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群麟
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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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忍细看：超值白金版．2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不忍细看：超值白金版．2／邢群麟著．——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021-9605-9
Ⅰ．①历… Ⅱ．①邢… Ⅲ．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Ⅳ．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6081号历史不忍细看出版发行：石油工业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2区1号楼 100011）网址：www.petropub.com.cn联系电话：（010）64523558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印 刷：北京晨旭印刷厂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787×1092毫米 开本：1/16 印张：19字数：480千字定价：35.00元（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营销部负责调换）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前 言
中国历史自黄帝时代起算，至今约有4700多年，无论是政治经济方面的曲折前行，还是文化科学上的进步发展，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辉煌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也就是说，历史是客观发生而不能改变的。然而，我们今天熟知的历史是否是客观且不被后世诟病呢？恐怕不然。
千百年来，史官奋笔疾书，记录历史也暗暗分了“官修”与“民载”。所谓“官修”即是官方修撰的历史，而“民载”多为野史，其中有很多不能放到“官修”里去讲而又不得不记录下来的事件。因为历史的记录方式不同，也就造成了很多历史细节被埋藏在史书的边角，甚至是民间口耳相传。当我们拂去覆盖在历史上的厚重尘埃，就会愕然发现它掩藏的那些新奇、怪诞与荒谬，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各类奇事层出不穷，令人不忍细看。
不过，恰恰是这些沉没在史海的秘事，让历史不再是官修史书上冰冷的记载，而是让人好奇和神往的宝藏。
时人皆知，越是悠远的历史脉络，越是广大的土地山河，因为难以处处照看，细细研究，所以才越发显得谜样，令人观之心生乐趣，想要拆解其中疑窦。所以我们搜集了许多被遗忘或是从未被人们关注的史料，将其还原本色，让你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真实的历史，从湮没的风尘中，重新体会到古人的生命追求。
在这里，有钩心斗角中蕴藏的历史潜规则，有着依循血酬定律的政治博弈，还有权利角逐背后的玄机，有殊死宫斗的独家揭秘、荒诞不稽的后宫丑闻、良臣将相不为人知的过去，更有无法参透的史海疑云、千古无解的逸闻内幕……一个个史家悬案、一幕幕权力好戏，伴随着华夏千年的演进，牵涉中土上下内外，揭露历史真面目，推动历史的进程，激发着后人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有人说，历史有着十大规律：第一，天下之事，分合交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第二，内忧小人干政，外戚、宦官、后宫；中忧官场腐败，官逼必然民反；外忧民族矛盾，异族虎视眈眈。第三，胜者王侯败者寇。第四，矫枉总是过正。第五，朝代之初，君强臣强；朝代之中，君强臣弱，朝代之末，君弱臣强。第六，文武结合，刚柔兼济，方能长治久安。第七，四分五裂时政治混乱思想灿烂，大一统时政治稳定思想停滞不前。第八，东强西弱。其九，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第十，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纵观这十大规律，我们不难发现，历史就是在这样一个个怪圈中循环演进。无论是一个时代，还是一段争逐史，又或是一处半壁残垣，一处古墓深山，它都难逃这些浸染了既显多情又暴露残忍的史家定律。
正是这些令人求知的秘史，这些让人惊叹的定律，让我们有了读史的欲望，在悬疑丛生的史海当中，感叹时间的玄妙，体验阅读的快感，感受灵魂深处的酣畅。
本书涉猎范围广泛，内容深浅合宜，情节充满轶趣，语言生动活泼，可以帮助读者掌握研究历史和探求真相的方法，从中获得探索发现的规律，引发深层次的解读思考，扩大视野，重塑历史观念。随着本书，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深处，笑看历史的波云诡谲，细品历史的百味杂陈。
鉴于时间仓促，书中恐有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登上历史的马车，开始一场千年之旅，领略史海深处的风光。历史潜规则顾命大臣为何逃不过“卸磨杀驴”的下场
所谓顾命大臣，就是皇帝在临终之前，亲自挑选任命的辅佐还未能把持朝政的小皇子的臣子。这些人通常是那些德高望重、忠心护主的高官。古代被挑选为顾命大臣的官员，领着先皇的遗命，代替小皇帝掌控朝政，在朝廷之中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虽不是皇帝，但同样一言九鼎，甚至可以决定是否废除幼主。不过，凡事有利自有弊，顾命大臣的无限风光背后往往也同样伴随着巨大的危险。
在说顾命大臣位高权重却命悬一线之前，首先必须要讲，为什么朝廷一定要设顾命大臣之职？为什么那么多官员又想当顾命大臣？
在中国的历史上，“顾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所谓的“顾命大臣”出现在秦朝，主要职责是“摄政”，即代替帝王做出国家规划与指示，其权势往往在当朝皇帝之上。能被选中做“顾命大臣”的人多数都是才高八斗的文官翘楚，同时还要满足没有皇室或后宫裙带关系，这些人的整体作风肯定要比外戚正派。
朝廷需要顾命大臣，只是因为幼帝缺乏治国经验，所以要找久经考验、才能卓著的朝廷官员来辅佐；反过来说，臣子欣然成为顾命之臣，也能凸显其为国之栋梁，彰显自身重要性。
不过，顾命大臣虽然明里听着风光，但实则是个玩命活儿，一不小心就会万劫不复。
以南朝宋武帝刘裕临终前托付的顾命大臣为例。刘裕在临终前任徐羡之、谢晦、傅亮等人为顾命大臣，嘱托他们辅佐少帝义符。刚开始的两年里，少帝年幼，几位顾命大臣可以对他进行教育指导，可以代为治理朝政。可是随着少帝逐渐长大，几位顾命大臣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小，于是几人联合废了少帝义符，随后立宋武帝第三个儿子义隆为宋文帝。第二年，这几位顾命大臣奉表归政，文帝亲政。第三年，亲政后的文帝就先后诛杀了这几位顾命大臣。
顾命大臣为什么要废掉先帝所立皇帝，去立一个新的皇帝？为什么被立的皇帝最终却又要把把自己扶正的顾命大臣赶尽杀绝？像南朝这样的例子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这其中有多层因由。
由于古代封建思想的灌输，多数少帝在小的时候因为是太子的缘故，很少有人敢管教他们不得当的行为，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他们无法无天的本性，小的时候他们不参政，这样的本性不会影响到国家利益，但随着年龄逐渐变大，其性格中的劣势自然会影响到国家存亡。顾命大臣这时候出于对国家安危的考虑，就会废旧立新。另外，还有一种原因，即有些顾命大臣习惯了高高在上的地位后，当小皇子长大要亲政时却不想让出手中大权，于是就设计陷害幼帝，再重新立一位年龄小的傀儡皇帝，使自己得以继续把持朝政。
可是为什么被顾命大臣们册立的新皇帝往往都会反过来杀掉他们呢？
新立的皇帝虽然很感谢顾命大臣给了他当天子的机会，但是，旧帝被废或是被杀的结果在新帝心中已然产生了影响。新帝为了防止顾命大臣以同样手段对付自己，只能先下手为强，杀了权臣，这正是“卸磨杀驴”的做法。此法一来可以替曾经受制于顾命大臣的臣子解压，以此笼络人心；二来可以杀鸡儆猴，树立威信。可谓一箭双雕。
由此看来，顾命大臣表面上占尽先机与好处，但是背地里承担的风险更大。这正是“伴君如伴虎”的真实写照，即便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依然难保其位。更何况有的顾命大臣刚愎自用而自寻死路，更是令人感到扼腕叹息。功臣良将为什么总是遭遇“兔死狗烹”
自古帝王欲坐稳王位，不是有意为之，就是不得已为之，必然会除权臣或功臣而后快。因此，许多读史者对帝王“卸磨杀驴”的做法说辞颇多。可是到现在为止，这种现象已然屡有不绝。尽管许多帝王明知道会因做“狡兔死，走狗烹”的事情会遭受的唾骂，却依然为之，原因可以总结出如下三点：
第一，臣子功高盖主，帝王夜不能寐。诸如刘邦与韩信之间的关系。刘邦立国前后，张良，萧何，韩信毋庸置疑是最有功劳的人，若论智谋，张良、萧何自然无人可及，不过若论军功韩信当遥遥领先。大汉建立伊始，刘邦便封韩信为楚王，赐其县邑，任其手握重兵。如果韩信聪明一点，出行时不去搞太大的排场，平时作风不要太招摇，也不会被有心人在刘邦面前说话坏，招来刘邦的猜忌。于是刘邦假借出行巡狩的机会，暗中将陪同的韩信俘虏，将后者软禁起来。倘若此时韩信能安守本分当个淮阴侯，说不定可得善终。可韩信毕竟是韩信，自然无法如张良那般聪明地隐退，终于还是耐不住寂寞，联合巨鹿郡郡守陈豨造反，被吕后识破阴谋，诱而击杀。刘邦像
回过头来再看，淮阴侯的谋士蒯通临死前对韩信的评价最为中肯：“昔日楚汉之命皆悬于彼，彼却毫无反心，今天下已集，且无权无兵，彼竟心生反意，而勾结陈豨，欲谋不轨，韩信真乃一愚人哉！”有机会作为时不作为，该安守本分时不本分，韩信死就死在了自己的愚蠢上，无怪乎刘邦会轻松将他烹煮了。
上演“走狗烹”游戏的第二个原因，便是功臣盲目自大，皇帝厌而弃之。因这类原因不得好下场的臣子有很多，唐代的尉迟敬德就是其中之一，幸运的是他遇上了宽宏大量的君主李世民，才不至于落得悲惨的结局。尉迟敬德在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就衷心追随，几次救了后者的性命，在宣武门之变时，尉迟敬德也是最支持李世民的人。所以在李世民登基之后，以军功“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的理由，封右一府统军，有封底和军权。
尉迟敬德一介武人，性格耿直，颇有些蛮横。因成了大功臣，所以一时间不可一世，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别人碍于李世民的原因不敢得罪他，但李世民看在眼里，心中有数。杀尉迟敬德的事情，李世民自认做不到，他也不想如刘邦对付韩信那样，这并不是明主的行为，于是故意在尉迟敬德面前讲了韩信的故事。尉迟敬德又不是蠢人，当然明白李世民的意思，暗暗冒了冷汗，从此之后再也不敢胡作非为，去追求黄老之道，以避开朝廷的锋芒。“走狗烹”的事件犹以明代为甚，尤其是朱元璋在位时期。当无辜臣子遇上凶残多疑的帝王，第三类“走狗烹”游戏就会堂而皇之地上演。朱元璋像
朱元璋是历史上帝王中最多疑、最好杀者之一。他在位期间，几乎所有助他建立大明国根基的臣子都被他尽数除去，如胡惟庸、蓝玉等。少数因为英年早逝避免了冤死，如常遇春。就连一向温文尔雅、熟谙进退的刘基和忠心耿耿、一心为国的徐达也被朱元璋屡屡猜忌，死不安宁。
千百年来，帝王无情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但多少臣子未能参透伴君如伴虎的规律，不幸沦为刀下亡魂。在帝王眼里，天下之大，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任你再高功绩，都不能忘了这规矩。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范蠡就说出“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此番良言，早应该点醒历朝历代的臣子要小心谨慎，不能逾矩。可依然有人不信这句金玉良言，总是要触碰帝王的底线，自然就免不了“一死以谢天下”的结局。“和亲政策”屡试不爽的真正原因
恩格斯在谈到中世纪封建主之间的联姻现象时，曾直言不讳地说：“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借一种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伟大思想家如此精辟的结论，将几千年来世界各国古代和亲政策的实质道了个通透。昭君出塞图
和亲，名义上是停止民族、国家战争，彼此捐弃仇怨、和平共处的外交手段。外表看似有着爱情韵味，实则是军事、政治协调策略的灵魂。和亲双方的决策人心中藏得都是叫对方“为我所用”的算计，而牺牲品就是那些没有话语权的女性。
纵观中国历史，早在周襄王（公元前651～前619年）时期，王欲讨伐郑，怕自己实力不足，遂娶狄女为王后，联合戎狄兵力共同讨伐郑地，继而双方各自得到土地和财富。这是中国史料上可见的最早的和亲事件，很显然，如此和亲不过是双方为了赢得利益的需要。此后，无论汉唐还是宋明清，为了缓和国界周边紧张的民族关系，和亲成了惯用的手段。也正因为如此，“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情景，便常浮现于茫茫荒野、枯山之间，化作诗人笔尖的凄美感叹，后人对此想象无限，却少有人能体会个中“梧桐秋雨”的悲凉。
今日我们所熟知的和亲，必然并不是为政者突发奇想的政策，它受到帝王青睐实则是有历史根源的。试想当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足以轻松抵御外来的入侵时，便会采取软化敌人的政策，一则以钱财诱惑对方，只要彼此和平相处，我方会奉上足够的金银珠宝供彼方享受；二则以和亲来表示尊敬、喜爱，我方嫁个公主、郡主给彼方，还把我方的发达技术教给彼方，彼方看在这些好处的薄面上，也应和和气气。一旦双方达成共识，还可以携起手来打败共同的敌人，将第三方拆吞入腹。
中国数千年更替十数王朝，皆居于风水宝地的中原，周边少数民族国家钦羡不已，都想到聚宝盆般的中原掳上一二。一旦中原王朝稍显弱势，例如汉代，采取和亲政策的目的便如上述所言一样，无非是求得周边的安稳。不过，和亲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自保手段，在唐朝，它还是“以夷制夷”的手段，也是彰显国威的策略。
唐朝初期通过与突厥的和亲，招揽突厥贵族进入皇族，帝王赐其高官和财富。表面上看似突厥人受到优待，实际上是唐朝政府乃是用“糖衣炮弹”来同化突厥，令其再无反抗之心。再者，有了突厥的支持，一些漠北、漠西的少数民族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唐王朝也省去很多力气去应付外患。在当时，有许多弱小的少数民族还主动到唐室请求赐婚，愿做汉家女婿，从中原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以增强自身实力。
其实，总结和亲政策仍旧是一句话，攀亲双方无非是希望对方“为我所用”，一旦这种互相利用失去了平衡机制，某一方再无价值可言，和亲便再也成不了和平的手段，战争才是决定最后结局的方法。不过，我们不能否定和亲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在不同时期，它的确保护了人们免受战争和掠夺的苦难。恃才傲物者往往先出局
孔融的形象为人们所熟知应当是从“孔融让梨”开始。作为东汉末年的文学家，孔融是成功的，但是在政治才能方面是绝对欠缺的。
孔融于灵帝时入“辟司徒杨赐府”，负责弹劾贪污官僚，其人刚直不阿，后为董卓所忌。汉献帝建都许昌后，征孔融为将作大匠，升任少府，后被封为太中大夫。孔融为人恃才傲物，本为“建安七子”之首，言论惊人，往往与传统相悖，还屡屡反对曹操的决定，多次在公开场合使曹操难堪，终因惹怒了曹操，最终被其斩杀。
曹操历来爱才惜才，其身边不乏对他出言抵触的人，但是为什么他却一定要杀孔融？事出必有因，其中最致命的因由莫过于孔融盛名之下恃才傲物、不识时务导致的结果。孔融像
孔融的确是个博闻强记、才华横溢的学者文人，但绝不是个精通实务、善于用人的政治家。不具备政治才能仍想混迹于官场，稍有自知之明者就该收敛行事，虚心做人。可才气颇高的孔融，仗着犀牙利笔，目空一切。虽说他对古之治国方略、教化方针相当熟悉，与人辩论援引古今，达到“玩而诵”的程度，也因此深得曹操佩服。但他处处与人针锋相对，言辞犀利地讽刺挖苦，久而久之，终于祸从口出。
公元197年，袁术在寿春称帝。曹操一时无法歼灭之，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便迁怒于与袁术联姻的太尉杨彪，诬陷杨彪企图废黜天子，上奏疏请求收捕下狱，判处杨彪大逆不道之罪。孔融听说后，立刻找曹操理论，援引《周书》所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杨彪和袁术只是亲家。曹操推托说是皇帝的旨意。孔融又以“周公摄政，成王杀召公，周公岂能不知”作比，字字铿锵，句句在理，逼得曹操无言以对，无奈之下唯有放过杨彪。
孔融成功阻止了曹操陷害杨彪，不知自守安命，反而一有机会便以讽刺、挖苦的方式顶撞曹操。时值战乱之年，灾荒频现，为了战事的需要和百姓的生机，魏蜀吴三国都曾多次下达禁酒令。可曹操一颁布禁酒令，就遭到了孔融的反对，后者更公然道：“若因酒能乱世而禁酒，那么桀、纣因色亡国，为何现在只禁酒而不禁婚姻？”以孔融当时的盛名，如此做法对禁酒令的实施极为不利。曹操考虑到孔融不过是为了出风头，勉强忍之。
平定北方之后，曹操下令南征，讨伐刘备、刘表和孙权等人。孔融极力劝阻，逞言强辩。先说刘备、刘表是汉室宗亲，不可讨伐；又说孙权虎踞江东，不易攻取；甚至直言如果攻之就是兴无义之师，有失民望。曹操终于忍无可忍斥退孔融，并下令再有谏阻者一律处死。孔融走出曹府后，仰天长叹：“以无义之师讨伐仁义之师，岂有不败之理？”
曹操听闻如此狂言，加之此前被孔融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对，盛怒之下，派人秘密搜罗孔融的狂妄之言，终于“招合徒众”，“欲图不轨”、“谤讪朝廷”、“不遵超仪”等罪名置之于死地。
有句话说得好，清高者往往最先出局。孔融生逢乱世却无治世之才，名高于实却不知自省，难怪曹操在公诸天下的布告上写道：“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有道是，恃才傲物不是坏事，但是张扬个性必须以融入大众为前提，过于孤傲很容易遭到别人的反感，锋芒毕露则会招人妒忌，历史上不乏孔融这类人，西楚霸王项羽、曹操谋士杨修、唐代的萧颖士等，皆是因过于恃才而不得善果。所以常有人说，恃才傲物者必先出局，因为这种人经常是格格不入，只能在圈子之外。触碰上司底线，杨修之死真相
三国时代的著名才子杨修一直为人们所熟知，他才思敏捷、聪明过人，学识超群，曾得到一代枭雄—曹操的赏识和重用，被任命“总知外内”的主簿，成为曹操身边的一位不可多得的高级谋士。可就是这样一位人才，却因为小小的“鸡肋事件”，最终被曹操杀掉。
以曹操爱才的个性，竟会因为一件小事而杀掉杨修，这种理由未免可笑。对历史再三考究让我们得知，曹操诛杀杨修的原因远远不是一根小小的“鸡肋”而已，这其中隐含着明显的政治规则，下面即对“杨修之死”根因进行探讨：
有一种观点认为，杨修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其主公曹操心胸狭隘自私，忌才甚厉。罗贯中在嘉靖本卷十五“曹孟德忌杀杨修”中的话：“操平生为人，虽然用才能之人，心甚忌之，只恐人高如已”，可以证明这一点。除杨修之外，曹操嫉贤妒能性情下的冤死鬼，不也还有孔融、荀彧、祢衡等人么？
第二种观点最为直观，也就是杨修死于“聪明反被聪明误”。过于恃才放旷，举止轻狂，且不断再三揣摩曹操心意，令曹操警惕万分，暗暗忌之戒备之。一般来说，上位者最忌讳的就是下属过于了解自己，那等于放了一个定时炸弹在身边。所以，当杨修做出了“鸡肋事件”之后，他的举动涣散了军心，动摇了将士的斗志，无论放在古代，还是现代，这事都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曹操正好借此机会除之后快。
第三种观点认为杨修的死与他参与到曹操家庭内部争宠夺位的斗争中有关。杨修为了让自己的好朋友曹植当上曹氏接班人，不顾及曹操的感受，千方百计地帮助曹植，曹植与曹丕间的矛盾也因此不断被激化。这破坏了曹操希望儿子们亲近的美好愿望，杨修也由此引来了杀身之祸。
第四种观点认为，由于杨修是袁术的外甥，曹操怕养虎为患，于是借“鸡肋”事件将他斩草除根，以解后患之忧。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杨修之死展示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与知识分子之间、主人与奴仆之间的关系本质，是人们的个性活力在封建专制意识形态下的悲剧。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对待知识分子，具有极重的疑惧心态，但为维持其统治体系的运转，又不得不对矛盾的状态加以利用。杨修“恃才放旷”不过为表面现象，内在的关键是他冲撞了固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等级秩序，最终酿成悲剧。
无论杨修死因为何，都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介入了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触碰到了曹操不能被触碰的逆鳞，而遭到了身死的横祸。曾国藩释兵权的目的何在
太平天国运动掀起中国农民运动的高潮，伴随着太平天国产生的还有曾国藩的湘军。曾国藩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军，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之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清王朝最具实力的军事力量。而此时清政府的八旗军战斗力早已薄弱不堪，因此曾国藩成为晚清的支柱石。曾国藩身为朝廷重臣，又手握兵权，政客门生满布天下，控制了清政府的半壁江山。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曾国藩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此时的他就像三国的曹操，北宋的赵匡胤。赵匡胤在适当的时机黄袍加身，成为一代帝王，留名青史，与赵匡胤情况极为相似的曾国藩为何没有造反呢？如果他以自己实力强大的湘军为主力，联合李秀成的太平军，抗击清军，成功的机会不谓不大，为何曾国藩为放弃如此好的契机？
一方面，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胡林翼、左宗棠已经开始劝进；另一方面，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军以后，清朝统治者违背了自己“克复金陵者王”的诺言，使得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劝进份子再一次拥戴曾国藩出面，反抗清廷。随后名满天下的学者王闿运也力劝曾国藩造反。面对这么多人的提议，曾国藩依然拒绝，这其中也有他自己的思量。曾国藩像
第一，从曾国藩自身而言，曾国藩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忠君卫道的观念根深蒂固，造反的可能性不大。而且，曾国藩熟读史书，也深知造反给中国会带来极大灾难。晚清时期的中国，列强环绕，已经经不起一点内乱了，过大的动乱只会给中国带来亡国的危险。而且当时洋务事业蓬勃发展，曾国藩还对实业救国着一丝希望，所以把自己大多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中国的建设之中。另外，曾国藩不想做赵匡胤可能还与曾国荃有关，他也不想再重演赵匡胤与赵光义的故事，曾国荃积极劝进，甚至比赵光义更有野心，曾国藩即使黄袍加身，也难保曾国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第二，从实力上讲，湘军虽名义上有三十万，实际上曾国藩能调动的仅有十余万人。李鸿章淮军势力早在太平天国未灭之前就独树一帜了，左宗棠自立楚军。曾国藩湘军内部并不团结。曾国藩手下几员大将都已自成一派，关键时刻也难保他们不投靠清政府转而对付自己。湘军经过长年的征战，已不复当年朝气，军纪腐败甚至超过当年绿营，战斗力也明显减弱。此外，曾氏集团的下属官宦都是恪守封建教义的地主阶级，也并不愿意与李秀成的太平军势力合作，因为有失他们的声望。
第三，从当时的中国现状考虑，内忧外患，即使打败清政府，坐上了皇帝宝座，曾国藩所接手的江山早已残破不堪，更何况还要面对列强的侵扰。
第四，对于清政府来讲，对曾国藩早已有所防范。咸丰四年，曾国藩自主招兵数万攻陷武昌，就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一介闲官就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对清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反而有芒刺在背之感。所以天京陷落之后，清政府当即派了重兵把守天京，实际也在监视曾国藩。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曾国藩才会放弃了劝进，反而采取措施，自削兵权，以释清廷之疑。年羹尧被诛的幕后揭秘年羹尧绘《易筋经义图说》
年羹尧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人，进士出身，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还被加封为太保、一等公。年羹尧曾运筹帷幄，驰骋疆场，立下赫赫战功；雍正二年入京，深得雍正帝的特殊宠遇，位极人臣。然而短短一年时间，惊涛骇浪迭起，九十二条大罪，一丈白绫，便断送了这个曾集高官显爵于一身的大清功臣。究其原因，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年羹尧自恃功高盖世，不把天子和朝臣放在眼里。在一次庆功宴上，雍正出于爱将之心，多次要求将领们将铠甲卸下，却无人敢动。唯等年羹尧发话之后，众人才敢卸下铠甲。年羹尧俨然将国之将领训练成了家之兵丁。
除此之外，年羹尧还把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当做奴仆使唤，对雍正的恩诏不行三跪九叩之礼，甚至在知道雍正打算亲笔为《陆宣公奏议》撰序的情况下，都敢以不愿烦扰圣驾为由，自拟序言，更要求雍正公诸天下。如此飞扬跋扈，雍正岂能容他？
对于雍正大力整顿吏治一事，年羹尧处处干预，诸多阻挠。其贪敛财富，结党营私，任人唯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即便是被贬职上任，仍大运财产，更带数千亲兵同往。此时的雍正，严惩贪官及违法乱纪者是势在必行，行之必厉。而年羹尧可谓是雍正的宠臣，位高权重，以其开刀，对于彰显雍正彻底改革的决心，再适合不过了。年羹尧不知收敛地撞在这风口浪尖之上，正好给了雍正帝杀一儆百的机会。
亦有人认为，年羹尧参与了雍正夺位之事，他的死正是一代帝王为巩固帝位而上演的“鸟尽弓藏”的悲剧。据说康熙帝原本指定皇十四子允褆继位，而雍正帝篡改诏书夺取帝位，并且得到当时任川督的年羹尧助其一臂之力，牵制了拥兵于四川的皇十四子允褆，使其无法兴兵争位。雍正既登帝位，又有雄才大略治世贤能，若留下年羹尧这个知其篡位阴谋的功臣，实乃一大掣肘。加之年羹尧一旦得势就不知收敛，功高盖主而不自知，迟早落个丢官丧命的下场。
更有甚者认为，年羹尧之死是因其自立为帝的计划败露。陈捷在《年羹尧死因探微》中认为，“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君忍受，所以难逃一死。”《永宪录》中也提到年羹尧曾与静一道人、邹鲁商谈做皇帝的事。《清代轶闻》一书更记载了羹尧失宠之后，“当时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由此可见，年羹尧似乎真有称帝之心，只因为“事不谐”，不得不“就臣节”。
年羹尧堪称一代功臣，却难逃一死。从权力的巅峰急转直下，跌至生命的低谷，个中原因扑朔迷离，但总结为一点，不过是对帝王政权产生了实质性的威胁，才遭到皇家的忌讳，落得恶终。是谁导致了苏轼乌台落难
北宋熙宁年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令其大张旗鼓地变法，后来变法失利，政府开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期间，元丰二年，恰逢苏轼被贬谪，却突遭诬陷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关于“乌台诗案”，被后世称作北宋的一场文字狱，事情始末大体是这样的。当时苏轼在奉调时，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来这种谢表送到朝廷不会有太多人留意。可是，苏轼文名满天下，文章一出，世人莫不争相一睹为快，就连苏轼的谢表也格外引人瞩目。
苏轼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由于“新进”是暗指王安石引荐的新人，这句话暗含讽刺意味，顿时惹怒了一些当政的新进官员—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他们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发泄对新法的不满。于是，苏轼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苏轼书法
实际上，不满新法的人大有人在，苏轼这一句牢骚不过尔尔，但对新进者却不然。为了置苏轼于死地，新进们开始有预谋的整治苏轼，李定、何正臣等处心积虑地从苏轼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苏轼罗织罪名。
再从皇帝的角度来说，宋神宗赵顼少有变革之志，然而推行新法的过程中阻碍重重，使得他有了强烈的挫败感。宋神宗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对于那些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大臣，要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所谓杀一儆百，苏轼刚好做了出头的椽子，立在了风口浪尖上。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北宋中期新旧两党明争暗斗，苏轼观点是站在旧党一方，与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属“敌对”状态，所以遭到政治打击也是迟早的事情。再加上，苏轼本人乃一代大文豪，豪放不羁，行文间常见讥讽与尖锐的言辞，很容易被人抓到把柄，乘机陷害。
当然，苏轼未被判重罪。当时的宰相吴充上书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如果没有他们的及时相救，这样一位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也只能俺没在政治斗争的黑暗漩涡里，岂不哀哉。
苏轼在御史台的死囚牢里被关押了四个月零十二天，司马光、苏辙等三十人也受到株连，苏轼的文章诗词被大量毁掉，俨然“十亡其七八”。
乌台诗案后，苏轼并未因此一蹶不振。到黄州的贬谪生活，他的文学成就却再上一重楼，从原来的犀利尖锐转变为温和沉郁，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地方的生活，令苏轼文如泉涌，写下了无数的好文章留给后世。
由此可见，乌台落难成了苏轼一生的转折点，同时也说明了，当一个人过于优秀的时候，往往越容易树立敌人，一旦有小小的失误，便会令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宫斗角逐周公旦为何放弃近在咫尺的天子之位
说起周公，似乎总与“解梦”纠缠不清。然而周公生平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执政六年后让位于成王，实现权力的和平过渡。于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当危难过后便毅然让位，周公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受万代称颂，同时也引发了后人对其让位之举的质疑。
有人指出，《荀子·儒效》和《淮南子·氾论训》中都说周公想要夺取天下。《礼记·明堂位》和《韩诗外传》卷三也有记载周公想要坐上天子的位置。《尚书·大传》更明确指出，周公身居要位，管理着天下的国事。周公像
又有人考证说，《尚书·大诰》中出现的“王”，把周文王称为“宁王”，也称作“宁考”。而“考”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所以这个“王”应是周公。《尚书·唐诰》中也有记载：“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的弟弟康叔，名“封”，《康诰》中的“王”称康书为“弟”，显然这个“王”也是周公。如此说来，周公的确自称为“王”。
根据以上证据，便有人认为，周公在武王去世而成王年纪尚幼之时，便有谋权的意图。之后以“王”之名义，行“王”之权力，虽说东征西伐、治国安邦功不可没，但也不能掩盖其意欲以权夺位的野心。
至于周公最后没有取成王而代之，实乃应变形势的无奈之举。因为遭到当时地位举足轻重的召公、太公的怀疑，而成王也对周公起了疑心，并且周公的两个兄弟管叔、蔡叔又与纣王之子武庚联合起兵，关中局势动荡不安，形势对周公极为不利，周公不得不还政于成王，以平息众怒。
此番质疑，对世人心目中周公那无畏无私的形象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更多的人仍坚持认为，从周公临危受命而勤勉摄政之举，从他在武王病危之时愿意以身代死的决心，便可看出周公对国对君的一片赤诚之心。如此忠君爱国之人，绝不可能做出僭越夺位之事。
无论是无奈还政，还是真心让位，不过是后人充满感情色彩的想象。而周公心中所想，早已随他而去，深埋黄土之中。李世民为何修改国史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皇帝。在位期间，他勤于政事，举贤任能，体恤百姓，减轻刑罚，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因此，在后人眼中，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中国历代帝王的表率。即使是这样一位英明圣主，他的一生仍有很多瑕疵，“玄武门兵变”的历史实情一直让后人迷惑，而他后来修改国史的行为也让人议论纷纷。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下令在中书省特别设置秘书内省专门负责修撰前五代史。同年闰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将史馆移入禁中，设于门下内省北面，由宰相监修。从此之后，史馆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的一个常设机构，不再具有修史职责而是专门负责修撰当朝国史。唐太宗究竟出于何种动机要重置史馆，修改国史呢？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仍未有确定的答案，给历史留下了一桩疑案。后人对此持有不同观点。李世民像
一种说法认为唐太宗修改国史，是为自己杀兄逼父篡位辩护。这种观点认为，李世民的皇位并不是合法继承而来，是其弑兄逼父的结果。这一行为并不符合封建法统和封建伦理，就在李世民自己看来，也是不能贻示子孙、垂为法诫。所以，为掩盖这种残暴的行为，也为了确立他登基的合法性，李世民决定撰修国史，下令创立了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这就使史官很难做到秉笔直书，只能按统治者的意图撰写历史。
李世民在位期间，曾不止一次违例要求亲看国史和起居注，并称是“使得自修改耳”。其实，作为帝王原本就是不可以随便看史官写的起居注的。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史官费尽笔墨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成为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给人造成皇位本属于他的印象，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如此一来，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合理多了。
还有种说法认为李世民之所以要修改国史，抬高自己在太原起兵中的地位，贬低李渊的功劳，乃是出于当时政治统治的需要。他要求贞观史臣把太原起兵中李渊由主动起兵变为被动起兵，目的是为了把李渊描绘成一个忠臣的形象，从而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李世民将李渊描绘成是在隋炀帝要下令逮捕他，李世民和刘文静等又设下圈套逼得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不得不反的形象，而且在起兵时李渊还曾号称“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这样一来，李渊就成了大忠臣了。很明显，这种刻画有利于维护李世民的统治，防止人们以此为例，起兵谋反。
以上说法多是各家的推测，并没有明确的史料依据。但是李世民继位后修改创业国史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他为何要修改国史，其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判断了。讨伐武则天失败的骆宾王最终结局如何
作为“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诗文并茂尤其擅写诗作，如《帝京篇》等名篇，让他名扬天下的就是其起草的讨伐武则天的檄文《讨武氏檄》，就连武则天看到这篇檄文后不由得感叹：“宰相安得失此人？”
公元683年，骆宾王在其老家浙江的临海县当一个普普通通县官，这一年冬天，长期病态的高宗扶鸾而去，遗诏立太子李显为皇帝，因为高宗在位的时候，武氏已代替高宗掌握朝政已达几十年，她无法放弃这至高的权柄，废长立幼，以便自己独掌大权。为了巩固皇权，她下令排除异己并大肆诛杀唐室勋臣，并设立间谍机构、当时人人以告密自卫。整个帝国陷入了惶惶不安之中，这时的骆宾王亲眼目睹了武氏集团犯下的种种恶行，心中愤懑不已，于是他就联合当时仍握有兵权的徐敬业准备起事伐武，就诞生了《为徐敬业讨武瞾叫檄》这样义正词严，气势恢宏的檄文，并确立了“拥戴李显，匡扶唐室”的政治主张，起义军开始形势很好，后因徐敬业没有抓住有利战机，被武则天派兵围剿。
公元684年，这场历时仅三个月的起义就在扬州城下宣告失败。
当天晚上骆宾王、徐敬业等准备连夜坐船逃往高丽，但是由于徐敬业的部下叛变，徐敬业被杀，但是骆宾王的去向却不为人所知。
有记载说他被诛杀。《资治通鉴》中明确地写出起义军失败后徐敬业、骆宾王被叛军诛杀的场景；《旧唐书》也肯定了诛杀骆宾王的事实。
第二种说法称他逃跑了。如《新唐书》记载，武则天死后，李显即位，为了表扬骆宾王为大唐江山作出的牺牲，他下令郄云卿在全国各地搜集有关骆宾王的诗作，并要求对其兵败后的下落做出严密的调查，在兵败后他接触了哪些人，还有遍访骆宾王的好友，起初郄云卿认为骆宾王可能已被叛军诛杀，但是随着调查的深入和得到的线索越来越多，他便提出了逃跑这个说法。
说法三是，骆宾王出家。
初唐著名诗人宋之问在杭州灵隐寺，碰到一个老和尚替他对了两联妙句：“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据说此人就是骆宾王。但是后有人去找再也没有找见。
2005年，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骆宾王研究专家骆祥发向媒体公布了自己多年研究骆宾王下落的结果，他说骆宾王兵败被诛杀的论证值得怀疑，因为官方的史册完全出现两种不同记载，这本身就值得商酌。他还提到在他家的宗谱上面也有关于骆宾王逃出后隐身在江苏南通一带的芦苇荡，辗转一段时间后，客死南通、埋骨黄泥口的记载，终年70岁左右。
无论骆宾王下落和在，他的败亡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尽管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却投入到了反抗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中，终将难以全身而退。临危受命的明代宗为何不得善终
明代宗景泰帝朱祁钰，是明宣宗朱瞻基的次子，明英宗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早年被封为郕王，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土木堡战役之后，明英宗被俘，朱祁钰被迫临危受命，登基称帝。景泰帝在位一共才8年，后因生病，被复辟的英宗废黜软禁而气死，终年30岁。
朱祁钰的一生命途多舛。按照封建等级制度说来，朱祁钰的出生卑贱。因为他的生母是汉王朱高煦府邸的一位侍女。宣宗皇帝征讨朱高煦时，在返京途中邂逅了吴氏，被吴氏的美貌与聪灵深深打动，于是便将她接回京城。
由于封建礼教的阻挠，身为罪人的吴氏不能被封为嫔妃，于是宣宗将其安排在紧贴宫墙的大宅院中，时常临幸。吴氏为宣宗生下了次子朱祁钰后，被封为贤妃，但继续住在宫外。后宣德皇帝病重，将朱祁钰母子托付给自己的母后张太后，至此朱祁钰才被封为郕王，并在宫外修建王府，与母亲居住。
原本朱祁钰和母亲是可以这样平静地度过一生的，但是土木堡的狼烟却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土木堡战役，英宗御驾亲征，便让郕王朱祁钰奉命担任监国。然而土木堡败讯传来，英宗被俘，举朝大震，群臣聚哭，莫知所措。国家社稷的重任落到监国朱祁钰身上，可朱祁钰却不愿意登基。由于太子朱见浚才两岁，不情愿的朱祁钰就被群臣推上了前台，在孙太后的授意下继承了皇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浚为太子。明代宗像
代宗登基与于谦也有关联。早在朱祁钰担任监国时，就爆发了关于“南迁”的争论，翰林院侍讲徐呈（即后来参与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根据天象的变化首先提出了南迁，这一提议得到了一些胆小的大臣的支持。可是由于祖宗的宗庙和陵寝都在北京，于谦当即否决了他的提议，并得到了朱祁钰的支持。朱祁钰非常欣赏于谦的能力与魄力，于谦也很欣赏眼前这位年轻人的当机立断。紧接着发生的午门血案，更加深了两人的这种感情。
明英宗宠信宦官王振，使得整个朝廷乌烟瘴气，大臣凡是有不利于王振者，非死即贬，群臣的心中早已酝酿着一股洪流。当英宗被俘，王振被杀时，群臣的怨气似乎得以倾吐。众大臣跪在午门哭谏，要求朱祁钰惩治王振的党羽，当王振的同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出来阻挡时，当即被愤怒的群臣打死。见此情形，被吓坏了的朱祁钰唯恐发生哗变，准备逃走，根本就不想登基为帝。这时于谦站了出来，他拉住朱祁钰的衣袖，对他解释大臣们并不是冲着他来的，只要朱祁钰能够惩治王振的党羽，群臣们甘愿辅佐他共创宏图大业。于谦的话让朱祁钰镇定了下来，于是便下令将宫内的两个王振同党带出来交给群臣，这两人也被群臣当场打死，由此可见王振埋下的积怨之深。至此，代宗和于谦之间建立了更深厚的感情。所以代宗登基，于谦应该是推手之一。
但不幸的是代宗当了八年皇帝后突然大病，王振余党曹吉祥等人趁机拥立英宗复位。英宗在天顺二年二月乙未，废景帝为郕王，将其迁到西宫。不久之后，景帝便薨于西宫，年仅三十。英宗毁其所营建的寿陵，以亲王礼葬于西山。同时英宗还废掉了他的帝号，赐谥号为“戾”，称“郕戾王”。其实这是一个恶谥，表示景帝终身为恶，死不悔改。
后来的一些臣子开始为景帝平反，认为景帝赐谥号“戾”给代宗是不公的。代宗临危受命，削平惑乱，使老百姓安居乐业，退外敌，迎回英宗，总的说来还是有一番作为的。后宪宗下旨恢复景帝帝号，但其谥号只有五个字，与明朝其他皇帝十七个字的谥号相比，其规格较低，而且还没有庙号。直到南明弘光时期，才给景帝加上庙号“代宗”，并增加谥号到十七字。至此，景帝在礼仪规格上才与明代其他皇帝齐平，他的历史功绩也稍稍为后人所知。为什么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是明代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可是万历皇帝刚主持朝政十四年后居然开始不上朝，从此之后的二十年里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作为一个帝王，上朝理政是分内之事，可是为什么万历皇帝二十年不理朝政呢？有人说是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也有人说他是染上鸦片烟瘾。但更多的人则认为，万历是因为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才不出宫门，不理朝政的。
万历皇帝十六岁的时候，太后、大臣们便替他选择了王氏和刘氏作为皇后和昭妃，然而叛逆的万历根本不喜欢这样强加的婚姻，更不喜欢皇后和昭妃，所以他对这两个妻子十分冷淡。
万历二十岁时，偶然临幸一王姓宫女，后得长子朱常洛。在当时，正宫皇后没有生出嫡长子的情况下，按惯例朱常洛应该立为太子。可是后来，万历遇到了自己心中的红颜知己，一生最爱的女人郑贵妃。郑氏本是一个宫女，因容貌秀美、机智聪明得皇帝的喜爱，很快被封为贵妃。两人相互彼此倾慕，朝夕相伴，简直一刻也不能分离。四年后，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万历皇帝爱屋及乌，对刚出生的孩子表现了极大的宠爱，直接将郑贵妃晋封为皇贵妃，帝位仅次于皇后，与此同时想将朱常洵立为太子。
万历这一想法遭到群臣的反对，大家认为废长立幼是不合宗法礼制的，为了社稷，应当立皇长子为太子。群臣的反对令万历招架不迭，只好极力镇压，把户科给事姜应麟等强烈反对的大臣都贬官问罪。知道此事的慈圣太后质问万历皇帝。无奈的万历就将册立太子的事推迟，采取“拖”的方法。万历皇帝像
为立太子的事情，万历和他的全体朝臣相对抗，谁也压服不了谁。这让万历大伤脑筋，也大为恼火。后来万历采取不上朝的方法，同他的大臣们消极对抗。幸而官僚体制还起作用，就是没有皇帝，内阁及部府仍然照常工作。有事陈奏上去，皇帝不批，就等于默认，便照章办理。谁再说立太子的事，他就“留中”，让疏文自动作废，外间就无法知道真相了。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万历怕自己一旦殡天，朝纲大乱，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于是不得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这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终于结束了。
其实从深层次的原因来讲，万历不上朝的主要原因是皇权与文官制度发生了剧烈冲突，皇权受到了压抑，万历就是用消极的方式来对抗。但是有两点万历仍然值得肯定，其一万历皇帝并没有因大臣与之作对甚至漫骂皇帝贵妃而杀掉一人；其二不上朝并不是不办公，万历年间的国家大事小情都是万历处理的，大的比如万历三大征，特别是明、日的壬辰战争也一直在万历指导下进行。解密努尔哈赤上位过程
一代英杰努尔哈赤是明末建州女真族的首领。他凭借十三副祖传铠甲闯天下，马上征战四十余年，于1616年建立后金，即汗位。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努尔哈赤是如何统一建州女真各部落，脱颖而出建立后金政权的？
努尔哈赤本出生于建州女真一个贵族家庭里，祖父和父亲都是建州女真的贵族，也是明朝封的建州左卫官员。努尔哈赤从小就练习骑马射箭，有一身好武艺。十岁那年，母亲死去，他的继母待他不好。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和当地小伙伴一起在莽莽林海里打猎、挖人参、采松子、拾蘑菇，然后将这些山货带到抚顺卖掉，挣钱过活。努尔哈赤就是在那里接触到了许多汉人，并且学会了汉文。
建州女真的部落总是互相攻杀，因此明朝驻军将领也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这一地区的统治。努尔哈赤二十五岁那年，建州女真部土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带引明军攻打古勒寨城主阿台。阿台的妻子是努尔哈赤的妹妹，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去古勒寨探望孙女，不巧正碰上明军攻打古勒寨，在混战中都被明军杀害。努尔哈赤像
年幼的努尔哈赤悲痛不已，他跑到明朝官吏那里说：“杀我祖父、父亲的是尼堪外兰，只要你们把尼堪外兰交给我，我也就甘心了。”然而明朝官吏只把他祖父、父亲的遗体交还他，却不肯交出尼堪外兰。由于念及自己的力量太小，不敢得罪明军，于是努尔哈赤满腔悲愤回到家里，翻出了他父亲留下的十三副盔甲，分发给他手下兵士，向土伦城进攻。努尔哈赤英勇善战，尼堪外兰不是他的对手，狼狈逃走。努尔哈赤攻克了土伦城，继续追击，趁机又征服了建州女真的一些部落。尼堪外兰东奔西窜，最后逃到了鄂勒珲（今齐齐哈尔附近），请求明军保护。努尔哈赤也追到那里。明军看他不肯罢休，怕因此引起战争，就让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
自从努尔哈赤消灭了尼堪外兰之后，就声名大噪。又过了几年，努尔哈赤就统一了建州女真。这就引起女真族其他部的恐慌。当时的女真族，共有三部，除了建州女真之外，还有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海西女真中的叶赫部最强。公元1593年，叶赫部联合了女真、蒙古九个部落，结成联盟，合兵三万，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听说九部联军来攻，事先做好迎战的准备。他在敌军来路上埋伏了精兵，并且在路旁山岭边安放了滚木石块。一切安排妥当，他居然安安稳稳睡起觉来。他的妻子看了很着急，把他推醒，问他：“九部兵来攻打，你怎么睡起觉来，难道真的你给吓糊涂了？”努尔哈赤笑着说：“如果我害怕，就是想睡也睡不着。”
第二天，建州派出的探子回报敌兵人数众多，将士们听了也有点害怕。努尔哈赤就告诉将士们：“别害怕，现在我们占据险要地形，敌兵虽然多，不过是乌合之众，一定互相观望。如有哪一个领兵先攻，我们就杀他一两个头目，不怕他们不退。”
九部联军到了古勒山下，建州兵在山上严阵以待，先派出一百骑兵挑战。叶赫部一个头目冲来，马被木桩绊倒，建州兵上去把他杀了，另一头目看到这情景也吓昏过去。这一来，九部联军没有统一指挥，四散逃窜，努尔哈赤乘胜追击，击败了叶赫部。又过了几年，基本统一了女真族各部。康熙遗诏是否被雍正篡改
清康熙帝驾崩以后，四皇子胤禛在激烈的皇位争夺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雍正帝。雍正帝究竟是如何即位的，长期以来在民间有种种传说，史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有几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至今还是一个悬案。
在民间传说中，多认为雍正即位是非法的，是篡位夺权。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矫诏篡立说”。早在雍正帝在世时，社会上就盛传：康熙帝要将皇位传给胤禵，在他患病的最后几日，曾经下旨要召胤禵回京，但是胤禛的死党隆科多却隐瞒了谕旨。致使康熙去世当日，胤禵不能赶到。于是隆科多假传圣旨，拥立胤禛为皇帝。另一种说法为“盗改遗诏说”。康熙原来就有手书，要把皇位传给十四阿哥胤禵，却被人将“十”改成了“于”字，于是遗旨明明传位于胤禵，却变成了传位于胤禛，那么，是谁来盗改了这个遗诏呢？有传说是雍正本人改的；有的说康熙把遗诏写在隆科多的掌心，而隆科多将“十”字抹去了；也有的说是由一些雍正府中所收养的武林高手所改写的……
然而这种观点遭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
第一，康熙遗诏是用满文写成的，不可能篡改。
第二，隆科多与雍正原非深交，何苦冒险矫诏拥立？关于矫诏夺位的种种传闻，无非是出于政敌的中伤。雍正像耕织图
第三，皇十四子胤禵若是康熙选定的王储，为何长期滞留边陲？
第四，康熙临死前曾命雍正代行郊祀大典，病危时又将几位皇子和大臣召至榻前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可见康熙想立的就是雍正。
第五，胤禛在康熙四十八年晋封为亲王，在皇子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先后二十二次参与祭祀活动，次数比其他皇子都多。此外，康熙对胤禛之子弘历宠爱有加，称赞其母是“有福之人”。由此可见，雍正是后来居上的皇太子候选人。
后世有人根据雍正在品格、才干、年龄和气质上的众多特点以及雍正本人在皇宫中深藏不露、暗自修炼多年的特征，康熙对雍正的认识和父子感情基础，当时诸子争储互斗的背景，还有康熙在死之前留下遗诏的在场人物、地点、时间以及情节等来综合分析，认为雍正根据皇父“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是合法即位的、可信的。
官书中记载如下，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冬至前，康熙患病住在畅春园疗养。胤禛请求侍奉左右，但康熙却让胤禛奉命代替自己到南郊祀天，并且命他待在斋所虔诚斋戒，不得离开。到了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的病情突然恶化，这时才不得不破例把胤禛召到畅春园来。而在胤禛没到之前，胤祉、胤祐、胤禩、胤禟、胤䄉、胤祹、胤祥和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已经在康熙的命令下来到御榻前。康熙对他们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此时，恒亲王胤祺因冬至奉命在东陵行祭典、胤禄、胤礼、胤禑、胤祎等小皇子都在寝宫外候旨。当胤禛来到康熙面前时，康熙还能够说话，告诉胤禛他的病情日益恶化的原因，但是到了夜里戊时，康熙就归天了。隆科多即向雍正宣布“遗诏”。胤禛听后昏倒于地，痛不欲生，而胤祉等其他兄弟则向胤禛叩头，并劝他节哀顺变，因此雍正就履行新皇帝的职权，主持康熙的丧葬之事。雍正曾特别强调：当日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
雍正的即位是由父皇康熙的寿终正寝后才开始的，是属于正常并且合乎法理的。对此，清代官书众口一词，都是同一个口径。但是雍正继承皇位后仍然存在许多令人费解的问题，而且他即位后的很多言行，尤其是与大肆诛戮贬斥功臣、兄弟、文人等事连在一起，更令人感到扑朔迷离。
这些问题使一些清史专家耗费了很多的精力，直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可以说，在没有获得新的可靠材料之前，雍正的即位是否合法合理，依旧是个谜。是什么令慈禧改变废光绪的念头
慈禧发动政变以后，将光绪帝囚禁在西苑的瀛台，它四面环水，实为一小岛，唯一通向陆地的通道是北部的木桥。光绪被软禁后，服侍光绪的太监，均经李莲英亲自挑选，对光绪帝名为服侍实为“管教”。据说某年冬季，南海水面已经结冰，一日光绪帝微服出行，孰知刚走不远，便被守门人发现，即被“跪阻”。慈禧太后得知后，居然命人将冰凿开，以防其逃走。这似乎还不足以泄愤，在政变后的几天里，慈禧又陆续把过去侍奉光绪帝的太监全部发落，对珍妃更是痛下狠手，将她囚禁在冷宫中，就是今日珍妃井西边的山门里。
虽然慈禧已经将光绪帝变为囚徒，但她依然心存隐忧。毕竟自己垂垂老矣，而光绪帝只是几近而立，一旦自己百年，光绪帝就可以名副其实地成为大清皇帝。因此，她有了废掉光绪帝皇位的计划。
首先，折杀光绪帝在臣下面前的威严。慈禧指挥镇压了变法以后，多次组织大臣围攻和训斥光绪帝，为光绪帝罗织罪名。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政变当天光绪帝被围攻和惨遭训斥的场面。
其次，大肆制造皇帝患病的声势。这引起朝野上下极为震动，光绪帝四月份还在雷厉风行地主持变法，此间未曾听说身体不适，缘何慈禧在镇压变法的同时突然昭示天下：皇上已患有重病，连太医都不可医治。光绪皇帝
第三，选择宗室近支之子立为大阿哥，为同治帝立嗣。要废黜在位的皇帝，就必然要确立一个新皇帝。
光绪帝患“重病”以及立溥仪为大阿哥的消息散播以后，朝野上下议论蜂起，慈禧企图废帝的阴谋也随之被人洞穿。但两种势力的反对，使慈禧陷入被动的泥沼，也迫使慈禧废掉光绪的计划破产。
首先，国内工商界人士联名致电慈禧反对罢黜光绪。
慈禧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仪为大阿哥”谕旨颁发以后，上海于次日下午获悉，将诏谕刊登在日报之上。于是上海一时人声鼎沸，上海的电报总办经元善联合上海绅商市民一千两百余人，立志谏阻慈禧废黜光绪帝的企图与行为，力求保皇。元善之举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响应。无疑，给慈禧施加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其次，在华列强反对强烈。
变法失败以后，顺其自然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复旧势力全面控制朝局。出于维护在华利益的需要，在华列强认为，支持光绪帝建立一个较为开明的政府对自己在华利益更为有利。于是，当获悉光绪帝"患重病"的消息后，他们一再要求觐见，力图摸清光绪帝病情真伪与下落。在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一位名叫多德福的法国使馆医生，提着自己的药箱，走进了紫禁城皇宫大门，此行此举非比寻常，他不仅仅以西方医学之代表的身份来为中华帝国的皇帝检查身体，更代表了在华强的意愿。这样的行为也是不合常理、史无前例的。没有史料记载慈禧为什么会同意西医来给光绪帝诊病，但多半是出自于她对在华势力的无奈。
多德福诊病的结果是病势无大碍，唯患血虚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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