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景旭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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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人生试读：
自序
我出生在河北农村一个贫寒的家庭，自四岁起就一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我过早地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和母亲一起承担着生活的重负。虽然家境贫寒，但我一直感受着母亲给予我们兄妹的关怀和爱护，母亲的爱是我童年最温暖的回忆。尽管生活贫困，母亲教育我们做人要有志气、有尊严，要靠智慧和辛勤的劳动改变自己的处境。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我从小养成了自强自立、不屈不挠的性格，这些对我在其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信真理、坚持斗争有极大的帮助。
我的丈夫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1940年，我们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结为夫妻，共同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这些干部面临着学习新知识、解决新问题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们也品尝着家庭的幸福与温馨，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但还没有来得及回味就匆匆流逝了。在十年浩劫期间，正常的工作秩序、生活秩序被打乱了，我们也被扣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被非法关押。凭借着对党的忠诚以及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全家人相互鼓励，度过了那段精神极度苦闷、生活异常艰难的岁月。
幼年的经历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使我夜不能寐；今昔对比，无异于天上地下。回首往事，我萌生了写自传的意愿，一是想在闲暇时练习写作，完成我在电视大学中文系时的梦想；二是想通过文字把我生活的那个年代记录下来，希望通过我的笔能记录那过去的一页历史。虽然只以个人的视点作为圆心，个人的经历作为半径，然而它所包含的是一个真实的社会和人生。
那是1988年的初夏，我刚刚动笔写了十来页，就被发现身患肺癌，而且误诊已经一年有余。同年，我在三〇一医院做了右上肺叶切除术，术后我坚决地拒绝了常规的化疗和放疗出院了。此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我一直服用中药，肺癌没有复发，战胜疾病的喜悦使我又燃起了写作的热情。
我从小就渴望知识，但由于家境贫寒，每天都要帮助母亲干活补贴家用，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孩子走进学堂。参加革命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抓紧时间补习文化，既向周围有文化的同志们学习，也上过根据地的几所学校。1965年，北京有了电视台，我买了一台黑白电视，从此在电视大学中文系学习。由于工作变动及随后的政治运动，学习计划没能坚持下来，我的文化知识就是这样断断续续地积累起来的。我的文学水平难以详尽描述我所走过的风风雨雨，难以深入表达我所感受的悲喜情怀，只是尽量如实地回忆所经历的事情并加以整理。五年来，我坚持每天伏案写作一个小时，持之以恒，到今天终于可以收笔完成这本自传了。
如果我的读者有兴趣读完这本传记，并对20世纪我所生活的中国农村有一些了解，我将感到欣慰；如果读者能够追寻并体会到那一代有志青年追求自身解放与社会进步的思想轨迹，那么我的一切艰辛都将得到回报。吕景旭2010年1月于北京
一 家族往事
我是河北省完县（现为顺平县）蒲上乡赵家蒲村人，吕姓旗人。小时候听大人们说：清朝早期，旗人很威风，享有不少特权，可以跑马圈地。旗人骑着马，在一定的时间里，想要哪块地就叫马往哪儿跑，马跑过去的地就圈起来归旗人所有。从我记事的时候就知道，吕姓旗人的地都是好地。特别是我爸爸的地在蒲阳河北岸，离村很近，不用过河。耕、耩、锄、耪、收获都省力，土地平整肥沃，秋麦两季都能丰收。后来，这些地都被我二伯父算计成他的地了。
我们家的住宅条件也很优越。我们村是小村，有住户一百五十家左右，只有一条东西大街，不足一华里长。路北向阳处几乎全是吕家，东头是吕老仁家，中间是吕老敬、吕老记和吕老庆家，只有三国庙夹道两边两家赵姓占地不足十几米。吕老敬是我爷爷，他生有五个儿子。临街的房子分给了大伯父，他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后来家里人口多了变穷后，就把住房卖给一家姓张的，大街上就多了一户异姓人家。路南是叔伯的七伯父家，从大街中心靠西一点儿一直占到张家台，几乎占了半条街。听说我叔伯七伯父的父亲在满清政府做过收税官（人们叫他棒槌绫子官）；还有人说，他家有根金条放在屋顶小橼和檩条的夹缝里；也有人说，他家穷了，早卖了。真假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记事时他还有一百多亩地，使二套车、一个长工，农忙时雇短工。
其他一百四十多家分散住在村边的南角里、前街里、张家台儿、西胡同里及东、西、北头儿等地段。那时候，老百姓家都不愿意让女儿嫁给旗人，嫌旗人规矩太多。
旗人有一些特殊的生活习惯。打我记事起，只记得有两项：第一，每年腊月三十晚上，男人们都要到长辈家叩头、祝福，称为“辞岁”。大年初一，男人和媳妇们都要到长辈家磕头，叫做“拜年”。第二，如果哪家娶媳妇，那新媳妇就有磕不完的头。过门第二天，到长辈家磕头，认识一下长辈和家门，这是常规，家家如此。新婚第三天回娘家，叫“回门”，先到旗人各长辈家磕头，意思是说我要回娘家了，向长辈们辞行。从娘家回来之后，遵循老理，还必须到各长辈家磕头，就是告诉长辈，我从娘家回来了。从新婚之日起，直到回娘家住“八天”或住“对月”，新媳妇要往返两次到各长辈家磕头。
具体说磕头吧，并不是跪下就磕，还有一整套规定的动作呢。我清楚地记得十嫂过门的情形。婚庆当天下午，客人都散了，只有至亲和家人了。大姑姑家的二表姐教十嫂磕头：先把双脚站在拜垫前，脚离拜垫五寸远，右手向上提裙子，左脚先踩到拜垫上。把裙子撩开，先跪右腿，再使裙子盖上脚，之后再跪左腿，此时必须用裙子把后脚跟全部盖上，必须保证双脚都不能露在裙子外面才能开始磕头。起来时双脚不能踩着裙子，否则会摔倒。二表姐给示范了一遍，让十嫂做一遍，不对，再示范一遍，再做一遍，还不对，再教。十嫂学了二十多遍，还没有学会。我就坐在对面的板凳上看她学，真替她着急。学不会不行，第二天必须给远房里上拜，后来终于学会了。我还听说，过去老百姓很怕旗人。大街中间有个三国庙，庙台的东西两侧有两排板凳，如果旗人在庙台上站着或坐着，（庙台上东西两边也有板凳）老百姓就不敢上庙台。改民国以后大家都平等了，这些旧规矩才逐渐消失。家道殷实
我们吕家有四个家祖，分住南院、北院、东院、西院，西院有两个后代，按家族大排行：一个是六伯父，一个是九叔，九叔因为是姨太太生的，所以人们瞧不起他，不把他当人看。南院、东院都是单传：一个是二伯父，一个是七伯父，他们全是我们的堂叔伯。北院生了三个老太爷，二老太爷没有儿女、没有财产成为绝户；三老太爷无儿无女；大老太爷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我爷爷吕老敬，他有五个儿子。我大伯早逝，我没见过，大伯母生下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记事时，家中只留下二儿子在家种地，侍候大伯母，其余的儿子都在外谋生。大伯母的女儿是我的四姐，出嫁后生了一个女儿。四姐的女儿和我同岁，我们常在一块儿玩，大伯母待我们尚好。
二伯父在北京的当铺学徒，鉴别金银首饰、珠宝玉器、皮毛等各种旧货。他在外见过世面，回来总在乡亲们面前炫耀：真正的滩羊皮，每一根毛儿都有九道弯，不够九道弯的那叫“小麦穗”（一种羊毛的品位）。学徒工都盼着出师后当耍手艺的（可以独立工作、收货），一是酬金增长许多，二是可以出人头地，三可以带徒弟，能使唤徒弟。他学徒期满时，手艺学的也不差，人们都为他庆幸，掌柜的也常夸赞他。这就招人嫉妒了。出师不久，有一位达官显贵拿来一枚假戒指冒充足赤金，这人在当地很有势力，常来当铺走动，二伯父虽然一眼就看出这是假戒指，但不敢讲，怕得罪他，可又不能收，很是为难，只好请出掌柜的来请教。掌柜的说：“撬开看看！”二伯父内心非常惊讶：掌柜的今天为什么如此胆大，这太罕见了。手里捏了把汗，担心这碗饭吃不成了，可又没法子，只好硬着头皮用发颤的手拿着錾子，脸上赔着笑对客人说：“我要献丑了。”一錾子下去，黄铜显出来了，原来是厚包金的铜戒指。那位大人物满面绯红，显出大吃一惊的样子，继而马上说：“名师出高徒啊！真是千真万确！”又对二伯父说：“好小子，我今天没考住你，幸会幸会！”说完，拿着破戒指扬长而去。其实后来知道，那位势力派人物的亲信想来这里做事，于是就和掌柜的预谋，找碴儿赶走二伯父。此后没几天，二伯父就被辞退了。
二伯父在外做生意攒了点儿钱，回家后买了些地。由于见多识广，他在村子里成了知识渊博之人。为了积累家财，他利用学到的剥削手段来剥削乡亲们，连自己一奶同胞的兄弟也不放过。我父亲向他借钱，他要2.5分～3分利息，还要写下抵押文书：“到期不还钱，圈地不得反悔。”还恶狠狠地说：“不还钱，连一粒粮食都不给你！”对自己的一奶同胞兄弟尚且如此，对乡亲们也一样，村里人送他外号“二老抠”。村里人恨他，还几次放火烧了他家用秫秸秆做的栅栏门，还把他成材的大白杨树皮刮掉，让大树枯死。
三伯父在城里洋行做事（乡里人称“吃洋行”），具体做什么工作不知道。他挣了些钱，在家乡买了地，加上奶奶分给他的几亩地，共有十来亩，日子过得尚可。
四伯父住着奶奶的院子，和奶奶一起过日子，有五六亩地，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父亲是爷爷、奶奶最小的儿子，又乖巧又听话。三老太爷喜欢他，就过继给了三老太爷当了继承人。在我父亲九岁时，三老太爷去世了，父亲为他打幡送葬，尽人子之责，也继承了三老太爷的一大股财产（二十六亩半好地，一个大院落等）。因为年幼尚不能自立，所以还跟着母亲过日子。当时，父亲的财产是他四个哥哥的总和。
五个儿子怎么分家？于是，奶奶把两个大院和起来分成四块，东边的院落是我爷爷留下的产业，分给了大伯父和四伯父；西院是我父亲继承三老太爷的家产。奶奶让二伯父住在西院南面临街的部分，我父亲住院落的北面，由于出门的道路分给了二伯父，我们这块就成了瓮中之鳖，只能从大伯父和四伯父的两个院子中间开出一条道来才能出门，还美其名曰“换地”，意思是用二伯占我爸临街那块地换了这条道。一块地换了一条道，如此换地也只有偏心的奶奶和懦弱的父亲相结合才能实现。除此以外，奶奶又在我们房后给三伯父买了一块地，盖了三间房，这才分了家。
大伯父、二伯父成家后先分出去单过了，奶奶和三个小儿子在一起过，叫“伙里”，看不出有什么悬殊和差别。后来父亲有了三个子女，三伯父有一个儿子，四伯父有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儿媳妇，这个大家庭成了十三口之家，这才分开过。
分住宅时，虽然父亲只有十来岁，但看得清清楚楚。他不敢在哥哥们面前说什么，又很孝顺，怕惹母亲生气。成家立业以后，也只是跟妻子念叨两声，有时我母亲忍不住说几句，伯父们就说母亲厉害，从此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二 家财散尽
分家后，我们的房子和几位伯伯的差不多，但我们家的田地是他们四家的总和。所以有两个伯伯气不过，千方百计算计我们的财产。正月里过年，四伯父带父亲去玩牌，说一年里就闲这么个把月，大伙儿玩个痛快，等农忙了才有精神种地。开局的人为了赚灯油钱，也撺掇人们来他家赌钱。那些赌棍们结成一伙儿，专门拉有钱、有地的人来赌，我父亲也成了他们朝思暮想的一块肥肉。我四伯父因为没有什么地，也没有钱，他种的几亩地有奶奶的，他要用这地种粮食，养奶奶和他的家人。老奶奶在世时，他无权卖地，所以开局的人们不让他来赌钱，知道他输了钱还不起。但他想赌，因此就拉我爸爸一块儿去，输了钱记我爸的账。开始我爸爸不会赌钱，先跟他们学习，用一点儿小钱赌，一次一个铜子。等学会一点儿了，就让你尝尝甜头，先赢上几回。一个月后父亲就有了瘾，不让你来你也会来了。那时候就开始输了，越输越想赢，越想翻本，想把输的钱捞回来。有时还会急着下大注，但还是输，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四伯父还到二伯父那里说：“小老旦儿（父亲小名）没有钱了，不能玩牌了。”“叫他来我这借钱嘛！”父亲找二哥借钱，二伯父总是借给父亲钱，让他去赌。借债文书上写明拿我们的地作抵押，到期还不上钱就“圈地”。家财散尽
四伯父约着父亲赌钱，若今儿赢了钱，就让弟弟出钱去喝酒吃饭；若输了钱，就说：“有输的还能没有吃的？”也让我父亲出钱去吃喝。赌场上的人也老叔长、老叔短地吹捧我父亲，我父亲昏了头，赌瘾越来越大，不仅把钱输光了，还去借债。
这些事一直瞒着母亲，直到父亲的赌债越欠越多，要账的追到家中了，母亲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不让人家圈地吧，看丈夫可怜巴巴地还不出钱，无法对付要账的，只好忍痛让人家圈地。
四伯父仍用欺骗的方法骗父亲去赌钱，仍旧瞒着母亲。他对我父亲说“老旦儿，咱俩拾茬子去”或说“咱俩拾粪去”、“咱俩耪地去”、“咱俩割草去”，然后两个人就背着筐出去了，吃饭也不见回来，夜里也不回来。时间长了，次数多了，母亲满腹狐疑地问他：“你吃饭不回来，晚上也不回来？到哪儿拾柴火？晚上到哪儿去拾粪？”他回答不上来，就生气地说：“别管了！”有时就说追鸟去了，实在骗不过，就说到张老胜家和四哥打了会儿牌。妈妈这才知道底细。
为了这件事，妈妈天天苦口婆心地劝爸爸：“不能再赌钱了，咱们家一大群孩子要养活，你把地都输了，咱们庄户人家指着什么过活呀？咱们耕地要多攒点儿粪才能多打粮食，你冬天不拾点儿粪，开春种地没有粪怎么能行！农家都说种地不上粪，就是瞎胡混，如果不多打粮食，叫一大群孩子吃什么？日子可怎么过？”他没词了，就说：“行了吧，以后不打牌了！”可是四伯父一叫就又走了，急得母亲没办法。
我家孩子多，家务事也多，白天母亲拔不出腿来（脱不开身），晚上把孩子们哄睡着了，再穿上衣服出来找父亲。母亲也不知到哪里去找，就在村里转着叫我大哥的名字：“东方！东方回家了！”在封建社会，女人不能喊丈夫的名字，只能喊孩子的名字。从村东头喊到村西头，也没人答应。等母亲回到家，父亲也回来了。妈说：“我满街地叫你，把嗓子都喊哑了，你怎么一声不响？”父亲说：“我没打牌，在老胜婶子家玩来着。”
有一次，母亲真到张老胜家去找父亲，看到屋子里有一群人，就是没有父亲。母亲问：“东方他爸呢？”群声回答：“没来过！”“上哪儿去了，知道吗？”“不知道！”其实，他们把父亲藏到另一间屋子里了。等母亲走了，他们又赌起来。有时妈妈去找得急，说：“孩子病了。”他们就讲：“回去吧，等我们见着就告诉他……”
母亲有时生气也和父亲吵架，父亲每次都向母亲保证，不再赌钱了。可是四伯父一叫，父亲忍不住又去了，渐渐的，赌债越欠越多。当时我们家中共有二十六亩半好地，没几年工夫，其中二十一亩半好地就全归二伯父了。包括我们家棋盘地（地名）里的九亩好地，老爷庙后头的五亩地和旁边的四亩好地。这些地又肥，离家又近，种地、上肥、收获都不用费多少劲儿就可以完成。稍远点儿的就是王家坟上的三亩半地，不久也落入二伯父手中。二伯父可得意了，他把亲弟弟一家坑害得没有饭吃，哪里还有什么手足之情！
河套南边的五亩地归了远当家子六伯父，我家的日子越来越不济了（不行了）。父亲既不会做生意，更不懂古董，但不知听了谁的话去做古董生意。这一次父亲又让人给骗了，买回一个花胆瓶、两副玉镯子和几个玛瑙片。买回来却卖不出去，说是假货没有人要（土改时还放在家中，后被给我们看家的叔伯四哥弄丢了）。
后来，父亲又被人带到北京瞎逛，还骗去逛妓院，染了一身的病。钱花光了，哄骗他的人也不见了，困在北京回不了家。好不容易找到一位老乡，帮助他买了张火车票，才算回到家。父亲病了好久出不了门，有个走街串巷的郎中（我们家乡喊他野卖药的）给他治好了病。没钱、没地，再也没人来找他了，更没人管你有吃没吃的了，这下算明白了，被亲哥哥们给坑了。妈妈常说：“谁跟谁亲？银子跟钱亲！近的不如远的，家里不如外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亲伯伯来都不来，我们和二伯父几年都不说话，远房叔伯的婶子、大娘过年过节时还送点儿吃的给我们。乡亲们待我们都挺好。
三 父亲出走
一个夏天的晚上，天气很热很热，没有一丝风，气压也很低，让人喘不过气来，好像大雨即将来临。母亲在靠门口的炕沿儿上坐着，无力地摇着破蒲扇，给我扇着风。我趄身卧在妈妈的怀里，眼望着她眉头紧锁的面孔。当时尽管我还不懂事，也不知道妈妈为何犯愁，但凭幼稚的心觉得很不对劲，所以也不敢闹。母亲却不时唠叨着：“你光说走，你走了，叫我弄这一大群孩子们怎么过？孩子又小，吃什么？五张嘴要吃饭，我拿什么给他们吃……”一连串的问题问得父亲回答不上来，他靠着桌子坐在板凳上，二哥靠在父亲身边，大哥坐在父亲对面的炕沿儿上，姐姐还在忙着家务活儿。桌子上一盏小小的煤油灯，照着父亲消瘦的脸，爸爸一边吃着萝卜干儿，一边说：“我也不愿走啊，可有什么法子？吃没吃的、烧没烧的，这青黄不接的时候，求借无门。要当没当的，要卖没卖的，就剩下三亩半青苗地了，还欠人家一百五十吊钱呢！还能卖吗（秋后收了一季庄稼，这是我们一年的吃用。因还不起钱，二伯父又把这唯一的三亩半地圈走了）？我出去挣点儿钱，最不济也能挣出自己的饭吃，家里也减少一张吃饭的嘴。”妈妈又深思不语了，哥哥、姐姐都沉默着，大气都不敢出，心情十分沉重。实在没有办法，最后还是姐姐说：“爸爸，你先走吧，我给你拿大小锄来。”姐姐用被子卷了个铺盖卷儿，让父亲用锄头挑起来扛上了肩，还把仅有的一点萝卜干儿给父亲带在路上吃。父亲是老实厚道人，奶奶溺爱，娇生惯养，没有主见，什么都依赖家人，把兄弟都当好人，言听计从。母亲说他是“球儿心”，东说东流，西说西流。他上了亲兄弟的当，把家产罄尽，地无一垄，无法生活，被逼无奈，只身出门，从此一去不复返。他把我们好好一个家败完了，弄得一家人没饭吃，拍拍屁股就走了，这些都是妈妈常说的话。父亲就这样离开了妻子、儿女和这个破碎的家。
临行前，他站在母亲面前，喃喃地说道：“你带着孩子们过苦日子吧，把他们养大成人，我对不起你和孩子们。”又用手摸摸我的小脸蛋，一串串泪珠撒落到我的身上，又是内疚，又是无奈，恋恋不舍地夺门而去，消失在夜幕中。父亲走时年仅三十七岁，这一去八十余年杳无音信。父亲出走
四 艰难岁月
1923年的夏末，地里的活儿都干完了，只等个把月就收庄稼了。这段时间叫“挂锄板儿”，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家里没有一粒粮，也没有人家雇人干活儿，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父亲走了，母亲成了一家之长，千斤重担压在母亲身上。母亲是个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记事时拿裁尺量我妈妈的陪嫁鞋，也叫“省穿鞋”，不多不少整三寸。我好惊讶，当时是怎么穿的？在娘家也没有下过地，只是跟着姥姥学得一手好针线活儿。我们家又是旗人，规矩挺大的，母亲没有事从不出门，只管操持家务、做针线活儿、抚养儿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连村里的人也认识不了几个，更不了解当时村里的情况，怎么办呢？母亲成天愁得紧锁双眉，一筹莫展。有时气得说：你爸爸这个败家子，把地都弄光了，自己躲干净去了，留下一大家子人喝西北风呀！
愁归愁，恨归恨，看着自己生养的四个儿女，又不能让他们等着饿死，得活下去呀！她把虚岁十四岁的大哥、虚岁十岁的二哥都叫来商量日子怎么过，怎么活下去。母亲想把庄窠（住房）卖了，换几亩地来种。哥儿俩不同意，情愿外出做长工也不能卖庄窠。母亲觉得两个儿子年纪还小，外出做工不放心，可也没别的法子，只好忍痛先叫他们试试。
母亲给大哥找了在西韩童村谭魁武家帮助做饭（人家叫他贴灶的）。一个只有十三周岁的孩子，早早起来点火烧一大锅水，柴火都是柏树枝子，有时很湿。好不容易把火弄着了，先烧着水，接着剁搅疙瘩的菜，切咸菜，等水开了再下米，直到“大做饭的”起来搅疙瘩，饭熟了再把饭装在桶里。大哥早晨要送二十多个人的饭，一头是一大桶水饭（家乡叫水筲），另一头是一个大篮子，里头装上碗、筷子、咸菜（就早饭吃的菜）、疙瘩（一种早饭的主食）等。他个子小，挑不起担子，两头都蹭着地皮，艰难地把饭送到地里。1987年，我到西韩童村找了几位上年纪的人问我大哥当时的情况，他们都很热情，纷纷说：“吕东方啊，知道知道。是毡房里掌柜的赵老镇介绍来的，有点面子，没有挨过打。”“那孩子挺老实，干活不大说话。”“谭魁武家是大财主，号称城东第一家。在他家干活不容易，管事的好历害，打伙计，动不动拿鞭子抽！”二哥当时只有九周岁，找了我们斜对门赵老国家，说定一年十块钱，当“小做活儿”（小工）的，喂猪、狗，打扫院子，烧火，还到村外放猪，一天到晚不识闲儿（不能闲一会）。兄弟俩总算有碗饭吃。
为解燃眉之急，妈妈把三间住房当出去，留半间小耳房放家中的杂物，我们全家搬到奶奶和四伯父住的院子里一间关牲口的小东屋里，原来是牲口棚，不用付房钱。这是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又低又暗的房间，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窗户，只能射进一点儿阳光。屋门由于年久失修，门板的下角都磨成半圆形了，门上边能合拢，也能拴上门，门下角和门框、门槛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洞，冬天西北风迎门往里灌，下雪时，门里面积了厚厚的一层雪，屋里跟冰窖一样冷；夏天太阳西晒，热得跟蒸笼一样。我们家乡有句俗话：有钱不盖东南房。东房是最不好的，冬天冷，夏天热，但这间房使我们有个栖身之所，没有露宿街头。这也是奶奶和四伯父对我们孤儿寡母的一点儿仁慈之心。
用当房的钱买下必需的粮食，又用十块钱买了一台织布机和线。这是因为母亲既要考虑我们眼前的困境，又要为我们的长远生活着想。妈对我和姐姐说：“粮食省着点儿吃，多掺些野菜、树叶、红薯叶子，能吃个多半饱就行了。”还要留下些钱做本钱，冬天东才（我二哥）无事做时，可卖包子、豆腐、煎饼，等赚了钱再买冬天的口粮。织布机有大小工夫（空闲时）时，就织些布卖。为了活命，我妈托人找做针线活儿的雇主。妈妈的针线活儿做得好在全村是有名的，村里只要有人雇做针线活儿的都先请我妈。从此，妈妈天天外出做日工，两个哥哥做长工、短工，他们在外面吃饭。艰难岁月
我和姐姐在家，白天姐姐带我去拾柴火、挖野菜，回家后姐姐还要洗衣服、扫地、收拾屋子，做我们俩的饭。我和姐姐用未脱壳的小米（就是谷子）磨成面，叫谷末子，加上我们捋的树叶、野菜或红薯叶煮成菜白粥，就叫谷末白粥，只够我们俩吃个大半饱。那时姐姐实足年龄也只有十一岁，就承担了全部家务活儿，当起了管家。
开始两年，姐姐还和我一起到外面去拾柴火等，到了十四岁，家里人就说姑娘大了，不能抛头露面了，只能在家中干活儿，外面的活儿都由我去干。姐姐还要帮助妈妈织布、纺线，做些简单的针线活儿。
全家人拼命干活儿也只能过上半饥半饱的日子。我很小的时候就拾柴、挖野菜、洗衣裳、纺线，做很多家务活，家里人还说我是吃闲饭的，我当时真有点儿想不通。
五 封建礼教
旧社会拿妇女不当人，把女人看成是传宗接代的工具。父母给儿子娶了媳妇，如果一两年不怀孕，不生孙子就要给儿子娶二房。我们乡下就称呼为“小婆”、“小老婆子”、“小媳妇”，人们当面这么称呼，背地里说什么的都有，坏话、脏话难以入耳。
我们村里南头一户王姓人家，妻子入门后几年没有生育，她担心丈夫娶二房后自己失宠，就千方百计阻止丈夫娶二房。她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了解外村谁家孩子多，谁家贫穷养不起孩子，想偷偷地给些钱抱养一个男孩。有些人家不要钱，怕要了钱等于把孩子卖给别人，如果孩子受气，将来无法要回。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她后来确实从外边抱来一个男孩。
尽管费尽心机，也没能阻止丈夫娶二房，二房奶奶还是被娶进门了。二房为他家生了三个儿子，算上抱来的大儿子，家里共有四个儿子了。几十年过去了，孙子也有六七个了。儿子们为使母亲有“名分”，能修成正果，才给母亲举办“扶正”仪式。
那时候我才几岁，也不清楚她是什么时候娶来的，怎样娶来的，也不懂得多问，只顾看热闹。那天，看热闹的人很多，几乎全村的人都来了，路两旁被挤得水泄不通。开始人们都站在他家大门口南边，瞪着眼睛向北看，望眼欲穿地等了好一阵子，总算等来了。只见花轿从北边忽悠忽悠地朝着他家的大门走过来了，她的儿子、儿媳妇领着大孩子，抱着小孩子都涌向花轿。花轿被迎到前院，儿子欢欢喜喜地扶母亲下轿，送到里院正房前，让母亲坐在向阳处中间的太师椅上。太师椅上面铺着大红的垫子，面前的一张大方桌围着红色的桌布，桌上摆满了供品。桌上点着两只红蜡烛，呼呼地燃烧着，火焰上方青烟袅袅。地上也铺着大红地毯，真像娶新媳妇的样子。
仪式开始了，从大儿子、大儿媳妇开始按着顺序逐一给母亲磕头，祝福她老人家长寿百岁，直至四个儿子、儿媳妇跪拜完毕，才将母亲送入新房。
大家都很高兴，可她自己反倒不停地掉眼泪。年轻人也不懂得这些陈年旧事，有些了解内情的老人就说：能熬到这时候太不容易了，几十年过去了，都这么大年纪了才有出头的一天。
听说这位老婆婆十五六岁进这个家门，受尽侮辱和委屈。晚上和丈夫、大老婆睡一条炕，大老婆睡炕头，这边靠隔山墙根，外屋烧火做饭的余热先通过山墙根，是最暖和的地方。丈夫睡中间，两边都有人气，也比较暖和。小老婆睡炕尾，由于热气通过土炕逐渐变凉，顺着烟囱冒到院子去了，所以炕尾是最凉的地方。
大老婆在家什么事也不干，小老婆在家是奴才，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还不知道被大老婆一天打几次。白天丈夫出去干活，大老婆想打就打，只是当着丈夫的面不敢打，但是不论白天黑夜，想骂就骂，恨不得把小老婆气死才甘心。小老婆每天含着眼泪干活儿，不敢说一个“不”字，更不敢向丈夫说一点大老婆的不是。含辛茹苦几十年，终于有了出头的一天。
当时，虽然已经是中华民国十多年了，农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却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遵循以前那些封建的老规矩：三纲五常，什么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女人在家从父、从兄弟，出嫁到婆家从夫，夫权高于一切，夫死从子，她们的一生都被别人管着，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权利。像我父亲这样的丈夫，把家业败光了，什么都不管一走了之，这样的丈夫让母亲难以相从。父亲走后，母亲更加无依无靠，万般无奈中，母亲担起了一家五口人吃穿用度的重任。妇女的命运正如《妇女自由歌》中唱的那样：旧社会好比是黑咕隆咚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
母亲是生活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女人，被什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枷锁紧紧地锁住。在封建社会，妇女地位最低，受的苦难最深，付出的劳动最多，得到的回报却是最少。
由于父亲“不正干”（即是不干正事），母亲一肚子的愁肠：自己在家拼命地干活，为了丈夫、儿女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三番五次地劝说丈夫，希望浪子回头，希望丈夫能好好种地，养活全家，但事与愿违。她心似刀搅，担心着全家人的命运，气急之下得了血热病，躺在炕上动不得。孩子们无人管，饭食也无着落。父亲也觉得自己不对，就到完县城里找到坐铺先生说明了病情，抓了服中药来给母亲吃。母亲吃了药大有好转，想再抓一服吃，希望病能好利索。父亲给母亲抓药的事被奶奶知道了，奶奶到我们家来问：“小老旦干吗去了？”“到城里抓药去了！”妈妈告诉她，并让座道：“妈妈您坐吧！我这病好些天了，总不见好，上回在城里抓了一服药，吃了见轻，想再抓一服吃了能好利索，不然这一大家子的日子可怎么过啊。”奶奶听了很不高兴，走到院门外的石头上坐着等儿子回来。爸爸回来见奶奶坐在自家门口，赶忙上前请安问候（旗人的规矩）。奶奶气不打一处来，满面怒容。父亲吓得赶紧赔罪：“妈，谁惹您了？儿子、媳妇哪儿不对，请母亲教训。”奶奶指着儿子的脑门儿：“你有几个钱！成天吃药，吃得起吗？庄户人家吃什么药……”接着跟父亲大闹一场。父亲受了气，回到家里火冒三丈，把药包往炕上一扔说：“我再也不去买药了！”连看也不看妻子，就气嘟嘟地往炕上一躺。我母亲知道他是听了婆婆的挑唆，发炮仗脾气了。她知道父亲的秉性，也不理他，一会儿，父亲就消了气，又忙着给母亲煎药。父亲心肠软，妻子生病，他还是愿意为妻子买药的。
旧社会是不把儿媳妇当人看的，人们都说：“儿媳妇是墙上的泥皮，扒了一层又一层。”婆婆自己也是女人，她自己的儿子不争气，耍钱、败家，把儿媳妇气病了，还不让儿子给媳妇抓药。儿媳妇生了病不治，家中一切事务怎么办？谁管这些孩子吃饭？儿媳妇吃药才花几个钱，她就来骂儿子，那她儿子赌钱、败家，她怎么不管？活命的地都当尽了，她怎么不管？母亲有苦无处诉，泪往肚里流，妇女在封建的旧社会无理可讲，只能忍气吞声地活着。
父亲出走后，母亲悲痛欲绝。由于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她什么也不敢做，不知道该跟谁讲，也不知与谁商量。妈妈都愁死了，出门做事觉得丢人；不出门，全家人就得饿死。妈妈急得说：“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叫什么人呀？还不如咔吧一声死了的好！”她真想过死，但又想：“自己若死了，四个孩子怎么办？他们会怎么处治我的这些儿女们？还不得被那些心术不正的伯伯们给卖了！他们对自己的亲兄弟尚且如此，对我的孩子们能好吗？”刚强的母亲看着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打消了寻死的念头。“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我要把孩子们养大成人。”要活下去，就得出门干活儿才能挣钱。按旗人的规矩，家里有女人出去干活儿、上街就叫“丢人”。妈一出门就说“丢人”，“丢人”。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就问：“怎么一出门就说丢人，哪儿丢人了，这不又回来了吗？”长大了我才知道，男人不在家，女人出门就叫“丢人”。男人在家妇女也不能出门，下地干活叫做“丢人现眼，不成体统”。
关于“丢人”的事儿可多了，如我三伯父的儿子娶了媳妇，按家里排行我叫她十嫂，那时流行回娘家住十天或者住对月。十嫂的母亲来接姑娘回娘家，她弟弟小桂子也跟来了，是个独生子，娇生惯养，很顽皮，也挺聪明，长得小圆脸，白白的，一边一个小酒窝，见人就笑眯眯的，一天到晚蹦啊跳啊不识闲（不闲着、光动）。他是客人，家里人让我陪他玩。他比我小一岁，老跟三伯父耍贫嘴，爬到三伯父的肩膀头上连说几遍：“亲家大大，我告诉你个秘密，我姐姐叫陈香儿……”三伯父闹个大红脸，臊得无地自容，起身就走，小桂子还拽着他的胳膊不停地说，羞得她姐姐不敢出屋子。等小桂子回到姐姐屋里，气得他姐姐打他说：“谁叫你在这胡说八道，在家丢人丢不下了，还跑到这来给我现眼（丢人的意思）！”他妈妈直给女儿说好话，姐弟俩才不吵了。在旧社会不能让婆家人知道媳妇在娘家的乳名，被人知道乳名就叫“丢人”，还得说“让人笑掉大牙了”。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教会我背结婚月份和属相对应的新佳月歌：“正七应鸡兔，二八虎和猴，三九蛇共猪，四十龙和狗，牛羊五十一，鼠马六十二。”我姐姐和十嫂同属牛，同年同月做了新娘。我记得姐姐和十嫂同是五月结的婚。结婚三天回门，我和七伯父的女儿小四、还有赵焕我们三个是同龄的孩子，都八岁了，我们一块儿去北门外接姐姐。老远看见姐姐骑着毛驴来了，我们三个高兴地飞奔着迎了上去，我边跑边喊：“姐姐！姐姐！”她们俩也像以前在家时叫：“东菊姐姐！东菊姐姐！”费了半天劲，跑到眼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却见姐姐很不高兴，撅着嘴不答理我们。赵焕说：“闹了个没大脸。”灰溜溜地回来了。回到家后，姐姐把我叫到一边说：“你干吗不告诉她们喊‘姐姐’就行了，不要叫我的名字，小叔子知道了该耍笑我了！”果然，小叔子回家对他母亲讲：“嫂子叫东菊，我妹子也叫东菊（他有个妹子死了）。”他占我姐姐的便宜，就说：“东菊是我妹子。”
封建社会女人在娘家有乳名，不能让婆家人知道，到了婆家不能有名字，只在丈夫的名字后面加媳妇两字。如我父亲小名叫老旦，人家喊我妈为老旦媳妇，有人尊敬点儿就按着孩子的辈分叫他老婶子，这是我父亲的嫂子们对我妈的称呼。我们吕姓旗人共有九家，我爸爸在族里排行第八，家里人按孩子的辈分称呼我妈为“八婶子”。在背后什么称呼都有，什么小旦媳妇了，小老旦老婆，等等。由于父亲不在家，什么事情都要母亲出面，她成了一家之长。没有名字怎么办？就把婆家姓排在前头，后边加娘家姓，叫吕李氏，这就是母亲的名字了，至今也没有人知道她叫什么。解放后因修水库，母亲的坟迁到棋盘地里，不允许堆坟头，我给母亲立碑时也只好写上吕李氏。
富贵人家的规矩更多，婆婆、媳妇更是笼中之鸟。我堂叔伯六伯父家有三房儿媳妇，就说过年吧，大年初一吃过饺子，由大儿媳妇带着两个弟妹到吕姓的长辈家里拜年。吃了中午饭在大门口站一会儿，不能到街上去玩，也不能到别人家“串门子”。大年初二和丈夫一起回娘家，去给娘家人拜年，初二从娘家回来就不能再出门了。以后除了娘家按规矩接回家住几天外，再想出门就要等下一年。到了初三就算过完年了，婆婆和媳妇们要在家中干活儿。虽然过年期间不能做针线活儿，却可以用棉线和秫秸杆“串箅子”（在农村用来摆放食品等物的平盘），以备下一年使用。
村里的习俗是破五（初五）算过完年，初六就要开始一年的劳作了。
六 千针万线
母亲是李千户庄村人，生于1890年。二十三岁时嫁给父亲，逝于1935年阴历四月初七。她生了我们兄妹七人，其中三个子女早年夭折。母亲年仅三十四岁就独立支撑我们兄妹四人的生活重担，靠勤劳的双手缝缝补补，勉强度日。在艰难的生活和封建礼教的重压下，她身心交瘁，年仅四十五岁就撒手人寰。
我从虚岁四岁那年就开始帮助家里度饥荒，学纺线，做针线活儿赚钱贴补家用，年幼的我一天也要纺好几个穗子。妈妈是个勤快、干净之人，我们家穷得揭不开锅，但孩子们穿得干干净净，衣服也是大孩子穿了，改改再给小孩子穿，连补上去的补丁都是整整齐齐的。我们饿了，宁愿不吃也不去要饭，所以村里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我们家困难得连饭都吃不上。我们家多少年也没做过新衣服，就连姐姐出嫁，也就把妈妈的一条夹裤拆开，用裤里做面，加上一个旧里改成一条棉裤，再用妈妈的红棉袄配成一身棉衣裤；原来的裤面做成一条罩裤，仅买了一件上衣配成一套罩衣，再借条裙子就置办齐了。老习惯，到婆家第二天要拜见当家子，必须穿娘家衣服，也叫晾“行头”。
母亲为了养活我们，只要有雇主，她天天都去做日工，给人家做衣裳。每天天不太亮就起身，穿戴整齐、干净就出门了。妈妈到了雇主家时，天才蒙蒙亮，刚能看到纫针，就坐在窗前伴着微曦的晨光开始了一天的营生（针线活儿工作）。如果不上茅房（厕所），这一天也不会下炕。
要完成一身衣服谈何容易，那时的布面都很窄，是小土粗布。裤子都要接四道缝儿，单裤每道缝儿都要做两遍，即缝一次、缭一次，雇主要求很严，要缝得稠，缭得密，这连缝带缭就是八遍，还不算煞裆、上裤腰和接竖裆。上衣就更复杂了，女的脊梁缝儿、大襟缝儿，男的后边脊梁缝儿、前边对襟，男女都要接袖截儿、煞裉，凡是单衣裤的缝儿都要做两遍。还要缲边，要缭扣眼儿，做扣襻、绾算盘疙瘩（是过去的扣子），还有上领子，这都是难做的活儿。
缭扣眼儿和做扣襻、扣子，是一项很麻烦的活计，也是很难做的活儿。首先要缭好扣眼儿，然后做扣襻和绾算盘疙瘩。这活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难了，有的人一辈子也学不会。我小时候学会了，也做过不少，现在叫我绾算盘疙瘩已想不起来了。
最难做的是钉扣襻和扣儿，做一件上衣最少要做五副（十个）扣襻和算盘疙瘩。要是大褂儿，有七八对甚至高达十对以上，光脖子的扣儿就三对。要求做到背面钉扣襻和算盘疙瘩的针脚在背面排成一条直线，否则就会使算盘疙瘩或扣襻不直，正面歪歪扭扭地很难看，妈说这就不叫活儿，雇主可以不要，或叫你拆了重做。钉好一件上衣的扣襻和算盘疙瘩，大拇指的指甲要痛好几天。连续做上几件，大拇指的指甲疼得不敢碰东西，因为在钉扣襻和算盘疙瘩时，大拇指必须掐紧扣眼儿或算盘疙瘩，生怕移动了缝不直，所以，妈妈把难做的活儿趁屋子亮的时候做，易做的活儿如棉裤絮好棉花，引上后放在一边，待屋子暗时再煞裆、上裤腰。如果人家要求一天做一身衣裳，只好硬着头皮做。母亲在人家里做活儿一刻也不能停顿，紧忙活一天做好一身衣服（裤子、上衣），才能吃上三顿饭，挣上二十四个大铜子儿。晚上回到家里，母亲还要做论件活儿（别人送到家的衣服），在黄豆大小的煤油灯下做到深夜，还要为姐姐整好明日要做的活儿。姐姐能帮母亲打下手，像缝缝儿、缭边等比较好做的活儿，姐姐会在白天抽空帮她做好。妈妈辛辛苦苦挣的钱只能为我和姐姐增加一些口粮。千针万线
我们兄妹几个都很懂事，又听话，知道家中的难处，更是不用母亲多操心，但只要母亲在家做论件活儿，就会一边做着针线活儿一边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姐姐手里拿着活计，望着母亲瘦黄的脸，认真倾听着她的教诲，那风趣的比喻令人忍俊不禁，有时竟忘记了手上的活儿，这时妈妈就转过话题说：“你是属木匠的，撂下锛凿说话就耽误了时间。”她要我们做正经人，不许偷摸人家东西。有一次，我到赵老跃大娘家找我妈，他们院里窗台上撂着两个已作废的小铜钱儿（已经不流通了，当时市场通用的是铜子，有大铜子、小铜子两种），我就拿回家想包个鸡毛毽子玩踢毽子。后来被妈看见，问我哪来的铜钱，我说是在老跃大娘家的窗户台上拿的，妈硬叫送回去。没有办法，我只好乖乖地送回去了。妈还教训我说：“别看拿两个小钱是小事，没有经过人家允许，一根线拿回家也叫偷，知道吗？要走正道，我们人穷志不穷，要有志气，要讲道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绝不能学那些无理搅三分、胡搅蛮缠的瞎侏侏搅（不讲理的人）。”
村里凡是雇人做针线活儿的，都先请母亲去做，做出的衣裳没有说不好的，而且非常守时，说什么时候要，妈不论多苦多累都给人家赶出来，活儿也挑不出毛病来。她是样样活儿都会做，最难做的绸子、软缎子衣服，最硬的大棉鞋、纳大底子，都能做得很出色，更有拿手的是吊皮袄、绱毡鞋等，是最难做的活儿。我妈绱的毡鞋，穿到破都不走样儿。母亲常鼓励我们，不能偷懒，要不停地干活儿，不怕慢、就怕站，还给我们讲乌龟和兔子赛跑的故事。要改变我们的困苦境地，只有靠我们的双手，什么都要学会，还要学好，先学好了再学快，才能又快又好，不能没有学会走就想跑，那样是要摔跤的。
有一回，妈叫我跟王孟山家二姑娘学习织袜子。对我说：“学会了织袜子，以后有人雇织袜子、织衣服的，你就可以挣点钱买粮吃。”叫我学习的目的就是能养活自己、能糊口，我根本不敢想学会了给自己织双袜子穿。
七 战乱家园
那是1926年，我刚刚五岁。那一年正值北伐战争，天下大乱，人心惶惶。战场上失散的逃兵一伙一伙地流窜到村中，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像潮水一样涌进涌出，到处都有掠夺的、抢劫的、砸明火的、劫道的……人们一听到什么信息，都赶快把稍微值点儿钱的、有用的东西藏起来。村里没有人再雇人做针线活儿了，这也意味着我们家要没饭吃了。
街上有很多逃难的人，满街满巷都是人：有提包袱的，有扛着铺盖卷儿的，有挑担子的，有推车的，有带着粮食的，有没带粮食的……他们奔波劳累，风餐露宿，日晒雨淋，满脸是疲惫、麻木、惊恐、呆滞……乡亲们也很同情他们，可谁也不敢叫他们进屋歇歇。因为流传着可怕的说法：这些人都是打铁算盘的，一碗水都不能给他们喝。让大家把水缸都搅混了，盖上盖子，不然，他们从水中可以看到你家的财产，一看到就给算走了，所以家中的水不能给他们喝。也有好心人从井里打水，让他们喝，让他们用。兵荒马乱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还有这些迷信的传说，更是害得人们苦不堪言、人心不定。大家都在街上望风，打听消息，只要有人喊：“乱兵来了！”大家就东躲西藏。这时，有钱、有活儿的人都藏起来了，不找人做活儿了。我们家就惨了，二哥早没活儿干了，也没人请妈妈做衣裳了，我们家一点儿收入也没有，连饭都不用做了。妈都快愁死了，她从家里走到街上，又从街上走回家里，来回走着转磨磨。“怎么办？找点儿什么勾当（事情）干干？四口人吃什么呀！”妈急得想不出个主意来。求借吧，妈也不敢，没有进项还，她决不借钱借物，怕人家拿着把柄逼债。妈低头走着、寻思着，正没有法子，一头撞见当坨的老混子嫂，她冲着我妈说：“老婶子，你干什么呢？脸色越发黄瘦了。”“我正愁着老这样闹下去，我们娘儿几个吃什么？”老混子嫂想了想，给我妈出主意说：“我看你们娘儿几个弄点儿小米，卖煎饼吧！”母亲一想这是个办法，外边逃难的人多，不愁卖不出去。这煎饼比烧饼、果子便宜，穷人富人都吃得起。谢过人家，回家来算算一斗米能出多少煎饼，能卖多少钱、挣多少钱，这样才敢向我堂叔伯、二伯母借了二斗小米，先试着干。
全家四口人都忙活开了。头天把一斗小米挖出二升来，再用二升黄豆补齐一斗，然后把两升黄豆破成黄豆渣子和八升小米掺在一起，叫做2:8对，用水泡上。第二天早晨起五更，妈妈和姐姐起来推磨，磨出一大盆很细很细的末子，撒上姜黄面、小茴香粉、花椒粉、盐和着细末子调成香喷喷的、杏黄色的面糊糊，很有滋味。然后在饼铛上一个一个地摊熟，厚薄均匀，金黄金黄的，软软的，看起来色泽很诱人，吃起来一定又香又甜又筋道。可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吃上一口，都知道这是要卖钱的，赚来钱才能有饭吃。在农村，这就算较好的食品了，味道好，价钱又比烧饼、油条便宜一半。到吃早饭时，妈妈就摊出了一尺多高的一大摞煎饼，二哥背上一个长方形的小笸箩，里边装上秤和煎饼上街叫卖，逃难的人都争着买，一会儿就卖光了，二哥高兴地跑回家再取新摊好的煎饼，接着上街去卖。这生意还真好做。
我负责烧火，开始我不会烧，火焰聚在一起，总是烧不均匀。妈妈看见了，拿火棍子一搅就把火搅开了，这样整个饼铛都能均匀受热。我边烧火边想：“刚出锅的煎饼黄澄澄、软和和、热乎乎的，多香啊！真想尝一口。”我不敢说，想想二哥都不吃，我也不敢说吃。那时小小年纪就知道家中困苦，懂得忍耐。为了能挣到一点钱，为了全家能吃上菜白粥，大家谁都没有尝一口。全家摊煎饼，但从没尝过煎饼滋味
每次妈妈摊完煎饼，就把好多刺菜（一种野菜）或者红薯叶子洗净、煮热、切碎、拌上盐，倒进盛末子的大盆里，把粘在盆上的面糊搜干净，做成一个一寸多厚与饼铛一样大的菜饼子。用灶膛里的余火烤到半熟，用铁铲子切成若干块，再一块块翻过来烤熟，这就是我们一家人的饭食了。
闫冯大战时，我们院王小书她们屋里住了个连副，我们屋里住着大小六个兵。他们在外屋做饭，从没有进过里屋。下边当兵的待人态度还算过得去，那时不管来什么队伍，壮男都藏起来了，怕被抓丁。我妈、小书她娘，她们年纪大了，出出进进比较方便，我姐姐才十四岁，和我四伯父家的儿媳妇躲在里屋不敢出来。家里人给她们俩送吃的，还得给她们倒屎倒尿。另外，不知道这些当兵的从哪里抢来了绸缎衣服，叫给他做成背心套在军装里头穿上暖和。那会儿，我只有六岁，和我一块儿住的王小书比我大两岁，我们经常一块儿玩，平时也去看他们当兵的做饭，只见他们做的烙饼一样大小，正好装进洋面袋里，装了好多袋，说是把这些装好的饼送到“前线”，有时他们也会分给我和小书吃。
有几次闹逃兵，但没有影响到我们家乡，当时我年纪很小没有什么印象，只看到逃难的人狼狈不堪。最后一次我可记清楚了，那年我十一岁，我家已经搬到大街东头住了。在正国庙后头有片小树林，小树林里头有一条胡同，前半截儿只有我们一家，房后边有王堂家一块场地，平常也不用，也没有住人，往东拐弯进胡同底是王老镇、王老贺兄弟两家。隔墙就是村外了，也就没有什么人家了。
一天早饭后，听说大街上过兵，从三国庙往西去了，我和我妈就到大街上去看。开始看着还像军队，有骑马的，有地下走着的步兵。他们从三国庙前拐弯往西，又往北拐出村进了山。过了一会儿，走过来的人和刚才的人不一样了。他们穿的不是军服，而是乱七八糟的，什么样的都有，他们也没有枪，拿的是棍子、棒子、笛子等。不是顺着路往西走，而是到处乱窜，也向东边来了，我妈看着不对头，就叫我向老贺嫂他们那里跑，她说她回家一趟看有什么事没有，然后就去追我。我跑到王老镇家门口时，我妈也就赶到了，就看到老贺嫂的儿媳妇抱着儿子正与弟媳妇站在门口说笑聊天，从后门进来一个乱兵拽着她弟媳妇就搜她身上有没有值钱的东西，老贺嫂的儿媳妇看情形不对就抱着儿子往东院走，我和我妈也跟着她到东院，她抱着孩子爬墙很难爬过去，我们娘儿俩看到这情形就把她推了过去，接着我和我妈也陆续翻过了墙，发现村边有块芝麻地，我们就钻进了芝麻地里。那里人多，小孩子也哭叫，离村子又近，我妈说：“这里藏不住人，咱们走远点儿。”我们娘儿俩就爬上一个北难子阶，再往北走两华里，那有一块棉花地，边儿上种的是黄豆，豆子长得很高，叶子很密，我们娘儿俩就钻到豆地里面。从外往里看，根本看不见人，我们累了就躺在地垄里歇一会儿，只听见“靠山庄”村有枪声，紧挨村的“靠山坡”上，兵匪也在山上乱打枪，从高山上到我们藏的这里有两三华里，有时听见子弹嗖嗖地响，反正也打不着我们。
从早饭后到太阳偏西，天快黑了。村边上有人站在高处大喊：“乡亲们回家啦，于学忠的部队把土匪打跑了。”我们娘儿俩这才回家，一进屋就看见满地破烂，炊帚、笤帚被他们弄得乱七八糟，不知道有多少人来家里折腾过，三间屋子被他们搞得面目全非。家中反正没有什么好东西，人家也不要，所以也就没丢什么东西，只是无处下脚。西头屋里的炕上晾了点儿麦粒，上边盖了一个席，把席坐得稀吧烂，麦粒散了一地，我和我妈收拾了好多天才搞干净。老百姓反正对当兵的没有什么好印象，都恨他们打、砸、抢。
八 骨肉分离
父亲走后第二年，我们仍旧住在四伯父家的小东屋。这一年的冬天，天寒地冻，一连几天都下着大雪。外地刨树的也不能来，没有活儿干，在屋里待着总感觉饿，如果跑出去拾些柴火会好一点。外面的雪随着风飘进我们屋里，靠门口的地方堆积了一片厚厚的雪。外面天阴沉沉的，天连雪，雪连天，天和地都分不出来了。二哥在外面卖东西还没有回来，妈妈和姐姐在炕上做着针线活儿，小屋里鸦雀无声的，只有妈妈、姐姐缝衣服拉线的声音，听惯了也有几分悦耳。妈妈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一边加速缝着，一边好像在沉思着什么，脸上的表情像凝固了似的。屋里昏暗暗的，还不如院子亮。我冷得直哆嗦，上牙打着下牙，肚子里空空的，咕噜咕噜地叫着。家里没有一粒粮食，我也不知道几顿没有吃饭了，饿得实在难受。我跟妈妈说：“我饿得慌，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我们去要饭吧？不然我们借点儿钱去买米吧。”妈苦笑一声说：“我可不去要，也不借。”我鼓足了勇气说：“你不去，我去要！”好像英雄豪杰似的下了很大的决心，拿了一个烧火棍，提起一个小洋铁筒，挺着胸走出屋门，走到院门口就站住了，又像撒了气的皮球一样没有气了。心想要饭就得张口叫：“老太太、老太爷，行行好吧！给点吃的……”得说一大串好听话，怎么说呢？我说不出口，又要低三下四的，有钱人家若放出狗来怎么办？站在门口，风嗖嗖地刮着，雪花吹到脸上，凉飕飕像刀割一样疼，脸和手都冻得紫红紫红的，头脑清醒了许多，只好又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地回到母亲身边。母亲和姐姐一样饿，因为她们是大人，懂事，饿了也不肯说。她们看着我，都心疼我，平时什么都让着我，光让我吃饱，今儿没法子了，什么都没有了。母亲一边手里做着活儿，一边慢慢地跟我说：“咱们是穷人，今儿没吃的，今儿就不吃，明儿有了再吃。今儿若是借了，吃了不饿，明儿拿什么还人家？钱是不能白借的，借钱吃饭，这年头儿驴打滚的利钱，咱们是还不起的。借了钱就等于被人戴上笼套了，到那时还不了钱可由不得你了，人家有了把柄，要怎么处置你就怎么处置你，到时候后悔也迟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妈妈是记住了父亲借债的教训，因此她一想到借债就心有余悸。妈妈见我不说话，又说：“为咱们穷人争口气，绝不干那没骨气的勾当。我若没有进项还人家，就绝不会借人家的钱，要凭我们的两只手活下去。”因为我老说冷，妈就讲故事哄我开心，给我讲了“秃鹫叫”的故事：秃鹫（猫头鹰）顶懒了，天天早晨起来叫：“天黑打窝（搭窝）！天黑打窝！”到天黑还没搭窝，早上冷得无奈地叫：“得过！且过！老爷儿（太阳）出来晒晒我！得过！且过！老爷儿出来晒晒我！”我们大笑起来，也不喊冷喊饿了。
那年可能是闰二月，春天长，妈妈说：“穷汉赶上闰月年，咱们穷人，没活头。”一般庄户人家也都说：“大春天，怎么活？”这时候打短工还早，由于战乱，老百姓也穷了，雇人做针线活儿的也少，只有过年过节时有一点活儿。大哥有时候送不来钱，二哥卖小零食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们家常常断顿，不开锅。妈妈讲：“我们不能闲着，再不干活儿，我们就得把嗓子眼扎起来了。”这时节纺线赚钱少，纺一两线才能赚一百钱左右，若在三月份卖一两线能赚三百钱左右。可是实在没有办法，赚钱少也得干。我们搬来三辆纺车，娘儿仨一起纺线，五天能纺一斤半线，逢集妈就拿着线到集上去卖。那时实行十六两秤，卖得好能赚两吊钱，有时都不赚钱。当时四吊钱一斗小米，两吊钱还买不到一斗米，四口人连吃饭都不够。所以常常是大眼瞪小眼干着急，没有办法。妈怕把我饿坏了，就想着把我送给生活好一点儿又无儿无女的人家，我们家乡叫“给人家养活”。妈对介绍人说：“人家待我家女儿好，就送给她们；若待我女儿不好，就要回来。要给女儿想一条生路，我饿死也不能要人家钱，饿死，我们还死在一堆。”现在的年轻人不能体会什么叫“饥饿”，而在我的童年，饥饿像影子一样时刻伴随着我。
我记得父亲出走不久，第二年春天，我大概有五岁或者不到五岁，刚搬进四伯父的牲口棚里。虽然年纪小，但是看见的事都印在脑子里，至今不能忘怀。刚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一个不大的院子，有一明两暗的三间土坯北房，一进门左手是锅台，上边放着铲子、炊帚等物，中间靠着北墙的高桌子和凹进去的土坷台连在一起，土坷台上放着神主牌位，桌子上有些用具。右手一间挂着又破又小的门帘，里边仿佛有囤，可能是存放粮食的，我没有进去过。左手这间屋里从东到西一长条南炕，是我们三个人睡觉的地方；北面是一高一低的两个柜子，高柜子上挂着一条长手巾，是用来擦脸的。靠西墙根儿摆着一张桌子，上边放着镜子、梳头匣子，桌子旁边撂个长方形的小木头凳子。
小院里西南角猪圈旁边有个鸡窝，东南角是院门，门上黑油漆都脱落了，门旁边有一棵枣树和一棵槐树，出小门有个大院，穿过院子可以通到大街上。这家的男人四十多岁，看上去挺结实，黑黑的长方脸，高鼻梁，待人和气，不大讲话，穿一身紫花的粗布衣裳。他很勤劳，吃了饭就下地干活儿，回来就扫院子、喂牲口，没事儿拿个烟袋抽旱烟。女人和他差不多年纪，也那样黑，三角眼，高额头，大嘴岔儿，梳个麻艺纂儿，一双小脚走路挺利索，见面带笑。我刚见她觉得面熟，但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也想不起她是谁。我正在看鸡玩，她叫：“丫头！过来给我烧火。”她没叫我名字，我没理她，但看看院子里没别人，心想可能是叫我吧。她不高兴了，气势汹汹地走过来，把我拉到灶火坑前说：“我不是叫你烧火吗？”我心里不高兴地想：我有名字！那以后她都叫我“丫头”，我给她烧火、洗碗、扫地、喂鸡，有时喂喂猪，就是用瓢在泔水缸里舀一瓢倒进猪食槽里，有时还让我上街打醋、买油、买盐等。在街上的小杂货铺子买东西时，时常听人家议论高五家（我现在住的人家）：“这是高五家要来的小姑娘？跟这刁娘们儿享不了福……”也有说刻薄话的：“她那狼心狗肺的人，有丫头垫圈也不给她……”这些话我都记在心里。有一天，来了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小孩子跟我玩，让我喊那个女人“妈”。我心里想：“我妈在我家里，凭什么让我叫她‘妈’？她属于哪道儿的？刁钻古怪的人，笑里藏刀的黑老婆子，休想让我叫她‘妈’。”我不想理睬她，也从来不和他们任何人讲话。过了十天左右，她带我出门，她在前头走，我在后面跟着，走了一会儿就到大寺坡前了。我认识路，这儿离我们家很近，过了大水坑就进村到了吕老同家。我马上记起来了，这女人是吕老同的妹子。我们是同姓人，但不是一家，他们不是旗人。天快黑了，她要带我回去，刚走出门，我就不走了。她们两个女人拉我，我拼命往后稍，她们两个小脚女人自己走路还前走走后倒倒的，更拉不动我。她们知道我认出村子了，想回家。这时有过路的乡亲们说情：“已来村里了，就叫这孩子回家看看，再走也无妨。”她们只好松了手，我撒腿就往家里跑，一溜烟地跑回了家，一头扑到妈妈怀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声也哭不出来，妈和姐姐都哽咽着。我心想：可到家了，我再也不跟她们走了，她们拿我当使唤丫头。母亲不管心里多么难过也只是忍着，有泪都往肚里咽，从来不当着孩子们的面哭。她也舍不得把自己的亲骨肉送人，可现在万般无奈，又不能眼看着孩子饿死。我到家没一会儿，高五老伴儿也来了，让我跟她回家。母亲面带着笑容哄着我跟高家人回去。我不哭，也不说话，就是死不回去。姐姐怕那个女人揪我走，让我坐在她和纺车中间（家乡叫纺车怀里），姐姐坐着纺线。由于前面有纺车挡着，她们拉不走我，当天就留在家里了。我跟妈和姐姐说：“她嫌我不叫她妈，就找我的碴儿，地扫不干净啦，碗洗不干净啦，没有喂鸡啦，鸡下蛋少啦，整天哭丧着脸，说我：‘妈也不叫一声，白养着吃闲饭……’挑剔个没完。”我还把村里人怎么说她的坏话也告诉了妈妈和姐姐。妈妈劝我：“忍着点吧，咱们家没饭吃，老这样下去会饿死的！你上她家去有饭吃，有时间你可以回来看看妈和姐姐，若是真饿死了，谁也见不着谁了。要是有一点办法，妈也不忍心把你送人，你好生在那儿住下去，只当是孝敬妈了。咱们都说给人家了，不能说话不算数，咱不能不讲理。”我听了也不敢跟妈说太多，知道母亲不让犟嘴的，就求姐姐时常提醒妈到高家蒲去打听打听，她们待我好不好，我是不愿在她们家待下去的。姐姐对妈讲：“今儿天都黑了，明儿再叫她回去吧。”当天我就留在了家里。
一觉醒来，怎么又在高家了？我心里着实恨高家人，也恼妈妈不该夜里叫她们把我弄回来。那女人一到吃饭就数落我，嫌我想家，不好好干活儿，说得我生气吃不下饭。以后她经常故意在我吃饭时说这些话，让我不吃饭、少吃饭。我想我不能在这儿待了，要想办法逃回家去。虽然我过去外出干活儿跑遍了村西边，但没有去过村东边，我只是在旧历新年招呼一群女孩到大寺里玩过。出了村东口过一个大水坑，就是大寺的西坡头儿，往上爬，顶上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到了夏秋天，这里就是雇人的市场。需要雇人耪地、秋收的都到这儿来雇临时工，就是“雇人的”和“被雇的人”的自由交易场所。常听二哥说“明儿早点上市找活干”，指的就是在这里。
我们村的大寺可有名了，又名铃铛寺，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第一道山门的围墙全是大红色的，高台阶，高门槛（我们家乡叫“门限”），也是红油漆的。因年久失修，已经磨得红白斑驳。跨入第一进大厅，两边是四大天王，我认识一个白脸的是管打闪的，还有托塔李天王。第二进大厅两侧是哼哈二将。出门有一条路，高出地面二三尺，东西两面有钟、鼓楼，走到佛殿前，有用鹅卵石铺就的一片大平台。大殿前左右摆放着一对高大的铜狮子，威武雄壮，旁边还放了数个大铜缸，里面盛满了水，以防失火。孩子们常在院子里玩捉迷藏，抬头往上看是高大壮观的大雄宝殿，太阳照在雕漆画廊上，反射出五彩光芒，犹如仙境般绚丽夺目。屋檐的每一个小橼头上都挂着一个铜铃铛，里面圆圆的小槌随风摇晃，撞击着发出清脆悦耳的铃声，欢快的“叮啷”“叮啷”声此起彼伏，好听极了。
迈过宽大的门限，正中央端坐着慈祥的释迦牟尼金像，高大壮观。妈妈劝我回高家
村里人传说它的心是真金做的。我看见佛的后背有一个大窟窿，有人蹬着这个窟窿爬到佛身上扫土、擦灰。它身后有一个用铜片编织的圆形雕花图，和佛台同宽，从房顶垂下，上面有金鸱老雕，金碧辉煌。屋顶由蓝色方格组成，每一格是一种花。东西两边是形态各异的十八罗汉，背后墙壁上还画有各种各样的仙人在云间飞舞，色彩鲜艳。出后门有一个倒座观音，比大佛小了许多，也没有金鸱老雕。
我越想越觉得心里有底儿，知道这儿离我们家不远。一天后半晌，高家女主人还没回来做饭，我看东墙上老爷儿照得挺亮，阴影还没上墙。离天黑还有好一会儿，这儿离我们村只有一里地，天黑就能跑到家。我就抓紧时间逃了出来，顺着后沟往西跑。我心里高兴极了，一溜烟跑到大寺坡头上，可是连一个人也没看见。也许是我太高兴了没注意看人，但心里有点儿害怕，因为过去听大人们讲大寺后沟有狼。当地的人们说：老爷儿高山，狼儿撒欢，老爷儿没，狼儿过（意思是说太阳落在高山后，狼开始出来寻食吃人了）。还听说我们村西头有魔，村东头下道里有鬼，天黑就出来抓小孩。我不停地跑，心想：快跑，赶在太阳下山前跑到村头。心里急，一口气跑到正国庙前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到了我们村东头了，我可不怕了，一会儿就可以看到妈妈和姐姐了。站在庙前喘了口气，看看街道、房子、枣树、榆树……一切都那么可爱可亲，终于回到自己的村子、回到自己的家了。后来才知道，我妈赶孟家蒲集时遇到高家蒲村人，打听高五家待我好不好，他们村里人都说她们心地不善良，还跟别人说我跟她们不一心，不想要我了。这次我回来就没有再去高家了，他们家也没再来要人。
这件事之后，乡亲们才知道我们家是真穷，把女儿都送人了。原来人家看我们家的人出门都穿戴得整齐干净，还以为我们有点儿积蓄呢。其实，我们的衣裳全是妈妈陪嫁的衣裳改的，姐姐、哥哥们穿小了，不能穿了才轮到我穿。后来姐姐出嫁陪送的几件衣裳也是妈妈的衣裳改的。妈妈勤快爱干净，我们穿的衣裳脏了就洗，破了就补，补衣的补丁都是颜色相近的布，破的窟窿大了，就采取挖补的办法补得整整齐齐，我们从来没像叫花子一样穿得破破烂烂、脏兮兮的。
回到家真好，再苦再累、再没饭吃，能跟妈妈和亲人在一起也是幸福的。这件事让我终生难忘。
我被送人的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说什么的都有。有人对我妈说：“你送人还不如送到北京学戏，孩子长得又好，又聪明，学会了戏挣钱多。”我们家乡在正月里各村都“闹玩艺”，多数村里都有寸跷，也有高跷和武术。我们村里有也寸跷，都是男孩子扮演的。我们一帮子的小丫头们挤到里边去看，去听他们唱。我把词都记住了，回到家也不点灯，摸着黑唱得起劲。妈见我唱得有来有去的，说起学戏的事，她真动了一下心，转念又想：不行，离家这么远，谁知道人家叫她干什么去了？这事绝不能干。那时候人们对戏子的印象不好，不像现在称为艺术人才，所以也没有把我送去戏班子。
还有人劝说，把她送人还不如找个人家“童养”着去：“咱们村里发童养媳，你看你们二嫂（指我远房二伯母），四个儿子现在都有出息，有一百六十多亩地种着，牲口、车辆都有，日子过得多好，多舒坦。咱们胡同底的老安嫂现在种着一顷多地，使着两套车，有三房儿媳妇，她不也是童养媳吗？”我妈坚定地谢绝说：“穷死，我女儿也不当童养媳。”
九 一年之计
晒小盐开春是蒲阳河上翻浆的时候，经老爷儿一晒，地上盐花闪闪发光，这种盐不好吃，有苦味。但对我们家人来说，为了能省下钱买粮，我们只好吃这种盐。我还学会了识别盐和碱的方法，碱在太阳下晒会闪光，贴在地皮上，但是颜色发白。
官府对农民横征暴敛，税的名目繁多，且寅吃卯粮。为了怕农民刮小盐，不去市场上买官盐，所以，这个季节常有盐警下来检查，看是否有刮盐、晒盐的。妈告诫我：刮盐时要机警点儿，别让狗腿子抓着，我们可没有钱交罚款。在我们村里，我是唯一出来刮小盐的。
有天我刚走到蒲阳河南边，在大桥南头就看见十几个巡警骑着自行车急冲冲地过来，我赶紧靠边走。他们像旋风似的过去了，最后，一个穿黑衣裳的巡警下车来问我：小姑娘，你是刮小盐的？”我摇摇头，他指着小锄说：“这是干什么用的？”我说：“耪草喂猪。”他又狠狠地说：“你要偷着刮盐，要你的狗命！”说完气哼哼地骑车滚蛋了。
我一手拿着小篮，一手拿着小锄到了河边，看到那儿有闪闪发光的东西就是盐土。盐土和碱有区别，碱在地皮上发白。我轻轻地把表面闪光的土刮下来，捧进小篮里。我刮满一小篮就回家交给妈妈，算完成任务了。因为我小，妈怕我打坏她的碟子、坛子、罐子，洒了她的卤水，所以不让我碰那些活儿。妈妈自己忙开了，先拿个干净的盆，架上两根棍儿，上面搁上罗锅筚子或者小筛子，从较小的孔把盐土倒进去，做成一个窝儿，在窝里倒上水，阴湿了，水就会往下渗，滴到盆里去，颜色像醋，这就是盐水。在院子北面向阳的地方架上一块板子，在板子上摆满小浅碟子，往碟子里倒盐水，经阳光一晒，在小碟子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盐花。盐花下面是卤水，把卤水倒进坛子里，这就是点豆腐时用的卤水。盐晒干后存在罐子里，盖上盖子防潮。晒盐时，要随时提防盐警来检查。有时干活儿外出，就只好把盐碟放在屋里，为了得到这一点盐，一天到晚总是提心吊胆的。这样辛辛苦苦地折腾一个翻浆季节，或许能攒够我们一年吃的盐。
天气暖和了，我还要把全家人穿了一冬的棉衣、棉裤拆洗干净。我常和年龄相仿的小丫头们结伴去蒲阳河洗衣裳。春天的河水还是冷冰冰的，手冻得通红通红，有时手肿得拿不住东西，可是并不觉得苦。洗好衣裳片，晒在草地上、小树枝上，或者放在盆里带回家晒。有空闲的时候大家就一块儿玩一会儿，最常玩的游戏是比赛“迈闸石”。闸石是摆在水中的平石头，相隔半步远放一块。人们可以迈石当桥过河，但是只能走人，不能过车，牲口要趟水。我们小孩就在那儿玩快迈闸石，看谁不掉到水中，谁若掉到水中，大伙儿就叫“捞鱼了”！随着哄堂大笑……这是我童年记忆中最快乐的游戏。挖野菜
春天来了，天气渐渐暖和，我不会冻得睡不着觉，也不会打哆嗦了。啊！春天，我可把你盼来了！“七九河开，八九雁来……”孩子们高兴地蹦啊跳哇，在田野里欢快地指着天空南来的大雁喊：“雁！雁扯条线……雁！雁扯个八字……”雁好像听懂了似的，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又排成个八字。雁唱着：“好啊！好啊……”好像告诉人们春天到了，我们又回来了。
杨树吐须了，既显示着春天的到来，又给我们穷人带来最早、最好的饭菜。杨叶须香香甜甜既好吃又顶饭，富人尝新鲜，穷人好充饥。每年开春我都要拾杨叶须，泡一大盆，不加粮食也行，够吃十天八天的。有钱人用豆面拌着吃，或者用芝麻盐拌了味道更好。妈为了让我们吃饱，鼓励我们：“我给你们放点儿小油就好吃了，多吃点儿！”这小油是开油坊的赵家给的，他人挺好，我叫他福子叔叔。他开油房是手工做香油，在院子里的铁架子下放一口大铁锅，上面支上一盘大石头磨子，上下两扇，扁圆形石头。上扇有一圈高沿，防止芝麻洒落，边上有一个木头把手，中间有一两个洞，上下扇之间有凿子刻的横七竖八有规则的斜条纹。先把炒成紫色的芝麻倒在磨盘上，再把芝麻拨进石洞，芝麻就顺着石洞流下去，抓着把手转动上扇石盘，一圈酱紫色的酱沫子就顺着石磨的缝隙流到大锅里了。芝麻磨完了，用一块干净的石头把上扇支起来，用清水刷洗干净粘在磨缝上的酱沫子，加适量清水，用长把的大葫芦把它搅拌均匀，再在表面轻轻往下按，让酱渣子往下沉，上面漂的就是香油了。撇出的香油装在缸里，然后卖给小贩。他撇干净香油后，在剩下的油渣子中加上凉水，水面上飘起了残留的香油，被冲到锅边来。他让我们穷人家去撇，这就叫小油。我常去撇小油，这解决了我们家的一个大问题，既有油吃，又不用花油钱。
我们拾杨叶须的都是年龄差不多的一帮子小孩。那年我们一起到了张家后院，那儿有一片笔直的白杨树林，大家高兴地抬着头，手舞足蹈地一遍一遍唱着：“杨叶须，杨叶须落落，脱裤（杨叶须长熟了就该脱棉裤了），脱裤套套……”
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的淡褐色的毛茸茸的杨叶须，从高大的白杨树稍上摇摇摆摆、像小鱼儿似的飞舞着飘下来，小伙伴们争先恐后地拾着、抢着、接着。高个胳膊长，就接得多，占便宜。来拾杨叶须的有穷孩子，也有富家孩子。有一天，去的人多，落的杨叶须少，所以我只拾到一小把，心里很不舒服，也怕妈妈说我“去了半天，只拾了那么点儿”，我就蔫蔫地回到了家，也不吭声。妈妈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一样，什么也没说，只告诉我：“明天早点儿去！”我说：“睡不醒！”妈说：“不怕，我叫你！”第二天，我睡得正香，听见母亲连叫几声，我睁开眼睛就醒了，一骨碌爬起来，爬到窗台跟前，掀开巴掌大的挡玻璃布往外看：月亮正当空，南墙根阴影里黑洞洞的。妈妈看见说：“二十二三，月亮正南。鸡叫就天明了，夜里有点儿小风，今天杨叶须一定落得不少。”我心里嘀咕：“有鬼吗？我怕黑、怕鬼！”妈妈见我犹豫又说：“鸡叫三遍是天明了，有鬼早跑了，不用怕了，那些鬼话净是吓唬小孩子的！”我拎上二篮子，开开门就站在正门口，背朝院子站直了身子，看看自己的身影儿正不正，身影儿正了，月亮就正晌午了。一点儿不错，早上大明星也在东方高高升起，一闪一闪向我眨着眼睛。
本来我家和张家住在一条胡同里，我家住路西，他家靠北住在胡同底里。可他家早晨不开门我就过不去，为了拾杨叶须，我要绕半个村子。从我家出门向南走，再往西走到头，快出村了有个窄夹道，北面叫张家台，路南台阶上住的赵黑子家旁边有个庙，里边有三座泥佛，门口正冲我向北去的路。我一回头看见门口黑洞洞的，只怕鬼从里面冒出来，想起村里传说“张家台下有魔，长得青面獠牙，扣个大席篓子蹭着地皮来回走，摸着小孩就拉进大篓子里吃了……”的鬼故事，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我加快脚步飞也似的跑到北头向东一拐，看不见可怕的黑门洞了，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当我绕了半个村子到了张家后院，怦怦直跳的心才踏实下来。一看地上落下了好多杨叶须，觉得妈妈说得真对，还是大人什么都懂。天还没大亮，只有我一个人拾，我高兴极了，快快地拾起来，什么害怕也忘了。天大亮了，小伙伴们来了很多，大伙儿有说有笑，谁知把树的主人吵醒了。老安嫂嘟嘟嚷嚷地出来了，把大伙吓了一跳，以为不叫拾杨叶须了。她说：“你们大呼小叫的，我合计着出了什么事，连脚都没裹就跑出来了。”原来是嫌吵了她的美梦。也没人答她的碴儿，大家又说说笑笑地拾起来，她自己在一边裹脚去了。老安嫂是个受苦人，人也很好。她是本村赵家的姑娘，因为穷，到张家当了童养媳，生了三个儿子都老实能干，家里慢慢富起来了。她家有一百多亩地，使着二套车，但是很少雇人，都是儿子们自己干。她们家也算村里的富人，有了钱也就有了威权，说话底气就足。白杨树是他家的，她要说不让拾，我们就没有杨须吃了。好在她也是穷人家的女儿，体谅穷人的难处。
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来了，我拾了满满一大篮子杨叶须，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妈妈赶紧帮我把杨叶须上的把儿摘掉，用冷水泡好，泡过几天后臭虫皮子（长在杨叶须里的皮皮）就漂掉了，剩下一串串像小米似的杨叶须籽。等水泡得有浓厚的苦味了，杨叶就不苦了，也就可以吃了。把杨叶须攥干，再上锅煮熟了，放点盐，就是我们上好的饭菜了。接下来柳树该发芽了，我们就捋柳树叶，榆树发芽就捋榆树叶。榆钱一年只有一次，榆树叶捋得时间长，长出新叶子来就可以捋，再长新叶又可以捋。槐树叶要等到秋后，快落叶以前捋一次，槐花也是一年只捋一次。这些菜也是家里的口粮，是我年年要采的。野菜出土了，我和小伙伴们提着篮子去剜苦菜苗，这是春天最早出土的野菜，但量很少，剜半天只够吃一顿拌凉菜。我们常剜的有苦菜苗、刺菜、车前草（我们家乡也叫缬里片）、旱菜和扫帚苗，地里有什么能吃的野菜，我都去采。春天许多野菜刚出苗，数量虽少但比较好吃。有两年我家养了头猪，我还要割猪草。
我从春到秋挖野菜、捋树叶，都在蒲阳河边上、田野里和地头上奔波，从王家坟、南河湾到小汪子，从大桥西头到大桥东头，算来也有六里多地。这些地方我每天至少跑两趟，一年四季不捋树叶就拾柴火，就是没有野菜和树叶时也要跑这些地方。几年下来，不知道跑了多少遍，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这些地方。
我在外面剜野菜、割猪草，想拿个合适的篮子，可家中连像样的篮子都没有，不是太大就是太小。小分篮太小，是放在织布机上装分儿（分儿是用竹子做的，缠上线中间粗、两头细，像枣核的形状，织布时装在梭子里，由梭子带着来回穿行）的，每次采野菜一会儿就装满了，我就要回家送一趟，然后再出去采，来回走路太费时间，二篮子太大，沉得拿不动，我人小个矮，用胳膊挎着这边，那边就蹭地皮了。我常求妈妈给我买个破建篮，比分篮大，比二篮子小，又能多盛菜，我又能拿得动。可妈说：“咱们现在没有钱，要几个大铜子呢！吃饭还供不上呢，有了钱再买。”一直到二篮子破了，我长大了才买了个破建篮。当时如能有个顺手的工具，我就很知足、很高兴了。挖野菜
那时乡里流传着“拍花子”的故事，传说得挺可怕：“拍花的只要在你身上拍一下，你就会跟他跑，因为你那时只看到两边是滔滔河水，后面有猛虎追赶，前面是拍花人，你也看不见他，所以你只有跟着他跑。等到没人的地方，他就把你弄到保定府的斯罗医院当试验品，还挖眼、挖心……”吓得人们很小心，生怕孩子被拍走。我二哥还真看见过拍花的，他在我七伯父场里墙外边割草，看见从西边小坡上来了一个背着捎马子，戴着黑色礼帽和黑眼镜的人，他赶紧把柴火装在筐里背上往东跑，一拐弯就到了三伯父家的胡同里。拍花的不敢进村，离开村往北走了，我们家乡那时真有丢小孩子的。妈嘱咐我：“没有伴儿就不要去远处。”我若自己去，吃过早饭出去比较安全，吃过中午饭要等起晌，男人们中午歇晌（午睡），我们小孩子们不歇晌，就玩二五八。先画图，再定三个人的位，看谁走得快，二五八朝南挖，三六九向北走，一四七站正西，谁先到顶峰谁是赢家。等到男人们下地干活时，我们才敢去拾柴火。一个人采野菜时就在附近，小伙伴儿们凑在起才去远处。
冬天冷，我也不知什么叫冷，夏天热得难耐我也不觉得。老百姓常说：“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雨吃饱饭。”阴历五月晒麦子的时候，天气要干才能晒得快，那个月地皮上烫得能烙熟菱子面饼。阴历六月阴雨连绵，时而出太阳晒，时而下雨，又闷又热，快要下雨时闷得人透不过气来，人们汗流浃背，身上总是黏糊糊的。这个季节干农活的男人们都说“挂锄板”了，牲口放青了，只等着收庄稼。那时候的树叶、野菜都老了，只有到蒲阳河南岸的荻子（多年生草本植物，形状像芦苇）里找野菜，由于太阳晒不进去，里面的野菜又嫩又鲜，我不管里头有什么蛇、蝎虎子，也要钻进去采。荻子又硬又密，很不好钻，但只要我能挖到野菜就能乐滋滋地回家了。在穷人中流传着一首歌：“冬打更，夏看青，二八月赶事情，七八月更不怕，倭瓜豆角保老架。”这是描写穷人的生活情景。而我人小，这种活计我都干不了，只能捋树叶、剜野菜、拾柴火，为家里分忧。
十 悠悠夏日
夏天天长夜短，中午不歇晌，妈和姐姐在枣树底下的阴凉里纳鞋底儿。叔伯嫂子们、当坨的婶子大娘们，也都愿和妈妈一块做活儿，她手巧，看她做活儿还可以学一些窍门。妇女们难得凑在一起说说笑笑，干活、说话两不误。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几个女人边干活儿边讲故事、猜谜语，还说些家长里短的新鲜事，有时除了说说村里的新闻，还有一些男人赶集、到外村听戏听来的县城里的新鲜事。
听着大人们说笑，我很开心。这个季节返潮，纳底子、鞋帮子结实耐穿。妈妈和姐姐除了给大哥、二哥每人做五六双鞋底外，还不知道给人家做了多少双鞋、纳了多少双鞋底子。我们家乡一般都要纳下一年用的大底子。我小时候没穿过新鞋，穿得都是姐姐的旧鞋，她是裹脚的尖鞋，我没裹脚，但是人小脚短，穿上尖鞋前边长点儿，两边只能把鞋帮子当鞋底穿，她们没有功夫给我做鞋。到我十几岁自己会做鞋了，才为自己做了第一双扎花的新鞋，穿上别提有多美了。
妈和姐姐给别人做各种鞋，有尖皂鞋，用薄夹祗加上直贡呢的鞋面或帆布鞋面，样子和现在的圆口鞋差不多，前后底子和鞋帮子都一样，就是鞋口前头是尖的，这是出门看亲朋好友穿的鞋，也叫省穿鞋，当时比较流行这种样子的鞋；有双脸鞋，是赶集上店穿的鞋，既美观又结实；一个脸的鞋是下地干活儿穿的，锄地、耪地、收秋、打场时都能穿，做起来又省工又省劲，鞋帮可以实纳。还有一种叫靸鞋，样子是三角形的脸，绱在鞋底上是两个脸，但在鞋口是一个脸，也是耐穿的一种鞋。最难做的是板头鞋，我妈是下沿子人（平原地方的，街上没有石头、瓦块），没有人穿板头鞋，也不会做，就留心看那些从山里娶来的媳妇怎样做山地鞋，自己就学会做了。常言说：“头等人看看就会，二等人教教就会，三等人打死也不会。”村里人都说妈妈是头等人，我妈却常说“百巧百能百受穷”，意思是没有修下个好丈夫，再能干也没用。妈妈那么能干的人，在吃人的旧社会只能过着穷困的日子，被别人看不起，比富人矮三分。
妈妈用三层薄夹祗做成底板，用新粗布沿两层底板条，先沿一层，凉干了再沿第二层，都是用糨糊黏结实了，整个鞋底板都挺牢固、不变形。下一步做底槽，一般都是用夹祗做的。板头鞋都是用新碎布填起来的，由于都是给人家做衣服剪下的没用的烂布条、小碎布，又怕它滚，很不好做，所以先要用细麻绳密密地缝上一圈边，再用比较粗的麻绳密密地实纳。纳这种底子可要技术了，左手拿不紧或不稳，就会使填的碎布滚起来，偏到一边去，使底子一边厚一边薄，做的鞋不能穿，但纳实后既平整又牢固，穿起来比夹祗做的鞋和软。鞋帮子是用新布托帮儿纳实的，也是软的。这种鞋穿上结实、舒适、不板脚、耐磨性强，穿上耕地还能用脚磕掉犁铧上的黏土，走山间小路石头碰脚也不怎么疼。做得合适，鞋跟脚不会掉，也不坎脚。妈妈还教我们说：“鞋帮子、后脸一定要剪得合适，做折跟了就掉鞋，做兜跟了会坎脚疼。做鞋的手艺难着呢，学会容易，学好还挺难的。”
在这个季节，我主要是为姐姐和妈妈搓麻绳，她们用多少，我就搓多少，我搓的绳子不知道有千条万条，把腿都搓红了、肿了，疼极了，我左腿搓疼了换右腿，左右腿都不能搓了，用腿肚子搓……给家里纳底子，妈都买线麻，搓起来不那么刺疼。要给人家纳底子，他不管你刺腿不刺腿，为了省钱买生麻秕子，把腿刺得生疼，腿上的血丝、青筋都暴出来了。妈心疼我，有时搓够她们娘俩用的就让我歇歇腿，换个活儿干。有时也放我去玩一会儿，或者换个挖野菜、捋树叶的活儿。我搓着绳子，听着“刺啦”“刺啦”的纳底子拉麻绳的声音觉得很悦耳，心里很快活，和亲人们在一起多舒心呀！老混子嫂看见我光着小膀子搓绳子，就说：“这孩子光是脸上有点儿肉，给你妈壮门面，身上却是前搓板后糖葫芦（前面肋骨一根根露出来，后面脊梁骨一块一块鼓出来），真是可怜。”有时她端着碗出来吃饭，就喂我两口疙瘩。妈妈和姐姐也是一样苦，一天到晚不识闲（不闲着），纳底子纳得手腕疼、手发软，手掌边用来拉紧绳子的部位被绳子磨出一道道红印儿来，她们从来不吭一声。妈好像什么活儿都要干，什么活儿都会干，心里还惦念着做长工的大哥和后来学徒的二哥，还要筹划着今后的日子怎么过，真是身心交瘁。但母亲苦中有乐，有奔头，盼着大哥、二哥快快长大，生活会好起来。
十一 收获季节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财主和其他有地的人都喜气洋洋庆丰收，八月十五中秋节摆宴席、放鞭炮庆祝五谷丰登。我们有什么收获呢？无地无庄稼，全家人四处奔波、劳作，儿子们东家做长工西家打短工，我和妈妈、姐姐给地主家掐谷子、摘棉花等，挣几吊钱。没活儿干了，就到人家收完庄稼的地里拾落下的谷穗、豆角、豆粒、棒子、烂棉花瓣、未开的棉桃等。人家刨剩下的山药地（薯蓣的通称，这里指红薯），我们把地再翻一遍，叫“倒山药”，能挖到一些人家没刨干净的山药吃。这就是我们的收获了，当时也觉得挺高兴，好赖多少总是有所收获，能贴补点儿我们的口粮。
我和母亲还要把冬天、春天烧的柴火拾回家，有空时二哥也帮着拾。记得母亲第一次下地拾柴火，简直比上刀山、下火海还艰难。她做大姑娘时就没有出过门，也没下过地，来到我们家就做家务、教养子女、做针线活儿等，现在到人家地里去拾柴火，能行吗？人家让不让拾怎么办？怎么问人家？问人家脸红不红？人家让拾也羞得慌！人家若不让拾，这脸可往哪儿搁啊！思想斗争很激烈，不拾柴火行不行？不行！每年秋天只有这一次，过了这个村可再没有那个店了，错过了这个时节，一冬一春的柴火可怎么办？冬天娘儿几个还不得冻死、饿死！想来想去，还是得去找我二伯父说说，把他大道上的十二亩棒子、绿豆套种的地里的豆叶子要过来，等他收完庄稼，我们搂搂够一冬暖炕烧火的。
虽然我妈是二伯父的亲兄弟媳妇，但在20世纪20年代间，封建思想很浓重，弟媳妇和大伯子说不上几回话。妈妈深思半晌，决心下了好几次，自认无能，算了吧，一想全家人要活命，不说又没活路。做女人难啊，真难哪！为了冬天我们娘儿几个不致冻死，妈还是要硬着头皮去试试。决心已定，往事又涌上心头，他坑害我们，把我们的地都算计过去了。他对我们真狠，哪还有点儿骨肉之情？他是我们的仇人，仇未报还要去求他，可偏偏就非得去求他，真是冤家路窄。况且二伯母也是个刁钻古怪之人，村里人送外号“管母狗”，她什么都乱管，妯娌之间谁也不敢惹她，我母亲在这个家中最小，更不想惹她，也怕丢面子。二伯母那时有五十多岁，长着一脸的横肉，由于年轻时胖，年纪大了就皮肤松弛，两个腮帮子往下耷拉着，小母狗眼，花白头发常散乱着，梳着个小鬏鬏，见人一瞪眼，眉宇间三道沟就竖起来了。她专横跋扈，不讲理，一天到晚胡搅蛮缠，常常坐在她家栅栏门外的石头台阶上，看见谁过来就骂谁。有一次，我从她家门前过，她骂我，我说：“二大娘，你干吗骂我？”她说：“骂你看你小，给我犟嘴还打你呢！”我赶紧走了。她说得出还真做得出来，以后看见她坐在门口，我就不从那儿走。我天天到村西头干活儿都要经过她家门前，后来我就绕个大弯儿走前街或者走大桥上，犯不着惹这个老泼妇！我不是怕她，是不想和她吵，怕母亲知道了生气、烦恼，村里许多人都恨她、讨厌她、瞧不起她、不理她。我母亲领着我找到二伯父，使劲低着头说：“二哥，我想弄点柴火好过冬，不知道到哪里拾，哪儿叫拾，哪儿不叫拾。看在你侄男侄女的份儿上，我想等你大道上的棒子、绿豆地里收完了，我们把豆叶子搂搂，过冬好烧哇！”二伯父沉思了一会儿，不大高兴地说：“你搂呗。你不搂，也是别人搂，我又没功夫搂，等我收完了，你慢慢搂吧。”母亲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长吁一口气。二伯父这次可发善心了！我们过冬的柴火有了一部分，母亲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二伯父开始收割了。我和母亲在地边看着，随时把地边的豆叶子圈上。他们收完了，我和妈妈一点一点地把豆叶搂成一堆一堆的，在田里排成一行。再用筐子和夹篓装起来，背回家。我背小筐走在前面，妈背大夹篓跟在后面。她总低着头，被沉重的大夹篓压得弯着腰、喘着粗气，一步一摇晃艰难地走着。由于长时间的劳作，头发散落下来不少，她任由头发盖在脸上，也不抬头看人，可能是觉得害羞吧！地离我们家挺远，我们娘儿俩每天背五六趟。这块地里的柴火搂完了，只完成了过冬柴火的一部分，艰难的工作还在后头。背柴火
我们娘儿俩想法子继续找柴火，那些财主、富人雇长工、短工来耕地，为了明年多打粮食，秋末常把地翻一遍，让地休养生息。他们赶着牲口，后边用犁，把土翻了个个儿，谷茬子就翻上来了。我和妈妈拣起谷茬子抖抖土，放在筐里背回家，用它烧火做饭。这种柴火对我们来讲是好柴火，很多有地的人不捡这种柴火。
我很高兴干这活儿，土又松又软不扎脚，对我妈来说却是一种磨难，她是小脚，一踏进土里就是一个深坑，裤脚、腿腕子都埋进土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拾着谷茬子，站不稳就摔一跤，坐到地上。河套南边的地离蒲阳河近，比较潮湿，弄得满裤脚都是湿漉漉的，拔不出脚来就经常跪着、爬着拾，不管多苦多累，她见我高兴，脸上也露出笑容来。我努力地用小应子镐刨着地里的谷茬子，一个一个地打干净土，装进筐里，母亲不管多困难，也还是天天跟我一块儿跑来跑去。
有一天，我们娘儿俩背着柴火从大道上往家走时，下起小雨来了。妈妈叹口气说：“今儿下雨不好，明年春天要大旱，寸草不生，吃什么？”我们家乡都这么说：“八月初一下一阵，旱到第年五月进（意思是说要到明年阴历五月才下雨）。”那时候，人们习惯于靠天吃饭，微小气候的变化都与我们的生计有关。
经过这些艰苦的磨炼，母亲开始有了变化：由不出门到能出门干各种活儿，由不能下地到能下地拾茬子，搂豆叶子、树叶，凡能烧火的都往家拾。虽然是生活所迫，但她也深深地明白了：裹小脚真害死人，站不稳、走不快，还受罪。后来她常跟人说：“大脚站地稳，大脚干起活儿来多带劲！我可受够了这小脚的苦了。”等我到了裹脚年龄，和我一般大的孩子都裹脚了。当时已是民国了，政府号召推翻封建主义，提倡放脚，不允许再裹脚了。我母亲很快就接受了新思想，赦免了我的脚，不让我裹脚，但她又害怕脚长得太大了找不到婆家，怕女儿嫁不出去让街坊邻居笑话。母亲就总想法子使我的脚别再长大了，最后，我妈想出来一个办法，她给我做了两双又厚又结实的粗布夹袜子，两层粗布，我刚刚能穿上，紧紧地贴在脚上，黑夜白日都不脱。只有洗脚、洗袜子时才能脱下，洗完又穿上，她还给起了个名字叫“圈着”。封建主义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它的残余思想牢牢地扎根在人们的头脑里，妇女工作者到各家查看放脚的情况，有些没放脚的人赶紧把裹脚布扯下来，等检查的人一走就又裹起来了。村里人带着女干部到我家，她们看我姐姐的脚时，说她穿得袜子瘦，叫以后换一双肥的，住我们院的小书子因鞋袜都瘦小还挨了训。我乘机脱下了圈脚的厚袜子。村里人指着我说，这是她小姑娘。她们看着我光着脚丫子也没有言声，从此，我再也不用圈脚了。
十二 年终岁尾
过完秋，地里的活儿没的干了，妈妈对我说：“以后你就自己去拾柴火，我不能跟你去了。咱家有锅底的了（有烧的），还没有锅上的（粮食）。我得给人做活儿去，挣来钱好买粮食才有饭吃。”妈妈又要忙着给人家赶冬天的棉衣棉裤、大袄等衣服了。过去我们村里在这季节雇人做针线活儿的较多，谁家都要准备好过冬穿的衣裳。后来连年战争，人们都穷了，雇人做活儿的也很少，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有点活儿。
冬闲时光，在外做工的二哥也回家了。妈妈开始张罗卖豆腐、卖包子，全家人都忙起来：前一天泡好豆子，早上起五更推磨子，磨成豆腐沫，再用布纹比较稀的干净的洋面袋装上，滤出豆浆来，放锅里煮开，还要晾得温度适当，点上卤水，结成小疙瘩后倒入模子里压平，就是方方正正的一模豆腐。豆腐做好后就用尺子比着划，要切成大小一样的块，算出一块豆腐卖多少钱，能赚多少。妈妈把剩下的豆渣放上盐，掺上菜搅成疙瘩，或者和点面蒸豆渣饼子给我们吃。二哥早晨起来挑上担子就去卖豆腐，晚上还要去卖包子。每天晚上妈和姐姐要忙到半夜，嫌我小碍事，也是为了让二哥早起，所以晚上总是让我们俩先睡。有时我睡醒一觉，听到妈让姐姐去睡，自己再看看门拴好了没有，再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妥当，这才到炕前给我们掖掖被子，爬到炕上伸伸浑身酸痛的腰腿，并轻声叹息着：“熬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哪！哪天老爷儿从西边出来，我就熬到头啦。”
第二天早起，妈妈已给二哥拴好挑子：一头是用荆条编的筐，怕头重脚轻，筐底下压块砖，上面放一个木板做的四方形盘子，装好豆腐；另一头是粗草绳编的篓子，内有个干净的小棉被包着、盖着热包子，小棉被厚厚的，可以保温，包子热乎乎的好卖。
二哥十多岁，又瘦又小，挑不起担子来，妈帮他把绳子拴短点儿，挑起来不蹭地皮。他小小年纪就四处奔波，把我们周围的四五个村子都跑遍了。妈也常教导哥哥：“不要怕辛苦、劳累，出了力才长力气，不管什么都要学，学会了才有本事，以后才能过上好日子。”
在旧历腊月二十几时，妈妈还在忙着给人家赶过年穿的新衣裳。老话说：“二十四，家家忙，又做豆腐又扫房。”因为过年，财主及有钱的人家，家家杀猪、蒸肉、灌肠子、蒸包子（就是没有馅的圆馒头，我们家乡叫包子），做豆腐、蒸年糕、血糕（猪血加小米面做的），还要扫尘，准备过年敬祖、祭神、摆席请客。家家都自己做，二哥的生意就停了。“二十三，糖瓜粘”是说腊月二十三用糖瓜祭灶，家家放炮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得给灶王爷糖瓜吃，就把嘴粘住了，不叫他说人间的坏话。母亲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过去的麦穗长得一串一串的。有一年过麦秋时，孩子们都拿着烙饼吃，有个小孩子不知怎么把没有吃完的饼弄到屁股底下，被灶王爷看见了，就上天奏明玉皇大帝，说人间生活太好了，拿烙饼给小孩子擦屁股。玉帝大怒，派神仙下界把边上的麦穗都擗掉了，只留下中间一个，所以，现在的麦子只有一个穗了。
二十三那天是完县城大集，我们必须在那个集上贩来糖瓜，花生、瓜子等，卖给村里人晚上祭灶，我们才能挣上点儿钱。
那年特别冷，下着鹅毛大雪，地上的雪有一尺多厚，天地一片白茫茫的，只有树身还有点其他颜色。人们都躲在屋子里取暖，哪儿有什么人出门呀！妈妈看看天，看看地，觉得路太难走，十多里地，不去吧，日子更难过；去吧，孩子小又不放心。一咬牙！娘儿俩一块去，有个伴儿。
赶集的人大都是青壮年的大汉们，后面的人踩着前面人的脚印走，谁也不让路，只要让路就得踩到一尺多深的雪里，弄得满脚、满裤腿都是雪。二哥在前头走，母亲在后头跟着，一步不敢耽搁落后。到了城里一看，女人和孩子赶集的就她们娘儿俩。她们同样贩年货，与大汉们一样的走路。
卖了糖瓜换回钱，二十八还有个大集，那时要把过年卖给小孩子吃的糖、花生、瓜子、山里红（自己做冰糖葫芦）等再贩回来，过春节就靠二哥卖零食挣钱了。
我人小怕冷，又不能像有钱人那样有薄棉袄、厚棉袄的。我只有一件，薄厚都是它，还是姐姐、哥哥们穿小了不能穿的，改改补补给我穿。我从小没有穿过新棉袄、棉裤，也没有穿过棉鞋。
快过年了，一般人都不干活儿了，忙着准备过年时吃的、用的，要饭的也多起来了。有一天后半晌，我们村里来了一个打骨牌的，骨牌分成上下两块，形状像折扇面，上边掇着铜制的铃铛，还有红绒绒线，挺好看，摇起来声音很响。每到富人家门前，打骨牌的人就边摇边唱，后面一群小孩子也跟着他唱：“八月里冷，九月里温，十月里有小阳春，十一月里冷几日，入了腊月就打春（立春）……”冬天日子难熬，刚刚天冷穷人就盼着春天快快到来。
十三 百家年饭
小孩子们最盼过年，过节、过年可以吃饺子、穿新衣裳、扎红灯笼、放鞭炮、逛庙会……拜年的来来往往挺热闹。
我盼过年是可以休息几天，过新年了，我就可以不到蒲阳河边拾小木片、小树枝了，也不用纺线或做针线活儿了。可以高高兴兴地和小伙伴们玩几天，踢毽子、打旦儿等。那时候老百姓对旧历年可重视了，从腊月初八这天开始，早早起来，把难煮软的豇豆、黄豆、青豆、绿豆和红枣洗净倒入锅里煮软了，再下小米、稷米，慢火把粥煮熟了，叫腊八粥。先用大盆盛出一盆来，锅里剩下当天早上吃的。盛出的一盆在此后八天每天早晨做的熟白粥里，挖一勺子腊八粥放进去一块吃，到第八天吃完为止。
中午饭要吃腊八饺子，不知道是什么风俗。也问过母亲，她回答说：谁知道为什么？还不是找个理由吃顿饺子。
正月（阴历一月）里，锅台上不能见白，所以这一月不能吃烙饼：一是怕扬撒在锅台上薄面，二是说正月吃烙饼就烙住运了（命运不好）。
整个正月里都要在锅里放上两块渣饼子或是年糕，说是压锅底的，其他的风俗也很多。比如说：一鸡、二鸭、猫三、狗四、五羊、六马、七人、八谷、九菜、十果。意思是说新年的头十天，哪天天气好、阳光明媚，哪种动物或者植物的收获就好，一鸡是说大年初一天气好就收鸡，即鸡的成活率高、生蛋多；天气若不好，鸡的收获不会好，就少养或不养。初八天气好，象征丰收，那天还不让姑娘、媳妇、老娘儿们做针线活儿，说这天做针线活儿会扎谷心，谷心都扎死就没有好收成了。我也不知真假，妈说：“管他扎不扎谷心，叫人们歇一天是真的！”妈妈不太相信迷信，思想比较开通。她说：“烧香磕头是给活人看的，也没有给人们带来什么好处。”
我小的时候因为天冷冻得流鼻涕，就用棉袄袖头抹一下。一上冬穿着妈妈拆洗干净的旧棉袄，到腊月天最冷的时候，妈怕我手冷，冻裂手背，就给我在棉袄袖上绷上一对窝袖，比原来的棉袄袖长三寸，能把手背盖上，拾柴火时就暖和一些，干活碍事时可以把它挽起来，冷了捋下来，很方便。由于干活儿、擦鼻涕、擦汗，这袖头一冬下来像铁打的一样光亮亮的。过年了，妈把袖头拆下来洗干净，翻新一下，再绷到旧棉袄袖子上就过年了。
有一年过年，大伯母家的三媳妇从北京回家看婆婆，也来我们家看我妈，送了我一条手绢和一块绿颜色的香皂。我不知道什么叫手绢，也从来没有用过，拿它当宝贝，放在我妈衣柜上的箱子里，从来没舍得用过。经过了八年抗战，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每年破五（初五）这天家家户户放鞭炮，叫“崩穷”，传说初五放鞭炮能把穷气崩跑。我们家穷买不起鞭炮，所以穷气老跟着我们。有一年，二哥打扫院子，捡到一个没放响的小红炮，因为捻短窝在里头，二哥用小棍把炮捻拨弄得能看见了。知道里头有火药，就用个豆粒大小的香头点着了，搁在炮上，赶紧站到一旁，等香火烧到炮捻上时只听“嘭”的一声响，又清脆又好听，我高兴极了，拍手笑着：“这下可把穷气崩跑了！”全家人都笑了。这是劳作了一年的全家人难得的轻松一笑，这笑声让全家人对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母亲和姐姐劳作了一年，终于有个喘息的机会可以歇几天了。她们不像平常那样起五更睡半夜了，母亲也不用走东家、串西家地干活儿了。但母亲仍不闲着，拜过年，大年初三就串筚子。过了破五趁没有外活儿，就抓紧空闲把我们兄妹的衣裳、袜子、鞋都收拾妥当，即把大的衣服改小，哪儿不合适就改一改、补一补。过年以后就要给外人做活儿了，或者纺线，或者卖煎饼赚钱。可把穷气崩跑了
妈妈平时也想方设法攒点儿钱，从各方面省钱，到过年让我们全家能吃上顿饺子，也让我们高兴高兴，有点儿过节的气氛。有些年太困难了，虽然没能吃上饺子，但我们也熬过来了。天下穷人是一家，都知道苦日子难过，乡亲们只要有碗饭吃也要分给我们一点儿。好心的街访邻居、婶子大娘们看我们生活得可怜，过年过节都给我们送点儿年货。
首先是大伯母，她比我们家也强不了多少，只是二儿子大了能多干活儿，又只养活她一个人，租人家三四亩地种，收获的粮食也刚够他们生活的。儿子有时再给别人打打短工，挣点儿买油盐的钱。每逢过年，大伯母总是最早给我们送过年的东西。快七十岁的人了，到了腊月二十八九，她就会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挎个篮子，两只小脚摇摇摆摆、慢慢地蹭着地来到我们家，一进门就连声呼唤我：“凤菊，凤菊！”我连忙上前接过篮子，搀扶着老人家上台阶，把她迎进屋里。她边走边念叨着：“咱们都是亲骨肉啊！日子多了不看你们，我不放心哪，但凡日子过得好点儿，也不叫你们这么受野（受穷），我也是穷啊！”每当大娘说这些话时，我就想：大娘这么大年纪了，还老惦记着我们，叫我们做小辈儿的过意不去，将来我若能挣钱，一定好好孝敬她老人家。心里边默念着边说：“大娘，叫您费心了，年年都来看我们，给我们送年货。”大娘是个心地善良、忠厚老实的农家妇女，不大会过日子，也不大会做针线活儿。她的针线活儿都是我妈有大小空时，捎带着给她做了。大娘走进屋里先坐到炕沿上喘喘气儿，再在屋里这儿看看，那儿瞧瞧。看见酸菜缸里、水缸里的水都冻成了一个冰窝窝，上面有点儿带冰碴子的水，就心疼地说：“可怜见的，一年到头不使闲（不闲着），这大过年的你妈还给谁家赶装裹（装裹是指给死人做的衣服。实际上，我妈去给人家赶做过节穿的衣服了，大娘生气用气话诅咒人家）去！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在家给孩子们弄点儿吃的！”我说：“大娘，我们没有什么好做的，等二哥卖了猪（自己养的二槽子猪），我妈拿下工钱，才能买米、买面。能买多少，还要看拿回多少钱呢，叫大娘费心了！”“大娘心疼你们哪！这屋里连点子热乎气儿都没有。哎，可有什么法子呀，穷啊！哪辈子作的孽！”她说着老泪纵横：“我比你们好不了多少，可还有个火盆烤。可怜的孩子，有什么法子改了这穷字……”说着就向外走。我把她送走了，回到家里觉得冷清清的，心里酸酸的。
远房二伯母、七伯母两家的生活较好，当时就有一百五六十亩地，都是财主了。她们履行着家族的礼仪，过年过节送点渣饼子或血糕、灌肠（用猪的下水、肉加上荞麦面做成的），有时也有少量的猪肉，送的较多的是豆渣饼子。这对我们来说是帮了大忙了，能让我们过年不挨饿。这些食物比我们家的饭好多了，母亲和我们兄妹真诚地感激她们。
我们远当家子六爷爷是族里的长辈，那时候爷爷辈儿的就他一个了。他生活好，看我们孤儿寡母挺艰难，一到秋天收下红薯就给我们两兜红薯，收完萝卜还让我们去剜萝卜缨子腌酸菜，还给几个萝卜擦成丝，放在淹酸菜的上面，防止菜烂。六爷爷对妈讲：“实在困难，可以来我这儿拿钱，不要利息。”
六爷爷还懂医，我姐姐腋下长个肿块，六爷爷用自己配的药给姐姐治好了。凡是过年过节，他都送吃食给我们。
我有个干弟弟叫赵金声，比我小三岁多，他的养父叫赵老镇，因为夫人生了三个女儿，他就想娶小老婆生儿子。他夫人赶紧到外村抱了个小男孩。那时因为我母亲生了个妹妹死了，有点儿奶水，我在吃“接奶”，他来了就不让我吃了，以后就把他奶大成人了，因此他认我妈做干娘，跟我妈很亲。
他们家的地位比我家高多了，他养父有一百多亩地，使着二套车，用着长短工，他养父还在西韩童村大地主谭魁武家的毡房（指做毡子买卖）里当“掌柜的”，每月能挣不少钱。干弟弟虽然是抱养的，但因为只有这一个儿子，人长得好，也乖巧听话，所以家里人都把他当成亲儿子。养父对他的学业要求挺严格，养母把他当宝贝。干弟弟对我们家很亲，尤其是对干娘好，六七岁时就知道孝敬干娘。一到过年过节就说：“给我干娘送点儿东西去。”
我大哥也有个干爹叫孙老金，也是穷人，老伴早逝，留下一男二女，以后他没钱续娶。他整年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个圆形的小柜子，里头装着熟肉，上面放着一把切肉的刀，一个干净的长方形案板，用一块洗得干干净净的白粗布盖着；另一头是装着生肉的筐和一把斧子，走街串巷以卖肉为业。立秋后，他也卖牛羊肉，只要听见他在村里扯着大粗嗓门叫着“肥羊肉！肥牛肉！”就知道今儿立秋，可以吃牛羊肉了。有时他和二哥结伴去外村叫卖，到过年时给二哥一块肉，让他拿回家包顿饺子吃，但从未登过我家门。穷人帮穷人，他儿子结亲时也请我妈过去帮忙。
很多乡亲们自己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过年过节也礼节性地给我们送东西，让我们过个好年。由于乡亲们的帮助，过年时我们比平时吃得好多了。妈妈风趣地说：“咱们这是吃百家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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