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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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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认知语用研究试读：

前言

作为人类普遍的思维方式，自古至今，隐喻的修辞论、认知论和语用论一直是研究关注的焦点，要对隐喻进行进一步研究，从哪里切入才有意义，是首要考虑的问题。恰巧在第十三届国际语用学年会上提出了叙事语用主题，于是作者头脑中闪现一个想法，决定从认知和叙事相结合出发，探讨隐喻的认知语用问题。

隐喻最初被作为修辞用于议会辩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认为，通过隐喻诉诸情感而感染听众，实现喻情、喻理和喻德功能。隐喻又是语用的，除了论辩外，亚里士多德还研究了文学语域中的隐喻，如在《诗学》中集中研究“诗性隐喻”，在“戏剧隐喻”中提出情节、人物、用词、思想、场景和音乐的六因素作用，隐喻与叙事相结合还可以形成独特的文体、美学效果。隐喻又是人类普遍的认知方式，亚里士多德在其后的《自然学》中，提出质料、形式、动力和目的“四因”说，展现出“事件结构隐喻”构型，和认知论相关。隐喻修辞论、认知论和语用论，成为隐喻研究的三大视角。

隐喻的认知语用观见诸哲学研究，有其哲学渊源。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是天才的象征”，是先验的。隐喻的先验性在唯理论中由生成语义学拓展到广义的包容语用的研究，而经验论把隐喻模式归因于经验在大脑中的反应，康德从先天综合判断演绎的四范畴和图式论出发，得出适合于隐喻语用的推理原则，而语用含义的四原则，可以演变为关联交际原则，言语与语境的关联具有顺应性，而隐喻认知语用的先验性，有其模因基础。语用推理是溯源推理，属还原论在语言中的使用，隐喻的语用是先验与还原的结合。

隐喻的本质是通过熟悉的事件来理解另一类事情的思维方式，其跨域映射势必涉及不同语域的语境因素作用，本质上是认知语用的，“常规隐喻”的理想认知模式，在不同语域中表现出各自的文体特征，成为“文体学隐喻”或“非常规隐喻”，具有映射模糊性、多价性、矛盾对立统一性，与文体学的核心论题——叙事学相关。隐喻具有主体性，通过主体间交互，达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传递，实现隐喻的表情劝说、评价和鉴赏功能。

在隐喻的跨域映射中，语义冲突与乖讹，是形成隐喻的前提条件，而隐喻区别于转喻等其他认知过程的特有机制依赖于相似性作用，乖讹的消解是隐喻识解的结束。相似性映射以意象图式为中介，遵循恒常性原则，是一种符号矩阵的类比映射，矩阵中的叙事策略，可以使得隐喻达到合并或延伸，乖讹、消解反复作用，使识解主体认知架构在从“不和谐”到“和谐”的过程中，产生情感反应，经过评价，理解施喻者的语用交际意图。

隐喻认知模式要能解释各种“文体学隐喻”的交际过程，因此，需结合隐喻认知模式和文体学的叙事这一核心理论，从广阔的隐喻语篇世界、话语世界，建立隐喻的认知文体学模式，分析隐喻的空间构型和对话性。语篇世界的基本“概念隐喻”组成“事件结构隐喻”，经由叙事策略，使得语篇亚世界得以延伸，而世界构造词组成隐喻话语世界语篇，形成隐喻对话性，构成语用交际模式。叙事隐喻、隐喻语用者身份，是模式的语境因素。

模式可以运作于语用的各个微观专题层面。主体“指示投射”视点变化可以构成语篇世界间来回“映射”，形成语篇延展和对话性；作为触发手段的预设，概念隐喻以完形性和经验共现带动整个隐喻系统映射和语用含义推导；作为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基本隐喻”、“事件结构隐喻”、“语篇隐喻”完成叙事、指事和行事，激发主体间言内之义、言外之力和言后行为交际；隐喻的跨域映射，“方位隐喻、实体隐喻、关系结构隐喻”，以及“互文隐喻”、“语音隐喻”等在质、量、方式和关系上形成对合作原则的的违反；作为一种礼貌策略，语用者选择与之身份相适应的隐喻，能改变社交距离，达到得体的交际效果；隐喻与语境的关联产生语用交际效果，关联是对语境的顺应，关联顺应以模因论为基础。

隐喻常见于文学领域，构成“文学隐喻”，突出的形式有“诗性隐喻”、“寓言隐喻”、“戏剧隐喻”，这些“文体学隐喻”，映射具有矛盾性、多价性、不透明性。多层级隐喻结构、隐喻叙事策略使得语篇亚世界间得以延展。叙事视点变化，在话语世界构成了主体间对话性，产生读者情感反应，在社交世界形成道德批判。隐喻的反复叠加形成象征主题和态度韵略，达到启发、劝诫、讽刺、幽默的文体功效和美学鉴赏效果。

在政治经济领域里，隐喻通过跨域框架转移，解构出权势、偏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差异，达到政治劝说的目的；政治和经济紧密相关，随着经济话语权的加重，经济隐喻也是社会文化特征和价值观的反映；宗教、道德与经济隐喻的融合，构成“道德经济隐喻”，通过隐喻，实现对政治、经济生活世界的建构和控制。

在外交领域里，通过典型隐喻现象，分析外交话语中的“事件结构隐喻”、隐喻对话性，可以发现国际关系的现状、变化、动因、今后走向、方式、困难、计划等。

隐喻跨域语用涉及语式，除了言语方式外，往往以多模态的形式出现。多模态之间通过概念隐喻、隐喻叙事、视点进行多模态隐喻整合，以完形形式对语篇世界加以拓展。隐喻的使用，实现“概念意义”、“人际隐喻”和“语篇意义”的互现，形成主体间协商，产生读者情感反应，形成道德批判，达到语用交际效果。

在完成隐喻认知语用理论、专题研究和典型语域中的隐喻应用研究后，作者在隐喻的模式上有了创新的思考，限于篇幅，并未对所有语域中的隐喻进行研究，如法律隐喻，而且，这些建模，都需要大脑神经的实证检验，有待于隐喻的神经认知研究。张立新2014年1月

第1章 隐喻认知语用的哲学基础

莱考夫与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80，1999）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体验哲学》中，批判了以往的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对从柏拉图到乔姆斯基、笛卡尔，从维特根斯坦到康德的思想加以总结批判后，提出他们理论中的共同点，即思维的隐喻性、认知的心智体验性和无意识性（Lakoff 2004：21）。体验哲学被认为是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王寅 2006），但作为认知语用学的学理，体验哲学观存在先验的缺失（赵彦春 2007）。

就认知语用而言，在古希腊的本体论中，“相论”和“四因说”折射出隐喻认知语用的先验观。唯理论语言学代表乔姆斯基强调心智对包括隐喻在内的语言先验性，把生成语义学拓展到广义的包容语用的隐喻研究，而经验论强调语言起源于身体感觉、使用，从神经和心理的角度探讨语言行为的产生和理解过程，把隐喻常规推理、溯源推理归因于经验在大脑中的模式，属还原论在隐喻认知语用中的体现。康德在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开辟了先验哲学的新路径，提出了后来作为语用原则的四范畴，以及认知的图式理论，可以用作隐喻的识解。20世纪7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心智哲学、阐释学，更使现代认识论发生了语用和认知的转向，因此，有必要对隐喻认知语用学的哲学基础做出总的追溯。

本章通过对古典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中隐喻的认知语用考察，特别是对康德先验论中的认知语用思维进行分析，探讨隐喻认知语用先验观和还原论基础，同时对其语用的体验哲学观提出反思。

1.1 古典哲学中的隐喻认知语用观

在从本体论和客观主义出发探求世界的本源中，古希腊哲学中的“相论”和“四因说”，折射出隐喻语用与认知的先验观。在《克拉底鲁篇》中，苏格拉底主张语言的自然性，提出了词语模仿事物本质的“模仿说”。苏格拉底寻求普遍定义的思想影响了柏拉图关于“相论”的构造。柏拉图（2002：761）在《巴门尼德篇》中写道：“‘相’就好像是确定在事物本性中的类型，其他事物按照这个类型的形象制造出来，与这个模型相似。”物体的理念、理想形式、型相通过词语表达。型相原型源于先验世界中的那个绝对的 ‘共相’（universals）”，在“殊相”（particulars）之上，如“床”的理念型相是造物主创造的型相，木匠制造的床是对这一型相的摹仿，同时又是画匠绘制的床的原型。在《国家篇》中，他从“相论”出发，以“线喻”、“洞喻”和“床喻”，生动地提出和阐明了世界图像理论（柏拉图2002：509）。“共相”是先天的，不能通过我们的感官被感知；可感知物是原型的摹本或子女，它们不仅和原型——它们的“相”或理念相似，而且它们彼此之间也相似，就像同一家庭的子女彼此相似一样。

在《巴门尼德篇》的第二部分，柏拉图通过概念辩证法改造先验的“相论”，在“通种论”（genus）中提出存在、动、静、异、同五个范畴，用二分法分为三个层次，相与相彼此联结且相互贯通。“型相”意义可通过语言表达，柏拉图认为意义在于语言（名字）和事物间的“自然关系”，语言似乎由认识者对着“理念”说出便成（naming）。他把语词比作对世界本性的摹仿，即语词图像说，是语言像似性的先声，与维特根斯坦的“图画说”相似。理想形式（理想认知模型）、摹仿、相似等概念，是隐喻认知语用的基本概念，有先验论渊源。

柏拉图的“相”（idea）或 “型”（eidos），近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form），在希腊语中是同一个词 “eidos” ，表示普遍性。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1951）在《自然学》中认为世界的本源是质料、形式（原型）、动力（神的力量）和目的，统属于形式。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涉及使动者、受动者。动作的方式和意图，与“事件结构隐喻”的构成相近：/x/→形式施动者材料目的（艾科 2006：x的外形谁创造出xx由什么构成x为什么服务215—216）

任何成分的激活可转喻性地引出其他，如“使人受伤”表现为：/使人受伤/→施动者对象工具（形式）意图人人武器伤人

因此，可用“用带毒的箭头”（工具）转指语用行为意图“使人受伤”。同类的有亚里士多德的“停”对“抛锚”，因为“停”是作为“抛锚”的意图出现的。亚里士多德对隐喻、转喻的解释考察了纵向的类——种的类推关系（Σ式）和横向的部分——整体关系（π式）（艾科 2006 ：190）。亚里士多德从认知的角度对隐喻进行了解释（把青年比作春天），同时使用语用性的类推或类比（艾科 2006 ：190）。亚里士多德的天才的最具活力的认知语用解释，对隐喻类推、认知语用学的指称转喻和语用行为转喻颇有启示。

1.2 理性主义的隐喻认知语用观

从中世纪起，基督神学思想和经院哲学在欧洲得以发展，使理性主义在语言学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自17 世纪笛卡尔开创唯理论以来，弗雷格、罗素和他的学生维特根斯坦（2002）创建了分析哲学，将数学逻辑的方法应用于理想语言的构造和分析，形成了语言逻辑学。维特根斯坦认为可以通过“逻辑图像”摩画世界（陈嘉映 2002），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类似于柏拉图的语词图像说。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与隐喻认知的意象（image）、图式（schema）、原型范畴相关，家族相似论、图式论等观点，使唯理论从语言逻辑学渐渐发展到对心智的研究，出现了认知倾向。

认知语言学（包括隐喻认知）发端于乔姆斯基大旗之下的生成语义学（赵彦春 2007）。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是“第一代认知语言学”，注重语言机制的心智研究，而心智是先天的。同属这一阵营的莱考夫、麦克考利以语义为起点，把句法接口的语义拓展到广义的包容语用的语义，发展了隐喻和语言认知的学科研究。由此看来，隐喻认知的语义实质上是语用，从开始就具有先验性。

维特根斯坦在后期研究中，也发生了语用和认知转向。在《哲学研究》（2004）前言中，他清楚地认识到，语言意义的概念与理解、思维、意向、意指等心智概念密切相关，重视语言的使用（语用）。《哲学研究》建立的是概念的解释体系，例如，意义和指称理论、家族相似论，探讨私人语言等等。

沿着维特根斯坦逻辑学开辟的道路，奥斯汀（Austin 1962）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了言语行为理论，融进了实用主义的观点（言后效果）。奥斯汀的学生和后继者塞尔（Searle 1969）建立了系统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隐喻是为了达到某种意图而采取的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隐喻联想理论，并与他人合作建立了语用逻辑的分析理论和分析方法（Searle 1975）。塞尔还涉及意向性理论（Searle 1983）、意识理论（Searle 1997，2002）和心智理论（Searle 2004）、人工智能模型CRA（Searle 1980），可以用于解释隐喻的形成机制。同时期从语言转向心智和认知的语言学家还有兰盖克（Langacker 1987，1991）等认知语言学家。无论是心智语言学家还是认知语言学家，都认为具有继承性、先天性和先验性。

1.3 经验主义的隐喻认知语用观——还原论

17—18 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为近代经验主义提供了良好基础。经验主义者（Empiricism）认为人类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主义分为温和经验主义与激进经验主义。温和经验主义代表人物有弗朗西斯• 培根（ F. Bacon）、约翰 • 洛克（J . Locke）、大卫 •休谟（D. Hume）。他们的研究，如约翰 •洛克的白板说（tabularasa）也给先验留足了空间（赵彦春 2007）。大卫 •休谟关于因果关系的认识论的讨论直接影响到语言符号学中的意指性理论。在认知方面，约翰 • 洛克采取了类似于近代心理学的方式，他把一切知识归结为观念，而一切观念又被分析为简单观念。他认为语言的最根本作用是用作人类社会联系的工具、公共纽带（洛克 1983：383），体现了语用学的思想。弗朗西斯•培根依据实验科学，强调把感性和理性结合，强调对语言进行经验性研究。他所采用的实验和分析方法被应用到普遍哲学研究中，产生了实证主义。实证主义代表孔德继承了大卫 •休谟的经验主义和胡塞尔的现象主义，把人的认识归于经验、现象，他们认为复杂的现象可以通过它的构成要素还原（刘放桐 1981：9）。

激进经验主义认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否认任何天赋普遍概念或先天的普遍命题。例如，J•S•穆勒认为，逻辑和数学的命题也是从经验中得来的。

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实证主义功利化，出现了实用主义。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从希腊词“πραγμα”（行动）派生出来的，意思即行为、行动。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有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实用主义强调“生活”、“行动”和“效果”，它把“经验”和“实在”归结为“行动的效果”，把“知识”归结为“行动的工具”，把“真理”归结为“有用”、“效用”或“行动的成功”，杜威“工具主义”实用观中最为核心的概念是“行为”。

莫里斯明确指出，语用学是对“实用主义”这个词的有意复制。皮尔士把“实用主义”（Pragmatism）追溯到康德对三类行为的论述，其中包括实用行为（Pragmatisch）。在行为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莫里斯创立了行为主义的语用学理论。在后实用主义时期，“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义”理论在塞尔、格赖斯、莱文森、霍恩、斯珀伯和威尔逊等人这里得到了整体发展，提出在理解含义和隐喻时，强调从它们产生的语境或意境效果、语体效果搜索恰当的含义（Sperber & Wilson 1986/1995/2001：F28），具有实用主义倾向。

体验主义属激进经验主义（赵彦春 2007），同时融合了神经科学。莱考夫（2004：15）的语言神经理论通过对“grasp” 一词的介绍，说明了概念在神经学上的形成机制，进而说明推理的形式与大脑的网络结构相一致（莱考夫 2004）。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99：497）指出：“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并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概念是通过体验（embodiment），特别是通过感知和肌肉运动能力而得到的（Lakoff & Johnson 1999），人们在经验和行为中形成了概念和范畴，语义与此同时形成。”感觉、知觉、表象等神经加工过程无法被意识到，大部分推理也不能被意识到，而隐喻性的推理使得抽象的科学论述成为可能，哲学也基于隐喻。

体验主义把语言和隐喻研究引入了神经实验语言学，产生了认知语言学和隐喻研究的认知转向，其实是语言在神经学中的语用。隐喻认知语用研究融入了实用主义的“言语行为”，行为主义主张的S-R心理学，属早期结构主义的意识元素分析的构想，在性质上均属还原论取向。他们主张将复杂的行为还原到生理基础上，试图从大脑的神经功能和心理去寻求言语行为的根本原因。神经生理传导的感觉虽是客观的，经感觉转化为知觉、表象、概念反应等复杂的神经心理运算却是主观的，要对感觉的信息予以选择、组织、概括、抽象，须借助于理性的逻辑思维。还原论在认知语用上表现为溯因推理，从观察的隐喻语言现象，经过概念映射、空间的概念整合、语言行为转喻、理想化认知模式（ICM）等经验图式作用，反溯原因，对语言现象进行解释。

但基于体验哲学和还原论的隐喻认知语用性仍然问题重重，如范畴中心成员的确定问题，某些抽象概念如量子力学基于什么体验？难道都是通过隐喻建立起来的？认知语言学强调的是“现实—认知—语言” 的单向过程，它否认先天综合判断、时空的先天范畴，因此否定了康德的先验范畴，其实推翻了语用的四原则，进而否定了关联理论。但同时他又承认时空的基本范畴、图式，自相矛盾，因此需要新的学理解释。

1.4 隐喻认知语用的先验观——理性与经验的接口

康德的先验哲学思想经历了从唯理论到批判唯理论的转变，逐步脱离唯理论，接近经验论，但最终没有选择经验主义，而是在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另辟蹊径，开辟了先验哲学的新路径（赵敦华 2001：299）。康德又认为，人类经验的形成必然带有人类心灵的自在特征，提出了由先天理性（形式）和后天经验（质料）相结合的综合命题。“哥白尼革命”把理性为自然立法，预先用先天范畴所提供的法则来建构对象，并赋予其普遍必然性，而经验是范畴这种先验语法对自然现象加以拼写的结果。康德看到，“包括这些普遍的和必然的法则的科学（逻辑）……就像仅仅包含语言形式而没有其他东西的普遍语法一样”（殷杰、郭贵春 2003）。能够既符合先天的语形规则，又能够与直观对象相关联获得语义意义的唯一有效认知表征方式，只能是图式，图式架起了感觉和认知之间的桥梁，而正是图式、意象图式，成为隐喻跨域映射的基础。这里的先验图式就是时空的先验规定，因为时空是纯直观的先天形式条件，不掺杂任何经验的规定，图式的作用就是提供一个纯粹概念的图景。空间是外感官的形式，而时间是内感官的形式，是意识直接感受到的现象。空间的纯直观性使得几何学的先天综合判断成为可能，是图式概念的理据；时间的纯直观性使得代数学的先天综合判断成为可能（赵敦华 2001：308），是数理逻辑和语言逻辑的基础。时间和空间域是认知的两个基本域（Langacke 1987：148），从中可派生出颜色、感觉和快乐等心理域，这些域的联系依赖于莱考夫认为的意象图式（image schema），如容器图式、中心—边缘、部分—整体图式之间的转喻或隐喻关系实现。于是，柏拉图美的原型可解释为空间域（domain），美的音乐就是声波在域中的排列。空间域是先验的，从没学过音乐的婴儿能随之舞蹈。莱考夫的隐喻观与康德的图式理论相契合，始源域的图式投射到目标域，使新的概念获得了始源域的空间的物质经验（殷杰、郭贵春 2003）。映射是跨域投射，和另一语域中的语境发生作用，本质上是语用的。空间存在并列、组合、部分和整体等量的关系，在 “三大批判”中，康德从先天综合判断出发，通过先天逻辑演绎，推导出“量、质、关系和方式”四大概念范畴（赵敦华 2001：311），为后来语用学的合作四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康德的语言图式理论，对言语行为图式颇有启发，按加德纳的说法，康德进入了“心智表达”的世界（胡壮麟 2004：72）。

从康德的四大概念范畴出发，格莱斯提出了语用学的合作四原则，新格莱斯语用学家莱文森、霍恩把它发展成三原则、两原则，斯波伯和威尔逊从认知和交际角度归纳为关联原则。关联原则使用空间关系的先天综合判断，再寻找相应的具体原则、语用图式对观察到的话语现象如隐喻加以解释，是还原论/解释学在语用学上的具体表现。

1.5 隐喻认知语用推理的先验还原观

隐喻认知语用推理是先验与还原共同作用的过程。关联理论、合作原则始于先天综合判断，假设话语具备最佳关联性、映射性、空间整合性，然后再寻找相应的具体原则、语用图式对观察到的隐喻话语现象加以还原解释，“用最小的努力获得最佳解释”（熊学亮 2007：82）。因此，在解释隐喻意义时，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及诸准则皆可视为溯因原则”（蒋严 2002），逆证推理是还原论在语用学上的具体表现。逆证推理的基本模式是：［q ∧（p →q）］→p。这里的“q”表示事实、观察到的现象、数据或语料，“p”表示假设。假设有现象“q”，只有“p”能解释“q”，那么“p”就是“q”的最佳解释（江晓红、何自然 2006）。

逆证推理参照了经典形式逻辑的推理观，通常表现出缺省推理的特点，同时对前提的还原补全，却依赖于经验的世界知识和认知模式。认知方面，通过相邻/相似关系、语言行为脚本模型（speech act scenario）（Pather & Thornburg 2004）等，使隐喻/转喻的产生和理解机制获得解释。逆证推理弥补了归纳法的不可穷尽性，同时又修正了演绎推理的大前提的可靠性，“是从相对不确定的信息到较为确定的信息的知识增长过程”（熊学亮 2007：82），符合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解释。

隐喻认知语用的“反溯” 方法，具有解释学倾向，是海德格尔（Heidegger 1996）改造过的还原论，从此在言谈出发，使得被遮蔽的事物存在的意义得以显现。发源于古代的文献解释学和中世纪圣经解释学的哲学解释学（加达默尔 2004），强调用历史的、心理的、社会的观点去看待一切，一定程度上有将非理性与理性、存在主义和语言分析哲学、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融合起来的倾向，为它们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达成整体的一致性。

1.6 本章小结

隐喻认知语用的基本方法是“反溯”，通过设想的可能性推动问题的探索（徐盛桓 2007），先设想跨域相似性映射，再用认知模式解释。“反溯”始于先天综合判断，又通过对语言的观察、选择原则和语用图式对言语做出还原、解释，是二者的结合。其中隐喻图式、理想认知模式、语言行为转喻脚本等经验模式，构建了先验与经验的桥梁，是经验和理性的接口，先验与还原的结合。溯源推理是逻辑的经验体现，既源于经验，又高于经验，是观察、概括、总结的结果，更是思考、抽象、逻辑推论的结果，这样使构成论向生成论的研究范式转换、原则的建构向心理建模的研究模式转换。

第2章 隐喻认知语用本质及其类型、特征、功能

自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论”以来，隐喻研究经历了从“替代论”、“比较论”、“创新论”、“互动论”（束定芳 2000；胡壮麟 2004）到“认知隐喻理论”（CMT），（Lakoff & Johnson 1980/2003）的历程。这些理论都聚焦隐喻词语的“替代”，或语义特征的“比较”，或新语义、新概念的“创新”（胡壮麟 2004：156），或两域间的语义映射，主要是针对“常规隐喻”认知的理想模式。隐喻两个域之间的映射当然包含文化语用因素，在不同语域中表现出各自的文体特征，形成的是“文体学隐喻”或“非常规隐喻”，因此，需从认知语用视角来理解隐喻的本质和具体特征。基本的“概念隐喻”组成“事件结构隐喻”，通过叙事策略形成“语篇隐喻”、“大存在链条隐喻”。隐喻认知需与叙事学相结合，构成隐喻的批判性、主体性、主体间性，主体间通过协商达到隐喻的劝说、评价和鉴赏功能，以实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传递。

2.1 隐喻认知语用本质

关于隐喻本质，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以莱考夫为代表的认知论（Lakoff & Johnson 1980/2003；Lakoff & Turner 1989；Fauconnier 2002），认为“基本隐喻”普遍存在于各种领域的思维中。隐喻认知观强调认知主体的心智加工过程，主要是针对“常规隐喻”的认知语义观，强调的是认知的普遍规律，以人类普遍的涉身经验为基础，提出的理想认知模式（ICM）不受文化、语境和个体的影响。

隐喻不仅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言谈方式。隐喻本质上是通过另一类事件来理解和经历某事件的思维方式，是主体在两个认知概念域之间建构的系统互动关系。概念域之间的映射包括语用文化因素，隐喻意义的建构离不开主体参与，交际双方在话语协商中需经过再语境化作用才能达到意图表达和交际效果，完成隐喻意义的产生和理解，属于“话语隐喻”，是“概念隐喻”理想模式的实例化、个体化实现。而且，自下而上，隐喻构成一连续体，基本的“概念隐喻”可以组成更高层的“事件结构隐喻”、“语篇隐喻”、“大存在链条隐喻”，后两者构成前者的语境和语用模式。再者，隐喻在不同语域中表现出“延伸隐喻”的文体特征，“非常规隐喻”如“诗性隐喻”、“寓言隐喻”等是“基本隐喻”的延伸，其“新奇意义”由“基本隐喻”经过整合、完善、拓展而产生，属“文体学隐喻”。隐喻的认知文体观，尤其是隐喻的叙事观，透视出隐喻的本质，因为叙事也是人类认知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Pettersson 2012）。因此，隐喻本质上是一种跨域认知的互动过程，更是一种语用现象（束定芳 2000：19—45）。

2.2 常规隐喻与非常规隐喻

基于不同的分类标准，隐喻可分为不同类型。莱考夫（1980）从认知和思维出发，认为隐喻构成概念，将概念隐喻分为实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e.g. combat inflation）、方位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e.g. give rise to）、结构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e.g. time is money）。根据喻体的不同语域来源，即从隐喻的语用出发，同一概念隐喻可以是人体隐喻、旅行隐喻、动物隐喻、植物隐喻、疾病隐喻、战争隐喻、建筑隐喻等等，如 “人生是舞台”、“人生是旅行”、“人生是奋斗”等。隐喻可以在词句章不同语言层次上运作，分为词汇隐喻（如名词隐喻、介词隐喻等）、语法隐喻（如情态隐喻）、语篇隐喻，语篇隐喻又包括独立语篇隐喻、互文语篇隐喻等等。

按照语义/语用差异，隐喻分为“常规隐喻”（死喻）和“非常规隐喻”（“新奇隐喻”、“诗性隐喻”），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诗歌领域中的“延伸隐喻”。基本的“概念隐喻”经过组合构成“事件结构隐喻”、“语篇隐喻”，融入了各种社会文化语境。隐喻在不同语域中的语用，构成各种“文体学隐喻”，即“非常规隐喻”。“常规隐喻”的语言学研究认为，隐喻是人类认知的基本方式，研究的是“语言学隐喻”或“日常隐喻”。但“基本隐喻”不能完全解读不同语域中的“非常规隐喻”，如“文学隐喻”（胡壮麟 2004：154—157），隐喻认知论需结合逻辑学、修辞学、哲学、社会学、美学、文学批评等语域因素进行跨学科研究。在欧洲大陆，一批著名文体学家和隐喻学家（e.g. Pettersson，Freeman & Semino et al. ）主张从语言认知与文学批评界面—认知文体学出发，把隐喻图式与叙事结构相结合（Pettersson 2012），在隐喻架构中融入情感、意识形态和美学因素，建构“文体学隐喻”的“文学隐喻化模式”，以分析读者对讽喻小说、寓言故事等文体中语篇隐喻、延伸隐喻识解中的认知情感，探讨隐喻美学功能、游戏功能、叙事功能、交际功能和评价功能。隐喻认知也可以和经济、政治、美学、教育、旅游、电影等语域相结合，构成各种“文体学隐喻”，对经济隐喻、政治隐喻等进行语用认知研究。

2.3 隐喻认知语用特征

隐喻具有模糊性、多样性、矛盾性等12种语义特征（束定芳 2000：70—90）。隐喻在文学、政治、经济等不同语域中有文体特征，表现出以下认知语用特性。2.3.1 模糊性、多价性、矛盾对立统一性

把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99：32）基于心理学格式塔理论的隐喻思维论拓展到文学、哲学和美学范畴进行思考，可以发现，隐喻是认知和非认知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双面交互作用（Müller 2011）。隐喻始源域与目标域预设具有模糊性、多价性、象征对应性、理性—非理性的对立统一性，对恒常性、单向性原则的违反是取得诗性效果、美学功能的内在动因（Müller 2011：231，236），构成文学语类特有的文体特征，而且，文学作品中“新奇隐喻”所具有的文体特征词（e.g. kind/child），在其他科学语篇、报刊新闻中少见，表明概念隐喻有文体差异性。

认知语用学认为，文学中的“诗性隐喻”、“寓言隐喻”，既属于“基本隐喻”，也具有区别于“常规隐喻”的语境和文体特征，属于“非常规隐喻”，表现出模糊性特征。“诗性隐喻”表现为不可言喻性（Ineffability）或心照不宣性、新颖性，往往借助于象征手段和意象，通过各自语域的再语境化传达主题（胡壮麟 2004：155）。如但恩（Donne）的爱情玄学诗《出神》借助人体隐喻，揭示爱的神秘主题，提出只有灵肉相融的爱情才是真正完美的理想爱情；Wordsworth的《永恒颂》，以自然界的日月星辰等沉默之物意象映射“人生的永恒”（Life is light，Lakoff & Turner 1989：29）；艾略特（Eliot）的《思想火花》用时空、旅行、火花、玫瑰隐喻等意象，反复聚集成象征节，组成大链条隐喻（the fire and the rose are one），揭示人生永恒的主题隐喻；特别是济慈（Keats）的《希腊古瓮颂》通过对沉默的希腊古瓮艺术品的视觉美、听觉美的神话叙事，隐喻真善美的永恒（Habermann 2011：77-93）。［1］Ode on a Grecian UrnKeatsThou still unravish'd bride of quietness，Thou foster-child of silence and slow time，Sylvan historian，who canst thus expressA flowery tale more sweetly than our rhyme：What leaf-fring'd legend haunts about thy shapeOf deities or mortals，or of both，In Tempe or the dales of Arcady？What men or gods are these？ What maidens loth？What mad pursuit？ What struggle to escape？What pipes and timbrels？ What wild ecstasy？Heard melodies are sweet，but those unheardAre sweeter；therefore，ye soft pipes，play on；Not to the sensual ear，but，more endear'd，Pipe to the spirit ditties of no tone：Fair youth，beneath the trees，thou canst not leaveThy song，nor ever can those trees be bare；Bold Lover，never，never canst thou kiss，Though winning near the goal—yet，do not grieve；She cannot fade，though thou hast not thy bliss，For ever wilt thou love，and she be fair！希腊古瓮颂查良铮　译你委身“寂静”的、完美的处子，受过了“沉默”和“悠久”的抚育，呵，田园的史家，你竟能铺叙一个如花的故事，比诗还瑰丽：在你的形体上，岂非缭绕着古老的传说，以绿叶为其边缘；讲着人，或神，敦陂或阿卡狄？呵，是怎样的人，或神！在舞乐前多热烈的追求！少女怎样地逃躲！怎样的风笛和鼓谣！怎样的狂喜！听见的乐声虽好，但若听不见却更美；所以，吹吧，柔情的风笛；不是奏给耳朵听，而是更甜，它给灵魂奏出无声的乐曲；树下的美少年呵，你无法中断你的歌，那树木也落不了叶子；鲁莽的恋人，你永远、永远吻不上，虽然够接近了——但不必心酸；她不会老，虽然你不能如愿以偿，你将永远爱下去，她也永远秀丽！

用具体事物理解抽象概念的隐喻可以解释清晰性、准确性科学，传播新闻信息，但对于文学隐喻的解释过于表面化（McFlone 2001：105 in Müller 2011）。隐喻映射具有多价性，如在小说Die Portugesin中，科特夫（Kettenf）高烧时的灵魂挣扎、和妻子的争斗，用的是旅行隐喻（Death is departure）、容器隐喻，容器内外的矛盾性、多价性映射，“常规隐喻”整合构成“新奇隐喻”、“混合隐喻”（composite metaphors）（Lakoff & Turner 1989：70），或“超级文学隐喻”，描写了科特夫的性格。因此，“新奇隐喻”的概念整合论打破了“常规隐喻”的恒常性原则、单向性原则，具有多价性、多维性。

在隐喻的认知文体学研究中，隐喻矛盾对立统一性可解释为词语的“误用”（catachresis）（Chrzanowska-Kluczewska 2011：36-52），包括语言描述和文体方式，语言三层面误用在文体上分别表现为词、句子层面的微观隐喻（microtrope）、篇章或短诗层面的宏观隐喻（macrotrope）和元隐喻（metatrope）。误用一（catachresis one）是微观隐喻、死喻，如山脚、入海口，是第一层面。微观隐喻组成隐喻链，构成第二层误用（catachresis two）的宏观隐喻，其始源域与目标域距离更大，往往产生语义并置、乖讹和跳跃现象，属延伸隐喻。而第三层误用（catachresis three）的元隐喻是非显性的博喻，在更高元语篇层面上运作，是组成语篇结构的策略，具有叙事功能，需借助文体知识进行推理，它和宏观隐喻一起激发情感，表达主题态度和评价。隐喻的三个层面构成一连续体，具有层级性、系统性。2.3.2 认知叙事性

毋容置疑，隐喻具有认知性，但认知究竟有哪些方式？隐喻是用一件事情去理解另一件事件的过程，常常用类比映射方式。“noun A is noun B”是去语境化的理想范式，而隐喻跨越映射和在线整合具有动态性，模式遮蔽了隐喻的动态性特征。反观体现人类生活的时空隐喻，许多是微型叙事（mini narrative），用行动范式“A-ing is B-ing”表达更加合适（Refaie in Forceville & Urios-Aparisi 2009：11）。因此，隐喻是一种事件场景或叙事过程的投射，即“事件结构隐喻”，但莱考夫的是理想认知模式，而隐喻叙事凸显了语境中隐喻的动态性认知语用过程。“事件结构隐喻”由“基本隐喻”组成，向上由叙事构成复杂的“大链条存在隐喻”。复杂隐喻之间的连接超出了认知范式（Biebuyck & Martens 2011），文本中隐喻出现的顺序差异、概念隐喻之间动态性连接、整合，决定了隐喻的叙事性质和情感态度表达，会形成不同的主旨和读者反应，其中的隐喻识解是一读者在与文本、叙述者、作者的协商中形成情感共鸣和态度评价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理解人物、事件结构、时空关系、价值规约和意识形态，因此，隐喻认知叙事把隐喻识解从认知层面提升到了语用交际层面。如在小说《沙人》中，隐喻的反复集聚形成象征，合并成叙事层面的篇章隐喻，从而体现了隐喻的叙事潜势和叙事功能，影响读者的阅读过程。

在文学中，认知隐喻理论对讽喻作品的“延伸隐喻”与叙事的关系关注不够，其自上而下的路径不足以分析文学作品中复杂的宏大隐喻（Pettersson 2011），为此，特纳（Turner）在The Literary Mind（1996：v，cf.7）中强调关于“寓言隐喻”的“叙事性整合”观点（narrative blending），即一个故事向另一故事的映射（the projection of one story onto another），注意到成语、警句中包含了故事映射（a condensed implicit story to be interpreted through projection），并在The Way We Thinking（Fauconnier & Turner 2002：203）中，对隐喻和叙事的关系加以发展，提出隐喻叙事。其后利科（Ricoeur）明确提出隐喻和叙事形成的配对关系。以上三位学者分别从认知学、诠释学和符号学提出了隐喻与叙事的关系，而（语言）符号的隐喻性、意象性、象征性连接了语言学和文学叙事。此外，吉布斯和马特洛克等（Gibbs & Matlock，Semino & Stern，Forceville）分别从语类、语式方面研究了隐喻与叙事的关系（Pettersson 2011）。作者通过Blake《经验之歌》中的《虎》（The Tiger）、《病玫瑰》（The Sick Rose），分析了情景设置、故事结构、象征意义（政治、社会道德意义），阐述了隐喻的叙事结构。［2］The Sick Rose　病玫瑰O Rose，thou art sick．啊，玫瑰你病了The invisible worm那看不见的虫That flies in the night在夜里飞翔In the howling storm在呼啸的暴风雨中Has found out thy bed发现了你深红色Of crimson joy，快活的床And his dark secret love他黑色的秘恋Does thy life destroy．摧毁了你我的生命2.3.3 批判性

隐喻的叙事性，使隐喻从语义认知研究层面提升到道德评价的社会学层面。隐喻与叙事的结合，产生象征的维度，构成“延伸隐喻”（Pettersson 2011：97），形成讽喻文体，产生讽喻意义，达到讽刺批评的效果。在《毒树》（A Poison Tree）中，通过对“Emotions are plants”的隐喻，分析了对敌人愤怒的上升、敌人潜入花园偷吃果实被毒死这一典型隐喻叙事过程，用寓言式隐喻（Pettersson 2011：102）讽喻叙事者的不道德及对方的愚蠢。［3］A Poison tree《毒树》I was angry with my friend：我与友人结怨：I told my wrath，my wrath did end．我倾诉宣泄，怨怒便告止息。I was angry with my foe：我与敌人结怨：I told it not，my wrath did grow．我沉默不语，怨怒便暗暗生长。And I watered it in fears，在日日夜夜的恐惧中，Night and morning with my tear；我用泪水将它浇灌；And I sunned it with my smiles，微笑着，用温柔欺瞒的诡计，And with soft deceitful wiles．将它照耀。And it grew both day and night，它日夜不停地生长，Till it bore an apple bright，甚至结出一个苹果，鲜亮明媚。And my foe beheld it shine，我的敌人瞧见它的光彩，And he knew that it was mine．知道那是我种下的果实。And into my garden stole，当夜的漆黑将树干裹起，When then night had veiled the pole；他悄悄潜入我的花园；In the morning glad I see，清晨我高兴地看到，My foe outstretched beneath the tree．我的敌人僵直地躺倒在树下。

隐喻互文叙事，借助标题互文性、主题互指，隐喻地概括叙事，产生讽刺、象征、神秘意义。如在Mill的寓言式隐喻小说（Pettersson 2011：104）《抑制兽性》（The Restraint of Beasts）中，从象征性标题开始，借助叙事把争斗、建筑篱笆等情节，对隐喻“Man is a beast”进行了叙事组合、发展，形成了叙事与隐喻的结合，最后转化为讽喻，隐喻人需要约束，得出了“人为的制度化暴力限制更具兽性，更需要抑制”的叙事结果（resolution）。这样，隐喻叙事、叙事性整合，阐明了隐喻批评意义的形成过程，同时也为讽喻意义、讽喻文体的形成和概念整合的叙事过程提出了新的视角。2.3.4 主体性、主体间性2.3.4.1 主体性、主体间性

始于哲学研究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概念，见证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体验观的发展过程，经历了由前主体性到主体性再到主体间性的历程（成晓光2009），并被拓展到社会学、语言学和认知学领域。社会认知视角或社会文化视角（Du Boise 2007：140）从主体、客体及其交互关系加以分析，如立场三角、社会认知平衡模式（张立新2011）。在语言学领域，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彰显于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研究，主要有沃哈根（Verhagen 2005）的认知研究与兰盖克的认知语法研究（Langacker 2004），杰斯、泰德和伊吾（Jose，Ted & Eve 2012）结合空间整合的研究，Traugott的语法化研究（2010），Martin & White（2005）的评价理论研究（宋方成2010），隐喻与转喻研究（王文斌 2007；李捷、周榕 2011）。此外，还有功能认知和交际视角结合的合成法（魏在江2007），评价和交际的结合法（Du Bois 2007）。本节主要把评价功能及立场三角引入到概念隐喻、概念整合架构框架中，阐述隐喻主体性，建构交际中隐喻概念整合的主体间性模式，见图2-1。图2-1　隐喻概念整合的主体间性模式

交际“主体性”（subjectivity）是主体通过言语表达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和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交际过程中，当交际主体关注自我与他人的情感、态度，注重个体与社会的人际关系时，就形成“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成晓光 2009）。语言交际中包括相对独立而又平等的主体，即说话者/作者和听话者/读者。说话者/作者在话语中留下“自我”印记以及对人、事物和过程的评价、态度，当听话者/读者与说话者/读者进行“视域融合”时，才能接近客观，分享评价，实现人际互动，体现对话性或主体间性（ Traugott 2010）。而隐喻交际是隐喻发出者、接受者借助文本框架的互动过程。

基于用法的隐喻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由先设条件、概念过程和推导结果组成（程琪龙 2006 ：92，97），提供了事件场景（scenario）。概念的主观性表达成分是语用推理的反复运用和最终的凝固化形式，其框架属于语用领域，是理想的言语行为场景（speech act scenario）（Panther & Thornburg 1998：759），包括事前（the before）、事中（the core）和事后（the after）三部分，事前是意图、动机、能力；事中是环境（setting）中的过程、过程参与者间的相互作用；事后是结果归因和情感反应，见于“事件结构隐喻”。

事件框架，包括隐喻事件结构框架，是对社会事件的模仿器（elators，event simulators），主要由前额皮层（mPFC）完成，前额皮层被称为社会脑（social brain）（Goel & Dolan 2007），能对社会事件抽象和充实，证实了概念类属组合、扩展、完善的大脑功能实施过程。克鲁格等（Krueger et al. 2008）提出的结构序列表征约束理论（Structural and temporal representation binding theory，STRing Theory），用社会事件框架（script）模拟社会脑的结构，对社会事件的语义结构进行序列性模仿，构成事件框架图式，包括施事、动作、物体、大脑状态（情感，如“joy”）和情景（agents，actions，objects，mental states and settings）。事件包括事前的意图、预测，事后的结果，结果有情感的反应和回报（reward values），与言语行为场景相似。2.3.4.2 隐喻主体性、主体间性

隐喻识解是借用彼经验来理解此经验的过程（Lakoff & Johnson 1980：116），经验的寓所是主体，任何隐喻的理解都离不开主体的经验（Lakoff & Johnson 1980：19）。隐喻隐含着施喻者“自我”的表现成分，表明其感情、立场和态度，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印记，正如莱恩斯（Lyons）认为的“主观性的标记是这样一种设置，说话人在说一段话的同时，也表明了他对所说的话的评论和态度”（魏在江 2007）。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谈到“ 比喻之两柄”时，认为“同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即隐喻态度表达的两极性。

隐喻的由另一认知主体来理解一个认知主体经验的交际过程，是施喻者经验和受喻者经验的语用协商过程，两者都包括内部认知的跨域映射，以及社会交际层面的主体间协商。主体经验来自于对世界的体验和认知，包括客观世界、心理世界和社会世界，可以由文本体现和建构，因此，“施喻者—文本—受喻者”之间构成了主体间的三角关系，即隐喻的主体间性。主体的视角不同，主体间框架转移与失衡，引起认知张力，情感失调。“平衡趋势”驱使受喻者付出最小认知努力，在大脑长期记忆中搜寻隐喻认知机制，同时，主体间对文本世界的协商，由心理世界投射到社会世界，即对社会许可、社会尊严和鉴赏的协商，经由受喻者的主体自洽，对施喻者情感、态度和信念进行认知操作，做出自我协商、自我核定、自我认同、自我满足和自我允准，经过“连接”、“冲洗”和“合流”的这样的“认知流程”（cognitive fluidity）（王文斌 2006；Fauconnier & Turner 2002：174-175）。施喻者对“自我”意识做出揣摩、理解和融合，包括主体间框架的转移、失衡和平衡恢复过程，把基本的“概念隐喻”整合成“事件结构隐喻”，完成对隐喻事件的叙事建构。流程的反复叠加建立情节，最终实现道德判断和美学鉴赏。

概念框架的主体性、主体间性研究集中表现为视角、情感与认知（沈家煊 2001）。隐喻概念整合的主体间性也可以从这三方面入手，具体为：视角；情感认知（情感、制度化情感、移情）；认知评判（认知情态、判断、鉴赏）三方面。2.3.4.2.1 视角

主体性的一个表现是视角或视点（perspective），是施喻者观察客观情状的角度和加以叙述的出发点，在叙述中留下“自我”印记，反映心理意象。视角体现主体选择的认知参照点和扫描角度差异，凸显事件概念框架的不同部分，因而表现出主体的主观性。兰盖克（Langacker 2004：285）认为，扫描视角差异能将事件概念框架从客观轴调整到主观轴，凸显舞台下观众（V，包括交际主体双方S，S）12间的对话。交际是主体借助事件/文本的过程，文本特别是隐喻文本，是整合的“双重影印”文本，位于整合空间（B）。交际主体双方对交际客体事件（文本）的认知和情感差异，构成失衡交际三角单元关系（S-B-S）和框架乖讹。主体双方在社会认知评判作用下，12借助认知机制，乖讹消解，形成新显框架输出到层创空间（E），构成平衡的交际单元（S-E-S），经过认知评判，表达了赞扬或批判态12度，从而建立了人际关系，见图2-1。

全知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听者—读者之间的视点差异形成对话性（Yacobi 2011：117）。交际主体与隐喻架构的多种叙事交互作用，表明隐喻的使用应注重对话性、主体间性，关注交际目的和反应，是读者指向的隐喻。隐喻参与者与自我表征、修辞、反讽、情节、语义的密集程度、情感和意识形态因素一起，实现交际主体与隐喻架构互动，达到隐喻整体叙事，实现隐喻的叙事功能，如《丛林猛兽》通过俄狄浦斯（Oedipus）与神话故事的互文隐喻（Yacobi 2011：129-132）、情节类比，阐述了狮身人面隐喻的叙事过程。人物之间（May & Marcher），全知的叙述者、隐含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视点对立（perspectival opposition）产生张力，而随着情节的发展，叙事逐渐弥合了情节的空白，弥补了视点失衡，呈现出情节和视点的动态变化，作者对叙事距离的控制形成双重声音。事件由叙述者/作者（W）转述给听众/读者（R），犹如对交际过程的间接转述，转向了外一层主观轴（W-R），是W、R主体间通过文本的交互过程，体现主体间性。读者与作者的从视点差异到伽达默尔认为的“视域融合”，使得两者的认知架构发生失衡到平衡的过程，框架反转和平衡恢复过程形成反讽效果（Yacobi 2011：131-132；张立新 2012）。读者情感随着交际单元转换，在隐喻架构与情景、情节等整体语境互动中，在隐喻整体叙事中，读者视点的动态变化，形成隐喻的对话性、互文性、主体间性，通过主体自洽，达到了隐喻交际目的和讽刺、批评的文体效果。2.3.4.2.2 情感认知——情感、情感隐喻与制度化情感

语言（包括图像语言）除了指称功能和表述功能外，还有表情功能。概念结构中的及物性、人类的感官体验进入心理情感世界，形成内在性情，产生情感性状（程琪龙 2006：214）。情感是主体态度介入的核心，是对事件框架中行为、文本/过程和现象的反应，包括情绪、心情和性情等，形成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定位（position）（Du Bois 2007：153）。根据波动/平缓（active/quiescent）或肯定/否定两分法（positive/negative，+/-）（langacker 2004：151），语义上，情感分为三类：非/快乐（un/happiness）、非/安全（un/security）以及非/满意（un/satisfaction）（Martin & White 2005：51），表现为行为波动（surge of behaviour）和内在性情（disposition）。在概念框架中，情感认知分为性质情感、过程情感和评注情感，语义上采用相应的形容词、动词、关系小句和副词、情态状语、语法隐喻等形式加以显性描述（inscribe）（刘立华 2010：11，103；马丁2010：314）；也可借助隐性方式引发（invite），有些叙述表面上是对事件的客观表达，事后结果却表达一定的情感；也可以用隐喻、图像方式激发（provoke）想象情感，图像中的情感更可以通过镜像神经的视觉情感内嵌（visual affect inscription）（Martin & White 2005：51-56）加以识别，图像中的颜色、空间关系隐喻性地传达情感，如红色、向上表示高兴，黑色、向下表示悲伤（Lakoff & Johnson 1980：15）。如在威廉和凯特的婚礼上，视频中盛大的婚礼场面、富丽堂皇的教堂、华丽的服饰、艳丽协调的色彩，高饱和度、对比度和调谐度颜色，隐喻快乐、安全和满意的积极情感。视频图像的颜色，图形的体积、高度，音乐的音色、节奏、旋律与和声，隐喻性地表达情感、判断和鉴赏意义，而这些隐喻来自于我们的视觉、听觉等感官对各种媒介和符号的体验，如视觉情感体验可以借助于视觉内嵌镜像神经，直接获得显性情感。威廉高大的身材给人以健康、帅气和安全感。凯特的微感使人感到快乐、安全和满足。他们的誓言显示出信任、安全感。凯特的白色婚纱使人感到舒适、吉祥、优雅，威廉王子的红色服装使人感到喜庆、兴奋，主教的黄色服装明快，隐喻为希望和对未来的祝愿。音乐中的小号音色嘹亮、辉煌，表现出积极向上的意义，悠远的钟声寓意爱情永远。这些颜色、图形和声音隐喻，激发正值积极的情感，映射到社会脑、社会域，激发正面的社会评判意义（张立新 2012），见图2-2。图2-2　婚礼场面

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情感关系充分体现于移情（empathy）（李捷、周榕 2011）。移情指交际双方情感相通，理解对方用意（何自然 1991）。移情时，说话人/作者将自己认同于他所描写的事件或状态中的一个参与者（沈家煊 2001），而听话人/读者感同身受，理解对方的情感和意图。移情受人际关系、交际意图、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同时也是这些因素的反映。移情能尊重对方的社会文化背景，拉近与对方的距离，增加亲密度，建立良好的人际同盟关系。因此，移情可以认为是社会认知过程，由心理上的内在性情映射到社会脑部分而成。交际主体借助隐喻等认知方式理解对方的情感、态度，移入的是说话者对当事人的赞扬、评判或调侃之情，是社会认知评判后的“制度化情感”（institutionalized affect）（马丁2010：207）。通过社会道德准则对情感加以约束，构成对人们行为的建议，形成社会尊严；通过法律对行为加以强制，构成社会许可；通过价值观对物质和精神产品进行评价、鉴赏。移情缺乏时，会违反社会评判的标准，形成情感框架乖讹和交际单元失衡。当交际一方理解了对方的情感时，框架间乖讹消解，单元恢复平衡。从失衡到平衡的过程，形成叙事情节，激发情感，情感向社会域投射形成“制度化情感”，彰显说话者评判或赞扬意图，激发读者对社会道德批判，理解作者幽默、讽刺或批判意图。

在钱钟书先生著名的小说《围城》中，现实世界的城池情景激发读者的城市原型图式，“围城”的原意是包围城市，在这里围城与婚姻、职业、生活、人生之间以动态映射过程联系起来形成隐喻（人生、生活、婚姻、职业是围城）。“围城”可以理解为被困在城中，也可以理解为战争中的围攻，结果可能是破城而入或攻打无果，形成“围城是战争”的隐喻。钱钟书先生笔下的“围城”被描写成由一个个、一排排、一层层的城包围着、困扰着，既有有形的包围，更有无形的城中之城，诸如鸟笼（96）、 箱子（12，28，139，359 ）、匣子（76—77，11）、盒子（112）、信包（211，263 ）、黑牢（144 ）、坟墓（5，123 ）等隐喻，即便是方鸿渐的姓，也暗示他如同在塑膜中被挤压，他的老破车，“车厢仿佛沙丁鱼罐，里面的人紧紧的挤得身体都扁了……”（167）。围城中的男男女女被隐喻性地降格到动物，如“新生禽兽”，人成为乌龟、人长得像青蛙；人脸像“苍蝇下的粪”；人耍“牛性”；人吃苍蝇、蛆虫吃过之物；苍蝇、蚊子、臭虫“岁寒三友”同人一道光顾饭店；耗子同人共宿一处。城中的人要攻破一道道“城中之城”，即便能攻入，又易进难出，而且没有打开的工具，“难道我监禁你/ 还是你霸占我/你闯进我的心/ 关上门又扭上锁”呢（76 ），成了心灵的枷锁，最终成为俘虏（李泽民、蔡新乐 1992）。读者预期的事件架构与作者展示的架构在人物、行动等方面形成乖讹（如人/沙丁鱼，围/挤，城/鱼罐），通过叙事，激发消极情感（如把人隐喻为苍蝇、蚊子激发厌恶之情，说人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激发不满之情），情节的反复叠加，使得内心的情感向社会域投射，激活社会尊严的“正常性”（围城中人们的生活空间违背了正常的范围），从而构成道德批判。2.3.4.2.3 认知评判

认知评判（appraisal）包括判断（心理、社会）和鉴赏。

事件过程从现实世界映射到心理世界，外在动力成为内在逻辑之力，形成主体对命题和潜在将来事件的认知、判断和态度，因而具有了主体性，集中体现于认知情态（ epistemic modality）（Palmer 2001，2007：D16）。情态有语法的和隐喻的，包括可能型情态、经常型情态、责任型情态和意态，广义情态包括投射、让步、因果关系等（刘立华 15，120—122）；情态隐喻包括显性主观、隐性主观形式，如动词复合体、形容词、副词和投射小句（如“I think”，“ I believe”），图像隐喻包括颜色隐喻、空间隐喻。情态一方面表明说话者的观点，同时不排除其他观点，实现主体间话语互动和对话。说话者往往借助认知情态、让步、投射小句等“空间构件”（辛志英 2011）形成“人际空间”，同时给听话人留出空间，从而形成主体间“对话空间”。情态的介入，使得话语随着主体认知扩展或收缩；隐喻跨域映射形成级差或聚焦，使主体情感扬升降抑，调节“人际空间”关系。

这些人际“空间构件”，使主体对客体的认知从心理世界进入社会世界，触发主体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判断，和认知情态共同形成认知评判。作为认知情态的隐喻“空间构件”与情态构成连续体。“是、像、宛如、正如、仿佛、可以、跟……一样”等构成隐喻跨域映射的词，含有认知情态意义，隐含了施喻者的主观认知判断而非客观的陈述，表示始源域和目标域的相似性，表达“可能性、经常性、意态、责任”。“可能性”（probability）对应于评判的“诚实性”（veracity），如说孩子淘气，“猴了巴叽”，可以用隐喻说“他简直就是个猴子”。“He is really as naughty as a monkey”，用情态隐喻“It seems he's naughty”，也可以说成 “It's true to some degree he's naughty”。“经常性”（usuality）对应于社会尊严的“正常性”（normality），如“It's usual for him to be naughty”可以说成“It's normal for him to be naughty”；“意态”（inclination）对应于“韧性”（可靠性，tenacity），如“I'm willing to go”可以说成“I'm detemined to go”；“责任”（obligation）对应于“正当性（”propriety），如“You should go” 可以说成“It'd be fair for you to go”（马丁2010：265，351）。隐喻跨域映射体现的主体判断在心理认知域和社会认知域都会有所反映，如《围城》中的隐喻。［4］张太太的上海话比丈夫讲得好，可是时时流露本乡土音，仿佛罩褂太小，遮不了里面的袍。（46）（仿佛，It seems as if：可能性，对张太太上海话的“诚实性”评判）［5］张小姐是十八岁的高大女孩子，着色鲜明，穿衣紧俏，身材将来准会跟她老太爷那洋行的资本一样雄厚。（46）（准会跟……一样，will be the same as：可能性，表达对张小姐身材评判的“诚实性”）［6］两个人在一起，人家就要造谣言，正如两根树枝相接近，蜘蛛就要结网。（246）（正如，be exactly as：可能性；就要，be about to：意态，对谣言的“可靠性”评判）［7］他只等机会向他声明并不爱她，恨自己心肠太软，没有快刀斩乱丝的勇气。（没有勇气，couldn't be courageous enough to：对“韧性”的评判）［8］高松年听他来了，把表情整理一下，脸上堆的尊严厚得可以刀刮。（可以，can：“可能性”，表达评判尊严的“诚实性”）［9］鸿渐道：“我发现拍马屁跟恋爱一样，不容许有第三者冷眼旁观。咱们以后恭维人起来，得小心旁边没有其他人。（跟……一样，be the same as：可能性、表达拍马屁评判的“诚实性”；不容许，not allow；得，should：责任、“正当性”评判）

社会法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传统、宗教等等社会文化是社会认知判断的准则，这些准则构成对情感的约束，形成对情感的认知评判，分为社会尊严（social esteem）和社会许可（social sanction），分别有正面含义和负面意图。有知识才干和能力（capacity，ability）、行为符合惯常性（usuality，normality）、为人可靠（tenacity）时会令人羡慕（admire/+），反之会受到批判（criticize/-）；敢于承担责任、得到社会许可的正当性（propriety）、诚实性（veracity）行为，会得到表扬（praise/+），反之会受到谴责（condemn/-）。经过社会认知评判，显现赞扬、批判或调侃的意图，同时也对情感进行调控，如羡慕、褒扬令人产生喜爱之情，批判和谴责会使人感到厌恶、不悦，从而改变原有情感。认知评判和情感通过制度交织在一起形成合力，共同作用于认知框架，使得框架间乖讹消解，单元恢复平衡，产生讽刺幽默意图。“空间构件”建构了主体间的情感、认知和判断关系。2.3.4.2.4 主体间情感认知、认知评判关系

主体间视角差异，形成对客体事件的不同态度，包括不同情感认知和认知评判。主体（subject）指向客体（object）进行评判，客体作用于主体，通过感知、认知使之产生情感反应，在情感上进行自我定位（positions），通过定位和评判，主体间形成人际联盟关系（aligns），包括聚合关系（convergent alignment）和离散关系（divergence alignment）。人际联盟、情感和评判三者（three-in-one）交互结合，构成了主体间性关系，可以用立场三角矢量关系表示（Du Bois 2007：153，155，161，163）。

情感认知、认知评判与大脑认知皮层、情感脑和社会脑紧密相关，呈现既相互联系又双双分离的特征，由大脑的不同功能区实施（Weisfeld 2006），可以用模型加以模拟。抽象概念框架和社会认知评判（及其意图）对应于大脑背内侧前额皮层（dmPFC）上路径（长期记忆部分），包括原型图式和一系列社会认知，它担负了认知、抽象推理任务（Britton et al. 2006）。上路径可以对应于输入空间和类属空间的映射；当下认知过程位于颞叶下路径（短期记忆部分），通过基底神经激发情感，并由内侧眶额皮层（mOFC）对积极情绪进行辨认。下路径可以对应于输入空间与整合空间映射。下路径的情感认知需经过上路径的认知加以评判，上下路径的认知评价和情感认知形成的合力，共同作用于交际对方，形成人际关系，由大脑背内侧前额皮层和内侧眶额皮层通过腹内侧前额皮层（vmPFC）整合起来形成。主体间上下两条路径构成了由正三角和倒三角组成的菱形结构，形成了隐喻概念整合的主体间性模式。腹内侧前额皮不受模态影响，无论是言语、视觉或其他隐喻形式，腹内侧前额皮是幽默讽刺等语用含义得以欣赏的大脑神经功能的实施部分（Goel & Dolan 2007）。

主体间人际联盟、主体与客体间的情感、认知评判三角关系构成了平衡或不平衡的八种状态（张立新2011）。不平衡单元产生“认知张力”，要求主体通过“最小努力原则”，对认知或情感进行调整，使得态度单元恢复平衡。“空间构件”的情态量值级差决定了张力大小、认知努力的付出以及幽默讽刺的效果强弱。如《围城》围绕“爱情如围城”的隐喻进行叙事，围城事件中有攻城者、守城者、围攻的对象、攻城的结果等，围攻的结果、情感认知投射到社会域构成认知批判，在“作者—事件—读者”之间构成了情感、认知评判三角关系，三角从失衡到平衡的反复，作者的情感认知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变化。故事开头，方鸿渐被鲍小姐迷恋，成为爱情围城中的俘虏，而苏小姐却被挡在爱情城外，此时，故事中“鲍小姐—爱情—苏小姐”之间构成了失衡的三角关系，推动了故事的发展，“读者—故事—作者”之间也构成情感认知张力。“最小努力原则”要求主体进行认知或情感调整，而当鲍小姐撇下方鸿渐，与未婚夫离开时，她所构成的围城也就自然消失，与苏小姐构成了爱情围城。第一回合的较量，形成了对人物的批判，描写了鲍小姐的粗俗放荡，方鸿渐的单纯无知。可是唐小姐的出现，又打破了围城的平静，在“苏小姐—方鸿渐—唐小姐”之间又构成了失衡的关系与冲突，最后方鸿渐没有冲出苏小姐的围城而与唐小姐决裂，方鸿渐拼命想冲进婚姻的围城而被挡在了城外却不经意地进入了孙柔嘉为其搭建的围城，体现出方鸿渐对爱情的优柔寡断。挤进围城的他，发现爱情生活不如想象的那样美好，最终无法维持，“围城”倒塌，他们又置身于城外。在“作者—事件—读者”之间的情感认知三角关系的“失衡—平衡”的反复中，读者的情感认知不断变换，隐喻“爱情是围城”反复作用，使读者理解围城外的人拼命想冲进城内，而城内的人又想冲出城外这一主题，体会到作者的讽刺幽默效果。

隐喻概念整合的主体间性模式展示了交际中主体间情感、认知、评判关系以及人际互动过程，从而把概念整合从概念语义关系拓展到人际意义和交际层面，可以层层解构隐喻交际过程和幽默讽刺文体效果。但主体间性模式把读者主体当成“典型人”，主体间交互以及语用效果理解除了客观的文本作用外，还与读者/观众或幽默欣赏主体与事件中人物的亲密度、权势、毁损值有关，他的性别、年龄、身份、认知水平，以及他的性格都会影响对隐喻概念整合的具体运作形式，是复杂的社会认知过程，需要进一步研究。

2.4 隐喻认知语用功能

认知隐喻理论理想认知模式缺乏语用条件，而不同语境中隐喻有文体（语类）特征，隐喻与情景、文体、故事顺序、话轮转换一起作用，形成语境效果，意在实现言语行为和意识形态控制。隐喻除了修辞、认知功能（包括叙事）和语言游戏功能外，还有6种与语用交际相关的假说和功能（Douthwaite 2011：148），即生动性假说（the vividness hypothesis），表情劝说功能，传递意识形态功能，评价、鉴赏功能。2.4.1 表情劝说功能

隐喻通过跨域映射，改变人们认识事物的视角，改变思维方式，从而以言行事，借助隐喻言说建构世界，达到劝说目的。隐喻对特定语境中特定语言的选择，隐秘地借助叙事，激发听众情感共鸣，引导人们做出认知判断，提供行动的建议，敦促对行动做出宣告、指令。例如，奥巴马在白宫发表的要求向叙利亚开战的演说中，通过对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杀害平民场面的描述，使用了阿萨德（Assad）政权行为是“罄竹难书的罪恶暴行”（such an unspeakable outrage）的隐喻，以及之前对叙利亚发表的声明中使用的“阿萨德的‘杀戮机器’”（Assad's killing machine）的隐喻，用“对人类尊严的践踏”、“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使与叙利亚相邻的我们的友邦和伙伴国处境危险”，激发听众对阿萨德政权的厌恶、愤恨之情，以及对自身安全、社会尊严的威胁，以言指事，劝说国会和美国民众支持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实施建议的语用行为，以言行事。战争的宣告需得到议会授权，奥巴马用“美国是世界领导”（America is world leader），有义务有责任“给于迎头痛击”，“接受问责，而投票是做到问责的唯一途径”，敦促议会对开战发出指令，以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恪守的承诺，维护正义，以言成事。2.4.2 传递意识形态功能

隐喻认知上是用熟悉的经验解释另一陌生经验，将一个领域的词语带入另外一个领域，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不同方向，开启了理解事物的新视角，引导不同见解、态度，让人们换个角度看问题，从众多的判断中做出筛选（陈文革 2006），从而为灌输特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采取某种言语行为，所以，隐喻在实践中可以被看成一种行为的“模式”（model），或者是一种能概括现象的“真正”性质的“代表性轶事”（representative anecdote），代表一个民族或社区价值观，起到启发导引的作用（鞠玉梅 2010），为制定政策、传递意识形态、采取行动寻找到合理视角和理由，具有以言指事（叙事）的功能，为以言行事、成事做好准备。如奥巴马在对叙利亚发表的声明和其他演讲中，反复使用“美国是世界领袖”这一隐喻，用“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典范力量”引领世界价值观。2.4.3 评价、鉴赏功能

隐喻在用已知的经验理解未知经验的类比中，使人们通过对始源域的评价，获得对目标域的判断，对当前情景中事件的“可能性”、“可靠性”、“正常性”在道德上做出“社会尊严”的评判，对“真诚性”、“正当性”在法律上做出社会许可的裁决，对“创新性”、“价值”做出“鉴赏性”评价。演讲中，奥巴马说“每个政府都有责任保护它自己的公民，任何对民众施以野蛮行为和屠杀的政府都不配执政。叙利亚当局是通过对民众施以恐怖把持权力”，指出阿萨德政府化学武器的使用，违反了法律上的“正当性”，是对国际法的践踏，为美国发动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找到了法律上的依据。“美国是领导”，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愿意承担“和平、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的责任”，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的国际秩序”，显示出美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能力、可靠性”，使听众从道义上和法律上对美国发动对叙利亚动武的合理性做出评价，对价值观的评价，达到美学鉴赏功能。

2.5 本章小结

隐喻是一种修辞方式，是人类的普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言谈策略，在具体语境中由主体经过交际协商完成隐喻的产生和理解，是一种认知语用现象。隐喻具有内在构成的层级性，“常规隐喻”理想化模式，在不同语域中表现出文体特征，成为“非常规隐喻”，属“文体学隐喻”，具有映射模糊性、多价性、矛盾对立统一性特征，语用交际中表现出主体性、主体间性。隐喻层级性，决定隐喻具有认知叙事性，隐喻与叙事结合，构成隐喻的批判性，隐喻的这些特性，通过交际主体间的协商加以建构，达到隐喻的表情劝说功能、评价功能和美学鉴赏功能，从而传递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第3章 隐喻的认知语用机制

在隐喻的跨域认知过程中，语义势必与新语域再语境化，产生语义冲突与乖讹，是形成隐喻的前提条件，而乖讹的消解需要认知机制的作用。隐喻区别于转喻等其他认知过程的特有机制是跨域相似性作用，是一种以意象为中介的类比映射，意象图式成为始源域和目标域类比的基础，而隐喻所激发的意象和语言符号的象似性整合，是认知语用现象中的一种理据。隐喻机制存在于主体内、主体间，通过主体协商才能实现其语用意图。

3.1 乖讹与消解——语义冲突与相似性作用

隐喻在用一种体验理解另一种体验跨域映射时，经历了再语境化过程。在新的语境中，原来的语义势必与语境发生冲突，违反常规语义选择限制，发生语义偏离（deviation），出现语义冲突。语境冲突可以在互文语境（句子、上下文、文本间）、情景语境、社会文化语境中，构成隐喻产生的基本条件（束定芳 2008：158）。

隐喻产生的另一个基本条件是相似性作用，“一个好的隐喻隐含着在不同事物中发现的相似性”（Aristotle 1954a：5-8）。从“比较论”（comparison theory）到“替代论”再到“认知论”，都强调本体和喻体间的相似性。相似性是隐喻两个域之间的认知互动方式的依据（ground），包括物理性相似、心理相似、创造性相似（束定芳 2008：167—175）。相似性通过语言符号在思维中创造出意象和图式，把不同的事物和经验相关联，是跨域映射的基础架构、恒常性原则的依据。

如果隐喻的语义冲突产生框架乖讹，那么理解是寻找相似性的过程。相似性使得冲突消解，使得施喻者的语用意图得以识解。隐喻的冲突性和相似性可以是指称的、述谓的，构成基本概念隐喻、事件结构隐喻，如丰富多彩的月亮隐喻。

人们常常把月亮和其他存在比较（胡泽刚 2005），月亮在不同的语域中，在各个层面上发生着语义冲突。说“月亮是个无耻的贼”，不但“月亮”的语义特征和贼发生冲突，更是把“月亮”概念映射到了社会域，涉及社会文化语境，需借助神话、传说互文语境才能理解。在希腊神话中，月神主宰夜晚，强盗常常在夜晚出没，所以弥尔顿把月亮说成“贼夜”，而《雅典的泰门》一剧中干脆把月亮称为贼：“月亮是个无耻的贼，她的惨白的光辉是从太阳那儿偷来的。”（卷8第190页） 隐喻理解还需交际的情景语境，如果说某女子如“瑶宫仙子，月下嫦娥”，需借助中国神话，传说嫦娥因犯了盗窃罪逃到月宫中，遭到惩罚而被贬为蟾蜍，即蟾兔，见［1］。［1］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至》）

隐喻的相似性作用机制，包括物理、心理、社会世界内部和各个世界之间的相似性。物理世界的相似性见于有形人物，如月亮被突出地用来比作美人美形，见［2］。［2］“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诗经·陈风·月出》）

月亮的各种形状、明暗的特点与“弯月”、“眉毛”、“弓”、“镜子”相关联，见［3］，［4］，［5］。［3］新月曲如眉，未有团圆意。（《生查子》牛希济）［4］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戴叔伦《兰溪棹歌》）［5］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白居易《暮江吟》）

由于月亮与地球间万有引力的作用，在自然界出现潮汐现象，对人体产生类似的“生物潮汐”（ biological tides），影响着人体的生理体验，通过人体容器，构造出各种意象，在物理世界形成了各种隐喻的相似性，见［6］。［6］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李白《把酒问月》）《把酒问月》一诗以“古月”、“今月”贯通了时间的变迁，月光如时间流逝，“月行却与人相随”，人们对月光流逝的体验，构成了时间意象，借助月亮抒发怀古之情。

借助月亮，可以构建空间意象，见［7］，［8］。［7］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张九龄《望月怀远》）［8］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张九龄《望月怀远》）

人们对月亮寒冷特点的体验，常常借助建筑隐喻表现，见［9］，［10］，［11］，［12］。［9］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苏轼《水调歌头》）［10］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李商隐 《霜月》）［11］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枫桥夜泊》）［12］顷见一大宫府，榜曰：广寒清虚之府。（柳宗元《龙城录·明皇梦游广寒宫》）

物理世界的体验映射到心理世界，形成相思、忧愁、寂寞、爱情、无情等情感反应，见［13］，［14］。［13］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14］谁谓月无情，千里远相逐。（白居易《客中月》）

心中的思想、情感体验，可以用容器意象获得相似性，见［15］。［15］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红楼梦》第五回）

作者用“水中月”的体验表达“可望而不可得”的心理。“月有阴晴圆缺”，月亮会变化无常，罗密欧曾这样说过，见［16］。［16］“凭着这一轮皎洁的月亮，我发誓——”时，朱丽叶马上打断他，说：“啊！不要指着月亮起誓，它是变化无常的，每个月都有盈亏圆缺；你要是指着它起誓，也许你的爱情也会像它一样无常。”（《罗密欧与朱丽叶》卷8第38页）

月亮的变化可形容人的喜怒哀乐，据说，希腊神话中的月神狄安娜在山泉中沐浴时被艾科提安看了个正着，因此大怒，一怒之下，把他变成一头鹿，让猎狗撕成了碎片，因此，月亮会发怒，会惩罚、报复人。在《仲夏夜之梦》中，提泰妮娅曾这样说过，见［17］。［17］执掌潮汐的月亮，因为再也听不见夜间颂神的歌声，气得脸孔发白，在空气中播满了湿气，人一沾染上就要害风湿症。（《仲夏夜之梦》卷2第304页）“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月食被视为世事、不祥的预兆。《哈姆雷特》中提到当年罗马皇帝凯撒遇刺前的征兆时曾这样描写，见［18］。［18］支配潮汐的月亮被吞蚀得像一个没有起色的病人。（《哈姆雷特》卷9第9页）

物理世界、心理世界的体验映射到社会域时，月亮被赋予了社会地位、道德情操意义，带有褒贬意图，见［19］，［20］。［19］长庚星领着一群小星，在天空中驰骋，灿烂无比。但是，等月亮从云团中升起，她就是整个夜空中的皇后，露出自己的无与伦比的辉煌，把银色的斗篷铺撒在黑夜之中。（弥尔顿《失乐园》）［20］贞心一片如明月，映入清波到底圆。（施君美《幽闺记》第三十九出）

于是，洁白的月亮被用来形容贞洁，贞洁出了问题就抹了黑。《奥瑟罗》中的主人公怀疑妻子时，曾这样说，见［21］。［21］她的名誉本来跟狄安娜的容颜一样皎洁的，现在已经染上了污垢，像我自己的脸一样黑了。（《奥瑟罗》卷9第345页）

晦暗的月亮在希腊神话中被视为女巫，常常在黑夜里降临大地。因此，月黑风高代表着丑陋，受到人们的谴责，见［22］。［22］这个旧的月亮消逝得多么慢，她耽延了我的希望，像一个老而不死的后母或寡妇，尽是消耗着年轻人的财产。（《仲夏夜之梦》卷2第289页）

3.2 意象性、象似性作用

隐喻意象及意义表达需借助语言符号进行，往往通过象似性，形成跨域互动，从而以一种熟悉的经验理解抽象经验。语言符号的句法结构与时体变化、叙事视点变换能形成意象，从感觉、知觉进入到概念意义，而情感的激发是语言—语义整合的基础（Freeman 2011）。隐喻象似性在诗性隐喻中表现最为突出，因为诗歌通过语言符号在思维中创造出关于世界的意象，表达事物的特性，意象把语言符号与各种世界意义（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社会世界）关联整合。隐喻语言创造的拟象符（diagrammatic icon），包括成分象似与关系象似，如距离、时空顺序、数量、句式、篇章结构、话题等，构成意象（image）图式，两个输入空间依据恒常性原则映射，通过隐喻性类属空间（意象图式）关联，两者投射到整合空间组成象似符（icon），意象和语言形式整合必然伴随情感激发和投射（Freeman 2011：159），见图3-1。作为经验感知和抽象认知中介的隐喻图式，使得目标域通过始源域，置于空间的物质的经验中，从而将一个抽象域的概念结构，建立于一个更为具体的义域的基础之上。（胡壮麟 2004：72）图3-1　意象整合过程

下面分别以雪莱（Shelley）和史密斯（Smith）的十四行诗《奥西曼提斯》（Ozymandias）为例，对比分析隐喻情感图式激发，意向性和象似作用过程。［23］OzymandiasShelley1. I met a travellerfrom an antique land，2. Who said —two vast and trunkless legs of stone3. Stand in the desert ... near them，on the sand，4. Half sunk a shattered visage lies，whose frown，5. And wrinkled lips，and sneer of cold command，6. Tell that its sculptor well those passions read7. Which yet survive，stamped on these lifeless things，8. The hand that mocked them，and the heart that fed；9. And on the pedestal these words appear：10. My name is Ozymandias，King of Kings，11. Look on my Works ye Mighty，and despair！12. Nothing beside remains. Round the decay13. Of that colossal Wreck，bound-less and bare14. The lone and level sands stretchfar away.OzymandiasSmith1. InEgypt's sandy silence，all alone2. Stands a gigantic Leg，which far off throws3. The only shadow that the Desert Knows：—4. “I am great OZYMANDIAS”，said the stone，5. The King of Kings，this mighty City show6. “The wonders of my hand.”— The City's gone，—7. Nought but the Leg remaining to disclose8. The site of this forgotten Babylon.　9. We wonder，—and some Hunter may express10. Wonder like ours，when tho's the wilderness11. Where London stood，holding the Wolf in chace，12. He meets some fragment huge，and stops to guess13. What powerful but unrescorded race14. Once dwelt in that annihilated place.奥西曼提斯王佐良　译客自海外归，曾见沙漠古国有石像半毁，唯余巨腿蹲立沙砾间。像头旁落，半遭沙埋，但人面依然可畏，那冷笑，那发号施令的高傲，足见雕匠看透了主人的心，才把那石头刻得神情惟肖，而刻像的手和像主的心早成灰烬。像座上大字在目：“吾乃万王之王是也，盖世功业，敢叫天公折服！”此外无一物，但见废墟周围，寂寞平沙空莽莽，伸向荒凉的四方。

雪莱的诗通过隐喻语言符号构造出“Entropy is shift”（Entropy through time is change through shift）的权力置换（shift）意象，在更为具体的变迁（change）意象图式的类属关联下，由变迁的意象图式、拟象符整合，形成抽象的熵（entropy）主题概念。

象似性整合伴随情感投射，情感可通过韵律、词汇对比、句式变化、整体结构重构，以叙事结构与策略加以激发。元音与辅音的间隔变化，消极情感词“lifeless”，“trunkless”，“boundless”，和开头的一系列情景正面描写（vistas）形成对比，句式从开头长句到中间短句的变化、句子的分列、句型转换都加强了韵律；整体结构层面，雪莱的《奥西曼提斯》从8：6向11：3的变换，垂直想象描述向水平方向的变化（Freeman 2011：12），构成隐喻“More become less”的变迁意象图式，从各个层面“语义带”构造出权力置换（shift）意象，语言激发的各种置换意象的乖讹、整合，同时投射消极情感，使读者感受到从安全到不安全、稳定到不稳定的情感变化，以及从有到无、归零的“熵”主题。这样，隐喻“Entropy is shift”建构了自然腐蚀之力不可避免地使人类劳动归零的过程。相比之下，史密斯的时空转换只是对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期待，使人惊叹于对奥西曼提斯城的消失，缺乏隐喻意象图式，不能引起读者的“熵变”情感，难以使读者介入，因此缺乏形成诗歌象似性的基础。叙事方法上，雪莱诗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视点，从“我”到“旅行者”到“像人”到“奥西曼提斯”的双层叙事结构和多声置换，“作者—叙述者—言者—听者—接受者—读者”之间的角色置换，产生张力，激发“不稳定”等情感，讽刺曾经权势无限的法老，如今在时间流逝中成为废墟这一空无主题。韵律图式、词义（从盖世功业到废墟残物）、反常的句式停顿、时体变化、叙述视点几方面转换图式的共同作用，产生情感张力，情感控制与释放（arrest-release）转换，隐喻图式“Entropy is shift”实现了诗歌形式与意象的象似性整合，以及“熵变”的主题含义整合。总之，通过“置换”隐喻图式，把语言符号激发的置换图式与奥西曼提斯在时空转换中的变化关联、象似性整合，而置换图式激发情感转换（从稳定到不稳定）投射到社会域，进行“社会尊严”评价，表达讽刺批判态度，揭示“熵变”主题。

3.3 映射、类比与叙事

关于隐喻机制，理查德和布莱克（Richards & Black）提出本体与喻体间的“互动论”，莱考夫认为是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mapping），Fauconnier（1997）发展为跨域的映射、投射和整合过程。映射、投射、整合以类比为基础，类比又基于相似性和感知的意象中介，类比的基础是本体和喻体间的意象互动及其体现的恒常性原则，基于对事物性状、关系的描述，构成隐喻的“类比论”（a theory of analogy）（Coenen 2011）。类比包括整体类比和一一对应的本地类比（local analogy），意象以整体类比发生作用，用于建构系统关系（systematic affinity），隐喻即产生于这种根等（root identity）的类比。整体意象可分割成“语义带”（zones of meaning），形成二维矩阵（two-dimensional matrix）的喻场（figurative field），相当于由横向的组合关系和纵向的聚合关系组成的语义框架，喻场提供了语言意象及抽象思维的场域，成为语形和语义的界面。格雷马斯用符号矩阵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关系：设立一项为“X”，其对立方是“反X”，二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构成事件（故事）的主线，发生语义冲突和相似性作用。此外还有一个处于两者之间的“非X”，它不同于“X”，但并不一定与其处于对立，还有一个是“非反X”，它是“反X”的矛盾方，四者由此组成矩阵。矩阵可以时序叙事、空间叙事、互文叙事，以线型、内镶型方式，对隐喻进行线型延展或并列合并，通过凸显叙事视点以类比叙事结构方式形成故事结构，如杜贝莱（Du Bellay）的十四行诗（L'Olive）。［24］L'OliveThose amber locks，are those same nets my dear，Wherewith my liberty thou didst surprise！Love was the flame，that fired me so near：The dart transpiercing were those Christall eyes.Strong is the net，and fervent is the flame；Deep is the wound，my sighs do well report：Yet I do love，adore，and praise the same，That holds，that burns，that wounds me in this sort；And list not seek to break，to quench，The bond，the flame，the wound that festereth so，By knife，by liquor，or by salve to deal：So much I please to perish in my woe.Yet lest long travails be above my strength，Good Delia！Loose，quench，heal me now at length！

诗中，“Love is war”的隐喻意象（A），在诗中被分割成绷带束缚（B）、城堡烧毁（C）和心灵箭伤（D）三个喻 场，每个事件喻场的横向关系 包括伤害的状态（BCD）1、工具（BCD）2、结 果（BCD）3、 救护方式（BCD）4 和伤害的恢复（BCD）5，三 个喻场的三 位一体并 列类比、整合，与“爱”（A）类比 关联，而 A12345 经过喻场空位 充实，依据叙事结构（Van Dijk 1980），对“爱情 是战争” 的隐喻进 行叙事 性描写，自 下而上 由派生隐 喻反复指向主题隐喻“爱是一场战争”（A）和对爱的向往（I do love，adore，and praise the same），宁愿在痛苦中消亡（So much I please to perish in my woe.）的道德启发（表3-1，Coenen 2011：31）。隐喻意 象映射、 矩阵类 比论结 合了逻 辑学、人工智能图式、叙事 学、认知诗 学，开拓 了概念隐 喻、概念 整合的认 知文体 学视角，把隐喻机制拓展到了认知语用范畴。表3-1　“Love is war”喻场图式

3.4 整合的主体交互过程

隐喻作为一种认知语用现象，其映射、整合过程离不开使用者和语境作用，意义在主体间交际协商中产生和识解，而语境包括互文语境（上下文语境和文本间语境）、情景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因此，隐喻的认知语用过程是一主体自洽过程，其概念整合是一主体交互过程（参见2.3.5）。

隐喻的辨认和识解模式是个双阶段过程，包括跨域映射时主体间（S，S）框架乖讹（冲突）及失衡，以及框架乖讹（冲突）消解、12空间关系恢复平衡两个阶段，是一从“不和谐”到“和谐”的动态互动过程（束定芳 2008：174— 175）。在第一阶段，说话者S首先传1递情景设置部分和原型概念框架（T），而说话者S随后的含义部分11（T）与原型概念框架发生异类关联或双关（图中分别用白色、黑色2圆圈表示）构成双重影像结构（用

表示），两者情感认知不一致，形成乖讹（incongruency），甚至是框架反转（the script opposition），图3-2a中用倒三角的长短不同两边（或+/-）表示，S，S两个框架与整合空间形成失衡的框架单元12关系（S-B-S），产生单元张力。在第二阶段，“平衡趋势”张力要12求主体根据“最小努力原则”，在社会认知评判作用下，借助隐喻认知机制，经过拓展完善，主体在层创空间（E）中统一于上位新显框架（用较浅阴影圆圈表示），乖讹消解，从而使得交际单元恢复平衡（S-E-S），见图3-2b。听众/读者的情感在交际单元从不平衡到平衡12的恢复过程中移入情感转换，从而识别叙述者/作者的认知、情感和态度，理解隐喻的讽刺幽默态度（张立新 2012）。借助时序叙事策略，主体交互的反复作用，读者的情感叠加，构成了隐喻的韵略，如余光中先生的诗歌《乡愁》。［25］乡愁余光中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NostalgiaYu GuangzhongWhen I was young，my homesickness was a small stamp，I was here，my mother was there.After growing up，my homesickness was a narrow ticket，I was here，my bride was there.Later，my homesickness was a little tomb，I was outside，my mother was inside.And now，my homesickness is a shallow strait，I am here，the mainland is there.

在诗歌的每一节中，离别事件架构跨域映射到邮递、旅行、死亡、海峡，每一节的隐喻框架间发生意义冲突、乖讹，形成隐喻。框架间的张力要求读者在长期记忆中寻找认知机制加以解释，隐喻机制使得乖讹消解，获得隐喻意义的理解。如在第二节中，作者用“船票”激活丈夫和妻子两地分离原型事件框架，把乘船离开新娘事件框架传递给读者（S），同时用事件结果“乡愁”激活“离乡”事件框架，两2者投射到整合空间，产生意义冲突，形成隐喻的“双重影像”，激发情感。图3-2　隐喻概念整合的主体交互过程

框架转移使得三角关系失衡，语义认知冲突和失衡的三角关系产生张力，而“平衡趋势”要求主体付出“最小认知努力”，向社会域投射，在其中寻找隐喻认知机制和社会认知加以解释。隐喻的“相似性”使得语义冲突统一于上位语义。经过社会尊严的评判，夫妻分离违背了“正常性”原则。

诗歌的四小节，借助于时序叙事方式，创造出“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四个事件图式，时序叙事，使读者情感、社会评判反复叠加，丰富了“乡愁”的情感内涵，每一节韵略的反复叠加，表达对两岸分离现状的忧虑、不满和批评（参见4.1.1）。

3.5 本章小结

隐喻发生于不同语域之间的认知语用互动、映射、整合和叙事。在跨域映射中，本体的意义与语境冲突形成乖讹，是隐喻形成的基本条件。映射以相似性为基础，以意象图式为中介。始源域、目标域概念空间经过映射、类比、整合，乖讹得以消解。从“不和谐”到“和谐”的动态互动过程，实现了隐喻意义的产生和识解。而叙事策略、叙事视点，使得隐喻的认知语用过程反复叠加，达到主体间对情感、态度的语用意图协商，实现语用交际效果。

第4章 隐喻识解的认知叙事模式

隐喻的理想认知模式在不同语域中表现出不同的语体形式，如文学文体、政治文体、外交文体、经济文体、广告文体，形成文学隐喻、政治隐喻、经济隐喻等具有文体特征的形式，因此，隐喻识解的认知语用模式体现为认知文体学模式。把隐喻（特别是事件结构隐喻、隐喻语篇世界）与文体学的核心论题（叙事学）相结合，形成叙事隐喻，通过叙事，构建出隐喻认知语用模式。叙事隐喻不仅存在于小说中，而且也出现在电影、戏剧、连环漫画、新闻片、日记、编年史中。（程锡麟 2002）因此，隐喻认知叙事学模式的探讨，为隐喻在各种语域中的认知语用模式建构提供了借鉴。

4.1 叙事结构与叙事方式

叙事研究可以追溯到Aristotle（1954）的《诗学》，但叙事学（narratologie）术语的第一次使用出现在法国批评家兹维坦•托多罗夫（1988）的《十日谈语法》（Grammaire du Decameron，1969）中。经典叙事学分为修辞性叙事理论和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用以分析神话、民间故事。近来叙事学与认知学科交叉，发展成认知叙事学。

叙事是指在时间和因果关系上意义有着联系的一系列事件的符号再现，可以由各种符号媒介构成。典型的叙事包含叙事者（作者）、接受者（读者）和故事三个要素的交互，处于语用交际的话语世界层面，而故事进入了语篇文本世界，包含情境、人物、事件、结果和评议等要素。叙事主要探索故事结构、叙事方式、情境构建、人物塑造、话语阐述方式以及叙事的社会属性等方面内容。4.1.1 故事结构

拉波夫（Labov 1972）认为，完整的叙事语篇由六个部分构成：① 点题（abstract），是叙述者在叙述故事之前对故事的简要概括，可以浓缩在标题中。②指向（orientation），叙述者借助指示词，使读者从当下情景进入故事亚世界，同时对时间、地点、人物及环境做出交代，在神话、童话、民间故事、寓言故事中，开头往往都有一个套语，如“long，long ago”，“there was/lived in（地名）a...（人物）”；“once upon a time”，或“in...（地名）”，“there was once a...（人物）”等等。③进展（complicating action），指故事的发生、发展过程，情节。④评议（evaluation），指叙事者对故事发生的原因、故事要点、故事中人物所作所为、故事所表达意图的评论，它贯穿在整个语篇中，如旁白。⑤结果或解决（resolution），指故事的结局，如人物的命运、事件的成败等。⑥回应（coda），用来照应主题，往往出现在结尾部分，把叙事者和听者从叙事中带出来，点明故事的主旨。结构图式见图4-1。图4-1　拉波夫叙事语篇结构图式

拉波夫的叙事结构图式中的评议位于语篇世界层之外，处于话语世界层。两个世界由指向和回应为出入窗口，有的故事中没有回应内容，可以归于评议，把参与者带到话语世界进行主观评价，从而把叙事视点从客观轴调到了主观轴，进行情感、认知和态度协商，由心理域向社会域映射，进行评价。评价包括“社会尊严”和“社会许可”（马丁2010：207—217）。

点题通过特殊的标题使读者对故事进展或情节做出预测，接近事件参与者，如在《伊索寓言》中，标题大都采用“...and...”的结构，如《寡妇与母鸡》（The Woman and Her Hen）；指示语如“everyday”，过去时如“possessed”，使读者进入语篇世界。在语篇世界中，又有“pondered”构造词引发的愿望亚世界，偏离当前故事语篇世界，故事得以发展，结果“the hen became fat and sleek，and never once laid another egg”与愿望背离，进入否定亚世界，与愿望亚世界的事件间发生框架反转，语篇世界内部间产生张力，结果引发“不满”消极情感，要求受述者对事件做出回应、评议。读者从语篇世界回到话语世界，由虚构的故事可能世界回到话语现实世界，情感由心理域向社会域映射，调动共同场中的认知语境，即社会域中的“社会尊严”、“社会许可”部分，认为寡妇行为违背了“正常性”和“正当性”，应该受到批评和谴责。读者通过嘲笑，释放了情感和亚语篇间认知张力，理解了作者嘲讽寡妇行为愚蠢和贪婪的寓意。［1］The Woman and Her HenA woman possessed a hen that gave her an egg every day. She often pondered how she might obtain two eggs daily instead of one，and at last，to gain her purpose，determined to give the hen a double allowance of barley. From that day the hen became fat and sleek，and never once laid another egg.寡妇与母鸡有个寡妇养着一只母鸡，母鸡每天下一个蛋。她以为多给鸡喂些大麦，就会每天下两个蛋。于是，她就每天这样喂，结果母鸡长得越来越肥，每天连一个蛋也不下了。

范迪克（Van Dijk 1980：116）把叙事构成层级方式以文本图式的超级结构加以展现，认为上层的宏观结构管辖下层话语交际、语用推理的微观结构。叙事和道德（narrative，moral）所在层面为话语层，由情节（plot）中的情景（setting）指向进入了语篇世界，包括各种插曲（episode），即各亚世界，每个插曲事件（happening）由进展/复杂性（complication）和结果（resolution）构成，而评价（evaluation）贯穿于整个事件（happening），见图4-2。图4-2　范迪克叙事层级图式

语篇世界心理层面的认知情感反应投射到话语语用交际层面的社会域进行评价，形成道德批判，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建构了叙事结构。

和拉波夫叙事语篇结构图式不同，范迪克叙事层级图式认为评价贯穿于整个事件，并经过情节叠加，自下而上，从语篇世界向社会世界映射，形成道德批判，即态度韵律。因此，评价有时以叙事语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现，但往往以叙述方式激发情感贯穿于这个语篇，如文学隐喻中的寓言隐喻、诗性隐喻。情感反复作用，在社会域形成韵律叠加，构成社会评判（马丁2010：207），聚焦某个主题，特别是在语段进展阶段和预示结局阶段。叙事事件每个阶段的语段进一步细分为微观的问题、解决办法和效果，其中问题的提出、解决以及结果都会引发情感反应，情感叠加构成贯穿于整个语篇的态度韵律。如《寡妇与母鸡》寓言隐喻叙事各阶段的评价可见图4-3，表4-1（ 改编自马丁和罗斯2008：84）。图4-3　叙事语篇的评价韵律图式表4-1　叙事阶段和语篇片段的情感与评价

在故事开头的情景指向中，常规事件给读者的心理反应为平衡状态（0），随着故事的进展，主人公寡妇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②），提出了问题如何解决的目标，而在想到办法后产生对目标的期待引发积极情感（③），而最后目标中断时引发失望消极情感（④），这种消极情感一直延伸到评价阶段（⑤），情感向社会域映射，激发负面的社会批判，点明主题。语篇中就是借助每个语段中的问题、解决的交替，产生目标实现与落空的情感转换，达到韵律调控和态度表达。

单个的叙事，在水平轴上形成评价韵略，而小说或多个寓言隐喻的叠加（如《百喻经》），在叙事方式的作用下，在垂直轴上形成韵律叠加，构成了整体的韵律波浪，实现对读者的语用交际效果。4.1.2 叙事方式

交际事件具有层阶性，最底层是信息层，在认知心理层运作；第二层是叙事层，叙事描述会引起人们对事件、人物命运、事件结果的一种高度关注，巧妙的叙事方式或策略运用，会引起读者内心的观照、移情，激发情感，进入了情感心理世界；第三层是评价、审美层，进入了社会、美学领域，如新闻、教育主要满足人们获取知识的目的，在课堂中讲授历史知识是信息传播，而同样的内容以评书的形式搬到电视上讲述，就成为《百家讲坛》。讲述方式由原来的平铺直叙演变成了一种娱乐性讲述，借助了叙事策略，以赏析形式呈现给观众加以欣赏，给人以道德启迪。

叙事方式上，福路德涅克（ Fludernik 2003）继承了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中的普适叙事语法，结合读者认知，提出了一个基于自然叙事（口头叙事）的叙事认知模式，其中的视角框架包含了各种叙事方式和策略雏形：①“行动框架”（历史叙事）；②“讲述框架”（第一人称叙述和全知叙述）；③“体验框架”（第三人称叙述中采用人物的意识来聚焦，如意识流小说）；④“目击框架”（摄像式叙事）；⑤“思考评价框架”（后现代和散文型作品）。（申丹 2004）第一个“行动框架”可以按时间顺序叙事或空间关系叙事，可以用时空隐喻和事件结构隐喻图式加以认知解释，而其他内容和叙事视点有关。叙事视点是叙事学关注的焦点，不同视角折射出作者的不同情感体验、态度表达、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反映出隐喻主体的主观性。“聚焦”方式差异反映出读者感知方式，热奈特认为，第三人称叙事是全能全知的“零聚焦”（叙述者〉人物，即托多洛夫认为的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如电影中的摄像式叙事；有固定内容视点的“内聚焦”叙述者仅说出部分人物知道的事情（叙述者＝人物），此时，叙述者进入情节中成为其中的一员，如日记式表白；在“外聚焦”情况下，读者或观众无法知道人物的情感态度（叙述者＜人物）。多重视点、多层次叙事，创作出矛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

4.2 隐喻叙事与叙事隐喻

隐喻的本质是认知语用，关注隐喻语境。隐喻是构成人类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在隐喻建构世界假说中，语境论把语境视为一种观察世界事物的基点。从语用学角度看，顺应论的交际语境（Verschueren 1999）指的是话语世界，即功能语言学的情景语境，向内和语篇世界关联，向外和社会文化语境关联。简而言之，语境既包括语言本身的语内环境，又包括语言以外的言外环境。语内环境包括语音环境、词汇语法环境、语篇环境等语篇语境（互文语境）；言外环境包括语言所依赖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客观条件，又包括交际者身份、地位、职业、信念、个性等主观环境。就叙事阐释而言，后者被称为“社会历史语境”，与之对应的是“叙事语境”，指“叙事规约”、“文类规约”，不同语类的叙事构成其内部的次语类，有对应的叙事方式、理想认知模式。

语境的本质是一种关系，一种被抽象后的“结构类似性”，一种“矩阵”或“喻场”，即弗雷格认为的“场内的词只有在特定的句子语境中才有意义”。把语境与文学的叙事（ narration）相结合，把历史事件作为 “基本隐喻”和“事件结构隐喻”构成的语境，于是，语境就成为一个隐喻场。场中所发生的社会历史事件为历史学家所叙说，叙事就被视为语境隐喻，如“滚滚长江东逝水”把长河隐喻历史，“每个人就像一本书”以书喻人生，这些叙述幕后隐含着的便是叙事隐喻和隐喻叙事。4.2.2 隐喻叙事结构图式

隐喻叙事是指利用隐喻设计的叙事线索或者叙事模式。从认知功能上看，叙事结构图式包括了隐含在文本中的喻体（vehicle）和本体（tenor），喻体和本体构成隐喻母体矩阵（matrix），矩阵中的类比（analogy）构成篇章隐喻（textual metaphor）。隐喻叙事图式，见图4-4，（张迪 2010）自上而下是蕴含关系，在主题隐喻涵盖下，与其有关的一系列隐喻进行组合，统领相应事件命题群，因此，隐喻作为叙事框架，以“主题—蕴含—命题—语汇”形式组织文本。图4-4　隐喻作为框架组织的文本图式

隐喻有双层结构（Gavins & Steen 2003），在故事语篇世界内部，底部认知层是基本的“概念隐喻”构成的信息层，“方位隐喻、本体隐喻和关系隐喻”，在语篇内部又形成“延伸隐喻”，即上位的“事件结构隐喻”，而叙事方式或策略又构造了文本的隐喻叙事。隐喻叙事在叙事方法上出现的非常规性的叙事形式，形成了“非常规隐喻”——叙事隐喻，语篇隐喻世界中亚世界间的张力激发读者情感，进入情感心理世界，情感向社会域、美学领域映射，构成评价。“事件结构隐喻”（Lakoff 1993：220-228）建立在基本的空间、动力和运动隐喻之上，其系统包括的内容见表4-2。表4-2　“事件结构隐喻”图式“事件结构隐喻”或“事件空间架构”（Turner 2008）由“方位隐喻、本体隐喻、关系隐喻”构成，可以用具体的隐喻加以实例化，以阐述一个事件，如“爱是一场旅行”（Love is a journey）。对照叙事结构，“旅行隐喻”中，“状态是位置”，即“有界限的空间区域”可以创设叙事“场景”，用时空隐喻表示；旅行者从某地出发，通过一定路径达到目的地，可以用意象图式Source-Path-Goal（SPG）表示，构成事件“舞台模式”（Langacker 1991：285），用Trajector-Path-Landmark（TPL）图式表示，事件变化、动因、行动、方式等构成“进展”或“复杂性”，事件“结果”产生各种情感反应，二者构成“事件”（happening），“场景”下的各种事件，由闪回、仿拟、互文等叙事方式，把事件组成复杂“情节”。“情节”与情感投射的社会评价，形成隐喻叙事图式，见表4-3。其中，意象图式构成语法结构（格语法）和逻辑、语义图式（框架语义）的界面，由感知进入到概念。

图式包括时空、人物等事前部分（the before），变化、过程、行动、方式等事中部分（the core）和结果、情感反应、评价及其言语行为等事后部分（The after），这些结构组成言语行为场景或图式（Panther & Thornburg 1998：755-769）。表4-3　“事件结构隐喻”的叙事结构图式

如奥斯特（Auster）小说《布鲁克林的荒唐事》（The Brooklyn Follies）和《幻影书》（The Book of Illusions）中，概念隐喻“Writing is medicine”的叙事结构，通过内森（Nathan）和大卫（David）的叙述，凸显为情景（Writing is disease）、情节、结果（Imagination is medicine）等故事结构。小说中汤姆（Tom）放弃了写作回到现实中当了司机，原因是“Writing is disease”；情节发展方面，KAFA例子的引用，哈利（Harry）对战后孤儿避难所“Hotel Extence” 这一童年理想社会的插曲，这些文内互文与文本间互文叙事、时序叙事、空间叙事，构成情节；读者在和内森分享故事时，视点随着叙述者对过去、将来的时空语境变化，对概念隐喻进行拓展、完善，获得精神、身体体验和治疗（Imagination is medicine）（结果，解决）。这样，由隐喻叙事，指向主题（Busse 2011：176）。4.2.3 隐喻叙事与隐喻语篇世界

事件不仅存在于现实的物质世界和社交世界中，人们把生活经验建构成故事并把它叙说出来时，也就有了个人生命进程体验和个人内心世界的表达，进入了由叙事构成的心理世界。当经验片段被叙述者组织成有情节的完整故事时，其中所隐藏在情节后面的意义便凸现出来，叙述者通过语篇世界和接受者发生交互，两者根据已有的知识图式，结合相关语境对语篇进行加工、推理，构建认知世界，完成交际。客观现实世界的叙述和作者建构的虚拟主观世界间往往会发生冲突，构成隐喻叙事。

隐喻叙事构成了隐喻性的语篇世界，涉及交际的话语世界（discourse world）、语篇世界（text world）和亚世界（subworld），构成语篇世界理论（Werth 1999）的主要内容。三个世界存在结构的一致性，都是由世界构造词（world-builder）构建而成。话语世界是交际者根据真实当下情景（immediate situation），在交际过程中构建的认知世界，话语是交际双方对共同场（common ground）进行话语协商的过程（Werth 1999：49），以目的为驱动，遵循信息关联原则与合作原则。语篇世界是由交际者根据语篇中指示词（ deixis）在线对信息做出分析、加工而构建的认识世界。语篇世界主要是通过一些功能驱动命题（ function-advancing proposition）得以心理表征和推动，概念命题是及物性体验意义（关系、心理和存在过程），命题推动情景事件。语篇世界由亚世界构成，根据构建词使用方式差异，亚世界分为四类：指示亚世界（deicticsubworld）、态度亚世界（attitudinal subworld）、认识亚 世 界（epistemic subworld）和否定亚世 界（negation subworld）：①指示亚世界是由表示时间、地点和人物（事物）的指示变化产生的世界，时间转换以时体变化、直接引语等形式表现倒叙（或闪回）、引用；地点转换可视为空间上通达不同事件场景的窗口，即同时不同地；人物、事物转换可以是不同组的实体被给以同等的关注或者按主次分配注意力，形成空间叙事。②态度亚世界有三种：愿望（want-world）、信仰（believe-world）和目的（intend-world），愿望亚世界由“wish”，“ hope”，“dream”，“want” 等词引导，由“believe”，“ know and think”等词引导的是信念亚世界，而由“promise”，“threat”，“command”，“ offer”，“request”等词引导的是目的亚世界。③认识亚世界是比语篇亚世界更为遥远或假设的认知世界，主要由条件、假设、情态、让步等构成，这些语言让读者产生认识上的距离。④否定亚世界由否定词构成。交际者根据世界知识图式或认知图式，在三个世界中发生交互，随着语篇发展发生互动，不断建构语篇内容。话语世界中的参与者（participant）对应语篇世界的人物（character），以及亚世界中的亚人物（sub-character）。而读者根据语篇信息，以及相关的框架知识和推断能力建立认知世界，并随着语篇的发展不断地更新内容，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真实的”。亚世界是偏离当前语篇世界的内部变体，内嵌在当前语篇世界中，亚世界故事结束后，人物又回到当前的语篇世界成为话语交际者。

三大世界中，交际者需对话语的真伪做出评价，评价介入，才能进入亚世界，即交际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包括话语参与者可及性（participant accessible）、亚世界角色可及性（character-accessible）。可及性受交际者认知语境与语篇信息的关联度影响，即认知语境熟悉程度、可信度，影响三个世界的交互性。如在庭审中（Werth 1999），目击证人所提供的证词可信，法官和辩护律师的辩词也为法庭接受，而双方当事人所说的事情却要被进一步证实。究其原因，原告、被告目击证人和法官虽然都是处在同一情景的话语中，目击证人证词的责任性和可靠性，法官的权威性，符合合作原则，法官能进入证人所创造的亚世界中，而当事人所创造的亚世界真假性首先要得到法官评价才能使法官走进被告或原告的语篇世界。

语篇世界及亚世界通过叙事得以延展。叙事中隐喻能起到铺陈的作用，是引起观众对某个事件关注的基础，如《红楼梦》中的“梦”的隐喻，开头甄士隐在“梦”中听见的关于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的爱情神话故事，在小说整体叙事结构上设下一条“伏埋千里”的隐喻叙事线索。第五回中贾宝玉在“梦”中神游太虚幻境，以及第十三回中秦可卿给王熙凤托梦所体现的隐喻叙事，分别起到预叙、主叙和辅叙的叙述效果（沈杏轩 2013）。

叙事中能引起观众或读者关注的主要方面是冲突和悬念。隐喻的矛盾性、隐喻叙事能把这方面很好地加以演绎。隐喻，特别是文学中的隐喻是“非常规隐喻”，诗歌中的“诗性隐喻”是非常规语言表达。同样，叙事隐喻也是叙事方法上非常规性的叙事形式，历史事实、现实世界中的事件在主观虚构的空间中得到重构，两个空间之间的矛盾性冲突凸显了施喻者的价值观、态度，如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描写了巫人岛上从黄瓜里面提取阳光的科学研究，两个党派以鞋跟高低为区分标志的荒诞事件，以此映射作者对当时英国社会现象的揭露与批判。在这种双层叙事结构中，作者的客观叙述会与作者的主观态度发生冲突，因而采用隐喻叙事手法，把主观态度隐含在客观叙述中。叙事中的另一个焦点是人物，通过拟人隐喻，刻画出人物形象，如《水浒传》中的108将都有绰号，创造出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及时雨”宋江被作者描绘成一个仗义疏财的忠义之士 ，但《宋史•侯蒙传》中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陈泰《江南曲序 》说“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并非荧屏中所描写的礼贤下士的文弱之人。

隐喻双层叙事结构，两个世界的冲突增加了叙事强度，同时拉大审美距离，产生陌生感，形成美学效果。隐喻互文性叙事以拼贴、仿拟、内镶等形式在空间上并置，把历史、神话与现实生活从共时视角做出类比和互文性阐释，从文本、语言层面拓展到了文化意义的隐喻表征层面。时间叙事上采用闪回、闪前、重叠、插叙、中断等叙事策略，形成隐喻式复调叙事，把叙事带入了后经典叙事时代。

和隐喻叙事手法相似的还有转喻叙事，通过设定叙事焦点，建立“叙事空白”，架起心理通道，使读者对文本进行转喻推理。叙事受文体影响，赫尔曼（Herman 2003）把叙事视为一种认知风格，具有文体和媒体特点，如幽默叙事、寓言叙事、戏剧叙事、电影叙事等等。4.2.4 语篇构造与情态、情态隐喻

语篇构造中的指示、否定词、构成认知亚世界的词都和情态相关。构成态度亚世界表愿望、信仰和目的的词，广义上可归入情态和情态隐喻。情态表明说话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和判断，所体现的是介于归一性中“肯定”和“否定”两极之间的意义，情态显隐性的语用分级（张立新、苏红英2009），使得话语收缩或拓展，构成语篇世界的对话性。《水浒传》中晁盖之死被描写为攻打曾头市时中了“史文恭”的毒箭，但金圣叹指出，杀害晁盖的是宋江。宋江虽然身在梁山，心却在谋求招安，其中隐含了作者的儒家思想，而晁盖是宋江投降朝廷的最大障碍。于是在客观事件和作者态度之间发生冲突，而隐喻叙事使作者巧妙地把宋江杀害晁盖的曲折描述隐藏在史文恭杀害晁盖的直接描述中，晁盖临死时对宋江这样嘱托：“贤弟保重。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作者通过假设把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隐喻性地映射，一方面暗示他知道害他的是宋江，另一方面也暗示他不可能捉到真正的凶手，认为宋江能力平庸，不忠不义，希望他不要投靠朝廷，构成了态度亚世界，这样，作者的客观描述和认知、态度间发生了隐喻性叙事投射。同样的人物和情节体现在《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身上，作者通过隐喻叙事手法，把历史事实中虚伪、 阴险的刘备刻画为有德而无能的正人君子。在第八十五回中，刘备永安托孤时对孔明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 又嘱赵云曰：“朕与卿于患难之中，相从到今，不想于此地分别。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觑吾子，勿负朕言。”刘备一方面通过情态、假设说诸葛亮能力可以自立为王，另一方面又嘱咐赵云，希望力保儿子，认识亚世界与愿望亚世界之间的隐喻叙事，情态的使用（具体参见5.3.2），使空间架构间的认知乖讹向社会许可“真诚性”映射，显示出他的虚伪，表现出作者对刘备的批评态度。（何清顺 2009）

4.3 隐喻认知叙事模式建构

隐喻叙事和交际者、三大世界相关，其中语篇（文本）世界是主体对具体事件的即时概念化表征，是一种心智世界（mental world）或认知空间（cognitive space），储存在情节记忆中，类似于福科尼耶（Fauconnier 1985）的心理空间（mental space）、赖安（Ryan 2003）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兰盖克（1987）的语篇空间。

隐喻认知研究忽视了其叙事功能和美学功能，因而需要更为广阔的叙事和文体学视角，需以语篇世界论重新加以诠释。隐喻在用一个域的具体概念说明另一个抽象概念时，其实就是把读者从一个世界向另一世界做出视点切换，包括语篇世界内映射，语篇世界与话语世界间映射，使读者与作者发生交际互动。语篇世界内的可能世界空间、客观世界空间内部的微观“事件结构隐喻”，借助叙事策略，整合形成“延伸隐喻”，两个世界空间整合向话语世界映射，层层建构宏观结构隐喻的叙事模式，见图4-5。图4-5　隐喻认知叙事模式

由内而外，语篇世界由客观世界、心理世界建构，向外，通过主体协商，构成外一层话语世界，和社会世界关联。话语交际处理的是意识形态，构成道德批判。主体包括作者（叙述者/言者）、读者（受述者/听者），社会世界包括政治经济、宗教、法律道德、风俗传统、机构规约等；语篇世界空间对事件过程的叙述，可以是客观世界的再现，也可以是可能世界的空间重构，包括参与者意图、动机、愿望、信仰、目的、情感等心理世界；这些空间的基础是物理世界空间，由空间、实体、结构关系构成。从隐喻叙事视角看，由内而外，物理世界空间的“基本隐喻”，组成“事件结构隐喻”，再向上整合成心理世界空间（语篇世界隐喻），最后构成社会世界空间（话语世界）的宏观叙事隐喻、主题隐喻。

在宏大的小说语篇中，由“概念隐喻”组成“事件结构隐喻”，经由叙事方式构成叙事隐喻集，实现其叙事功能，从而具有了文体特征的模式—— “文学隐喻化模式”（Kimmel 2011），包括五个层面的内容：情景设置、人物创造和情节推动、读者情感介入、主题前景化设定及其象征构成与拓展、特殊文学效果形成。在《螺丝在拧紧》中，基梅尔（Kimmel）分析了隐喻图式在外部环境设置，心理世界的认知、情感、评价，话语世界的主人公之间的人际交互、道德批判，以及主题揭秘的认知叙事过程。（1）基于“Knowing is sensing”“基本隐喻”的外在客观图式，如颜色、房子的容器隐喻，制造悬念和诡异古怪的气氛，展现哥德式场景。（2）小说中充满了家庭女教师内心的情感克制、宣泄的隐喻，如“affects are impulses”→ “I was taken with an impulse that might master me”；“Controlling emotions are vying with a counterforce”→ “at the renewed tough of her kindness my power to resist broke down”。孩子对幽灵的反应，在幽灵对孩子的控制和教师对孩子保护的争夺中，是动力交互隐喻的作用，而主人公间的交流是“管道传递隐喻”的作用，力量大小和方式体现为争论、冲突。这些基本“概念隐喻”整合成“事件结构隐喻”，多个事件构成情节冲突、整合，冲突引起主人公情感反应和评价，如对女教师的评价，推动故事发展。（3）叙事策略、视点方面，如隐喻叙事，第一人称叙事，达到读者移情介入，从心理世界向社交世界映射，进行道德评价。如“路径隐喻”用于故事结果（解决）解释和主题揭秘；“上下隐喻”用于对道德卑劣、亵渎天真进行谴责，达到道德救赎的目的。小说中所使用的这些认知（感知、心理）隐喻、心理动力隐喻、情感隐喻、人物交互隐喻等“概念隐喻”存在于叙事结构中，自下而上，构成了叙事隐喻，通过隐喻叙事，使主题前景化，完成主题建构。在隐喻叙事模式中，目标域与始源域的映射关系超出了“基本隐喻”模型，同一源域意象向多个目标域（或相反）多价（multivalence）映射形成象征节，叠加作用于主题，如小说中的“Good is light/bright”隐喻为多价映射，“light”可映射知识、布利（Bly）的房子、孩子的单纯、女教师的希望、对神秘的理解、结果的实现；而密码的晦涩、女教师的纠结心情、仆人的邪恶、布利家的昏暗压抑等多价否定值叠加，形成多模态映射隐喻（Negative is dark），形成主题韵律，两个隐喻形成位于水平轴两极的意义密集波。在垂直轴上，孩子的天真无邪、女教师的关爱、琨特和泽茜的邪恶，多价的上下隐喻图式形成纵向的两极值语义波。女教师情感的抑制与宣泄，女教师对孩子保护、对布利家房子危险的禁忌；主人公内心感情冲突（emotions are forces）、维多利亚式的克制与宣泄，这些容器隐喻图式的里外立体两极作用，女教师、孩子、鬼魂间的三重纠葛的动力图式交互，动力与障碍隐喻图式的作用，推动了叙事情节发展（complication），给读者形成悬念，把叙事情节推向高潮。两极的交错，女教师的心情纠结、善恶观念形成情感与评价并列，交织成主题隐喻（Good is up/Bad is down）。（4）多个隐喻或隐喻多义性整合形成整体的文学含混（ambiguity）和美学效果、文体效果，引起读者反应，表现为：①人物、场景隐喻中不同极值意义（bright、dark）从源域向同一目标域映射，如女教师的多重心理，形成“延伸隐喻”（extended metaphor），产生反讽效果。②不同概念隐喻、矛盾或极性相反的隐喻合成一隐喻，如孩子性格的天真、无知。③用“向下”（down）映射前任女教师杰塞尔（Jessel）的道德问题，同时映射对她悲剧的同情，形成对杰塞尔的双重评价，成为延伸隐喻。④歧义来自于相似隐喻中的施事和受事的互换，如“Protect the children is seizing”与“Enthrallment by the children is being seized/is a spell”，使读者感觉可笑，产生讽刺效果（“究竟是谁在控制谁”）。⑤歧义来自于人物内心目标的双重性隐喻，如对故事谜底的揭示以及对禁忌的畏惧（Discovery is a path endpoint，taboos are blockage）。（Kimmel 2011）

在话语世界交际层面，读者对语篇世界的反应，人类共同的体验形成人体隐喻意象图式，情感隐喻使读者通过“contour words”形成体验的模仿（embodied simulations）和对主人公的移情，引起读者情感共鸣，产生在场感觉，理解了作者所表达的主题，达到语用交际效果。

4.4 隐喻语用者身份与身份隐喻

隐喻语用受话语者主体的选择和控制，通过主体交互传达语用意图，实施交际目的。交际主体的社会定位，反映权势和意识形态控制，主体间交互，借助评价建构人际关系。身份评价所在的社交世界幕后隐含着隐喻认知世界的运作，主体情感、道德评判和价值评价与各种语篇世界空间的结合，形成了话语身份分析的“空间批评”视角。身份空间框架转移与平衡的社会认知过程，能对其中的权力差异、意识形态控制进行解构和重构，凸显社会身份、个人身份以及关系身份。“空间批评”补充了社会评价的认知理据，构成了融认知、批评话语分析和积极话语分析于一体的范式，使话语分析更为明晰，也拓展了隐喻等认知语言学模式的社会学视角。范式使批评话语分析超越政治话语范围，可对美学、文学等语篇进行分析。4.4.1 身份研究现状

人以身份出场，身份借助话语建构。话语与身份始于拉波夫的语言变异研究，同时，社会学的身份理论（Tajfel 1982；Burke & Stets 2009；Stryker 1980/2000）、心理学的身份控制论（Stets & Burke 2005）等学科研究，拓展了语言学的身份研究范围，构成话语身份研究的言语交际民俗学、语用学、系统功能语言学（SFL）路径（谷小娟、李艺 2007；Fina，Schiffrin & Bamberg 2006；Benwell & Stokoe 2006）。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话语基调为基础，结合哈贝马斯（ Habermas）的社会批评理论和福柯（Foucault）关于话语权势、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等的话语语境，形成了可以用于身份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CDA）视角（Wodak & Meyer 2009）。批评话语分析需要积极话语分析（PDA）的补充，而评价理论（Martin & White 2005：51-56）进一步对人际意义社会情景变量做了系统描述，可以用于身份研究（赵永青、陈婧等2012）。

但以上理论表现出身份外在社会因素分析与内在心理研究的隔离，而话语和话语世界所反映的意识形态之间隐含着隐喻、空间框架等认知的运作（Hart & Lukeš 2007），话语与社会之间需要心智接口研究（van Dijk 2009：74），批评话语分析需要认知模式的结合（辛斌 2012；张辉、江龙 2008）。因此，身份研究既要从微观上考察个体自我意识形成的心理过程（如隐喻认知），又要在宏观上把握弥散在话语身份中的思想意识，分析主体如何借助话语权势控制意识形态和思维，使人们遵循社团的主流话语，建构社会身份；分析话语如何通过颠覆规范，构成对他人社会身份的挑战，从而彰显个人身份，建构关系身份。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的评价理论，只是对影响身份的社会因素做了描述。马丁和怀特（Martin & White）强调评价资源各子系统之间的映射关系，但也未加解释，缺乏认知理据和诠释，身份评论、确认需要空间认知的支撑（Vaughan 2009）。研究对象方面，批评话语分析需要超越政治语篇，对评价、幽默和多模态语篇等资源进行话语（身份）分析（马丁2012：325）。

为此，本节首先分析了身份社会评价的隐喻和空间认知理据，提出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相结合的“空间批评”范式，再以林语堂时政评论中的幽默语篇为语料，考察其中的身份隐喻，“解构”身份框架转移中所产生的不平等权势及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以及框架平衡恢复过程中权力的重新分配、身份和平等话语世界的“重构”过程，使话语分析从政治话语拓展到美学、文学范围。4.4.2 身份系统及隐喻认知特点

人们在特定的社会世界中，通过话语进行“群外贬低、群内褒扬”的评价，形成符合群体认同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交际中形成对价值观的认知、角色的期待，从而构建话语身份（discourse identity）。因此，话语身份是在特定话语中个人所扮演的与其权势范围相称的角色（Scollon 1996：7），包括相互作用的社会规定角色（format roles）和社会交互角色。

话语与其主体社会身份之间有隐喻认知的中介运作，即思维通过话语权力对信仰、价值观进行管理、组织。“群外贬低、群内褒扬”是社会容器对社会身份的隐喻作用，自我概念在个人容器隐喻体验中形成。隐喻认知、空间整合是人类基本的思维方式，因此，身份确认可看作——自我对意识形态图式（van Dijk 2009）的组织过程，即由社会自我图式（social self-schema）（Aquino & Reed 2002）构成——社会身份、角色身份和个人身份的层级感知控制系统（a hierarchical perceptual control system）（Tsushima & Burke 1999）。系统自上而下具有凸显等级性（Stryker & Serpe 1994 ；吴小勇、杨红升等 2011）。处于层级控制系统最高处的是抽象的“原则层”（the principle level），包括价值观、道德观、宗教信仰等，具有种族、阶级和性别差异，凸显的是社会身份；处于中间的为“程序层”（program level），表现为角色身份；最底层的是个人身份，表现为个性、人品等。“原则层”控制“程序层”的具体活动选择，并通过具体角色得以体现，如在“正义、关爱”构成的核心价值观（Sets 2010：385，387，395）中，“关爱”往往具体化为修女对孤儿的关爱、医生对病人的关心，形成修女、医生的职业道德，体现出角色身份，最终通过具体的人物性格和个人品德而体现。角色之间的差异形成矛盾，表现出极性化，和身份层级性、凸显性、社会控制性一起构成话语身份系统，具有批评隐喻的特点。4.4.3 身份批评隐喻分析与空间批评

身份系统的三个层级可以通过社会评价实现，评价带有积极资源，是话语批评的补充。道德、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评价处于顶端，是对社会身份的评价；中间层是对角色关系身份的评价，表现为职业道德规范、家庭美德要求等；底层是对个人身份的评价，体现为个性和个人品德。身份评价与隐喻认知、空间整合的结合，构成身份的批评隐喻分析、空间批评视角。

身份评价内容包括情感和判断，核心是情感（Martin & White 2005；刘世生、刘立华 2010：50），而情感和认知判断的调和可以通过隐喻映射和空间框架转移进行，通过情感的质、量评价和不同空间的移情投射，创造生活的社会道德视角，建构身份。自下而上，个人情感映射到一定语场（如职场），构成角色要求和职业规范的权力约束；映射到社会域，经过社会道德、法规、传统、风俗的权力制约，形成社会尊严和社会许可，构成一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形成社会身份，从而构成个人身份、角色身份与社会身份的认知评价系统，见表4-4。在自下而上的个人身份图式向社会身份图式的转移过程中，权势起到了关键作用，表现为情感感染力、道德法律约束力，权势表现出不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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