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病对话：全科医生手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胡冰霜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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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病对话：全科医生手记试读：

胡冰霜，华西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复旦大学预防医学博士后，四川大学心理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华西医院精神科医生，先后至摩洛哥、摩尔多瓦、美国、保加利亚、蒙古国等国从事全科医学的学习与实践，并担任“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专家。著有《变态心理学》《儿童智商》《诗意书画》等，译有《现象学和拉康论精神分裂症》等。

在蒙古行医时，我结识了同仁洛夏——一个把手术做成艺术的医生、一个春天般温暖的人。将这幅怀念的小画放在开篇，希望能从另一个维度去寻找医学和艺术、医学和人本身之间的关系。自序一个医者行旅的原点

1969年一个深秋的夜里，突然听到有些喧闹，原来是父亲回家来了。他拄着双侧腋杖，行走时拐杖敲击着水泥地面发出“咣咣咣”的声音，有点儿夸张。他那时正在四川渡口（今攀枝花市）米易县湾丘“五七”干校劳动，犁田时不慎被水牛踩伤了左脚背，发生了骨折。当时，成昆线还没开通，周围有些地方似乎还在搞“武斗”，交通不畅。于是，他绕道渡口、贵阳北行，辗转了好几个星期，终于回到了成都。父亲在途中可能广泛搭载了各种交通工具，如小舟、渡船、鸡公车、板板车、拖拉机、客车、货车等，他的外衣和帆布旅行包上都显出风尘之气。

西医为父亲照了X光片子，说他的骨头没有对位好，但伤后已经一个多月，也不便再手术，只能等它慢慢地长好。又看中医，说是“伤筋动骨100天”，要严格按跌打损伤来治疗：一要天天用中药煎水来洗脚；二是洗完脚后，在脚背上裹一块巴掌大的药膏，里面是清油调匀的中药粉末；三得喝药酒来舒筋活血。那段时间，父亲喜欢与大家喝点儿酒，现在要辅以药酒来治疗，显然是他很乐意的。一时间，家里弥漫着中药、药酒的味道，纱布、绷带在晾衣杆上随风飞舞。家中还备有银针，他偶尔也做做针灸。

父亲喜欢看书，家中因此堆了很多书，如《六次危机》《田中角荣传》《多雪的冬天》《安娜・卡列尼娜》等，我也趁机沾沾光。父亲身高1.89米，拄着双拐走路时步子很大。我因为常常陪着他散步，步调渐渐与他有些相仿，结果被班上的同学起了一个绰号“懒大步”。

过了几个月，父亲好些了，就将双侧腋杖改为单侧腋杖，再好了些后，又改成一根手杖，后来他就拄着手杖返回了干校。

1971年的一个深夜，父亲又回来了。他脸色有点儿发黄，这回是染上了肝炎。医生们的意思是，这个病不大好治，只有慢慢地休息调养。于是，父亲开始断断续续地服用“蘑菇片”“谷氨酸片”和各种中药的偏方等。因为骨伤还要继续康复，所以药酒仍然要喝着。在此期间，国家每月补助他白糖票半斤、黄豆票一斤来加强营养。

一天下午，我陪父亲去看病，路过人民公园，看到几个北方人正在耍猴戏。秋阳熙熙，他们个个都光着上半身，下身穿着肥大的灰黑棉裤，高声唱着北方小调，有些苍凉。几只猴子戴着花布头巾，使劲翻跟头、跑步；另一只大猴子的任务是捧着铁皮罐头盒，对着围观的人打躬，一圈下来，终于收获了两个硬币。父亲看了片刻，就低头悄声问我：“拿点儿钱吧？”我有些惊恐：“没有带零钱，只有一张5元的（当时父亲的工资是两位数），要去看病的。”父亲有些尴尬，笑笑说：“拿吧，给他们……河南人算是我们半个老乡。”那天余下的时间，我们便只好在街上踟蹰，观望落叶梧桐，一直挨到晚饭时间才打道回府。我觉得父亲很想上去跟他们多说几句话，但他没有。

后来，“五七”干校就结束了。1973年，父亲调到了四川省建工局工作，时常去基层开会、出差。有一阵，他觉得胃口不大好，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肝硬化”。

1974年春天，父亲因为黄疸、腹水住进成都的解放军第四十七医院。我就离开了学校，常常在医院里出入，设法买药、送药，记得有白蛋白以及各种中药，如鳖甲、山茱萸、茵陈、金钱草、丹参、冬瓜皮、莱菔子、大腹皮、车前子等。同时，我还给父亲送去衣服、鸡蛋、水果之类。但他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直到秋天都出不了院，而且似乎越来越重了。入冬以后，父亲就常常提起山东老家的情景：鲁西南、大汶河、风雪、平原、一畦土地、一口水井……他甚至觉得，睡睡北方的土炕，身体自然就会好起来。但冬至那一天，他突然咯血，然后昏迷去世。

我从此不向北望。北去三十里，父亲曾在三秋桂子、一湾荷塘、八百罗汉处徘徊。

行医多年后，1990年左右，我在坐诊时偶然遇到一位长辈来开药，他说自己当年在湾丘“五七”干校时与父亲住在一起。最后，他顺口提起：“当时干校有一位李叔叔得了肝炎，隔离起来了，但你父亲还要主动去照顾他，给他送饭，才染上了这个病……这位李叔叔现在身体都还好……”言罢，他目光有些闪烁。我闻之心惊气短。

后来每每想起父亲在四十七医院的时日，我都觉得暗无天日，不堪回眸。直到今天再回首才发现，其实那也不尽是茫茫黑夜，也颇有一些值得感念的事情。

1974年，大家的生活都很艰难。当时，内一科有十来个年轻的护士。我则是个陪伴传染病人的家属、中学生。病房里若偶有空床，我便可以趁机在那里过夜。时间长了，我渐渐与护士们相熟了。她们常悄悄地招手示意，把我叫出病房，赠与饭票，让我去军人食堂打饭吃，还把自己的军用装备——绿色洋瓷碗和不锈钢匙子——借给我用。此外，她们还借给我各种东西：书籍、凉鞋、雨衣、梳子、香皂、雪花膏、板凳、粮票、现金，等等。有时，她们还带我混进军人澡堂去洗澡，把军装借给我穿，包括内衣与外衣，还打趣说：“你只差领章和帽徽了。”

在病房值夜班时，她们常常叫我到营房去睡她们的床铺。她们的床单、枕头、被子、蚊帐都是统一的草绿色，被子叠成四方体，见棱见角。唯一彰显个性的是枕巾的图案：梅、兰、竹、菊争奇斗艳。更讲究美学效果的，还要再给枕巾蒙上一块花手绢，洒上些花露水，花香袭人，让营房充分显出闺房的情致。

四十七医院离成都有15公里，那时自行车是个很奢侈的装备，偶尔有机会才能骑到。于是，她们趁着些职业之便，千方百计地打探过路车辆的消息，讨好司机，乘机帮我搭上便车。有时天色晚了，她们甚至到公路上去招手拦车，截住南行的车辆，包括客车、货车、拖拉机、吉普车等，让我能返回成都。

后来，我对自己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属，似乎都没能做到这些，想起来有些惭愧。

内一科还有一位年轻的护士也在住院，她是白血病晚期。深秋的一天中午，她把我叫到花园里，拉住我的手，盯着我的眼睛说：“我先给你讲下哈，你父亲会死的……”言罢，她鼻孔里突然冒出血来。她赶紧捏住鼻子说：“他……他病得有点儿重了，就像我一样。”我从此不再搭理她，侧目相向。

幸好，我似乎也为她们做过些事情：从成都帮她们买过雨伞、钢精锅、水壶之类的东西。我也曾被委派过一件重要任务：帮其中一位护士送交一封情书到成都军区独立师。而收信者——一位年轻英俊的军人——撕开信封，瞄了一眼信瓤子，就顺手丢到了抽屉里，继续与战友聊天。我在窗外恭候了好一阵子，人家也没给个回话。回去向她汇报此事时，我也只好含糊其辞、避重就轻。看她星眸闪烁、欲言又止，估计对我办事的能力颇感失望。

43年过去了，终于记下此事，旨在致谢解放军第四十七医院内一科的护士们，她们其实都很像《红楼梦》里面的姐姐妹妹：清澈、灵性、美丽、宁静……每一位都像。难怪贾宝玉要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若天地有情，还望她们能读到此文。当然，也要致谢医生们与其他相关人员。一身体No.1　藏药的精神病人

后来我继续在精神科做了多年医生，对药物的信仰三落三起。

1983年从医学院毕业时，我觉得精神医学是一个超越、抽象而博大精深的学科，于是决定要做精神科医生。一时间，亲友们大惑不解、一片哗然，有至亲者甚至哭兮兮，以为我误入歧途。我则独行其是，一时间还算是泰然自若。

上班伊始，我在女病房轮转，分管着七八个病人。她们大多数患了精神分裂症，还有一些自杀、自伤、厌食、癫痫、吸毒的病人。我仿佛看到了光天化日下的地狱景象。

一位女病人40多岁，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妄想）型。病历上记录着她发病10年来的流水账：她闻到自家厨房水龙头里放出来的自来水有毒气，把水槽都腐蚀了；电灯泡、电话机里有辐射，导致她头昏眼花；她牙齿里被安装了窃听器，连大街上的人都知道她心里头在想什么；电视上也随时有人在说她的坏话、造谣；她走在街上，发现公安局的警车在跟踪自己……这些想法很顽固，她坚信不疑。虽然先后用过氯丙嗪、舒必利治疗，但她的想法丝毫没有动摇。

我们一直联系不上她的单位和家属，也就没有人来探视她。日子过得倒还清静，平日里只要不谈那些受迫害的糟心事，她就安安静静地吃饭、睡觉，当模范病人。

哪知某天上级医生来查房，她又滔滔不绝地说起那些下毒、跟踪的事。结果，医生当即指示：“把药渐渐换成氯氮平，看这些幻觉妄想能不能动摇点儿。”就这样，氯氮平陆陆续续地加到了每天12片，300毫克。

她总是无声无息，多少有点儿矜持，每天翻翻书本，看看铁窗外面的荒草绿树。一个面容和身姿如此优雅的女人站在窗前，本身就是一道欧洲古典油画般的风景。

我渐渐发现，她有一本甚为珍爱的淡绿色绸面笔记本，与她形影不离，睡觉时就放在枕头下面。有一天，我恰好看见她正在专心研读笔记本，就上去与她寒暄：“这本子好漂亮啊……能看看吧？”她有些害羞，但还是翻开来，稍微给我展示了一下：里面夹着干枯的银杏叶、香樟叶、蒲公英、玫瑰花瓣、蝴蝶翅膀，还有从报刊杂志上剪下来的一些小小的豆腐干文段，粘贴得方方正正。令人惊讶的是，有的地方甚至还配上了简笔插画和诗文，看上去淡雅、美丽、柔和，真是画如其人、诗如其人。这个淡绿色笔记本昭示出另一个风清月明的世界，它和窃听、下毒、跟踪这些魑魅魍魉无论如何都拉不上关系。看来她同时活在两个世界之中。突然翻到几片紫色的枫叶，她盯了很长时间，慢慢地有点儿失神，轻轻地自语：“北京西山，秋天。”然后闭目静默，进入冥想，不再介意当下，甚至忘了近前还有个观众。看来无意识之流汹涌澎湃，与紫色枫叶密切相关。

悠然自得、与世无争，唯淡绿笔记本是念……本以为她的日子会这样过下去，哪知有一天，护士长突然找到我，很严肃地说：“你这个病人没吃药，你要注意啊！这些病人都很会藏药，窗子外边、草丛中间，你去看看嘛，药丢得多得很……”我有点儿吃惊：“好的，发药的时候我来看一下。”那时，我刚刚读完医科大学，对西医诊疗体系的信赖接近于信仰，初次知晓了藏药的事，有些痛心疾首。

早上10点半，病人在大厅里开始排队吃药，我站在旁边仔细观看。每个病人都端着自己的搪瓷缸子，里面有小半缸温开水。护士先将一个塑料小盒里的药一次性倒入病人的手心，然后看着病人把药放进嘴里、喝水、吞下。最后一个程序是每个病人必须张大嘴巴，卷起舌头，让护士检查一下嘴里有没有药。

轮到她了，也是一模一样的程序性动作：左手端水，右手接药，把药全部倒进嘴里，低头喝水，仰头吞药，“咕嘟咕嘟”就下去了；再张嘴接受检查，舌头上下、牙床内外、咽部左右都打着电筒看了，清清楚楚的，什么都没有。看来确实没什么破绽，但我还是示意她到窗边来。我准备和她多聊一会儿，一是看看她有没有把药藏在身体某个未知部位；二是防止她马上回病房或进厕所去设法悄悄地把药抠出来、呕出来，就像电影《追捕》里演的那样。

于是，我们就站在窗边开始拉家常：“你小时候常常住在东北吧？”她回答：“我在辽宁本溪的奶奶家长大，后来随父母在山东济南上小学和中学。”听来口齿甚清晰，完全不像嘴里藏着什么东西。我又问：“你上中学时喜欢什么课？”她眼睛发亮：“我喜欢语文、地理，最讨厌数学、物理，外语也不喜欢。”我想起了她的笔记本，就问：“那你平时喜欢读些小说吧？”“喜欢，《简・爱》《红楼梦》《镜花缘》……这些我都很喜欢。”看样子她兴致很高，我们便聊了一阵小说。随后，我又发起一个话题：“你原先做过几年编辑，对吧？”“对，我编过厂区、工地的小报……”我尽量争取多找点儿话说，拖延时间：“南方的生活还习惯吧？”“现在都还好，我是大学毕业时支援三线被分配来的，刚来时……”她以惯常的优雅和礼貌精准地回应了各样问题。谈了约莫有半个多小时，我确实没看出她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我跟护士长说：“我亲眼看到她吃下去了，还跟她聊了半个多钟头，肯定没问题。”护士长摇摇头，完全不相信：“你还要好好看看。”

第二天，我又看到她从从容容地把药片吞下去了，没有任何特殊的嘴形变化。她的左手一直端着搪瓷缸子，右手自从把药倒进嘴里后就自然下垂，没做过任何让人疑心的延迟或掩饰的动作。这次我连她的指缝、衣袖里也都看了看，什么都没有。后来，我又叫住她到窗边闲聊。北方的山脉、南方的河流、植物花卉、剪纸、藏书票……谈到默契之时，我干脆直截了当地劝她：“你要好好吃药哦。你是专门来治疗的，总要好点儿才能出院啊。你看××床，明天就要出院了。”她安静地点点头：“是的，好的。”我又说：“况且药也是用钱买的，浪费了也不好，对吧？”她又点点头，表情很平静：“是的，对的。”

过了一两天，护士长又来找我说：“她肯定没吃药，你不相信嘛，这些病人个个都精灵得很。”我说：“我亲眼看到她吃下去了，确实没发现任何破绽。”护士长有点儿不高兴了：“她根本就没有吃，要不然怎么会一点儿副作用都没有呢？”“啊！”我大吃一惊。对的，12片药吃下去，人总该有些药物反应，比如口齿不清、流口水、迟钝、疲乏、嗜睡、脉搏快、颜面潮红等。但她口齿清晰，目光犀利，面色一直都呈浅浅的粉色。我赶紧去病房摸了摸她的脉搏，发现每分钟只有70次左右。而且，我正待用手搭上去摸脉时，她的手腕竟然迅速回缩了一下。这个动作颇微妙。同时，我从她的眼睛里似乎读到些许警觉、提防的意味。怎么办？再跟她谈谈？我就又同她聊了聊生病就要吃药这回事，给她讲朴素的道理、科学的常识，从各种角度劝说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谓诚恳又全面。她频频点头，看上去完全同意。

两天后，上级医生来查房，护士长立即汇报了这个病人藏药的事情。上级医生说：“这个好办，把药碾成粉末，直接从胃管灌下去。”医生还特别提醒，虽然医嘱是一次六片的剂量，但第一次也不能灌那么多，只能灌两三片。因为如果她真的没吃药，那突然把六片药灌下去，副作用会很大。

查完房就开始插胃管。她当然不会合作，死命地挣扎抗拒，结果被约束着斜靠在床上，并被医生护士们团团围住，就像狐狸落在陷阱里一样。我们轮番好说歹说，才终于给她放进了胃管。她的眼神里流露出惊惧、恨意和绝望。我猛然意识到，她确实没有吃药。果然，药灌下去后10多分钟，她的脉搏就很快了，一摸便是每分钟120次。护士赶紧准备心电监护，给她静脉补液。又过了10多分钟，她睡意蒙眬，颜面潮红，脉搏已达130多次。我们只好用些药物为她降心率。看来氯氮平的副作用的确厉害，上级医生实在经验丰富。一个多小时过去，她陷入深睡，然后出现大小便失禁。我们开始轮班加强监护她。

她这一觉睡了很久，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过来，还有点儿迷迷糊糊的。第三天早晨，她坐起来时依旧提不起精神，歪歪倒倒的。此后，我们断断续续地使用胃管给她灌药，千方百计地慢慢增加氯氮平的剂量，直到每次12片。她的药物反应越来越明显：口齿不清、流口水、行动迟钝、疲乏、嗜睡、便秘、体重增加……人也越来越沉默，越来越敌视、抗拒医生和护士。我仍要天天去看她几次，但基本都无话可说，气氛凄凉、沉重而尴尬。

谢天谢地，终于有一天，她的弟弟——一个同样严肃、清瘦、少言、忧虑的书生——来了，要接她出院。他也说不清姐姐的病情是否好转了，只是挽着包袱客客气气地结账、买药、道谢、告别。

天下事之无解、无望，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力。我左思右想，既然单位和家人都要将她送来住院，可见大家都认为她病情严重，不得不治疗。医护人员也不得不给她吃药。否则，在如此密集的都市人群中，到处都有人迫害、跟踪、窃听她，四面楚歌的她怎么活下去呢？此外，她怀揣着一个笔记本，就可以安安生生地在这里住大半年。这样的女人如果活在百年前会身处何种状态，是幸运一些还是更加不幸？依她的安静聪慧，如果某种姻缘果真到来，做个贤妻良母大概没什么问题。在某些男士眼中，她这种类型的女人多少有些魅力吧。但她怎么会走到这般田地？药究竟进了她的嘴没有，之后又藏在哪里？一切都不得而知。遗憾的是，当日我并未找到与她推心置腹的机缘。

百思不得其解。我忍不住向一位老师请教此事，哪知老师讲了一个更惊人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末期，老师被分配到精神科当医生。刚来时，他分管一个男病人。这个病人在医院住了一年多，病情反反复复，单位远在新疆，一直都联系不上，也就没人来接他出院。于是，医院派老师护送病人回新疆，顺便收回住院费。路途漫长，两个人有足够的时间相处，结果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老师发现，这个人在旅途中和在医院里判若两人，简直比正常人更加正常。老师只好直接问他：“你在医院时的那些幻觉妄想是怎么回事呢？”对方的回答是：“那些全都是装的。”“那每天发的药呢？”“都从厕所冲走了，很多人的药都是这样被冲走的。”老师又低声告诉我，他们俩就此成了莫逆之交，常常通信，此人如今就在某某研究所工作。言毕，老师感叹不已：“他真比《红岩》里的华子良还会装。幸好走了这么一趟，对人心才懂得多了些。”此后，老师对精神病的诊断和治疗就有了“第三只眼睛和第三只耳朵”的功夫，即运用无意识和直觉来判断的智慧。

后来，我继续在精神科做了多年医生，对药物的信仰三落三起，同时也把目光投向其他各种治疗思路。

那位女病人心灵的雷达异常敏锐，能捕捉到一些微妙的信号，甚至还能“于无声处听惊雷”。遗憾的是，它们常常是一些消极、灰暗的信号。她的病情其实不重。依她的禀赋，如果机缘凑巧，在久远的过去，她也许能做个跳神、算命的巫婆；在如今这个可能性甚多、生活资源丰富的时代，她可以好好学习，试试魔术师之类的行当。假如此类人入世实在无计，那么能否在大自然中兴办一所世外桃源，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饮食起居条件，让他们栖身呢？任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其中，或梦或醒，或歌或哭，或呆或傻，或癫或狂……只要能确保其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就好。

多年来，我隐隐约约地做着这样一个桃花源之梦，可惜一直未见圆梦的可能性。作为折中，我渐渐张罗起艺术治疗，希望像她那样的患者能借绘画、音乐、舞蹈、故事、诗歌等形式实现自由表达。好在多年耕耘，略有收获，总算看到天边的一抹曙光，也便有了今天进一步的奢望：将他们如是表达的作品——无论其形式、内容是否稀奇古怪——部分转化成他们生活的来源，铸就他们的饭碗，甚至变成连接他们与外部世界的桥梁。当然，像任何事情一样，这需要个人竭尽全力，而后老天自有安排。

毫无疑问的是，精神医学确实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No.2　精神病院的《热爱生命》

关乎生死之事果然是人生要务，人概莫能外，槛外人亦如此。

1989年，我做精神科医生已有六年，个中况味冷暖自知。

那一年，我去上海参加一个精神疾病诊断量表会议，顺便去闵行区的一所精神病医院购买电休克治疗仪。从成都到上海，火车要坐三十来个小时。同坐的除了几位大学生外，还有一位江南学者、高级工程师。他戴着金边眼镜，两鬓花白，气质儒雅，博学多闻，途中就江南的历史、人文、艺术等话题，与大家聊得饶有兴味。

我带着随身耳机，断断续续地听着英文歌、学英语。江南学者问我：“你们年轻人现在喜欢听什么歌呢？”我回答：“我正在听美国乡村歌曲《月亮河》。”他接过耳机伸长脖子听了一阵，断然说：“我们年轻时候那些歌更好听。”大家都有点儿诧异，忙问那时有些什么歌。他想了想说：“有个电影叫《卡萨布兰卡》，你们知道吧？”大伙都说不知道。他说电影里有一首歌，其中一句是：“You must remember this.A kiss is still a kiss.A sigh is just a sigh.”说着他顺势耸起肩膀，提起喉咙来哼了几个音符，紧接着又掏出钢笔和本子，聚精会神地写下全部歌词，洋洋洒洒地写了整整一页，记忆力颇惊人。

写完后，他目光炯炯地扫视着大家，用优雅的英语朗读了一遍歌词，自然得到了交口称赞。他兴致更高了：“那我把它唱给你们听一下？”我们喜出望外，欢呼起来。于是，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耸肩摇头，打拍子，哼过门，但一时有点儿气短走调，起了几次头都没唱起来。他只好打住道：“不对，我……我是假牙，先取下来。”说完便转过背去，摸摸索索了好一阵，取下了假牙，然后转过身来开始唱。但这回唱得更不成调子，只见他双唇不时地内瘪外鼓，通风漏气，几乎不能发音。他有点儿张皇，赶紧又转过背去，把假牙放回嘴里，干脆就背对着众人开唱。几次三番，还是没能唱下去。他只好坐下来，有些尴尬地说：“哎呀，离开学校后好多年没有唱了，唱不起了。”接着，他又说明一番：“我们当学生那会儿，时兴把全口牙齿都拔光，再安上假牙，觉得那样更卫生、更科学。”大伙难免有些遗憾和诧异，一时无言以对。我只好说，鲁迅先生似乎也是全口假牙，估计这是江南才子的“时尚”。他才稍微释然。后来，他随手给我画了一张草图，标明了闵行区的位置，甚至标注了去医院的路线、车次。那张图画得很精致，颇有工程图的气息，充分显示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严谨周密。

快到上海时，江南学者的神情变得有些凝重，几次欲言又止，终于对我说：“我……我想拜托你办件事情，好吧？”我说：“那当然好。”“我姐姐……就在闵行那个精神病院住院，好多年了，你帮我去看看她？我这几年忙得都没去过，只是隔几个月把钱寄到医院去。父母健在时，每年春节还把她接回家过节，父母过世以后……”他声调越来越低，表情变得灰白而僵硬，连头发都显得灰扑扑的，说着又掏出20元钱，“还要麻烦你帮我买几斤水果带去，剩下的就交给她本人，一定交到她手头啊，她身上需要备些零花钱的。”我连声答应：“好的，好的，一定会的。”他再三叮嘱：“你就说你是我的朋友，我专门托你去看看她。告诉她我身体还好，就是工作很忙，让她安心住院。”

那家精神病院坐落在郊区，远观很像旧式的教堂：乳黄色的外墙庄重而典雅，小小的窗口都装着黑色的铁栏杆。安静的街道上，法国梧桐一片深绿，初夏的阳光透过枝叶洒下一片金黄。

我进大门时是下午3点整，恰好是医院规定的探视时间。墙上贴着告示：禁止携带绳索、刀剪或其他锐器入内；现金须存放在医院财务科；点心、水果只允许少量带入。我提着一小袋水果，排在一列心力交瘁、肝肠寸断的家属中，起初感觉有些异样，但当我在探视登记本的“家属”一栏里填上自己的名字后，就完全找到了做家属的感觉。我随着护士进入探视室，隔着玻璃看到隔壁是一间工娱治疗室，里面有20多个病人，个个都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员服，正在专心地做手工：用五颜六色的毛线编织茶杯垫。

护士大声喊：“38床，家属来了。”只见其中一个女人瘦削的肩背深深地震动了几下，好像受到轻微的电击一样。她急急忙忙地站起来，快步走向我。她跟江南学者长得有五六分像，也是花白头发，只是脸色更加灰扑扑些，整个人显得柔和旧式，仿佛张爱玲笔下的某些大家闺秀。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松开，面带笑容打量着我。看得出来，她的大脑正在紧张地扫描和检索我的面孔。我迅速地自我介绍：“我是你弟弟的朋友，从成都过来出差，他专门托我来看你，带了点儿水果。”同时，我回想着江南学者的各种情况，以备应对。她春风满面地接过水果，招呼我一起坐下来：“哎呀，太辛苦你了，那么远来。你还没吃饭吧，要不要先吃点东西、喝点水？”她四面张望了一下，眼神变得有些暗淡，笑容慢慢地僵在脸上，但随后她眉毛轻轻一扬，从口袋里摸出苹果来。“请先吃个苹果吧。”我们俩推让了一番，她终于将两个苹果塞进了我的衣兜，“拿着吧，不要客气，也没准备什么其他的，不好意思啊。”

她似乎有点儿歉疚。这种表情在她弟弟脸上也闪现过好多次，当他弄假牙、试唱、谈到姐姐和父母时。它往往在教养良好的人脸上出现得比较频繁。多年过去，我对人性的多元化有了充分的感知和消化后发现，还有一些人与歉疚感完全无缘，他们认为自己绝对正确，总是要求他人保持歉疚。然而，唯有歉疚感可以让人自律、反省、敬畏、关切、承担，让人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这个世界才有可能变得大同一些。

探视室里渐渐地坐了好些病人和家属，大家似乎都在促膝谈心，家属们的姿态、语气显得更加热切。“你告诉弟弟啊，让他放心，我的病已经好多了。这里生活很好，医生和护士都好。”江南学者的姐姐抬头望了望正在门口视察的值班护士，提高声音说，又指指隔壁道，“我天天都在工娱治疗室里做茶杯垫。我做得很好的，挣得到分数，分数高了还有奖励，可以到外面去走走。”我由衷地为她高兴：“太好了！做茶杯垫实在是太好了。”她降低了些音量说：“请你给我弟弟带个话。今年中秋节，他60岁生日那两天，请他来接我。我想去他家里看看侄儿和侄女，我给每个人都做了茶杯垫。这些东西嘛，不稀罕的，一个意思就是了。”说着她又有些歉疚、茫然起来。我急忙点头答应道：“好的，我一定给他讲。”她开始微笑：“我这个弟弟，出息大得很，交关听话，从来就不出去惹事情的。过去我们都是在南洋模范中学读的书，手牵手地去，他读得老好。”

两个人相谈甚欢。我摸摸她的手，趁势把叠好的20元小方块按在她手心里。她一愣，马上就会意了，眼睛闪烁了一下，以最自然的姿态略微一欠身，小方块就不见了，好像被藏进了她左脚踝内侧的尼龙袜子深处。动作实在神速。“你弟弟带给你的。”我压低声音说。她叹息道：“弟弟辛苦啊，爸妈的事情也是他一个人张罗，花费大得很……还有个事情，你一定要记得给他说啊。明年清明节，我想去龙华公墓给爸妈上个坟。”见她喉咙发哽，我立刻点头答应：“我一定给他说。”

突然，她拉住我，面孔凑得很近，一股热浪顿时涌进我的耳朵：“你告诉他，这个地方实在不能待了，这些人给我的饭里、水里放了毒药，你看我的腿……”她把右裤脚提起来，小腿前面的皮肤上有一块蚕豆大小、浅棕色的疤痕。“我的骨髓完全中了毒、发了臭，到处都闻得到。你闻到了吧？”我问那是什么气味。她说：“骨头上有一股子尸体腐烂的气味，你没闻到吗？”“没有，我真的没有闻到。”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她不对头的地方。她猛地把右腿抬起来冲着我：“你闻闻看？”我深深地吸气，认真地闻了一下那块疤痕和周围的皮肤，然后很肯定地告诉她：“我真的没闻到任何气味。”这下子她有点儿惶惑了：“啊，是吧，怎么会呢？他们也说没闻到，我还以为他们都是串通好了的。”她眼神空茫，表情呆滞，望着天花板长长地叹了口气道：“阴天下雨时气味重得不得了。”“什么气味？”“尸臭味。”“你现在闻得到吗？”“闻得到，一直都闻得到尸臭。”

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她已病入膏肓、不可理喻。我无法可想，转了转脑筋，顺手从衣兜里摸出苹果来：“试试看，你闻得到苹果的气味吗？她点点头：“闻得到。”我让她把苹果放在鼻孔前，慢慢地吸气，又问她：“苹果的气味大得很，对吧？”她说：“对，好闻得很。”“那你还闻得到其他气味吗？”她张开鼻孔四处吸气，答道：“没闻到其他气味。”“太好了，你就好好闻苹果，专专心心地闻，其他气味暂时不闻、不管，好吧？”她点头，又有些不解。我紧紧抓住她的手说：“好好闻苹果，不要闻其他的，这样才能……清明你就能出去，去龙华……”我几乎像在恳求她了。她像是听明白了些，但还是心存疑惑：“天天闻苹果吗？睡觉的时候呢？”“睡觉时也要闻，把苹果放在枕头边上闻。”我肯定地回答，并再三叮嘱她，“苹果的气味对鼻子、喉咙、气管、肺都有好处，一定要好好闻。这个口袋里还有雪梨，气味更好，清热润肺。记住啊，一定要好好闻，千万不要闻其他的。”

她神色有些木然，我忙说等一下就去和值班护士商量，让病房同意她睡觉时把苹果放在枕头边上。这时突然听见值班护士大声吆喝：“探视时间结束了。”她一愣，马上攥住我的手说：“你这次一定要多耍几天啊，外滩啊，豫园啊，都去看看……下次来一定要提前通知我，我陪你到处走走，六和塔、钱塘江……弄点桂花糖藕、清蒸鲈鱼给你吃吃，不要客气呀，味道做得不好。”好像想起了什么，她的话戛然而止，一丝歉疚挂在脸上。我连声答应：“好的好的。你一定要好好闻苹果啊。”她点头答应，目光倒还明朗：“要闻的，有时间的，要闻的。”

我走出去很远很远，还看见她在三楼的铁窗里张望，花白头发就着苹果，在阳光下泛出光亮，亮得有点儿眩目。四野无人，一片深绿，微风吹着劲草沙沙作响，真是一个凄凉的初夏。一个多么精致、善良的女人，如果常常有人能提着水果来看看她就好了，如果她能回家就更好了。

过了两天，我测试好了电休克治疗仪，跟工作人员说想参观一下医院，当晚就跟着值班医生去了门诊、病房、检验科、药房……最后，我走进工娱治疗室，观看了历届病人的绘画、书法作品，它们大都极富原创性，令人震撼。看来此乃藏龙卧虎之地，但愿作者们在此韬光养晦之后皆能重生，或者至少能获得些许能量来开启新的希望和道路。我也看到了江南学者的姐姐编织的茶杯垫，它们风格多样，堆满了一桌。我仿佛看见她把一截截短短的粗毛线撕开来，捻成富有光泽的细条，再编成活生生的图案：花草、树木、昆虫、房屋、星月、山峰、帆船……纹理错落、富有节奏。

更让人惊叹的是：桌面正中放了一个正在编织的苹果图案，红绿的色彩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看着看着，我有点儿走神，想起了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里那些旷野、河流、密林，那些绝望、饥饿和挣扎。转念一想，像她那么敏感的人，或许在编织苹果时还能闻到苹果的味道，希望她能把嗅觉的热情都倾注在苹果上。此时，我听到值班医生在一旁打哈欠道：“你喜欢就挑几个走吧，这些东西都是混混时间的。这里住了好多慢性病人，有的都来了30多年了，和我岁数差不多……”

回成都后，我写信向江南学者汇报此行经过，重点讲了他姐姐的两个愿望：生日拜会和龙华扫墓。看来关乎生死之事果然是人生要务，人概莫能外，槛外人亦如此。人海茫茫，此后我再也没有他们姐弟的消息。两位如果健在的话，如今已是高寿了。No.3　对疾病的渴望

整整一年，她名正言顺地过足了病人的瘾，重获生活的意义，结核杆菌竟有这样奇妙的功用。

她40多岁，多年来总感觉周身不对头，喜欢看病，也常来精神科。每次，她都要掏出一份“病情清单”，上面详细记录着她的病情：长期头昏脑涨，有时头疼，头皮上会起包，按不得；脖子经常咔嚓作响；喉咙微微梗起，怀疑是食道癌前期；常常觉得烧心，喘不过气来；腰杆酸胀，站不住、坐不得；腿脚抽筋、酸软，走路抬不起，累得很；第二根脚趾发麻、刺痛，可能是偏瘫早期；手指甲上有纹路，末梢循环不好……随后，她自己娓娓道来：“我从小体质就差，虚得很，冬天怕冷、夏天怕热，感冒咳嗽是家常便饭；胃口不好，老是冒酸打嗝，有时便秘、有时腹泻；最恼火的是睡不着，越睡越清醒，半夜三更要起床好几次去小解……”总之，她认为自己五脏六腑都有病，从头发到指甲没有一处对头。但是，她看起来身材匀称、姿态窈窕。

每次看病，我们都从这张清单开始。等她长吁短叹地把病情逐条解说完毕，半个多钟头就过去了。有时，她也会描述一些新状况：“我经常觉得心慌啊，就像作贼被当场抓住那种感觉。”或者咧开嘴：“你看我门牙是不是长得有点儿歪？”要不就掏出面镜子边照边叹气：“你看我是不是对眼？真的有点儿，你没看出来吗？”

我认真复查了她的一大包病历，发现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正常。她从未正儿八经地查出任何一种疾病，但总觉得自己病得很重。“我身体不好”五个字随时挂在她嘴上，就像标点符号一样，在任何语句的末尾随处添加。

我只好给她认真地解释一番：“你看你的血、尿、X光、心电图、超声、CT……这么多次检查结果都没什么问题，说明你的身体还可以。要不多锻炼身体、多活动看看？”她听后颇不以为然：“哎呀，我真的身体不好，走不得路，要多多保养才行。人家都说，走路多了浪费关节。”

她常常来看病。我渐渐发现，“我身体不好”对她而言不愧为最好的护身符和挡箭牌，替她挡住了一切操劳和烦心事。她已经多年不上班了，每日生活就是调理、养生、休息、看病、检查、吃药。每天，她都要吞下一大堆中药、西药、保健药。

于是，我抽时间耐心地和她聊天：“你需要做些体力活，要不做些家务吧，算是锻炼身体，如果能做做饭也挺好的。”她眉毛一挑：“啊，我从来就不做饭，也不会做饭，都是我们老几做，以前在娘家都是我妹妹做。”然后，她凑过嘴来低声说，“我从耍朋友起就把这些男人调教好了的，一开始就不要惯侍他们。”我尽量保持着和蔼说道：“你现在身体还可以，一定要找些事情做才好，你看你也休息好多年了。”她提高嗓子争辩：“哎呀，我身体真的不好。你不晓得，我好惨喔，嫁给那个老几……原先都怪我妈看到他老实，硬要喊我找他，哪个晓得他那么没用，只会煮个饭，不喊他煮饭才把他安逸死了。”她越说声调越高，“他妈爸那两个老东西管得宽，还想下我的烂药，喊他不要伺候我，幸好两个老不死的没跟我们一起住。我早就给他们打了招呼，每个月把钱寄来帮补下儿子就是了，人就不要来了。”接着，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哎呀，我就是红颜薄命、身体不好，就像《红楼梦》里的林妹妹一样。”说着，她低头抚弄起自己的衣角来。我只好继续劝她：“你只要多活动、多做事，就不像林妹妹了。”“我真的啥事都做不得，我真的有病。你不晓得，我惨得很喔。”

这场谈话似乎全无用处。此后好久，我都没有她的音信。

几年后的一天，我正骑着自行车经过天府广场，远远地看到她身穿花衣衫，衫上的五色菊花闪烁飘动。随后，她兴冲冲地跑过街，手里挥舞着一袋X光片，喜形于色地冲我大声喊：“我正想去找你，你还记得我吗？你看嘛，我得了肺结核了，结核菌痰培养都做了，已经开始上抗痨药了。”

我从没见她这样高兴过，有点儿诧异。我看了看片子，确实像是结核性胸膜炎，还好没有肺实质感染。我对她说：“那你要好好地吃药，抗结核药至少要吃9个月，不能间断啊。”她连声答应：“是的是的，我就是要好好吃药，还要增强营养。我们屋头那个老几，每天都要给我弄些这样那样的，八宝粥、银耳羹、乌骨鸡汤、药膳……换着花样来弄，哎呀，我都吃厌了。”她面有得意之色，然后踮起脚尖对准我的耳朵说，“我给你说嘛，原来我们单位有个女的也是得了肺结核，她那个老几也是好好生生地伺候她，天天抱上抱下、喂饭喂水、端屎端尿，她才好了的。”

我听着实在没忍住，当街大笑起来。她也笑，笑得很透彻、很幸福。同行了好一段路，分手时，她攥住我的自行车把手问：“我原先说我身体不好嘛，你不相信是不是？现在你才晓得了吧？”见她眼巴巴问得恳切，我一时不好作答，只好勉强点点头。她这才兴高采烈地走了。

看着轻盈的五色菊花飘然远去，我感觉背脊上凉悠悠的。我认真地反省自己：早知如此，或许当年就该给她开些抗抑郁药，让她兴奋点儿，提起劲头来生活。这样或许她就不至于那么长久地泡病号，活得那么郁闷，她的免疫系统可能就会处于良好的状态，也就不至于发生结核了。

如今回想起来，我当年给她的一切建议，比如运动和劳动，她都做不到。那些话说了也是白说。人要管住自己，要改变一点点，也挺难的。其实，她的核心问题是生活毫无意义，对世界和他人的看法一片虚无、一片灰暗，所以才转过头来瞄准自己身体的细枝末节，才会发现和体验到那么多不好的感受，才会推断和相信自己有那么多毛病。而且，一个人如果选择了她那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把自己明明白白地引向疾病。针对这种情况，万不得已，医生可以用抗抑郁药让患者兴奋起来，从而逐渐改变生活态度和道路。如果要勉强为她作个诊断，可以是隐匿性抑郁、焦虑症或疑病症等，按旧的标准可以诊断为神经衰弱。依当下的标准，医生确实有理由用抗抑郁药为她治疗。“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在服用了整整一年的抗结核药后，她的胸膜结核完全好了，胸片看起来很清晰。抗结核这一年，她过得很高兴。有娘家和婆家共同倾力照顾，她名正言顺地过足了病人的瘾。围绕着结核的诊断和治疗问题，她建立起新的交往圈子和生活内容。由此，她触类旁通地关注起健身、行走、瑜伽、太极、按摩、烹调、缝纫、花艺、茶道等。家中氛围日渐温馨，丈夫和公婆的日子也都好过起来，人人如蒙大赦。

让病人重获生活的意义，结核杆菌竟有这样奇妙的功用。智慧的医者不得不明察其中曲折的因果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她用的其中一种抗结核药叫异烟肼，其化学结构与抗抑郁药苯乙肼相似，所以也具有某种程度的抗抑郁作用。对她而言，异烟肼既治疗了结核，又改善了情绪，让她变成了一个高兴的人，算是一箭双雕。

1987年，我在华西医院精神科做住院总医师。有一天，我去结核科会诊。当时，结核科坐落在金陵路的小河沟边上，在一个隔离的小院中。会诊完毕离开时，我发现好些结核病人笑容满面地站在过道上欢送医生，一边说着“再见”，一边集体鼓掌。那场景太温馨了，却也有点儿让人诧异。最后，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是异烟肼的功劳。它的抗抑郁作用让病人们兴奋起来，改变了情绪，随之改变了想法与行为，从而积聚起生命力来应对疾病和生活。

这件事让我感慨良多，此后便很看重“高兴”二字，久而久之，也有了一些心得：

高兴不愧是天下第一良药，可以治百病。其实人们身体的许多毛病都是因为活得不开心。

高兴是一种愿望，当下即可达成。既然生死即如昼夜，在世的分分秒秒弥足珍贵，那么唯愿那些无穷多的刹那均能无条件地高高兴兴。

高兴可以习得。既然精神医学教科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习得性抑郁”（Learned depression），那么人们为何不能习得快乐？

高兴是一种个人选择。既然人世的千种磨难、万般苦痛在所难免，生老病死的悲剧在每个人身上都会上演，那么在各种情境中主动地选择高兴一些岂不是更好？

高兴应当自找和自发。为了能有自主性的高兴，需要主动发现自己生活的意义和内容，而非依赖和等待他人给自己带来快乐。

高兴者会更高兴。高兴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让其认知更乐观、行动更积极。高兴、乐观、积极可以互为因果、良性循环，让生命更加坚韧、宽阔、丰富、幸福。反之，悲观会让人懦弱、狭隘、短视、自暴自弃，以致带来更深层的悲观。

最后要提醒大家，用抗抑郁药物来让自己高兴是有代价的。它们会产生副作用，比如对肝、肾造成伤害等。务必要慎重使用。No.4　夜夜淘结石

一时间，病房内外喜气洋洋，病人们围绕着自身的结石展开激烈讨论。那些产出多个、大号或异形结石的病人显得心旷神怡。

1975年深秋，四川省建工局职工医院（简称省建工医院）外科开展了中西医结合胆道排石疗法。这种治疗方法颇有原创性，据说是医院专门派医生去北方某家医院学来的。

入院前，胆结石病人要进行详细的检查，以确定其是否适合此种治疗。入院后，病人便开始喝中药汤剂，一次一大碗，一天三次，连喝几天，还要喝许多水。此间，病人拉的多是溏便。每天，他们都要把排出的大便放进自己专用的搪瓷痰盂里以备检视。痰盂就像个花瓶：大肚、粗颈、敞口，外壁饰有梅兰竹菊的图案。人坐上去显得高高在上，很是方便。

午夜12点，值夜班的医生和护士便开始淘洗当日病人的大便，检查里面有没有混合结石颗粒。那时，我恰好在外科做护士，有幸参与其中。淘洗活动在卫生间里进行，主要道具是几个拿来当筛子用的撮箕，要选择细竹篾编的孔隙较小的那种。先把撮箕在水池上摆好，端稳痰盂，慢慢地把溏便倒进去，大量液态物就顺势从竹篾的孔隙漏了下去；然后，打开水龙头缓缓地冲洗撮箕里剩下的东西，簸动撮箕，让细小的物质漏下去；最后一步就是辨认撮箕里余下的固态物，勉强可以辨认出曾经的葱花、菜叶或饭粒之类。

食物穿肠而过后会被胆汁和中药染成金黄、土黄、酱黄、淡黄……而撮箕本身又是草黄色。于是，视野中一派复杂的黄色，颇为耀眼。初上手时，各种黄色在视觉和嗅觉上渐渐达到最大的饱和度，铺天盖地而来，极具冲击力。我尽量气沉丹田，很快就稳住了精气神。偶尔定睛一看，发现撮箕里竟有颗粒在滚动——原来是一颗结石。我赶快捡拾起来珍藏在玻璃瓶里，瞬时便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体验到淘金者般的狂喜。

那段时间，卫生间里点着200瓦的大灯泡，夜夜水声哗哗，里面总有几个白大褂戴着纱布口罩、橡皮手套，穿着橡皮围裙，兴味盎然地淘洗着撮箕里的石头，还一起说说笑笑，很有泼水节的气氛。有时也会遇到别样的趣事。比如病人吃了豌豆、黄豆、玉米之类的食物却没嚼烂，拉出来后被误判为结石。比如有些粪便中含有大段顽固不化的固体物，只好用自来水将其一点儿一点儿地冲散，才能发现里面究竟有没有隐藏真金。那个年代，肠道寄生虫甚普遍，淘洗时也让人印象深刻。

夜复一夜的淘洗，收获颇丰，几乎夜夜都能淘到结石。久而久之，人在黄色气场的作用下竟习得某种木然与安然，甚至获得了感觉系统的大自在——在特定的情形下对某些物质完全能做到视而不见、嗅而不闻，且呼吸通畅、神清气爽。剑胆琴心、冰雪聪明的任医生受命主持排石治疗。他常常不分日夜地守在病房里，事必躬亲，尤其喜欢半夜三更独自待在卫生间里久久地捧着撮箕淘洗。

病人要先吃几天中药汤剂（含有茵陈、金钱草、大黄等成分）来清肝利胆，为排石打下基础，然后开始正式排石。治疗过程大致如下：

①早晨，病人吃两个油煎鸡蛋，促使肝脏迅速分泌胆汁装满胆囊，胆囊随之胀大、收缩，结石运行。

②为病人肌肉注射阿托品，以解除胆道痉挛，利于结石运行。由于胆道的管径细，结石从胆囊运行到十二指肠的过程中可能会被卡住，引起痉挛、梗阻。梗阻尤其容易发生在胆道的出口——胆总管扩约部位，所以胆道需要解痉、松弛、扩张。

③某些时候，任医生会指导病人调节体位，比如仰卧、侧卧、俯卧、抬臀、弯腰、转动身体等，甚至还让病人保持某个姿势，单脚跳几下，以此来协助结石运行。看得出来，治疗过程充分运用了中西药物学、解剖学、流体动力学、人体工程学的知识。

④时刻准备进行手术。结石可能会梗阻在胆道，无法运行，导致绞痛、高热、黄疸、胆囊破裂、胆汁性腹膜炎等状况，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医生要全天候密切观察患者的情况，手术室要准备好进行剖腹探查术。

有一位50多岁的男病人，体内结石过大，发生梗阻，引起绞痛、黄疸、高热。我们连夜把他抬进手术室，医生打开腹腔，为他做了胆道取石和胆囊切除的手术。

入院一两周后，大多数病人就顺利排出了结石。一时间，病房内外喜气洋洋，病人们围绕着自身的结石展开激烈讨论。那些产出多个、大号或异形结石的病人，会收获更多赞叹，在话语权上更有优势，显得心旷神怡。有些病人排出的是泥沙样的结石，治疗成果不易彰显，他们只好遵循临床医学的逻辑来论证自身的变化，比如黄疸的深浅、腹痛的轻重、消化功能的好坏等，也能因此收获各样感叹以及良好的自我感觉。

1975年年底，省建工系统召开年终表彰大会。在一片鲜花和掌声中，任医生代表医院将一个大大的托盘端上主席台，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着各种结石，还分别标注了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等。结石的形状、颜色、大小各异：圆形、多边形、珊瑚形，黄色、灰色、褐色、杂色，板栗大、花生大、绿豆大，有的光滑如卵石、有的温润如碧玉、有的粗糙如砂砾……真是琳琅满目。领导和群众的眼睛本就雪亮，此时更是折射出各色光芒，纷纷感叹医生救死扶伤觉悟高，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大会主席充分发挥想象力，总结陈词，说这些人造结石是无价之宝，远远胜过黄金、翡翠、钻石和玛瑙，是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给我们建工系统医疗战线放了一颗卫星。说完，他指挥人们全体起立，少先队员奏响了国歌和国际歌。

40多年过去了，如今有了更先进的治疗结石的方法。比如体外震波碎石术是利用冲击波把胆囊中的结石粉碎，令其顺着胆道排出。这种疗法略带创伤性，由于粉碎后的结石有棱有角，在胆道、肠道下行时，需要审慎对待。而对那些体内结石较大的病人，内腔镜手术已很成熟，医生可以轻易地顺藤摸瓜、囊中取物：在患者腹壁开几个小洞，把摄像头和手术器械伸进去，直接取石头、切胆囊。此方法创伤小、康复快，受到医患双方青睐。但若病人的肝内、胆管存在细小的结石，处理起来就比较困难，本文提到的中西医结合胆道排石思路应当有些参考价值。No.5　肠梗阻的“颠簸疗法”

一路上的震动和摇晃相当于对全身做了足够的局部和整体按摩，充分改善了腰背的血液循环和神经功能，改善了整个腹腔的生理状况，甚至可能碰巧调整好了某些梗阻肠段的角度、位置。

1976年冬天，我在省建工医院手术室做护士，三天两头要值夜班。一天，空中飘着细雪，府南河上波光粼粼，河畔高高的茅草向四方八面点头致意，北风把榆树吹得婀娜多姿……一个闪烁而富有诗意的有情世界，让人联想起俄罗斯油画。

半夜，我从梦中惊醒，听见敲门声震天响：“快起来！快起来！急诊病人马上来了！要手术！”我十万火急地赶到三楼的手术室，马上引燃几个焦炭火炉，加热手术间。大冬天里，病人光溜溜地躺在手术台上，要多冷有多冷，况且还要大面积地消毒皮肤。记得刚入冬那几天，只要碘酒一涂上肚皮，手术台上的病人就开始微微发抖，等到涂酒精时，简直抖得手术床都吱吱嘎嘎动起来了，当然也可能是由于他们害怕手术。“火心要虚，人心要实。”生火炉也有技术含量，关键是炉膛里要架空、透气。炉膛里的燃料是头天下班前就架好的，废报纸、细木棍、粗木条、木炭、焦炭由下而上地逐层摆放。此时，只消在最下面划一根火柴，火苗就慢慢蹿上去了。如果实在紧急，可以小心地倒点儿酒精进去助燃，效果明显。火炉上面连着长长的铁皮烟囱，像蟒蛇一样蜿蜒爬过手术室四周的墙面，最后钻出铁窗吐气。很快，整个手术室就烤暖和了。那些年没有空调，只好“冬火夏冰”。夏天降温较难，要到肉联厂的冷库去抬冰块，把它们敲碎后放在手术台下方的大桶、大盆里，还要用电风扇来辅佐。

手术比天大，大家很快都赶到了。手术室算是医院里精英荟萃之地。医生、麻醉师、护士都聪颖、敏捷、精细、泼辣，他们天天目睹开膛剖肚、出生入死的情形，自身的一切都可以忘却，耐得饥渴，忍得大小方便，个个都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值班医生匆匆上来，吩咐大家准备剖腹探查、肠粘连松解术，同时告知我们患者的基本情况：男，53岁，几年前在建筑工地得了急性阑尾炎，由于手术太晚，导致阑尾穿孔、化脓性腹膜炎，术后就出现了严重肠粘连、反复肠梗阻。这次，患者病情危重：腹胀、肠鸣音消失、意识模糊、高热、寒战、血压下降、脉搏急促、少尿、休克……今天的手术就是要打开腹腔，找到梗阻的部位，分开粘连的肠段，尽量把肠段排得顺溜、协调，解除死角，争取马上缓解肠梗阻。最后，值班医生说：“救护车早就从仁寿县出发了，总共100多公里山路，估计随时都会到达。我们尽量动作快些，病人到了就直接进手术室。请现在就通知检验科值班人员，准备好血源，准备合血、输血。”

大家开始出出进进准备手术器械、药品、布类等，步履匆匆又井井有条，大概20分钟左右，一切准备就绪。一时间，手术室里安静极了，大家凝神屏息，如箭在弦上。每个人都在计算自己的时间：麻醉、洗手、消毒、打开腹腔各需要多久……夜色深沉，窗外寒风凛冽，细雪飘飞，室内温暖如春，火炉里的焦炭噼噼啪啪地爆着火星，屋里的灯光给窗外的梧桐树镀上一层金色。等待、等待、耐心等待，意识像雪夜一样寂静空茫。唯有北极光照亮当下的时刻：半夜3点。但愿病人能经得起山路的折腾，平安到达医院。

突然，楼下传来救护车的动静，大家飞奔下去。只见一个老司机正打开救护车的后门，头上热腾腾地冒着汽。患者正睡得迷迷糊糊，身上的汗已打湿了旧棉袄。揭开厚厚的棉被一看，我们大吃一惊：他的肚子非但不鼓胀，甚至有些下凹。检查后发现，他整个肚子摸起来软软的，肠鸣音活跃而流畅，肠梗阻已缓解；血压正常，脉搏平稳稍快，体温也降下来了。大家喜出望外，又面面相觑。随车来的仁寿县的医生急急忙忙地解释：“不知怎么搞的，病人上路后就渐渐有尿了，且越来越多；肠鸣音也有了，且越来越活跃，有一阵子不用听诊器都听得见叽里咕噜的肠鸣；后来，肚子也越来越软、越来越松。总之，越靠近成都，血压、脉搏就越对头。看嘛，这下子全好了，免得挨一刀了。成都就是好地方，病人一来就好了。”

果然神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把病人抬到二楼的外科病房，决定先让他住下来，观察几天再说。“哎呀，实在对不起，路上不好走，让你们等了那么久，半夜三更的，多谢了！”仁寿的医生有些不好意思，忙不迭地道谢，最后跟大家轮番握手，“请大家有空来仁寿哈，我陪你们去黑龙滩水库钓鱼、吃鱼。”

值班医生定下神来，给我们详细分析了一番。从仁寿到成都这一段山路崎岖不平，又要赶时间，估计病人在车里颠簸得不轻，经历了上下、左右、前后三个方向的震动、摇晃，相当于对腰背和全身做了足够的局部和整体按摩。这些按摩很可能充分改善了腰背的血液循环和神经功能，改善了整个腹腔的生理状况，甚至可能碰巧调整好了某些梗阻肠段的角度、位置，于是肠梗阻就自发地缓解了。这种颠簸疗法实质上是一种大尺度的、特殊的按摩。剖腹探查、肠粘连松解术都是万不得已才做的，因为术后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肠粘连、肠梗阻，导致恶性循环：越做越粘连、越粘连越做。而且，这个病人体质差、病情重，很难过得了手术、感染、休克等难关。最后，他仰天长叹：“运气好啊，居然自行缓解了。”

大家频频点头赞叹，认为他的分析很有道理。我们亲眼见证了神奇的颠簸疗法，世上恐怕很少有病人享受过这等治疗。众人互相打趣：“以后凡有肠梗阻病人，都要先抬上救护车，开到山上颠簸一阵再说……”

南方少雪，这一夜的细雪给大地铺上了薄薄一层银色。深夜的救护车、金黄色的炭火、一张张惊喜的脸一同定格下来，在记忆中交织成一幅温馨的画面，记录下1976年那个美丽的冬夜。

多年以前，在遥远的异域，有一位诗人曾这样吟唱：

雪花在窗外轻轻拂扬，

晚祷的钟声悠悠鸣响，

屋子已准备完好，

餐桌上为众人摆下盛筵。

只有少数漫游者，

从幽暗路径走向大门。

金光闪烁的恩惠之树，

吮吸着大地中的寒露。

时过境迁，如今成都四周建起了高速公路网，条条道路都很平顺。而仁寿早已是个四通八达的闹市，都要修起国际机场了。看来要想实行自然主义的颠簸疗法，还需另辟场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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