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
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行动的策略——制定人生行动的路线试读：
前言
马斯洛认为：“很多人固执地相信，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都天生就是这块料，一生下来就注定将来要吃这碗饭的。因此，他们的这种观点严重束缚了自己的选择，不知失去了多少自我发展的可能性。”
马斯洛认为：“大多数的成功人士尽管在各自的领域里表现卓越，看起来轻松自如，但他们绝对不是天生就做得到的。”
他认为成功并非完全靠天赋，而是必须靠追求与奋斗，这就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摒弃了天赋成功的上帝决定论，为人的成功追求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为实现成功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和更多的机会、信心，能使更多的人追求成功，实现成功。上帝的宠儿毕竟是少数，成功需要我们自己去把握。
他告诫人们：如果你很想做某件事，却有人告诉你缺乏这方面的天赋，你不一定要信以为真。你不妨放开手脚去拼一把。你不去亲自试一试，怎么能知道你具备哪方面的天赋呢？
你过去对自己天赋及能力的看法，你过去发挥或缺乏天赋及能力的经验，别人对你的天赋及能力的意见等等过去的一切，都可能影响你的前途，你不应该任由这一切主宰你，你应该自己把握、决定你的未来。
同时，马斯洛并没有否定天赋在决定成功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他说：“世上真有一些人，他们生来就漂亮，注定成为照相机的宠儿，因而当了成功的模特儿或男女演员。”“有人显然生来就要吃演艺圈的饭。有人生来具有运动天赋，比如迈克尔·乔丹及艾密特·史密斯。”
但他依然认为天赋不是成功的决定因素，他还是认为：“我们心目中的‘天生赢家’其实也不全是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他们数量太少、太罕见、太不合常理了。第二，他们也要勤奋工作，并努力运用天赋，把天赋变为优势。”
既然马斯洛认为成功并非靠天赋，那么成功主要靠的是什么呢？他认为靠的是潜力和创造，只要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只要勤奋工作地创造，那么就会成功。
马斯洛认为“人类只有一个终极价值，这就是使人的潜能现实化，使这个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
成功是一个追求的过程，可以说既有明确的目标，也可以说没有明确的目标，成功的最高境界只是一种状态的体验，即达到人生健康，达到心灵优美和达到竞技状态等，这个成功既是清晰的，也是模糊的，这就决定了真正的成功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因而成功也是巨大的，具有很高价值的。
成功是一种体验，追求是一种过程，我追求，我成功，我感觉，我享受，这就是马斯洛成功追求的真正意义所在。
将成功的理念建立在不断追求的过程中，这就避免了失败之说，也避免了失败而带来的痛苦与消极，使成功成为了一种永远追求的状态，只要是追求，也就是成功，也就能够感受到成功，随时都是成功，因而随时都能够享受到成功的喜悦，因而追求就更加具有能动性和积极性，在这种精神状态的推动下，成功当然就更具有可能性！
如今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人人都在追求成功，都希望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和权利。那么，我们从马斯洛的成功追求的自我实现理论中可以获得实现人生价值的新途径。
从马斯洛成功追求的自我实现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每一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创造性地勤奋工作，即进入自我实现的状态，使我们的潜力和创造力发挥达到最佳状态，调动自身的一切积极因素，就能使我们向成功追求的自我实现方向不断发展。
马斯洛成功追求自我实现理论大多以笔记、谈话、演讲的方式阐述的，整个思想显得比较分散，时间跨度较大，缺少集中归纳总结，而且引用了很多比较隐涩的人物和内容，致使我们一般读者难以全面掌握马斯洛的深刻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为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斯洛的成功追求体验，本人在马斯洛著作《人性能达的境界》的基础上，根据一般阅读习惯，结合现代成功励志思想，进行条分缕析和归纳总结，采取通俗表达的方式，既突出了马斯洛的自我实现思想的成功体验理论，又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掌握和运用。当然，马斯洛的整个思想非常博大精深，本书在此也是抛砖引玉，如有不正之处，还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相信本书能给读者以启迪，并能很好地指导自己进行成功的追求，能够充分地发挥潜力，能够创造性地勤奋工作工作，真正享受到成功盛餐的美味。第一章 以问题为中心最有反辩力的思想
在人类社会中，各种各样的需要也同样在驱动着科学家。这些需要是人类所共有的，例如，对食物的需要，对安全、保护及关心的需要，对群居、感情及爱的需要，对尊重、地位、身份以及由此而来的自尊的需要，对自我实现或发挥个人所特有的和人类所共有的多种潜能的需要。对于心理学家来说，这些需要是最为熟悉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受到挫折而引起的病态。
对于纯粹知识的认识性需要或好奇，以及对于理解——哲学解释、神学解释、价值体系解释——的需要则研究较少，但只要通过普遍观察就可以全盘可知了。
最后，还有最少为人知的审美的需要——对于美、对称，也许还包括对于简洁、完满、秩序等的活动，以及表达、表现的需要，还有与这些审美需要有联系的、使某事趋向完满的需要。
现在看来，似乎所有其他需要、欲望或驱力不是上面所列举的基本目的的手段，就是神经病的，或是某些学习过程的产物。
显而易见，科学哲学家们最关注的就是认知的需要。在科学的自然历史阶段，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人的持久的好奇心。在更高一级的理论化和抽象化的水平阶段，科学同样产生于人的持久的理解、解释以及系统化的欲望。然而，对于科学特别不可缺少的是后一种理论的冲动，因为纯粹的好奇心在动物那里也很常见。
当然，其他动机也存在于科学发展的整个阶段。最初的科学理论家常常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帮助人类的手段，而这一点现在却常常被忽略。例如，培根就期望科学能大大改善人类的贫穷以及疾病的蔓延。现已查实，甚至在希腊科学中，尽管柏拉图式的纯粹非体力的沉思是一种牢固的传统，但注重实际和人道主义的倾向却相当有力。
一般来说，夫妻之间的趋同和归属的感情，以及更强烈的对人类的爱的感情，往往是许多科学工作者的原始动机。他们投身于科学，就像他们同样也会投身于社会工作或者医学一样，都是为了帮助、服务于人们。
最终，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人类的需要都可以成为涉足科学、从事或者深入研究科学的原始动机。科学研究既可以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又可以作为一种取得威望的源泉，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或者是满足任何精神需要的工具。
对于多数人来说，更常见的是，所有同时发生作用的动机的各种程度的不同联合，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始的、最重要的动机。对于任何科学家来说，研究工作不仅有爱的需要，而且还被单纯的好奇所驱使；不仅有威望的需要，还被挣钱的需要促动；等等。此类记述都是最有反辩力的思想。
从心理学角度看，科学属于一种敏锐的认识，是人类的创造，而不是自主的、非人类的、或者具有自身固有规律的纯粹的“事物”。科学产生于人类的动机，它的目标是人类的科学，是由人类创造、更新以及发展的。它的规律、结构以及表现形式，不仅取决于它所发现的现实的性质，而且还取决于完成这些发现的人类本性的性质。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会依据自己的经验，采取研究人，而不是他们制造的抽象观念，通过研究科学家，而不光是科学的方式，相当自然和自如地处理任何课题。
然而，有的人错误地认为，科学完全是自主的，能够自我调节；并将科学视作一场与人类利益无关的，有着固有的、任意的棋类规则的游戏。事实却并非如此，心理学家必须将这些企图看成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错误的，甚至是违反经验的。
在这里，我希望首先明确研究科学的心理学所依据的某些极为重要的自明之理。然后，我将提出对此论题的某些含义和结果。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所追求的满足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在科学工作中也需要多种不同的满足。科学对于所有人都能投其所好，无论对年青的、还是年老的，勇敢的、还是胆怯的，富有责任感的、还是寻找欢乐的，都是这样。
一些人习惯直接在科学中追求人道主义的目标，另一些人则明确地喜欢科学的非个人、非人类方面的性质。一些人主要是寻求条理的清晰和规则的井然，另一些人则想开辟和开创新路，还有一些人宁肯做整理者的工作：整顿、清理、管辖已经赢得的阵地。一些人需要用科学来保护自己，另一些人则寻求冒险和兴奋。
我们不可能描绘出唯一理想的妻子，或研究活动。正如我们可以赞成一般的婚姻，同时仍保留个人趣味的选择一样，个人在科学中也可以是多元的。
我们可以把科学分出以下功能：
寻求问题、提出问题、鼓励预感、提出假设的作用；
试验、检测、证明、反驳的作用，重复和检验实验的作用，积累事实的作用，使事实更为可靠的作用；
条理化、理论化、以及构建的作用，综合范围越来越大的概括作用；
收集历史、博学的作用；
工艺方面的作用，作为工具、方法、技术的作用；
管理、经营和组织方面的作用；
宣传和教育的作用；
为人类服务的作用；
提供给人以欣赏、享受和欢庆的愉快，以及给人以荣誉的作用。
这种功能的多重性必然意味着劳动的分工，因为很少有人能集所有这些技巧于一身，劳动的分工需要不同类型的人，以及不同的兴趣、能力和技巧。
兴趣不仅反映了性格和人格，也表现了性格和人格。而科学家对于学科的选择恰好体现了这一点，例如，选择物理学而不是人类学。在学科内部各个领域的选择上也是这样，例如研究课题的选择，也体现了这一点，但不是那么明显罢了；例如，研究反作用抑制而不是顿悟。另外，这一点还可用于解释对于方法、材料、精确度、适用性以及可行性与当前人类利益的密切程度等的选择。
于是，在科学中，我们大家的兴趣不同且又能互补。假如每个人都喜欢物理学而不喜欢生物学，科学的进展将无从谈起。这就像我们并非都爱同样的气候，相同的乐器一样。因为一些人喜欢小提琴，另一些人喜欢单簧管或鼓，只有如此，才能有乐队，乐队才可能演奏成功。科学也是同样道理，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科学也是由于不同的爱好才得已发展的。既然每个人都能提出不同的问题，熟悉不同的领域，正如在艺术、哲学、政治中一样，科学也需要各种各样的人（而不是能够容忍各种各样的人），甚至精神病患者也可能有特殊用处，因为他的疾病使他在某些特殊方面特别敏感。
在科学中，一元论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因为“关于人类的知识”常常仅仅意指“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我们非常容易将自己的趣味、偏见以及希望投射到整个宇宙上去。例如，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已表明，由于他们所选择领域的不同，他们在一些重要方面有根本区别。由于这种在趣味上的区别，我们完全可以合情合理地希望他们对科学、方法、目标以及科学的价值有着各不相同的定义。很显然，正如我们在人类其他领域里所做的那样，在科学家之间，我们也同样需要容忍和接受个体的差异。公正的观察
要想研究科学，必须要研究科学家，科学家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环节。既然科学作为一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人性的一些方面的扩大的投影，理所当然，与此相关的知识的任何增长都会自动地扩大许多倍。例如，每一门科学以及每一门科学中的每一种理论，都将受到以下知识增长的影响：
倾向性和客观性的性质；
抽象过程的性质；
创造力的性质；
文化适应以及科学家对文化适应的抵制的性质；
愿望、希望、忧虑、期待对感觉的干扰；
科学家的作用和地位；
我们文化中的反唯理智论；
信仰、确信、信心、确定等的性质。
当然，我们已提到的问题是重要的，特别是有关科学家的动机和目标的问题。
科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的，这个基础就是人类价值，而且科学自身也构成了一种价值系统。人类情感需要、认知需要、表达需要以及审美需要，赋予了科学起因和目标。任何这样一种需要的满足都是一种“价值”，这与追求真理或确定一样，也适应于安全的追求。简洁明了、用语精练、优美雅致、朴素率真、精确无误、匀称美观，这类审美需要的满足不但对工匠、艺术家或哲学家是有价值的，对于数学家和科学家也同样是有价值的。
事实上，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即作为科学家我们分享着我们文化的基本价值，并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将不得不永远对这类价值（诚实，博爱，尊重个人，社会服务，平等对待个人）做出决定的权利——维持生命与健康，消除痛苦，尊重他人应得的荣誉，讲究信用，赞美体育道德、“公正”，等等，哪怕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也不例外。
看来，仍有人对“客观性”和“公正的观察”理解得不够清楚，因此有必要重新阐明一下。“排除价值”最初意指排除神学以及独裁主义者对事实的判决，因为它们预先判定事实。而且，这种排斥就像在文艺复兴时代一样，是非常必须的，因为我们仍然需要我们的事实不受干扰。即使在我们的国家中，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对于科学也有一种微弱的威胁，我们要坚持用强大的政治和经济的信条与之抗衡。防止受价值观干扰的最好途径
为了防止价值观对我们关于自然、社会以及我们自己的知觉的干扰，我们所能做的最好途径就是始终对这些价值观有非常清醒的意识，理解它们对感觉的影响，并借助这种理解的帮助，作出必要的修正。
此处的所谓干扰，指的是精神决定因素与现实决定因素的混淆，而后者才是我们试图理解的。因而，对于价值观、需要、愿望、癖好、忧虑、兴趣以及神经病的研究，必须成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面。
然而，这一论点还必须包括以下几个全人类最普遍的倾向：抽象、分类，从而理解相同点和不同点。大体上来说，有选择地注意现实并依据人的兴趣、需要、愿望和忧虑来重新筛选。
这样将我们的知觉过程组织成各大类，在某些方面是有利和有用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又是不利的和有害的，因为，它使现实的某些方面异常突出明显，同时又使现实的另一些方面陷入我们必须理解。
虽然大自然赐给我们“自然的”分裂终界，但这些暗示往往是非常含糊的，我们必须强加一种分类于自然现象。而且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但要依据自然的启示，还要依据我们自己的人性、我们自己的无意识的价值、偏见和兴趣。
假如科学的理想就是将理论中人的决定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那么，只有好好地了解这些因素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而不是否认它们的影响。
然而，这些扰乱人心的论点的目的应是“纯”科学家的定心丸，因为它能更有效地达到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改进关于自然的知识，通过研究掌握知识的人来清除我们现有知识中的杂质。人与自然界的法则
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类心理学的规律与非人性的自然规律之间，既存在相同点也有着很多差异。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人与自然界的法则和规律必然相同。
在现实世界中，人类生活当然不得不对现实让步。不过，这实际上并不与人类有内在的规律这一事实相矛盾，人固有的规律不同于自然的那些规律，愿望、担忧、梦想、希望与卵石、电线、温度或原子的表现完全不同。一部哲学的构建方式与桥梁的构建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研究一个家庭和一块水晶，所用的方式必然不同。
我们关于动机和价值观的论述，并没有要使非人类的自然界主体化或心理化。但是，勿庸置疑，我们必须使人性心理学化。
非人类的现实完全独立于人类的愿望和需要之外，它们既不是慈善的，也不是恶毒的，它们没有意图、目的、目标或官能（只有生物才有意图），它们没有意动的和表达感情的倾向。假如整个人类都消失了，这种实在仍然存在，这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认知现实时，应按现实本身怎样，而不是按我们喜欢它怎样，无论从“纯粹的”无利害关系的好奇心，或为了当前人类的直接目的而预测和控制现实的角度看，都是合乎需要的。这一主张的确是正确的，我们绝不可能完全认知非人类的现实。然而，我们更接近它，多多少少真实地去认知它却是可能的。
现在，我们应对科学的社会学以及有关科学家的社会学的研究予以更多的注意。假如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化可变因素所决定的，那么，科学家的产物也同样是由这些可变因素所决定的。
科学在何种程度上需要不同文化的人的贡献，科学家也必须在何种程度上超脱他所属文化的限度，以便更有效地做出更合理的理解和观察。他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美国人，科学家的产品就在何种程度上是由他所属的阶级或阶层关系所决定的。为了更充分地理解文化对于认知自然的“干扰”作用，以上都是必须提出并且解答的问题。知识过于狭窄的人成不了大事
对于取得关于自然、社会、以及心理的客观知识来说，科学仅仅是一种手段。创造性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作家，甚至其他类型的劳动者，也都可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他们也应像科学家那样备受鼓励，而不应该被看成是不可雕塑的，甚至看成是两个世界的。
在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家若有几分诗人、哲学家、甚至梦想家的气质，在他的狭隘的同事当中几乎当然是佼佼者。
在这一心理学的多元论的前提下，我们假设科学是多种多样的才能，是动机和兴趣的一种和谐安排，那么，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对科学概念进行评价和分析研究的科学哲学家肯定更接近于纯理论的科学家；而且，后者和技术研究的科学家距离更远了。提出有条理的人性理论的剧作家和诗人接近心理学家，其程度胜过后者，接近工程师。科学历史学家可以是一个历史学家或者科学家，哪一个都行。一个对患者的健康状况作细致研究和实验的临床心理学家或医师，可能会从小说中汲取更多的营养。
在我的学识范围来看，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将科学家和非科学家绝对地区分开，我们甚至不能把从事实验研究作为一个标准，因为有很多以科学家的名义领工资的人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作一个真正的实验。一个在初级大学教化学的人，虽然在化学方面没有任何新发现，只读过化学杂志，依照烹调书式的教科书重复他人的实验，他也认为自己是位化学家。这个人还不如一个对化学反应发生了一种持续兴趣的12岁的学生，或者对可疑的广告宣传进行核实的多疑的家庭妇女，也许他们距离一个科学家的标准（具有科学精神）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一个研究协会的主席在哪方面仍然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时间也许完全用在搞行政和组织工作上，一直到离任，然而，他也一本正经地称自己为科学家。
如果一个理想的科学家应该集创造性的假设者、细心的实验检查者、哲学体系的创立者、历史学者、工艺学家、组织家、教育家、作家、宣传家、应用者、以及鉴赏者于一身，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理想的科学小组也许应该由至少几个独特的，能起不同作用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中没有人会称自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科学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指出科学家与非科学家的区分过于简单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结论，即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专业过于狭窄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因为那样，他做为一个完整的人就不免有所损失。一般化的、全面的健康人与一般化的残疾人相比，前者能够做更多事情。
也就是说，一个企图通过压抑自己的冲动与感情，成为非常纯粹的思想家的人，结果反而成了一个只能以病态的方式思考问题的病态的人，即，他成了一个糟糕的思考者。一句话，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有一点艺术家修养的科学家，比起一点艺术修养也没有的同事来，是更好的科学家。
假如我们研究一番个人历史档案，这点就非常清楚了。我们伟大的科学人物通常都有广泛兴趣，并不是狭隘的“纯”科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从达芬奇到弗洛伊德，这些伟大的发现者都是多才多艺的，他们具有人文主义、哲学、社会以及美学等方面的兴趣。
概括地说，依照科学的多元论可知，迈向知识和真理的途径有很多条，创造性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作家，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单一个体中的若干侧面，都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
在同等的条件下，一个愉快的、无忧无虑的、安静的、忧虑的、不安定的、以及不健康的人，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更好的科学家、艺术家、机械师或行政官。神经病人歪曲现实，苛求现实，把过早的概念强加给现实；他们害怕未知的、新奇的东西；他们过多地受忠实地记录现在这种人际需要的制约；他们太容易受惊恐；他们太渴望他人的赞同……
这个事实至少有三种涵义，科学家，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真理的追求者，为了做好他的工作，在心理上应该是健康的，而不是病态的；再者，当一种文化改进了，社会的全体人民的健康也随着改进，对真理的追求也改进了；另外，我们应该认为，心理治疗可以使科学家在个人作用方面得到改进。
我们已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条件的改善通常有助于知识的探索者。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能追求学术的自由，有较好的工作条件，有较丰裕的薪金待遇，等等。人性的驱动力
从科学的范畴来看，这不是论述传统科学，而是批判传统科学——批判它所依据的基础，它的未经证明的信念，它认为理所当然的定义、公理和概念。事实上，科学必须作为哲学中的一种哲学知识来审查的，它应拒绝那种传统的但未经审查的信条——传统科学是达到知识的途径，或甚至是唯一可靠的途径。无论是从哲学、史学角度，还是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我都认为这种惯常的看法十分幼稚。
传统科学作为一种哲学的原则，是种族中心主义的，是西方的而不是全球的。“常规”科学家没有意识到，科学是时间和空间的产物，不是一种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必然不断前进的真理。它不仅在时间、空间和局部文化上是相对的，而且从特性学的角度上看也是相对的，因为我相信，与一种更成熟的、普通人性的、全面广阔的生活观相比，传统科学不过是那种谨小慎微的、强迫执着的世界观的一种远更狭隘的反映。在心理学领域中，这样的弱点变得突出了，因为心理学的目标是认识人和人的行为与工作。
尽管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曾经避免了这样的错误，尽管他们写过许多论著印证他们更广阔的科学观，把科学看作几乎与一切知识同义而不仅仅是以受到尊崇的方式达到的知识，但遗憾的是，这些论著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
正如库恩所说，“正规科学”的时尚并不是科学的巨匠——范式制定者，发明家，改革家——所建立的，而恰恰相反，是由“正规科学家”的大多数所建立，他们很像那些微小的潜水动物在建造一座共同的珊瑚礁。在这种前提下，科学开始被理解为主要代表耐心、谨慎、细致、慢功夫、不出错的艺术，而不是勇敢、大胆地争取巨大的可能性，孤注一掷和全力以赴的精神。
或者换一个说法，这一认为科学是机械论的和非人性的传统看法，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更广大、更概括一切的、机械论的和贬低人性的世界观的局部声明或表现，如对这一发展过程有兴趣，可以阅读弗劳德·马森的《残破的形象》中的精采论述。
但在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个对抗的哲学一直在迅速地发展，同时兴起一般反叛机械论的和贬低人的人性观和世界观的浪潮。或许这可以称为一种对于人和人的能力、需要和抱负的再发现。这些以人性为依据的价值，正被重新纳入政治、工业、宗教领域中，而且也纳入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
我可以下这样的结论：虽然使星体、岩石和动物拟人化是没必要的，但我们却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完全没有必要贬低人类或否认人的目的。
科学中正逐渐融入以人性为依据的价值原则，甚至在非人类的和非人格的科学中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重新人性化。这一改变是一种更广大、更“人本主义”的世界观的一部分。
在当前，这两大哲学趋向——机械论和人本主义的趋向——是同时存在的，就像遍及全人类的两党制一样。但我需要指出一点，我不是说“再人性化”作为一种世界观必须是终局之谈，甚至在“再人性化”确立之前，超越它的一种世界观雏形已经可以辩认出来了。
我认为，我自己使科学和知识重新人性化（特别是在心理学领域中）的努力，正是这一更广阔的社会发展和理性发展的一部分。很显然，它是符合时代精神的，正如贝塔朗菲1949年所指出的那样：“科学的演化如果说是一种在理智真空中的运动，例如，它既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表现，又是这一过程的驱动力。我们已经看到机械论的观点如何投射到文化活动的各个领域。”它的基本概念——严密的因果关系、自然事件的相加性和偶然性、现实的终极因素的超然性等等——不仅支配着物理学理论，而且也统治着生物学的分析观、相加观和机器理论观、传统心理学的原子论和社会学的“一与全的对立”。承认生物是机器，现代世界的统治靠技术和人类的机械化，不过是物理学机械论概念的延伸和实际应用而已。科学中近期的演化标志着理智结构中的一大改变，它足以和人类思想中的历次伟大革命并列而毫无逊色之处。
或者，我也可以引述我自己1934年以另一种方式对此所做的说明：“……在心理学中，对根本论据的寻求本身就是一整套世界观的反映，即一种科学的哲学，它假设有一个原子论的世界——其中，复杂的东西是由简单的元素构成。这种科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把所谓的复杂还原为所谓的简单。还可以用分析法完成，通过越来越精细的分割达到不能再简化的元素。这项工作在科学中的其他领域曾取得很大的成功，至少在一个时期是如此。在心理学中并非如此。这一结局突出全部还原尝试的根本理论性质。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尝试并不涉及全部科学的基本性质。它只是科学中一种原子论的、机械论的世界观的反映或蕴涵的活动，我们现在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种世界观的价值。因此，抨击这种还原尝试，并非抨击科学总体，而是抨击对待科学的一种可能的态度。”
在同一篇论文中我继续写道：“这一人为的抽象预想或用还原的元素进行操作，曾经很起作用并已成为一种习惯，使抽象者和还原者很容易对任何否认这些习惯的经验效度或现象效度的人深感惊讶。他们经过平稳的阶段已使自己信服，这就是世界真正构成的方式，而他们会很容易地忘记，尽管抽象是有用的，它仍然是人为的、惯例化的、假设的”。“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人造的系统，然后强加给一个流动中的、有内在结构的世界。如果只是为了方便说明问题，这些关于世界的特殊假设有权在常识面前炫耀。但当它们不再能提供这种便利时，或当它们变成障碍时，我们必须抛弃它们。如果只看到我们强加于世界的东西而看不到真实的世界，那将是非常危险的。让我们说得更明白些——在一定意义上讲，原子论的数学或逻辑是一种关于人为世界的理论，心理学家可以拒绝接受依据这种理论对世界的任何说明，因为这并不适合他的目的。很显然，方法论的思想家有必要继续前进并创造新的逻辑与数学系统，使之更适合现代科学世界的性质。”
我觉得，在心理学和人类文化学领域中，传统科学的弱点表露得最明显。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人希望认识人或社会时，机械论的科学就完全破产了。总之，论述科学心理学主要是在心理学领域内做出的一项尝试，力求扩充科学的概念，使它更有能力研究人，尤其是研究充分发展和人性丰满的人。
我想，这不是一种引起分裂的尝试，也不是用一种“正确”的观点反对一种“错误”的观点，更不是扔掉什么东西，而是作为一个样本提出的总体的科学和总体的心理学的概念，并且没有抛弃机械论科学，将其包容在里面，并且包容机械论科学。我认为，机械论科学（在心理学中呈现为行为主义）并非不正确，而是太狭隘并有局限性，不能作为一种总体的或全面的哲学。排除意图的投射
和人打交道时，你应该在认识论上安于一个事实，这就是说，人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意图和目标，尽管物理学的对象没有。无论是神的投射，还是人自身的投射，我们传统的科学都很明智地把意图的投射排除在物理宇宙的研究之外。
实际上，对于自然科学本身的存在，这种净化是必要的条件；对太阳系最好也作如此理解。意图的投射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对于充分的理解确实有害。
但研究人时，情况完全不同。人确实有意图和目标可以通过内省直接认识，也可以从行为方面加以研究，正如在似人动物中看到的一样。虽然这一简单的事实已从传统自然科学的模式中排除出去，却又自动地使传统科学的方法不那么适用于研究大多数的人类行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科学没有在手段和目的之间进行区分。
因此，传统科学不能在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工具行为之间、在有效力和无效力、是和非、病态和健康之间进行辨别，因为所有这些形容词都涉及手段行为在确实达到其目标方面的适宜性和效能。对于纯物理的或化学的系统来说，这样的考虑是生疏的，这些系统没有意图，因而不需要在好的和坏的工具行为之间进行鉴别。
由于一个事实——人的目的可以是不为他自己所知的，我们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例如，他的行为可以是精神分析学者称之为“演出”的行为。也就是说，对一个外部可辨认的目标的明显追求，但那并不是他的行为的“真正”目标，而是一种象征的替代物，永远不可能满足渴求者的。
任何全面的科学心理学将不得不非常细致地探讨意识、无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并探讨所谓的“初级过程”认识和“次级过程”认识的关系。我们已经学会把知识看作是言语的、明白的、清楚的、理性的、合逻辑的、有结构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现实的，实用的。
在深层的人性面前，我们心理学家也学会要尊重不清楚的、潜言语的、心照不宣的、不能表述的、神秘的、古风的、象征的、诗意的、审美的资料。如果没有这些资料，对于一个人的说明不可能是完整的。但这些资料只存在人类中，而要得到它们特别的方法已证明是必需的。隐蔽天才的敌人
总体来看，科学可能作为一种防御手段。科学可能成为一种安全哲学，一种保险的体系，一种避免焦虑和烦忧的复杂方法。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便会成为一种回避生活的方法，一种退隐的方式。它可能变成一种被掌握在某些人手中的社会机构，这种组织的主要功能是防御和保守，强调秩序和稳定而不是发现和更新。
科学这一事业最终可能变成功能自主的，像一种官僚体制一样，忘记了它最初的意图和目标，变成一种反对革新、创造和革命的“万里长城”，甚至反对复杂的新的真理。
这种官僚可能真真地变成隐蔽天才的敌人，正如批评家往往是诗人之敌，牧师往往成为神秘论者和先知之敌。不过也恰恰正是因为后者，牧师的教堂才得以建立起来。然而，这也正是这种极端观点的危险所在。
假设科学的功能不但是革命的，而且像所有社会机构一样，也有保守、稳定和组织的作用，那么又如何避免这一保守功能的病态化呢？我们又如何能使它保持“正常”、健康并富有成果呢？
我想解决方案是要更加注意每一个科学家的心理状态，要充分承认他们在性格方面的个体差异，要认识到科学的任何目标、方法、概念都有可能在个人中或在社会机构中变得病态化。如果这样的个人很多，那么他们可能“俘虏”科学机构并把他们的狭隘观点定义为“科学的哲学”。
人与人之间的互通活动所产生的矛盾，与个人内部的冲突非常类似。在畏惧和勇气、防御和成长、病态和健康之间的斗争是一种永恒的、心灵内部的斗争。我们从个人内部的这一冲突的病理和治疗中已经学到一个重大的教训。站在勇气、成长和健康一边，也意味着站在真理一边，特别是因为健康的勇气和成长就包含着健康的清醒、审慎和坚韧。
我可以用我个人的经历来帮助我们在这些辩证的倾向之间保持平衡，并防范那种几乎已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种反射活动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我曾对我自己的学术和科学生涯进行心理分析，发现了必要的避免过分审慎又防止过分勇敢，即避免过多控制又防止过于冲动。
我认为这种持久的冲突，在后退与前进、保守与大胆等等之间进行日常抉择的这种必要性，是科学家生活中的一个必需分析和内在的部分。科学知识是“个人的”，它必然涉及判断、鉴赏、信念、冒险、行家资格、奉献、责任心。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许多思想病态化是由二歧化引起的，与蕴含丰富的、整合统一的、协同一致的思维恰恰相反。二歧化是将融合成整体的东西分成几份，变成多种不同的东西，但这些被分开的东西似乎还是一个整体和自给自足的存在物，但它实际上是分隔开的和孤立的散片。然而，胆识和审慎却可使二歧化也能彼此结合在一起。和审慎保持整合状态的胆识在同一个人的内部非常不同于未经锤炼的胆识（仅仅有胆量），后者会因此转变为鲁莽和缺乏判断力。
有健康胆识的人的明智审慎不同于和胆识分割开的审慎，后者往往是一个残疾人或一个瘫痪的人。优秀的科学家必须是既能多变又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的人，也就是说他必须在需要时能审慎和怀疑，而在另一种需要时又能敢想敢做。这听起来有点像对一位直觉的厨师的不十分有益的介绍，说他能“恰当地调味，口味不咸也不淡”。但科学家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对于他来说，有一种判断“恰当用量”的方法，也是发现真理的最佳方法。
在这里请注意一下，“癔病倾向”和“精神分裂倾向”两者对于全面发展、多才多艺和灵活柔韧的科学家都是合乎标准的条件。两者和他的人格的其他方面不是分割开的，也不是病态的。我曾说过，很难设想极端的癔病患者、极端的精神分裂患者想成为或能成为科学家。极端的强迫症患者可能是某种类型的科学家，或至少是技术专家。
通常的科学家和革命学家之间的区别只是在于成熟度不同而已，就好象区分少年男子与成熟男子一样，仅此而已。男性关于未来应该成为怎样的人的想法更适合“通常的”科学家形象，更接近强迫症性格、实际的技术专家，而不是伟大的创造者。
如果我们能更进一步地理解少年对成熟的误解和真正成熟之间的差异，我们就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会有对创造性的深深畏惧和抗拒病态恐惧的防御。这又会使我们明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都会有针对我们自身自我实现和我们自己最高命运的永恒斗争。女性更容易把不成熟理解为一种癔病形态，但这和科学家的造型关系不大。
男孩在进入青春期前后，往往会有一种心理矛盾，他们既留恋童年时代又渴望成熟。童年期和生长期两者各有乐趣又各有不利条件，但生物学和社会都不容他自由选择。他作为一种生物事实上是在生长着，而社会一般总是要求他遵循文化传统。
也正是基于此种原因，他不得不强迫自己脱离对父母的爱，而这类情况在我们的社会中广泛存在。这是一种拖他倒退的力量，他与它作战。他力图达到既独立又自由的境地，不再依赖女人。他要与男人为伍，成为他父亲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尽责的孝顺的儿子。他认为男人是坚强的、无畏的，不受困难和痛苦的干扰，能摆脱情感的束缚，有权威的、火性子的，发怒时令人生畏，是能震撼世界的人物、实干家、创造者，是世界的真正主人。所有这些他都力图做到。他淹没自己的畏惧和胆怯，自然是以他的抗拒病态恐惧的防御手段做得过分了，不能拒绝任何挑战或挑逗。他爱招惹女孩，吓唬她们，使她们心惊肉跳，不论小女孩还是大女孩都不放过了，并以此为乐。他禁戒温柔、爱的冲动、同情、怜悯，力图成为坚强的或至少显得坚强。他向成人宣战，向当局、向权威、向所有长者开战，因为最根本的坚强品质就表现在不畏惧长辈上。他努力想把将统治自己一生的长辈甩到永远看不到的地方，甚至从自己的心灵中驱逐出去，尽管他仍然感到有一种依赖他们的思慕之情。当然，这些长者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真正的统治者，并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需要照顾的孩子。
如果我们平时留心对周围事实的观察，那么就会发现这些概念的存在并在我们面前展现。例如，我们可以在牧童骑士的形象中发现这些概念，在顽固的浪荡子或帮伙头子，在“无畏的福斯迪克”型的密探，在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或许在许多“运动员”那里也能发现它们。
在这里，我们来具体讨论一个例子，看看典型西部电影牧童骑士形象中的演出和幻想因素，牧童骑士荣光之梦的最突出特征全都显示在影片中。他即无畏、又坚强，“自行其是”。他杀人不眨眼，而且是以一种神奇的、满足愿望的方式干的：他从不会失误，而且没有血迹、痛苦困境。除他的马以外，他不爱任何人，至少他不表现出他的爱，除非是在最轻描淡写的、暗示的、与英国人相反的方式中表现。他更少有对女人的浪漫或温柔的爱，在他的眼里，女人不是娼妓就是“良家妇女”。他在一切方面都可以想象为远离同性恋脂粉气的另一极，而在脂粉气的王国中，他融入了一切艺术、一切文化、一切才智、教育和文明。所有这些在他看来都是女子气，包括洁净、任何一种情感、面部表情、秩序或宗教，或许愤怒除外。古怪的牧童没有孩子，也没有母亲、父亲、姐妹，但可能有兄弟。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虽然有大量凶杀，但很少有流血、残废或剧痛。这里往往有一种统治的等级，或良好的秩序，而作为主人公的英雄总是在等级的顶端俯瞰一切。
只有在年龄上和在人格上发展都成熟的人，才能称为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人。简短地说，是不会被他的“弱点”、他的情感、他的冲动、或他的认知吓住的。因此，他是不会被一般少年称之为“女子气”的特征吓住的，他宁愿称这个“女子气”为人性。他似乎能接受人性，因此他无须在他自身内部反对人性，无须压制他自身的各个部分，正像一位斗牛士所说的那样：“先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表现男子汉的风格。”这是对于人自身本性的这种接受而不是迎合某一外部的理想，是成熟的男子所特有的品质。因此，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努力证明什么，这也是经验开放态度特有的品质。矛盾心理解决以后的状态也是如此，即能全心地爱，不带有恨或怕的色彩，没有控制的必要。为了更深入我们的论题，我还要说这也是完全献身于一种感情，不仅指爱的感情，而且也有愤怒和迷恋之情，或完全沉醉于一个科学问题。
感情成熟的特征与所能发现的有创造力的人物的特征有很密切的关系。例如，理查德·克莱格曾证明，在托伦斯开列的有创造力的人物的人格特征和我以前曾经开列过的自我实现的人物的特证有几乎全面的重叠。实际上，这是两个几乎相同的概念。
在这里，只需要举一个例子，便能够说明值得我们忧虑的和担心的一般科学家表现出的不成熟的特征问题。现在，让我们审查一种对控制和排斥过分强调的态度，这是我在讨论少年的不成熟时做过说明的。这些少年对于所有一切他们担心像是软弱或女子气的品质不采取压抑和排斥的态度。过度防御、过度强迫或“不成熟的”科学家也是如此，如同他对自己的冲动、感情等基本动力与不信赖相应，在他对控制的强调中，这样的科学家往往倾向于排斥，设立障碍并紧闭大门，倾向于猜疑。他也很容易对他人的缺乏控制产生厌恶感，冲动、热情、异想和不可测。他很容易变成冰冷的、节制的和严厉的。在科学中他宁愿要坚强和冷静，直到使这些概念成为同义词。显然，这样的想法是切题的，应该受到远比过去更为细致深入的考察。
可以这样说，所有的创始者所关注的都是复杂多变而非简易的，是神秘和未知而非已知的，向他提出挑战的是他还不知情的什么。在他已知答案的谜中，他还能感到有趣吗？一个已知的谜不是谜。正是不知才使他入迷并跃跃欲试，神秘的东西要求他解答。它具有“要求的品格”，它在向你招手，吸引你，诱惑你。
科学开拓者的感情是最早进入某一未知荒原、未知河流、生疏峡谷的探索者的感情。他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处，他没有地图，没有先行者，没有向导，没有老练的助手，几乎没有一点暗示或定向点。他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是一个假设，不知是对还是错。
不过，指责侦察兵几乎极少用“错误”一词。一条已探明的盲径不再是一条未探明的盲径。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再对它进行探索。假如要在一条河流的左右两条支流之间进行抉择，并曾试探过左边的一条却发现它是一条死水，但他并不认为他的选择是一个过失或错误，他肯定不会有任何内疚或悔恨的情感。如果有谁责备他没有证据就做出抉择或不能肯定就前进，他一定会大为吃惊。他这时或许会指出，按照这样的原则和这样的规则，任何荒原都无法探查。这样的原则在再探索时是有用的，但在初探时是无用的。
总之，适用于定居者的规则是不能同时用来约束探险者和侦察员的，因为两者的任务不同。在功能上适用于一方的规则对于另一方却不适用。知识“最后”阶段的标准决不能用来衡量知识开始阶段。从内部增强认识的能力
在传统科学家看来，“认识”的最初含义是“认识外部物理世界”。它指的是，观察某一非你、非人、非人格的事物，某一独立于你以外、独立于观察者以外的事物。对于这一事物，你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旁观者、众多观众中的一员。你这个观察者确实是远离它的，不了解，无同感，无认同，没有任何默契知识的倾向。默契的能力你可能已经具有。你用显微镜或望远镜观察，就如同经由一个钥匙孔，从远处、从外面窥探，而不是一个处于室内的人有权利接受他人的窥探。
可以说，这样的一位科学观察者不是一位有亲身经历的观察者。他的科学可以类比为一种旁观的游戏，而他就是那位旁观者。他没有必要缠身于他正在观察的事物中，这里没有什么忠诚问题，也没有任何冒险。他能成为冷静的、超脱的、无动于衷的、无欲的，完全置身于他所观察的事物之外。他坐在高台之上，俯视竞技场中正在进行的活动，他自己不在场中。从根本上看，他并不关心谁输谁赢。
如果他所观察的事物完全和他自身无牵连，那么他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中性的。为了使他的观察结果真实可靠，他最好是不下任何赌注，不赞成什么也不反对什么，不对可能得出的结果预先抱有任何希望或愿望，如希望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假如他寻求的是真实的报告，最有效的方式将是不趋向任何已定方向，和自身无牵连。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中立和无牵连在理论上几乎毫无实现的可能。不过，趋向这种理想的运动是可能的，这和离开这种理想是不同的。
如果我把这种知识称为我—他知识以示和我将说明的我—你知识相区分，那将有助于那些曾经读过马丁·布伯著作的人的理解。假如我们不涉及任何关于人的性质的东西，只鉴别要理解的那些事物和对象，有时我们完全可以达到我—他知识的。
当然，无论对于人还是事物而言，异己知识都不是最佳的选择。较敏感的观察者能吸收更多的外界事物并融入自身，即他们能经过认同和移情作用和越来越宽广众多的生物和非生物界交往。事实上，这可能是高度成熟的人格的鲜明标志。从某种角度讲，这种认同作用会使相应程度的经验知识成为可能，也就是变成或成为被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完全停留在外部旁观的水平。由于这样的认同可以挂在广义的“爱”的名下，它从内部增强认识的能力可以被认定是为了研究的目的利用爱来促进认识的特例。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个概括的假说：对于对象的爱似乎有可能增进有关此对象的经验知识，而爱的缺乏会削弱对此对象的经验知识，尽管它很有可能增进对同一对象的旁观认识。
实际上，常识所倾向的一个更显然的可能证明，大概是研究者A真正看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或白鼠，或地衣），研究者B却更有兴趣研究燥狂抑郁症者（或猴子，或蘑菇）。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研究者A会自由地选择或更宁愿研究精神分裂症；更好而且更持久地研究它，更有耐心、更永恒、更能忍受繁琐杂务的搅扰；有无数的预感、直觉、梦和启示；对分裂症可能有更重大的发现；而精神分裂症患者会觉得和他相处安全并说他“了解”他们。在所有这些方面上他肯定会比研究者B做得更好。但请注意，这一优越性在原理上更有利于获得经验知识，而不是获得有关某物的认识或旁观认识，尽管研究者A或许也能在后一方面做得好一些。
无论处在何种条件下，只要涉及的是关于异己东西的旁观认识，我们都可以有信心地期待任何有资格的科学家或研究副手以一种正规和惯例的方式，如客观统计法积累有关任何事物的认识。实际上，这正是我们社会中许多“计划”、补助金、工作队和各种组织大量出现的事实，也是许多科学家可以被雇去做一件又一件没有任何关联的无激情的工作的原因所在，正如一个有经验的推销员由于能推销任何货物而自豪一样，不论这些货物他自己是否喜爱。
这也是说明笛卡尔哲学关于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的分割的方式。例如，当代的存在主义者就谈到过这一点。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认为：这完全是认识者和他的认识对象的“距离扩大”，甚至疏远。
从以上所说的一切应该能得到一项清楚的认识，即我所设想的是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或感知者和知觉对象之间的另一类关系。我—你认识，通过经验得到的认识，来自内部的认识，爱的认识，存在认知，溶合认识，认同认识，所有这些都已经提到过或将被提到。
不仅其他的认识形态确实存在，而且它们也确实是更好、更有效、更能产生可靠而有效的认识。假如我们是在试着获取关于某一特定人或甚至关于一般人的认识，假如我们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人，这是我们要采取的最佳方式。接受一种责任
在这里，我们已把科学家说成是想认识现实的一切，而不只是认识他能为公众共同认可的部分。在科学家能够认识的现实世界中，把主体经验包括在内，至少孕育出两个后果：一是在经验知识的直接性和我称之为“旁观知识”的间接性之间形成的明显区分。另一是认为科学作业有两个方向、两极、两个目标的看法；一是趋向全然的简单化和浓缩，另一是趋向全面的综合与包容。
据我看来，科学的第一法则就是接受一种责任——承认和说明现实的一切，一切存在物，每一件这样的事物。但进行一切的前提是，科学必须成为综合的和包容一切的——它必须把它甚至不能理解和解释的事物，那些尚无理论说明、不能测量、预见、控制或整理的事物，全都纳入它的管辖范围；它必须接受甚至矛盾、不合逻辑，接受神秘的事物，接受模糊的、两可的、古代的事物，接受无意识，接受存在的一切其他难以传达的方面；在它的最佳状态时，它是完全开放而不排除任何事物的；它不需要任何“入门条件”。
何况，它还包括知识的最初阶段及知识所有的水平阶段。知识也有一个胚胎期，它不能把自己仅仅禁闭在它的终极和成熟形态中，可靠性低的知识也是知识的一部分。在这一论点上，我的主要目的是把主体的经验也包括在这一包容一切的存在领域中，然后探寻这一包容的某些激进的后果。
当然，不可靠性、难转移性、难测量性等也可能成为这样知识的弊端。很明显，科学的推进倾向于更公开、更“客观”。在这一趋向中有我们全都在寻求的共同享有的确定性，通常这也是技术进步最有可能出现的方向所在。只要我能发现某种在主观和客观上都适合的东西，例如，快乐或焦虑的某种外部指标，也适用的石蕊试纸试验，我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快乐的人。但快乐和焦虑，即使在没有这样的试验条件下也存在，对这种存在的否认，我认为太荒唐了，因而不准备劳神去讨论它。无论是谁告诉我，说我的感情或欲望不存在，实际上也就是在暗示我：我不存在。
假如科学整合完成，假如经验论据一旦被承认为知识的一部分，那么，它也将是综合科学的一部分。我们就面临着许多真正的问题、困难和疑问。
一方面，不论是在哲学上还是科学上，我们都必须从经验开始。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个体的某些主观体验才是最确定无疑的，是在一切论据中最没有疑问的。假如我是一个精神分裂者，这就更真确无疑。于是，我的主观体验可能变成唯一可靠的现实，就像精神分裂者并不满足他们的现状，而要拼命努力接近外部现实并依附于它，我们也都力求认识并生活在心灵外的“现实”世界，这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需要在“认识”的各层次的意义上认识它。
心灵内的世界很大部分太容易波动，太容易变动，它不是停放在那里的。太经常的情况是我们不知道它将如何，那是难以预期的。显然，它会受到“外界”发生事件的影响。
无论是自然世界，还是人的社会世界，它们都呼吁我们超越自我，从个人的内心世界中走出去。从一开始，我们就依恋母亲，就像她依恋我们一样，这里同样也有一个外在于我的那种现实开始形成。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开始在我们和他人共享的主观体验和那些特别属于我们自己的体验之间做出区分。
正是这一世界和我们最终称之为外部现实的共同享有的经验相互关联着，后者是你我都能指向的事物世界，即能在你和我的身上同时引起类似经验的世界。在各种意义上，这一外部世界都是独立于我们的愿望、畏惧以及我们对它的注意等等之外的。
从整体来看，科学或知识是所有这些共有经验的一种汇编、一种净化以及一种结构和组织。这是一种使我们能够把握这些经验的方式，以统一和简化的办法使经验容易理解。这种一元化的倾向，这种趋向简约的压力，这种渴望——从大量小公式构成一个单一的包容广泛的总公式的渴望，曾被认为与科学、知识是一致的。
一般来说，科学的长远目标，它的终点或者称为它的理想和规定性本质，仍然是它的广泛适用的“定律”，精致而“简单”的数学公式，纯化而抽象的概念和模型，终极和不能再简约的元素和变量。因此，对于这些人这些终极的抽象已经变成最真实的现实。现实躲在表面现象的背后，只能由强论而不是观察弄清。蓝图比房屋更真实，地图比地域更真实。我只能将这看成是科学发展方向的一个分支，一个它期望做到的限度。
另一个方向是综合、全面，对一切具体经验的接受，原原本本，对每一事物的完满丰富的美学欣赏而无须抽象。我愿同样对待两种还原倾向——既避免还原到具体又避免还原到抽象科学，应该坚决反对任何限制它的范围的东西，或任何武断地缩减它自身追求知识的方法或角度。
行为主义虽是做过了有价值的贡献，但我相信，时间对仍将表现力图强加的限制有不幸的影响，使我们自己局限于研讨外部可观察的行为。把内在意义、学科、内在经验的大千世界排除在研讨范围之外，在我看来，这种做法似乎是闭上眼睛拒不观察广大的领域，而只要我们看一看人类世界，就不能否认这些领域的存在。
相反，我正在谈论的新潮流将试图面对心理学王国中的一切现实的东西。它不主张约束和抑制，而是打开全部人类经验的广阔范围，使之承受科学的研究。
我认为有必要再强调一点，任何抽象都会丧失某些具体的、经验的东西。我同样还要着重地提醒你，如果我们要避免发疯，如果我们还想在世界上生活，抽象就是不可或缺的。这一两难困境的解决，我曾为我自己研究过而且它对我很起作用，在于弄清什么时候我该抽象化，什么时候我该具体化，在于两者都能做到，都能从中得到享受，在于弄清两者的长处和短处。在怀特海德那里，我们既能“寻求简约又不信任它”。
如果接受经验论据作为科学论据这一事实，就会引出一些问题。当然，许多问题也会消失，除非我们能接受两个世界：一方面，我们应接受传统科学的世界，使多重经验统一起来组织起来，它向简单、经济、俭省、紧凑和一致运动；另一方面，我们也接受主观体验的世界，肯定这些经验也存在，肯定它们也是现实的一部分，也值得我们关注，甚至也有某种理解和组织它们的可能。而且科学的第一法则不否认任何现实，即接受一切存在物，把存在的一切作为真实的，哪怕我们不能理解它、解释它或传达它。
因此，科学有两个方向、任务，而不只是一个。它一方面向抽象运动，即向统一、节省、经济、简单、结合、合法则、“可把握”运动。它同时也向综合运动，体验着每一事物，说明这些经验，接受一切存在的事物。因此我们可以谈论两类现实，许多人已这样说过，如诺斯罗普。
研究诺氏种种的著述，我们得到两组说法描述这类知识或现实。一种是假定概念：事物的合理成分，理论的连续系统，理论上、科学上的认识，理论上推论的事实。与此对照的是审视或直觉概念：事物的美感成分，美学的连续系统，说不出的、纯粹的、事实上给定的、瞬间的感觉材料，依据经验的认识、印象上的认识、直接的理解、经验上的直接、纯事实、纯经验、纯观察、感官享受的性质。
经验的世界存在着并包容着一切经验，那是经验的、现象的世界或审美体验的世界。另一个世界是物理学家的世界，数学家和化学家的世界，抽象、“定律”和公式的世界，假设体系的世界，非直接经验但有赖于经验世界的世界，由经验世界推论出来的世界，它是理解经验世界、弄清它的意义、观察其中隐藏的矛盾，整理并构建它的一种努力或尝试。
物理学家的抽象世界是否比现象学家的经验世界更“真实”？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想？难道有什么东西能很容易受到这一矛盾陈述的保护？此时此地的存在和我们确实体验到的东西肯定要比公式、符号、标记、蓝图、文字、名称、图式、模型、方程等等更接近真实。在一定意义上讲，现在存在的东西要比它的本原、假想组成成分或原因、前项更真实；它比任何它能被还原到的东西在经验上更真实。至少我们必须放弃把真实定义为仅仅是科学的抽象。达到真正的承受
其实，只要我们了解到，“体系的属性”或理论的、抽象的思维结构中所固有的属性只能应用于科学思维的简化方向，那么，大多数科学世界的混乱都能被超越。这些属性并不适用于广泛综合的经验世界，在那里唯一科学的要求是接受存在的东西，不论经验是否有意义，是否神秘。
在经验的领域内，根本不涉及不合逻辑或矛盾的问题，它也不要求经验有结构、有组织、能被测量、有重量或以任何方式和其他经验相联系。这里的理想一极是对经验原样的单纯而充分集中的体验。任何其他过程或活动只能损伤经验的丰满、真实，因而干扰对这种真理的领会。
数学体系或逻辑体系是理论体系或抽象体系的理想模型，如欧几里德几何学，而更符合我们意图的例子是洛巴柴夫斯基几何学或其他非欧几里德几何学，因为它们更不依赖于现实，不依赖非体系决定因素，这里不说真理、现实或真确性。
我们可以说一个理论是“好”的，因为它有内在的一致，能涵盖一切、自圆其说，是俭约的、经济的、浓缩的和“精致的”。它越是抽象，理论水平也越高。
这一理论的每一可变或可分的方面都有一个名称，而且这是一个特定的名称，别的一切都不能有这样的名称；并且，它是可以定义的。我们能确切地说它是什么以及它不是什么，它的完善是由最充分的抽象概括构成的，以一个单一的数学公式把每一事物都包容在体系中。每一陈述或公式或方程都有一个单一的含意而不能有别的，不像形象化的比喻或绘画，也只有这一意义才是它表达给观察者的。
好的理论显然是一种广泛的概括，即，它是对巨大数量的分离事例甚至无限多的事例进行分类、组织、构建、简化的一种方式。它所指的不是任何一种经验、任何一件事或物，而是事物或经验的范畴或类型。
我们完全可以把构建理论体系本身当成是一种游戏，因为这只不过是为了锻炼智力而已，和现实没有任何关系。你也可以制造一种理论，它涵盖某类对象或事件或某一想象的世界，从完全武断的定义出发，进行完全武断的运算，然后作为一种游戏从中得出演绎的结论。
正是在这一类体系中，我们许多“科学的”词汇和概念随之而生。“定义”，特别是“确切或严格的定义”，是抽象世界的产物，即它是体系的属性，它完全和经验的原样无关。对于红或对于痛的经验是它自身的定义，即它自身被感受到的性质或原样。它就是它原来的样子，它自身。任何归类的过程最终就是如此，它总是涉及某种超越经验原样的东西。
的确，任何抽象过程都是如此，在定义上抽象就是切入经验原样，取其一部分而弃掉其余。相反，最充分地研究一种经验则是什么也不丢弃，而是吸取它的一切。“定律”和“秩序”两个概念也可以说是体系的属性，“预测”和“控制”也是如此。任何“还原”都是在一种理论体系内发生的过程。
由于正式的实验科学的本性，它因而容易成为主动安排的、干预的、入侵的，甚至因多事而制造混乱。但它却被认为是冷静的、中立的、非干预的，并不改变它所研究的对象的性质。当然，我们知道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首先，传统科学带有它对原子论的无意识癖好，总是设想要弄清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进行肢解。这一点现在开始有所改变，但它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偏见。更具体地说，有控制的实验技术，即正是那种主动的操纵、设计、安排和预先安排。
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样做必然有害或根本不需要。我仅仅试图表明，进行干预的科学和科学本身意义有所不同；其他策略也可能达到同样的目的。科学家有其他可以为他所利用的方法，也有其他途径可以达到了解知识的目的。我这里想说明的是一种道家了解事物本性的途径。但我必须再一次强调，这不是作为一种排他的方法提出，或作为一种万灵丹或作为和主动科学竞争的对手。科学家有两种可以为他所利用的方法，他认为哪一种适合就用哪一种，要比只沿用一种方法的科学家更有发展。
很显然，道家的承受性被看成一种技术是牵强的，因为它主要是强调不插手、不开口、能忍耐、延缓行动和被动承受。它主张一种非干预的仔细观察。因此，它只是一种对待自然的态度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技术，也许它应该称为一种反技术。当我向我的科学界朋友们说明这种态度以后，他们往往总是嗤之以鼻：“哦，是的，那是简单的描述科学。”但我通常很难肯定他们是否已经理解了我的意思。
道家那种真正的承受性是一种很难达到的成就。要能够真正地、完全地、被动地、忘却自己地倾听，且不加预想、分类、改善、辩驳、评价、赞成或不赞成，不对正在诉说的一切抗辩，不预先酿酿反驳，不让听到的某些说法引起漫不经心的联想，致使后继的诉说一点也没有听清，这样的倾听是难能可贵的。与成年人相比，孩子更能以一种专心和无我的方式观看和倾听。库尔特·沃尔夫在他的文章中曾称这种态度为“屈从”，要打消任何人认为屈从是一件容易事的想法，这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想要一个人接受道家的“屈从”，就像是医生让即将手术的病人放松心情一样。他愿意放松，但不知道如何才能放松。安详、沉着、宁静、歇息、平和、松弛——也许这样的字眼能较好地表达我的意思，虽然它们也不完全恰当。无论如何，它们确实表明，畏惧、紧张、恼怒和不耐烦是承受和“屈从”的敌人，一个人必须能够尊重他正在审查或学习的东西。一个人必须能够信任他自己，甚至赞成他作为他自己的样子，并在注视他作为他自己的时候感到很有收获甚至很高兴，即，看着他展现他的内在本性，不受观察者的本性的干扰和改变，不被侵犯。我们这个世界的很大部分可以说都是胆怯的（这里所说的胆怯可以比为一个动物或一个孩子那样的胆怯），因此，只有忘却自己的观察者才会让人看到秘密。
观察者和他所研究的大自然两者之间的和谐，是东方的作家对观察者所提出的要求。这里的着重点有些不同，因为它的含意在于，观察者自身是他所观察的大自然的一部分。他适应，他顺从，他很自在，他是场景的一部分而不是屏幕画面的旁观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像是在母亲怀抱中研究他的母亲。当然，破坏、改变、操纵和控制是骄横而不合时宜的。对于一位科学家来说，支配自然并不是他和自然相处的唯一可能的关系。
西方往往在生活的某些领域中也能接受一种承受的、非干预的态度，因此，我们至少能理解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意思，能理解仅仅观察和承受地专注是怎么一回事。
例如，观看艺术品和倾听音乐。在这些领域中，我们不侵犯、不干预。我们仅仅由于能承受，能顺从，能溶化于音乐而得到享受，我们对它“让步”，任它自由自在。我们也能吸收阳光的温暖或在浴盆中吸收水的温暖而不做任何干扰的事。
当然，有些人是听话的病人，能精确地遵循医生和护士的嘱咐。在性关系中，在分娩时，在抚养子女时，在伴舞时，是能够顺从的。我们多数人在取暖时，在美丽的河流或森林前，都能从被动的承受中感到幸福。因此，支配人的态度并不能让你适应漠生的社会环境，也不能让你与一个接受治疗的患者建立良好的友谊。
因为某种原因，认识中的承受态度在教科书中讨论的并不多，还没有作为一种科学的技术看待，也尚未受到高度重视。这是很奇怪的，因为这样一种态度在许多知识领域是非常需要的。我特别想到的是文化人类学家，临床心理学家，习性学家，生态学家。概括来说，承受策略在一切领域里都是有效用的。危险的恩赐
几十年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常规”科学的缺陷和罪过。但是除了林德的卓越的的分析外，人们几乎一直忽视对于导致这些过失的根源的讨论。其实，传统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许多缺失的根源在于以手段中心或者技术中心的态度来定义科学。
所谓手段中心，指的是一种对待科学的倾向，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器、技术、程序、设备以及方法，而并非它的疑难、问题、功能或者目的。
简而言之，手段中心将科学家与工程师、内科医生、牙科医生、试验室技师、吹玻璃工人、尿液分析家、机器看管人等等混淆了。
在思考的最高层次上，手段中心往往呈现为一种特殊的形态，即将科学与科学方法混为一谈。如果着重强调精微、醇化、技术和设备的不同避免，通常会产生这样一种后果：课题和一般创造性的意义、生命力以及重要性遭到降低。几乎每一个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学生都懂得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无论一个实验多么无足轻重，但只要在方法上令人满意，它就很少受到批评。而一个勇于向理论基础挑战的、有突破意义的问题，由于可能会遭到“失败”，常常尚未开始被检验就被批评所扼杀。
的确，科学文献中的批评似乎通常只是对于方法、技术、逻辑性等的批评。至少在我熟悉的文献中，我想不起曾看过哪一篇论文批评另一篇论文无关紧要、过分琐碎或者意义不大。
所以说，传统上对学术论文的主题要求得并不高，只要得体即可。总之，传统科学论文无需再是对人类知识的新贡献，只要求博士研究生了解其研究领域内的技术手段以及已经归纳好的资料，对于好的研究计划的重要性通常并不予以强调。结果，显然是完全没有创造力的人也可能会成为“科学家”。
从较低层次来看，即在高中和大学学院理科教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结果。学校鼓励学生将科学与确定的设备操纵方法以及菜谱中的机械程度联系起来。简而言之，遵循他们的指导，重复他人的发现。人们无法区别科学家、技术员或者科学书籍读者。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论点并没有贬低方法论的重要性的意图，只是想进一步强调：甚至在科学中，手段也很可能与目的混淆。实际上，只有科学的目标或者目的使方法论显示出重要性和合理性。有作为的科学家必须关心自己的方法，但前提必须是它们能够帮助他达到自己合理的目的——解决重要的问题。如果哪位科学家一旦忽略这一点，他就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整天擦亮眼镜但却不用眼镜看东西的人。
手段中心的一个危险后果是：通常被推至科学的统帅地位的人是技师、“设备操纵者”，但绝不是“提问者”和解决问题的人。我不想制造一个极端的、不真实的分界线，只是要指出只知道怎样做的人和除此之外还知道为什么而做的人之间的区别。前者总是有一大批，他们必然是科学界的牧师，礼仪、程序或者仪式方面的权威。这种人在过去不过就是制造点麻烦。不过，现在科学已成为国家和国际上的策略问题，因此，他们也就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有作用的危险因素。这种倾向显然是很危险的。因为外行人理解操作者比他们理解创造者和理论家要容易得多。
手段中心的另一个强烈倾向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过高看重数量关系，并且将它视作目的本身。这是因为以手段为中心的科学过于强调表达的方式，而忽略表达的内容。于是，形式的优美和精确便与内容的中肯和丰富对立起来。
持手段中心论观点的科学家的特点是，使问题适合于自己的技术，而不是使技术服务于问题的解决。他们通常这样发问：用我现在掌握的技术和设备可以进攻哪些课题呢？而不是这样向自己提问：我可以为之奉献精力的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不是如此，又如何解释下面的现象呢：大多数科学家将毕生精力投注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这个区域的疆界不是由关于世界的一个根本问题来划定的，而是由一件设备或者一种技术的局限性来划定的。也就是说，这类科学家倾向于做那些他们知道如何做的事，而不是做那些他们应该做的事。
在心理学中，很少有人会体会到“动物心理学家”或者“统计心理学家”这些概念的幽默。它指的是那些只要能够分别使用自己的动物资料或者统计资料就不在乎它们是否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人。
这最终会使我想起一个有名的醉汉，他不在丢失钱包的地方找钱包，而是在路灯下寻找钱包，理由是：“那儿光线好。”或者，像另外一个医生那样，他使自己的病人大为愤怒，因为他只知道一种治病的方法，用唯一的药方对付所有的疾病。
手段中心论最有害的作法就是将科学分成等级。在这个等级中，物理学被认为比生物更“科学”，生物学又比心理学更“科学”，心理学则又比社会学更“科学”。这样的等级完全依据技术的完美、成功和精确度设想出来的。
以问题为中心的科学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等级的，因为根据它的观点，在某种本质上，决不会有人认为失业问题、种族偏见问题、爱的问题，不如星体问题、钠的问题或者肾功能的问题重要。
手段中心论的弊端就是过于机械地划分科学的各个领域，并且在它们之间筑起铜墙铁壁，使它们分属的疆域彼此分离。当有人问J.洛布他究竟是神经病学家、人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还是哲学家时，他只回答说：“我不属于任何独立领域，我只是解决问题。”
假如科学界有更多像洛布这样的人就好了。但是，我们迫切需要的这些特性却遭到这样一种哲学的明确抵制和干扰：要使科学家成为技师或者专家，而不是成为富有冒险精神的真理追求者，即成为懂得什么的人，而不是思考什么的人。
如果科学家将自己看作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专业技术员，那么就会有一股洪流涌向最新的科学尖端，涌向那些我们本应了解最多然而实际上却了解最少的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为什么很少有人探索这些领域呢？从事心理学问题研究的科学家与从事物理学和化学研究的科学家的人数相差悬殊，这种现象到底是怎样产生的？让1000个头脑敏捷的人专注于生产更先进的炸弹（就算包括更好的青霉素），或是让他们去研究和解决民族、心理治疗或者剥削的问题，两者哪个于人类更有利呢？
总之，手段中心论是科学家与其他寻求真理的人之间以及他们理解问题和寻求真理各种不同方法之间的一道鸿沟。如果我们为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寻求真理，顿悟和理解、关心重要问题，那么就很难将科学家与诗人、艺术家以及哲学家区分开，因为他们关心的可能是同样的问题。
但是，最后还应做一个语义学上的区别，而它必须主要以预防错误的方法和技术的不同为根据。然而，假如科学家与诗人、哲学家之间的界线不像“常规”这样不可逾越，这显然有利于科学。
手段中心论仅仅将它们归于不同领域，问题中心论将它们考虑为互相帮助的协作者。许多非常敏锐成绩卓越的科学家的个人经历表明，后一种情况较前一种更接近真实，而且很多大科学家本身又是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从哲学家那里获得的营养决不低于从自己的科学同行那获得的营养。
手段中心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出现一种科学的正统，而且会由此产生一种异端。科学上的问题和疑难几乎极少可以公式化分类或者归入系统。过去的问题成了现在的答案，而将来的问题尚未出现。而且，有可能用公式表达过去的方法与技术并将它们分类。
于是，这些公式就被称作“科学方法的原则”，它们被奉为经典并罩上传统、忠实和历史的光环，并且通常具有束缚的作用，而不仅仅具有启发和帮助的作用。在缺乏创造力、墨守成规和谨小慎微的人手中，这些“原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只按照先人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方法来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
这种态度对于心理和社会科学特别危险。要做到绝对科学必须遵循如下命令：请采用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的技术。
在许多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间就出现了模仿旧技术的倾向，而不是去发明或创造新技术以满足客观现实的需要。于是，他们的发展程度、研究的问题、他们掌握的资料却与自然科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新的技术是必不可少的。
在科学中，传统是个危险的“恩赐”，而忠诚则是绝对危险的冒险。不值得做的事情
阻碍新技术的发展是科学正统观念的主要危险所在。假如科学方法的原则已经公式化，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应用它们。进行研究的新方式或新方法必然是可疑的，它们经常受到敌视，比如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学，罗夏测验。此种敌意的产生，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新的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所需要的关于同时并存、相互关联的逻辑推理和数学尚未发明出来。
一般来说，协作是推动科学发展的永久动力。否则，有局限性的个人怎能作出重要的、甚至伟大的发现？如果协作消失，那么发展往往会突然停滞不前，除非出现某个不需要帮助的天才。
正统观点意味着拒绝帮助异端。既然正统和异端领域中都很少有天才，这就意味着，只有正统科学能够持续地、平缓地发展。我们可以想象，异端论点在长期的令人厌烦的忽视和反对中受到阻碍，然后突然冲破障碍（假如它们是正确的），继而变成正统观点。
手段中心论滋养的正统观念还具有一种更为严重的危险，即对于科学的范围加以越来越多的限制。正统观念不仅阻挡新技术的发展，往往还阻挡许多问题的提出。根据的是，人们满可以认为这样的问题用现有的技术不能解决，比如，关于主观的问题，关于价值以及关于宗教的问题，正是这种愚蠢的根据导致了那种没必要的认输。那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和那个“非科学问题”的概念，仿佛有什么我们既不敢问也不敢解答的问题。
的确，任何读过并且懂得科学历史的人，都不敢说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只敢说有尚未解决的问题。依照后一种说法，我们的行动就有了明确的动力，它会推动我们进一步发挥独特的创造力。
如果我们的头脑里想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用己经了解的科学方法可以干些什么？”那么，我们就只有作茧自缚，在人类兴趣的广阔领域中畏缩不前。这种思想会走向令人难以置信的危险的极端。
举个例子，议会试图建立一个全国研究基金会，在讨论中，竟有许多物理学家建议，所有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得享受基金会的利益，理由是这些学科不够“科学”。
假如不存在对精微而尖端的高技术的尊重，假如完全忽视科学提问的本质以及来源于人类价值观和动机这个事实，那么，还会有什么理由来提这样的建议呢？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应该怎样解释我的物理学家朋友们的这种嘲弄呢？我应该考验他们的技术吗？但它对于我的问题毫无用处，也不能使心理难题得到解决。
或许这些问题不应该得到解决？要不，科学家应该完全退出这个领域，把它还给神学家？或者是真的存在某种出于个人的嘲笑吧。那么，它是否暗示心理学家愚蠢而物理学家聪明？这种本身并不可能的说法的依据是什么？是印象吗？那么，我必须谈谈我的印象，哪个科学团体中都有蠢人，谁也不比谁多，不比谁少。然而，哪种印象更有根据呢？
我认为只能说他们暗暗将技术置于首要位置——也许只给技术以这样的地位，否则，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可能的解释。
以手段中心为根基的正统观念鼓励科学家保持“安全、明智、稳妥”的风格，而不是“大胆勇敢”。它使科学家的事业仿佛是在平坦的土地上一寸一寸真诚地向前移动，而不是在未知领域中开辟新径。它使人对于未知事物持保守而不是进取的态度。它往往使科学家成为定居者，而不是开拓创新者。
应当把科学家摆放在未知、朦胧之中，使其面对难以应付的未知的事的这样一个正确的位置。注意问题的科学家每当需要时，就主动处于这样的位置。注重手段的态度将使他偏离这个位置。
过分强调手段和技术促使科学家认为：他们经自己的实际状况多了一些客观，少了一些主观，他们不关心价值。
手段在道德上是中立的，疑难和问题则未必如此，因为它们迟早会招致关于价值的难以调解的争论。回避价值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不强调科学的目标，而强调科学的技术。
的确，科学手段中心倾向的一个主要依据似乎可能就是竭力追求尽可能的纯客观性。
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提起注意的是，我们已经确认科学永远不可能是客观的，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人类的价值。而且，科学是否应努力作到绝对客观（而不是人类可能达到的客观），甚至也很值得讨论。
在此，所有错误证明了忽视人性的缺点的各种危险。神经病患者不仅为其徒劳的努力付出了具大的主观上的代价；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思想能力同时渐渐变得越来越差。
由于这种想象中的对于价值的独立，价值的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假如手段中心论哲学非常彻底（实际上它们很少如此），假如它们完全始终如一（实际上它们不敢这样，因为它们害怕得出明显愚蠢的结果），那么就不会有办法去作重要试验与不重要的试验，有的只可能是在技术上成功和失败的试验。如果只使用手段标准，那么最无价值的研究就会受到与最富有成效的研究同样的重视。
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这样极端，这只是因为使用了不同于手段中心的尺度与标准。虽然这种错误很少以明显的方式出现，但是它的确经常以不太明显的方式存在。这一点可以在科学历史中得到证明，不值得做的事情决对不值得把它做好。
如果科学是一整套规则和程序，那么它与国际象棋、炼丹术、牙科医生的行业以及防护学没有任何差异。丢掉“对温情的禁忌”
尽管科学会给人类带来种种益处，但仍有些人会反对它，甚至于达到仇恨的程度，如非科学家、诗人、宗教家、艺术大师和普通人。对于他们眼里的科学，他们有一种畏惧甚至仇恨的看法。他们往往觉得科学是对每一件他们认为神奇和神圣的事物的一种威胁，对每一种美的、崇高的、有价值的和激起敬畏感的事物的一种威胁。他们有时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污染剂、一个掠夺者、一种削弱的力量，而他们的思想却使生活变得苍白、暗淡和机械化，夺去了生活的色彩和欢乐，把一种伪造的确定性强加于生活。
看一看一般高中学生的思想，这就是你能看到的画面：女孩子一想到和一位科学家结婚就会发抖打颤，似乎他是某种可敬的怪物。甚至当我们解决一般人头脑中的某些误解时，如他混淆了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他未能在“革命科学家”和“常规科学家”之间做出区分，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有所分辨，甚至这时仍然不能消除某些有理由的抱怨。
据我所知，这一把去圣化作为一种防御需要的问题，科学家自己还没有讨论过。
我觉得，科学和每一科学的活动似乎都能够而且常常被一个被歪曲的、弄得狭窄的、无幽默感的、反性化的、反感情化的、去圣化和反净化的世界观作为一种工具利用。这一去圣化能够被利用作为一种防御手段，反对被感情特别是谦卑、尊敬、神秘、惊奇和敬畏的感情所淹没。
下面就让我用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来说明我的意思。那时我正在读医学院，并不自觉地认识到有这样的问题，但回顾时似乎很清楚的是，我们的教授们几乎都有意力求“硬化”我们，教我们以一种“冷静的”、非感情的方式对待死亡、痛苦和疾病。
我所见的第一次手术可以说是一个力图去圣化的典型例子，即在神圣的事物面前去掉敬畏、隐秘、惧怕和退缩的意识，在惊人的景色面前去掉谦卑的意识。
一位妇女的胸部要用一柄电刀局部截除，电刀烧穿截除部位。当炙燃肉块的芳香气味溢满室内时，做手术的医师对他的切除方式做出毫不动心的“冷静的”和随便的解释，全不注意患者在痛苦中冲出屋子。然而医师却把那块肉从空间抛出，噗通一声掉落在对面地板上，它已经由一个神圣的东西变成了一块被丢弃的肥肉。
自然，没有眼泪、祈祷、仪式或任何礼节，像在大多数文字前的社会中肯定会有的那样，有这一切都是以一种纯技术的方式处理的——无感情的，平静的，甚至略带傲慢的色彩。
然而，我第一次被领到手术室，第一次听到让我解剖死者时，那气氛也与这没有任何区别。于是，我不得不自己询问死者，弄清他是一个伐木者，在一场争斗中被杀害。
我不得不像任何别人一样学会如何处置他，不是作为一个死人，而是作为一具“尸体”，没有任何礼仪地处置他。对于几只狗也同样如此，那是在我们完成表演和实验以后不得不在生理课堂中杀死的。
医学院新生们自己也力求使他们的深沉情感变得可以排遣和可以控制，抑制着他们的畏惧、他们的同情、他们的温情，在赤裸裸的生命和死亡面前的敬畏，在他们完全和惊恐的病人打成一片时的同情的眼泪。
由于他们是青年，他们是以年轻人的方式这样做的。例如，坐在一具死尸上并吃着一片三明治照一张像；偶而在餐桌旁从公文皮包中拉出一只人手；拿人身幽隐处作为医学话题的笑料等等。
这种对抗恐怖的顽强、随便、不动感情和掩盖着它们的对立面显然被认为是必需的，因为温情可能干扰医师的客观性和无畏态度。我自己常常怀疑这一去圣化和反净化是否真正必需。
至少有可能的是，较多牧师般和较少工程师般的态度也许更有助于改善医学训练，或至少不致于把“较温柔的”候选者逐出医门，可能这种“顽强”训练对于外科是必需的，那是可以商榷的。
但对于一位心理医师呢？一位“人际认识者”难道不需要关心和爱吗？显然那是一种反心理学的训练！在此，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讨论一个隐含的设想，情感不一定是真理和客观的敌人，有时它是，有时它不是。
另外，还有一些人把去圣化作为他们的防卸手段。我们都熟识那样的人，他们不能忍受亲密、诚实、无防御，他们对亲密的友谊深感不安，他们不能爱或被爱。避开这种打扰人的亲密或美是一种常见的解决办法，或保持“距离”，甚至离开一臂远。
或者最后可以抽去它的主要内容，剥去它打扰人的特性，弄成不自然的。例如，纯洁可以说成是愚蠢，诚实可以称为容易受骗，坦率变成缺乏常识，慷慨被贴上无主见的标签。
前者使人不快，后者不致如此而且容易对付。请记住，实际上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伟大的美或耀眼的真理或完善或任何终极的存在价值，我们能做的一切不过是沉思，感到欢乐，“有趣”，激发爱慕之心，等等。
随着对“反向的价值”对真、善、美、完善、秩序的深入研究，我大都发现这些最高的价值往往能使人更意识到他自身内和这些价值对立的每一事物。许多年轻人觉得和一个不太漂亮的女孩相处更自在，美丽的姑娘容易弄得他自惭形秽、腼腆、笨拙、自卑，似乎他是站在某一皇族或神的面前。去圣化能成为一种防御手段抵制对摇摇欲坠而急需保卫的自尊的不断冲击。
在临床医师看来同样明显和同样熟悉的是，某些男子没有能力和一个姣好或美丽的女子性交，除非他们首先使她受到屈辱或至少弄得她不再是一位女神。男子在性行为中会把他的角色等同于肮脏的插入动作或支配动作，但他很难对一位女神或圣母或女祭司——很难对一位神圣的、可敬畏的教母做出这样的行动。因此，他必须把她从高高在上的座位上拖下来，拖入肮脏人的世界，使他自己成为主子，或许以一种无故施虐的方式提醒自己，她也要拉屎、撒尿、出汗等等，或她是可以用钱买来的，等等。于是，他不再需要尊重她；他解脱了敬畏感，解脱了温柔、崇拜、亵渎或自卑感，不再像一个吓坏了的小男孩那样觉得自己笨拙、不般配了。
动力心理学家研究较少，但或许也很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女方对男方的象征性阉割。当然，这至少在我们的社会中是人所共知的广泛发生的现象，但它常常被赋于或者是纯粹社会学的或者是纯粹弗洛伊德学说的解释。也很有可能是为了去圣化和反净化而“阉割”男方，就像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之妻，以凶悍泼辣著称，她对苏格拉底的撒泼也可能是为了防御她对苏格拉底的极度敬畏感会把她自己淹没。
从这样的观点看，我们常常认为是一种“解释”的东西与其说是一种理解的努力或理解的交流或充实理解的努力，不如说是一种抑制敬畏、赞叹和惊奇的努力。看到雨后彩虹，十分激动的孩子可能会听到大人以一种略带轻蔑和揭穿真相的口吻说：“哦，那不过是水珠把白光分成了彩色，就像棱镜的分光作用那样。”这能贬低经验的价值，类似以胜人一筹的态度嘲笑孩子和他的幼稚。它能具有扼杀经验的作用，使经验较少可能再次到来或表露出来或受到认真对待；它能使生活失去敬畏感和惊奇感。
我发现这也适用于高峰体验。高峰体验很容易而且常常被“解释掉”，却不能被真正解释明白。我的一个朋友，在手术后的宽慰和沉思中忽然闪现一个经典式的重大启示，深刻而震撼人心。他的意外发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过后我想到这种体验可能为我打开极佳的研究前景。我问外科医师是否其他病人手术后也有这样的洞察。他漫不经心地说：“哦！是的！Den-lerol（一种止痛的商标）你知道。”
自然，这样的“解释”对于经验本身的内容说明不了什么，和引爆器说明不了爆炸的效应一样。而这些毫无意义的解释本身必须得到理解和解释。
简化的努力和“不过如此”的态度也需要解释。例如，“一个人实际不过是24元药品的价值”；“吻是两个胃肠道上端的并列”；“一个人等于他所吃的东西”；“爱是对于你的心上人和其他姑娘之间差别的夸张”。我有意选录这些少年男孩的例子，因为我相信这是去圣化作为一种防御手段的最高利用。
这些男孩力图成为强硬的或“冷静的”或“长大成人”，就不得不向他们的敬畏、谦卑、爱、温柔、以及同情和他们的奇迹感宣战。他们这样做，把“高的”拉下来，拉到“低的”地方，拉到他们觉得是他们自己所在的地方来。这些“观念论”的年轻人不停地奔忙，向他们的崇敬冲动作战，力图贬低神圣的东西，亵渎每一件事物，像“正常”成年人的所为。
一般原子论的分解技术等等也可能用于同样的目的。你想说一朵美丽的花或一只漂亮的昆虫或一首精彩的诗等等的面前避免吃惊，避免自惭或产生无知感，办法很简单，只要把它劈开，并再次感受到自己有本事。归类、分类、划分范畴、制定规程一般也是如此。这些也是使可敬畏的事物世俗化、便于处理和日常化的方式。任何能回避整体性的抽象形态都可能服务于同一目的。
因此，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科学或知识的根本性质在于它必须去圣化？或在现实的领域中是否有可能把神秘的、引起敬畏的、存在幽默的、震撼情感的、美丽的、神圣的事物也包括在内？假如可以承认它们的存在，我们怎样才能取得对它们的认识？
在外行人眼里，使生活去圣化是科学家的必然责任。这种看法通常是错误的，他们对于最优秀的科学家研究工作的态度有误解。这种态度的“统一”面——同时领悟神圣的和世俗的生活——太容易被忽略，因为大多数科学家都羞于表现出这一点。
客观实际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呢？事实上，真正优秀的科学家往往确实以热爱、献身和克己的态度研究他的工作，似乎他正在进入一个神圣的殿堂。他的确达到对自我的超越——完全的忘我精神；他的态度确实可以称为一种“宗教式”的——具有绝对真诚和全面真理的品德，而他的激动或高峰体验，在他所研究的伟大神秘现象面前时时由于敬畏、自卑和自觉渺小而战战兢兢——所有这些也可以称为神圣的。这不经常发生，但它确实发生而且有时是在外行人难以鉴别的情况下发生。
从某些科学家那里诱出这种隐秘态度是很容易的，只要你设想它们存在并严肃对待。假如科学能丢掉这一非必要的“对温情的禁忌”，科学将较少被误解并将在它自己的领域内发现较少需要去圣化和仅仅进行亵渎活动。
我们也能从自我实现的、高度发展的人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他们的眼光长远；他们的思维逻辑广阔；他们能以一种更广泛包容和整合的方式看问题；他们告诉我们，在谨慎和勇敢、行动和沉思、活力和思辩、坚强和温情、认真和奥林匹斯式的幽默等等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对立。这些都是人的特性，它们在科学中都有用。在这些人身上没有必要否认超越性体验的真实或把这样的体验看作是“非科学的”或反理智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人觉得不需要否认他们更深层的情感。
的确，我的印象是，如果有什么可说的话，那就是他们更倾向于享受这种体验的乐趣。第二章 抵抗恐惧的威胁坦然面对“无知的嘲弄”
批评传统科学和科学家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过于相信他们的抽象，过于肯定这些抽象的价值。在这样的主观条件下，他们很容易失去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怀疑态度、他们的谦虚，并且不能恰当地意识到自己缺乏更深刻的知识，不能扼制自己的狂妄自大。
很显然，这一批评特别适合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确实如此，自然科学家能夸耀他们的显著成就和他们对物体和无生命自然的控制。但心理学家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他们真正懂得多少有益于人的事情的道理呢？传统科学在一切人的和社会的领域中一直是一种失败。
当然，我们确实有许多关于人和社会的有益知识，但我仍坚持认为，很多这样的知识来自“异端”，也就是来自于人本主义科学而不是机械主义科学。
我在此不谈来自原子弹的所谓“成功”问题，原子弹现已掌握在心理上和社会上原始的个人和社会的手中。
科学的右臂已生长到巨人水平，而左臂却在它的生长中落后这么远，这难道不危险吗？
假如我是正确的，科学家的明智和仁慈（甚至是在最真确的意义上的“科学化”）当然便于他们拒绝“方法崇拜”的乐趣，即拒绝变得骄横、霸道和自以为是。能拯救他们的恩典宁可说是这样的一些品性——谦逊，嘲笑自己的能力，和模糊状态共处，经常意识到对于任何一组事实都存在多重理论解释的可能性，对语言、抽象和科学本身的内在限度有明确的认识，承认经验、事实、描述优先于一切理论，惧怕在理论的上方稀薄空气中生活太久而不能返回地面。
最后我还要附加一条，对于个人自己科研工作中无意识和前意识决定因素的经验知识是最大的谦卑生产者。
为了与权力主义性格的不能等待和不能暂时搁置判断的倾向做一比较，我们还可以进行一项有启发意义的研究实验。有广泛的临床印象——实验资料仍然是模棱两可的——表明，他们就是不能容忍等待，他们的大部分紧张和焦急来自于等待。因此，他们通常在不成熟的认知下就跳向一个结论——任何结论，而不是停留在被他们视为感情惩罚的状态。缺陷还不止于此，而且他们一旦委身于一个结论，他们还往往长时间地依赖它，即使面对着矛盾的资料也没勇气去修正。
较明智的、奥林匹斯型的沉思者，较有兴致和好取笑的沉思者都已意识到，科学理论的存活时间比人们所期望的短命得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可能会觉得完全“忠于”牛顿定律和忠于霍亨索伦王朝同样可笑。
这一更试验性的态度能牢固地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假如你仍然接近具体客观的世界，便不可能否认事实的多重性——它们的矛盾，它们的模糊性。你会意识到我们关于这一事实世界的知识的相对性，相对于世纪、文化、阶级和阶层，相对于观察者的个人性格。你很容易感到肯定无疑却又很容易弄错。
所有的科学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但这一目的从来没有达到过。一切说明都要推延到我们认识了整体以后，但那时科学自身将被抛在一边。但任何自然物引出的我们的愉快的自发表现都是既完满又彻底的，因为一切自然的东西都被视为和人有关；谁又知道这种无意识的肯定可能多么接近绝对真理？假如我们要了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将所见甚少。一个人用他的理解的卷尺能测量的东西太少啦！
当你意识到这些对立力量时，你仍意无反故地进入这个世界，这一过程的本身就是勇气甚至高尚的一个标志。科学家应该深感幸运，并喜爱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发誓终身从事的那种永恒的事业肯定是值得他们为之付出最高努力的。
有一种方式使我们可能成为依据经验的，推进知识的高度评价这一知识，而又对人类知识的贫乏和不可靠抱现实主义的态度，这种方式就是对它超然一些，像上帝那样，抱着怀疑的态度而兴致盈然又有深厚感情，嘲弄、宽容并惊叹不已。
正当的笑是对付难解问题的一个好办法，同时也是保存力量坚持研究下去的好办法。对于既要谦逊又要自豪、骄傲和坚强（足以对付重大任务）的存在主义问题，幽默感是极佳的解决途径。以这种方式我们既能意识到我们懂得火箭和抗菌素，同时又意识到我们不懂得战争与和平，偏见或贪婪。
所有这一切都是关于现存混乱状态的沉思形式，都是一种温和的享受，而且使我们能继续坚持尝试较多一点解开扭结而不致失去信心。你能热爱科学尽管它不完善，正如你能爱你的妻子一样，尽管她不完美。而且，幸运的是，科学和爱侣有时确实能变得十全十美并使我们大吃一惊，虽然美丽只能停留片刻，而且是作为一种令人意外的、受之有愧的奖赏。
这样一种态度对于超越另一些问题是很有助益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有一种隐蔽的观点把科学和完成的知识等同起来。
例如，我曾听到心理学家遭受物理学家的嘲笑，物理学家这样嘲弄心理学家：“你们知道多少？你们的知识是高度抽象并数学化的吗？”他们甚至这样问：“你称它为科学吗？”这里暗含的意思是，科学是进行认识活动的，而不是提问的。
于是，后方部队的士兵嘲笑前方的战士太脏，而财富继承者嘲笑汗流夹背的赚钱谋生者。
事实上，在科学中有两种评价的层次系统（不是只有一种）：一种是组织得很好的知识层级；另一种是我们选定研究的重要问题层级，正是这些选定要研究重要的、未解决的人的问题的人才真正把人类的命运放在自己的双肩上。
大多数科学的定义，尤其是非科学家所定义的，是根本不正确的。通常，科学被说成是一种功能自律的事业，局外人是无法真正理解的。
例如，假如你称它是“不断增长的信息集成”或“实验操作规定的概念系统”，一般人会诧异为什么人们应该献身于这种不能鼓舞人的目的。
对于科学研究的成果或对于作为社会事业的科学的这种说法，或为此目的所进行的有关科学的讨论而不是有关科学家的，往往都把科学家生活中的趣味、激情、兴奋、胜利、失望、感情和意动的成份排除在外，更不用提那些审美的、“宗教的”或“哲学的”躁动。
颇为类似的是阅读象棋规则，它的历史，研究个别比赛，等等。但所有这些都不能解答这样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下象棋？”如果你对他们的感情、动机和满足毫无所知，他们将永远不可理解，就像斗牛士不能被非斗牛爱好者所理解一样。
我认为，非科学家通过了解科学家的目标和满足有可能得到对科学家生活的某些感受，而且这些心理上的真正满足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所能体验到的。
通过对高峰体验的调查研究，我得知这些体验是非常相似的，远非激发这些体验的外部诱因之间的相似可比。例如，在我发现妇女描述她们最高幸福时刻大体和男子的描述相同以后，我觉得和妇女更接近了，尽管妇女受到激发的情境可能对男子毫无触动。
只要牵涉到个别科学家的内在生活，这些高峰体验和诗创作中激发诗人的体验就非常相似，等等。从我自身的经验而言，我想我曾从我自己和别人的研究工作中得到过比从诗歌欣赏中更多的“诗意”体验。
我从科学杂志的阅读中也曾得到过比从研究和阅读“圣书”中更多的“宗教”体验。创作某种美丽事物的激动心情来自我的实验、探索和我的理论研究，而不是来自绘画、谱曲或跳舞。
科学可以成为一种与你的所爱相结合的方式，与使你着迷的东西以及与你用你的生命表达你为之倾倒的神秘的东西相结合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类比。如果你能求得有关你研究的主题愈益增多的知识，并在50年的学习后上升到一定的高度，那么你可能花费一生的时间，甚至会觉得淹没于它的更深的神秘之中了，不过却以求解这个问题为乐。
很显然，与最初的无知的空白神奇感相较，这时它已是一个丰富多彩的“高级”的神秘和奇迹。这两种过程似乎是同时并平行地进行着，即知道得越多越觉得神秘。至少这是在我们的优秀人物、贤者和最好的科学家身上发生的现象，他们仍然是完整的人而不是偏瘫的专家。这些人也是能够得到诗人理解的科学家，他们反过来也能把诗人看作是一种合作者。
正如德瑞尔所说，科学能成为“理智的诗歌”。这一对于优秀科学家内在生活秘密的探索能成为某一全球运动的基础，它将使科学家、艺术家、“宗教”人士、人道主义者和一切其他认真的人团结在一起。
传统的科学家认为，科学研究或详尽的认识是和神秘感对立与矛盾的。但实际情况并不需要如此。研究神秘并不需要亵渎它。实际上这是趋向更高的尊重、更深的理解、在丰富多彩的高水平上的更加神圣化和净化的最佳方式。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最聪明的人，正是那些最大智若愚、最不傲慢和最“兴致勃勃”的人。
如果你想使树木变得更美丽，那么，唯一的办法你必须对树木有更多的知识——弄清树木生长的道理。我总是注视并赞美的树，现在更有一点助益，因为我懂得一点植物学。假如我对它的机能作用的细节知道得更多些，这一知识将能使它变得更加神奇而美丽。
例如，我一生最深刻的审美体验之一是很久以前在一次组织学课堂上得到的。那时我一直在研究肾脏生理学、化学和物理学。我越学越惊叹肾的美，它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而又简单，在机能上有完美的形态。它的形态是顺应它的机能构成的，两者的相随像雕刻般精细，远远超过格林诺夫的梦想，例如肾的进化。
对于我来说，胚胎学家所知的是一个奇迹，它显得是那样的罕见，任何人也难以预先想象。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在研究、学习和了解以后，观看了显微镜下的一个完美染色的切片并得到一种美的体验。
对于这样的问题，非科学家不会懂得，而科学家呢？又羞于在大庭广众面前谈论它，除非他们变得年长成熟而且不怕羞时才不会如此。在科学的最高水平上，它最终能成为对惊奇、敬畏和神秘的组织编排，系统追求和欣赏享受。
上述这些的高峰体验和存在认知，正是科学家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但这些体验同样可以称为宗教体验，诗意体验或哲学体验。
科学可以成为非宗教人士的宗教，非诗人的诗作，不会作画者的艺术，严肃人的幽默，受压抑而畏缩的人的求爱。科学不仅始于惊奇，它也终于惊奇。与任何人溶合的“定律”
从科学发展史上可知，常规的科学首先将物理的、无生命活力的东西作为研究对象，例如星体、落体。当然，非人格的数学也包括在内。
科学前进的步伐并没有终止，并且以同样的精神研究生物，最后约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又在实验室里以同样的、已证明为极成功的方法进行研究人。人被当作一个物体在有控制的实验情境中接受不动感情的、中性的、定量的研究。“课题”的选择倾向于一切适宜用这种方式处理的方面。自然，与此同时，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传统，也有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心理学用不同的定律、法则和方法在临床精神病学家中发展着。
以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等等的方法论对人进行的“科学”的研究，是一种更困难、更令人恼怒的应用，因为研究者将还原分析法加在一个极不合适的对象身上。有人这样说，人是一个特例，是在非人格科学方法边缘上的一个外周例子。我建议我们要把人作为起点或中心替代上述非人格的中心。让我们试着把有关人的知识当作范例，并由此创立属于人的方法论、概念化和世界观，属于哲学和认识论范畴的范式或模型。如果把即时发生在你和我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我们都暂且把它作为一种终极的知识来看待，那么，后果将会如何？让我们设想这种知识是“正常的”、“基本的”惯例，像我们基本的测量工具对任何知识所进行的判断一样。不总是可逆的人际关系的例子是：朋友对朋友的认识，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的认识，父母对子女的认识，或子女对父母的认识，兄弟对兄弟的认识，医师对病人的认识，等等。在这样的关系中，特有的情况在于认识者和认识对象是有牵连的。他们的距离不是很远，而是很近；他对它不是冰冷的，而是热情的；他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有感情；对于认识的对象，他有移情、直觉的领悟，即觉得能和它打成一片，和它同一，在一定程度上和在某种方式上与它一致，与他有牵挂。
我们必须承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母亲要比儿科医生、心理学家更了解她的孩子。如果这些医生有起码的明智，他们会利用她作为解释者或翻译，并常会问：“他想说的是什么？”老朋友，特别是夫妻之间，彼此的理解，彼此的心心相印，而对于旁观者来说，其表现简直是一个谜。
人际知识发展的极限或完成是通过亲密达到神秘的溶合，这时两个人以一种现象学的方式变成了一个人，神秘论者、禅宗佛教徒、高峰体验者、情侣、审美学家对此均有精彩描述。在这种溶合的体验中，对另一个人的认识是通过变成另一个人而实现的，即，它变成一种发自内部的经验知识。我认识它因为我认识我自己，而它现在已经变成我的一部分。与认识对象的溶合使经验知识成为了可能，而由于经验知识就许多人类目的而论是最佳类型的知识，认识一个对象最好的方式便是趋向与之溶合的运动。当然，由于要达到与任何人的溶合，因此，要关心他、爱他，我们甚至能由此提出一条关于学习和认识的“定律”。你想认识他吗？那么开始关心他吧！
与神秘的溶合相比，更倾向于中性的例子是治疗和成长中的关系。我这里仅限于谈论各种顿悟揭示疗法、道家方法、非指示疗法，例如，弗洛伊德、罗杰斯、存在主义疗法等等。关于移情、交友、无条件积极关怀等等已经有许多文章讨论过，但这一切有共同的明确认识，即，为了使个体能控制自己的自信和自疑，有必要建立一种特殊类型的关系，以打消畏惧，使人能接受治疗，能更实际地看自己。
首先让我们把这一治疗的和成长的关系看作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方法，然后把这种认识工具和一台显微镜或望远镜做一对比：
认识人的研究之所以如此错综复杂，因为人的动机生活大部分是和他人有联系的。一般来说，由于他人的给予或阻挠从而导致基本需要的满足或受挫。假如你想了解一个人，最好让他和你在一起时毫无顾忌，让他觉得你接受、理解并喜欢他，甚至爱他，让他觉得你尊重他，你不会威胁他的自由自在。相反，如果你不喜欢他或不尊重他，如果你轻视或不赞助他，看不起他，或者用“惯例化”的眼光看他，不把他看作是一个独特的个人，那么，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让别人看到他的真相。
这和一件日常事件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不爱孩子，我就不会把我的孩子的照片拿给你看；假如你不喜欢孩子，我将不想让他们来见你。他甚至会怀着隐藏的恶意故意以假象蒙骗你。在其他领域这也是极常见的事，例如，文化人类学、心理治疗、社会学、民意调查、儿童心理学以及许多其他领域。
我们可以通过调查研究的文献了解上述结论，如，关于访谈，关于文化人类学研究法，关于心理治疗技术，关于民意测验，关于理解和被理解，关于强者和弱者的相互关系，关于人际知觉等等。但我想不出这些研究的发现曾应用于认识论的问题，或阐明如何“获取”可靠的和确实的知识。我认为，这些研究领域中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他们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