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明
出版社：理想国时代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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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皱了的小孩试读：
序言
给父亲的信
爸，你好么？
今天是你离开我们整一年的日子。我在定远陪妈过春节，我们很想你。
你走后的第一个春节，只有妈一个人在家，虽然这一年我很多次回来看她，但过年不回来我实在不放心。到家的第二天我们开车回怀远老家给你上坟了，在妈妈的安排下我们烧了很多纸钱、元宝，是不是真能收得到呢？
我们给老家的二叔、三叔买了礼物，挺体面的。二叔的身体还可以，头脑也还清楚，只是还是不爱说话，他一直是沉默的人。见到他时，他在屋前晒太阳，抱着一个小播放器听戏。爸你知道吗，我一直偷偷盯着他的脸看，我在那里能看到最多的你。
今年冬天很冷，这样的寒凉空气总提醒我想起去年这时候我们送别你前后的仓皇。去年秋天，我揪心每一片落下的树叶，盼着地上的草不要变枯黄。可是你还是没熬过那个冬天，你是在春节后的2月17号走的。清明节我和妈妈、妹妹将你安葬在怀远老家的祖坟地里了。你生前我们没有跟你说过这个安排，但三叔他们来医院看你时，我们私下里有过讨论。只不过当时我还很不情愿听到这样的计划，我怕那一天到来。他们说你以往在回乡给爷爷奶奶上坟时曾指着脚下的某个地点对我的堂弟们说：“将来就用个坛子，把我往我爹娘这脚边一埋就可以了。”后来我们就把你送到了这个位置，用的不是坛子，是妹妹给你选的上好的盒。你的身后有一株姿态遒劲的大柳，远远的就仿佛能看得见你。堂弟还告诉我，今年柳树顶上还有喜鹊筑了巢，大家都觉得是欣喜的事。
老家回来之后，我就带妈妈去做了胆结石手术。她这些年一直忙着照顾你，没有自己的时间去看自己的病。她手术住院时在县医院六楼，我好几次想再跑上九楼，去内科那个病房，看一眼墙角的+9号床，我多希望你还在。最后这两三年，我们竭尽了全力却没能把你扽回来。我们知道打这场仗终究会输，但还是久久没能接受把你弄丢的结局，从此我没法再跟别人说我们都还在了。
爸，去年夏天，我带严亨暑假回来看奶奶，我趁着那个时间在定远学了开车，拿到了驾照。把你从定远送回怀远时，我就知道我需要会开车。我想以后我就可以自己开车带着我妈回老家看你了。
刚学完车，朋友陪我开车出去练，我们第一站去的就是西卅店中学，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我们还去了炉桥镇，都是你教过书的地方。炉桥的那座火车站，竟然还在那儿没有变样，站厅里挂的安全宣传画也仿佛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样子。那是每年暑假你带我和妹妹回老家乘火车的出发站。我甚至还记得坐了十几公里汽车来到火车站后，我由于晕车，坐在门外的花台上呕吐，吐得天昏地暗，五脏六腑都痉挛，如今那个花台也还在。我头一次开车跑长途竟然就是为了来看它，只不过早已经不晕车了。不过炉桥火车站暂时停用了，等待改造。下一次见面，它在那儿或许已改换了容貌，这注定都是让我伤感的事。
可我还是忘不了你带着我和妹妹坐车、转车的情景，炎热的夏天我们在绿皮火车的木座椅上坐着，新奇地张望着一切，头顶上的摇头风扇吱吱地转，绿皮车叮叮咣咣逢站必停。我们一点也不着急，我们等着车厢里有卖吃的来，你总会尽量给我们买。吃上一支冰棍或者一块包装纸上印有小火车的旅行面包，都那么香甜，那是每年一次的开心之旅了。你把座位让给我们坐，自己坐在过道里。我们让你吃，你也不吃，你总去找火车上的茶炉接水喝。手拿面包的我曾低头看到身边过道里，那个穿着布满破洞汗衫的清瘦的脊背。
那时你与父母隔着这段车程，如今你跟他们躺在了一起；这段路，成了我与你之间的距离。
妈妈平时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成瘾，对她的眼睛很不好，我正在劝她改正。她喜欢在电视上看广场舞，我让她去公园跳，她怎么也不肯出门。现在她经常弹弹电子琴，有时候还吹会儿笛子呢。我给她抄了一些谱子，都是你们以前喜欢听的民歌，我抄得很工整。
妹妹给你买的电动剃须刀妈妈不让扔，说还很新，现在我在用。从你逐渐病重到离开，给我的震荡前所未有，白头发好像每一天都在生成。我在老家已经越来越不敢照镜子，我自知已经露出了颓色。
去年我办了几个展览，去了几个省拍照，都算成功。我正逐渐把拍照时间增多，其他时间我都会尽量回来陪陪我妈。我把院里的小屋收拾出来了，作为我的工作间。那是你盖的房，我高三那一整年都在里面复习迎考。现在我又坐在这里，守着篷窗，写些文章，枯坐回想。感觉这一年我都在溯洄，不仅是童年、四处奔突的青春期，还有步入哀乐中年的紧张。做摄影之后，摄影师回忆什么都是图景式的。我越来越觉得常在回忆里的人生就是由无数个大大小小“闪回”的画面组成的。就好像我们对一部电影的印象，最终也是照片似的画面。总觉得有一些刹那能够扩大为永恒。可能我只是记住了我最想记的，或根本忘不掉的，我想去跟记忆里那些闪烁的星辰打个招呼，说声谢谢。
男孩子身上永远无法摆脱父亲的痕迹，这儿有你给的身体，还有活着的你抛下的习惯。没面临过的要面临，迷津却仍是迷津。人生半途，我需要这种溯洄，我需要一次断想，我想找出一些自己没有一败涂地的证据。
之前我带着严亨练打鼓，五年了，终于没法再教了。去年我给他找了教打鼓的老师，很年轻，教得特别好，小孩也学得认真。严亨还跟你年轻时一样，很喜欢打篮球，上一次他们年级篮球比赛，他们班赢了，得分三十，他独得二十一分。听说班上的女同学和班主任都喊疯了，说他好帅！
去年春天，院里香椿树的嫩叶依然很多，我在家陪妈期间，吃了很久，还送了一些给邻居。秋天的时候，妈告诉我，墙根的杏树也第一次结果子了，一直到摘完，一共四十七个杏子。
我会照顾好妈。
爸，记得前几年一个冬天你坐在轮椅上晒太阳，与邻居聊天，我听见你喃喃道出“他还出了书”的话，我理解为你是以此为傲的，对吗？你离开时，我是很想立即就写的，但心神实在不宁，不想让你看到我的沮丧。我是想平静一阵子的，沉淀一下思绪，我想让它在悲痛忧思之外，多一点死亡夺不走的意义。如今这书拖了快一年，我这就要把它弄出来了，希望它能追得上你。
献给你。儿 严明
叩首2018年2月17日 于定远
一地故乡
一个家庭的摄影史
冷空气还是来了。
父亲的慢性肺病刚熬过了一个严冬和酷暑，母亲很担心即将到来的又一轮秋冬。回乡的路上，我焦灼地盯着车窗外掠过的杨树，仿佛从现在开始，北半球的每一片落叶都会与我有关。
到了要考虑一切的节点。就像这季节，会变换，会更替。对于喜欢老物件、遍访各地古迹的我来说，有这样的一个老旧的家，真不知应该欣喜还是悲叹。这样的情绪在刚过去的炎热难耐的夏天达到顶点—我在老家无意中又翻找出了几本影集。
我作为儿子、作为父亲，加上作为一位摄影师，少小离家，如今在几十年没有变样的家里打开这样的相册，视角多重，五味杂陈。时空，狠狠地向我展示着它的高压。每一张旧影，带给我的感慨、震撼几乎不亚于我这么多年行走江湖看到的任何一处名胜。
它们就是我自己的“名胜古迹”，这是我的“家庭摄影史”。
这些家庭相册里的照片，有爸妈以前的，有我小时候的，更多的是我和妹妹在外工作并成家之后陆续寄回来的。也有父母后来在老家拍的一些照片，总共加起来有四五本。
几本影集，一躺几十年的它们远不像旧家具那么沉默。
一本影集在累积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不觉得它有什么能量。偶尔翻看，可能只是当作消遣，嬉笑着说：哈哈，看我当时是那样的……越来越往后，时间这个东西介入了，你可能觉得事态变了，变得惊心。影集厚了，轻的时光也就变重了。你再也不能不承认：那就是我。
一般来说，我们通常是为了留住欢乐的印记而拍下照片，乐意把它们攒下来。老人与儿孙常年分隔两地，照片更是珍贵的记忆实体，是互相传递思念的凭证。偶尔捧在手里，放在眼前，那是为了对抗遗忘、慰藉想念所做的实物存储。我们看它们的时候，想念家人，也想念往昔的自己。
在照料父亲的这段时间，我打算认真整理一下这些照片。为了旧的我，旧的家，做一场停留。基因这东西，刻划在血液里的，再肆意放飞的游魂也会被它捉拿归案。那些照片虽然是零散、断续，甚至无序的，但一打开它们，记忆就开启了，喷涌如泉。
那源头，正是我的来路。
我的父亲当年师范毕业后，分配在外县的镇上当老师。三十多岁时娶了我妈—他曾经的一个学生。母亲生我的时候也未满二十岁，他们结婚的第二年，在父亲老家的村庄里，我被两大接生婆联手捧到了世上。
幸福的小夫妻抱着正满一百天的我从村里来到蚌埠的一家照相馆，拍了“百日留影”。现在想来，这算是父母给我的最早的一个与文艺有关的礼物了吧。
高中的时候，父亲曾对我说，你要是考上大学了，我就送一只小照相机。但是此事后来并未兑现，我离家的时候，他买了一只广东产的“红绵”牌木吉他给我带上。相机和吉他，可能是父亲曾经奢望却未能拥有的东西。文艺之心未灭的父亲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两样东西后来在他这个“浪荡”儿子的生命里掀起过多么大的惊涛，直至今日波澜未平。
小时候我跟妹妹只有一张合影照片，是来学校给毕业生拍合影的照相师傅给教师子女的福利。妹妹小我两岁，小时候就是我的跟屁虫，特别乖，什么都依从哥哥。那个年代，大概多数家庭有重男轻女的风气，教师之家也是一样。妹妹在那样的家庭，从父母平时的态度里，应该也会渐渐知道哥哥似乎更重要。后来听我妈讲过的一件事可以佐证：某天我跟妹妹各分得了五块饼干，摆在桌上准备开心享用。这时候家里来了小朋友客人，我就给了客人两块。这时候，我妹妹默默地从她的饼干里拿出两块给我补上。她把这做得理所当然，哥哥的是应该补齐的，而她自己可以接受只剩三块饼干的现实。而作为哥哥的我，倒也接受得心安理得。
初三毕业前夕的一个周末，我在县城的一家照相馆拍下了平生第一张“彩照”。穿着新买的彩条运动服、白球鞋，在照相馆一角有金色栏杆、葡萄枝、花盆的置景前，摆下了这个自认青春的造型。如今看，还是土洋土洋的小镇青年。青涩的毛头小伙，开始有了“自选动作”。内心里有一种“长成了”的自我认定，有了一点跃跃欲试的英雄主义，盘算着与这个世界可以一战。
从一个翩翩少年、文艺青年转变到摇滚青年，只需要一个转身的时间。
淮南，我离乡求学的地方，我却在那里爱上了吉他。那是我平生到过的第一座大城，一个摇滚重镇，满街黑豹，一地唐朝。后来为了生存去福建干歌厅，又为了学艺停下一切去厦门继续拜师，再后来又去北京的摇滚学校……
终于，我带着音乐梦想去了广州。
音乐梦在南方没能得以生长，我上班了。在广州做记者时期，特别是有了孩子后，往老家寄的照片变得多起来。做了摄影记者之后，拍照者才真正成了我。因此，我也成了总是在照片中缺席的父亲。
在广州做记者的十年里拍了大量家庭照，我会不定期地挑选一些洗印出来，寄给爸妈，告诉他们，我们在他乡一切安好。电话那头总能听到妈妈开心地说“相片收到了，家里一切也都好”，让我放心。后来自己又辞职去各地拍照，搞创作，偶尔也会留影，但那样沧桑的照片却从来不敢寄往老家。类似搞摇滚时期的困顿、颠沛怎么也不能让爸妈知道，不可以再让他们为我担忧了。
父母对我的忧心真是无尽的，绵延至今。
孩子们都不在家的这些年，父母偶尔也照相，主要是单位活动、旅游之时的留影。他们也从没有儿女负担的清闲中年逐渐抵达晚年。
我又发现，往老家寄照片的习惯，后来并没有持续下去。它止于前几年，老家的影集在几年前不再添加新内容。原因有二：那时候我开始每年带孩子回去。当然，更因为后来有了可以拍照、拍视频的智能手机。
想念这个东西，是会凝聚的，也像胶片从曝光到显影、定影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期待感才会显现出来。通讯、交通发达了，久而久之，“期待”渐渐失去了原先真实的痛痒了。
父亲两三年来病重，慢性的肺纤维化使得他不得已卧床。父亲的记忆力也在逐步减退，很多老家前来探望的亲戚，他已经认不出来是谁。就连我的姑姑—他的亲妹妹来看他，他也怎么都想不起是谁，搞得姑姑特别伤心无奈。
暑假时，我的孩子曾抱着影集跑到他爷爷床头，指着爷爷奶奶的结婚照问：右边的这位帅哥是谁？爷爷凝视良久：可能是我……
影集里有几张父亲退休前后与同事、邻居的合影，我发现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有一个字。原来是父亲用钢笔直接在照片上标注的，那是照片中那些老同事、邻居们每个人的姓，甚至还包括他自己。胡、杜、余、吴……之前我还纳闷：相片中的那些老师，有些是几十年的邻居，熟悉无比，何必在好好的照片上用钢笔写字，显得突兀也不雅观，像小孩子行为了。
现在我终于懂了，原因应该是父亲在若干年前对自己的记忆力就有所觉察，一张照片的美观与否已不再重要，影像的真实性、留存性似乎也会靠不住。他找出了笔，决定把还能想起的姓氏径直写了上去。
他怕忘掉这个世界。
如父如子
一 不可逆1970年的一个冬日，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抱着他几个月的儿子匆匆赶往镇卫生院。医生告诉他，孩子得了肺炎，还发烧，需要吊盐水。男人“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他这么小，能吊水么……”
此时外面风雪交加。
这个男人就是我的父亲。这是后来我妈告诉我的，说：“你爸以前特别疼你，一辈子也没见过他那样哭。”
父亲是在他八十岁上因肺病去世的，病名是间质性肺炎，也称肺纤维化。父亲是在参加退休教师体检时查出这个病的，当时觉得不要紧，又很忌讳去医院，拖了一年才接受治疗。从虚弱到卧床，到最后一次去医院没能再出院，大约有三四年时间。对于父亲的这个病，我妈为从医生那儿得知的一个词哀伤不已—“不可逆”，并得到一个比喻：他的肺会像丝瓜一样，逐步干化，失去弹性。这种“纤维化”的趋势没有办法逆转和根治，只能用药、调养，尽量延缓坏结果的到来。
全家人穷尽所能地围绕着治病、护理，最终在这场战役中败下阵来，眼看着一家之主，一个父亲的离去。
堂叔一番分析、总结，得出“咱们家族的人，肺都不好”的结论，老家的村里，有几位老人去世几乎都因肺病，父亲的病亡又增添了新例。
在这几年里，我也以空前的频率回到县城，有时直奔医院，有时或长或短在家住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和经历也让我体味了一个家庭的忧惧、苦痛和阔别了许多年的日常亲情。
一个曾经用脚丈量过那么多地方的人，最终还是要路过自己。
三四年前的暑期，我带儿子回去，我妈跟我说起父亲被查出这个病时，他的状态还行，仍是平常的样子。就是在带孙子在家附近溜达的时候时常觉得累，需要坐下来休息。那时候只是觉得他渐渐衰老，内里出了问题会导致将来怎样，没有预料。2012年，我拍过一张照片《严亨与斑马》，就是在我家旁边的公园里拍的。我预先看中了那个场景和傍晚的天光，记下了时间，第二天傍晚便带上儿子去给我做模特。照片并无多大意义，只是想让他留下跟这个小县城老家的联系而已。父亲也跟了去，我交代他替我一直举着一只小小手电筒作为灯光，他就一直勤勤恳恳地举着。这也是唯一的一张父亲给我当助手的照片，不难看出右侧有一道很有方向性的光源的存在。当到了2015年这张照片印到了书上，父亲已经卧床了，我指着照片给他看时，那次拍照的场景，他已经全然忘却了……
当我回到广州，每次电话问父亲的状况，我妈说得最多的是“还可以，还是老样子”。能是老样子，我已经很安心了。偶尔不好，会让妹妹回来，一起把我爸送去住几天院，每次都是出院之后才告诉我。
渐渐知道，父亲住院的频率在增多，间隔在缩短。最初每半年左右，在感冒或咳嗽比较厉害的时候去住一次院，打上一周的吊针，也就没什么状况了。出院回家，又可以过一段没什么事似的日子。我妈对我爸的照顾是极细心的，冷暖、饮食各个方面无微不至。毕竟肺功能在弱化，父亲逐渐不愿意走动，活动范围逐年、逐月收缩，更多的时候是卧床睡觉或看电视，不久住院频率上升到两三个月一次。父亲是个极不愿去医院的人，每次把住院的一切都准备好了才动员他出发，他仍非常抵触，有一次竟发怒道：“你们把大部队开来也休想把我弄去医院！”没有办法，连骗带哄，还是得去。每次回家，我都能发现家里逐渐完备了应对住院的锅碗瓢盆，像行军打仗一般，稍一收拾就能出发。我妈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由于那句“不可逆”，这个家所能希望的，就是可以打持久战。
父亲的肺功能弱化是明显的，下床上洗手间，再回来即已气喘吁吁，须及时吸氧气缓解。家用的制氧机是学医的朋友建议买的，每天可进行几个小时的氧疗，缓解肺的压力，增加供氧。最初父亲对吸氧也非常抗拒，大约觉得那是电视剧里状况很糟糕的人才用的。随后我们又给他买来轮椅，他更是拒绝，觉得被推着出门被老同事、邻居看到是件很丢脸的事。可是用轮椅很有必要，不能总躺着看电视，我们希望他能出去公园转转，看看新鲜的事物，避免脑力僵化。后来的两年里，事实证明，这些举措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父亲在不情愿下也逐渐接受了。
一切已经由不得他，父亲已经垂垂老矣。二 如父如子
说实话，父亲年轻的时候性情是很躁郁的，在家里有绝对的威权，小时候对他的印象是永远皱着眉头。后来我在外多年，每次给家里打电话，最怕父亲接。他一点也不给这个浪子嘘寒问暖的机会，总是烦躁地说你妈不在，草草挂断。
父亲的衰老过程，似乎也是放松眉头的过程。卧床的父亲应该能感觉到，儿女们回家的次数在增多，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个意外之喜。
我和妹妹离家读书后，事实上等于离开了这个家，爸妈又重回二人世界。或许最初他们也觉得清闲，待到老至，他们又渴望这种有儿女在身边的日子。
早几年父亲身体还好时，我回到家中父亲还能陪我喝两杯，后来妈不让他喝酒了，饭也单独吃。但只要我回来，他也会起床，披着衣服坐在我的桌对面，东张张西望望，就那么坐着，陪我把饭吃完。每当这时候，我也不会仓促地吃完一顿饭，而是耐心地细嚼慢咽起来。从陪我喝酒，到看着我吃饭，我知道我们彼此都在无奈中接受部分现实，也想抓住别的不愿失掉的部分，沉默间将其放大，延长……后来，我几乎怀疑自己是在那段时间里增加了酒量。
有一次我在特别热的夏天回到家，刚在客厅里放下沉重的行李，父亲蹒跚着出来，笑盈盈地说：“喝口酒，暖暖身子。”也就是那一天，我知道他老得已经有点糊涂了。随后的两年里，我们又托人在国外给他找了延缓老年痴呆的药，效果还是有一些的。
我给父亲买过一个U形枕头，很软和，父亲很喜欢，经常枕着它看电视。听我妈说，父亲有时候在院子里晒太阳，看到在晾晒的枕头也会指着要过去拿，说那是他的，是儿子给他买的。
随着卧床时间的增多，家里人轮番给父亲按摩，算是让肌肉被动地运动。父亲很喜欢我给他捏腿、抓背，面带一点点微笑，随着我的按摩节奏颤动，然后渐渐睡着。每次我跟他说到吸氧时间了，他也笑笑答应，看着我把吸氧管用湿纸巾仔细擦净，轻轻地挂在他耳朵上，还会轻轻侧转头配合，乖得像个小孩子。
我与父亲共处的时候，仍是沉默居多。有几次父亲会睁大眼睛问我：“什么时候回广州呢？”“下个月。”我答。“哦，那还早着呢……”他会露出十分轻松的微笑，像是什么悬着的疑问被放下了。他不想我走。三 朝阳沟
父亲生前喜欢的文化娱乐项目有下象棋、拉二胡、拳击比赛、听豫剧，后两项主要是在电视上看。综合比较，豫剧电影《朝阳沟》是他的挚爱，是耸立在他心头的文艺标杆。电影是黑白片，长春电影制片厂出的，1963年上映。故事讲的是城市女青年爱上男同学，经历内心转变最后留在农村，当年在全国应该是家喻户晓。这个电影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跟大人在镇上的电影院看过，一些关键场景和唱段还有些印象。
父亲病重卧床之后的几年，我和妹妹在网上下载了大量的豫剧节目，放在U盘上，随后网络电视发展起来，家里装了宽带，弄了电视盒子，找起节目来更加方便。他喜欢的《梨园春》《武林风》，都可随时找出来看，那都是我们能给他的一部分精神慰藉。每次我从外地回来，想陪父亲看会儿电视，问他想看啥，他都会犹豫一会儿，最后总是两眼放光地说出三个字：朝阳沟。特别是在团圆节日、出院归来，《朝阳沟》的电影音乐响起，扎俩大辫子的银环手捧《中国青年报》开腔唱出“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就起了某种氛围，在它的萦绕中我们这个家暂时安好。
陪父亲看电视，帮他按摩的过程也是相互沉默，就像他老了之后不会再接电话一样，他也不再会用电视遥控器，看什么节目似乎都可以。病情很重的时候，我也就不再问他，会悄悄地直接播放《朝阳沟》，它已经成为一味药。要不了多久，他似乎已经不在看，也不在听，沉沉地睡去。
几年里，我跟着不知道看了多少遍，虽然每次只看部分片段，但足以无缝拼接至大好团圆。后来还慢慢了解了剧中演员的近况，比如银环不到六十岁就去世了，柱宝也老了，常被请到豫剧比赛节目现场当嘉宾，还会表演锄地，示范“前腿要弓，后腿要蹬”。台下掌声雷动，粉丝们也老了。
曾经的潮流运动、人物命运，已经化为唏嘘。其中人性悲哀的成分、那个时代的扭曲，我已经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去跟父母探讨了。我们总愿意做我们不喜欢的禁忌的一部分。隐瞒似乎成了一种义务，谅解成为一种孝顺，否则都是残酷。就像我们有时很讨厌广场舞，但跳广场舞的人们定有儿孙，他们是会原谅也只能原谅长辈的，他们可能还予以鼓励并封锁社会对他们的微词。
就像父辈最终也没有喜欢上罗大佑，我的孩子至今也没有看上崔健。但是，我会跟我的孩子说清楚，在乐曲中呼喊过肺腑之言的珍贵。芳华的肉身、动听的调子至今竟然在掩盖病情，也在为病人理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唱腔，未来的世界一定充满了陌生的旋律……宋词本来也是歌，如今已经不知曲调了，但留下了歌词。该传颂的，是它承载的意义。四 总医院
定远县在几年前把几个大医院合并了，叫做总医院。它最后面的住院部大楼的九楼内科，是我家之外的第二战场。我妹妹和我妈跑得更加轻车熟路。最初去住院是可以规划的，觉得最近可以安排去做做消炎、调理了，就事先问好医院的淡旺，约好床铺再去。当然，慢慢地到后来一切无可选择。
我妈是个特别好强、特别能操劳的人，即使在医院，她也要把那儿尽量安排得像家。应对医院的条件，需要用的、吃的，全数带齐。
在医院的吃穿用要比在家复杂多了，很多东西是需要滚动往返运送的。比如脏衣服要带回来洗，晾晒好的衣服再带回去。我爸没有牙了，只能吃我妈包的小馄饨，那是将肉与各种蔬菜精心挑选、切碎包制而成，易嚼易消化。平时速冻在冰箱里，每顿饭取出若干来煮。住院时就得有人往返送饭，这就需要妹妹或我在家才行。医院里不让做饭，我妈就偷偷用一个小电热杯，神不知鬼不觉地为我爸变出了三餐。另有一种我托浙江的朋友买的中药铁皮石斛鲜条，需要用榨汁机打碎，动静很大，我妈就瞅准了每天下午病房里医生护士走动最少的时候，暗度陈仓。
渐渐地，这套装备就成了我们家的机动系统，我妈也练就了两套战斗模式。她能把医院的日子也过出生活气来，把诸多为难一一解决，无惧一切困难，简直可以在那里一直过下去。
病房里还要会跟病友处好关系，相互照应。常年的经验让我妈成了病房里的百事通、管事大王。她总是耐心地给乡下来的病人和家属指引住院检查流程、护理注意事项等。一一教会他们上完厕所冲水，委婉地制止在病房内用唢呐音高声讲电话的人……
我妈跟打针换药水的小护士的相处堪称一绝，即使是那些忙碌中脸色难看的护士也能搞得定。只要她们来，量血压或打针吊水，我妈都笑脸以待，热情协助。妈妈通常称她们“小姑娘”，有一次我竟然听到我妈称一个小护士“宝宝”，不知道是情急之下的迫不得已还是真心流露，像电视里尿不湿广告中对婴儿的称呼般亲切、自然、天衣无缝。
我妈的身体也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胆结石。一直拖着没有去治，也没有时间去。平时她在家照看我爸，连上街买菜都是抽出时间冲向菜市场去的。有一次在我爸多次住院期间，她的眼睛不舒服，再三劝说，同意我带她去眼科检查。医生开了些药之后，我妈又嫌贵，犹豫着不想去拿。最终还是去了，到了发现取药窗口前的队伍排成了长龙。我妈让我在队尾排队，自己朝窗口方向挪去了。已经排到窗口的人正在跟窗内的人说话，似乎有什么疑问，我妈凑到跟前也跟着搭话，好像帮着解释什么。那人取完了一堆药正在收拾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发现我妈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胳膊伸进了窗口。我意识到，她在加塞儿。
等我妈拎着药走回来的时候，我埋怨说：“妈你怎么能不排队呢？”
我妈转身朝住院部的方向走，低着头，好久才说了一句：“你爸还在病房躺着呢。”
2004年，平遥。清早赶往学校的自行车上，父子在通过“关口”时平静而有默契。父亲风风火火地向前，脊背后的儿子低头玩着什么或吃着什么。那时候我刚学摄影不久，被这种不言不语的大开大合吸引，也喜欢上了摄影所能做到的定格。五 120
小时候是父亲告诉我的，“很多老年人，都熬不过某个冬天”。这个知识后来被用于我对他的担心。
去年（2017）春节期间，父亲的病情已经很重，往返医院的频率变成数天一次。每一天都是让人忧惧的日子，每一个明天都需要企盼才能来。很小的时候，在我们家有肉吃的时候，父亲会鼓励我们把一片肉埋在碗底，一路吃到最后时它便出现。说这叫“封口肉”，吃得有盼头，吃完有余香，正所谓笑到最后。而这几年来，我最担心的就是最后，那注定是悲痛的最后，但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最终失去肺动力的父亲，会是怎样地告别？会是怎样停止呼吸？会不会剧痛难捱？我不敢去想。
父母在，不远游。我却是个远游了三十年的浪子，但整个冬天我不敢再离开，甚至不敢看我的行李箱。它一直呈打开状，我甚至不愿意去整理，整理它似乎都与某个不好的结局有关。
有天下午我在给父亲按摩时感觉他有点发烧，跟他说话发现他神志也有些不清，身体还有点发抖。我赶紧喊妈来，给他量了体温，39.2度。我妈很是惶惑，因为父亲出院才两天，怎么会又发烧了呢。她赶紧给主治医生打电话，医生的指令很清楚：火速再来医院，叫120。
我妈支支吾吾还在纳闷，医生说他来安排救护车，你们快做准备。我妈在放下电话前跟医生说的话是“能不能让救护车来的时候不要叫？”
我第一次见到我妈的眼神惊恐且呆滞。在她的心里，救护车发出的应该是最后的、最危险的警报，是最急促的叩门声。她可能想象过，但也祈祷着，那个响声迟一点向我们家驶来。她一边再次收拾住院用的锅碗瓢盆，一边喃喃说：“来了救护车，就真的不妙了……”
要是没叫120，当晚应该都挺不过去。
虽然当晚挺过来了，但是状况频仍。父亲身上出现肌肉骨骼非常疼痛的状况，翻个身都会疼得哼出声来。我妈说，你爸本是最耐痛的人，没见过他怕疼吭过一声。虽然退了烧，但他已经是呼不给吸，残灯如豆。
查房医生连续两天都悄悄把妈叫到病房门口轻语，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焦灼。
特别坚强，特别能战斗的妈也轻声哀叹：“怎么每天总没有好消息，还多一两条坏消息。”我们这个家，已然四面楚歌。
每天晚上都是我妈在医院看护，从不让我在医院过夜。通常清早我从家里赶头班公交车去，把需要的吃的用的送去。上午是打吊针的时间，通常要打六瓶左右，持续整个上午。我守在旁边做些招呼护士换药瓶之类的事，妈会在这时候赶着回一趟家，忙些家里的事再回来。到中午我妈就会催我回去吃饭、午睡，通常都说下午没什么事就可以不用再来。每晚我在家，我妈在医院。我在家其实也睡不好觉，每晚能醒上三四次，寒夜醒来发现胸前的被子会汗湿一片。“医院的墙比教堂听到了更多的祈祷。”每天的生活如此小心翼翼地反复延续着。
那天中午，我站在床边跟爸说，“我回去了哦，你好好休息。”“我跟你一起回家吧……”爸看着我轻声说。
我跟妈都苦笑着，跟他解释要等医生同意了才能回家之类的话，他不再言语。我想，他应该实在是住院住够了。我看着躺在床上的他，怀着沉沉的心情离开了医院。
我当时还不知道，那是父亲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六 没有告别的告别
就在当晚，我枕边的手机铃响了。是妈打来的，我一下子坐起身。“你来……”是我妈那有气无力的声音。
我翻身下床，拿着电话的手有些抖。“你注意给他保暖，保暖……”我急速套上衣裳，几乎同时就穿上鞋，抓了钥匙飞奔出门。不曾在这么老旧的家里做过这么剧烈的系列动作。
当时是凌晨两点多，我在县城空空的街道上边跑边四顾找车。寒冷的建筑大幅歪斜着，昏黄的路灯摇晃着催促，我耳朵里只有自己轰轰的心跳声。
终于打到了车，来到医院，冲进病房。妈在病房的墙边呆坐，病房里其他几位病人也探着脑袋朝冲进门的我这边看。一切似乎很平静，靠墙的那张病床上，父亲还在躺着。妈说医生刚刚已经来过了，没有办法了。妈是凌晨一点左右醒时发现情况不对，当时父亲已无生迹。
他没有给我们告别的时段，悄悄地走了。我的膝盖重重地砸在床前的地面上，脸埋在被子上恸声喊叫“爸”。妈制止我哭，说这不是哭的时候，要把后续的事情办完。
后续是事情怎么办，我和妈谁都不知道。几年来这个家全力一心地要把亲人从死神跟前抢夺回来，这场拉锯战只要能有打下去的权利，我们就只管打。结果是每一个人不愿意想的，是每个人所排斥的。可是，这个结果还是来了，我们反而不知道接下来做什么。太平间？死亡证明？我隐约只在电视剧中知道这些，具体怎么做，什么都不懂。值夜班的护士长送来一张名片，说这是出售寿衣的店家留下的联系方式，打吧，他们会来，他们知道怎么做。
没多久，一个拎着个大袋子的跛脚老头来了。他带来了寿衣，帮着约了灵车，他说在医院去世的人，都是须回家的，停灵三天，再去火葬。所谓“从家里走”，是我们这里的风俗。随后我协助他帮父亲换了衣服。
妈在一边开始收拾东西。我妈曾有心理准备，准备开始伺候可能进入卧床大小便阶段的父亲，可是这个阶段没有来，他就走了。一地的大小袋子，吃的用的穿的，那些不知道陪我们打了多少场仗的家什，如今它们连同我、我妈，都一起显得沉默沮丧，我们被打败了。七 花圈店
我以往在任何地方，只要路过花圈店都会绕道走，绕不开也会侧开脸去。父亲生病之后，我心里更是对它特别忌讳。我家附近就有一家，每次外出都还会经过。那些悬挂门前的“寿衣花圈”“设灵堂”“一条龙”的字眼以及黑黢黢的屋内隐隐闪着的串灯，都让我心里总觉得怎么会有人安于做此生意，平时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萨特在《魔鬼与上帝》中这样谈过死：要我告诉你，你为什么不怕死吗？因为每个人都以为死神只会光顾隔壁邻居家。他说中了。
国人对许多亲情上的事，拿手的，是回避和拖延。直到某一天，再也回避不掉。
那天凌晨三点多，我们把父亲的遗体运回了家。灵车停在院门口，跛脚老头打电话叫花圈店的人来设灵堂，他找的就是我家附近的那家。干这行的人会有个互相关照，会帮忙联络相关的服务。我妈说那家老板姓杨，跟我家还有点遥远的亲戚关系。我妈也开始打电话，给我的舅舅，老家的叔叔侄子们。
电话打完没一会儿，花圈店的杨老板就到了，拎了两个大塑料袋，白布、黑纱、纸花之类的，感觉这个行业的人每晚似乎都是枕戈待旦的。桌子沙发很快被搬到院里之后，客厅空了。杨老板麻利地钉墙栓铁丝，挂上白布帘、挽联，设几案，摆上烛台等等。
一个提心吊胆几年的穷家破院很快被刷新为丧事模式。
停灵三天，其实是两天。
大姑父沉默寡语，但能感觉倒是他暗暗把持着流程，力图谨慎周详。谁有做得失当的地方，他也会轻声提点。比如，他几次交代灵堂里不能离开人，人不能断，看守要有接续。还告诉我，出殡的那天，出家门的时候要由我将这几天烧纸用的那个陶盆摔掉，一定要摔碎。我看了看那火盆，敦实厚重。我问他，要是摔不碎呢？“一定要摔碎，反正越碎越好。”
大姑说，你听他的没错。他在村里常在人家办丧事的时候去帮忙，很多年了，他也会帮老人穿寿衣，很在行。好吧，他知道那么多关于福祉延续的秘密，做了总比不做要好吧。可我还是有点担心第二天早上我摔不碎它。
对此有觉识的人告诉我：“流程”貌似成规俗套、繁缛仪节，其实是能把悲痛中的人引到具体的事务里去，慢慢做一系列可见可感的事，它有减缓悲痛的功用。
人在伤心无助的时候，是多么需要提示。以前最避讳的事，终成为绕不开的事，并以协助你的姿态站在你的旁边。在这样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我们被提示“走传统”，传统应该就是前人出离伤痛的经验集合。
各路朋友络绎前来，带着花圈和一扎纸钱，似乎是一种标配。我还发现那个花圈店竟然在我们学校大门口设置了个临时摊位卖花圈，还现场负责写好字，方便吊唁者。在我妈的坚持下，我们不收任何亲友的礼金，只收下花圈和纸钱。那些花圈是伞形的，伞骨可以收束起，一撑开，纸花亮片也会展开。“传统”也在与时俱进，变得身段轻捷。八 遗像
父亲去世前一年，每次在广州接到我妈打来的“你爸情况很不好”的电话，我就弹射状地匆匆收拾行李往回跑。虽然几次都转危为安，但我知道已经到了要随时面临最不好状况的阶段。分隔两地的家人，常年形成的是互相报喜不报忧的传统，我妈能说出“情况很不好”那说明已经是相当危殆。每次我火速收拾东西的时候，也会悄然带上一只U盘。只有我知道为什么要带上它，心情沉郁地坐上开往合肥的高铁。
U盘里只有一个文件，是父亲的肖像照片。照片拍了并不久，在此之前父亲因为卧床几年，病态，老态尽显，我想到过给他留下一张肖像，但一直也不知道怎么办。不敢提，不愿提，不愿想，但这个隐忧一直在。
那是前两年的一个夏天傍晚，妹妹一家人也在，推着轮椅带父亲出去溜达一圈后回到院里。不知道是谁的提议，我们一家人开始拍合影。合影主要是用手机拍的，我也拿出了黑白胶片拍了几张。父亲精神尚好，我提议给父亲单独拍一个。这个提议不能太慎重，慎重就是沉重。
就在小院里，父亲坐在轮椅上，穿着我妈给他换上的衬衫，微笑看着我，我拍完后轻松地跟他说，不错，可以了。
这张照片与合影不同的是，我离得很近。禄莱双反相机最近的对焦距离是一米，而且是方幅的，我其实再近也只是获得了一张端坐于轮椅之上半身照，并非肖像。
后来回到广州后，我将胶卷冲洗之后特意扫描了一个大文件，裁剪出了竖图头像，效果挺好。有一点遗憾之处是，大概当时因为天气热，我爸的衬衫领口是解开的，而且敞开得略大，稍显得休闲随意。拍的时候没在意，算是个小遗憾。先不管那么多，我总算有了这么一张照片，这是我的事，是一个做摄影的儿子理当准备的事。我把相片存在一个单独的U盘里。
做灵堂的时候，花圈店的老板娘问，遗像要做吗？我说要啊，她问照片有吗？手机上的就可以。八十块钱，这个是交给别的店去做的，她是代收图片。我说我有，黑白的，胶卷拍的。我把U盘交与她。我跟她说，你能不能交代一下做照片的人，在电脑上把我爸的那个领口调整一下。
天亮后，老板娘拎着相框来了，交给我的时候还很神秘地指了一下：“衣领合拢了，看不出来吧？总共八十块钱。”确实很好，一点也看不出来，我打心底里感谢这没有加价的神来之笔。一直傲娇的胶片摄影师，到底还是有赖PS的帮助，解除了一块心病。
案上摆上了父亲的遗像，灵堂似乎才有了精神中心。消瘦，微微地笑着，是他最后留给我们的样子。案台上烛火摇曳，“驾鹤西去音容在”的挽联在飘动，看着他平静的表情，我难以想象他骑在鹤身上航行的惊心动魄，于是也会在心中苦笑一下。我妈说这张照片拍得很好，我问她为什么觉得好呢？她说，拍得很像。
县城里许多爱好摄影的朋友来吊唁，也有说到这相片的，他们都知道肯定是我拍的，理所当然是黑白胶片的。但他们都不知道的是，前一日凌晨时分，县城里曾有某人披衣下床，打开电脑，插上U盘，替某个“著名摄影师”的爹修饰过最后的体面。九 出殡
天不亮，县城里的朋友都来了，有人专门负责组织把车停妥在路边，等着稍后跟上灵车出发。父亲所在的学校派出了一辆中巴用来载随行的亲友，以及一辆货车，用来装花圈。这是前两天我妈向前来吊唁的校领导提的要求，除此之外追悼会、告别式都依我们家人的意见免去了。父亲是教中学政治的，一辈子辩证唯物主义挂在嘴边，我们知道，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这些。说真的，他若是知道在去世后的寿衣还包括师爷扮相的瓜皮帽、铁皮戒指，多半不会乐意。在最后那两年，我妈常抱怨他太忌讳去医院，以致延误了治疗，我爸就曾很无所谓地说：“难道人的生命是按尺子上的刻度去活的吗？”他的意思是，哪有那么一定的事。不过，那个一定的结果还是来了。
天刚放亮，殡仪馆的车来了。在我抱着火盆准备出家门的时候，我妈终于开始了她的号啕。这么多年，我没见她掉过眼泪，永远是在做事情，与生活搏斗，忘命地战斗。在父亲的遗体被抬出门的时候，我妈竟长喊一声“我不能再服侍你啦……”瘫倒在扶着她的女眷堆里。
出了院门，经验老到的姑夫怕我摔不破火盆，早已在前一晚于路边物色了一块小尖石。火盆被摔得粉碎，所谓能给家人、后人带来什么福祉，还不如说能排遣一丝悲痛的郁结，摔盆的响声，何尝不是万千无奈中的一声长叹。
我抱着父亲的遗像，坐上灵车的副驾位置。小四，我的发小，开着他的车在灵车前引路。我看得出来，为了灵车行车和缓，小四在尽量压制着后面的车速。一路看着他车尾的红灯，我泪眼模糊。
县城的殡仪馆在北郊，其实也就几公里远。灵车停驻的地方，有一人一桌，那便是火化工在做交接，遗体连同担架被接到一个带轮子的床上。旁边有个玻璃门的大厅，锁着的，看得出那是做追悼活动的地方。由于我们谢绝了举行仪式，一切即是从简，火化工示意就在这入口处叫亲友过来告别一下便罢。亲友们围过来，缓缓走了一圈。火化工站在边上等着了。
亲友们退开了。我流着泪最后抚摸了一下父亲的脸，那么安静，那么寒凉。罗兰·巴特说：“尸体作为尸体，是活生生的。”我知道几秒钟之后，他将被推走，被永远地带离我们身边。
火化工推着车往幽暗的远处走，大步流星。我和妹妹紧追几步，跪倒在地，望着那个带轮子的车转弯，我呜咽着大喊：“爸，一路走好！”十 体温
父亲的骨灰暂时寄放在殡仪馆，要待老家的坟修好后，清明期间送回安葬。
接下来的主要事情是清理遗物。一家之主不在了，多年来围绕着一件事做的战斗之家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很多用不上的东西，就扔掉了。也有一些东西在去留之间，母亲很犹豫。比如父亲的二胡，病重后的两年就没有再拉过，尽管还让我在网上给它配上一只新的弓，但后来再也无力碰过。还有就是衣服，住在我家附近的舅妈力主全部烧掉，说这是风俗，烧掉也以免将来看到心情不好。那态度，像与一个旧世界割裂般决绝。烧光焚尽才好迎来新生活。
让我妈犹豫的是几件好衣服好鞋子，比如有一件“名牌羽绒服”，我妈说那是这两年才买的，卧床、坐轮椅的父亲基本没有穿过它们，烧掉实在可惜。
在这个时候，回到郑州的张二哥打来电话，说看到我们的犹豫，关于烧不烧衣服。二哥说，一定要留两件，他的父亲在十年前去世后，家里就完全没有留，他一直非常后悔。
睹物思人，烧是烧不掉的，你想留的就留吧。咱们就不烧，我们又不恨他，我们想他。
一连好几天，我们沉默地整理着，仿佛时间从此变得多起来，什么都不用再急。
我发现了那支体温计，父亲在家中最后一次使用的温度计。体温刻度停在39.2，那是他留在家中最后的体温。又想起那天我跑到单位大门口，引领救护车开到我家巷口，又亲手把父亲抱上担架担出门的十万火急情形。这是个意外，区别于其他衣物的特殊遗物。我把它用几片纸巾包好，放在一只空的眼镜盒里，收到书柜里。
我打算永远留着它，父亲最后的体温。
好几天，妈在屋里院里低头忙碌着收拾整理，我一下子还难以想象她忙完之后还有什么事可忙。有一次，我见她坐在院里歇息时发呆，长叹了声：“一个人，就这样永远地回不来了……”
我心里蓦然念叨起一句话：失去，才是人生最大的真实。
2016年春天，我从安徽老家抽出几天时间去了趟甘南，说是拍照，但心中惴惴不安。在拉卜愣寺，我随着众人磕头、拨转经筒，祈求父亲的病情能好转。在寺外的山坡上，我拍下了沉默的僧人。天上黑云翻滚，随后下了骤雨。回来后唱片公司把这张照片约去做了黄绮珊与马帮乐队单曲《一切会过去》的封面。每当我在手机上打开这首歌，看到唱片中间的僧人在转呀转，我就又会想起当时自己绞痛的心情。
一地故乡
怀远，定远，是安徽的两个县。怀远是父亲的老家，我的祖籍，也是我的出生地，后来我被带到父亲的工作地—定远，长大。因为这两个叫做“远”的地名，我妈差点儿就给我取名叫作“双远儿”。“远”在我们的文化里大约是略偏贬义的，要走得久些。古人喜欢近，近水楼台才妙。
我在高中以前，应该是年年暑假都回老家的。高中忙科举，没有回去的记忆。
二十多年没有回去了。这段时间，是我南漂的岁月，故乡在这段时间只存在我的记忆里，真实的故乡发生了什么，发生着什么，对我来说完全空缺。
送回老家安葬，是父亲病重期间老家来人探望时合计出来的方案。一是父亲生前就表露过很反对买墓地之类的事，老家有祖坟地；另一个考虑是我的叔叔们也觉得这样以后我能跟老家重新有些联系。叶落归根，合情合理，可这第二个理由足以让我惭愧，故乡就在那里，我为什么没回？
我查了日历，清明节的前两天，有一个写着“造葬大利”的日子，就是它了。
我带着妻儿提前从广州先回到定远，做各种准备。一个月以来我妈也一直跟怀远老家联系着，知道三叔和堂弟已经把坟修好，清明期间归葬正是合适。
妈提到了一件事，前两天三叔来电话说，他的儿子会来接，顺便拉些木板凳回去，给他家在村里开的麻将室用。电话最后三叔还支吾地说了一个事儿：他的儿媳有个交代，能不能不让骨灰盒上她家的车，怕不吉利。我妈当时就恼怒了，说“放心吧，我女儿有车，我儿子会一路抱着他爸的骨灰盒坐在小汽车里去的，不必坐你家的车的”。
我听闻了此事心里也不舒服，觉得这是父亲受到的委屈、嫌弃。我隐隐觉得有什么东西会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崩散。故乡，未曾重逢已无情。这种陌生、无情又似乎是自我没有再回去时就已经开始了，这真让我心忧。
我妈跟我们嘀咕着：“你爸从一出来工作，就没有停止过照顾他在农村的家，帮他的每一个弟弟说到了媳妇，也就是说没有你爸帮着，哪有后来他们这些儿孙。”我的奶奶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我爸是老大，也是唯一读书走出村的，绝对是那种里应外合救全家出苦海的孝子。我奶奶最初的意愿只是四个儿子中能有一个可以找到媳妇，没想到意外实现了儿孙满堂。
出发当天，妹妹一家人一早开车来汇合，堂弟的车也来了。接着我们先去往殡仪馆，取出寄放在那里的骨灰，用大红布包好，我抱着坐在小车副驾驶位置。严亨提出要由他来抱，我没有同意，我妈也没有同意，说到了地方他是抱着爷爷遗像打着幡走在前面的领队角色。
严亨虽然自小没有跟爷爷生活在一块儿，但跟爷爷的感情很好。每次回老家，还会时常搬个板凳在床头陪他看电视，还学着我们给爷爷做腿部按摩。爷爷还总是饶有兴致地问他姓什么，为什么你也姓严？如此这般多次……孩子起初也很费解，为什么总是要反复回答这个问题。后来慢慢知道，渐渐老去的爷爷是在这个问答里获得基因确认的满足。有一年暑假结束，严亨要回广州了，临走时坐在爷爷床边捧着一本英语书读给爷爷听。看着他坐在小板凳上，低头看着膝盖上的书叽里呱啦地朗读，还有卧床的爷爷那无从谈起的欣慰，我真是觉得伤心又有些好笑。这是怎样的一种离别交流。
父亲去世前一些天，严亨也是因为寒假结束要回广州上学，在医院的病房跟爷爷辞行，还给爷爷按摩了腿，抓了后背。我几乎已经知道这是爷孙俩最后一次告别，偷偷给他们拍了合影。
从镇上到乡里，再到村里，已经全部铺了水泥路，路边基本上是店挨店。不再是记忆里的土路、树和农田。村子里已经有很多人，我知道那是从蚌埠、淮南、合肥乃至上海等地返回的亲戚们。车子在三叔家门口停了一下，我因为怀抱骨灰盒，没有下车。摇下窗，堂弟们围拢过来打招呼。每个人我都还认识，只是他们老了，都已成中年男子，笑盈盈地称我“老大”。还看到叔叔、婶子，他们就更老了。我跟他们说，即刻去祖坟吧，先把安葬的事做了。
车子穿过村，在村西头停下，接下来须下车步行。亲戚们都已跟了过来，堂亲表亲，大人小孩，几近壮观。我下得车来时，妹妹即打了把红伞在车门边接，这也是老家人交代的规矩。说一个人降生和离去，都应该是对应着红色的。
严亨抱着爷爷的遗像，持着一条拴有纸飘带的柳枝走在最前头，我和妹妹随后，再随后是络绎的亲人。麦田埂上队伍行进的画面，几乎跟我若干年来所想象的完全相同，只不过想象中我是侧面的视角，而此时我行走在队伍的前列。红伞以及包裹骨灰盒的红布，倒是很能映照一个农村青年奋斗的悲壮，如今他终于魂归故里。遗传了祖辈肺不好的基因，而今应该可以在故园得到喘息。
安葬完毕之后，成捆的纸钱开始烧，热焰炙人，还有鞭炮、白日焰火不停升腾，宛如吉庆。由我带头，各种我搞不清远近的亲戚开始依次磕头，还有一些很小的小男孩跟在大人后面也在磕，大约是我的堂姐堂弟的儿孙辈。各种响声、烟雾、杂沓让我有些恍惚，仿佛二十年的亲情缺失都要在今天补足。
我看了一眼儿子，问他，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吗？儿子答：“他们跟我一样，都姓严。”
不远处的麦地里匆匆走来一位妇人，一路惶然张望，后面隔着一段距离跟着一个木讷的男人。“严明，你四婶来了……”
啊？四婶来了。四婶年纪比我大不了几岁，记得她当年嫁到四叔家时，还是个小姑娘模样，粗黑的辫子，是特别活泼的一个人。一直生女孩子，最后生了个男孩，竟取名“婷婷”，不知道是不是要骗过老天，以图好养。如今最小的婷婷也近三十岁了，在上海郊区开水果种植园。四叔几年前去世了，因为肝癌。之后四婶要改嫁，整个家族都反对，跟儿子儿媳也都关系紧张，最后闹到找我爸评理，我爸最后给了一句话：“法律没规定人家不许改嫁。”
最终改嫁到不远的一个村，四婶后面跟的那个老实巴交的男人便是她的丈夫。
等我脑子里把这些过完，四婶已经跌跌撞撞来到近前了。我赶紧迎上去，隐约知道未必会有其他人去搭理，大概视她为无情无义、背叛家族的人吧。这一点从大家发现她在往祖坟这边走来后的脸色就能看得出来。“婶，你还认得我不？”我站在她面前。“不认得了……”她显出被一个陌生人拦住了去路似的眼神，还有些惊恐。要不是在这样的场合，我也是肯定不认得她的。一件红毛衣被臃肿的腰身撑得空间特别紧张，整个脸庞也是年轻时的两倍大小。“我是严明啊！”“啊！小明……”这么脱口而出称呼我的，在这个世界上仅限几位长辈了。
众目之下，四婶无意跟我寒暄，径直朝我爸的那座新坟冲去。到了跟前，扑跪在地就哭，大声喊着“大哥呀，大哥……”口音不再是刚嫁过来时的外地口音，已经是怀远腔，内容大概是哭诉，说自己如何不易、遭受了不公之类。我站在一边，一时也不知所措，老少众人也好像无意上前。我知道她内心里一定是有很大冤屈，值得一哭，可是眼看着哭诉渐渐变成哀号，还伴以拍打地面的动作，貌似还有更激烈的演进。“好了好了，我们要走了。吃饭去。”三叔发话，有几人上前拖起了四婶。
全家族的人在村东大路转角的一个饭店吃饭，那是按我妈的意思订的，她想请众亲友聚个餐，答谢一下帮着出力修坟的人。四婶和那个木讷的男人也去了，我还跟四婶说了会儿话，她希望我能常回来，我说，“会的，我再回来就去你那边看你。”
饭后，在二叔三叔家看了看，聊了会儿天。看到院子里来来回回的小孩子，我几乎能从他们的长相看出是谁家的。他们太像我的堂姐或堂弟们了，跟当年他们跟我玩的时候一个年龄，一个模样。我又一次陷入了恍惚。
堂弟们带着我在房前屋后简单走了走，房子变了，池塘变了，他们每指一处便问我还记得吗，这都让我从惊叹到惊慌，时间可怖。剧变是时间累积的后果，每瞥一眼，都是伤。在我记忆里故乡的原貌一去不返。
在离开村子之前，老人们说得再回坟前看一眼，告个别再走。我对这个安排很是欣赏，跟葬礼完吃饭然后抹嘴离去相比实在是极有人情味的安排。
再去坟地，人不像上午那样多，只几个堂弟陪着我去，还跟了几个小孩。想着长眠于此的父亲，我在深绿色的麦地边伏地叩头，轻声说着很快会再来，再次泪垂。
我们随后又去了四叔的坟前，四叔唯一的儿子“婷婷”也从上海赶回来了。四婶上午的出现应该弄得他心烦意乱，只见他跪在父亲坟前立誓：今年一定要多挣钱，只有一个字，钱……可能他急需一把斩断乱麻的快刀，我只能祝福他充满欲望的志气。
亲友们陆续离开，我们也要走了。三叔突然问我：“你怎么没给大家拍个大合影呢？”天哪，我也确实是忙忘记了，我还特意带了两台相机回来。“恐怕再难像今天这样所有人聚这么齐”，三叔很肯定地说。
我真是懊悔极了，我的思维犯了一个错误，总觉得故乡在那儿，老家的人也在那儿。殊不知大家早已经远走高飞于远近各城市，绵延至长三角。平日里村里就剩叔叔婶婶一些老人家及一些留守儿童，这几乎跟所有的乡村一样。故乡喧声不再，已成往迹。
常回来，多走动吧，我只能这样宽慰自己。与故乡的联系，应该是新的，不应只是一纸合照。父亲的归葬，是我与故乡的新纽带，送父亲回去，也是送我回去。这是一次相互失散多年之后的认领，更多的记忆会在那里苏醒。很多的事，我没有能力像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那样说个清楚，我只能对照心中最初的那个小小真理，去溯洄。寻找伤痕或弹坑，未必能填补修复，但需要一个完整的解释。
车驶离村庄，路边的房子遮蔽了我的回望，已无法眺望它的全貌。
再见了，亲爱的父亲，你扔下的习惯也顽强地活在我身上。再见了，亲人们，我不会再远离，踏遍万水千山还会回来，去迎上你们的目光。
我的堂弟，二叔家的儿子，站在已经拆了的祖屋前。我在这个地方出生，小时候我们就在他脚下的地方玩耍。堂弟也四十岁了，一直不肯外出打工，没离开过村子。做农活或帮人家干些修墙筑院的零活儿，我父亲的坟也是他帮着修的。每次我要回老家上坟就会先联系他，他永远都在，这倒让我很安心，仿佛他一直没离开，就在那里等着我似的。
我的妈呀
一 胆小的妈大概每个人遇到终极感叹的时候，都会起用一个告白对象，如“老天哪”“上帝啊”，尽管他们不在现场，也权当其精神在场。而我的呼号语总是“我的妈呀”，难说成因，事实而已。这应该是我此生不会改变的、脱口而出的惊叹语。遇危急，遇惊喜，遇任何不可思议、天理难容之事时，她老人家总稳居我惊讶的当口。随着这几年我回老家的次数增多，我发现这个惊呼时常还会当着“本妈”的面。
我妈个矮、体胖，近年有些驼背。
她实在是个普通的妈。这些年来，我却发现她值得我书写记述的点随手可以掂起几百件。不论是从亲情内外的任何角度，我妈都是个令我感怀、惊叹的人。
我妈中学时是我爸的学生，这是我长大后才发现的。找她对质，她支支吾吾好多次才承认。那个年代，这种婚姻组合并不罕见。前几年父亲逐渐病重期间，看着我妈近乎神勇地忙碌操劳，我几次跟妹妹说起，爸妈要不是有这个年龄差，情况会难以想象。一个初中毕业的女学生嫁给了老师，生了一双儿女，勤俭操持了一辈子，最后送走了她的老师。
我妈以前做裁缝，我在上小学一二年级时，用的书包都是我妈用给别人做衣服剩的碎布拼成的。各色的小三角形布头，拼成五彩方块，还做上波浪形的宽边，像背着一块大饼干上学。到了“高年级”后，特别想得到一只“绿军挎”—帆布的军用书包，书包盖上印着五角星，及毛体的“为人民服务”。镇上的供销社有卖的，在一个玻璃柜台的下层，空瘪的，斜着摆放。我每天放学经过就去看，蹲在那儿看一会儿，隔着玻璃，像隔着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强力磁场，恨不得自己能穿过玻璃，侧躺在里面，那书包斜挎在我身上。
带补丁的裤子被我一直穿到初中。我对时髦从没追求，对于穿衣，最大的期望是能普普通通隐蔽于人群。我不要突出，也不用谁认出我，只求万人如海一身藏。
直到现在，我也偶尔让我妈帮我改衣服，每次她也很高兴，大概是觉得节约的家风得以延续。只是我发现她的眼睛越来越不好，修改的效果不似以往。
如今再回老家，吃饭时就剩我和妈两个人。偶然会形成习惯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在饭桌上坐的位置之前是专属于我爸的。虽然屋陋桌旧，但那是个面朝房门的“正座”，我像是一个即位的新君，看着我妈开始围着我转。那是她一生的习惯，也是这些年的惯性。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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