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与风采:南航校友访谈录(套装共2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崔锐捷

出版社：航空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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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与风采:南航校友访谈录(套装共2册)试读：

内容提要

2012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迎来六十华诞。六十年来，南航培养了12万余名校友，他们在社会各个领域建功立业，其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开拓者及各条战线上的杰出人才，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书共收录了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各个时期从南航毕业到校外工作或曾经在南航工作过的校友访谈录100篇（共两辑）。篇目按受访校友的入校先后顺序排列，同级校友以姓氏笔画为序。从这些讲述校友成长足迹和创业风采的朴实文字中，读者能够分享南航校友们的人生经验，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可以读出一部鲜活的南航“校史”，找寻一脉相承的南航“基因”，感悟生生不息的南航“精神”。

人才辈出 基业长青（代序）

我到南航工作以后，与很多南航校友有了接触，其中不乏成功人士。我觉得在这些杰出的校友身上，有不少共同特征值得总结，这或许能够激励更多在校学子成长成才，于是产生了把校友们在南航求学及走上工作岗位后的经历和感悟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了校友们的高度认同。在2011年学校确定推出这套校友访谈录的会议上，我曾提出推出这套校友访谈录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想通过对校友们的访谈，了解当今社会对创新人才的素质和能力的新要求，以及对母校人才培养工作的评价、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客观全面地认识以往人才培养的经验和不足，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育教学，为解决“钱学森之问”、培养大批的杰出创新人才提供借鉴；二是想从校友们的成长历程、奋斗事迹和人生感悟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增加母校的文化积淀，为今天和未来的南航人提供更多的启迪和精神财富。

看过这套校友访谈录，一种自豪感油然而升。南航办学的历史还不长，只有短短的60年，然而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在所有的成就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不仅是我们创造了中国航空史上多少个第一，不仅是我们取得了多少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也不仅是我们与企业的合作项目产生了多少亿元的经济效益，更应是从南航走出了成千上万的优秀人才，他们推动了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人才辈出，是南航对国家和社会的最大贡献，是南航的最高荣誉，也是南航基业长青的可靠保证。

我们知道，从1512年哥白尼提出改变了人类宇宙观的日心说，到现在刚好500年。近500年来，沧海桑田，历史舞台过客匆匆，唯有大学傲然屹立。据统计，在500年前全世界建立的社会组织中，现在仍然用当初的名字、以当初的方式、做着当初的事情的只剩下85个，它们中有70个是大学。因此，有理由说：基业长青，大学当之无愧。大学为什么可以基业长青？根本原因在于大学能够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从人文主义教育的先驱牛津大学，到研究型大学的鼻祖柏林大学，再到当代社会的轴心“多元巨型大学”，尽管大学的内涵和职能在变化，但是有一点不会改变，那就是：靠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支撑的大学品牌，必然历久不衰。

走过60年，回首500年，一路回看大学品牌的次第崛起，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件事——坚持育人为本，促进人才辈出。育人为本，是说大学的根本目的是发展人、成就人。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人类将随着能力的发展而进入到自由王国。可以设想一个具有超强能力的宇宙人，举手投足之间，一切外在的束缚皆成齑粉，他是何等自由，但这只是美国科幻片中常见的场景。对于地球人而言，能力不是宇宙的能量，而是心智的功能，心智是能力的本体。大学是培育和发展心智的地方，这或许就是大学将会永存的道理，也是大学的核心价值所在。

长期以来，人类对如何培养人才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卢梭的《爱弥儿》，再到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不同时代的教育家们从不同角度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这些答案告诉我们：培养人才，就是引导和帮助学生自己发展自己的心智，使自己的心智变得纯正和不断强大。历史延绵不断的风景线，不是显赫高耸的权力，而是正直智慧的心灵。从教育史和我们的办学实践中可以体会到，向心灵处用心是一所大学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门。2000年前，我国的先哲们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说的就是大学要向心灵处用心。近200年前，美国耶鲁大学的报告曾提出，大学课程应建立在训练心灵和装备心灵这两条重要原则之上，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些都是大学促进师生发展的普适性原则，我们在培养人才的实践中必须坚守。

然而，先哲们只是向我们阐明了人才成长和教育的一般规律，他们不可能告诉我们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办好南航。这就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去探索。我们说培育心灵、发展心智，并不是要回到孔子的德性教育或纽曼的绅士教育，也不是要回到赫尔巴特的主智主义教育。不同的时代，需要解决的课题不同，对心智提出的要求也就不同，从而装备心灵的内容也就不一，训练心灵的手段和方法也就各异。在我们的时代，提升全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学校教育的主题。自主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构建模型的能力，即模拟客观事物的结构和运动规律的能力，如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都是构建模型的范例；二是改变客体的能力，即改变物质结构或重组物体以产生新用途的能力，如瓦特发明蒸汽机、法拉第发明发电机和电动机，以及20世纪中叶问世的核电站等，都是改变客体的范例。高水平大学所培养的优秀人才，应当具有构建模型或改变客体的潜能。

我们要以此为目标，构建一种新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和模式，解决好用怎样的知识来装备心灵，通过哪些途径、手段和方法来训练心灵这两个根本问题，从而使培养的人才具有构建模型或改变客体的心智。这也是学术，而且是高深的学术。威廉·冯·洪堡在创建柏林大学时曾提出研究型大学的三条原则，其中一条是“只有创造者才能培养创造者”。现在看来，这只是必要条件，还需要加上一个充分条件，即“创造者+教育者”。“创造者+教育者=大师”，他不仅自己创造，还善于教会别人创造，而一个只会自己创造的学者可能成为“大家”，但不能称为“大师”。希望我们每一位教师都能成为“创造者+教育者”，做好学问，带好学生。如果真能如此，那么产生杰出人才的偶然性就会变成必然性，人才辈出就会成为我们大学永恒的品牌。

因此，我认为品牌以校友为本，这是大学的一种境界，也是大学以人为本的一个基本内涵。我们推出这套校友访谈录，名曰树校友，实则树南航。对此，我想校友们是不会有意见的。地以文名，校因人显，古今皆然。南航以校友为荣，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我建议，每隔几年出一次校友访谈录，这应该成为南航的一个惯例。我期待，现在和将来的所有南航学子，以学长们为楷模，用自己的创造性业绩，使后续的校友访谈录更加精彩，使母校的基业万古长青。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二〇一二年七月

红土地 雄鹰翱翔——记53级校友，中航工业洪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总设计师石屏院士

石屏，男，1934年3月生，江西鄱阳人，飞机设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6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飞机制造专业。历任洪都飞机设计研究所设计员、设计组长、副所长，K8和教8飞机总设计师。现任中航工业洪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总设计师。参与设计的初教6飞机荣获1979年国家质量金奖，强5飞机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主持设计的K8飞机填补了我国基础教练机领域的空白，开创了我国飞机出口的纪录，荣获2001年国家科技进步最高奖和一等奖；教8飞机荣获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荣立部级一等功4次。此外，还获得了“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航空工业有突出贡献专家”、“航空金奖”、“江西省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第四届航空航天‘月桂奖’终身奉献奖”、“新中国60年来江西省60位最具影响力的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200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校友寄语：桃李芬芳，奇葩绽放。

他创造了中国教练机的传奇，由他主持设计的K8系列教练机，带着“金字塔之鹰”的美誉，抢占了全球同类教练机市场75%的份额，为国家赢得了迄今为止一次性数量最大、金额最大的对外飞机销售合同，开创了我国出口飞机整机生产线和对外输出飞机设计技术的先河。在多次航展中，见过K8的外国人赞扬：“中国自主研制了全新的飞机！”见到K8的华侨们自豪地高呼：“我们中国的飞机在空中能够与西方飞机媲美！”由他主持设计的教8飞机，业已大量装备中国空军、海军，实现了我国飞行员训练体制的转型升级。在2009年首都国庆阅兵式上，15位英姿飒爽的女歼击机飞行员驾驶着教8飞机，编队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祖国人民的检阅，引起世界瞩目。提到这些，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的名字——石屏。他是南航1956届毕业生，也是我国教练机领域唯一的一位院士。作为我国航空技术领域的知名人士和资深专家，石屏院士的工作很繁忙。可是，对于我们的采访，他却非常重视，不仅嘱咐秘书为我们的采访妥善安排、提供便利，还亲笔写下数页纸的提纲，详述自己在南航求学的经历及人生感悟。4月的江西，春风拂面、暖意融融，坐在宽大、整洁的院士办公室里，听着石总细细讲述他那跌宕起伏、颇富传奇的人生经历，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他以及他所代表的一代又一代航空人，是在用毕生的激情去实现航空报国的理想。

自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320厂（中航工业洪都前身）后，石屏就把他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飞机设计事业中，一干就是50多年。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到飞机总设计师，他把根深深扎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融入到中航工业洪都的发展之中。言谈之中，航空报国、功成不居的情怀悄然显露。正如笛卡尔所说：“当一滴水融入了大海，那么它就不再是一滴水，而是变成了大海。”使命，让他与航空结缘

1934年，石屏出生于江西鄱阳湖畔的一个乡村。幼年时家境贫寒，年少时赶上战火，求学之路异常艰辛。但他聪颖好学，思维敏捷，求知若渴，学业优异。就在因贫困几近辍学之时，新中国成立了，助学金如及时甘霖，帮助他顺利完成中学和大学的学业。石屏常说：“是国家一手培养了我。”

1952年，国内刚刚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百废待兴；国际上，抗美援朝战火正在燃烧，阴云笼罩。年仅18岁的石屏，作为学校的团支部书记，被选送到中南团校学习。正是在这次培训班上，他了解到国家面临的紧急形势。当得知由于我国空军处于弱势，我军在朝鲜战场上付出了惨重代价时，他的心情异常沉重。回想到小时候日寇飞机轰炸县城、屠戮人民的情景，石屏毅然决定放弃自己喜爱的文学，转而报考航空院校，投身国防建设，让自己的祖国不再受人欺侮！1953年高考指南上的航空院校只有北京航空学院和华东航空学院。在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国家于1952年创建了南航，以培养祖国急需的航空人才，并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选拔了一批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现役军人，作为第一届学生到南航学习，没有公开招生。石屏和一批江西同学有幸跨进了南航的大门，成为了南航第二届，也是首批从应届高考生中紧急招录的学生。

谈起在南航的生活，石屏记忆的闸门一下子就打开了。他时而闭上眼睛，动情地描绘着当时的情景；时而凝视前方，仿佛在寻找最合适的词汇。谈到一些有趣的片段时，他会开怀大笑。入学时，学校基本上还是个大工地，但石屏还是用“神秘、自豪”两个词语来形容对母校的初次印象。“当时学校大门还没有建好，只搭了一个棚子，门口有两个很威武的解放军站岗。之所以感到自豪，是因为终于能够搞航空了。”同学之间的情谊，让石屏怀念至今。学校食堂的炊事员也是部队转业的，对新来的同学很热情，对病号也很照顾。谈起这些，石总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目光中流露出浓浓的眷恋。

新生们大都和石屏一样，尽管怀有强烈的报国心，但对航空却没有深入的认识。为便于学生选择专业，学校在一个尚未启用的新食堂内，通过实物展示的方式，帮助新生选择专业。例如，活塞式发动机制造专业就摆放着一台活塞式发动机，航空仪表制造专业则摆上了部分航空仪表设备，飞机制造专业则更简单，由于学校还没有一架完整的飞机，只摆放了一些飞机部件。从那一刻起，无视艰苦、白手起家的勇气便在每位学子心中扎下了根。在航空报国的理想驱动下，填报发动机制造和飞机制造专业的学生特别多，因此开班也多。在这些学生当中，后来走出了包括石屏在内的诸多对中国航空工业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那时候，“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学习”成为青年学子的共同目标。在南航，学习氛围特别浓厚。学校效仿苏联采用“五时一贯制”，上午上完三节课，班级的生活干部就会领一筐馒头，每个学生发一个，然后继续上第四、第五节课，课时量很大，功课十分紧张。大家的日程安排也颇有规律：上课、体育运动以及晚自习时间都相对固定，休闲时间很少。假日里，石屏最喜欢和同学到大华电影院去看电影，坐上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马车，前往大行宫，然后再步行去大华电影院。《保卫察理津》《高尔基的童年》《保卫斯大林格勒》《格林柯尔大会战》《杨根思》等电影所传达的革命热情及忘我精神，深深地影响了青年石屏；《走向新的生活》等苏联歌曲，在石屏和他的同学中间广为传唱。

在众多的老师当中，石屏特别提到了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学者李定夏老师。“李老师是我们的系主任，他教授钣金装配技术，非常谦虚，很慈祥。”李老师是知识渊博的教授，对待学生真挚坦诚。每逢传统佳节学校组织舞会，他会把从国外带回来的领带发给班里男同学。一条小小的领带，不经意间成为了青春记忆里的一抹亮色。李教授还以亲身经历告诉学生，美国等所谓的发达国家在航空技术方面对我国是封锁的，所以一定要珍惜学习机会，自信自强、自力更生。李定夏教授的这番教诲，至今还一直萦绕在石屏心头。

石屏对当时南航的人才培养是很认可的。他说：“我走出校园之后，就一直工作在一线，正是在南航的学习给我后来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石屏坦言，重视实践是南航的一大特点。在校期间的实习使他日后的工作受益匪浅。南航的实践教学有两个特点：一是实习与课程紧密结合；二是与工厂需要结合。刚入学时，学校就安排学生到南京航空附件厂（中航工业金城前身）进行钳工实习，结业时制作一个零件。初学的时候，同学们的手指都被磨得皮破血流。可是，没有人叫苦叫累，更没有人中途退缩。二年级时他们到工厂进行钣金和装配实习，毕业设计也是在工厂完成。通过实习锻炼，同学们磨炼了意志，加深了对课程的理解，动手能力也得到了提升。技术工人对学生进行手把手的指导，包括零件怎么铆接、工具怎么使用等。工人们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以及对学生毫无保留的技术传授，让石屏由衷敬佩。在后来的工作中，他十分尊重工人师傅，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随后，学校进行了教学改革，改变了教学内容和方法，建设了大量的实验设施。经过60年的创业，母校已经成为中外知名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石屏为母校感到骄傲。奋斗，为了一个执著的梦想

蓝蓝的天空充满诗情画意，但蓝天的事业却充满艰辛。1956年，石屏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320厂。第一个月领工资的时候，他甚至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自己什么都还没有做。工作后不久，石屏就感到自己知识不够用，于是制订学习计划，从基础到专业，从俄语到英语，利用空余时间自学提高。飞机设计，在外行看来似乎是件浪漫而有趣的事情，但事实上，设计过程却需要设计师具有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对数字的计算校对要求近乎苛刻。1958年，石屏在强度组负责强5前机身部分的强度计算，那时候全所只有一台手摇电动计算机，还要排队，成千上万个数据的计算与校核都只能通过计算尺和算盘来完成。如果飞机结构改变了，前面的工作就意味着要全部重做。一天下来，厚厚的计算稿纸中真正有用的，往往只是几页。

飞机的研制是系统工程，发动机、机载设备和成件、制造工艺是飞机设计和研制的基本条件。由于当时中国航空工业“辅机”跟不上“主机”，发动机发展相对滞后，新飞机自主研制进展受限，不少好的飞机设计方案都没有实现。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每人每月只能领二十几斤粮食，没有副食品，科研人员连饭都吃不饱。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很多人都患上了浮肿，对科研工作影响很大。国家经济刚好转，科研生产正在发展，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搅乱了原本正常的工作秩序。1969年，石屏和许多技术人员被下放到县农机厂，1972年，石屏调往湖南参加013航空三线建设，离开了他魂牵梦绕的飞机设计工作整整8年。

20世纪80年代初期，320厂陷入了企业发展的低谷。由于深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企业长期没有新的型号设计研制任务，无论是设计所还是制造厂都出现了很困难的局面：军品订货量压缩，生产线开工不足，资金短缺，新技术研发难以继续，大批科研人员转向民品生产线。这种局面让石屏内心充满了矛盾和不安，但并没有让这位执著的飞机设计专家退缩。他坚定地说：“一个飞机要搞好多年啊。但不管多么困难，我们都没有灰心过。看到国家有了自己的飞机，我的内心真是特别高兴。航空是我一生的追求，为了祖国的航空事业，我长期与几个设计人员坚持教练机的论证工作，孤单寂寞，无怨无悔。”为了补救失去的时间，他拼命工作，常常加班到很晚，有时回家已是深夜；他抓紧点滴时间学习，钻研技术，书桌上摆满了最新的科研资料，书柜中放满了厚厚的书籍，他坚信“活到老，学到老，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捕捉前沿”；他提携后辈，推动总设计师系统的年轻化，有意识地把年轻人推向科研生产的第一线。

50多年间，石屏始终奋斗在飞机设计的一线，经历了中航工业洪都飞机发展的风风雨雨。他参加了雅克-18的制造、安-2和米格-19的仿制工作；参与设计了初教6、强5及强5外贸机等多种型号的飞机；他主持设计的K8、教8飞机更是创造了中国航空发展史上的多个第一，直接促成了我军飞行员训练体制的转型升级。K8、教8，中国航空工业的骄傲

院士办公室光洁的墙面上，蜚声海内外的K8教练机照片显得格外醒目。来访者驻足赞叹，石总只是淡淡一笑：性能好的飞机，外形都是会有美感的。K8飞机就是这样一款性能优越的飞机。1992年，在对K8飞机进行设计定型的时候，设计定型委员会认为，K8飞机“综合性能优于同类教练机，填补了我国基础教练机的空白”。靓酷的外形、矫健的姿态令K8飞机在1992年新加坡国际航展上一举成名，赢得了“亚洲明星”的美誉，引起了世界航空界的广泛关注。滑跑、加速、腾空、拉起、侧滚、盘旋、筋斗、尾冲……20多个国家的飞行员在驾驶过K8飞机后都被它的性能所折服。俄罗斯特级飞行员在驾驶K8飞机做完尾旋和一系列特技飞行动作后说道：“这是我所驾驶过的世界上最好的教练机之一。”在第43届巴黎国际航展上，K8飞机的高难度动作，特别是尾冲动作是许多国外飞机无法完成的，因此被列为航展的“十大明星”。

回忆起K8飞机的研制过程，一波三折的艰难仍令石屏记忆犹新。1982-1986年，石屏担任教练机方案论证组组长，在这4年当中，尽管做了很多努力，新一代教练机却始终停留在方案论证阶段，没能得到军方的认可，无法获得国家立项。究其原因，既与发动机有关，又掺杂着复杂的时代因素。最艰难的时候，新一代教练机研发线上只剩下了3个人。但是石屏并没有放弃，围绕发动机选型，他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与南昌飞机制造公司（中航工业洪都曾用名）致力于开发教练机。1986年8月，南昌飞机制造公司与巴基斯坦签订了合作研制新一代教练机的总协议，1987年，双方又签订了战术技术协议。以石屏为代表的洪都人牢牢抓住机遇，走出了一条国际合作之路，开创了中外合作研制飞机的先河！1986年10月，52岁的石屏被任命为K8飞机的总设计师。国际合作的道路充满荆棘。K8飞机是按照世界先进水平设计的教练机，技术要求高，要求三年内出样机，还必须参加世界竞争，这在我国飞机研制史上还是首次。研制一旦失败，巴方就会撤资，石屏和总设计师系统的成员感到压力很大。他们都是从强5和初教6设计中走出来的，强5是超声速强击机，初教6是螺旋桨飞机，而K8是高亚声速飞机，没有经验可以遵循。

创新，也唯有创新才能实现超越！K8飞机必须全面覆盖和模拟战斗机的各项飞行特性，而且，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有自身的特点，没有创新是无法实现的。在石屏的组织下，他们完成了高效的总体气动布局和复合材料的工程应用等6项技术创新，解决了10项技术关键，形成了K8飞机高低速兼顾、良好的机动和失速性能、结构目标寿命8000小时、可靠性与维修性设计、先进的救生系统等十大特点。为了在可靠性和维修性上取得优势，在石屏的积极推动下，K8飞机成为中国第一架在方案阶段进行可靠性、维修性设计的飞机。为使维护方便，K8飞机开有142个口盖，其中快卸口盖占58%。飞机采用“腹部顶装发动机”的设计，使更换发动机的时间缩短到50多分钟，飞机从落地到再起飞，准备时间只用8分钟，这些在国内都是首创。然而飞机要能上天，除了方案之外，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首先是风洞试验。为了节省时间，在机翼方案的选择上，他们同时在2个地方进行3种方案的低速、高速风洞选型试验。石屏介绍说，这种试验方案是非常规的，也是形势所迫。在进行风洞试验时，没有先进的通信设备，也没有专用的计算工具，参研人员就靠一部长途电话在不同的地方传递和处理数据，两边的同志24小时盯着试验过程，一个一个地通报、记录试验数据，进行手工计算，分析修改、处理数以万计的数据。到后来，有的人连做梦都在报数据。历时1年，他们终于完成了风洞选型试验。结构强度试验也是一项重大试验，K8飞机做第一次全机静强度试验时，当载荷加到设计值的95%时，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机翼折断了，试验被迫终止。这时，石屏鼓励大家：“中间试验失败不可怕，找到原因改进就是了，要正确对待，不要有包袱，我是总设计师，出现什么问题责任首先由我来负。”后来发现机翼提前破坏是由于机翼的一个加强肋失稳造成的。改进之后，新的试验一举成功。K8飞机在反复试验中不断改进，也在一次次的试验中日趋完善。以石屏为首的总设计师队伍也日渐成熟，成为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K8飞机引进了包括发动机在内的16项国外成品，在国外完成了5项试验，因此谈判也成为石屏的一项重要工作。石屏常说：“谈判事关国家利益，不能含糊，不能客气，一定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每一次谈判前，他都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甚至连对方会提出怎样的问题都要预先想到。这样，每次谈判自然胸有成竹。有一次，石屏与美国一家公司谈判，美方原本答应在卖给我方的发动机上免费增加一种提高性能的措施，后来在讨论协议时，对方却又不认可，石屏就直截了当地提出：“诚信是双方长期合作的前提，你们必须首先履行承诺，否则不好往下谈！”面对这个认真的中国人的倔强眼神，对方似乎读懂了什么，最终兑现了承诺。有一位与石屏多次交锋过的外国朋友说：“石先生是很难对付的。他想得到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拐弯抹角也要得到。”如今的K8系列飞机不仅大量装备中巴两国空军，还成功出口到埃及、缅甸、赞比亚、纳米比亚、斯里兰卡、委内瑞拉等十几个国家，成为中国主要的外销机种之一，深受国外用户好评。

1992年，为了满足我国空军对新机的需求，石屏又担任了教8飞机的总设计师。苦战3年，教8飞机的研制终于取得了成功。它继承了K8飞机的特点，按照我国空军的战术技术要求设计定型。教8飞机的发动机及全部成品选用国产件，综合性能全面达到并超过了战术技术指标，创造了航空史上当年发图、当年制造、当年上天的奇迹。它最终取代歼教5，大量装备我国空军，推动了飞行员训练体制的改革。寄望，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石屏说：“看着一个个年轻人成长为祖国航空事业的接班人，那是我最感欣慰和自豪的事。”多年来，石屏一直关注着母校的发展。因工作关系，他经常会到南京，也时常会回校看看，还欣然担任了南航的兼职教授。当选院士的时候，南航师生欢欣鼓舞，说到此处，石屏有些动情。他说，看到母校蒸蒸日上，他感到非常自豪和欣慰。

K8、教8给了中国航空工业太多的惊喜和启示，是中国航空事业自主创新的一个典范。当笔者问起，总设计师需要什么样的素质时，石屏深思了片刻，讲了20个字：学习积累、依靠团队、务实创新、能耐寂寞、不求虚荣。结合现在社会各界对培养创新人才的探讨，他认为，大学最首要的是教育学生认真踏实地学习，毕业后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国家作贡献。从事技术创新研究就要能耐得住寂寞，只有热爱本职工作才会有激情，才会甘于奉献。现在的科技人员有的浮躁、急于求成，有的想做官，不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很难谈务实创新了。要想创新就必须潜心研究，勤奋努力，要学会在前人的基础上提高。创新是一种创造，有时需要辛苦奋斗一辈子。有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培养大量的创新人才，正是因为他们重视了这方面的教育。

当听说学校确立了“航空为本、学术为本、育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并将特色发展、人才强校作为学校发展的重大战略时，石屏连说了3个“好”字。当问及对母校的发展有何建议时，他讲了三点体会。一是要培养学生振兴中华、强国富民的责任感，树立使祖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爱国情怀。但是要注意教育方法，可以通过讲座、实践等方式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这样才能产生好的效果。如果在学校都不能培养这种精神，工作以后再培养就很难了。我国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很多地方还很穷，年轻的学子一定要立振兴中华之志。二是要重视基础理论学习，注重精深。打好基础一通百通，而没有基础就没有功底。一项工程往往是多学科的，所以必须对科技前沿的课程多了解一些，善于进行启发式教学。三是要形成探讨研究的学风。工科要注重实习，理科要注重实验。西南联合大学探讨研究成风，有的国家对中学生就培养自学探讨精神，这是成功的经验。有了探讨就不会因循守旧，不论是科学家还是院士都不是全能的，旧有的理论都可能会被推翻，有疑问或遇到不懂的问题时要敢于大胆探讨。

采访结束时，石总殷切寄语航空学子：树振兴中华之志，兴探索求学之风，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多作贡献。他欣然提笔，以遒劲的笔墨祝福母校：“桃李芬芳，奇葩绽放。”（撰稿：孙吟吟 审稿：张新明 编辑：黄岚）

肩负国家使命 开辟风雷洞天——记54级校友，风洞设计专家陶祖贤将军

陶祖贤，男，1937年11月生，江苏无锡人，少将军衔。1958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1963年入伍。历任沈阳市国营112厂第二研究室技术员，国防部某院技术员、技术助理员、工程组长，空气动力研究基地研究室副主任、高级工程师，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高级工程师。在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长期从事高速和低速风洞的设计工作，是1.2米跨超声速风洞的主设计师，1985年该设计获得部委一等奖；是0.24米引射式跨声速风洞的主要设计者，1994年该设计获得部委一等奖；是2.4米引射式跨声速风洞总设计师，2002年该设计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电视剧《国家使命》主人公的原型。

校友寄语：南航桃李满天下，神州处处增光辉。

在很久以前，人类就有了模仿鸟类飞行、探索寰宇世界的强烈愿望。今天，当人类高傲地把自己赖以生存的地球看作是小小村落，高谈阔论着各种新型飞机、导弹、火箭、飞船向宇宙天疆豪迈挺进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所有这些都是在“人造天空”的试验中诞生的，人类首先应该感谢的是那些从事空气动力学研究的专家们。

风洞，产生人工气流的管状设备，用来模拟飞行器在空气中运动状态的试验装置，它的外观酷似一座洞，能真实模拟航空航天飞行器与空气相对运动的环境与状态。陶祖贤，一位站在空气动力研究“风口浪尖”上的科技将军，他的名字总是和许许多多的风洞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空气动力研究发展史上熠熠闪光。一座风洞 一座丰碑

川西北山地绵延，群山环抱，竹树葱郁。行至此处，但见远处了了村落，小鸟鸣唱，溪水潺潺，更显出这山里的幽深和静谧。采访陶祖贤将军是一次特殊的行程。在基地领导的精心安排下，我们采访组一行由李参谋带领，长途跋涉，翻过蜿蜒的山路，通过一道道哨卡，进入了某基地。

采访过程中，陶将军随和而又睿智、深沉而又儒雅的学者气质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他亲自带领我们参观由他主持设计的低速、高速和跨超声速风洞，为我们一一讲解风洞从设计到建设的艰辛历程，不厌其烦地回答我们有些近乎幼稚的提问。基地的平和有序、庄严肃穆更让我们想起往日建设的喧嚣和艰辛。我们不仅领略了风洞带给我们的视觉震撼，感受到老一辈“气动人”壮志不渝、砥砺奋进的悲壮历程，更感受到了陶将军不负国家使命的拳拳爱国之情。

20世纪60年代，陶祖贤肩负着国家的重托，循着当年诸葛孔明征战的蜀道来到这茫茫群山深处，和其他人一起扎根“三线”，在这偏僻荒凉的大山深处白手起家，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当年，这里是个蚊虫滋生、无水无电、几乎无法生活的地方。他们洗脸要跑到1500米以外的小河沟，吃住也只能分散在农民家里，对于在上海出生长大的他，要适应这样的生活实属不易。很多人因受不了艰苦的生活条件，纷纷选择了离开。为了国家利益的需要，陶祖贤最终选择了这大山深处的崇高事业。陶祖贤的名字和我国的许多重要风洞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参加了4米×3米、8米×6米大型低速风洞的设计，是1.2米跨超声速风洞的主设计师，2.4米大型跨超声速风洞的总设计师。这些风洞的成败都决定着国防科学历史的发展进程。他带领我们参观时，所里的同志都开玩笑说：“陶所长回来看他的‘儿子们’了，你们的文章就叫‘陶所长和他的儿子们’吧。”可见他对这些风洞的深厚感情。

设计4米×3米风洞时，陶祖贤和他的团队顶着时间和质量的双重压力，实现了建设的高速度和运行的高质量，这也是4米×3米风洞永远值得骄傲的地方。这座风洞在航空研究领域具有特殊作用——成功了，功在整个航空研究；失败了，将造成洞体断裂报废。这在其他单位曾经有过前车之鉴，是教训也是经验，但同时也是阴影和压力。在当时政治高于一切的特殊环境下，位卑而责大，必须慎之又慎。陶祖贤很清楚，这座风洞对于风洞后续研究的里程碑意义，4米×3米风洞如在弦之箭，不得不发。他坚定地说：“国外搞我们也要搞，当年，我们决心很大！”

8米×6米低速风洞建设从1965年设计论证开始，到1983年全面通过国家验收，经过了整整18年，其风雨坎坷浓缩了一代“气动人”悲壮的历史。时至今日，它仍然雄踞亚洲之首，但它的意义并不在于某种比较。大型风洞能够使小型风洞试验数据的可靠性得到更加严格的判定，从而建立起飞机试验飞行新的准则和程序，为各种飞机的诞生和改型奠定坚实的基础。今天，不仅是飞机，就是桥梁、汽车、火车，要设计和改型都得要把模型送到里面“吹一吹”。8米×6米风洞的创举实在太多了！陶祖贤介绍说，风扇段是最具特色的设计之一，但复杂的外形使得很难绘制横线图，最初的设计也是分解图，直到安装时，在现场才按1∶1比例放大图样绘制出来。8米×6米风洞原来是按7米×7米设计的，经过多方调研，反复论证，最终将尺寸改为8米×6米，既满足了飞机的扁平结构需求，又减小了截面积，这也是一个创举。还有一个创举是，按常理，建设这么大一个风洞，应该先建设一个缩小比例、完全仿真的引导风洞。但是按照当时的条件，根本没有财力，更没有时间。这对陶祖贤来说，可谓是“没学会爬就让跑，还没当学徒就上了师傅的岗”，偏偏又缺这少那，设计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出现了很多不可预估的问题，只能边设计边施工，于是有了许许多多的重新设计、补充设计、现场临时设计……建造时间历时7年，整座风洞竣工之日，也是设计工作完成之时，这在世界风洞的建造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另外一个创举是，8米×6米风洞按设计需要一台7800千瓦的大功率电机作为动力源，但在当时，国内根本没有能力生产这么大功率的发电机。联邦德国倒是可以生产，那也是作为非标准的特种设备，其昂贵的价格也是“非标准”的。国家经过反复考虑，始终没舍得上这个项目，这一等就是3年。最终，陶祖贤经过创新设计，将原来的一台大电机改为“品”字形的3台2600千瓦的小电机。外国专家怎么也不理解，呈“品”字形结构的3台电机，从理论上讲会发生共振现象，相互干扰，直接影响到气流，可这3台电机转了这么多年，就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其实，不仅是外国专家，连陶祖贤也觉得这是个难解之谜。后来，外国专家用计算机模拟，想论证到底是怎么回事，然而不管怎么计算都应该有共振和干扰……进入8米×6米风洞，就像走进了科学试验的殿堂，宏伟的气势、朴素大方的外表，以及内部结构的精美合理，让我们叹为观止，尤其是不远处呈“品”字形的3台大电机，带给我们极大的震撼，总体感觉就是：大气、协调、自然，如同陶祖贤本人一样。3台电机带进来的自然风就足以让我们感到窒息。当年从设计、建设到技术协调，陶祖贤就是天天吹着凉风进行工作的。这样的工作环境使他落下了关节疼痛的毛病，这也可以说是“气动人”的职业病。

在众多的风洞中，陶祖贤始终对1.2米风洞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根据规划，1965年4月我国正式决定建造1.2米跨超声速风洞。2个月之后，由陶祖贤主笔的设计方案就出来了，这么快的速度，简直不可思议。此外，他还承担了气动总体设计。采访时，他激动地说：“当时受到政治环境、科研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遇到很多难题，都记不清改了多少次才把它弄好。”在他心里，1.2米风洞就像一个命运坎坷、备受磨难，又终于成为栋梁之才的孩子。它诞生在特殊的历史年代，陶祖贤已经想不起它经过了多少次反复论证、多少次“伤筋动骨”的大修大改、多少次调试，最终才落户在这阴暗潮湿、缺氧闷热的山洞里。但陶祖贤有足够的理由为这座风洞感到骄傲——它开创了我国自行设计、研制跨超声速风洞的历史，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它的投入使用填补了我国风洞系列的空白，它在跨超声速领域对我国飞机、导弹、卫星等航空航天飞行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无与伦比的。1.2米风洞竣工后，第一次试机的晚上，巨大的轰鸣声响彻原本宁静的山谷，带给大家的有成功的喜悦，有辛酸的泪水，更有心灵的震颤。巨大的震动使得放在设备台上的扳手等工具震落在地，怎么调试？如何测试？谁也没有经验，谁也没有把握，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不可控制的危险。工人们战战兢兢，谁都不敢上操作台，陶祖贤不惧危险，亲自爬上设备进行测试。1.2米风洞建在200多米深的花岗岩山洞里，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建设之初，山洞的石缝里到处是渗出来的水，到处流淌着泥浆，山洞极其黑暗、闷热和潮湿。时间长了，里面的工作人员都会因缺氧瞌睡甚至昏迷。现在，有鼓风机不断往洞里输送新鲜空气，可在建设当初哪有什么鼓风机。陶祖贤说，当时，在里面工作全凭毅力，实在不行就换班出去透透气。我们进到里面参观，昏暗的灯光下，一面五星红旗赫然亮在眼前。这面红旗不大，大约只有0.5米2大小，十分小心地悬挂在纵横交错的设备管道上，但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特别显眼。站在这一面小小的红旗面前，回想风洞的建设历程，陶祖贤他们把最后的拼搏留给了它，把作风、传统、经验和对事业的忠诚也都留给了它。几代人用青春、鲜血和生命创造的丰功伟业，最后都凝聚在了这一面小小的、默默的旗帜上。

一座风洞，就是一座丰碑。一路风雨 一路艰辛

空气动力学在发展航空航天事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先导作用。从钱学森等科学家的提议到聂荣臻元帅提交空气动力发展研究报告，早在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就已经认识到空气动力学在国防科学建设中的突出地位。和国外相比，面对半个世纪的差距和一日千里的发展速度，国家迫切需要集中力量发展自己的空气动力研究试验机构。但和发达国家比起来，我国的航空航天工业毫无基础可言，更谈不上空气动力研究了。陶祖贤负责风洞设计正是始于这一穷二白的历史现实，但这是必须肩负的国家使命，这是必须托付的生命之重。

青山座座皆巍峨，壮心上下勇求索。尽管白手起家，没有任何基础，但陶祖贤来到这茫茫深山里，就毅然蛰居下来，一住就是40年。“气动人”扎根下来就是一辈子，还把自己的子女也都留在了山沟，按他们的话说，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回忆说，当时条件很艰苦，人手不够，科技人员都参加劳动，每个人都成了愚公，用他们搞设计的手、搞计算的手，挖土方搬石头，移山造地，为未来的风洞做最坚固的奠基。陶祖贤已经记不得走过了多少田间的泥浆地，受过多少烈日闷热的蒸烤，就是这样，他白天穿梭在崇山峻岭中，夜里聆听着日夜奔流的苏包河水，枕着那遥远而又接近的梦想入睡，在这山水间孕育奋斗一生的事业。在他们眼里，恶劣的自然条件又算得了什么呢！

风洞的设计和建设始于1965年，陶祖贤那一代人注定了既要遭受自然生存的考验，还要面对祖国贫穷落后、科学研究条件极度匮乏的考验，更要面临残酷的政治运动的考验，付出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从陶祖贤个人的专业看，他学的是飞机设计，他的优势、他的志向本来都在飞机设计上，并且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当时我国最大的国营112厂。可设计飞机首先要有风洞，那时，我国的第一座跨超声速风洞正在按照某国的图样紧张地建设着，人才的紧缺迫切需要他这样的大学生加入。从此，陶祖贤再也没有离开过风洞。我们采访他时，谈到转专业的事情，他想也没想就说：“国家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科学的道路艰难曲折，充满风险，更何况没有任何现实基础。那个年代，国防科学技术的国际封锁非常严密，国内根本看不到什么资料，能有的资料仅是几张黑白照片，只能按照资料逐步分解、熟悉原理，再学习模仿。这些资料用的都是图解法，而不是解析法，并且文字都是英文。陶祖贤大学学的是俄文，好在他在上海上中学时英文基础比较好。从此，陶祖贤一边补习英文，一边刻苦学习专业理论。在马明德等专家的指导下，陶祖贤从查资料、看资料开始，靠他的勤奋、刻苦和顽强的毅力，开始了孜孜不倦的探求。“当时年轻，没包袱，有本事就弄吧。”他显得很轻松地笑着说。“男儿生身自有役，哪得误我少年时。”其实，在担任1.2米这座我国最大的跨超声速风洞设计任务之前，陶祖贤已经在那座按照苏联图样建造的风洞里摸爬滚打了7年。他整天泡在里面琢磨当时我国唯一的跨超声速风洞，对那些图样熟悉到了能背下来的程度，他以强烈的责任心和进取心，参加了风洞从建设、调试到试验的全过程。正是这种刻苦的钻研和丰厚的积累，为他后来设计1.2米风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一次次历练，陶祖贤渐渐地挑起了大梁，成为基地年轻有为的技术干部。正当他为气动、测量、柔壁喷管等技术攻关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它就像洪水一样将这位意气风发的科研干部无情地卷了进去。1969年，在那个荒诞的年代，他也成了被批斗的“现行反革命”。可是，批斗陶祖贤什么呢？连造反派都感叹：批斗陶祖贤太难了，一点儿把柄也没有。只好给他挂了个大牌子，笼统地写了一个罪名：反革命。由于证据不足，批斗起来也不能以理服人，只有高呼口号。其实那些造反派都是陶祖贤的下属，内心都眷恋着陶所长，他的人品和事业“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他们。领头的在没人的时候，想悄悄地跟他说几句话，刚张嘴要说什么，就被他制止了。领头的叹了口气，陶祖贤只说了一句：“有叹气的功夫，抓紧时间干事业去。”青春能值几何？似水年华尚可追忆，叹息几声也就罢了，但空气动力发展的宝贵时光却一去不复返。陶祖贤被关牛棚、劳动、留党察看，一腔的热血和智慧就这样在无可奈何中消蚀着。尽管这样，他仍旧像一名踽踽独行的场外队员，默默关注着他热爱的风洞事业。后来，陶祖贤恢复了工作、职务，他毅然决然地投入到风洞设计中。他不辞辛劳，时常奔波在国外，多次出访罗马尼亚、美国等国家，为中国空气动力的研究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陶祖贤认真地说：“我是老革命。”作为一名优秀的风洞专家，他的重要作用还在于他无私地培养了一批批的专家，而他们正在关键岗位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我们在所里采访时，所里的同志都说：“老所长对我们晚辈就9个字：传技术，教思想，带作风。”“华发初生时，报国正当年。”陶祖贤退休后，仍然被所里返聘，继续关注和支持国防科学事业。当项目出了问题，进行不下去了，所里都会找到他，请他想办法、出主意。他去参加问题会诊，当其他专家都在指指点点、评头论足的时候，陶祖贤很少说话，但是他一说话，必定是切中要害。所里同志开玩笑地说：“老先生一说话，那肯定是打蛇打在‘7寸上’喽。”凭着扎实的基础和丰富的经验，陶祖贤在行业里成了当之无愧的专家。一如既往 一片深情

陶祖贤话不多，说起自己的成就也总是特别谦虚。唯有提到母校时，他微笑着有些骄傲地说：“我可是土生土长的南航人，是南航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啊。”对母校的感情溢于言表。时隔半个世纪，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教过他的老师。“老师教得严啊，我记得云铎老师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经常向我们提问，我经常被问得下不来台。呵呵，下来赶紧翻书，以防下次被问倒。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老师是那么亲切。长此以往，学了很多东西，也不容易忘记。”4年的勤奋努力，使陶祖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工程实践方面。陶祖贤至今还记得当时每个学期都会安排一个月下工厂实习锻炼。有一次，在金工车间，他利用废料在老师的指导下做了个冷压模，后来居然被厂里利用起来搞生产。“我设计的东西还能用，它增强了我的自信心，”他回忆起来感激地说，“是母校把我领进科学实验的大门。”陶祖贤学的是飞机设计，后来从事的却是气动研究，尽管工程学科具有相通性，但这和他大学时代积累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是分不开的，这种基础和能力使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并且从此一往无前。

时代在变，观念在变，但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未变。或许，今天我们迫切想要改变的人才培养现状，需要回到很久以前去找寻答案。陶祖贤说，大学就是要讲学问，学生就是要静下心来好好读书，打牢基础，将来无论做什么，都是很有必要的。他希望母校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让学生打牢基础，开阔思路，同时要加强实习、实践，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科学精神。他朴素的话语道出了最为现实的人才培养理念。

陶祖贤吃了一辈子苦，创了一辈子业，经历了物质极度匮乏、条件极其艰苦的年代，经历了空气动力研究与创业的艰辛，经历了残酷动荡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家人分离、妻子离世的痛苦。这一生他都在做骨干，支持着国家的事业。他代表了中国钢铁脊梁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代表了拯救中国科学历史和命运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世事的大起大落，人生的悲欢离合，只化为“心事已定，胸怀海岳”的淡然和从容。他们这一代人影响我们的不是炫耀成功的光环，而是内心锤炼出的强大力量。当我们邀请他留下校友寄语时，他却谦虚地推辞了：“我不是什么杰出校友，国家需要我们，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后记

采访结束的那个下午，我们和陶将军分别上了不同的车，准备从基地返回市区。我们还沉浸在感动中，相约道别时一定要和陶将军拥抱一下，但从司机口中得知，因为担心陶将军太累，已经直接把他送回家了。我们感到一阵失落，觉得很过意不去。陶将军一直陪着我们，最后连“谢谢”也没来得及说一声。我赶紧打电话，向他表达了我们的谢意和歉意。这是一次没有道别的采访。返程的车依旧在崇山峻岭中穿行，阳光和道路两旁的树影在车里晃晃地流动，似乎在默默地传达着这光影流转的气息。回想陶将军的身影，一副普通的眼镜，一身朴素的衣着，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简单的背影……最后，是一首简而又短的诗：

往日

就这样诉说光线和历史，

轻轻翻开，悄悄合上；

就这样诉说一个人的年轻，

在你的、她的和所有人的身上。

一切离得太远，

绕过有水痕的下午：阳光、卵石、水草和风景。

……

从简单到繁复，

从单一回到集体，

越来越像旧相册中的某一个人。

……

重新翻开新的一页，

未曾相识，不曾分离，

……

凉风，已吹拂多年，

他们依然保留着当初的骄傲和激情。

……（撰稿：黄岚 审稿：孔垂谦 编辑：茅晓嵩）

心有大爱方有为——记54级校友，原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程肖彭

校友寄语：同学们要增强责任感，对国家、人民、社会、家庭都应该有强烈的责任感。

如果说，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与品格，那么在对程肖彭的访谈中，让人感受到的是一位心有大爱者对人生、对事业的不懈追求。他那种心系国家、心系事业、心系群众的大爱精神，影响着他一生的追求，也让他在生活中体味到更多的感动。正是这样的大爱精神，让程肖彭在纯洁的象牙塔里无私地奉献着，也收获着……

在南航这片热土上，程肖彭学习、工作了近30年，如今的他虽身离南航，却对母校怀着深深的眷念。这样的眷念，让他在相继担任苏州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的重要领导职务以后，还兼任着苏州地区南航校友会会长，南京地区南航校友会会长、名誉会长等职。为南航的发展献计献策，始终是程肖彭对母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品学兼优 年少有为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程肖彭从小学习成绩就很优秀。初中时他就读于当时著名的省立镇江中学，高中他考取了当时颇有名气的南京四中。四中师资实力非常雄厚，教师中有许多人都有留学经历，在学科知识上有较强的造诣。优越的教育环境让程肖彭从小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并逐渐掌握了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考入南航后，程肖彭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徜徉。课堂上，他并不满足于老师讲解的知识，善于发散思维的他总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大学虽有很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但他还是把大量的时间放在学习上，课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善于思考的学习习惯，让他一直是班里的佼佼者。

少年时就有很强的集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程肖彭，并不满足于学习上的优秀，学习之余，他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工作。“在那充满激情的年代，作为青年无法置身于社会之外，应该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自觉投入到时代大熔炉里锤炼自己。”中学期间，担任过两届学生会主席的程肖彭，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参加了当时的土改和长江大堤的修建工作。“那时我年龄不大，却要带领300多个民工开展工作，既要管理建堤，又要计算工时，还要防止特务破坏。”程肖彭说，“这期间虽然辛苦，却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大学期间，身为班级、院系的主要学生干部，程肖彭在管理学生事务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因工作出色，他被提前留校担任管理工作。

1954年，高考结束后不久，南京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几个大型工厂都面临着被洪水淹没的危险。当时，程肖彭和同学们都已经拿到毕业证书顺利毕业，但当洪水袭来时，他们为保护国家财产而毅然选择留下。他的同班同学蔡继武就在抢救国家财产的过程中牺牲了。当时，这位同学就倒在程肖彭的怀里。程肖彭说：“那个情景，一辈子烙刻在我的记忆中，这活生生的事例更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青年人对于国家的情感。”这种情感已流淌进他的血液，化成了他为国家、为社会而奋斗的自觉行动。师生情深 感恩回馈

在每位南航人的心中，都有着关于南航的回忆和故事。在程肖彭的记忆中，他的南航故事充满了真情与感动。在南航学习的岁月里，虽然物质较为匮乏，但程肖彭感受到的是精神的富裕，这种富裕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那份真挚，不掺杂半点私心的真诚。那种质朴的同学友谊是程肖彭脑海中抹之不去的南航印象。他说：“当时，我所在的班级有一个调干生，由于前期的学习基础较薄弱，进校时成绩不理想，学习起来很困难。但他学习很刻苦，班上的同学都主动去帮助他，最终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而那位调干生在经济上较为宽裕，总是主动帮助经济困难的同学。”程肖彭说，一帮一、二帮一的温情景象，在当时的班级中随处可见。

在南航，师生间的真挚情感也时时感动着程肖彭。“南航的领导、教师在学业上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但在生活上却非常关心学生。”程肖彭记得，当时飞机系系主任李定夏老师有留美经历，从学习直至生活，他关心、爱护着每一个学生，在同学心目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几乎每次同学聚会，大家都会提到李老师。当时的班主任乔无期（乔新）老师同样非常关心班上的同学，逐一指导学生的学习，并对学生的生活也非常关心。更让程肖彭感念不忘的是，读书期间他得了胃出血，系总支书记孙成泉得知后非常关心，由于在学校食堂就餐不能很好地进行饮食调养，孙老师就把程肖彭接到自己家里，给他做了两三个月的病号饭菜。这种无私的师爱在程肖彭心中播洒下了“为师当有大爱”的种子。

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大集体中，大家没有忘记用自己的行动去回馈母校、回馈祖国。程肖彭在南航求学时，正值新中国建立初期，也是建校初期，大家对于国家集体的热爱之情至诚至真，总是积极地参加各项集体活动。大年初一，程肖彭和同学们响应学校号召一起下河挖淤泥，“南京明御河的水刺骨般寒冷，但同学们的内心却是热乎乎的。”那时，大部分同学的生活都比较艰苦，可以享受国家助学金，但当1955-1956年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时，同学们纷纷跟校领导要求放弃国家助学金。程肖彭记得，时任院长的吴继周虽然感动于同学们对祖国的一片深情，但他深知大家经济困难，没有同意这样做。然而仍然有很多同学放弃助学金，改为勤工俭学，用自己的劳动赚钱来维持学习。同学们深深懂得，当国家有难时，青年学生有责任为国家分忧解难。敬业尽职 深受爱戴

怀着感恩的心，带着南航学子特有的质朴，程肖彭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之旅。他将事业扎根于高校，在管理岗位兢兢业业工作，全心付出，一干就是40多年。“推动大学的发展”成为程肖彭矢志不渝的追求。为了这样的追求，付出再多他也愿意。

1986年，程肖彭从南京航空学院调任苏州大学（简称苏大）。在苏大的8年里，他几乎每天都超量工作。即使住院期间也仍在医院接待干部群众，处理工作事务。见此情景，校办同志在多次劝他要注意休息、多爱护身体无效后，甚至郑重其事地向他提出意见。1990年暑假期间，他被意外撞伤，昏厥后住院治疗，经检查为脑震荡，医生嘱咐出院后要好好静养，否则会有后遗症。但新学期刚开学，他又赶着上班了。

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勤政为民是为官之要、立身之本。为此，程肖彭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工作的第一理念。在他看来，高校党委书记作为基层干部，要多接触教职员工，熟悉群众工作。在苏大，不论哪个岗位的工作人员，程肖彭都十分熟悉。大家都乐于与他谈心，向他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他经常到各院系和部门找干部群众谈工作、拉家常，了解教职工的困难。为及时了解基层群众的心声，他不仅与教研室和学生班级定点联系，还利用业余时间在家接待群众。许多同志出于对他身体的关心，反对他这样的“疲劳战”，但他坚持认为，“送上门的情况要了解，送上门的思想工作要做好。”“要当好领导，仅有工作激情是不够的，还要有领导艺术。”在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时，程肖彭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用真诚的态度来开展工作。在“六四”政治风波时期，程肖彭不分昼夜地到学生中去耐心地说服疏导。那些天，他吃睡都在办公室。在“六四”那一天，许多学生打着声援旗帜要上街游行，程肖彭和校长在学生不听劝阻的情况下，紧紧抓住学生的旗帜，堵住学校大门，坚决地说：“今天就是打死我们俩，也不让你们出去。”就是他们这样的一份真诚感动了学生，学生最终没有走上街头。事后，苏州市委书记说，苏州的稳定苏大是立了大功的。程肖彭与其他领导共同维护了学校和社会的稳定，也保护了学生的安危与前途。正因为苏大维护了稳定局面，事后没有一位苏大学生遭受处分。

作为领导，不仅要勤政，更要廉政。程肖彭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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