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珏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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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英文译创研究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首先以译创者主体性研究为起点，将林语堂界定为译创者，分析其在双重身份作用之下的译创动机、译创内容和译创思想方面的主体性行为。其次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从语言和文化两个视角，指出其译创手段的复杂性以及同译创动机和译创思想之间的关联。最后从海外出版情况和读者评论两个层面分析其英文作品的传播和接受情况，指出林语堂本人及其作品的国际影响力，揭示其译创动机的完成和译创手段的实现。通过以上三个维度的深入分析，全面、客观地在历史语境中审视译创者和译创文本，并归纳林语堂的主体行为和译创模式对文化输出的价值与借鉴意义。
本书读者对象主要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群体，如高校教师、在校研究生、林语堂研究人员等。
序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传播中华文化与文学，翻译界和出版界在中国文学与典籍的译介上做了很多努力，先后出版了外语版文学期刊《中国文学》、系列出版物“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等。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深入，西方社会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愿望也日益强烈。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更是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学外译的热潮。在此背景下，汉籍外译研究也成为国内译界的研究热点，出版、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博士论文，对汉籍外译的译者、选材、策略、接受情况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有意义的探索。王珏博士的《林语堂英文译创研究》，就是其中一部富有理论开拓精神和实践参考价值的著作。
作为中国现代重要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林语堂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以双语作家的身份译创双语作品，又以其英文译创享誉世界，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熟谙中西两种文化，对翻译理论的思考以及使用的翻译策略也独具匠心。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国内外一系列旨在“重新发现”和“历史评价”林语堂的学术活动的开展，作为作家的林语堂的价值已经得到了肯定，但作为翻译家的林语堂的地位与贡献却还未得到充分的挖掘。虽然研究者众多，成果丰富，但研究重点多聚焦于个别作品的翻译策略和译本分析等微观层面，缺乏对其英文作品的整体观照和宏观考察。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本书作者的研究选题具有重要价值，既丰富和拓展了林语堂研究的内容与范围，又为中国文学和文化输出这一课题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
我认为本书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有以下几大特色。
第一，译创理论的视角。翻译研究在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两次大的转向之后，近年来又出现了“创造性转向”这一新趋势。翻译正作为一种写作形式，按照其创造性的特征被重新思考和定义。相应地，译者研究也转向关注译者作为“创造者”和“作者”的身份，分析译者在“写作”译文时的创造性改写。译创理论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由印度和巴西学者分别提出，在翻译的创造性转向这一新趋势出现之后，该理论又受到了欧美翻译学者以及后殖民研究学者的关注，将其从一种翻译理论进一步拓展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理论。本书对译创理论的核心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其适用性作了探讨和论证。作者首次将该理论运用于林语堂英文作品研究中，将林语堂定义为“译创者”，将其大部分英文作品定义为“译创文本”。由此，对林语堂英文作品的研究就可以从整体上加以观照，避免因为创作和翻译分离而导致研究结果失之偏颇。
第二，深入的文本研究。林语堂作为翻译家的地位和贡献并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其主要原因既有因海外文献获取不便造成的集中于单个作品的研究，也有传统翻译观和翻译研究方法导致对其翻译思想和策略的片面认识。本书在这两个方面均有所突破。作者搜集到林语堂20多部英文译创文本，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初版作品，另外搜集到许多林语堂早年出版的中文著作及文章、林语堂传记、林语堂研究专著等，这为她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依据大量的文献或史料，作者对林语堂的译创动机、文本选择、译创思想以及译创手段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评价，力图再现林语堂在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上的主体行为及其背后的复杂因素，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林语堂英文译创活动的真实面貌。
第三，接受效果的调查。林语堂英文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情况一直是林语堂翻译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书在这方面也有所建树。作者对林语堂英文作品的海外出版数据作了汇总，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详细考察了其作品在非英语国家出版的情况，从而揭示了其作品在世界范围内跨时间、跨地域的影响，使研究结论更加令人信服。同时，作者对读者接受情况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分析读者群体对其语言风格、作品内容以及写作手段等方面的评论。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全面分析其作品的海外传播与读者接受情况，探讨其背后的原因。这既是对前面林语堂译创主体和译创手段研究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也填补了林语堂翻译研究的学术空白。
第四，现实意义的挖掘。作者除了着力研究译者主体行为、翻译策略和接受效果之外，还在相应各章分别总结了林语堂作为译创主体的贡献和价值、林语堂译创手段的贡献和价值以及对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实启示。这使本书除了学术价值之外，又有了重要的应用价值。从前人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提取出对文化输出战略有益的宝贵经验，这既是学术研究自身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汉籍外译研究的重要现实目标。因此，对林语堂翻译的研究，除了学术价值上的考量之外，更应关注其现实价值。从这一点上说，林语堂在文本选择上的全面性和广泛性，译创手段上的丰富性和灵活性，以及从中展现出来的多元文化意识和民族文化自信，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论述充分、求证严谨，而且行文流畅、格式规范，表现出作者相当强的学术研究能力，赢得了不少专家的一致好评。作为王珏的导师，我见证了她从选题、收集资料、论文撰写到不断修改的整个过程，也见证了她在此过程中经历的种种艰辛与磨砺。在这部著作即将付梓之际，我由衷地为她感到欣慰，希望她继续沿着学术研究的道路，砥砺前行，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张春柏2019年7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第1章 绪论
林语堂（1895~1976）是20世纪享誉国际的作家、翻译家、学者，更是中国文化海外输出的杰出代表。他用英语创作和翻译的一系列作品曾经享誉欧美文坛，有的被选为美国大学的指定参考书（余英时，2006：466），有的成为政府官员了解中国的必读文本（施建伟，1999：682）。林语堂在中美两国的生活与写作经历，一方面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并赢得了国际文坛的巨匠地位，另一方面又使他在中美两国的接受与认同呈现出巨大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林语堂再次进入学者和公众的视野。首先是林语堂作品的大规模出版。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群言出版社分别于1994年、2003~2005年和2011年出版了林语堂全集，涵盖了林语堂的大部分中文和英文作品（汉译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分别于1998年、1999年、2005年和2009年首次出版了林语堂原版英文著作，收录了十余部颇具影响力的英文作品。其次，国内的研究者们（如万平近，1987；王兆胜，2007）开始重新定义林语堂，客观地反思其在文学与文化史上的价值与地位。30年来，林语堂研究在国内得到了长足发展，推出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学术论文以及学位论文，在质量与数量上均超过了此前数十年的研究成果。2007年12月，漳州师范学院以“走近林语堂”为中心议题，举办了首届“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从多层面、多角度对林语堂进行了深入研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012年10月，漳州师范学院在此前会议基础上，又召开了以“语堂世界，世界语堂”为主题的“林语堂两岸学术研讨会”，标志着林语堂研究进入一个繁荣时代。
1.1 研究背景
纵观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本书将于第2章“2.2林语堂研究述评”一节里作具体分析），虽然视角多种多样，有一个问题却并未得到解决，即所有的研究都是将其英文作品分为创作文本和翻译文本两个部分来分析。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的学者（如王兆胜，2007；陈千里，2013）大多囿于语言局限，只研究创作文本，确切地说是研究林语堂英文作品的汉译本。外语研究领域的学者直接从原著入手，有些学者（如陆洋，2005；黎土旺，2007）只研究翻译文本，针对个别传统意义上的译作或者择取其创作文本中带有翻译性质的部分进行微观考量；还有些学者（如王少娣，2011；冯智强，2011）虽然对其英文作品进行整体观照，但是仅仅讨论了林语堂的创作文本和翻译文本，对林语堂翻译和创作杂合的文本关注不够。这些翻译和创作杂合的作品，本来是林语堂英文作品的主体构成，却并没有引起翻译学者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界一直将其作为原创作品来看待。如果是原创作品，自然不会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分析，但是又无法回避其中包含的大量翻译现象这个事实，因此，就出现了林语堂英文研究中创作和翻译分开讨论的情况。
引入“译创”（transcreation）理论之后，对于林语堂英文作品的界定就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了。译创这一概念是由印度诗人兼翻译家普鲁肖塔玛·拉尔（Purushottama Lal）和巴西诗人兼翻译家阿洛多·德·坎波斯（Haroldo de Campos）分别于1957年和1969年提出，二者都用了“transcreation”这一术语，即“translation+creation”来表达一种翻译和创作并存的写作方式（本书将于第2章“2.1译创理论概述”一节里展开详细讨论）。从这个视角来观照林语堂的英文作品，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文本，如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浮生六记》）（1939b）、The Chuang Tzu（《英译庄子》）（1957）等，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创作文本，如The Birth of a New China：A Personal 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新中国的诞生：中日战争之我见》）（1939c）、Memoirs of an Octogenarian（《八十自叙》）（1975）等。这两类作品只占了一小部分，而他的大部分英文作品则是融合了翻译、编辑、解释、改写、创作等多种书写形式于一体。有“编辑+解释”式翻译的作品，如The Wisdom of Confucius（《孔子的智慧》）（1938）、The Wisdom of Laotse（《老子的智慧》）（1948）、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古文小品译英》）（1960）等；有对原文本进行改编的作品，如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Retold by Lin Yutang（《英译重编传奇小说》）（1951a）；还有在自译基础上的改写，如The Little Critic：Essays，Satires and Sketches on China（《英文小品甲乙集》）（1935b）、With Love and Irony（《讽颂集》）（1940）、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啼笑皆非》）（1943）等；更有在翻译基础上的创作，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1935a）、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艺术》）（1937）、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1939a）、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苏东坡传》）（1947）等作品，其间隐含和夹杂着大量的翻译现象。引入译创理论之后，林语堂英文作品的界定就非常明确了，除前两类少数作品之外，其大部分英文作品都属于第三类——即译创文本。由此，对其英文作品的研究就可以从整体上来观照，也不会因为创作和翻译分离而导致研究结果失之偏颇。
综上所述，本书将从林语堂的英文译创活动出发，对其译创动机、译创内容、译创思想、译创手段以及译创效果展开全面的研究。通过分析林语堂的主体性行为与译创手段，对其译创实践进行一次新的探索。这样既可以寻求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来丰富和完善翻译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又可以将林语堂翻译研究置于更广阔的语境之中，探讨其对翻译学、文学理论以及文化研究的价值与启示。
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意义首先在于首次将译创理论运用于林语堂英文研究中。如1.1所述，此前的林语堂英文研究一直集中在少数创作文本和翻译文本上，而其作品的主体构成部分——译创文本则明显研究不足。究其原因，恐怕是囿于原文/译文二分法以及追求“等值”（费道罗夫，1955：156）的认识论，即必须要先有一个固定的原文在场，才有译文的存在，且二者要在很大程度上等值。以这样的翻译理念来反观林语堂的大部分英文作品，自然无法将其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形成了研究的灰色地带，使得该领域的研究无法系统和全面地展开。引入译创这一概念，则可以首先对其英文作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从而进一步研究其文本中所体现的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其译创动机和译创思想下的具体实现。这为解读林语堂的英文作品开辟了新道路，也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空间。
其次，对林语堂本人的研究，也多了一个新视角——作为“译创者”（transcreator）（Lal, 1957）的林语堂。译创者与译者的不同在于，在译者身份尚在由隐身到现身的讨论之际，译创者从一开始就彰显了自己作为作者而不只是译者的身份。比如，坎波斯的作品Deus e o Diabo no Fausto de Goethe（《歌德〈浮士德〉中的上帝和魔鬼》）（1981）是对《浮士德》的创造性翻译，同时又加入了译者对原文的评论、对译文的辩护以及对食人主义翻译理论的阐述。但是，在此书的封面上，坎波斯的名字是作为唯一作者而不是译者出现的。同样，在林语堂的英文译创作品中，我们也能在前言、后记或者正文部分中看到其本人对于翻译所作的一些辩护和解释，但林语堂都是作为唯一作者出现在封面或内页上的。这种作者身份的彰显体现了译创者的一个态度，即作品不是作为对原作思想和形式的复制，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参与，面对一种特定文化下的特定读者所制作的文本（Gentzler, 2008：86）。研究译创者林语堂，就是从作者的角度看待译者，认可译者对于文本的创造性贡献，对于作者、译者的定义，以及作者和译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新的认识。
本书的第三点意义在于对翻译理论研究中出现的新动向的一次积极的探索。众所周知，翻译研究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向，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和20世纪70年代起的文化转向。在文化研究的范式之下，翻译研究的重点从作者转向译者和读者，从源语文化转向目的语文化，对译者的地位与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沿着这一研究脉络，学者帕斯卡利斯·尼克劳尔（Paschalis Nikolaou）提出了新的术语：翻译研究的“创造性转向”（creative turn）（Nikolaou, 2006：19）。所谓创造性转向，是指文学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其内在的创造性以及在改写中译者的思维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翻译正作为一种“写作”形式（as a form of“writing”），按照其创造性的特征被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义（Loffredo&Perteghella, 2006：2）。雪莉·西蒙（Sherry Simon）也从创造性这一角度给翻译下了一个全新的定义，“翻译是一种写作，这种写作是在创造性的影响下，通过与其他语言的交流获得启发而产生的文字”（Simon, 2006：17）。相应地，对译者的研究也转向关注译者作为“创造者”和“作者”的身份，分析译者在“写作”译文时的创造性改写（Bassnett, 2006；Buffagni, 2011）。不难看出，翻译研究中所出现的创造性转向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而是对“翻译是（再）创造”这一历史命题的重新发现和补充，也是对文化转向的延续和发展。对林语堂英文译创的研究正是对翻译研究中出现的这种创造性转向的一次尝试和探索。通过考察林语堂作品中翻译和创作的互动关系，以及林语堂作为创造主体的译创者身份，从创造性写作的角度对翻译、文本（原作、译作和译创）、翻译主体（作者、译者和译创者）这些概念有一个新的认识和思考。
最后，本书为探讨中国文学和文化输出这一课题提供了一个参考范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林语堂的英文译创中始终体现着传播中国文化这一译创动机，并在此基础之上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其次，林语堂在写作过程中运用了多种译创手段如编译、自译、注译、译写等，成功地传播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最后，林语堂的英文作品在英语世界广为流传和接受，这既有译创者本人在写作过程中对于可读性的考虑，也有传播媒介——出版商的出谋划策。因此，对其译创效果的研究也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有效输出、异质文化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
1.3 研究目的与内容
本书的研究目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译创主体研究。考察林语堂的译创动机、译创内容以及译创思想，分析其译创者身份和社会语境对其译创动机的影响，其译创内容与译创动机的内在一致性，以及在译创思想中所体现的译创者主体性。
第二，译创手段研究。通过对林语堂英文译创文本的全面考察，分析其在译创中国文化的具体内容里各种译创手段的综合运用，从而探究其创造性翻译和翻译式写作两种译创模式是如何展开的。
第三，译创效果研究。对林语堂作品海外传播情况和接受情况进行分析，探讨其背后的原因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现实启示。
与之相对应，本书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对林语堂译创动机、译创内容及译创思想展开研究。首先，本书将分析林语堂的译创动机。赛珍珠（Pearl S. Buck）对林语堂的发现和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a）一书的成功出版，使林语堂走上了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道路。这里一方面将探究林语堂如何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多元文化意识，纠正此前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与偏见，为展示真实的我者形象、调和中西文化作出努力；另一方面将探究作为译创者的林语堂，如何在双重身份的作用下，出于个人兴趣与视角重构中国文化。从民族责任心和自我实现两个角度分析文化语境和译创者主体之间的对话与抗衡，以及其译创者身份对译创动机的影响。接着，本书将分析林语堂的译创内容。林语堂的英文译创文本超过三十部，写作时间跨越数十年，涉及传记、小说、随笔、论述等多种体裁，选材非常广泛。在文献调查的基础上，本书将对其译创内容进行总结归纳，同时将对影响其译创内容的因素从译创者本人、读者以及赞助人等方面展开分析，从而尽力还原历史现场，将林语堂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之下，揭示其译创内容及成因。最后，本书将分析林语堂的译创思想，为其译创行为寻找理论依据。以往对林语堂翻译思想的研究多为对其翻译标准进行解读，林语堂散落在其著作和文章中的其他重要观点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本书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其中英文著作、文章以及演讲稿中散落的译创思想进行文献调查，重点考察其英文作品的前言、导言、导读以及评注部分中的译创思想，同时还要对其语言观、文学观以及文化观进行综合解读，从而揭示其译创思想的真实面貌。
第二，对林语堂的译创手段进行系统探讨。由于译创兼具翻译和创作两种表达方式，因此在手段上结合了翻译策略和创作手法，比传统的翻译手段更为复杂、自由和多样。鉴于此，本书将从语言和文化两个视角，运用文本对比与分析的方法，对林语堂的译创手段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具体来说，在语言视角下，本书首先将对正文本层面下的词语、句子和风格展开分析，考察林语堂对“文化专项词”（cultural-specific items）（Aixela, 2007：58）的翻译，对句子结构、句子顺序以及句子节奏等方面的处理，探讨词语和句子相结合所形成的语言特征，同时讨论林语堂的语言风格和对冗余信息的有效利用。其次将对副文本层面进行调查，分析林语堂对各类副文本因素如前言、导言、注释、插图、附录等的灵活运用，分析副文本对正文本的引导作用。最后将对互文本层面展开讨论，考察林语堂译创文本中对引用、暗示、戏拟、仿作、自译、改编等各种手段的交叉运用。在文化视角下，本书将借鉴对话理论和形象学理论的相关观点，从更宏观的角度探究林语堂如何向外进行文化输出，努力打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为中国文化在西方话语霸权下争取一席之地。通过以上两个视角点、线、面结合地勾勒出林语堂的译创手段体系后，本书将试图归纳出其译创手段的总体特征，并探讨与译创动机和译创思想之间的关联性，对其贡献与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
第三，对林语堂译创活动的效果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进行分析。德国文艺理论家汉斯·姚斯（Hans Jauss）指出，在作者、作品和大众之间，大众并不是被动的，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收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1987：24）。因此，对林语堂译创作品的海外传播与接受情况也将是本书关注的一个领域，同时，对译创效果的研究也是对译创主体和译创手段研究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本书将首先对其译创作品的海外出版数据进行汇总，以揭示其作品在国际范围内跨时间跨地域的影响。而后，将对其读者接受情况进行调查，分析读者群体对其语言风格、作品内容以及写作手段等方面的评论。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考察其作品的海外传播与读者接受情况，揭示其背后的原因，并分析其译创活动对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1.4 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如下。（1）文献调查法。搜集国内外出版的林语堂英文译创作品及相关文献，尽可能获取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对作品进行文本对比和分析研究。（2）文本对比与分析法。从语言和文化两个视角对原文本和译文本、正文本和副文本、前文本和互文本进行对比与分析，揭示林语堂译创手段的总体特征和具体表现。（3）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法。本书拟按照“事实观察→理论假设→调查求证→分析总结”的步骤对林语堂的译创作品进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主要借鉴了统计学的方法，应用于文献综述及作品海外传播情况的统计中。（4）跨学科交叉研究法。本书对林语堂的英文译创进行综合研究，运用了翻译学、文学、文化研究、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力求全面考察林语堂英文译创的主体性、手段和效果。
1.5 研究框架
本书共6章，研究框架如下。
第1章是绪论，介绍本书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目的与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第2章是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对译创理论进行深入调查，同时对林语堂研究展开述评，为后面各章的研究做好理论及文献铺垫。
第3章是译创主体研究。考察林语堂的译创动机、译创内容及译创思想，分析其译创者身份对译创主体行为的影响、其译创动机和译创内容的内在一致性，揭示影响其译创内容的各种因素及其译创思想的复杂性，分析其作为译创主体的贡献与价值。
第4章是译创手段研究。通过对林语堂英文译创作品的文本细读与对比，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其各种译创手段的综合运用，从而揭示其译创手段的总体特征，以及同译创动机和译创思想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对其在译创手段上的贡献与价值进行总结。
第5章是译创效果研究。对林语堂作品海外传播情况和接受情况进行统计与分析，探讨其背后的原因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实启示。
第6章是结论，归纳本书的主要发现与创新点，指出不足之处，并提出后续研究展望。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本章从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两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针对译创理论的提出、发展、内涵、译创者主体性、译创手段和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讨论，为本书做好理论铺垫；第二部分对林语堂研究展开述评，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作为本书的起始点。
2.1 译创理论概述
2.1.1 译创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拉尔在从事古代梵语文本译成现代英语的实践中提出了译创这一术语。他认为，面对丰富多样的原材料，译者必须进行编辑、调和和改变，他的工作在许多方面都变成了译创（Lal, 1957：5）。译者企图保留的不是梵语本身，而是原作所传达的印度教传统，因此译者要理解原作的精神以及作者希望达成的效果，并在目的语里重新创造出来（Lal, 1996：43-44）。后来，其他学者对拉尔提出的这个术语表达了自己的理解。比如，苏吉特·穆克吉（Sujit Mukherjee）认为译创是将翻译和解释混合在一起，将古代文本现代化（Mukherjee, 1981：6）。丽塔·科塔里（Rita Kothari）指出译创是一种易读的、不严格忠实的翻译（readable and not strictly faithful translation）（Kothari, 2003：36）。保罗·圣皮埃尔（Paul St-Pierre）认为拉尔没有定义这个术语，但重点是放在目的语读者和译者上，有点靠近改编或模仿而不是严格意义的翻译（translation proper）（St-Pierre, 2007：54）。随着后殖民研究的兴起，这一术语的适用范围被进一步扩大，认为译创不再只是一种翻译传统或方法，具有跨文化性质的英语原创文学也是一种译创。比如，普拉萨德（G. J. V. Prasad）认为，与其说印度英语作家是在将印度语言文本“翻译”成英语，不如说他们用不同的策略使作品读起来像译作，他们让英语变得陌生化，使英语读者感觉到阅读过程就像写作过程一样复杂（Prasad, 1999：53-54）。
巧合的是，坎波斯于1969年也提出了译创这一术语，指反对形式/内容二分法转而关注文本诗学形式的一种翻译实践，旨在实现诗歌的不可译——不仅指翻译意义，也指翻译形式（Nobrega&Milton, 2009：259）。他谈道：“翻译创造性文本总是再创作或平行创作，这是自治的也是互惠的。在这种类型的翻译里，不仅所指被翻译，能指（符号本身）以及符号的实体性（声音、视觉形象等）也被翻译。所指仅仅构成再创作的边界，这种翻译同所谓的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是相反的”（Campos, 2009：133）。因此，坎波斯指出翻译不是合成或解决矛盾的行为（an act of synthesizing or an act of resolution of the contradictions），而是译创，一种激进的实践（a radical operation）（Gentzler, 2008：90）。1999年在牛津大学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他发表了“The Ex-Centric’s Viewpoint：Tradition，Transcreation，Transculturation”一文，将译创定位于通过巴西巴洛克杂交主义（Brazil’s baroque hybridism）而形成的传统和通过不敬地吸收全球文化遗产（non-reverential assimilation of the universal cultural legacy）而形成的文化融合之间（Jackson, 2010：143）。换言之，坎波斯的译创是将翻译作为跨文本的写作手段，扩展了食人主义理论，同时受到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翻译作为创造和批评”（Pound, 1968）观点的影响，将译创由一个诗歌翻译理论发展成为一个普遍翻译理论和文学理论。这种译创理论也受到了后殖民研究学者的关注，如巴西批评家埃尔斯·维埃拉（Else Vieira）将它与后殖民理论相结合，质疑原创的定义以及原作和译作的关系，企图描述一种后现代的翻译理论（Vieira, 1994）。此外，译创概念也影响了文学圈之外的音乐人、电影人及画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进行了很多艺术创新和实验，使一个翻译理论进一步拓展成为一个多语言的、符际的、跨学科的文化理论（Gentzler, 2008：91-92）。
2.1.2 译创理论的内涵分析
笔者认为，虽然两位学者对译创这一术语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仍存在一些共识。第一，都认为翻译就是译创，是一种再创造，并将这种理念应用于自己的翻译实践之中。第二，都从交流和解释的视角看待翻译过程，因此更看重译者对原材料的重新加工和对目的语读者的考虑。第三，都强调译创不只是涉及语言，它的本质是保留和转换文化传统，翻译成为一种跨文化的创造活动。由此可见，虽然这一术语是由两位不同国家的译者在不同时间提出的，但二者在内涵上是非常相近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理论，笔者借鉴钱钟书对翻译概念从“译”“诱”“媒”“讹”“化”五个方面的阐述（2009：774-805），来观照译创理论的多重性。译创理论的丰富内涵可以用“译”“创”“媒”“合”来形容。
2.1.2.1 译创理论之“译”与“创”
译创是一种翻译和创作并存的写作方式，它去除了原作和译作的二分法，打破了翻译与原创的边界，体现了二者的融合并存。拉尔的译创是采用翻译、解释、改编、模仿等各种手段的改写，这种方式根源于印度的翻译传统，即将翻译视作重写（rewriting）或重述（retelling）的一种创作形式，并不区分原创和翻译（Mukherjee, 2009：56）。可以看出，拉尔的译创突出的是创造性翻译，和钱钟书所说的一种“讹”——增补或润色（2009：781）类似，但方法上比其更自由和多样。后殖民研究兴起之后，印度英语文学本身也被认为是一种译创，体现了“译”与“创”融合并存的特点，并使译创理论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原创领域。如多拉·萨尔瓦多（Dola Salvador）所说，印度作家用前殖民者的语言——英语写作，虽然是一种原创实践，目的却是传播印度本土的文化价值和世界观，这种后殖民写作就是一种译创。这种文学扮演着双向转换（a two-way transfer）的角色：它来自翻译和对外来模式和形式的重塑（the translation and reshaping of exogenous models and forms），同时也将印度样式插入外来模式里（the insertion of Indian modes into these models），向外输出本国文化（Salvador, 2005：193）。玛丽亚·铁莫志科（Maria Tymoczko）从后殖民写作和翻译的类似关系的角度提出了“元文本”（metatext）的概念，即译者在转换一种文本，后殖民作家在转换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可被视作一种元文本，包含了语言、认知系统、文学和历史等（Tymoczko, 1999：20-21）。当然，由于后殖民作家转换的是元文本，而不像译者面对一个固定的文本，所以他们在选择文化元素上的自由度也更高。萨尔瓦多认为铁莫志科对后殖民写作的看法实际上是回应了译创的本质：对一整个文化世界的翻译（the translation of a whole cultural world）（Salvador, 2005：196）。因此，译创理论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包含了创造性翻译和翻译式写作。
再看巴西的译创理论。坎波斯在提出翻译是再创作、是平行创作的观点时，已经有意识地在去除原创和翻译的划分。在大量的翻译实践活动中，他提出了translumination、transcreation、transtextualization、transluciferation、recreation、reimagination、reorchestration等一系列包含译创在内的术语，这些术语有一个共同点：均以“trans-”或“re-”开头，以“-ation”结尾，即显示着通过“翻译”“消化”，进而“创作”的译创思想。同时，坎波斯的译创和庞德的“创造性翻译”思想（creative translation）（Apter, 1987：3）有异曲同工之妙，即都注重诗歌的形式、将译作看作是独立的新作品以及译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原作的评鉴。比如这部Deus e o Diabo no Fausto de Goethe（1981）实际上由同等比例的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对《浮士德》的翻译，第二部分是对自己译文的文本选择、对译创策略的解释和对歌德原作的评鉴，第三部分是对译创理论的详细描述（Gentzler, 2008：87）。由此，坎波斯扩展了食人主义的概念，翻译被看作同庞德译作相似的模式，即作为一种从原作到译作的输血，给予营养，但不是复制，译作是独立的新作品（as a transfusion of blood from the original to the translation，giving nourishment not to a copy but to a free-standing，independent，new work of art）（同上：90）。换言之，坎波斯的译创实践，即他对原作的“消化”是通过使用目的语文化系统下的语言、艺术和文化重新引导和阐释原作来完成的。
从上文可以看出，无论是拉尔的创造性翻译，还是坎波斯的互文式翻译，虽然译创方向相反，具体的译创手段也不尽相同，但是在译创思想上都将翻译视为一种写作方式，在各自的实践中都体现了译创并存的总体特征。印度作家的英语写作则表达了译创理论的另一层含义，即写作也是一种翻译行为。
2.1.2.2 译创理论之“媒”
译创理论所体现的“媒”，具有双重意义：既指译创的双向流动性，又彰显译创者的主导地位。钱钟书所说的“媒”（或“诱”），是指翻译作为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并引诱大家认识和喜爱外国作品，好比做媒，缔结国与国之间的文学姻缘（2009：776）。将印度和巴西的译创理论相结合，则体现出“媒”的双向流动性——既向内介绍外国作品，又向外传播本国文化。这既和钱钟书所说的“媒”的性质和作用类似，又扩展为双向性实践。
一方面，印度的译创活动是将印度语译出为英语并进行跨文化写作，但目的在于向外输出本国文化。比如，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欧洲人陆续将印度古典梵文文本译成欧洲语言，同时印度人也在将这些文本译成英语，但二者的译创动机不同：欧洲人是要从异域文化中吸收养料创新欧洲文化，而印度人是要表达文化自信，抵消强势文化（主要是英国）的巨大优势（蒋骁华，2002：76）。这种向外进行文化输出的译创动机在对文化概念英译策略的变化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在殖民统治初期，印度译者为了让西方读者接受印度古典文化，采取的策略是建立近似概念的对应、在词汇层面寻求对等并且转换成英文里的概念等；在印度获得独立之后的重译新策略则是对梵文术语音译加以注解、对概念进行说明、传达整个概念的含义等（Kapoor, 1997：153-156）。这个变化显然有着重要的意义，折射出译创者进行文化输出的努力。印度作家的英语写作则走得更远。由于转换的是文化元文本，不受固定文本的限制，作家们并不仅仅满足于文化输出，还通过不同的译创手段让印度的语言文化渗透进英语，试图在原宗主国的土地上建立印度语言文化的一个空间。作家使用的手法、处理语言文化问题的方式更像是译者，同样是在阐释自己的文化和经验，他们用英语表达，但用印度语思维，就像一个重写本（palimpsest），一个文化文本被强加在另一个上面，但另一个不能完全隐藏（Salvador, 2005：196）。
巴西的译创活动则是将外国语译入成巴西葡语，坎波斯等人将西方和亚洲、古代和现代的文学文本跨时间、跨地域地译创过来，相当于用本族语同步世界文学（synchronic pantheon of world literature）（Jackson, 2010：144）。但是，在译创策略上，并不只是通过复制原作来介绍外国文学作品，而是将其与本地的文学作品互文，得到目的语文学的滋养，从而使读者的阅读变成对两种文学传统的杂合阅读。这样，译创就意味着不是对原作的亦步亦趋，而是通过从本地来源里吸收营养消化了原作，制作了一个不同于原作的新作品。由此可见，译创作为联络员的“媒”的作用不同于传统翻译的做媒，在介绍大家认识和喜爱外国作品的同时，又暗含着一种原作更高的不平等关系。译创的“媒”主要体现在两种文化的平等对话上，翻译在这里是一条通道，两种文化在此相遇。
另一方面，译创理论的“媒”还指译创者作为两种文化协商者的主导地位和作用。首先，拉尔和坎波斯都声称自己作为译创者而不是译者的身份，在他们各自翻译的作品封面上，都看不到原作者的名字，而只有他们作为译创者的存在。坎波斯在翻译《浮士德》时则更为大胆，译作封面印着自己的肖像，在全书结尾“作者作品”（works by the author）处公然列着自己的著作。可见，译创者不需要像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1995）所说的通过抵抗式翻译使自己现身，而是主动宣称了和作者一样的自主身份，以此来强调自己的文本生产。译创者不同于传统定义上的作者和译者，相当于这两个身份的整合，即作为作者的译创者和作为译者的译创者，也因为这种整合使得译创者获得了和作者一样的独立身份。其次，译创者主导着整个译创过程，甚至反转了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操控理论（2004），译创者不是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的操控，而是引领着本国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使译创成为文学系统的中心活动。比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坎波斯就企图通过译创活动创造一种巴西现代主义诗学，思考在一个欠发达文化里实验文学和先锋文学的可能性，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将他的译创理论进一步发展成为文化身份理论。坎波斯号召研究拉美文化的新模式，不是将所有写作归入一种“他者”（other）或“发展中”（developing）的定义下，而是在真实具体的文化条件下考虑真实具体的文化差异（Gentzler, 2008：86）。
2.1.2.3 译创理论之“合”
译创理论通过“译”和“创”，最终在差异性中实现文化杂合。这一过程的背后暗含着一种政治目的，即彰显译创者的文化身份。钱钟书的翻译多重性是从“译”开始，起到“诱”和“媒”的作用，但经过一路颠簸难免（有意或是无意）有“讹”，最终的理想境界是到达“化”。译创理论的虚涵数意则是从“译”和“创”开始，所以“媒”一直起着主导作用，最终形成了文化杂合的“合”。这种文化杂合是通过差异性而不是同一性显现出来，创建了一个兼具两种文化性质的“第三空间”（Bhabha, 1994）。比如，普拉萨德认为印度作家使用的不是印度英语，也不是英国英语，而似乎是一种第三语言，是用英语写的表现异国语言文化的一种生硬（rough）英语（Prasad, 1999：42）。坎波斯在翻译希伯来语圣经时，既将希伯来语葡萄牙语化，也对葡萄牙语进行希伯来语化的处理，同时援引巴西作家的风格和节奏对源语文本进行跨文本译创（Vieira, 1999：105-106）。后殖民主体在这些文本里创造了一种间性（in between）语言，占据了一个间性空间，文本同时寻求从两个压迫者那里去殖民化，一个是西方前殖民者，一个是曾经因否认自己的重要性而自我边缘化的本国文化（Mehrez, 1992：121）。这个杂合化了的第三空间可以动摇关于霸权、源头这样的概念。而且，由于这个空间“既非自我也非他者，而是之外的某物”（Bhabha, 1996：28），因此它使后殖民研究避免了在批判中心—边缘、西方—东方、主流—非主流这种二元对立的同时，本身又陷入这种话语模式的悖论。
印度和巴西都曾经是殖民地国家，至今也是多语言、多种族、多文化并存的地区。从这个角度来说，译创理论诞生于这两个国家也并不偶然。从翻译到文化杂合，译创被看作是显现民族文化身份的有效手段。正如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所言，全球化使一直被压抑在文化边缘地带的旧殖民地国家的文化身份变得日益模糊，那里的知识分子迫切需要寻找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文化身份的认同（Robinson, 2012：14）。在印度，译创者以强势语言描述和传播弱势文化，在原宗主国的土地上建立印度语言文化的一个空间，既显现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又对译入语语言文化有革新和颠覆作用。巴西的译创活动则是合并西方和巴西传统里积极的元素，通过两种文化的杂合来对殖民文化进行改写，从而表明自己的文化特性和独立身份。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哈里什·特里维蒂（Harish Trivedi）指出，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翻译都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也是译入欧洲并为欧洲所用的过程——而非彼此平等的双向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欧洲的规范支配着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决定了只有迎合欧洲文化需要的文本才能被翻译（Bassnett&Trivedi, 1999：5）。译创理论将身份和多元性、对话、杂合、差异等话语置于一起讨论，既是对传统忠实翻译观的挑战，也是对翻译与殖民化之间的共谋关系的揭露与批判。通过文化杂合，改变对话的方向，从而瓦解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摆脱强势文化的精神殖民，彰显本民族的文化身份。
2.1.3 译创者主体性分析
作为直接参与译创过程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唯一主体，译创者在译创实践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因此有必要对译创者的主体性作进一步地分析，为第3章林语堂作为译创者的主体性研究打下理论基础。具体来说，译创者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3.1 译创者在主体身份上的超越：从文学译者到文化自译者
拉尔（1957）最早提出了译创者（transcreator）这一术语，指的是为表达自身文化对原文进行创造性翻译的译者。译创者由“translator+creator”整合而来，这首先就明确了一个双重身份：既是译者，也是作者。借用女性主义的概念来说，二者是一种“双性同体”（androgyny）（Woolf, 1929）的平等关系，共同构成了译创者。随着后殖民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如Tymoczko, 1999；Salvador, 2005）认为后殖民写作旨在书写作者的自身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翻译式写作，因此巴斯奈特和特里维蒂在1999年主编的Post-colonial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一书中，把后殖民写作纳入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范畴内。如果按照罗宾逊对“后殖民”广义上的定义：从文化间的权力关系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化/社会/国家/民族（Robinson, 2012：14），那么可以说所有以表达自身文化为目的的跨语言、跨文化写作都是一种翻译行为。译创者和传统译者的区别在于，作为译者的译创者要服务于表达自身文化这个译创动机，具体的译创手段要受这个动机的支配。而作为作者的译创者是对自身文化进行翻译式写作，翻译文化元文本，译创者相当于“文化自译者”（cultural self-translator）（张春柏，2015）。由此可以看出，译创者在主体身份上对译者的超越：从文学译者到文化自译者。
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待译者是近年来译者主体研究关注的一个重点。比如，罗宾逊就明确指出：“译者是作者（the translator is a writer）。译者不是变成原作者，而是变成与原作者非常相似的作者（a writer very like the original author），这仅仅是因为他们都以相似的方式写作，利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和世界经验来构建有效的话语”（Robinson, 2001：3）。随着翻译发生创造性转向之后，这种研究视角逐渐增多（如Bassnett&Bush, 2006；Buffagni, 2011）。可以看出，罗宾逊对译者的定义指出了译创者的部分性质，但是拉尔早在1957年就使用了译创者这个术语，从而将译者的作者身份明确化、合法化了。当然，由于拉尔身处印度，他提出的这一具有前瞻性的术语当时并未引起欧美翻译研究学者的重视，直到近年来伴随着后殖民翻译研究和译者主体研究的兴起才被重新挖掘出来。译创者从一开始就宣称了和作者一样的平等独立的身份，而不像传统译者始终作为原作者的忠实者或背叛者的面貌出现。这也是拉尔提出“transcreator”这一术语的意义所在，即从传统译者的附属身份独立出来。译创者不再将自己的作品看作是译作，而是一个新作品，因此只将自己的名字印在封面上，原作者变成了一个信息提供者或来源者，在不显眼的地方列出。而在译创理论进入原创文学领域，即后殖民写作被视为一种翻译之后，译创者则完全成为书写自我文化的作者了。
2.1.3.2 译创者对原文本的解构：从文学“原”文本到文化“元”文本
对译者主体性的重视首先源于译者身份的边缘化。西方传统上的神权思想使得《圣经》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译者不可以做任何篡改和增删，只能做原作的仆人，由此形成了忠于原文本的情结。而对上帝声音的忠实传达，必然遮蔽和否定译者主体身份的存在。进入启蒙时代之后，西方国家的强势文化地位以及英语作为强势语言地位的逐步确立，又使得在翻译不发达国家的作品时，几乎都是受通顺翻译观的影响译成地道的英语，这样又造成了韦努蒂所说的译者的“隐身”（invisibility）（Venuti, 1995）。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是对译者提出的规范和要求，译者主体并未得到关注。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出现才将译者从文本意义中解放出来，译者研究取得了实质的进展。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纯语言到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延异，原文本的确定性意义被解构了。在本雅明看来，译文不是要模仿原文的意义，而是要周到细腻地融合原文的表意模式（mode of signification），从而使原文和译文成为一种更大语言的可辨认的碎片，正如器皿的碎片是器皿的组成部分一样（Benjamin, 2004：81）。意义的唯一性一旦被瓦解，文本呈现的就是多元意义，即各种意义的“痕迹”，翻译就变成了意义不断撒播的“无休止的不确定的游戏”（an indeterminate play without an end），意义的这种不确定性就是德里达所说的延异（Gentzler, 2001：158）。文本的意义被消解了，文本的中心地位也就不复存在，作者的权威也随之瓦解，译者主体才真正解放出来。恰如爱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所说，译者创造原文（the translator creates the original），通过跨越译入语的边界，通过改造译出语的原文本，译者使语言得到延伸、扩充或发展（同上：149-163）。
如果说解构主义视角下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在对原文本意义的解构，那么译创理论视角下译创者的主体性则体现在对原文本的解构，这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译创者在译创选材和译创手段上的自由度比传统译者要高得多。当译创者是译者时，他面对的原文本已经不止是一个确定的原文本，可以是多个，原文本仅仅作为一种信息提供，译创者会利用自我文化的元文本对其进行各种手段的创造性翻译。例如，林纾翻译中的创造性改写一直为人诟病，但如果从译创者的角度来看，他是用儒家思想来解读西方原文本。张佩瑶分析了《黑奴吁天录》（林纾、魏易译，1901）的翻译后指出，原文本反映的是基督教价值观带给黑奴的一种精神归宿，译本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取代了基督教价值观，从而使译本成为宣扬爱国精神、教育大众和解放思想的工具（2003：19）。当译创者包含了后殖民作者时（即成为文化自译者之后），译创者面对的原文本就变成了元文本，无法再确定，此时他进行的就是对文化的翻译式写作了。比如，印度英语作家笔下的许多人物不说英语，或说特定地区下不同的英语，作家们的目的不仅在于揭示印度英语的变体，还在于通过创造一个英语来实现翻译的创造性目的（to create an English that fulfils their translational-creative aims）（Prasad, 1999：44）。由此，译创者完成了对原文本的解构，所有的文化元素都成为他的译创来源，他可以自由选择哪些元素转换给目的语读者。译创者从文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之后，对自身文化的书写手段便更加多样化。如铁莫志科所说，与译者相比，作者的自由空间更大，更容易平衡文本陌生化和可读性之间的关系（Tymoczko, 1999：21）。
2.1.3.3 译创者的译创动机：表达自身文化和追求自我实现
罗宾逊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角度指出了翻译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①在殖民化过程中充当殖民主义建构主体性的工具；②在殖民结束后成为维护文化等级秩序的避雷针（lightning rod）；③在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过程中成为被殖民者摆脱殖民、削弱文化霸权的手段（Robinson, 2012：31）。由此，后殖民语境下对译者主体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对权力和身份的重视，译者的翻译行为成为弱势民族争取话语权力、重塑文化身份的途径，译者成为打破权力失衡的主体力量。而这种权力的重要性在于，“就翻译而言，权力可以决定译什么和不译什么，甚至包括怎么译”（孙艺风，2004：254）。因此，无论是霍米·巴巴（Homi Bhabha）主张的“杂合化”和“第三空间”（Bhabha, 1994）、特贾斯维妮·尼兰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倡导的将翻译视为“抵抗与变革的场所”（Niranjana, 1992）、坎波斯的食人主义翻译（Campos, 1981），还是韦努蒂的抵抗式策略（Venuti, 1995），都显示着译者主体性在后殖民翻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巴斯内特认为，到20世纪90年代，译者长期边缘化的尴尬地位终于被打破了，译者对文本的创造性改写和改造世界的权力得到了认可，她用“可见性”（visibility）来强调译者的价值，译者的作用可以通过分析其在语言转换过程中的干预行为进行重新评价（Bassnett, 2007：22）。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译创者在后殖民语境下的主体性和译者主体性一致。译创者的动机之一是要表达自身文化，两种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必然使译创者处于不同文化张力和权力的博弈之中。但与此同时，译创者的另一个身份——作者，也在起着作用，这就使得译创者除了要表达自身文化之外，还带有强烈的个人诉求，“因个人生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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