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泽田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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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现代农业：迈向智慧农业时代试读：
前言
在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四化同步”被写入大会工作报告，即在确立城乡一体最终路径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2015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总理报告中的“互联网+”一亮相便引起热议，各个行业都在讨论互联网加了自己会怎么样。国务院于2015年7月4日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主要围绕“互联网+”讲述如何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进一步促进社会发展；提出了“‘互联网+’现代农业”重点行动，为今后“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指明了行动方向。强调要利用互联网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培育一批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的现代“种养加”生态农业新模式，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加快完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培育多样化农业互联网管理服务模式，逐步建立农副产品、农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
互联网+现代农业，就目前的实践看，主要是将互联网技术运用到传统农业生产中，利用互联网固有的优势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产品质量控制能力，并进一步畅通农业的市场信息渠道、流通渠道，使农业的产、供、销体系紧密结合，从而使农业的生产效率、品质、效益等得到明显改善。互联网正与传统农业结合得更加紧密，由互联网技术带动的农业升级、农民生活改善，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打开创业的新空间。毋庸置疑，互联网与农业的结合将会打破传统农业的困局，为农业带来崭新的出路，引领农民走向致富之路。从总体上看，这些年我国农业正在朝着现代化的目标稳步推进。但也要看到，制约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长期性矛盾仍然很多，各种新的风险在积聚，农业现代化仍是“四化”同步的“短板”。目前，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还没有完全实现，信息化的程度还很低，必须通过引进、消化、吸收的途径来发展信息生产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现代化，以工业化、现代化促进信息化。走工业化、现代化与信息化并举之路，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求发展的必由之路。
互联网如何与农业相加？未来的农业究竟在多大程度、广度及高度上被互联网改变？如何开展“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无论是从生产者、经营者到服务者，还是从管理者、消费者到农业投资者，各个方面都充满迷茫与期待！面对当前不同层面对“互联网+现代农业”的憧憬及实践需求，本书充分利用编者视野所及之案例、知识，打开人们对现代农业与互联网相叠加的想象空间，力图全面、系统地阐述“互联网+现代农业”在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以及农副产品质量安全等领域的具体应用，以期为我国近期“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提供技术与方法上的启示与支撑。
本书分为4个部分共18章，具体如下。
第1部分为当前农业面临的挑战，阐述农业产业内涵、特性及其当前面临的挑战。从“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入手，从农业本质、农业产业范围等方面界定了农业产业的概念与内涵，归纳了古代农业、近代农业和现代农业3个农业发展阶段。从农业产业结构的市场化、农业生产方式的集约化、农业经营形式的产业化、农业生产技术的智能化和农业生产管理的信息化等方面，概述了现代农业发展的特征。总结了当前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产品生产成本高；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脱钩，生产者不了解农产品市场需求，消费者不相信农产品生产者及农产品质量品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犹存；农业过度开发，环境亟待修复。
第2部分为“互联网+现代农业”颠覆传统农业，主要展示“互联网+现代农业”应用实例。重点介绍了神奇的智慧农业生产、智慧林业、智慧农业经营管理、农村综合信息智能服务，以及农副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互联网+现代农业”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主要表现在观念问题、成本计算问题、使用培训问题、信息资源与数据分析问题、信息安全问题等方面，近年来农业虚假信息问题、信息过载问题和信息失效问题尤为严重。
第3部分为面向互联网+时代的现代农业发展需求，阐述“互联网+现代农业”基础条件、农民个性化信息需求及低成本农业信息化技术模式，重点提出“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计划方案。从电脑拥有量、移动电话拥有量、电视机拥有量等方面介绍了我国农村信息资源情况。针对现代农业对互联网+时代的呼唤，系统分析了农民个性化的农业知识需求、基于农民个性化知识需求的关键技术、现代农业对信息技术的需求，以及面向互联网+时代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根据我国农业农村的特点，提出了“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计划总体方案，重点阐述了“互联网+现代农业”的技术支撑体系与基于全产业链的“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计划方案；同时，提出了面向互联网+时代的低成本农业信息化技术模式，重点介绍了多媒体视音频知识库构建、呼叫中心与专家系统耦合的音频传输方案、面向3G/4G通信终端的视频传输方案、低成本农业信息服务平台集成等技术方案。
第4部分为互联网+背景下的农业时代态度（生产关系变革），阐述“互联网+现代农业”时代的农民、消费者和政府管理者的角色，互联网+背景下的现代农业信息服务运营模式，以及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与展望。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型农民可以转变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有效管理农业生产，提高产出率、劳动效率和资源利用率；监测农产品在加工、运输与仓储等过程中的品质变化，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了解农产品市场变化，以及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互联网+背景下的消费者可以了解农产品全产业链，理解农业、农民和农村，从而知道农产品全部生产环节及其质量品质情况，相信农民生产；关注农产品生产与供应过程及其质量安全；享受观光农业、休闲农业、体验农业，进而倾心于农业投资人。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管理者需要重新定位，转换角色，实时了解农产品供应与需求平衡状态；有效监管农产品生产与供应过程及其质量安全；提供优质的农业全产业链服务；做好农业产业发展规划与调节。本部分总结了4种互联网+背景下的现代农业信息服务运营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型现代农业信息服务运营模式、市场化运作型现代农业信息服务运营模式、涉农企业主导型现代农业信息服务运营模式和高校科研机构主导型现代农业信息服务运营模式。
本书可以作为农业信息化、农业系统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学科研究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以供农业农村信息化管理部门及农业农村信息综合服务机构参考使用。
本书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及“互联网+现代农业”实践案例，在此对诸位文献作者及案例实践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因为时间仓促，部分文献资料未在书中标出，在此对这些文献的作者表示诚挚的歉意！
由于编者的水平和能力有限，书中错误或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不断改正和完善。编者2015年8月于中国农业大学第1章“互联网+”的本质(1)，(2)
毋庸置疑，如果没有“互联网+”国家战略以及行动计划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那么“互联网+医疗健康”的美好梦想和远大前程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深度理解“互联网+”是一个严肃的课题，我们希望读者朋友们通过本章内容可以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加深与提高对“互联网+”的认识。
首先，我们认为，作为中国互联网史上第三次革命，“互联网+”比前两次互联网革命来的更加猛烈、更加颠覆，将继续变革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互联网+”被正式载入中国国务院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的根源之一。
其次，我们认为，“互联网+”国家战略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已经由人口红利时代、环境红利时代正式步入互联网红利时代。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6月29日，李易先生在《互联网+》丛书宏观篇《互联网+：中国步入互联网红利时代》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互联网红利”概念被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官方网站正式引用，并入选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2015年下半年推荐书目。
最后，我们认为，“互联网+”绝对不等同于“+互联网”。这个“+”有其三点内涵：第一，“+”的位置代表了引领中国社会创新驱动的主体；第二，“+”带来的也绝不仅仅只是生产力的提升，它还将带来生产关系的重构；第三，“+”本身还代表着无中生有的供给以及莫名其妙的消费。
(1)李易.移动的量[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2)李易.互联网+[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01 “互联网+”=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互联网革命第一次互联网革命：桌面互联网
互联网最早起源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的ARPAnet研究项目，该网络于1969年投入使用。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个人计算机兴起，各式各样的计算机网络应运而生，由此产生了实现不同网络之间互联的需求，导致了TCP/IP协议的诞生。经过几年的发展，在1989年，Tim Berners-Lee提出万维网（WWW）的设想，他发明了超文本，使用超级链接将不同服务器上的网页互相链接起来，从而使人们很容易访问相互关联的信息。同时期，微软全面进入浏览器、服务器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市场，实现了互联网的商业化。WWW的出现和互联网的商业化推动互联网用户数呈指数增长，从1995年到2002年，互联网用户数平均每半年翻一番。
在中国，1986年，北京市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实施的国际联网项目——中国学术网（简称CANET）启动。1987年，CANET在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内正式建成中国第一个国际互联网电子邮件节点，并于9月14日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揭开了中国人使用互联网的序幕。1994年4月，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工程进入互联网，实现和Internet的TCP/IP连接，从而开通了Internet全功能服务。从此中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有互联网的国家。
中国互联网从1997年开始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互联网用户数基本保持每半年翻一番的增长速度。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我国IPv4地址数量为3.32亿，拥有IPv6地址18797块/32；我国域名总数为2060万个，网站总数为335万个。
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使用互联网，并发现它在通信、资料检索、客户服务等方面的巨大潜力，互联网在中国掀起了一场革命——桌面互联网革命。
桌面互联网革命给全世界信息交流和传播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对个人生活而言，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休闲娱乐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和工作方式。
对社会生产而言，互联网带来了生产力质的飞跃，信息可以减少短期的不确定性，从而显著减少了生产某一数量的产品所需要的实际资源。
这些进步突出了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本质：拓展我们的知识，减少短期的不确定性。其结果是，与各种产业活动有关的风险溢价出现了永久性的下降，并节省了用以维持信息系统的资本的数量。简单地说，互联网使整个经济的小时产出率得以提升。第二次互联网革命：移动互联网
2000年之后，尤其是2007年第一代iPhone诞生以后，互联网已经从桌面互联网开始步入移动互联网的新阶段。在中国，互联网革命的主战场也由桌面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升级。
在移动互联网革命阶段，中国已经可以做到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甚至在某些领域推动全球移动互联网发展。2001年11月，中国移动开启“移动梦网”创业计划，标志着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开始。从2007年开始，互联网及终端企业相继独立开展移动互联网业务，腾讯、新浪等桌面互联网巨头也开始移动互联网转型，中国的移动互联网进入快速发展期。近年来，随着WiFi、4G高速无线网的快速发展和智能终端的进一步普及，笔记本、手机、摄像头、传感器、电视、冰箱、汽车等，都将与互联网相连，从而使得几乎每一个物体、每一个人都成为互联网的一部分，全社会开始真正做到万物皆联网。梅特卡夫定律告诉我们，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家居等各种智能终端及物联网传感器将接入无线网络，并连接云计算中心，移动互联网产生的价值将是过去桌面互联网的数十倍。移动互联网并不是对桌面互联网的延伸或补充，它改变了信息和人的二元关系，让人成为信息的一部分，并由此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和结构，也因此会引起整个人类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变迁。（1）随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移动互联网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随着移动应用程序的普及，手机从过去一个基本通信工具，转变为我们最重要的信息获取渠道。人们通过移动智能终端随时随地浏览网页、查询地图、网购、社交，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碎片时间。（2）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行业变得越来越模糊，过去基于传统产业的很多分工界限会被打破。
互联网的两个重要特征就是“去中心化”和“缩短路径”，移动互联网可能使得这一趋势进一步深化，路径的缩短使得信息不对称减少，很多过去依赖于信息不对称存在的中介性服务行业可能会面临被替代的风险。例如，现在旅游中自助旅游的比重越来越高，原因除了传统团体游的诸多弊端以外，更主要的是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用户分享的便利性，使得很多对旅游目的地熟悉的人能够在网上分享自己对于景点和食宿地点的评价，从而使得没有去过这些景点的人也能在出发前对于旅游目的地的情况了如指掌，对传统旅游中介——旅行社和向导的依赖性大大减少，与此同时也催生了在线旅游服务的新行业。
再如，电商的崛起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购买，在对传统的零售行业形成巨大冲击的同时，还连带影响了商业地产等一批与零售相关的产业。
另外，产业的变迁也对政府的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过去政府针对不同行业设置不同的管理机构，面对各种新兴的行业类型，政府应该如何相应地进行管理和设置呢？（3）分散化和个性化生产的趋势将越来越显著。
移动互联网使得传统的B2B、B2C、C2C等几种互联网商业模式之外，一种全新的C2B（消费者提出需求，商家响应）模式开始兴起。生产者和消费者变得模糊，移动互联网给个性化需求提供了可能，消费者不再是产品和服务的被动接受者。（4）社会的资源流动和组织形态可能发生改变。
城市本来就是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为了满足大量工人的生活配套而出现的，当前很多超大城市的规模已经到了环境资源能够承受的极限。对于城市内的居民来说，高房价和交通拥堵也是难以承受的高成本。而高房价和交通拥堵的根源，还是资源过于聚集在城市的核心地带。资源和人的流动是互相关联的，如果未来移动互联网在生产领域的应用使得人们能够自主决定工作的时间和地点，那么人们就无须聚集到城市的核心地带去办公，整个资源的流动也会随之改变。同时，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会使得远程医疗和在线教育得到普及，大城市在医疗和教育资源的优势也将被慢慢削弱。长期来看，超大城市的资源特别是土地价格可能受到重大冲击。第三次互联网革命：互联网+
随着近几年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和传感器的快速发展，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瞬间爆发而起，由桌面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三张基础网络撑起的一个云计算大平台，上层衍生出大数据、智慧城市、电子商务、社交网络、O2O等众多应用和服务，使得互联网的应用已不仅仅局限于信息获取与交换，而是更多地与现实生产生活场景相结合。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两会上将“互联网+”提高至国家战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互联网+”的定义是：“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高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不难看出，“互联网+”其本质就是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从而不断创造出新产品、新产业、新模式、新生态，最终目的是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创造新的价值。
毫无疑问，“互联网+”将中国互联网革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互联网+”不仅仅是一次技术和经济革命，更是一次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全面改造。
与之前的两次互联网革命相比，“互联网+”不再简单局限于相关信息产业内部，而是与生产生活中的各个行业全面融合。例如：“互联网+农业”形成的智慧农业，让农民告别靠天吃饭的命运；“互联网+工业”下的工业4.0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提升了传统制造企业的竞争力；“互联网+民生”打造的智慧城市，让居民可以更加便利地享受到更高水平医疗、教育、交通等服务；“互联网+金融”后产生的互联网金融，催生了P2P信贷、大数据征信等新的业务模式，既提升了传统金融机构的效率，也推动了中小企业、实体经济的发展。
总的来说，“互联网+”通过与社会管理、日常消费、生活场景、生产流程等各个方面协同，减少生产部门、消费部门、政府部门之间的资源匹配无效率，推动全方位的社会转型和发展，从而对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即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产生直接的、革命性的影响。“互联网+”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首先从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开始。信息要素融入传统行业各个环节中，通过不同环节的信息实时交换，达到整体效率的提升。最明显的如“互联网+”在医疗行业、教育行业、农业的应用。通过手机端的预约挂号，查看排队人数、下载检验报告，病患和医院在互联网平台的帮助下实现信息交互，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合理安排时间，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看病难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在教育行业中，“互联网+”使得之前只能在有限场合，服务于固定人数的教育资源，通过在线视频的传播，服务于更多人群、并且脱离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大大拓展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限制。在农业生产方面，农民利用手机就可及时地获得天气、洪涝灾害、病虫防治、农产品价格等信息，降低农业生产中的风险。
随后，“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改造升级呈现出有破有立的特点。比较明显的例子如电子商务。实体经济依靠互联网，不仅仅与消费者实现实时的信息交互，并且开始利用积累的数据指导产业链上下游的其他环节：如何设计产品、控制库存、交办物流，最终实现商品与消费者需求的最佳匹配；再比如餐饮、美甲、美容等常见的O2O业态，通过“互联网+”将所有的供需信息在实际发生之前就通过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信息互换，达成买卖信息的最佳匹配，从而通过信息的交换实现实体经济的最优化，弥补客流随着时间呈现明显的不均匀分布特性带来的效率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行业通过互联网提前了解可能的用户数量，特定时间点的特定需求，还可以用不同时间段的优惠策略，将用户按照各自的需求分配到不同的时间段上，达到实体经济资源的最佳利用。
最后，“互联网+”将对实体经济的业务模式进行重构：新的创造性的力量替代原有的低效的组织管理形式、资源配置方式，成为产品或服务的主要供应者。
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出租车行业，由于移动出租车服务具有天然的O2O特征，线上服务和线下对接可以迅速形成闭环，极易受到互联网的冲击。从Uber、滴滴打车及快的打车的使用情况看，出租车行业正在形成一个客户、车辆拥有者和平台提供者共赢的商业模式。
随着“互联网+”战略的实施，互联网开始真正从边缘走向中心。在应用方面，继传媒、广告、零售业之后，交通、物流、本地生活服务、批发和产业集群、制造业、农业、金融、房地产等会一个一个产业的在线化、数据化。当第三次互联网革命全面完成，当“互联网+”时代全面到来，互联网将不仅仅被视作一种连接技术，而是将成为一种融入全人类的生存必需品，犹如空气和水，重要而无形。到那时，将不会存在脱离社会经济的网络经济，也不会存在脱离网络经济的经济网络。网络经济将不再是纯粹的虚拟经济，而是虚拟与现实的结合。02 中国社会正式步入互联网红利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人口红利、环境红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崛起，GDP增长率长期保持在8%以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9.18万亿美元，位列美国之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近两年，受制于国际金融危机、出口放缓、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2012年、2013年两年的GDP增长率已回落到8%以下，可以说，中国经济如果希望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必须找到新的增长驱动力。换句话说，当人口红利、环境红利一去不复返的时代，中国社会下一个红利又是什么？
我们认为，中国社会下一个红利就是“互联网红利”。
追溯起来，互联网最初是作为一种特殊的通信方式，主要为美国军方所需，后来逐渐演变成到拥有海量信息汇集的信息海洋，广泛应用于社交、购物甚至生产制造领域，互联网在各个方面均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互联网通过与人类生活的融合，降低了生活成本，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另一方面通过与产业的融合，降低了产业的运营成本，提升产业发展潜力。通过上述融合，有效延缓了潜在经济增速在资本积累和深化过程中的下降趋势，我们将这种神奇的力量称为“互联网红利”。
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来说，互联网高速公路的确是一条赖以实现超越发展、引领创新的必由之路。从必要性来看，未来的中国经济，离不开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以及理念创新带来的增长驱动力；从可行性来看，中国拥有与发达国家基本同步的网络基础设施、领先的智能终端用户普及率以及发达的互联网应用产业链；从优越性来看，中国全球第二的经济规模和堪称“世界工厂”的传统制造业体量，意味着无可限量的互联网应用空间。这都是中国经济实现“弯道超车”的巨大机遇。“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底气
在“互联网+”时代，受益于完善的网络环境、普及的终端设备、巨大的用户需求等优势，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发达国家，互联网给人口众多、需求迫切的中国带来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1. 与世界同步的基础网络
互联网的发展，离不开具有宽带化、智能化、泛在化、融合化特点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
中国从2008年开始3G网络建设，目前已经实现了3G网络的全国覆盖。2013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正式发放了第四代移动通信业务牌照（4G牌照）。截至今天中国大部分城市的用户已可以使用4G网络的服务。
从全球范围来看，根据Juniper的最新统计数据，目前全球大部分区域仍然使用的是2G和3G网络，4G网络只在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少数发达国家使用。在基础网络服务方面，中国无疑已经同步于世界先进水平。
2. 高度普及的智能终端
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智能终端是整个移动互联网发展的硬件载体，移动应用程序需要调用终端商的各种传感器和计算单元来获取数据并完成任务，用户则要通过移动终端实现与网络的连接以获取资讯与任务反馈。
在移动终端领域，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呈现日趋成熟及饱和的态势，而新兴市场成为推动全球手机市场增长的最大力量，尤其是以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为代表的“金砖四国”，智能手机的增长幅度远远高过全球平均水平，市场潜力巨大。
根据中国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14）》蓝皮书显示，截至2014年1月，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达8.38亿户，在移动电话用户中的渗透率达67.8%；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占总网民数的八成多。而IDC预计2012—2017年，中国互联网用户复合增长率为6.78%。中国互联网用户渗透率将远超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中国将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群体。
3. 全球领先的互联网应用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水平最终要看具体互联网应用的发展水平。中国独特的市场环境、巨大的需求市场、逐步成熟的技术人才储备都有助于中国互联网应用的发展。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群体，拥有超过40万的应用开发者，这些因素都有助于中国互联网企业开始开发出领先世界的互联网产品。
对于互联网产业来说，是否拥有规模巨大且快速增长的用户群体和较多的使用时间无疑是一款产品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华尔街和资本市场也因为这些标准对来自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青睐有加。截至2015年9月，港交所上市的腾讯控股市值超过2000亿美元，纽交所上市的阿里巴巴市值超过1600亿美元，纳斯达克上市的百度市值超过500亿美元。
4. 可持续增长的巨大空间
互联网在中国发展已有多年，它丰富了生活，带动了消费，促进了生产，拉动了就业，从而直接促进了经济发展。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体制改革都为互联网在中国的应用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1）国民经济发展为互联网发展提供应用空间。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长期保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快速的经济增长带动着各行业快速增长，也为移动互联网在生产领域的应用提供了空间。
互联网已经降低了信息技术与工具的门槛，使信息和知识的获取更加平等而便捷，从而赋予个人和企业更大的商业能量与自由，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组织模式。而结合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3G/4G网络、人机交互、移动定位等技术的互联网更是使互联网从最初的工具和渠道跃升为战略性基础设施。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信息的传播速度将进一步提高，信息的传播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大，决策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从而可以增加有效劳动时间，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能够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现在，工厂生产线上已没有成排的产业工人，取而代之的是联网的智能机器人；如果某个机器人发生故障，管理人员无须逐一检查，系统会自动排查出问题所在；按照智能眼镜给出的指导，一个没有修理经验的人也可完成对机器的维修。产品生产完成之后，系统会自动联系物流公司实施配送；每辆配送卡车上都装有GPS芯片，管理人员可实时跟踪货物状态；货物运到商场上架之后，系统会向顾客的智能手机推送相关商品及折扣信息；顾客进入商场消费，可以利用室内定位技术快速地找到所需商品，并扫描商品的二维码比较价格；顾客选好要买的商品之后无须去收银台排队，只需利用商场的移动应用扫描二维码，并使用手机钱包移动支付货款后即可离开。离开之前，顾客还可以使用打车软件叫一辆出租车，这样当顾客走出商场的时候，出租车已在商场门前等待。
总之，互联网正以更快的速度向各个领域渗透，互联网将对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和各行各业的生产运营产生巨大的影响，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2）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结合。
中国虽然经济体量巨大且增长迅速，但中国经济中第二产业比重过大，并且经过近20年的发展，很多传统产业发展遇到了瓶颈，需要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来帮助其完成转型升级走出困境。
传统产业的商业模式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础，这种信息不对称在企业发展初期有助于形成垄断，提高企业利润。但这种信息不对称也会形成企业的信息闭塞、消息传播速度慢等弊端，会阻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互联网以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为基础，促进信息和数据广泛应用于医疗、电子商务、金融、公共服务、传媒和教育等领域，并进一步向制造业和供应链延伸，实现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并催生新能源、新制造业、新农业等新产业。（3）深化改革释放更大的应用空间。
桌面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依靠信息的无界限传播，传统的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的商业模式受到极大冲击，例如淘宝、京东等用电子商务颠覆了传统的商业零售渠道；Google、百度等搜索引擎和网易、新浪等门户网站改变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颠覆了传统媒体。这一时期的互联网产业是中国最具活力的行业，诞生了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网易、盛大、携程等一批互联网巨头。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资源逐渐向少数几家巨头集聚，原有的业务也逐渐饱和，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开始将目光移向传统领域，试图利用互联网的技术和游戏规则改造医疗、教育、金融、物流等传统行业，而这也引起了传统产业的反击和监管机构的重视。近两年，“宝宝类”金融理财产品的热销，滴滴、快的两大打车软件的补贴大战，以及随后的监管措施都可以看出，互联网企业、传统企业、监管机构的三方博弈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市场重点。但是深化改革带来的管制放松政策红利将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中国互联网企业和传统企业的进一步融合与发展，更加有助于整个互联网产业的发展。03 “互联网+”时代，中国必将超越
自从1872年以来，美国就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将在2019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如果根据世界银行和IMF数据的推算，中国甚至将在今年赶超美国。
但是，经济总量就代表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了吗？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就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强国了吗？
2014年6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一段讲话似乎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明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中国同世界科技发展潮流渐行渐远，屡次错失富民强国的历史机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更是一次次被经济总量、人口规模、领土幅员远远不如自己的国家打败。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能单就经济总量大小而定，一个民族是否强盛也不能单凭人口规模、领土幅员多寡而定。近代史上，我国落后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
当今世界，互联网已成推动各国持续前进的核心驱动力，这一点全球政要均已达成普遍共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在内的电信运营商在3G/4G网络上的巨大投入以及对5G网络的前瞻性研发，中兴、华为、酷派、联想等在智能终端普及之路上的辛勤努力，百度、腾讯、阿里巴巴、360等在桌面互联网及互联网应用之路上的持续创新，一切的一切都有助于互联网在中国的井喷式爆炸式发展。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深化改革所带来的制度红利，都必将促成互联网的中国超越。04 “互联网+”不等同于“+互联网”
人类过去200年的经济史，实质上就是商业演化的历史。商业演化不仅为我们创造了物质形态的新产品、新技术，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念。商业演化的历史又由企业和企业家的焦虑来创造，要想不焦虑，要么干脆彻底退出江湖，要么主动进取紧紧拥抱时代潮流。
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式增长、病毒式扩散、跨界打劫，在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冲击之下，传统企业不仅是焦虑，甚至有点恐慌，纷纷寻求所谓的“互联网转型”。各领域的企业家均患上焦虑症：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感叹，“四面八方都喊响创新，就是我们的葬歌”；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担忧“下一个倒台的就是万科”；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坦言“我们压力很大”；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强调“新东方要更换发展基因”……
完全的不确定性，只会恐慌；只有确定性之下的不确定性，才会导致焦虑。从产品创新、技术迭代、传播模式、人才结构、资本募集乃至组织体系，互联网的冲击是根本性的、观念性的以及系统性的。互联网是共性和基础，必须要用互联网再造企业，这是确定的；但不确定的是，实体经济如何实现互联网再造。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消除实体经济企业家们的焦虑和恐慌。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互联网+”行动计划就是要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无疑，互联网正在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但同样是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什么是“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
首先，尽管广义上而言，不论是“互联网+实体经济”，还是“实体经济+互联网”，都可以用“互联网+”来统称，最终目的都是促进全产业升级进而带动全社会升级。但“互联网+”与“+互联网”还是大有不同的：从语法上看，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互联网是主语，后者互联网是宾语，主语代表主体，而宾语则是动作行为的对象。这其中既有基因的不同，也有主导权的差别。“互联网+”突出的是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改造，助力实体经济从而带来创新和升级。而“+互联网”则指的是实体经济使用互联网工具和平台，要么是生成一个新应用，要么是构建一个新渠道，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不会带来本质性的创新和变革。
事实上，有关“互联网+”还是“+互联网”的讨论早已展开。几年前，当互联网和金融行业撞出火花，手机支付应用开始兴起，余额宝、百度理财等“宝宝类”产品开始出现，业界就对究竟是“互联网+金融”还是“金融+互联网”展开了讨论。一部分观点认为，互联网和金融行业的融合，应该定义为“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将推动金融业务创新，为整个金融行业带来变革；另一部分观点认为，金融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考虑到监管和安全，应该定义为“金融互联网”，互联网仅仅只是金融业务开展的工具和新渠道。
时至今日，这种讨论已经逐渐停止。就目前来看，“互联网+”处于攻势，而“+互联网”处于守势。实体经济探求互联网转型的速度慢的不只一点半点，无论是技术、人才，还是体制及运营管理都与互联网企业有很大的区别，尤其是实体经济的体制问题是根深蒂固的，很难通过简单的架构调整就能改变的。反观通过互联网模式来倒逼实体经济的模式，迫使实体经济转型，这个方针与路线落实后的结果要比企业自身的探索要快很多。比如“互联网+理财”的余额宝，胜于“理财+互联网”的银行在线理财产品；“互联网+零售”的阿里、京东，要胜于“零售+互联网”的国美、苏宁网上商城；“互联网+电视”的乐视，胜于“电视+互联网”的海尔电商。
换句话说，“互联网+”的“+”其位置表明了引领中国社会创新驱动的火车头就是互联网，实体经济则是车厢。这一点从国家发改委对“互联网+”的官方定义中也可得到了鲜明的印证：“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高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
其次，“互联网+”的“+”带来的也绝不仅仅只是生产力的提升，它还将带来生产关系的重构。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历史上一些重大而又关键的生产力飞跃往往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大幅度甚至根本性的调整。毫无疑问，从促进生产力要素重新配置、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生产关系围绕市场、资本、新技术大幅度调整，以及实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转型等意义上讲，互联网就是这样一种生产力。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下一步，互联网将推动制度变革，生产力的发展必将推动生产关系进行调整。
从全球范围来看，这种重构正在活生生地上演。在出租车领域，Uber以及它的“中国门徒”滴滴、快的在大幅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在渐渐重构生产关系，换句话说，它们正在重新定义“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同样的变革也正在住宿领域、医疗领域发生，Airbnb正在重新定义“旅馆”、“旅馆服务员”，Heal、Pager和Medicast则正在试图重新定义“医患关系”，由此甚至彻底颠覆传统意义上的医院。
因此，未来“互联网+”给实体经济带来的绝不仅仅只是生产力的提升，它还将带来生产关系的重构，这也意味着实体经济将迎来“正资产变负资产”的阵痛，但是，这何尝不是又一次升级转型的重大机遇？
最后，“+”本身还代表着无中生有的供给以及莫名其妙的消费。
我们认为，如果以“结果导向”来度量一家实体经济企业的“互联网+”的成效，那么其关键考察指标在于其拥抱互联网之后在供给与需求两端有无产生重构式的增量。如果只是物理叠加改善存量，那么只能称为“+互联网”；如果产生化学反应创造增量那才是“互联网+”。某种意义上讲，“+互联网”的价值是利用互联网打破原有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实现效率重构。而“互联网+”的价值在于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而实现供需重构，供给端将原本的闲散资源充分利用从而产生“无中生有”的供给，需求端则创造了原本不存在的消费场景从而产生“莫名其妙”的需求，最典型的案例就是Uber已经成为硅谷白领人士的新型深度社交平台。
无中生有的供给以及莫名其妙的消费，无疑是“互联网+”的奥秘与真谛之一，而这一点在投资与出口“两驾马车”双双失灵的当下中国，似乎也显得尤为重要。第1部分当前农业面临的挑战农业概况现代农业发展的特征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第2章农业概况01 农业传说——“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
神农氏（姓名：伊耆，姜；别名：神农，五谷帝仙，历山氏，烈山氏；时代：上古；简评：被后世尊为农业之神），华夏太古三皇之一，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他尝遍百草，教人医疗与农耕，也因为此两项重要贡献，被世人尊称为“药王”、“五谷王”、“五谷先帝”、“神农大帝”等，为掌管医药及农业的神祇，不但能保佑农业收成、人民健康，更被医馆、药行视为守护神。
关于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的传说，古史多有记载，如《周易》载：“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拾遗记》载：“时有丹雀衔五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白虎通》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此外，《淮南子》上记载有“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和“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等功劳[1]。《左传》、《国语》和《礼记》曾提到烈山氏能够播植百谷百蔬。
神农氏为什么想起来种五谷呢？《白虎通义》记载：“古之人民皆食兽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劳作，神而化之，使民易之，故谓神农也”。这说明，神农氏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从原始畜牧业向原始农业发展的转变关头。那时，人口已生育繁多，维持生计的是猎物和植物的果实。可是，天上的飞禽越打越少，地上的走兽越打越稀，所得食物难以裹腹。怎样才能解决人们的吃食问题？神农氏苦苦思索，可谓绞尽脑汁。
据《拾遗记》记载，一天，一只周身通红的鸟儿，衔着一棵五彩九穗谷，飞在天空，掠过神农氏的头顶时，九穗谷掉在地上，神农氏见了，拾起来埋在了土壤里，后来竟长成一片。他把谷穗在手里揉搓后放在嘴里，感到很好吃。于是他教人砍倒树木，割掉野草，用斧头、锄头、耒耜等生产工具，开垦土地，种起了谷子。
神农氏从这里得到启发：谷子可年年种植，源源不断，若能有更多的草木之实选为人用，多多种植，大家的吃饭问题不就是解决了吗？那时，五谷和杂草长在一起，草药和百花开在一起，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谁也分不清。神农氏就一样一样地尝，一样一样地试种，最后从中筛选出的稻、黍、稷、麦、菽五谷，所以后人尊他为“五谷爷”、“农皇爷”。
神农氏教会人民种五谷后，并不单单靠天而收，还教人民打井汲水，对农作物进行灌溉。设一高台，四角各有一口井，台中央也有一口井，水都会波动。由于这一带历史上多次被黄河水冲击，黄水退后大量泥沙沉积，这些井多数都被埋在地下，现在仅找到一眼。此井泉水清澈、甘甜，被称为神水，据说直接可以治病。
后人为了纪念神农氏尝百草、种五谷的伟大功绩，在这高台上修建了庙宇。传说神农氏生于农历正月初五，所以每年的正月初五到正月二十便形成了祭祀，祈求五谷丰登。历代达官显贵、文人学士到这里朝拜者比比皆是。据县志记载，三国时曹植来这里拜谒后，写下了著名的《神农赞》，“少典之，火德成木。造为耒耜，遵民播谷。正为雅琴，以畅风俗不。”[2]02 农业产业界定农业的本质
农业（Agriculture）是指通过培育动植物生产食品及工业原料的产业。农业属于第一产业。农业的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获得的产品是动植物本身。我们把利用动物植物等生物的生长发育规律，通过人工培育来获得产品的各部门，统称农业。
农业提供了支撑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产品，农业具有以下特性。
其一，弱质性。与非农部门相比，农业总是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一是农业生产是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相互交织的高风险产业。农产品生产具有空间布局的广泛性、时间分布的集中性以及市场信号影响的滞后性，农产品价格总是呈周期性波动。二是大部分农产品数量大、价值低、不易储存，价格缺乏弹性，即便价格低廉也必须及时销售出去。反之，即便价格高涨，因没有库存也无法通过生产及时调节供给。三是农业科研周期长、技术进步慢、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漫长，要素产出的经济效益偏低，农业比较利益始终呈持续下降趋势。
其二，公共产品属性。如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也是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
其三，外部性。农业具有多功能性特征，如形成农业景观、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和环境、发挥就业缓冲作用、维持社会稳定等。农业产业范围
依据农业生产对象的不同，将农业分为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副业。
1. 种植业
种植业是利用植物的生活机能，通过人工培育以取得粮食、副食品、饲料和工业原料的社会生产部门。其本质是以土地为重要生产资料，利用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把自然界中的二氧化碳、水和矿物质合成有机物质，同时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贮藏在有机物质中。种植业是一切以植物产品为食品的物质来源，也是人类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种植业是农业的重要基础，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与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还为轻纺工业、食品工业提供原料，为畜牧业和渔业提供饲料。同时，种植业的分布和发展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有直接影响。
种植业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即原始社会的后期。在长达约2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只能靠采集和狩猎为生。但在长期的采集过程中，人们逐渐地了解了一些植物的生活习性，学会了栽培技术，于是形成了原始的种植业。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种植业不断地进步。这主要表现在农作物种类增多，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播种面积扩大，总产量增加，产品品质改善等方面。
中国种植业历史悠久，中国农业中种植业的比重较大，其产值一般占农业总产值50%以上，它的稳定发展，特别是其中粮食作物生产的发展对畜牧业、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均有重要意义。
正确处理种植业与其他各业的关系，正确确定种植业内部各类作物的种植比例是合理利用土地、加快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种植业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分南方和北方，南方以水田为主，北方以旱田为主。
根据发展种植业的条件、种植制度、作物结构、生产布局和商品化程度，以及发展种植业生产的方向、措施，按照区内相似性与区间差异性，并保持一定行政区界完整性的原则，中国农作物种植业区域划分为10个一级区和31个二级区。其中一级区分别为：东北大豆、春麦、玉米、甜菜区，北部高原小杂粮、甜菜区，黄淮海棉、麦、油、烟、果区，长江中下游稻、棉、油、桑、茶区，南方丘陵双季稻、茶、柑橘区，华南双季稻、热带作物、甘蔗区，川陕盆地稻、玉米、薯类、柑橘、桑区，云贵高原稻、玉米、烟草区，西北绿州麦、棉、甜菜、葡萄区，青藏高原青稞、小麦、甜菜区。
2. 畜牧业
畜牧业是指用放牧、圈养或者二者结合的方式，饲养畜禽以取得动物产品或役畜的生产部门。它包括牲畜饲牧、家禽饲养、经济兽类驯养等。
畜牧业主要包括牛、马、驴、骡、骆驼、猪、羊、鸡、鸭、鹅、兔、蜂等家畜家禽饲养业和鹿、貂、水獭、麝等野生经济动物驯养业。它不但为纺织、油脂、食品、制药等工业提供原料，也为人民生活提供肉、乳、蛋、禽等丰富食品，为农业提供役畜和肥料。
畜牧业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常常表现为农作物生产的副业，即所谓“后院养殖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在某些部门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产业。例如：蛋鸡业、肉鸡业、奶牛业、肉牛业、养猪业等。中国的畜牧业在经历了40年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1990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按当年价格计算已达到26.6%。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无论国土面积大小和人口密度如何，畜牧业都很发达，除日本外，畜牧业产值均占农业总产值的50%以上，如美国为60%，英国为70%，北欧一些国家达到80%~90%。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畜牧业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是畜牧业的人均产量或产值，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3. 林业
林业是指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发挥森林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环境和提供林产品等作用的生产部门，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林业包括造林、育林、护林、森林采伐和更新、木材和其他林产品的采集和加工等。发展林业，除可提供大量国民经济所需的林产品及其副产品外，还可以发挥其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等重要作用。林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自然环境生态平衡中，均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对林业而言，很多人单纯地认为就是培育“树木”。在以往的发展中，的确仅仅将林业的目标定位在“树木”上，因此并未取得特别理想的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逐步认识到，林业建设是对自然生态还原的一种建设，是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纽带，是提供更好居住环境的重要措施[3]。
在现代，如何定义林业这一概念，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第一，林业是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一，它已融进整个自然-社会系统内生产和交往的过程，是实践引导自然-社会系统向更加和谐、互补和均衡状态定向动态发展过程的手段之一。第二，林业实践活动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是以森林的木材生产为对象，而是以人类主体福利所依赖的整个森林生态系统为对象，其中包括潜在的森林生态系统。第三，林业实践活动主体的目的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以木材的永续收获为目的，而是以人类主体福利所依赖的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完整性及其产品的生产能力和服务功能为目的。以上述认识为基础，可以把林业定义为：以潜在和现实森林生态系统为对象，以人类所依赖于森林生态系统及其产品和服务的福利需求为目的的实践活动[4]。
4. 渔业
渔业是指开发和利用水域，采集捕捞和人工养殖鱼类和其他水生动物及海藻类等水生植物以取得水产品的社会生产部门，是广义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按水域可分为海洋渔业和淡水渔业，按生产特性分为养殖业和捕捞业。渔业可为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提供食品和工业原料。
广义的渔业还包括：
①直接渔业生产前部门。渔船、渔具、渔用仪器、渔用机械及其他渔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部门。
②直接渔业后部门。水产品的贮藏、加工、运输和销售等部门。渔业生产的主要特点是以各种水域为基地，以具有再生性的水产经济动植物资源为对象，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季节性，初级产品具鲜活、易变腐和商品性的特点。渔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
渔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渔业生产国，改革开放以来，渔业产量迅速增长，除中国以外的世界渔业产量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趋于稳定并具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中国则在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渔业的大发展。
渔业对于我国农村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对我国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渔业也是我国出口创汇的一个重要渠道。此外，合理发展的渔业还对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
5. 副业
在农业内部的部门划分中，一般把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以外的生产事业划为副业。副业包括的内容有：
①采集野生植物，如采集野生药材、野生油料、野生淀粉原料、野生纤维、野果、野菜和柴草等。
②捕猎野兽、野禽。
③依附于农业并具有工业性质的生产活动，如农副产品加工、手工业以及砖、瓦、灰、砂、石等建筑材料生产[5]。
农副产品是指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水产业等产业进行初级加工形成的产品。传统的农副产品一般是自产自销，没有品牌。但是近年来，一些农副产品生产者已经意识到品牌对产品的重要性，因此，这些生产者开始致力于为自己的农副产品树立品牌，务求以优良的品质和实惠的价格打入市场[6]。03 农业发展的阶段古代农业
中国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农业起源于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它发生于原始采集狩猎经济的母体之中。在我国古代农业国的古史传说中有所谓“神农氏”。据说神农氏之前，人们吃的是爬虫走兽、果菜螺蚌，后来人口逐渐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开辟新的食物来源。神农氏为此遍尝百草，备历艰辛，多次中毒，又找到了解毒的办法，终于选择出可供人们食用的谷物。接着又观察天时地利，创制斧斤耒耜，教导人们种植谷物。于是农业出现了，医药也顺带产生了；同时人们还掌握了制陶和纺织的技术。
这种传说是农业发生和确立的时代留下的史影。现代考古学为我们了解我国农业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状况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目前已经发现了成千上万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遗址，遍布在从岭南到漠北、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的辽阔大地上，尤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最为密集。著名的有距今七八千年的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以种粟为主的农业聚落，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以种稻为主的农业聚落，以及稍后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等。近年又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岩等地发现距今上万年的栽培稻遗存。由此可见，我国农业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年以前，到了距今七八千年，原始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了。
世界范围看，农业起源中心主要有3个：西亚、中南美洲和东亚。东亚起源中心主要就是中国。中国原始农业具有明显的特点。在种植业方面，很早就形成北方以粟黍为主、南方以水稻为主的格局，不同于西亚以种植小麦、大麦为主，也不同于中南美洲以种植马铃薯、倭瓜和玉米为主。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作物和畜禽起源中心之一。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原始农业是从采集渔猎经济中直接产生的，种植业处于核心地位，家畜饲养业作为副业存在，随着种植业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以采集狩猎为生活资料的补充来源，形成农牧采猎并存的结构。这种结构导致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与定居农业相适应，猪一直是主要家畜，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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