后是一辆500cc的诺顿。我过去常常像念咒语一样背诵这些名字。我还记得当我听到道路尽头发动机低沉的轰鸣声时，我是怎样扑向窗子的，随后，他会走进屋来，风尘仆仆，戴着护目镜和老式的俄国皮制航空帽，说：“谁想来骑摩托？”“我！我！带上我！”
但那是在他发现我没有工程学方面的天赋之前的事了。* * *
午饭过后，父亲打起盹来，我乘机找出园林剪，打算到花园剪几枝玫瑰拿到母亲坟上去。天一直在下雨，花园里有股生根发芽的味道——一种野性的、无序的生长。红玫瑰枝枝蔓蔓地攀上了我家与邻居家间的篱笆，挣扎着从盘旋缠绕的杂草中露出头来；在小茴香和欧芹曾经不请自来落地生根的地方，荨麻正在抽枝发芽。母亲种在小路边的薰衣草丛已经长高了，花茎稀疏而纤细。花圃中，罂粟和耧斗菜沙沙作响的褐色种球与兰柳挤作一堆，贪婪地将枝丫伸向她曾喂给它们的那堆“巧克力”。唉，她会叹息着说，花园里总有干不完的事。总有什么在生长，也总有什么要被割掉。人连半会子工夫也歇不下来。
坟地也一样，是个生死相并的处所。一只花斑猫已经在此画地为疆，正巡视着将墓园与玉米地分隔开来的树篱。一对画眉鸟在一处新坟上啄食着土里的虫子。在她的坟墓后面，又出现了五处新坟，也就是说，自打她死后，村子里又死了五个人。我读着这些新坟的墓碑。至亲至爱的……妈妈……悲伤地与生命告别……安息在基督身边……在永恒中……有只鼹鼠一直在跟埋葬虫一起忙碌着，地上时不时地冒出堆土来。母亲坟上有个鼹鼠洞。我愿意相信，那只胖头胖脑、皮毛黑亮的鼹鼠会在黑暗的地下温暖舒适地偎在她身边。在她的葬礼上，牧师说她去了天堂，但她知道，她将来此，进入地下，成为蠕虫的餐点。（千万别伤害一只虫子，娜杰日达，它是园丁的朋友。）
母亲洞晓生死。有一次，她从市场上买了只死兔子回家，在案板上剥去皮，掏出内脏。她掏出它那红彤彤、血淋淋的内脏，将一只麦管插入气管，往兔子的肺里吹气。我看着兔子的肺就那样一起一伏，不由瞪大了眼睛。“瞧啊，娜杰日达，这就是呼吸。我们有呼吸，就说明我们活着。”
另一次，她买回一只活鸡。她把它带到后花园，将挣扎着想要逃脱的鸡夹在膝间，倏地一下就扭断了它的脖子，手法干净利落。那鸡抽搐了几下便一命呜呼了。“瞧啊，娜杰日达，我们就是这样死的。”
无论是兔子还是鸡，都被加上大蒜、青葱和花园里种的各种香草炖成了一锅香喷喷的肉，等肉被吃得一干二净后，骨头又用来烧了汤。物尽其用，无一浪费。* * *
墓园里那株野生樱桃树下，我坐在长凳上梳理着自己的记忆，可我越是努力地回想过去，就越是分不清哪些是回忆，哪些是故事。我小时候，母亲常会给我讲些家族的故事——但只讲那些结局美好的。姐姐也给我讲故事：她的故事千篇一律，就是好人（妈妈，哥萨克）加坏人（爸爸，共产党）的那一套。薇拉的故事总是有头有尾，中间还有起承转合，并且是非分明。有时，父亲也给我讲故事，但他的故事结构复杂，意义含糊，结局凄惨，此外还冗长离题，事实不清。我更愿意听妈妈和姐姐的故事。
我也要讲个故事。我们曾经是一家人，妈妈，爸爸，姐姐和我——既不是个快乐的家庭，也不是个悲哀的家庭，不过就是那种大家凑在一起，孩子慢慢长大，父母渐渐衰老的家庭。在我的记忆中有过那么一段时光，我和姐姐彼此相爱，爸爸和我彼此相爱。也许竟然还有一段时光，爸爸和姐姐也彼此相爱——我记不得了。我们都爱妈妈，而她也爱我们大家。我是个扎着辫子的小姑娘，手里紧紧抓着只小花猫，它的照片现在还搁在壁炉架上。我们说的话跟邻居迥异，吃着跟邻居不一样的食物，工作勤勤恳恳，决不去打扰任何人，我们总是循规蹈矩，这样秘密警察就不会在深更半夜找上门来。
有时候，小小的我会穿着睡衣坐在黑暗中的楼梯的上方，支起耳朵竭力想听清爸妈在楼下房间里的谈话。他们在说些什么呢？我只能捕捉到只字片语，但我能感觉到他们语调的急促。有时，当我走进某个房间，注意到他们的语气突然变了，脸上暂时浮出了笑容。
他们是在谈论另一段时光、另一个国家吗？他们是在谈论发生在他们的童年时代与我的童年时代之间的事情——某种可怕到务必不能让我知道的事情？
姐姐比我大十岁，一只脚已经踏入成人世界。她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大家说起这些事情时，总是低声地交头接耳，从不正大光明地说出来。她知道大人的那些可怕的秘密，光是听说它们就吓得她心惊肉跳。
既然母亲已经去世了，大姐头就成了家庭档案保管员、故事讲述人、叙事监管者，正是这些东西定义着我们的存在。这个角色高高在上，让我既妒且恨。我想，这一次，我要把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弄清楚，然后用我自己的方式讲出来。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
我对母亲了解多少？柳德米拉（米拉，米罗契卡）·米特洛凡诺娃1912年生于诺瓦亚·阿来克桑德里亚（Novaya Aleksandria），这是个驻军小镇，现在划归了波兰，但当时位于俄罗斯帝国的西部地区。她父亲名叫米特洛凡·奥切雷特考，是位骑兵军官，一位战争英雄，同时又是个亡命之徒。她的母亲索尼娅生下柳德米拉时只有十九岁，她是个见习教师，一位幸存者。
奥切雷特考一家不是贵族，但属于富农阶层，来自乌克兰的波尔塔瓦（Poltava）地区，生活在一个khutor（移居区）的边缘，耕种着位于苏拉河（Sula River）东岸的约三十公顷的土地。他们是勤勤恳恳地劳作、痛痛快快地喝酒的哥萨克人，不知怎的积攒了足够的财富用以支付必要的贿赂，从而获得了有利可图的契约，为沙皇军队提供马匹。反过来，这又使得他们存了足够的钱用以支付数目更加可观的钱财，从而确保他们的长子，也就是米特洛凡，能在陆军军官学校里谋得个差职。
米特洛凡·奥切雷特考似乎是一名出色的士兵：无所畏惧，又小心谨慎，热爱生命，但尊重死亡。从贵族中提拔出来的军官几乎不将农民当人看，与他们不同，奥切雷特考以军队为念，珍惜士兵的生命，只有当必有斩获时才会铤而走险。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摸爬滚打和血雨腥风，他衣锦还乡，享誉无数。他最辉煌的时刻是在1916年的东部前线，当时，他腿部中弹，依旧拖着伤腿爬过纳洛克湖（Lake Naroch）的一处沼泽，前去营救身陷沼泽的沙皇的表兄，因为春天的到来使湖滨解冻，将数英里的湖滨变成了混浊的泥塘。奥切雷特考将那位年轻贵族拖到安全的地方，并抱着他穿过暴风骤雨般的炮火。
鉴于他的英勇表现，他被授予圣乔治十字勋章。沙皇亲自为他授勋，皇后还用手拍了拍小柳德米拉的头。两年后，沙皇和皇后死去，奥切雷特考便成了逃亡在外的亡命之徒。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奥切雷特考既没有参加沙俄的白军，也没有参加苏维埃的红军。与此相反，他带着索尼娅和三个孩子——我母亲柳德米拉现在已有了弟弟妹妹——回到了波尔塔瓦，将他们留在位于khutor的一栋摇摇欲坠的木屋中，自己则离开家乡，前去与发动了反叛的乌克兰民族共和军并肩作战。这是个不容错过的时机：既然俄国正值内讧，行将四分五裂，这也许是让乌克兰脱离帝国魔爪的有利时机。
在那些年里，柳德米拉几乎见不到自己的父亲。有时，他会在夜深人静之时回家，总是精疲力竭，又饥又渴，而且清晨一到即匆匆离去。“千万别跟人说爸爸来过。”她母亲会这样小声地交代孩子们。
与内战相伴随的是一系列血腥的屠杀和报复，它们令人毛骨悚然，似乎人类的灵魂已经死去。没有哪个乡镇，哪怕是最小的村庄，能逃过一劫，家家户户无一不受到牵连。历史书籍讲述了将延宕不去的死亡痛苦强加于人的种种新方法，它们个个堪称奇思妙想。天才的想象力被嗜血的欲望所利诱，发明出前无古人的酷刑；过去的邻居反目成仇，认为对于彼此，仅用子弹枪杀都太过仁慈。但我父母从来不在我面前提及这些可怕的故事：我是他们弥足珍贵的和平宝宝。
当母亲讲起她童年时代的早期生活时，它总是被描述得如诗如画——漫长的夏季，炙热的太阳下，她们光着脚丫在田野上奔跑，或是将瘦伶伶的身体浸泡在苏拉河水中，又或者，把牛赶到远处的牧场，一整天都逗留在外，从黎明直至黄昏。不穿鞋子，不穿短裤，也没人来管束她们。牧草长得葱郁茂密，足以藏身，草色青翠惹人，上面还零星地点缀着红花白朵。天空湛蓝湛蓝，玉米地金黄一片，一望无垠。有时，从很远的地方，她们能够听到枪炮的射击声，能看到浓烟从燃烧的房屋上升腾而起。* * *
父亲站在乌克兰地图前，正在滔滔不绝地向唯一被他逮住的听众（迈克）发表为时长达两个小时的热情演讲，他说起乌克兰的历史、政治、文化、经济、农业以及航空工业。他的学生舒舒服服地坐在扶手椅中，面朝地图，眼睛却凝视着演讲人头顶上方的某处。他面若桃花，手里轻晃着一杯母亲自制的李子酒。“人们时常忘记，内战并非仅仅是白军与红军间的对峙较量。至少有四支外国军队参与了企图控制乌克兰的战争：苏维埃红军，俄罗斯皇家白军，趁火打劫发起入侵的波兰军队，以及扶持斯科罗帕德斯基傀儡政权的德国军队。”
我在厨房里一面切着准备做汤的蔬菜，一面竖起耳朵听着父亲的声音。“乌克兰人要么听命于前哥萨克阿特曼家族的领导，要么团结在打着无政府主义旗号的马赫诺的周围。他们的目的都既简单又不现实：把乌克兰从所有这些占领军的铁蹄下解救出来。”
母亲的可口靓汤的秘诀在于很多的盐（他俩都患有高血压）、一大块黄油（他们不担心胆固醇），以及从园子里采摘来的新鲜蔬菜、大蒜和香草。我可没本事做出这样的汤来。“娜杰日达的祖父米特洛凡·奥切雷特考加入了阿特曼·图图尼克领导下的一支军队，成了他手下的二把手。他们与西蒙·佩特卢拉的‘乌克兰执政内阁’（Ukrainian Directoire）结成松散的联盟共同作战。顺便插一句，奥切雷特考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一脸大胡子，眼黑如炭。我见过他的照片，当然，我没见过他本人。”
在炖汤时，她会往汤里放几茶匙halushki——一种用生鸡蛋和粗麦粉调制的面糊，加入盐和香草打紧——面糊被制成松松的团子，入口即碎。“内战结束时，这位奥切雷特考逃到了土耳其。现在，索尼娅的哥哥帕维尔——顺便说一下，他是个相当出色的人，是铁路工程师，修建过从基辅到敖德萨的第一条铁路——跟列宁是朋友。有鉴于此，他写了几封信，于是米特洛凡·奥切雷特考得到大赦，恢复了名誉，在基辅的军营当上了击剑术的教官。我就是在基辅第一次见到柳德米拉的。”
他的声音完全嘶哑了。“来吧，爸爸，迈克，饭做得了。”* * *
在从瓦伦蒂娜返回乌克兰到她重新入境英格兰的这段时间里，我父亲经历了快速的个人成长过程，而且思维极其活跃。他开始文思泉涌，诗作迭出，写着诗的纸片在房间里随处可见，上面全都有着同样的潦草难辨的西里尔文笔迹。我辨认出了一两个“爱”字，但我实在集中不了精力去读它们。
他每周都写信给身在乌克兰的瓦伦蒂娜，除了写信，他还打电话，有时跟她交谈，有时跟她那位聪明智慧型的丈夫交谈。我知道这些电话都很长，因为我看到了电话账单。
尽管如此，他对我和姐姐却吞吞吐吐。他不想听任我们摆布。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九月，薇拉去看了他一次。她向我描述了她的探访。“屋子污秽肮脏。他把报纸当饭吃。他除了苹果什么也不吃。我试图劝他加入长者住屋计划，可他说你不让他那么做。我无法想象，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娜杰日达。我猜你是担心，假如他卖掉房子，你就得不到你那份遗产了。真是的！你的强迫症真是太严重了。这所房子现在对他来说太大了。我想给他找个保姆，但他断然拒绝。说到这，我想起了另一件恶心事——我想弄清他同那婊子的关系现在怎么样了，可他根本绝口不谈。他就知道转移话题。真不知道他中了哪门子邪。他的行为古怪到了极点。我们真该咨询一下医生，看是不是该给他做个鉴定，你觉得呢？他好像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中。”
我把电话听筒从耳边拿开，任她喋喋不休地抱怨着。
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向我描述了大姐头的来访。“我看到汽车开进车道，看到她下了车，然后向房子走来，你想得到吗，娜杰日达，我禁不住拉了裤子。”他说这话，就像他的大肠不是长在他肚子里，而是一种与他毫不相关的自然力量似的。“你看，这个薇拉，她是可怕的独裁者、暴君，就像斯大林。她总是缠着我不放。必须这么做，必须那么做。为什么我非得俯首帖耳地听命于人？我就不能自己做回主吗？现在，她又说我必须得住长者住屋。我承担不起长者住屋。对我来说太昂贵了。我最好待在这儿，住在这儿，死在这儿。你对她说，我就是这样说的。对她说，我希望她再也别来看我了。你和迈克可以来。”
等我和迈克下次再去看他时，我们发现，房子和院子跟我姐说的没什么两样。一层稀薄的尘网让所有的白色漆面全都变得灰蒙蒙的，并与天花板上的蜘蛛网粘连在了一起。起居室里到处都是被风吹落的苹果，它们被从地上捡起来，放在浅盒子或纸板箱里，盒子和箱子堆在桌子上、椅子上、餐柜上，甚至衣橱顶上，使屋子里弥漫着它们烂熟的果味。果蝇在格雷威斯和巴思美人苹果上嗡嗡盘旋，这些苹果正在变软，已经开始发褐，生出斑斑点点的霉斑，因为我父亲眼睛太近视了，所以根本注意不到它们。他坐在桌子的一头，拿着小刀，削皮，切片，将它们弄成东芝苹果大小的苹果堆。我注意到，他的面色比以前红润多了。“哈罗！哈罗！”他热情地迎接我们，“那个，没什么新鲜事。优质的苹果！瞧啊！”他给我们端上东芝微波炉烹制出的黏稠混合物，“今天我们得去图书馆。我已经预订了几本书。我现在对工程技术世界观这档子事很感兴趣，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被整合进了新型机器设计中。”
迈克露出印象深刻的样子。我抬眼去看天花板。父亲锲而不舍，就像个耕田的老农，顺着褐油油的犁印般的想法，勇往直前地说下去。“你看，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生产关系嵌入在生产机器中。拿拖拉机为例。在十九世纪，早期的拖拉机是由个体手工业者在自己的作坊里制造的。现在，它们在装配线上生产，在装配线的终点站着个拿秒表的人。他测量整个过程（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过程’）。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工人就必须更加辛苦地工作。现在，再来看一个耕田的人。他独自坐在驾驶室里。他移动操纵杆，拖拉机开始犁地。他顺着地面的坡度行进，他要顾及土壤和天气。他相信，自己是这个过程的主人。但在这块田的另一头，站着个拿秒表的人。他观察拖拉机驾驶员，记录他的直行和拐弯。于是犁一块田就有了固定的时间，人工工资就按此分配。现在，你瞧，在这个计算机数字化控制的时代，就连拿秒表的人也成了多余的，秒表本身将被整合进仪表板中。”
他亢奋得有点疯癫地挥动着小刀。蜷曲的苹果皮从桌上滑落到地毯上，被踩成了香糊糊。* * *“这是睾丸激素激增的缘故。”迈克说，这时，我们正跟着我父亲穿过彼得伯勒繁忙的周六清晨的街道，“你看，他的背挺直了，关节炎也好多了。我们几乎跟不上他的步伐。”
这是事实。父亲在我们前面健步如飞，在拥挤的人群中急急穿梭，腾挪自如，一心一意地只惦记着一件事。他是要到公共图书馆取他的书。他走起路来虽然是拖着脚，却倒脚很快，身子从臀部开始弯曲，双手垂于两侧，脑袋向前伸出，牙关紧咬，双目直视前方。“唉，你们男人全都一个样。你们认为性是万能良药。”“它的确包治百病。”“真好笑，可当我同我的女性朋友谈起我父亲和瓦伦蒂娜这档子事时，她们都大感惊骇。她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在遭到盘剥的脆弱老头。可同我说到此事的所有男人——无一例外，迈克，（我摇了摇我的手指。）他们的反应全是这种心照不宣的诡异微笑，这种略带欣赏的咯咯笑。噢，这家伙。他可真行啊，简直是返老还童啦。祝他走运。让他享受他那点儿乐子吧。”“你必须承认，这对他有好处。”“我什么也不承认。”（跟迈克争论与跟薇拉和爸爸争论相比更令人沮丧。他总是理智得令人抓狂。）“你敢肯定自己没点清教徒的做派吗？”“我当然不是！（我是又怎样？）这是因为他是我父亲——我只是想让他变得成熟点儿。”“他正在变得成熟，以他的方式。”“不，他没有，他正在变成毛头小子。一个八十四岁的毛头小子。你们一起全都变成了毛头小子。挤眉弄眼。推推搡搡。好一对大奶子。看在老天爷的分儿上！”我的声音提高了八度。“但你看得出这对他有好处，这新的两性关系。它使他获得了新生。这恰恰证明了那句老话：你可以活到老，爱到老。”“你是说好色到老。”“哎呀，也许也包括色欲在内。你爸爸只不过希望实现所有男人的梦想——躺在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怀中。”“所有男人的梦想？”
那晚，我与迈克是分床睡的。* * *
我父亲在图书馆预订了几本十九世纪工程师的传记：约翰·富勒、大卫·格雷吉、查尔斯·布雷尔、费斯肯兄弟。在瓦伦蒂娜的丈夫，也就是那位睿智型的理工学院院长的鼓励下，他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并书写自己的大作：《乌克兰拖拉机简史》。第一辆拖拉机由一个名叫约翰·富勒（John Fowler）的人发明。此人是个贵格会教徒，智慧超群，野心勃勃。无论是伏特加、啤酒还是葡萄酒，他都一滴不沾，就连茶水都不曾濡湿过他的双唇。正因为如此，他的大脑异常清醒。有人可能会称他为天才。富勒是个大好人，他把拖拉机视为一种工具，以此将劳苦大众从艰辛困苦、报酬低廉的劳役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欣赏精神生活之美。他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不断完善自己的计划。
他用乌克兰语写作，然后辛辛苦苦地将它翻译成英语（他在高中学过英语和德语），好让迈克能够看懂。他英语的书面表达能力之好令我吃惊，尽管有时我得助他一臂之力。富勒发明的第一辆拖拉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拖拉机，因为它不曾拖犁。不过，它是一部构思巧妙的机器。富勒的拖拉机由两部分别置于田地两端的发动机构成，发动机由一根环形钢索连接，钢索上装有犁片。当发动机转动时，钢索就会拖着犁在田间上下来回地行进，上下来回。上下来回。
父亲的声音时高时低地嗡嗡作响，就像一只心满意足、满载而归的大黄蜂。房间里暖意十足，弥漫着丰收的味道。窗外，略呈紫色的夕阳的余晖笼罩着田野。一辆拖拉机正在缓慢地颠簸前进，已将烧为灰烬的麦茬翻入土中。
婚礼靓照
尽管薇拉和我竭力阻止，瓦伦蒂娜和她的儿子斯坦尼斯拉夫还是于三月一日返回了英格兰。他们在拉姆斯盖特入境，持的是为期六个月的旅行护照。没有一个基辅的英国使馆人员反对他们获取签证，也没有一个拉姆斯盖特的入境官员哪怕是粗粗地检查一下他们的护照。一回到彼得伯勒，他们就搬进了鲍勃·特纳的家。瓦伦蒂娜在教堂附近的一家旅馆找了份工作，并立即开始着手实施嫁给我父亲的计划。所有这些情况都是我通过数小时的电话交谈拼凑出来的。
父亲企图对自己的计划秘而不宣，把我和姐姐都蒙在鼓里。每当我们直截了当地向他发问时，他总是顾左右而言它。但他不善撒谎，所以总是轻易露馅。他忘了自己对我们分别说过什么，而且他以为我们还是不跟对方说话。但我们已经开始情报共享。“到头来他当然还是把一千八百英镑拱手相送了，薇拉。他把它们存入她的户头，而她毫不客气地将它们一取而空。她不在这儿时，他一直定期给她寄钱。”“真的啊！太过分了！”大姐头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那肯定是他大部分的养老金。”“他还寄钱给她和斯坦尼斯拉夫买从利沃夫到拉姆斯盖特的长途车票。后来她又对他说，她还需要更多的钱办理奥地利的中转签证。”“妈的话绝对是正确的，”薇拉说，“他毫无常识。”“等他把钱花光了，就不得不罢手了。”“也许吧。也许这仅仅是个开始。”
父亲不仅仅将这位一贫如洗的乌克兰美妇人从水深火热中拯救了出来，而且还责无旁贷地坐到了抚养她那出类拔萃的天才儿子的位置上。
斯坦尼斯拉夫现年十四岁，一直被视为未来将自主开业的心理学家。我父亲花了一笔小钱给他测了下智商，于是乎得到一张证书，上面宣称他是位天才。基于此，这孩子（顺便提一句，他还是个天才的音乐家，会弹钢琴）在彼得伯勒的一所声誉卓著的私立学校占据了一席之地。（当然，他这样聪明绝顶，怎能屈尊莅临当地的综合中学，那是只有那些农民兄弟的子女才适合去的地方。）
花大价钱将自己出类拔萃的天才女儿送进一所一流学校的我姐姐对此怒不可遏。将我那出类拔萃的天才女儿送进当地综合学校的我也同样怒不可遏。我们的愤怒使得电话线嗞嗞地直冒火花。我们终于有了共同之处。
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点。正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以生命为代价所揭示出的那样，婚姻绝不仅仅是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的事情，它还关乎两个家庭。薇拉和我都不想让瓦伦蒂娜进入我们的家庭。“我们得正视此事，”薇拉说，“我们不想让如此平凡的人（这可不是我说的！）顶上我们家族的姓氏。”“噢，得了，薇拉。我们的家族也并非不平凡。我们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家族，与别人家没什么两样。”
我开始向大姐头那自我任命的家族历史的守护人身份发出了挑衅。她当然不干了。“我们来自货真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娜杰日达。我们可不是什么暴发户。”“但奥切雷特考家是——那什么？富农……”“农场主。”“……变成的马贩子。”“养马人。”“总之是哥萨克人。有点野蛮，你得承认。”“斑斓多彩。”“而马耶夫斯基家是教师出身。”“祖父马耶夫斯基是教育部长。”“不过六个月而已。而且是个并没真正存在过的国家的。”“自由乌克兰当然存在过。说真的，娜迪娅，你为什么对凡事都抱着如此消极的看法呢？难道你认为自个儿是历史的奴婢？”“不，但是……”（这当然正是我的想法。）“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她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我听到她在摸索香烟，“我还是个小姑娘时，索尼娅外婆常对我说起她婚礼的故事。那才叫婚礼呢，可不是我们老爸正打算进行的这可怜巴巴的破事儿。”“可你瞧瞧日期吧，薇拉。新娘已经怀孕四个月了。”“他们彼此相爱。”
这算什么？难不成大姐头私下里是个浪漫主义者？* * *
母亲的母亲索尼娅·布拉祖克嫁给米特洛凡·奥切雷特考时芳龄十八，她的婚礼是在有着金色穹顶的基辅圣米迦勒大教堂举行的。她身穿一袭白色结婚礼服，轻纱笼面，脖子下垂着个漂亮的金盒坠，长长的棕发上戴着洁白的花冠。尽管她身材纤瘦，你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她已经有孕在身。她的长兄帕维尔·布拉祖克，铁路工程师，后来是列宁的朋友，把她交给了新郎，因为她父亲太虚弱了，撑不过整个仪式。她的才当上医生的姐姐舒拉是女傧相。她的两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向她抛洒玫瑰花瓣，当她亲吻新郎时，禁不住泪如泉涌。
奥切雷特考家的男人们大步流星地踏入教堂，他们穿着马靴、刺绣衬衫和式样奇特、宽松下垂的裤子。女人们身着色彩浓烈的衬衫，小跟靴子，头扎色彩艳丽的发带。她们一起站在教堂后面，像簇刺目耀眼的花束。婚礼结束时，她们兀然离去，没有给牧师一文小费。
布拉祖克家的人对新郎的家人嗤之以鼻，觉得他们粗俗无礼，比土匪好不到哪儿去，他们饮酒过量，还从不梳头。奥切雷特考家觉得布拉祖克家的人是娘娘腔的城里人，是土地的背叛者。索尼娅和米特洛凡可不管各自的父母作何感想。他们已经成就了自己的爱情，而他们爱情的结晶即将到来。* * *“1953年的时候，它不出意料地被推倒了。”“你说什么？”“金色穹顶的圣米迦勒教堂。”“谁干的？”“当然是共产党啦。”
哈！看来这浪漫故事背后还是有潜台词的。“爸爸和瓦伦蒂娜是相爱的，薇拉。”“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娜迪娅。你怎么老也长不大啊？你等着看吧，她要的是护照和工作许可证，还有他剩下的那点儿钱。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他只不过被她的肉体迷住了。这是他唯一的话题。”“他说起拖拉机来也是滔滔不绝。”“拖拉机和乳房。你说到点子上了。”（为什么她那么恨他？）“那么咱爸咱妈的关系怎样——你觉得他们是因为爱而结婚的吗？你不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种权宜婚姻？”“那可不同。时代不一样。”薇拉说，“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为了活下去，必须得做他们不得不做的事。可怜的妈妈——得与爸爸终老，毕竟她挺过来了。多么残酷的命运！”* * *
1930年，我母亲十八岁时，她父亲被捕了。那时离肃清运动达于其可怕的巅峰还有几年，但事情还是按照恐怖所惯有的方式发生了——深更半夜传来敲门声，孩子们在尖声哭泣，外婆索尼娅·奥切雷特考穿着睡衣，乱蓬蓬的头发散乱地垂在背上，向军官们苦苦哀求。“别担心，别担心！”外公在被捆走时，回头喊道，他身上只穿着起床时的衣服，“早晨我就回来了。”他们再也没见到他。他被带到了基辅的军事监狱，他在那里受到的指控是，曾秘密训练乌克兰民族运动战士。这是真的吗？我们永远也无从知道。他从未接受过审讯。
六个月的时间里，柳德米拉和她的弟弟妹妹每天都陪母亲带着食物去监狱。他们把东西交给站岗的警卫，满心希望至少其中的一小部分能送达父亲手中。一天，警卫说：“明天你们不必再来了。他再也不需要你们的食物了。”
他们很幸运。在肃清运动的后期，不仅是有罪之人，就连他的家人、朋友、同事，凡是被怀疑与他的罪行有牵连的人，都会被送去改造。奥切雷特考被处决了，但他的家人得以幸免。不过，留在基辅对他们来说不再是安全的。柳德米拉被从大学的兽医课程中除名——她现在是人民公敌的女儿。她的弟弟妹妹被学校开除。他们搬回khutor，挣扎度日。
谋生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波尔塔瓦的农田是整个苏联最肥沃的土壤之一，农民还是得忍饥挨饿。1932年秋，军队掠夺了全部的收成。就连下一年的玉米种子都被夺走了。
母亲说，饥荒的目的在于打击百姓的精神，强迫他们接受集体农庄。斯大林相信，农民的思想意识是狭隘、贪婪、迷信的，应该被一种崇高的、同志般的无产阶级精神所取代。（“真是缺德透顶的胡说八道，”母亲说，“唯一的精神就是让自己活下去。吃。吃。明天也许就什么都没有了。”）
农民吃掉了自己的牛、鸡和羊，然后是自己的猫和狗，然后是大老鼠和小耗子；再后来，没什么可吃的了，就开始吃草。在1932年到1933年那场人为的饥荒中，整个乌克兰有七百万到一千万的人被饿死。
索尼娅·奥切雷特考是幸存者。她用从野地里挖来的草和野生酢浆草做稀汤。她挖山葵的根和洋蓟的块茎，还在菜园里找到几个土豆。这些都吃完后，他们陷入困境，于是开始吃生活在屋顶茅草中的老鼠，然后是茅草本身，后来他们就咀嚼皮革做成的马具，以压制饥饿带来的苦痛。当他们饿得睡不着时，他们常常会这样唱道：有一座高高的山，山下是牧场，那绿油油的牧场啊，物产富饶。人们犹如生活在天堂。
在邻村，有个女人吃掉了自己的婴孩。她疯了，游荡在乡村小道上，嘴里哭喊着：“可她已经先死掉了。吃了有什么关系？那么胖乎乎的！不吃多浪费？我没杀她！不！不！不！她已经先死掉了。”
khutor的偏远救了他们的命——即使有人想起他们，可能也会认为他们已经死了。1933年，他们想方设法地弄到一张通行证，长途跋涉地到了卢罕斯克（Luhansk）（不久后这里被改名为伏罗希洛夫格勒），索尼娅的姐姐舒拉就住在那里。
舒拉是位医生，比索尼娅大六岁。她有点冷幽默，头发被染成红色，对奢侈的帽子情有独钟，笑起来咯咯的（她抽用自家种的烟草手工卷制的香烟），嫁了个上了年纪的丈夫——一个共产党员，还是伏罗希洛夫元帅的朋友——他可以拉关系走后门。他们住在镇子边上一栋老式木屋里，屋檐上雕有花纹，有蓝色的百叶窗，花园里种着向日葵和烟草。舒拉自己没孩子，所以对索尼娅的孩子倾注了过分的热情。当索尼娅找到份教师的工作，带着两个小点儿的孩子搬进城里的一间小公寓时，柳德米拉留在了舒拉姨妈家。舒拉姨妈的丈夫给她在卢罕斯克的机车厂找了份工作，她要在那里接受训练，成为吊车司机。柳德米拉对此心不甘情不愿。她跟大吊车能有什么沟通？“干吧，干吧，”舒拉姨妈催促道，“你会成为一名无产者的。”
起先，熟练掌控那些大型机器，让它们在自己的指挥下运转自如，是件让人兴奋的事。随后它就变成了例行公事。然后就变得乏味得要命。她再次梦想成为一名兽医。动物闻上去有生命的气息，摸起来非常温暖，应付和征服它们远比控制用杠杆就能操控的冷冰冰的机器令人激动。（“大吊车和拖拉机跟马比起来是多么可悲的事啊，娜迪娅！”）那时的兽医只给大型动物做手术——有价值的动物——母牛，公牛，马匹。（“光是想一想，娜迪娅，这些英国人会花上一百英镑去救一只从街上捡来的猫或狗的命，还什么都不为。真是心肠好到笨！”）
她给基辅的大学写信，然后收到一大堆需要填写的表格，要求她详细写明她自己、她父母及祖父母的职业——他们属于什么阶级。现在，只有那些工人阶级的后代才能上大学。她心情沉重地寄出了表格，对于它们如石沉大海的结果毫不惊讶。她二十三岁，她的生活似乎进入了死胡同。然后，她收到了那个跟她同过学的奇怪男孩的信。* * *
婚礼，如同葬礼一样，为家庭戏剧提供了完美的表演场所：有各种各样的仪式和象征性习俗，并为趋炎附势提供了乔装打扮纷纷亮相的机会。据薇拉讲，我父亲的家族不赞成他娶奥切雷特考家的女儿。虽说那姑娘，柳德米拉，长得挺水灵，娜迪娅奶奶说，可也相当野，而且退一步说，非常不幸的是，她的父亲是“人民的公敌”。
从索尼娅外婆的角度而言，她觉得我父亲家族的人有些自命不凡，举止怪异。马耶夫斯基家族是一小部分乌克兰知识阶层中的一员。祖父马耶夫斯基，也就是尼古拉的父亲，个头相当高，白发飘飘，戴副小眼镜。在1918年乌克兰独立运动短暂的兴盛期里，他甚至担任了六个月的教育部长。斯大林掌权后，乌克兰自治思想遭到灭顶之灾，他成了基辅一所乌克兰语言学校的校长，是自愿捐款活动的组织者，不断受到来自有关机构的重重压力。
正是在这所学校，母亲与父亲初次相遇。他们同班。尼古拉总是第一个举手的孩子，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柳德米拉觉得他全知全能到了令人难堪的地步。
尼古拉·马耶夫斯基与柳德米拉·奥切雷特考于1936年秋在卢罕斯克的结婚登记处结婚。他们同为二十四岁。婚礼没有金色穹顶，没有鲜花或钟声。主持婚礼仪式的是位身材滚圆的党的女官员，她身着深绿色套装，白衬衣似乎不大干净。新娘子没有怀孕，也没人流泪，尽管有太多需要流泪的事情。* * *
他们曾经相爱过吗？
不，薇拉说，她之所以嫁给他，是因为她需要一条出路。
是的，父亲说，她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女人，也是最精力充沛的。你真该看看她生气时的黑眼睛。在溜冰场上，她滑起冰来就如同一位女王。看她骑在马背上的样子，真是令人荡气销魂。
不管他们是否相爱，他们一起生活了六十年。“那么，爸爸，关于柳德米拉，你还记得些什么？告诉我吧，当你们初次相遇时，她是个什么样子？（我在尝试使用怀旧疗法。我暗自希望，如果母亲的形象充满他的头脑，就会将那个入侵者从他头脑中抹去。）第一眼看去，她可爱吗？她漂亮吗？”“是的，确实漂亮。从各方面说，都相当漂亮。可是，当然没有瓦伦蒂娜漂亮。”
他坐在那里，脸上浮现出一丝神秘的笑容，几缕银发散乱在磨损了的衣领上，用深色包装胶带粘起来的眼镜架在鼻尖上，使我看不大清他的眼睛。他那因关节炎而肿大的手捧着一大杯茶。我真想冲上去，抢过茶杯，泼他一脸的水。但我意识到，他对自己的话有可能对我产生的影响一无所知，根本一无所知。“你爱她吗？”（我的意思是，他是否更爱她一些。）“呵，爱情！爱情是什么！没人能明白。在这一点上，科学得向诗歌举手投降。”* * *
父亲没邀请我们参加婚礼，但他无意中说出了日期。“现在没必要来。一切都OK。你们可以在六月一日以后来。”他说。“我们有四周的时间来阻止她。”姐姐说。
但我犹豫不决。他的快乐和新展现出的生命活力让我感动。再说，我满脑子都是迈克的看法。“也许事情会很好。也许她会照料他，让他在晚年享受到幸福快乐。这总比进养老院好些。”“发发慈悲吧，娜迪娅。你想也别想，当他年事已高、口水直流、大小便失禁时，那种女人会陪在他身边？她会把他的财产席卷一空，然后溜之大吉。”“但我们得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等他老了以后，你和我都不会照看他，是吧？”（最好把事实摆出来，尽管这其中的坦率令人刺痛。）“我为母亲尽了全力。对父亲，我感到的是种责任感，除此之外没别的。”“他不是那么容易去爱的人。”我竭力让自己听上去不是在指责谁，但她听上去觉得就是如此。“这跟爱毫无关联。我会尽自己的义务，娜杰日达。正如我真心希望你也会。即使那意味着不让他变成一个自欺欺人的大白痴。”“我确实不能全天候地照料他，薇拉。我们一直都在争论。这快让我疯了。但我希望他没事——希望他幸福。如果瓦伦蒂娜让他幸福……”“这不是幸福不幸福的事，娜杰日达，这是钱的事。你就看不明白吗？我猜，因为你那左倾思想，无论是谁想来宰割劳苦大众，你都会举双手欢迎。”“左倾跟这事扯不上边儿。关键在于，什么才是对他最好的。”（自鸣得意的口气。瞧见了吧？我可不是像姐姐那样的法西斯分子。）“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我说过其他什么吗？”* * *
姐姐又给内政部打了电话。他们告诉她，必须把她的话变成书面形式。于是她写了，以匿名的形式。她给父亲将在那里进行婚姻登记的登记处打电话。登记处人员对她的话深表同情。“但你要知道，假如他到头来仍决心一条道走到黑，我对此绝对没辙。”登记处人员说。“但她跟她的乌克兰丈夫的离婚——显而易见，离婚是到最后一刻才完成的。而且他们离婚后，她又回去跟他住在了一起。”“我会查看一下相关材料，但如果全都符合程序……”“还有翻译的问题。她不得不在最后一刻请伦敦的一家代理机构翻译材料。他们也许会把离婚诉讼的终局判决与日后才生效的离婚判决混为一谈。”我姐姐是个离婚专家。“我自然会认真查看的。但我不懂乌克兰语，材料上怎么写，我就得怎么看。他是个成年人。”“他干的可不是成年人干的事。”“呵，好吧。”
她听上去就像个典型的官僚作风的社会工作者，我姐姐告诉我。她会尽力，但当然她必须恪守规定。
我们驾起想象的翅膀，出现在婚礼之上，在仪式举行到一半时溜了进去，那对新人正站在祭坛边。“我要穿黑套装，”薇拉说，“就是我在母亲葬礼上穿的那件。当牧师说：‘如果有人知道有任何原因或法律上的障碍……’我们就从后排大声喊出……”（我一直想那么干。）“但我们说什么呢？”我问姐姐。
我俩都僵住了。* * *
父亲与瓦伦蒂娜于六月一日在圣母教堂举行了婚礼，因为瓦伦蒂娜是天主教徒。父亲是个无神论者，但他迁就了她。（女人天生缺乏理性，他说。）
他给了她五百英镑买结婚礼服：奶油色聚酯纤维丝质地，紧紧地包着腰部和臀部，领口有内缘翻边，上面装饰着褶边蕾丝，从那里，你可以瞥见一对若隐若现的波提切利式的乳房。（我已经看过了婚礼照片。）我完全可以想象，他是如何上蹿下跳地瞎忙一气，以确保他雇来的摄影师抓取到最好的角度。他想向所有那些嘲笑她的说长道短的怀疑论者炫耀她，他的战利品。她则需要这照片给移民官看。
牧师是个年轻的爱尔兰人，我父亲说，看着就像个一脸雀斑、头发直立的十几岁的少年。当他为这对古怪的夫妇的结合祝福时，他会作何感想？他知道新娘子离过婚吗？还是他仅仅觉得有点儿不安？扎德查克夫妇，新娘子仅有的乌克兰朋友，也是来自乌克兰西部的天主教徒。会众中所有其他乌克兰人，也就是我父亲请来参加婚礼的我母亲的朋友，都是从东部来的东正教徒。我猜牧师的年轻和雀斑证实了他们对天主教的所有怀疑。
她塞尔比的叔叔也在团体照里，还有斯坦尼斯拉夫，以及一些她工作时结识的朋友。他们都有一副面对丑行若无其事的嘴脸，身着盛装，得意扬扬。鲍勃·特纳没有出席。
婚礼之后，那些大约两年前在参加过我母亲葬礼后坐在前屋的人现在又回到这所房子，用伏特加为这对幸福的夫妇干杯，一点点地啃食着从乐购超市买来的点心，一面窃窃私语……我不知道，我不在那儿。但我可以想象那些闲言碎语，那些飞短流长。只有他年龄的一半。瞧她那胸脯——瞧她是怎么让它在男人鼻子底下晃来晃去的。她脸上的化妆油。那自欺欺人的老头子。丢人现眼。
老破车
婚礼后的三周，我依然未曾目睹我新来的后妈的真容。“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能来见见那位幸运的新娘子？”我问父亲。“先不要来。先不要来。”“可什么时候？”“先不要来。”“为什么先不要来？”“她现在还不住这儿。”“不住那儿？那她住哪儿？”“别管她住哪儿。反正不在这儿。”
倔老头儿。他什么也不会告诉我。但到底我还是发现了。我套他的话。“这算哪门子老婆？甚至都不跟丈夫住一起？”“过不久她就来了。三周后。等斯坦尼斯拉夫的学校课程结束后。”“学校课程结束了又能怎样？假如她爱你，她现在就该在这儿。”“可他的房子离学校近。这对斯坦尼斯拉夫来说更方便。”“霍尔街？鲍勃·特纳住的地方？这么说她还跟特纳住在一起？”“是的。不是。但现在他们的关系是纯洁的。她向我保证过。”（他一字一句地说——保证过。）
傻瓜。被人骗得团团转。现在跟他争什么都没用。
到我们去探望时，已时值八月，天气炎热。田野四处是联合收割机的隆隆声响，它们像巨大的蟑螂一样上下颠簸爬行。一些农田已收割完毕，巨大的干草捆包裹在黑色的聚乙烯袋子里，散乱地躺在庄稼残茬上，就像一些从巨型机器上拆下来的零件——剑桥郡的这些个收获场景毫无诗情画意的成分。机械式树篱修剪机已现身户外，用来割倒丛生在灌木篱笆边的野蔷薇和荆棘。不久就要到在玉米地烧秸秆的时候了，土豆田和豌豆田也将喷洒化学落叶剂。
然而，母亲的花园依旧是鸟类和昆虫的避难所。树上挂着沉甸甸的果实——还没熟，会让你肚子痛——胡蜂和飞蝇已经在被风吹落的果子上大快朵颐，贪吃的雀鸟享受着小昆虫的盛宴，画眉鸟在掘食蛆虫，嗡嗡叫的肥肥的大黄蜂奋力钻进指顶花张开的唇瓣中。花圃里，粉玫瑰和红玫瑰与旋花类植物在为争夺地盘而一决高下。楼下饭厅里，面朝花园的窗户敞开着，父亲坐在窗边，鼻子上架着眼镜，膝上搁着本书。桌子上铺着台布，而不是堆着报纸，花瓶里插着些塑料花。“嗨，爸爸。”我探过身去，亲了亲他的脸颊。胡茬很扎人。“嗨，外公。”安娜说。“嗨，尼古拉。”迈克说。“哈哈。你们来了真好。娜迪娅。安努斯卡。米哈伊尔。”
一一拥抱。他看上去挺精神。“那么，你的书写得怎么样了，外公？”安娜问。她崇拜外公，认为他是个天才。为了她，我掩饰他的种种怪癖、他令人生厌的性觉醒、他不讲个人卫生的小毛病。“挺好。挺好。我就要写到最有趣的部分了。履带拖拉机的发展。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时刻。”“我把水烧上吧，爸爸？”“那跟我说说履带拖拉机。”安娜的话语里绝无讽刺之意。“啊哈！你瞧，在史前时期，大石头是用树干做成的木头滚子进行搬运的。瞧。”他在桌子上把削尖了的2H铅笔排成一排，又在上面放上本书。“一些人推石头，而另一些人——等石头已经运上了滚子——他们得从石头后面把树干抱起来，再跑过去把它们放在石头的前面。就履带拖拉机而言，这种滚子的运动是由链条和联动装置来完成的。”
爸爸、安娜和迈克轮流推着铅笔上的书，将铅笔从后面移到前面，速度越来越快。
我走进厨房准备茶点。我把茶杯放在托盘上，将牛奶倒入奶壶中，然后到处找饼干。那么她在哪儿呢？她在家吗？她还在躲着我们吗？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她——一个身材高大的金发女郎，足蹬高跟露趾凉拖，悠悠然地穿过花园向我们走来。她的步态慵懒，神情高傲，似乎无法忍受她得屈驾接见我们的搅扰。牛仔布迷你裙短到大腿，粉色无袖上衣紧裹着肉感的胸部，两只硕乳随着她的行走而不停地上下颠动。我瞪圆了眼睛。她就那么明目张胆地炫耀着那凹凸有致的奶白色肉体。她滚圆的身体几近于肥胖。等她走近点儿时，我看到她的头发是碧姬·芭铎式的乱发，扎成马尾，蓬松地堆在裸肩之上。头发是染成浅色的，在发根一寸左右处呈现出褐色。脸庞宽大俊秀。高颧骨。大鼻孔。眼距宽，眼睛是糖浆的那种金褐色，勾着埃及艳后式的眼线，在眼角处高高挑起。嘴唇上噘，几乎像在讥笑人，唇上涂着浅蜜桃色口红，口红溢出了唇线，似乎在有意夸大双唇的丰满。
骚娘们。臭婊子。贱货。这婆娘已僭取了我母亲的位置。我伸出手去，挤出一丝笑容。“哈罗，瓦伦蒂娜。真高兴终于见到你了。”
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冰凉无力，没有回握。长长的指甲上涂着与口红颜色相配的蜜桃色珠光指甲油，闪闪发亮。我从她眼睛里看到自己——矮小，干瘪，黝黑，平胸。不是个真正的女人。她冲迈克微笑，一种娇慵的坏笑。“你喜欢伏特加吗？”“我泡了一壶茶。”我说。
她在房间里晃荡时，我父亲的眼睛直盯在她身上。
我十六岁时，父亲禁止我化妆。他命令我上楼去，把脸上的妆卸掉后才能出门。“娜迪娅，假如所有女人都往脸上涂脂抹粉，想象一下，就不可能再有自然选择这一说了。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物种的丑化。你不会愿意让此事发生的，是吧？”
多么睿智聪达啊。为什么他就不能像个普普通通的父亲那样直截了当地说他不喜欢？现在瞧他那对着这涂脂抹粉的俄罗斯骚货直流口水的样子。也许他现在近视得太厉害了，看不清她化着浓妆。也许他认为，她天生就长着浅蜜桃色嘴唇和埃及艳后般的黑色吊梢眼。
这会儿在门口又出现了一个身影，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略胖，布满雀斑的孩子气的脸，有豁口的门牙，卷曲的褐发，圆眼睛。“你一定是斯坦尼斯拉夫。”我脱口问道。“没错，我是。” 可爱的豁牙笑容。“见到你真好。我听说了你好多事。我们大家来一起喝茶吧。”
安娜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但面无表情。他比她小，所以没兴趣。
我们有些尴尬地围桌而坐。斯坦尼斯拉夫是唯一显得放松的人。他向我们说起他的学校，他喜欢的老师，他最不喜欢的老师，他喜欢的球队，他喜欢的流行音乐组合，他在巴拉顿湖丢掉的防水运动手表，他的新耐克复古鞋，他喜欢的食物（意大利面），他的担心（如果他发胖，别的孩子会讥笑他），他周六去参加的聚会，他朋友盖里新得的小狗。他的声音充满自信，音调悦耳，口音讨喜。他是彻底的轻松自在。其他人一言不发。那无法言说的凝重像浓重的乌云般笼罩在我们心头。屋外有零星的雨滴落下，我们听得到远处的雷声。父亲关上窗户。斯坦尼斯拉夫兀自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
喝完茶，我端着茶杯向水槽走去，准备清洗，但瓦伦蒂娜示意我走开。她往她那浑圆的、指尖呈蜜桃色的手上套上橡胶手套，穿上一条褶边的围裙，在碗里搅起肥皂泡。“我做，”她说，“你走。”“我们去墓地。”父亲说。“我跟你们一起去。”斯坦尼斯拉夫说。“别，斯坦尼斯拉夫，求你了，留在家帮妈妈干活。”
他下次一定会对我们说起他喜欢的坟场。
等我们从墓地回来时，又喝了一杯茶，然后就到了晚饭时间。瓦伦蒂娜会给我们做饭，父亲说，她是个好厨师。我们坐在桌边等着上菜。斯坦尼斯拉夫对我们说起一场他连进两球的足球赛。迈克、安娜和我礼貌地微笑着。父亲脸上洋溢着骄傲的容光。与此同时，瓦伦蒂娜穿上她的褶边围裙，在厨房里忙碌着。她热了六盘即食的速冻食物，烤肉片上浇着加有豌豆和土豆的汤汁，将它们看似丰盛地摆在桌上。
我们沉默地吃着。你可以听见我们在与那黏稠的经过重新加热的肉格斗时，刀刮盘子的声音。就连斯坦尼斯拉夫也有几分钟没说话。父亲吃到豌豆后，开始咳嗽起来。豌豆皮卡住了他的喉咙。我给他倒了杯水。“很好吃。”迈克说，一面环顾四周，期待有人附和。我们都咕哝着表示赞同。
瓦伦蒂娜露出胜利的笑容。“我用的是现代烹调法，不是农民烹调法。”
饭后甜点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山莓酱冰激凌。“是我喜欢的。”斯坦尼斯拉夫轻轻地咯咯笑着说。
他向我们一一细数他喜欢的冰激凌口味。
父亲在一只抽屉里摸索了半天，这会儿拿着一叠纸走过来。那是他写的书的最新一章，我已经帮他把它翻译成了英语。他想读给迈克、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听。“你应该听些个关于我们挚爱的祖国的事。”
但斯坦尼斯拉夫突然想起他得赶做一些家庭作业，安娜先前已去村子买牛奶，瓦伦蒂娜则在旁边的房间里煲电话粥，所以只有迈克和我跟他一起坐在敞亮的客厅里。在乌克兰历史上，拖拉机扮演着一种矛盾的角色。乌克兰过去是个农业国家，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为了充分发挥其农业潜能，机械装置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但引进这一机械的方式却名副其实地令人恐怖。
他的声音变得沉重起来，那些没有写出来和没有说出来的字句都被压缩进他正在读的文字中。1917年十月革命后，随着城市无产者的增加，俄国开始变为工业国。这些无产者是从农村招募来的农民。但假如农民得离开乡村，又有谁来种田供养城市人口呢？斯大林对这一两难困境的回答是，农村也必须城市化。于是所有土地都被集体化，成为大农庄，取代农民的小农场，按照工厂模式运作。这被称为Kolkhoz，意为集体农庄。乌克兰的集体农庄的运作最为苛严。过去农民耕地用的是马或牛，集体农庄用的则是铁马，这是当时人们对第一辆拖拉机的称呼。尽管制造粗糙，性能不稳，车轮是铁制履带，没有轮胎，这些早期的拖拉机仍可以干二十个人的工作。拖拉机的到来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它使耕作原来用以分割农民个人土地的分界地带的土地，从而形成大的集体农庄成为可能。因此这就预示着富农阶级，也就是那些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的全线终结，他们被斯大林视为革命的敌人。铁马破坏了传统的乡村生活模式，而拖拉机工厂则在乌克兰兴旺发达。然而，集体农庄却没那么有效率，这主要是因为来自农民的抵制，他们要么拒绝加入集体农庄，要么暗地里继续耕种自己的土地。斯大林的报复冷酷无情。饥饿就是他使用的工具。1932年，乌克兰的全部收成被掠夺一空，全部运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供应工厂里的无产阶级——否则革命如何继续进行？产自乌克兰的黄油和大米在巴黎和柏林市场上出售，西方的好心人对苏维埃的生产奇迹啧啧称奇。但在乌克兰的乡村，人们却在忍饥挨饿。这就是我们历史上未被记录的巨大悲剧，直到现在，这一悲剧才得以揭示……
他停了下来，静静地把纸张拢在一起。眼镜架在他的鼻尖上，镜片太厚，以致我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睛，但我恍然觉得那里有泪光闪现。在接下来的沉默中，我能听到瓦伦蒂娜还在隔壁房间里喋喋不休地煲电话粥，从斯坦尼斯拉夫的房间里传来隐隐的音乐声。在远处，乡村教堂的钟声响了七下。“干得好，尼古拉。”迈克赞叹道，“斯大林欠下了太多的血泪账。”“干得好，爸爸。”我的赞扬比迈克的要牵强。所有这些个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东西都让我心绪不宁——似乎既过时又不相干。田地里的农民，丰收时的民谣，祖国母亲：这一切都与我何干？我是个后现代的妇女。我了解结构主义。我丈夫会做大麦粥。那么我为什么会感觉到这种意料之外的情感牵扯？
后门发出“咔嗒”的声响。安娜回来了。瓦伦蒂娜结束了电话交谈，溜进来跟着大家一起喝彩，拍手时仔细地留意着她那珠光晶莹的手指尖。她满意地微笑着，仿佛这部文学杰作是由她本人写就的。她亲了亲他的鼻子。“Holubchik！”小企鹅。父亲顿时变得红光满面。
随后到了我们回家的时刻。我们一一握手，做吻颊状。这次探访相信是成功的。* * *“那么她什么样儿？”姐姐在电话里问。
我描述了那迷你裙、发式、妆容。我的语调是中立的，训练有素的。“哦，天啊！我就知道！”薇拉喊道。（我是多么享受这牢骚的盛宴啊！我这是怎么啦？我过去可是个女权主义者。现在，我似乎正在变成《每日邮报》太太。）
我向她描述那洗碗的手套，那粉红色珠光指尖。“没错，没错。我全都料到了。”她的声音因愤怒而有些颤抖。
因为种花植草和做饭做菜，母亲的手粗糙黝黑。“我能看出她是哪种女人。他娶了个骚货！”（这可不是我说的！）“可是，薇拉，你不能以貌取人呢。（哈！瞧我是多么理性和成熟啊！）无论怎样，那种穿着打扮在乌克兰的意义有所不同——它象征着与农民的过去决裂，仅此而已。”“娜迪娅，你怎么能那么天真？”“一点也不，薇拉。去年有个乌克兰社会学教授来访问，她也完全是那种打扮。她看到我的多数朋友都不化妆，穿着牛仔裤或运动装走来走去，而她却渴望穿名牌服装，这让她很不安。她说这是对女性的背叛。”“嗯，是这么回事。”
我姐姐宁愿死也不愿穿牛仔裤（当然名牌牛仔裤除外）或运动装。其次，她宁愿死也不愿穿高跟露趾凉鞋和牛仔布迷你裙。
我向她讲起即食的冷冻饭菜。我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令人悲哀的是，他可能压根没注意到有何不同。”她咕哝着说，“可怜的妈妈。”* * *
在我们的探访之后没过多久，他们婚姻的首次危机就爆发了。瓦伦蒂娜要买新车——不是什么二手车。一定得是好车。至少一定得是梅赛德斯或捷豹。宝马也OK。请别提什么福特。车是用来送斯坦尼斯拉夫上他那贵族学校用的，那里的其他孩子乘坐的都是绅宝或路虎。我父亲看中了一辆他买得起的性能良好的二手福特嘉年华。瓦伦蒂娜可接受不了福特嘉年华。她连福特护卫舰都看不上眼。他们为此吵得不可开交。“给我说说你的想法，娜杰日达。”他恼怒地在电话里对我说。“我觉得福特嘉年华听上去刚刚好。”（我开的是福特护卫舰。）“可她看不上。”“那么，你想干吗就干吗吧。”无论怎样，他会那么干的。
我父亲在银行里有笔小钱。那是他的养老金债券，是三年期的，但见鬼的是，那位女士想买辆新车，而他想充大方。他们最后一致同意买辆旧罗孚，大得足以满足瓦伦蒂娜的虚荣心，老得足以让我父亲买得起。他把养老金债券换成了现金，将其中的大部分都给了瓦伦蒂娜买车。他给了我女儿安娜两百英镑以资助她上大学，因为她刚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高中课程。我对此感觉不安，但也不是太不安。我对自己说，假如他没把钱给安娜让她上大学，他就会把钱给瓦伦蒂娜买辆梅赛德斯。“这是用以弥补那个遗嘱附件的差异的。”他说，“这钱不会给薇拉的女儿，只给安娜。”
我很不安，因为我知道大姐头会暴跳如雷。但我想对那遗嘱附件进行报复。“太好了，爸爸。等她上大学时，她会用得着的。”
现在，他把钱花得精光——他一文不名了。
当我把外公的礼物告诉安娜后，安娜兴奋极了。“噢！他真是太酷了。不知道他会不会给爱丽丝和莱克希上大学的钱？”“我想会吧。”
那辆罗孚让瓦伦蒂娜满心欢喜。它豪华闪亮，金属绿色，有着3公升的发动机，依旧散发着昂贵雪茄烟味的真皮座椅，胡桃木的仪表板，还有186000英里的里程数。他们开着它招摇过市，与停在斯坦尼斯拉夫的学校外的那些绅宝和路虎们比肩而停。瓦伦蒂娜执有一张在捷尔诺波尔考取的驾照，有效期为一年。我父亲说，她从未参加过驾驶考试，但她用她母亲的小农场出产的炸猪扒买到了驾照。他们去探访扎德查克夫妇和她的朋友夏洛特，还有她在塞尔比的叔叔。然后车就出毛病了。离合器老化。父亲给我打电话。“娜杰日达，请你借我一百英镑付修理费。等我领了养老金后还你。”“爸爸，”我说，“你应该买那辆福特嘉年华的。”
我寄给他一张支票。
然后他又打电话给我姐姐。她打电话给我。“那车怎么啦？”“我不知道。”“他想借一百英镑修理刹车。我对他说，瓦伦蒂娜就不能用自己挣的钱去修？她挣的钱够多的了。”“那他怎么说？”“他根本听不进去。他害怕向她开口。他说她需要把钱寄回乌克兰给她生病的母亲。你可想而知，”她的声音因恼怒而发出脆裂声，“每当我批评她时，他就跳到她那一边替她辩护。”“也许他还爱着她。”（我依旧是个浪漫主义者。）“没错，我猜他是爱着。我猜他是爱着。”她长长地叹了口气，“男人都这么愚蠢。”“扎德查克太太对她说，为妻子的车付修理费是丈夫的责任。”“责任？多么动听啊！真够少见的！这是他对你说的？”“他问我我的想法。很显然，女权主义者的身份使我成了妻子权利方面的权威。”我不敢肯定我姐姐对女权主义有何见解。“咱妈从来不喜欢扎德查克夫妇，是吧？”薇拉沉思自问。“我认为那是因为他的骄傲。他无法开口向女人要钱。他认为男人应当是挣钱养家的人。”“那他就开口向你和我要，娜杰日达。”“但我们不是确切意义上的女人，是吗？”
迈克给他打电话。他们就液压刹车系统的优缺点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他们在电话上谈了五十分钟。大部分时候迈克都是在听，只是偶尔说：“嗯。嗯。”* * *
一个月后，又爆发了另一场危机。瓦伦蒂娜的姐姐要从乌克兰来。她是来亲眼见识瓦伦蒂娜在信里描述的西方的美好生活的——优雅现代的房子，传说中的汽车，有钱的鳏夫丈夫。她一定要开车去希思罗机场接她。我父亲说，那辆罗孚无法开去伦敦再开回来。发动机在漏油，油又从刹车片上流下去。发动机还冒烟。一只座椅塌了。车商修补和抛光过的地方铁锈纵横。斯坦尼斯拉夫对问题作了总结。“汽车不够大牌。”他说这话时，脸上有丝甜甜的笑容，那笑近乎于讥笑。
瓦伦蒂娜转向我父亲。“你不是好男人。你有钱小气鬼，答应钱，钱坐在银行里。答应车，老破车。”“你要气派的汽车。大牌的车。看上去气派，就是开不了。哈哈。”“老破车。破老公。啊呸！”她吐了口唾沫。“你从哪儿新学来的这个‘破’字？”我父亲问。他不习惯于被颐指气使。他习惯于为所欲为，被甜言蜜语所哄骗。“你工程师。为什么你不修车？破工程师。”
我父亲从我记事起就在车库里拆卸和重装发动机。可他再也没法钻到车肚子底下去了：他的关节炎不允许他那么做。“跟你姐说，让她坐火车过来。”我父亲反唇相讥，“火车。飞机。所有的现代化交通工具都要更好些。老破车。当然是老破车。是你要的。现在弄到手了。”
另外还有个问题。破炉灶。厨房里的炉灶是我妈在时就有的，现在已经老旧。只有三分之二的灶眼还能出火，烤箱定时器坏了，尽管烤箱还能用。三十多年来，母亲用此炉灶呈现了令人拍案叫绝的厨艺，但这不会给瓦伦蒂娜的姐姐留下深刻印象。这炉灶是用电的，只要不是傻瓜，人人都知道，电炉灶没有煤气炉灶气派。列宁自己不就承认，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加上电气化吗？
我父亲同意买新炉灶。他喜欢花钱，可他没钱可花了。炉灶只能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他在消费合作社看到一种特价炉灶。瓦伦蒂娜把尼古拉塞进老破车里，带着他进城去买气派的炉灶。一定得是烧煤气的。一定得是深色的。哎呀，深色炉灶不包括在特价产品里。它要花上两倍的价钱。“瞧，瓦伦蒂娜，是完全一样的炉灶。一样的旋钮。一样用煤气。什么都一样。”“在苏联，所有炉灶都是白色的。破炉灶。”“但厨房里什么都是白色的呀——洗碗机白的，冰箱白的，冷冻机白的，橱柜白的——你说说为哪样非得买个深色炉灶呢？”“你有钱小气鬼。你想给我破炉灶。”“我老婆用它烧饭用了三十年。比你做得好多了。”“你老婆农民奶奶。农民奶奶，农民做饭。对文化人来说，炉灶非得是烧煤气的，非得是深色的。”她说这话时语速很慢，带着强调的口吻，仿佛是在向个傻瓜复述一种基本常识。
我父亲为了一个文化人的炉灶签了分期付款协议。他以前从未借过钱，那种违法的强烈恐惧令他激动得有点犯晕乎。母亲活着时，钱都是存在一个装太妃糖的罐子里，藏在亚麻油地毡下的一块松动的地板下，只有当钱存够了，才会拿去买东西。总是用现金。总是在消费合作社。合作社的印花贴在一本书里，也保存在那块地板下。到后来，当母亲发现假如把钱存在建房互助协会能拿到利息时，建房互助协会保证金也是以地板下的现金为开端的。
还有一个问题：房子是脏的。破吸尘器。过时的初级阶段的吸尘器不能好好地吸尘。瓦伦蒂娜看到一则给文化人用的真空吸尘器的广告。蓝色。圆筒状。瞧，不用使劲儿推。就是吸啊，吸啊，吸。我父亲又签了另一份分期付款协议。
父亲把这些告诉我，他当然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的。也许这些情况还另外有个让瓦伦蒂娜更喜欢的版本。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不想听。我想象着我父亲的样子，他弓腰驼背，弱不禁风，因无能为力的愤怒而颤抖不已，于是我的内心充满了正义的怒火。“你看，爸，你必须得勇敢地面对她。告诉她她不能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嗯，”他说，“得。”他说是，但他的声音缺乏自信。他愿意向一个具有同情心的听众发牢骚，但他不想对此采取任何行动。“她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爸爸。”“但你不能因此就责备她。她相信所有西方的政治宣传。”“那她必须得学着去了解真相，不是吗？”我的声音酸溜溜的。“可是，还是那句话，你最好别对薇拉提起此事。”“当然不了。”（我都等不及了。）“你看，娜杰日达，她不是个坏人。她有些不正确的思想。不是她的错。”“我们走着瞧。”“娜杰日达……”“什么？”“你不要跟薇拉说这事。”“为什么不？”“她会笑话我的。她会说，我早就料到会这样。”“我敢肯定她不会的。”（我知道她会。）“你了解这个薇拉，她是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自己被身不由己地吸入了这场好戏中，回到了我的儿童时代。它抓住了我。就像文化人的吸尘器。吸啊，吸啊，吸啊。我被拖进了过去的吸尘袋中，那里面满是结成块状的灰色记忆，所有东西都没有形状，隐约不清，由裹在远古的积尘里的东西构成的模糊的块状物——到处都是积尘，它淹没我，活埋我，塞满我的肺部和双眼，直到我没法看，没法呼吸，几乎叫不出声。“爸爸！你怎么老是这么气薇拉？她做过什么？”“啊，那个薇拉。她总是那么专横霸道，甚至她还是个婴儿时就是如此。用小铁拳紧紧抓着柳德米拉。紧紧地攥着。吸啊，吸啊，吸啊。那么个坏脾气。就知道哭。就知道喊。”“爸爸，她只是个婴儿。她也没办法。”“哼。”
我的内心在呐喊：“你应该爱我们。你理应爱我们，不管我们有多坏！那才是正常的父母的所作所为。”但我不能把它大声地说出来。而且，不管怎样，她也没办法，不是吗？跟着娜迪娅奶奶，喝着她做的稀汤，伴着她严厉的惩罚长大。“我们全都身不由己。”我说。“哼。当然这个心理学（他发的是‘身’理学的音）决定论的问题是个有趣的讨论话题。例如，莱布尼茨，顺便提一下，他是现代数学的奠基人，他相信一切在创始之初就决定好了。”“爸爸……”“得，得。她还老是抽烟。甚至在米拉的尸床边抽烟。香烟是多么强有力的暴君啊。”他意识到我的耐心正在越来越稀薄，“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娜迪娅，我差点因为香烟而死掉？”
这是种拙劣的顾左右而言他的计谋，还是他已经彻底地精神错乱了？“我不知道你还吸烟。”
我父母全都不吸烟。不仅如此，当我十五岁开始吸烟时，他们是那样大惊小怪，闹得鸡犬不宁，以至于我从来不曾彻底上瘾，而且几年后就戒掉了，为了证明我的一个论点。“哈！因为我不吸烟而侥幸活了下来，又因为同样的理由，它们差点要了我的命。”他的声音换成了一种放松的叙述口吻。他现在冷静了下来，开着他的拖拉机驶过过去那坎坷不平的犁沟。“你瞧，战争快结束时，我们进了那个德国集中营。在那里，香烟是人人追逐的硬通货。假如我们工作，我们会有报酬：这么多面包，这么多油脂，这么多香烟。所以不抽烟的人就能用烟来换吃的、穿的，甚至还能换像肥皂和毯子这样的奢侈品。因为香烟，我们总能吃得饱，穿得暖。这就是我们活过那场战争的原因所在。”他的眼睛盯着我脑袋后面的某个点上，“薇拉，不幸的是，现在当然是个吸烟者。她有没有告诉过你她是怎样初次与香烟打交道的？”“没有，她什么也没对我说过。你是什么意思啊？”他这样闲聊时，我有点走神了。现在我意识到，我应该集中注意力，“关于薇拉和香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一阵长长的沉默。“记不得了。”他望着窗外的人行道，开始咳嗽起来，“我告诉过你，娜迪娅，关于那些船用锅炉的事吗？说没说过它们有多么巨大？”“别提那些锅炉，爸爸。请把刚才关于香烟的事说完。发生了什么事？”“记不得了。没什么可记的。过去发生的事太多了……”
他当然记得，但他就是不说。* * *
瓦伦蒂娜的姐姐来了。村子里的一个人去希思罗机场接的她，我父亲给那人五十英镑，让他开着自己的福特嘉年华去伦敦载她回来。她不是瓦伦蒂娜那样的金发，而是黑发，打成小卷，精心地束在颈后。她穿着货真价实的毛皮大衣，精巧别致的皮鞋，嘴唇弯弯，唇色猩红，小而前噘。她向那房子、那炉灶、那吸尘器、那丈夫投去冷冷的、睛光闪烁的一瞥，然后宣布，她要住在塞尔比的叔叔家。
绿缎胸罩
又一场危机。这次是电话账单。费用超过七百英镑，几乎全都是打到乌克兰的电话。父亲给我打电话。“能否请你借我五百英镑？”“爸爸，这事就到此为止吧。为什么我得为她打到乌克兰的电话付钱？”“不光是她。斯坦尼斯拉夫也打了。”“那么，他们俩都是。他们不能拿起电话就打，跟朋友煲电话粥。告诉她，她必须用自己的工资付电话费。”“嗯。对。”他放下了电话。
他打电话给我姐姐。
她打电话给我。“你听说电话费的事了吗？说实话！下次又会是什么？”“我对他说，他必须让瓦伦蒂娜掏钱。我可不会给她贴钱。”我的口气是那种报纸上的读者投诉的腔调。“当然这正是我对他说的，娜杰日达。”我姐姐在使用读者投诉腔方面甚至更胜我一筹，“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她不能付电话费，因为她得付买车的钱。”“但我想她的车是他花钱买的。”“另一辆车。一辆拉达。她要买下它带回乌克兰。”“那她有两辆车了？”“似乎是这样。当然这些人——他们是共产党。很抱歉，娜杰日达。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他们总是拥有他们想要的，每种奢侈品，每种特权，现在他们再也不能在那边敲那个体制的竹杠了，于是他们想跑到这边来，敲我们的体制的竹杠。哎呀，抱歉……”“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薇拉。”“你看，在这个国家，共产党人是无伤大雅的小人物，留胡须，穿凉鞋。但一旦他们拥有了权力，刹那间就生出了一种全新的邪恶个性。”“不对，有权有势的人都是一个样，薇拉。有时他们称自己是共产党，有时是资本家，有时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不管怎样，他们需要的就是紧紧抓住权力不放。俄国的前共产党人就是现在的工厂大老板。他们都是真正的奸商。但那些职业的中产阶级，也就是像瓦伦蒂娜的丈夫那样的人，却遭受了最严酷的打击。”“我当然知道你不会赞同我的看法，娜杰日达，说实在的，我不想就此争论下去。我知道你其实同情的是什么。但我一眼就能看穿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可你连见都还没有见过他们。”“可我能从你的描述中看出来。”
蠢猪一个。跟她争吵没一点儿意义。但甚至在我们建立了新的联盟时，她还是不假思索地批评我，这仍让我耿耿于怀。
我打电话给父亲。“啊，”他说，“没错，那辆拉达。她给她哥买的。你瞧，她哥住在爱沙尼亚，但他被驱逐出境了，因为他没能通过爱沙尼亚语的考试。他是纯种的俄罗斯人，你瞧。说的是纯粹的俄语。爱沙尼亚语他连一个字都不会说。但在独立之后，这个爱沙尼亚新政府想把俄罗斯人全都赶出去。所以她哥不得不走。现在瓦伦蒂娜，她说乌克兰语和俄语。两种语言说得都很流利。斯坦尼斯拉夫也一样。词汇量很大。发音标准。”“说说那辆拉达。”“啊，是啊，拉达。她哥有辆拉达，你瞧，它被毁了。他的脸也被毁了。一天晚上，他去钓鱼，从冰洞里钓鱼。很冷，长时间坐在雪地里，等鱼上钩。爱沙尼亚非常地冷。于是，为了让自己暖和些，他喝了伏特加。酒现在当然不是用在拖拉机上的柴油或汽油的那种燃料了，但它具有某种供热特性。但那是要付出代价的。好吧，代价就是这个。他喝得太多，在冰上滑了一跤。毁了拉达，也毁了他的脸。但我自问，为什么我要帮这样一个人？他不仅不是乌克兰人，而且是个连爱沙尼亚语考试都通不过的纯俄罗斯人！告诉我这道理。”“于是她就给他买了辆新拉达？”“不是新的。二手货。不是太贵，顺便说下。一千英镑。你瞧，在这个国家，人们不认为拉达是多么时尚的车。（他说‘时尚’这个词时，用的是法国腔。他总幻想自己会说点法语。）相对于发动机而言，车身太重了。油料燃烧不充分。老式传动装置。但在乌克兰，拉达不错，因为有大量备件。也许它甚至不是买给她哥的。也许她会卖掉它，从中捞上一把。”“也就是说她开着两辆车到处跑。”“不。拉达停在车库里。罗孚停在行车道上。”“但她没钱付电话费。”“啊。电话。问题就在这儿。聊得太多了。丈夫、兄弟、姐妹、母亲、叔叔、阿姨、朋友、表亲。有时用乌克兰语，但大多是用俄语。”仿佛用乌克兰语聊天他就不在乎支付电话费似的，“不是充满智慧的言之有物的聊。是毫无意义的瞎聊。”如果聊的是尼采和叔本华，他就不在乎支付电话费了。“爸，告诉她，如果她不付电话费的话，电话就会被掐掉。”
他办不到。他招架不了她。或者，也许他并非真想那么做。他只是想抱怨一下，以获取我们的同情。“你必须对她更强硬些。”我感觉得到他在电话那头的抵触，但我坚持说下去，“她不明白。她以为在西方，人人都是百万富翁。”“啊啊。”
几天后，他又打电话来了。罗孚又出毛病了。这次是液压制动系统的问题。噢，还有它没通过年检。他需要借更多的钱。“等我一拿到退休金就还你。”“看见了吧？”我冲迈克发火道，“他俩都彻底疯了。他们两个人。我为什么就不能生在一个正常的家庭呢？”“想想如果真是那样该多么无趣啊。”“哦，我想我能忍受一点点的无趣。我就是不想要这一切——不要在我此生中。”“好啦，气大伤身，因为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事情还会变得更糟。”他从冰箱里拿出一听冰啤酒，倒进两只玻璃杯中，“你得给他机会让他找点乐子。你不应该干预其中。”
后来，我直后悔我没有多些干预，早些干预。
我意识到，光在电话上纸上谈兵是不行的，是到了再次探访的时候了。这次我事先没通知父亲。
我们到时，瓦伦蒂娜不在家，但斯坦尼斯拉夫在。他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做功课，埋首于书本之中。他很用功。乖孩子。“斯坦尼斯拉夫，”我说，“这车怎么回事啊？它好像招来一大堆的麻烦。”“哦，没事儿。现在一切正常。全搞定了。”他笑着说，露出豁牙来，很是可爱。“但是，斯坦尼斯拉夫，你就不能劝劝你妈，让她买辆小点但更可靠的车，而不是这辆外表光鲜、花费巨大的大家伙？我父亲没那么多钱，你也知道。”“哦，它现在没问题了。它是辆挺不错的车。”“但假如你们有辆更可靠的车不是更好吗，比如说福特嘉年华？”“哦，福特嘉年华不是好车。你知道的，在我们来这儿的路上看到了一场可怕的车祸，一辆福特嘉年华撞上了一辆美洲虎，结果福特嘉年华被美洲虎压了个稀巴烂。所以大车还是好多了。”
他是当真的？“可是，斯坦尼斯拉夫，我父亲负担不起大车。”“哦，我想他能。”可爱的微笑，“他有足够的钱。他给了安娜一些钱，不是吗？”眼镜滑到了他的鼻尖上。他把它推上去，然后抬眼看着我，冷冷地直视着我的眼睛。也许他不是那么乖。“是的，只是……”我能说什么？“……那全在他自己。”“一点儿不错。”
楼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瓦伦蒂娜闯了进来。她呵斥斯坦尼斯拉夫不该跟我说话。“别跟这个报丧的偷偷摸摸的没奶头的乌鸦说话。”她忘了我会说乌克兰语，抑或她根本就不在乎。“没关系的，瓦伦蒂娜，”我说，“我要找的是你。我们能到楼下去吗？”
她随我来到楼下厨房里。斯坦尼斯拉夫也下了楼，但瓦伦蒂娜把他打发到了隔壁房间，在那里，我父亲正向迈克详细解释不同制动系统的安全特性间的差异，固执地对那辆罗孚的特殊问题避而不谈，而迈克则竭力想把话题往这个方向引。“为什么你想找我谈？”瓦伦蒂娜跟我面对面地站着，距离有点儿太近了些。她的唇膏是艳红色的，溢出了唇线，显得有点脏污。“我想你知道原因，瓦伦蒂娜。”“知道？为什么我会知道？”
我原计划来一场理智的讨论，一番冷静的条分缕析的逻辑争论，终之以和蔼体恤地听她承认错误，她微笑着，可怜兮兮地同意，事情必须有所改变。但我所能感到的只有一股失去理智的冲天怒火，我的论点论据全都弃我而去。血直冲上我的脑袋。“你就一点儿也不感到羞耻吗？”我不知不觉地使用起混合语言，一半英语，一半乌克兰语，劈头盖脸地脱口而出。“啊，羞耻！啊，羞耻！”她哼着鼻子说，“你羞耻。我不羞耻。你为什么不去你妈坟上？你为什么不哭，不带花？你为什么在这里添乱？”
一想到我妈躺在冰冷的地底下无人过问，而这个篡位者却在她的厨房里作威作福，我的怒气就不由得又飙高了一节。“你竟敢提我妈。别用你那满口喷粪吃连袋煮食物的臭嘴提她的名字！”“你妈死了。现在你爸娶了我。你不喜欢。你制造麻烦。我明白。我不蠢。”
她说的也是混合语言。我们像两只杂种狗一样相互咆哮着。“瓦伦蒂娜，在我父亲连修一辆车的钱都付不起时，你为什么要开两辆车？当他向我借钱付账单时，你为什么还要往乌克兰打电话闲聊？你告诉我！”“他给你钱。现在你给他钱。”那张血盆大口嘲弄道。“为何我父亲要给你买的车付钱？给你付电话费？你有工作。你挣钱。你应该为这个家做点贡献。”我已经让自己逐渐进入一种义愤填膺的状态，话语冲口而出，咄咄逼人，一些英语，一些乌克兰语，胡乱地掺杂在一起。“你父亲什么都没给我买！”她探身向前，冲着我的脸大叫大喊，她离我那么近，以至于我能感觉到她的唾沫星子像雨点般落在我的皮肤上。我可以闻到她的狐臭和发胶的味道。“没车！没珠宝！没衣裳！（她说‘衣裳’时，发的是‘衣长’的音）没化妆品！没内衣！”她猛地把T恤往上一拉，那对惊人的硕乳像对子弹头般从一副内嵌金属丝、绸子肩带、莱卡镶格、蕾丝缀边的火箭发射器般的绿缎胸罩中勃然而出。“全我买的！我工作！我买！”
当事情涉及胸脯时，我不得不缴械投降。我失语不言。在接下来的寂静中，我听到隔壁房间里父亲的声音还在嗡嗡作响。他在告诉迈克铅笔在太空里的故事。这故事我以前听过无数遍了。迈克也是。“在早期的太空旅行中，一个有趣的问题出现在失重实验中。美国人发现，一般的钢笔在没有地心引力的情况下都写不出字来，所以没法做笔记和保持记录。科学家们进行了密集的强化研究，终于发明了能在没有地心引力的情况下写字的高科技钢笔。在俄国，科学家们面对同样的问题发现了不同的解决办法。他们用铅笔代替了钢笔。就这样，俄国人把铅笔带入了太空。”
父亲怎么能对正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置若罔闻？
我转向瓦伦蒂娜。“我父亲是个天真的人。笨，但是天真。你把自己的钱全都花在惹火的内衣和惹眼的化妆上了！是不是因为我父亲满足不了你，嗯？是不是因为你在追另一个男人，或者两个或三个或四个，嗯？我知道你是什么东西，过不了多久我父亲也会知道的。我们走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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