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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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全4卷)试读：
文学研究所的第三个“六十年”
刘跃进这几年，文学研究所相继迎来三个“六十年”纪念日，感念之情，油然而生。
2013年，文学研究所建所六十周年。为此，我们主持编辑五部纪念文集：一是访谈录《甲子春秋——我与文学所六十年》，二是资料集《文学研究所所志》，三是《告别一个时代——樊骏先生纪念文集》，四是演讲集《翰苑易知录》，五是在所庆五十周年纪念集《岁月熔金》基础上形成的《岁月熔金二编》。在《岁月熔金二编》序言中，我试图梳理文学研究所的传统，认为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或许可以视为文学研究所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谦虚，是就为人而言，低调做人，和谐共事。刻苦，是就做事而言，焚膏继晷，钻研终身。而实事求是，则是做人做事都必须遵循的准则。正是在这种精神引领下，文学研究所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其一，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发挥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示范作用，这是文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年最基本的经验，也是最重要的特色。其二，遵循学术规律，整合团队力量，夯实学科基础，这是文学研究所在学术界保持较高学术声誉的根本保障。其三，尊重学术个性，鼓励广大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撰写传世之作。其四，贯彻“双百”方针，坚持“二为”方向，遵循“双创”原则，把编选优秀的古今文学读本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来做。
2014年，《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我们又编辑了两部著作：一是《〈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年纪念文汇》，二是《〈文学遗产〉六十年纪事初编》。在《〈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年纪念文汇》序言中，我着重阐发了《文学遗产》创刊以来在三个方面的重要推进：一是更新研究理念，推陈出新，加强对传统文献学、中国文体学，尤其是对文学经典的研究；二是拓展时空维度，海纳百川，将华夏各民族文学纳入中华文学研究的大视野；三是强化综合比较研究，旁罗参证，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媒体文化以及性别文化等不同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引进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将古今文学与中外文学联系起来，将文学艺术与相关学科贯通起来。
2017年，我们又迎来文学研究所的第三个“六十年”，即《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周年。我们一如既往，组织编选三部纪念文集：一是《〈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从已刊发的六千多篇文章中，选录一百余篇，按照文艺理论、比较文学、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五大板块编排，虽不免挂一漏万，但总体上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现六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风貌。需要说明的是，为保持历史原貌，除个别地方略作技术调整外，文字表述一仍其旧；二是《〈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汇》，收录七十多位作者的回忆性文章，记录作者与《文学评论》的渊源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风云际会；三是《〈文学评论〉六十年总目及编后记》，虽为资料汇编，存而不论，但从中依然可以读出很多有趣的信息。王保生先生的《〈文学评论〉编年史稿（1957～2010）》对这些信息多有解读。为此，我们征得作者同意，这次一并列入纪念文丛，希望为学术界提供经过系统整理的资料。
在组织编辑的过程中，我有机会系统地阅读这些文献，收获良多，感慨也很多。就其荦荦大端者而言，我认为，《文学评论》至少有三个重要特色值得关注。
六十年来，密切关注现实，把握时代脉搏，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这是《文学评论》最鲜明的思想品格。《文学评论》的前身是《文学研究》季刊，创刊于1957年。何其芳同志在创刊号《编后记》中强调，《文学研究》“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发表全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结果。许多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都不是依靠短促的无准备的谈论就能很好地解决的，需要有一些人进行持久而辛勤的研究，并展开更为认真而时间也较长的讨论”。《文学研究》非常注重专业性和前沿性：一是研究队伍，是专业的“文学研究工作者”；二是研究对象，是“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三是研究途径，是“持久而辛勤的研究”。
随着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的临近，1958年《文学研究》第4期《编后记》中指出：“要求全国的作者从各个方面来总结我国这伟大的10年来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为体现出文学研究的现实性、战斗性，翌年将《文学研究》更名为《文学评论》，用大部分篇幅刊载对当代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评论文章。即便是古代文学研究，重点讨论的也是如何继承与发展以及古为今用等亟待回答的重要现实问题。
1978年，《文学评论》复刊，依然坚持面向当代的办刊方针。在《致读者》中明确提出：“《文学评论》当前时期的首要工作，就是要从理论上、从总结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和经验上，深入批判‘四人帮’在文艺方面所制造的种种谬论，特别是‘文艺黑线专政’论。”改革开放初期，《文学评论》积极参与拨乱反正工作，总结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积极组织召开座谈会，讨论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并刊登系列评论文章，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鸣锣开道，专辟“新书新作评价”“中篇小说笔谈”“关于当前文艺思潮的笔谈”等栏目。此后，又专辟“新时期文学十年研究”“新时期30年中国文学研究”“台港及海外学人园地”“世界华文文学”等栏目，拓展研究空间。还围绕着“两个崛起”“朦胧诗”“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写作”“网络文学”“莫言研究”等话题，组织专题文章，展开深入讨论，推进当代文学研究，总结中国文学经验。
六十年来，围绕重大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开展积极的思想交锋，始终走在学术的前沿，这是《文学评论》最重要的学术特色。1957年创刊号的《编后记》写道：“我们深信，我们的学术水平，我们这个刊物的质量，都只有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广泛发表各类意见和自由竞赛，然后有可能逐渐提高。在任何学术部门，一家独鸣都是只会带来思想停滞和思想僵化的。”创刊之初，《文学评论》结合文学发展的实际，围绕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典型性格与典型人物、历史剧创作与理论、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以及诗歌格律等基本理论问题展开讨论。
1961年，《文学评论》第3期刊发严家炎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把关注的重点全面引向当代文学创作领域。这场讨论，不仅仅限于研究者之间，创作者也参与其中，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意见。2005年，刘纳发表《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又引发新一轮争论。可惜作者早已离世，不能亲自作答。在纪念柳青一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以及最近召开的“新语境、新方法、新视野下的柳青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个话题一直是学者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可见，这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讨论，其意义已远远超出《创业史》本身，实际上牵涉创作者与研究者、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问题。柳青坚持认为，文学理论研究、美学研究，必须结合艺术创作实践才会有说服力，否则只是纸上谈兵，并无实际意义。此后，由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等话题逐渐引申到文学上的共鸣现象、山水诗和自然美的问题；又由历史剧创作引发关于历史与历史剧的论争。这些话题，时至今日依然有值得讨论的空间。
1978年，《文学评论》复刊第1期刊发毛泽东与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同一期，还刊发王朝闻的《艺术创作有特殊规律》，引发学术界关于艺术规律、形象思维问题的大讨论。《文学评论》持续关注，相继刊发陈涌《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和历史的批评》（《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李衍柱《美的规律与典型化原则》（《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等论文，就这些问题展开深入探索。他们提出的一些论点，今天看来也许已不新鲜，但在当时特定背景下，确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社会-历史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比较文学批评、文体形式批评、印象批评、文化研究等新的研究方法纷至沓来，众声喧哗。《文学评论》为此专辟“外国文艺理论评介”“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笔谈”“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新建设”等专栏，积极开展学术讨论。早在1962年，钱锺书就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通感》（1962年第1期）一文，较早运用心理学方法，比较亚里士多德的《心灵论》与中国的《乐论》，比较唐宋诗词与西方古典诗歌中的通感现象。他指出，把事物的无声的姿态描摹成好像有声音，表示人们在视觉里仿佛获得了听觉的感受，用现代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就是“通感”或“感觉移借”。这些理论的探讨，成为后来文学研究的理论先声。郑敏《解构思维与文化传统》（《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认为解构主义强调歧异的存在是多元的必然，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在差异的运动中，由于变是不可停止的，矛盾成为互补而非绝对对抗。这种理论有其合理性的内涵，可以借此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并引发女权主义思潮，有助于后殖民主义对文化侵略的批判，也有助于后现代主义艺术观对无序、无整体宇宙观的形成和表达。林兴宅《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文艺研究中的运用》（《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较早地从方法论角度论述我国文艺研究、文艺批评的变革过程，认为系统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在于有机整体观念。强调整体性观念，这在今天看来可能已是常识，而在当时，他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讨论文学问题，让人感觉耳目一新。听觉文化与视觉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备受瞩目。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就被介绍到中国，重点分析视觉艺术心理学问题。傅修延《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人是“听觉人”》（《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指出，以拼音文字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对于“图像”非常重视，甚至成为视觉文化的核心概念。相比较而言，以形声文字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听觉形象更加关注。看字听声，“闻声知情”，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明清小说中存在着的“草蛇灰线”的艺术手法，强调艺术结构要有“连”有“断”。这与西方艺术更专注于一以贯之的“连”有所不同。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从近现代的“演说”入手，着重讨论“演说”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别开生面。
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出现了种种畸形和矛盾，打破了上帝创世的神话，打破了理性万能的说法。当人们有意识地发现丑，表现丑，把丑当作美的时候，荒诞便代替了崇高，非理性也就成为一时的审美思潮。蒋孔阳《说丑》（《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一文指出，作为美的对立面，丑，自有其积极意义。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是站在什么立场来写，要表达什么样的审美追求。美与丑，滑稽与崇高，这些曾经的老话题，在审美追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依然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本土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也是持续不断的讨论话题。黄浩的《文学失语症》（《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认为新小说患上了“运动性失语”，“通俗一点讲，就是新小说说话困难”。由此延伸，古代文论也面临着现代转化的难题。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强调我们应当秉承“不薄西方爱东方”的态度，“让这两种话语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为此，《文学评论》编辑部在1997年第1期特设专栏，精心择选四篇论文与一篇报道，引导“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学术讨论。
世纪之交，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问题逐渐引起学界的格外关注。面对中国文论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重大理论问题，文学研究所适时承担院重大课题“新世纪全球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项目，系统回应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文化现实问题，同时，又组织专家按照类别编选“新世纪文论读本”，选录近十年来重要的理论文章。《文学评论》也积极跟进，组织“二十世纪文学回顾”“文学史史学笔谈”“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笔谈”“全球化趋势中的文学与人”“社会文化转型与文艺美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关于文学理论边界的讨论”等栏目，重新审视传统文学思想的价值和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回答人们关切的问题。从这些学术活动中可以看出，文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既要坚持“文以载道”悠久传统，又不能放弃研究者应有的文学立场和人文情怀。钱中文就坚持认为，过度强调文化研究的价值其实是泛化了“文学性”，取缔了文学自主研究和独立的学科价值，一味地关注文学外部研究，最终将导致文学的消亡。站在今天的立场看，这场讨论才刚刚开始，今天学术界热衷讨论的生态美学、比较文化等论题，已向传统文艺学、当代文学批评等领域延伸，影响不可小觑。
六十年来，《文学评论》不拘一格扶持青年学人，确保优秀稿件源源不断，这是《文学评论》最根本的制度保障。从《〈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年纪念文汇》所收文章可以看出，很多青年学者的处女作，就发表在《文学评论》上。我对该书七十多位作者略作统计：30年代出生的有8人，4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各占15人；50年代出生的居多，有30人；70年代出生的5人。这五代人，是目前《文学评论》的主要作者。30年代出生的作者多为新中国成立前期培养起来的，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者，多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研究生，或者是七七、七八、七九“新三届”大学生。而今，这些作者大多年过耳顺，陆陆续续退居二线。在纪念文章作者队伍中，“70后”虽然仅占很小比例，但他们正奋战在科研一线，已经成为《文学评论》的最重要的作者群体，代表着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未来。当然，随着学术环境的变化，很多刊物都面临着潜伏的危机。《文学评论》能否承担起名刊的责任，能否不断激发思想的活跃，能否持续推动学术的进步，都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我们期待着年轻一代学者给予更多的支持。
在历史的长河中，六十年只是短暂的瞬间，可能无足轻重，而在共和国的学术发展史上，文学所的六十年，《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的六十年却在其中占据着独特位置，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在感念前辈学者艰辛创业的同时，更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我们一定要不忘初心，在广大作者和读者的鼓励下，勇于面对现实，积极迎接挑战，在新的世纪，再创辉煌。2017年8月8日写于京城爱吾庐
主编寄语
纪念《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年张炯今年是《文学评论》创刊60周年。为了纪念，编辑部编选了该刊60年来发表过的论文选集，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同志要我和过去当过主编的同志都写篇前言。说起来，我与《文学评论》确实关系不浅。我既是它培养的作者之一，先后在《文学评论》发表过20多篇论文；我又是它的编者之一，曾在《文学评论》担任过编辑组长和副主编、主编，前后历10年之久，持续任编委达30多年。虽然我没有参加选集的编选工作，但跃进同志之邀，自然难以推托。
60年在我国历史上不过短短一瞬，但在人的一生中已是漫长的岁月。《文学评论》从创刊至今的60年，我们的国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的学术，包括文学研究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研究既涵盖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还涵盖文学理论、比较文学、文学史研究、当代文学评论、海外华人文学和文学家研究。文学研究所原属北京大学，1956年才改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评论》本来叫《文学研究》，是季刊，1959年为了加强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更多联系文学现实，所以才改了刊名，成为双月刊。
现在读者见到的这个选本，都是曾在刊物上发表过的论文。由于篇幅有限，每个作者只选一篇，还有些作者没有选到，这自然有遗珠之憾。从被选入的作者来看，已可以见出《文学评论》曾拥有的强大作者阵容。像郑振铎、郭绍虞、俞平伯、夏承焘、刘大杰、夏衍、钱钟书、杨绛、冯至、蔡仪、唐弢、卞之琳、何其芳、王朝闻、杨周翰、罗大冈、陈涌、程千帆、范存忠、罗念生、王瑶、王元化、刘绶松、朱寨等，在上世纪50年代都已或是学界蓍宿，或是文坛名家。他们成为《文学评论》的作者是很自然的。其中，大多还是《文学评论》的首届编委。至于钱谷融、侯敏泽、蒋孔阳、李泽厚、曹道衡、胡念贻、罗宗强、王运熙、吴承学、樊骏、钱中文、严家炎、袁行霈、陆贵山等，也于上世纪50～60年代闻名于文学研究界。后来继起的谢冕、孙玉石、孙绍振、洪子诚、刘登翰、王元骧、钱理群、陈平原、葛晓音、陈思和、雷达、南帆、陈晓明、程光炜、丁帆、汪晖、赵园、杨义、刘跃进、党圣元、姚文放、赵宪章等则属至今仍然活跃于我国评论界的老年和中年学者，此外，还有更年轻的一代，他们更多属于获得过博士学位的群落。可以说，论文集的阵容代表了6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界的不同年龄不同知识结构的梯队，而所选论文所以分为文学理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部分，也大体反映了每期的栏目。《文学研究》创刊时便把自己定位为学术研究刊物。当时的主编何其芳先生写的首期《编后记》指出：“配合形势的那种时评性的文章有必要，但重点要放在经过长期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上，这是《文学研究》这一学术刊物的定位决定了的。”《文学研究》之前，文学研究所出版过《文学研究集刊》共5册，主要发表的都是本所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我那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学，见到这种集刊和后来的《文学研究》，便很景仰。我是196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在当年《文学评论》第6期发表自己的第一篇论文《评〈甲午海战〉兼论历史剧》，之后便去参加国家文科教材《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又下乡从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是“文化大革命”，十多年间无缘于学术。1975年邓小平复出，派新的领导林修德、宋一平、刘仰峤等同志主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筹备恢复科研业务，决定将学部原来直属的学术刊物《新建设》改为新创办的《思想战线》，并让“文化大革命”初停刊的《文学评论》《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复刊。为了复刊，上级指定原文学研究所所长兼《文学评论》主编的何其芳同志负责重建编辑部，成立由他和我以及毛星、邓绍基、蔡葵等构成的编辑核心组，邓绍基兼任古代组组长，蔡葵兼任理论组组长，我兼任现代组组长。60年代初，毛星就是副主编，蔡葵是编辑部的老编辑，邓绍基和我则分别在古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组做研究工作。编辑部原来的编辑还有王信、杨志杰、陈骏涛、杨世伟、彭韵倩等。当时我们开始组织稿件，其时，刊物的约稿信仍然提“本刊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却首次从何其芳的谈话中得知《文学评论》的取稿标准是，“文章应有新意，还必须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论证充分，自圆其说”。他还叮咛我们说，《文学评论》的编辑应该像蜜蜂采蜜那样，把全国文学研究界最好的学术成果编选到刊物来。我理解，这大概是其芳同志主编《文学评论》以来自己所掌握的编稿要旨，也体会复刊的《文学评论》仍然以发表学术研究成果为主。没有想到，不多时，刊物刚编好一期目录，便刮起所谓反“右倾翻案风”。《思想战线》和《文学评论》都被“四人帮”一伙认定是“右倾翻案风”的代表，没有出刊便夭折了。1976年10月初“四人帮”被粉碎，中央决定从哲学社会科学部借调数十人去接编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我也被调去，曾任该刊的文化组临时负责人。直至1980年初才回到文学研究所，却没有回《文学评论》编辑部，被所领导陈荒煤同志分配去当代文学研究室，协助朱寨先生主持编写当代文学史。虽然1982年我即被添为《文学评论》编委，但80年代一直没有参加实际的编辑工作。直到1990年5月才又被调到《文学评论》担任副主编，协助当时的双主编马良春和侯敏泽工作。1991年马良春因病住医院，我被任命为副所长。不久他去世，我受命主持文学研究所的全面工作，仍兼《文学评论》副主编。1994年我被任命为文学研究所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和《文学评论》主编，直到1999年退居二线，去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与我同时担任《文学评论》双主编的先后是侯敏泽和钱中文。实际编辑工作，他们比我做得多。我退居二线后即不再过问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但还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之托，逐年审读过已出版的《文学评论》有6年之久。每年均对刊物编辑版面提出读后感和改进意见。因此，如果从1982年担任编委算起，到2005年辞去审读工作为止，我与《文学评论》的工作机缘竟有25年之久，而至今仍然持续担任编委。其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上世纪80年代中西文化的大冲撞，也经历了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和上世纪90年代的正本清源与国学热；还经历了新世纪我国文坛和学坛的空前繁荣与多元走向。我感到，尽管学术环境从50年代到新世纪已产生很大的变化，60年间由于学术与政治的纠缠，刊物不能不受到许多政治思想批判运动的冲击，《文学评论》的编者还是基本坚持了它作为学术研究刊物的初心，坚持了以发表长期研究成果为主的编辑方针，坚持了文章“应有新意，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论证充分，自圆其说”的取稿标准，坚持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学术问题上既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的学术风范。论文选集可以说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刊物60年来编辑部工作人员和广大作者共同努力所达到的大体风貌。尽管有不少重要作者和重要论文限于篇幅没有选入，不能无憾。
回想起来，我主持《文学评论》期间，自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深为愧疚，但我也始终不敢忘记何其芳同志的取稿标准和办刊要求，努力选用学术上有新见的稿子。即使老专家的稿子如无新见，也婉言退稿；年青作者的稿子有新见虽欠完善便请责任编辑尽量帮助作者去完善它，择优采用。我知道，培养年青作者也是《文学评论》创刊以来的一个重要方针。1999年《文学评论》还编辑出版了青年学者专号，刊载青年学者论文24篇，论文提要6篇。60年来，《文学评论》的新作者经过自己努力，后来大多成长为我国文坛的知名学者和评论家。《文学评论》至今被认为是全国性的权威学术刊物之一，应该说跟它历年发表过许多有重要影响的文章分不开。其中既包括老专家的厚积薄发之作，也包括年青学人的观点新锐之作。其中，像茅盾的长达5万言的《关于历史与历史剧》，像何其芳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文章《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像蔡仪论述现实主义与典型问题的论文，像陈涌、唐弢论述鲁迅的专论，像钱钟书论述艺术思维中通感规律的短文，像樊骏的《认识老舍》的长论，都见解精到，论证充分，令人叹服。《文学评论》还因为组织了系列学术问题的争鸣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推进了学术的进展。除了论历史剧发表过李希凡、朱寨、茅盾的不同见解的文章外，就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形象思维问题发表过王朝闻、陈涌、毛星、李泽厚等的文章；就《红楼梦》的评价发表过何其芳、蒋和森、邓绍基、刘世德等的文章；就山水诗发表过陈贻焮、朱光潜、陆侃如、廖仲安等的文章；就新诗的格律和形式问题发表过何其芳、卞之琳、王力、罗念生、金克木等的讨论文章；就文学的共鸣问题先后发表过柳鸣九、林庚、陈燊、袁行霈等人的文章；就《创业史》的评价发表过严家炎、柳青的文章。80年代就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也发表过赞成和批评的文章，90年代还就当代文学史的写作问题发表过洪子诚、陈思和等的文章，就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发表季羡林、张少康、曹顺庆、蒋述卓诸学者的文章等。此外，更就一些专题召开了多次讨论会、座谈会，在刊物上发表笔谈或报道。让不同意见的文章展开争鸣和切磋，不仅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论题的深化，也有利于实事求是、相互平等研讨的学风的树立。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学坛上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学术热点也不断嬗替，其间曾经出现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纠缠，这些情况都必然会反映到报刊上来。《文学评论》虽然是学术研究刊物，应上级部门的要求，就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意见开展批评和批判，也难避免。如上世纪50年代对胡风文艺思想和所谓“右派”言论发表过批判文章，60年代在人性问题上发表过对巴人、王淑明等先生的观点的批判文章，90年代涉及自由化问题的批判文章等。自然，学界可能有不同意见，当时却无可规避。这类文章没有入选，我想，大抵还是坚持学术研究的定位的缘故。现在的选本，让读者大体能够看到我国文学研究界所走过的历史轨迹。作为《文学评论》的老编辑之一，面对这个选本，不免有亲切之感！不能不感谢编选者所付出的辛劳！同时也殷切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在新一代编辑人员的努力下，刊物能够发表更多更好的文章。2017年5月4日于杭州《文学评论》已长成一棵大树钱中文《文学评论》创刊60周年了，就文学评论研究界来说，经历了一个花甲的刊物（不算报纸）大概独此一份。人到甲子，开始进入老年，《文学评论》则是刚刚进入它的盛年。《文学评论》是共和国新文学成长、经受挫折、继而逐渐苏醒的见证，也是共和国文学走向枝繁叶茂、欣欣向荣的见证。
谈到《文学评论》创刊前后的情况，我们也总会想起何其芳所长，他的独创的学术思想，他的优良的学风，他的学术民主思想，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研究所的编辑人员与研究人员。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强大思想的引导下，《文学评论》终于迎来了新生。由于《文学评论》的地位特殊，那时不少刊物尚未复刊，于是时代给它提供了一个在文坛上独领风骚的机会，在短时期内，一期《文学评论》竟要刊印20余万份，同时还要应对不少读者的要求加码添印。《文学评论》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一时传为佳话！《文学评论》及时对新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与评价，为扶持优秀的文学作品大造舆论，为新时期文学的创新与雄起，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不少后来著名的作家，从《文学评论》那里得到过切实的帮助与鼓励。《文学评论》刊出过不少高质量的作家评论；在文学理论方面，《文学评论》面对新文学的创作实践与多样化，针对以往的教条主义的文论的症结所在，水到渠成，在各个时期适时地提出了一些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文论观点，它们影响了创作界与文论界。《文学评论》对待花样众多的外国文学思想以及上世纪90年代与新世纪之初大举引入我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一直强调介入、鉴别、融通与吸收，显示了杂志自身的理论气度与魄力。古代文学、古代文论与现代文学研究是我国文学研究中实力最为雄厚的群体，所以在《文学评论》上佳作迭现，长期成为《文学评论》的亮丽风景线。
在50多年里，《文学评论》在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培养了几代高水平的作者，他们对《文学评论》怀有十分亲切的感情。参与这个纪念文集的同行，很多人已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研究家。同时在编辑中也有众多翘楚，薪火相传，以自己的远见卓识与辛劳，保证了《文学评论》的学术品格与领先地位。自然，《文学评论》也有自己的缺失，不同时期都出现过一些不注意导向的文章。
当今《文学评论》和整个国家一样，正面临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这是一个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文化的伟大时代。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需要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确立我们自身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这要求我们改变以往的思维模式，进一步深入解析与理解我们丰厚的文化遗产与文论遗产的独创性与多样性，它的转型的传承性与参与新的理论建设的实践性，彰显中华文化的伟大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伟大传统。
上世纪末，一位德国哲学家对一位中国学者预测说：在西方，原本发端于希腊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的根源的承载力，在今天已经枯萎，科学今后将从其他根源找寻养料，特别要从远东找寻养料。他不知不觉地又重复他的预测：两百年内人们确是必须学习中国语言，以便全面掌握与共享一切。这一预测虽然言中了，但可不是在200年内，而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已是“现在进行式”了！局势的发展比思想与预测的变化更快！自然，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不是盲目的文化自负与理论自负，更不是权势迷恋的自负。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语境中，我们一面要开掘我们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同时也需要与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深入交流，进行比照，在差异、冲突与交往中发现新因素，创造新思想。一位外国诗人讲过，文学的交流不仅仅是互通有无，而且是具有更多的含义：一是用以激活自己，使自己获得复苏；二是为了使自己不朽，那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志趣了。在文化的共存与共荣中，现今世界上多种文化自然需要努力走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新境地。
几十年来，《文学评论》刊出了不少优秀作品，引领过文学研究潮流。在庆祝它的60华诞之际，我衷心希望它能够不断地推出更多的佳构华章，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研究的进一步繁荣！《文学评论》已长成一棵大树！2017年6月25日风卷红旗过大关杨义《文学评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汇聚和引领全国文学学术的一面旗子。从1957年3月创刊《文学研究》（季刊），1959年2月改名《文学评论》（双月刊）至今，这面旗子在风云变幻和改革开放中高高飘扬，彰显了主办者文学研究所的胸襟、魄力、眼光和智慧。因此在刊物的60年诞辰之际，选择一批代表性的论文，来展示《文学评论》的总体风貌，可以称为“甲子祭旗”。古代大将出征，沥血祭旗，是为了抱着坚强的意志、必胜的信念，浩浩荡荡地迈步踏上新的征程。《文学评论60年文选》，就是这份汇聚和引领全国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的大型权威性的学术刊物，作为旗子的“甲子祭”。为的是如毛泽东《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词所说“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雄姿英发地向新的高峰进发。
60年了，《文学评论》已经大树成荫，这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想起“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句常语。文学研究所老所长何其芳先生在创所初期确立的所风是：“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并对之进行解释：“谦虚的反面是自满和骄傲，刻苦即是反对不努力，不刻苦。别人对我们有误解，以为我们涣散，这当然是不行的，我们在一定时期就会拿出有一定水平的成果。实事求是即是马列主义的工作态度，‘是’者乃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是它的规律性。学术工作上的主观主义之一是臆测，武断，牵强附会；另一表现为用马列主义的词句往文学现象上硬套，即是教条主义。”《文学研究》的创办，就是以文学研究所的这样一种国家队学术定位的作风，在所内聚集着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文学研究专家学者，所外联系了宏大强劲的学科才俊，秉持着积极的、科学的促进态度，建设现代大国的学院派风范。
在《文学研究》创刊号上，何其芳以“编后记”方式，低调而又充满自信地阐释了创刊的缘起。强调《文学研究》除了如一般刊物一样要组织一些有时间性的文章而外，它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发表全国的文学研究者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成果，“配合形势的那种时评性的文章有必要，但重点要放在经过长期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上，这是《文学研究》这一学术刊物的定位决定了的”。其中的关键词是“长期的”和“专门的研究”，由于“许多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都不是依靠短促的无准备的谈论就能很好地解决的”，只有在长期研究中把齐全的材料和深刻的思想，精益求精地结合起来，才能以学术精品立足学界，垂范后人。此是其一。其二就是提倡“百家争鸣”。“编后记”短短的文字中，三次提到“百家争鸣”，强调“我们将努力遵循党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尽可能使多种多样的研究文章，多种多样的学术意见，都能够在这上面发表”，“我们深信，我们的学术水平，我们刊物的质量，都只有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上广泛发表各种意见和自由竞赛，然后有可能逐渐提高。在任何学术部门，一家独鸣都是只会带来思想停滞和思想僵化的”。这种深得学术研究三昧的意见，以百家争鸣的红旗超越种种关卡，使《文学研究》得以在正确轨道上有效地运行。
最佳的抽样分析是取自《文学研究》创刊号出自编委会成员的12篇论文：蔡仪的《论现实主义问题》，陆侃如、冯沅君的《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何其芳的《〈琵琶记〉的评价问题》，王季思的《〈桃花扇〉校注前言》，夏承焘的《论姜夔的词》，钱锺书的《宋代诗人短论（十篇）》，程千帆的《陆游及其创作》，孙楷第的《清商曲小史》，俞平伯的《今传李太白词的真伪问题》，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中的道的问题》，罗根泽的《论〈庄子〉的思想性》，罗大冈的《孟德斯鸠〈波斯人的信札〉》，都是国内知名专家经年苦心研究的成果，阵容豪华，是中国期刊史上难得一见的盛举，具有示范作用。这些文章的厚重大气，奠定了《文学研究》打造学术精品的优秀刊风基础。这些领军人物率先垂范，后来陆续在本刊发表自己在本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着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
1959年2月《文学研究》（季刊）改名《文学评论》（双月刊），是因应社会政治风云，而寻求自身发展的战略行为。“编后记”中说：“《文学研究》为什么要改名《文学评论》呢？主要是为了使刊物的名称更符合它的内容。”事实上是从“反右派运动”到1958年“大跃进”，文学研究所和《文学研究》被批评为“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食人间烟火”，为此要求《文学研究》改变编辑的“右倾保守思想”和“资产阶级方向”，加强刊物的现实性、战斗性，以大部分篇幅来发表评论当前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文章。为此文学研究所决定，大力革新《文学研究》，改刊名为《文学评论》，同时创办《文学知识》月刊，以便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编后记的这些用语，折射了当时学人的思想困惑和纠结的探求。
值得人们额手称庆的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给复刊后的《文学评论》“风卷红旗过大关”，打破关卡重重的思想理论探索禁区，敞开了巨大的创新空间，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由此中国文学研究取得了跨越性的发展，在诸多最能代表其成就的领域，无论在研究规模、原创思想和深刻程度上都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新气象、新面貌。其基本特征在于，理论视野具有更加开阔的世界性，学术思维更加深刻地回归学术本位，跨学科的研究展示了大文学观的新风貌，在把握时代脉络上进军思想文化的前沿。一代有一代的学术，总览《文学评论》这30多年的文学研究学术，来势迅猛又底气丰盈，追求创新精神而成果丰硕，说它开创了中国思想学术史上一个新的纪元、一个新的时代，也不为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评论》，在文学研究的学术境界、学术深度、学术广度和学术容量上，开创了中国思想学术史上一个新的时代。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中国社会经济全面复兴和崛起，为思想学术注入了日益丰厚的物质支持，涵养其底气，增强了一代学人与时俱进的文化自信心；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为崇尚原创的追求，提供了巨大的精神空间；第三，这代学者风雨人生，阅历时变，不少人磨炼出睿智的观察者、思想者的素质。旷世难遇的是这代学者在“文革”和改革开放这两级大断层的推移中，看到了中国学术的翻筋斗，看到了西方学术的变花招，对于什么是学术、什么是文学研究有点大彻大悟，产生了一种思想者的求真原欲或免疫功能，不太容易进入别人设好的僵硬不合理的套子或花哨不着边际的套子里边。在铸造和滋养现代大国的学术文化风范中，文学研究以坚实的步履展开国学的视野，旨在为全面振兴的民族传承文化血脉，充实精神元气，开拓原创学理，发掘民族生命力、凝聚力的根源，发放一张与世界进行堂堂正正的文化对话的身份证，从而在全球化环境中为人类文化多姿多彩的互动提升贡献大智慧。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更新中国人的观念，给中国人以一幅新的面向世界的精神图谱。愈来愈多的深刻的学者开始新的思考和新的精神谱系的建构，在全球化条件下，探索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在改革开放时代，从文学研究所划分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之后，在《文学评论》之外又创办了《民族文学研究》，这就开始打破了以往的中国文学研究几乎只停留在汉族书面文学研究的状况，把诸多古民族和少数民族的书面文学与口传文学纳入中国多民族文学多元一体的总格局，探讨其丰富多彩的成就和相互关系，探讨其中心的凝聚力、辐射力和“边缘的活力”，探讨其融合成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历程。包括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满族、壮族、哈萨克族、彝族、傣族在内的各民族，都第一次写出自己的专门文学史。尤其是史诗学和各民族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根本上打破了“中国是史诗贫国”的不明家底的缺陷。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在西藏、青海地区已搜集艺人说唱录音5000小时，仅桑珠老人的说唱就达2114小时，并编纂出其艺人说唱本45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藏文精选本《格萨尔》出版了40卷43册；蒙古族史诗也编纂出版了《格斯尔全书》5卷、《蒙古族史诗大系》4卷和《卡尔梅克江格尔校注》、《汗哈冉贵》等，从而建立起大型的科学化的民族文学资料库。史诗研究方面完成了《〈格萨尔〉论》《〈江格尔〉论》《〈玛纳斯〉论》等一系列著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口传诗学”和“史诗类型学”的研究。经过众多学者对汉语文学文献，以及少数民族包括史诗在内的民俗事象的广泛而富有开拓性的研究，为绘制一幅完整的、丰厚的、洋溢着民族全面振兴之魄力的文学文化地图的工程，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在《文学评论》60年诞辰庆典之际，我们应该进一步处理好现代中国学术的四个重大关系：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与学术创新的关系；二是外来思潮与建立中国特色的关系；三是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学理发生的关系；四是汉语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关系。总结60年的落脚点是开拓。在学术上，我们应该把一般性的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对外来思潮加以消化吸收，借鉴选择，而不能代替自主创造，更不能用它来贬抑自主创造，不能给自主创造的脑袋套上“紧箍圈”。我们需要一个体制让学者为我们这个时代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博大精深的学术，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的学术话语、学术体系和学术流派，在世界的思想文化领域发出宏亮的声音。我们已经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探索，但是用我们的现代学术超越困境、走向全面振兴的标准来衡量，还应该创造出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派，使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不仅要成为经济上的巨人，而且要成为思想上的巨人。在这里自然也蕴含着《文学评论》坚持不懈的历史使命，催使新一代学人走向“风卷红旗过大关”的新征程。2017年4月26日温故知新陆建德
我于2010年夏天从外文所调到文学所，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外文所是1964年从文学所分出去的，这两个所原来就是一家，再说文学所不少同事，我已认识多年。《文学评论》主编当时是杨义先生，2011年春由我接任。从2011年第3期开始，我撰写每一期的编后记。这些编后记加起来恐怕也有4万字（不含2017年），已收入这套纪念文集中的一册。我在文学所工作期间，当然也写了不少正式论文，其中有一些对鲁迅研究有所推进（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但是没有在《文学评论》发表过。我倒不以为这是一件憾事。“文革”后恢复高考，已经整整40周年了。1977年夏，我曾写信给已经复刊的《世界文学》编辑部，颇有毛遂自荐之意。不久我就收到编辑部回信，写信者安慰我说，高考即将恢复，希望我能顺利通过高考。90年代初期，《世界文学》主编李文俊先生告诉我，他还记得此事，信是他写的。但是我因身份问题未能参加第一次高考。1978年春我在杭州潮鸣街道的“小集体”单位转正，就取得了参加第二次高考的机会。在考前填志愿的时候，正好因胃病住院，生怕以后不习惯北方饮食，结果第一志愿是复旦外文系，第二志愿是北大中文系。
我还在复旦大学读大四的时候，就读过《文学评论》，还做过一些笔记，至今还保留着。钱锺书的《诗可以怨》就是在1981年的《文学评论》上读到的。这也是一段因缘吧。我国的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刊物一直到80年代才陆续问世，《文学评论》1957年创刊后，也经常刊发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的论文。去年5月杨绛去世，我注意到她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从此就特别留意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评论》。
重读当年的文章，不免有很多感想。我尤其为郑振铎的逝世感到难过。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两天之前，他还写了《〈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序言》。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尤多关注民间文学的各种形式（如弹词、佛曲、鼓词、戏曲等等）和它们的域外来源以及本土演变，50年代出版的《古本戏曲丛刊》正是他开新的文学研究观的间接成果。何其芳在悼念郑振铎的文章里写道：“我还建议文学研究所和原来参加编辑出版《古本戏曲丛刊》工作的同志们密切合作，继续编印这个丛刊，争取早日出齐。在这个工作完成以后，或者就在完成它的同时，还可以根据郑振铎先生的藏书和国内其他公家和私人的藏书，编一部同样规模巨大的《古本小说丛刊》来纪念他。”该做而未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纪念创刊60周年，还不应忘记这个甲子中间曾经出现过11年多的空白。这段历史无法回避。去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任平文章《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的前进》，该文强调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当今的特殊意义。《文学评论》正在开始第二个甲子，相信以后不会停刊。我特别希望《文学评论》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以往有一些文章，作者被流行话语挟制，好像铿锵有力，但是时过境迁，读来就非常让人失望，作者出自己的文集，宁可把那样的作品遗忘。80年代中后期，卞之琳将他的论文结集出版，做了一些改动。他说：“（自己）删去一些废话、套话，略去一些浮夸语、过头语，摘去一些本不恰当或属多余的'帽子，揭去一些容易揭去的标签……即使是自己的失误也可以成为他人的启发。”这是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祝《文学评论》越办越好。第一卷文艺理论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问题蔡仪一、典型问题在当前提出的意义
近几年来，我们的文艺批评，往往比以前更着重地提出典型人物作为一个主要的评价尺度。如论《红旗谱》的成就时，首先就举出朱老忠是典型；论《创业史》的成就时，也总要谈到梁生宝是个典型。反之，在论作品的缺点或失败时，也常常说是没有创造典型或主人公不是典型。特别是去年关于《金沙洲》和《达吉和她的父亲》两次热烈讨论中，认为它们是失败的作品的人，几乎都说它们没有创造典型；而认为它们成功的人，又往往主张它们的主人公是典型。两种意见虽然相反，却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以典型人物作为主要的评价尺度。文艺批评中本来早就论过典型人物的创造问题，而如现在这样着重地提出它来作为一个主要尺度，以至于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我以为这是和当前文艺发展的倾向有关的。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在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思想斗争的要求而发展的过程中，一定时期有它一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文艺批评适应它的发展倾向，提出某种合乎规律的要求，有助于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创作的发展。譬如说，全国解放后最初一个时期，我们的文艺批评曾以思想性和真实性作为重要的尺度。在批评文中也曾提到别的要求，包括典型人物的创造；但是主要是论作品中所体现的思想感情是否劳动人民的，是否无产阶级的，所描写的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是否真实的，这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根本要求，也是当时文艺战线上的主要问题，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虽然它的整个意义是远为广泛而深刻的。其后有一个时期，在要求思想性和真实性的基础上，又曾提出新英雄人物的创造作为重要的尺度。在作品批评中往往着重地论它是否描写了新英雄人物，或者怎样歪曲了新英雄人物等。这是由革命的思想性和生活的真实性两者结合起来的进一步的要求，当时在这方面也有必须澄清的问题，如“由落后到转变”的公式的流行，也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当前，革命的思想性和生活的真实性，创造新英雄人物形象，依然是我们文艺的根本要求或主要要求，也有尚未明确的问题，然而思想性和真实性如何结合文艺的特征更好地贯彻到创作中去，新英雄人物形象如何按照艺术的规律创造出来，是文艺创作必需探索的，也是文艺批评必须探索的。现在文艺批评中提出典型人物作为一个重要尺度，可以认为正是这样的探索的一种表现。
可是在批评中具体运用典型人物这尺度的时候，就表现了批评者对典型理解的分歧。如去年在《羊城晚报》上同时发表两篇批评《金沙洲》的文章，一篇是黄冠芳的《生活的波涛永远向前》，认为“作品比较细致地塑造了几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典型”；另一篇是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评论组的《略论金沙洲》，却认为“《金沙洲》的人物是不典型的，正面人物不典型，反面人物也不典型”。这就可以看出他们在文字上虽然都是说的典型，实际上各人的所谓典型不一样，以致结论是正相反的。为了使典型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应该明确它应有的意义。于是由具体作品的批评转到典型问题的讨论，这是适合时宜的，甚至是不能避免的。《羊城晚报》关于《金沙洲》的讨论，据编者按语说：“一开始，原想就《金沙洲》的思想性、艺术性进行探讨”，但在探讨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障碍之一是“对于典型概念理解的混乱”。因为“典型问题是文学艺术创作的中心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根本问题”，所以需要很好的讨论。《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讨论情况也是如此。在《四川日报》的一次座谈会的报导中说：文艺界对于《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讨论，“涉及到文艺作品如何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如何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如何创造新人物等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这次座谈会，就是“围绕小说进行具体分析探讨典型问题”。这都说明典型问题的讨论是完全有必要的。
不过在批评和讨论中，除了个别文章着重论过典型环境之外，一般都是论的典型人物。在所论中表现的关于典型人物的问题，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如把典型人物仅仅归结为阶级本质，完全忽视他的个性，或者根本不管作品中人物的具体环境和条件，徒以抽象的公式去规定他的性格等。这种看法，本来在理论上早已明白是错误的了；但是由于论者的修养或观点的不同，以致发生了理解上的问题。在这次讨论中更进一步弄清楚了，我们这里也就不再论及。另一种情况，却是理论上还没有完全明确的问题，或者说，没有得到公认的定论的问题。其中有的在讨论时提出了种种不同的意见，有的虽然没有争论实际上却是问题。这种问题，如果不设法求得适当解决，要使典型真能作为评价尺度来运用是很困难的。
首先，关于典型是什么的问题，在许多批评和讨论的文章中都概括地回答说：典型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或普遍性和个别性的统一。这个说法本是早已有的，也是比较流行的。但是也早有人怀疑它是否能够完全说明典型。因为一般所谓典型，原是典型事物或典型形象的略语。既是典型事物或典型形象，就应该和一般事物或一般艺术形象不同。然而普遍性和个别性的统一，只是一般具体事物的普通情况，不能作为典型事物的特殊规定。如张三、李四或任何一个人，既有人的普遍性，又有他的个别性，都是普遍性和个别性的统一。于是典型就不能只是普遍性和个别性的统一了。如果认为典型就是普遍性和个别性的统一，和一般人物没有什么不同，那么文学要创造典型人物，就只要按照任何一个现实的人去忠实地描写他，写得和本人一模一样就可以了；然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创造艺术典型的。因此这个说法，既不能完全说明典型，还可能对文学的典型创造有不良的影响。
在典型问题的讨论中，还曾进一步就典型的普遍性提出不同的意见；主要是关于阶级社会的典型人物的普遍性和阶级性的关系，在《金沙洲》的讨论中，就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典型的普遍性就是阶级性。如孙之龙的《典型是什么》一文中说：“我以为，典型是阶级性与个别性的辩证的统一。阶级性——这是普遍性。个性——这是特殊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阶级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因此也可以说，典型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的统一。”第二种意见认为典型的普遍性不限于阶级性，还包括更广阔的社会性。如陈则光的《论典型的社会性》一文中说：“文艺的典型，应该是阶级性、社会性和个性的统一体。”因为人总是一定社会的人，社会性是人的性格形成的条件。而社会性有“时代的、历史的、民族的、国家的”等方面，是“此阶级性辽阔得多的共性”。第三种意见认为典型的普遍性是阶级性和类型性。如吴文辉的《论典型的普遍意义》一文中说：典型是阶级性、类型性和个性的统一。因为一个阶级的内部差别很大，很难进行生动的形象概括；至于社会共有的特性的范围更大，更难概括。文艺的典型实际上是“以个性表现类型性，以各种类型性表现阶级性”。以上三种意见显然是很不同的。对于典型的普遍性的理解既然如此的不同，对于典型的理解也必然因之而不同了。
在讨论的文章中，关于典型的个别性并没有提出什么不同的意见。然而典型的普遍性和个别性原是互相关联的，对普遍性的理解如何，必然也要影响对个别性的理解。因此在有些文章中谈到个别性的地方，也还是可以看出问题。如在批评《达吉和她的父亲》的文章中，就有的认为小说的主人公都只描写了个性，没有“共性”。这就是把任秉清、马赫的性格中留下的旧社会苦难的阴影，在当时本是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也看作只是个别的东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认为任秉清、马赫各人的要求达吉归自己，是琐碎的个人欲望，是个人主义。这又是把他们在当时的实际生活条件下必然有的思想感情，本是他们个别的东西，却看作是他们不应有的东西，也就是要从个别性中排除它。对于典型的个别性的这种看法，就显然是问题。
以上说明由《金沙洲》和《达吉和她的父亲》的批评到典型人物的讨论，表现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究竟如何解决呢？二、艺术典型的根本性质
文学艺术中典型人物的根本性质究竟怎样，他的普遍性和个别性及两者的统一关系又如何，我们且就文学史上有定论的典型人物来考察吧。文学史上有定论的典型人物，容易叫我们想到的有李逵、阿Q、吉诃德先生、奥勃洛摩夫、“装在套子里的人”等等。他们原是现实人物的反映，也描写得具体、生动跟现实人物一样，因此他们也有普遍性和个别性，也是普遍性和个别性的统一。然而如上所说，现实中的任何人物都是普遍性和个别性的统一，典型人物就不能只是普遍性和个别性的统一。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又是作者有意创造的，他的普遍性和个别性及两者的统一关系，是作者所意匠经营的，因此就可能更有不同。
如阿Q这个典型人物在作品中究竟是怎样描写的呢？当他的癞疮疤被别人嘲笑的时候，他没有正常的对抗办法，只有别出心裁地报复说；“你还不配。”这样一来，仿佛他的癫疮疤倒是一种高尚而光荣的东西，因此就心满意足了。又他在被赵太爷打了耳光之后，也不敢回手反击，就只好心里想道：“现在世界太不象话，儿子打老子。”这样一来，仿佛自己真是赵太爷的老子，因此反而得意起来了。作品中描写了阿Q这种种具体的言语、行动、作风、气派、心理状态和生活习惯等等，都是带有阿Q这个人的独特之点的东西，这就是阿Q的个别性。但是这些又不是单纯的个别的东西，它还包含有普遍性。
本来事物的普遍性存在于个别性之中，个别性是表现普遍性的。阿Q在被人嘲笑、侮辱以至殴打时，不敢用直接的正面的对抗办法，只是采取间接的或者幻想的报复手段，以取得自欺自慰的精神上的胜利。如他的被赵太爷打了耳光，本是可耻的失败，但是他幻想自己是赵太爷的老子，以取得精神上的胜利。这种精神胜利法是他的个别性所集中地表现的，是他作为典型的性格的核心或基本之点，是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也就是他的普遍性。吉诃德先生这个典型人物也是如此。作品里所描写的吉诃德先生的种种具体的言语、行动、心理状态和生活习惯，如他的和理发师作战、和风车搏斗等，都是带有独特之点的个别的东西；而这些个别的东西，又是集中地表现他的单凭主观幻想去冒险从事他所谓光荣事业的精神，这是他作为典型的性格的基本之点，也就是他的普遍性。
应该说明，所谓个别性和普遍性是事物在一定情况下它的属性的相对的关系，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区别。在某一情况下的个别性，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是普遍性。然而在作品中所描写的具体的典型人物身上，他的个别性和普遍性是互相制约、互相规定的，是具体情况下的个别性和普遍性，是可以有，也应该有原则的区别。如阿Q在癞疮疤被人嘲笑时，他报复说“你还不配”，因此他的癞疮疤倒仿佛是光荣的东西。我们说这里是阿Q的个别性，并不是认为惟独阿Q才有癞疮疤，也不是认为惟独阿Q在被嘲笑时才说“你还不配”，而是认为在当时那种具体情况下的具体的说法和想法，整个说来，带有阿Q这个人的独特之点，是阿Q所特有的。至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我们说这是他的普遍性，也不是认为作为一个人物来说，只有精神胜利法才是他的普遍性，除此之外他就没有和别人共同的东西；而是认为作品所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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