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北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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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苍凉，逆流而上试读：
自守：独身是一个苍凉的手势
吕碧城：成全之美及其遗憾
有道是繁花似锦转头空，时光之河，往往在轻淹易没间，便能将繁华往事抹平，短短60余载，很多人已经不复能记起吕碧城是何许人也。流行文化的大潮中，吕碧城似乎不像林徽因、萧红、张爱玲等才女们具有如此鲜明的符号意义（但吕碧城绝对是当仁不让的才女），可当我们翻开历史的面纱，看见薄幕后头那张独特精致的脸孔——闪光的岁月尘屑，满布芳容，眼光起落之间，我们不能不为吕碧城精彩人生惊叹：在中国20世纪头一二十年里，这位特立独行的奇女子，竟领衔主演了一出“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超绝景观。
晚清末年，女学初兴，先锋女性扎在男人堆里，格外扎眼。在这批女性里，如果说秋瑾是把民族主义的信念贯彻到底的典型，那么吕碧城则是把个人主义的性格魅力张扬到极致的魁首。
吕碧城1883年生于安徽旌德，父亲吕凤歧为光绪进士，家学渊源，自小吕碧城就受到了较好的传统文化熏陶，12岁那年，父亲去世，由于吕家一门生四女，并无男子，族人便以其无后继承财产为名，巧取豪夺，霸占吕家财产，与吕碧城9岁时便议订婚约的汪氏，见吕家变故，也连忙退婚，这使吕碧城自感遭遇“奇耻大辱”，家庭破落，不得不随同母亲远走娘家。
为了得到更好的教育，在母亲的授意下，吕碧城又从外公家，投奔到在塘沽做官的舅父家，度过了七八年寄人篱下的生活。生活境遇的急速转变，对年幼的吕碧城性格的养成，有着不小的作用。细腻、敏感、尖锐、脆弱、固执、叛逆，非正常的家庭生活，让吕碧城的性格如万花筒般绚丽。1904年，吕碧城想去天津城内探访女子学校，被舅父苛责，年轻气盛的她，一怒之下，毅然“逃登火车”，只身奔赴天津。
吕碧城“逃登火车”之时，易卜生的娜拉还未传至中国，中国的青年女性群体中，也尚未形成“出走”的热潮。可即便如此，吕碧城负气式的逃离家庭的轻倩背影，还是无形中暗合了清末精英男性理想中的、不同于传统女性的新女性形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看似无望的出走，却无形中打开了吕碧城的天地，那曙光微曦的地平在线，缓缓升起了生之骄阳。时髦的吕碧城
时髦的吕碧城在友人的介绍下，年仅20岁的吕碧城，结识了天津《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并以绝妙文采，得到英的赏识，成为该报第一位女编辑。吕碧城的人生路，就此宽阔起来。人生境遇环环相扣，所谓贵人，就是在你最迷惘时，带给你机遇的人，和报人英敛之的一场相遇，让吕碧城的文采有了发挥的平台，在当时中国最新兴的媒体——报纸上，凸显自我的存在。吕碧城，作为一个从老旧乡村走出来的才女，有了进入以前只有男人能够涉足的公共社交领域的机会，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声音仿佛雏凤清鸣，音振千里，格外引人注目。
在《大公报》上，吕碧城连续发表多篇鼓吹女子解放的文章，震动京津，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李鸿章之子李经义等人都纷纷投诗迎合，推崇备至，一时间，京津文坛，形成众星捧月之局面，虽然其中不乏恶意轻佻之辈，但真心赞美者，应占大多数。忧心于国事的精英男性们，对于吕碧城的横空出世，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的成全，包含着精英男性救国救民的忧思——中国最弱的是女性，女性强大了，同我们男性合同起来，共同努力，中国怎能不振兴？吕碧城在当时的形象，用句时髦的话说，那是众男人心目中“有晚清特色”的新女性：有美貌，有知识，有体魄，有气格，她以女儿之身，大方地与男人们交游，唱和诗词，赏玩琴棋，自由出入男性的社交场所，谈笑风生，成为清末社会的一道奇景。奇装异服的吕碧城
有了众多上层精英男性的支持，吕碧城的发展顺风顺水，一路绿灯大开。1904年9月，于文坛大展锋芒的吕碧城，在英总经理的帮助下，得到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支持，出任北洋女子公学总教习，两年后，北洋女子公学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堂，吕碧城任监督，这一年，她不过23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下台，民国登场，气象万千。1912年，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在京登上民国总统宝座，吕碧城凭借与袁世凯的旧交，出任总统府机要秘书，后又担任参政一职。1915年，吕碧城因看不惯政坛丑恶，携母亲移居上海，从事贸易，正式进入商海打拼。
吕碧城此番离京经商，用现在的话说，等于是高干下海，通达的人际脉络，绝美的公关面孔，超强的经营智慧，天时地利人和，吕碧城可谓全副武装，短短几年，她就积累起了大量的财富，从此衣食无忧。稳固的经济基础，让吕碧城在男权社会里，找到了自我生存的奇特一角。
这生存的奇特，类似于躲进小楼成一统，近似于大隐隐于市，但多少又有点关起门来做慈禧太后的味道。跳舞、喝咖啡、奇装异服，吕碧城在上海过的，是一种非常西化的生活，可另一方面，她又爱写词，深谙中国古典文化精髓，这样的日子，中西合璧，好不有趣。可独居生活，多少还是影响了吕碧城的性格，因爱无所释，她移情宠物——养一对芙蓉鸟、一条宠物狗，珍爱万分，某次狗被洋人汽车压伤，碧城便连忙请律师同肇事者交涉，送宠物进兽医院才罢休。
对于宠物饲养的热衷，从某些方面，确也反映了吕碧城感情世界的寂寞，虽有众人陪伴，可曲终人散，灯熄火灭，吕碧城怕是依旧能感到生之孤苦，一览众山小的高渺虽然给了吕碧城生活的依靠，虚荣心的满足，可内心深处，最细微敏感的心绪，却无处诉说，放浪形骸，也只是痛苦的一种排解管道罢了。
吕碧城这种放诞风流的生活，开海上摩登之风气，为世人所瞩目，一颦一笑都成为大众绝好的饭后谈资。1925年，平襟亚在其主编某报上刊载了《李红郊与犬》一文，吕碧城认为其故意影射，侮辱她人格，便要状告平襟亚。平君知道吕碧城的厉害，忙避居苏州，化名隐居，吕氏寻他不着，便登报追缉，声称谁捉得到平某人，便以所藏慈禧太后亲笔所绘花卉立幅为酬，轰动一时。从轰动一时的狗官司里，我们似乎也可以窥见，吕碧城性格里的放诞与乖戾。
时势造英雄，吕碧城是应运而生的。她以其超一流的个人综合条件，贴符了清末民初高等社会精英男性心目中，理想的“女国民”形象。出走、办报、写词、办学、经商、学佛，吕碧城身上，始终有一种独特的反叛气质，她尖锐、亮烈，然而也不乏妩媚，她不同于某些旧时代扭捏的淑女，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她仿佛是从旧时代泥塘里长出来的莲花，吸收了旧时代沉积多年的养分，却一举冲破束缚，傲然出挺，娇艳盛放，坚定地承载新时代风露。
我们或许可以说，是精英男性心中那亡国灭种的焦灼，有心无意地，成全了吕碧城的辉煌。可反过来，吕碧城性格上的乖戾与反叛，又使得她在羽翼丰满之后，必然会在某些方面与男权社会产生抵抗。这种抵抗，源自本能，是出于两性间天生的隔阂。这种抵抗却很有意思，它仿佛是一条悖论，一个反讽：精英男性提倡女权，一手塑造了吕碧城这样理想的“女国民”，这塑造，原本的指向，是救国救民——男性提倡女权女学的目的，是在民族自强民族解放这个大背景铺展开的——可向来尖锐的两性矛盾（男性对女性这个社会第二性的压迫），无形中却被忽略了。
身为女人，吕碧城在接受女权思想之初，所能使用的言说方式，依旧是男性提供的一套话语——在女权初萌的时代，并没有更多的资源供她利用，在《大公报》倡女学，吕碧城所提观点，大多还只是对精英男性观点的亦步亦趋：从世界竞争和个人权利角度，来阐发兴女学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民族的强大和女学的兴起，是因和果的关系——因为要同世界各国竞争，因为民族要独立自强，所以要兴女学，倡女权——女权的提倡，是被笼罩在大的民族解放的天幕下的，它多少有点先天不足。但随着人生历练的增加和女性体验的深入，吕碧城逐渐开始有一种反抗的自觉，这种对于女性自我的关注和保护，在婚恋问题上尤显突出。
吕碧城早年遭遇退婚，出道之初，受的是当时天津《大公报》主办人英敛之的赏识，青春貌美、才华横溢的她虽自无意，可英敛之却对她颇有好感，可吕碧城后来索性同英敛之一刀两断，其中奥秘，恐怕也出不了情感二字。退婚的苦恼，加上一段不寻常的情感经历，很可能对吕碧城后来的情感走向造成了深远影响，对于婚姻和恋爱，她始终抱着小心翼翼的试探态度，而且一有阻碍，便立刻知难而退（当然，这种影响，也只能算是一个远因）。
吕碧城最终的失婚，大概首先还是应当归结于她自身条件太好，因而导致曲高和寡：超一流的智力水平与生活档次，让吕碧城的择偶圈不断缩小；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吕碧城无人可配的结局，不能不说是其超强的女性意识造成的：不肯俯就，精神上要求太多，是吕碧城婚恋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可这恰恰也是吕碧城值得人敬佩的地方）。
文名卓著、资产丰厚的吕碧城，在婚姻问题上，对物质和权力，似乎都没有太多苛求，她所看重的，是精神上的琴瑟合鸣，心灵上的息息相通。在吕碧城所交往的高层精英男性圈层里，这样的心灵伴侣当然会有，遗憾的是，虽然精英男性们做到了“咸推吕碧城”，但大多数男性的婚恋态度，并没有随着女性的解放而进步，娶一两房姨太太，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依旧很常见。
吕碧城虽独身终老，可在早年，她并没有放弃走入婚姻的希望，她与诗人杨志云情投意合，“诗简往还，文字因缘，缔来已久”，可杨纳妾后，她只能是“悲从中来”，斩断情丝。
吕碧城要求身与心两部分的一对一，这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都很稀少。她就像是现代都市里呼风唤雨的女金领：事业上极大成功，才情样貌一个不缺，可论及婚嫁，她能看上的人，实在有限，偶尔有一两个入得了她的法眼，没准也是“使君有妇”。更何况，从男性自私的角度暗想，这样的女强人，谁敢娶，娶回家有没有好日子过？男人们不能不为最后的自尊留点余地。男女平等虽叫了这许多年，可实际上，要让男女完全平等，似乎也比较困难，生理心理上的差异，拉开了男女的距离。就在这或多或少的距离里，男人总想要占据一点优势，至少是心理上的优势。
吕碧城与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寒云，虽相差7岁，却有姐弟恋爱的苗头，交往甚密。一部《晓珠词》，寒云公子激赏备至。二人同住北京之时，吕碧城经常去参加袁公子主持的北海诗酒之会，吕碧城去上海之后，两人依旧鸿雁传书，往来不断，后来袁公子定居天津，两人还有诗词酬答。可这段精神恋爱，终究还是没有结果，吕碧城自己也看得清，谈及此事，一笑而过：“袁属公子哥儿，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高干子弟显然不适合吕碧城，别说袁公子偎红依翠，身边选择太多，就算袁寒云是痴情种子，独独钟情于吕一人，但一入豪门深似海，袁家的规矩道理，也未必能容得下任性的吕碧城。
身为长辈的清末文化名流严复，很是关心吕碧城的婚姻大事，不止一次地“劝其不必用功，早觅佳对”。1909年6月13 日，严复日记更是有“此儿不嫁，恐不寿也”的记载，可吕碧城却始终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婚恋态度，始终不肯轻易把自己交付出去。谈及自己的婚姻，吕碧城曾说：“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诸诗写得不错，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我的目的不在钱多少和门第如何，而在于文学上的地位，因此难得合适的伴侣，东不成、西不就，有失机缘。幸而手头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于文学自娱了。”
男人们成全了吕碧城，吕碧城溯流而上，一跃龙门，成就自我，转身不忘还人世几阙惊鸿一瞥。可当这绝世美丽悄然生成，吕碧城却好像木偶点了眼睛，有了活气，她不可避免地，要遵循女人内心的指引，翩然离去——她要寻找自己的归宿——个人的进步超出了时代的发展，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前驱者的孤独与痛苦，只有前驱者独自承受——天涯之大，哪里有净土？吕碧城在哥伦比亚
1918年，在事业上极度成功，在感情上却几度失意的吕碧城决定出国游历，赴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出国前夕，她与朋友告别时，她嘴里反复念叨的，是李清照的那句“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4年后，吕碧城学成归国，1926年，她再度只身出国，游历欧美，一去就是7年。行旅的新鲜，不知可否冲淡人生虚无？吕碧城的人生孤旅，所求的，无非是精神的安慰。可走遍海角天涯，到底何处才是心的皈依？躲开尘世纷扰，归隐青灯古佛旁，或许可以逃过劫数，心如止水，度此余生。
二战发生后，吕碧城自瑞士经美洲，回到香港。最初，她住在山光道自购的一座房子里，后来搬到香港东莲觉苑，一意礼佛。1943年1月24日，吕碧城在港去世，享年60岁。临终之前，她作自挽诗：“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她遗命火化后，和面为丸，投放海中，与水族结缘。
纵观吕碧城一生精彩，有男性的成全，也有个人的努力，她踏着时代云彩，在云端漫步，可一不小心，却朝前迈出太多，把时代甩在了身后，自己却无可避免地被时代舍至边缘。吕碧城太生逢其时，在那个动荡纷杂的时代里，她出尽风头，抢尽先机，成就一世风流。吕碧城又太生不逢时，她仿佛是误食了仙丹的嫦娥，虽身轻体灵，貌美如花，却只能守着明月度日，一生苦寂，谁人知晓。她心中那抹淡淡的春痕，也只能到梦里去收获了。
一个人过七八十年
张茂渊是张爱玲的姑姑，密友，合租的房客，也是张爱玲身边可爱的谏言人。张茂渊出身大家，外祖父是晚清重臣李鸿章，自小也是锦衣玉食，家庭破落后，她依旧靠着老本，出国留学，恣意洒脱。她美，美也美得洋派，戴着眼镜，梳着S头，穿着蓝布旗袍，干干净净，干练又婉约。她和黄逸梵联手留欧，和胡适打麻将，风风火火，但又极其低调。张茂渊始终很淡定，天大的事在她看来，都可能是波澜不惊。她是侄女张爱玲不可企及的对象。张爱玲对爸妈有点怨，但对姑姑张茂渊，却始终带点赞美。她巴巴地写一张茂渊篇《姑姑语录》，又写一篇《谈吃胡萝卜》，都是对张茂渊的献礼。张茂渊天生有一种清冷，感情上，生活上，她都追求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张爱玲打破了一块玻璃，划破了腿，张茂渊随意关心一下，立刻便转向赔偿问题了。
张家人都轴，这种轴，是认准了一件事，就要一做到底的倔强。在感情这件事上，张爱玲和张茂渊异曲同工，都追求一个"不问值不值得”。张茂渊也骄傲，也清冷，但内心里，却有自己的坚持。1925年，张茂渊在开往英国的轮船上遇到了李开弟，两人一见倾心，李开弟还在甲板上用英语为她朗诵了拜伦的诗。蓝天，大海，英俊的才子，英文的诗歌，张茂渊的情感之旅，开了个好头，一切是那么明朗、健康。顺理成章，张茂渊有理由期待好的未来。张茂渊是新花一朵，李开弟是偶过花丛的世间人。美丽的邂逅，像一首简单又暖心的序曲，敲开了两人的心房。张茂渊
偏偏李开弟也轴。他是热血青年，一听张茂渊是李鸿章的外孙女，就毅然斩断情丝，与另外一个女留学生结为连理。他是新青年，怎么可以和旧人物相粘连？李鸿章签过马关条约，就凭这点，他就不能与李家人结婚。前尘难改，张茂渊也冷静，也淡然，她心中笃定，永不更改，她跟李开弟说：今生等不到你，我等来生。她静静的，好像一棵铁树，有信心用时光的水，浇开感情的花。张茂渊是真等。只是她的等，不是焦灼的，不是急迫的，而是该干什么干什么，从容淡定，一丝不乱。她去上班，在银行里做到高位；她去播音，声音清脆；她住在公寓里，仔仔细细。她的等待融化在人世里，无声无息，无色无味，但呼吸吐纳之间，又分明感觉到它在。张茂渊的独身，一点闻不到幽怨的气息，她的独身是健康的、明朗的。她对李开弟的感情，没有夺，就是等，禅定了一般，她是感情的修真人。
李开弟的夫人知道张茂渊对自己丈夫的感情。她并没有怨。婚姻里，她是坐镇家中的夫人；在感情中，她却是误打误撞的外来客。她容许丈夫有这么个红颜知己。临终前，她拉着张茂渊的手说："我早知道你和李开弟是情投意合的一对，当初李开弟对你的出身抱有偏见，对你的个性也不甚了解，他是一个粗人，就断然拒绝了你的初恋，贸然和我恋爱并结婚了。真的，当初我一点也不知情，你把你的恋情暗藏在内心深处，我竟然一点没有察觉出来。等李开弟了解你的为人个性，了解你的坚忍不拔的恋情之后，我已经怀孕，和李开弟再也分不开了。李开弟苦恼过，悔恨过，内责过，但是一切的一切都晚了。你作为李开弟的初恋情人是那么的专注于爱情，在长达52年不间断的交往中，你没越雷池一步，这点是我在暗自观察中的深刻认识。李开弟也是一位谦谦君子，你视我儿子为己出，李开弟视张爱玲为己女，这一切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将不久于人世，我过世后，希望你能够和李开弟结为夫妇，以了结我一生的宿愿，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会死不瞑目。”人生的误会，也让人生变得凄美。你遇见我，我遇见你，便是传奇。李夫人去世后，张茂渊再无理由等下去，78岁这一年，她结束了独身，与李开弟走进了婚姻殿堂。
石评梅：独身是谁的错
先简略谈谈石评梅的星盘。石评梅的太阳星座落在命盘的第11宫，这使得她有比较强的人道主义情怀，这种情怀，在几次恋爱中，都显露无遗。可这种人道主义，往往又容易拉伸成一种广泛的善良，导致了她总是难以下决断；太阳落在第11宫的石评梅，尊重所有的人的尊严，喜欢用普通的法则，毫不偏袒地来对待人间事，这使得她格外强调自尊。尤其在第一次恋爱失败以后，矜持和狂放，便很奇特地熔铸在她身上；她同情旧女性，认为她们也应该有幸福的权利，但她往往又很难冲破社会固有的法则，她用社会通行的道德准则思考，但在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恰恰又不是这些旧准则能够解决的，所以她总是痛苦着。由于过于保持自尊，她行事的动机往往非常隐秘而别具用心，所以可能会被朋友利用和贬低，这种分裂性格，让她在恋爱中吃尽苦头。
月亮落在第6宫，致使石评梅的健康受情绪影响很大，高君宇死后不久，她便得脑膜炎去世，那种消极悲观的情绪状态，恐怕是极可怀疑的凶手之一。水星落在第12宫的她，个人的判断，很容易受到过去经验和习惯的影响，陷在初恋中不能自拔，正是石评梅罗曼史中的最大问题。冥王星落在第8宫的石评梅，有强烈的意志力，她甚至有着非生即死的两极化倾向。生命对她来说极其严肃，她只关心重要的事，对其他杂事缺乏耐心，因此特别容易陷入生死的危机感，导致她完全改变过去。
因为校缘上有着某种联系，石评梅其人其事其作我都格外关注，也早就被石评梅和高君宇的爱情故事震撼。可来北京这么久，却一直迟迟下不了决心去陶然亭探望——那怨艳的传说，总有点让人不敢靠近。后来，身边陆续有朋友前去悼念，看到他们拍回来的照片：石评梅手刻的碑文被涂上了红的蓝的颜料，潦草凌乱，备显荒凉。我更不忍心前往了。直到某一天，朋友告诉我说，陶然亭公园在整修，高石墓也在翻修之列，原来那块刻有石评梅潦草手迹的碑不见了……受了此番惊动，我生怕就此错过传说中的碑文，第二天便坐车去南城一望究竟。
那是我第一次去南城。陶然亭所在的那条街格外古旧，恍惚之间，疑心回到20世纪80年代。陶然亭以前是坟地，现在成了公园，园中有水，绿草遍地，走进去明显感觉到阴气。高石墓位于一包小山脚下，两座白水泥铸造的立体墓直刺向天，比肩而立，左边是石评梅墓，右边是高君宇墓。石评梅的手刻碑文也被移拓到高君宇墓身右侧，不大容易为人发现。立在墓边，细细读这几行文字，真不能不为这语言的力度所震慑：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相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石评梅为高君宇写的碑文
评梅此番言辞发自肺腑，忧伤绝美，但不知为什么，我却始终感觉这话语里，有种过于强大的向死之力，这里面有对生命的尊重，但同时正因为有尊重，所以当不满足时，就容易彻底放弃，从生的一端，走向死的一端。悲到极处，奈何不凄哀至此，爱情的杀伤力，从来巨大。罗密欧与朱丽叶，为爱赴黄泉；杜丽娘，为爱生而死，又因爱死而生；石评梅爱情最凄绝处，就在于她总是欲罢不能，相对于庐隐的敢爱敢恨，她有太多犹疑，不该付出时付出，该出手时又迟迟不肯出手，爱情太讲天时地利，过了那村没那店，高石的最终错过，石评梅要负一定责任。可如果不错过，石评梅又怎么能让自己相信，她是爱高君宇的？评梅笔下那句“矛盾而生，矛盾而死”，恰恰道出了爱情与人生的悲哀处，在的时候不觉得，觉得的时候，只觉得嘶嘶地流走。
石评梅是怨艳的，这种怨艳，仿佛也只有一树红梅可以比拟：万芳归去，一枝独秀，遥对千山白雪，茫茫大地，看着雪地上并排远去的脚印，不能不备感孤苦，这满树风光，还能不能等到春暖花开？只有梅花知此恨，恨命运，恨人生，还是恨那个时代？石评梅天生有种艺术家气质，她能从这"恨”中，看清人生的虚无，又从虚无里，打捞出凄美，演化成篇，构筑一章章绝艳的诗句。热泪凝固了，便铸成悲哀，这悲哀里，有缠不清的过去，和猜不透的未来。
第一次恋爱失败后，石评梅似乎便有意开始走向一种艺术化人生。她自觉心已伤透，情愿化身小说中悲剧的女主角，演一出凄艳的人生戏剧。这样的人生，是绝望混合着美，像粉色的锦绫下，覆盖着骷髅。
庐隐的一部《象牙戒指》，感伤地叙写了石高恋爱始末。这是女作家为纪念好友石评梅而作的传记。这部传记体小说，虽属虚构类作品，但当中基本情节线条，大的走向，应该大致符合石评梅与高君宇恋爱的基本情况，即便我们不能将书中的曹君与高君宇烈士画等号，可作为与石评梅交之甚深的闺蜜，庐隐的书写，特别是对石评梅恋爱心理景况的记录，不能不说是写出了一部五四初期女性恋爱心灵史，当真是分析女性恋爱心理的绝好文本，情感纠结处，格外触目。从这矛盾丛生的复杂心灵嬗变里，我们或可窥见一个真实的石评梅，进而试图去理解那个时代里，女性的生之苦闷。石评梅
石评梅1919年，评梅17岁，从山西太原女师毕业，赴北平读书。石父担忧评梅安全，便托自己的学生，当时已在北京大学读书的W，与评梅一同搭火车，好有个照应。初到北平，思乡甚巨，石评梅备感孤苦，W的照料让她温暖欣慰。二八少女，情窦初开，对于此般温柔，根本没抵抗力，几番书信来往，热心交流，少女之心必定被软化。更何况，W又是谈吐优雅机智、样貌英俊潇洒之人，石评梅对这样一个人付出真心，也是情之所至，在所难免。
五四时代氛围浪漫，青年男女往往善造爱的空中楼阁，所谓“在一所幽雅的房子里同住着，每天读读诗歌，和其他文艺作品。有时高兴谁也可以尽量写出来，相互品评研究。——就这样过了一生”。爱情太虚无，这番构造，等于在虚无上又蒙了一层虚无，如何兑现，一撞到现实，这七彩楼阁，便粉碎下来，不成片段，一地颓唐。
1922年初，评梅在W寄宿的公寓巧遇W的正牌妻子和孩子，当事三方六只眼对面，评梅这才觉得情何以堪。按照庐隐记述，W的妻子应该同石评梅有过信件交涉，希望评梅念及她的遭遇和孩子的未来，同W断绝来往。以清白女儿之身，遭遇这样一番"教导”，石评梅觉得很怆然，但对于旧式妇女的遭遇，她基本上是同情的，在小说《弃妇》中，她就曾发出感慨：“自由恋爱的招牌底，有多少可怜的怨女弃妇践踏着!”石评梅同W断绝了来往，可她的心，却陡然沉默悲凉下去，她无法恢复自己的情绪，她觉得自己所有的少女的真情，都交付给那个人了，即便他无法承受，她也无力照旧收回。
在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时代里，旧式婚姻不行：石评梅走出家门，便没有理由再向封建势力“投降”；那么新的呢？社交公开的盛行，使得恋爱变成一种男性为主导的游戏，走出家门，压抑太久男人们仿佛饿鸦，一头扎进繁华的天地，猎艳成了一门必修功课。可恋爱不似婚姻，它不讲权利义务，发展之初如春风送雨，滋润两性干枯心灵，可情感之海一旦遇风雨起浪，波涛汹涌，失去控制，稍不小心便危害人间。“浮荡少年”给女学生们带来的伤痛，一方面让她们欲罢不能（不俗的言辞和样貌，让浮荡少年们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又使她们伤心透顶，无限困扰积郁胸中，走不出人生困境。更何况，不少男人在乡下还有妻子，与之恋爱，从法律层面上说，不受保护，从封建伦理上论，那等于是当妾。
自由恋爱打开了男女两性交往的新天地，可旧式妇女间夹其中，成为了无辜的受害者，这让新女性们不忍。与其这样受苦，那不如斩断情丝，成全别人，也成全自己，独身不失为一种选择。1920年天津“觉悟社”办《觉悟》杂志，第一期便发表宣言：“我们抱独身主义的”——他们认为男女社交公开的目标是崇高的，是为了男女两性人格的发展的，但如果因为恋爱而影响了社交公开的严肃性和崇高性，那么不如独身。在来北平之前，她只是个驯良的少女，可经过第一次恋爱的重创，石评梅在愤恨中，发现了她那少女的自尊和自傲，从而断然改变了原有的处世态度。在历史之河交汇的道口，青年男女的交往，注定没有平坦的路可走，尺度的把握很难，过犹不及，狂欢过后的黯然销魂，格外令人感到愁惨怆痛。
既抱定独身主义，游戏人间，在再遭遇男性的情感进攻之时，石评梅放浪形骸自是难免。烟酒诗歌，湖光山色，她用热闹的生活来冲淡内心的苦闷、用辛辣的刺激麻木自我的灵魂。她像是《红楼梦》里的尤三姐，那情形，不是男人玩了她，倒是她玩了男人，但其实狂诞的外表下，包裹的是一颗忧伤滴血的心。这颗心，无疑已经有了爱情的抗体。
高君宇就是在这时候介入到石评梅的情感生活中的。一个热情似火，一个心如死灰。美丽的错误，往往不是来得太早，就是来得太迟，如果高君宇早两年遇到评梅，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可现在，过去的巨大阴影横在两人中间，如鬼似魅，高君宇自不在意，可石评梅却久久不能释怀，有何办法？爱情需见招拆招，此时的评梅却是无招胜有招，女子的自尊，使得她保持住了一个冰冷的表象。
不久，石评梅患猩红热，在高君宇的悉心照料下，她又恢复了一些爱的信心，但这小小动摇，很快又被独身的念头扶正。爱需要同情，在恋爱中生病，极容易促成恋爱的深入。石评梅感激高君宇，进而从这个感激中生出了爱，但这爱，不是由心而发，而是外界促成的。更何况，高君宇早在14岁就已经订婚，他贡献的真诚，评梅怎么肯收，又怎么能收？
但恋爱的玄妙，就在于百转千回，总有转机。高君宇自小就有咯血的毛病，恋爱失败，心情沉重，一口气上不来，旧病复发，血便从喉咙里咳出来。为稳住病人心情，石评梅恐怕给了君宇一些承诺，相思成病，危在旦夕，怎能见死不救？高君宇的病，自此成高石之恋的救命丹。
由怜生爱，这样的过程，很符合恋爱的发展规律。可这里的问题在于，由怜而生的爱，更适合男方对女方，高石的恋爱，恰恰相反。石评梅在恋爱的一开始就占据了一个较高的位置，有了某种心理优势，用庐隐文本里的话说就是“他还不是我理想中的人物”。哪里不理想？她仿佛觉得，这爱情像是报恩换来的，而且因为受过伤，她对于爱情，已经有点害怕，她害怕爱情凶猛的来势，她害怕失去理智，这爱情有些鲁莽，有些强迫，可它终究是那么有力量。
这种爱的繁难，在庐隐的叙写中，格外微妙。小说中，曹君（以高君宇为原型）因为革命工作要南下广州，临行前的雨夜，他来到沁珠（以石评梅为原型）的住处，“满身戎装，并且还戴着假须”。可这样一个曹君站到沁珠的面前，她也不过是觉得“曹有时真有些英雄气概……但我同时又觉得我嫁给他，总有些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她对他当然不能说一点爱情没有，但这爱情，却藏着种种不和谐。“这不和谐，有一部分当然是因为我太野心，我不愿和一个已经同别的女人发生过关系的人结合；还有一部分是我处女洁白的心，也已印上了一层浓厚的色彩，这种色彩不是时间所能使它淡褪或消灭的；因此无论以后再加上任何种的色彩，都遮不住第一次的痕迹，换句话说，我是时时回顾着以往，又怎能对眼前深入呢？”以庐隐和石评梅相交之深，其不和谐之处，想必她也不会去虚构，这段幽微的心事，包括处男情结，包括不能忘旧，都是一个少女心绪的写真。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高君宇的付出，石评梅很清楚，她改变了对他的态度，但她到底没有完全接受他。在南方革命的高君宇，在香港的南洋货铺里，买了一对精巧别致的象牙戒指寄给评梅。洁白的象牙戒指，原本或可诠释为坚贞爱情的象征物，可石评梅在悲切的人生观的笼罩下，却给这象牙戒指赋予了一种不祥的解释：“我也愿用象牙的洁白和坚实，来纪念我们自己，寂静像枯骨似的生命。”人在做，天在看，这宇宙时时刻刻，仿佛都有一种隐约的暗示，来彰显人们的运命。这对象牙戒指乍然出现在高石二人的情感世界中，仿佛天上落下的灵器，注定要来人间促成一段悲剧。
石评梅的内心是惊惶的，她怕一切凄怆失望像万骑踏过沙场一样蹂躏她；她不敢看花，她怕看花便会想到业已埋葬的青春；她不敢临河，她怕河中倒映出她憔悴的瘦影；她深恐重访旧地，她怕过去的陈尸捉住她的惊魂。石评梅像是一个对恋爱过敏的女孩，内心的柔美凄凉，使她久久不能从恋爱的失败中走出，不能正确地对待高君宇的追求。忘记是一种能力，石评梅不懂得及时排除过去爱情遗留的毒素。她所孜孜等待寻觅的，是一个她爱的人，而对于爱她的人，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若按现代女性爱情观，爱别人太辛苦，找个爱自己的人，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高君宇让石评梅动了心，但这种动心，还不足以让石评梅一跃而起，提起包袱就随他走天涯。在庐隐的叙述中，我们知道，高君宇曾对她说过：你的所愿，我将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将赴汤蹈火以阻之。但是我们还是经常可以看到女主人公冷拒的言辞：“我觉得我们应当永久保持冰雪友谊”，“什么积极的办法呀？唉，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根本上就用不着办法”！这只是评梅女士为了保持女性的自尊所做的挡箭牌吧!如果她一开始就冷面冷心，高君宇何至于纠缠至此？高君宇
从庐隐的叙写中，我们得知这其中固然有自私的考虑。“我现在的生活，是需要热闹呵!他的为人也不坏，我虽不需要他作我的终身伴侣，但我却需要他点缀我的生命呢!其实呢，他精神方面也已得了相当的报酬。况且他还有妻子，就算多了我这么个异性朋友，与他生活只有好，没有什么不道德……因此我也随他的便，让他自由向我贡献他的真诚，我只要自己脚步站稳，还有什么危险吗？”这一段解释中，最刺眼的，不是所谓自私的考虑，而恰恰是"他还有妻子”这件事。紧追不舍多日，石评梅未尝没有爱上高君宇，可这其中最大的障碍，不是事先宣誓的独身主义，使得高石不能结合，而是高君宇已婚的事实，不能不促成石评梅独身的决心。正所谓“神龛不曾打扫干净，如何能希冀神的降临”？
这个灵动的比喻，让在爱河挣扎的高君宇醍醐灌顶，立即返归家乡实行离婚，经过艰难的交涉，高君宇获得了自由之身。可因为自己，使得另一位女子蒙受人生中极大的哀痛，破坏一个原本完整的家庭，这是石评梅所大不愿的。时代进步的重担，承载到了个人的肩膀上，高君宇放弃一切给予石评梅的感情，柔弱的石评梅如何去接受？在石评梅的世界里，无论是旧道德还是新道德，都不能够有效支撑她接受这样一个结局，以爱的名义进行的伤害，如何能成全爱？
高君宇石评梅的不接受，让破釜沉舟的高君宇精神崩溃，咯血旧症，再次发作，评梅不忍再伤一命，只能允许了他的请求。哪知W听闻高石二人走到一起，心生嫉妒，竟把他同评梅恋爱时所写的情书，登到了报纸上。这是怎样令人慌乱的消息!高君宇得知此事不久便一病不起。高君宇死后，石评梅按照他的遗愿把他葬在了陶然亭。肠断心碎泪成冰，你不杀伯仁，伯仁却因你而死，石评梅心中的悔恨无以复加。直到青山孤冢葬英魂，她这才恍然高君宇才是她的真爱。
高君宇的死，让石评梅彻底放弃了自己，烟酒诗泪，日日相伴，但凡有空，她便和同样遭受情伤的好友庐隐一起去南城的陶然亭看望高君宇，把所有的泪，流到他坟头。就这么哭了不到三年，石评梅竟得脑膜炎死去，这一年，她才26岁。石评梅死后被好友安葬在陶然亭。因爱而独身的石评梅，自此终于走完了她短暂痛苦却又精彩的人生路，皈依到了她爱人的身旁。这一段矛盾重生的爱之绝唱，每每念起，总让人感慨万端。离高石二人离去已近一百年，我们的爱情，走到了哪里，谁能给出答案？
凌叔华：说有这么一回事
凌叔华写过一篇小说叫《说有这么一回事》，讲的是民初女校里，女学生云罗和影曼，在排演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过程中，假戏真做，发生了感情，便形影不离，谈起恋爱来。最后“朱丽叶”影曼嫁人，云罗陷入无限的惆怅之中。
这种恋爱关系，大多发生在当时女校的女生之间。1908年，清政府批准成立第一个官办女子师范学堂，兴办女校的火种，在全国点燃——女子学校是女子同性恋爱发展的温床。在这种小型的“女儿国”里，女性之间的情谊得到深入的发展。
但从“姊妹情”到同性恋爱，这中间还是有质的不同的。姐妹情什么时代都有，两个女孩子手挽手走过大街，更是街上常见的风景。那么，姐妹情和女子同性恋爱之间的界限为何？
五四时代女性的同性恋爱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往往更强调精神上的惺惺相惜，有点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婚姻的意思。虽然在凌叔华的小说中，主人公已经有了某种肉体上的接触：云罗半夜醒来，躺在暖和和的被窝里，头枕着一只温软的胳膊，腰间有一只手搭住，忽觉到一种以前没有过且说不出来的舒服——这种接触带来了愉悦，使女学生们发现了自我身体的美妙。可这到底还是控制在女性之间相互欣赏的范畴内的，精神需求远远大过肉体需求。女性的同盟，它更像是反击苦闷的一种武器。
如果仅就精神接触层面看，姐妹情谊发展得深一点热烈一点，似乎就有同性恋爱的嫌疑。当初，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联袂出国游学，张爱玲父亲就曾说她们是同性恋爱——真不真倒是其次。恋爱这东西，神龙见首不见尾，也根本无法去考证。可她们携手闯天涯的姿态，倒算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反击，放到现在看，依旧先锋。
感情世界原本就是模糊的，今天进明天退，谁也说不准，恋爱的感觉究竟在哪天开始，又在哪天结束，怎么才叫做恋爱？较深厚的女性友谊，如果就算是同性恋爱的话，那么从《海滨故人》到《长恨歌》，故事里那些依偎在一起，低声耳语的女学生们，算不算同性恋爱？这又似乎有点风声鹤唳了。
单纯地从友谊深入发展的角度，来切入当年女子之间的恋爱，显然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当我们把目光调向五四以后的民国时代，看那个时代女性之间发展恋爱的奇特风景，我们不能不强调当时的大环境——这时节女性之间的恋爱，多少有点乌托邦的味道，这种乌托邦理想的建造，又有点像是被逼出来的。它是对于当时两性关系的一种反动：两性恋爱没希望了，好男人都结过婚了，没过结婚的实在都不像样子，独身又太孤苦，那么只能和小姐妹们依靠在一起，相互慰藉，共同行走人生路。就像《红楼梦》里小戏子藕官与菂官，在舞台上表演，演着演着就动了情，成了假凤虚凰，恐怕也有社交环境有限的原因。
庐隐在小说《丽石的日记》中，曾借“丽石的日记”写道：“我从不愿从异性那里求安慰，以为和他们——异性——的交接，总觉得不自由。沅清她极和我表同情，因此我们两人从泛泛的友谊上，而变成同性的爱恋了。”丽石和沅清的恋爱，是从对异性世界的抗拒开始的。她们的恋爱实践，有点共同排解人生寂寞、寻找人生出路的意思。丽石把沅清作为灵魂上的伴侣，可沅清到底在家庭的安排下，去同年轻有为的表兄结婚了。丽石终因心脏病死去。
庐隐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异性恋爱行不通，所以丽石和沅清才开始同性恋爱的。在小说中，庐隐特别叙写了“雯薇”和“归生”一女一男两个角色，他们一个走入了婚姻，一个在异性恋爱苦闷中挣扎，但都没能得到幸福。丽石和沅清的恋爱，则可以看成是站在异性恋爱失败废墟上的一种探求。只可惜，这样的恋爱，同样经不起现实的考验。
五四时代，恋爱作为个性解放的一部分，大肆兴起，封建礼教那一套为时代新人们所鄙弃，年轻人的情感之枷，猛然被打开。男人们在这场运动中，占尽先机，感情的岩浆，找到了出口，无限制外流。在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中，很多男人在家里找不到恋爱的感觉，感情没寄托，只能到书寓中去找，和妓女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恋爱关系。遮掩吃醋，打情骂俏，反倒给了男人们一种心理上的纾解。可在新时代，恋爱是被允许的了，男人们走出来读书，女校也纷纷建立，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学校也开始开女禁——男女同校的办学模式，第一次在中华大地上实行，这些都在客观上，给男女恋爱提供了条件。
都是青春年少，不恋爱，简直就是落伍。看那个时代男女之间的情书，其热烈程度，擦根火柴就能点着了。心啊爱啊肉啊，看多了头皮都麻，男女双方对心中的那份情爱，仿佛还没有学会足够的语言技巧去表达，纯靠强度和热度来达成目标。
可“浮荡少年”的出现，又不能不让新女性对男人们丧失信心。“浮荡少年”对爱情抱游戏主义态度：爱情就是玩玩而已。他们从爱情的游戏中寻找心理上的满足。但在这种游戏里，吃亏的大多是女性。当初大家呼吁社交公开，为的是男女两性心智的健康发展，可“浮荡少年”的行径，无疑破坏了社交公开的崇高性，女性们没安全感了。于是，有的人选择独自逃避——抱定独身主义，有的选择联合起来逃避——走到女子同性恋爱的天地里去。
有什么办法呢，情况空前复杂。对于大多数女学生来说，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要坚决反抗，浮荡少年的恶意玩弄要坚决抵抗，可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不少男学生出来读书的时候，都已经在老家有过一次包办婚姻，石评梅两次恋爱以及庐隐的婚姻，都曾遭遇过这种尴尬。
那个时代流行一句话，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可婚姻到底不似恋爱，它有法律效应，婚姻的世界，是讲究一个先来后到的。正房夫人在家中坐着，就算后来者确是动了真感情，是真正伟大的恋爱，但只要男人们没同原配妻子离婚，新女性们就没有名分，她们与爱侣间的结合，顶多也只能算是“事实夫妻”。
新旧交替的时代，中国的两性关系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窘迫，譬如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多么艰难，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巨大。离婚，于心不忍；不离婚，痛苦不堪，最后只能折中，不离，但是也不和原配在一起过。
如此折腾，坚强如许广平者还可以承受，意志稍微薄弱一点的，就受不了了。石评梅选择为了成全爱而独身，就是一种对尴尬的两性关系的望而却步。而她的好友庐隐在爱人郭梦良去世后，返归北京同石评梅的日日相伴，也算是一种相互慰藉——在新的恋爱婚姻中筋疲力尽后，只有女人能懂得女人（她们二人当然不是同性恋爱，只是相互安慰）。
所以说，民国时代女学生之间的同性恋爱有一个痛苦的底子，它包含了对于男性世界的失望，它是在女性认为是污浊的男性情爱的土壤里长出的一朵花。它有点柏拉图之恋的味道，它在发展的最初，不强调肉体关系，顶多算是携手走天涯，相互取暖，相互搀扶，和后来的同性恋爱大不一样。张爱玲晚年写《小团圆》辨识得清：九莉和比比睡在一处，九莉碰到比比结实冰凉的大腿，忽然感觉厌恶，九莉这才放心，原来她们之间不是同性恋爱。
民初的女校里，女学生之间的恋爱，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远离男权的小环境中萌发的。但这样的恋爱发展下去，究竟会如何——为逃避肉欲的男权社会，女性间搭起的情感之桥，到底能不能稳固地存在下去？丁玲在小说《暑假中》就写到几位为抗拒肉欲的社会而立志独身的女教师，在相依为命的日子里，相互产生了感情：承淑爱上了嘉瑛，春芝对德珍有感觉，玉子和娟娟甚至还有恣意接吻的动作……其中的猜疑与嫉妒，给她们带来了痛苦。女子恋爱的世界，同样有着精神上的苦闷，女子们的联盟，仿佛也并没有建立出一个真正无忧无虑的桃花源。
当然，在这种柏拉图式恋爱之外，也有对肉体有需要的女子同性恋爱。郁达夫在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中，就曾从男性的角度，对女子间的恋爱进行了想象性构造。杭州某女校，女学生郑秀岳与冯世芬的友谊，已经发展到上课吃饭自修睡眠散步都在一处。后来冯世芬因恋着小舅舅的缘故，离开了郑秀岳。独居且意志薄弱的郑秀岳，在学校的女金刚李文卿的诱惑和强迫下，与之实行了恋爱。如果说郑秀岳对于冯世芬，是精神上的依恋，那么李文卿对郑秀岳，则完全是肉体上的占有。李文卿这个人物形象，彻底颠覆了以往女子同性恋爱唯美的风格。郁达夫在这篇小说中，不乏露骨的性爱描写（他自己也说这篇小说将要变作他作品中最恶劣的一篇）。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两性关系走过了那一段新旧交替的动荡季节，逐步走向稳定，矛盾仍旧是有，家庭中男女两性的地位，依旧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平等，可两性的关系，到底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搓麻将买菜带孩子的太太，取代了轰轰烈烈去恋爱去革命的女学生，成为社会坚实的栋梁。女人之间的安慰，也还是有，但大多点到为止。那种相濡以沫的姐妹情谊，更像是现在“闺蜜”间的相互喜爱。于是，五四时代的女子同性恋爱风，便渐渐消歇下来。
不留：离婚像截肢
朱安：一颗锈了的图钉
去参观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的鲁迅故居，是在夏天。
不大的四合院，种有丁香。北面是两进的卧室，临门一间偏房大概8平方米左右，沿窗摆着张桌子，靠西墙设着张床，桌子上摆着一张介绍性质的小纸片，上书：鲁迅母亲和朱安的卧房。从1924年5月搬进小院，直到去世，朱安不曾离开过这里。
看过朱安的照片，知道她并不美丽。眼睛低低地望着，重重的单眼皮，有一种旧式媳妇的恭顺。高额头，扁鼻子，厚嘴唇，穿一件深色元宝领的旧式棉袄，那竖起的领子把脸庞遮盖了大半，人躲在衣服后面似的，更显得逼仄尖薄。朱安
朱安小脚、没读过书的朱安是旧中国的产物。留洋归来的鲁迅，从一开始便带着种抗拒式的负面情绪与她相对。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大旗，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观点，鲁迅何尝不知，可他毕竟是从旧时代的淤泥塘里走出，进而迈上新时代坦途的。旧时代的种种牵绊就像腿脚上沾染的淤泥，哪能轻易甩掉。母亲的“礼物”不能不收，孝敬母亲是应该的，更何况，母亲也需要人陪，那就先收下来吧。
鲁迅对朱安的不接纳，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意思，是不可改变的刻板印象。朱安是“旧”了一点，可这”旧“，在现在看来，恰恰是标准家庭主妇的绝好质量。温良恭俭的朱安，最起码比胡适的那个欲操刀砍人的太太，要温婉得多。
遗憾的是，历史不曾给她证明自己的机会，作为一个女人，朱安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太过扁平，没什么生气，虽然“苦菜花”着实令人同情，可终究不是做人生伴侣的好对象。
于是乎，在新旧历史风云转变的夹缝里，朱安们只能是时代进步的牺牲品。她那三寸的小脚，颤颤巍巍，迈过了旧时代的门槛，站在了新时代的土地上，可接下来往哪里走，她不知道。她所能做的，只能是原地踏步。
新女性风风火火地上学去了，恋爱去了，革命去了，旧女性却没有朝前走的技能，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这自小学会的一套，不能成为她们成长的依凭，反倒成为一种累赘和某种不为新一辈男性认同的口实，毫无竞争力可言。
女学生经过，抢尽了风头。“不学无术”的旧式妇女那套“无为而治”，再不能解决如何生活这个大问题，朱安们不能不迷惘了，宁愿转身回到旧时代。
1906年夏天，鲁迅从日本返归绍兴，奉母亲之命，与比自己大3岁的同乡朱安结婚。土语有云，女大三，抱金砖，言下之意，男人和比自己年纪大的女人结婚，会得到更好的照顾，是享福的美事。可鲁迅明显对这块“金砖”不满意。婚后4天，他便毅然东渡日本，朱安则顶着一个名不副实的媳妇头衔，伺候娘娘（绍兴话，即婆婆，指鲁迅的母亲鲁瑞），独守空房，一等13年。
13这个年数很有趣。江冬秀等胡适回安徽老家结婚，足等了13个春秋，终于守得云开月明；而朱安则是在婚后，枯等了鲁迅13载，可终究没换回鲁迅的心。
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薛平贵衣锦还乡，还她一个美满家庭；胡适给了江冬秀一个较美满的家庭，鲁迅为什么给不了朱安？在这里，不是说胡适近于人情，鲁迅心肠太硬，我反倒觉得朱安的等待无功，恰恰是因为鲁迅太是个性情中人（胡适很理性，善于调和矛盾）：爱，便是爱；不爱，便是不爱，鲁迅的感情世界，是清冽的。
1919年冬天，朱安在鲁迅的安排下，和婆婆及三弟周建人一家搬去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居住。在八道湾，周氏一家团圆的岁月里，或许是因为朱安没有读过什么书，或许是因为大先生鲁迅的“冷落”让朱安在这个家庭有点自卑，又或许是由于朱安天生就有种与世无争性格，总之，在周氏兄弟分家之前，朱安这个长嫂，没有顺理成章地当上家。家庭的财政大权，悄然旁落到了周作人的日本媳妇——羽太信子手里。
真替朱安不值!幻想着她当了家，手握财政大权，像王熙凤般撒豆成兵把整个大家庭调配得服服帖帖，那各路人马，恐怕就会对她另眼相看了吧。
事与愿违。
在旧时代，婚姻问题最容易成就一个女人，也最能让一个女人抬不起头。羽太信子是不把朱安放在眼里的吧。她们妯娌之间，朱安多数时候持失语状态，羽太则全然掌握了话语权。不然，当家的弟媳妇乱花钱，坐小汽车进进出出，挥霍无度，身为长嫂的朱安，怎么就不能站出来帮大先生帮娘娘批评她两句？按常理，这个家还轮不到二房媳妇嚣张。可朱安没这机会，或者说，她没准备好，也没法抓住机会。
就这么三年就过去了。三年后，因为某种至今不能确定的原因（羽太信子起了大作用），周氏兄弟失和。
1923年8月2日，鲁迅带着朱安，搬去砖塔胡同俞氏三姐妹处借住。介于担心流离失所的考虑，搬走之前，鲁迅曾询问过朱安，是愿意留在八道湾还是愿意回绍兴，如果她愿意回绍兴，他会按月给她寄钱。朱安婉转地拒绝了，她想和鲁迅一起搬出去，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1924年5月，朱安和娘娘一起，搬进了位于阜成门内的这间小四合院。这一年，朱安46岁。这个如今只有一棵丁香点缀的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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