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建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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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太多了吗？试读：
引言
梁建章中国政府刚刚公布了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在过去10年中，中国人口增长了7000多万，达到13.4亿人。但是中国的生育率却已经降到了1.5以下，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妇女只生了不到1.5个小孩，远远[1]低于2.1的更替生育率。这两组数字并不矛盾，说明中国现在的人口增长，完全是由于惯性和寿命的延长。1.5以下的生育率，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30%，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口将进入一个长期负增长的时期。
实际上在过去20年中，低生育率已经使得年轻人口减少了30%。20世纪90年代中国每年还有大约2000万的新生人口，到了21世纪，每年新生人口已经降到了1500万。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从世界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经济起飞时，生育率必然随着下降。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生育率就会降到更替水平2.1以下。很多发达国家，尤其是和中华文化相近的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生育率更是降到了危险的1.2～1.3的水平。这些国家都意识到低生育率的危害性，出台了大量鼓励生育的政策。
中国现在也实行了对双独生子女开放二胎的政策。但是在育龄夫妇大多是双独的上海，生育率已经降到了世界最低的0.7；而广大的二、三线城市的育龄夫妇还不是双独生子女，按政策也只能生一胎。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当生育率下降到1.5以下时，都会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而唯独中国还继续对大多数人实行一胎政策呢？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呢，还是30年严厉计划生育政策的惯性呢？如此低的生育率，将导致中国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年轻人相对于老人的数量将迅速减少。
前些年，我和一些朋友在云南捐助了几所希望小学。临走时，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看着孩子们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不禁由衷地感受到他们是中国的未来。但是最近来自希望小学的消息却令人沮丧，有些希望小学已经面临生源锐减的困境。最近的一组数字也确认了这个担忧：根据教育部的报告，2009年全国的小学数量比上年整整减少了2万多所，小学生数量比上年减少了260万。不知我们的希望小学还能维持多久？
2010年大学同学聚会，碰到一位老同学，他是一位企业家，在浙江开办了一家规模很大的服装企业。他只知道我研究经济，并不知道我正在研究人口问题。当我问起企业发展前景时，他说中国的人口走向实在令人沮丧。我问是不是找不到年轻工人，他说这还是小事，问题是他现在做的是10岁左右少男少女的服装。他无奈地叹气说，中国现在很多产业都是朝阳产业，但是中国青少年服装产业却是一个夕阳产业，因为青少年的数量每年迅速减少。我说中国政府正在讨论计划生育政策。他说，还在讨论？再过几年他就要改行做中老年服装了。
可以预见，今天少年市场的萎缩，就是10年后青年市场的萎缩，就是20年后中年市场的萎缩。今天小学生生源短缺，5年后就是中学生生源短缺，10年后就是大学生生源短缺，20年后就是中国年轻人才的短缺。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化将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过去几年，我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主修方向就是人力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界早有共识，一个国家经济的竞争力，就像一个企业，最终取决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而我在研究中还发现，对于中等以上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口的比例是密切相关的。当一个国家的人口老化时，最适合创业和创新的年轻人不仅数量减少，而且能力也会下降，这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在老化的社会和企业中得不到足够的晋升机会，缺少历练的机会和人脉关系（详见本书第2部分内容）。
日本在20世纪50～80年代，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连续30年GDP的平均增长率超过8%。在1990年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日本国家竞争力排在了世界第一，日本的人均GDP也大有超过美国之势。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情况发生了逆转，随着人口结构的老化，日本企业的创造能力似乎突然停滞了。相对于美国的高科技企业，日本企业显得保守而迟钝。先是在半导体，后来是软件、通信行业，最近是生物科技和新能源行业，日本企业在一个又一个新领域被美国和新兴国家赶超。日本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一路下滑到了2008年的二十几位（IMD，2008）。相比较，美国二战以后的婴儿潮和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投入，到20世纪80～90年代，培育了庞大的高素质的年轻人口。这些年轻人创造了像微软、苹果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得益于80～90年代兴起的高科技企业，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从90年代开始反超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先锋。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达成共识，日本经济近20年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口结构的老化。为此，我特地采访了很多日本学者，深切感受到了一个老龄化社会的无奈。中国在20年以后也将变成一个中等以上发达国家，那时中国的人口结构会对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现在越来越多商界和学界的人开始关注未来中国人口问题。但是人口政策作为“基本国策”的特殊地位，使得很多基本的信息不太透明。2010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和贝克尔教授聊起中国的人口政策。贝克尔是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人，对各国人口和教育的情况了如指掌。我问他，如何看待中国的一胎政策，他先问：中国是不是来不及建学校呢？我回答中国实际上是在关闭小学，他不假思索地说应该停止“一胎政策”了。他的逻辑很简单：只要有能力培养人才，就不应该刻意减少人口。因为对于所有国家来说，人才是最宝贵的。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认为中国还有1.8的生育率，这实际上是中国10多年前的数据，现在的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这个数字了。
在与贝克尔的交流中，他介绍了他博客中的观点，下面摘录了他[2]博客中的一些内容。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生育率下降速度要快得多，而且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毫无疑问，这是一胎化政策造成的后果。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将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数量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口，必须供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由此会产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体系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学理论，降低生育率能够有效减少人口增长。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繁荣往往建立在庞大人口基数的基础上，因为这会创造出更多的知识，以及在各个领域培养出更多的专业化人才。虽然中国可以通过出口部分抵消人口下降的负面效应，但是本国人口的数量对于保持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优势至关重要。
我在国内也接触到越来越多有远见的学者，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总体来说，数据还是很散乱，中国的生育率究竟是多少，直到最近，官方和不同学者的统计还存在分歧。对一些预测性的问题还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中国经济将来是不是一个创新型经济？中国经济有没有资源和环境的瓶颈？世界第一的市场和人才规模究竟是优势还是劣势？这个世界第一的规模会被印度超越吗？有人会说，印度的发展水平远落后于中国，人比我们多没有关系。还有人说，中国现在的资源环境压力很大，少一些人反而好。但是现在讨论人口政策是要根据中国二三十年后的发展水平而定，因为一个小孩从出生到工作为社会做贡献，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二三十年后中国早已不是劳动密集型经济，而是效率型和创新型经济，资源和环境也会大幅度改善。印度也会今非昔比，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有力竞争者，而那时印度的年轻人和大学生数量将远超中国。如果那时的中国像现在的日本一样出现人口结构严重老化的状况，则很可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主流媒体评论这次普查的论调是，中国应该继续维持低生育率，保持人口规模稳定。言下之意是，只要人口总量还在增加，就应该维持现在1.4的生育率。换言之，要以减少孩子的数量来抵消日益长寿的老人的增长，以达到人口规模的稳定。
这样的政策令人担忧，如果还不大幅调整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继续快速下降，最终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千万不能以减少小孩为代价，来抵消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中国的人口政策的目标应该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即维持人口结构的基本稳定，尤其是维持未来年轻人口数量的基本稳定，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健康发展。
虽然学界还存在一些不同观点，但是我接触过的研究经济学和人口学方面的专家，都认为中国现在的人口政策已经滞后了，如果考虑20年后的中国发展，中国不是生得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和李建新教授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年的研究，让大家对人口问题有个客观和清晰的认识。我2010年自拍了一个介绍中国人口问题的纪录片，在网上也开了博客和微博，希望有更多的人讨论这个话题。
本书从人口自身变化特点和趋势出发，以详实的数据和丰富的案例为基础，结合国内外发展经验，深入地讨论人口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关系、社会稳定、大国实力兴衰等方面的关系问题，力图厘清关于人口问题的认识误区，并对中国一孩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并提出笔者的主张：中国人不是生得太多了，而是生得太少了！
如果不尽快逆转现行生育政策，中国将成为小孩数量减少最快的国家之一。这当然有利于中国一些短期的经济指标，但是，长远来说，年轻工作人口的减少将严重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最终影响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应有的地位。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2012年3月注解：[1] 更替生育率是指维持每一代人人口不变的生育率。更替生育率略高于2，是因为有一小部分小孩夭折。[2] 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近几十年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家庭经济学的奠基人，他首创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教育、婚姻、家庭、生育等社会问题。贝克尔博客网址：www.becker-posner-blog.com。
1 中国会有多少亿人
上海是全国最早实行一胎化的城市，现在的育龄青年是上海第一批独生子女，他们按政策可以生第二胎，可是上海户籍人口的生育率[1]却是全球最低的0.7，即每对夫妇只生0.7个小孩，也就是说，上海的户籍人口下一代只有上一代的1/3（当然上海依靠移民依然繁荣）。中国的其他大城市也正在接近上海的生育率。很多人的惯性思维以为中国广大农村的生育率仍然很高。实际上，现在的很多农村青年已经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其生活观念接近城市青年。目前，我国发达的农村地区生育率多已接近城市的水平。随着收入的提高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中国其他农村地区的生育率也会持续下降。
中国未来究竟会有多少亿人？
世界人口发展的大趋势
人口经济学中，一个普遍现象是，一个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2]人均收入的提高，必然伴随生育率的下降。这一规律在所有国家和社会都得到了验证。以下是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与人均GDP的关系比较（见图1-1），可以看出生育率和人均GDP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关注任何一个国家生育率的历史变化，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即几乎所有中等发达以上的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都经历了经济发展和生育率下降的过程。图1-1 部分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与人均GDP的关系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U.S.Census Bureau）。
在欧洲，经济高速发展的20世纪50～60年代，还保持着相对较高的生育率，在随后的20～30年，生育率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其中东欧国家如俄罗斯，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尤其低。在西班牙，0～4岁的小孩要比30～34岁的人口少40%。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很多新兴的亚洲国家。日本的生育率在20世纪50～60年代也很高，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后，到了20世纪70年代，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近年来更是降到了1.2的水平。韩国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起飞后，生育率也一路下降，现在甚至比日本还低，就连相对不发达的越南和泰国的生育率，也随着经济的发展，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为什么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生育率下降？
首先，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人的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培养高素质的小孩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2010年美国抚养一个小孩长大到18岁的成本已经高达222360美元，是人均年收入的4倍，这还不包括大学学费。在中国，相对于收入来说，其成本更高。培养一个小孩到大学毕业的直接经济成本是49万[3]元，是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倍。
其次，随着经济发展，女性受教育的程度和参与工作的比例越来越高。在很多发达国家中，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男性。在美国和英国，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比男性高出40%（见图1-2）。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女性参与工作的比例在过去30年中也大幅提高（见图1-3）。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赶上男性，状况和发达国家差不多。而中国城镇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更是达到70%，比发达国家还高。妇女在教育和事业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多，生育率就越低。图1-2 2008年一些国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程度情况（女性/男性）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图1-3 2009年一些国家15岁以上女性人口中参与工作比例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最后，现代城市生活中丰富的社交和娱乐活动进一步挤压了家庭生活和抚养小孩的时间，很多年轻人选择晚婚甚至单身。城市人群中，男女青年的平均结婚年龄越来越大。结婚后，也选择尽量推迟生育时间，有些人干脆不要小孩，成为丁克家庭（即双份收入无子女家庭）。
综上所述，大多数父母没有精力、财力和意愿去培养更多的小孩，这几乎是所有国家的发展规律。
当然文化也可以影响生育率。一般来说，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伊斯兰国家和美洲国家的生育率会高些，欧洲较低，而东亚国家最低。这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东亚国家的父母特别注重小孩的教育，所谓注重指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因此父母没有精力去抚养更多的小孩。从图1-1中可以看到，东亚国家的生育率是世界范围内最低的。图1-5 联合国对世界各地区人口数量的统计和预测（1950～2300年）
随着世界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加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除了非洲国家以外，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附近或以下。从图1-5可以看出，虽然现在世界人口是70亿，而且还在继续增长，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在今后几十年中，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会达到人口规模的顶峰，开始负增长。印度——未来世界的人口第一大国，随着收入的提高，在今后20年内生育率也将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在未来50～70年内达到人口规模的高峰。到那时世界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人口都会停止增长，人类人口将在达到90亿后进入长期稳定和负增长的阶段。
中国人口的预测
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它的生育水平也遵循同样的发展规律。由于中国是现在世界上唯一的对大多数人口实行一胎政策的国
[4]家，所以生育率比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要更低。泰国和中国发展水平差不多，其生育率是1.8，而中国不到1.5。
新中国成立初期，生育率高达6.0左右，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当时的生育率是2.2～2.8，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如今更是降到了1.5以下，远远低于更替水平（见图1-6）。图1-6 中国的生育率变动情况（1950～2007年）
虽然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但是由于惯性和寿命延长，中国人口数量仍将持续增长一段时间，并将在10年左右达到顶峰，然后开始萎缩。值得关注的是，如此低的生育率带来的后果是人口结构在今后30年内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对比中国2010年和2040年的人口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到2040年，虽说总人口还是在14亿左右，比现在略多，但是60岁以上的老人将从现在的1.71亿增加到4.11亿，20～60岁的工作年龄的人口从8.17亿下降到6.96亿。其中，最有活力的20～40岁的人口，将从现在的4.36亿降到3.02亿，下降幅度超过30%（见图1-7、图1-8）。图1-7 中国2010年和2040年的人口结构对比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图1-8 中国的人口结构（2008年、2040年）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如此失衡的人口结构将带来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本书在以后部分将对此详细论述。
放开生，中国人会生多少
如果借鉴和中国文化相近的其他东亚国家的经验，可以发现，中国的生育率即使完全放开，也不会达到更替水平。这一点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与人均GDP的关系中可以推算出来（见图1-1）。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生育率都非常低，就连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的越南，它的生育率也只有1.8，而越南并没有强制性的一胎化政策。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是4000美元，按照其他东亚国家的经验，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不会超过1.8，而且在今后10年内将会下降到1.5的水平。如果把上海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体来看，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0美元，按照其他东亚国家的经验，当日本、韩国人均收入达到10000美元时，生育率就自然地降到了1.5。倘若没有计划生育，上海的生育率会自然地降到1.5左右，有了计划生育，实际降到了世界最低的0.7。
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问卷调查主要数据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8个和1.6个。在没有任何生育政策的限制下，意愿生育率只有1.7。而实际生育率会远低于1.7，因为有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不孕或不婚，还有很多人虽然想多要孩子，但是经济和事业上的条件不允许。所以如果没有限制生育的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也不会超过1.7的意愿生育率。
还有一个有力的论据，可以说明即使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不会大幅上升。在全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的20世纪80年代，有四个地区作为试点，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它们是甘肃省酒泉、山西省翼城、河北省承德、湖北省恩施，这四个地区是典型的中国欠发达地区。经过20多年的观察，这些地区的生育率也就在1.8左右。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担心放开生育政策后，生育率会大幅反弹甚至超过更替水平，真正要担心的是放开二胎还远远不够。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5以下。可是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才完成了一半。今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移居到城市。中国的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50%上升到20年后的70%。上海的生育率是低生育率的世界冠军，只有0.7，如果上海是中国其他城市的未来，用70%的城市化率来计算，加权平均生育率就是0.7×70%+1.8×30%=1.03（农村的生育率姑且假设仍为1.8），也就是说，中国的生育率会降到接近1.0，这将是灾难性的（华人社会的中国香港、新加坡的生育率就已经降到了1.0左右，而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像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一样依靠移民维持繁荣）。
1.8和1.4的差别听起来不大，但实际上存在巨大的差别。1.8意味着每一代人减少14%，而1.4意味着每一代人会减少33%（1.4比更替生育率2.1要少1/3）。1.4相对于1.8来说，中国老龄化的进程会加快一倍，同时每年的年轻人口减少300万。如果真的听任生育率降到1.0，那么这些数字还要加大一倍。按照联合国2011年出版的人口预测报告，我国若保持生育率1.8左右的中方案，100年之后，我国人口将降至9亿；若生育水平为不足1.5的低方案，我国人口将降至5亿，而届时，15岁以下少年人口比例不足10%，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40%。中国如此快速地减少人口规模，如此剧烈地改变人口结构，这对一个国家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大事，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思考。
附件：
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全国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志们：
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中央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的号召，并且积极负责地、耐心细致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卫生工作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人口死亡率尤其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寿命大大延长。但是，我们长期对人口出生率没有适当控制，致使人口增长过快。旧中国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一百零九年中，全国只增加人口一亿三千万。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三十年中，出生了人口六亿多，除去死亡，净增四亿三千多万人。人口增长得这样快，使全国人民在吃饭、穿衣、住房、交通、教育、卫生、就业等方面，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使整个国家很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尤其严重的是，我国人口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年这一段时间增加得最快，现在三十岁以下的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六十五，今后每年平均将有二千多万人进入结婚生育期。如果不从现在起用三四十年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的时间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控制人口的增长，按目前一对夫妇平均生二点二个孩子计算，我国人口总数在二十年后将达到十三亿，在四十年后将超过十五亿。这将会大大增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困难，造成人民的生活很难有多少改善的严重局面。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现国务院的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对每家每户来说，增加了人口，在他们不能干活以前，就会多用钱，多用粮，影响家庭生活的改善，这笔账一算就清楚。当他们能够干活以后，一方面对社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消费社会上生产的物资。对国家来说，如果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还很低，物资的生产还不丰富，人口增长的快慢，就会直接影响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的积累。人口增长过快，资金的积累就会减少，人口增长减慢，资金的积累就会增加。人口增加，除了家庭需要增加抚养费以外，为了解决他们的上学、就业等问题，国家还需要增加教育经费、设备投资和社会公用事业经费等。请想一想，从这些方面省下钱来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将会起多么大的作用！
人口增长过快，人民生活水平很难提高。拿粮食供应来说，要保证城乡人民的口粮、工业用粮和其他用粮，将来每人每年平均用粮最少应该达到八百斤。如果多生一亿人口，就必须多生产八百亿斤粮食。现在我国每人平均大约两亩耕地，如果增加到十三亿人口，每人平均耕地将下降到一亩多。在目前条件下，在这样少的土地上，要生产出每人平均八百斤粮食，还要生产出足够数量的经济作物，是相当困难的。此外，人口增长过快，不但为就学就业增加困难，还会使能源、水源、森林等自然资源消耗过大，加重环境污染，使生产条件和人民生活环境变得很坏，很难改善。
那么，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能不能实现呢？只要大家齐心努力，达到这个目的是有可能的。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九年我国努力控制人口增长，九年累计少生婴儿五千六百万。一九七九年以来，几百万对青年夫妇响应党的号召，自愿只生育一个孩子。单是一九七九年一年，就比一九七○年少生一千万人。事实证明，我们的人民是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的，既能够体谅国家的困难，也能够为子孙后代着想。
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是可以解决的。
人口“老化”的现象在本世纪不会出现，因为目前全国人口约有一半在二十一岁以下，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不到百分之五。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现在我国约有五亿劳动力，预计二十年后还要增加到六亿，就是到二十一世纪初，每年还会增加一千多万个劳动力。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因此，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不必担心。
解放以后，我国历年人口统计都证明，男女性别的比例大体上差不多，男孩稍为多一点。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来，有关部门在一些地区对头胎生育的孩子的性别比例作了调查，结果也是男孩比女孩稍为多一点。女孩长大一样劳动，有些专业劳动可以干得很好，更会做家务劳动，还可以让丈夫住在女方家里。新中国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一定要克服重男轻女的旧思想，如果只生了一个女孩，同样要把她抚养好。
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到四十年后，一些家庭可能会出现老人身边缺人照顾的问题。这个问题许多国家都有，我们要注意想办法解决。将来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定会不断增加和改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养，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尊敬老人、爱护老人、供养老人，使他们过好晚年，是子女应该担负的责任，也是我们社会的优良传统。我国人民一定要发扬这个优良的社会风气。那种不供养父母甚至虐待父母的行为，应当受到批评，触犯法律的还要受到制裁。
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同时，还要适当强调晚婚晚育。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并不晚，但是为了学习和工作，适当的晚婚还是要提倡，适当的晚育更要强调，青年妇女如果二十岁开始生育，一百年内要生五代人，如果二十五岁左右生育，一百年内只生四代人，因此，晚婚特别是晚育对于减少人口增长数量，减慢人口增长速度，都有重大意义。对于青年夫妇自己，适当晚育也有很多好处。
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党和政府已经决定采取一系列具体政策。在入托儿所、入学、就医、招工、招生、城市住房和农村住宅基地分配等方面，要照顾独生子女及其家庭。要认真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要大力开展生殖生理、优生（就是不生育有残疾的婴儿）和节育技术的科研工作，培训大批合格的技术人员，做好节育技术指导、妇幼卫生和儿童教育工作，以保证节育技术的安全，减少出生有先天性遗传疾病的婴儿。有关部门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生产高质量的避孕药具，满足群众需要。
计划生育涉及到家家户户的切身利益，一定要把思想工作放在首位，坚持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某些群众确实有符合政策规定的实际困难，可以同意他们生育两个孩子，但是不能生三个孩子。对于少数民族，按照政策规定，也可以放宽一些。节育措施要以避孕为主，方法由群众自愿选择。
实现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是一场移风易俗的大事。中央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一定要关心国家前途，对人民的利益负责，对子孙后代的幸福负责，透彻了解这件大事的意义和必要性，以身作则。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克服自己头脑中的封建思想，去掉没有生育男孩子就不能传宗接代的错误观念。年轻的同志要从我做起，年老的同志要教育和督促自己的子女。每个同志都要积极地耐心地向周围的群众做工作，每个做计划生育工作的同志都要成为宣传员，帮助群众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并且坚决不干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事，也劝说别人不干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事，以便正确地实现国务院的号召，促进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中共中央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注解：[1]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 这里的生育率指的是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简单地说是某一国家或地区一个妇女的预期的生育子女平均个数，具体计算方法是在某一时间点，取这个国家或地区各个年龄妇女生育子女个数的总和的平均值。[3] 徐安琪：《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青年研究》2004年第12期。[4] 参见本部分附件：《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2 人多耽误共富吗
民工荒来了
到百度搜索“民工争夺战”，竟然可以搜索到200多万个结果。现在各省市对民工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各地方政府分别推出各种政策挽留和吸引民工，有的还打出了“亲情牌”，给出了一些实质性的承诺：有公租房、子女入学等政策环境，而且能近距离地照顾老人和子女。对农民工尚且如此，对于大学生和其他人才更是“求贤若渴”。
在世界范围内，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早已把引进人才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之一。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人口稠密的韩国和日本都在鼓励生育。
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政府都希望多一些人，中国各地方政府也渴望多一些人，然而很多民众包括社会精英还有“人多影响经济发展”的观念呢？究竟谁对谁错呢？
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影响
前面讲了，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期，导致中国年轻人口迅速减少，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和老化，那么这样的人口结构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呢？
在讲人口经济理论之前，先要解释几个常听到的论点。·少生能够带来人口红利吗？
低生育率影响经济的主要渠道之一是通过人口红利和抚养比起作用。抚养比是指非劳动人口（包括小孩和老人）和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换句话说，也就是每个潜在的工作人口需要赡养的人数。抚养比越低，人均需要抚养的老人和小孩就越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就越高，所谓的人口红利就越高。图2-1是中国今后30年人口红利的预测，可以看出，最近20年，由于生育率迅速下降，小孩减少，抚养比从44%降到了37%，扩大了人口红利。图2-1 未来中国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及人口抚养比预测
资料来源：《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发展预测》课题。
但是这个效果是暂时的，小孩减少，意味着在20～30年后，工作人口将减少，所以到2015年后，中国的工作人口开始下降，抚养比开始上升，人口红利开始变负。2015～2040年，抚养比将从37%迅速上升到60%。抚养比的上升，尤其是老人抚养比的上升，意味着社会需要将更多的财力用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医疗照顾。中国要么延后老年人的退休年龄，要么加重工作人口的税负，从而解决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障资金需求。如果处理不好，即使是像日本那样的富国，都可能引发巨额的政府债务危机，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
所以低生育率是一个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交换，少一些小孩短期可以降低抚养比，增加人均GDP，但是长期却将减少工作人口，提高抚养比，减少人均收入。少一些小孩短期可以降低对教育资源的压力。虽然中国优质的教育资源还相对短缺，但总体上教育资源已经不再短缺，随着小孩数量的迅速减少，现在的中小学（包括将来的大学）都已经过剩，多一些小孩并不需要很多额外的公共投入，更多的是父母的投入。
在农业社会里，养儿防老是生小孩的重要动机之一。在现代社会里，养老主要依靠社会福利和储蓄。养老不再依靠小孩，但是抚养小孩的成本却越来越高。虽然政府负担了小孩的大部分学费，但是要培养高质量小孩还需要父母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所以纯粹从财务的角度来说，培养小孩是一个自己亏本而社会盈利的买卖。所以在社会福利好的国家，父母不愿意生小孩，而政府却会给予各种奖励生育的政策。·少生能够提高人均资产的拥有量？
人口增加在短期内会使人均拥有的资产减少，从而降低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这里的资产是指房子、基础设施、设备等固定资产。有一位印度朋友来到中国不解地问，为什么中国沿海的人口密度和印度差不多，但在中国的一些公共场所如机场、商场却感觉没有印度那么拥挤。这是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远胜于印度，换言之，人均拥有的基础设施资产要远高于印度，所以在公共场所中，人们的感觉没有像在印度那么拥挤。如果这位朋友在20多年前来中国，感觉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因为那时中国的人均基础设施拥有量要低得多，那时的机场、火车站和商店比现在要拥挤。
由此可见，人口和人均资产的负相关关系是短期的，因为资产最终是由人创造的。人口增长会在短期降低人均资产拥有量，但是从长期看，新的工作人口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和资产，人均资产和人口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点往往被一般人忽略。常听人说：“公共汽车都这么挤了，还嫌人不多吗？”但是如果交通的需求足够多，就应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来解决，多开几条线路或者早建地铁。世界上一些人口最密集的大城市，往往拥有最为便捷的公共交通。
最近去了夏威夷大岛，由于人口稀少，整个岛的主要公路只有一条四车道的普通公路，一般民众上班都要开车45分钟以上。问一个酒店服务员，为何不能住得离酒店近一些或就近工作，她说整个岛只有一个中学，而度假酒店却很分散，前两年政府也曾经考虑过建一条环岛高速公路，但算下来却是需求不够，难以收回成本。我想，夏威夷大岛的人们肯定羡慕正在建设环岛高铁的海南岛人。
从长远来看，人口和人均资产没有关系。人均资产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效率和储蓄率。中国现在拥有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和贸易顺差，人均资产（包括公共资产）也将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
这里所说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源。显然人口增长，人均拥有的土地等资源会下降，理论上会影响人均收入的提高（这个话题会在以下的部分详述），但是相当一部分嫌人多的论点，实际上是没有考虑到：从长期来说，资本（广义的包括基础设施、企业、设备和工作岗位）都是靠人去创造的。·少生有助于就业吗？
有这么一种说法，减少人口可以减少就业压力。这在中国经济还有大量就业不足的农村劳动力时，可能是正确的。但是2010年后，[1]中国经济明显过了刘易斯拐点，出现了民工荒和民工工资猛涨的现象。这时人口少可以促进就业的论调就不攻自破了。经济学上，人口多不仅增加劳动力供给，同时也增加需求和消费，所以就业和人口规模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世界上很多人口稀少的国家如俄罗斯、西班牙却有很高的失业率（见图2-2）。失业率高的因素很多，现在经济学公认的最主要原因是僵化的工资体系，和人口规模没有必然关系。图2-2 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率（2009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人口如何影响资源开发和技术进步
2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Malthus（马尔萨斯）提出了著名的马氏人口理论。他的理论的主要论点可以表示为：
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收入提高→生育率提高→人口增长→人均土地下降→人均收入下降
技术进步可以带来短暂的人均收入提高，但是收入提高的人们很快会生产更多的人口，人均土地会减少，从而抵消了原来的人均收入的增长。所以技术进步的长期效果，只是增加人口，并不会带来人均收入的提高。
马氏理论在200年前工业革命刚起步时提出是很自然的，因为它较好地解释了之前几千年中，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关系。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经济以农业为主，生产技术进步缓慢，少量渐进式的改进确实会很快被人口增长的作用所抵消。所以，在人类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社会，人口缓慢增加，但是人均收入却几乎没有变化。
300年前，中国经济的总量是世界第一，其农业技术也是世界领先，所以能够用和欧洲差不多的国土面积养活比欧洲更多的人口，但是人均收入和世界其他地方差不多，仅能维持温饱水平。康乾盛世带来的基本效果就是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中国人口从清朝初期的8000万，增长到了清中期的3亿，而人均收入并没有显著提高。
可以说，马氏理论很好地概括了古代经济和人口发展的关系。按照他的观点，过多的人口只会减少人均土地的拥有量，是经济发展的拖累。
但是马氏理论已经完全不适用于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了。
第一，农业已经在现代经济中处于一个非常次要的地位。在发达国家中，农业所占的比重不到5%，中国现在农业的比重也不到12%。现代经济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工业和服务业技术的提升速度比农业技术要快得多，远远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
第二，马氏理论中人均土地减少导致生产率下降的逻辑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经济的工业和服务业。当然，工业也需要土地、原材料、能源及其他资源。人口增加必然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但是资源对工业的约束力远远不如土地对农业生产的约束力那么大。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的原材料和能源被不断地创造出来。200年前，人们造房子主要用木头，现在人们则可以用钢、玻璃、水泥、塑料等，而且新的节能建材还在不断被发明出来。200年前，人类主要的能源是木头和煤炭，而现在人类已经开发出一系列的新能源。一些清洁能源如太阳能的成本已经接近化石能源。同时，以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更可以在几乎不用资源的情况下，大量复制相关产品和服务。所以在工业和信息社会里，资源和能源已经不像土地在农业社会那样是发展的硬约束了，而且要解决像全球变暖这样的世界性问题，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和大规模的建设投入。这都需要国家有旺盛的生产力和创新能力，也就是说要有充足的、高素质的年轻人口（关于能源、资源和人口的关系将在以后部分详细论述）。
压倒马氏理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并没有像马氏理论一样，生产出更多的小孩。实际情况完全相反，随着收入提高，所有国家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生育率快速下降的过程，而且一旦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人均4000美元），生育率就会降到更替水平之下，一旦达到10000美元，很多国家甚至降到了不可持续的1.5以下。为此，当代的经济和人口学家，都公认马氏理论只适用于前工业化社会，或者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为贫穷的非洲国家。
最近20年，在人口方面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是美国经济学家Paul Romer（保罗·罗梅尔）。他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已经逐步成为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他的理论的基本逻辑是，人口规模的增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得更多人从事科研和创新的工作，创造出更多的科技成果，这些科技成果将为全社会所用，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他的模型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市场经济，这样人们就有利益驱使去发明和创业；另一个是一旦科技成果被发明，就能够无障碍地为全社会所有。在这两个前提下，罗氏理论的结果刚好和马氏理论相反。人口越多，科技创新就越快，经济发展就越快。
有人会说，中国的人口规模一直是世界第一，经济为什么却一直落后呢？用罗氏理论来解释，这是因为中国在近代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并没有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的成果。而西方国家在500多年前就吸取了中国当时先进的火药、指南针等技术，创造出更先进的武器和航海技术，从而率先征服了新大陆，为以后的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打下了基础。现代中国在民国时期经历了战乱，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又一度实施严格的计划经济政策，锁住了中国人应有的创新和创业能力。相比之下，四小龙在二战后实行市场经济，并且积极引进和消化先进技术，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根据罗氏理论，一个国家只要能够吸收世界其他地方的先进技术，并且自己拥有科研创新的能力和市场机制，就能把人口数量的优势转换成经济增长的优势。中国经济最近30多年的发展就印证了这一点。美国过去100年的发展也印证了人口规模优势的重要性，美国利用其世界第一的人力资源优势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如果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于创新和创业，那么富有活力的高素质的年轻人口自然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
年龄和能力的关系
众所周知，人的体力在20～30岁达到顶峰，之后随着年龄增长而衰退。当然现代文明要求的是脑力而不是体力，那么脑力和年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研究表明，不同的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衰退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见图2-3）。图2-3 不同能力在不同年龄段的表现
资料来源：www.brainhealthhacks.com。
有一些大脑的能力能够保持到较大年龄，例如人的语言能力可以保持到50～60岁，另一些能力如数学和逻辑能力在中年以后就会衰退，而学习能力和反应速度在26岁以后就会衰退。人的工作能力不光是脑力，还需要经验的积累，所以一般来说，专业人士在30～40岁精力旺盛、思路敏捷，并且有一定的经验，是最富创造力的年龄。
芝加哥大学教授分析了过去100年最伟大的近300项发明。结果发现有72%的发明是发明家在30～49岁创造的，其中42%的发明是发明家30来岁时创造的（见图2-4）。图2-4 伟大发明与发明家年龄段的关系
资料来源：Age and Great Invention，by Benjamin F.Jones。
研究者还分析了过去100年，诺贝尔奖（物理、化学、医学和经济）的获奖科学家在取得科研突破时的年龄分布。其结果和发明家的分析类似，这些科学家也是在30来岁的时候，取得了最多的科研成果。其中爱因斯坦在26岁就完成了现代物理学的重大发现。
当然这些都是天才型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我们再来看一下普通专利发明者的生产效率。图2-5是美国专利获得者的年龄分布，可以看出专利生产率在40岁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图2-5 美国专利获得者的年龄分布（1990年）
资料来源：Aggregate Evidence on the link Between Demographics and Productivity，by James Feyrer。
研究者同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新技术的接受和学习能力在40岁以后明显下降。尤其在新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领域，无论是用户、从业人员，还是企业家，都是二三十岁年轻人的天下。
光有科研和创新还不够，还需要创业的企业家。很多科研创新并不适合在大公司的体制下进行。一个大公司如果已经有了一个很赚钱的产品，就不愿意做大量投入去研发一个与其竞争的新产品。就像美国最大的实体书店Barnes & Noble不会第一个去做网上书店，而是被亚马逊书店逼得没办法，才会提供网上售书的服务。另外，大公司一般决策保守和缓慢，激励机制往往也趋于吃大锅饭，所以大量科技成果需要由创业型公司去充分实现。美国最大的10家高科技公司，除了IBM一家之外，都是在过去30年中，由20～40岁的年轻人创办的。这些创业型的企业，能够迅速地把科研成果转换成利润，成长起来以后，又可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加速科技创新，实现良性循环。
相反，如果一个社会老化，不仅年轻人数量少，而且在论资排辈的企业制度中，年轻人得不到发展的空间，社会创新和创业的活动就会大量减少，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制约。老龄化引起的经济创新能力的衰退，就是日本近年来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之一（详见本书第四部分）。
年龄和创业的关系
我的朋友圈子里面，大多是三四十多岁的高级白领。最近一轮网络的投资热潮，有很多人自己创业或者加入创业公司。那些创业的朋友一般都是30来岁，40岁是一个分水岭，超过40多岁创业的朋友要少得多。
根据GEM（全球创业观察）的研究报告，25～34岁是创业活动最旺盛的年龄段，而45岁以后创业活动锐减（见图2-6）。图2-6 各年龄段创业指数走势
资料来源：GEM（全球创业观察）。
这种现象完全可以用经济学的逻辑来解释。创业是一个高风险的长期投资，必须牺牲短期的利益和闲暇时间，才可能会在若干年后有高额的回报。年轻人更愿意做这种高风险的长期投资，是因为年轻人有更长的时间可以去享受创业的成果。一个50岁的人是不愿意再创业20年的，因为70岁时才来的收益可能已经没有时间享受了。另外，老年人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工作精力和学习能力都不如年轻人。即使是35岁以上的中年人，由于有较重的家庭和抚养子女的负担，比起年轻人，也不太愿意承受财务上的风险。而25～34岁的年轻人，已经有了一定的教育和经验的积累，比较愿意做长期的高风险投资，并且思维活跃，容易接受新技术和新观念，就自然成了社会创业的生力军。
图2-7表明了创业倾向和老龄化程度的关系，分析了发达国家的创业倾向，横坐标是20～40岁年轻人口占20～64岁人口的比例，纵坐标是该国人口的创业倾向，可以明显看出，年轻人口比例越高，创业活动就越旺盛。图2-7 年轻人口比例与创业倾向的关系
注：国家的中文名称参见表2-1。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创业活动的增加不仅仅是因为具有创业倾向的年轻人口比例提高，而是年轻人口的增加引起整个社会结构性的变化。这一点可以从日本社会略见一斑。当整个社会的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整个社会日趋保守，论资排辈的现象就会越来越严重。在论资排辈的企业里，年轻人的晋升机会就会越来越少，得到历练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所以不仅年轻人少了，而且有能力的创业的年轻人就更少了。即使有少量的年轻人创业，在老人主导的社会中，往往也得不到必要的资金和社会关系的支持。
在知识经济时代，旺盛的创新和创业活力就是经济成长的动力。图2-8是所有主要发达国家中创业和经济成长的关系图，可以看出创业活动越旺盛，经济增长就越快（另见表2-1）。图2-8 创业倾向与经济成长的关系
注：国家的中文名称参见表2-1。表2-1 年轻人口比例与经济成长的关系续表
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根本上都是人创造的，资本是人创造的，技术是人创造的，政策也是人制定的，就连资源也是靠人通过技术和资本去合理开发和利用的（或者用本国人创造的财富去他国换来的）。并且，年轻人口是技术创新和财富创造的生力军。所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最终是由其人口的数量、结构和素质决定的。现在我们知道，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会持续下降，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都低于更替水平，这些国家的人口都会在不远的将来开始萎缩。人口减少使得人均资源的拥有水平逐步提高，这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是有利的。但是，当经济发展进入中高级阶段，随着年轻人口的减少，创业和创新的活动逐步衰退，经济开始老化和萧条。
当然这是整个世界的总体趋势，各个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和发展阶段的不同，生育率降低的程度各不相同。现在受到少子化问题危害最深的是日本。日益加重的抚养老人的负担，使得日本政府债台高筑，不得不加重对年轻人的税收负担以及延后老人的退休年龄。更严重的是，日本的创业和创新活动锐减，在新兴的行业如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方面被美国和中国抛在后面。日本政府正在想方设法鼓励国民多生，但是却没有效果。日本正深陷老龄化陷阱——“连续20年的经济萧条”。
在未来的20～30年，如果中国听任生育率继续下降，中国的人口结构就会变得像现在的日本，成为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长此以往，经济发展的活力就会衰退。美国和印度则将凭借其年轻的人口结构和开放的移民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具有人口结构的相对优势。
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关系
有人会说，创新人才是精英中的精英，研发人员和企业家在总人口中可能也不会超过5%，所以并不需要庞大的人口基数，只要集中资源多培养一些精英即可。这样的逻辑，是基于你事先知道哪个小孩将来会成为科学家和企业家，然后针对这些小孩做大量投入、重点培养，就能多培养出这样的精英。
实际上，没有人能够知道哪个小孩是下一个乔布斯或袁隆平，天分很大程度上是随机的。培养企业家和科学家，不像选篮球运动员，只要选择有身高基因的孩子重点培养即可，而更像是选择足球运动员，一般并不知道哪一个人会更具足球天分，只有普及足球运动，才能让有天分的足球运动员从基层比赛中冒出来。
真正有天分的企业家和科学家，并不需要占用太多的社会资源，只要有公平竞争和选拔的环境，他们就能冒出来。事实上，乔布斯从小被父母遗弃，上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大学。所以，要多培养一些顶尖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一个国家唯一能做和要做的是“普及中高等教育”，让所有有天分的人，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有发挥和被发现的机会。有没有天分是一个随机事件，上帝可能给每个人都发了一张天才的彩票，而良好的教育相当于兑现彩票的能力，所以最后有多少天才冒出来，取决于有多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规模。未来，包括印度在内的几乎所有中等发达国家都有能力普及高等教育，所以实际上有多少天才，根本上取决于年轻人的规模，基数越大，天才就越多。
日本的案例很能说明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日本在20世纪60～70年代，有着十分年轻的人口结构，虽然这些年轻人往往来自贫寒的大家庭，但却造就了很多出色的企业家和科技人才。但是到了最近10～20年，随着日本年轻人口的减少，虽然人均的教育投入大大高于前辈，但是日本优秀人才的数量却在减少。现在的日本年轻人，由于拥有优越的家境（很多是独生子女），相对于其他亚洲穷国的年轻人，他们保守和缺乏进取精神，甚至很多人成了啃老族。在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最优秀的研究生院，有很多来自日本的留学生。但近几年，来自韩国、中国和印度的留学生数量远远超过日本。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过去10年中，在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就读的日本研究生减少了27%，而中国、韩国学生数量却成倍增加。2010年，仅有一个日本中学生被哈佛大学录取，创下了几十年来的最低纪录。
考虑生育政策要有30年的前瞻性
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土地和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瓶颈，人口少可以减轻土地和资源的压力，但是到了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高素质的年轻人口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那么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可以达到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而我们的生育政策如何与之相适应呢？
一个父母现在计划多生一个小孩，这个小孩要在20～30年后才会长大并工作。我们现在谈论生育政策，影响的是30年后中国年轻工作人口的数量，所以，现在的生育政策必须和30年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下一部分将分析和预测中国经济今后30年的发展。注解：[1]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3 21世纪真的会是中国的世纪吗
虎妈和中国小孩
2010年，《虎妈战歌》一书在美国引起轰动。其实在美国，华人小孩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早已不是什么新闻。美国一流大学里，华人学生的比例历来远高于华人的人口比例。为什么现在“虎妈”如此让美国人感到可怕呢？这是由中国的崛起带来的联想，如果13亿中国人的小孩都跟虎妈的小孩一样用功的话，中国人将在未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人才大国。
最近的一则消息又加剧了美国人的担忧。全球权威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对全球65个国家100万名中学生进行综合能力测试，发现中国上海学生的测试成绩是世界第一，远高于欧美国家，比新加坡、日本、韩国的学生略高一筹（这次上海是中国唯一的测试点，[1]估计中国其他城市学生的成绩也会差不多）。以前美国父母用“中国小孩”来督促小孩吃饭，他们会对孩子说：“如果再不好好吃饭，就把食物给中国小孩了。”现在，美国父母已经用“中国小孩”来激励小孩读书，他们会对孩子说：“如果你再不努力读书，中国小孩将来就会抢你的饭碗。”
中国经济30年展望
21世纪的世界将有一件大事，就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000美元。
按照每年10%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万美元，经济总量接近美国。如果以后每年以平均7%的速度增长，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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