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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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秘闻（上）试读：
简介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在这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有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第一章 近代史秘闻
中国慷慨了多少钱？外援110多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1973年以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
建国初对蒙、朝、越的援助力度
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答应日后考虑。1954年11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
在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月15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1500吨至2000吨大米。
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月，为协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
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修复公路及航运、水利等议定书。
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助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真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1959年2月18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萨马兰奇：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
19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6年12月12日，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毛泽东批：筹划的两项，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一万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一万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是坦赞铁路，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58年底，中国援外工作总结披露：估计（我国援建的）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贵。援助蒙古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的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制造推迟了半年才完工。按协议，1958年中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的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优质钢材缺乏，未能及时满足朝方要求。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子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在老挝临时首都康开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至1978年5月底，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7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如果将路基作业完成的3100多万石，筑成两米宽、三米高石墙，可以环绕老挝一周。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拉国家。12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提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而认为援助是双方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
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据，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中。面对国内外的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视为提倡和主张“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者，受到严厉批判，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
袁文才与王佐在井冈山被冤杀后妻儿的凄惨经历
1965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井冈山宾馆写好《重上井冈山》词的同一天，《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署名《体育报》、《解放军报》记者的通讯报道《毛主席刘主席畅游十三陵水库》。内容是1964年6月中旬毛泽东、刘少奇在十三陵水库的游泳。那次游泳，罗瑞卿夫妇全程陪同。
记者报道：“毛主席和刘主席拨开千顷碧波，肩并肩地向前游进。时而侧泳，时而仰泳，神态悠然，轻松自如。青年们紧紧跟在毛主席和刘主席后面，斗志昂扬，破浪前进。”作为头版通讯报道，一般应具有新闻性，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十三陵游泳是1964年的事，事过一年，《人民日报》才在头版发表此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
毛泽东、刘少奇在十三陵水库游泳前一天，1964年6月15日星期一，中央工作会议连续开了一个月，休会一天。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罗瑞卿等一大批领导人，包括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都被邀请来到北京西郊射击场，观看北京、济南军区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第二天（16日）上午，代表队在北京市郊十三陵继续表演。下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一栋两层楼的小会议室听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讲了半个多小时，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党委抓军事问题，一个是要搞接班人问题（接班人五个条件）。”
6月16日下午3点多钟，毛主席和刘少奇等人出来，到十三陵水库游泳，一年后署名《体育报》、《解放军报》记者的通讯报道《毛主席刘主席畅游十三陵水库》，即指此事。
全国各大报1965年5月28日纷纷转载该文。无论是5月27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是当天当地报纸，毛泽东看到该文的时间当是5月28日。
5月28日下午，毛泽东吩咐汪东兴安排见一见井冈山的老红军、老党员、烈士遗孀以及老区的工人、农民。还特地嘱咐：“临走前都见见，记得请两位嫂子。”毛泽东决定次日下山。
汪东兴当即把主席的意思向井冈山管理局袁林、孙景玉作了清楚交代，特别提到两位“嫂子”一定要礼遇，那是毛主席的客人。井冈山管理局迅速通知请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和王佐的妻子兰喜莲。
谢梅香和兰喜莲当晚就被接到茨坪住了下来。
谢梅香是个小脚，茨坪离茅坪虽然只有几十里路，自从袁文才被错杀后，她很少上山，更不知道山顶有这么大的变化。一听说是毛主席接她做客，谢梅香一路流眼泪，直到管理局领导进她的房间，她的眼泪仍流个不停，激动地说：“毛主席，我们选三把您盼来了啊！我们想您啊，想您整整三十几年啊！”
她唠唠叨叨，激动不已地向袁林、孙景玉等井冈山管理局的同志一口气讲了袁文才死后，她和孩子们的遭遇。
谢梅香是在马源坑的老房子听到袁文才死讯的。当时哭昏过去。醒来后，第一个想法要去找红军找毛委员。说毛委员多次到过她家里，了解袁文才。别人告诉她，毛委员下山了，他们才敢杀选三和南斗的。选三提着脑袋干革命被自己人杀了，还受了“反水”的陷害，这是天大的冤枉啊！谢梅香一个妇道人家，那时候地方党到处抓她，说她是“反水的家属”，白军也要抓她，说袁文才杀死他们多少人，要讨血债。谢梅香和袁文才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成了红军和白军都痛恨的人。谢梅香六神无主，袁文才死了，她也不想活了，活也没有什么意思。自己死了不要紧，三个孩子不能撒手不管。
谢梅香对管理局领导说，说句你们可能不大相信的话，毛主席是一定相信的，选三手里有过大把的光洋，他都用在扩大队伍和其他兄弟身上，他死了，家里竟找不出几个钱。大女长妹（大名袁华香）当时不到9岁；小女小惠（大名袁白莲）才只有几个月，儿子袁耀烈仅仅4岁。谢梅香咬咬牙，把两个女儿都送给人家做童养媳。大女儿送给宁冈坝上村，小女儿送给马源村姓李的人家。手心手背都是肉，卖儿送女的痛苦一样惨。谢梅香带着4岁的儿子到锡坪打“埋伏”，隐姓埋名一年多才回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袁文才家在当地并非像有些书中写的一贫如洗，相反是颇有名望。祖上袁氏白眉公在宁冈响得很。袁文才在族谱中是显字派，他的父亲是昌字派，祖父是荣字派。袁文才派名显泉，文才是他的字，选三是他的小名。袁文才的父亲叫昌坤公，谢梅香进门不久民国十一年（1922）就去世了。袁文才父亲原来有个妻子，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过继给胞兄，其他两个儿子小时候就死了。妻子30岁去世后，他又娶了一个，才是袁文才的母亲，姓曾。袁文才是他们唯一继承香火的人。不幸正当英年，又被错杀。死时仅32岁。谢梅香刚刚30岁。
谢梅香娘家看女儿前后都无路，很为难。袁家不同意她改嫁，说袁家太惨烈了，再一改嫁，孩子又小，带走了怎么办。留在袁家，生活又维持不了。谢梅香只好招郎不离家，1932年和肖福开结婚，肖福开原来是袁文才的部下，和袁文才感情不错。见谢梅香没有办法，就来到袁家做倒插门。立约，如果生两个儿子，一子须姓袁，生一个儿子也要一半姓袁。谢梅香和肖福开结合后，日子一口咸一口淡地过了下来。
1942年谢梅香从马源坑搬到现在住的茅坪村。租了五亩田，借债给儿子袁耀烈读书，一直读到初中，上的是宁冈中学，宁冈中学也就是朱毛红军会师的龙江书院，是宁冈有名的好学校。后来失火，龙江书院烧了，现在见到的龙江书院是后来修的。
解放了，袁耀烈和王佐的儿子一起被中央邀请参加了开国大典，是省里领导陈正人知道的。袁耀烈从北京回来，县里立即给他安排工作，开始在宁冈第四区当文书，后来做了副区长、宁冈劳动人事局局长。袁耀烈有两个儿子袁全芳和袁建芳，一个女儿。1965年时都在读书。两个儿子后来都参了军，现在一个在井冈山科委工作，一个在吉安市工商局工作。
党和政府对袁文才家一直比较照顾，刚解放时，谢梅香一家租住在茅坪一个很破旧的小店里，建国初期，南方慰问团来给钱建了新屋，并每个月照顾谢梅香8元钱。
谢梅香和肖福开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叫袁耀厚，在外又叫肖常隆，解放后参军在吉安军分区，提拔为干部，1965年时22岁。小儿子和袁耀烈感情非常好。小女儿肖移月在家务农。20世纪50年代初，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就派人来为袁文才平反，说毛主席早就说杀袁文才和王佐是错误的。给别人做童养媳的两个女儿回来认门……全家老少都过上了平平安安的好日子。
谢梅香在茨坪一遍又一遍地说，袁文才在大仓村见毛主席的第一面，太值得了！
谢梅香在茨坪又擦起眼泪。
管理局领导跟着悲喜交加，袁林书记当时问，主席要我们问您有什么困难，都提出来，谢梅香摇头。问，有什么要求，请提出来，谢梅香仍摇头。她太激动了，连成天念叨的想见毛主席，都激动地忘记说了。好在已有安排。
在谢梅香来到茨坪时，王佐的亲人也接到了井冈山垦殖场下庄分场的通知，请王佐的发妻兰喜莲和儿子王寿生到井冈山管理局去，说：中央首长来了，要在井冈山宾馆接见你们。现在有的书写那天是王佐妻子罗夏英被通知见到毛主席，写错了。兰喜莲和王寿生连夜赶到茨坪，来到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才知道是毛主席明天要接见他们。
兰喜莲一听见这句话，泪水“哗”地流了下来，她问党委书记袁林，毛主席还记得我们！袁林连连点头，说：“记得，是毛主席安排我们通知你们的。”
兰喜莲又高兴又遗憾地对袁林说，我好想再给毛主席炖一钵鸡汤。毛委员1927年秋刚上山到茨坪，我给他炖的鸡汤，他舍不得喝，让给其他同志一起喝。从郴州回来，红四军军部搬到茨坪，有时在我家开会，我看见毛委员又黑又瘦，又给他炖了鸡汤，还放了山上的野菇，一端去，毛委员哈哈大笑，说好香啊！就是太少了。我一听笑了起来，毛委员是不吃独食的，只好回去又杀了一只鸡，炖了一大锅，开会的人都有一份。毛委员他们吃过后，叫他的警卫员龙开富给我送来钱，听说是他两个月的伙食尾子。龙开富说，鸡汤害得毛委员抽烟都要精打细算了。
月28日，兰喜莲在茨坪彻夜难眠。
5月29日清晨管理局领导安排井冈山上烈属在宾馆大食堂门口排队，兰喜莲被安排站在第一排，说毛主席一会儿来跟他们一起照相。兰喜莲兴奋地等着看着。一会儿毛主席真的出来了，从宾馆里面出来了。三十多年过去了，毛主席长胖了，她发觉毛主席的目光也在四处寻找。毛主席走过来了，和第一排的老同志一个个握手，当握到兰喜莲时，毛泽东先开了口：“你是王嫂子。”兰喜莲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后面的手伸了过来。那么多的人都想和毛泽东握手呢。照相时，一排本地的领导干部抢着和毛主席站在一起，把兰喜莲挤到第二排去了。王寿生挤到更后边，还被别人遮住半边脸。照完相后，管理局领导安排工作人员送兰喜莲母子当天回到了下庄家里。
王佐本是遂川下庄人，离茨坪有8公里。王佐兄弟五人——王官保、王官秀、王云隆、王佐、王斗娇，还有一个姐姐王光妹。老大王官保、老二王官秀一生务农，老三王云隆原来在王佐手下当副营长，喜欢抽两口大烟。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上山后，对王云隆提出过批评，王佐跟着狠狠训了王云隆一顿，王云隆被迫戒了烟。老五王斗娇早年在罗浮江南被土匪罗冬生杀害了。王佐是老四，他早年在下庄搞绿林时被当地土豪带兵进剿过，王佐从此不回下庄。
1930年2月王佐被错杀时有两个老婆，一个是发妻兰喜莲，一个就是后来进门的罗冬生妹妹罗夏英，兰喜莲生了王寿生，罗夏英也为王佐生了一个女儿叫王宝莲，王佐死后不久她就改嫁了。
王佐死后，王云隆自作主张投靠了肖家璧，把王家财产和家人都带去了。安排王寿生给他家放牛看马，不许读书，怕以后和自己儿子争财产。兰喜莲给他家做家务种菜，罗夏英因她哥哥罗冬生（井冈山另一绿林首领）的关系，在王云隆家里地位比兰喜莲高一些。王云隆当时担任井冈山五大哨口保安队长，重新抽上大烟。1946年51岁去世，保安队长由他的长子王子华继任。王云隆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王子华、王子发、王子安、王子平、王子凡和女儿王作连。王子华1951～1980年坐牢，1990年落实政策回到下庄。现在王云隆五个儿子中，老四、老五还活着，老四王子平过得比较凄凉。老五王子凡一家只有三口人。王佐的后代就不同了。
1965年毛泽东上井冈山，5月29日接见了兰喜莲和王寿生，虽然没有来得及谈话，但一起照了相。兰喜莲很满足，自豪地逢人就说，毛主席记得南斗，记得我们。从此，兰喜莲以烈士遗孀的身份，住进井冈山光荣敬老院，直至1975年11月去世，活了80岁。1965年秋，兰喜莲向井冈山管理局提出要求，我儿子年纪大了，我孙子请你们安排一个工作。这样1966年6月9日，大孙子王生茂被安排进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以前王生茂在井冈山垦殖场殊砂林场当农工。
王佐的小孙子王茂圣，1965年正在井冈山中学读初中，5月29日上午，毛主席接见井冈山群众，他见到了毛主席。毕业后他在下庄当小学老师。（2005年7月28日王佐大孙子王生茂口述）
王佐的独子王寿生于2000年6月去世，1988年5月23日宋任穷重上井冈山接见过他，一起照了相，王佐的儿媳李春香还健在，国家现在每月发给抚养费55元。王佐的大孙子王生茂现在退休，有六个孩子，五男一女，全部参加了工作、成了家。小孙子王茂圣还在工作，有二子一女，也全部成家，都在打工。
曾密谋取代蒋介石的何应钦为何在台安享98岁高寿
何应钦（1889—1987），字敬之。贵州省兴义县人。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振武学校。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参加沪军。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到日本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1916年秋回国，到贵州任讲武学校校长、黔军参谋长等职。1924年赴广州，任大本营参议、黄埔军校总教官兼教导第一团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职。北伐后任国民政府委员、浙江省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军政部部长。1934年授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军衔。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总司令、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1946年6月任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1948年5月任国防部长，次年3月任行政院长，5月辞职，8月去台湾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理事长、“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任委员等职。1987年10月在台北病逝。
出版社：珠海出版社
1979年3月11日，台北厦门街何应钦公馆。
这天，是何应钦90岁的生日，何公馆门前车水马龙，前来祝贺的人络绎不绝。
上午10点刚过，蒋经国在“总统府”向何应钦颁发了当局的最高奖赏——国光勋章。授勋典礼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举行了盛大的祝寿茶会。台湾党、政、军最高长官全体参加了祝寿茶会，蒋经国亲自主持茶会并致词。茶会上，蒋对何应钦执晚辈礼，向他赠送了寿轴，并且还在何所藏书画选《云龙契合集》上题词“松柏不凋于寒”，向他贺寿。
何应钦红光满面，精神很好，他一再对来宾们表示谢意。在蒋经国给他颁发勋章后，何即席讲了几句话：“老朽已是无用之人，90岁的生日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经国先生在百忙之中来看我，还为我授勋，我实在担当不起。谢谢蒋总统！”
90岁的老人，思路如此清晰，讲话言简意赅，人们报以热烈鼓掌声。
祝寿活动结束后，何应钦又坚持亲自把蒋经国送到车旁，向他一再表示感谢。
随后，何应钦在人们的簇拥下，回到寓所。
客人们一个个离去，屋子里静了下来。何应钦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静静地休息。时间过得真快啊，算算来台湾已是30年了。每当何应钦想起在大陆的那些叱咤风云的往事，他就会陷于深深的沉思之中。
何应钦骂宋美龄：“你一个妇道人家懂得个什么！”
何应钦官至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是蒋介石跟前红得发紫的人物。他在大陆几十年的政治生涯里，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其中之一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何力主发兵讨张，与宋美龄闹得不可开交。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拘捕了正在西安督师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这天清晨，南京城内的何应钦刚刚起床，便得到部下送来的紧急情报：张学良在西安兵变，蒋委员长下落不明。
何应钦时任军政部长、陆军总司令，他是国民党要员中最早得知这一消息的。
何应钦看到情报后的第一个反应是目瞪口呆、语无伦次，一个劲地问：“消息可靠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何毕竟是经过风雨的人，他很快就平静下来。
简单地梳洗完毕，何应钦让人请来了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国民党政治会议委员吴稚晖和军政部副部长熊斌。三人在何应钦家里分析扣蒋后可能发生的全国形势，以及应该采取的对策。
商议的结果是，对外暂时封锁消息，然后以军事需要为由，严格新闻检查，切断南京与西安的一切通讯和交通联系，使西安的报纸到不了南京，模糊西安事变的真相。
当天晚上，何应钦又在家里开会，进一步核实消息，商讨是否出兵西安，伐张勤蒋。参加会议的有戴季陶、朱培德、陈公博、李烈钧、叶楚伧等人。何应钦在会上慷慨陈词，力主讨伐张、杨。
何应钦的主张遭到了李烈钧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保证蒋委员长的安全，而不是出兵西安。后来，又有人提出来，如果出兵，军队归谁指挥。于是，有人说应该归何应钦指挥，有人说应该是程潜，还有人认为应该是冯玉祥。吵了将近两个小时，又有人提出这只是个碰头会，形成不了决议，应该到中央党部召开紧急会议才是。
于是，何应钦赶快下发通知，召开紧急会议。
在中央党部的会议上，何应钦才让人们传阅了张、杨向全国的通电全文。张、杨在通电中提出了八大主张，这八大主张说得十分明白，扣蒋是为了抗日，而且保证蒋介石的安全。这样一来，主张和平解决的人态度坚定起来，他们认为张学良并没加害委员长的意思，张学良、杨虎城的八大主张，国民政府应该快作答复。
而何应钦态度强硬，坚决主张出兵：“张、杨劫持最高统帅，目无党纪国法，已是叛逆行为，不讨伐不足以伸张法纪。”
会上，各人发表自己的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谁也拿不出一套既可救蒋脱险，又能扭转局势的办法。会议从12日深夜开到次日凌晨3时，最后主战派的意见占了上风，初步决定，将张学良撤职查办，出兵西安，军队归何应钦指挥。
会议一散，何应钦立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通电全国，撤销张学良、杨虎城的一切职务。随即布置军队，准备征伐张、杨。
次日晨，天刚蒙蒙亮，宋美龄乘飞机从上海赶到了南京。当她得知何应钦调兵遣将，准备讨伐西安时，破口大骂：“何敬之不是个东西！”
下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又在中央党部召开联席会议，对如何处理西安事变做最后决断。宋美龄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支持何应钦的人叫嚷不休，力主出兵。而主张谈判的人有了宋美龄撑腰，以蒋介石的安全为由，坚决反对出兵。
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宋美龄害怕蒋介石丢了命，一再央求何应钦说：“张、杨目前只是要求抗日，别无他求，我们可以暂时答应他们的要求，何必非要大动干戈，把委员长往死路上逼。即使要讨伐，也要等救出委员长后再动手，此时切不可轻举妄动。”
可是何应钦的态度坚决：“为了维护政府威信，只有讨伐，别无选择。”
宋美龄见何应钦如此不近情理，大声问：“你要出兵西安，究竟是安的什么心？”
何应钦闻听此言，气急败坏，失声骂道：“你一个妇道人家懂得个什么，只知道救丈夫！国家的事，你不要管！”宋美龄还从没见谁这样对她说话的，当下就哭闹起来：“你这样做，太辜负蒋先生了！”边哭边低声骂道：“以后我要你这个姓何的瞧瞧，到底是女人家懂得什么，还是你这个臭男人懂得什么！”
12月14日，端纳带着宋美龄、孔祥熙的秘密使命飞抵西安，会见了蒋介石，并向蒋递交了宋美龄的亲笔信。宋美龄在信中意味深长地写了一句“南京城内戏中有戏”，建议蒋下令何应钦停战。
就在端纳到西安的第三天，何应钦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宣布了“讨逆令”，明令讨伐张、杨。何自任“讨逆军”总司令，指使中央军开进潼关，向华阴挺进，直逼西安，并派飞机轰炸了渭南和赤水车站。
18日上午，蒋鼎文由西安飞抵南京，向何应钦出示了蒋介石停战手谕。何应钦这才罢手。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调停，西安上空云开雾散，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
不少人认为，西安事变中，何应钦力主出兵讨伐张、杨，是想逼蒋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仔细分析，其实不然。以何应钦的资历与他当时所处的地位，不管蒋介石生死如何，他都不可能代蒋。这一点，何应钦应该很清楚。何力主出兵的目的，恐怕还是想对西安形成军事压力，逼张放蒋。
26日中午，蒋介石飞返南京，何应钦率员到机场欢迎，蒋介石对他特别表示亲切。次日，南京举行了20万人参加的“庆祝蒋委员长返京大会”，蒋介石又让何应钦代表自己在大会上致答谢词，这应该说是蒋给予何应钦的殊荣。事后，蒋介石在各种场合都说到，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张学良之所以礼送他回南京，都是因为何应钦的讨伐和施加军事压力的结果。这也就是说，何应钦的讨伐给了蒋介石的面子和一个很好下的台阶。
至于何应钦与宋美龄发生的一些不愉快，随着西安事变的解决，时过境迁，两人也都表现了各自的大度与宽容。
小林躬身呈递投降书时，何应钦竟站起来还礼
何应钦政治生涯中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让他主持了日本侵略军的投降仪式。
1945年9月8日上午，南京明故宫机场挤满了来自各界代表，他们举着小旗，高喊口号，个个兴高采烈。
12点刚过，银白色的“美龄号”双引擎座机，在九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临南京。
几分钟后，专机降落。机舱门打开，一身戎装的何应钦微笑着信步走下飞机。
机场上顿时万人欢呼。人们含着热泪，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欢庆和平的到来。“打倒小日本！血债血还！”“和平万岁！中国万岁！”
不少人嗓子已经哑了，还在那里高喊着口号。此时此刻，人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宣泄埋藏在心底八年之久的情感。
看着这场景，何应钦百感交集。想当年，受蒋介石重托，与日军谈判，在北平城里签订“何梅协议”，遭世人痛骂，几乎是夹着尾巴溜回南京；后来，参与了台儿庄战役的决策，又指挥了上高会战、第二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总算为自己挽回了一点面子。这次到南京，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军投降，也许是老蒋为了当年代他背黑锅所作的补偿吧。
想到这里，何应钦脸上的笑意更浓。
何应钦下飞机后，在第一战区空军司令孙桐岗的陪同下，乘车径赴设在南京中央军校内的中国陆军总部指挥所。
何应钦一到住地后，马上着手布置第二天的受降仪式。
由谁来主持这次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蒋介石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当时不少人建议，受降仪式大典应由蒋介石来主持。理由是，蒋是国民政府的委员长，也是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他主持这个仪式责无旁贷。
蒋介石再三考虑后，没有同意，而决定由何应钦代表他来南京主持。
为什么让何应钦来南京，蒋出于四点考虑：
第一，代表日本投降的冈村宁次，军阶只是大将，并非日军最高首脑。而自己身为中国统帅、特级上将，主持受降，会有失身份；
第二，何应钦是中国战区陆军司令，一级上将，职务与军阶与冈村宁次相似，外交上对等；
第三，在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即提出对日军要不念旧恶“以德报怨”，而何应钦对此理解最深。何与冈村宁次是老朋友，在办理有关投降交接事务时，比较方便。
第四，让何应钦主持受降仪式，可为他重树九一八以来对日妥协、代己受过的形象。
基于以上几点，蒋决定由何应钦主持这次全世界都非常关注的受降大典。
8月9日，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在中央军校举行。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
9时整，身着一级上将军装的何应钦与盟军代表依次入席。接着，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小林浅太郎中将、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之中将、今井武夫少将走了进来。
曾在中国领土上烧杀奸抢、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今天终于低下了头。他们走到端坐在受降台正中的何应钦面前，鞠躬行礼，表示谢罪。
按照事先与盟军代表拟定的程序，投降大典上，日方投降代表先后要向何应钦行三次礼：即到达会场时行一次礼；小林代表冈村宁次向何应钦呈递投降书时行一次礼；冈村等人退场时再行一次。
可是，当小林向何应钦躬身呈递投降书时，何应钦竟站起来还礼。何应钦的举动，使在场的盟军代表、中国军官及中外记者瞠目结舌。
何当时是故意而为之，还是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还礼，这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不仅仅是还礼之事做得太不应该，早在这之前，何应钦还派人到冈村住的地方，告诉冈村，在受降大典时可以带军刀，也可以不带军刀。如果是要带军刀必须在礼堂内当众缴呈给何应钦。
日本军人将军刀视为自己的灵魂，有的人宁死不缴刀。冈村听说后，对何应钦的关照心存感激，在投降仪式上当然就不会带上军刀了。
全中国人民都等待着、期盼着，他们想看一看日本侵略军头子冈村，在受降仪式上，是怎样低头认罪，向中国人民缴上自己的军刀，举手投降。
然而，他们失望了。投降仪式上，并没有出现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投降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上午，何应钦正在办公室接听电话，秘书送来了当天的报纸。报纸上有篇文章对何应钦头天向日本降将小林的还礼一事颇有微词。何应钦看得很仔细，看后，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就把报纸放到了一边。“刚才接到好几家报馆的电话，都是想约时间采访您，我说您很忙，没有时间接受采访。”秘书在一旁轻声说道。“你做得对，以后凡是记者要采访，一概不接受。”“是。”秘书应了一声便退了出去。“慢。”何应钦似乎想起了什么，又朝秘书叮嘱了一句，“对记者的电话要客气一些，告诉他们，等我有了时间，再约他们来坐坐。”“明白了。”秘书在门口转身回答后，退出办公室，轻轻将门掩上了。
在主持日军投降大典之后，何应钦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方针，尽可能地少刺激日本战犯和战俘，以便能拉拢日本政界。如日俘回国，按照盟军惯例，每俘只能携带15公斤的行李。可是何应钦主动提出增至50公斤。最后，由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干预，才减为30公斤。当时从上海上船的日俘，除武器外，什么东西都可以带，包括从中国战场上掠夺的无数金银财宝、古董文物。对此，当时的舆论界也有不少议论。
对如何惩治这些在中国土地上犯下滔天罪行的刽子手，何应钦也一再主张宽大，对他们不按国际法处置。头号战犯冈村宁次竟成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全部侵华日军中，只有145人被处死刑，400余人判徒刑。
在何应钦的宽容下，制裁日军战犯就这样走了过场。
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6月何应钦被任命为联合国安理会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赴美前他专门给刚上台的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打了一通电话，在电话中他对白崇禧说：“冈村对共产党很有研究，对他要宽大处理，我们以后对付共产党，他是很有用的人物。”在何应钦的庇护下，1949年1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宣判，冈村宁次无条件释放。
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时，何又不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与抗议，将冈村送上了逃往美国的轮船。冈村宁次在何应钦等人的保护下，逃脱了历史的惩罚。据说，冈村在上船时，私下请前来送行的人向何应钦转告对他的谢意。
不甘寂寞的何应钦仍对蒋介石忠心耿耿
1949年，随着蒋家王朝在大陆被推翻，何应钦怀着一颗苦涩的心，来到了台湾。
何应钦一直是国民党军界中的要人，到台湾后，他以为还会继任以前的官职。但是，出乎他的意料，没过多久，在1952年国民党改造运动中，他被排挤出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何因此十分伤感。后来，蒋介石新设置了一个“中央评议委员会”，意在安置这些失势的国民党高级官员。何应钦在“中央评议委员会”中，得到了一个评议委员的虚衔。
何应钦被蒋介石打入了冷宫，可是过不了多久，他又频频在公开场所露面，还在报纸上屡屡发表文章，极力吹捧蒋介石。私下里，他也常常劝慰那些政治上失意的同僚：“我们已是老朽了，总有一天会退下来，蒋先生的励志改革，让那些青年才俊走上前台，是对头的，我们应该真心实意地拥护。”
何应钦并没有因大权旁落而怨天尤人，他不甘寂寞，频频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何应钦在世时，台湾共召开了六次“国民大会”，一次临时会议，每次大会，何都应蒋介石之召出席会议并出任主席团主席，为维护蒋家统治效尽犬马之力。
1955年5月，何应钦收到一封海外来信，信中说“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一个约150人的代表团，在美国的麦金诺岛开完会以后，将应邀赴日本、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访问。这个“重整运动”对台湾的状况很感兴趣，希望何应钦能够与台湾当局联系，当个介绍人，邀请他们顺道访问台湾。
原来，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为遏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发展，发起所谓“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他们认为，反共已成为世界问题，必须以道德来武装人类，抵制共产主义的“污染”。何应钦对这一运动十分感兴趣，他认为这一运动与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相吻合，用它可以消除共产主义对台湾的影响。现听说这一组织有意访台，他非常高兴，马上游说蒋介石，力邀代表团访问台湾。蒋介石同意了何应钦的请求。这个代表团访问台湾后，在台湾很快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
在这之后，何应钦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率团频频出访西欧、北欧和菲律宾等国，加紧与世界反共势力联系。政治上失势、军事上失权的何应钦，又从“道德重整”中寻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
国民党去台之初，为了打破在国际上日益孤立的地位，蒋介石制定了以依附美国为基础，争取日本支持的“外交”策略。二次大战中，中国是战胜国，日本是战败国，当时二次大战结束没有几年，国民党与日本的关系还十分微妙。谁能担负起与日本开展“外交”的重任，何应钦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何早年曾留学日本，与日本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千丝万缕的联系，蒋介石决定要何应钦以私人名义，出访日本。
这天，蒋介石让秘书给何应钦打了个电话，请何来“总统府”坐坐，说是有要事商量。何应钦放下电话，激动了好一会儿。自己如今是个闲人，“蒋总统”有什么事情要找自己商量呢？第二天，何应钦精心打扮了一番，米黄色的西服，鲜红的领带，头发梳得发亮，精神抖擞地来到“总统府”，等候老蒋召见。
很快，蒋介石身穿藏青色的长袍走进了会客厅。见到何应钦，蒋表现出少有的亲热，他紧紧握住何的手，询问了他近来的生活情况。落座以后，蒋介石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何，希望他通过私人关系，架起台湾与日本政府联系的桥梁。这对何应钦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我一定按照总统的指示去做。”他一口答应下来。
何应钦果然没有辜负老蒋的期望，五六十年代他偕夫人多次访问日本，用相当多的精力从事蒋介石交代的对日“外交”政策，深得老蒋的赞赏。
1964年，台湾进行第四届“总统”选举。众所周知，“总统”非蒋介石莫属，但“副总统”因陈诚的去世，其继任人就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蒋介石早已明确，要提拔“新进”，并已内定严家淦为“副总统”。但为了摆出所谓民主的姿态，蒋介石把何应钦等人推上了前台。在“总统”选举前，蒋介石授意中央通讯社刊发了张群、何应钦、孙科、严家淦等四张照片备用。何应钦虽然明知自己是陪衬，但对蒋介石没有忘记他这匹伏枥老骥，仍心存感激。他拿着刊有他们四人照片的报纸仔细看了半天说：“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时刻听从蒋总统的安排，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干；应该让年轻人做的事情，就让年轻去干吧。”
1975年蒋介石在台北病逝，何应钦十分悲痛。跟随蒋介石干了几十年，如今国民党孤悬海外，老蒋丢下弄臣老将，独自撒手西去。由此，何想到了自己。想着，想着，他不禁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晚年的何应钦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学习，他把兴趣集中到对三民主义的研究上。他经常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上，评议形势，在国民党各种重要的纪念日和公共场所发表演说，宣传三民主义。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解决祖国统一的新方针，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台湾当局把中共和平统一祖国的善意当做是“统战阴谋”，抛出了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1981年，国民党十二大通过了《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正式明确为国民党的政治纲领。
为了贯彻国民党十二大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何应钦主持和发起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他发起召开的这次研讨会，意在抵制当时中共提出的“台湾回归祖国”的大政方针，同时也是想抑制当时在台湾刮起的“台湾独立”和“两个中国”之风。
1982年8月，何应钦在台北空军活动中心召开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发起筹备会。这个组织，自然得到了台湾当局的支持。10月22日，该组织在台北阳明山中华文化堂内，举行了成立大会。何应钦、陈果夫、谷正纲、蒋彦士等31人组成了主席团。何应钦任主席。
为了扩大这个大同盟的影响，何应钦在台北中山公园的广场上，主持了一个万人升旗仪式，这个活动盛况空前，当时的“行政院长”孙运璇及台北各机关首脑都应邀前往助兴。台湾各大小新闻传媒，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
这可能是何应钦来台后，最为得意和风光的一次活动。
何氏养生三大秘诀：修养、生活和医药
何应钦一生宦海沉浮，但家庭生活十分幸福。
1917年，他与当时贵州军阀王文华的妹妹王文湘结为伉俪。王文湘比何应钦小8岁，知书达理，温柔贤惠，操持家政，侍奉何应钦，成为何日后荣辱坎坷的忠实伴侣。王文湘终生无出，曾有人劝何应钦纳妾，生儿育女，续接何家的香火，被何怒斥一顿。几十年过去了，夫妻恩爱如初。何应钦的弟弟见兄长没有孩子，便将自己的女儿丽珠过继给了何应钦。何应钦夫妇将丽珠看作比亲生女儿还要亲，嘘寒问暖，悉心抚育。何丽珠自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被派往美国“领事馆”工作，后来因何应钦夫妇年事日高，便申请回台，照顾父母。何丽珠与丈夫蒋友光在离何应钦寓所不远的地方，买了一栋房子，只要一有时间，便来陪伴父母，节假日更是带着孩子前往。一家人其乐融融，何应钦夫妇享尽了天伦之乐。
王文湘来台后，身体一直不好。1952年即被医生诊断为乳腺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无法手术。王文湘病重期间，何应钦亲奉汤水，侍应于左右，并每年送王到日本治疗。王文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每个礼拜天的上午，必在家里举行聚会，习经讲道，即使是病重亦不肯缺席。王文湘生性开朗，自知得了癌症，来日无多，但她能够在精神上自我放松，与病魔进行斗争。再加上何应钦和女儿的悉心照顾，她多活了20多年，于1978年4月病逝，终年82岁。
老妻的离去，使得何应钦非常悲伤。虽然妻子一直身体不好，他思想上也早已有所准备，夫妻两人相依相靠，由大陆到台湾，携手度过几十年风雨人生。如今妻子撒手先去，一种孤独感便油然而生。那天上午，他把女儿叫到书房，就像朋友一样，向女儿娓娓讲述了他与妻子多年来相濡以沫的恩爱故事。说着说着，何应钦又流下了伤心的泪水。“爸爸，人死是自然规律，妈妈已是高寿而终，您应该宽心。现在我们在您身旁，会好好地侍候您老人家的。您还得多多保重身体啊。”何丽珠轻言细语安慰着何应钦。
女儿何丽珠非常孝顺父亲，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为了便于何丽珠及秘书、侍从照顾何，台湾当局“国防部”在厦门街专门建了一栋三层楼的别墅，给何使用。何丽珠和丈夫很快搬过来，陪伴父亲。一家人热热闹闹，何应钦很快就从悲伤与孤独中走出，恢复了常态。何应钦身体一直很好，他的健康长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一次，台湾健康长寿会请何应钦去介绍养生之道，何高兴前往。他在大会上，介绍了自己的养生秘诀。“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从我个人的心得与体会来说，我认为有三点非常重要，这就是修养、生活和医药。”“我是一个基督徒，遵照上帝的旨意，人应当宽忍为怀。《中庸》里有一句话，叫做‘大德必得其寿’，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人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只有用温和、慈良、宽宏、厚重、缄默来克服心中的猛厉、残忍、褊狭、轻薄、浮躁，才能做到心直虑正。久而久之，人的心理就会始终处于轻松向上的状态。这对身体健康是十分有利的。”“第二，就是生活要有规律。我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休息，从不打乱。这种生活习惯，是我年轻出外读书时就养成的。我不嗜烟酒，不暴饮暴食，就是在战争年代，无特殊情况绝不熬夜。”“除生活有规律之外还要适当运动。我从小就喜欢各种体育运动，球类、田径我都很喜欢。到台湾后，我的爱好改为‘三打一跳’。即：打桥牌，打高尔夫球，打猎和跳舞。后来年纪大了，不能打猎了，高尔夫球也打不动了，我就以散步为主。出外旅游，能步行时，我就不坐车，以活动筋骨。”“第三，要相信医生。人生了病，就要抓紧治疗，而不要讳疾忌医。我的夫人王文湘身体一直不好，她之所以能够多活20年，靠的就是现代化的医疗手段。所以我只要感到不舒服，就会马上到医院看病检查，及时治疗。”
会上，何应钦用轻松幽默的语言，大量的事例，介绍了自己的养生心得。他的讲话，得到了台下人们的阵阵掌声。
到台湾后，何应钦政治上不得意，但他并没有因此把自己禁锢在深宅大院里，而是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活跃自己的思想，这大约也是何应钦健康长寿的另一种原因吧。1965年5月30日，台北何氏宗亲会成立，前来祝贺的人非常多。台湾当局规定，现役军人不得加入宗亲会之类的民间社团组织，何应钦为终生军籍，故不能参加何氏宗亲会，众人皆以为憾。但他作为何氏一门尊者，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致贺词。
何应钦除了被何氏宗亲视为荣耀外，更是贵州旅台同乡会的骄傲。何应钦一生小心谨慎，不敢对同乡们有过多的关照，但到了晚年，同乡会的重大活动，他时有参加。每年何应钦生日时，同乡们就要设宴祝贺，如果何应钦实在推谢不了的，他必一再叮嘱操办之人，要节约，不能铺张。他参加宴会时，必自带酒水，以减轻同乡会的负担。宴会上，何是长者尊者，但他从不摆架子，用贵州话叙说家乡掌故和有趣开心的故事。这些，深得同乡们的敬重。
1985年11月3日，贵州同乡会新的会馆启用，这一天，96岁高龄的何应钦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一活动并剪彩。剪彩完毕，同乡们争相与他照相。何应钦端坐在太师椅上，开心地笑着，让人摆布，也不推辞。
随着年岁增高，何应钦思乡怀旧之情与日俱增。他很喜欢在家里接待一些贵州同乡来访，每当这个时候，他会兴致勃勃地谈起故乡，谈起他儿时的趣事，仿佛又回到天真的童年时代。祖国大陆实行开放政策后，只要有人去贵州，他总是拜托他们回台湾时，不要忘记带回家乡的土特产。有人从贵州探亲回来，他必定要向他们打听大陆亲属们的情况。
春去秋来，转眼何应钦已是快100岁的高龄了，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常常独自一人待在书房里，望着墙上的《泥凼风景图》长久出神，喃喃自语。这幅画是著名画家张大千根据何应钦向他描述贵州老家兴义县泥凼镇的风景，凭想象画出来的。何应钦十分喜爱这幅画。看着画中家乡那参差的房舍、崎岖参差的羊肠小道，不觉心驰神往，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就如这幅图画一般在眼前打开，他仿佛觉得自己已回到了故乡……
何应钦出生于贵州兴义县（现为市）城南约42公里的泥凼镇。他出生时的何氏旧居，至今仍较好地保存着。当地政府还拨出专款，对何氏祖茔进行了修葺。一次，一位兴义小同乡回大陆省亲，返台时，带来了一本家乡人赠送的兴义市及泥凼镇的彩色影集，他还带话说：“乡亲们欢迎何将军回故乡走一走，看一看。”
何应钦一辈子反共，直至老年。家乡人民带来的照片，他看到了。传过来的话，他也听到了。但遗憾的是他把这些信息，都当做是“中共的统战阴谋”。
尽管如此，何应钦无时无刻思念着家乡的山山水水，渴望见到故乡亲人。年愈高，情愈切。
他时常把家乡人民带来的照片，拿出来翻看。照片的泥凼街，是那样熟悉，又是那样陌生。看到泥凼石林，他就想起童年与伙伴们在那里嬉戏玩耍的情景。看到大山中那羊肠小道，他就想到当年只身一人，踩着这条小道，离开泥凼，到兴义考县立高小。他就是从这条小道，走出泥凼，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每每想到此，何应钦就会陷于深深的思乡怀旧之中。但这种人之常情与他头脑里顽固的政治观念相矛盾。晚年何应钦的思想，一直在这种矛盾斗争中苦苦煎熬着。何应钦95岁时，当局专门为他成立了“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拨出专款为他出版了丛书12册。
何对女儿何丽珠说：“先总统时代，蒋公给予我的最大荣誉是抗战结束后在南京主持了受降大典；而来台后，经国先生给予我的最大荣宠是参加了我的90和95寿诞祝贺。我这一辈子，得到了常人没有得到的东西，也应该满足了。”
何应钦就是靠这，冲淡着自己的思乡之苦。
1986年4月的一天，何应钦在与友人打桥牌时，突感不适，马上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医生诊断为轻度中风。
1987年初，何应钦的身体日渐衰弱，“荣民总医院”用尽了最好的药物和一流的医疗设备，尽可能延续他的生命。女儿何丽珠以及何的侄儿侄女们，在医院轮流守护，希望他能活过100岁。
10月20日上午，何应钦的血压突然下降，医生进行了全力抢救。延至21日上午7点30分，终因心脏衰竭而停止了呼吸，时年98岁。
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向有“福将”之称，他的死也算是“寿终正寝”了。
第二章 揭开历史的面纱
抗战名将孙立人为何会从“台湾王牌”变囚徒？
黄埔系眼中的“杂牌”
上个世纪40年代末，经过三年内战，国民党军队惨败后退守台湾。60年来，台湾当局之所以能够在台湾坚持，固然有很多因素，而1949年冬守住金门、阻挡解放军渡过厦金海峡，这无疑是其他因素存在的先决条件。孙立人当时虽然没有参加这场战役，但经他亲手训练的部队却在这次战役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国民党撤往台湾初期（1947—1949），孙立人曾经先后担任陆军训练司令、台湾防卫司令、台湾防卫总司令、陆军副总司令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要职。他在清华大学是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对于建构防卫工程非常在行。在担任台湾防卫总司令期间，经过他的努力，台湾沿岸的防御工事体系很快就建立起来。
孙立人一直努力向蒋介石表示忠诚。1949年，当蒋家逃难到台湾的时候，蒋介石见到孙的第一句话就是：“台湾安全吗？”孙回答：“有我在，绝对安全。”
即便如此，得到的依旧是蒋介石的不信任与排挤。蒋不断调换他的职务，削弱他的兵权。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其一，孙不是黄埔学生出身；其二，也是最致命的，是因为美国人喜欢孙立人，经常直接与孙立人打交道。
假“共谍”释兵权
在退守台湾之后，蒋介石认为，在部队中和社会上有太多“共谍”渗透，他下令在各地尤其是部队展开肃清“共谍”的工作。蒋经国秉持父命，领导整个情治与政工系统积极推动。当年，到处流传有“隔墙有耳”、“匪谍就在你身边”等语。所以，以“共谍”的名义来抓人，是“戡乱”时期情治系统办案最容易不过的方法。
1950年蒋介石“复出”后，立即重新进行人事安排，将孙立人明升暗降，让他担任陆军总司令。他担任陆军总司令期间，只负训练之责，既没有指挥权，也没有人事权。即便这样，孙还是很卖力地尽责。然而，从这一年开始，孙周围的许多亲信开始被清理，其罪名都是“共谍”。
蒋介石对孙的第一次打压是逮捕孙所领导的女干部。孙的英文秘书黄正及其姊黄珏，这一对姊妹花第一批因“共谍”罪在6月被捕，被关了十年。
紧接着是对孙的第二次打压。孙立人设法将原国民党新一军散落在大陆的部将接到台湾。这些人当中，有享有“东方蒙哥马利”之称的李鸿，以及陈鸣人、彭克立等人。李鸿由大陆到台湾后，由孙立人陪同去见蒋介石。见面时，蒋介石表示有意要李鸿担任陆军官校校长。没想到，才过了两三个月，李不但没有当上校长，反而以“共谍”罪被逮捕入狱，一关就是25年。其妻马贞一也受连累入狱，在狱中生下儿子李定安。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从1949年到1950年，台湾当局对孙立人的态度有很大转变：1949年，蒋家政权的命运依赖台湾，台湾的防卫依赖孙立人；而到了1950年，蒋家政权在台湾的地位相对稳固下来，孙立人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蒋介石便开始解决孙的问题了。为什么会这样？据推测，孙立人由于个性耿直，时常为公事与重要官员（如蒋经国）、重要将领（如周至柔）公开争吵，对核心人物（如彭孟缉）不假辞色，而他本人又受美国青睐，这对蒋介石在台湾重新构建权力核心形成了威胁。
因此，蒋一面将孙升任陆军总司令，使其有责无权；一面将他的一些重要部下陆续送进监狱，而且都以同样的名义——“共谍”。这也是蒋介石多年来解决异己的基本方法。
而孙立人为人处世的原则一直是本着“诚”与“拙”。这一点，在《孙立人言论选集》中尤其可以看出。孙立人一直强调做人要脚踏实地、要诚恳，不要有小聪明。他可能做到了“诚”与“拙”，但“诚”、“拙”是否管用呢？蒋介石对他“信”吗？从上述两批人的被捕可见一斑。
力主“诚”、“拙”的孙立人，眼见自己千方百计从大陆带到台湾来的亲密战友、得力助手连遭秘密逮捕，音讯全无，自己却无法代为申冤，并没有激烈地反抗，仍旧认真做自己分内的事。同时，继续与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国民党高级官员与将领，就相关议题公开争吵。在旁人看，孙立人能做事但是不贴心；从蒋家看来，敢当面争吵似表示有反意；孙立人自己也向美国人吐苦水，甚至流露出表示要采取激烈行动。孙的这种态度，进一步促使台湾当局“解决”孙立人。经过重组的情治与政工系统，以“共谍”罪名来对付孙立人的部下，几乎无往不利。
当时，只要“孙系”军人一有风吹草动，情治人员一定马上报告上级。在这种情形下，第三次整肃孙立人部下的行动，于1955年展开。
稀里糊涂成了“叛乱”主谋
在1955年受到整肃的人当中，有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曾受到孙立人高度赏识与重用的少校郭廷亮。1944年，国民党新一军在一次反攻缅北的战役中，郭廷亮身受重伤，孙立人知道之后，立即派遣飞机，将郭载回后方医院急救。郭廷亮一直认为：他的命是孙立人救回来的。在孙立人的部队里，他一直表现很好。郭廷亮到台之后，由于身体壮硕，动作利落，为人豪迈，担任第四军官训练班示范营的营长，并且获准住在训练班正对面的诚正新村。当时的他，一心希望能够支持与拥护孙立人，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孙立人心直口快，想到什么，就直说什么，因此得罪了一些国民党重要人物，其中有汤恩伯、黄杰、蒋经国、彭孟缉。1949年以后，蒋经国与彭孟缉都是扶摇直上的人物。特别是蒋经国，更是如此。孙担任陆军总司令期间，常常为了争取陆军的利益，与曾经希望与其结为拜把兄弟的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当众“争吵”。蒋经国来拜年，他也不见。由于孙立人这些冲犯的行为，再加上他的旧部对孙1954年未能担任参谋总长表示不满，在私下相互联系，违反了不能自行集会结社的命令，1955年5月25日开始，包括郭廷亮在内的孙立人旧属受到第三波的整肃，并在8月牵动到孙本人。
5月25日，郭廷亮被捕，受到刑讯逼供。后来在他的案卷中发现，5月27日至6月1日仅五天之中就有九封自白书及询问笔录。郭廷亮在要求平反的《陈情书》中提到，他连续十天受到刑讯，无法睡眠或休息。又根据1955年监察院五人调查小组的调查日记中提到，郭廷亮在自白书上签字时，竟然连“郭”字都不会写！他们由此判断：在签字时已经意识模糊的郭廷亮，很显然遭到了严厉的刑讯。另外还发现，郭在5月25日到6月底这段时间的口供，和7月14日以后的有很大不同。也就是说，7月14日之前，郭拒不承认是“共谍”。7月14日，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献策，改用劝服软攻，搬出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先对郭予以肯定，再进一步说服，又经过大约21天，郭廷亮才终于承认为“共谍”。
郭廷亮承认“共谍”并写下自白书后，黄伯度携案卷至孙立人的官邸，交与孙阅读。孙立人知道其中有诈，态度仍旧强硬。后来黄伯度通过原副总司令贾幼慧及孙的侄子孙克刚等转达高层（其实是蒋经国等人）坚决要整顿孙立人旧属的立场。言明若孙再不主动辞职，必将株连更广。孙立人眼见已无转圜可能，乃于8月3日写信给蒋介石，表示引咎辞职。蒋介石于8月20日批准，并将孙交由国防部随时查考，以观后效。发布当天，随即又命令陈诚等人成立九人调查委员会，查明真相。
经过42天的调查，九人委员会于10月8日将《调查报告》呈给蒋介石。10月20日，当局正式公布，郭廷亮的罪行为“利用其与孙立人亲近之地位，资为掩护”，尤其是“利用孙立人所赋予，联络第四军官训练班毕业学员之任务，藉作号召，以展开其为匪作兵运之活动”；并称此种行动已经触犯《惩治叛乱条例》“以暴动窃据国土，颠覆政府，并已着手实行”。报告意在昭告天下：当局不得不准许孙立人下台，因为确有坚实的证据，证明其有叛乱的嫌疑；而蒋介石还是宽大为怀，不予追究，仅派人看守孙的住处，随时查考而已。两个月后，即1955年12月，蒋介石还曾召见孙立人，并询问其近况，以及读些什么书。孙表示近来常阅读《曾胡治兵语录》，特别是《曾文正公家书》。蒋表示赞同。
从1956年开始，孙立人被迫在台中市向上路的住所开始了长达三十几年的幽居生活。孙立人外出，由国防部派车，国防部军情局派人做司机。另外还加派一部吉普车跟随。孙家里面，有副官常年驻扎把守；围墙之外，有军事情报局加盖的一栋三层楼的指挥中心，居高临下，随时监视孙家的一举一动；其大门对面，据说也有一幢用做监视的房屋。孙立人外出，要由副官向上申请；出国则不被允许。
黯然走完33年囚徒生涯
1990年11月19日孙立人在台中荣民总医院去世，享年90岁。弥留之际，嘴巴还念着：“我是冤枉的！”
孙立人去世后，李登辉会同“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在11月27日颁发旌忠状。12月7日，在举行告别式上，李登辉会同郝柏村颁示褒扬令，并以军礼进行了国葬。这算是台湾当局对孙立人的最后一个“交代”。
当孙立人的丧礼在台中殡仪馆举行时，郭廷亮自绿岛返台参加，并率领昔年弟兄祭拜。
孙立人去世之后，郭廷亮积极推动平反活动，从而使警总保安处处长胡世明，不得不派人紧密跟踪郭廷亮。在郭氏每次返台之后，即予严密监控。1991年11月16日上午，为了吊祭孙立人，郭廷亮自绿岛返台，由警总接机。11时25分，郭廷亮自台北搭第109次复兴号至中坜。在中坜火车站，12时15分，火车开始滑行约30公尺时，郭氏突然被发现掉落在月台的第七、八车厢之间。经紧急送医，辗转进入省立桃园医院，当天凌晨又转往台北荣民总医院，数天后死亡。法医、检察官以“交通事故”、“跳车身亡”为由宣告结案。
谋杀赵尚志元凶解放后获特赦 揭开英雄头颅之谜
赵尚志烈士在梧桐河殉国后，直接策划杀害赵尚志烈士的田井久二郎和东城政雄在日本投降后曾被苏联红军逮捕，辗转到苏联赤塔囚禁。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将两人引渡给中国，他们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多年后，均于一九六三年被中国政府特赦送回日本。
一九九四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见证：日军忏悔录》，其中有东城政雄的文章《我参加了谋杀赵尚志将军》，这是他在回到日本后写出的。在文章里，他明确写道“赵将军的头颅，后来被埋到新京市内的护国般若寺里”。“我在伪满当警察官的整整十年期间内，不知不觉地丧失了全部人性而变成‘东洋鬼子’，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无数罪行。”“我参加谋杀赵将军这件事，不仅仅是对将军一个人，而且是对当时东三省的三千万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使他们因为失去了抗日斗争的领导人而沉浸于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之中。实际上，这是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抹不掉的罪行。由于我的罪行，使东北人民抗日运动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胜利大大地推迟了。越想这件事，我越感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被列入日本战犯名单（收监号码三五三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使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重量
……
借用这首韩瀚描写张志新烈士的小诗，祭奠一个身首异处，头颅被寻找多年，桀骜不驯，集匪气杀伐气于一身的悲剧主角——赵尚志。从他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看，他是那么瘦小，坐在人们簇拥的中间，如一个孩子，只有一米六二。你怀疑在深山老林，短小如他为何有那样的魅力，令那些同样桀骜的人叩首心折。
天寒地冻，大雪弥望。
记忆深处的赵尚志的舞台就该是这种氛围。那是独有的和英雄绝配的风雪中的肃杀和冷凝。还有狗皮帽子，脸上是永远抹不平的刀痕和沟壑。这是东北，是流民和背井离乡，是采金人、罪犯和土匪胡子混合的地域。东北的黑土向来匪气十足，而冲淡了别的柔弱，二人转的放浪，民风的强悍，喝酒的冲与方言的冲，是一种地域的沉淀和心理的品性。
这是赵尚志无法逃脱的荒寒的氛围，不只自然也兼精神。在人们的心里，赵尚志的骨头是一个被悲剧的汁液浸满的人。在党内有人把他看作土匪和流氓无产者，身上有许多的毛病。因之，赵尚志被开除党籍两次，最后的一次是永远剔除出党，在他死后四十年才又恢复党籍。在当代人的心中，赵尚志是通过李娜的《嫂子颂》走到我们面前的。我也曾想追寻嫂子的原型。也许嫂子是电视剧的虚构，但我想在那些把国耻看成自己耻辱的普通中国人里，一定有很多的嫂子那样的人存在，嫂子的大脚和小手，虽然，赵尚志一辈子没有结婚成家。
嫂子嫂子
借你一双小手捧一把黑土 先把敌人埋掉
嫂子嫂子
借你一对大脚踩一溜山道 再把我们送好
嫂子嫂子
借你一副身板挡一挡太阳 我们好打胜仗
噢 憨憨的嫂子 亲亲的嫂子 我们用鲜血供奉你
噢 黑黑的嫂子 噢 黑黑的嫂子 黑黑的你
在《周保中将军游击日记》里，特别是看到马老太太这个没有留下完整名字的女人的时候，我想到了那令人落泪的歌词：黑黑的嫂子，把敌人埋掉的黑土大脚和身板。后来在阅读其他抗联资料时，像嫂子一样的马老太太的面影才渐渐变得清晰，变得立体。
抗联四军军长李延禄最早在宁安县拉队伍时，马老太太就成了抗属，陆续将三个儿子都送进了四军和五军。后来日本人攻进屯子，将屯子烧成一片白地，马老太太无家可归，自己也毅然地加入了二路军，和儿子们一起行军作战。这时马老太太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一九三七年冬，二路军主力在日寇围逼下破围西出，马老太太随着在五军当团长和营长的大儿子、二儿子一同西上，小儿子则留下来守护密营，同时保护随抗联队伍一同西上的一个山林队首领的女人。所谓山林队，说白了就是土匪。为了联合抗日，不让这支土匪队伍投敌，周保中和首领约好，让他带队伍和抗联的人一同突围，抗联则另派人留在原地保护他的押寨夫人。若有半点差池，抗联自会按破坏统一战线罪论处，枪毙。
大军西行之后，日军在千里长途中极尽围追堵截。抗联的队伍恶战连绵，马老太太的二儿子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哥哥的队伍和同在队伍中的母亲，予敌阻击，牺牲在母亲的呼唤里。在这次战斗中，抗联的军人也和随军西上的山林队断了联络，而这时留在山里的马老太太的三儿子也同样陷入了敌之重围，与外界隔断了联系。
日本人天天搜山，扔下传单说周保中的二路军已全军覆没。三儿子和受他保护的匪首的押寨夫人独处一个山洞里，自忖不能脱身，彼此说了实话，原来这押寨夫人竟是匪首抢来的，一直想逃，都没有逃得出去。三儿子在长久的等待之后不见大军回还，以为抗联的人真的不会再回来了，就想带着押寨夫人逃回故乡去。逃跑并不顺利，但两人却产生了感情，做了夫妻，就像苏联的一部小说《第四十一个》写的一样。他们没想到的是大军却在这时回到了营地里，更没想到的是匪首并没有死，也回到了原地，来寻他的押寨夫人。
这时的压寨夫人已有了身孕，凸起的腹部像纸包不住的火。匪首大怒，拔出枪要二路军执行自己的纪律，不然他就要翻脸，跑日本人那边去。这时，马老太太的大儿子马团长不待报告，就对三弟执行了纪律。等到周保中赶到，马老太太的三儿子已倒在了哥哥的枪下。在随后的日子里，马老太太的大儿子马团长，也在一次向南突围的战斗中殉国；不多久，这位马老太太自己，年近七十的老人，也在儿子牺牲的同一场战斗中奋勇扑向敌人的狙击线，壮烈地倒在了黑土上。
周保中是赵尚志的战友，在尚志第二次被开除党籍后，他成为周保中的副手。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周保中来到战后的长春，即向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提出寻找杨靖宇、赵尚志、陈翰章头颅的要求。
可是，当苏军对所有可能隐匿安放杨靖宇、赵尚志头颅的地下室、军用仓库、秘密档案室一一搜索后，并没有找到这几位烈士的头颅。一九四八年三月初，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占领的长春医学院的一间地下室里发现了三个大玻璃瓶子，其中有抗联将领杨靖宇、陈翰章的头颅，但赵尚志的头颅仍杳无踪迹。
死在宵小之手
应该说赵尚志是死在汉奸宵小手里的。有些大英雄，能在两军对垒的沙场上，与旗鼓相当的对手一分高低，死得其所，也没有多少怨悔。但是也有一些大英雄却死在目不识丁的村夫丘八之手，如赵尚志，一旦留之青史，既为英雄悲，又为英雄叹。作为黄埔四期的学生，不要求赵尚志儒将风采，“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但也许是性格悲剧，他身上的匪气最后被小毛贼利用，哀哉惜哉。
今天我们回忆赵尚志之死，不得不为赵尚志那卓越的军事天才，因历史没给他提供了一个宽阔的舞台而黯然。大英雄只能在“螺丝壳里做道场”，连闪展腾挪的余地也没有，委屈吗？人们形容文人是千古文章未尽才，对赵尚志这员武将来说呢？那稀薄的雪夜黎明，赵尚志死在黑枪之下，没来得及把他的抱负恣肆张扬地展现到极致。多少遗恨和呐喊，多少谋略和鲜血，都在最后的大幕降落时，蓦然塌下，惊起周遭小人的狂欢，而傲然立起的则是一尊在林海雪原里玲珑剔透的悲剧英雄雕像吧！
作为一个大英雄，赵尚志的对手是关东军的将佐。他曾攻城掠寨，奇计迭出，让关东军发出“小小满洲国，大大赵尚志”的慨叹；即使是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对赵尚志也不得不肃然起敬。本该是一场战争，本该是高手间的对决，却演变为一次背后的黑枪事件。这里的悲怆，有几人能体味赵尚志心底慷慨赴死的悲哀。我们设想让赵尚志于百万军中，督师与敌人征杀，联营数百里，鼙鼓动天地，那又该是如何畅快淋漓的一幕呢？
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发布了所谓1483号命令，称“拟于本年末彻底消灭残匪”。作为该命令附件的《昭和十四年度关东军治安肃正计划要纲》，强调“统一集中日、满军警各机关力量，彻底消灭在三江省……匪患”，“特别对于捕杀匪首，须全力以赴”。四月十四日，伪治安部发布《康德六年度治安肃正要纲》。内中说“在本期的讨伐，特别以捕杀匪首为主要目标，对捕杀匪首的部队和个人，由日本军及满洲国军发给巨额奖金”。此《要纲》的附表中开列六十名所谓“根据匪情综合断判列出的有力匪首”，第二名即是赵尚志，悬赏金额一万元（第一名为杨靖宇，悬赏金额一万元）。
不料，一九四一年末，赵尚志率小部队从苏联回来，刚在鹤立、汤原北部地区开展活动，情况就被敌人侦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二十天左右，兴山伪警察署，其头目署长田井久二郎警佐、特务主任东城政雄警尉，谋划以汉奸特务打入赵尚志内部，把他引诱到警察势力范围内，伺机使他负伤并加以逮捕。
一九四二年一月上旬，敌人决定按计划在兴山伪警察署所属的特务中，选出对这一工作“有决死行动”的人伪装成收山货的老客潜入赵部。结果汉奸刘德山被选中。刘德山，当年四十二岁，猎手出身，因枪法好，别人送给他一个绰号“刘炮”。
一月十五日，刘德山秉承田井久二郎授意，伪装成收山货的老客窜入鹤立县北部山区。十数日后，谙熟山路，狡黠奸诈的刘德山终于在汤原北部老白山附近的姜把头“趟子房”，寻觅到了赵尚志所率小部队。赵尚志对刘的突然出现十分警觉。因为经过几个月在山中的活动，赵尚志深知，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东北地区的形势已十分紧张，日伪当局特别是日本关东军对小兴安岭山区、黑龙江岸控制得十分严密，一般人是很难进山的。刘德山为说明进山的目的编造说，他是梧桐河金矿局的人，有两匹马在驮粮时跑丢了，矿上让他进山找马，若找不到，就抓几只鹿，弄几张皮子回去……赵尚志听到刘花言巧语，感到他行迹可疑。可是，事情十分凑巧，跟随赵尚志的原三军的一个团长姜立新与刘德山早年在一面坡相识。经过姜的说合，赵尚志解除了对刘的疑惑，在缺乏严格审查的情况下，将刘吸收入队伍。
二月初，伪兴山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却未能按事先的约定接到刘德山递出的情报。刘德山怕频繁进出会使赵尚志生疑，所以虽几次急欲将情报送出，都不得不作罢。而田井久二郎以为刘被杀死或工作失败，于是又派出二号汉奸张锡蔚再进山，执行同样的任务。张锡蔚常在山里帮人背山货，实际以此作掩护从事特务活动，外号叫“张小背”，正当三十四岁的壮年。
二月八日午后四时，张锡蔚在梧桐河北方四十公里处的姜把头“趟子房”找到了赵尚志所率小部队。开始时，赵尚志对张的出现即表示怀疑，认为他是密探，要枪毙他。当刘德山看到来人是同伙，便极为诡诈地对赵尚志说：“他是我唯一的亲友，由于我没能及时回去，他很挂念，是来探听我的。”赵尚志见刘这样说，便把枪收了回去。随之，这个特务也混到赵尚志所率小部队中来。此后，刘、张两名汉奸一直潜伏在赵尚志身边。
当晚六时，汉奸刘德山开始按计划向梧桐河方向引诱赵尚志，他向赵尚志“献策”说：“梧桐河警察分驻所警备力量缺乏，现在正是袭击的好机会。”赵尚志听后，对刘的提议未置可否。晚饭后，赵尚志经过考虑，作出决定：十二日拂晓，袭击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和警备队，并作了具体战斗部署。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二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日，凌晨。北方大地，朔风凛冽，寒气逼人。自赵尚志率小部队向梧桐河方向移动后，刘德山为伺机谋杀赵尚志就一直跟在他身边。当他们来到吕家菜园子时，走在赵尚志前面的刘德山认为时机已到，便诡秘地对大家说：“这里离分驻所不远啦，咱们到菜园子屋里暖和一下吧。”又说，“你们先去，我去解手（小便）。”说罢，他转身行至赵尚志身后，举起步枪便向赵射击。由于近在咫尺，赵尚志后腰下部中弹，立仆在地。此时，赵尚志对眼前突发的一切十分清醒，他立刻意识到刘德山原来是汉奸，强忍剧痛，镇定如初，操起手枪便向正朝战士王永孝开枪的刘德山打去。赵尚志是久经沙场的神枪手，当时刘德山的头、腹部各中一弹，当即毙命。
自枪声响后，走在后面的姜立新急忙跑上前来，夜色朦胧中依然可见赵尚志腹部血流如注，鲜血浸透了衣裤。赵尚志自知难以继续行动，便命令姜立新迅速离开。跟随赵尚志多年的姜立新此时此刻万分懊悔，当初为何替刘说情！但一切都晚了。他急忙把赵尚志背进吕家菜园子小屋里，吕家菜园子主人见来人身着军装，负有重伤，十分恐惧。赵尚志忙向主人解释说自己是抗联的，吕家主人稍释惊恐，女主人还在炕上用温暖的手捂着赵尚志的被冻得冰凉的手。这时，赵尚志再次命令姜立新迅速离开。
刚从吕家菜园子附近与刘德山分手的特务张锡蔚，听到后面响起了枪声，急忙跑至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他一踏进分驻所大门便冲岗哨喊：“谁的岗？刘炮与赵尚志打起来了。”
二时四十分，“讨伐队”在特务张锡蔚引领下出发，奔向现场，将吕家菜园子包围起来。接着，便是一场战斗。对于这场战斗，敌人曾作过这样描述：“因积雪尺余，‘讨伐队’行动不便，遂于距赵部房舍四百米附近潜伏下来，监视赵部动静，在潜伏中，很快被‘匪团’发觉，于是散开应战。为了切断‘赵匪’的去路，派分驻所所长以下五名迂回后方，交战经历约十五分钟，‘匪部’枪声熄灭。”
之后，敌人派人下山叫来两张爬犁，将身负重伤的赵尚志、王永孝及特务刘德山的尸体拉到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附近的一个工棚子里。赵尚志从昏迷中醒来，看着赶爬犁的丁春生说：“只成想死在千军万马中，没想到死在刘炮手里。”丁用白面袋子将赵的伤口稍作包扎。由于赵尚志所受是贯通伤，子弹从背后右下部打进，斜从小腹与跨间穿出，血流不止，伤势十分严重。敌人为了了解抗联活动机密，得到口供，但鉴于赵尚志身负重伤，无法行动，就地对他进行了突击审讯。
当日本人和伪警察拿饭给赵尚志吃时，赵尚志怒斥道：“我不吃你们满洲国的饭！”他一看见日本人和伪警察官就怒不可遏，咬牙痛骂：“你们离我远点，我闻你们腥。”
赵尚志见王永孝不时呼喊叫痛，便说：“你叫唤就不疼了？你叫唤还不得死吗？要有小子骨气。”赵尚志对自己所受重伤带来的苦痛却不出一声呻吟，他狠狠地瞪着审讯他的日本人和汉奸。
关于对赵尚志的审讯，资料有如下记载：
赵尚志受致命重伤，仅生存八个小时，于此期间，对审讯之满人警察官称：‘我是赵尚志。’‘你们和我不同样是中国人吗？你们却成为卖国贼，该杀！’‘我死不足惜，今将逝去，还有何可问？’
除发泄等言语之外，缄口不言，一直睨视审讯官，置刀枪痛苦于不顾。
赵尚志受伤后仅活八个小时，十二日晨九时左右，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三十四岁。
赵尚志的悲剧在于他不是死在日本人之手，而是毁在汉奸宵小之股掌，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在民族危亡时候，是汉奸，是我们民族中的痼疾和有些人孱弱和投机的文化人格，使赵尚志的生命归于悲剧和苍凉。你不知道是该祭奠赵尚志，还是该祭奠无可奈何的悲剧性的场面，又一例汉奸在抗战的历史进程里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创伤。
念旧和落泪的汉奸
该怎样叙述赵尚志殉国后的一幕？在写实性小说《林海雪原》里出现过的匪首谢文东、李华堂先前曾与赵尚志一起抗日，后来附敌，做起了汉奸。也许是他们残存在内心里一种对故人和英雄的愧疚，他们面对着赵尚志是怎样的心绪，我们不好还原了，但我们却惊异于这样的细节。
赵尚志殉国后，日本人并不认识赵，就分别将谢文东与李华堂接来辨认。当时，谢文东披着大衣走过来，围观的人群给他闪开一条道。爬犁上的赵尚志遗体已经冻得变形，胡子眉毛全是白白的霜雪，眼珠子冻成了两个白冰球往外鼓着，头发冻得粘在爬犁上，脖子歪向一边。一个警察怕谢文东看不清晰，用脚咚咚踢了赵的脑袋几下，想让他正过来，结果一绺头发都扯掉了，赵尚志的脸也没转过来。没想到这几脚，把谢文东给踢火了。他眼珠子一瞪，伸手把那家伙推了个跟头：“妈了×的，你没长手啊！”
人堆一下子静了下来。谢文东阴着脸走到爬犁跟前，弯下腰去仔细看了看赵的尸首。直起腰时，叹口气说：“赶紧给他准备口好棺材，别让他在这冰天雪地里露着。听见没？”
他拍了拍粘在裤脚上的雪，走到那两个陪他来的日本军官面前说：“没错，是赵尚志。”
当时正在佳木斯做叁江公寓经理的李华堂，日本人也要他来认一认，那个死者是否是赵尚志。李华堂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曾是赵尚志的追随者和崇拜者。在一间冰冷的房子里，李华堂一眼就认出了面前的死者是他曾矢志追随多年的赵尚志。尽管旁边有不少日本人跟着，他还是哭了，大声喊道：“司令，你也这么着了吗？你也这么着了吗？”
控制不住情绪的李华堂大哭号啕，被日本人强拉出去。
赵尚志死了，李华堂活着吗？赵尚志再也听不到李华堂的哭泣，这哭泣里表达了怎样深蕴的内涵？我想人性的凸显和对自己的看不起，以及对赵尚志的崇仰都在这哭泣里了。赵尚志死了，虽死犹生。李华堂活着，只是僵尸和腐肉而已。这一点无疑李华堂和谢文东是最清楚的，他们已在自己的举动里供奉起英雄，以残存的人性为赵尚志祭奠。
失踪的头颅
在最初接触赵尚志时，就知道一个细节。赵尚志的头颅被日本人用木锯割下，尸体在冰冻的松花江砸开一个圆洞塞下，而头颅后来葬在哪里？还是被日本人运回日本本土？都一直语焉不详。
关于头颅，我想起了鲁迅的《铸剑》。对先生的小说，我个人认为写得最好的是《铸剑》。特别是复仇的头颅在沸水鼎镬里撕咬的场面，真是写得惊心动魄。那时候我总想到要是赵尚志将军的头颅在鼎镬里，那一定也是怒目圆睁，咬牙切切，对敌人食其肉寝其皮才可。
眉间尺为了给父亲报仇，情愿让义士砍掉自己的头，提头去见国王，并与国王的头在沸腾的鼎里撕咬。义士为了助战也割下自己的头颅，进入鼎中与国王撕咬。三个人头的厮杀，溅起几尺的水花，烫伤了弄臣的脸颊，惊呆了矫情的嫔妃。经过沸水中的长久撕咬，国王和义士、眉间尺的头颅终于尽烂，只剩下三具颅骨和一堆毛发。王后、众妃、武士、老臣、侏儒、太监们为辨寻王头，绞尽了脑汁，仍然徒劳无功。王公大臣们整夜讨论的结果，只能将三个头骨和王的身体放在金棺里落葬。
谈论赵尚志将军头颅保护的第一人非炎虚法师莫属。炎虚和尚法名隆衔，炎虚是他的别号，俗名王福庭，母张氏夫人，因梦伟丈夫手牵黑驴来求寄宿，却又不可。炎虚尚在襁褓中即会喃喃念着“持斋”二字，母亲私下以为异相，于是如其所言，从此茹素。炎虚十一岁时才进入村塾读书，然由于性好静坐冥想，不喜欢与人喧哗，常常为此逃学离家。母亲知情后，也不曾责备他。一九一七年他决心出家，据他说在出家前曾有一番思想斗争，觉得自己已经娶妻生子，孩子尚未成人，三四十年来毫无积蓄，全靠一个小药铺维持生活。如果抛开家庭，妻子的生活怎么维持？但他又想到世间饿死的人太多，亲友死于战争和病疫的也很多。自己已侥幸活到四十多岁，不能再拖下去了，便下定决心斩断俗缘，脱离家庭，后来成为近代天台宗的祖师。
自称“湛山老人”的炎虚法师是中国佛教界盛传的“三虚”——虚云和尚、太虚大师、炎虚法师之一。他于民国初年开始，弘法东北各省，踏遍白山黑水和南北各地，最后渡海香江讲学，缁素受益者甚众，八十九岁于佛声中含笑而寂。
一九二五年九月炎虚应日本僧人水野之邀，赴日本参加东亚佛教联合会。会上日僧水野说：“中日是兄弟之国，日本的文化及佛教都是从中国传来的，中日亲善是日本报答中国的恩情。”炎虚认为日本僧人是说真方卖假药，违背了佛的戒律，会议未终，就称病回国了。
阅读法师的《影尘回忆录》得知，长春般若寺是炎虚法师筹款所修。后来法师从关里青岛湛山寺到般若寺传戒法的时候，日本特务要求他一天写一次报告，甚至有一次还要传法师去问话。在特务机关中信佛人也很多，当时有人对特务机关长说：炎虚法师在中国，在东北都是很有名的法师，如果传他来问话，似乎于面子上不好看，不如派两个人去庙里给他谈一谈。
炎虚法师说比丘戒时，来一日本僧人，就请这日本僧人为尊证。晚上登比丘坛，时间长，日僧坐不住，打哈欠直摇晃，又恐怕给日本人丢脸，硬挺腰板勉强坐着，出堂后还直说好。到了说菩萨戒时，又来一大僧正，武藤顺义，在菩萨戒坛旁边，给他另设一座，像观礼似的。他看一千多新戒，齐起齐跪，规矩严整，仪式隆重，心里很佩服，直夸奖！临走时，要去传戒正范一部，其他还抄去很多。
而赵尚志殉国时候，是炎虚法师第二次到长春般若寺传戒，当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也是个佛教徒，时常到寺里来拜佛，多次拜见炎虚法师，并向法师请教佛法问题。梅津美治郎个子不高，表面上态度和蔼，毫无傲慢之气，而且还给人以谦恭文雅的感觉。但事实上此人却是表里不一，着实是个两脚兽。梅津美治郎的孤僻乖张在日本陆军中非常有名，人们评价：“他简直就是一块石头，在为人上他谨小慎微到无可复加的地步。”
但就是这个人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是他逼迫何应钦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是他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留下了哭声。在他“扫荡”和“讨伐”的口号下，日军对中国的普通的百姓开始了血腥的“三光”政策。梅津美治郎还在东北秘密签署建立了“魔窟”——“七三一”细菌部队，对整个人类，不止中国人，还有苏联人、朝鲜人、蒙古人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投降，是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参加了投降签字仪式，并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梅津美治郎患癌症不治身亡。就是这样一个双面人，既然虔敬礼佛，本该以天下苍生为念，却在侵略战争中尽显了无毒不丈夫的为人。他一向小心谨慎，一生没有留下任何的笔记。但就在他因病身亡的第二天，美国军医在梅津美治郎的枕头下意外地发现了一张纸片，上面写道：幽窗无历日。
这就是这个一生从不记日记的梅津美治郎身后留下的唯一文字，而这几个字到底代表着什么？无人知晓。唐人绝句有“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这是隐者的诗。据《古今诗话》载，这位隐者的来历为人所不知，曾有好事者当面打听他的姓名，他也不答，却写下这首诗。这诗有不知今是何世之意，犹《桃花源记》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意味，梅津美治郎真的是人间的隐士么？
赵尚志将军的头颅是一九四二年的二月由东城政雄和田井从冰封雪裹里的佳木斯，乘一架日本战斗机运往长春的。当时佳木斯的气温是零下四十摄氏度。飞机起飞前，赵尚志的头颅是冰冻着被放进一只特制的小木匣里。飞机在长春机场降落时，东城政雄发现赵尚志冰冻着的头颅开始解冻，赵尚志牺牲时怒目圆睁，被割下头颅后，眼睛依然怒目而视。可是，飞到长春以后，烈士的眼睛已经闭上了，送到伪满军政部后，由于室内温度更高，没有进行防腐处理的头颅已经有血水渗出。
三天后，当伪满军政大臣和一群日本军官亲自查验赵尚志头颅的时候，头颅已经散发出变质的气味。日本人请示关东军总司令部，决定将将军的头颅焚烧灭迹。就在准备焚烧时，炎虚法师及时赶到了，亲自出面请求将赵尚志的头颅让他带走，超度亡灵。
我们知道对待侵略，对待世事，高僧大德的做法是悲智双全的。既有割肉饲鹰，舍身喂虎的大悲心肠，亦有狮吼海潮，杀生取义般的神勇。慈悲是佛门的标志，而面对邪恶，佛门同样有击法鼓，澍法电，与正义共存的先例，多少僧人为抗日募捐，为驱虏奔走，为抗战而呼吁。地藏菩萨在佛前立下大誓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多么撼人心魄。炎虚法师在《影尘回忆录》里却没有记载自己的这一举动，也许在法师看来，这是对残破祖国奉献的绵薄之力，为度脱罪苦六道众生，然后自己才算得道成佛吧！
头颅在哪里？
赵尚志的头颅埋在哪里？炎虚法师没有告诉任何人？英雄的头颅成为一个谜。一九八七年初，寻找赵尚志头颅的事突然有了转机。一位从事战争史研究的日本女学者山崎枝子从日本东京来到黑龙江佳木斯，亲自去梧桐河察看了赵尚志牺牲的地方。山崎枝子是一位对中国友好的学者，在哈尔滨期间，她采访了抗联老战士李敏，李敏向她讲述了赵尚志牺牲和头颅失踪的经过。李敏对山崎枝子说：“能否请您协助找一找赵尚志将军的头颅？我们知道头颅被送到了长春，据说，关东军的医务部门把它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转送到日本。”
山崎枝子从李敏那里了解到：赵尚志烈士在梧桐河殉国后，直接策划杀害赵尚志烈士的田井久二郎和东城政雄在日本投降后曾被苏联红军逮捕，辗转到苏联赤塔囚禁。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将两人引渡给中国，他们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多年后，均于一九六三年被中国政府特赦送回日本。
山崎枝子回到日本后，采访到了谋杀赵尚志的执行者东城政雄。山崎枝子女士写道：东城骑着自行车到车站来接她，他戴一副黑边眼镜，身穿夹克衫和工作裤。虽然已经七十六岁，记忆力却相当好。他严肃地说：我现在深深地反省着自己，策划并实施谋杀赵尚志计划的是我。被中国方面当作重要资料的日方文件里，由于上级机关的人要报成绩，伪造部分不少。我不打算再蒙蔽搪塞了，请您全部用真名，把一切情况都写出来吧。
在写赵尚志将军的时候，我读到了一九九四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见证：日军忏悔录》，其中有东城政雄的文章《我参加了谋杀赵尚志将军》，这是他在回到日本后写出的。在文章里，他明确写道“赵将军的头颅，后来被埋到新京市内的护国般若寺里”。“我在伪满当警察官的整整十年期间内，不知不觉地丧失了全部人性而变成‘东洋鬼子’，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无数罪行。”“我参加谋杀赵将军这件事，不仅仅是对将军一个人，而且是对当时东三省的三千万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使他们因为失去了抗日斗争的领导人而沉浸于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之中。实际上，这是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抹不掉的罪行。由于我的罪行，使东北人民抗日运动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胜利大大地推迟了。越想这件事，我越感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被列入日本战犯名单（收监号码三五三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了六年，那里始终贯彻着人道主义的‘尊重人权’、‘不许打人’、‘积极治病’等基本方针。”“由于这个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胜似亲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地完成了‘由鬼到人’的转变。后来，又把我们全部释放回国了。”“我要在此风烛残年中为反对侵略战争，为日中两国人民的世世代代友好，为日本社会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社会，为日本的进步与改革而奋斗到底！”
也许老人的文字没有文采，但正是朴实和忏悔震撼了我。要知道在日本忏悔，对战争承担责任是多么困难。到过中国的日本军人何止百万，手上有中国人呻吟和妇女孩子绝望眼神的日本军人，绝不止是那些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有良知的日本人。也许，这是一个对很多人都熟悉的对比。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态度，我感到自己有必要再复述。
千秋易过，罪责难逃。在德国柏林市中心繁华区的一块草坪上，竖立着一块牌子，漆黑的底板上书写着几行黄色的大字：“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恐怖之地”，下面是包括奥斯威辛集中营在内的一系列第三帝国时期集中营的名字，它提醒着人们永远不要忘记德国纳粹的罪行。
而在距日本东京不太远的静冈县伊豆半岛的伊豆山上，立有一块“七士之碑”。所谓“七士”是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七名甲级战犯。他们的部分骨灰被盗出，秘密埋葬于此，一九五九年正式立碑。一九七八年，又有人从此处取出少量骨灰，于爱知县幡豆町三根山顶建了“殉国七士墓”。
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认识与担当多么的不同，人们把它归属于不同的文化。西方“罪感文化”主要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约束人的行为，日本“耻感文化”则主要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
德国总理勃兰特凭吊波兰二战受害者纪念碑时，竟然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也未经事先安排而长跪不起！这一历史性的镜头本身便是一座不朽的丰碑！无论从个人境遇还是政党历史来看，勃兰特似乎都用不到下跪忏悔。因为他是纳粹的受害者，而他的社会民主党在二战期间又是纳粹压制和迫害的重点对象。按理来说，他完全可以把所有罪恶都推到纳粹或其他在二战中得意的政党及其继任者头上，强调自己和社民党是受害者。类似情形在我们周围经常能够看到。但他偏不，要代表一个民族去下跪忏悔。显然，他是从这样的角度来推理的：自己既然是一个曾经对全世界、对犹太民族犯过罪孽的民族的现任合法政府的首脑，是这个政府的继承者，就应当为其过去所犯的罪过表示真诚的忏悔。
我们应该为他的形象定格：他跪在那里，潸然泪下，为多少万无辜的生灵，也为自己民族在过去所犯的罪孽。他是跪着的，但无须用仰拍的镜头，都能体现出他的伟岸高大，一个十足的精神上的巨人。跪着的勃兰特使德意志的精神得到了升华，勃兰特向世间展现了他无比高贵的人格魅力。这是一种真诚的忏悔，犹太人、波兰人民、世界人民因而接受了这种真诚的道歉。勃兰特的个人威望不仅没有受到损伤，反而因之使他个人和他的民族垫高了许多。
在“罪感文化”中，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有一种深重的罪恶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也就是说，“罪感文化”中的那个向善的力量是以自发和主动为主的，那迈向善心世界的脚步，无须他人的催促便在灵魂的深处不停地向前迈进着。
相比之下，“耻感文化”的作用方式便有些不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当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拒绝，或者他自己感到被嘲弄了。无论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但这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当事人感觉到有外人在场。”这也就是说，“耻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主要是依靠外部的促醒和推动，因此，它的被动的成分是主要的。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时刻需要有外部的舆论压力才能保持住“恶行所带来的羞耻感”，才会促其小心翼翼地处心向善。相反，如果缺少了外部的压力，“耻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便不会像“罪感文化”中的那样大。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的那样，在“罪感文化”下，常见的社会现象是人们习惯于忏悔。人们通过忏悔来获得灵魂上的罪恶感的解脱，进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和提升。与此相对应，在“罪感文化”中，人们也赞赏勇于承认错误、公开道歉和真诚悔过的行为。二战之后，德国的政府官员面对全世界人的目光，跪倒在犹太人受难碑前的行为，便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和认同。反过来，这种赞赏忏悔的做法，又对主动、自觉、勇敢地承认过错产生出激励作用，从而强化了“罪感文化”的力量。
而“耻感文化”便不同，因为它需要有外人在场，需要外力的启动，这就给人留下了“脱耻”的暗道。其方法就是只要使自己的恶行不让人知道，或者是制止了别人的议论，便感觉不到那种耻辱之感了。
因此，有的人做下了恶事，有了恶行，首先想到的是“千万不能让人知道”，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隐瞒、隐藏、掩盖他所做下的丑行、恶行。“脱耻”的一个方法便是不认事实，对做过的事情百般抵赖，赖掉以后便不以为耻。与德国人相比，在对待二战罪行上，日本人至今也没有痛痛快快地承认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更不为此而感到耻辱，也看不到他们诚心改过的态度。所用的法子就是抵赖、篡改历史，隐瞒历史真相，对别人举出的铁证视而不见。在“耻感文化”社会中历练得精熟之后，便会生出各种各样的招术，主动地来打通和扩大“耻感文化”的另一面，也就是“脱耻”的通道。因为，即使是惯常在“月黑风高夜”杀人越货的“黑老大”，只要他行事机密，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或者即使走漏了风声，也会运用强力“封了口”，那么，在社会生活中他也仍然可以把自己装扮成“道德完人”。
在赵尚志头颅失踪多年以后，东城政雄老人勇敢地站出来，对着媒体说我有罪，并对过去的行为忏悔，这在日本是多么的不易。由“七士之碑”，我还想到一个普通士兵身后立碑的故事，以此来证明东城政雄先生的良知。
在距离东京大约两百公里的埼玉县的一块私人墓地里，静静地竖立着一块墓碑，碑体呈长方形，不事雕琢，黑底白字，碑文翻译如下：
在旧军队服役十二年八个月，其中十年在中国作为陆军下级干部（原宪兵准尉），在天津、北京，山西省临汾、运城，旧满洲东宁等宪兵队勤务，参加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所做的行为，表示深深歉意。
这块碑的碑主叫大泽雄吉。在中国作战期间，他到底做了哪些让他良心不安的事情，他到死都没有告诉任何人。战后，大泽退伍回到故乡以经商为生。他女儿绫子回忆说，大泽常常吐露对天皇、对战争的厌恶，而且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绫子多次追问他在中国的事情，他都含糊其辞。绫子知道的唯一细节是，大泽所在的部队曾经抓来一个中国少年做杂活，一天，这个少年突然把自己的右手砍掉，说是自己干活时不小心误伤的，乞求放他回家。大泽的上司看出破绽，命大泽杀掉这个少年。大泽了解到少年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生病在床，少年如果不回去，母亲必死无疑；如果逃走，被抓回来肯定会被枪毙。万般无奈，少年才想出这个方法。大泽同情少年的遭遇，就去给他说情。但是，这个少年最终的命运如何，大泽还是没有告诉女儿。大泽临终时，拿出一纸写好的碑文交给病床前的绫子，要女儿一定为他竖立这个墓碑，向中国人民谢罪。绫子为了解父亲在中国战场上的表现，四处寻访他的战友，但是，找到的人要么说些当时的生活小事，要么就说当时他们没有直接参加战斗，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就这样，大泽的战争经历始终是一个谜，而且谜底随着他的死去而永远被尘封在地下。但是，从大泽留下的这个碑，我们得到的信息是清晰的，这是一个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记忆的象征。
虽然有了遗嘱，谢罪碑的建造并非一帆风顺，大泽死后，绫子的哥哥继承了家业，他坚决反对建造谢罪碑。为此，绫子向同样收到父亲遗嘱的伯父求助。但是，同样当过宪兵的伯父也说，竖了这样的碑，会被乡邻误以为死者干了多少天大的坏事，这种辱没门风的事情不能干。结果一直到大泽死后十二年，绫子的哥哥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绫子的外甥继承了家业，大泽的遗愿才得以实现。
大泽立起的是石碑，东城政雄立的是文字的碑，石碑也许会漫漶，但大泽的勇气和忏悔后的心灵的安妥会被人记着，东城的文字也许会被焚书者烧掉，但烧不掉的是人心。
还我头来
二〇〇四年五月三十一日，长春市般若寺在内部施工时，发现了一颗无名头骨，并被僧人转埋在了长春市远郊。
二〇〇四年六月二日，赵尚志将军的妹妹等人在长春远郊的一片树林中，找到了头颅的第二掩埋地。
这是否是将军的头颅，岁月沧桑，最有力的实证细节在哪里？人们疑虑，这头颅有点像女性，是那样的小巧，但一个寺院里有女性的头骨似乎有点不合常理。一切都是谜，一切都是未知。
一份鉴定报告出来了：从头颅的特征看，此头颅为男性，死亡年龄在二十八岁至四十岁。从颅骨的颜色、石化程度、风化程度等综合特征观察，其死亡和埋藏时间，估计有几十年历史。在左眼眶下部和左颧骨内侧有硬伤。为死者生前受伤并经几年自我修复所致。在左眼下部、鼻骨左侧，也有一处数毫米直径的近圆形痕迹，可能亦为生前受伤所致。
再一份鉴定出来了：头颅为男性，年龄在三十五岁至四十岁左右；身高一百六十二厘米（误差正负五厘米）；左眼眶下缘中部有一陈旧性骨伤，系生前利器所致，左眼下有陈旧性骨伤修补痕迹；埋藏时间比较长，在数十年间。
所有的鉴定人，均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鉴定的，但结果都与史料记载基本吻合：赵尚志牺牲时三十四岁。一九三二年十月，在一次战斗中左眼眶下被弹片击伤，经过治疗，眼伤治愈，但左颧骨留下三块月牙形伤痕。在伪满档案和东城政雄的交待中，也明确记载赵尚志左眼下方有伤痕。通过量尸体，知道其身高为一百六十二厘米。同时，根据颅骨造型分析形成的电脑复原像，其相貌也得到了赵尚志的胞妹、赵尚志老部下的认可。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颅骨护送到北京，交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检验鉴定。十二月三日和十七日，公安部分别进行了人类学鉴定和颅像重合鉴定。人类学检验报告[（二〇〇四）公物证鉴字七九九四号]结果是：送检颅骨为男性，年龄为三十三至三十四岁，身高为一百六十二厘米。上述结果与档案资料所记载的赵尚志烈士的体质特征相符。送检颅骨所示的骨伤部位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情况相符。
颅像重合检验报告[（二〇〇四）公物证鉴字八三三六号]结果是：经重合检验发现，送检颅骨可检验部分上的标志点和赵尚志烈士照片上的标志点、标志线均能重合在标准范围内，颅骨与照片的形态轮廓曲线一致，曲线的距离（软组织厚度）在正常范围内，符合颅骨与照片出自同一人的条件。
以前读《三国演义》的时候，对书中奇计谋略没有记住多少，但有一个细节却在记忆中烙印般驻留。关公死的时候，阴魂不散，还在空中大叫“还我头来”，很是奇怪一个没有头的人的魂还会号叫呼喊？当曹操打开盒子，看到关羽的首级，笑说了一句：“云长别来无恙！”还没有说完，关公“口开目动，须发眥开”，曹公当场吓晕。
小说自然是小说，但如今赵尚志将军的头颅已经归来，从血肉之躯到一抔白骨，青山有幸，将军何壮。也许这样的联想有点不合时宜。二〇〇七年十月十六日英国《每日电讯报》称，“精美的圆明园失散文物马头铜像将在下月索思比拍卖行秋季拍卖会上被拍卖，预计成交价将达五百万英磅”。
一八四〇年以后，被列强掠走的文物不知凡几，有超过一百六十万件文物被四十七个国家的数十家博物馆“收藏”，还有数百万件在私人“收藏家”手中。
然而这些文物的回归却是一些爱国人士用重金从拍卖市场买下，把它送回国内。国外某些人明明知道“拍卖那些在中国最不幸的时期被盗抢的文物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那些拍卖行的行径与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等的行径何异？再一次把中国人愈合的伤口揭开撒盐。我知道赵尚志狱中受过的刑有一种“披麻戴孝”，用子弹壳在肋骨上刮下一条一条的肉，血肉模糊的时候往伤口上撒盐、缠纱布，等过几天再把结痂粘在肉上的纱布一条条地扯下来，这样反复做。那些拍卖行无疑是当下的“披麻戴孝”，一下一下撕扯着这个民族的肌体。
写到此处，我好像隐约听到将军的头颅在匣中暴跳：不管是牛头、马头、狮头、虎头、猴头凡是被强盗掠夺去了的头颅都得要回来——还我头来！
围绕着赵尚志将军头颅的许多的事情，是那么感人，又那么悲怆，那么心痛；只有一个：悲剧，这个表达是不够的，围绕着这颗不屈头骨的日本人梅津美治郎、东城政雄、炎虚法师等让我们看到与过去不同的另一种人性。东城政雄是应该承担自己的法律的惩罚。也许有人说他是执行命令，天皇不该承担自己的一份吗？但东城政雄承担了属于他的道义的那一份。梅津美治郎是出于对对手的尊重，还是对炎虚法师的尊重？我想这两点都有。那些在赵尚志背后打黑枪的人呢？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肌体内，有着为蝇头小利出卖民族利益的屑小之徒。一个英雄没有死在对垒的刀剑下，而是死在背后的黑枪。而打黑枪的人呢，他猥琐到根本不敢面对赵尚志的眼睛。虽然赵尚志是那么短小，但他身上秉有的正气与威慑，岂是小小的身躯和头颅所包容的。震慑对手的人，是永远烙在对手血液里的。
追寻平型关下的谜团
1937年9月22日深夜至9月25日上午，中国山西省西北角上，那个叫“团城口”的村庄外险要山梁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了父辈的荣誉，抗日名将高桂滋的子女，70年来一直追寻着真相。
高斌是中国抗日名将高桂滋的独生子。“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就被软禁在高公馆——那是高桂滋刚建成还没有来得及搬进去住的住宅，被张学良借去派了这个临时用场，现在这里是陕西省作家协会所在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高桂滋请缨抗战，于7月9日奔赴南口前线，后被任命为第17军军长兼第84师师长。井儿沟、喜峰砦两役，与藤井少将指挥的两个配备精良武器的伪蒙军教导团恶战，俘敌280余名，打死打伤800余人，缴获迫击炮6门、轻重机枪13挺等大量武器装备和120余匹马，藤井仅以身免，被史家称为“平绥线战场仅有的胜利”。9月14日，在广灵火烧岭与日军板垣师团又恶战了一场的高桂滋，按照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命令，仓促赶到平型关北翼的团城口、迷回村一带，在全长约30里的许多山头布防。
中国民众熟知“平型关大捷”，实际上，林彪率领的八路军115师的平型关伏击战，是整个平型关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战役中最惨烈的血雨腥风，笼罩在高桂滋指挥的84师拼死防守的阵地。
高斌回忆，我爸爸率领的84师，是“杂牌军”，当时交给他指挥的李仙洲21师，是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参加平型关战役的晋绥军、陕军、晋军、中央军和八路军有十来万人，其中像我父亲指挥的84师、21师，晋军的73师、独3旅等部队从前方退来，伤亡减员严重，没有得到休整补充；而像晋军郭宗汾的军队从后面开到，并无对日作战经验；口音混杂，装备悬殊，士气和战力差别很大，主军、客军又打算各异，根本来不及上下左右好好沟通……没有办法；日寇不容人有喘息之机，有名的精锐之旅坂垣师团，带着伪蒙军队，正马不停蹄一天几十里急速追来！
临战变卦
汪精卫曾有个一针见血的说法：中国并无真正的“国防”，只有“省防”，至多是“数省联防”。这道出中国面对日寇侵略的一个要害问题：无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还是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哪有什么“全国一盘棋”、“覆巢之下无完卵”的观念，幻想着让自己的地盘侥幸躲过一劫。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山西王”阎锡山也不例外，他利用各种手段和社会关系，企图把日寇祸水引到别处，但日寇沿着平绥线直扑他的地盘，避无可避，只得匆忙调兵遣将抗击。南京中央政府担心日寇攻占山西，长驱直入南下四川，也匆忙调来援军。
1937年8月底，阎锡山把前线总指挥部设于雁门关下一所窑洞，同周恩来、彭德怀会商制定第二战区战役计划，作战方针为“利用山地歼灭敌人”。阎锡山在日寇汹涌而来之际分析：日军欲图晋绥，必先争太原；欲争太原，必先夺大同，于是调集重兵布下迎战阵势。
没想到，日军于9月13日攻占大同，主力板垣师团却打了个“左勾拳”，避实就虚，挥军直指平型关，沿着板垣征四郎在一年前强横地假借“游历五台山”而亲事勘查的路线，要越过平型关天险，抄击雁门关中国军队的后方。阎锡山大同会战计划流产，雁门关一带兵力雄厚而无用武之地，而平型关一带则危如累卵，只好赶紧调兵赶往平型关。
阎锡山原来的构想是：我方11个军、10余万人，放日军进入平型关之后，再封死其退路，在平型关以西、繁峙以东沙河一带开阔地决战，打一个包围战。这一方案风险很大，但若下定决心就这么打，也未必没有胜算。阎锡山自诩这个部署为“口袋阵”，亲召他的嫡系陈长捷、郭宗汾两名军长面授要领，又派高参到平型关、团城口等处，向高桂滋等将领传达。
在关键时刻，前线指挥官却犹豫起来。
前线指挥官是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副总司令是孙楚。孙楚深得杨的信任，杨对之言听计从。正是孙楚，突然对这一放日寇进关、关门围歼的计划产生了怀疑。他首先说服了杨，然后赶到阎锡山那里，力陈这一方略之弊，使阎在大敌当前时临场变卦，决定不放日寇进平型关，改为拒敌于关外。
军情本来瞬息万变，必须根据敌我战况灵活应对，但是这一次改变却实在太仓促。
如果只有晋绥军，守土有责，平型关这一仗阎锡山硬着头皮也得打。可是来了三支客军：八路军115师，高桂滋17军，刘茂恩15军，阎锡山的想法就复杂了。他本想让八路军和高桂滋一起守平型关正面，周恩来、彭德怀提出，这非八路军所长，不如让115师隐蔽集结于日军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后伏击，阎同意了。
我军布防时，虽然并不确知日寇的主攻矛头所向，但根据地形地貌判断，平型关、东西跑池和团城口应是主战场。事实证明，84师防守的团城口，承受了日军最大的进攻压力。
灵丘县与繁峙县交界处内长城上的团城口，东南到平型关直线距离为8公里。团城口以东是一片扇形台地，一条东西向的马车路，穿过团城口直向西南方将近20公里外的繁峙县大营镇。
高斌摊开当年许多战报、电报、官兵回忆录，有的是他从美国的中文、日文史籍中查到的，有的是他在西安工作的妹妹高士洁多年从档案馆、图书馆和政协等单位苦心搜集的。这些资料上，“激战甚烈”、“重伤”、“阵亡”、“全部殉国”、“伤亡殆尽”等字样比比皆是，字里行间弥漫着血火硝烟。
一个争论了70年的问题
9月22日夜11时，日军第五师团21旅团四、五千人配战车尾随我第73师，进逼至平型关前，在平型关前繁（繁峙）代（代县）公路上与高桂滋部王新耀营派出的断路部队遭遇，爆发激战。
进攻84师阵地的是坂垣机械化部队，装备精良，整天炮兵轰击。战前虽然中央给山西拨了国防经费，但这一带事先并未挖设工事，84师官兵进驻后匆忙挖的掩体无法抵挡日军猛烈炮火，石片横飞，加重了我军伤亡。到下午4时，敌军终被击退，吕晓韬一度出击，缴获轻机枪四挺等武器。
23日凌晨5时，晋绥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接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电话命令：“敌以优势兵力攻我平型关阵地，我84师与敌苦战中，已调71师郭宗汾部前往大营布防，35军所属步兵2旅，着用汽车输送至大营附近，增援平型关战斗。”阎并命令傅作义与杨爱源联合指挥平型关战事。
傅作义主张乘日援军未到，我军将预备队投入到团城口方向全线出击，全歼关前日军。原定24日出击，但是郭宗汾称”预备队71师行军疲劳，改为9月25日凌晨出击。傅作义无奈，只好赶快通知八路军总部转告林彪，推迟一天出击——好险，林彪的报务员正要关掉电台出发，他们赶忙派通信员通知已经在行军中的部队。
9月24日是高桂滋的将士打得最惨烈的一天。敌增兵五千余，向平型关东西跑池、团城口及讲堂村各阵地猛攻。炮击甚烈，激战终日，高军伤亡惨重，各处告急，无兵可派。高桂滋急电阎锡山和孙楚请求增援，却没有盼来援军。
阎锡山命令傅作义赴大营附近指挥。傅率幕僚于午夜12时进驻大营附近之河南村后，又得知郭宗汾师“因天雨行动困难”，出击“延后二小时”——作战方案变更，总指挥傅作义竟然不知情！
9月25日凌晨，84师501团2营营长邵春起腿部负伤，被勤务兵救下火线，2006年10月，高龄95岁的老人对前去看望他的高士洁回忆：“我负伤时，阵地上已经没有能作战的人了。”
高桂滋的84师连日血战损失惨重，渐不能支，上午10时左右团城口一带阵地陆续被敌突破。502团代理团长杜文卿在率队强堵阵地突破口时，壮烈牺牲。
郭宗汾71师按再三延迟的方案，应于上午8时抵达攻击位置，由团城口以北出击，但据晋绥军人员回忆录及战报记录：遭到攻占了团城口高桂滋阵地的日军射击，出击受阻！
怪呀，上午10时，高师残兵失守部分山头，怎么郭宗汾8时出击就说遭到高桂滋阵地上日军射击？
这正是后来争论了70年的问题。
五改出击时间
高斌说：傅作义不愧为名将，他极力主张在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尚未赶到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多路出击，全歼关前敌人。奈何，傅作义不是晋军的掌门人。
二战区“爰定于24日出击”，然而，郭宗汾71师却“以出击军行军疲劳之故，变更为25日拂晓前”动手。
对此，高斌百思莫解：高桂滋等不少部队都是从河北、察哈尔一路阻击、千里转移到这里，战斗减员十分严重，两个月来连续作战，没有时间休息整顿，接到命令后，立即构筑简易工事投入了战斗；而郭宗汾部还没有跟日本人交过手呢，又是在山西本乡本土，不说养精蓄锐吧，也是以逸待劳，怎么就“行军疲劳”不能马上上阵？同为晋军将领的陈长捷不是还称赞郭宗汾“该部初次上抗日战场，士气尤锐”吗！
出击时间后来再次推迟。按84师高建白旅长的回忆：出击从24日下午6时，推到晚8时，再推到晚12时，又推到25日凌晨4时，又因雨推到8时以后——“改变五次，结果没有出动一兵一卒”。
当出击时间一再延迟时，在最前线快顶不住的84师高建白旅长等人，逼问晋军202旅旅长陈光斗究竟何时出击，陈拿出一纸命令：“郭载阳（即郭宗汾）转阎长官命令‘无本长官电话命令不得出击’。”
高斌说：“战机稍纵即逝，这推迟一天，对于战争胜负、对高桂滋的部队来讲事关重大！”
而郭宗汾71师战报更称：9月25日，由于高桂滋84师据守的团城口阵地，竟被日寇占领向他们射击，导致71师出击受阻。《抗日战史·太原会战》说：“平型关正面之敌，获援军五千余后，于本（24）日拂晓起，复向我平型关、团城口及讲堂村一带阵地攻击，并以战车队向我东跑池以南冲击，战斗至晚，敌未得逞。”“至25日，我第71师各部队正前进之际，适敌铃木兵团及伪蒙军亦向我84师团城口附近阵地攻击，第84师被迫撤退，敌遂占领团城口、鹞子涧、六郎城一带高地。我第71师，沿公路前进之第404团，于2时许与上述之敌遭遇。”
这里说的是：高的第84师于9月25日在铃木兵团及伪蒙军攻击下“被迫撤退”。时间虽然没有注明，但是说郭宗汾的71师“2时许”与敌遭遇——71师出击是在上午8时以后，可见这里“2时”只能是午后2时。
时任84师营长的邵春起现仍健在，他曾撰文回忆当时的血战，令人惊心动魄：
高桂滋虽然多次向总指挥杨爱源及阎锡山请求增援，他们每次都答应，但始终未见派来一兵一卒。终因伤亡过重，阵地无人固守，于26日沦入敌手。
他说的是，阵地无人固守，9月26日“沦入敌手”。
抨击高桂滋“下令撤退”的将领，以时任晋军61军军长的陈长捷为代表。陈长捷1948年担任天津警备司令，被解放军俘虏，被判为“战犯”关押多年，1959年获特赦。他在回忆录中说：
高部的团城口、鹞子涧、西跑池间阵线，虽不断受敌炮击，守军依托强固阵地，配备稍疏，尚无重大伤亡。由于攻平型关之敌源源北展，高部发生了恐慌。一闻郭军到达大营，更加紧向孙楚呼告不克支持，且直接要求郭军即刻增加前线守御。郭以奉令出击为辞。孙对双方争执，未加明确节制，固知高部意存避敌，以为郭军集结好，一展开出击，便得立解纠纷……由于错觉而怨愤，擅自放弃团城口、鹞子涧、东西跑池各部亦均退迷回村，再缩避于恒山方面，依刘茂恩军，共同保存实力，耍着杂牌军的故态……为了对孙、郭泄愤，故意闪开团城口、鹞子涧险隘，让贸然出击的郭军碰钉子去……
在陈长捷笔下，高桂滋部不仅“无重大伤亡”，只是“发生了恐慌”、“意存避敌”、“耍着杂牌军的故态”，更严重的是，“为了对孙、郭泄愤，故意闪开团城口、鹞子涧险隘，让贸然出击的郭军碰钉子去”。如果说，“擅自放弃”防地还只是为保存自己，故意闪开险隘让郭军“碰钉子”简直就是配合日寇、陷害友军了！对于抗日军人来讲，这实在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指控。
陈长捷这一说法对后世影响甚大，陶纯所著《血色雄关》一书是最突出的一例，用文学手法铺陈渲染，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这一过程。
放弃还是失陷
陈长捷的说法令高斌与高士洁兄妹难以接受。高斌质问：陈长捷率61军一直在远隔200里的后方待命，接到命令驰援平型关，先头部队24日午夜赶到，他凭什么断言高桂滋受敌“猛攻”、“伤亡惨重”是谎言，凭什么指控高桂滋“意存避敌”、“擅自放弃”甚至“故意闪开”险隘，让友军陷入陷阱？
84师是“下令撤退”还是“溃退”？84师阵地是“放弃”还是“失陷”？这两者含义根本不同，正如陕西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郭润宇所说：放弃，是能守不守，为了某种目的故意丢掉；失陷，则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欲守不能，被迫丢失。
笔者大量阅读了当时各方人士，包括在押犯、战地记者、当地村民的上百万字战报、电报、回忆、交代以及各地学者的分析评论，力图重新回到历史现场，从当时的弹雨血火中，厘清真实的脉络。
大量文字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场景是：
从23日到25日，日寇全力攻击团城口一线，高桂滋部队防守30华里诸多山头，伤亡惨重。血战到后来，预备队都顶上了最吃紧的地方，甚至数十名骑兵也被高桂滋作为步兵派上火线。有的山头官兵全部牺牲，层层报上来，高桂滋手里再无兵可派。
高桂滋火急上报前线总指挥杨爱源和副总指挥孙楚，请求增援。杨、孙并不相信这个客军将领的报告——军阀混战了多年的中国，今天握手、明天拔刀，夸大战果和夸大损失都是常态，他们无法验证高桂滋的部队是否真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只是空言鼓励和安慰，说援军即将开来，要他坚持、再坚持。
时任第六集团军秘书长卢宣朗回忆：“第六集团军总部开会研究对策，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也在座，多数认为全线都顶不住。”卢宣朗特别提出由15军抽调两个团兵力增援高桂滋以减轻其压力的建议，但孙楚坚持不派援军，“只能以‘已饬郭军出击’一类的空话，制止高桂滋，不准擅自后退”。
名义上归高桂滋指挥的21师李仙洲也拒绝了其顶头上司要其增援的命令。万般无奈的高桂滋，向就在自己阵地后方待命的预备队郭宗汾和其它友军求援——哪怕只一个团、一个营，也可以解燃眉之急。郭宗汾及其部下陈光斗旅长都拒绝了。
老同盟会员续范亭在《三年不言之言》中充满义愤地记述，阎锡山接到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的报告：“郭师长宗汾作总预备队，违背命令，不肯增援，现在已经耽误了很好的时机一日一夜了，最好阎司令长官亲来督战云云。”阎锡山连夜驰往平型关，当晚在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里，“郭宗汾首先滔滔不绝，花言巧语地报告了一个多钟头，诉说他不肯增援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话就是说‘我们要留些余地，保存些实力，不要把力量用尽了’”！郭宗汾出去以后，杨爱源才把战争情况详细报告了，并说到郭宗汾逃避战争、不肯增援的事实。
高士洁费了很大力量，从劳改局找出时任84师502团三营机枪连连长邱仰岳在监狱里写的材料，详叙该团的战斗情况：杜文卿代团长抢堵突破口时中弹殉国。三营防守团城口左翼，9月25日上午10时，阵地上有战斗力的官兵已经很少，大部非死即伤，因之枪声渐稀。日军趁机蜂拥而至，阵地失陷，所遗伤号，均被日军残杀。高桂滋令21师增援，21师抗命，而晋军派来配合高师作战的一营炮兵，一炮未发，惧怕暴露目标，遭日军炮火回击。
高斌与高士洁都认为：邱仰岳所说的“阵地于25日上午10时失陷”是可信的，与高桂滋致蒋介石电、李仙洲致蒋介石电，及高建白回忆录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说到：“战况进展困难，战斗激烈，25日，旅团终于占领了该地附近的二公里长城线的正面，但同日因优势的敌人切断旅团的后方联络线，并不断增加兵力，所以该旅团陷入被包围的困境。”这里所说的日军占领的“二公里的正面”，应该就是指502团上午10时失陷的阵地。
没有人能助高桂滋一臂之力。高桂滋的部队在强敌一波又一波进攻下，战斗力极度耗损却得不到增援，拼散了，拼光了，拼垮了，首尾难以相顾，上下断了联络，阵地上死伤枕藉、无人再向日寇射出子弹。烈士们死不瞑目，他们怒视着如虎似狼的日寇踏上一个又一个山头。
陈长捷的诸多说法，都被亲历者、目击者的说法所否定。
战地记者秋江如此记载：“在石山上临时挖洞掩体，总是藏了身子，藏不了头。敌人的炮火打不中，往往被石块打倒。”在石山上临时挖洞掩体，怎么是“强固阵地”？秋江所亲耳听到高桂滋讨不到救兵，只好命令部下一个最低限度的战法：“别处给敌人突破，你们不能动，还是死守抵抗，打完了就算你们达到了任务！”也就是说，人在阵地在。
84师高建白旅长叙述：9月23日晋军据守的1886.4高地被敌占领，阎锡山听了大惊，悬赏万元要去夺回。高桂滋部的吕晓韬团长指挥奋勇队，替晋军在炮火连天中夺回这个高地，仍交晋军防守，并未得这笔赏金，晋军给了接收阵地的收据。同样的事情于25日凌晨2时再度发生：晋军又失守了1886.4高地，吕晓韬团长挑选奋勇队再度夺回，奋勇队50余名生还者仅11人。不惜自己牺牲去夺回友军阵地，这是“意存避敌”吗？
陈长捷说高部败退后“缩避于恒山”，更没有根据，9月26日阎锡山还电告蒋介石说：将“17军军部和84师师部繁峙上台村”，将17军的“250旅和251旅（置于）团城口附近”；陈长捷转述说阎锡山认为高桂滋“更为可杀”，毫无旁证，像高桂滋这样既无强硬后台、又实力折损惨重的杂牌军将领，真要犯了军法，让阎锡山觉得“可杀”，正好用来祭旗，“杀一儆百”，阎为何不呈报蒋介石下令惩办？
从阎锡山给中央的电报，也可以旁证陈长捷说法的虚妄。9月24日阎锡山致大本营密电：“特急。南京大本营……灵邱方面之敌，向我平型关、蔡家峪前进阵地进攻，我守兵极力抵抗，是夜敌以大部猛袭平型关阵地，我军奋勇拒敌，肉搏多次，将敌击退，漾晓，敌约一师团，分两路进攻平型关和团城口，战况剧烈，因敌我争夺山头，伤亡奇重，激战至午，卒将敌击退，追击20余里，团城口之敌也于午后四时被我击退。此役我伤团长一，伤亡营长三，士兵约两千……”
当地目击此役的老百姓也留下了记载：“…雨下了整整七天，战斗也整整进行了七天六夜。敌我双方伤亡很大。我军在第一道防线牺牲的最多，牺牲的士兵大都是‘南军’（高桂滋的部队）。战壕里堆满了尸体。当时，我们就在第二道防线村西的坡上趴着，双方打仗看得清清楚楚……尽管我军将士作战英勇，但友军配合支援很差，未能更多地消灭敌人。”
蒋介石的嫡系李仙洲21师当时归高桂滋统率，阵地紧靠高的84师。李仙洲9月25日给蒋的密电，汇报得比较客观：“本午84师伤亡较重，全部溃退，致团城口阵地被敌突破……此间作战不利原因：（一）指挥官能力薄弱。（二）指挥不统一。（三）上下欠联络。（四）友军互不相信，各不相救，致敌各个击破。”
他的说法是84师“溃退”，不是“下令撤退”；时间是“本午”（25日中午）。他分析作战不利原因，更明确地指出：“上下欠联络”和“友军互不相信，各不相救”。
这些说法完全能否定陈长捷流传甚广的不实之词。陈长捷明明不可能目睹高桂滋部队的作战情况，为什么要连高桂滋心里怎么想也说得那么真实呢？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郭润宇分析，“主要是他的军阀派系观念在作怪”，他是晋军，就对晋军颂扬备至，而将责任推到高桂滋的陕军头上。
许多历史学者为什么会忽视大量真实的记录，而被陈长捷并非亲历的“亲历记”轻而易举俘获呢？高士洁分析说：国内历史学者的资料得来不易，资料占有不全面肯定会影响对史实本质的判断；人都有先入为主的弱点，陈长捷的“亲历记”发表以后，许多人以为这就是平型关战役“鲜为人知的内幕”，谁又能想到陈长捷的派性立场扭曲了史实呢？首先受到陈长捷影响的就是全国政协编撰的《晋绥抗战》，为了与陈的说法一致，竟把高建白回忆录中所写的时间改错了！
第三章 第三只眼看世界
从大局看皖南事变
看了电视连续剧《新四军》，深感悲痛，至今犹怨气难平。皖南事变时，我也在解放区，天悬地隔，各在一方，只从新闻报道和内部文件上略知梗概，而未得其详。现在把当时形象搬上屏幕，虽有艺术虚构成分，但大体上未失其概略。有的观众批评这部电视剧有失实之处，但不能说它全部失真。恩格斯有言：向自己犯过的错误学习比任何学习都要来得深刻。皖南事变那次错误实在是我们的老师。
我党我军打了许多大胜仗，所以才有后来的全国性胜利。但也打过几次大败仗。败仗最严重的为红军长征中的湘江之战。八万之众，损军五万，这是我们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大败，左倾机会主义领导和那位德国顾问的瞎指挥实难辞其咎。但是这次大败也没有伤了中国工农红军元气，指挥部都过了湘江。到了遵义，清算了错误军事路线，改组了统帅部，经过艰苦长征，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三万人到达了陕北，保存了革命火种，实在是一次大胜利，是中国革命由败转胜的转折点。还有一次大败仗，是内战时期西路军在祁连山的覆灭，这是我军历史上一次难言之痛。但几位领导干部也都经历千难万险回到延安。唯独皖南事变这一次大败仗损失军部九千人马（逃出极少部分），几位统帅：军长、政委（副军长）、政治部主任、参谋长都全军覆没，这是我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最严重的一次惨败。不是败在民族敌人日寇之手，而是败在所谓“友”军之手，蒋介石凶相毕露，必欲全歼我军而后快，我们的同志钻进蒋方布置好了的战争口袋中，这是我军在整个抗日统一战线中上了一次最大的当。我军为什么犯了这样一次大错，从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呢？今年1月7日是蒋介石围歼新四军事变63周年之日，我们痛定思痛，不妨加以述评，并以悼念先烈。可否总结这样三条：
一，以弱避强，以实击虚。
二，对内统一，对外统战。
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所谓以弱避强，就是根本不应该把新四军军部安置在皖南泾县的云岭。新四军是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留在闽、赣、粤几省边境分散游击作战三年，在抗日战争初期重新聚合起来的十来支游击队数千人。他们在丛林中煎熬了三年，艰苦卓绝，实属不易。经蒋介石同意改编为新四军后，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军部安顿在山明水秀的肥沃之地的泾县云岭，军部从武汉和南昌迁来路过此地时住几天可以，但从此在这里安家落户就太危险了。皖南是国民党军第三战区腹心之地，它的十多万人马十多个师都驻扎在皖南一带，“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何况这个“他人”是一群共产党人，蒋介石岂能任其驻扎不走，顾祝同奉蒋介石之命千方百计逼走新四军。如果论项英错误，最大错误就是不该赖在云岭不走。一住三年，安家立业，坛坛罐罐，越来越多，后勤部门，越来越大，搬家搬不动，到了1940年底蒋介石下了决心消灭新四军，这时新四军军部想走也来不及了。如果早走，向东向北，都大有回旋余地。日寇侵华，兵力不足，除了占领一些大城市外，广大城乡都顾不上，正给我军以大发展之机会。敌占城市我占乡，山山水水稻米香，何处不能打仗，何处不能发展，为什么要挤在皖南那寸金之地，与“友军”天天搞磨擦。新四军兵少枪少，人困马乏，何苦与强敌为邻。应该避而远之。
据说新四军驻兵皖南，党中央也有责任。但项英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东南局书记的封疆大吏，完全有向中央建议和机动指挥之权。所以皖南被歼责任主要应在项英，他有不可推卸之责。尤其是1940年底，蒋介石已杀机毕露，新四军快走还来得及，但项英一次次拖泥带水，总不挪动，致受毁灭之灾。项英是否对抗日统一战线另有想法，这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当时党中央设有三个中央局，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国统区工作均由其指挥。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华中工作均由其指挥，以上两个中央局由于领导得力，均从未出过重大损失。东南局书记项英，祖国东南半壁江山均属之。项英担子很重，他对抗日统一战线独立自主性的复杂性艰巨性估计不足，这大概又和他三年丛林生活，与外界隔绝，又未参加1937年洛川会议，对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精神理解不多可能有关。
江北形势就大不相同。正在新四军军部在东进、北上反复犹豫难于决断之际，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部进入苏南宁、沪、杭地区，与日军战斗，也与蒋军磨擦，独立自主开辟战区，在困难中不断发展，新四军威震江南。1939年逐步派军渡长江向苏北发展，1940年大举过江，与来犯的蒋军顽固派韩德勤部一战，以自己的不断壮大的实力对付虚弱的韩德勤，将其击溃，巩固了苏北根据地。新四军一、二支队的举动向新四军军部作了启示。但军部仍以后勤部队太大太多踏步不前，日益陷入蒋军包围之中，虽然这时中央已多次电催叶项应迅速撤出皖南，但项英总是拖拖拉拉动不了。
这就是皖南的以弱避强而不避和江北部队的以实击虚而得胜的经验。
与此有关，新四军还有一个内部统一和对外统战的问题。
新四军军长叶挺是北伐名将，又是南昌八一起义领导人之一，但在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不公正批评，退出共产党到欧洲去考察了几年，抗日战争前即已回到澳门，1937年回国请缨抗战，蒋介石由于叶挺系非中共党员，企图拉拢他，把新四军变为国民党军，任命他为新四军军长。这时他虽无中共党籍，他到延安，受到盛大欢迎，与毛泽东长谈数次，党中央支持他担任新四军军长。作为东南局书记和军政委身份的项英，中央一再叮咛他搞好与叶挺的关系，但实际上项英对叶挺产生一些难于言说的矛盾。外表上相互尊重，实际上叶挺并无军事决定权。叶挺的军事指挥艺术和丰富经验，未受到重视。二人之间是是非非，恐怕项英要负主要责任。
1939年5月，党中央委托周恩来前往皖南传达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并了解新四军情况。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合法身份穿行于蒋军驻地之间，他这次皖浙之行，捎带探望故家，实为政治活动。他在新四军干部会上指出，新四军发展方向有三原则：一，哪里空虚，我们就向哪里开展游击战。二，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里去，创造新的根据地。三，哪里只有日军伪军，我们就到哪里去。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周恩来指出。新四军地处中国东南，任务重大，愈向敌后，愈能发展，愈深入群众，愈能创造根据地。在与项英单独谈话时，周恩来指出叶是自己的同志，是中央同意他暂时留在党外对党的事业有利，他的非党身份有利于他在蒋军中的统战工作，要尊重他的军事指挥权。
但周恩来的面示，项英并未落实。
项英除了不应该长期驻扎皖南之外，还有一个严重问题是没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新四军军部所在之地全是国民党辖区，新四军已不可能插手进去建立第二政权，这更说明了挤在皖南的错误的严重性。周恩来明确指出新四军要到日军伪军的地方去，意思就是抢占地盘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不同蒋方磨擦，这个意思不知为什么不被项英理解其深意，新四军在云岭—住三年，所有地方官员都是国民党委派，所有粮饷费用，都要依靠第三战区顾祝同发给，自己不能自力更生。蒋介石下令卡住新四军的脖子，不发粮，不发饷，不发枪炮，不发弹药，不发医药，制你于死命。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夺取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只有武装而无政权，武装力量就无法生存。华北和中原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在那里随着我军的进驻，早就建立了许多大小不同的抗日根据地，有了自己的立脚点，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一切走群众路线，人民支持我们，我们站住了脚，什么反动力量我们都不怕了。
而新四军在皖南所占之地，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不成根据地。一切生存费用全靠国民党发给以及一点华侨捐物。大家都佩服项英生活作风很好，艰苦朴素，风餐露宿，但他不能使新四军免于败亡。由此可见懂得战略是治军的首要问题。
同国民党讲抗日统一战线本来就是相对的，在抗日这一点上讲统一，推动它抗日，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但绝不能什么都统一。统一战线的前提就是独立自主的方针，“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凡有日伪之处，我们都可以去打仗，去建立抗日根据地。千万不可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让蒋方把我们统一了过去。各打各的仗，各算各的账。经过了大革命失败和十年内战之后，我们还不了解蒋介石是个什么货色么？别看他在西安事变之后见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笑容可掬，内心里却绞尽脑汁要把共产党一网打尽。这就是蒋介石的统一战线算盘，我们不要当傻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要不断壮大自己，最后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千万不可等闲视之。西北和华北，我军虽也与蒋军为邻，但我军有抗日根据地，我军有政权和群众支持，故我军能发展和壮大。皖南新四军就吃了这个亏。身负东南一方重任的项英同志对这个问题似乎领悟不深，不然他就不会呆在云岭三年之久，看不到自己脚下快要火山爆发。
这就是上面所说教训之二，对内统一，对外统战，内部统一思想，才能对蒋介石讲统一战线。
教训之三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皖南事变，我们惨败了。但是我们从来不说新四军全军覆没，只能说军部覆没（也逃出了少部分人员）。新四军的一部分早已渡过长江，在苏北皖北广拓领土，披荆斩棘。后来新四军大部也渡江北上，新四军还在，新四军这块牌子还在，不但在，而且大肆扩张，成为后来的华东野战军。这首先要归功于党中央的战略领导和陈毅、粟裕、刘少奇以及其他许多领导同志。他们在1939年形势危急之际，一、二支队首先以突然行动，东进苏南，活跃于沪杭之间，然后，渡江作战。以盐城为中心，抗敌扫顽。开疆拓土，声威大震。如果新四军军部早有战略眼光，甩开皖南，不与国民党去挤那尺寸之土，改而向东向北发展，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哪有后来的痛哭之日。
可是天无绝人之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边不亮西边亮，只要领导者意志坚强而又灵活机动，总是有办法的。新四军军部完了，一个新的新四军军部却在苏北建立起来。蒋介石在重庆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叶挺、项英革职查办。但中共中央在延安宣布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重建新四军，军部之下扩大为七个师，从此这个新的新四军就再不受国民党政府的指挥了，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无法无天，南征北战。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共产党这一步棋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这是他在军事上的大败。
蒋介石还有政治上的失败。1940年11月9日，何应钦和白崇禧先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来一个皓电，以上压下的口气，命令新四军和八路军一律移至黄河以北。朱、彭、叶、项回了一个“佳”电，（出自毛泽东手笔）委婉地表达撤军之难，希望新四军只撤到江北。这封“佳”电全是文言，文章很长，文词典雅，以下级对上级的口气既有让步又有不得已的苦衷，入情入理，一切正义之士读了无不动容。当时像我这样的党员干部远在西北，反复读了这封“佳”电，很受教育，认为是篇奇文，一定会在国统区广大中间人士中引起广泛同情。但这封佳电丝毫打动不了那一帮反动派之心，何白二人又来一个“齐”电，仍坚持前令。这一电已是1940年12月8日。蒋介石武力解决之决心已下，调动七个师兵力，准备好了围歼新四军军部。1941年元旦刚过，就大战爆发，围歼奉令北撤的抗日部队于皖南茂林。
写到这里。本想论及事变骤起，军部指挥失当。不分散有序地冲出去，却与强敌死拼，继而自发逃生，伤亡惨重。但由于作者不在现场，现在也众说不一，这里只得略而不谈。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封锁报纸发表事实真相，反而宣布新四军叛变。中共方面也毫不示弱，针锋相对，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发表谈话，以命令口气要对方严惩罪魁祸首，释放叶挺和被俘人员，释放所有政治犯，审判亲日派首领……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不顾国民党禁令发表自己的大字手迹“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向江南死难烈士致哀”。发出最沉痛的悼念和最强烈的抗议！此事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国民党在军事上似乎占了一点便宜（其实它在苏北大败），在政治上却打了一场败仗，大失人心。蒋介石亲口答应以后再不会有剿共军事了。这一事件其实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国共两党关系已由敌大我小，敌上我下，敌强我弱，敌占优势我居劣势的关系，一变而为双方平等谈判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虽然蒋方在军事上仍居于优势地位，但在政治上已处于平等地位了。这同抗日初期已大不相同。那时蒋介石居高临下的架子实在叫人难以忍受。经过几年的磨擦和反磨擦，打击和反击，使蒋介石不能不认识中共是个实难对付的对手，不得不平起平坐了，从此以后，才开始了以后几年不断的谈判。所以皖南事变，我们有所失，也有所得，其失也哀痛，其得也壮伟。再往后我们越发强大，抗战胜利时我军已达百万之众，蒋介石被迫举行重庆谈判，中共已占上风，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到1947年全面内战爆发时，不过三年，蒋方全面崩溃，新中国建立起来。回顾1941年皖南事变蒋介石的趾高气扬，可怜是南柯—梦。
从皖南，看统战。抗日统一战线是伟大战略，坚决执行则战无不胜，拒不执行而左倒右倒，是死路一条。这就是令人难忘的历史教训。
叶挺被蒋介石扣押，监禁五年。1946年经中共方面再三交涉释放出狱，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4月8日乘飞机赴延安，途中飞机失事不幸牺牲，刚获人身自由即遭人生覆灭，命运之惨痛有如此者，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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