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根廷）塞萨尔·艾拉著,孔亚雷译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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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大脑试读：
第一篇
毕加索
但这幅画的表面特质只是一种引诱，诱人去探索其实际内容，一点点地，如同象形文字的含义一般，它开始若隐若现。毕加索
一切都始于那个巨人钻出魔力奶瓶的时刻。他问我更喜欢哪个：拥有一幅毕加索，还是成为毕加索。两者他都可以满足我，但是，他警告我，只能二选一。对此，我必须好好想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迫使自己好好想想。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里充满了贪婪的傻瓜因轻率而受罚的故事，以至于你会觉得，这种好事不可能是真的。也没有记录或确定的先例可供参考，因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故事或笑话中，所以从未有人真的去仔细想过；而且故事里总有陷阱，否则就不好玩了，也就没故事了。但在某些时候，我们全都暗地里想象过。我已经全想好了，只不过我想的是那种经典的“三个愿望”。而这个巨人给我的选择是如此出乎意料，其中的选项又如此明确，因此我怎么说也要掂量一番。
这是个怪异的选择，但又并非不合时宜；事实上，它出现得恰到好处。我正要离开毕加索博物馆，满怀狂喜和无限敬仰，因为对我来说，那一刻没有任何东西，或者说任何哪两样东西，比它们更具诱惑力。其实那时我还没离开博物馆。我正在花园里，坐在其中一张露天的桌子边，我刚去咖啡厅买了一小瓶到处都能看见游客在喝的魔力奶。那是个（这是个）完美的秋日下午：光线柔和，空气温爽，离暮色降临还有段时间。我从口袋里掏出本子和笔，想做点笔记，但最终什么都没写。
我试着整理思路。我默默重复巨人说的话：拥有一幅毕加索，还是成为毕加索。谁不想拥有一幅毕加索？谁能拒绝像那样的礼物？但另一方面，谁不想成为毕加索？现代历史上还有比他更令人羡慕的命运吗？哪怕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力也无法与他所拥有的相比，因为那些权力可以被战争或政治事件抹除，而毕加索的力量，超越了任何总统或国王，是不可战胜的。任何人处在我的位置都会选择第二项，因为它已经包含了第一项，这不仅是因为毕加索可以画出所有他喜欢的作品，还因为众所周知，他保留了大量自己的画作，包括一些最好的作品（我刚参观过的这座博物馆就是由他的私人收藏构成的），而且晚年时期的他，甚至还买回了许多自己年轻时售出的作品。
变成毕加索的优点当然还不只如此，特别是从长远来看：“成为”要远远超过“拥有”，其中包括所有那些千变万化的创造之乐，一直绵延到不可思议的天边。“成为毕加索”，活生生的毕加索，不管真正的他到底是怎样，意味着成为一个“超级毕加索”，一个能制造加倍魔法和奇迹的毕加索。但我有自知之明（用法语说就是“Jem’yconnaissaisenfaitdegénies”——我知道天才是什么样），我能感到或者猜到事情没那么简单。有很多理由能让人犹豫，甚至被吓得缩回去。一个人要变成其他人，首先必须不再是自己，而没人会乐意接受这种放弃。这并不是说我自认为比毕加索更重要，或更健康，或在面对生活时心态更好。他的情绪相当不稳定——我是从各种传记上看到的——但还没有像我这么不稳定，因此如果变成他，我就要将自己的精神健康状态做一定程度的调整。然而，受惠于长期以来的耐心努力，我已经学会了与自己的神经质、恐惧、焦虑，以及其他的精神障碍和平共处，或者至少能做到将它们置于我的控制之下，而这种权宜之计能否解决毕加索的问题就无法保证了。那基本上就是我的推论，虽然我并没有付诸言语；那只是一系列的直觉。
究其本质，这是一种身份认同的极端个案，提出这一问题的不仅有这位马拉加的大师，还包括我们所崇拜、景仰、研究的每个艺术家。这一问题既超越了毕加索，又仍在他之内。身份认同是那种不能一概而论的东西。没有普遍意义上的，作为一种概念的身份认同，只有与某个特定的、这个或那个人的身份认同。而如果这个人是毕加索，像这里所说的，那么就别无他人。概念自己颠覆了自己，就像我们可以说（虽然这么说很笨拙），那并不是“认同毕加索的身份”，而是“毕加索化的身份认同”。
很少有哪个人能激发出如此多的写作；每个与毕加索接触过的人都会留下一份证词，一则逸事，或一幅人物速写。你几乎难免会发现某个共同点。比如，我曾经读到他有行为障碍问题。他看见一张纸掉在工作室的地上，让他很烦，但他却没法把纸捡起来，于是那张纸就会在那儿放好几个月。完全同样的事也在我身上发生过。仿佛某种小小的、无法理解的禁忌，一种意志上的瘫痪，让我——无期限地——不能去做我想做的事。毕加索用他狂热的高产克服了这一点，似乎通过一幅接一幅地作画，他就能让那张纸自己飞回去。
不管是什么原因，确定无疑的是贯穿他所有变形期持续不断的高产。作为画家，毕加索是唯一的毕加索，因此如果我是毕加索，我就可以画出所有我喜欢的毕加索，然后把它们卖掉，变得有钱，而且如果我觉得不开心，觉得被这种生活困住了，我也许还可以停止扮演毕加索（因为如今这个时代钱是万能的）。那就是为什么我说“成为”这一选择包含了“拥有”。
毕加索有次说：“我很乐意像个穷人那样平静地生活，只要有很多钱。”撇开贫穷毫无问题这一骗人的信念不谈，这句感慨还是有点奇怪：这样说时他已经很有钱了，非常有钱。但还不会像今天——在他死了三十年后——这么有钱，鉴于他画作价格的提升。每个人都知道画家必须要死，从而停止创作，这样他们的作品才会变得真正有价值。所以在“成为毕加索”和“拥有一幅毕加索”之间，正如在生与死之间，有一道经济上的鸿沟。至于平静地生活，且不说他那句话暗藏机巧，倒是很适用我被巨人置于的这一境况；它是超越死亡的一道讯息，让我认识到自己最向往的愿望，是过一种真正平静的、没有问题的生活。
就目前的价格，以及我相对平庸的志向而言，单单一幅毕加索就足以让我致富，使我过上平静的生活，写我的小说，放放松，读读书……我决心已定。我要一幅毕加索。
这一想法刚在我脑中成形，一幅画便出现在桌上。谁也没注意到，先前坐在相邻几桌的人，那时都已经起身走了，其他人都背对着我，包括咖啡厅的侍者。我屏住呼吸，心想：它是我的了。
它灿烂夺目：一幅中等大小、三十年代的毕加索油画。我久久凝视着它。初看它像一团杂乱变形的人影，一堆叠加的线条及狂野但不失和谐的色彩。然后我开始觉察到有美丽的不对称性跳出来扑向观者，然后又躲起来，然后又出现在别的地方，然后再次把自己隐藏起来。它的厚涂法和用笔（它是一次性画成的）显示了大师级的自信，而这只有通过无意识的精湛技巧才能达到。
但这幅画的表面特质只是一种引诱，诱人去探索其实际内容，一点点地，如同象形文字的含义一般，它开始若隐若现。最初是一朵花，一朵深红的玫瑰，花瓣从多重的立体派平面中浮现出来；面对着它，如同一种镜像，是朵纯白的茉莉，以文艺复兴的风格画成，除了藤蔓的直角形螺旋。两朵花之间的部分填满了小小的蛇人和羊人，穿着紧身上衣和马裤，或者盔甲，戴着饰有羽毛的帽子，或者顶着小丑帽和铃铛；还有一些是裸体，类似侏儒，留着胡子，人物与地面相互碰撞，典型的毕加索风格。统领着这幅宫廷场景的，是一个想必应该是——根据她的王冠判断——女王的人物：一个丑陋而衰弱的女王，像个毁坏的 玩具。扭曲变形的女性身体，作为毕加索的标志之一，从未被运用到如此极致。腿和胳膊胡乱地从她身上戳出来，肚脐和鼻子越过她的背部互相追逐，假想的身躯被她衣服上多彩的绸缎镶嵌着，还有一只脚，装在一个巨大的高跟鞋里，高指向天空……
突然，整个故事都自动显现在我面前。我正在观看的，是对一则传统西班牙寓言的图解，更确切地说，是一则笑话，那种最古老和幼稚的笑话；它想必来自毕加索的童年时期。那个笑话讲的是一位瘸脚女王，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残疾，而她的臣民又不敢告诉她。内务大臣最终想了个点子，可以巧妙地让她知道这个残酷的真相。他组织了一场花卉竞赛，王国里所有园丁都要拿出各自最好品种的花朵来参赛。一组专家评审团将入围者缩至了两个：一株玫瑰和一株茉莉。最终结果，选择谁为获胜花卉，将由女王决定。在一场盛大的典礼上，全体朝臣列席左右，内务大臣将两株花放到王位前，然后，用清晰、响亮的声音对他的君主说：“SuMajestad,escoja”的意思是西班牙语“陛下，请选择”的意思，但如果把最后一个词破开读，意思也可以是：“陛下是瘸子”。
这个故事的幽默口吻被形象地表现出来，通过那群色彩斑斓目瞪口呆的侍臣，通过矮壮的内务大臣举起他的食指（它比他其余的部分都大），而最主要的，是通过王后，她由如此多纵横交错的平面构成，看上去就像是从一副折过一百遍的扑克牌中抽出来的，并驳倒了那个确凿的真理，即一张纸对半折的次数最多不可能超过九次。
这则寓言有好几个奇特之处，而毕加索将其转化为图像的决定由此被赋予了更深层的意义。首先，主人公瘸腿却不自知。人们有可能对自身的很多事情无从知晓（比如，就拿眼前这个例子来说，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天才），但很难想象一个人会连“自己是瘸子”这么明显的生理缺陷都意识不到。也许原因就在于主人公的君王地位，这独一无二的身份，使她无法以正常的生理标准来评判自己。
独一无二，正如世上也只有一个毕加索。这里有某种自传性，关于绘画，关于灵感，这个灵感源自一个幼稚的笑话，而这个笑话他想必是从父母或同学那儿听来的，甚至它也是关于对其母语的含蓄运用，因为如果没有西班牙语，这个笑话就毫无意义，也不好笑了。创作这幅画时毕加索已经在法国待了三十年，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不管怎么说，这还是有点奇怪，他竟会借助西班牙语作为解读其作品的密钥，否则这幅画就无法理解。也许西班牙内战重新激起了他内心的爱国热情，而这幅画就是他对因战火而四分五裂的家乡的一种秘密致敬。也可能，这跟之前的假设并不矛盾，这幅作品的根源在于一种童年记忆，当他的艺术达到某种充分的力度和自由时，这份记忆就成了一种要偿还的债。毕竟，到了三十年代，毕加索已被公认是画不对称女人的大师：通过一种语言学上的绕弯子来使一幅图像的解读复杂化，可谓另一种意义上的扭曲变形，而为了突出他赋予这种手法的重要性，他选择了将其安放到一位女王身上。
还有第三种假设，跟头两个假设不在同一层面，它强调的是这幅画的神奇来源。直到那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幅画的存在；它的奥妙，它的秘密，一直以来都尘封不动，直到它在我——一个说西班牙语的人，一个热爱杜尚和鲁塞尔的阿根廷作家——面前显形。
无论如何，这是一幅独特的作品，即使对一个视奇异为常规的艺术家的作品而言，它也仍然是奇异的；它几乎不可能不拍出一个创纪录的高价。在开始对未来美景进行习惯性的幻想之前，我又多花了点时间思考这幅杰作。我露出笑容。这歪歪扭扭的小女王，必须从一堆乱糟糟的肢体中把她重新组合起来，看上去还挺动人，她那松饼般的脸（如果你能找到），她那金色巧克力包装纸的王冠，她那木偶似的双手。她是一片无中心空间的中心。她的那些随从，一群名副其实的绘画奇迹，正在等待她的决定；花朵凋零意味着时间的流逝，但对她来说，这不是一段时间，而是一个领会的瞬间、一个最终的顿悟——揭开一生的假象。
这则笑话还可以设想出一个更残酷的版本：女王其实一直都知道自己是个瘸子（她怎么可能不知道？），但出于礼貌她无法提及这个她宁愿回避的话题。一天，她的大臣们互相挑衅，当面对她说出了真相。这或许更符合实际，但却并非这幅画的本意。没人会将女王当成笑料；没人会拿她取乐。臣民都爱戴她，希望她知道真相。在表面信息（“选择”）之下的隐藏信息（“瘸子”），是特意献给她的：她会听到，然后，恍然大悟，明白了为什么她行走时世界会摇晃，为什么她衣服的褶边都要裁成斜线，以及为什么每次下楼梯，侍从长都要冲过来送上他的胳膊。他们借助了花的语言，那是传达爱意的永恒手段。她必须选出王国中最美的花朵，正如我也不得不在巨人提供的两个礼物中做出选择……
就在那一刻，我也恍然大悟，笑容僵在我脸上。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之前没想到这一点，但重要的是现在我想到了。如同在噩梦中一般，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赫然耸现，将我吞入焦虑之中。我仍然身处博物馆内：迟早我都必须离开；我作为富人的生活只能在外面开始。而我又怎能胳膊下夹着幅毕加索离开毕加索博物馆呢？2006年11月13日
第二篇
音乐大脑
那只有翅膀的侏儒，那只巨型蜻蜓，用她骇人的疯狂拍翅在剧院领空上几番穿越之后，开始加快速度，反复地撞向天花板和墙壁，她也朝舞台入口猛冲而去……所有那些被抛弃的场景都轰然倒塌。音乐大脑
我那时还小——大概只有四五岁。那是在我老家，普林格莱斯上校城，大概五十年代初。一天晚上，应该是个周六，我们去一家酒店吃饭；我们不常出去吃，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穷，虽然我们过得好像真的很穷，而只是因为我父亲简朴的生活习性，加上我母亲对任何不是自己亲手做的食物都疑神疑鬼的态度。总之是各种模糊因素混合在一起，把我们那晚带到了一家酒店的豪华餐厅，让我们不舒服地正襟危坐在一张铺着白布的圆桌前，桌上摆满了银色餐具、高脚酒杯，和盛放在金边瓷盘里的美食。跟其他客人一样，我们都穿得漂漂亮亮。相对来说，那个年代的穿衣法则更为严格。
我记得来来去去地不停有人站起来，把装满书的盒子拿到房间尽头一张像祭坛般的小桌子上。它们大部分是纸板盒，不过也有木盒，有的甚至上过颜色或清漆。坐在桌子后面的是个小妇人，她穿件亮蓝色的连衣裙，戴着条珍珠项链，脸上涂着脂粉，一头白发梳成毛茸茸的蛋形。那是萨莉塔·索博凯撒，后来，我在老家的整个期间，她一直都是当地的中学校长。她接过那些盒子，查看它们的内容，然后写在一本记录簿上。我无比热切地关注着所有这些举动。有些盒子满得快合不上，有些却是半空的，只有几本书在里面晃荡，发出一种不祥的声响。不过决定盒子价值的并非书的数量，虽然数量也有关系，而更多是看书的品种。最理想的是盒子里所有书都不重样；最糟的是（而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盒子里装的都是同一本书，别无其他。我不知道这种规则是谁跟我说的，也许不过是我自己的猜测和幻想。那是常有的事：为了解释我搞不懂的状况——我几乎什么都搞不懂——我总会编出各种故事和计谋。否则，那种说法又能从何而来？我父母不怎么说话，我又不识字，没有电视，而社区里我那帮小伙伴都跟我一样无知。
回忆起来，那幅场景有点梦一般的感觉：一盒盒的书，我们像要拍照留影似的盛装打扮。但我相信确有其事，一如我所描述的那样。这些年我不断地回想起那幅场景，最终得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那时人们正在为建立普林格莱斯公共图书馆进行各种筹划，一定是有人在酒店老板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次捐书活动：“书本换晚餐”，或者诸如此类的名称。至少这可以说得通。而且据我几个月前最近一次去普林格莱斯所证实的，图书馆确实成立于那段时间。此外，萨莉塔·索博凯撒正是第一任图书馆馆长。在我青少年期间，我是图书馆最勤快的光顾者之一，可能比任何人都勤快：平均每天都要借一两本。而给我填借书卡的总是萨莉塔。结果在我上中学后，这成了关键因素，因为萨莉塔正是中学校长。她宣称我尽管年纪不大，但却是普林格莱斯最求知若渴的读者，这奠定了我作为神童的名声，并极大地简化了我的生活：根本不用学习，我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最近一次回普林格莱斯，我想要证实自己的记忆，就问母亲萨莉塔·索博凯撒是不是还活着。她大笑起来。“她好多好多年前就死了！”母亲说，“你出生之前她就死了。我是小女孩时她就已经很老了……”“那不可能！”我叫道，“我对她记得很清楚。在图书馆，在学校……”“是的，她在图书馆和中学工作过，但是在我结婚之前。你一定搞混了，你记着的那些都是我告诉你的。”
那就是我从她那里得到的全部。她确定无疑的态度让我不安，尤其是因为她的记性，不像我的，是绝对可靠的。每次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有分歧，结果总是她对。但这件事她怎么可能对呢？或许我记住的是萨莉塔·索博凯撒的女儿，一个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继承了她事业的女儿。但那也不可能。萨莉塔一生未嫁，是那种典型的未婚妇女，是镇上有名的老姑娘：穿戴总是一丝不苟；冷漠而清高，一副毫无生气的样子。对此，我非常肯定。
回到酒店那一幕。餐厅里人们从餐桌到堆着盒子的小祭坛之间的走动并不顺畅。每个人和其他人都互相认识——在普林格莱斯就是这样——所以当人们从桌边站起来把他们的盒子拿到房间另一端的时候，他们中途会在别的桌子边停下来，跟熟人打招呼并聊上几句。那些熟人会小心地不说太多话，礼貌地假设停下的那个人手里盒子有相当的分量（就算实际上里面内容少得可怜）。而反过来，那个捧着盒子的，则更礼貌地予以回应，站在那儿继续寒暄，以表明对话的乐趣完全抵消了负重的费力。这些小小的交流——它们无不透出一种对别人生活诚挚的好奇，而这对普林格莱斯的居民来说很正常——最后导致了信息十分灵通，因此我们才得知“音乐大脑”正在隔壁西班牙剧院的大厅里展出。否则的话，我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然后便草草回家睡觉。这一新闻也是离开宴会的好借口，大家都觉得这顿饭实在无聊。“音乐大脑”是不久前来到镇上的，由一个非正式的居民协会掌管。最初的计划是把它短期地租借给私人家庭，跟那些各种各样的圣母奇迹图遵循同样的借用程序。但对圣母图有需求的都是些有病或有家庭问题的人，而借用这种新型魔法装置却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虽然可能也有那么一点迷信）。这一协会没有宗教体系，也缺乏控制流转的权威，因而事情不可能按计划进行。一方面，有些人第一晚之后就竭力要除掉它，理由是音乐声让他们睡不着；另一方面，有人则给它做了精致的壁龛和底座，然后试图以这些花费为借口无止境地延长租期。很快，“音乐大脑”就不知所终。所以那些从没见过它的人，比如我们，就开始怀疑这整件事情都是个骗局。那就是为什么当大家发现它就在隔壁展出时，都变得迫不及待。
父亲要求结账，账单送到时他手伸进口袋，掏出他那只著名的钱包，对我来说，那是世界上最迷人的物品。那是只很大的绿色真皮钱包，上面雕着美妙而繁复的阿拉伯花纹，前后都饰有小玻璃珠，组成色彩斑斓的图案。它曾属于普希金，根据传说，他被杀的那天身上就带着它。父亲的一个舅舅做过驻俄罗斯大使，世纪初的时候在那边买了许多艺术品、古玩和奇珍异品，在他死后这些东西都由他遗孀分给了她的侄子和侄女们，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孩子。
西班牙剧院是属于西班牙互助会的一组建筑群的一部分，紧靠在酒店边上。但我们并没有直接过去。我们穿过马路走到停车的地方，绕车走了一圈，然后再穿回去。这样绕弯子是为了我母亲考虑：她不想酒店里的人——万一他们看出窗外并且又能看清楚——以为她是要去剧院。
我们走进剧院大厅，一眼就看到了它。它摆在一只箱子上，就是那种普通的木箱，被奇雷塞托（剧院的经理）用撕成细条的白纸装饰过，就是用来包东西的那种纸。其效果相当好：就像个大鸟巢，同时表明了蛋的脆弱和包装的精心。这著名的“音乐大脑”是用硬纸板做的，尺寸跟只大箱子差不多。它在外形上跟大脑颇为接近，但颜色不像，因为它被涂成了发出磷光的粉红色，上面纵横交错着蓝色的纹路。
我们围成一个半圆。它属于那种会让你瞠目结舌的东西。最后是母亲的声音打断了我们入迷的沉思。“音乐在哪儿？”她问。“对，当然！”父亲说，“音乐……”他皱着眉头探过身去。“也许开关关上了？”“不，它是永远开着的，那正是它的奇特之处。”
他身子探得更近了一点，近得我觉得都快掉进“大脑”里了，然后他突然停下来，转身看着我们，脸上带着诡秘的笑容。
妹妹跟我也靠过去。母亲大叫道：“不许碰！”
我感到一股想触碰它的强烈欲望，哪怕只是用手指头碰一下。而且我完全可以那样做。大厅里除了我们空无一人。售票员和门卫肯定都在里面看戏，演出好像已接近尾声。“这么吵你怎么听得到！”母亲说。“简直就是窃窃私语。想想那些说音乐太烦，把它还回去的家伙！真丢人！”
母亲点点头，但她在想的是另一种丢人。父亲已经被“音乐大脑”迷住了——唯有他能听到它的音乐——而母亲则东张西望，似乎对剧场里发生了什么更感兴趣。雷鸣般的笑声从里面传出来，整幢建筑都在随之摇晃。里面一定爆满。利奥诺·里纳尔迪、托马斯·西马里和他们的剧团正在里面演出那些粗俗滑稽的喜剧，它们过去曾在外省连续不断地巡演多年。人们对其似乎永不生厌，永远报以大笑。而据称发自“大脑”的那种秘密、颤动的音乐，根本比不过里面那些狂笑声和跺脚声。
我母亲，自豪地作为一连串精致音乐爱好者、歌咏者及悲剧作家的后裔，对那种以利奥诺·里纳尔迪为代表的流行品味不屑一顾。事实上，她对它们进行了积极的抵制。剧院，对她来说，是一片有争议的领地，一个战场，因为正是在那里，普林格莱斯的各阶层展开了他们的文化之战。她哥哥控制着一个叫“双面具”的业余戏剧协会，致力于严肃戏剧；而镇上的另一家俱乐部，由伊索里纳·玛丽安妮控制，则专注于风俗喜剧。所有玛丽安妮的信徒那晚想必都挤在剧场前排，如饥似渴地学习并欣赏着利奥诺·里纳尔迪那富有煽动性的表演，汲取着她那如提神糖浆般的舞台风格。
母亲对他们厌恶至极，以至于有几次，当某个流行剧团来到镇上，她会让我们早早吃好晚饭，然后开车带我们来到剧院，让车靠近入口（但不会太近，她会选一个藏在阴影中的位置），那时演出正要开场，于是她就可以查看有谁进去看。通常，结果都不出意料：观众大多是些来自乡下的穷人，用母亲常用的称呼，就是“那些了不起的无知者”，几乎不值一提：“对那些愚昧的蠢货，你还能指望什么？”
但他们当中偶尔也会有个别“体面”人士，这时她就变得很激动。她感觉自己的间谍活动没有白费，从此要对付那些文化伪君子她就会“心中有底”。有一次，她甚至跳下车，对一位有教养的牙医——他正领着女儿们走上剧院台阶——横加指责。她告诉对方看见他这样有文化的人出现在那儿是多么令人失望。支持那种庸俗的东西，他不觉得羞耻吗？还带着女儿！那就是他的教育方式吗？幸好，他没有跟她较真。他带着一丝微笑回答说，对他而言，剧院是神圣的，哪怕是以最低贱的方式，而且他的主要目的是向女儿们粗略地展现一下流行文化，好让她们对此有所认识。不用说，他的狡辩对母亲毫无作用。
不管怎样，让我们回到与“音乐大脑”相遇的那个难忘之夜。我们走回车上，离开了剧院。我们有辆黄色的伊卡牌皮卡。虽然前面驾驶室我们四个人也坐得下，但我经常还是坐在后面，坐在露天，一部分原因是我喜欢，另外也是为了保持安静——我老是会跟妹妹吵闹争斗——但主要是这样我就可以跟自己的好朋友、我们家的大狗杰尼尔在一起。杰尼尔是只体形很大的白狗，血统不明，头很大（就像杰尼尔广告中的那个男人，它的名字由此而来）。我们不能把它单独留在家，因为它会不停嚎叫，动静大到让邻居抱怨，但跟在皮卡后面时它却很乖。
我喜欢坐在后面还有个更秘密的原因：因为我听不到他们在前面说什么，那就意味着我不知道我们会去哪儿，于是旅程便染上了一丝不可预测的冒险色彩。我知道我们要出发去哪儿，如果我没走神的话，可一旦母亲上了车，她就会无法遏制地突发好奇心，要求父亲绕过一条又一条街，去看一座房子、一家店铺、一棵树，或一个标记。父亲已经习惯了迁就她，也就是说，本来直线距离只要走几百码，结果却经常开了五公里——沿着一条曲折的、迷宫般的路线。对从未离开过普林格莱斯的母亲来说，那是一种从内部扩展我们小镇的方式。那晚，我们原本只要转个弯再开三条街就能到家。但我们走了另一个方向，对此，我并不吃惊。天很冷，但没有风。十字路口的街灯——悬在连接到角落电线杆的四条交叉电线上——静止不动。而在我们上方，银河全被点亮了，闪闪烁烁。我让杰尼尔趴到我腿上，把它抱在胸口。它没有反抗。它那雪白的绒毛反射着星光。我们一路笔直开向广场，然后进入一条林荫道。背靠驾驶室坐在那儿，我能看见广场上市政厅的塔楼渐渐消失在远处，我以为我们要去火车站，以满足母亲的又一个突发奇想。火车站路很远，仅仅是推想我们要去那儿就让我昏昏欲睡。杰尼尔已经睡着了。沿着林荫道过了几条街，建筑开始变得稀疏，取而代之的是被锦葵和蓟草占据的大片空地。那些神秘的地块不属于任何人。我的眼睛开始合上了……
突然，杰尼尔抖了抖身子，从我腿上一跃而起，奔到皮卡的一侧咆哮起来。它的骚动让我既惊讶又迷惑。挣脱了瞌睡的迷糊，我也看过去，立刻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绕远路，为什么父亲现在放慢了速度，几乎让车停止不动：我们正在经过一个马戏团。妹妹从前面车窗里斜探出来，用她那吐字不清的方式大叫着：“塞萨尔！马戏团！马戏团！”当然，我知道镇上来了个马戏团；我已经见过他们在街上游行，父母也已经答应第二天会带我们去。我瞪大眼睛，看得入了迷。明亮彩灯组成的点和线勾勒出整个帆布大帐篷，它看上去大得像一座山，而且整座山都被内部的灯光映亮了。演出正在进行：我们可以听见刺耳的音乐和观众的叫喊。让杰尼尔躁动的是那些动物的气味。在帐篷后面，在黑暗中，我觉得我能看见大象和骆驼的轮廓在货车间走动。
多年以后，我离开了普林格莱斯，一如那些有志于艺术或文学的年轻人，他们总想着离开小镇，对大城市所许诺的文化盛宴充满渴望。而如今，在那次迁徙之后很多年，我震惊地意识到，我也许被一种幻象诱骗了，因为童年时在普林格莱斯的那些夜晚又重回记忆，它们全都如此生动而多姿多彩，以至于我不禁怀疑自己并没有用丰富替换贫乏。我描述的那个夜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次捐书会，一场剧院演出，一个马戏团，全都在同一时间。有一系列的选项可选，你必须选一个。然而还是到处人满为患。马戏团也不例外。我们开车经过入口时，短暂地瞥了一眼里面，挤满家庭的包厢，站台在观众的重压下发出呻吟。在环形表演场里，小丑们搭成了一座人体金字塔，然后翻滚着坍塌下来，引起雷鸣般的哄笑。几乎所有人都来马戏团了。普林格莱斯的居民一定认为那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马戏团三天前来到镇上，但几乎立刻就被卷入了一则惊人的丑闻。马戏团的噱头之一是三个侏儒。两个是男人：一对双胞胎兄弟。第三个，一个女侏儒，嫁给了双胞胎中的其中一个。这种怪异的三角关系显然存在着某种缺陷，从而摇摇欲坠，并最终导致了发生在普林格莱斯的那场危机。那个女侏儒和她小叔子是情人，出于某种原因，他们选择了在我们镇一起私奔，并带走了她那傻老公的所有积蓄。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段离奇的三角恋，如果不是因为以下事实：在那对情人失踪几小时后，那个侏儒丈夫也失踪了，带着一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和一盒子弹，它们本属于那个马戏团的老板。他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为了阻止悲剧发生，马戏团的人决定立即报警。目击者们（小丑们、高空秋千演员，以及驯兽师）一致表示，侏儒丈夫发现自己被骗时无比愤怒，并无比坚定地宣称要实施一场血腥复仇。他的威胁可不是儿戏，因为他是个狂暴的小人儿，以破坏性的火暴脾气而著称。他偷走的武器射程远，足可致命，而且用法极其简单。警方调动了所有可能的人力，尽管马戏团的管理层强烈要求保密，消息还是传开了。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论那些逃亡者——那对情人和他们的追捕者——去了哪儿，都只能依靠公众的帮助才能找到。一开始，那似乎很简单，镇子很小，要找的人很容易描述清楚，只要简单地用一个词——“侏儒”。警察被安置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以及在镇子相对两端的两个交叉路口，通向外面的公路从那儿分岔（那时还没封道）。而这些措施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证实那几个侏儒还在普林格莱斯。
毫不意外，他们是人们谈论的唯一话题。又是开玩笑，又是打赌，又是集体出动搜寻空地和空房子，最初的主导情绪不是欢乐的兴奋就是美妙的悬疑。但二十四小时后，气氛变了。两种恐惧开始悄然滋生，一种是模糊而非理性的，另一种则非常真实。第一种恐惧源自始终没有破案这个令人困惑的事实。普林格莱斯的居民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他们的小镇在社交和地理上都是透明的。像三个侏儒这样醒目的东西，怎么可能在一个小玻璃盒子里无影无踪？并且他们还不是抱成一团，而是分成躲藏的一对和一个追捕他们的第三者，要依次躲过政府的搜索。事件开始带上了一丝超自然色彩。结果侏儒的尺寸成了一个谜题，至少是在不安的公众印象中。也许他们应该翻动石头，查看树叶底下，窥探蚕茧内部？母亲们开始检查她们孩子的床底，孩子们把玩具扯开看里面有没有东西。
但还有一种更现实的恐惧。或者如果说那还不是完全的现实恐惧，至少它的出现足以让前一种恐惧，那种无名的恐惧，显得合理了。就在外面的某处，有一把致命的上膛手枪，在一个绝望的男人手里。没人在意他要展开的复仇计划（我们不该因此而责怪说普林格莱斯的居民有特殊偏见；被一片共同恐慌所笼罩，他们将侏儒视为一个不同的物种，其生死问题应该由他们自行解决，跟镇子无关），但枪击并非总能命中目标，在某一特定时刻，任何人都可能碰巧与子弹迎面遇上。真的是任何人，因为没人知道侏儒们在哪儿，更别说他们会在哪儿狭路相逢。而焦虑的来源与其说是侏儒丈夫的复仇行动，不如说是那对情人难以捉摸的微小体形。导致搜索失败的，同样是这种神奇的缩小术，它让人们不禁觉得每一枪都注定要射偏。他怎么可能击中一个隐藏的原子，或者两个？任何人，或者他们所爱的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突然被一阵打偏的弹雨击倒。
又过了二十四小时，这两种恐惧已经紧紧交织在一起，整个镇子都陷入一种受迫害的激烈妄想中。没人在家里感到安全，在街上就更不行。但人多的公众场所却有某种令人心安之处，人越多越好：其他人会成为人体盾牌，而且因为良心上的顾忌会在恐怖降临时被抛诸脑后，所以没人去管谁会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那一定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去参加晚宴，平常我们几乎从不在外面吃饭。而在另一个层面的动机上，从魔幻思维的角度，那一定也是为什么父亲会带上著名的普希金钱包，它一般都留待特殊场合才用。你也许还记得，普希金就是被射中心脏而死的。
现在我要结束这段插入性的解释，回到故事本身。但就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注意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剧院大厅里的场景在继续，这意味着沿着林荫道开车经过马戏团应该发生在那之前，在我们去酒店的路上。事实上，当我更仔细地回想时，好像市政厅和马戏团上方的天空并不是全黑的：那是“幽蓝时分”，还有些暗粉色的余晖，沿着西边天际是一层发出磷光的白。星光闪烁的黑色夜空一定是某种记忆篡改，源自随后那出惊心动魄的闹剧——发生在剧院屋顶上。我的混淆也许部分是由于这个故事独特的奇异性：虽然各个事件的先后次序有强烈的逻辑性，但它们同时也独立存在，就像天穹上的星星，那最后一幕的唯一目击者，因此，这些事件构成的景象似乎更多是来自幻想，而非现实。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满足了对“音乐大脑”的好奇之后，我父母便向外面的街上走去，这部分是因为没什么好再看的，部分也是为了要趁观众开始散场前赶紧消失。表演应该就快结束了；掌声还没停，但不会持续太久，母亲可不想被看见跟那些“了不起的无知者”一起离开。不知情的人说不定会以为她已经陷入了庇隆主义者的文化深渊。
她转身开始往外走，其步态是如此果断，让我觉得时机到了：现在我可以安全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去摸一下那个大大的粉色物体。我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我右手食指的指尖触及“大脑”表面大概只有一秒钟。而出于即将说明的原因，这一瞬间的接触将让我永生难忘。
我的顽皮逃过了父母的注意——他们在继续向大厅出口走去——但没逃过我妹妹的眼睛，她那时两三岁，我做什么她都要模仿。被我的勇敢所激励，她也想去摸一下“大脑”。然而，这个笨拙的小魔鬼，她把一切都弄砸了。对她来说，根本不存在指尖这种东西。把身子拉得挺直——她大概只有放“大脑”的木箱那么高——她举起两只小胳膊用全部力气扑上去。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她屏住呼吸，然后当“大脑”开始晃动时，她尖叫一声放开了它。我父母停下来，转过身，我想他们朝我们跨了一两步。对我来说，那一场景带有一种梦幻般的精确感，就像一出排练过上千次的戏剧。“音乐大脑”重重地滑出木箱的边缘，掉到地上，摔破了。
妹妹大哭起来，但这更多是出于内疚和对惩罚的恐惧，而不是因为显露在我们眼前的景象——那或许超过了她的理解能力。而我，虽已经长大到足以凭直觉猜到发生的事情，但依旧感到自己正在一种恐怖的迷惑中苦苦挣扎，想必我父母也有同感。“音乐大脑”的粉色表皮已经在撞击下碎裂，这说明了它的精巧，因为它不过掉落了几英尺。它里面是一团实心的、玻璃般的物质，就像凝胶，被外壳完美地包裹成形。那团东西有点被撞平了，而且似乎还在余震中微微颤动（虽然这可能是我想象的），这表明它的材料并不坚固。它的颜色非常明确。那是一团半凝结的血块，而且不难推断出它的来源——事实上，有两个来源，因为有两具尸体悬浮在那团东西中间，从头到脚，以一种胎儿的姿势：是那两个男侏儒，那对双胞胎。他们就像扑克牌上的图案，穿着小号黑西装，脸和手白如瓷器；色彩对比让他们在暗红的血块中显而易见，那些血来自两个人各自喉咙上的伤口——它们就像张开在尖叫的大嘴。
我说过，我看到的这幅场景有着某种超自然的清晰，但那是我现在所看到的。我现在所看到的比当时更多。就仿佛我看到的是整个故事本身，但不是作为一部电影或一系列画面，而是作为一幅单独的图像，其演变是通过反复的定格而不是连续运动。不过还是有大量运动：一堆荒谬原子的漩涡和深渊。
我母亲——她已经接近歇斯底里——开始尖叫起来，但她的叫声被剧院内部一阵突然的喧嚣淹没了。
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伟大的利奥诺·里纳尔迪已经领受了对她的鼓掌欢呼，全体演员已经七次谢幕。演员们正准备在最后鞠躬后离场，而观众们已经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就在那一刻，角色感开始从演员们的皮肤上渐渐褪去，他们集体在舞台上站成一排，每个人的面孔和身体都作为刚才喜剧的一部分而仍然依稀可辨，而那出喜剧的情节，连同它的惊奇和失误，都被胡乱塞进了那排微笑鞠躬的人物中，仿佛现在一切都交由观众决定，当他们拍手，视线扫过舞台，以便重构刚才的故事，并对面前的虚构告别时，连同那假造的起居室、扶手椅、假楼梯、画出的窗和门（它们在一连串的喜剧转折中开开关关），以及所有其他布景……就在这时，就在庆典快要结束时，那尊巨大的胡安·帕斯库尔·普林格莱斯的石膏像——装饰在舞台拱形框架的顶部——突然裂开了。我们建国之父的面部像一颗白垩新星般炸开来，在原先雕像的位置，惊讶的观众目睹了有史以来戏剧神力所制造的最为奇特的物种：那名女侏儒。那就是她的藏身之处，在那儿永远没人会找到她。这一切看似偶然：也许是鼓掌和叫好声引起了震动，让石膏头像老化的分子松动了；但这种假设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很显然，石膏像的爆裂是由内部原因导致的——具体说，是因为女侏儒身体尺寸的增大。一旦怀孕，这杀手蛹便躲进了这个安全的藏身地，任由自然规律（毕竟，怪物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来安排一切。而巧的是，这一过程恰好在演员准备退场时达到了终点；再迟几分钟，那个怪物就会浮现在一个黑暗、空荡的剧场。
于是，这就促成了某种空前绝后、从未有人见过的节目加演。两千双眼睛看着一只大头出现在那个凹洞里，那只头没有眼睛、鼻子或嘴巴，但却布满金色的卷毛，然后是两只圆滚滚的胳膊，末端两只爪子，以及一对丰满的粉红色乳房，本该是乳头的地方长着两只眼睛。这个怪物不停地挤出来，正面朝外，已经快碰到屋顶，就像只滴水兽石雕……直到终于，发出一阵痉挛般的战栗，她展开了翅膀，开始是一只，接着另一只——巨大的彩虹色膈膜，拍打时发出硬纸板似的声响——然后腾空而起。她的身体后部是一个臃肿的皮囊，上面覆盖着黑色羽毛。一开始，她看上去像要跌入乐队的乐池，但接着她用一连串快速的翅膀扇动，把自己稳定在一个中等高度，并开始左冲右突地四处乱飞。
恐怖爆发。就算失火也不会像这只会飞的变种怪物那样引发如此恐慌：谁也说不准她会干什么。过道挤满了，出口堵住了；人们跳上座位；妈妈在找孩子，丈夫在找妻子，大家都在尖叫。受到骚乱的惊吓，那只飞行侏儒盲目地上下拍翅；她也在寻找出路。当她飞低了，前排座位的尖叫声就骤然加剧，而当她又升高了，最响的叫喊则来自包厢，那里的观众被困在堵塞的楼梯上。绝望中，有人爬上了舞台，演员们早已不见身影。有些前排包厢的逃难者也爬下来，越过围成半圆形的脚灯跳上舞台。看到这种情况，那些一直在过道上推推搡搡的其他观众，发现已经不可能突破前方混乱的人潮，便转过身，发狂地奔向后面，也都跳上了舞台。那就像打破了一个禁忌：侵入虚构的空间，而他们付钱正是为了不让它发生；但求生的本能战胜了一切。
至于那只有翅膀的侏儒，那只巨型蜻蜓，用她骇人的疯狂拍翅在剧院领空上几番穿越之后，开始加快速度，反复地撞向天花板和墙壁，她也朝舞台入口猛冲而去，毕竟，那才是最明智的做法。她被利奥诺·里纳尔迪那资产阶级情调的舞台布景吞没了，所有那些被抛弃的场景都轰然倒塌。
观众们最终逃出了剧院，但很自然没人想要回家。斯蒂格曼街上一片人声鼎沸。食客们跑出酒店的餐厅，有些衣领上还塞着餐巾，很多人还手握刀叉。消息已经传遍全城；一个非官方的信使已经将消息带到马戏团大篷，他去时表演刚好正要结束，于是看马戏的观众也全体转移过来。当警察到达时，警笛声大作，但他们费了好大劲才穿过人群，还有医院来的救护车、消防车也一样，他们都是自发赶来的。
从剧院大厅倾泻而出，发狂的人群不假思索地践踏过地上那个“音乐血球”。当马戏团的老板前来收尸时，给他的只有两片皱巴巴的剪影，小丑们互相传递着查看了一番，确认那就是侏儒兄弟。根本没时间让小丑们——或任何其他马戏团演员——更换表演服。骑师、高空秋千演员、托钵僧和利奥诺·里纳尔迪剧团的演员们摩肩接踵，还有托马斯·西马里和里纳尔迪自己，全都跟混杂的观众混在一起，更别提那些好奇的看客、邻居，以及各色夜猫子。从未有过像这样的情景，连狂欢节也无法相比。
对剧院的第一轮搜寻，由一帮拔出枪的警察，在奇雷塞托的带领下（只有他知道所有的出入口）进行，但最终无功而返。那个怪物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传言说她已经找到一个出口飞走了。这一假设本应令人宽慰，但实际上大家却感到失望。事到如今，大家都在期待着一场表演，都想要看到更多。一个意料之外的事件再次点燃了人们的希望：从壮观的剧院大厦中，无数蝙蝠和鸽子向四面八方飞出去。因为鸽子很少在夜间飞行，它们赋予了这场大逃亡一种奇妙的转折效果。这些小动物显然感觉到了一种恶魔般的存在，才惊慌地倾巢而出。
先是片刻的悬疑，接着一声叫喊，一只手指向上方。所有人都向后仰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剧院顶部那伪哥特式的锯齿状垛口上。就在那儿，那个怪物，蹲伏在两个角楼之间，双翅展开，身体发出一阵战栗——即使从远处也看得很清楚。消防车的强力聚光灯照亮了她。下方的街道上，两个小丑——身穿五颜六色的小丑服，脸上画着笑容——爬上汽车引擎盖，在头顶挥舞着那对侏儒兄弟被碾平的尸体，就像那是两面旗帜。
虽然普林格莱斯的居民从未见过这类变种生物，但他们大多是乡下百姓，对生育原理都很熟悉。不管那个大自然的怪物采取何种怪异的方式，对他们来说，生命的基本机制都是相同的。所以事情很快就变得很明显：那个侏儒快要“生蛋”了。所有的迹象都指向这一生殖过程：性接触，一段隐居期用来变形，犯罪，腹部的巨囊，选择一处难以接近的地点，以及此刻那弓背的姿态，那全神贯注的感觉，那颤抖。无法预测的是她会生下一个蛋还是两个蛋，或好几个蛋，或好几百万个蛋。最后的假设似乎最有可能，因为她在形态上最接近的同类物种是昆虫。然而，当那长满羽毛的光滑皮囊开始扯裂时，出现的是一只单独的、白色的、尖尖的蛋，大小跟西瓜差不多。一阵响亮的、表示惊奇的“哦啊……”掠过人群。也许是因为所有的视线都聚焦在那个慢慢挤出的奇幻珍珠上，当另一个身影出现在那个有翼侏儒旁边时，大家的惊诧就显得更为强烈：慢慢地，它走进聚光灯的光圈，等那只蛋已经完全显现，并朝上平衡着立在令人晕眩的檐口上，它才变得完全可见。那是萨莉塔·索博凯撒：她那巨大的蜂窝式发型，她那淡红色的、涂满脂粉的面孔，她那蓝色的连衣裙，以及她那小小的高跟鞋。她是怎么上去的？她想要干吗？她离那个怪物只有几英寸，后者现在已经完成了她的工作，她把自己没有眼睛的脸部转过来，看着——如果可以这么说——萨莉塔。她们同样高度，同样都带有某种超自然的坚定气质。一场对决似乎在所难免，或许甚至一场恶斗。整个镇子都屏住呼吸。但截然不同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怪物抖了抖身体，仿佛从梦中醒来，她尽可能远地伸展开翅膀，然后，拍打了一下，将自己提到几码高的空中。她一振翅转过身去，再一振翅，她开始加速，接着她就飞起来，就像一只翼龙，飞向群星，而与之相对应，那晚星光闪烁如疯狂的钻石。她消失在星座之间，如此而已。直到这时，大家的视线才回到剧院屋顶上。
萨莉塔·索博凯撒对怪物的离去无动于衷。现在只有她和那只蛋了。她举起一只胳膊，动作极其缓慢。她手里握着什么东西。一把斧头。互相矛盾的叫喊声从人群中升起：不！不要！对！劈开它！显然，意见不统一。没人知道打破它会生出什么可怕的东西，会导致怎样的后果，没人愿意让我们这个潘帕斯草原上的安静小镇承担那种风险，而且仅仅是蛋易碎的属性就有令人产生某种珍贵感。但另一方面，放弃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似乎又显得可惜。
然而当萨莉塔胳膊的动作让斧头清楚地进入大家的视野，人们发现那不是一把斧头，而是一本书。她的目的不是要打破那个蛋，而是要将那本书精巧地、平衡地放到它顶上。在普林格莱斯的传奇历史中，由此产生的奇妙图案最终成为市立图书馆创立的象征。2004年7月26日
第三篇
砖墙
他告诉自己必须在他和他们之间竖起一面厚墙……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正看着起居室的墙，就在贴着假砖块的壁炉旁边。砖墙
小时候，在普林格莱斯，我经常去看电影。不是每天看，但一周至少要看四五部。四到六部，我得说，因为它们是两场连映；一票通用，所有人都会两场都看。星期天则全家出动去看五点开始的下午场。有两家影院可以选择，排片也不一样。我说过，它们都是连映：先是一部B级电影，然后才是主要的正片（所谓的“首映片”，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叫，因为对我们来说它们全都是首映）。我有时——事实上几乎总是——还会跑去看星期天下午一点的午间场，它们也是两场连映，专门面对儿童，然而那时并没有特意拍给儿童看的电影，因此它们就是些西部片、冒险片，诸如此类（结果我看了不少系列片，我记得，包括《傅满洲》和《佐罗》）。再往后一点，当我十二岁的时候，我开始晚上也跑去看电影，周六（晚上电影不一样），或者周五（排片和周日下午场一样，但因为有两家影院……），甚至平常的工作日。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其中一家电影院开始在每周二，整个下午，持续不断地放映阿根廷电影。我总共看了多少部电影？这样计算有点傻，但一周四部，那么一年就是两百部，如果我从八岁到十八岁都保持那样的看片频率，那么至少就是两千部。由这种算法得出的最终结果甚至更傻：两千部电影每部一个半小时就是三千小时，或者一百二十五天，也即不间断地看上长长四个月的电影。四个月。这样的时间跨度比一个光秃秃的数字更具体，但它的缺点是会让人想到一部酷刑般的超长电影，而实际上它们有两千部，每部都独一无二，占据着我漫长的童年和青春期，先是迫不及待，随后是评判、比较、重述和牢记。最重要的是牢记：它们被妥善贮存，就像各种各样的珍宝。这一点我可以证明，因为那两千部电影仍然活在我体内，就像鬼故事中那样，过着一种由复活与显灵构成的奇异生活。
人们经常夸我记性好，或者为我记得四五十年前的对话、事件、书（或电影）的相关细节而感到震惊。但这种来自他人的赞赏或评价毫无意义，因为没人能真正知道你记住了什么，或者你是怎么记住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因为如果我不来做这件事，就再也没人会做），而并非是为了打发所谓“无聊的旅馆生活”，我才开始着手写下昨晚发生的这件与一部电影有关的奇事。我要指出的是，我当时正在普林格莱斯，在一家旅馆里。这是我第一次在家乡住旅馆。我回来看我母亲，她摔了一跤，正卧床不起，我在大街上找了个地方，因为她的小公寓被照顾她的朋友们塞满了。昨晚，在浏览电视频道时，我偶然看到一部英国的黑白老电影（方向盘在右边），虽已经过了开头，但也才刚开始（对一个老练的影迷来说，几个镜头就足以认出一部电影的开场）。它散发出某种熟悉感，接着，过了一会儿，当我看见乔治·桑德斯时，我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这是《被诅咒的村庄》，一部我五十年前看过的电影，就在这儿，普林格莱斯看的，离我住的旅馆只有两百码，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圣马丁电影院。之后我再也没看过那部电影，但它在我脑海中非常清晰。像这样毫无预兆地跟它偶遇，实在是种意外收获。这并非我第一次在电视或录像上看到童年记忆中的电影。但这次情况特殊，也许因为我是在普林格莱斯看的。
这部电影，所有资深影迷都知道（它是一部小经典），讲的是一座被某种未知力量控制的小村庄：一天，村里所有的居民都陷入了沉睡；当他们醒来时，女人们都怀孕了，九个月后孩子出生了。十年过去，这些孩子开始显示出他们可怕的能力。他们全都非常相似：金发，冷酷，自信。他们穿着非常正式，团结一致，从不和其他孩子来往。
他们的眼睛像小电灯般闪闪发亮，并赋予他们一种通过凝视别人而支配对方意志的能力。他们毫无顾忌地用最极端的手段行使这种支配力。一个男人拿着一把猎枪盯着他们；通过心电感应，他们逼迫他把枪筒塞进自己嘴里，把自己脑袋轰开了花。
乔治·桑德斯是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他的观察让他得出结论，只有一个唯一的解决办法：干掉他们。而与此同时，这些孩子毫不掩饰他们要控制全世界、毁灭人类的意图。随着他们的长大，他们的能力也在增长。很快，他们就将所向无敌；他们几乎已经如此，因为他们可以看穿并预测到任何攻击。（在俄国有个类似的事件，苏维埃当局采用了自己独特的解决方式，通过对相关村庄进行地毯式轰炸，将那些罪恶的儿童连同当地的其余居民一起消灭了。）
故事的主人公待在家里，考虑着该做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该怎么做。他知道他采取的任何计划都会呈现在他脑海中，那意味着只要他一靠近那些孩子，计划就会被他们看见。他告诉自己必须在他和他们之间竖起一面厚墙……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正看着起居室的墙，就在贴着假砖块的壁炉旁边。他嘴里咕哝着：“一面砖墙……”
这时摄影机跟随他的凝视，在那面砖墙上聚焦了一会儿。这个对着砖墙的固定镜头，伴随着画外音在说“一面砖墙”，让我着迷不已。我小时候在普林格莱斯看的那些电影里，每个镜头、每句话、每个姿态都富有深意。一个眼神、一个沉默、一个几乎难以察觉的延迟，都会揭示出背叛、爱情，或者一个秘密的存在。仅仅一声咳嗽就意味着某个角色会死或正走向死亡的边缘，虽然表面上看他依然十分健康。我和我的朋友们已经成为破译这种极简暗号的专家。总之，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十分完美，相比之下，构成现实的暗号和含义则是混乱不堪的一团糟。一切都是线索，一切都是引导。而电影，无论何种类型，其实都是侦探小说。只是在侦探小说里，正如我在大约同一时期所学到的，真正的线索都隐藏在云雾中，虽然，为了让读者误入歧途，这是必须的，但这些障眼法都是些多余的零碎信息，没什么意义。但是，在电影里，一切都被赋予了某种含义，形成一个坚固的整体，让我们为之痴迷。对我们来说，那仿佛是个超现实，或者，更确切地说，现实自身似乎显得累赘，没有条理，缺乏那种美妙、优雅的简洁，而 那正是电影的秘密。
因此，“砖墙”便预示着一个办法，可以将世界从迫在眉睫的危机中解救出来。但目前没人知道那个办法是什么，也不可能知道。不像一个演员的咳嗽或者一个偷瞥眼神的特写，一面墙很难破译出什么。事实上，甚至连主人公自己也不知道：对他来说，这个办法还只是一种隐喻。为了对这些邪恶的孩子展开有效攻击，他必须在自己和他们之间竖起一道屏障，使心电感应无法进行，而作为那道屏障的象征物，脑中首先出现的图像就是一面砖墙。他也可以选择一个不同的象征：“一面钢板”，“一块岩石”，“万里长城”……他的选择想必是源于他面前恰好有面砖墙这个事实。但尽管它是有形的物质，墙仍然只是个比喻。那些孩子的读心术显然可以穿越墙壁，所以一堵字面意义上的墙并非解决之道。他指的是别的什么东西，那给这个镜头蒙上了一层令人不安的消极意味，使人难以忘怀。
一面砖墙……声音还在继续回响。
我并非这部电影唯一的崇拜者，自然也不是第一个发现它是另类经典的人。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宣称有某种优势，因为我看的是它的首映。正如我们那儿的惯例，它是在英国首次上映后两三年才来到普林格莱斯，但它依然是一部“首映片”，而我则是其目标观众的一部分，而不 是隔着由影迷文化和历史角度造成的距离去观看它。我们就是影迷文化和历史，我最终将这两者都转换成了智力娱乐。
此外还有一件事：我当时跟影片里的那些孩子同样年纪。我或许也试过让自己的双眼放射出那种电光，看自己能否看穿别人的想法。而且普林格莱斯是个小镇，虽然不像电影里的村庄那么小，但也小到足以遭受那种“诅咒”。比如电影开场那神秘的停滞：我们镇也经常显得空荡而寂静，仿佛所有的人都死了或走了，比如说，在午睡期间，或者星期天，或者随便哪天，或者说实话，任何时候。
不过我认为，在那个久远的星期天坐在圣马丁电影院里的绝大多数观众都不会把这两座城镇和两种诅咒联系起来。不是因为那时的普林格莱斯居民当中没有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而是因为受到过往流行的某种教养上的限制，让人们远离了意义和阐释。电影是一种繁复而无用的艺术幻想，仅此而已。我并非说我们是彻底的唯美主义者；我们根本没必要是。
较之这些偶然的巧合，我前面提到的优势更多地应该归功于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我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观影之间，我伴随着它从一部为普通大众（也就是说，为了某一时期的大众）而生的商业制作，转化为一部被文化精英推 崇的另类经典。这里的伴随是完完全全的字面意思：我本人也从大众转化为了精英。我的人生和《被诅咒的村庄》遵循着相同的奇妙转化之路，一种不曾改变的改变。
我想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那些年看过的其余两千部电影身上：好的和坏的，被遗忘的和被重新发现的。这甚至也会发生在经典影片上，那些进入十佳名单的伟大电影。它们全都经历过从直接性到间接性的转变，或者产生一种落差，这很正常，也在所难免——鉴于时间的流逝。希区柯克的《西北偏北》——我也是在圣马丁电影院看的，我猜那是1960或1961年（电影拍于1959年）——就是个现成的例子。在阿根廷，它的片名叫《国际阴谋》，我大概直到二十年后才发现它的英文片名是什么，那时我开始阅读关于希区柯克的书籍，并开始用我知识分子的眼光去思考他的作品。或许因为原来的片名太抽象，或者因为译名与我产生了某种共鸣，我仍然把那部电影视为《国际阴谋》，尽管我知道这很荒谬；那年头电影片名的翻译经常出奇地离谱，它们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笑料。
很少有其他电影，也许根本没有，让我和米格尔如此印象深刻。米格尔·洛佩兹是我童年时最好的朋友，结果我发现——又一个巧合，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他昨天去世了。他们是在本地广播上发的讣告，我能听到纯粹是因为我刚好在普林格莱斯，否则我会过好几个月或者好几年才知道，或者根本不会知道。没人会想到要告诉我：我们已经有几十年没见了；也没剩下多少人记得我们曾是童年玩伴；而且在镇上一般都觉得当地人已经听说了，而外面人不会有兴趣。
然而，一直到十一二岁，我们俩几乎形影不离。他是我的第一个朋友，简直就像我从未有过的哥哥。他比我大两岁，是家中独子，住在我家马路对面。那时我们才不过三四岁，总是在街上或房屋之间的空地上玩，并且一旦拥有了最低限度的自主权，就会不断展开属于我们的秘密冒险。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就成了严肃的影迷。显然，我们认识的其他小孩也都如此：电影是我们主要的娱乐来源，一种大型郊游，一种我们付得起的奢侈品。但米格尔和我走得更远：我们演电影玩，“演出”整部电影，改写它们，拿它们作为创造各种游戏的材料。自然，我是主脑，但米格尔支持我，怂恿我，要求有更多的创意：作为一个外在的表现型男孩，他需要一个剧本。我贪婪地汲取着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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