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四 大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东方闻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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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四 大本试读：

蒙古人的统治（1206年—1368年）

开篇语

12世纪后半叶，蒙古族崛起于漠北。1206年，铁木真建国，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同时，创立领户分封制、怯薛军、法典及文字。蒙古在三次西征的同时，南下消灭了西夏、金。忽必烈改国号为元，灭亡南宋，统一中国，并形成以元朝为中心的大蒙古帝国。元朝采纳汉法，创设行省及发达的驿站等制度，加强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元朝统治者既联合各民族上层，又实行四等民族划分，以确保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元朝中叶以后，政治黑暗腐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最终被农民起义推翻。元朝建立后，农业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官营手工业发达，生产技术有较大的进步，尤以棉纺织为突出；城市商业和对外贸易相当繁荣，还产生了大规模的海运。元代多种宗教兴盛，文化成就斐然，特别是元曲灿烂辉煌；郭守敬、王桢等学者则在科学技术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王朝，它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

帝王世系表

太祖铁木真（1206--1227）----太宗窝阔台（1229--1241）----乃马真后（1242--1246）----定宗贵由（1246--1249）----宪宗蒙哥（1251--1259）----世祖忽必烈（1260--1294）----成宗铁穆尔（1295--1307）----武宗海山（1308--1311）----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1312--1320）----英宗硕德八剌（1321--1323）----泰定帝也孙铁木儿（1323--1328）----天顺帝阿速吉八（1328）----明宗和世琜（1328--1329）----文宗图帖睦尔（1330--1332）----宁宗懿璘质班（1332--1333）----惠宗（顺帝）妥欢铁睦尔（1333--1368）

大事年表

1206年 太祖铁木真建蒙古国，称成吉思汗。

1211年 成吉思汗攻金，蒙金战争开始。

1215年 蒙古军下金北京、中都（今北京）。

1227年 蒙古灭西夏。成吉思汗卒。

1234年 蒙古与宋攻破蔡州，金亡。

1254年 世祖忽必烈攻入云南大理城，大理国亡。

1259年 蒙哥汗围攻四川合州钓鱼城，卒于军中。

1260年 忽必烈即大汗位，诸王之战始。

1267年 营建中都（今属北京市），历时8 年完成。

1268年 忽必烈发兵围攻襄阳、樊城，宋军坚守。

1271年 忽必烈定国号大元，元朝开始。

1272年 改中都为大都。

1273年 元军破樊城，襄阳降。

1274年 忽必烈命伯颜率军伐宋。

1275年 元军进逼临安，文天祥等起兵勤王。

1276年 元军取临安，掳宋帝、皇太后等北去。

1278年 宋幼帝移驻新会海中崖山。文天祥战败被俘。

1279年 元军破崖山，陆秀夫负幼帝蹈海卒。灭宋。

1281年 忽必烈发兵征日本，遇台风，全军覆没。郭守敬等制定《授时历》，颁行天下。

1282年 始大规模海运漕粮。

1286年 颁行《农桑辑要》，为中国现存最古的官修农书。

1287年 发行至元通行宝钞。诸王乃颜反，忽必烈亲征，擒乃颜处死。

1293年 郭守敬修通惠河成，海运漕粮可直达大都。

1313年 正式宣布恢复科举。

1323年 《大元通制》成，颁行天下。

1337年 京师地震。

1342年 教皇使节抵上都，谒见元惠宗，献骏马一匹。

1344年 黄河决口，山东、河北皆受灾。

1348年 台州黄岩方国珍起事，聚众海上，劫掠海运。

1351年 黄河堤成。元末农民起义开始。颍州刘福通、蕲州徐寿辉等相继起义。

1352年 朱元璋投郭子兴。天完红巾军攻占长江中下游地区。

1353年 泰州张士诚起义。

1355年 刘福通拥韩林儿在亳州称帝，国号宋，又号小明王。朱元璋附于韩林儿。

1356年 朱元璋取集庆（今南京），改称应天。

1360年 陈友谅杀徐寿辉称帝，国号汉，攻应天兵败。

1362年 徐寿辉部明玉珍在四川称帝，建国号夏。

1364年 朱元璋称吴王。

1366年 朱元璋沉韩林儿于江，宋政权亡。

1367年 吴徐达破苏州。朱元璋令徐达率大军北伐。浙东方国珍降于朱元璋。

1368年 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明，建南京城。元惠宗逃上都，史称北元。明军入大都，元亡。

蒙古国的建立

开篇语

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唐代称为蒙兀，是室韦的一部分，也称“蒙兀室韦”。他们最初聚居在额尔古纳河流域，唐中期以后，逐渐向西迁移，居住在今乌兰巴托为中心的地区。辽、金时期，他们处在辽、金统治者的控制之下。蒙古族分为好多部落，蒙古部是其中的一个部落，另外较大的部落还有克烈部、乃蛮部、蔑儿乞部、塔塔尔部、汪古部、斡亦剌部等。十二世纪中期以后，为了争夺领地、掠夺人口和牲畜，蒙古部和它们之间互相争战不已。最终，蒙古族杰出的首领成吉思汗，适应历史的发展，完成了统一事业。

蒙古族的崛起

在金和南宋对峙的时候，我国北方兴起了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蒙古族。蒙古族在唐朝时叫“蒙兀室韦”，是室韦的一支。他们最初居住在也里古纳河东部，后来进入到蒙古高原的广大地区。蒙古族有许多部落，多数过着游牧生活。白天在草原上放牧羊、牛、马、骆驼，晚上住在用毡子搭成的帐幕里。十二世纪时，蒙古族己处在奴隶社会。贵族拥有大量的牲畜和奴隶，强迫奴隶替他们饲养性口、剪羊毛、挤奶、制革、造毡毯。蒙古族和邻近各民族加强了经济联系，学会制造铁工具和武器。汉族、维吾尔族和中亚商人经常到蒙古各部落进行贸易，带来各种商品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对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蒙古地区的战乱

十二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内部生产力的发展和汉族等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蒙古族的氏族社会开始逐渐瓦解，私有财产和阶级出现了，部落、氏族的首领和富有者占有了大量牲畜，并成为牧地和水源的支配者，他们还占有奴隶，他们是蒙古族的统治者，是贵族阶级，称为“那颜”。大多数的氏族部落成员则成了占有少量牲畜的个体牧民，称为“哈刺抽”，他们要向贵族阶级提供赋税、兵役、徭役。贵族们还拥有亲兵（那可儿），作为镇压人民和对外掠夺的工具。游牧方式也由以氏族为单位的集体游牧（古列延）变为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游牧（阿寅勒）。在氏族社会解体过程中，为了掠夺奴隶、牲畜、马匹及富饶的牧地，各部落之间和部落氏族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争斗，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女真统治者为了阻止蒙古族的发展，对蒙古各部采取分化、掠夺、剿杀灭丁的政策，更加剧了蒙古族内部的斗争和混乱。因此，到十二世纪末期，蒙古地区便陷入了“天下扰扰，相互攻伐，人不安生”的局面。这种局面，使蒙古族四分五裂，筋疲力尽，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破坏。

公元1190年 十三翼之战

成吉思汗，名铁木真，公元1155年出生在蒙古部孛儿只斤氏族。他的父亲也速该曾是蒙古部落的首领，由于也速该的早死，铁木真曾一度颠沛无依，受到其他贵族的欺侮。这对铁木真也是一个锻炼，使他了解了战乱的破坏性和人民的要求，也锻炼了他艰苦耐劳、不怕困难、勇敢善战的性格和健壮的身体。1189年，铁木真被蒙古部各氏族推举为汗（部落首领）。铁木真重新振兴乞颜部，引起礼木合和泰赤乌部贵族的不安。1190年，札木合以其部属劫掠铁木真马群被射死为借口，联合泰赤乌部，共发兵3万，进攻铁木真。铁木真以3万兵组成13翼，即13个古列延(营、圈子)，布阵于答兰版朱思(克鲁伦河上游附近)之野。第一翼为铁木真母亲诃额仑统领之亲族、属民、养子、奴婢等，第二翼为铁木真所属诸子、诸那可儿和怯薛(护卫)，第三翼到第十一翼为乞颜部各贵族所属族人和居民，第十二、十三翼为归附的旁文尼鲁温氏族人。铁木真敌不过礼木合、泰赤马联军，被迫退走，但札木合对战俘的残暴行为激起了公愤。十三翼之战后，札木合在回师时在锅里煮了赤那思氏族贵族的70个孩子，又砍下捏儿歹族人察合安豁阿的头颅，接在马尾巴上施着示众，于是兀鲁、忙兀等氏族脱离胜利者札木合，归附铁木夏。铁木真虽败犹胜，队伍反而壮大了。

公元1196年 斡里札河之战

塔塔儿部是蒙古兴起前蒙古高原最强大的一部，所以蒙古高原诸部一度均称为塔塔儿(鞑靼)，其驻地分布于今贝加尔湖至呼伦湖之间。金朝建立以来，塔塔儿部一直为金守东北边镜，常与蒙古、克烈诸部争斗，成为世仇。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金朝派人出征蒙古诸部，回师时遭塔塔儿人袭击。承安元年（1196年)，金丞相完颜襄统军讨伐塔塔儿，击溃塔塔儿部，其余众向斡里札河(又译吾勒札河)逃奔，金兵追之。铁木真约王罕乘机攻之，以为父祖复仇。铁木真与王罕会师，从斡难河上游东进至斡里札河，攻破塔塔儿寨子，俘杀其首领，塔塔儿人从此一蹶不振。金朝封铁木真为“札兀惕忽里”(幼军统领)之职，封王罕为王，故称王罕。铁木真从塔塔儿部俘获辎重、家畜、金银珍宝无数，于是实力大增。

公元1204年 乃蛮之亡

乃蛮居地以按台山(阿尔泰山)为中心，西至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和阿雷、撤刺思河(今鄂毕河上游支流)，北与吉利吉思、东与克烈部为邻，南有黑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与畏兀儿以沙漠为界。乃蛮吸收回鹘文化，有完整的国家机构。克烈部灭亡后，乃蛮太阳罕联络汪古部夹攻铁木真，汪古部不从，告知铁木真。1204年，太阳罕统兵与蔑儿乞部、斡亦刺部及札木合部等，进攻铁木真。铁木真决定迎战，将军队按十户、百户、千户重新组合，设护卫军，遂率军逆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西行至萨里川。太阳罕率军渡斡耳寒河（今鄂尔浑河)，军心动摇，扎木合见势率部离去。铁木真与太阳罕激战于纳忽昆山，乃蛮军死伤无数，太阳罕受伤被俘，不久死去。铁木真进抵按台山，征服乃蛮部众。

公元1206年 蔑儿乞之亡

蔑儿乞居地在鄂尔浑、色楞格河下游一带，势力曾达不儿罕山(今肯特山)，是漠北强部之一。铁木真初起时，三姓蔑儿乞人曾抢走其妻子和家人。铁木真在王罕和札木合帮助下击溃蔑儿乞人，蔑儿乞首领脱脱逃入八儿忽真隘(今贝加尔湖东)。脱脱后来参加札木合同盟，又依附于乃蛮部不欲鲁汗。1202年秋，不欲鲁汗、脱脱、扎木合等曾联兵攻王罕、铁木真，结果乃蛮联军败退。1204年冬，铁木真灭乃蛮后，北攻蔑儿乞部，脱脱再奔不欲鲁汗处。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后，与不欲鲁汗战于莎合水(今科布多河上游)，不欲鲁汗败灭。脱脱逃至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不黑都儿麻河(今布赫塔尔马河)一带，蒙古军追至，脱脱中乱箭死，蔑儿乞部灭亡。

公元1206年 成吉思汗建蒙古汗国

公元1206年，蒙古族各个部落的贵族们，在斡难河畔召开“库里尔台”（大会），大会正式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汗，并加尊号“成吉思”。成吉思汗成了统一的蒙古族的皇。蒙古的统一，使蒙古族摆脱了女真贵族的掠夺、屠杀，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成吉思汗任职以后，为了巩固其地位和维护蒙古地区的统一，立即着手政权的缔造工作，他首先打破原有的氏族部落系统，确立了按地区划分的军事行政合一的制度，即将蒙古族各牧户按十进制编制起来，分为十户、百户、千户、万户四级，万户长和千户长由大汗直接分封亲信担任。当时被封为万户长的有三个，被封为千户长的有九十五个。户长平日是行政长官，管理各牧户的生产，征收赋税；战时则成为将领，率领牧户为兵出战，千户率千人，百户率百人。成吉思汗还将他的亲卫军（怯薛）扩大为一万人，作为军事力量的核心。在司法方面，他设立了“断事官”，开始记录“札撤”（习惯法），并依据札撤处理民、刑诉讼事件。他还建立了专门主管宗教事务的“别乞”（教长）制度，消除氏族社会末期遗留下来的宗教首领与部落首领合一的残余，使宗教为大汗的统治服务。成吉思汗还将公元1204年由维吾尔人塔塔统阿用维吾尔字母拼写的蒙古文作为全蒙古族的文字。这对于蒙古文化的发展和政令的推行，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公元1211—1216年 成吉思汗攻打金国

1211年，成吉思汗亲自带兵向女真统治者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1216年结束第一阶段的战争。在这一时间内，蒙古兵进入长城，占领了河北、山西、山东以及辽东地区，大河以北数千里，只有中都（燕京）等十一城未攻下。1214年，女真统治者向蒙古贵族献出大量金帛、童男女、马匹等，始得暂时议和退兵。蒙古兵北退以后，金宣宗感到都城中都所受威胁太大，乃于同年将都城迁到汴京（开封），称为南京。成吉思汗借口金的迁都是没有诚意议和的表现，又第二次举兵南下，1215年攻破金的中都。在以后的两年内，蒙古兵曾袭击金的南京，但没有攻下，攻潼关也得而复失，战争呈胶着状态，但黄河以北金的领土，已全为蒙古所有。金所能控制的地区，仅剩下今河南、山东和陕西的一部分，已成为苟延残喘的小朝廷。

公元1227年 成吉思汗灭亡西夏

早在公元1205年，蒙古曾向西夏用兵，又于1207年、1209年连续进攻西夏，1209年之后，西夏向金求援，金非但不救，反而认为“敌人相攻、吾国之福”，采取幸灾乐祸的观望态度，夏主只好向蒙古大汗纳女求和。蒙古贵族从西夏掠夺去大批财物，并强迫西夏人民为他们制造箭筒，提供作战物资。1226年，蒙古又以西夏不出兵帮助西征为借口，向西夏用兵。1227年夏主投降，西夏灭亡。在西夏灭亡的前夕，这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也病死在清水县六盘山下的蒙古兵营之中。

窝阔台与蒙哥的征战

开篇语

成吉思汗卒后，其幼子拖雷监国。1229年，窝阔台继为大汗，继续发动战争。1234年灭金。1235年揭开蒙宋战争序幕，同时命拔都率军西征，灭不里阿耳、钦察，攻入斡罗思、勃烈儿(波兰)、马札儿(匈牙利)。窝阔台在位时期是大蒙古国政治、经济制度逐步完善时期。窝阔台之后，乃马贞氏称制五年，贵由为汗两年，斡冗立海迷失摄政三年，政局动荡，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人民负担沉重。直至1251年蒙哥称汗，才逐步摆脱了这一统治危机。蒙哥称汗后竭力恢复大汗权威和政令统一，下令整饬民政，加强汉地、中亚、波斯三大区统治机构，命皇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南征大理、南宋；命皇弟旭烈兀总领波斯之地，西征末服诸国。蒙哥于1257年亲征南宋，1259病逝于四川合州钓鱼城下。

公元1229年 窝阔台继位

窝阔台，成吉思汗正妻第三子。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前，窝阔台被确定为大汗继承人，成吉思汗四子拖雷与长子术赤心中不服。分封诸王时，拖雷以幼子守成的习惯，继承成吉思汗所有牧地及军队。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死，拖雷监国。绍定元年(1229年)八月，召开忽里台，忽里台上争论激烈，窝阔台与拖雷争夺汗位议犹未决，最后拖雷妥协，窝阔台继承大汗。窝阔台统治期间，蒙古统治政策日益适应汉地，在军事上继承成吉思汗的扩张政策，为日后元世祖忽必烈“附合汉法”、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晚年，重用回回人奥都刺合蛮，耶律楚材遭排斥，政局渐趋混乱。

公元1234年 灭亡金国

成吉思汗死后，其三子窝阔台即汗位，继续向金发动进攻。1232年，蒙古兵两路攻金南京（开封），失败。乃采取成吉思汗死前制定的“联宋灭金”战略，派使者至宋商谈宋蒙夹击事宜，约定灭金后宋蒙以黄河为界，宋得河南地，但夹击中宋要接济蒙古军粮。联兵后，蒙古兵假道南宋，绕过金的军事重镇潼关，经唐（河南唐河）、邓（河南邓县）二州北上攻金都南京（开封），1233年城破，金哀宗逃亡蔡州（河南汝南）。宋将孟拱率精兵两万，运粮三十万石，助蒙古攻金。1234年，宋军力战，攻破蔡州，金哀宗完颜守绪自杀，金亡。

蒙古贵族的三次西征

蒙古政权是一个军事奴隶制政权，同时还带有氏族社会末期的一些残余，因而它特别富于掠夺性，邻人的财富刺激了蒙古贵族的掠夺欲望，战争掠夺成了他们的经常职业。成吉思汗和他的后继者，凭借自己的优势兵力，驱使蒙古人民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西征。公元1219~1224年间，成吉思汗招降了畏吾儿人，灭亡了中亚细亚的花剌子模，并越过高加索山，侵占黑海沿岸的钦差部地区，打败俄罗斯封建主的联军，一直攻到克里米亚半岛。公元1235~1242年间，窝阔台大汗派拔都继续向西方用兵，攻入俄罗斯，破莫斯科、基辅等城，占领整个俄罗斯境。蒙古兵更向西攻入波兰、马札尔（匈亚利），前锋直达意大利的威尼斯，由于受到捷克人的抗击，才停止西进。公元1252~1259年间，蒙哥大汗令旭烈兀领兵侵入西南亚地区，占领了阿拉伯、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半岛、富浪（塞普鲁斯岛）等地。

四大汗国

成吉思汗自西征胜利后，便把所征服的土地作为“份地”分给自己的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这些份地后分别形成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加上尔后旭烈兀建立的伊儿汗国，从而出现“四大汗国”并立的局面。“四大汗国”初俱为大汗管辖下的一部分，但由于彼此相距遥远，加上生产发展水平不一致，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不同，而诸后王又经常各自拥兵自重，有的甚至与中央王朝为敌，以致原有松散的隶属关系又发展成各自独立的汗国：

钦察汗国，原为术赤封地，辖境为额尔齐斯河以西、咸海、里海以北地区。境内居民主要是钦察人和斡罗思人。钦察人主要讲钦察语，从事畜牧业，部分已走向定居，并兼营农业。斡罗思人大都从事农业，信奉基督教中的东正教，封建关系已有一定发展。居住在“汗国”中的蒙古族人，原有“九千户”，大都居住于咸海至黑海一带的草原，主要讲蒙古语，信仰萨满教。但因与钦察人长期杂居、通婚、多数都被突厥化，不讲蒙古语而使用突厥语。

察合台汗国，原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辖境自天山南路（北路也有一部分）直至今呵姆河、锡尔河间广大地区。初建都阿力麻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水定镇西北），东部地区居民主要为畏兀儿人，大都使用粟特字母拼写的古回鹘文；西部突厥语系各族，主要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突厥文，俗称察合台文；河中地区通行波斯文。居民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部分崇奉佛教和基督教。农耕区及城市由蒙古大汗直接委官治理。原有蒙古族人八千户，主要居住于草原地区，从事畜牧业，讲蒙古语。徙居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由于长期与中亚各族人民共同生活，这些人后多改讲突厥语，改奉伊斯兰教，并走向定居，与维吾尔族和中亚各族人民融合。只有少数仍保留着自身原有的风俗。

窝阔台汗国，原是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封地。辖境自额尔齐斯河上游至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有众五千户，建都于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

伊儿汗国，拖雷子旭烈兀封地。辖境东起阿姆河，西至地中海，北达高加索，南临印度洋。既为欧、亚两洲文化荟萃之地，又是重要交通枢纽。居民民族成分复杂，主要讲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部分崇奉基督教。建都于帖必力思。境内农业发达，商业和手工业也很繁荣。与元朝关系一直都很密切。

公元1251年 蒙哥即位

元太宗十三年(1241年)十一月，窝阔台暴死。次年，乃马贞氏称制。1246年，乃马贞氏主持忽里台，选其长子贵由为大汗，是为定宗。术赤系和拖雷系对窝阔台继承大汗，素来不满。1241年窝阔台死，大蒙古国汗位空缺，由皇后乃马贞氏摄政，进召诸王召开忽里台，议立新汗。术赤子拔都与窝阔台子贵由不和，闻将立贵由，便托辞风疾，中途返回大营，只遣兄弟赴会。拔部为长支宗王首领，由于他缺席，选汗大会拖延3年方才举行。贵由即位后，谋发兵征拔都。1248年，贵由征拔都，暴死于途中，诸宗王就汗位问题发生争执。术赤子拔都以宗长身份召开部分诸王参加的忽里台，首推拖雷之长子蒙哥为大汗继承人。窝阔台系诸宗王拒绝参加这次忽里台，并以此次忽里台未在蒙古本土举行而拒绝承认。于是，拔都派其弟率军送蒙哥东还，约定明年在斡难河、怯绿连河召开忽里台。由于窝阔台系诸王拒不赴会，忽里台一直延至1251年夏举行，共同拥戴蒙哥为大汗，是为宪宗。从此，汗位继承者转为拖雷系。

公元1253年 吐蕃归附

1239年，窝阔台次子阔端派其将朵儿答进兵吐蕃，兵至热振寺和杰拉康。1244年，阔端命朵儿答再入乌思藏，召萨斯迦派首领萨班来见。1246年，萨班携其侄八思巴到达凉州(今甘肃武威)，次年谒见阔端太子，代表吐蕃僧俗归附蒙古，议定归附条款，并由萨班致书乌思、藏、纳里的僧、俗首领，宣布“上纳里、乌思、藏皆已降附”蒙古，并转达阔端太子关于清查户口、建立驿站的令旨。萨班于1251年死于凉州，而吐蕃由于分散，许多部落并未臣服。1251年，宪宗蒙哥派人统吐蕃等处蒙古、汉军深入拉萨以北的达木地区。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取道今四川西部的吐蕃之地，渡大渡河，抵金沙江，收服这一带。其后蒙哥征蜀时也曾进兵朵思麻、朵甘思地区，收降和招降未臣服各部。

P11~20

公元1254年 大理国灭亡

隋末唐初，在今云南大理的洱海周围及哀牢山、无量山北部地区，分布有乌蛮、白蛮众多部族和部落，乌蛮是今彝族的先民；“白蛮”是白族的先民。大理国是白族祖先于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建立的政权，其国至宋代国势衰微，段兴智大权旁落，由丞相高祥代摄国政，内部矛盾日益激化，趋于分裂。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领10万大军，分兵三路进攻大理国。忽必烈亲率中路军，于十月过大渡河，抵金沙江，用皮筏渡江，到达今天的云南丽江，既历史上有名的“元跨革囊”。忽必烈采纳姚枢等人的建议，改变了过去蒙古军的屠城恶习，下了止杀之令，并派使者到羊苴咩城劝降。大理相国高太祥主张坚决抵抗，杀了使者。忽必烈于12月进军龙首关，直逼羊苴咩城，大理王段兴智、高太祥背城出战，惨遭大败。12月12日，羊苴咩城被攻破，高太祥被杀，段智兴出逃，次年春，在宜良被俘虏，大理国灭亡。

公元1251—1259年 蒙哥攻南宋

金亡后，宋军按照盟约收复汴京，并进入洛阳。但蒙古兵背约，在洛阳袭击宋军，又在汴京决黄河水淹宋军，宋军败退。从1234年开始，蒙古兵在西自四川，东到淮水的广阔战线上，向南宋发动了全面的进攻。由于南宋军民英勇抗击，蒙古又进行着西征，分散了兵力，所以没有什么进展。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开始向南宋大规模进攻。这次进攻在战略上采取了迂回大包围的形式。1252年，派皇弟忽必烈、大将兀良哈台率兵由临洮经青海、四川，渡金沙江，灭大理、吐蕃、安南、占城。至此，蒙古从北、西、南三面完成了对南宋的大包围。1258年，蒙哥大汗命忽必烈率军渡河南下攻鄂州（武昌）；驻守安南（越南）的兀良哈台回师北上攻潭州（长沙）；自己则亲率大军攻四川。三路进攻，妄图一举占领长江上游，然后沿江东下临安。进入四川的蒙军，攻下了包括成都在内的许多城镇，但1259年2月当蒙哥进军合州时，却遭到合州人民的坚决抵抗，不能前进。兀良哈台攻潭州，也遭到几十万南宋军民的抗击，相持一个多月不得进展，忽必烈也被阻于鄂州，蒙古三路会师的计划完全破产。蒙哥攻合州，南宋守将王坚发动军民利用钩鱼山的有利地形坚守，半年之久不能下，损失惨重。蒙哥气急败坏，亲临城下指挥，被宋军击伤，7月，蒙哥病死，合州军民的抗战取得了巨大胜利。

元朝的建立

开篇语

蒙哥死后，忽必烈乘机夺位。忽必烈即位后，蒙元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至元八年(1271年)正式建国号大元。九年，升中都为大都。与此同时，加紧征服南宋。十三年正月，南宋亡。十六年，完全占领四川，灭南宋残部于崖山，全国实现大统一。其后，北方诸王屡有反叛，尤以西北海都、东北乃颜为甚，忽必烈多次亲征，击溃或遏制了反叛势力，维护了国家统一。灭末后，忽必烈对邻近诸国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损失惨重，无功而归。由于连年战争，加之宫廷开支激增，忽必烈信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理财，于是剥削加重，各族人民群起反抗，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阿合马等先后被杀。忽必烈统治的后期，社会发展呈现停滞状态。

公元1259年 忽必烈即汗位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四子拖雷之子。蒙哥即汗位后，遣忽必烈开拓南部汉地，自己则亲率大军伐宋。不料蒙哥汗于1259年在合州城下阵亡，忽必烈为争夺汗位匆匆北返。按规矩，大汗之确定须由“忽里台”（大聚会）推举，由于阿里不哥在和林颇受诸王公之拥护，忽必烈返至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之石别苏木），即位为大汗，建年号为中统，并诏告中外。同时阿里不哥则在和林召集“忽里台”，亦称大汗。1264年，阿里不哥败降，忽必烈汗改是年为至元元年，改燕京为中都，以开平为上都，“忽里台”制从此被废。至元八年（1271），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次年，确定以大都为首都。

公元1267—1301年 海都乃颜之乱

忽必烈推行“汉法”引起守旧蒙古贵族的强烈反对。阿里不哥投降后，这场斗争是以藩王争夺汗位的形式爆发的。窝阔台之孙海都以其父合失未能继承汗位而不满，他支持阿里不哥夺位失败后，于至元五年(1267年)据叶密立(今新疆额敏东南)封地，联合术赤后王发动叛乱。忽必烈为阻止海都势力扩张，册封八剌为察合台汗国汗，但被海都击败。六年，海都与术赤后王忙哥贴木儿、八剌结盟，联合反对大汗。八年，忽必烈命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出镇阿力麻里。十二年，又遣右丞相安童辅佐那木罕征海都。次年冬，从征的蒙哥子昔里吉等叛，劫持那木罕、安童，回攻和林。十四年，忽必烈命右丞相伯颜等北征，击溃叛军。海都在畏几儿以西不断扩张势力。他扶植八剌子笃哇为察合台汗国汗，建立北起吉利吉思，南至畏兀儿、斡端的势力范围，不断侵扰元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海都串通东部斡赤斤后王乃颜等反叛。忽必烈亲征，平定乃颜之乱。未几，合赤温后王哈丹又叛，二十八年败死于高丽。海都仍不断东侵，并进据和斡。二十六年，忽必烈亲征，收复和林，先后命伯颠、皇孙铁穆耳驻守。直至大德五年(1301年)，海都、笃哇战败，海都因伤死于归途，长达35年之久的北边诸王之乱才告一段落。

公元1269年 八思巴创制文字

忽必烈于1260年即位后，封吐蕃萨斯迦喇嘛八思巴为国师。八思巴本名罗古罗思监藏，八思巴（意为圣者)是尊称。忽必烈命八思巴制作蒙古字，至元六年(1269年)正式颁行，称为蒙古新字，次年改称蒙古国字。至元八年规定：“今后不得将蒙古字返作新字。”从此，八思巴字成为官方法定的文字。这种蒙古字系据藏文字母改制而成。藏文字母来源于梵文字母，横行拼写。八思巴字改为方体，自上而下直写，自右而左行，当是参照蒙古畏兀字和汉字的书写及构字方式而成。八思巴字共有字母40多个，用以拼写蒙语和汉语，字母基本通用，但有些字母在拼写蒙语和汉语时，代表音值不同。有元一代，八思巴蒙古字一直作为官方文字行用。元亡后，渐渐不用。现存八思巴蒙古字文献，主要保留在中国各地的碎石和历代收藏的拓本以及官印、钱钞等文物上。

公元1279年 伯颜灭宋

忽必烈在平定内部叛乱，稳定北方政局后，决定采用南宋降将刘整建议，集中力量攻取南宋汉水中游南北岸两大军事重镇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南市区）、樊城（襄樊市汉水北市区）。从 1268年（至元五年）起，经过六年的围攻，终于在1273年正月破樊城，二月襄阳守帅吕文焕出降，撤除了南宋长江中游的屏障。1274年六月，忽必烈命伯颜为统帅，分两路大军南进。同时，命董文炳自淮西正阳南逼安庆，以为呼应。十二月，元水师入长江，克宋江防要塞阳罗堡。宋沿江诸帅多为吕氏旧部，皆不战而降。1275年二月，贾似道被迫督诸路精兵，抵拒元军。这时，他仍企图奉币称臣议和，被伯颜拒绝，只好在池州下游丁家洲勉强与元军会战。宋军因内部不和，一触即溃。同年秋，伯颜从建康（今江苏南京）分兵三道趋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伯颜和阿塔海由中道节制诸军，水陆并进。1276年正月，元军会集临安城北，宋廷向伯颜投降，陈宜中、张世杰等人带着益王赵昰、广王赵昺逃往温州，南宋名存实亡。1279年，元军全部占领四川，又迫灭南宋帝昺于崖山（今广东新会县南海岛），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元朝的统一，结束了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国内南北对峙的分裂和战乱局面，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公元1275年 马可?波罗到中国

马可?波罗（1254--1324）意大利旅行家，生于威尼斯商人家庭。1271年随父亲和叔父由威尼斯启程，经地中海、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到达中国喀什，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再经敦煌、酒泉、张掖、宁夏等地，于1275年抵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以后到大都(今北京)。深受元世祖的宠信，长期在朝廷担任要职。他在元朝任职达十七年之久，忽必烈曾派其为钦差大臣先后巡视过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并任扬州总管三年；他还参与外交活动，代表元朝政府出使过缅甸、越南、菲律宾、印尼、爪哇、苏门答腊等国。1295年回到威尼斯。1298年在威尼斯与热那亚战争中被俘，在狱中口述东方见闻，由同狱人鲁思蒂恰诺笔录成书，即为流传至今的《马可?波罗行纪》。马可?波罗是第一个向西方系统介绍中国情况的人。《马可?波罗行纪》记述了他来中国的沿途见闻，元代初年的社会情况及北京、扬州、杭州等历史名城的情况，中国东南邻邦的概况，蒙古诸国之间的战争和亚洲北部的情况。书中盛赞东方的富庶、文化的昌明。大部分篇幅是叙述有关中国的内容。此书扩展了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对以后的地理大发现有影响，也是研究中古时期地理学史、亚洲史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公元1282年 击杀阿台马

忽必烈即位后，面临诸王叛乱、南下灭宋，又百废待兴，费用浩繁，因此急于敛财以应付开支。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人阿合马，初隶弘吉利部按陈那颜，后随按陈女察必(忽必烈顺圣皇后)入官。中统二年(1261年)为上都同知。次年，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负责理财。四年，于钧州(今河南禹县)、徐州(今属江苏)等地兴煽铁冶，岁输铁103.7万斤，铸农器20万件，易粟输官4万石。至元元年(1264年)增山西盐课5000两。两事办成，大受忽必烈赞赏，以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后又兼制国用使。阿合马继续推出官卖铁铜等器、增盐课、括户口、行钞法、专卖药材等措施，大肆敛财，以应付财政支出。“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世祖急于富国，试以行事，颇有成绩。……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无不从，而不知其专愎益甚矣”。他不把丞相线真、史天泽、安童放在眼里，百般打击异己，杀害敢于揭露其罪行的中书左丞崔斌等人，任用其子侄为大官。其贪赃不法等行为，引起太子真金及朝内大臣不满，至元十九年(1282年)被益都千户王著等击杀。

公元1287年 乃颜之乱

元朝蒙古宗王，铁木哥斡赤斤（成吉思汗幼弟）玄孙。承袭其父阿木鲁为斡赤斤分地，据有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东西两侧和辽东大部分地区。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谋起兵呼应西北叛王海都、笃哇，对元世祖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元世祖闻讯，在辽阳设立东京等处行中书省，以对其控制。次年四月，乃颜联络诸王势都儿、腾纳哈儿、哈丹秃鲁乾等，举兵叛乱。随后，进兵潢河（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五月，忽必烈统军亲征乃颜，以玉昔帖木儿和李庭分领蒙古、汉军，从上都北进。六月，乃颜退至呼伦贝尔高原的不里古都伯塔哈（在哈尔哈河与诺木尔金河交汇处的三角地带），集结重兵与元军决战，兵败被俘杀。乃颜叛乱平定后，忽必烈即将叛王的分民、财产没收，另分与他人；又命在乃颜故地立肇州城（今黑龙江肇源西），并将其所领的部分蒙古军分置于河南、江浙、湖广、江西诸省。经过这次打击，东道诸王的势力大为削弱，受朝廷所置行省的节制。

公元1291年 桑哥被杀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忽必烈起用桑哥理财。次年任中书平章政事。他更改钞法，发行至元宝钞以解决财政危机，于是声名大著，升尚书省右丞相兼总制院使。又清理江南六省钱谷，增江南赋税和盐酒醋税。“当是时天下骚然，江淮尤甚，而谀佞之徒……为桑哥立石颂德”，桑哥更加跋扈，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任意调动内外官员，官爵刑赏全赁钱买贿赂，引起朝臣群起反对，社会动荡不安。二十八年(1291年)，桑哥被杀，抄没其家，其所藏珍宝足有宫廷所藏之半数。

公元1292年 元大都

公元1267年，忽必烈开始在原中都建筑群的东北营建新城，称之为大都，即“伟大的都城”，也被称为“可汗之城”，《马可?波罗行纪》中称为“汗八里”。它成为蒙古君主们的冬季驻地，而上都府仍是他们的夏季驻地。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年），蒙古国安肃公张柔与行工部尚书段天祐受命同行工部事，领导中都的建设工程。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年），令该中都为大都。至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全部竣工。它的布局基本上合乎我国古代关于帝王都城的理想设计方案。城有外廓城，皇城、宫城三层。大都城的外廓城周长28，600米，南北略长，呈长方形，四面共有十一座城门：北面两座城门，东为安贞门，西为健德门，东面三座城门，自北而南依次为光熙门、崇仁门（相当于今东直门）、齐化门（相当于今朝阳门），西面三座城门，北至南为肃清门、和义门（相当于今西直门）、平则门（相当于今阜成门）；南面三门，中者称丽正门，东为文明门，西为顺承门。元朝皇宫分三组列在琼华岛及其周围湖泊两侧。分别为太子、皇太后所居的隆福宫和兴圣宫在西侧，湖泊东岸的宫殿属于皇帝，也就是现在紫禁城的前身。三座宫殿的四周围墙，当时称萧墙，也就是皇城。皇城外的居民区，沿着整齐的纵横街道，划分为五十坊。大都城的建设根据《周礼?考工记》对都城“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要求，商业区分布在北部三处。定名大都的当月，朝廷的中书省署在大都建立，皇帝通过它把统治的势力伸向全国。大都城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公元1293年 京杭大运河

元王朝每年都需要从东南地区向大都（今北京市）调运大量粮米与其他物资。以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为中心的旧有隋唐大运河，不仅航线曲折，而且水源不足，于是元世祖从至元二十年至二十九年（1283～1292），用将近10年的时间在今山东省境内开凿济州河、会通河，在通州（今北京通州区）与大都城之间开通惠河。三条新河道与在河北、江苏、浙江三省的原有运河相连，形成了现在仍然存在、近乎直线的京杭大运河，开始沿此线运送江南的粮米。开通后的京杭大运河和隋代大运河相比，缩短了六七百里的路程。它以杭州为起点，以北京的积水潭为终点，全长超过1790公里。经今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浙江6省市，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5个水系联系成一个统一的水运网，成为我国古代南北交通的主动脉。

元朝中后期的统治

开篇语

忽必烈之后，经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明宗、文宗、宁宗八帝，为元朝中期。其中成宗堪称守成之君，以奉行成规为务；武宗滥赏泛赐，佛事无度，财政亏空；仁宗力图改革，以实行延祐经理和延祐开科著称；英宗实行新政，但南坡之变丧身；泰定帝赐予益奢，吏治更加腐败；明宗、文宗兄弟通过两都之战夺得帝位，明宗被文宗和权臣燕铁木儿毒死；文宗以文治闻名，立奎章闻，编《经世大典》，颇有影响。但元朝国势哀微，危机急剧加深，已成不可挽回之势。顺帝即位后，虽有脱脱“更化”，政治一度较为清明，然而只是回光反照。至脱脱第二次出任右远相，企图以变钞、开河摆脱危机，结果事与愿违，反而导致

元末农民起义

公元1294年—1307年 成宗守成

至元二十六年（1285年）元朝太子真金去世。按照嫡长子继位的传统观念，忽必烈属于真金的印玺“皇太子宝”授给铁穆耳。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逝世。铁穆耳在重臣伯颜、玉昔贴木儿的支持下，由宗室诸王会议推立为帝。成宗即位后对中央人事未做大调整，继续实行世祖末年的减免赋役、赈济灾民等宽大政策。1294年，成宗下诏减速免所在本年包银、俸钞，以及内郡地税和江淮以南州县当年的一半夏税。后来又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元贞二年（1296年），要求权贵豪绅交纳所隐匿的江南田租，以减轻小民负担。在减轻民众负担的同时，成宗三令五申要求地方官员鼓励农桑，发展生产。成宗即位后即开始着手缓和与周边各国的关系，放弃了忽必烈动辄征战，继续扩张的政策。对待贵族官僚则采取恩威并施的方针。一方面多次赏赐诸王、公主、驸马，增加官员俸禄。一方面厉行整顿吏治，约束权贵。在对外关系方面，成宗拒绝大臣对日用兵的请求。在大德三年（1299年）派江浙释教总统僧人宁一山出使日本，恢复了两国间的正常贸易和文化往来。但是，成宗后期曾一度用兵西南。后因出征“八百媳妇国”（今泰国北部、缅甸东北部）之元军损失惨重，成宗才决心不再对西南用兵。同时，成宗达成了与笃哇、察八儿等西北诸王的和解，延续几十年的西北战乱得以平息。大德十一年（1307年）正月初八，成宗去世。葬起辇谷，谥曰成宗钦明广孝皇帝。针对铁穆耳，史书惯称“成宗守成”。

公元1307年 大都政变

大德十一年（1307年）正月，元成宗铁穆耳病逝。唯一太子德寿早卒，储位虚悬，元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争夺帝位的冲突。当时，诸王之中以坐镇和林的皇侄怀宁海山最具实力，又是支系最近的皇族。成宗皇后伯要真氏在中书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马章、赛典赤伯颜等人帮助下，企图阻止海山南下争位，拥伯要真氏垂帘听政，安西王阿南达辅政，进而推阿南达为帝。于是海山之母弘吉剌氏及海山之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应召速返大都，右右部诸王大会上都，决议废成后卜鲁罕，出居东安州（今河北安次西），赐死；诛安西王阿难答及明里铁木儿。海山即位，是为武宗，尊答己为太后，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后，相约：海山死后由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爱育黎拔力八达死后将帝位传给海山之子，兄终弟及，叔侄相承。武宗斥去世祖旧臣哈剌哈孙等，任用昧于政事的亲信，朝政十分浑乱。他滥赐名爵，朝廷冗名充斥，赏赐无度，佛事频繁。即位不足半年，竟开支420万锭，又有诸王贵族求赏赐而未支者100万锭。到至大二年（1309年)时，年度开支已增至500万锭，借支钞本1000余万锭。于是发行至大银钞，使之5倍于至元钞。当时连年天灾，农民破产流亡，社会动荡不安。

公元1311年 仁宗即位

至大四年（1311年)，武宗卒，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他起用其师、布衣李孟为中书平章，改革朝政和吏治。李孟罢一切不急浮费，紧缩开支，使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又严禁近侍擅传圣旨；由朝廷派官任投下达鲁花赤，降诸王投下所任命者为副达鲁花赤；正式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史称“延祐科举”。延祐初，朝廷派员检括河南、江西、江浙三省漏隐田土，核实税人，史称“延枯经理”，因官吏趁机巧取豪夺，引起江西宁都蔡五九起义。仁宗为背约立己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不得不对母后答己及贪赃不法的右丞相铁木迭儿妥协，朝政日坏。同时，封武宗长子和世琜为周王，出藩云南，周王不满谋起兵，事败奔金山(今阿尔泰山)，与察合台后王相善。

P21~30

公元1322年 英宗新政

延祐七年(1320年)，仁宗卒，硕德八剌即位，是为英宗。英宗自幼接受儒学．虽年仅17，却锐意改革朝政。答己原以为硕德八剌柔懦易制，不料他颇有作为，因而深为后悔，遂授意幸臣失列门谋废立，事泄被英宗尽加诛杀。英宗为摆脱答己、铁木迭儿控制，任命木华黎后裔、有“蒙古儒者”之称的拜住为中书右丞相。至治二年(1322年)秋，铁木迭儿、答己相继病死。英宗在拜住协助下全面推行新政：1．任用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如张珪、虞集、吴元珪、王约等。颁布《振举台纲制》，提倡“举善荐贤”，选拔人才；2．罢冗官，使一批有劣迹的蒙古色目官僚去职；3．推行助役法，民田百亩抽三，以岁入助役；4．颁行《大元通制》，使政令统一，各级官吏遵遁政制法程。从上述措施来看，“英宗新政”的核心问题，就是“行汉法”。所谓“汉法”，就是建立在中原、南方封建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并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封建上层建筑，包括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国家机器、法律制度与正统儒家思想等等。

公元1323年 南坡之变

至治三年(1323年)，英宗下令追查铁木迭儿生前贪赃巨案，处死一批有牵连的同党，追夺其官爵封赠，籍没其家。以御史大夫铁失为首的铁木迭儿余党惊恐万状，遂密谋刺杀英宗。这年八月五日，英宗、拜住自上都南返，在上都南30里的南坡驿驻跸。这天夜里，铁失等与五个蒙古诸王，共十六人，利用铁失的阿速卫兵为外应，发动政变，先杀右丞相拜住，然后杀英宗于卧所。史称“南坡之变”。英宗是元朝中期难得的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他的新政也因事变而夭折。铁失一伙在事变发生前即与漠北的晋王也孙铁木儿(甘麻剌子)联络。事变后，他坐享其成，在上都即位，是为泰定帝。泰定帝先是加封铁失等人，但不久即将他们全部诛杀。

公元1328年 两都之战

泰定帝即位后，用与发动“南坡之变”的铁失一伙牵针引线的回回人倒剌沙为左丞相，权倾天下。泰定帝在位期间，大肆赐赏，仅即位时即用去金700余锭、银33000锭，钱、币帛不等，兴役造作又多，国家财政枯竭。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人赵丑厮、郭菩萨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发动起义，饥民结“扁提社”伤人，社会益加动荡不安。致和元年(1328年)七月，泰定帝病死于上都，倒剌沙受顾命辅佐皇太子阿剌古八。八月，留守大都的武宗亲信、佥书枢密院事燕铁木儿发动政变，控制大都，声称祖宗正统应属武皇帝之子，迎武宗次子图贴睦尔入京。上都方面立即组织兵力分道进攻大都，倒剌沙为名正言顺地号令天下，抢在图贴睦尔之先，立9岁的皇太子阿剌吉八为帝，改元天顺。九月，图贴睦尔即帝位于大都，是为文宗。两都之战愈战愈烈，倒剌沙纠集辽乐、陕西兵力及上都诸王，试图突破居庸关、古北口、潼关等关隘，进逼大都，但屡被大都兵击败。倒剌沙被迫投降，同年被杀。

公元1329年 燕铁木儿专权

两都之战结束后，文宗遣使奉迎其兄和世琜于漠北。天历二年(1329年)正月，和世琜即帝位于和林之北，是为明宗。自三月起，徐徐南下。八月初至旺忽察都(今河北万全西)，与弟相会，被燕铁木儿和文宗毒死，文宗重新即位。文宗对燕铁木儿感恩戴德，大封其三代，命文学家马祖常制文立石于京师北部，燕铁木儿独为丞相，其头衔合计53字，“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燕铁木儿“自秉大权以来，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文宗则以“文治”粉饰危机，立奎章阁，集儒臣于阁中；置艺文监，以蒙古语翻译儒书；命赵世延、虞集修纂《经世大典》等等。至顺三年(1332年)八月，文宗卒，遗诏立明宗子为帝。燕铁木儿却立明宗次子、7岁的懿璘质斑，是为宁宗，但他在位五十三天后死。旋燕铁水儿亦因纵欲过度而亡。

公元1333年 顺帝即位

至顺四年（1333年），明宗次子妥欢贴睦尔即位，是为顺帝。但因年幼受制于文宗后卜答失里和燕帖木儿家族势力，“深居宫中，每事无所专”。后又被权相伯颜挟制。至正初，以脱脱为相，力图革新朝政。复行科举，亲试进士，招修辽、金、宋三史，颁《至正修格》，印行至正交钞，治理黄河。后期怠于政事，荒于游宴，对人民剥削压迫日趋严重，水旱频仍，民变蜂起。至正十一年（1351年），终于爆发红巾军起义。内部掣肘于皇太子和皇后奇氏，地方将领又拥兵自重，使其统治崩溃。至正二十八年，大都被明军攻占，北走应昌（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胜旗达里诺尔西南）。

伯颜檀权

伯颜是蒙古蔑儿乞人，本为武宗旧臣。燕铁木儿趁泰定帝去世发动兵变时，伯颜为河南行省平章，因拥立文宗之功，官至中书左丞相。顺帝即位后，进为中书右丞相。燕铁木儿子唐其势等极为不满，发动兵变失败，被伯颜处死。此后，伯颜“独秉国钩，专权自肆，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其宫衔总共达246字。他面临连年灾荒，广东朱光卿、河南捧胡、四川韩法师、福建李志甫、江西彭莹玉及周子旺等频繁起义的局面，采取了以排斥汉人、加强民族压迫为特征的统治政策。他禁止汉人、南人习蒙古、色目文字，以阻止他们入仕；又提出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以镇压汉人造反；废除科举；排挤打击异己诸王；甚至谋废顺帝另立皇帝。其侄脱脱深感事态严重，在顺帝支持下，于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趁伯颜打猎之机，传旨将其贬职，远徙广东，卒于途中。

公元1340年 脱脱“更化”

至元六年(1340年)，伯颜死后，顺帝起用脱脱为中书右丞相，脱脱大刀阔斧地废除伯颜旧政，重新恢复科举制；置宣文阁，开经筵，为皇帝遴选儒臣选讲；恢复太庙四时祭，强调封建礼仪；为被害被贬的诸王昭雪或复位，以调整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开马禁、减盐额，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和控制。脱脱“更化”大有“励精图治之意”，朝政颇有起色，社会矛盾也一度相对缓和。元末农民起义

开篇语

元朝后期，政治日益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越来越苛刻，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再加上黄河决口、山崩、大旱等天灾不断出现，反元起义一触即发。至正十一年（1351），韩山童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他们以红旗为号，头包红中，故名红巾军。又因其烧香拜弥勒佛，也称香军。韩山童不久战败牺牲，刘福通继续战斗，攻占了颖州。元廷命枢密同知赫厮、秃赤率领素称骁勇善战的阿速军及各路汉军，会同河南行省官军前去镇压。官军见红巾军势盛，不战而逃。红巾军乘胜进占毫州、项城、朱皋、罗山、真阳、确山军。九月，攻占汝宁府和息州、光州，力量迅速发展到10几万人。至正十五年（1355）月，刘福通拥立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国号“宋”，年号龙凤，建都毫州，势力遍及黄河流域及西北和东北。至正十六年（1356）年，刘福通分三路北伐。次年，下东平、济南，并由山东乘胜北上进入河北，直逼大部。由于三路大军未能相互配合，力量分散，刘福通为蒙、汉地主武装所败。但元朝的主力已基本被摧垮。

公元1350年 “变钞”失败

元朝末年，官府贪污成风，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卖官“高下有定价”，官吏敛括的花样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旬追曰赉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近职曰好窠窟”，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元顺帝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元朝统治已经到了崩溃的前夜。至正十年(1350年)，脱脱采纳左司都事武琪建议，决定印造“至正交钞”(实际上是用旧的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故称“至正中统交钞”)，新钞一贯合钢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两贯，两种钞并行通用，使至正交钞比至元宝钞提高一倍。同时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币通行。十一年，新钞与通宝同时发行，“行之末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京师料钞十锭(每锭50贯)，易斗粟不可得”，各地废弃钞币不用，“皆以物货相贸易”，“变钞”彻底失败。

公元1351年 贾鲁开河

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大雨20余日，黄河暴溢，北决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又决金堤，沿河济宁、大名、东平诸路的部分州县水患严重，元廷迟迟拿不出治河方略。八年(1348年)正月，河水又决，泛入运河，延袤济南、河间，运河有中断、盐场有冲坏的危险，政府财政收入将急递减少。河患加剧了社会动荡。河泛区的饥民和流民不断进行反抗，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遍布全国。也使得官贪吏污，纪纲废驰，赋役严重不均，民不聊生。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初四日，脱脱决定采纳都漕运使贾鲁“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的治河方略，经顺帝批准，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发汴粱、大名13路民15万人，庐州等地戍军18翼2万人供役。当月二十二日开工，十一月十一日完工，整个工程计190天。完成了疏、浚故河(今淮河)，堵塞故道下游上段各决口、豁口，修筑北岸堤防，堵塞白茅决口，使河水勒回故道。工程虽很顺利，也取得成功，但农民起义也在这时爆发了。

公元1351年 颖上首义

红巾军的早期倡导者是韩山童，他的祖父就是白莲教徒，曾因宣传白莲教而被统治者加以“烧香惑众”的罪名迁徙到河北永年县。韩山童继续传播白莲教，他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成为河南、江淮一带白莲教的首领。韩山童通过白莲教组织了广大群众，准备武装起义。1351年（至正十一年）四月，元朝政府鉴于黄河历年决口，大大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乃派工部尚书贾鲁强迫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农民十五万人，派重兵监督，开黄河故道二百八十里。被征来的这些民夫，在天灾人祸的折磨之下，本已饥寒交迫，到工地之后，既要承担繁重的劳动，又要受到官吏、军队的凌辱鞭打，少得可怜的工粮又被贪官层层克扣，因此怨恨日深。韩山童和他的信徒刘福通等便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在民夫中积极活动，宣传“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还散布童谣说：“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同时又暗地里做了一个眼的石人埋在即将开掘的河道上。民夫挖出了独眼石人，符应了早已流传的童谣，惊诧不已，辗转相告，顿时传遍了整个工地，民夫再也不能干下去了。刘福通看到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遂聚众三千，在永年（河北邯郸东北）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众推韩山童为明王，同时派人四处通知，准备同时起义。不料事机泄露，韩山童被捕牺牲，其子韩林儿随母逃亡河北武安山中，刘福通返回颖上（安徽阜阳），继续斗争。刘福通返回颖上后，号召和组织当地人民，于1351年3月正式发动了武装起义，攻克颖州，随即攻下元朝朱皋镇（在河南固始县）的米仓，开官仓散米，赈济贫民。农民纷纷加入农民军，至九月即攻克了汝宁府及息州、光州等地，农民军人数增加到十万人，活动范围扩大到河南广大州县，影响所及至于江淮一带。因为农民军都头裹红巾，故被称为红巾军。

公元1351年 建立“天完”政权

北方红巾军起义后，南方各地也纷纷起兵响应。其中兵势最盛的是南方白莲教主彭莹玉及其教徒们领导的起义队伍。至正十一年(1351年)夏，彭莹玉(人称彭和尚)率先起义于淮西。早在至元四年(1338年)他发动袁州起义失败后，逃匿淮西民间，以白莲教号召和组织群众，徒弟多以“普”字为辈，其徒赵普胜、邹普胜、项普略等人多为起义军领袖。1351年年八月，麻城(今属湖北)铁工邹普胜与罗田(今属湖北)布贩徐寿辉起兵于新州(今湖北新春南)，也称红巾军。十月，克蕲水(今湖北浠水)为都，建立“天完”政权，徐寿辉称帝，邹普胜为太师。天完政权建立了完整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中央设中书省(又称莲台省)，有六部，地方置行省。提出“摧富益贫”的战斗中号，分兵四出，夺取了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等地城镇，兵锋远达今江苏、浙江、福建、广西等地。在江淮地区，彭莹玉的徒弟赵普胜(双刀赵)、李普胜(李扒头)、左君弼等乘胜出击。赵、李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春克无为，入繁昌，据铜陵，进围安庆，下湖口、彭泽，号称百万；君弼占据庐州(今安徽合肥)。

公元1354年 “义兵”之兴起

红巾军起义爆发后，所在各地地主分子，往往组织武装力量，或结寨自保，或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军。颖州沈丘探马赤察罕帖木儿、信阳州罗山县典吏李思齐所组织之义兵，为最早的地主武装，因镇压红巾军有功，元廷授察罕帖木儿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知汝宁府。其后，各地义兵为数更多，至正十四年(1354年)二月，命河南、淮南两省并立义兵万户府。五月，设置南阳、郑州等处毛葫芦义兵万户府，募土人为军，免其差役，镇压当地农民起义军。所谓“毛葫芦”者，农闲以兽皮为矢囊，状如匏，放号“毛葫芦军”。十五年四月，置汴梁等处义兵万户府。十二月，置忠义、忠勤万户府于宿州(今安徽宿县)及武安州(今江苏徐州)。义兵兴起后，在镇压农民起义军过程中作用越来越大，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张良弼等义兵出身的头目，逐渐代替元朝官军，成为红巾军最凶恶的敌人。

公元1355年 脱脱死

脱脱，文宗朝大臣马扎尔台子。幼年由伯父伯颜抚养。顺帝元统年间，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当时，伯颜擅权，他惧为其所累。遂于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发动政变，驱逐专权横暴的伯颜，次年（1341年）任丞相，废除伯颜旧政，昭雪诸王冤狱，恢复科举，主修宋、辽、金史。一时被誉为“贤相”。至正四年（1344年），因病辞位。至正九年（1349年），复相，更改钞法，印行至正交钞。用贾鲁治黄河，成功后赐号“答剌罕”。至正十二年（1352年）率兵击败徐州芝麻李红巾军。至正十四年（1254年），统兵围攻高邮张士诚时，为朝中政敌所弹劾，罢官流放云南。至正十五年（1355年），被中书平章政事哈麻毒死。

公元1355年 小明王之立

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刘福通等自砀山夹河迎韩林儿至亳州(今安徽亳县)，立为皇帝，又号“小明王”，以应“明王出世”之验，建都毫州，国号宋，改元龙凤，以其母杨氏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福通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杜遵道等各遣子入为侍卫。没多久，杜遵道得宠专权，刘福通命其心腹杀之，于是福通升为丞相，后又封为太保。宋政权建立后，其体制基本上仿元制，中央有中书省，下设六部，另有枢密院、御史台；地方则设行中书省。四月，小明王传檄，封濠州起义军首领郭子兴(已死)之子为都元帅、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次年，置江南行中书省，以元璋为平章，又置益都行省，以毛贵为平章；置淮安行省，以赵君用为平章；置曹州行省，以武某为宰相；置辽阳行省，以破头潘、关先生等为平章。红巾军在“大宋”旗帜下，把农民起义推向一个新阶段。

公元1357年 三路北伐

农民政权建立后，红巾军向元朝统治区发动了猛烈进攻，先后攻占潼关，占领河南许多州县，又攻入山东，占领胶、莱、莒、益都等城。1357年（至正十七年），红巾军分兵三路，大举北伐：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攻向山西、河北，经大同，直趋塞北。1358年（至正十八年）12月，这支红巾军攻占元的上都，烧毁了“富夸塞北”的蒙古宫阙，随后又攻入辽东各地，破东北重镇辽阳等城，然后继续东进。东路由毛贵率领，先后攻占河南东北部及山东大部分地区，1358年攻下济南，然后进兵蓟州（河北蓟县），他们的大旗上写着“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一直攻到离大都不到百里的柳林（通县境内），使元顺帝惊惶失措，准备逃跑。西路由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率领，直趋关中，攻下兴元（陕西汉中）、凤翔（陕西凤翔），并转战宁夏、四川等地。另外，与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同时，刘福通还率军攻下了汴梁（开封），定为国都。红巾军的北伐，所向无敌，攻下许多州县，活动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北中国。在农民军面前，元朝军队不战而溃，封建官吏也四散奔逃，正如当时的童谣所说的：“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腐朽的元朝政权在农民军的严重打击下，摇摇欲坠。

公元1363年 红巾军失败

红巾军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它毕竟还是单纯的农民战争，也就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弱点：刘福通与徐寿辉南北两支红巾军始终是各自为战，没有很好的配合。北方红巾军各路将领也往往不听统一指挥。结果是“兵虽盛，威令不行，数攻下城邑，元兵亦数从其后复之，不能守 。”更严重的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农民军内部有时还自相攻杀，这就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如毛贵在山东为同部的赵君用所杀，不久毛贵部下续继祖又杀赵君用，内部互杀，便为元军所利用。另外，三路大军北伐，也分散了兵力，各路红巾军孤军深入，得地不守，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1359年3月，战争形势发生逆转，红巾军首都汴梁为元朝地主武装察罕帖木儿（维吾尔人）攻破，刘福通和韩林儿退守安丰（安徽寿县）。1362年，山东又全部为察罕帖木儿占领。1363年，割据平江（苏州）的张士诚派兵攻破北系红巾军的最后一个据点——安丰，刘福通英勇牺牲，韩林儿由朱元璋援救逃至滁州（安徽滁县），刘福通领导的北系红巾军失败。以刘福通为首的北系红巾军起义最早，力量最大，前后斗争达十二年之久，给元朝统治者以极其沉重的打击，从而动摇了元朝的统治，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P31~40

朱元璋灭元

开篇语

自从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全国各地的抗元斗争，始终未曾止息过。刘福通起事后，各地群雄纷纷响应，起初大多奉韩林儿为主，后来逐渐发展为割据势力。在元末起事的群雄中，最值得注意者是平民出身的朱元璋。佃农出身的朱元璋先投奔濠州的郭子兴起义队伍，至正十六年（1356年）他率部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建立了立足的基地，后接替郭子兴成为该部的领袖。由于他采用了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避免遭受元朝统治者的打击，迅速发展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很快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发布讨元文告，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他派徐达、常遇春率军25万北伐，至正二十八年（1268年）攻克大都，元顺帝北逃，仍沿用元朝国号，史称北元。

公元1352年 朱元璋投军

1352年（至正十二年），当红巾军在淮水南北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朱元璋于当年三月参加了濠州郭子兴领导的一支红巾军。二十五岁的朱元璋，当了郭子兴部下的亲兵“九夫长”。由于他勇敢善战，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将养女马氏许配于他。从此，朱元璋步步高升，成为郭子兴部下的重要将领。公元1353年（至正十三年），朱元璋回家乡招兵，得七百人，少年时的伙伴徐达、汤和、周德兴等都来参加。朱元璋看到濠州城内红巾军将领内部互不团结，附近的元军力量又比较大，他便率领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南下定远，“唱农夫以入伍”，扩大军队 在定远还招降了驴牌寨壮丁三千人，又夜袭元军于横涧山，大破元军，得精兵两万人 朱元璋将这些军队加以整编、训练，从此有了一支独立的武装。

朱元璋

朱元璋是皖北濠州钟离人，出身于贫苦的佃农家庭。1344年（至正四年）皖北一带遇到大旱和蝗灾，随后又瘟疫流行，这年四月，朱元璋的父母及长兄都先后疫死。十七岁的朱元璋贫苦无依，只好入附近的皇觉寺当小和尚，但“居无两月，寺主封仓”，又被迫为游方僧，到处化缘乞食，走遍了今皖北、豫东、豫南各地，直到1348年才重新回到皇觉寺。朱元璋的童年及游方僧的流浪生活，使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社会经验，也接触了白莲教，这就孕育了他反剥削、反压迫的阶级感情和民族意识，对他以后参加农民起义有直接的影响。

公元1356年 建立应天政权

1355年（至正十五年）三月，郭子兴死，郭军归朱元璋领导，小明王封他为“左副元帅”。朱元璋队伍的一切文告都用龙凤年号，表明自己属于红巾军正统，但实际上并不听小明王派遣。是年夏，“结寨巢湖”的俞（廷玉、通海、通源、通渊父子）、廖（永安、永忠兄弟）、赵（仲中 、仲庸兄弟）三家豪族地主率水师万余人，投归朱元璋。1356年朱元璋率军渡江攻下集庆（南京），元守将康茂才投降。朱元璋将集庆改为应天府，并自称吴国公。朱元璋在这一时期不仅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同时还进行了恢复发展生产和巩固根据地的工作。1358年，置都水营田司，任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专门负责督修水利，经营农田。又宣布废除元朝的暴政、苛法，减轻商税，禁止官吏虐民等。对新占领地区还“发粟赈贫民”，又令将士屯田，且耕且战，“及时开垦，以收地利”，既解决了军粮问题，也安定了人民生活。攻占应天后，朱元璋更是广泛搜罗地主士大夫分子，在应天设“礼贤馆”，广招所谓“贤人君子”。浙东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朱升、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更是蝇聚麇集，纷纷“来归”，成为替朱元璋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

朱升

朱升，字允升，休宁人，徒居歙县。从黄楚黄游学，讲学郡城紫阳洞，以乡贡进士第二名，授池州路儒学正，学者称枫林先生。元末兵起，隐居乡里。1358年，邓愈向朱元璋推荐朱升，朱元璋立即将他召至应天，询问当前形势和应采取的战略措施，朱升从军事、经济、政治三方面向朱元璋建议，指出必须“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才能取胜。朱元璋采纳他的建议，愈加重视应天根据地的建设，加强军队训练，屯田积谷，不急于称王。

公元1360年 陈友谅建大汉

陈友谅年轻时曾为县吏，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参加徐寿辉、邹普胜、倪文俊等人领导的天完红巾军，初为簿书掾，后以功升元帅。元至正十七年(1357)九月，倪文俊谋害徐寿辉未成，逃奔黄州，陈友谅乘机袭杀倪文俊，并其部众，自称宣慰使，随后改称平章，掌握天完实权。此后两年继续进行反元战争，攻取安庆、池州、龙兴（今江西南昌）、瑞州(今江西高安)、邵武、吉安、抚州、赣州、信州（今江西上饶）、襄阳等地。 陈友谅在反元战争中竭力争取汉族地主阶级合作，收罗了不少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知名的有元兵部尚书黄昭和进士解观等人。同时，他在天完内部制造分裂，篡权夺位。至正十九年(1359)九月，陈友谅杀害了在反元战争中功劳卓著的天完将领赵普胜。同年十二月，杀徐寿辉左右侍臣，挟持徐寿辉，自称汉王。次年(1360)闰五月，杀徐寿辉于采石，自立为帝。建国号大汉，改元大义，以恢复汉族王朝的统治为号召。仍以邹普胜为太师，张必先为丞相，张定边为太尉。

公元1363年 灭陈友谅

陈友谅杀徐寿辉后，据长江上游，占地广阔，兵马强壮，欲望很高，有吞并朱元璋的野心。1360年，陈友谅率军东下，攻陷兵太平（当涂），约张士诚夹攻应天，形势危急。朱元璋集中兵力，以逸待劳，在应天城外江东桥计破陈军，陈友谅丧师数万人，逃回武昌。朱元璋乘胜反攻，攻克饶州、安庆、洪都（南昌）等地。1363年，陈友谅利用朱元璋救援安丰小明王的机会，率兵六十万东下，包围洪都。朱元璋回兵援救，两军激战于鄱阳湖，陈友谅中流矢死，全军溃败。1364年春，朱元璋乘胜攻武昌，陈友谅子陈理投降。至此，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地区，全部处在朱元璋统辖之下。这年正月，朱元璋称吴王，建中书省，用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

公元1367年 削平张士诚

朱元璋灭陈友谅后，把兵锋转向张士诚，1365年，派兵攻占江北的淮安、高邮等地。龙凤十二年，1366年，朱元璋发布《平周榜》，向张士诚发动大规模进攻。榜中公开诬蔑红巾军妖言惑众，说他“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以成功，遂引兵渡江”。对红巾军的革命行动，他大骂为“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对地主阶级则公开保护，榜文中说“旧有田产屋舍，依前为主。”1367年9月，朱元璋攻破平江，俘张士诚，占领了长江下游的广大地区。不久，浙东的方国珍也向朱元璋投降。至此，今湖北、湖南、河南东南部及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全为朱元璋占领。这里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朱元璋凭借这些有利条件，逐步地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

张士诚

张士诚小名九四，出身盐贩。至正十三年(1353年)，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率盐丁起兵反元，攻占泰州、兴化、高邮等地。次年正月，在高邮称诚王，建国号大周，改元天。高邮曾一度被元大军包围，后因主帅丞相脱脱临阵遭贬，元军自乱，他乘势出击获胜。十五年，由通州(今江苏南通)渡江南攻。次年初，攻占常熟、平江(今江苏苏州)、松江、常州等地，并定都平江。随后，与朱元璋军交兵。十七年，败于朱元璋军，他投降元朝，被封为太尉。此后成为割据浙西一大势力，曾多次运粮接济大都。二十三年，派兵进攻安丰(今安徽寿县)，逼走刘福通和韩林儿，自称吴王。

公元1367年 朱元璋北伐

1367年冬，朱元璋决定北伐。在宋濂等人起草的北伐檄文中，明确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和“号令严肃，秋毫无犯”的保证，放弃了农民阶级斗争的内容，以民族斗争相号召，同时指出蒙古色目 “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这个口号，既适应了广大汉族人民推翻蒙古统治者的要求，也争取到北方的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同时给蒙古人、色目人也指明了出路，这就大大有利于朱元璋的北伐。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精兵二十万，由淮入河，北伐中原。北伐军先后在山东、汴梁、潼关等地打败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良弼的军队。1368年7月，徐达会诸将于临清，长驱北上，攻克德州、通州，迫近大都，元顺帝见大势已去，七月二十八日带后妃、太子深夜出走，逃奔上都。八月二日，北伐军入大都，蒙汉地主联合统治八十九年的元朝灭亡。

元朝的政治经济制度

开篇语

元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多沿袭宋、金旧制，中央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组成。地方则设路、府、州、县，长官均称“达鲁花赤”，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直接对全国实行统治。又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长官为丞相，为后代所继承。军事制度上，怯薛军、侍卫亲军守卫京师，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镇守各地。户籍制度实行诸色户计，按照职业不同划分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释户、道户、也里可温户等，又根据社会地位的不同，划分为良人和驱口（奴隶）两大类。元代还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把各族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元代地主土地私有制仍是土地制度的基本形式，也主要实行租佃剥削方式。国家赋税主要是税粮和科差，但北方与南方差异较大，北方税粮分地税、丁税，按不同户分别征收，科差分为丝料、包银、俸钞三项；南方税粮基本沿袭宋制，按资产征收夏、秋两税，科差主要是户钞。元代的徭役主要为杂泛差役。杂泛指力役，被征发去筑城、修路、筑河等，差役是按户等征发的职役，有里正、主首、坊正、仓官、库子等名目。

公元1263年 废除“忽里尔台”

1263年三月，在郝经、廉希宪、商挺等士大夫的策划，元世祖（忽必烈）废除了“忽里尔台”大汗推举制度，确立了一整套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中央设中书省，统领全国行政；枢密院管理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又设宣政院负责宗教；通政院掌驿站；另外尚有翰林院、太常礼仪院、太医院、将作院等等机构。中书省设中书令，枢密院设枢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参知政事等官；密使、枢密副使；御史台设御史大夫等职。元世祖还废除了蒙古贵族初入中原时期形成的地方官世袭制度，地方官吏一律改由中央政府派遣，加强了中央的行政权力。

公元1283年 设立行省

早在成吉思汗南下侵金时起，蒙古即采用金朝的行省官职，授于降附蒙古的中原汉族地主。金朝尚书省执政官到地方上行使尚书省职权时即设置行尚书省。忽必烈即位后，曾于各地设行省机构，作为中央临时派出机构。至元二十年(1283年)左右，演变成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当时除今山西、河北、山东及内蒙的一部分称“腹里”，直属中央的中书省；西藏地区称“吐蕃”，直属中央宣政院外，全国共划分为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十个行省。行省设丞相一人，凡地方军政大事，无所不总。行省之下为路，路下为府，府下为州县。路、府、州、县皆设达鲁花赤官，掌管辖区的行政。岭北、辽阳、甘肃、云南四省的设立，密切了边各民族和中原人民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加强了祖国的统一。彭湖在南宋时已隶属福建晋江县，成为中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元朝政府又在彭湖设巡检司，管辖台湾等岛屿，隶属于泉州路的同安县，成为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公元1313年 恢复科举制

由于元朝统治者尚武重实用，不太重视科举，甚至鄙薄科举，科举制度的实行也因此时断时续，科举地位始终不高，只是元朝选官取士多种途径中的一种。自元太宗九年（公元1237年）尝试举行了一次考试后，直到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才下诏制定科试条例，并于次年开科取士。可是到元顺帝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因中书平章彻里帖木儿坚决反对而再度停废。又隔了七年，到元顺帝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才又恢复科举。此后一直持续到元朝灭亡。元朝科举沿袭宋制，实行乡试、会试、殿试之制，三年举行一次。但处处体现出种族歧视的特点。元朝统治者规定，蒙古人和色目人如果参加汉人和南人的考试而且选中者，可以加一等授予官职。殿试选拔分为右榜和左榜，右榜状元为尊，在蒙古人或色目人中选取，汉人或南人只能列为左榜状元。在元代，程朱理学取得了科举考试的正统地位。规定考生答题时，经义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中选题，而答案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因而，科举考试一变而为主要考察举子的经学水平，并使程朱理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统治地位。

整顿军队

军队是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元世祖对军队也作了整顿。成吉思汗以来的蒙古军，带有浓厚的部族兵性质，蒙古各部的成年男子都要服兵役，领兵的万户、千户都是各部世袭的大小军政首领。这种兵制很容易带来“尾大不掉”的弊病，不利于中央集权。元世祖将全国军队加以整顿和扩充，分为宿卫军和驻防各地的镇戍军两大类。宿卫军中成吉思汗时遗留下来的“怯薛”军，由于“养尊处优”，已经失去战斗力，元世祖虽将其保留下来，但却另外建立了五卫亲军，用来拱卫京城。又签发各族人民，先后成立了二十五卫亲军，驻守近畿及腹里各地。在全国统一以后，他把蒙古军、探马赤军（由其他部族人组成）、汉军（签发北方汉人组成）、新附军（新归附的南宋军）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镇戍网：蒙古军和探马赤军驻守沂州、濮州、洛阳、凤翔、成都、辽阳等处；汉军和新附军则分屯各地，并把防守重点放在人民反抗最激烈的江南地区。他对军职世袭制虽然予以保留，但却确立了军民分治制度，使军职不预民事。更重要的是把全国一切军队的调遣、军队的人数、军职的升迁，统一由枢密院掌握，对皇帝负责。军权的统一，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力量。

四等级制

在民族关系方面，元朝统治者也和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用民族隔阂，制造民族矛盾，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把全国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包括我国西北地区各民族和从中亚、东欧来到中国的人）、汉人（指原来金统治之下的汉族和女真、契丹、渤海、高丽等族）、南人（指原南宋统治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四等，对于他们在法律对待上、政治地位上、经济负担上，都作了不同的规定。如任命官吏，“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蒙古色目犯盗者免刺，汉人南人犯盗则必刺；蒙古、色目因争执或因醉杀汉人南人者，仅出一头驴子的罚金，而汉人南人杀蒙古、色目人，则必处以死刑。蒙古统治阶级中的一些顽固保守分子，直到元末也还抱有根深蒂固的民族歧视心理，如元顺帝时宰相伯颜就曾要求过杀尽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大姓。尽管如此，但列入三四等的汉人中的地主阶级文武官吏，却一直受到蒙古统治者的重用。而列于一、二等的蒙古人、色目人，他们中间的广大下层人民，却同样受到压迫和剥削。元世祖时，就已经出现了蒙古人沦为奴隶并且被贩运到海外的现象。所以，民族统治实质上依然是阶级的统治，四等级制不过是各族统治者对统治权利的划分罢了，任何民族，都是由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两部分人组成的。

元朝的土地制度

元朝的土地制度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国有土地制，元朝统治者除大肆圈占土地外，还把大量官田实行屯田制，并保存有职田、学田、草田等；二是领主土地所有制，元政府赏赐给贵族、官僚和功臣的份地，实则是领地，对份地享有世袭权、征税权和治民权，实行奴隶制或农奴制的经营方式，领地内的劳动者，是领主的私有奴婢，不在国家编户之内，但领户有一定的独立经济，为领主服劳役，向领主交纳赋税；三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既有新形势的蒙古族地主，又有经济势力依然存在的汉族地主；四是自耕农土地私有制。元政府规定土地买卖不得私下成交，必须书写合同文契，祥载用钱原因，田土四至，田价数目，不仅买卖双方画字，而且连其尊长卑幼亲邻亦须画字。成交后赴官府请验契文证人，盖上官府大印，请印花税契，到税务机关，推收税粮，避免逃税漏税。这些手续使土地交易法律化、完整化，是封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的进步，减少了土地权属纠纷和争议。由于元末时期自然灾害频繁，饥荒更为严重，农民死亡流离甚多，至明初，土地大部荒芜。

元朝的赋役制度

元朝统治者建立了一套封建赋役制度来剥削、压榨各族劳动人民。元朝赋役制度非常复杂和混乱，各地征收办法不一，同一地区不同时间征收办法也不一致。大体说来，在蒙古地区按牲畜之数抽百分之一为税。在中原地区则以户为单位，按人丁收丁税，每丁三石，又按地亩收地税，每亩三升，均输粟，二者统称为税粮；另外还有“包银”、“俸钞”等的征收。包银每户征银四两，在“包银”之外又加征银一两，作为官俸，交纳时可以钞代银，故称“俸钞”，二者统称为“科差”。可以看出，“科差”实际上是额外的户税剥削。江南地区则沿用宋两税之制，“税随地出”，夏秋两征，秋税征粮，夏税征木棉、布、绢、丝绵等物，每亩征收多少，无明文记载。两税之外，江南还有“包银”、“户钞”等的征收，也称为“科差”。

P41~50

公元1350年 更改钞法

元朝是我国第一个以纸币为唯一流通货币的封建王朝。蒙古建国之初，就曾发行纸币。到元世祖时，开始推行钞法，发行统一的货币。中统元年（1260年）七月，印造交钞，以丝为本位；同年十月，又印制以银为本位的“中统元宝钞”，简称中统钞。中统钞每二贯可兑换白银一两。这种货币不受区域和时间的限制，可用来纳租税。这样，中统钞就作为统一的货币畅通全国。灭宋后，又废止了南宋流通的铜钱。随着政治的统一，也完成了货币的统一。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为了整顿财政金融，又发行了一种至元钞，从五文到二贯共十一种面额，与中统钞并行。以后在武宗至大、顺帝至正年间都曾一度变更钞法，并铸造过一些铜钱，但都行之不久。终元之世，只有中统、至元二钞作为主要纸币，并行流通。顺帝时财政竭蹶，至正十年（1350年）十月，吏部尚书楔哲笃建议更改钞法，铸造铜钱。顺帝和脱脱采纳此议，十一月间下诏行使新钱钞法，印造新的中统交钞。以中统交钞壹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顺帝新印至正交钞，采楔哲笃的建议，以楮币为母，铜钱为子。这种颠倒本末的提议，目的在于放手印造交钞，以虚代实。朝臣吕思诚等提出驳议，说民间将“藏其实（铜钱）而弃其虚（钞币）”，顺帝、脱脱不理。至正十五年（1355年），印造至正交钞多至六百万锭。交钞大量印行，无钞本抵换。造成物价增长十倍。京师用料钞十锭，不能换一斗粟。交钞散满人间，人民不愿使用，视如废纸。郡县贸易，以至以物易物。钞法败坏，元朝的财政经济，也随之崩溃了。

宗教、哲学与史学

开篇语

蒙元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兼收并蓄政策，对宗教职业者也采取免除差役的优待政策，因此，元代佛、道、伊斯兰、基督、犹太等教都有所发展。理学在元朝也得到了传播，许衡、刘因、吴澄被称为元代三大理学家。《辽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一部着重叙述历代内章制度沿革的分类通史。司马光《资治通鉴》成书后，其门人刘安世曾为之作注，但此注已佚。元代胡三省重为注释。《通鉴》内容繁富，需要训释之处较多，《通鉴注》是后人读《通鉴》必不可少的一部参考书。

基督教

蒙古各族在第十三世纪由成吉斯汗统一起来，结集成一股极为强大的军事势力，并迅速席卷欧、亚，向西直捣至俄罗斯及波兰、匈牙利，向东则接连消灭西夏、金及南宋，建立了一个历史上空前的大帝国。虽然蒙古人有他们原始的宗教信仰，但由于文化不高，宗教的排他性不强；加上帝国幅员广大，统辖的民族又多，必须推行宗教宽容政策，是以不同的宗教都得以在帝国的范围内传播。元朝的也里可温教，包括了聂斯脱略派的景教及罗马天主教。天主教真正成功地来华传教是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方济各修土孟高维诺以教廷使节身份来中国，在主后1294年抵达大都，获准在中国居留及传教。1307年，教皇革利免五世封孟氏为汗八里（北京）总主教，掌管契丹（中国北部）及蛮子（中国南部）的教务；又派更多修士以协助他。孟高维诺在华传教三十四年，至1328年去世。其时在华的天主教徒人数估计已逾一万人以上，除北京外，主要集中在泉州。元代朝廷设崇福司，专管该教事务。北京、松州、西安、甘肃、宁夏、镇江、泉州等地都建有教堂。教徒多为蒙古族人或侨居中国的西亚人。随着元朝的覆灭，它也就衰亡了。

藏传佛教

公元10世纪初，藏区步入封建社会，原割据一方的吐蕃权臣，成了各地的封建势力，他们积极开展兴佛活动，佛教得以在西藏复兴。不过这时兴起的佛教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与吐蕃佛教都有很大不同，它在与本教进行的300多年斗争中，又互相吸收、互相接近、互相融合，并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完成其西藏化过程，形成既有深奥佛教哲学思想，又有独特西藏地方色彩的地方性佛教。元朝时藏传佛教为国教，元世祖忽必烈带头崇佛，他于“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1261年建大乾元寺、龙光华严寺。1285年，“发诸卫军六千八百人，给护国寺修道”。他对佛事也很热心，1285年，于西京普思寺集全国僧侣4万人举行资戒会7日，并令帝师于各大寺庙做佛事19会。1287年，命西藏僧侣在宫廷以及万寿山、五台山等地举行佛事33会。忽必烈曾自述：“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这在宋辽是没有的。 此后诸帝对待佛教，大部依世祖的范例办理。据至元二十八年(1291)宣政院统计，当时境内有寺四万二千余所，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余人；加上伪滥之众，至元代中叶，僧尼总数约在百万左右。

公元1271年 始建白塔

元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敕令在辽塔遗址的基础上重新建造一座喇嘛塔。于是在当时入仕元朝的尼泊尔匠师阿尼哥主持下，经过八年的设计和施工，到至元十六年（1279年）终于建成了白塔，并随即迎请佛舍利入藏塔中。白塔是一座砖砌的覆钵式（喇嘛）塔，塔总高50．9米。塔基是一座两层“亚”字型须弥座，塔身是一个上大下小的瓶形覆钵，体体下有一圈粗大的莲瓣。塔顶有一个十三层相轮，装饰着华美的流苏和鎏金小铜塔。白塔通体洁白，造型挺拔庄严，结构匀称，线条优美，工艺精细。同一年，忽必烈又下令以塔为中心兴建一座面积达16万平方米的大寺院，名“大圣寿万安寺”。作为当时营建元大都城的一项重要工程，寺院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落成，因位于大都城西，所以又称作“西苑”。从此开始，这里便成为元朝的皇家寺院，也是百官习仪和译印蒙文、维吾尔文佛经之处。

道教

金末元初时，北方的道教主要是太一、大道(蒙哥时改名真大)、全真等教。全真教掌教长春真人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赴西域，该教地位在太一、真之上。但蒙哥在位时两次佛道辩论道教失败，地位下降。忽必烈灭南宋后，命世居龙虎山的正一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主领江南道教，统“三山符箓”(即茅山上清箓、阁皂山灵宝箓、龙虎山正一箓)，江南道教符箓各派正式归并于正一道门之下。道教势力在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4年)再次受到打击。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廷命释门诸僧、翰林院文臣与正一天师张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诚、真大掌教李德和等会集长春宫，考证道藏诸经真伪，结果除《道德经》外，其余道家经典均被判为伪经，忽必烈下令焚毁伪经。到成宗即位后，才撤销酷构的禁令。元廷对北方全真、真大、太一等教掌教由本宗推定，皇帝批准赐印；对南方正一天师，授真人之号，嗣位亦需经元廷认可。政府设专门机构管理道教，中央由集贤院兼管，地方则郡置道官，道官有道录、道正、道判、提点等职。

丘处机远赴中亚

元代道教人物中虽著名者，自然是长春真人丘处机。丘处机是道教的一支全真道掌教人，字通密，号长春子。丘处机对天下大势洞察得一清二楚，认为能成大业者非蒙元莫属。但他对蒙古军屠杀人民、毁坏城池十分不满，希望能以自己的努力来劝说蒙古统治者收敛残暴政策。所以在他在1219年冬收到成吉思汗非常诚恳的邀请后，谢绝了宋、金两个朝廷的诏请，不顾七十余岁高龄，毅然率弟子踏上西行面谒成吉思汗的漫漫征途。当时成吉思汗正率军在中亚撒马尔罕一带西征，与丘处机所在的山东半岛相距万里。但丘处机抱着“万里西行，为民请命”的宗旨，不辞劳苦，自山东出发，经河北、北京北上蒙古，再折回向西，经今新疆、阿富汗、塔吉克斯坦，最终到达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路途中整整用去了一年时间。在此期间，他涉过高耸入云的阿尔泰山、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滩、满目荒凉的茫茫草原，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带领弟子终于到了目的地——蒙古西征军大本营撒马尔罕，见到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每每进言：“要长生，须清心寡欲；要一统天下，须敬天爱民。”此讲深得成吉思汗赞赏，口封“神仙”。在丘处机的影响下成吉思汗曾令“止杀”。在与成吉思汗相处的一年里，丘处机除了向这位大汗讲道以外，还与他的弟子向蒙古官员和当地人民宣扬道教文化，将中国的道教文化传播到所经过的地区。

1227年丘处机自西域东归北京，由于周游万里，又得成吉思汗的支持，身价倍增。成吉思汗不仅赐予他主管天下道教事务的“金虎符”，将金朝皇帝的花园琼华岛赐予他建全真道观，而且下令，“尽免全真教徒赋役”。由于全真道徒可享有种种特权，因而全真道教盛极一时“，古往今来未有如是盛也”。丘处机主持的北京白云观成为道教的中心，往来北京的外国人士也纷纷到此地来拜访这位大师。丘处机一行远赴中亚返回后不久，其弟子李志常等人将其一行亲身经历编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这本书不仅真实的记载了丘处机一行西行的活动，而且对西域、蒙古、阿富汗、塔吉克、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状况多有描述，成为后人研究13世纪中亚史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史料。

伊斯兰教

蒙元时期是大批回回人到中原的聚合时期。蒙古西征后，对中亚、西亚开始接触并有所了解，遂将畏兀儿以西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以及穆斯林，泛称为“撒儿塔兀勒”，汉语译为“回回”。元代的回回人，主要来自阿拉伯、波斯和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各族。唐宋时期在华的回族先民也是回回人的一部分。回回人多为军士、工匠和商人，也有达官贵族，“元时回回遍天下”，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回回人聚居区。回回人虽远道东来，对伊斯兰教依然笃信不移。“虽适殊域，传子孙，累世犹不敢易焉”。许多回回人聚居之地广建礼拜寺。当时仅泉州一地即有六七座之多。北至和林，南至云南，西北至偏僻的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均有礼拜寺建筑。伊斯兰教士称答失蛮。回回人聚居区有政府专门设置的回回哈的司，由哈的大师(意为法官)领之，掌管宗教及回回人诉讼事务。伊斯兰教是维系回回人的纽带，使回族共同体在元代进入形成阶段。许多与回回人通婚的汉、蒙古、畏兀儿人也有改宗伊斯兰教的。安西王阿难答(忽必烈之孙)从小由突厥族穆斯林抚养长大，笃信伊斯兰教，使其所辖15万蒙古军人皈依伊斯兰教，后来逐渐融合进回族、东乡族和保安族中去。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

胡三省，字身之，天台(今属浙江)人。在他五十岁那年，宋亡于元，从此他坚决不仕，隐居山中。他怀着对南宋政治腐败和民族败类极其痛恨的心情，怀着对异族残酷统治的强烈不满，以数十年的精力，完成了对我国著名的编年史——《资治通鉴》的注释，注文字数几乎与原文相等。在注文中，每遇一难字，就注出音义；对名物制度、草木虫鱼、地理沿革，解释都很精详；对正文不完备之处进行补充；遇有谬误则加以纠正。胡三省还特别注意史事的前后连接，牵涉到以前的，就注明“此事见前某卷某年”，牵涉到以后的，则注明“为某事张本”，这给读者带来极大的便利。胡三省还对《考异》上的问题作了辨正和补充，所引史料皆注明出处，又把《考异》和自己的注都散入《资治通鉴》正文之下，便于阅读。由于正史无传，胡三省的事迹湮没了600多年，直至20世纪中期陈援庵先生作《通鉴胡注表微》，才使人们注意到胡三省的学术地位和胡注的学术价值。

理学的传播

元朝统治者对理学十分重视，利用它作为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早在1235年蒙古军队占领德安(今属湖北)时，杨惟中、姚枢等把理学家赵复从俘虏中挑出，请到燕京，建太板书院，访他讲授理学，理学始在北方广为传布，出现了许衡、郝经、姚枢、窦默、刘因等理学家。及统一江南，又有南方朱学人物吴澄、许谦，陆学人物陈苑等。许衡、刘因、吴澄称为元代三大理学家。忽必烈对理学加以提倡，他曾在召见过赵复，即位后起用许衡、姚枢等人，“国有大政，辄以访之”。到仁宗延祐开科取士时，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定为科场程式，孔子被尊为“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追崇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三教外人”邓牧的“异端”思想

在蒙古统治者用武力统一全国过程中，一部分南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出于民族气节和缅怀旧朝的心情，决不与新朝合作，甘作“抗节遁迹者”，邓牧、谢翱、周密等皆是。

邓牧，字收心，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南宋亡后，他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四出漫游，决心不仕，晚年隐居余杭大涤山中的洞霄宫。大德九年(1305年)，元朝派玄教大宗师吴全节到余杭请邓牧去做官，邓牧拒绝了。他自称“三教(儒、佛、道)外人”，以表明他是不列入任何正宗行列的。邓牧反对元朝的统治，也反对理学家“三纲五常”的说教，但是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不可能用超时代的思想武器来反对理学，而是借用古代老庄的语言，来进行消极的反抗。他的作品有《洞霄图志》、《伯牙琴)等，《伯牙琴》是他具有哲学思想的代表作。由于他过的是隐居生活，作品流传范围很狭窄，因而他的哲学思想影响不大。

邓牧的宇宙观基本上来源于道家的太极说。邓牧虽然没有象道家那样说“无极而太极”，然而，他把自然界的运动、人类的生养，完全归功于玉皇上帝之力。邓牧的思想可贵的一点，就是他看出了社会上客观存在着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矛盾，从这点出发对“君”和“吏”是无情抨击的。他大胆地指出，皇帝是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对掠夺人民的官吏，他指出“与虎豹蛇虺均为民害”。邓牧还通过《二戒——学柳河东》这两则寓言来揭露和讽刺元朝统治者。在《越人与狗》中，他把元朝统治者影射为狗，刻划了“狗”的贪婪与凶残。在《楚佞鬼》中，他把元朝统治者及其走卒比作“楚鬼”和“亡赖”，他们欺压“齐民”，最后终于被“神”置他们于死地。邓牧在无情地抨击元朝统治者的同时，对人民群众的反压迫斗争却寄于深切的同情。

谢应芳的无神论思想

谢应芳，字子兰，元末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一生致力于破除世俗迷信和反对佛、道宗教迷信。其所著《辨惑编》是一本反对迷信思想的专著。有文集《龟巢稿》。《辨惑编》共分死生、疾疠、鬼神、祭祀、淫祀，妖怪、巫觋、卜筮、治丧、择葬、相法、禄命、方位、时日、异端十五目，这十五项都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迷信思想和活动。谢应芳针对这些“异端邪说”，一一加以“辨惑”、澄清，总是先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引古人事迹及先儒议论，一一条析而辨之”。 谢应劳反对世俗和宗教迷信态度是坚决的，但是却并不都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的。他十分推崇孔孟与两宋理学，自己则以儒家信徒自居，甚至引用孔孟的唯心论来反对佛道或世俗的迷信。他说：“愚尝谓圣贤知人之死生祸福，而非阴阳五行之术也。孔子曰：‘由也不得其死。’后果战殁于卫。盂子曰：‘死也盆成括。’未几，果见杀于齐。”就是用唯心论反唯心论。当然，谢应芳也引用过西门豹、苟子、柳宗元等人的言论。但总的讲来，谢应芳的无神论思想是有很多时代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的。

马端临撰《文献通考》

马端临字贵与，饶州乐乎(今江西乐平)人，他是南宋右相马廷鸾之子。宋亡后隐居不仕，费时20余年撰成《文献通考》348卷，它是起自上古，止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它与《通典》、《通志》合称“三通”，是我国最著名的典章制度通史。比较而言，《通典》以精密著称，而《文献通考》以博通见长，各有长短。《文献通考》共24考，其中田赋、钱币、职役、征榷、市来、土贡等十九考为《通典》所有，其余如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考是其独创。马端临对国家经济民生十分重视，其《田赋》至《国用》有关经济、财赋的内容占全书类目三分之一；他也重视学术文化，专门增加了《经籍考》。《文献通考》编纂方法上较有创新。引证史料顶格，补充材料低一格，是为“文”；诸儒议论又低一格，即为“献”；作者自发议论再低一格，称“考”（一称“注”），并以“按”字区分。按语往往贯穿古今，结论精当。每一考前面还有小序，说明著述成规，考订新意。由于注重文献，因此署名《文献通考》。总之，编纂方法十分细密，眉目清楚，颇便查阅。从内容看，它包括了宋宁宗以前历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其材料三倍于《通志》，六倍于《通典》，因此备受史家们的重视。

元代官修史书

元朝建立后，沿袭中原汉制，组织史官于每帝死后，编修《实录》。明初编修《元实录》，就是以元朝各帝《实录》及《后妃功臣列传》为蓝本的。《元实录》今已佚失，仅能从明初所修的《元史》中略窥其梗概。元代的官修史书，流传下来的主要是《宋史》500卷（二十五史中篇幅最多）、《辽史》116卷与《金史》135卷。三史均是元末同时修撰的，所有底本是三朝所留下的国史与实录。初稿很快完成，但最后定书却费一番争执。有人主张以《宋史》名称，包括三朝。而也有人认为辽、金不是宋的属国，主张以辽、金为《北史》，北宋为《北宋史》，南宋为《南宋史》。各种意见一直争执不下。元顺帝（最后一帝）时，丞相脱脱主张分修为三史，顺帝同意，三史同时修撰成书，均以脱脱为监修兼总裁。现在三史均署脱脱为撰作人，其实际工作是欧阳玄、张起岩等人，以及畏兀尔学者沙刺班、廉惠山海牙，蒙古学者伯颜、帖木尔达世兄弟等，从而开创了中国史学史上各民族史学家合作修史的先例。这三部史书是研究宋、辽、金历史的重要史著。《蒙古秘史》《蒙古秘史》是13世纪时，以畏吾儿体蒙古文书写的，记载蒙古族古代历史的珍贵文献史料，原名为《忙豁?仑?纽察?脱察安》（蒙古的秘史之意）。明洪武十五（1382）年始，译成汉文，改名为《元朝秘史》。今其畏吾儿体蒙古文原文早已佚失，流传下来的只有明代以汉字音写蒙古语的《元朝秘史》。 《秘史》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蒙古古代游牧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时间上讲，从蒙古民族图腾、成吉思汗的远祖，一直写到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汗在位时期。从地域角度，横跨蒙古高原。全书内容共分12章282节，大致从内容上分为三部分，一是成吉思汗先祖的谱系；二是成吉思汗本人一生的活动历史，三是窝阔台汗的活动历史。书中包含关于12、13世纪蒙古社会状况的丰富资料，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史典籍。

元朝的经济和交通

开篇语

元朝的经济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但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的广泛种植等都超过了前代。棉花的种植范围进一步扩大，为棉纺织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松江地区的棉纺织业尤为兴盛，那里出产的“乌泥泾被”名闻远近。当地农家妇女黄道婆，从黎族人民学到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她把这些技术在家乡传播开来，并改进了棉纺织工具，为棉纺织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元朝畜牧业的发展体现在牧地的扩大、牧养设施的改进等方面。元朝的手工业生产除官办作坊外，民间手工业比较发达，行业种类超过前代。特别是新兴棉纺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瓷器、印刷业也有较大进步。由于驿传制度的完善和海运的开通，国内外交通空前发达，商业比唐、宋时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城市繁荣，盛况空前，出现大都、杭州、泉州、广州等闻名世界的大都市。泉州是元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经常停泊着数百艘海船，大量货物在那里汇集和起运。至今屹立在泉州附近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海船进出港口的灯塔。

土地占有和阶级状况

元朝的土地占有状况，分官田和民田两大类。官田是以封建皇帝为代表的政府直接占有土地，包括屯田(军屯、民屯)、职田、学田、草场、牧地以及封建皇帝赐给贵族、官僚、寺院的田地；民田是指官僚地主、一般富户、寺院及自耕农占有的民间土地。官田数量大大超过宋、金两代。

寺院道观也拥有大量田地财产。世祖顺圣皇后所建之大护国仁王寺，拥有水陆田10万余顷，其余山林、河泊、矿山、酒馆之类无算。故时人说：“今国家财赋，半入西番。……张天师纵情姬爱，广置用庄，招揽权势，凌烁官府，乃江南一大豪霸也。”这些土地财产大部分是靠赏赐得来的。

金、南宋的汉族大地主，许多人因投降蒙古得以保持了自己的田地财产。金末北方的地主豪强投蒙，多仍拥有自己的庄园。江南大地主在战争中受到损失很少，他们继续兼并土地，占有二三千户佃户、每年收二三十万石租子的富户不在少数。松江曹梦炎占有湖田数万亩，瞿霆发占有私田并转佃官田达百万亩。这些富户往往与官府勾结，鱼肉乡里。

元代的自耕农日夜辛勤耕织，负担着繁重的赋税和差役，加上高利贷剥削，他们常是“囊中无钞瓮无粟”。元朝统一过程中，军官们夺民田宅的情况很普遍。元朝建立后，自耕农除承担赋税外，沉重的徭役常使他们破产失业。衙州地方，“为郡者于民间徭役，不尽校田亩以为则，吏得并缘高下其手，富民或优有余力，而贫弱不能胜者，多至破产失业”；福建崇安，有地主50余家，小民400余家，“大家之田，连跨数郡，而细民之粮，或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之细民，配五十大家之役，故贫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元代有很多自耕农破产后成为佃户，甚至逃之四方，成为流民。

佃户有私佃、官佃两种。私佃的地租率很高，一般都在五成、六成甚至八成。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严重，有的地方可以被地主典卖，或者随土地典卖，称“随田地客”。个别地方，佃户生男便供地主奴役，若生女子便为女婢，或为妻妾。官田的地租率虽一般低于私佃，但官府催租，视同虎狼，以金坛(今属江苏)为例，“佃户终岁勤苦，尽田内所得籽粒，输官不敷，……上催下并，遂将家业变卖，无资产者卖子鬻妻，或弃生就死者有之，抛家失所者有之。水早之年，又有告灾不免之数，受罪陪纳之苦。言及公田，孰不怨恨!言及公田，谁肯耕作!”

驱口是元朝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北方称“驱口”，南方称“奴婢”。大部分是战争中被掳掠来的人口，又有因债务抵押、破产卖身或犯罪沦为驱口的。驱口有官奴、私奴之分，官奴主要从事官手工业劳动，私奴为主人的私有财物，子孙永远为奴。元代刑法规定：故杀无罪奴婢，杖八十七，因醉杀之者，减一等；诸良人以斗殴杀人奴，杖一百七，征烧埋银50两。其量刑标准与私宰牛马差不多。

农业

元朝时，江南地区农业生产仍能在南宋基础上缓慢向前发展，东南地区每年北运的粮食，逐年有所增加，南粮北运最多时年达三百五十多万石。北方的农业生产，在北方人民的劳动下，也比金代有了发展。棉花也在黄河流域普遍种植起来。农业生产工具也有了改进。从十四世纪初期王祯编写的《农书》中可以看出，犁的耕槃部份改进得更加灵活了；节省单独施肥工序的下粪耧耘式耧车出现了；减轻除草、疏泥等劳动的耘锄、镫锄、耘荡等中耕农具发展起来了；收割用的镰刀的种类也增加了，其中如收荞麦用的推镰和开荒用的郦刀，更是当时的新创造。此外，还可以看到，在农产品加工过程中对于水利的利用也有了进步，水转连磨这时已可以兼任磨面、碾米和熟米的工作 耕耘、中耕、收割和加工等各种工具的发展，是劳动人民通过生产斗争促使农业生产有所提高的反映。元代劳动人民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改善了农业生产的条件。当时最大的水利工程是在科学家郭守敬指挥下开凿河通惠河，从大都一直通到通州，连接了南北大运河。大运河的沟通，使南北运输方便了，对农业灌溉也是有利的。江南地区的水利工程，有疏导吴淞江、淀山湖、练湖等，扩大了灌溉面积。另外，还多次修治黄河，在关中等地区也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农桑辑要》

元世祖于至元七年(1270年)设司农司，专管农桑水利，派遣劝农官，巡行郡邑，察举农事，并将情况通报户部，据以考核地方官的治绩，司农司为了推广当时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农户掌握节气，就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书籍，披阅参考，删其繁重，择其切要，于至元十年(1273年)编成了《农桑辑要》一书。这部农书总结了十三世纪以前我国农业耕作的经验，在推广和传播先进农业经验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农桑辑要》共分七卷，包括典训(前代典籍中关于农桑起源及农桑重要性的记载)、耕垦(耕种操作)、播种(谷类和纤维、油料作物)、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岁用杂事(农家家庭长生的月计划)等。内容和《齐民要术》相比，除桑、蚕增加了大量材料外，新添了许多作物种类和栽培法。原有的野生植物，如茼蒿、百合、薄荷等成了栽培对象，原来在长江流域或长江以南的植物，如苎麻、茶、橙、桔、甘蔗等逐渐向华北平原扩展；尤其是木棉的输入和栽培，更值得注意，书中不仅介绍了关于木棉的种子和栽培技术，而且还记录了脱花去子和捻纺的加工技术，这些都说明了从公元六世纪到十三世纪末，我国植物栽培的进展情况，也反映了八百年来我国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农桑衣食撮要》

元代著名的三部农书之一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优秀的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写的。他以父曾字为氏，名铁柱，明替为其字。这本书是他在安丰路（今安徽寿县)任肃政廉访司官员时撰写的。元制，肃政廉访司兼劝农事，鲁明善利用他的工作条件对江淮地区农业情况作了许多调查和了解，对以往农书进行了研究，终于在至顺元年(1314年)使这本书正式出版了。鲁明善的这本书与《齐民要术》、《农书》、《农桑辑要》等不同，它是直接继承崔寔的《四民月令》的体制，以农家的月计划为主体的。因为元世祖忽必烈所颁布的《农桑辑要》对于岁月杂事仅列为卷末一篇，《农桑衣食撮要》正好补其不足。该书共分十二月令，按月记载农事操作和准备，内容有不少是适合江淮、江南地区的，如四月“做笋干，卖新笋”，八月“取漆”，十二月“收鳜鱼”。作者还搜集了一些民间谚语，如：“移树无时，莫叫树知，多留宿土，记取南枝”，“十耕萝卜九耕麻”等，作为经验介绍给农户。由于鲁明善对于农村生活很熟悉，书中对收藏蔬菜、制作酱菜、饲养家畜家禽介绍很详细。全书文字通俗，简明扼要，讲求实际。因此，从内容到文字，这本书对一般小农(包括自耕农和佃户)特别有用。

王祯与《农书》

王祯，字伯善，山东东平人，生活在元朝初、中期，是一位农学家，做过几任县官，他留下一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农书》。《农书》的规模宏大，范围广博。全书共三十七卷，大约十三万字，插图三百多幅。《农书》的内容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农桑通诀”，总论农业历史、耕垦、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以及植树、畜牧、蚕缫等；第二部分“百谷谱”，分别叙述各种农作物、菜蔬、瓜果、竹木等种植培养法；第三部分“农器图谱”是《农书》中最有创造性的部分，绘出各种农具和农业机械图三百零六幅，又分二十门，每门冠以简要的论述，每门下又分若干项，每项又有一幅或几幅写生图，每幅图后都有一段文字说明，描写这项农器的构造、来源、演变及用法。《农书》是我国第一部力图从全国范围对整个农业作系统全面论述的著作，所涉及的地域包括南北方的十七个省区，这也是以前任何一部古农书所不及的，也是我国古代一部农业百科全书。

王祯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农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机械设训师和印刷技术的革新家。后汉杜诗制造的利用水力鼓风来炼铁的“水排”，元代已经失传，王祯多方搜访，加以研究，并进一步加以改革，把古人用皮囊鼓风改用木扇(简单的风箱)鼓风，对提高冶炼技术有重大意义。

官私手工业

元代官手工业十分发达，因其有无数工匠供役使，有以雇和买名义搜刮来的廉价原料，所以规模大、产品多。官办手工业分属工部、将作院、武备寺、大都留守司和地方政府，门类十分繁多。

民间手工业受官府的控制和压制，始终未能充分发展。其经营范围主要有纺织、陶瓷、酿酒等，产品从规模、定额到销售，多受官府控制，有时遭到和买强征等摧残。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占多数，城镇中出现了手工业作坊的雇佣劳动。元初时马可?波罗在杭州见到“城中有十二种职业，各业有一万二千户，每户至少有十人，中有若干户多至二十人四十人不等。其人非尽主人，亦有不少为供主人指使之人”。说明当时已有不少作坊和雇佣劳动。元末徐一夔在杭州相安里，见有“杼机四五具”，“工十数人”的丝织业作坊，工人“日佣为钱二百缗”，根据技术高低“受值”。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的萌芽。民间手工业虽然设备和生产条件差，但工人生产积极性高，因而效率高、成本低，有些产品质量超过官手工业。

瓷器业

元朝时，瓷器业在南北各地都发展起来。在北方，山西南部的蒲州、潞安等地出现了许多新瓷窑，河北南部的漳水设立了官窑，它们能烧制各种窑系的产品，但主要还是继承宋代定州系、滋州系的白瓷和均窑系的青瓷。在南方，江西的景德镇和浙江的龙泉，仍是最重要的瓷产区。景德镇的官窑垄断了全国最高技术的工匠，生产冠于全国的白瓷；民窑则创造了青花和釉里红装饰。青花在官窑中也得到了发展，当时都风行全国。龙泉和景德镇的瓷器，还远销国外市场，包括日本、南洋和中亚各地，一直远销到也门和摩洛哥一带。

琢玉业

蒙古灭金以前，几乎没有琢玉业。灭金后，特别是建立元朝，将首都迁至大都入主中原后，由于受金代文化和汉文化的影响，元朝琢玉业得到很大发展。元代玉器更加世俗化、装饰化，其中民间收藏品中常见两种玉挂件是环饰“春水玉”、“秋山玉”。“春水玉”反映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猎生活，主要表现为鹘捕鹅的情景，鹘居鹅首，或鹘居雁首，还有一种为镂雕荷芦鹘攫鹅，天鹅、鹘、荷叶为一层，芦叶、荷梗、茨菰为一层，首创“花下压花”玉雕手法。“秋山玉”表现北方少数民族射猎场面。特点：“秋山玉”采取管钻镂空法，多向打孔，使作品出现多层次。元代玉器在器型、琢制工艺方面表现出对唐代作风的崇沿模仿。花鸟纹饰较唐代更富于生活气息。民族风情图景及柞树叶齿状外缘的琢法，成为元代部分玉器明显的特征。元代玉雕喜欢用深痕阴线，线条粗重，使纹饰起凸高，但线纹起止痕明显、线条不匀齐，常有失控的出锋痕迹，显得粗糙。元代琢玉擅长透雕技法。透雕层次略深的可能是元代或辽金时的玉帽顶，在明清时改制成董炉盖顶纽用。元代玉器在来辽金三朝琢玉工艺基础上得到了发展。不论宫廷还是民间；以“碾玉”行为手玉业的重要部门，反映了蒙古族统治集团，秉承汉族文化系统，崇玉观念及用玉制度依旧。元朝文化的总体特征是，传统胜于创新；继承胜于发展。

P51~60

棉纺织业和丝织业

元朝江南地区盛产棉花，黄河两岸也已普遍种棉花，因而棉纺织业是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元成宗大德年间，我国劳动人民出身的杰出的纺织家黄道婆，流落海南崖州几十年后返回故乡松江府，她不仅带回了黎族人民先进的制棉纺织工具和技术，她还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系统地改进了由碾子、弹花、纺花到织布的全部生产工具。这些先进工具和先进技术在内地很快广泛传播起来，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棉纺织业的发展。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朝政府设置了浙江、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省木棉提举司，年征木棉十万匹。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元政府规定江南夏税折征木棉等物。这都反映了棉织业在江南地区已普遍发展起来。元朝时丝织业也很发达，是江南地区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元初来中国的西方旅行者马可波罗曾看到全国多数城市生产丝织品。元代丝织业上突出的特点是在宋代技法和纹饰的基础上，大量地使用了奢华的金线，织成金锦缎（纳失失锦）等。

纺织先祖黄道婆

黄道婆是我国十三世纪杰出的棉纺织革新家，她生于南宋淳佑五年，卒于元大德十年（1245-1306年），松江乌泥泾人（今上海华泾镇）。民间传说黄道婆自少流落到崖州（海南崖县），在崖州生活了三十多年，从海南黎族人民那里学会了制造纺织工具和织布技术，元贞年间（1296年）始遇海舶得以返回故里。她在松江纺织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将黎族的先进棉纺织工具和纺织技术，传授给松江府乌泥泾人民，改进了植棉方法，革新捍、弹、织工具和织造错纱、配色、综线、挈花技术，使制棉工艺从辗子、弹花、纺纱、轧籽到织布，有了一套完整的操作规程。黄道婆把黎族的居处、习俗、宗教、生产、生活，乃至历史和审美意识，都融化在服饰图案中，织出折技、团凤、棋盘、文字、花卉、人物等美丽的图案，灿然若画，一时行销广远，织户激增，改变了松江府一带的“厥功甚艰”的落后纺织业，促进了我国棉纺织业的繁荣和发展，她那“有志覆赤子、遗爱在桑梓”的优良品德和勇于改革的精神，为我国棉纺织业创造了光辉的业绩。

商业 此条删

农业生产的逐步恢复和手工业的发展，政治上的南北统一，特别是东西方交通空前扩大， 都为元朝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当时的沿海城市广州、泉州、杭州，以及内地的大都、太原、长安、成都、淮安、建康、扬州等，都是大商业城市。大都是政治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城内经常流通的商品有粮食、茶、盐、酒、绸缎和珠宝等，这里还有米市、铁市、皮帽市、牛马市、骆驼市、珠子市等。据《马可孛罗游记》记载，大都“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每车五百斤）”。泉州是最大的对外贸易港，输出品主要为金、银、瓷器、茶叶、丝棉织品、铜钱、铁器、粮食等等，输入品为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等，元时指示海上航行的灯塔，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泉州。

钞法

蒙古进入中原后，曾于1236年仿金朝钞法发行交钞，各路地方政府也曾发行过地区性的纸钞。世祖即位后，正式发行中统元宝交钞，面值为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贯文省、二贯文省10等。钞一贯为一丙，五十贯为一锭，百文为一钱，十文为一分。以银为本，法定比价中统钞二贯同白银一两。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发行至元宝钞，分二贯至五文ll等，每一贯当中统钞五贯。武宗时改印至大银钞，分二两至二厘13等，每两准至元钞五贯、中统钞二十五贯，仁宗即位后罢至大钞。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实行变钞，于是钞法日坏，民间渐不通行。

元代钞法管理严格。有专门的主管机关(诸路交钞提举司)、兑换机关(交钞库、行用库)、印钞机构(印造宝钞库、印造 局)，对发行、昏钞管理甚严，对印造伪钞一律处死，故初期颇有信用，对促进经济交流和商业发展有一定作用。但至元中期以后，印钞连年增加，已开始动用钞本；武宗即位仅两年，即借支钞本千余锭，于是发行至大银钞弥补亏空。以后各帝均大量印造宝钞，滥发纸币的结果，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起着破坏作用。

国内贸易

元朝政府对国内许多商品采取专利垄断政策。部分金、银、铜、铁器、盐等，由政府直接经营；茶、铝、锡和部分盐等，由政府卖给商人经销；部分金、银、铁等矿业，以及酒、醋、农具、竹木等，由商人、手工业主经营，政府抽分。天历年间，盐课钞年收入766万余锭，约占全国财政收入之半。

贵族、官吏和寺院依靠特权也从事经商活动。早在成吉思汗时，蒙古大汗和后妃、诸王等贵族常常通过回回商人代为经营。回回商人则十分活跃，中统年间燕京路有回回人户2953户，“于内多系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其兴贩营运百色，侵夺民利，并无分毫差役”。回回商人还控制斡脱钱的发放权，年息达百分之百，次年息转为本，l锭银10年后本利达1024锭，时人称“羊羔息”。政府还专门设斡脱局、斡脱府等官衙，从事斡脱贸易。更有甚者，太宗时回回商人奥都剌合蛮任提领诸路课税所官，“扑买”(即承包)中原银课达44万锭，比原课额高出一倍，为害甚大。蒙古贵族、大臣也有经商的，如顺帝时右丞相马札儿台就在通州置榻坊，开酒馆、糟房，贩运长芦、淮南盐等。

民间的汉族商人也很活跃。他们往来于南北，特别是运河开通后，大宗的粮食、绸缎、棉布、陶瓷器、海外特产等源源不断地北运，有的汉族商人深入边远地区经商。政府对民间贸易收取商税，一般是三十取一，天历年间商税达93万余锭。

海外贸易

元朝政府直接控制海外贸易。至元年间曾先后在泉州、庆元、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西南)、温州、杭州、广州设过市舶司，至治二年(1322年)后定为泉州、庆元、广州三处市舶司。政府还专门制订了《市舶法则》二十三条，规定市舶抽分：粗货十五分取一，细货十分取一，另纳舶税三十分取一；外国商船也依例抽分。从事外贸的有政府通过市舶司直接经营和官本商办等形式，也有贵族官僚和民间商人。海道万户朱清、千户张碹因掌握海船，从事外贸活动获巨利，“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民间因外贸致富的有嘉定沈氏、朱氏、管氏、澉浦杨氏、杭州张氏等。

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很多，据汪大渊《岛夷志略》载，中国商人从海道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各国和地区有贸易关系的达97个之多。自庆元到高丽、日本的贸易也很频繁。与广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据陈大震《南海志》达140多个。陆上贸易，主要通过钦察汗国与克里米亚、欧洲各国建立联系，通过伊利汗国与阿拉伯国家交往。

中国出口的物资有生丝、花绢、缎绢、金锦、麻布、棉布等纺织品，青白花碗、花瓶、瓦盘、瓦罐等陶瓷器，金、银、铁器、漆盘、席、伞等日用品，水银、硫黄等矿产品，白芷、麝香等药材。从亚洲各国进口的商品以珍宝、珍珠、象牙、犀角，玳瑁、铝石、铜器、豆蔻、檀香、木材、漆器为主。

海内外贸易的发展，促使城市经济进一步繁荣。大都号称“人烟百万”，城内有米市、铁市、皮毛市、马牛市、骆驼市、珠子市、沙剌(珊瑚)市等，马可?波罗说：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两宋以来形成的商业都市又有进一步发展。沿海港口发展最快，泉州自宋以来成为中国主要外贸港口，到元代地位更加重要。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说：“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太仓(今属江苏)原是居民鲜少的小城镇，由于海运的开展，曾设庆元市舶分司，外商云集，号称“六国码头”。

运河的开凿

元朝以前，南北运河基本上仍是隋炀帝时所开凿的那条迂回曲折的运河。为了改变河运的困难，元朝政府决定重新开凿沟通南北的大运河。至元十八年(1281年)，开凿济州河，北起汶水，南至徐州，以衔接扬州至淮河的扬州运河(即隋之山阴渎)。二十六年，凿成会通河，南起东平路须城县(今山东东平)西南之安山，经东昌路(今山东聊城)，西北至临清，达于御河，全长250余里。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主持修凿通惠河，引大都西北之白浮、瓮山诸泉水，起昌平白浮村，至西水门入都城，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虎庄入白河，全长164里。至此，南北大运河全线凿成。元代新运河的开凿为南北交通的沟通和物资交流提供了重要条件。至是“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

驿站与急递铺

元代疆域辽阔，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需要通过便捷的交通加强联系，驿站制度的完善基本上满足了这一需要。以大都为中心，四通八达的驿道，东连高丽，东北至奴儿干，北抵吉利吉思，西通伊利、钦察两汗国，西南达乌斯藏，南接安南、缅国。共设释站约1500处。驿站有水陆之分，陆站用马、牛、驴、车，辽东有狗站。驿站设驿令、提领管辖，有大批站户供役。与驿站相辅而行的有急递铺，是为转送朝廷和地方州郡紧急文书而设立的。每10里、15里或20里设一急递铺，每铺设兵5名，10铺设一邮长，京师有总急递铺提领所。

海运

我国自秦汉以来即有海运，但“用之于足国，则始于元焉”。至元十三年(1276年)，伯颜下临安，取南宋库藏图籍，由于两淮地区尚为宋有，不能北运大都，于是招亡命海上的朱清、张瑄自崇明入海道运往直沽，转至大都。此为元代海运之始。之后，朱清、朱瑄三次开辟海道。至元十九年，自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北经崇明入海，沿海门县黄连沙头和万里长滩开洋，沿海山屿北行，历东海县(今江苏连云港)、密州、胶州(今山东胶县)沿海，放灵山洋(今青岛以南海面)，至成山(今山东半岛东瑞)，西航入渤海，沿界河（今海河)至杨村码头(今天津武清)，航程13350里；二十九年，朱清、张瑄开辟一条绕过沿岸沙滩的新航线，自刘家港至三沙、洋子江(长江北口)，过万里长滩，放大洋至青水洋，经黑水洋至成山、刘岛，至芝罘、沙门二岛(今山东烟台北)，放莱州(今山东掖县)大洋，直抵界河口(今天津大沽)；三十年，海运千户殷明略自刘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东行，入黑水洋，至成山转西，经刘家岛、登州(今山东蓬莱)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更为便捷。元代海运开辟是中国海运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每年通过海运粮食以天历二年(1329年)最多，达300多万石，大大解决了大都的粮食和物资需要。

航海技术

元代的航海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航海天文、航海气象和指南针的运用都超过了前代。马可波罗回国时乘坐的中国海船就有北极星高度的记录，可见当时中国水手已掌握了牵星术。牵星术是用观测星的高度来定地理纬度，以掌握航线。这种方法，在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已广泛使用，“往返牵星为记”。在航海气象方面，中国水手熟练地掌握了海上季风(信风)规律，去东南亚、南亚及以远地区，“遇冬汛北风发舶，次年夏汛南风回帆”。去高丽、日本则正好相反。指南针运用于海船始于宋，元代更加普遍，而且越来越体会到它的重要性，把它看成是“人之命脉所系”。元代指南针的名称很多，有“行丁未针”、“行坤申针”、“子午针”等。海船上的舵师和梢工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航海知识，“万里海洋，渺无际涯，阴晴风雨，出于不测，惟凭针路定向行船，仰观天象，以卜明晦”。他们把航海气象知识和指南针的运用结合在一起，安全地行驶在茫茫大海里。有的船工们还把自己的航海知识编成歇诀，如关于潮讯的：“前日起水二十五，二十八日大汛至，次月初五是下岸，潮汛不曾差今古，次月初十是起水，十三大汛必然理，二十还逢下岸潮，只隔七日循环尔”；关于行船的：“迟了一潮措一汛，挫了一线隔一山；十月滩头坐，一日过九滩”。

造船技术

元代的海船极大，时人说：“尝观富人之舶，挂十丈之竿，建八翼之橹，长年顿指南车坐浮庋上，百夫建鼓番休整如官府今。拖碇必良，绊纤必精，载必异国绝产。”这种十丈之竿、八翼之橹的船在宋代已很普遍，估计载重有一百二十吨左右。但元代已有能载千余引盐的海船，则载重可达三百吨。1975年在南朝鲜木浦附近海底发现的元代海船有一支四尖叉的锚，长七英尺半，重七百磅，船长约九十五英尺，宽二十五英尺，全船分为十二间船舱，载重达四、五百吨。马可波罗返国时所乘的中国海船，是用松木制造的，船室有五、六十个，每船分隔成十余舱，互以厚板隔之，船身损坏时不致沉船，有一舵，二至四根桅，无风时用橹，橹极大，用四人操作。船上有水手二百人。另有二小船系大船之后，每小船有船夫四、五十人。其制作方法，马可波罗说：船用好铁钉结合，船底另加二层厚板，用一种特殊材料粘合，然后用麻及桐油掺合涂壁，绝不透水。这种船舶每年修理一次，加厚板一层，直至加到六层厚时为止。海船两旁用大竹帮夹，以保持航行时稳定。船上有大铁锚，重数百斤，下有四爪。船型主要有平底和尖底两种。平底船能坐滩，不怕搁浅，稳定性大，比较安全，吃水浅，阻力小，装载量大。尖底船多用作战舰。

元朝的文学艺术

开篇语

戏曲艺术在元代有很大的发展。元曲和南戏先后出现繁荣局面。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而杂剧以其艺术上的创造性、内容的现实性，成为这个时代文学的突出成就。元代创作杂剧见于名目的共约六百多种，现存两百多种，杂剧作家有两百人左右，其中关、马、郑、白被誉为“元曲四大家”。元代不设画院，故元代画家摆脱了南宋画院的形式主义习气。前期书画家以赵孟頫为最著名，后期画家有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称“元画四家”。元代壁画艺术也很出色，现存山西永济县永乐宫壁画是极其珍贵的实物。

元杂剧

元杂剧，或称“元曲”、“北杂剧”，元代用北曲演唱的戏曲形式。金末元初产生于中国北方，是在宋杂剧和金院本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宋金以来的音乐、说唱、歌舞等艺术成分发展而成。元杂剧的形成，是申国戏曲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它的表演艺术，除直接继承宋杂剧、金院本外，还融合了话本、诸宫调、舞蹈、武技、傀儡、皮影等其它艺术，形成为一种有说有唱、载歌载舞的表演艺术。元杂剧一本通常由四折组成，一折用一套曲。除四折外，一般还有一个或两个楔子。所谓楔子，即填补的意思，在第一折之前的楔子，用来交代人物和故事的前因，以引出正戏，相当于开场戏；在折与折之间的楔子，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相当于过场戏。楔子与折的区别，楔子只用一两支曲调，不必如折那样，必用一套曲调。有的杂剧作家突破了一本四折的限制。一本杂剧只限一个脚色唱，或正旦，或正末，由正旦主唱的称为“旦本”，由末旦主唱的叫“末本”。其他脚色只能念白。动作和效果称为“科”，凡需演员表演某一动作，剧本上都标明“××科” 。元剧使用的曲调全为北曲，比南曲高亢激越。元杂剧的脚色大致可以分为末、旦、净、杂四类。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杂剧创作的成就，他们被称为“元曲四大家”。

关汉卿

关汉卿（约1225～1302年），号已斋叟，大都（今北京）人。元代杰出的杂剧作家，生平事迹不详。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说他任过金末太医院尹。金亡之后，他不愿做官，便出入歌楼、酒肆、瓦舍、戏场之中，为人倜傥不羁，滑稽多智，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在元代杂剧作家中，他的创作活动开始得比较早，他和当时志同道合的一些作家保持着友谊，著名的女演员珠帘秀也和他有来往。他对人民疾苦深为了解，对各种艺术形式极为爱好。他擅长歌舞，精通音律，不但创作了大量为人民所喜爱的戏剧，而且能粉墨登场，亲自表演。他—生共创作63个剧本，保留至今的还有15个。关汉卿的作品主要有《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单刀会》等。其中《窦娥冤》被称为世界十大悲剧之一。关汉卿是我国戏剧的创始人，一生创作的杂剧数量超过英国的“戏剧之父”莎士比亚，被称为中国的沙土比亚。1958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把关汉卿与达?芬奇等同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的戏剧语言，被称为本色派之首。

散曲

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两种：小令是只曲，套数是小令联组而成的。小令和套数是词体的一种解放和发展，也是民歌和市民小唱的一种演进。小令主要是民间小曲，也有少数脱胎于诗词；套数则融合并发展了唐宋以来大曲、鼓子词、传踏、诸宫调和赚词的联缀方式。散曲每支都有个牌名，以代表其谱式。如《普天乐》、《天净沙》等皆是。每一曲牌又必须隶于其所用宫调之下。如刘致的《端正好》隶属正宫，马致远的《天净沙》隶属越调。所谓宫调，是指乐谱上曲调高低的分别。元朝是散曲发展的黄金时代，其发展大致可分前后两个时期。自金末至元成宗大德年间，为前期；大德至元亡，为后期。前期主要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张养浩等，后期主要作家有张可久、乔吉、睢景臣、刘时中、贯云石等。早期作品，民间生活气息浓厚，语言通俗、口语化，风格朴实清新，泼辣粗犷。后期作品，风格趋于清丽典雅，使散曲逐渐走向诗词化，离开了散曲的本色特点。

贯云石

贯云石祖籍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他的维吾尔姓名，原是小云石海涯，系元代功臣阿里海牙之孙，父名贯只哥，后遂以贯为姓，云石为名，采用了一个汉化名字。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并不比汉人逊色。尤其在诗和散曲方面。自号酸斋，与号甜斋的散曲家徐再思齐名，后人遂把他们俩的作品合辑刊行，称“酸甜乐府”。

云石本人，一度官至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数年之后，对于宦海感到厌倦，让位其弟忽都海涯，归隐山林，啸傲禽鸟，行医钱塘。一生趣事极多，善骑射，武艺高强，膂力过人，擅长使槊，跃身烈马，驰骋山地，追擒猛兽。云石开始读书，进步极快，从当时与虞集并称的文坛泰斗姚燧学，颇受赏识。早期的散曲，多写艳情，后来题材一变，作风渐趋豪放。文章气势凌厉，有“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之句，所指极为具体：原来当他出世的那一年，祖父因与权臣桑哥的亲戚诉讼，受尽迫害，病中忧愤自杀。死后，还被忽必烈抄家，后来虽然得到平反和追赠，但已于事无补了。弃官之后，云石有一首《清江引》，足以说明他的人生观：“弃微名去来心快哉,一笑白去外。 知音三五人,痛饮何妨碍? 醉袍袖舞嫌天地窄。”早年的艳情诗，诗情绵密，音韵和谐，幽默含蓄而不涉庸俗，如《红绣鞋》：“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偎着抱着月枕双歌，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儿妨甚么！”文字自然，犹如口语，明初学人朱权《太和正音谱》谓：“贯酸斋之词，如天马脱羁。”指的正是他的维吾尔民族的率真豪放之风，可以说，他直接貂续了《敕勒歌》的优良传统。

南戏

南戏又称“戏文”，原来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地方性剧种，在宋徽宗宣和年间已开始流行，到南宋时已很盛行。由宋入元后，正如“南人”受到压制和歧视一样，“南戏”也被当作“亡国之音”而遭受着极大的歧视。到了元朝后期，由于元朝在南方统治的削弱和杂剧的衰微，南戏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杂剧大都限于四折，每折限一宫调，又限一人唱，“其律至严，不容逾越”。南戏则比较自由和灵活，一本剧没有一定的出数，一出中不限于通押一韵，也不限于一个宫调的曲牌；登场演唱的角色可生可旦，不必一人独唱到底，甚至二人互歌，或数人合唱，完全不受约束。同时，它的声腔也有了发展，“腔有数样，纷纭不类。各方风气所限，有：昆山、海盐、余姚、杭州、弋阳”。到了明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南戏剧目现存约有二百三十多种，绝大多数产生于元代，可见元代南戏之盛。到了元末，出现了《琵琶记》、《拜月亭记》等优秀的作品，标志着南戏达到了成熟的阶段。《琵琶记》

高明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温州瑞安(今浙江瑞安)入。博学多才，元末顺帝至正五年(1345)，中进士，在杭州、处州等地作过几任小官。至正八年(1348)，曾在镇压方国珍起义的统帅府中任都事。后来大半时间隐居著书，以词曲自娱，《琵琶记》是其代表作。《琵琶记》是高明根据民间长期流传的南戏《赵贞女》改编的。《琵琶记》改变了原来“背亲弃妇”的主题。标举“子孝妻贤”，用正面的形象来感染世风，是作品的目的所在。作品中塑造了恪守传统美德的贞孝妇女形象赵五娘，她是具有高度的人民性的美的形象；而剧中通过“三不从”和“三辞”塑造的并没有做到全忠全孝的蔡伯喈是一个现实的、个性鲜明的艺术典型，这个形象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是处于那个时代环境中必然形成的。作为艺术形象，赵五娘和蔡伯喈都是真实的、成功的。《琵琶记》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关目结构上，采用蔡伯喈和赵五娘双线发展，交错映衬，一哀一乐，一悲一喜，一贫一富，反差强烈，对比鲜明，时空跨度广，反映社会内容丰富。在语言上，高明将宋元南戏质朴通俗的语言和文人精练优美的语言融为一体，从而创造了兼有浅深、浓淡、雅俗之美为一体的独特的个性语言。所以《琵琶记》又有“南曲之祖”的说法。《琵琶记》的问世，标志着南戏文创作在艺水上的成熟，对后来南戏诸腔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绘画 此条删

山水画是中国画中重要的画科。起初，山林、树木只是作为人物画的陪衬，画得比人物还小。到了宋代，山水画达到鼎盛，宋代山水画的共同特点也像当时的花鸟、人物画一样，强调师法造化，比较写实。元代画家把山水画又推上一个新的高峰。出现了“元四家”。“元四家”指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元四家对于山水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四人均是江浙一带人，都擅长水墨山水并兼工竹石，为典型的文人画风格，他们生活在元末社会动乱之际。虽然每个人社会地位及境况不尽相同，但他们不得意的遭遇是相似的，在艺术上都受到赵孟頫的影响，通过他们的探索和努力，使中国山水画的笔墨技巧达到了一个高峰，对后世的绘画，尤其是“南宗”一派影响巨大。黄公望为全真教道士。曾得到赵孟頫的指点，自称“松雪斋中小学生”。山水主要表现常熟的虞山、浙江富春山一带景致，多以披麻皴画法，传世作品有《富春山居图》卷、《九峰雪霁图》、《快雪时晴图》等。吴镇工诗文善草书，除山水外精梅竹。他在绘画上也吸取董源、巨然的皴法，笔墨雄秀清润，有苍茫气象。传世作品有《渔父图》、《竹谱册》、《秋江渔隐图》等。倪瓒的山水主要表现太湖风光，创“折带皴”，意境清幽萧索，表现了孤高的气息，极为明清文人画家推崇。作品有《渔庄秋霁图》、《虞山林壑图》、《容膝斋图》等。王蒙山水也多写黄鹤山景，他的山水皴法丰富，章法稠密，景色郁然深秀，他是元四家中极具绘画功力的一位。有《春山读书》、《青卞隐居》、《夏日山居》、《葛稚川移居》等作品传世。

高克恭的山水画

元初画坛上流传着“南赵北高”的佳话，将南方的赵孟頫与北方的高克恭相提并论。高克恭为色目人，他曾与赵孟頫同在北京任职，后来两人又在江南共事，彼此结下深厚的友谊。高克恭诗书画皆有很高的造诣，山水学米氏父子，并参董源、巨然之法，既有董源的天真烂漫，又有米氏的简淡苍润。一般地说，“二米”以墨胜，董、巨以笔胜，高克恭则在新的、更高的层次上综合了两派的画法，所作生机盎然，别开生面，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云横秀岭图》在其作品中具有代表性，取法董、巨的长披麻皴及钩勒苔点都带有新的时代特点，而烟林清旷、云雾缭绕处又让人联想到米氏之法，但在画面的布局经营上又不同于这两派，倒有些类似于北宋前期山水画的全景式构图。这样将不同渊源的绘画技法融合于一件作品中，便产生富于张力而又和谐的关系，形成全新的风格。这不能不归功于画家多方面的素养，特别是丰富的艺术手法。

除山水画外，高克恭还是墨竹画的高手，作品形神兼备，孤高清秀，出人意表，虽是绘物，实为写人，落笔潇洒，秀雅可人。赵孟頫称其胸次磊落，所作看似游戏，却能不流于俗格。在元代各民族文化大融合，文人画大发展的进程中，他和赵孟頫的美术成就都是足以令人称道的。“元季四大家”的风貌

元代中晚期活动于江南的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因皆在笔墨技法上成就显著，画山水以寄托清高避世的情感，对文人山水画典范的形成做出贡献，而在画史上被称作“元季四大家”。画风虽各有特点，但主要都从五代董源、北宋巨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重笔墨、尚意趣，讲究“逸气”。用干笔皴擦代替湿笔晕染，逐渐用纸张代替绢素，并结合书法诗文，是元代山水画的主流，对明清两代影响很大。

黄公望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直到50岁左右，在经历了许多苦难之后，才决心过隐士生活，专心从事山水画创作。他“卧青山，望白云”，见到好景就写生，终于成为一代山水画大师。所作山水多用“披麻皴”，创浅绛着色法，用笔简远，若不经意，淡泊天真之趣溢于画卷，流露出清高隐逸的思想。他的《富春山居图》，花了7年时间完成，纵33厘米，横长630厘米，画面丘陵起伏，烟波浩渺、渔舟出没；山脚村舍隐约，峦坡树林散布，将富春江两岸数百里精萃聚于笔底，满纸空灵秀逸，一派平和幽静，意味无穷，后人誉之为“画中之兰亭”。

吴镇在四人中最为贫穷，只能以算命为生，但他性情孤傲，孜孜于绘艺，不求闻达。所作山水、人物、花鸟，以湿笔见长，充分发挥水墨交融的特性，显得沉郁苍古，给人以“墨汁淋漓，古厚之气，扑人眉宇”之感，其所画多以竹石梅花、渔父钓波的题材表露其自由不羁、归隐江湖的志向。所作《溪山高隐图》、《渔父图》等，古木挺秀，横山浅汀，萧苇摇曳，山峦亘卧，烟树苍茫，中间往往点缀一叶扁舟，渔父垂钓，将山川苍郁之气象与幽邃宁寂之境界统一得十分完美。

倪瓒由于家境优越，早中期过着吟诗作画的安逸生活，元末遁人太湖避乱，或住寺庙，或以舟船为家，过着穷苦而清高的生活。他的山水以“二岸一水”的三段式平远构图见长，画山石善用侧锋干笔作“折带皴”，皴法隽爽，极有质感。他的作品不绘人物，幽淡简远，具有超尘脱俗的韵味。如《渔庄秋霁图》，近处坡石上挺立着几棵枯木疏枝，中景不着一笔，空阔平淡，表示湖水，远处山坡横卧如带，气象荒寒萧疏，空旷中含有孤傲之气，被视作元画逸品的代表。《容膝斋图》中横势的山石，横势的用笔，加上横势的皴法，增添了疏阔旷远的气氛。画中横向的山石体块，将立轴画面分割成几个段落，然后以挺直的树干将画面连贯起来。这种构图关系具有很强的形式美感，体现了云林独特的审美情趣。他的作品，流传到明代，竟使“江南人家以有无为清浊”。

王蒙出身文人之家，自小就随外祖父赵孟頫学画。成年后与黄公望、倪瓒交往，互相都有影响。他有时隐居，有时做官，最后被案件牵连，死于狱中。王蒙钻研前代画家的技法，融会贯通，创造出独特的风格，对后代画家有极大的影响。王蒙所作山水以密体见长，布局充实，结构饱满，用笔多变。皴法丰富，厚重繁密，“望之郁然深秀”。如《清卞隐居图》，重山复岭，密树流泉，气势苍郁；图上采用披麻皴、斧劈皴、牛毛皴及解索皴等多种手法，层层积累，多至数十重，极富质感，沉郁深秀，苍茫雄浑，其间画草庐数间，点出了文人隐逸的主题。明人董其昌称王蒙用笔“力能扛鼎”，评此画为“天下第一”。

诗书画印与“文人画”

在文人画兴起的元代，绘画已发展成为文人寄情托怀的艺术。他们有着全面的美术修养，才气横溢，除画物寓意外，还在上面写诗填词，抒发情感，拓展意境，有的画家则更为直露，索性摆脱诗词格律的束缚，在画上或短句或长跋，即景生情，直抒胸臆。书法或奔放，或秀逸，或朴拙，或工整，与绘画笔墨风格相融，起到图文互补、增强艺术效果的作用。此时画家们普遍使用印章，并将其作为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印章根据凹凸分为“白文”和“朱文”，形状则或方或圆，或长或扁。根据不同用途，除了姓名、字号印外，还有用于压角、引首的闲章、肖形印等。其中压角章常刻诗文、格言，以表达作者的理想和追求，对画境起画龙点睛的作用。印章在素纸绢绫上与书法黑红相映，虚实互见，赏心悦目，给绘画增添了妙趣不尽的书卷之气。

梅、兰、竹、菊“四君子”与松、石，也成为文人画家喜爱的题材。梅花凌寒而开，兰花香而不艳，竹子四季常青，菊花傲霜吐香，松树挺拔常绿，石头坚硬难犯，它们皆被文人画家用作坚贞、清高的象征，以喻君子之风，尤其在民族矛盾较深的元代，更成为画家借物抒情的画题。许多画家擅画“四君子”与松石，如王冕的墨梅，管道升的兰花，李士行、吴镇的竹子，钱选的菊花，曹知白的松树，倪瓒的秀石，都较为著名。在当时的文化界中，这些作品都有不言而喻的效果。郑思肖画兰不画土，称为“露根兰”，寄宋代沦亡无土可植兰的故国情怀；王冕画梅，以“冰花个个团如玉，羌笛吹他不下来”的瘦枝疏花，表现了“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的豪情；吴镇以《竹谱》写竹的风神万种，“一半潇洒，得我真情”；倪瓒的竹石，“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写胸中逸气”。此种风气绵延多年，以至形成传统，虽然历代寓意有所不

赵孟頫

赵孟頫（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号松雪，又号水晶道人，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在宋曾任小职，入元后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据载，他生前“被遇五朝，官居一品，名满天下”，卒后封魏国公，谥号文敏。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在绘画上，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无所不能；工笔、写意、青绿、水墨，亦无所不精。他在我国书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自五岁起，赵孟頫就开始学书，几无间日，直至临死前犹观书作字，可谓对书法的酷爱达到情有独钟的地步。他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元史》本传讲，“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鲜于枢《困学斋集》称：“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世称“赵体”，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赵孟頫传世书迹较多，代表作有《干字文》、《洛神赋》、《胆巴碑》、《归去来兮辞》、《兰亭十三跋》、《赤壁赋》、《道德经》、《仇锷墓碑铭》等。

气魄恢宏的鲜于枢

鲜于枢，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今北京蓟县人，官至太常博士。赵孟頫对他的书法十分推崇，曾说：“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二人书法当时并称“二妙”。鲜于枢的功力很扎实，悬腕作字，笔力遒健，同时代的袁褒说：“困学老人善回腕，故其书圆劲，或者议其多用唐法，然与伯机相识凡十五六年间，见其书日异，胜人间俗书也。”而书法家陈绎也曾说：“今代惟鲜于郎中善悬腕书，余问之，嗔目伸臂曰：胆！胆！胆 ”可见他敢于创新的精神。鲜于枢的楷书有《李愿归盘谷序》，现藏上海博物馆，笔法古朴，结体谨严，气魄恢宏。行草有其所写自作诗《大字诗赞》和《唐诗草书卷》，笔法纵肆，欹态横发。其代表作品有：《唐诗草书卷》、《临神仙起居帖》、《韩愈进学解卷》等。

康里夔夔

康里夔夔，字子山，号正斋，蒙古族人。《元史》本传称他：“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犊片纸人争宝之，不啻金玉。”他的正书师法虞世南，行草书由怀素上追钟繇、王羲之，并吸取了米芾的奔放，在当时趋赵孟頫妩媚书风的情况下，能创出自己的艺术道路。明代解缙说：“子山书如雄剑倚天，长虹驾海。”康里夔夔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杰出书法家特立于书坛，留下的墨迹不多，有行草书《唐元稹行宫诗》，转折圆劲。其《渔夫辞册》、《草书述笔法》确有唐晋风度。所写的李白《古风第十九首》诗，字体秀逸奔放，深得章草和狂草的笔法。

元代壁画

元朝政府为了利用宗教维护其统治，采取了保护宗教的政策，从而使佛教和道教颇为盛行。为了鼓励宗教的发展，元政府还下令全国兴修佛寺、道观，佛寺、道观壁画也随之应运而生，并多邀民间高手绘制。甘肃敦煌莫高窟第3窟和第465窟佛教密宗壁画，山西稷山县兴化寺、青龙寺佛教壁画，山西芮城县永乐宫、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道教壁画，均属于元代壁画代表作。特别是永乐宫壁画，规模宏大，描绘人物众多，内容丰富，技艺精湛，为存世古代道教壁画之最佳作品。西藏的拉当寺、夏鲁寺，内蒙古、辽宁、甘肃、四川和华南许多地区的佛寺、道观中，当时都绘有佛道壁画。契丹族在汉文化的影响下，逐渐使用棺木墓室丧葬制度，壁画亦随之在辽墓中不断出现。冯道真墓中的《论道图》、《观鱼图》、《道童图》和《疏林晚照图》等水墨画似乎出自同一位作者手笔，其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墓主人这位道教官员的生前生活、情趣和爱好。图中人物意态生动，景致优美，笔法流畅而苍劲，有南宋人遗规。元代皇家宫殿和贵族达官府邸，曾盛行用壁画进行装饰。元代宫中建嘉熙殿，一些著名画家曾应召为该殿画壁。一些贵族、达官为附庸风雅，也请名画家在府邸厅堂内画一些山水、竹石、花鸟一类题材的壁画。

永乐宫壁画

元代文人画虽属画坛主流，但民间绘画创作仍然继承唐宋传统而有所发展。尤其是元朝宽容的宗教政策，促进释、道、伊斯兰教绘画的发展，其中山西芮城道教的永乐宫壁画最为著名。原址在道教神仙吕洞宾的故宅永济县，后迁今地。泰定二年（1325年）完成的永乐宫三清殿《朝元仙仗图》壁画，总面积420余平方米，画了近300位天神在朝见元始天尊时的行列情景，构图宏阔，场面雄伟。其中8个主像皆作冕旒帝王装，雍容大度，配以仙曹、玉女、香官、使者、力士、五岳、四渎等神像，分三至四层安排。玉女的温文秀雅，武士的须眉飞动，真人的翩翩欲仙，画得无不真切动人。对浩大行列的描写，作者还巧妙地处理了人物之间的相互呼应，或用转身对语，或用侧耳倾听，或以左顾右盼的表情，使之浑然一体。人物作重彩勾填，细部采用沥粉堆金加以突出，线描圆浑遒劲，流畅有力，顿挫有致。全图红绿相间，富丽高华，而一切众灵莫不风神俊爽，挂壁行云，神采奕奕，充满仙气。

约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完成的永乐宫纯阳殿《纯阳帝君神游显化图》壁画，作连环式介绍吕洞宾一生活动，依民间传说，共分降生、赴考、得道和超度凡人共52幅，其中《钟离权度吕洞宾图》尤为精彩，钟离权前胸袒露，足著芒鞋，长髯飘然，肤色紫赤，在对吕洞宾谆谆相劝，吕洞宾则两手拢袖，神态谦恭，一个坦率爽朗，一个反复思虑，皆在眉宇、姿势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刻画入微，惟妙惟肖。最后的重阳殿，描写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的一生活动，计壁画49幅。永乐宫三清、纯阳、重阳三殿的精彩道教壁画，其严谨的装饰趣味与浪漫的文学情调，东方宏伟的气魄与细腻的描绘，既是元代民间画工高超技巧的象征，也是14世纪宗教绘画发展到高水平的重要范例。

元代诗词

元代诗词没有突出创新和成就。元代早期的诗歌，北方作家如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等较淳朴；南方作家，方回宗江西诗派，戴表元力主变宋代静细清新句法，元初有些作家，如戴表元、注元量、刘因等人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怀念故国之情。

至元代中期，元诗进入繁盛时期。这种新局面的开创是与赵孟頫分不开的，“大德延祐间，松雪(赵孟頫之号)尔雅风流，实为倡始”。而虞集、杨载、范椁、揭傒斯则号称“诗歌四大家”。他们的作品讲究典雅清丽，但内容多应酬和闲逸之作，较为空泛肤浅。这一时期回回人萨都剌的著作却使人耳目一新。萨都刺，字天锡，号直斋，定居雁门(今山西代县)。幼时因家境衰落，生活贫困，后虽中进士，但官职很低。他的诗有不少是描写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揭露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如《鬻女谣》，诗人用对比的手法，写出了“荒村白日逢野狐，破屋黄昏闻哨鬼”的悲惨景象，同时谴责“金带紫衣郡太守，醉饱不问民食艰”，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阶级矛盾的现实。他的词有更高的艺术成就，人们熟悉的两首寄调《满江红》的词——《登石头城》和《金陵怀古》，是豪迈而带感慨，抒情而又写景的好作品。萨都剌的作品与当时文坛上流行的题画咏花、应酬赠答显得迥然不同。从诗词的艺术水平上看，萨都剌也有很高的成就。毛晋说：“其诗诸体俱备，磊落激昂，不猎前人一字”。给予很高的评价。

元朝后期的诗坛则以杨维桢最著名，号铁崖体，张雨称其古乐府出入少陵、二李之间，他的七古歌行追求新异，竹枝词清新通俗。他的作品中有些是现实主义的，如反映盐民生活和揭露盐商奢侈生活的《盐商行》等。王冕的诗也带有现实主义色彩，如《江南妇》、《江南民》、《伤亭户》等，都是暴露元末社会矛盾和同情劳动人民的作品。祖先世居金山以西的葛逻禄(哈剌鲁)人陋贤，又称马易之，作品有《金台集》。他的诗中有不少是描写劳动人民苦况的作品，如《颖州老翁歌》、《新堤谣》、《卖盐妇》等。

元朝的科学技术

开篇语

元代国家统一，版图辽阔，东至东海，南抵云贵，西极阿母河，北达北冰洋，运河、海运、驿道有利于国内各族、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联系。在科学技术方面，元朝也有许多发明创造。国家的统一为天文、地理、农学、医学等发展创造了条件，另外，元代在印刷术、火炮技术、造船术、航海术、水利工程技术等方面也有许多成就。13、14世纪的欧洲尚处在“黑暗时代”，而元代的天文学、数学和医学居于当时世界先进地位。

金元四大家

金元四大家是指金、元时期医学上的四大学派，即以刘完素(守真)、张从正(于和)、李杲(东垣)、朱震亨(丹溪）四个著名医学家所代表的寒凉、攻下、补上和滋阴四大医学流派。刘完素认为疾病多因火热而起，倡“六气皆从火化”之说，治疗多用寒凉药，世称“寒凉派”，张从正主张治病应着重驱邪，“邪去正安，不可畏攻而养病”，治病善用汗、吐、下三法，世称“攻下派”；李杲认为“人以胃气为本”，长于温补脾胃之法，世称“补土泥”；朱震亨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病多用滋阴降火的方法，世称“养阴派”。他们的学术主张在当时及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

外科的发展

在外科方面，著名的外科医生危亦林在麻醉和骨折复位手术上有很大贡献。危亦林，字达斋，南丰(今江西南丰)人，他集五代祖传医方，著《世医得效方》十九卷。其中关于麻醉药物的使用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全身麻醉的记载，所用麻药草乌散等，是以洋金花(曼陀罗花)乌头等药为主配成的。他在治疗骨折、脱臼，特别是脊柱骨折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的悬吊复位法和运大桑树皮固定等方法，与现代的整复手术和石膏固定法基本原理是一致的。齐德之的《外科精义》，综合了当时十多家外科著作的成就，反映了元代中医外科方面的成就。

P61~70

医学分科

随着医学的发展，元代医学分科比前代更细，计有十三科：大方脉科、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兼妇人杂病科、眼科、口齿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镞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而金代只分十科。在针灸学方面，则以滑寿最著名。滑寿，字伯仁，号樱宁生，祖籍襄城（今河南襄城)，曾就学于东平高洞阳。著《十四经发挥》三卷，对十四经穴循行部位、所主病症和奇经八脉均作了专题论述。元代回回的医药术是很受人们欢迎的。太医院广惠司专管回回药物，大都和上都专门设置过回回药物院，并译出《回回药方》等医药专文，以推广回回医术。回回人聂只儿、畏兀儿人答里麻，就是官设回回药院里任过职的，畏兀儿人贯云石、回回人丁鹤年曾在民间行过医。

营养学

回回人忽思慧自延祐中任饮膳太医，天历三年(1330年)编成《饮膳正要》一书，该书对饮食卫生、育婴妊娠、食品营养、疾病治疗、植物品种等很有研究。如饮食卫生方面，他主张“先饥而而食，食勿令饱；先渴而饮，饮勿令过；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益饱中饥，饥中饱；饱则伤风，饥则伤气；若食饱不得便卧，即生百病”是很符合科学道理的。食品营养方面也很讲究，他吸收了汉、蒙、回回、女真等族人民的饮食经验，总结出了许多菜谱。书中还介绍了许多植物品种，对于我们了解元代植物栽培情况和来自中亚、西域的植物品种在中国传布情况很有帮助。所以，《饮膳正要》对研究中国古代的植物学、营养学、饮食史，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

印刷术

自从隋唐时期中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后，到北宋时平民毕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元代则在这个基础上，由著名农学家王祯创造了木活字和发明了转轮排字法。毕升所创活字，是用胶泥刻字烧硬后印刷的，元代又有用铸锡作字，这两种办法“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为了克服上述缺点，王祯用木活字代替。其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板木为字，用小细锯锼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盔字既满用术袋楔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刷印之。”在刻字之前，先按韵分类写在纸上，然后糊于板上再刻。之、手、者、也及数目字等常用字则分一类，便于挑拣。印墨用棕刷顺界行竖刷，不可横刷。他用这种办法在旌德县首先试行，花了两年时间刻制活字，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使一部六万字的《旌德县志》印出了一百部，其效果“一如刊版”。

为了减轻排字工人的劳动强度，王祯还发明了转轮拣字法。用轻质木料作成类似圆桌面的大轮盘，直径七尺左右，轮轴高三尺左右，活字按韵依次编好号码，另一轮盘则放常用字。再备两本册子，依照轮盘上的活字韵法号码次序登录。排版时一人执韵法号码叫号，另一人坐在两个架轮盘之间，依号码拣出活字，放进盔盘。排字工人“左右俱可推转摘字”，如字韵内无宇，则随即由刻字工人补刻添补。王祯说：“以人寻字则难，以字就人则易”。因而大大提高了工效，又大大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

王祯创造的木活字和轮盘法虽然今天都已淘汰了，但却是印刷史上的重大革新。

火炮技术

早在一千多年就我国就已经发明了火药。火炮技术的改进不仅是兵器技术的进步，也是人们对火药性质认识不断提高的标志。火药爆炸是一种威力很大的杀伤武器。宋代时，中国已有了抛石机，即运用杠杆原理将火药包抛射出去；还有用竹筒装火药和子窠的突火枪，这是管形火器的开始。到了元代，这种形式的火器都有了发展。西域人亦思马因所献的“回回炮”，其原理与抛石机相同，不过威力更大。回回炮在襄樊战役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后，忽必烈更加重视火炮技术的改进。至元十六年(1279年)，来自南北各地和各民族的造炮工匠都被召集到京师，终于研制成为火铳这种新式武器。火铳的发明，则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金属管火炮。

火铳

现存世界上最早的两尊火铳，一尊是至顺三年(1332年)所造，铜质，铳口直径10.5厘米，铳身较粗，可以发射大型炮弹，适合于攻城破坚；另一尊是至正十一年(1351年)所造，铳身长443.5厘米，铳口直径3厘米，这是一种远程炮，用的弹丸较小。这两尊铜火铳制作精细，冶铸要求高，用途各不相同，所用弹丸有大有小，说明当时已能根据不同需要制作不同型号的火铳，也能根据不同的要求配制大小不等的弹丸。

公元1281年 颁行《授时历》

元初沿用金历法，因年久月深，误差极大，且境内南北历法不统一，造成诸多不便。忽必烈因下令于至元十三年（1276）成立太史局，负责新历法的编制工作。王恂、郭守敬等在研究出一批更精确科学的天文观测仪器基础上，派员在元朝辽阔版图内，开展了费时一年的“四海观测”工作，最北的测点是铁勒（在今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最南的测点在南海（在今西沙群岛上），选派了14个监候官员分别到各地进行观测。四海观测为制定新历法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新历编算过程中，王恂、郭守敬等人遍考自汉代以来历书40余家，创垛叠招差法（即三次等间距内插法）和近似球面三角的简化公式，经数年精心计算，终于十七年（1280）六月完成新历编制工作。至元十八年（1281），《授时历》颁行天下。《授时历》是中国古代创制的最精密的历法。授时历自元及明行用了360余年，它作为我国古代传统历法发展的高峰，同时也是终结而载入史册。《元一统志》的编纂

元朝建立后，全国出现了空前大统一的局面。由于全国行政区域的变更，路府州县的名称也多有更改，加上连年战争，各郡邑的图志也残缺不全，因此客观上极需一部全国性的地理著作。元朝统治者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全国各族人民，显示“皇元疆里无外之大”的盛况，也十分需要编纂一部全国地理著作。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世祖命札马鲁丁、虞应龙等开始编撰《元一统志)，三十一年(1294年)书成。以后又陆续得到《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因而倡议重修，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书成，凡一千三百卷，定名为《大元大一统志》。

朱思本与《舆地图》

裴秀之后五百余年，唐贾耽重振旗鼓，然已成强弩之末，又过了约五百余年，元朱思本崛起，又重振画方之法，成为裴、贾之后中国地图学史上又一划时代的人物。

朱思本，字本初，江西临川人。生于元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死于元顺帝初年(公元1333年)。当时元代提倡道教，朱是一位地位很高的道教徒，常常奉天子之命，代祀名山大川，因而得以周游天下，考察地理。他在“使于四方”之时，朝中官宰嘱他“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他自述游历所及地方时写道：“登会稽、泛洞庭，纵游荆襄，流览淮泗，历韩、魏、齐、鲁之郊……，足迹遍及我国中原地区十余省。他的实际地理知识远远超过裴秀和贾耽。他绘制的地图是书本知识与实际考察相结合的成果，因而此裴、贾更胜一筹。

朱思本不仅泛游了名山大川，同时还刻苦攻读了大量的古书。在他的记述中提到了“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以及当时一般人难得看到的秘府“大一统志”(即“大元一统志”)，可见他知识之丰富。同时参阅了不少古地图，对宋代的《禹迹图》、《建安混一六合郡邑图》等都作过研究，并把地图与实地加以印证，发现先人的图籍“殊多乖谬”，于是“思构为图正之”。朱思本差不多花了十年时间，完成了元代著名地图——《舆地图》。除“刊石于上清之三华院”外，没见到有刻本流传。可能与地图太大，不便刻印致使古地图失传的原因有关。根据文献记载，朱氏《舆地图》乃沿袭裴、贾计里划方之法，作为地图的数学基础，其图的大小“长广七尺”，图中以中国为主体，图外作为映衬，内容侧重于山川和聚落，并注重其真实性，对西北沙漠地区和东南海域区及外国地理情况，更取严谨态度，宁缺勿滥。

元朝的对外关系

开篇语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发展的极盛时代。传统的陆路、海路交通范围比前代扩大，来往也更加频繁。由于蒙古统治者势力扩展的结果，其统治地域西达到黑海南北和波斯湾地区。在这个辽阔境域之内，从前的此疆彼界尽被扫除，元朝与钦察汗国、伊利汗国有驿路相通。元人形容其时“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足见交通之便。元朝政府容许和鼓励各国商人在境内经商或经营国际贸易，蒙古贵族且利用回回商人为之牟利，给予种种特权，因而各国商人来华者极多。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兼容并蓄政策，也有利于东西文化的交流。

与西北藩国的关系

元朝名义上是西北藩国的宗主国，但各藩国实际上已逐渐独立。钦察汗国原为术赤封地。拔都时与察合台、窝阔台两汗系关系恶化。定宗贵由于1247年秋领兵去其封地叶密立(今新疆诺敏)，实为西征拔都。次年春，行抵横相乙儿(今乌伦古河上游地)病死。其后，拔都首议推戴蒙哥继承大汗位，从窝阔台系手中夺取政权。忽必烈时曾遣铁连多次出使钦察汗国。元与汗国有驿站相通，大批中国工匠在汗国从事铸造铜镜等行业，而钦察、阿速、斡罗思等将士、工匠人居中原的人数很多，有的官居要位。

伊利汗国是拖雷子旭烈兀所建，与元朝皇帝忽必烈系同为拖雷后裔，因而关系密切。至元七年(1270年)曾征工匠于汗国。阿八哈汗遣回回炮手亦思马因、阿老瓦丁应命，所制回回炮威力无比。忽必烈曾遣孛罗丞相等出使伊利汗国，孛罗留在汗廷参议政事，并为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编纂《史集》提供了丰富的史料。阿鲁浑汗的妻子卜鲁罕去世后，曾遣兀鲁鹪、阿必失呵、火者三位使臣向忽必烈请赐卜鲁罕皇后同族的女子为配。1291年，三使臣与旅行家马可?波罗送阔阔真公主由泉州启程，1293年抵达，时阿鲁浑已卒，遂与阿鲁浑子合赞成婚。许多汗国境内的波斯、阿拉伯等族人来华为官、经商、工匠劳动，汉族及其他各族的人在汗国生活的也不少。

元朝与高丽的关系

元朝与高丽的关系特殊。蒙古国时曾数次入侵高丽，引起高丽人民的强烈反对。忽必烈即位后，采取笼络政策，建立联姻关系，高丽国王娶元公主为妃。因而结为“甥舅之好”不少，元顺帝妥懂贴睦尔的皇后奇氏就是高丽人，其弟老的沙，官拜御史大夫，宦官朴不花与她为同乡里，均为元末权臣。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高丽将士有参与元廷镇压起义军者。

终元一代，高丽名义上是臣属于元朝的。有一个时期，元朝曾派达鲁花赤驻在王京，但不直接管理或干预高丽政事，只负监视之责，有事则向朝廷奏报。元朝政府还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至元中设省的目的是为了更方便的利用高丽的地理条件和人力、物力去攻打日本。后来行省名义仍存，但元朝不派行省官，就以高丽国王为行省承相。大德中，借口高丽国王不能服众，需朝廷派官协助，再次派省官入高丽，旋即因高丽国王的要求撤消。征东行省与元朝国内各行省的性质是不同的。行省丞相(即高丽国王)得自辟官属；高丽原有的政权机构和各项制度都不改变。因此，元代高丽基本上保持了独立的地位。当然，元朝统治者仍不时地对高丽内政进行粗暴的干涉，甚至派兵镇压高丽人民的起义。并通过高丽王室剥削高丽人民，如侵略日本战争中，役使高丽人民制造战船，供给军粮、军械等，大大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文化交流

中国和高丽历史悠久的经济上、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在蒙古统治者入侵时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忽必烈以后，又逐渐恢复起来，并有所发展。元代，到中国来的高丽人相当多，他们中有不少人就在中国各地做官、侨居。许多精通汉文的高丽学者和僧人，或奉命出使，或私人游学，来到中国。他们广泛结交中国文人，相互切磋，唱和酬答，关系十分密切。在元人文集中，这一类的诗文很多。中统二年(1261年)王植来上都，其国相李藏用随行。藏用中过高丽状元，“通禅学，善作诗”，对汉文学有很深的造诣。曾出席中国诗人的“文会”，被誉为“鸭绿江头老谪仙”。皇庆初，王璋将高丽王位让于其子焘，自己则以驸马、沈王的身份寄居大都，筑万卷堂，“以书史自娱”。高丽著名诗人李齐贤奉召来大都陪侍王璋，长期居住在中国，从姚燧、阎复、元明善、赵孟頫等人学习，交往甚密，学问更进。他还奉命出使四川等地，又陪王璋游历江南，写了许多歌咏中国历史、自然景象以及风俗民情的诗篇。其诗集《益斋乱稿》被认为是朝鲜文学史上的优秀古典作品。

马可波罗和《马可波罗游记》

在13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威尼斯商人和旅行家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所著《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对沟通东西方文化和以后新航路的开辟均有巨大的影响。

1271年马可波罗随其父、叔父从地中海东岸的阿克城出发，途经小亚细亚、两河流域、波斯、阿富汗、中亚细亚、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沙漠，基本上沿着丝绸之路东行，经历了三年半跋涉，1275年5月至蒙古帝国夏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他在忽必烈的宫廷中很受欢迎。后到失都(今北京)，他很快掌握了蒙古语和汉语，得以奉命巡视各地，足迹遍及新疆、甘肃、内蒙古、晋、陡、川、滇、鲁、苏、浙、闽等地。他在书中盛赞杭州的富庶和美丽。还曾出使缅甸和南洋。他在中国生活的17年间(1275～1292年)，对中国情况的了解远远超过当时其他来华的欧洲人。1292年夏，马可波罗趁奉命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嫁到渡斯之便，得以和其父及叔父回返欧洲。回归途沿海路从泉州启航，经苏门答腊、印度至波斯，又由陆路取道两河流域至高加索，经时三年，于1295年末返抵威尼斯。1298年，马可波罗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于狱中口述东方见闻，由同狱意大利彼萨城的作家鲁思梯谦笔录成书，即日后驰名全欧的《马可波罗游记》(又名《东方见话录》)。《马可波罗游记》全书共分四卷，每卷分若干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全书共223章。卷首是游记整理者鲁思梯谦的导言6章，主要记述马可波罗和其父、叔东游及归国的大概经过，以下便是游记的正文。第1卷共6l章，着重记述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元上都为止。第2卷共82章，所述以中国为主，记述的内容包含三大部分：一为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二是自大都西南行至缅甸，记沿途所经诸州城等事；三为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南沿海诸州等事。第3卷有40章，重点记述了中国邻邦，如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治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等地的概况。第4卷有34章，着重介绍了蒙古诸汗国之间的战争和亚洲北部的情况。书中所记的内容十分广泛，总括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居民等。此外，如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政等，也时时夹见其中。

马黎诺里

至元二年(1336年)，元顺帝派遣在中国的欧洲人安德鲁?威廉及阿速人脱孩等为使，致书于罗马教皇。据教会史籍记载，信的内容除表示友好，要求教皇“告天祝寿”外，主要是证明使者阿兰(即阿速)人系皇帝臣仆，尊奉基督，请教皇接待，并请帮助购买良马、珍宝等物。大都阿速将领知枢密院事福定、同知枢密院事者燕不花、左阿速卫都指挥使香山等人也同时上书教皇，谓自教皇使者盂特戈维诺来此，深受教导，皆崇信正教，但孟特戈维诺已去世八年，大都遂无主教，亟请教皇速派才高德隆之教士来任主教。使者于1338年抵法国阿维尼翁城教皇驻地。教皇本笃十二世隆重款待元顺帝使者，使游历欧州各地。并派遣佛罗伦斯人马黎诺里等为特使，率领一个五十人的庞大使团，携带致元朝皇帝信及礼物，出使中国。马黎诺里一行于1338年底从阿维尼翁出发至意大利那颇利港，会齐元朝来使，先到钦察汗国都城萨莱，继循商道东行，至玉龙杰赤，又经阿力麻里、哈密力等地，于至正二年(1342年)始抵上都。马黎诺里献给元顺帝一匹骏马，元顺帝大喜，命在廷文人赋诗作画，称为“天马”，竟成了哄动一时的大事。画家周朗所作的《天马图》，藏于内府，历代相传。清初耶稣会士宋君荣还在清朝宫中见过。嘉庆二十年(1815年)的内府藏画目中还有此画，其后下落不明。

这么一件并不贵重的礼物，因为投了腐朽的元顺帝所好，使马黎诺里等人得到了隆重的接待。他们在大都住了三、四年，于1346年南行至泉州，乘船回国，1353年返抵阿维尼翁复命，马黎诺里后居布拉格，受德皇查理之命著《波希米亚史》，书中附带叙述其出使中国的见闻。后人从此书中将游记部分辑出，题为《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遂成为研究元代中西交通的重要史料。

元与非洲的关系

元代非洲北部最强大的国家是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元人称埃及为密昔儿。11260年蒙古军与密昔儿军大战于阿音札鲁特，蒙古军战败。此后，伊利汗国不断与密昔儿发生冲突。马木路克统治者利用伊利汗与钦察汗之间的矛盾，与北方的钦察汗国结盟，阻止了伊利汗国向西的扩张。此后，密昔儿与钦察汗国关系一直比较密切。因此，密昔儿人对蒙古诸汗国和元朝的情况有所了解。马木路克王朝大臣乌马里，著有《眼历诸国行记》一书，该书记载了自成吉思汗祖先阿兰果火直到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简要历史，除了大汗国(元朝)以外，还记载了窝阔台后王、察合台后王、术赤后王的情况以及他们与元朝的关系。该书是研究蒙古史和元史的宝贵史料。

在元代，往来于中国、非洲的最著名的旅行家是中国的汪大渊和摩洛哥的伊本?拔图塔。汪大渊曾附商舶出海，至数十国。回国后著《岛夷志略》，记其所见所闻。《岛夷志略》中记载了位于非洲东海岸附近的层拔罗国，即今之桑古巴尔。汪大渊云，其“国居大食之西南涯，无林，地多卤，田瘠谷少，故多种薯以代粮食，每每贩于其地者若有谷米与之交易，其利甚薄”，“地产红檀、紫蔗、象齿、龙涎、生金、鸭嘴、胆矾。”与《诸番志》相较，其书在叙述地理位置、土地气候和物产方面都更为准确详细，可见元代对东非沿海的知识较之宋代有了较大提高。

伊本?拔图塔1304年生于摩洛哥丹吉尔，1325年，离家赴麦加朝圣，遂决意游历世界。他历访了阿拉伯、非洲和伊利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许多地方，于1333年到达印度，在德里麻哈没的算端处服务了八年。1342年，元顺帝遣使至印度，德里算端派伊本?拔图塔到中国报聘，伊本?拔图塔1342年离德里赴中国。途遭曲折，流寓于俱兰、马八儿，溜山(马尔代夫群岛)、信合剌的音(斯里兰卡)，朋加剌(孟加拉)等地者数年，而后乘船来到泉州，在游览了广州后，又北上旅行。后来，伊本?拔图塔自泉州启程回国。1354年回到摩洛哥，在摩洛哥算端处服务。伊本?拔图塔口述其旅行经历，由算端派书记官术札伊记录成书。伊本?拔图塔《游记》一书象其他多卷本阿拉伯文一样，一直以节抄本流传。十九世纪前期，全书手稿在摩洛哥发现，后由法国学者加以校订并译为法文，在巴黎出版，世人始得见其全貌。

元朝统治者为获得海外奇珍异物，常遣使四出搜求。大德五年(1301年)，元朝派使者回回人麦术丁等赴木骨都束(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购买狮、豹等物，发给路途二年饮食分例；又遣使四起，计正使随员共三十七人，赴刁吉儿地采办异物，发给路途三年的饮食分例，可见刁吉儿地应比木骨都束更远，它可能就是摩洛哥的丹吉尔城。

杨庭壁出航印度

成吉思汗西征时，蒙古人就到达过印度西北部。后来元朝与印度的交往主要是通过海路进行的。马八儿和俱兰位于印度半岛南部东西海岸，是阿拉伯到中国海路的必经之地。至元十六年六月(1279年)马八儿国遣使元朝，同年十二月，元朝遣使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壁出使俱兰，杨庭壁次年三月至其国。俱兰国主必纳的令其弟肯那却不剌木省书回回字降表，准备明年遣使入贡。这年十月，元政府授哈撒儿海牙为俱兰国宣慰使，偕同杨庭壁再次出使俱兰。至元十八年(1281年)，他们自泉州入海，途中改变直航俱兰的计划，到达马八儿，打算从陆路假道至俱兰，未果而返。至元十九年二月，杨庭璧再抵俱兰，其国主及宰相马合麻等迎拜玺书。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入贡。《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十九年杨庭壁招抚海外，“南番皆使来贡。俱兰国主遣使奉表，进宝货、黑猿一。”“寓俱兰国也里可温主兀咱儿撇里马亦遣使奉表，进七宝项牌、药物二瓶。又管领木速蛮马合马亦遣使奉表，同时赴阙”。至元二十年，元政府命杨庭壁再度出使俱兰，赐俱兰国王瓦你金符。杨庭壁四次出航印度，大大增进了中印关系。有元一代，中印之间往来频繁，仅《元史》中记我的中印间互派使者的次数就达数十次之多。

元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

成吉思汗分封诸子诸弟时，把幼弟帖木格斡赤斤封在以哈勒哈河流域为中心的蒙古高原最东北地区；这就使斡赤斤极便于沿哈剌温山东麓继续向东去扩展自己的势力，就象术赤领地沿着蒙古国的西北界大幅度地向外推进一样。斡赤斤一家不仅在实际上取得了镇守辽东的藩王地位，而且至迟到塔察儿时代，那兀江(今嫩江)流域等地业已被直接并入斡赤斤后王的份地。蒙哥死后，塔察儿以东道诸王之长率先拥戴忽必烈为大汗，因而获得忽必烈的恩宠，在当时“享有很高的荣誉和尊敬”。然而这并没有能缓和元政府和斡赤斤后王之间争夺对辽东地区控制权的斗争。塔察儿甚至派人到高丽收拾民户，擅自管领。至元二十三年，鉴于斡赤斤后王乃颜的反状日益明显，而元政府统辖东北行政的最高地方机构宣慰司“望轻”，元廷罢山北辽东道、开元等路宣慰司，立东京等处行中书省，正式将东北地区的行政建制升格为行省。翌月，又将省治从辽阳徙至碱平(今辽宁开原)。东京行省虽然不到半年就撤销了，但仍然成为催发乃额起兵叛乱的直接原因之一。直到乃颜、哈丹秃鲁干之乱被平定以后，元政府在辽东地区的行省建置才巩固下来。

元朝对云南地区的统治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见于元代史籍的各种土著居民，有白人、罗罗、金齿百夷、么些、斡泥、吐蕃、蛾昌(今阿昌族)、撬人(今独龙族)、依人(今侗族)及土僚等等。蒙哥三年(1253年)冬，忽必烈攻灭大理国。云南成为蒙古从西南包抄南宋的重要战略基地。入元以后，忽必烈曾把当时跟从他出征大理的亲信，比作与成吉思汗共饮班朱尼水的功臣。元朝长期在云南之地封王建藩，藩王对云南政局拥有较大的干预权。王政与省政并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朝统治者对云南地区的高度重视。元朝对云南的统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253至1274年，是忽必烈、兀良合台的军事征服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云南实行军事统治的时期；1274至1366年，是元朝置行省于云南，进一步将这一地区纳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体系的时期；1366至1382年，是元对云南统治全面衰亡和瓦解的时期。

社会习俗

开篇语

在每个民族文化领域中，社会习俗是最有稳定性和特征性的因素。而元朝是蒙古民族建立的帝国，其民族之多，地域之广，是元以前历代王朝所不能比拟的。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上的密切交往，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联系。社会习俗也不例外，各民族人民基本上保持原来传统社会习俗的同时，在与其他民族的来往中，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吸收了他族社会习俗的影响，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他们的社会习俗。所以元代各民族社会习俗在中国社会习俗史上占重要地位，她具有本民族社会习俗的特殊性和华夏习俗文化的兼容性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礼俗，一方面又充实了蒙古族的礼俗。

祭礼

祭礼的对象包括天地、宗庙、社稷、先农、先圣、岳镇海渎及风师、雨师、雷师等。蒙古人早期信仰萨满教，崇拜至高无上的“长生天”，因而特别重视祭天。成吉思汗每逢大征战多有祭天活动。忽必烈即位后定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祭天一次，又同时祭地。窝阔台时开始祭祖。到至元三年(1266年)建成太庙后，按中原王朝传统礼制进行祭礼，皇帝常亲享太庙对列宗拜享。如至正三年(1343年)顺帝享太庙时至宁宗前，问礼仪使日：“我兄也，彼弟也，拜合礼否?”博士对日：“宁宗皇帝虽是弟，已曾承宗器。而为皇帝时，陛下亦尝做他的臣子来，当拜。”顺帝乃拜。可见祭祖之俗终元之世不变。

祭札的方式多行蒙古之制。太庙大祭时行“国礼”——割奠。由蒙古博儿赤(司厨的怯薛官)跪割祭牲的肉，置于太仆卿奉侍的朱漆供盘上，酹以马驻，而后祭供。蒙古太祝呼帝后御讳，致祭年月日数，致祭物品，最后读蒙古语祝文。礼毕，以割奠之余撒在南棂星门外，称为“抛撒茶饭”。皇室和蒙古平民在祭祖、祭天时还因袭契丹、女真习俗，行“烧饭”祭礼，蒙古语称为“亦捏鲁”。

民间汉族按照传统有时祭、祖祭、墓祭之制。时祭用仲月，择仲月三旬各一日，或丁或亥，祭品牲曰祭，无牲曰荐，一般不用牲，唯设庶馐普通食品。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祖祭一般是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季秋祭祢(父)。墓祭于三月上旬进行，即扫墓。

饮食

元代饮食文化相当发展。元人继承前代饮食传统并加以提高；同时，由于一批中亚、西亚人进入中原，也带来了许多中亚、西亚的饮食。

据元人所著《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元代饮食分工极细，计有烧肉品、煮肉品、肉下酒、肉灌肠红丝品、肉下饭品、肉类食品、湿面食品、干面食品、从食品、素食、煎酥乳酪品、造诸粉品等145种。该书巳集还载有诸品汤30种；制造香料、果食、酒、醋、酱、豉、蔬食，腌制肉食、鱼品等法一百四五十种。忽思慧《饮膳正要》中也有各种奇珍异馔、汤膏煎造238方。

元代回回食品、女真食品颇为流行。以回回食品为例，即有即你匹牙、马思答吉汤、设克儿匹剌等几十种。所用原料大多为西域传入之回回豆、回回青、马思答吉(香料名)、必思答(即阿月浑子，药物)等。

在品茶和饮料方面，元人颇有新的刨造。如品茶多继承前代饮茶法、煎茶法，又有脑麝香荼、百花香茶、法煎香茶、枸杞茶、擂茶、兰膏茶、酥签茶、合足味茶法、制孩儿香茶法等。新的饮料舍利别是1220年撒马耳干医生撒必传入的渡斯饮料，一类以水果、一类以香料加蜜、糖之类熬煮而成，初为宫廷饮料，后在民间广泛饮用。

服饰

蒙古进入中原后，逐渐采用中原王朝礼仪传统。早在窝阔台时，耶律楚材就制订了册立礼仪，要求皇族尊长一律列班就拜。忽必烈即位后，命刘秉忠、许衡等制订朝仪服色，在冕服、公服、仪卫服色、器皿、帐幕、车舆、鞍辔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如元朝内廷举行质孙宴，只有得到皇帝赏赐质孙服的勋戚大臣、近侍才有资格参加，质孙服用高级丝绸和纳失失、速夫、怯绵里(剪葺)等衣料制成。天子质孙，冬服分11等，夏服分15等；百官质孙，冬服9等，夏服14等。

蒙古人尚白，旗、帐、伞盖、服色以白最贵重。蒙古又尚右，诸子封地在老营之右；太庙神主排列自右至左；中书省及行省官员，右丞相、右丞分别在左丞相、左丞之上；在帐幕里，男人坐右边，妇人坐左边；进食时，他人递来食品要用右手去接。蒙古还崇尚九这一数字。

婚姻

元制：“诸色人间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

蒙古人以议婚为主，双方父亲同意即饮“布浑察儿”(许亲酒)，议婚后即付聘礼，一般以马为聘。蒙古贵族讲究门当户对，与平民一般不通婚。黄金家族与弘吉刺氏贵族联姻，成吉思汗下旨：“弘吉剌氏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蒙古人也实行一夫多妻制，“成吉思汗立法，只要其种类子孙蕃衍，不许有妒忌者”。“父死则妻其从母，兄死弟则收其妻”的收继婚制比较普遍。

汉族的婚姻礼俗基本上沿袭原有传统。“今令文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其顺序参照南宋朱熹《家礼?婚礼》拟订，包括拟婚、纳采、亲迎、妇见舅姑、庙见和婿见妇之父母等过程。蒙古收继婚制对汉族也有影响，但元朝的法律是禁止实施“非其本俗”的习俗的。

各族之间互相通婚比较普遍。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人，多依《古兰经》规定实行族内通婚，但在当时回回人处于聚合过程的特殊条件下，族外通婚实属不少。如元曲大家王实甫之父王逖勋从成吉思汗西征，娶阿鲁浑氏，即为一例。

丧葬

元代丧葬也是各从本俗。蒙古人实行土葬，无冢，富人有棺。蒙古皇帝从成吉思汗起，棺入埋后掩埋，即驱马蹴平，上覆草，不修陵墓。随葬死者生活用品较普遍。葬后，每日用羊二次烧饭以为祭，至49日祭礼活动结束。但蒙古官员受汉族三年丁忧影响也不少。

汉制与传统相仿，但元代正式把五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服丧的规定列入《大元通制》之中，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汉族实行棺木土葬，法律规定禁止火葬。

其他各族也各从本俗。回回人依本俗，大净(洗尸体)、穿卡番(尸衣)后土埋等。各地回回人聚居之处多有回回丛冢地，如杭州有聚景园，泉州有灵山圣墓。党项族实行火葬、土葬、天葬、水葬四种方式。畏兀儿族行土葬、火葬。云南少数民族多盛行火葬，赛典赤?赡思丁治滇后推行土葬。

节日

元代岁时节序沿袭历代形成的传统。政府规定：“京府州县官员，……若遇天寿、冬至，各给假二日；元正、寒食，各三日；七月十五、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各假一日”。

每逢元旦，行朝贺大礼。民间有贺新年风俗。正月十五，上元观灯宫中尤其热闹壮观。元月十九是燕九节，大都士女往南城长春宫、白云观烧香，祭礼全真教宗师丘处机生日，同时宴游取乐。清明前一二日为寒食，寒食至清明放假3天，人们祭祖扫墓。达官贵人之家有扣球、斗鸡、秋千等娱乐，平民百姓用菽黍秸编成圆圈，用圈自头至足套一遍，掷入水中，表示脱贫之意。五月初五为重午节，为纪念屈原之日，元廷视为大节，宣徽院等衙门向皇帝皇室进献宝扇、彩索、珠花、凉糕、香棕等物；民间市场出售艾虎、泥大师、彩线、符袋牌等，南方还盛行龙船比赛，但至元三十年(1293年)曾下令禁止。七月初七为七夕节，也称乞丐节、女儿节，民间有牛郎星织女星鹊桥相会的故事。七月十五是中元节，又称鬼节，祭祀祖先、追念亡灵。立秋、中秋、重九也很重视。十月初，元廷命武官于东华门外开射圃常年国典，称开垛场。太子发三矢至高远，名射天狼(俗称射天狗)，而后宰臣、诸王发数矢。射毕，在别殿开设盛宴。冬至日，太史院进历。十二月初八是佛成道日，元人沿习煮食腊八粥。

皇权的高度集中（1368年--1644年）

开篇语

红巾军领袖朱元璋在元末大动乱中脱颖而出，翦灭群雄，于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建立明朝，是为明太祖。明建立之初即在政治上，通过废丞相、封诸王、设行省、分兵权等举措强化了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在经济上锄强扶弱、打击豪右、与民生息，极力维护国家的统治基础；在文化上独尊程朱、倡导理学，强化精神控制。这一体制经朱元璋、朱棣等人的致力实践与推行，对明初社会秩序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明朝取消了元朝的驱口、驱奴制，通过黄册、鱼鳞图册控制土地人民，使生产力大大解放。明中期以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黄册制度破坏，在张居正等人的推动下，实行一条鞭法。在农业、手工业中，商品经济因素日益增加，生产中雇佣劳动开始向规模化、组织化发展。永乐年间，明朝著力向海外拓展，曾派遣郑和率大规模船队到海外宣扬国威，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明末，宦官专政，明政府为填补应付对付女真族后金的外侵，和镇压闯王李自成的流寇，不断加税，“辽饷”（东北女真），“剿饷”，“练饷”给百姓加深负担，政治腐朽，为官贪污成风，是明末的一大痼疾。终于明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下，走向灭亡。1644年（崇祯十七年），清军攻克南京，明朝灭亡。在明代，封建文化极为繁盛。思想界产生了王守仁、李贽等著名人物；小说成就辉煌，《水浒》、《三国演义》及《西游记》等作品名闻于史；汤显祖、袁宏道及徐渭等文学艺术家领一时风骚；徐光启、宋应星、李时珍及徐霞客等科学家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当时，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

帝王世系表

太祖朱元璋（1368--1398）----惠帝朱允炆（1399--1402）----成祖朱棣（1403--1424）----仁宗高炽（1425）----宣宗朱瞻基（1426--1435）----英宗朱祁镇（1436--1449；1457--1464）----景帝朱祁钰（1450--1456）----宪宗朱见深（1465--1487）----孝宗朱祐樘（1488--1505）----武宗朱厚照（1506--1521）----世宗朱厚熜（1522--1566）----穆宗朱载垕（1567--1572）----神宗朱翊钧（1573--1620）----光帝常洛（1620）----熹宗朱由校（1621--1627）----思宗朱由俭（1628--1644）

大事年表

1368年 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明，都应天府（今南京）。

1370年 分封诸王。诏定科举制度，规定八股格式。

1372年 建嘉峪关，为长城终点。

1374年 定屯田法。严海禁以防倭。颁《大明律》。

1375年 始行钞法，造大明宝钞。

1376年 废元行中书省，分全国为十三布政使司。空印案发，入狱数百人。

1376～1382年 在南京建灵谷寺无梁殿，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无梁殿。

1380年 以谋反罪杀胡惟庸，株连数万人。罢中书省，废丞相制，政归六部。

1381年 分里甲登记户口，定赋役编订黄册。建山海关。

1382年 置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置都察院，掌监察、弹劾、建言。置殿阁大学士，备皇帝顾问。

1387年 编绘鱼鳞图册，与黄册并行。

1393年 蓝玉坐谋反族诛，株连死者1.5 万余人。

1397年 南北榜案发，开取士分南北之先例。

1398年 朱元璋葬于孝陵。建文帝议定削藩。

1399年 燕王朱棣起兵北平，靖难之役起。

1402年 燕兵攻入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燕王即帝位，是为明成祖。

1407年 改安南为交阯，设交阯布政使司。《永乐大典》成书。

1409年 置奴儿干都司。

1411年 开会通河通漕运，罢海运。

1414年 诏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1417年颁行，定为生员必读书。

1419年 辽东总兵刘江大破倭寇于金州望海埚。

1420年 置东厂由宦官掌管，司缉查军民官吏。在北京建成世界最大宫殿建筑群。后有扩建。始建北京太庙。始建天坛。

1421年 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始建社稷坛。

1424年 在北京昌平始建明十三陵。

1429年 初设钞关，始收船税。

1430年 各省专设巡抚。

1435年 以王振掌司礼监。明代宦官乱政始此。

1442年 设建州右卫。

1445年 叶宗留杀官起义。

1448年 福建沙县邓茂七起义。

1449年 土木堡之变。景帝立。也先挟英宗逼京师，于谦率军击退。

1457年 夺门之变，于谦被害。

1465年 刘通、石龙等率荆襄流民在湖北房县起义。

1477年 置西厂，太监汪直领之，权焰出东厂上。

1508年 刘瑾自立内行厂，残暴酷烈甚于东、西厂。

1510年 霸州文安人刘六、刘七起义。

1518年 葡萄牙使者至中国。

1519年 宁王宸濠反于南昌，南赣巡抚王守仁平之。

1549年 海盗王直勾倭寇劫掠浙东，沿海倭患大炽。

1550年 蒙古俺答汗攻宣府，至通州，逼京师，史称庚戌之变。

1555年 玉米传入中国，时称玉麦。

1557年 葡萄牙侵占澳门，作为贸易据点。戚继光台州抗倭，九战九捷。

1561年 浙江宁波建天一阁。

1563年 戚继光、俞大猷等大破倭寇，收复兴化。

1570年 海瑞抑制豪强，被劾罢官。

1571年 明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开放大同、宣府互市。戚继光修成蓟镇长城，调浙兵加强边军训练。

1578年 潘季驯总理河漕。两年内完成治黄治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成书。

1581年 张居正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

1587年 明政府封索南嘉措为“朵只儿唱达赖喇嘛”。

1588年 努尔哈赤统一建州5 部。

1592年 日本丰臣秀吉侵朝鲜，明廷命李如松援朝，次年大败日军。

1594年 顾宪成等讲学于无锡东林书院，讽议朝政，东林党议始于此。

1598年 明军再援朝；丰臣秀吉死，日军撤回。

1599年 遣宦官至各地征税、办矿。临清、沙市、武昌、汉阳等地民变。

1600年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到北京，获准传天主教。

1601年 苏州织工葛成发动抗税罢工。

1601年 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八旗制度。

1616年 努尔哈赤称汗，国号金，史称后金。

1618年 努尔哈赤誓师征明，毁抚顺，陷清河堡。

1619年 明分兵四路攻后金，大败。萨尔浒之战。

1620年 明万历帝入葬定陵。

1621年 后金攻陷沈阳、辽阳，随即迁都辽阳。

1622年 白莲教首领徐鸿儒在山东起义。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湾。德意志耶酥会传教士汤若望来华。参与修订《崇祯历书》。

1623年 魏忠贤提督东厂。

1625年 后金迁都沈阳，是为盛京。魏忠贤兴大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受毒刑死。阉党杀熊廷弼，罢孙承宗，尽撤关外要塞。

1626年 苏州民变，反对阉党滥捕东林党人；颜佩韦等5人挺身投案被杀，葬于虎丘，称五人之墓。

1627年 皇太极攻宁远，围锦州，被袁崇焕击退。明思宗宣布魏忠贤罪状，魏自缢。

1628年 陕西连旱。王嘉胤、高迎祥等起义，明末农民战争爆发。

1629年 后金三路攻明，围京师，袁崇焕入援。崇祯帝中反间计，将袁下狱，次年杀之。

1630年 张献忠在陕西米脂起义。

1636年 皇太极在盛京即帝位，改国号为清。李自成被奉为闯王。

1638年 清多尔衮大举攻明。高阳失守。卢象昇奉命督天下兵，十二月在巨鹿战死。张献忠据谷城受抚；李自成败入商雒山中。

1641年 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破洛阳杀福王。张献忠破襄阳，杀襄王。

1642年 清军攻占松山，祖大寿以锦州降清。

1643年 李自成号“奉天倡义大元帅”，改襄阳为襄京。清太宗卒，子福临即位，以多尔衮等辅政。

1644年 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大顺。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死，明亡。山海关之战，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败退。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帝位，建立南明弘光政权。清颁圈地令，大规模圈占土地。

朱元璋建明

开篇语

明朝是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于元末“群雄纷起”时起兵淮右。他以韩林儿、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为屏蔽，并受其“节制”，逐渐发展势力。渡江之后，以应天(今江苏南京)为根据地，先后消灭了各地的武装割据集团，于1368年称帝南京，建元洪武，国号明。不久，兴师北伐，攻下大都(今北京)，推翻蒙古贵族统治的元朝。接着，用兵西南、西北、东北等地，“禹迹所奄，尽入版图”。

公元1368年 明朝建立

元朝末年，统治黑暗，经济崩溃，天灾连年。农民无法生活下去，爆发了红巾军起义。朱元璋参加起义后，逐渐成为一支起义军的重要领袖，势力迅速壮大。太祖朱元璋，字国瑞，生于1328年，父母早逝，家境贫寒，年轻时曾入寺为僧。1352年率众投红巾军，参加元末的农民起义，朱元璋注意招揽人才，吸收李善长、刘基、朱升等知识分子充当谋士。他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巩固后方，发展生产，壮大实力，逐渐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明朝，年号洪武。朱元璋就是明太祖。同年，明军攻占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统治。接着，明朝又用了近20年的时间，扫平了各地割据势力，完成了统一。统一全国后，朱元璋采取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措施。改革中央的地方的行政机构。废除丞相制，设立六部，直接由皇帝负责。调整军事机构，推行科举制度，加强法制，加强了皇帝的统治。

刘基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明史》称其“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学为帝师，才称王佐”。时人比为诸葛亮。元元统元年（1333年）进士。曾任元江西高安县丞、江浙行省都事等职。因反对招抚割据浙东的方国珍被罢职。继受命参与镇压方国珍部，任处州路总管府判。因不与兵事，愤而弃官还乡，著《郁离子》，并组织地方武装自保乡里。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被朱元璋聘至应天（今南京），充任谋臣。针对当时形势陈时务18策，提出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建策。为朱元璋采纳。辅佐朱元璋集中兵力，先西后东，攻灭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二十四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命刘基为太史令。二十七年，升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参与朱元璋制定先取山东、旋师河南、然后进兵大都（今北京）的灭元方略，并得以实现。共参与军机八年，筹划全局，朱元璋赞其有定策之功。明洪武元年（1368年），奏立卫所军制，加强沿海边防建设。三年封诚意伯。后遭诬陷，忧愤成疾，八年四月卒于故里，年65岁。有《诚意伯文集》行世，载其军事谋略等论述。

公元1368年 攻占大都

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 年），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讨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率领25万大军，沿淮河、运河、黄河进军，北上进攻山东、河南。这是朱元璋的军事部署。早在大军出发前，朱元璋已制定了“先取山东，旋师河南，断其羽翼；再攻北都，然后西进，乘虚入晋”的作战方针。得知朱元璋派大军北上，元朝遂命令山东省东西道宣抚使普颜不花坐镇益都（今山东省益都），率领大军与徐达的部队作战。十二月，徐达的军队拿下益都、东平、济宁、济南等地。在攻打益都的战斗中，元军统帅普颜不花誓死不降，直到战死。紧接着，徐达率领大军向西推进，攻占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归德（今河南省商丘）、许昌（今属河南省）等地。1368年四月，徐达的军队在洛水北塔儿湾（今河南省偃师境内），大败元军，使元军损失5万人。明朝的军队乘胜进取洛阳、潼关，朱元璋为了加快消灭元朝的进度，亲自来到开封坐镇指挥。七月，徐达率领主力沿运河，水陆并进，攻占长芦（今河北省沧州），继攻通州（今北京通县），重创元军。八月初，徐达攻入元朝的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在明军攻城前，与后妃、太子等人往北逃走，躲进上都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八月初二日，北伐军进入大都，结束了元朝的统治。

公元1368年 克定太原

公元1368年，朱元璋得知大都已入明军之手，十分高兴，改大都为北平府。然后，派徐达、常遇春率领大军进攻山西。九月，常遇春率领部队攻占保定（今属河北）、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十月，冯宗异率领部队也进入山西，占领泽州（今山西省晋城）、潞州（今山西省长治）。这个时候，元朝太原守将王保保，率领军队从雁门关（今山西省代县北部）出发，企图进入居庸关（今北京昌平西北部），对北平发起进攻。听说王保保想偷袭大都，徐达留下部队坚守，自己率领精锐部队直捣王保保的老巢太原。王保保没有料到徐达有如此一着棋，吓出一身冷汗，赶紧回师，两军在太原附近相遇。徐达在夜晚对王保保的军队发起突然进攻，打得王保保措手不及，俘虏敌兵4万。王保保奋力拼杀，等他冲出重围时，回头一看，身后仅有18个骑兵，得以逃脱。徐达挥师西进，攻占太原、大同（今属山西省），又马不停蹄，进军陕、甘，取得全胜。至此，元朝统治被彻底推翻。

公元1369—1391年 分封藩王

朱元璋为了确保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实行了分封制。他总结了宋元两代宗室衰弱、孤立无援的历史教训，认为非亲子弟不足以镇抚而捍外患，于是，从公元1369年到1391年间，朱元璋先后分封皇子二十四人及从孙一人为藩王，驻守全国各地，以拱卫京师。明初分封诸王大致分为两种，一是边塞地区，如驻守大宁（今河北平泉北）的宁王权、驻守广宁（今辽宁北镇）的辽王植、驻守西安的秦王樉、驻守北平的燕王棣、驻守大同的代王桂等都是塞王，他们都拥有护卫甲士，宁王有八万，燕王有十万，其他人也都在数万以上，塞王除镇守封地外，还有防御蒙古贵族侵扰的任务，所以兵力最强。他们有统兵之权，附近的国家军队，也归其指挥，晋、燕二王都曾多次奉命出征蒙古。二是内地，如驻长沙的潭王梓、驻武昌的楚王桢、驻青州的齐王榑等，他们护卫甲士较少，主要是镇守封地，军权较塞王为小。诸王除驻守封地、监视地方军队外，在必要时，并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的权力，甚至可以领兵靖难，以清君侧，其权力是很大的。后来，诸王的兵力越来越多，他们逐渐形成为强大的割据势力。 公元1386年 营建南京

元至正十五年（1356年），朱元璋攻下集庆（今南京），改称应天府，以此作为根据地。第二年，朱元璋召见朱升。朱升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元至正二十五年（1366年），也就是朱元璋称帝前两年，朱元璋就开始修筑城墙，营建皇宫。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定都应天府。从1366年到1386年，朱元璋用21年时间，修建了南京城。南京城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精心设计的杰作。为了利用险要地势进行防卫，南京城平面呈南北长、东西窄的不规则形状。城周约67公里，城垣高度大多为14～21米，基宽14米，顶宽4～9米。城基全部用石头砌成，上砌特制的大砖，开有13个城门，尤其是聚宝门最为宏伟壮观。城墙内有藏兵洞个，可供三千士兵驻守。后又于都城外围建外廓城，长 120公里，很多是依天然地势形成士垒城，外廓城墙早已被毁，都城城墒则保留至今。皇城在城东，平面呈方形，内有宫城。皇城以南北中轴线为主干，自洪武门至承天门筑有大街，东侧有礼、户、吏、兵、工五部，西侧是五军都督府。宫城内依中轴线建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与乾清、乾宁二宫，为皇帝举行大典、处理朝政及居仕场所。城中心建有钟楼、鼓搂，在鸡笼山和聚宝山各自设有观象台。鼓楼东南为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南京的宗教建筑亦很多，著名的有灵谷寺、报恩寺。天宁寺等，尤其是报恩寺内有一座九级玻璃宝塔，白天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夜晚点灯百余盏，成为一大奇观。明代的南京城，东连钟山，西据石头，南贯秦淮，北带玄武，城周33.68公里，规模盛大，气势磅礴，不仅为我国现存的第一大城，也是世界最大的一座砖石城。

明初文字狱

朱元璋出生穷寒，文化水平甚低，又因当过和尚，参加过红巾军，故深怕别人揭其老底，时生猜疑，屡兴无中生有的文字狱。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人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替人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句。“则”与“贼”同音，明太祖认为是骂他做过贼，一概处死。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句，“生”被读作“僧”；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字，“法坤”被读为“发髡”，“藻饰太平”当作“早失太平”，作笺者也被处死。苏州知府魏观在元末豪雄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修衙门，并请名士高启写《上梁文》，内有被视为帝京专用的“龙蹯虎踞”四字，明太祖知道后大怒，魏观和高启均被腰斩。类似文字狱对明朝的文化发展，有极大的破坏性。

“靖难之役”和明朝的巩固

开篇语

明成祖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被封为燕王，籓镇北平。1398年朱元璋死，明惠帝朱允炆即位，惠帝即位后，感籓王势力过大，威胁到他的皇位，计策削籓。朱棣发现后，起兵'靖难'经三年的战争，于1399年夺得帝位，年号“永乐”，为明成祖。他对建文时的逆命诸臣 ，残酷屠杀 ，大肆株连。当其皇位较巩固时，五次亲征漠北，迁都北京，消除籓王势力，继续执行垦荒、囤田、兴修水利建设等政策，加强对北方的管理，对明王朝的建设起了很大的贡献，成明朝强盛之主。后继者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以守成为宗旨，各项国策由洪武、永乐时的严急趋向平稳，由此出现了一代清明之治。

公元1398年 建文帝即位

建文帝朱允炆。明太祖孙，朱标次子。朱允文早慧、孝顺、正直，备受太祖喜爱。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英年早逝，太祖坚持嫡长子继承制度，朱标的嫡妻所生的长子已在10 年前死去，朱允炆便被立为皇太孙。尝受命省决章奏，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即帝位，次年改元建文。朱允炆即位之后，重用黄子澄、齐泰、方孝儒等文人，一反明太祖的做法，推行了一系列新政。首先是重德省刑，锐意文治，崇尚礼教。以致刑部的囚犯比往年减少了三分之二。同时又选派廷臣二十四人为采访使，分巡天下，观风俗，烛幽隐，兴办利民之事。其次是均免赋役。减免历年逋租和天下荒田租税。针对江浙赋役过重的情况，建文帝特下诏“江浙赋独重，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对于佛道势力多占良田的情况加以限制。在朝廷内，建文帝对宦官管教甚严，同时又诏谕地方官，一旦发现宦官奉使横暴，虐害士民即擒送京师，加以严惩。这也引起了不法宦官的怨恨，在日后靖难之役中或投靠燕王朱棣，或是做为内应。 建文帝在官吏方面也进行了改革，重新更定官制，大力精简机构，革除冗员。在建文帝在位的四年间，撤消了九个州，三十九个县以及一大批冗官冗吏和税务机构，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可以说建文帝的一系列措施，充分体现了他以仁义礼乐化民的治国思想，改革了洪武时期的不少弊政，给社会带来了一阵清风。为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吏都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缓和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的安定产生了积极作用，一时政通人和，所以后人有“四年宽政解严霜”之誉。

P71~80

公元1402年 靖难之役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推行分封制，先后封子孙25人为藩王。当时长城以北的北元势力相当活跃，常至塞下，威胁明朝。朱元璋起用皇族中脊才干者如秦王、晋王、燕王、代王、宁王、韩王等，“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封海内外，各王拥有甲士三千人至一万九千人不等。镇守北方边塞的诸王因参与对蒙古的用兵，有权节制诸军，势力渐强。皇太孙朱允即帝位，诸王尾大不掉，乃用齐泰、黄子澄计，先后削废周、齐、湘、代、岷五王，形成对燕王的压迫之势。建文元年七月，朱棣在北平（今北京）援引“祖训”，以讨伐“奸恶”为名举兵，自称“靖难”之师。首先袭击大宁，与宁王朱权联兵，先后与官军在真定、河间、济南、东昌等地发生激战。燕军虽得地，但旋得旋弃，战死者甚多，而官军军源颇盛，时时告捷。因宫中宦官不得意者密谋拥戴燕王，告以京师空虚。燕王决计乘间疾进，逾城不取，直趋京师。建文四年（1402年），燕军先后在灵璧（今属安徽）等地大败官军，六月，渡江，下镇江，直逼京师，守军迎降。宫中起火，建文帝下落不明。燕王即位，是为成祖。

公元1402年 方孝孺拒命而死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人称正学先生，宁海(今浙江宁海)人。早年拜宋濂为师，学识渊博。洪武二十五年(1392)，任汉中教授。惠帝即位后，召为翰林持讲，旋迁侍讲学士，后改文学博士，咨询政事。修《太祖实录》，命为总裁。方孝孺为建文帝师，曾帮助建文帝削藩得罪燕王朱棣。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起兵，攻破了南京，自立为皇帝，命令方孝孺起草登基的诏书。方孝孺不愿意，他把笔扔在地上，一边哭，一边大骂。朱棣再强迫他写，方孝孺便提笔写了“燕贼篡位”四个宇。明成祖朱棣勃然大怒，命令把方孝孺在市上分尸，方孝孺的弟弟方孝友也被处死，妻子郑氏及两个儿子方中宪、方中愈上吊而死，两个女儿投秦淮河而死，牵连十族（传统意义上的九族加其后学一族），被杀者873人。

公元1410—1424年 经营北方和东北地区

自元顺帝北迁以后，到永乐年间，蒙古势力又逐渐强盛起来，鞑靼和瓦刺二部先后兴起，屡次侵扰明朝边地。为巩固边防，保卫北方的农业生产，自永乐八年至二十二年(1410—1424年)的14年间，明成祖曾五次亲自统率军队北征，打败了鞑靼和瓦刺。明初，东北地区主要有兀良哈和女真二部。兀良哈是蒙古族三大部之一，散居于西辽河流域，明太祖时即已归附，并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设置朵颜、泰宁、福余三卫，以兀良哈部首领充任都督、指挥使、千户、百户等官职。这三卫蒙古兵在朱棣的靖难之役中，曾立下不少战功。为此，当上皇帝的明成祖将大宁地区划给他们管辖，以资奖励。明初，女真人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散居于牡丹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明成祖时归附。明朝设置了建州卫以统辖。永乐二年(1404年)，又设立奴儿干卫，统辖黑龙江下游地区。七年，又增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下领384卫，其管辖范围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抵外兴安岭，南濒日本海。明朝政府经常派出官员至各处巡视，宣扬朝廷旨意，安抚边民。永乐九年，又派宦官亦失哈率军巡视，并兴建永宁寺，立碑记文，这是我国在整个黑龙江流域行使主权的历史见证。

公元1421年 迁都北京

明成祖即位后，决定迁都北京。明初，朱元璋所以建都于南京，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财富出于江南，而金陵为其会”；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北京是亡元旧都，而南京则是自己的发祥之地，以南京为都，可以山河永固。虽然他也看到了北元的威胁，但认为分封诸王就可以御抵。明成祖即位后，所以要迁都北京，一方面是由于北京是他的根基之地，另一方面，这时的蒙古族分裂为三大部，即鞑靼、瓦刺和兀梁哈，其中鞑靼、瓦刺先后兴起，不断南侵。以攻为守，迁都北京，也是为了更好地防御蒙古和经营东北。公元1407年（永乐五年）五月，明成祖从全国征调工匠、役夫到北京，开始营建北京，北京的工程主要分内城、皇城与紫禁城三部分，工程历十三年，到1420年（永乐十八年）十二月最后完工。公元1421年（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改称京师，以南京为留都，其两京所在地区并称“南北两直隶”。迁都后，原南京中央五府六部依然存在，称为“留守”。从此，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公元1409—1424年 明成祖五征漠北

元灭亡以后，其残余势力退往塞外，不时南下骚扰。成祖为消除边患，采取积极防御措施，于是有五征漠北之举。永乐七年(1409年)六月，鞑靼杀明朝使者，成祖派人领精骑10万北征，又为鞑靼击败。成祖于翌年三月亲率明军50万北征。五月斡难河之役，明军大败鞑靼可汗。此为第一次北征。十一年十一月，瓦剌顺宁王马哈木兵渡饮马河，将欲南犯。次年二月，成祖率军征瓦剌，六月至忽兰忽失温(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瓦剌以三万人迎战。成祖亲统铁骑驰击，所向披靡，斩瓦剌王子十余人，部众数千级。不久，马哈木遣使贡马谢罪。此为第二次北征。阿鲁台内附明朝，经过十年生聚，势力复强。十九年，阿鲁台屡次兴师犯明。次年春，成祖统军征讨之。阿鲁台闻讯，尽弃轴重马畜率部北走。成祖令焚其辎重，收其牲畜。旋又挥师征讨暗中帮助阿鲁台的冗良哈人，大破之。此为第三次北征。二十一年秋，谍报阿鲁台又将南犯，成祖遂挥师北上，抵西阳河，得悉阿鲁台已为瓦剌所败，于是驻军不进。后遇王子也先土平率部来降，成祖乃撤军。此为第四次北征。二十二年春，阿鲁台再次南犯，成祖进行第五次亲征。军至答兰纳木儿河时，闻阿鲁台已逃，成祖乃下诏历数阿鲁台罪状，且饶恕其所部来降者，随即撤军，成祖在途中病逝。

公元1425—1435年 仁宣之治

仁宗(1425年)、宣宗(1426—1435年)两朝为明代鼎盛时期，史家以此比之于周朝成康、汉朝文景，遂称“仁宣之治”。此时明朝立国已有五十余年，其间经过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苦心经营，典章制度已成规模。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以守成为宗旨，各项国策由洪武、永乐时的严急趋向平稳，由此出现了一代清明之治。其表现一是政局安定。当时阶级矛盾比较缓和，边防比较巩固，明朝的统治处于相对稳定的局面。洪熙元年(1425年)虽爆发了汉王朱高熙叛乱，但很快就被平定。此后，再无干戈之患。朝廷任用“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海)掌阁务，内阁制度确立，阁职尊崇，其权重于部权，进一步完善了国家机构。二是体察民情，废除扰民之举。仁宗、宣宗善于纳谏，采纳户部尚书夏原吉建议，罢西洋取宝船及云南、交趾采办。又屡次减免被灾地方赋税，以苏民困。三是严厉控驭宦官。仁宗即位，即令宦官在外采办者悉召还。宣宗将暴虐吏民之宦官数十人下狱论死。仁、宣两朝，虽以宦官监军、监政，但并末出现宦官檀权之祸。四是注重文教。仁宣时改革科举取士法，会试分南、北卷，分配录取比例，扭转了会试多取南士的局面，得到北方士人的拥戴，并有助于明政府网罗更多的人才。仁宣两朝呈现的繁荣与升平气象，为明中后期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公元1425年 高熙之叛

朱高熙是燕王朱棣次子，英勇善战，在“靖难之役”中屡立战功。燕王即位，史称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立世子朱高炽为太子，封高熙为汉王。高熙谋夺太子位，不肯就藩，且不时暗中说高炽坏话。永乐十三年(1415年)五月，改封高熙于青州，高熙仍留南京不去，并私下招募士卒，纵其劫掠。成祖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三月改封高熙于乐安州(治今山东广饶)，限令即日成行，高熙怨望更甚。永乐二十二年，成祖病逝，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高熙每天派人至京师侦察，谋举事。洪熙元年(1425年)，朱高炽享国不及一年而死，其子朱瞻基即位，史称宣宗。高熙于是乘势起兵，宣宗统大营五军将士御驾亲征。8月20日，抵乐安，宣宗致书高熙，劝其投降，擒献倡谋者。高熙害怕，第二日出城降。九月，高熙父子皆被执至京师。宣德四年(1429年)，高熙父子都被处死。因高熙之叛牵连被杀或充军者，达两千余人。

封建专制的加强

开篇语

明代前期，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在中央行政机构方面，废中书省，罢丞相，六部直接听命于皇帝。同时，监察机构、军事机构都作了较大的变革。地方的行政、监察、军事组织都与中央相对应作了因革损益。于是，从朝廷到地方都听命于皇帝一人，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在洪武、永乐年间，设立了锦衣卫、东厂，后在成化年间又设立了西厂。这是捍卫皇权的特务机关，是皇帝的私人监狱。至此，封建专制独裁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公元1370年 制定科举

明太祖朱元璋很懂得人才对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诏告天下：“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联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这一年，京师和行省都分别举行乡试。又从各行省的举人中选拔一些“年少俊异者”担任翰林院编修、秘书监直长等官职，让他们在宫中文华殿学习。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一级为乡试，即府州县的生员（即秀才）到省府所在地考试，每三年一次，考中的人称“举人”；二级考试称为“会试”，由礼部主持，参加者为各省的举人和监生，考取者称贡士；三级考试为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也叫“廷试”，考中的都称进士，一甲三名，称为“状元”、“榜眼”、“探花”，统称为“赐进士及第”，二甲称“赐进士出身”，三甲称“赐同进士出身”，人数不等。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

公元1374年 颁《大明律》

朱元璋非常重视封建法制建设，他总结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经验，把“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作为制定明律的指导思想。1367年十月，吴王朱元璋命左丞相李善长、御史中丞刘基等议定律令。十二月，编成《律令》四百三十条，其中律二百八十五条，令一百四十五条。同时又颁《律令直解》，以训释《律令》文意。洪武六年（1373年）十一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以《律令》为基础，详定大明律。洪武七年（1374年）二月修成，颁行天下。其篇目仿《唐律》分为《卫禁》、《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等十二篇。三十卷，六百零六条。为把《大明律》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朱元璋还汇集官民“犯罪”事例来解释律条。洪武十八年（1385年）颁行《大诰》，次年又颁《大诰续编》、《三编》，二十一年又颁赐《大诰武臣》，令全国官吏军民诵习。其目的是通过律令的教育和宣传，使广大人民服从封建统治。《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法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虽然以《唐律》为蓝本，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发展。在形式上，结构更为合理，文字更为简明；在内容上，经济、军事、行政、诉讼方面的立法更为充实；在定罪判刑上，体现了“世轻世重”，“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定罪较轻；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定罪较重”。其律文结构和量刑原则对《大清律》有较大影响。

公元1376年 空印案

明初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府、州、县均需派遣计吏至户部，呈报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及所有钱谷之数，府与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与户部的数字必须完全相符，稍有差错，即被驳回重造账册，加盖原衙门官印后，方为合法。各布政使司计吏因离户部道远，为免往返奔走，耽误时间，便预持盖有官印的空白账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该空白账册盖有骑缝印，不能做别的用途，户部对此从不干预，率以为常。洪武九年（1376年），朝廷考校钱谷书册，明太祖得知空印之事后大怒，认定系地方官吏藉此舞弊贪污，下令严办，致自户部尚书至各地守令主印者皆处死，佐贰以下杖一百，充军边地。在《大明律》中规定：对于受财枉法的“枉法赃”，从严惩处，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则绞；对于监守自盗，不分首从，并赃论罪，满四十贯即处斩刑；对于执行监察职务的“风宪官”的御史，若犯贪污罪比其他官吏加重两等处刑。像明朝这样用严刑惩治贪官污吏，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公元1380年 废除丞相

明初的中央统治机构亦沿袭元制，设中书省，总理天下政事；设大都督府，主管军事；设御史台主管监察。君权与相权历来存在矛盾，朱元璋是位精明的君主，他不会允许宰相权力过重。明朝第一任丞相是李善长和徐达，前者事事谨慎，后者常年领兵在外，与君权的矛盾不甚明显。汪广洋为相后，自行其是，矛盾便加剧了，结果被“赐死”。公元1373年（洪武六年），胡惟庸为丞相，“专肆威福，内外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视之，有病己者，辄匿不闻。”一些投机钻营之徒，纷纷投其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官僚集团。胡惟庸在朝中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大臣刘基与胡惟庸意见不合，刘基病危，胡惟庸带医生前去看望，刘基服用其药方后身亡。胡惟庸的权势越来越大，对君权形成威胁。为了加强君权。公元1380年（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反罪将其“凌迟”处死，并下令废中书省，不再设丞相，使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理朝政。六部各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直接对皇帝负责，集君权、相权于一身，秦汉以来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

公元1380年 置五军都督府

洪武初，设大都督府，统领全国军队，以朱文正为都督，总理其事。文正虽是朱元璋之亲侄，但大都督手握全国兵权的体制毕竟不利于君主专制。于是，朱元璋于洪武十二年(1380年)，废大都督府，分置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每府以左、右都督为长官，各领所属都指挥使司和卫所。为使五军都督府与兵部相互牵制，又规定都督府只掌管军籍和军政，而无调兵之权；兵部有任免军官和调遣军队之权，但不统兵。这样就便利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加强了皇权。

公元1382年 设立锦衣卫

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5000人，其下设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明太祖为加强专制统治，使锦衣卫的权力扩大，兼管刑狱、侦察、缉捕盗贼奸党、监视文武百官。最高长官为指挥使，常由功臣、外戚充任，设同知、企事等官职，其下有官校，专司侦察。锦衣卫所属之锁抚司分南北两部，北镇抚司专及诏狱，直接取旨行事，用刑尤为酷烈。锦衣卫的官职允许世袭。锦衣卫最高级至最低级说明锦衣卫的官阶是为：指挥使、千百户、总旗、小旗等十七个官职。太祖时许多案件就是通过锦衣卫执行的，“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

公元1382年 设置都察院

公元1382年（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改革监察制度，改御使台为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领有监察御使一百一十人，以一布政司为一道，分掌十三道，监察各地官员。监察御史的职权是“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其在京城，则巡视京营，监临乡试、会试，巡视仓场、内库、皇城等，出使地方，则巡按、清军、提督学校、茶马、巡漕、巡关；师行则监军记功。另外还设巡按御史若干人，代表皇帝出巡地方，小事立断，大事奏裁，起到了以小制大、以内制外的作用。在中央还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从而加强了皇帝对百官的控制。

公元1393年 修订《孟子节文》

明太祖曾读过《孟子》一书，认为其中“草芥”、“寇仇”诸语非臣子所宣言，命罢祀孟子。刑部尚书钱唐抗疏入谏，太祖无奈于洪武六年(1372年)诏复孟子配享，但对孟子的某些言论还是耿耿于怀。洪武二十七年(1393年)乃命删改《孟子》，成《孟子节文》一书。其中《尽心篇》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梁惠王篇》的“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离娄篇》的“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万章篇》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及类如“闻诛一夫纣矣，未闻拭君也”诸语，共85条，尽皆删去。余下170余条，刻版颁行全国学校。所删部分“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修定《孟子节文》目的在钳制天下士人思想，维护君权尊严。

P81~90

公元1396年 设置三司

明初，地方统治机构沿袭元制，设行中书省。行中书省的丞相权力很大，专制一方，有的甚至专横跋扈，对中央集权极为不利，因此，公元1396年（洪武九年），朱元璋撤销行中书省，改设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设左、右布政使，作为朝廷派往地方的代表，秉承皇帝的意旨，管理民政和财政；又设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其长官为按察使，管地方司法、刑狱；又设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长官为都指挥使，主管军事。三司长官地位平等，行省权力一分为三，互相牵制，上统于中央，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公元1420年 设置东厂

明成祖夺取帝位后，为打击建文余党，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始设立专司侦缉和刑狱的特务机构，谓之东厂。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后，东厂被置于东安门之北。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之第二、第三人主持厂内事务，称“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厂内人员称之为“督主”或“厂公”)。下设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由锦衣卫千户、百户充当，称贴刑官。其下有掌班、领班、司房、役长和番役负责侦察缉访。活动范围上及官府，下至民间，大凡关防出入、人命案件、地方失火等均得详报。东厂奏本昼夜均可径送皇帝。神宗初年，冯保以司礼太监兼东厂事，设立内厂，而以初建者为外厂。有明一代厂与锦衣卫并列，从事特务统治。宦官藉此擅权，为害甚烈。

明朝的中衰

开篇语

明朝自英宗以后就逐渐走下坡路。“土木堡之变”中，英宗作了蒙古瓦剌部的俘虏，成为明王朝盛衰转折的重要标志。自此之后，各代皇帝大多荒淫昏暗，纵情享乐，不理朝政，宠信太监，导致宦官专权。从王振、刘瑾到魏忠贤等人酿成的“阉党之祸”，致使明王朝统治危机日益加深。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进行改革，由于明王朝江河日下的大势已定，这次改革也无法力挽狂澜，并以失败而告终。

公元1435年 王振专权

朱元璋建国伊始，规定内官不许习字，只供洒扫驱使。又令宦官不许干政，违者斩。终洪武一朝，无宦官干政的现象。靖难之役时，大批宦官投奔朱棣，报告朝中虚实，为朱棣夺取江山立有功绩。成祖朱棣因此信任宦官，允许读书习字，逐渐委以重任。到宣德年间，皇帝便会让侍候左右的司礼监太监替他批复奏章，日久成例，称为“批朱”。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宣宗病死，英宗即位，改元正统。这时，英宗年仅9岁，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秉政，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处理。王振是山西蔚州人，入宫前就曾读过书并当了几年的教官。据称其任职数年，毫无建树，为逃避罪责而自行阉割入宫，后来被派到东宫，陪太子朱祁镇读书。英宗即位后，任命王振为司礼太监。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并有“批红”之权。英宗把这样一个重要官职交给王振，为他日后擅权开辟了道路。在京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正统初年，外廷有“三杨”，内宫有太皇太后张氏，王振尚处处小心，不敢嚣张。正统七年（1442年），张太后去世，“三杨”也先后去世，使得王振可以肆无忌惮地弄权，大兴土木，广收贿赂，使用重刑，威势倾朝廷。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率兵犯边。王振认为这是扬威远方的机会，怂恿英宗贸然亲征。英宗自己也想仿效曾祖父成祖扫荡漠北，因此不顾大臣们的劝谏，草率亲征。结果，英宗被俘北去，王振被打死。

公元1464年 宪宗即位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被俘。九月，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等拥立英宗弟朱祁钰为帝，是为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次年，英宗被释归，为景帝幽禁于南宫。景泰八年正月，景帝病重，不能临朝，石亨见帝疾甚，即与都督张、太监曹吉祥等密谋发动政变，拥英宗复辟。英宗复位后，下于谦、王文于狱。后又以谋逆罪杀于谦、王文，迫害于谦所荐之文武官员。论复辟功，对石亨、徐有贞等人分别晋官加爵。二月，废景帝仍为郕王，迁于西内。天顺八年（1464年），英宗皇帝去世，太子朱见深继承皇位，次年改元“成化”。宪宗即位后，平反了于谦冤狱，恢复了于谦之子的官职。又不顾明代宗曾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以德报怨，恢复代宗帝号，重修代宗陵寝，博得了朝野的一片称颂之声。朱见深任用李贤为相，阁臣之中还有彭时、商辂等人，人才济济，朝政清明。但是随着明朝土地兼并的严重，官吏对百姓的压榨，许多农民流离失所，并且这种情况不断恶化。百姓终于忍无可忍，荆襄爆发了刘千斤起义，广西爆发了少数民族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归于失败，但已经为明朝的政治敲响了警钟。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宪宗去世，为太子朱佑樘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江山。

公元1488年—1505年 弘治中兴

成化二十三年（1487）春，万贵妃病死，宪宗也因悲伤过度于八月去世。太子朱祐樘于九月壬寅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弘治”，是为明孝宗。孝宗即位之初，就着手改革弊政。孝宗“恭检仁至、勤政爱民”，“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英宗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弘治年间除河套、哈密等地区与少数民族有小规模军事冲突外，全国主要地区均无大的动乱；从弘治二年（1489年）至弘治八年（1495年），以治黄为主，兼及苏、松水利，先后用民工近六十万人，历时六七年。调动力量固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灾区人户的失业与救济。由于孝宗的励精图治，使得当时明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富裕，天下小康，被称为“弘治中兴”。

公元1505年 武宗即位

弘治十八年（1505年）孝宗去世后，太子朱厚照即位，次年改元正德，是为明武宗。明武宗即位时，年仅十五，童心不改，一心贪玩，怠于政事，而热衷于骑射游猎，纵情声色。1507年（正德二年），明武宗于西华门筑别殿，造密室，选美人，供其淫乐，称之为“豹房”。宦官刘瑾等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更是投其所好，日献鹰犬、歌伎，供其玩乐。武宗游嬉无度，对臣下一些忧国忧民的建议，置若罔闻。后来刘瑾不法被诛，但武宗的腐朽生活并不收敛，他扩建豹房，增修二百余间，浪费了大量资财。武宗还喜欢猛兽，曾因“狎虎被伤”，致使一个多月不能上朝。除此之后，武宗还常常微服巡游，“凡车驾所致，近侍先掠良家女以充幸御，至数十车”。在巡游途中，他还以英雄自居，经常戎服，乘马佩剑，踌躇满志，有一次，还亲率士兵与鞑靼作战，险些被俘，事后却让人“以捷闻于朝”，回朝后并大言不惭地说：“朕在榆河亲斩首虏一级，亦知之乎？” 武宗长年出巡，不理政事，致民间怨声载道。在位期间，北直隶、江西、湖广、四川、陕西等地民变纷起，宗室相继反叛。

刘瑾

刘瑾是是明朝揽权乱政、影响最大的三个权宦之一，在当时有“立皇帝”之称。本姓谈，领他进宫的宦言姓刘，所以冒姓刘。孝宗时，在东宫侍候武宗。武宗即位，掌管钟鼓司，是“八虎”(八个最受宠的宦官)中最狡猾狠毒的一个。他仰慕英宗时权宦王振为人，引诱皇帝游乐，微服出行。升内官监，总督京师武装，劝皇帝令各地镇守宦官各自进贡万金，并将皇庄增至三百余处，致京畿一带大受骚扰。大学士刘健等大臣群起上疏请求处死刘瑾，并得到司礼太监王安等的支持。刘瑾却得到吏部尚书告密，先发制人，连夜使皇帝发配了王安等，由他掌管了司礼监。刘瑾得势后大肆受贿弄权，控制特务机构东、西厂，加设内行厂，使缉事人员四出活动，斥逐大臣，大量引进私党。正德五年(1510)，安化王借讨伐刘瑾罪行为名，起兵造反。与刘瑾有矛盾的太监张永和都御史杨一清受命指挥部队讨伐。在杨一清的策划支持下，张永乘班师献俘的机会，告发刘瑾谋反。皇帝亲自去抄家，搜出许多违禁品和刘瑾随身携带的匕首，这才下令处死刘瑾，并将他所改变的法制改变过来。

公元1521年 世宗即位

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死，武宗无子，皇太后张氏以孝宗亲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继位，是为世宗，改元嘉靖。明嘉靖帝继位之初，下诏废除了武宗时的弊政，诛杀了佞臣钱宁、江彬等，抑制宦官和外戚勋贵势力的发展上颇有成效，清查庄田，还田于民，对赋役制度的改革，利国利民，然而，这些改革仅是在局部范围内，未能全面而持久地展开。世宗非常崇信道教，好神仙老道之术，一心求长生不老，他到处搜罗方士、秘方，许多人因此而一步登天，一些文人也因为给嘉靖皇帝撰写青词（道教仪式中向上天祷告的词文）而入阁成为宰相，权臣严嵩就是通过写青词而升任为首辅。世宗由严嵩主持朝政，自己则深居皇宫专心于成仙修道。在他在位的45年间，由严嵩擅权达17年之久。严嵩立朋党，除异己，造成兵备废弛，财政拮据。倭寇扰掠东南沿海，蒙古鞑靼贵族大举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社会危机日益加深。

内阁纷争

内阁是明朝权力的核心，为了争权夺利，阁臣之间也互相倾轧，纷争不已。英宗即位时，年仅九岁，不能理政，太皇太后乃委政于内阁，令大学士杨士奇对臣下章奏拟出处理意见，交皇帝裁决，这也就是“票拟”制度的开始。一般大学士无权“票拟”，只有位高望重的首辅大学士才有这一权力。因此，阁臣为了当首辅，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明武宗无子，死后堂弟朱厚熜即位，是为明世宗。世宗欲尊生父兴献王（朱佑杭）为皇考，结果引起一部分官僚的反对。围绕皇统继承问题，官僚之间展开了明争暗斗，内阁首辅杨廷和等认为，继统就要继嗣，世宗应尊孝宗为皇考，生父兴献王只能尊为皇叔考。南京刑部主事张璁等人则迎合世宗，上疏说“继统”不同于“继嗣”，应尊兴献王为皇考，这就是所谓“大礼议”之争，斗争结果，杨廷和被罢官，张璁被任为首辅。张璁任首辅后，恃宠跋扈，结怨太多，受到以阁臣夏言为首的官僚们的弹劾，结果张璁被革职，夏言代之为首辅。夏言上台后，欺凌礼部尚书严嵩，严嵩借朝臣争论兴献王附宗庙一事，极力逢迎世宗，取得了世宗的信任，严嵩更攻击夏言倡议收复河套之役“误国”有罪，结果夏言被杀，严嵩被任命为首辅。严篙当政后，“遍引私人居要地”，其子严世藩为工部左侍郎，并代严嵩票拟，时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谣。嘉靖末年，严嵩被弹劾撤职，严世藩被杀，徐玠出任首辅。穆宗隆庆初年，高拱原系东宫讲官，受到信任，终于取代徐玠为首辅。但不久，高拱又被张居正排挤罢官，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

纵观明中期的内阁纷争，几乎完全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十分卑鄙，以致这一时期的政治更加腐朽，明朝的统治危机也日趋加深。

公元1572年 神宗即位

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死，十岁的朱翊钧登基做皇帝，是为明神宗。神宗在位前十年，励精图治，重用张居正，张居正从事改革，使明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所振兴。万历十年（1582）朱翊钧亲政后，追夺张居正官阶，逐步废止其改革措施。他晏处深宫，不常视朝，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派遣大批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开矿征商，疯狂掠夺，不断激起农民起义和城市市民阶层的反抗。万历中期以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日益加深，党争与宫闱之争相互纠结。后期，神宗荒怠益甚，朝中齐楚浙党鼎立，职守尽弛，上下解体。神宗初年比较重视军务，在张居正的影响下，曾两次亲临教场检阅军队。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间，先后赢得平定国内叛乱和援助朝鲜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胜利。此后即不问边计，对建州女真弄兵塞外，蚕食疆土不以为意。努尔哈赤于四十六年攻占抚顺，挑起后金与明之间的战争。神宗则力主挞伐，次年，明军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惨败，此后明对后金取守势，无力进攻。在明与后金的战争中，神宗3次下诏增派辽饷，加重了对内地人民的剥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公元1573—1582年 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今属湖北）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隆庆元年（1567）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隆庆时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万历初，他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遂成首辅。当时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决，前后柄政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锐意革新，整顿吏治，收到一定的成效。万历元年（1573）六月，实行“考成法”，对官员进行考察。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内阁，抑制宦官，巩固中央政权。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万历六年他下令清丈土地，清查权豪势家隐瞒的土地。三年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役制度，赋役合并，以丁田分担役银，按亩征银。他积极整顿财政，量入为出，节缩开支。任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河淮河，都见成效。他还注意改善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万历十年（1582）卒，赠上柱国，谥文忠。张居正的改革使国家财政状况得到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改革也遭到官僚地主的强烈反对。死后为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籍其家。天启时，恢复名誉，予葬祭。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

海瑞

海瑞（1514年一1587年），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单人。海瑞历任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儒学教谕（正教官）、浙江淳安县知县、嘉兴通判（知府的副职）等职。因受反对者诬告，被降为江西兴国县知县。后因政绩显著，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被调升进京任户部云南司主事。隆庆元年（1567年），迁升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后又调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提督事务，巡抚应天十府。 后因匡正时弊，令朝中大部分官员不满，被迫于隆庆四年（1570年）辞去南京户部侍郎官职。之后复出，就任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个皇帝，仕途坎坷，屡次受到排挤，曾因批评皇帝被罢官入狱。他始终刚直不阿，执法公正，惩贪抑霸，整顿吏治，并平反了一些冤案，被誉为“海青天”，亦称“包公再世”。

明后期的社会危机

开篇语

万历中叶以后，明朝在政治、经济、军事、财政诸方面，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日益削弱着明朝的统治，促成和加速了明朝的崩溃。明朝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极端尖锐。官场黑暗，宦官专权，党争激烈。特别是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大多非昏即愚。到神宗和熹宗两朝，政治达到腐败不堪地步。在经济上，统治者疯狂掠夺土地，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同时还把各种赋役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尤其是“辽饷”、“剿饷”、“练饷”的征收，使广大的农民已到了无法生存下去的地步。各地官吏更是贪赃枉法，无所顾及。这些都直接地动摇了明朝的统治基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纷纷起来反抗；而在关外迅速兴起的满洲贵族，利用他们已有的优势，不断进攻关外的明军重镇，这样，明王朝的统治者们东讨西杀，疲于奔命，处于内外交因的危险境地。

公元1586—1614年 国本之争

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到四十二年(1614年)，万历朝围绕确立太子的“争国本”斗争历时近30年。神宗万历皇帝的王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郑贵妃生子朱常洵（即后来的福王）。朱常洛年长，按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朱常洛应该被立为太子。但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准备立朱常洵为皇太子。朝臣果然依据封建王朝太子立嫡，无嫡立长的法纲力争。首辅申时行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上《请册立东宫以重国本疏》，拉开了长达近30年的波及整个朝廷的国本之争的序幕。申时行的奏请立即引起了满朝文武的共鸣。各部府司道诸衙门都纷纷上章奏请。户部给事中姜应麟、吏部验封司员外郎沈璟、刑部山西司主事孙如法、河南道御史杨绍程等人的奏章言辞尤为激烈，万历皇帝一怒之下，将这四人严厉降处。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又上奏章，指明神宗有“酒色财气”四病，深得群臣赞同，又受到大学土王家屏等阁臣的袒护。此后，申时行、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朱纁、礼部尚书于慎行等人除了继续陈请早行册立之外，还陈请神宗对朱常洛及早进行“预教”（出阁读书），事实上承认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以手诏示大学士王锡爵，拟把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待以后再从三人中选有才能者立为太子。神宗迫于群臣的强大压力，被迫放弃了“三王并封”的谕旨，但又抱着“待嫡”之说不放。后来经过群臣连续八年之久的几百次顽强的奏请，直至皇太后施加压力，才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也封常洵为福王，藩国洛阳。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朝廷大臣奏请福王就藩之国的奏章不断，万历皇帝一直在拖延。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万历皇帝再也拖延不下去了，才以第二年春天为期，但又同时提出条件，福王庄田要达到四万顷。然而，又无法凑足四万顷之数，朝廷大臣，特别是东林党人上书反对，万历皇帝被迫让步，减为二万顷。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皇长孙由校（常洛长子）也已九岁，神宗看废长立爱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才将朱常洵封国洛阳，满朝文武才如释重负。沸沸扬扬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至此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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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96年 矿监税使的掠夺

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工商业城市有了发展，市民阶层得到壮大，首次登上历史舞台，使社会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并增添了新内容。明神宗贪得无厌，爱财如命，生活上奢侈糜烂，挥金如土。朝廷上下更是贪污成风，以致国库空虚，入不敷出。为了广开敛财门路，增加剥削收入，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他亲自派出大批宦官去全国各地充当矿监税使，大肆进行搜刮和掠夺。矿监，名为监督开采，征收矿税，其实是指鹿为马，进行敲诈和勒索。他们随意指指点点，到处掘人家坟墓，毁人家住宅，胡乱声称地下有矿，逼得人家送上金钱才肯罢休。弄得人心惶惶，民怨沸腾，没有一块安宁的地方。税使则在各工商业城市和水陆交通沿线乱设税卡，横征暴敛，鱼肉人民，折辱地方官员。仪征与镇江一江之隔，要抽税两次，长江上船行一天要抽税五六次，运河两岸更是“层关叠征”。这些矿监税使以一部分敲诈勒索来的金银财宝孝敬皇帝，而大部分都进了他们私人腰包。

公元1601年 苏州市民抗暴

矿监税使的例行逆施不仅破坏了工商业的发展，扰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还激起了商人、作坊主、手工业者、市民、乃至富户和地方官员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遍及全国各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苏州爆发了激烈的反对税监孙隆的斗争。宦官孙隆负责苏抗税监，常驻苏州。他勾结当地恶棍，到处设卡抽税，搞得“百物腾贵，民不堪命”。又对染织作坊“擅自加征”，规定每张织机要征收税银三钱，逼得机户“杜门罢织”。染坊也被迫歇业，使得许多织工、染工失去生活来源。在织工葛贤的领导下，几千名愤怒的失业工人汇集到玄妙观，焚香发誓：“欲为吴民剿乱”，“拼死救此一方”；不杀税棍、不赶走孙隆，誓不罢休。他们先后击杀了孙隆的帮凶黄建节等人，又打死好几个税官，放火烧了十几个爪牙的住宅，包围了孙隆的官署。孙隆连夜逃奔杭州，才免于一死。神宗被迫撤回了孙隆，派来了宦官刘成。不到一年刘成又步孙隆的后尘，故技重演，继续大肆盘剥，欺压商民和织工，再一次激起公愤，苏州商民在管文的领导下，又掀起了反对新税监刘成的斗争。由于明朝后朗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形成全国市场的水平，城市人民反对矿监税使封建掠夺的斗争仍处于分散的、各自为战的状态，但他们已首次登上政治舞台，初步显示了斗争的力量和勇气，这预示着明朝的封建统治已经危在旦夕，即将土崩瓦解。

公元1604年 东林党形成

神宗统治时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最反动腐朽的势力，操纵朝政，政治黑暗，军事窳败，财政拮据，而苛征暴敛益形繁重，人民反抗事件也层出不穷。由于明朝国力渐衰，崛起于关外的满洲贵族也逐渐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以至成为对明朝的威胁。面临这种国事日非的形势，一些政治头脑比较清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允成等人,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明神宗朱翊钧统治后期，宦官擅权，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针对这一现象，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他们还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思宗崇祯三朝，长达半个世纪。

公元1615年 梃击案

神宗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常洛，郑贵妃生子常询。常洛为长，按皇明祖训“立嗣以长”，而宠妃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神宗所钟爱，神宗欲册立常询，乃迁延不立皇太子，内阁大学士方从哲又依违其间，东林党人上疏反对。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福王离开北京赴洛阳就国才真正确立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但宫闱的权力之争仍未停止。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宫外男子张差手持木棒闯入大内东华门，一直打到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后被内监捕获。对张差梃击太子宫之事，朝内争论不一。支持郑贵妃倾向福王为太子的臣僚认为是张差疯癫所为；支持皇太子的大臣认为是陷害太子的阴谋。经刑部十三司会审，查明张差系京畿一带白莲教的一支红封教的成员，其首领为马三道、李守才，他们与郑贵妃宫内的太监庞保、刘成勾结，派张差打入宫内，梃击太子宫。此案结局，张差磔死，马三道、李守才发远方戍守，太监庞保、刘成在内廷击毙，梃击案掀起的轩然大波暂时平息。梃击案与宫内权力之争是否有牵连，至今未有定论，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公元1620年 红丸、移宫二案

梃击案以后宫闱争斗并未真正结束，在泰昌、天启年间更为剧烈地展开，“红丸案”、“移宫案”接踵发生。红丸、移宫二案发生在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光宗即位，不久身患重病，内侍崔文升进泻药，随后鸿卢寺丞李可灼又进红九两粒，光宗服药后就一命归天，许多大臣怀疑这又是郑贵妃的阴谋，又展开了大争论。光宗死后，与郑贵妃来往密切的李选侍挟太子朱由校居乾清宫，朝臣们认为李选侍心怀叵测，退她立即移出乾清宫。这三案本不是什么重大事件，但在统治集团内部思想混乱、互争长短的情况下，都成了十分敏感和争论最激烈的政治案件。在激烈争论这些案件的过程中，由于观点和态度的不同，就形成了东林党和以浙党为代表的非东林党，历史上又把东林党称为“清流”，非东林党称为“邪党”。

公元1628年 思宗即位

天启六年（1627年）八月，熹宗死，由于没有子嗣，其帝朱由检受遗命于同月继承皇位。次年改元“崇祯”。朱由检继位伊始，面对着危机四伏的政治局面，殷切地寻求治国良方，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与前两朝相比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天启七年（1628年）十一月，崇祯皇帝在铲除魏忠贤的羽翼之后，再将其贬至凤阳，途至直隶阜城，魏忠贤得知崇祯要逮捕他，遂与一个关系密切的太监自缢而亡。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发配、或终身禁锢。与此同时，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托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无奈积重难返，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中后金反间计，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他又增加赋税，增调重兵全力防范雄居东北的后金政权和镇压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因对外廷大臣不满，朱由检在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又重用另一批宦官。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甚至派宦官总理户、工二部，而将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无奈中，他不断反省，四下罪己诏，减膳撤乐，但终无法挽救明王朝于危亡。

阉党与东林党之争

天启年间，熹宗以做工匠活为乐事，不问朝政。太监魏忠贤与熹宗的奶妈客氏相勾结，乘机专权，以浙党为代表的非东林党投靠魏忠贤，串通一气，形成了阉党。阉党头目魏忠贤本是市井无赖，万历时自阉入宫，因与熹宗奶妈客氏勾通，升为司礼秉笔太监，得到熹宗的信任，权势很大。他的党羽遍布全国，还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称号。他们无耻地为魏忠贤歌功颂德，大建生祠，甚至称魏阉为“九千岁”、“九千九百岁”。他们把持朝政，胡作非为，猖狂杀害异己，气焰十分嚣张，政治腐败到了极点。天启年间，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空前激烈。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揭发魏阉二十四大罪状，魏忠贤诬陷杨涟受过杨镐、熊廷弼贿赂，被捕下狱，以“土囊压身，铁钉贯耳”，被残酷折磨而死。六年，魏忠贤大肆镇压东林党人，按照他们拟订的“东林点将录”、“东林同志录”名单逐一搜捕，著名的东林党人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高攀龙等，都先后被迫害而死，还有许多人被囚禁和流放。崇祯即位，由于魏阉和客氏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才被处死。阉党虽然遭到沉重打击，但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直到南明弘光时期仍未止息。

三饷加派

明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已经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江南的一般地主豪绅通过巧取豪夺，“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土地的高度集中，迫使自耕农大量破产和流亡，因而导致政府赋税收入相应减少，而皇室仍旧大肆挥霍。万历时皇室婚礼一项开支就用银一千万两，修缮宫殿时仅木料费用就达九百万两。此外政府的正常开支有增无减，尤其是军费开支连年剧增，以致全年收入不足开支的一半。为了解决这一财政危机，明朝政府就不顾人民死活，强行加派赋税，肆意进行收刮。早在嘉靖二十年(1551年)就曾因军饷短缺，在正赋之外，加派了120万两。明末的“三饷加派”——辽饷、剿饷、练饷，数额更为巨大。辽饷是为了解决在辽东对努尔哈赤用兵所需军饷而加派的赋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为200万两，到崇帧四年(1631年)猛增到1029万多两，短短13年增加了五倍。剿饷是用来镇压农民起义的，每年330万两。练饷是用来训练军队的，每年700万两。三饷合计高达2000多万两，比明朝末期每年正常赋税收入的1400多万两还要多600万两。这些加派的赋税又主要落在农民和部分中小地主身上。

明末农民大起义

开篇语

天启、崇祯间，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经济剥削的苛重，社会矛盾益趋激化，各地农民起义再度兴起，最终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统治，为一个新的皇朝的诞生，铺平了道路。崇祯年间，农民起义队伍主要分为二支。一支是闯王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主要转战于中原地区。抗击明军：一支是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到四川。两支起义军遥相呼应，多次打败明军的围剿。1644年，李自成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建国号大顺，建元永昌。1644年11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称成都为西京。李自成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后，率部渡黄河，克太原，以摧枯拉朽之势，连下大同、宣府，夺取居庸关、昌平，直逼北京城。3月19日、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统治近300年的明王朝，被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推翻了。

公元1629年 李自成起义

1628年（崇祯元年），府谷王嘉胤、汉南（成县）王大梁、安塞高迎祥和清涧王左卦等人，先后起义响应。此后，各地起义军越来越多。1629年（崇祯二年），明末农民大起义杰出领袖李自成也率领一部分边兵在甘肃金县起义。李自成（公元1606—1645年），陕西米脂人，家世业农。明天启、崇祯年间，陕北连年旱荒，农民纷起暴动。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李自成投银川驿当驿卒。银川驿裁撤后，李自成失业。后因向同邑乡绅借贷无力偿还，被械系到街上示众。继而，他逃出米脂，聚集三万人造反起义。崇祯三年（公元1629年），李自成率部投靠闯王高迎祥，是为八队闯将，转战陕、晋、豫、楚等地。崇祯七年，奉令殿后的李自成部误入兴安（今陕西安康）附近车箱峡，被明军围困。李自成设计得以脱围后，势力愈强，连破永寿等七县。崇祯九年（1636年），高闯王战败于陕西盩厔（今周至）被俘牺牲，自成承袭闯王名号。

公元1635年 荥阳大会

1635年（崇祯八年）正月，明政府以洪承畴为晋、陕、川、豫、湖广五省总督，出兵陕西，命山东巡抚朱大典出兵山东，从两面夹击农民军。为了粉碎官军的进攻，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的首领，大会于河南荥阳，商讨对敌作战方略。会上，李自成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官兵无能为也”，提出对敌联合作战，分兵迎击的办法。会议采纳李自成的建议，决定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分为东、西、南、北四路出击，另外一路往来策应，把主力放在敌军最薄弱的东路，以便集中力量击溃敌人的夹攻。荥阳大会是明末农民大起义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 它体现了农民军团结对敌，联合作战的要求，标志着农民起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后来没有很好地贯彻这次会议的决定，但是，象这样众多的农民军首领聚会商讨对敌作战计划，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还是一个创举。

公元1638年 起义军受挫

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明朝政府把镇守辽东的主力军也抽回来了，1637年（崇祯十年），采用兵部尚书赵嗣昌议，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之策，即以陕西、河南、湖北、江北为四正，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合为十面网，从四方八面对农民军进行围攻，妄图把农民军杀尽斩绝，一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对农民军展开了更残酷的围攻。1638年（崇祯十一年）春，李自成在川北梓潼，遭到洪承畴军队的伏击，十一月又在潼关，为孙传庭的优势兵力所败，只剩下李自成、刘宗敏、田见秀等少数将领，率领余部突围到陕南的商雒山中。同年，张献忠也在湖北谷城“受抚”，但他不交军权，屯田谷城四郊，观望形势。其他各支农民军大都退入山区，也有的“受抚”。总之，这时农民起义遭受到严重的困难和挫折，但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在迅速形成中。

公元1639年 谷城再起

崇祯十二、十三年之间（1639—1640年），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又连续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山东的灾荒，有人说是明朝二百年来第一次变异。河南更是灾荒的中心地区，以致“人相食，草根俱尽，土寇并起”，甚至有父食其子、夫食其妻的惨事。因此，革命烈火烧遍中原大地，大大小小的起义军遍布河南全省，仅黄河两岸，农民起义就不下百余起。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1639年（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再起于谷城，西向四川，粉碎了明政府“四正、六隅、十面网”的计划，并在四川境内牵制明军的10万主力部队，从而支持了李自成在河南的斗争。崇帧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乘湖广明军空虚，由四川回师，一举攻占襄阳，杀了襄王朱翊铭，杨嗣昌畏罪自杀。

公元1640年 冲出商雒

李自成经过在商雒山中的一段休整，总结了起义十年来的斗争经验，研究了历次战斗成败的原因，于1640年（崇祯十三年）也冲破官军的重重包围，经由郧（湖北郧阳）、均（湖北均县）转入河南。各地起义军争相依附，农民纷起参加和支援，不出几月，队伍发展到几十万，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又出现了。在农民革命的巨大浪潮中，有些失意的地主知识分子，如杞县举人李岩（原名信）、卢氏举人牛金星、江湖术士宋献策等，也带着不同的目的参加到起义军中来了，并很快得到李自成的信任，特别是李岩对农民起义军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第二年正月，李自成一举攻占洛阳，杀了福王李常询，把一部分缴获的粮食、财物散发给贫民，进一步壮大了声势。不久，又攻克豫南重镇南阳，杀了唐王朱聿镇；又夺取了禹县，处决了延津王朱常沧。五次击溃了官军的进攻，活捉了兵部右侍郎傅宗龙，占领了河南全境。这时，李自成的势力已超过了张献忠，并成为明军攻击的主要对象。

公元1644年 大西政权的建立

张献忠于祟帧十六年（1643年）五月攻占汉阳、武昌，称大西王，改武昌为天授府，建立政权。因避免与在襄阳称王的李自成冲突和防止明军左良玉的进攻，七月，放弃武昌，挥军南下，攻占长沙，大封功臣，开科取士，并张贴告示，宣称：“所属州县士民，照常乐业，钱粮三年免征。”大受城乡平民百姓欢迎，很快就控制了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西部和两广北部的广大地区。经过一番经营，张献忠深感这一地区开拓不易，难以固守，于是放弃长沙，挥军北上。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攻入四川，迅速占领重庆、成都，控制四川全境。十一月，在成都正式建国，定国号为大西，年号为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建立内阁、六部等机构。又设五军都督府，下设120营，总兵力几十万人。又设四将军，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并封为王。四将军共领70营，是大西军的主力部队。同时颁布新历书，开局造钱，开科取士，一切诏令敕书改用口语。并禁止官员私藏金银，严格军队纪律，革除民间铺张浪费的旧习俗等等，很有一番开国的新气象。

公元1644年 大顺政权的建立

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二月，李自成攻占襄阳、荆州。第二年正月破承天(治今湖北钟样)，发布通告，声讨“明朝昏君不仁”。数月之间，控制了今湖北全境，并分兵驻守，派官治理，以作长久之计。五月，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改建阳为襄京，设官分职，建立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同时整顿内部，统一思想，杀了反对“据土称王”，闹分裂的昔日战友，吞并了他们的部众。并在这一基础上统一整编军队，上设五营，下设小队，每小队有马兵50名，步兵100至150名。总兵力约60万人。九月，李自成统率大军北上，与明军决战于汝州(今河南临汝)，歼敌四万余人，乘胜夺取渔关，击败明兵部尚书孙传庭。十一月，攻占西安，迅速夺取了陕西全境，井分兵攻占今宁夏银川、甘肃兰州、武威、张掖等战略要地，以作关中的屏障。崇祯十七（1644年）年正月，改西安为西京，正式宣布建立以“大顾”为国号的政权，用“永昌”为年号。改崇祯十七年为永昌元年。扩大政权机构，以天祐殿为最高行政机关，任命牛金星为天祐殿大学士。大封有功将领刘宗敏、刘体纯等160余人为侯、伯、子、男等爵。开科取士，改八股文为散文。制订并颁布军队纪律条令，颁布新历，铸造钱币。又镇压地主豪绅，并责令他们出钱助饷。这时李自成已拥有百万大军。

P101~110

公元1644年 明朝灭亡

李自成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后，率部渡黄河，从西安出发，向山西进军，除在宁武关(故址在今山西宁武境内)遇到明太原总兵周遇吉的猛烈抵抗外，一路势如破竹，明军望风归附，地方官开门迎降，人民夹道欢迎。崇祯十七（1644年）三月十六日，李自成由居庸关入昌平，烧了明十二陵的享殿。十七日，大军进围北京，明军精锐三大营不战而降。十八日，明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广安门)，农民军进占外城。三月十九日，明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今景山)自缢。李自成入承天门(天安门)，登皇极殿。明亡。由于起义军在胜利时丧失了警惕，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于四月引来清军入关。四月下旬，李自成率20余万大军迎战，于一片石失利后返京。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仓卒即帝位，翌日离京西走。次年四月，在湖北通山的九宫山下为地主武装所围困，李自成牺牲，余部由刘宗敏、李过率领南下，联明御清。

满族的兴起

开篇语

满洲族的前身女真族世居于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之间，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明后期，建州女真在汉族影响下，经济文化发展很快，是后来形成满族的核心力量。清太祖努尔哈赤出自建州女真的贵族之家，姓爱新觉罗氏。他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兵，经三十余年奋战，基本统一了女真诸部。在统一过程中，他创立了八旗制度，又命人创制了满文，使分散的女真人结成了牢固的整体。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四十六年，他以“七大恨”誓师伐明，次年又在萨尔浒之战中大破明师，保卫了后金政权。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进攻宁远(今辽宁兴城)，兵败后忧愤病逝，其第八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厉行改革，大力吸取汉族文化，加强汉权，仿效明制，设立六部。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使清政权粗具封建朝廷的规模。七年，又在松山(今辽宁锦县西南)之战中大败明军，摧毁了明朝的宁锦防线。

公元1616年 努尔哈赤建后金

女真族是我国东北一个古老的民族，元朝末年以后，女真族散居在东北地区，分为好多部落。在吉林绥芬河流域，有一支比较大的女真部落，明朝在这里建立了三个卫所（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实行统治。这片地区的女真族，叫做建州女真。另外还有野人女真、海西女真等较大的部落。努尔哈赤出身建州女真的贵族家庭。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不屈奋起，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自中称王”。他率领八旗子弟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馁，以勇悍立威，受部众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女真各部，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统一战争过程中，努尔哈赤在部落内制订了法律和制度，建立起八旗制度，创制了女真族自己的文字——“老满文”，加强与明朝、朝鲜之间的贸易，对明朝继续保持臣属和恭顺的态度，同时又拉拢蒙古和朝鲜，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公元1616年，他认为时机成熟，就在八旗贵族拥护下，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附近）即位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

八旗制度

在逐步完成统一的过程中，努尔哈赤正式建立了从氏族部落组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八旗制度。他规定女真壮丁三百人为一牛录，首领称“牛录额真”（汉语称佐领），五牛录为一甲喇，首领称“甲喇额真”（汉语称参领），五甲喇为一固山，首领称“固山额真”（汉语称都统） 一固山为一旗，七千五百人，共有八旗，旗分为黄、红、蓝、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八色全部女真人都被编在八旗之中。八旗各级首领都由各氏族贵族充任，而旗主（都统）则都是努尔哈赤的亲近家族。他们都拥有大量的财富、土地和奴隶，是大奴隶主。一般女真人则称为“旗下”，他们的身份虽然比奴隶自由，一般都有耕地和牲畜，但他们要服兵役和各种杂役，还受到其他勒索。他们“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无事耕猎，有事征调”。旗主 既是军事统帅，也是政治首领。八旗制度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是维护奴隶制统治的工具。八旗的建立，提高了女真军队的战斗力，加速了奴隶制的发展。

公元1618年 萨尔浒大战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又花了两年多时间整顿内部，发展生产，扩大兵力。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召集八旗首领和将士誓师，宣布跟明朝有七件事结下了冤仇，叫做“七大恨”。第一条就是明朝无故挑衅，害死了他的祖父和父亲。为了报仇雪恨，决定起兵征伐明朝。努尔哈赤亲自率领二万人马进攻抚顺。抚顺守将李永芳看后金军来势凶猛，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后金军俘获了人口、牲畜三十万。明神宗大怒，决定派杨镐为辽东经略，讨伐后金。杨镐经过一番紧张的调兵遣将，才集中了十万人马。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杨镐分兵四路，由四个总兵官率领，进攻赫图阿拉。中路左翼是山海关总兵杜松；中路右翼是辽东总兵李如柏；北路是开原总兵马林；南路是辽阳总兵刘铤。为了扩大声势，号称四十七万。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全局。后金八旗军兵力，合起来不过六万多。努尔哈赤连攻明中路、北路军，中路右翼的辽东总兵李如柏向来胆小，行动也特别迟缓，接到杨镐命令，急忙撤退。后金军里应外合，四面夹击刘铤军。刘铤寡不敌众，他左右两臂都受了重伤，终于倒下。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只有五天时间，杨镐率领的十万明军损失了一大半，文武将官死了三百多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大伤元气，后金步步进逼，过了两年，努尔哈赤又率领八旗大军，接连攻占了辽东重要据点沈阳和辽阳。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把后金都城迁到沈阳，把沈阳称为盛京，威胁明王朝。

公元1619年 熊廷弼经略辽东

萨尔济惨败之后，杨镐被捕下狱，明廷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经略辽东。他根据当明的实际情况，决定采取积极防御、先守后攻的方针，修缮城防，整饬军纪，严明赏罚，招抚流亡，加强战备，严阵以待，使努尔哈赤不敢贸然进犯，辽东形势暂趋稳定。不久，由于明朝统治阶级内部党争纷杂，为官清正、性格刚强的熊廷弼遭到阉党猛烈攻击，被诬以无谋欺君、攻战不力的罪名，他抗辩无效，愤而辞官。明光宗泰昌元年(天命五年，l620年)，袁应泰接任辽东经略，一反熊廷弼的积极防御方针，不顾战场实际形势，企图转守为攻，加之治军不严，麻痹轻敌。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发动进攻，一举夺取了沈阳、辽阳等辽东七十余城，迁都沈阳。袁应泰兵败自杀。明廷在遭到第二次惨败的情况下，再度起用熊廷弼，但又任命阉党王化贞为巡抚，予以牵制。熊廷弼率5000兵驻扎山海关，力主固守广宁(今辽宁北镇)，加强天津、登、莱水师，再联络朝鲜，待时机成熟，三方出兵，一举收复辽阳。王化贞拥兵13万，驻扎广宁，主张立即进兵，一举荡平后金。二人战守意见不一。王化贞的错误主张得到明廷的支持，遂不断发动进攻，屡战屡败。努尔哈赤乘胜西渡辽河，进攻广宁，王化贞不战而逃，在熊廷弼掩护下撤入山海关。明军再一次惨败，丧失了辽东。在阉党操纵下，熊廷弼被冤杀，传首九边。

1626年 宁远之战

天启三年(1623年)，大学士孙承宗出镇辽东，他采纳袁祟焕的建议，以宁远(今辽宁兴城)为据点，筑城固守，以控制后金兵入关的通道。经过袁祟焕的苦心经营，收复了锦州、松山、大、小凌河等地，使辽东形势再度转危为安。天启五年，孙承宗又遭阉党排斥，继任的高第主张全部放弃关外地方，驱迫汉民入关。袁祟焕拒不执行高第的锗误命令，团结广大军民，固守孤城宁远。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以13万铁骑，大举进攻宁远。袁祟焕率军英勇抗击。努尔哈赤久攻不克，伤亡惨重并身负箭伤。他自叹：“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忿恨而回”。这就是著名的宁远之战。不久，努尔合赤病愤而死，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继承汗位，改元天聪。第二年，为报父仇，皇大汉再攻宁远、锦州，又遭到明军的坚决抵抗，后金兵受到沉重打击，皇太极被迫撤军。天聪三年(崇祯三年，1629年)，后金兵避开宁远、锦州，绕道突入长城，进犯北京，袁崇焕奉命回救京师，皇太极使用离间计，诱使明廷杀害了保卫宁远、屡建奇功的袁崇焕。

公元1636年 皇太极建清

爱新觉罗?皇太极，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八子（其母叶赫纳喇氏），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在宁远战败，不久病死，皇太极即后金汗位，皇太极初登汗位即用心着力地加强君权和中央集权，削弱八旗贝勒的势力，逐步改革努尔哈赤所定下的一些成规陋习。努尔哈赤生前规定“八和硕贝勒，同心谋国”，共理国政，由四大贝勒按月轮值，执掌政务，这实际上还是带有奴隶制烙印的体制。1629年正月，皇太极以“三大贝勒，向因值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多有未便”为由，改为三大贝勒以下诸贝勒“代理值月之事”，以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力。同时，又设“八大臣”、“十六大臣”，他们或与诸贝勒共同议政，或出兵驻防，从而又削弱八旗诸贝勒的权力。这些措施虽然使君权得以加强，但还未改变八旗旗主并立的局面。1631年7月，皇太极依据大臣建议，仿明制设立六部，以贝勒管部事，设承政、参政。皇太极还设置了文馆，掌出纳奏章，可上书言事。后又改文馆为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有如明之内阁。这就使后金政权在封建化过程中前进了一大步，行政效率也大大提高。1635年，皇太极控制了两黄、两蓝、两白六旗，并将势力渗入到镶红旗，结束了“八王共治”的局面，实现了皇权的集中和统一。翌年（1636年），皇太极被拥立为皇帝，定国号为“清”，改元“崇德”，完成了满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化。

公元1642年 锦州失守

公元1641年，皇太极命多尔衮等攻锦州，战斗十分激烈。明守将祖大寿势孤力单，告急求援。第二年七月，明朝派洪承畴统率大军十三万前去援救，被清军围困于松山（锦州南十八里）。崇祯十五年（1642），松山失守，洪承畴被俘降清，祖大寿也在锦州投降。锦州失守后，明在关外仅剩下宁远孤城，山海关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至此，皇太极已在政治上、军事上为大举进军中原，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明朝的民族关系

开篇语

明朝治理边疆的思想和政策是由太祖和成祖奠定的。明初奠定中原以后，便向边疆地区进发，力图实现全国的大统一。为达到这一目的，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治理，仍采用“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在东北地区以及西北等地建立羁縻卫所；对北部边疆蒙古鞑靼、瓦刺诸部则分别封王，使之互相牵制；对西藏地区多封众建以分其势；对西南地区则推行土司制度。总之，由于明朝各边区形势不一，明朝边防的侧重点及具体措施亦有所不同。

公元1368年 改土归流

明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沿袭元朝的统治办法，实行土司制度。明永乐年间，平定西南地区两个宣慰司叛乱，改设贵州布政使司，取消土司衙门，改由朝廷派遣流官直接统治，称为“改土归流”，明朝实行改土归流地区有限，西南大部分地区仍然实行土司制度。明代在广西改流较早，从洪武年间就开始了。据统计整个明朝在广西地区改土归流共16处。1368年（洪武元年）将忻成土司改为流官知县；1505年（弘治十八年）上思州黄姓土司“叛服无常”，被明军讨平后改设流官知州；嘉靖年间因思恩土府土官岑濬屡出兵侵掠邻境，明朝出兵征讨，杀了岑濬，改设流官知府。明朝的改土归流主要在贵州、四川、云南、广西4省进行。明代的改土归流总的说是不彻底的，并曾遭到土司的强烈反抗，因而出现了许多反复，在许多改设流官的府、州、县中，流官政权很不巩固。这是因为明代土司制度还处在全盛时期，一方面土司制度对明王朝的统治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土司势力还比较强大，可以利用群众的力量起来反抗改流。同时明代改流的土司地区，大部分处于地主经济兴起的时期，还未能彻底战胜领主经济，就是说土司统治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受到根本的破坏，明王朝也没有力量对改流地区进行完全的控制，决定了明代改土归流的不彻底性和反复性，改土归流就只有在条件完全成熟的清朝才能彻底进行。

设立乌斯藏都指挥使司

藏族聚居的西藏，明代称乌斯藏。藏族以畜牧业为主，仅在雅鲁藏布江沿岸种植一些青稞、小麦、荞麦等农作物。由上层喇嘛和各部首领组成的封建领主占有许多田庄和奴婢，残酷剥削广大农奴。洪武时，明朝政府在西藏设立乌斯藏都指挥使司，又委派藏族的上层僧侣充任宣慰使、宣抚使和安抚使等官职，赐给他们印信，通过他们向藏人征收赋税。当时西藏喇嘛放的教派很多，有噶当派(红教)、噶举派(白致)、萨迦派(花教)和盆布派(黑教)等，而以噶举教派帕木竹巴法王权力最大。明朝在帕木竹巴设万户府，并封帕木竹巴法王为“国师”。以后每一代的帕木竹巴法王都由明朝政府策封为阐化王。这些事实说明西藏与明朝政府始终保持着隶属关系。明时，汉藏两族经济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藏族主要是用马来换内地的茶。除茶马贸易外，明朝政府还向藏族供给布帛及食盐等，藏族向内地供给犀角、画佛、铜佛等。

宗喀巴

西藏地区盛行藏传佛教，有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和盆布派(黑教)等，每派又分为若干小派。西藏地域广袤，教派林立，只有地方行政设置并不能有效地实行统治，因此明政府继承元代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体制。从洪武到永乐，各教派首领分别被册封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辅教王、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大都有一定辖区。

14世纪末，出生于青海湟中县塔尔寺地方的藏族僧侣宗喀巴，去西藏求佛法。他目睹西藏喇嘛教僧侣与封建领主勾结，垄断寺院，生活腐化，于是进行宗教改革，禁止喇嘛娶妻生子，崇尚苦修，限制世俗地主向寺院扩张势力。他要求喇麻穿黄僧衣戴黄僧帽，被称为黄教。宗喀巴有很多弟子，其中最著名的两个弟子，即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他们世世转生(“呼比勒汗”)。宗喀巴的第五弟子释迦也夫曾于永乐、宣德时两度抵达北京，明朝封他为“大慈法王”和“国师”。明中叶后，黄教势力日大，并在蒙古、东北广泛传播。明末，五世达赖借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的力量统一全藏。达赖五世和班禅四世分掌前后藏统治权，政教完全合一，其余各教派便衰落了。

藏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

永乐五年至十二年(1407-1414年)间，明政府与阐化王台作修通了从雅州到乌斯藏的驿路，并设置驿站，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方便了。藏汉之间除定期的“朝贡”贸易之外，还有不断增加的茶马贸易。

藏族地区的生产以畜牧业为主。生活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和四川、云南的藏民则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农作物有青稞、豌豆、荞麦等。上层喇嘛和各部落首领构成封建领主阶级，占有全部土地、山林、绝大部分牲畜和奴婢(“朗生”)，残酷剥削广大的农奴(“差巴”和“推穷”)。

明清时期藏族的文化科学有了重大的发展。在文学方面，史诗《格萨尔王传》、小说《弥拉热巴传》经世代口授增饰，在明代汇编成书。著名史学名著有《布顿佛教史》、《红史》、《西藏王统记》、《汉藏史集》、《青史》、《宗喀巴大师传》等。绘画雕塑，吸收汉族及尼泊尔、印度、克什米尔特点，别创风格。

公元1386年 蒙古族分裂

元亡以后，蒙古贵族被迫退回蒙古草原。但势力还相当强大，不断袭击明朝，成为明朝严重的威胁，所谓“北虏南倭”。为了巩固北边的边防，从明朝初年起，先后用了将近二百年的时间，实行重兵防守的政策。除筑“九边”外，还修筑了北边的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气势雄伟，蜿蜒13000余里。这些历史遗迹大部分至今仍然基本完好。1386年，骚扰明朝的蒙古贵族被明军打败之后，势力大为削弱，蒙古族便分裂为瓦剌部、鞑靼部和兀良哈三部。但瓦剌和鞑靼仍不断与明朝发生战争。

北元

洪武元年(1368年)，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崩溃。元廷北徙后形成与明廷并存的蒙古政权，自称“大元”和“大蒙古”，以示自己是元朝的延续。史称“北元”。北元政权基本上放弃了汉制而转变为蒙古游牧政权，其存在时间一直延续到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几乎与明朝相始终。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元顺帝卒，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是为昭宗。永乐元年(1403年)，非元室后裔鬼力赤夺得汗位。当时蒙古已分裂成两大部，即西部的瓦刺和东部的鞑靼(蒙古本土)。成祖采取封王和征讨两种手段打击和防御蒙古势力。永乐五年，鬼力赤被废，元裔本雅失里称汗，杀明使。八年，成祖率50万大军亲征漠北，大败本雅失里及其知院阿鲁台。成祖先后5次亲征漠北，着重打击阿鲁台势力，又以封王、通贡、开设马市来笼络和控制蒙古各部。

嘉峪关

嘉峪关，位于甘肃河西咽喉之地——嘉峪关西南隅的嘉峪关山麓。南面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北面是连绵起伏的马鬃山，两山之间夹有一务长15公里的狭窄地带，地势平坦，水源充足，东有繁华兴旺的酒泉郡，是古丝绸之路必经的关隘和东西文化交流的要道，有“河西第一隘口”之称。嘉峪关关城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从初建到筑成一座完整的关隘，经历了168年（1372－1539年）的时间，是明代长城沿线九镇所辖千余个关隘中最雄险的一座，嘉峪关由内城、外城、城壕三道防线成重叠并守之势，壁垒森严，与长城连为一体，形成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一百里一城的军事防御体系。现在关城以内城为主，周长640米，面积2.5万平方米，城高10.7米，以黄土夯筑而成，西侧以砖包墙，雄伟坚固。内城开东西两门，东为“光化门”，意为紫气东升，光华普照；西为“柔远门”，意为以怀柔而致远，安定西陲。门台上建有三层歇山顶式建筑。东西门各有一瓮城围护，西门外有一罗城，与外城南北墙相连，有“嘉峪关”门通往关外，上建嘉峪关楼。嘉峪关内城墙上还建有箭楼、敌楼、角楼、阁楼、闸门楼共十四座，关城内建有游击将军府、井亭、文昌阁，东门外建有关帝庙、牌楼、戏楼等。整个建筑布局精巧，气势雄浑。嘉峪关自建以来，屡有战事。明正德年间的1515－1522年，吐鲁番满速尔兵数犯河西。当时嘉峪关只是座孤城，以致满速尔兵两破关城，并屡掠附近请部民众牛羊。直到1539年嘉峪关建成为一座完整的军事防御工程后，关城锁阴边睡，又有明墙暗壁相合，才真正成为固若金汤的天下第一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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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49年 土木堡之变

英宗正统初年，蒙古瓦剌部强盛起来。瓦剌是蒙古中的一部。元朝灭亡以后，一部分蒙古族退回蒙古草原和东北等地。后经朱元璋数次打击，内部发生混乱，逐步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分。永乐以后，瓦剌部日益强大，正统初年，瓦剌统一了蒙古三部。瓦刺本与明朝有朝贡贸易关系，但每假朝贡名义大肆讹诈明朝物品。正统十四年（1449年）春，也先遣使二千人到北京贡马，而诈称三千人，要求按虚报名额给予尝品。王振平时勾结瓦刺，这次又轻心戏弄，一定要按照实际人数给尝，而且又大减其马价。也先闻报大怒，遂于这年七月分兵四路，大举南下，也先亲自领兵进攻大同。王振不作充分准备，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亲征，群臣皆言不能轻易出兵，但王振不听。大军离京之后，北出居庸关，过宣府（河北宣化），向大同进发。8月，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土木堡地高无水，将士饥渴疲劳，仓猝应战。瓦剌军四面围攻，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于是明军士兵“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英宗与亲兵乘车突围，不得出，被俘。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棰死，明50万大军“死伤过半”。史称“土木堡之变”。

北京保卫战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六日，土木堡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城，皇宫上下惊慌一片。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京城大官富户纷纷南逃，有的大臣也主张南迁。于谦、陈循、王直坚决反对，主张保卫京师为天下根本。于谦临危受命，任兵部尚书。朱祁钰九月六日即皇帝位，是为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也先挟英宗要挟明廷之计不逞，遂于十月率大军进犯北京。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把英宗放置在德胜门外空房内。十三日，于谦、石亨率军与瓦剌军战于德胜门外，瓦剌军大败。随后又转战至西直门进攻明军，也被明军击退。瓦剌军不甘失败，又在彰义门组织进攻，明军失利，瓦剌军追到土城，遇居民阻遏，不得推进。加上天寒地冻，京师外围守军的奋力抵抗，到十一月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严。于谦和主战派官员领导和组织的京师保卫战，终于取得了胜利，粉碎了瓦剌军想夺取北京的野心，明王朝转危为安。也先退兵后，于谦继续加强北方边镇的防务。也先多次出兵南征，皆被击退，于景泰元年（1450年）与明议和，放回英宗。景泰八年（1457年），英宗复辟，改元天顺。也先在内部斗争中被杀，瓦剌的势力逐渐衰落，鞑靼势力复起，使瓦剌对东蒙古的统治陷于瓦解。

达延汗统一鞑靼诸部

孛来攻灭阿刺后，鞑靼势力复振。但各割据的封建主互相攻伐，并常常兴兵掠夺明朝边境。成化十五年(1480年)，巴图蒙克继位为汗，即达延汗、大元大可汗，因其年幼，又称小王子。他迫使瓦刺余部西迁，东攻兀良哈三卫，击败各封建割据势力，统一鞑靼诸部。又将漠南蒙古分为左、右二翼，设六万户分封给自己的子弟，左翼三万户是：察哈尔(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北部)、乌梁海(即兀良哈万户，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喀尔喀(今哈昭拉哈河流域一带)；右翼三万户是：鄂尔多斯(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土默特(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及呼和浩特一带)、永谢布(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河北张家口以北地区)。达延汗还遣使到北京要求通商，每年派贡使进京，并在长城一带与明互市。

公元1550年 庚戌之变

明朝初年，退居蒙古草原的元皇室残余势力同明朝对立。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一再派兵北伐，逐步扩大北部的广大地区。为了加强对北方的控制，明成祖在长城以北蒙古部落集中的地区，设立卫所20多处。16世纪中叶，蒙古地方势力中鞑靼部首领俺答，成了明北部地区的主要对手。俺答曾向明廷要求给他封爵，允许每年进贡，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贸易，但以嘉靖皇帝为首的明王朝拒绝了这些要求。俺答的真心求贡得不到批准，导致了双方军事冲突进一步扩大。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集合10余万蒙古骑兵，准备大举南下，这时靠贿赂严嵩而官居大同总兵官的仇鸾，派人送重金贿赂俺答，请求勿攻大同，移攻他处。俺答遂引兵东去，自古北口入犯，长驱至通州，直抵北京城下。嘉靖皇帝催促诸将出城作战，而严嵩等投降派，却执行“饱将自去，惟坚壁为上”的失败主义方针，听任俺答兵在城四周滥肆掳掠，不敢出战。俺答兵围京城3天，在城外抢掠大量财物、牲畜及人口后，满载而归。因这年为农历“庚戌年”，故称“庚戌之变”。此后20余年，俺答连年南下掳掠，长城沿线的百姓深受其害。至1570年双方最终达成和议，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服属中央朝廷，长城一带才开始得到安宁。

蒙古族的经济和文化

明代蒙古族依然实行封建领主制。在社会结构中，元代具有较多血缘关系的万户千户制逐渐被地域关系为主的土绵和鄂托克所代替。土绵(万户)由大的部落集团构成，实际上是大的领地；每一土绵由若干爱马克或鄂托克组成。明代蒙古前期称之为爱马克的社会经济和军事单位。大体相当于千户，15世纪初逐渐被鄂托克所代替，前者以亲缘家族相结合，后者则以地缘关系为基础。每个爱马克或鄂托克又由阿寅勒(牧户)组成，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

土绵和鄂托克的首领都是世袭领主，是蒙古的统治阶级。土绵的首领，在鞑靼本部大都是黄金氏族(成吉思汗后裔)，拥有大汗、济农、台吉等称号；爱马克的首领是臣属，拥有阿哈(首领)、札萨克(统领)、图锡墨尔(官员)等称号。蒙古牧民叫阿勒巴图，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放牧、耕种，人身、财产、牧地受领主支配，受劳役和实物剥削。此外还有地位更低的家仆和奴隶。

畜牧业是蒙古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大批汉人移居蒙古地区，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发展，万历年间归化城(今呼和浩特)修建后，很快成为蒙古地区的商业、手工业中心。

俺答汗时，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传入蒙古，并迅速传播。西藏还派大剌嘛到蒙古掌教。蒙古各地普遍兴建了佛寺。

蒙古广泛使用经却吉?斡斯尔改革的新蒙古文，以畏兀儿文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至17世纪，咱雅班第达又在此基础上创制了托忒蒙古文，流行于西蒙古；而原有蒙古文则进一步规范化。在文学方面，主要有西蒙古传统史诗《江格尔传》和小说《乌巴什洪台吉的故事》。史学著作有无名氏的《俺答汗传》、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等。吸收汉、藏医学成果而创造的蒙医也在这一时期出现。

管辖维吾尔族地区

维吾尔族是明代居住在新疆地区的一个主要民族。在维吾尔人聚居的地区除去别失八里和撒里维吾尔人仍旧从事游牧外，其他居住在于阗、喀什噶尔、哈密、吐鲁番等地的维吾尔人都以农业为主要生产。于阗“桑麻禾黍，宛如中土”。手工业也很发达于阗的胡锦、花蕊布，哈密的镔铁器都是维吾尔人精美的手工艺品。维吾尔族地区的城市都是各自为政，互不相属，“地大者称国，小者只称地面”。洪武、永乐间，这些“小国”或“地面”很快与内地恢复了联系，以后向明朝称臣奉表的有“七八十部”之多。明朝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了蒙赤斤、沙州、哈密、安定、曲先、阿瑞、罕东、罕东左卫等八个卫所，对新疆地区进行管辖。1405年，哈密地区统治者发生内乱，忠顺玉安克帖木儿1405年，哈密地区统治者发生内乱，忠顺王安克帖木儿死，朱棣派留居在外地的安克帖木儿侄脱脱为忠顺王去统治，并任命周安为忠顺毛长吏。从此，忠顺王及哈密主要官员都由明朝任命，忠顺王的政权就是明朝的地方政权。

经营台湾

台湾主要是高山族人。在明代，高山族出于长期受到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汉族人民与高山族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到明代，大陆沿海的汉族人民到台湾定居的逐渐增多，至17世纪初，在台湾的汉族人已达10多万人。明政府继承了元朝的统治，设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与台湾。万历时，为了防备倭寇侵犯台湾，明政府在澎湖增加驻兵，加强了海防力量。

回族

明代是回回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时期。原先由各民族聚合而成的回回人，为了适应朝代更替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必须增强内聚力和共同的民族感情，所谓“党护族类”、“行赍居送，千里不持粮”即是。于是，一种反对欺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求生存的共同民旅心理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逐步固定。西北陕甘宁青逐渐成为回族最主要的聚居区；云南回族多为赛典赤后裔，也有从南京、福建等地迁入；回族分布除西藏外遍及全国。城市、村镇中出现了回族聚居街道和村落，如北京牛街等。回族的上述居住特点，使他们不得不采用汉语作为共同语言，姓氏、服饰也趋同于汉族。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诏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又限制他们本族通婚，采取强迫同化政策，客观上又造成回族与汉、蒙、维及其他民族间广泛通婚，使人口剧增，文化习俗出现共同性的一面。

明代回族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和形成后，仍不断吸收其他穆斯林民族加入共同体。东察合台汗国(亦力把里)完成伊斯兰化后，吐鲁番、哈密以及甘州、凉州等地的维吾尔族也完成伊斯兰化，他们有的作为使臣、商人、军士迁居中原，多数成为回族。中亚、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仍有不少使臣、商贾留居中国不返，成为“寄住回回”；或入籍中国，成为“归附回回”。南亚、东南亚地区的穆斯林，如苏禄王后裔安都鲁、温哈剌等留居中国后，也融人回族之中。

明代回族人才辈出。开国功臣有胡大海、冯国用、冯胜、常遇春、沐英、蓝玉、丁德兴等；名宦有马文升、海瑞、马自强、孙继鲁等；著名航海家有郑和、马欢等；诗人有丁鹤年、金大车、马继龙、闪继迪等；思想家有李贽等。

广大回族劳动人民遭受了沉重的压迫和剥削，因此，从明中期后西北地区不断发生回民起义，明末则有老回回马守应起义，他们为推翻明朝封建统治发挥了不少作用。

西北蒙古诸汗国

成吉思汗西征后，曾封其次子察合台份地于畏兀儿以西、阿母河以东，以后为成察合台汗国，都阿力麻时(今新疆霍城西北)。由于贵族混战，西部和东部分别形成巴鲁刺思和朵豁刺惕两大异密(贵族)集团。1346年，河中地区巴鲁刺思的合札罕杀死合赞汗，另立答失蛮为汗；1347-1348年，朵豁刺惕的播鲁只在阿克苏拥立秃黑鲁贴木儿为汗。从此察合台汗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大部。秃黑鲁贴木儿统治的东部地区称东察合台汗国，建都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北)，《明史》称为别失八里国；永乐十六年(1418年)徙都亦力把里(今新疆伊宁)，《明史》称为亦力把里国。

秃黑鲁贴木儿于1353年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汗国内部蒙古族开始伊斯兰化。至黑的儿火者汗统治时期，疆域由三部分组成：(一)蒙古斯坦。东起阿尔泰山，西至塔拉斯河，北界塔尔巴哈台山至巴尔喀什湖，南达天山山脉。是为亦力把里本部。(二)朵豁剌惕部。包括葱岭以东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等地和葱岭以西的费尔干东部地区。(三)畏兀儿地。包括吐鲁番和焉耆两个地区。

歪思汗在位期间(1417—1432年)，瓦刺侵入。歪思汗卒，其二子争夺汗位，汗国分裂成东西两部，旋由其长子羽奴思汗统一。1487年，羽奴思汗卒，长子马合木汗统治西部，都塔什干；次子阿黑麻汗统治东部，都吐鲁番。阿黑麻汗曾出兵占领哈密。其后，满速儿汗又统一汗国，但领地缩小，至其子沙汗(1545-1565年在位)时，领地仅为天山以南、库车以东地区。1570年，叶尔羌汗国阿不都?哈林汗出兵攻灭东察合台汗国。

叶尔羌汗国为东察合台汗国萨亦德汗所建。1514年，萨亦德汗进占朵豁刺惕领地——喀什噶尔地区，宣布为汗。1516年，与兄长东察合台汗国满速儿汗会晤，承认满速儿汗为宗主，名义上恢复了东察台台汗国的统一。其子拉失德汗继位后，完全脱离东察合台汗国。1570年，阿不都?哈林汗占领吐鲁番，兼并东察合台汗国。马黑麻汗统治期间(1592-1609年)，是叶尔羌汗国的鼎盛时期，其疆域东至嘉峪关，西包括整个帕米尔及希瓦、瓦罕地区，南界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北抵天山。阿黑麻汗时期(1669-1618年)地方势力和宗教势力发展，出现纷争局面，黑山派和卓势力占优势。阿布都拉哈汗时期(1638-1667年)，白山派和卓势力兴起。1680年，白山派和卓势力引导准噶尔汗国军队占领叶尔羌，俘伊思玛业勒汗，叶尔羌汗国亡。

叶尔羌汗国时期，汗国内的蒙古人完成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基本上都融入维吾尔族中。

西北其他各族

明代西北地区还居住着土、裕固、东乡、撒拉、保安、哈萨克、哥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等族。这些少数民族基本格局是元代时奠定的，但大部分形成了于明代。

土族的族源有吐谷浑说、沙陀突厥说、阴山白鞑靼说、蒙古人与霍尔人融合说等。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以吐谷浑人为主体，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融合汉、藏、蒙等族而逐渐形成的。元、明时代史书上已有“土人”的记载。他们主要聚居在今青海互助、大通、同仁及甘肃天祝一带。元明时实行土司制度，土官为世袭，清代对土司权力有所限制。土族信仰藏传佛教(黄教)。主要从事畜牧业、农业，精于养牛，种植青裸、麦、豆、油料作物及蔬菜。

裕固族自称“尧呼儿”。族源与河西回鹘、甘州回鹘有关，宋时称黄头回鹘，元明时称撒里畏兀儿，居住在嘉峪关外诸卫中，居民多从事农耕、牧畜、充任军士。从明代开始信仰藏传佛教(黄教)。

东乡族因其居住于河州(今甘肃临夏)东乡而得名。一般认为其族源为河西蒙古军的后裔，或窝阔台汗国蒙古人的后裔；也有认为是回族与蒙、汉、藏族融合而成。洪武三年(1370年)，明廷封原元吐蕃宣慰使锁南普为河州指挥同知，赐姓何，成为世袭土官，并实行里甲制度。他们信仰伊斯兰教。

撒拉族主要居住在青海东部的循化、化隆、甘肃积石山一带的乡村中。该族是元代中亚撒马儿罕人辗转迁来定居后与藏、回、汉族等融合后形成的。历史上有撒喇儿、撤拉回、沙刺族等称。元明两代在撒拉族中实行土司制度。

保安族因主要居住于青海同仁境内的保安城一带而得名。族源为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后与周围的回、汉、藏、土等族融合而成。保安族既保存蒙古族摔跤、骑射等习惯，又与回、东乡、撒拉等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习俗相同。

哈萨克族与古代乌孙、突厥、回鹘、葛逻禄有渊源关系。史称曷萨、阿萨、可萨等，原意为避难者、脱离者。原居于锡尔河下游，15世纪中叶脱离乌孜别克汗国东迁至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楚河流域，与乌孜别克人、西辽的契丹人后裔、察台台汗国的蒙古人部落融合，形成哈萨克族。16世纪末，哈萨克人按住地分为三个“玉兹”(部落联盟)，即大玉兹、中玉兹和小玉兹。

柯尔克孜族与古代的坚昆、纥骨、黠戛斯、吉利吉思有渊源关系。元明时迁至天山地区。

塔吉克族是2-3世纪在塔什库尔干一带出现的竭盘陀国人的后裔，宋元时称为色勒库尔人。本族自称塔吉克，意为王冠。

乌孜别克族的族源可追溯到粟特人、花剌子模人、费尔干人以及萨哈-马萨盖特人等。公元前后，一些突厥部落开始进人锡尔河和阿母河之间的河中地区。6世纪后半期，西突厥建立汗国后，更有大批突厥部落迁入，并逐渐与伊朗部落相融合，元代被称作“月即别”、“月祖伯”。15世纪时，蒙古钦察汗国瓦解，部分居民迁入楚河流域，留下的居民则泛称为乌孜别克(其名称来源于钦察汗国的乌孜别克汗)，逐渐形成为民族。

塔塔尔族与古代鞑靼人有渊源关系。蒙古兴起后融入蒙古共同体。15世纪中叶，钦察汗国的鞑靼人脱离汗国独立，自建喀山汗国于伏尔加河中游。1552年被俄罗斯征服。鞑靼人长期与突厥化的蒙古人、钦察人、保加尔人融合，形成新的民族。

明朝统一东北

明朝政府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设辽东三卫指挥使司管理兀者、吉思迷和女真地区。永乐七年(1409年)，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统领女真诸部、兀良哈三卫、库页岛及沿海岛屿与各族。从永乐九年至宣德八年(1411-1433年)，明朝派太监亦失哈等多次巡视奴儿干地区。在奴儿干满泾站之左建永宁寺，立有《敕修永宁寺记》(永乐碑)和《重修永宁寺记》(宣德碑)石碑两块，记述了明朝对当地女真、吉思迷、苦兀等族设立卫所和职官，明朝对各族的赏赐和各族的朝贡等。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朝在大宁设在达标都指挥使司，下设20余卫。二十二年，设泰宁、福余、朵颜三卫，统称朵颜三卫或兀良哈三卫。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将大宁都司内迁至保定，兀良哈三卫转隶奴儿干都司。

明朝统一东北地区及在东北的设施加强了中原汉族和东北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对巩固中国的东北边疆有着积极意义。

明朝的对外关系

开篇语

明代积极拓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扩大交流。永乐至宣德年间，明朝政府7次派遣郑和率领庞大舰队下“西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亚洲、非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嘉靖年间是倭寇在中国东南沿海活动最猖獗的时期。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抗倭名将戚继光与其他抗倭志士一起，清除倭患。公元16世纪末，中国军民和朝鲜军民一道英勇击败了日本军阀对朝鲜的侵略。与此同时，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中国沿海，这给中国带来了机会，使中国有可能融入世界潮流，“走上与西方世界同步发展的轨道”，但也蕴藏着危机。

公元1405年—1430年 郑和下西洋

郑和，原是燕王府的一名太监。后随燕王朱棣南征北战，立下战功，很受燕王赏识。朱棣即位，赐他郑姓。他是一生都受到明成祖重用的地位特殊的内臣。明成祖为向海外宣示明朝的强大，让海外西洋各国纷来中国朝贡。同时，又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于是派郑和于永乐三年（1405年）率庞大的船队，第一次出使西洋。船队规模宏大，船种齐全，船员齐备。据载，船队共有船只208艘，其中大船62艘，小船146艘。有战舰，有供应船。船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官兵、水手、翻译、书手、商人、医生、教师、工匠等五行八作的人，计有27800人。他们所带的物品，包括粮食、药品、淡水、盐酱、茶油、烛柴等，应有尽有。所带的货物，包括丝绸、绢缎、瓷器、水银、麝香、米谷、雨伞、草席、铁器、铜器等几十种，一概俱全。同时，还带了许多稀奇的珍宝。这次航行充满了艰难险阻，但是他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船队最远抵达印度半岛。每到一国，郑和便宣示明成祖诏书，赏赐金币。1407年，经两年多的航行，顺利地回到了祖国。自1405年至1433年的28年间，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其中，有六次是奉明成祖谕旨成行的。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同30多个国家加强了往来，进行了各个方面的交流，密切了同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这种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是中国航海史，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其历史意义非常深远。

华侨对南洋地区的开发

明朝海上贸易的发达和航海事业的进步，为人口外流提供了便利条件。更由于当时东南沿海各省土地高度集中，人口密度大，赋税沉重，破产失业人口很多，所以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劳动人民出海移居南洋各地，成为海外华侨。到了明代后期，在南洋各地的华侨大约有十万人以上。这些留居南洋各地的中国人，从祖国各地带去了许多先进的生产工具，又带去了栽培茶种和胡椒的技术。他们和当他人民共同开僻山林，采掘锡矿，培育橡胶、咖啡等经济作物，中国的侨民对南洋的开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不仅是对南洋地区的农业做出了贡献，而且也促进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大批中国木匠、成衣匠、制鞋匠侨居南洋各地，制造器物，供给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南洋各地还有许多中国人从事商业，从祖国运去各种货物，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其中有瓷器、丝绸、铁器、铜器、金属货币、水果，甚至有墨汁和纸张等；又从南洋运回胡椒、棉花、谷米等。在万历时，进口的货物品种达一百多种，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与南洋的商业贸易。

中日的友好往来

中日两国人民有两千年的深厚友谊，在经济和文化上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到了明代，两国的文化、经济交流更进了一步。在足利幕府时期，日本的贡使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从宁被登陆到北京，沿途在杭州、南京等处都进行交易。其中一次日本就售出硫磺三十九万七千五百厅，铜十五万四千五百斤，又买进了大量的中国铜钱、瓷器、药材、丝织品和其他许多工艺品，连中国的诗书、法帖、名画及古奇器、十三经、二十一史，日本人民也“往往不惜千金”购买。这时，大批的中国商船开到日本的贸易港长崎进行贸易，许多中国商人群集聚居，还形成了“大唐街”。日本画家雪舟曾在明朝来到中国，在与中国画家交往中，接受了宋元以及明代浙派画家的影响。他回国后，创立了云谷画派，为日本水墨山水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又有一批中国的雕板工匠，如若名的工匠俞良甫、陈孟荣等先后东渡日本，对日本的雕版印刷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沿海倭患与抗倭斗争

元末明初，日本沿海地区一些失意封建主，纠集浪人、海盗等，武装骚扰中国和朝鲜沿海，杀人放火，抢劫财物，史称“倭乱”。太祖洪武八年（1357年）四月，设立金州卫。从此以后，金州成了明政权在辽东半岛南端的军政中心。明初至中叶，中国东部和北部沿海屡遭倭寇袭扰，其“来若本狼，去若惊鸟，烧伤歼淫，戒掠财务，无恶不作”。望海埚地处辽东重镇金州腹地，位于金州城东30公里的金顶山，山下便是金皮大道（金州至九连城干线）。这里山势平缓，登上高处可东望盐大澳长山列岛，南望青云河口常江澳，是古时沿海通往内地的必由之路，可谓咽喉要塞，故名“望海埚”。刘江巡海时见望海埚地势险要，旁可驻兵千人，宜于设堡。于是，刘江奏明朝廷，于望海埚垒堡筑城，置烟墩了望，以防倭寇。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6月3日晚，望海埚烟墩上的“斥侯”发现东海王家山岛火光冲天，送来倭寇来犯的信号。次日拂晓，倭寇分乘31艘大船闯入青云河口常江澳，船泊马雄岛登岸。倭寇排成长蛇阵，手执火把直奔望海埚杀来。刘江命指挥使徐刚率步军埋伏在望海埚山下，命另一指挥使钱真率马队隐于丛林，又命百户姜隆率壮士潜入倭寇登岸处焚烧贼船，做全歼之计。当倭寇排成长蛇阵，窜至望海埚山下时，天已大亮。刘江披发仗剑，举旗鸣炮，伏兵四起，轮番截杀，贼众大败，“死者横卧草莽”。残余倭寇见势不妙，有鼠窜至山下樱桃园的城堡中，刘江采取“围师必缺的战术”，三面围堡，单空西门，倭寇如决堤之水争向西门突围，被马队一阵追杀，死伤大半。此时，倭船已被姜隆率队全数焚毁，断了倭寇归路，未死者均被生擒，无一漏网。此次战斗历时一昼夜，共歼敌1599名，史称望海埚大捷。望海埚大捷是明代军事史上的重大胜利。此后百余年，倭寇不敢再犯辽东。

公元1561年 戚继光抗倭

明初，由于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酿成了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的倭患。明朝中期以后，国势日益衰落，尤其到嘉靖时，海防废坏，倭寇“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倭患日益严重。嘉靖四十年（1561年）五月，倭寇集结船只数百艘，人员万余，窜犯宁海、奉化、桃诸等浙江沿海县城，并企图攻占台州府城。戚继光运用“大创尽歼”的灭倭战策，集中水陆军先至宁海，而后依次剿除，九战皆捷，擒斩倭寇1400余，焚死、溺死倭寇4000余，史称“台州大捷”，浙江倭患基本解除。次年，倭寇大举窜犯福建，沿海城镇受到倭寇荼毒，戚继光率军驰援一举捣毁倭寇在横屿（今福建宁德城外海中）的老巢，取得首战胜利。随后连续发动攻势，扫平倭寇据点多处，杀伤倭寇无数，击退了倭寇的进袭，转年，倭寇又纠集残部，掳掠边城，戚继光再援福建，与巡抚谭纶、总兵俞大猷和广东总兵刘显通力合作，平定了闽、粤沿海的倭患。戚继光，出身将门，自幼喜读兵书，勤奋习武，立志效国。戚继光注重练兵，尤善育将，严明军纪，赏罚分明。抗倭作战中，创立攻守兼备的鸳鸯阵，灵活巧妙地打击倭寇。

两次抗倭援朝

明朝万历年间，日本的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任关白(丞相)的将军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日本，结束了封建割据状态，封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万历十九年（1591年），丰臣秀吉致书朝鲜国王，要求朝鲜做先导，和日本联合起来进攻明朝。朝鲜和明朝的关系一直很融洽，于是一面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一面向明朝通报。二十年，恼羞成怒的丰臣秀吉下令进攻朝鲜，十五万日军从釜山登陆，接着就攻陷王京(今汉城)，占领开城、平壤，朝鲜国王逃到鸭绿江边的义州，并向明朝紧急求援。当年，明政府任命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将军，率兵入朝作战。在朝鲜军民的密切配合下，于次年收复平壤、开城，日军被迫放弃王京，退据釜山，并要求进行和平淡判。明军撤退回国。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丰臣秀吉再次调集十四万大军侵略朝鲜，明政府再派大军援救。在中朝两国军民的联合打击下，日军第二次退回釜山。次年，丰臣秀吉病亡，日本军心不稳，明军乘机发动攻势。老将邓子龙与朝鲜海军将领李舜臣率领海军在朝鲜海面与日军进行决战。战斗异常激烈，拥有500艘战船的日本海军全军覆没，邓子龙、李舜臣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日本陆军失去海军支援，只好逃回日本。至此，日本第二次侵略朝鲜以彻底失效而告终。这是中朝军民联合抗击日本侵略的伟大胜利，也是中朝友谊的历史见证。

葡萄牙租居澳门

西欧商人中，最先来到中国的是葡萄牙（时称佛郎机）人。正德六年（1511年），他们以武力侵占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不久就侵入我国东南海域，从事走私贸易，抢劫商船，掠卖人口、贩运违禁物品的海盗活动。十二年，强行登上珠江口的屯门岛。十六年发生屯门之战，明军逐走葡人。嘉靖元年（1522年），明军又在广东新会海面西草湾击败入侵的葡萄牙人，并封锁港口，禁止海外贸易。葡萄牙人北上福建、浙江，与倭寇相勾结，强占双屿（在今舟山群岛）、浯屿（今福建金门），后被中国军民驱逐。八年，明朝重新开放广州港，他们又来到广州。三十二年，葡萄牙人以行贿手段，获准在澳门晾晒货物和暂时居住，从此进入澳门。四十年，葡人在澳门设立市议会进行管理。万历元年（1573年）正式向明朝政府缴纳地租，每年白银500两。澳门从此成为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港口。直到1849年前，中国政府对澳门一直行使主权。

西、荷、英等国入侵

紧接葡萄牙人之后来到中国的是西班牙人。隆庆五年(1571年)，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攻灭吕宋〔今菲律宾)，并进行大规模的掠夺和屠杀，激起华侨的强烈反抗，杀死了西班牙总督。不久，西班牙人冒用吕宋的名义与中国通商，乘机进行欺诈和掠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入侵澎湖列岛，被明朝军民打退。天启六年(1626年)，侵占我国台湾的基隆和淡水。17世纪初，西班牙、葡萄牙相继衰落，荷兰称霸海上。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侵入我国沿海，强行要求通商，被明政府拒绝。天启二年(1622年)，以武力强占澎湖，并对福建沿海进行骚扰。四年，巡抚南居益遣福建总兵官俞启皋进攻澎湖，击败荷兰殖民者，活捉了荷兰人的头目高文律等，收复澎湖。被打败的荷兰人又转而侵占了我国台湾，直到康熙元年(1662年)才被郑成功赶走。17世纪30年代，英国在取代西班牙在印度的地位后，就开始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武装商船来到澳门，在遭到葡萄牙人的抵制后，又开到广州，被明政府拒绝，因而没有发生正式的通商关系。由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占了南洋群岛和对中国的进逼，破坏了中国与南洋的传统贸易，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要对象也由南洋各国变为西方国家。中国沿海和侨居南洋的华人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掠夺和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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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开篇语

明朝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争，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一片残破，土地荒芜，人口减少，水利失修。为了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明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措施，重新制订了户籍和赋役制度，以保证明王朝的封建赋役剥削。从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开国，到明宣宗执政的这段六七十年时间里，随着政局的稳定，被战乱破坏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农业逐渐恢复，户口与垦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增加，政府税收增多，官营民营手工业陆续发展，商业城市增多，东西南北商业流通畅快，海外贸易往来活跃。明朝中期以后，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和国外市场的开拓，商品经济日趋繁荣。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某些手工业生产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己开始发生微弱的变化。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十分顽固，封建专制统治不断加强，封建统治思想的樊篱难于冲破，以致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极为缓慢。

公元1368—1395年 奖励垦荒

明政府除承认农民战争中已被农民耕垦或即将开垦的土地都归农民所有外，还号召流民返乡，并奖励开垦荒田。从公元1368年到1395年（洪武元年到洪武二十八年）近三十年间，明政府多次下令农民归耕，并分别情况，免除三年的徭役和赋税；无籍流民垦荒者，官贷耕牛、种籽；并发布了“额外垦荒，永不起科”的诏令，规定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的农民除纳税的土地外，如有余力，继续垦荒，垦地听其自有，永不征税。明初垦荒政策推行了七十余年，尽管统治者是为了把农民重新束缚在土地上，进行封建剥削，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公元1375年 始行大明宝钞

明代开国之前便已部分行用朱元璋创立的铜钱“大中通宝”。建元之后又有“洪武通宝”通行。然而由于铜源紧张，以至搜罗民间铜器仍不敷使用。鉴于此，朱元璋决定铜钱陋弊应用纸钞弥补。洪武七年(1374年)立钞法，设宝钞提举司，并于宝钞提举司下设抄纸和印钞二局，宝钞、行用二库。从洪武八年 (1375年)起印发纸币“大明通行宝钞”。面额分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贯，计六种。币值每贯等于一千文或白银一两，四贯合黄金一两。与铜钱混用，后又造十文至五十文小钞，严禁金银、实物货币在民间流通。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中央政府机构变革，废中书省升六部，此后纸币印刷归户部管辖。票面下部印有“中书省奏准印造”字样。明钞还有一特点，即历代宝钞都沿用祖制洪武年号，并且最大面额始终为一贯。明代的纸币政策更劣于元代，不仅滥印滥发，而巨人为堵塞回笼渠道，导致纸币的严重贬值，明中期后，纸币已丧失信用而退出流通领域。

公元1381年 定黄册

明初全国土地和户籍相当混乱，为了抑制土地兼并，保证国家赋税收入。洪武十四年（1381年）遂令天下编制黄册，凡各户人丁增减及籍贯、姓名、年龄、田宅、和资产，官府均祥载于册，并据册征定赋役。具体办法是户分上中下三等，每110户为一里，推丁口土田多的十户为长，计十里长；余百户每十户为一甲，设甲首，每年用一户。每年一里长、甲首各一人治理一里一甲之事，编为一册。鳏寡孤独者不能服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户。民户将本户人丁田产依次写清，交付甲首，每里编为一册，册首绘置一图。甲首将十户文册交付里长，里长将甲首所造文册合攒之，送付本县。造四套，一册上户部，布政司、府川、县各存一册，上户部的一册，以黄纸为册面，故曰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少为序，凡十年一周，日排年。里甲组织除了设里长、甲首外，还设有里书，协助里长编制黄册。摊派税收。为了配合里甲制的推行，统治者又设置了黄册制度和鱼鳞图，土地则画成图案，标明所有人、四至，因其形似鱼鳞而被称为“鱼鳞图册”，两册是政府征税派役的基本依据。

经济作物的推广

为了扩大衣料来源，明政府还实行桑、棉、麻的课耕政策。洪武初年，朱元璋下令，农民有田五亩至十亩，俱令种桑、棉、麻各半亩，地方官不督种者处罚，农民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和棉的出麻布或棉布一匹。此后，又下令各地农民，若有余力开地植棉，“率蠲其税”。还规定，凡公元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的土地，不论多少，俱不起科。对地方宫的考核也规定，“今后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违者降罚。”桑棉麻的课耕政策，不仅使荒废的土地尽量被利用，扩充了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为纺织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料，促进了丝织业和棉织业的发展。

兴修水利

明朝初年，政府还组织农民及时兴修水利，许多大小的水利工程都修复了。据公元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统计，前后不到两年，在全国范围内共开塘堰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许多大小水利工程的兴修，改变了元末以来水利失修、河溢成灾的情况，对农业生产起了推动作用。公元1411年（永乐九年），又有三十万人在宋礼指挥下，开始了南北大运河的修浚工程，运河的重新沟通，加强了南北经济的联系，同时也为许多农田提供了灌溉之利。

明初发展工商业

明初，承袭了元朝的匠户制度，工匠另立户籍，不许改业；但较为宽松，得到相对解放。明朝分工匠为住坐和轮班两种。住坐匠每月服役10天，其余时间自由支配；轮班匠则居住原籍，每三年服役一次，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役毕回家，可自由进行劳动生产。管理制度的放宽和服役时间的缩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匠的劳动积极性，并有较多的时间从事个体的自由生产，对促进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冶铁、制瓷、造船、纺织等是当时手工业中的主要行业。明初商税征收较元朝简明，一般为三十税一，有些商品，如婚嫁丧祭之物和书籍、农器、舟车、丝布之类全部免税。为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在南京、北京设立了“塌房”(货栈)，供商人堆放货物；还发行了统一的纸币“大明宝钞”。

制瓷业的兴旺

洪武二年（1369年），景德镇设立了御器厂，由朝廷委派督陶官并由国家投入资金，专门为皇室和朝廷大臣们烧制祭祀和生活用品。明代时，景德镇已成为全国制瓷中心。景德镇在生产青花瓷的基础上，又先后创造了各种彩瓷，产品造型小巧，胎质细腻，彩色鲜丽，画意生动，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被视同拱璧。明代刘侗、于奕正著的《帝京景物略》一书中有“成杯一双，值十万钱”之说。景德镇向来重视瓷釉色彩，这里的颜色釉瓷器很早以前就十分著名。我国瓷器为色釉装饰，大约起源于商代陶器。东汉时期出现了青釉瓷器，唐代创造了黄、紫、绿三彩，称为唐三彩，宋代有影青、粉青、定 红、紫钧、黑釉等。据史籍记载，宋、元时期，景德镇瓷窑已有300多座，颜色釉瓷已占很大比重。到了明代，景德镇的颜色釉取众窑之长，“尽人工之巧”，承前启后造诣极高，创造了钧红、祭红和郎窑红等名贵色釉。钧红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铜红釉品种，宋朝时为河南钧州禹县烧造，从明朝开始，景德镇大量生产钧红瓷。明代永宣年间，景德镇瓷工继钧红之后，创造了祭红。祭红娇而不艳，红中透紫，色泽深沉而安定。古代皇室用这种红釉瓷做祭器，因而得名祭红。因烧制难度极大，成品率很低，所以身价特高。古人在制作祭红瓷时，很名贵的原料如珊瑚、玛瑙、玉石、珍珠、黄金等都在所不惜。郎窑红又叫宝石红，色调鲜艳夺目，绚丽多彩，亦很受人喜爱。如今景德镇已恢复和创制70多种颜色釉，如钧红、郎窑红、豆青、文青等已赶上或超过历史最好水平，还新增了火焰红、大铜绿、丁香紫等多种颜色釉。这些釉不仅用于装饰工艺陈设瓷，也用以装饰茶具等日用瓷。使瓷器“白如五、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罄”的特点更加发扬光大。洪武35年，明朝政府开始在景德镇设立御器厂。朝廷派太监作为督窑官，不惜代价为朝廷生产高精尖的御用瓷器，促进景德镇的制瓷业不断的扩大新品种，从而也带动了民窑的进一步发展。明朝制瓷业盛况空前，所谓“工匠四方来，器往天下走”。法国传教士形容其壮观“白天浓烟遮蔽了云彩，晚上窑火映红了夜空”。

公元1581年 推行一条鞭法

明初的赋役制度是将赋和役分别征收，赋以土地为对象征收，按田亩计算；役以人为对象征收，分为按丁和按户征收两种。在征收内容上主要是征收实物和劳役。这种赋役制度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当时，是比较合理的。明中叶时，赋役多而杂，官绅凭特权豁免，农民受压榨更重。嘉靖年间，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朝廷为了简化税制，增加收入，方便征收税款，乃决定改革赋役制度。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清丈全国土地的基础上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是：把一切征项包括田赋、徭役、杂税等合并起来编为一条征收，化繁为简；把过去按丁、户征收的力役改为折银征收，称为户丁银，户丁银摊入田赋中征收。需要注意的是一条鞭法还没有把力役全部摊入田赋，只是部分摊入；“一概征银”，无论田赋或力役一律折银缴纳，差役由政府雇人充当。这是我国税收历史上由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次重大改革。“一条鞭法”适应了社会发展趋势，松弛了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税收开始转为以资产计征，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

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朝中叶，棉花、生丝、蔗糖、烟草、绸缎、棉布、纸张、染料、油料木材、铜器、铁器、瓷器以及其它各种手工艺品都成为重要的商品。商品不只比以前数量增多，而且流通范围也较前扩大。江南松江的“绫布二物，衣被天下，家纺户织，远近流通”。上海的棉布，销行陕西、山西、河北及湖广、江西、两广等地。景德镇的瓷器更是行销全国，甚至远销国外。嘉定的棉布近销浙江、安微，远销山东、山西、河北及辽东。福建的白糖和蓝靛，广东的锡器和铁锅都是畅销四方的产品，不仅行销国内，还有一部分行销日本、南洋等地。这些商品大部分是农村副业的产品，也有一些出自手工业作坊。一般说，江南地区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但北方地区在万历（1573—1619年）以后也和以前不同，如万历以前，北方各省植棉而不产布，其所产棉花南运，但到万历时，北方各省大都生产棉布，而且行销省内外，甘肃生产的“帽袜遍天下”。

白银的流通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的使用更为广泛，流通量更大。早在1436年（正统元年），工商业较发达的江南地区，田赋改征银两，称金花银。到成化时（1465—1487年），田赋征银推行到黄河流域。嘉靖时（1522—1566年），政府收支已大部用银，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在工商业较发达的地区，“虽穷乡也有银秤”。更值得重视的是代役银的普遍出现，万历初年，一条鞭法推行全国，把原来的徭役改为以银代役，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宪宗成化时，明朝已经采取了工匠缴纳代役银就可以不再轮班赴役的办法。到1529年（嘉靖八年），明政府正式下令废除工匠轮班制，一律改纳“班匠银”，由政府用银雇人充役。匠籍虽没有废除，但从此手工工匠和封建国家的隶属关系也相对减轻。以银代役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分不开，同时又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长期斗争的结果，以银代役的出现又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工商业城镇的兴起

明朝中叶，由于全国各个地区工商业发展的不平衡，当时较大的工商业城市三十三处，江、浙即占三分之一。不只原有城市更加繁荣，而且兴起了许多新的市镇，这主要集中在苏、松、杭、嘉、湖等五府之中，如苏州的盛泽镇、震泽镇，嘉兴的濮皖镇、朱家角镇和杭州的唐栖镇等等。这些镇市大都是在明朝中叶发展起来的，各镇的人口都在显著的增加。如盛泽镇在明初还只是一个有五六十人家的小村，随着织绸业的发展，到了明末，已成为拥有五万人口的大镇。湖州的双林镇，在明初也只是几百人家的小村，随着缫丝的发展，在明末也成为拥有一万六千多人家的大镇。这些镇市的人口不仅是土著的居民，更多的是外来商贾、小手工艺者和流民，有些流民已成为被人雇用的手工业工人。

商业资本的活跃

明朝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商人数量日趋增加，商品流通领域里的竞争日益激烈。他们为了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便利用地域或血缘关系在各主要工商业城市建立会馆，组成各种商帮。其中虽多为中小商人，但也不乏拥有资本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巨商大贾。当时主要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前者以徽州商人为代表，即徽商；后者以山西商人为主，即西商，又称晋商、山西帮。徽商经营的行业是盐、茶、木材和典当，晋商主要从事金融业。他们都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资本，起初虽然多限于纯粹的商业领域的经营。但在某些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也有的商人收购大批棉花、棉布、生丝、粮食、茶叶、甘蔗等进行加工，直接投资于手工加工业。如有的商人在湖州购买生丝，运到芜湖染色，再运到福州织造，然后再将丝织品投入市场销售，这种商业资本就与生产发生了直接联系，标志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说商业资本的活跃也为组织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提供了条件。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封建社会内的资本主义关系，首先是从手工业开始发生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手工业部门中，逐渐出现了分工较细、规模较大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在这种手工工场内，许多手工业工人在同一资本家的命令下从事生产，而他们自身已是自由雇佣劳动者。明朝中叶，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嘉靖、万历间），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的某些手工业部门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就丝织业来看，已脱离农业形成为一种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的现象比较显著，甚至出现了个别丝织业专门化地区，在这些地区出现了一些拥有较多织机的机户。在这种手工工场内，均雇工生产，基本上是自由雇佣关系。苏州丝织业部门中的情形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机工均为“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这些工人即专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又都“计日受值”，是“自食其力之良民”，这种机户就是早期资本家，机工即是早期工人阶级。在江南棉纺织品加工业中，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显著的个别例子。据记载：松江郊西龙敦所产棉布，轻细洁白，市肆取以造袜，诸商收购，行销四方，号称龙墩暑袜。“妇女不能织者，多受市值，为之缝纫”。说明这些家庭手工业者，实际上已成为失去独立性的工资劳动者，而暑袜店商人大体上具备了资本主义包买主的性质。

文学艺术与史学

开篇语

在文学方面，除前后七子以及“公安派”、“竟陵派”、“唐宋派”相互斗艳争奇外，明代的章回小说达于成熟阶段，产生了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三言”、“二拍”等传世之作。明代艺术成就也相当突出，戏曲、绘画、音乐富有时代特色。永乐年间编撰的《永乐大典》，是一部规模空前的类书，保存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在史学方面，除官修《元史》和各朝《实录》外，私人撰写的“明季野史，不下千家”。明代中后期的史学大家王世贞、谈迁等倡导的求真求实的治史学风，不仅发扬了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而且对后世影响很大。

前后七子

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包括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他们树起“复古”旗帜，主张“文必泰汉，诗必盛唐”，反对台阁体的形式主义文风。他们认为先秦两汉的散文、汉魏古诗和盛唐近体诗是诗文中的最高成就，要学习它们，就要“刻意古范”，进行模拟。但因他们过分着眼于声腔格调，也走进了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其文学主张与前七子大体相同，都是主格调，讲法度，以汉魏盛唐为第一义的，如王世贞就鼓吹“文必西汉，诗必盛唐”。

唐宋派

嘉靖年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学的兴起，作为“前后七子”的反对派——“唐宋派”逐渐形成。“唐宋派”反对拟古主义，提倡文章要有独特的思想见解，力求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在秦汉文与唐宋文之间，他们肯定了秦汉散文的历史地位，更推崇唐宋散文对秦汉散文的继承和发展，赞扬“唐宋八大家”文章能“道其中之所欲言”，力求从思想艺术上发展唐宋散文的优良传统。这一派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唐顺之和归有光。唐顺之力倡文学直抒胸臆，要“开口见喉咙”，在当时影响很大。归有光的散文“肩随欧(阳修)曾(巩)”，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善于通过对生活琐事的描写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其代表作品如《项脊轩志》、《先砒事略》等，将文章同生活密切联系，纤徐跌宕，自然清新，是“唐宋派”中最有成就的作家。“唐宋派”虽然从艺术上对拟古派进行革命，但在思想内容上仍然是以程朱理学为指导。

P131~140

公安派

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中，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代表人物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一、反对抄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三、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竟陵派

与公安派并出于文坛的还有以钟惺、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今湖北天门县)派”。他们也主张抒写性灵，他们既批判复古派的千篇一律，又批判公安派之平易，认为前者大“熟”，后者又太“俚”。他们主张用“孤深幽峭”的风格来表现其“孤怀”、“孤诣”，并不是要作者表现个人脱离现实的孤僻情怀，而是强调文学的独创性。他们关心人民疾苦，并敢于揭露社会黑暗，对明的边事国势更为关切。其具有独创性的诗歌理论在他们评选的《诗归》中有所反映。

吴承恩作《西游记》

明代以来产生了一批敷演仙佛和妖异故事的白话章回小说，即鲁迅先生所谓“神魔小说”，其最著者为《西游记》。作者吴承恩（1506年—1582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今江苏淮安人。他幼年“即以文鸣于淮”，但因性格刚直，不肯阿世，一生潦倒失意。只晚年作过一阵小官，终老于家。吴承恩生活于明朝中叶，一生历经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五朝，其人生最重要的青壮年时期生活于明世宗的嘉靖时期。少年时，吴承恩喜听淮河水神及僧伽大圣等故事，中年后，开始将唐僧西游故事，结合唐人传奇、佛道经典、民间故事，淮安地方掌故，在其书房中创作成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浓郁的浪漫主义是《西游记》的基本艺术特征。书中作者幻想了一个超自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神话人物、他们的神奇法宝和所处的环境又大都有现实的基础，同时在神奇的形态下体现了人们的某种意愿。在各色神魔形象的塑造上，既表现他们超自然的神性和动物属性，又能找出社会化个性的踪影。象孙悟空灵活多变、急躁、好动的个性，分明就是猴的特点，这一动物特性与他乐观反叛的人格化个性和谐地融为一体，使得作品既有色彩瑰丽的奇想，又有细节的真实性。

罗贯中作《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元末明初小说家、戏曲家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 辩证史事、增删文字，修改成今日通行的120回本《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以魏、蜀、吴三国的兴亡为线索，描绘了汉末至晋统一的一百年间历史，描述了统治集团内部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对当时动乱的社会状况有所反映，塑造了诸葛亮、曹操、周瑜、关羽、张飞等众多的人物。表现出鲜明的拥刘反曹的正统思想和儒家的仁政思想。同时也谴责了雄豪混战及暴君的苛政，寄托了人民渴求明君仁政、社会安定的愿望。《三国演义》把历史演义小说推倒了最高峰，对后世历史小说的创作，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也给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中国文学也因此而进入了长篇小说兴盛的时代。

施耐庵作《水浒传》《水浒传》是一部著名的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史籍曾载宋江等36人造反的事迹，而后水浒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元末明初，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话本、戏剧相继问世，最后由明人施耐庵加工整理、再创作而成。作者施耐庵生活的时代较罗贯中稍早。《水浒传》是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杆而起，聚义水泊梁山，直至接受招安致使起义失败的全过程。这部小说最闪光的思想在于：它将封建统治者视为“盗贼草寇”的起义农民给予充分肯定，并深刻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即上至皇帝和高俅这样的大臣，下至大小官吏的横行霸道、昏庸无能，致使民不聊生，尖锐的阶级矛盾逐渐加深。《水浒传》通过生动的艺术描写，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它深入地挖掘了农民起义的社会原因，成功地塑造了起义英雄的群像，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由零散的复仇到燎原的大火的过程，也具体揭示出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水浒传》结构单线发展，又扣扣相连；人物形象精练传神，语言个性特点鲜明，艺术成就很高。《金瓶梅》《金瓶梅》，全书一百回，于公元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问世。署名兰陵笑笑生作，真实作者究系何人，说法不一，也无定论。《金瓶梅》是截取《水游传》中“武松杀嫂”这一故事演绎而成的。书中主角西门庆是一个恶霸土豪，他勾通权贵，结交士人，又与“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地痞流氓为友，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过着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作者通过西门庆家的故事，刻画出明代官僚、地主、大商人的腐朽、凶恶和堕落，暴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城市居民的生活意识。《金瓶梅》有许多淫秽的描写，是极不健康的。它又极力宣扬佛家的因果报应论，起着掩盖社会矛盾的作用。对于这些毒素必须严肃批判。“三言二拍”“三言”即是冯梦龙编辑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二拍”即是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这几本书合称为“三言二拍”，都在明末天启、崇祯时刊行。“三言”、“二拍”是白话短篇小说集，它的内容很广泛，涉及到社会的许多方面。它的题材虽有取于史事方面的，但主要是采自民间传说。其中有不少关于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与罪恶的篇章，同时，由于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三言二拍”就有关于这方面内容的反映，所以它还是了解当时社会情况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但“三言二拍”中有不少神鬼迷信和淫秽的描写，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因果报应等，这些必须加以批判。

明代传奇

明代除小说外，传奇(戏曲)也很盛行。明代传奇的前身就是宋元的南戏，即是用南方的语言与歌曲所演唱的民间戏曲。这种民间戏曲，在宋元时，形式虽不完整，文字却很质朴；明代时，就演进为形式完整的长篇传奇。明代前期这种南戏流行于江南一带，有余姚、海盐、弋阳和昆山诸腔。到嘉靖时，乐工魏良辅对昆腔作了改造创作。魏良辅是江苏昆山人，他用十年功夫深入研究南、北戏曲的腔调与乐器，改造了昆腔的音律，并用笛管琵琶等乐器合奏，形成高低抑扬的复音。从魏良辅改进创作了昆曲以后，于是南戏的演唱便以昆曲为主。以后昆曲传到北方，成为当时南北各地最为流行的戏曲，而杂剧却日益衰落了。昆曲的兴起与盛行，推进了传奇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品，其中以汤显祖的《牡丹亭》最负盛名。

四大传奇

明初有所谓四大传奇，即《荆钗记》、《刘知远》、《拜月亭》与《杀狗记》，简称为“荆刘拜杀”。这四大传奇，《刘知远》与《杀狗记》文辞非常质朴显明，就是曲文亦很明白，一般人都可了解，大概是当时民间流传的剧本，不是文人的手笔。《拜月亭》与《荆钗记》，虽较文雅，但在民间当时亦很流行。《荆钗记》为明初宁献王朱权所作。权为朱元璋子，自号丹丘，又号涵虚子。他长于音律，曾著《太和正音谱》及杂剧多种——当时杂辑之风并来全灭——明代戏曲的发达，他的提倡是很有力量的。《荆钗记》共四十八出，剧情是宋朝王十朋与钱玉莲相爱而定婚，因王家穷，以荆钗为聘礼。时富人孙汝权爱玉莲色美，亦欲娶她。她的继母等都劝逼她嫁汝权，她不从，遂与十朋草草地结了婚。后十朋上京赴试，将母妻寄住岳家，到京中了状元，万丞相欲招之为婿，他坚不从。此时孙汝权亦在京，遂改写十朋的家信，说十朋已娶丞相女，欲休玉莲。她的继母又逼她改嫁汝权，她不听，乃投江自杀，幸为钱安抚所救，收为义女，同赴福建任上去了。后来十朋升任吉安，钱安抚欲将玉莲嫁他，因不知是玉莲，坚执不肯，后来经了几番曲折，二人才得重圆了。《刘知远》一名《白兔记》，不知作者姓氏，全剧三十三出，内叙刘知远被继父所逐，飘泊在外，李文奎遇之于庙中，怜其饥寒，收养在家。一天他见知远昼寝，火光透天，更有蛇穿窍出入，知他将大贵，遂把女儿三娘嫁他。迨文奎死后，三娘的兄嫂驱逐知远，且逼写休书。知远走后，兄嫂逼她改嫁，不听，便使她白天挑水，夜间推磨。不久生一子，因自已咬断了脐带，故名为咬脐郎。兄嫂欲害此子，她便托人带给知远，时知远已别娶。后讨贼有功，升为安抚使，咬脐郎亦长大。一日猎白兔，追至沙陀村，遇三娘于井旁，遂迎三娘与其父同居了。《拜月亭》一名《幽闺记》，相传为施惠作。施字君美，一云姓沈，杭州人，或以为是做水浒的耐庵居士，但亦不能确指。全剧四十出，内叙蒋世隆与妹瑞莲一日在家读书，忽有一人避入他们的花园中，问之始知是主抗元人的金之大臣海牙的儿子兴福。此时元人南侵，金主不听海牙抗敌的主张，把他杀了，且将逮捕其子，所以兴福在仓促中，就逃到蒋家。世隆与他结拜为弟兄，把他暗暗的送走。此时兵部尚书王镇奉命到边庭缉查军情，其女瑞兰与母同居家中。及元兵南下，各处大乱，世隆兄妹与瑞兰母女，都各自走散了。世隆在逃难的人群中低呼着：“瑞莲!瑞莲!”的名字，瑞兰以为是母亲在唤自己，便过到那里，谁知是听错了，于是将错就错，假认为夫妻同走了。瑞莲呢，虽没找到她的哥哥，却遇到瑞兰的母亲，亦结伴同行了。在逃难中，世隆与瑞兰为盗所执，谁知盗的领袖，就是兴福。兴福送给他们些盘缠，二人在旅舍中就正式成了婚。婚后，世隆忽病，恰遇王镇过此，对于他们的婚姻，很不满意，便强将瑞兰带去。后又遇到瑞兰的母亲及瑞莲，于是王家一家便欢乐团圆了。不久，元军退去，兴福被赦而归，道遇世隆，待其病痊，二人一同赴京应考，中了文武状元。王镇要招他们二人为婿，兴福和瑞莲固不成问题，惟瑞兰因想念世隆不愿嫁别人，世隆亦恋着瑞兰不肯从命。后兄妹相见，说明一切，方知要结婚的不是别人，正是彼此所相念的人。本剧就在两对璧人儿的交拜成亲中闭幕了。《杀狗记》相传为明初徐咂所作。咂字仲由，淳安人，此剧是根据元萧德祥《杀狗劝夫》而成，共三十六出，较萧作增大了四倍。剧中叙孙华好与小人交往，其弟荣劝谏不听，因之弟兄不和，将荣逐出。荣在外备受饥寒，华妻杨氏不忍，乃设计以杀狗为杀人，待夫醉归而告之。华大惧，四出求友助其掩埋，但均不应，因而夫妻同至破窑中寻得其弟，时荣慨然赴兄之难，即夜运尸城外掩埋了。华自此觉悟，知交恶友，不如同胞弟，遂与兄弟和好如初。次日华之酒肉朋友来访，华责其不义，不予招待，因大愤，遂告孙华杀人于官。及官令人开棺相验，谁知是一衣冠整齐的死狗，并非真人。官问故，华妻将杀狗的经过说了，官大加奖赏，并将这些酒肉朋友重重地给责罚了。《琵琶记》《琵琶记》是明初高明所撰，实为南曲之祖。高字则诚，永嘉人，他的《琵琶记》颇为当时人所称许。朱元璋亦甚喜此剧，曾说：“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馐百味，富贵家岂可缺哉?”所以即位后，欲官之，他以老病辞。该剧共四十二出，叙蔡邕与赵五娘结塘不久，即赴京应举，到京得中状元，牛太师以女妻之。此时他的家乡因遭饥荒，甚是穷围，只有五娘一人在家侍奉公婆。公婆吃饭，自己吃糠。及公婆病死，她将头发剪卖，用以办理葬事，又用麻裙包土筑坟，然后背着公婆的遗容，拿着琵琶，到京城寻她丈夫。及相见，知道丈夫并非喜新忘旧，不肯回家，乃是被迫留此。邕知他的父母业已全死，甚是悲痛，牛小姐亦有贤德，与五娘相处很好，三人便共同过着快乐的牛活。剧词典雅，较之《白兔杀狗》雅俗殊异。据传则诚居鄞之栎社沈氏楼作《琵琶记》，时案头夜燃双烛，写至《吃糠》一出，“糠和米本一处飞”句，双烛光交合为一，因名其楼为“瑞光楼”。这虽是一种传说，亦可见其如何警策动人了。王凤洲说：“南曲以琵琶为冠，是一道《陈情表》，读之使人敛欷欲涕。”《牡丹亭》《牡丹亭》，又名《还魂记》，是我国戏曲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作者汤显祖(1550—1616年)，字义仍，号海君，君士，别号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进士出身，做过南京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浙江遂昌知县等小官，因看不惯官场的腐败，不愿趋炎附势，而被罢官，专门从事戏曲创作。《牡丹亭》写的是南宋时期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杜丽娘是太守的女儿，受着封建妇女道德的束缚，没有行动自由，她感到连鸟都不如。她不满意封建的父母包办婚姻制度，要求自己选择配偶的权利，遭到以她父亲为首的封建势力的迫害，郁郁而死。三年后复生，和柳梦梅结成伴侣。死而复生，和柳梦梅结成伴侣。《牡丹亭》表现了青年男女对纯真爱情的执着追求和对封建礼教的斗争精神。最后大团圆的结局，说明爱情战胜了封建礼教，梦想成了现实，反映了人们的良好愿望。《永乐大典》

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参照《韵府群玉》、《回溪史韵》二书的例子，采集各书所载事物，按类编排，而统之以韵。解缙等奉命而行，于次年十一月编成进呈，朱棣赐名《文献大成》。不久，朱棣认为所书事物多有遗漏，又命姚广孝、刘季篪与解缙一起重新编辑，又特别命令王景、王达等5人为总裁，邹辑、梁潜、曾棨等20人为副总裁，陈济等为都总裁，征调中外官及四方老宿文学之士为纂修，选善书的国子监及郡县生员为缮写，由光禄寺供饮食，共9169人，开馆于文渊阁。同时，又派官员分行天下，搜求遗书，以备收录。历时五春秋，于本月修成，改名《永乐大典》，明成祖朱棣亲自为此书写序。全书共22937卷，11095册。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资料，大凡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均予收辑，并加以汇聚群分，甚为详备。它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迄今世界所公认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

王履和“华山派”

明朝统治者对文人知识分子多有猜忌、防范和压制，尤其是王朝刚建立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厉行文化专制主义，对文人知识分子采取压制政策，稍有不慎就可罹祸，美术界也遭受摧残，风格多延续元代旧貌，画坛一派萧条景象。此时，北方以行医为生的业余画家王履由于行医采药时经常长途跋涉，对实景写生情有独钟，创作出富有生气的作品。他博通群籍，能诗文，工山水，作画不拘守前人成法，主张深入自然，师法造化，从真山水中吸取创作素材。

明初洪武十六年（1383年）秋，52岁的老人王履，不畏艰险，登临太华，饱览奇峰胜景，用了半年多时间，悉心构思，创作成《华山图册》40幅，并题诗跋文，抒写欣赏自然风光的感受，提出“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主张绘画技法要“去故而就新”，有一定独特的见解。这在摹古成风的明初画坛上，尤为难能可贵。画家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描绘出华山奇秀多姿的面貌，每页各取华山一景，意境各殊，全从写生得来，显出画家善于状物写情的修养。或画峰脊峭拔，一条险径蜿蜒如线，直通云天；或画云雾翻涌，层层峰顶隐现其间；或画群峰雄聚，于高崖上淌下银色瀑水。山体作小斧劈皴，奇峭伟岸，林木杂生，云烟流布；笔墨苍劲，变化灵活，气韵生动。后人称他取法自然山水的画风为“华山派”。

明代的画院绘画与“浙派”

明成祖朱棣虽也实行文化专制，但手法与其父不同，而是将文人、画士延揽入宫，为其服务。王绂、解缙等人就是被荐举的画家。

洪熙、宣德以至成化、弘治时期，宫廷画家也一度兴旺，如边景昭、林良、吕纪等人，较为著名，宫廷绘画创作达到鼎盛时期。明代宫廷绘画以山水、花鸟画为盛，人物画取材比较狭窄，以描绘帝后的肖像和行乐生活、皇室的文治武功、君王的礼贤下士为主。如商喜的《明宣宗行乐图》、谢环的《杏园雅集图》、倪端的《聘庞图》、刘俊的《雪夜访普图》等都是其例。山水画主要宗法南宋马远、夏圭，也兼学郭熙，著名画家有李在、王谔、朱端等人。李在仿郭熙绘画几乎可以乱真，王谔被称为“明代马远”。花鸟画呈现多种面貌，代表画家有擅长工笔重彩的边景昭，其画承袭南宋院体传统，妍丽典雅而又富有生意。孙隆的画风从北宋徐崇嗣脱胎而来，专攻“没骨”法。林良以水墨写意花鸟著称，代表作有《鹰击八哥图》、《秋林集禽图》等，笔力雄健奔放，形体清朗豪迈，特具天趣，为一代大家，开明代水墨写意画之先河。吕纪的作品，工写结合，花鸟精丽，水石粗健，自成一派。他的花鸟画还含有规劝皇帝实行善政的寓意，如《三思图》，画三只相思鸟，以谐音表示凡事“三思”而行；《残荷鹰鹭图》，画一只雄鹰正转身下扑，荷塘中白鹭和小鸟都惊慌逃避，不知所措，借以告诫皇帝不要滥用武功。绘画在相对开明的政治气候下，显然又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明代宫廷绘画虽未取得像宋代院画那样划时代的成就，但在某些方面也有新的开拓。他们的作品以兼工带写见长，设色富丽，题材吉祥。大约在成化到嘉靖期间，宫中画师受“浙派”影响，画风更趋豪放。“浙派”以戴进和吴伟为代表，活动于宣德至正德年间。因创始人戴进为浙江人，故有“浙派”之称。继起者吴伟为湖北江夏（今武汉）人，画史亦称他为“江夏派”，实属“浙派”支流。戴、吴二人都曾进过宫廷，前者遭忌返回家乡，后者藐视权贵，放浪形骸，皆以卖画为生，画风源自南宋院体，故“浙派”与宫廷院画有密切的关系。戴进、吴伟作为职业画家，画艺精湛，技法全面，山水、人物都很擅长，山水画成就尤为突出。但二人风格又有所区别。戴进变南宋的浑厚沉郁，融元人水墨传统，而为健拔劲锐之体，但仍不失谨严精微；山石多用大斧劈皴，水墨淋漓，豪放挺健，下笔较重，粗犷有力，气势充沛。人物工写结合，面部描写较细，神态生动，衣纹线条则粗放顿挫，劲练洒脱，风貌独具。花鸟既能工笔设色，又能水墨写意。主要作品有《风雨归舟图》、《溪堂诗意图》和《葵石蛱蝶图》等。吴伟以简括奔放、气势磅礴见胜。论者谓他“源出于文进（戴进），笔法更逸，重峦叠嶂，非其所长，片石一树，粗简者，在文进之上”。作品有《灞桥风雪图》、《渔乐图》等。

戴进、吴伟前后踵接，影响了一大批院内外画家。追随者有张路、蒋嵩、汪肇、李著、蓝瑛等人。在“浙派”的影响下，成化、弘治时期宫廷内外的画风多倾向于粗笔水墨，以挺拔豪放取胜，风行百余年。

吴门画派“吴门”的称谓最早始于吴王阖闾建都在苏之时。明代中期，随着经济生活的繁荣，素称“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苏州，涌现出卓有成就的画家群体，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家最为著名，人称“吴门画派”，更是声震中国画坛，影响海外。他们的作品大多表现江南文人优雅闲适的生活情趣。“吴门画派”的四大家各有千秋，其创始人沈周功力深厚，不慕功名，最富文人气质。他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书法雄厚浑朴，兼工山水、花鸟、人物，中年画法严谨细秀，用笔沉着劲练，以骨力胜；晚年笔墨简放粗豪，气势雄强。所作率意纵逸，寓有野逸之趣，成为明代复兴文人画的先锋。沈周的弟子文徵明，曾为利禄所驱，举荐入京为翰林待诏，后不得意，辞官归里，书画终老。他的书画技艺也很全面，文雅典丽，笔墨蕴藉含蓄，风骨秀逸。文徵明长寿而勤奋，传世作品甚多，子侄、弟子流风不绝，至清初不衰，故而他成为“吴门画派”中影响最大的人物。文徵明的好友唐寅，颖悟异常，所表时应试，中应天府（今南京）解元，后入京会试，因舞弊案牵连下狱，罢为吏。他一气之下绝意仕进，放情声色，诗文书画为生。唐寅的作品以工细为主，又兼有文人画的笔墨，富有诗一般的意境；书法秀逸遒劲，风格洒脱，雅俗共赏，深受欢迎。他也是一位人物、山水、花鸟兼工的画家，并因生活跌宕多趣，风流不羁，而成为家喻户晓的江南才子。文、唐的画友仇英，出身工匠，但勤奋好学，创作态度十分认真，一丝不苟，所绘人物、山水，精工具体，设色清丽，构图繁密，意境深邃，文雅而严谨，匠心独运，为他人所不及。故而他赢得画坛的尊重，成为“吴门画派”四家之一。“吴门画派”是一个既有文人画家，又有职业画家、画工的群体，它的出现，既振兴了文人画，又规范了“浙派”末流技法粗陋之习，推动了明代绘画深入发展。

青藤白阳

在“吴门画派”复兴文人画的风潮影响下，随着思想家强调发挥主观能动的“心学”兴起，明代中期的绘画变得更有生气，在技法上也有许多突破，表现在花鸟画创作上，水墨写意的大家应运而生，他们就是自号白阳山人的陈淳和自号青藤道士的徐渭，世称“青藤白阳”。

陈淳的写意花鸟画受沈周的影响，但又自创新调，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初以质朴见长，后来进一步发展为疏爽松秀的特色。他尤其擅长写生，往往一花半叶，浅色淡墨，极疏斜历乱之致，自由纵横，生趣横溢，比沈周的作品更为活泼，在运用水墨和构图方面都有所创新。

徐渭，字文长，一生饱经坎坷和贫困。曾受株连坐牢七八年，出狱时已是53岁。其命运之悲惨，为画家中所少见。徐渭在其生命的最后20年中，把满腔悲愤倾注到作品中，成就颇丰。他写出著名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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