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与中国人（中美巨型文明社会比较，尼克松总统访华前的必读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许烺光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美国人与中国人（中美巨型文明社会比较，尼克松总统访华前的必读书。）试读：

许烺光先生这本《美国人与中国人》，可被归入国外观察家解读美国人国民性格的出版大类，该系列以往的知名作者还包括：克雷夫科尔（Crèvecoeur）和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和弗朗西斯·格伦德（Francis Grund）、托克维尔（Tocqueville）、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于果·明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乔治·桑塔耶拿（George Santayana）和丹尼斯·布罗根（Denis Brogan）。本书与这些先贤经典同样热心于发现美国带给全世界的意义和征兆，而最了不起的是，它们都意识到美国的祸福与全人类命运利害攸关。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有一段名言：“我在美国看到的超过了美国自身持有的。我所探讨的，除了民主本身的形象，还有它的意向、特性、偏见和激情。我想弄清民主的究竟，以使我们至少知道应当希望它如何和害怕它什么。”

在数百篇经典中回响的、始终带有迫切感、时而焦虑时而又自信的旋律，同样响彻在许教授这本兼具独创性和洞察力的作品里。与大多数被我们称为“文化社会学”的早期作品相比，《美国人与中国人》一书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征：首先，过去几乎所有评论家和观察家都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爱默生用来评判英国的那条准则——成功与否是对一个国家的最大考验。每一个人都被迫承认美国的出现是一次重大的胜利——4000万前往“新世界”的移民就是最好的证据；大多数人承认它是一次政治上的胜利；还有一些人——如托克维尔和詹姆斯·布赖斯等最优秀的学者——由衷地相信它是一次道德上的胜利。在许多人眼中，美国俨然成为未来潮流的代表，这股潮流业已在拍打欧洲的海岸。关于美国的成长及其影响力的扩张，一些评论家正怀着警惕的关注，不少人准备听之任之，舆论主流表示欣慰，而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现出对它的顶礼膜拜。

如今，美国人自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对他们成功的“事业”（不再是“实验”）充满疑虑，其他人则产生了不祥的预感。早从18世纪起，哲学家就在郑重地争论：美国的出现是错误的吗？历史上是否曾经出现如今天这般广泛的质疑和深刻的觉醒？曾经令克雷夫科尔和托克维尔、阿尔伯特·戴西（Albert Dicey）和詹姆斯·布赖斯满怀热情地注视美国不断上升的国力和影响力的那些因素，为什么会使当代的评论家和观察家忧心忡忡，甚至心怀恐惧？在过去，多数国家乐见美国制度和社会改革的进步，尤其当它们发生在政治及经济领域时，为什么现在“美国化（Americanization）”一词已经逐渐带有贬义色彩？

许教授这本书是最早一本回应这种前景，并讨论相关心理因素的重磅之作。事实上，简明版的《美国人与中国人》在20年前就已预测到美国的新变化及其多样的表现形式——从种族暴力、代际问题到军事冲突、政治压迫和新殖民主义。相对于本书冷静和不偏不倚的分析、对比及警示，薛利伯（Servan-Schreiber）式的、对“美国化”的批判——主要针对美国公司的扩张——显得相当浅薄。在许教授看来，美国向西欧输送的经济利益和技术模式，若与美国政治及军事力量、社会风俗和价值观向全球的输送相比，简直可说是无足轻重的。

许教授对美国人的性格分析区别于以往同类作品的第二个特征，要从这本书自身去寻找，而不能据各种表面现象加以推断。以往解读美国人性格的大多数著作几乎全都始于大抵相同的西方文化前提，又得出一模一样的推论。我们在英国、法国及德国学者的经典之作中只看到对“家庭”的讨论——时而是“家庭”争吵，时而是“家庭”庆典，所涉及的永远是常见的问题和特征。观察、设问和预言总是摆脱不了西方社会文化框架，同时受到该社会及文化参与者的利益限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写道，若要确切地阐释历史法则，必须以美国经验为基础，因为美国既总结了过去，又预示着未来。他所指的当然是西方的历史法则，因为美国经验不可能用来解释中国、印度、非洲各国，乃至俄罗斯的历史。这些对西方文化的偏颇理解，并非仅仅出自不可避免的地方观念，而是由文化的局限所造成。欧洲评论家对美国人习以为常的一切太过熟悉，他们的学术假设即使不是全然美国式的，也与它相当接近；得出的结论就算不被欣然采纳，也很少会带来惊喜，不太可能超越美国经验——他们对美国的体验虽然是间接性的，却并不全然陌生。许教授在这本书中审视了那些欧洲学者因太过熟悉而忽略的现象，提出他们因害怕被视为离经叛道而不敢提出的问题，基于一段长达3000年而非仅仅300年的历史而设定理论假设。——在他之前，只有朴弄杨（No-Yong Park）的《东方人眼中的美国文明》（An Oriental View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一书堪与这本著作相提并论。

托克维尔，作为最出色的评论家之一，虽然意识到西方视野的局限性，但却无法从中挣脱。他写道：“我愈是细致地观察今日我们所处之世界，便愈发觉我们正面临惊人的多样性，愈是相信被我们称之为必要的制度，不过是我们早已习惯的制度而已。世界的多样性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的确如此，世界的多样性比大多数文化人类学家的想象要广阔得多。早期的社会学家从东方寻找西方社会的参照物，例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伏尔泰《风俗论》的开篇以及奥利弗·哥德史斯密（Oliver Goldsmith）大受欢迎的《中国旅人的伦敦社会素描》（Sketches of London Society by a Chinese Traveller）。然而，上述作品只能被称为戏谑之作，书中的东方圣贤一律被描绘成披着波斯或中国丝绸的法国哲学家。许教授笔下的东方不是这样虚假的东方。“中国”不再仅仅作为文学上或戏剧化的参照物，而是与美国社会同等重要的研究和比较课题。

与浩如烟海的阐释美国的作品相比，《美国人与中国人》一书的第三个特征是：在阐释美国现状时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以最古老的国度和新近涌现的强国互为对比。托克维尔时代用来形容美国的一切，在当前都可以用来形容中国：研究者不得不关注它的一切，试图回避它的经济学家简直无法进行任何演算，政治家为它不可预测的潜力而大受震撼，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纷纷根据它的现状修正正在成形的理论。唯有托克维尔或利伯那样敏锐的头脑，才能预见西方世界将如何被这个一夜间就在大西洋彼岸崛起的全新国度改变，正如唯有借助托克维尔和亨利·亚当斯那样的历史观念及智慧，学者们才能预测俄罗斯今后的伟大。人们很容易想象的是，拥有3000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的中国的精神焕发的全新面貌，将会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一如当年欧洲人曾对朝气蓬勃的美国充满遐想。毫无疑问，出生于中国的许教授不会犯我们过去的错误，把中国当作可资美国参考的历史化石。研究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性格，是因为它将给我们以及整个世界带来丰硕的收获。2

一个世纪以来，《论美国的民主》在介绍美国的诸多著作中始终是当之无愧的权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托克维尔紧紧抓住一个核心议题，并在美国人思想和行为的罅隙角落里加以探究。平等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它无法解释一切问题（例如奴隶制），它也使问题得以暴露。许教授同样抓住了一个核心议题——个人主义。许教授所描述的个人主义，或许与平等观念并无本质区别。我们从客观的角度可以认为，与其说个人主义的根源是平等观念，不如说追求平等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将个人主义作为理解美国人性格的关键，与把美国与西方相联系、又把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相区别的平等观念相比，优势在于前者更为明确。平等观念并非西方世界一直以来的特性，在19世纪80年代的西班牙及密西西比河沿岸，更不是当时社会通行的原则。而自文艺复兴以来，个人主义一直是且仍然是使西方区别于东方的最为鲜明的特征。没有人能够质疑特定的环境和历史已将美国塑造为个人主义社会的一个典范，它充分展示出个人主义的优势及破坏性。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美国毕竟是所有国家中最接近欧洲的一个，它的人民和文化都直接承自欧洲。在语言、法律、文学和政治领域，英格兰传统占据主导地位；在宗教、教育、社会行为、道德观念和社会心态上，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及犹太人施加了重要的影响。如果一位人类学家想要选择一个西方民族与中华民族相比较的话，美国人当然是最佳选择。

许教授同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追溯个人主义的影响。他为此深入地了解美国的政治体制、刑法、人们看待客观世界的心态以及外交和战争行为。他也仔细地剖析了亲子关系、对待祖先与后代的心态、青年社团与老龄生活、性在日常生活及文学艺术中的作用、犯罪率、对成功及权威的判定、游戏和体育心理，以及其他一些人类行为。在上述的所有领域里，他把美国人的优缺点一一与中国人相比较：美国人的危机意识与中国人的安全感；美国人的独占性与中国人的包容性；美国对下一代的爱护与中国人尊敬长辈的风俗……许教授认为个人主义可以解释为什么竞争会渗透到美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孩子要争夺父母的关爱；父母要抢夺子女的关注和认同；美国女性关心美容和时尚是为了每一天都能让丈夫有新鲜感；美国男性焦虑地试图证明自己是成功人士，有资格获得妻子的爱和尊重；从企业到大学，每个组织内部都充满着为地位和认可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竞争；教会为了争夺会员和捐款，如角逐中的企业一般竞相夸耀自身的兴旺。

许教授确信个人主义足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不仅决心要赶上自己有钱的邻居，而且显然还不得不超越他们。他们的决心是以下这些现象的基础：广告工业的追梦乐园；参与一切事务的热情；一旦发现另一个将带来更高地位或更快速的社会及经济回报的团体，就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俱乐部、社团和教会的心态；持续地从一些邻居旁边搬到另一些条件更好的邻居旁边，从一个城区搬到另一个更时髦的城区。个人主义同样说明为什么每个美国人都积极投身政治，相信所谓民主就是任何一个成年男女都具备一定影响力，每个人都有被倾听的权利，即使对方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每天都会收到两三千封建议信或劝告信。“每个人都有权利幸福”，是个人主义营造的至高幻象，人们相信幸福的权利不但是一切法律之根源，更明确受到各州宪法的保证。所谓幸福是指满足每一个人的愿望（甚至幻想）。这必然带来不断尝试、改变和进步的压力，不然人们又怎能获得幸福和成功？它又必然带来一种观念，即改变总是好的。

许教授在研究美国人的生活时，在各个层面都看到深刻的不安全感——它来自美国人自我依赖或仅仅依靠核心家庭成员的观念。他认为，美国人缺少的是一个锚，它本应联系着比个人及核心家庭更大的存在，与相互依赖的人际网络，与家庭、家族及乡邻，乃至与过去和未来相连。美国人缺少这样一个锚，因此才不安、空虚，缺乏成就感和幸福感，才会为了那种从逻辑上看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虚幻成功而放弃家庭、信仰、事业、朋友和同志。正因为美国人缺少安全感，他们才被迫不断地证明自己——孩子们要证明自己更聪明、更强壮、更受同伴喜爱；男人要证明自己有女性无法抵抗的魅力；白人时时刻刻想表明自己远比黑人优秀。3

许教授以批判眼光来审视美国的个人主义，但并未错误地把它当成一种恶，更不认为它是不可避免之恶。自我依赖之中充斥着危险因素，然而无论是对个体或社会而言，它也伴随着不少优点。有独立思想的人在这一信念下不但会努力改变自身的命运，更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而此种对政治（或说民主）的期待，尽管有可能失败，却比中国人在过去许多世纪里建立的任何制度都更加有效；至于平等观念，则被中国人充分运用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之后的共产主义革命。许教授认同美国先进的教育理念，认为应由学校适应孩子而非由孩子适应学校；美国高等教育体制固然有不少缺点，却培养出了更高比例的学者、科学家和政治家；美国人的家庭生活虽然存在危机，却提倡两性平等，鼓励年轻一代自食其力。

上述优点或许比缺点更为重要——对于美国人自身而言。但是，不受约束、无政府的个人主义又将给美国之外的世界带来什么呢？显然，在历史转折的当下，美国人的不安全感没有体现在美国国内，而是首先表现在世界舞台上。正如它内部的每一个个体，美国缺乏安全感、竞争欲望强烈，而且极其冷酷无情。美国人必须在一切领域一马当先——财富第一、权力第一、军备第一、登月计划第一。美国体制不仅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体制，而且必须要在他人眼中成为最好的；倾向另一种体制即为叛国，任何竞争者的存在都被视为是对美国的大不敬。美国标准必须成为世界各国的准则——包括欧洲、拉丁美洲，乃至亚洲各国。这样一来，美国理所应当成为亚洲的强权，而中国成为美洲强权或者仅仅成为东南亚强权的念头，则根本提也不要提起；美国第六舰队必须行使统御地中海的正当权利，而俄罗斯舰队统御加勒比海则完全是痴心妄想；美国军队可以在危地马拉和圣多明哥通行无阻，而俄罗斯人认为他们有权控制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按：于1992年解体）却要归于某种邪恶的念头。美国人甚至认为有权在他们选择的任何一片海域引爆原子弹或投掷神经性毒剂，因为世界决意让海洋属于美国人，正如上帝决意让月球属于美国人一样。信奉个人主义的美国人耗尽一生在寻找安全感，却总是找不到；而美国为了获得这种飘忽不定的安全感，不惜赌上它的物质财富、社会成员及道德伦理。美国永远不可能获得这种安全感，因为它的手段不是平等、合作，而是居高临下，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在这一点上，许教授发表的观点有几分末日启示的意味。他的著作使人联想起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警告，“将强大的军队派往世界各地战场……正是西方缺少安全感的可悲的终极证明。除非社会凝聚力得到重建……没有目标的个人主义会倒向极权主义，以人民的自由交换他们渴求的决断力和情感安全。”他总结道，“美国人的使命是减少自我依赖，同时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赖，并以此来抵制上述倾向。”

许教授是一位杰出的人类学家，不会忽略任何社会特征都有其深刻的根源。他显然不相信美国人会用复杂奥妙的中国式互助精神来替换深入美国社会骨髓的个人主义。通过在每一细节上对比美国人与中国人的行为，他对美国的社会制度及民族性格提出批判。这一批判全然不同于美国人习以为常的那些批判——它不仅与旧世界的理想背道而驰，并且建议要全面修改它的模式。许教授明确指出美国及西方世界正面临的问题不是偶然的，而是西方惯例、标准和价值观的合理产物。它们不可能通过政治符咒，甚至内部改革而获得解决，只能通过伦理的进化而有所改善。假如许教授谈到的调整需要某些超出美国人经验的奇思怪想，这种言论不但不会带来助益，反而会让美国人感到绝望。幸运的是，情况并非如此。许教授没有就这一点过度纠缠，而只是希望美国人民摒弃过度自私的个人主义，恢复对自然资源的维护，对他的邻居及其他宗教、种族给予尊重，同时停止美国人在道德上优于其他民族的幻想。他的建议与大多数美国人信奉的宗教教义不相抵触。也许，要拯救地球和人类，美国人要做的仅仅是回归其原有的伦理精神传统而已。亨利·斯提尔·康麦格（Henry Steele Commager）1970年于马萨诸塞州艾摩斯特市自序

我出生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曾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战场，小时候常听老人说起俄军和日军在战争中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我在一个小镇上学，在随后的游历和工作中逐渐认识了那时遍地兵匪、饥荒与传染病肆虐、学生运动与内战不断的中国，以及西方势力与日本对它的虎视眈眈。

奇怪的是，这些艰难困苦似乎并没有影响我和大多数同龄人在个人生活领域里过一种优哉的生活。我们在婚宴上大吃大喝，欣赏婚礼前一天由乐师前导、两人合抬、沿街巡行的艳丽精美的新娘嫁妆；在露天集市里津津有味地听人说书唱戏；被地方戏剧、皮影戏里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深深吸引。那时的我们年少无知，一些人常常逃学。看蒸汽机车呼啸着穿行于当地的火车站最让我们兴奋不已。车站里的各色旅客、小贩和身着制服的乘警与乘务员，也令我们着迷。

最好的时光还是春节，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节日——包括我们已经去世的祖先。我们能吃上精美的年夜饭，穿上新衣四处炫耀，就连小孩也被允许作小额的赌博——这时小孩手里多少都有些父母和亲戚给的压岁钱。压岁钱像是中国版的圣诞礼物，不过是单向的，只能由长辈赠予晚辈。

当然，生活中也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瘟疫来袭时，人们举办祈神大会，在门上张贴辟邪符咒；遭逢旱灾时，人们列队向龙王求雨；土匪横行乡里、抢夺邻里财物时，老百姓把大门闩上，蜷缩在门后；军阀混战逼近时，学校停课，商店关门，短则几日，长则几周。直到胜利的一方开始执政，学校才再度开学，老师学生一起加入欢迎的游行队伍；老百姓涌去村外观看枪决，犯人有时是谋财害命的土匪，有时则是抨击时弊的记者；他们也会挤在一起望着一辆辆载着军阀及卫兵的汽车从街道上呼啸而过。然而，在我的印象中，大多数人与生活的劫难擦肩而过，没有受到真正的惊吓。食物匮乏时，我们忍饥挨饿；洪水来了，我们就四处逃难。人们既要躲避嚣张的兵匪，也试图远离腐败的官员，有时不得不靠行贿才能行使正当的权利。人们谨小慎微，尽量少说话，以维系正常的生活轨迹。

中国的事态日益走向严峻。骚乱更加频仍，外界压力与日俱增。在我从哈尔滨一所高中毕业的那年，中苏矛盾引发了一场战火。在大学读到二年级时，日本占领东北，我与父母失去了联系。一年后日本攻占上海，我就读的大学被迫停课。于是，我参与了帮助难民进入国际难民营的工作。1933年我乘船离开上海前往东北，在那里最后一次见到我的父母。我在到达大连港时被拘留拷问。两周后，我扮成一名劳工，逃离东北前往北平，在北平恰好见证了日本入侵华北。 接下来的4年里，日本士兵、平民及其朝鲜附庸在中国境内作威作福，肆无忌惮。中国学生游行示威以抗议当局的不抵抗，却遭到手持木棍、水龙头和刺刀的警察的残酷镇压。1937年，在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际，我因为获得英国庚子赔款奖金，乘一艘英国军舰离开了上海。

之后的两年可算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在安静宜人的英格兰学习之余，我不但游历了英格兰以及苏格兰，还有幸到法国、比利时、德国和丹麦等地度假。1939年，欧战爆发，战火于1940年进一步蔓延到伦敦，我在世界的另一边看到过的生灵涂炭的场景又一一呈现在眼前。清醒时，我多半是在担心下一个晚上是否要如当晚一样到收容所或躲在楼梯间里过夜。1941年，在大战正酣之际，我取道南非、印度及滇缅公路回到中国。

随后的三年，除了有幸结识我的妻子维拉之外，我取得了颇为丰硕的学术成果。我在云南的一个小镇开展田野调查，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同事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在此期间，我写了两本书，就是后来出版的《祖荫下》和《宗教、科学与人类危机》。空袭、物价飞涨、瘟疫与食物短缺成为我和数百万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决定前往美国时，与那些更早来到美国的移民一样，我暗暗祈望我不远万里踏上的是一片不会受到战火侵袭的土地，在那里我可以安宁地工作，而我的孩子们也不用再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那时，距离广岛遭受原子弹袭击只差9个月。

通过简述我的人生经历，我希望读者了解我撰写此书的初衷是记录个人的生命历程。现代人已经进入了一个处处是战争前线的时代，一场局部战争就可能埋下毁灭世界的种子。在20世纪60年代接近尾声时，美国面临许多内部危机，而且按弥尔顿·艾森豪威尔博士（Dr.Milton S. Eisenhower）领导下的国家暴力犯罪原因及对策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ce）的说法，这些内部危机的危险性绝不亚于“外部威胁的任何一种组合”。时间紧迫，形势危急，只要有任何切实的改进现状的希望，任何一个有想法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尽其所能，去发掘那些将美国人逼入当前状况的基本推动力。

我算是一个边缘人。我在一种不崇尚变化的文化里出生长大，大多数人的生命轨迹几乎是可以预测的；而我目前工作、生活于其中的则是另一种文化：它提倡变化，认为变化即是进步，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不可能一成不变。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存在两种对立的文化互相碰撞、影响，这个人就只能生活在两种文化的边缘。他在文化碰撞的边缘行走，感受二者共同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是一个边缘人对自己生活经历的叙述及思考。

同时，我又是一个崇尚科学的人，努力尝试用一种客观的心态去记录、展示和解读我人生的各个方面。因此，这本书既不算是从中国人的视角看美国人，也不是用美国人的眼光看中国人。我真诚地期望此书能展现我对中美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坦诚而公正的科学分析。以我的个人生活和严谨的学术成果为源泉，我尝试着为这两种广泛的数据源建立关联，希望这对每一个个体和他们所属的社会具有意义。

我的研究工作遵循一条人类行为学最基本的准则，而许多社会科学家尚未充分理解这条准则的重要性。我相信每一位研究另一种社会与文化的学者，在试图传达他对该社会与文化的认识时，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自觉地成为边缘人。也就是说，他不仅要以本族人的眼光去看待该社会的风土人情、典章制度，而且还要像本族人一样去感受这些事物。否则，他就不可避免地会用自己民族的标准来推断这些事物在该社会文化中是否重要。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对于那些自认为本民族文化更为优越的人来说。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黑人声称白人教授，甚至那些善意的声援黑人的白人教授，不能教授黑人社会研究的原因之一。

人类学学者必须自觉培养起作为“边缘人”——在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词汇之前我们姑且这样称谓——的意识，才能真正认识他所研究的对象。因为即使本族文化的优越感不会介入他的研究，人类学学者深植于心的文化偏见仍会影响到他对观察对象的选择和理解。许多非印度教教徒在批评印度教圣牛文化纯属浪费时，不曾反思基督教教堂庞大的经济支出意味着什么；同样，大量西方人士试图在中国寻找宗教迫害的迹象，也是因为西方历史和当代生活中充满了与宗教或教会有关的斗争。

成为“边缘人”没有任何简单的公式可循，但是可以通过比较法入手，也就是说，学生在试图理解另一种社会文化时，应同时仔细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例如，从最简单的一个层面来看，不仅要研究在交往中中国人与美国人对彼此的反应，还要设身处地去思考如果美国人置身于中国人的处境，他们将会实施何种行为。

在一个更微妙的层面上，对两种文化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性比较，可以为人类学学者提供客观的视角。它将降低这个学者的某种倾向，即用现实需求去评价自己所属社会的行为，而用理想标准评判他人社会的行为。例如，美国人急于了解什么原因导致了美莱村屠杀（My Lai Massacre）（如战场歇斯底里），以及为何没能避免这场惨剧（因为美国的最高原则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屠杀）。然而，在其他民族犯下或真实存在或道听途说的类似暴行时，我们是否会同样迫切地探究原因呢？

这种意识还会更好地帮助学者区分特定文化和泛文化。比如，所有西方记者几乎都见识过巴黎越南会议中关于会议桌形状的争论，大家把这一事件看作是“东方式”的面子之争。如果他们做了哪怕一点历史对比，他们就会认识到这类争端其实与“东方”文化毫无关系。1697年，大同盟战争（the War of Grand Alliance）结束后，《里斯维克和约》（the Peace of Ryswick）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最终签署，原因就是法国和罗马帝国的代表就哪一方率先进入会场的问题无法达成协议，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同时步入会场。类似的纠纷也同样发生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和1945年波茨坦会议期间：1815年，5位君主通过5个门同时步入会场；而1945年丘吉尔、斯大林和杜鲁门也使用了相同的策略。

移民看似是最完美的边缘人，但他们的“边缘状态”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间歇性地缺失。

下面，请允许我暂时重回对个人经历的叙述。20世纪50年代中期，朝鲜战场上的枪声逐渐平息，麦卡锡风暴（the McCarthy hysteria）也结束了，我稍稍感觉轻松了些。这时很多新生事物出现了，包括刚刚兴起的大众传媒——电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快乐。每天我都会花好几个小时看电视，甚至在孩子们的影响下喜欢上了米尔顿·伯利（Milton Berle）和他的《豪迪·杜迪》（Howdy Doody）系列剧。人类第一次太空之旅带来的惊喜使我回想起了我在中国东北读小学的时候与父亲的一些美好记忆。我父亲于1943年去世，生前他一直相信地球是圆的，静止不动，形状像一个盘子。他认为这是哥伦布向西航行发现美洲大陆的原因。他的观点当然和我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格格不入，我因此与他争辩起来。争论的结果总是不分胜负，我不能说服他，但他也没有强行压制我的想法，因为父亲坚信新式学校有益于我的未来发展。然而，私底下，我总是想找到更强有力的证据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我们的争执。如果那时候我能把宇航员从月亮上拍的照片给他看看该有多好啊。

除了这些惊喜之外，我的个人生活也渐入佳境，事业发展一帆风顺。我发表了更多的论文和著作，阐释了我的许多见解。我四处讲学，并广受欢迎。我带着夫人及孩子游历了欧洲、印度、中国香港和日本，最后返回美国。在远离美国的时候，偶尔我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流露出如许多身在国外的美国人所特有的诸多抱怨，并为此感到非常苦恼。回到美国之后，我更加震惊于自己居然已如此这般适应了美国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似乎是为了确认核弹的阴影无处不在——美国、苏联、英国、法国都在进行核子试验。然而，事实上，即使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古巴导弹危机也并未对我的个人生活造成持续困扰。

我作为边缘人的感受，是在突然之间出现的。1963年11月的一天，南越总统吴庭艳和他的得力助手吴庭瑈在一场政变中被杀。吴庭艳领导的政府倒台，其幕僚或是逃亡或是被杀，许多无辜者惨遭屠戮。在这一新闻发布后不久，我踏上了从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到旧金山的旅程，参加美国人类学协会年会，准备当众宣读我的论文。在旅途中，我一直为越南民众遭受的苦难而揪心，同时又庆幸类似事件不会发生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正如一句中国古谚所说，我那时是在“隔岸观火”。学术会议的第二天，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消息传来，我那愚人的天堂在顷刻间崩塌了。我在电视上亲眼目睹嫌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在一群执法人员的簇拥下被击毙，心情变得更为复杂。

正如身边许多人一样，我俨然已变身为一个典型的自命不凡的美国中产阶级，把个人及家庭安全、薪资和工作的稳定看成理所当然的定律，像太阳每天自东向西运动一般自然。人们偶尔会被绚烂的日出日落所吸引，但从不怀疑太阳的东升西落，周而复始。事实上，我常常因工作太过繁忙而忽略了某些我甚至已写在这本书里的暗示。

达拉斯事件（Dallas event）后，我不得不停下来重新思考美国所面临的困难——自1963年后逐渐累积，日益严峻。美国人现在终于可以将丑陋的越南战争抛在身后，但这场巨大的失败，连同最近在伊朗的溃败，无疑将长期在所有国民心里留下阴影，国际声誉的下滑和美元贬值就更不要提了。在美国国内，肯尼迪总统遇害后，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以及一些不那么出名的人，如旧金山市长乔治·莫斯科尼（George Moscone）也相继遇害。为了免被起诉，尼克松总统及其副总统被迫辞职。尽管学生运动不再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难以驾驭，但是吸毒、种族冲突、无故破坏他人及公共财产、暴力犯罪以及问题丛生的公共教育体系，显然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

可笑的是，处理这些问题的人似乎只关心表面上的事。比如说为了防止蓄意破坏和暴力犯罪，他们就强调要增加警力和安装更先进的监控设备；为了减少种族冲突和少年犯罪，他们就呼吁增加就业机会和公园娱乐设施。

乐观人士认为一切骚乱只不过是在预示更伟大的事情即将发生。骚乱的另一个名称即是活力。从他们的视角来看，骚乱是变革的伴生物，至少蕴含着变革的可能性。而没有变革，问题怎么可能得到解决呢？

另一方面，悲观者一如既往地向人们宣告末日灾难。他们引用了以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而著称的历史学家吉本（Gibbon）的言论。在这些悲观者心目中，末日灾难总是奇怪地与诺亚方舟以来所谓选民的观念相互糅合。按照这一类西方观念，人类最终难逃大难，唯有少数获知“真理”或忠诚服膺“真理”的信徒才能幸免。

对于当前美国面临的问题，我虽提不出救世良方，但是特别忧心领导人、民众和学者们在谋求出路时从不把人类生存和福祉中最关键的因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考虑在内。坦率地说，在我看来，美国问题的根源是个人主义过分膨胀所带来的人际关系危机。我衷心希望读者在读过这本书之后，就此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往往迫使人们封闭自己的思想甚至情感。由于担心遭到反对，这类人除了心理治疗师，不愿向任何人袒露心声。更糟的是，为了避免沦为牺牲品，他们凡事总想先发制人。

只有在人性化的环境中，人们才能卸下防御心理，继而解除焦虑，产生接受帮助的心理需求，这都是亲密关系的终极意义，却恰恰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所排斥。亲密关系如今已经成为一种非常罕见的商品，人们只能通过提高沟通能力寻找救赎或是参加所谓的敏感性训练班。交流最首要的前提是倾诉及聆听的意愿。假如缺少这一前提，任何沟通技巧都不会产生效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敏感训练班充其量是对学员们进行情感上的“按摩”而已。

由于缺少建立亲密关系的条件，美国人尝试用种种手段建立与同伴的关系，有人借助枪械保护自己，有人厌弃和远离人群，还有人期待将他人通通毁灭，以重新建立一个完全符合他心意的乌托邦新世界。因此，美国人大力鼓吹金钱的魔力，痴迷于经济的发展和扩张，迫不及待地用原子弹建造核长城。他们甚至不惜敲响世界末日的警钟，以便于如他们一样的选民可以重获新生。

这些表述看似零散，但无一不是基于以下这种特殊的心理：有个人主义倾向的个体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之所以格外固执，是由于无法忍受他人对其精神世界的干预。在某一种社会环境中，一旦与他人关系外化的尝试失败，这一类人总是立即去往他处。有个人主义倾向的人不会去探寻以下这些问题的答案：例如，亲子关系怎样才更坚固持久？如何调整经济体制以便提升社会和谐度而减少人与人的竞争？相反地，这些人强调技术进步的必要性并进一步追问：要向劳动者提供怎样的训练以配合机器生产的需要？

本书尝试对中美社会的人类活动进行审慎的对比与研究，它的研究成果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同样适用。自两位美国宇航员登陆月球并成功返回之后，我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感慨：“如果我们能将宇航员送上月球，我们就能够解决地球上的任何问题。”（我也听到有人持相反的观点：“美国人应该致力于解决地球上的问题，而不是急着奔向月球。”）读完这本书，读者就会发现这一类的大众神话是多么的荒谬。对月探索所涉及的科技问题十分复杂艰巨，我们切不可小视。然而，了解人类产生焦虑和暴力行为的原因，特别是如何进行干预、防范，显然是一个远较前者困难的课题。

即便对于物理学界的先驱，要人类社会认可他们的发现和创新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伽利略与宗教裁判所、巴斯德及其科学界同行之间的分歧将会迫使我们回想起过去那些残酷的事实。西方人对物质世界的认知已摆脱巫术思维（他们不再呼唤神明来控制洪水，也不再相信炼金术），但对于人类活动的理解，仍然羁縻于蒙昧的枷锁（因为他们仍然认为非分的特权可以永远存在且无须为之付出代价）。

今天的社会学家过于幼稚地将“现代化”定义为服务于经济与政治目的的机械化与组织功能。在谈论人类生活品质时，他们仍然在用“社会流动性”“消费模式”等概念来衡量所谓的“现代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最多不过是“半现代”而已。物质上的满足，并不必然会消除精神世界中的焦虑与敌视。一个人如果不能摒弃用巫术思维来思考人类事务，就不能被称作是现代人。事实上，如果在精神层面无法获得自由，那么他在物质层面所获得的（或者即将获得的）自由都将徒劳无功。人类将会走入一个无休止的怪圈：毁灭—重建—更大规模的毁灭和更大规模的重建。

多年来，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和启迪，恕我不能一一表达感谢。除了之前我曾提到过的名字以外，我还想感谢东西方研究中心的乔伊斯·格鲁恩夫人（Mrs. Joyce Gruhn）、卡罗尔·尚夫人（Mrs. Carol Chan）、旧金山大学的乔伊·史蒂文森夫人（Mrs. Joy Stevenson），她们帮我分担打印书稿的工作。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远东图书馆的珍·韩小姐（Miss Jean Han）帮我整理了许多参考文献。罗伯特·林先生（Mr.Robert Lin），尽管研究和业务工作十分繁忙，还是十分热心地帮我完成两个索引的编撰。夏威夷大学美国研究所的斯图尔特·格里·布朗（Stuart Gerry Brown）教授、东西方研究中心戈德温·朱（Godwin C. Chu）博士、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编辑斯图尔特·江先生（Mr. Stuart Kiang）分别为本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设性意见。旧金山大学多边文化项目主任约翰·津（Dr. John B. Tsu） 博士不仅给予我学术上的鼓励，更是给予了我朋友般的关怀。

一如从前，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维拉。她使我能客观地审视事物。我有时被自己的热忱冲昏头脑，不能以正确的方法得出结论，这时她会提醒我重回正题。而当我不能清醒地认识某些新材料的重要性时，她会建议我尝试一下新的思路。此外，她花费了大量精力以完成本书附录中的“中国与西方简史对照”。

从我两个女儿艾琳·仪南（Eileen Yi-nan）和佩纳洛佩·思华（Penalope Si-hwa）身上，我得以感受（虽然只是间接感受）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各种滋味，包括喜怒哀乐、希望与绝望。在美国社会，年老的父母一般不会寄希望于获得成年子女的照顾，但我还是忍不住期盼能从女儿们身上得到一种生命的延续与满足。因此，我将此书献给她俩及她们的同龄人。许烺光1980年于加利福尼亚，米尔峡谷引言：文化与行为

毫无疑问，人的性格、喜好、潜力和特质不尽相同。不平凡的行为往往会由某些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例如，中国明朝有一位喜好恶作剧的文人徐文长，做过与200年后俄国人巴甫洛夫（Pavlov）相似的“条件反射”实验。徐文长与他的舅舅一向互相看不顺眼。有一天，两人特别较量了一番。那一天舅舅上门来看望徐文长的父母，徐文长出门迎接，对舅舅所骑之驴深鞠一躬，随后趁驴不备，用木棒数次猛击驴头及驴身。驴子负疼，乱蹦乱跳起来。

等到舅舅告别时，父母叫徐文长送客。徐文长等舅舅一骑上驴，就按平日礼节向他深鞠一躬。那头驴刚吃过苦头，于是立即扭摆狂跳起来，把舅舅掀翻在地。

总体来说，不仅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不同社会群体内部也千差万别。在中国，南北方言互不相通；长江以南的宗祠在数量上远比长江以北要多；有些北方人认为南方人肤浅或滑头。至于我，经常有南方人说我不像是北方人。他们说我的长相像南方人，身材也不像北方人那么高大。尽管不少福建人都是1.8米以上的壮汉，北方人身材更高大的说法却依然盛行不衰。

在美国，正如有位作家的说法，有些纽约人认为加利福尼亚人永远活在青春期，左胳膊下夹着滑板，右手拿着印度教经典。反之，一些加利福尼亚人认为大多数纽约人是时尚的奴隶，“固执地认为在死之前至少会穿错一双球鞋。”

众所周知，美国各州有不同的法律。但是恐怕大部分美国人不知道，全美唯有密西西比州的囚犯享有配偶定期探视权；在内华达州，不仅赌博是合法的，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前当地政府一直不愿在高速公路上设置限速标志，理由是司机们有能力自己做出判断。

然而，虽然存在个体与地域差异，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还是会按照通行的准则行事，违规的后果则各不相同。即将远行的美国男人如果在机场忘记与妻子吻别，回家后一定会有麻烦；中国人如果在朋友面前吹嘘儿子长相英俊，就会沦为他人的笑柄。在美国，一位客人如果不事前通知便带来不速之客，下次就可能不会再收到邀请；在中国，客人称赞女主人美貌，被认为是失礼的行为。客人可以赞扬她的厨艺、善良和教子有方，但最好不要涉及她的任何身体特征以及穿着。上述习俗不过是浩如烟海的行为规范中的几个例子。这些行为规范为每个社会的成年人所熟知，是该社会浑然天成的一部分。

这样看来，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不顾他人的看法，既不现实，更不符合人性。原因有二：第一，每个人都必须与其他人一起生活，建立程度不等的关系。这些人是我们的伴侣、父母、孩子、亲朋好友，以及我们的追随者或偶像。

第二，我们需要别人为我们提供生活物资和服务。我们和这些人构成了互相服务的关系。人们活在世上不但需要基本的公共设施、垃圾处理和医疗服务，还需要明信片、书写工具以及日常的食物。就连最超脱尘世的禅宗大师，他也不得不在别人修建的屋子里参禅修道，用他人做的工具惩罚他的弟子。印度教圣人经常坐在铺着虎皮的特制沙发上接受信徒膜拜，有时甚至会像麦迪逊时代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里的葛培理牧师（Billy Graham）那样熟练地使用麦克风。

因此，一个社会无论多么崇尚个人主义，但必须按照某些一般原则组织它的社会成员：男人与女人、成人与儿童、健康人与残疾人、科学家与屠夫、新手与能手、合格的从业人员与江湖骗子、军人与平民，等等。它必须一一区别这些不同的人群。每个个体归于哪一人群，是根据他身上的共性而非个性。

随着人类社会进化得比以前更加平等、自由，越来越多的妇女将从事一些以前被认为是男人专利的职业，家长对子女的束缚逐渐放松，更多的同性恋被人们所接受。但是任何一个社会（包括美国社会）都不可能祛除所有社会分类，以个人主义的理念将每个成员看成全然独立的个体。难道我们可以取消医生或驾驶员的资格认证，使得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开具处方或驾驶车辆？难道我们可以绕过年龄和收入差异，使得任何想领取社会保险和福利基金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吗？

尽管同样存在社会阶层、民族、性别、地区、年龄、职业等差异，但大多数中国人更擅长与自己的同胞打交道，而不善于应付美国人；美国人也是如此，在与美国人打交道时比与中国人相处更轻松自在。虽然美国人并不总是能理解美国同胞的所作所为，但是通常来说，不太会像外国人那样对这些同胞的行为感到惊讶。每个社会的成员共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心态和期待，这些共同意识是人们打交道时的基本指标，使社会稳定和持久。

在本书1953年的首版中，我引述了一则1948年被刊登在华北一家报纸上的故事。在天津的某河岸，有人发现了一个装有女性遗骸的包袱，使得一件奇闻为世人所知。10年前，张某偕妻儿离开家乡前往中国东北，靠挖煤为生。1946年张妻去世，张某就地将其安葬。后因内战发生，煤矿关闭，张某决定返回家乡。

他不愿意把妻子的遗骨留在东北，于是从坟墓中挖出遗骸，将其包裹起来，与他的3个孩子一道启程回家。他的孩子分别是11岁、8岁、7岁。一家人无力支付全程乘坐火车的费用，只好徒步经长春到沈阳，走了300多公里，又从沈阳乘车60多公里向西到达新民，然后步行近500公里到达中国北方煤矿中心——唐山，在那里他们搭上一辆免费的运煤货车走了120公里到达天津。

在开始最后200公里的回家之路的前夜，一家四口露宿在火车站附近。一个小偷误以为包着骸骨的包裹是一件普通行李，把它偷走后就随手丢了。张某发现包裹丢失，求人帮他写了许多张寻物启事，张贴在火车站周围。在获知警察在河边发现了一具女尸之后，他赶过去确认了那是他的妻子。当局基于公共卫生的理由要求他将尸骨就地埋葬。张某严辞拒绝，说“埋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即使我同意，我的儿子们也不同意。我千里迢迢把她带在身边，每夜枕着她入眠，我并没有生病”！最后当局只好同意让他带走骸骨。走之前，张某还向警方要回用来确认身份的一缕头发和一颗牙齿，称“下葬时她的身体必须完好无损”。

美国人可以理解中国贫民无力购买车票，因为他们知道贫困在旧中国司空见惯。而张某对亡妻的深情厚谊虽然让他们感动，但美国人不免认为张某的做法既怪异又无意义，有损张某和孩子们的健康。至于我的一些美国朋友，他们认同张某坚持要回头发和牙齿的做法，但却不明白为什么要用孩子的名义这样做。

就中国人而言，美国人的质疑都是缺乏理据的。中国人认为，将一个人的骸骨完好地安葬在家乡故园，不但是人生圆满的标志之一，更是子女应尽的义务。矿工张某的孩子还太小，没有能力埋葬母亲，因此父亲应该代替他们尽到这份责任，不管这个过程多么艰难。

正如一些中国风俗令多数美国人感到困惑不解一样，美国人的某些行为对中国人来说也同样匪夷所思。1944年，我在中国观看由美国作家玛莎·达温波特（Marcia Davenport）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空谷芳草》（Valley of Decision）时，第一次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部电影由格里高利·派克和葛丽亚·嘉逊（Greer Garson）主演。派克饰演一位富家子弟，其父是美国钢铁界巨头。派克在生产和劳资关系方面有很多新的想法，与父辈的观念格格不入。他的妻子在观念上与他父母的想法更为接近。尽管两人已经育有一个6岁的孩子，但这段婚姻并不让派克感到开心。嘉逊饰演这个巨富之家的女佣，她的父亲在派克家的工厂工作。在一次谈话中，她的思想、个性和同情心深深地吸引了派克。但嘉逊因派克是已婚人士，拒绝了他的追求。

这时，派克家的工厂爆发了劳资冲突。工人们举行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厂方打算雇用临时工来顶替。派克竭力说服父亲及工厂顾问将临时工遣散，恢复与罢工工人的谈判。但是就在父亲迫于儿子的压力，开始与工会领导谈判时，临时工与罢工工人之间爆发了械斗。派克和嘉逊的父亲不幸双双遇难，多人在冲突中受伤，派克家的豪宅也被付之一炬。风波平息之后，派克接管了公司事务，着手改善劳工政策。最后，派克那位性格冷酷的妻子提出了离婚，派克与嘉逊有情人终成眷属。

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情节发展完全符合一般人的价值观，生产矛盾的解决是由于制造业的新观念替代了旧方法；在平息社会冲突时，平等协商比用铁腕镇压工人更有效；开明的派克取代了保守的父辈；不幸婚姻的阴霾最终被真爱冲破……

和我一起观看电影的中国友人却对此不以为然。他深刻了解美国规模庞大的工业体系及其雄厚财力，对大工业内部滋生的劳资纠纷和暴力冲突也有一定认识，至于美国人乐于尝试新的生产方式，他更是知之甚详。但是他仍认为派克和嘉逊都是不义之人。派克不忠不孝，违背父亲的意志和遗愿。嘉逊更是令派克婚姻破裂、家庭失和，甚至使其父亲丧命的罪魁祸首。在嘉逊刚出现时，派克一家兴旺和谐、尊贵体面，如果不是她怂恿派克坚持己见，派克就不会劝他的父亲与工人谈判，两人的父亲更不致在冲突中丧生。

在中国人看来，与父亲发生冲突的儿子就是不孝子，帮助不孝子的女人也不是好女人。派克的原配反倒是一个被人算计了的贤良女性。至于年轻男主人与原配之间的不和，以及他和嘉逊共同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则不在中国人考虑之列。

两则故事充分说明，在不同的社会里，人们看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角度，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各不相同。指称社会共同意识的词语很多，如“社会性格”“文化主题”“生活方式”“民族性”“基本个性”或“人生观”，等等。我不想评判这些术语的优劣，也不想卷入人类心理学领域的专业讨论，但为了便于本书论述，我将把共同意识称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或“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社会生活方式是否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它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改变”，尤其是在谈到美国社会文化的变迁时，更是如此。在二战之后，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美国确实经历了诸多变化。60年代，我们亲眼看到美国青年吸毒成灾，嬉皮士与雅皮士运动此起彼伏，高等教育体系的学生运动及性解放运动兴起，以及几乎快要将各大城市烧为灰烬的种族冲突愈演愈烈。

自那时以来，我们目睹了许多新的发展，诸如被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和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称之为“新自恋时代”或“唯我主义的一代”，等等。这是不是一种全新的趋势呢？参加大规模游行的示威者在陈述他们的心理状态时，早已表明群众抗议正在转向个人对自我满足的寻求。例如，一个哲学专业的学生皮特（化名）声称，他之所以参加校园里的抗议，是想迫使其就读的常春藤大学放弃对那些主要在南非共和国从事商业活动的美国公司的投资。皮特说，“我积极参与改变现实，感到自己比以前更快乐了，以前总会因为性压抑和无所作为而产生负罪感。”皮特的说法与60年代另一位叛逆者苏珊·斯特恩（Susan Stern）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个人传记《气象员》（The Weathermen）一书中，斯特恩描述了1968年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全国大会期间她参加示威运动的感受：“我感觉棒极了，觉得浑身是劲，可以一气儿跑上几公里。”

从美国文化的长远发展来看，寻求自我实现的趋势已经大大超越了半个世纪前电影《空谷芳草》的主题。

至于中国，自1949年以来，共产党决心彻底整改中国社会，在西方世界看来，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事件正是中国与过去决裂的信号。“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垮台及推动四个现代化，都预示着这个拥有悠久灿烂历史的伟大国家正在经历一场全面且艰难的社会变革。

一些对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有一定了解的西方人，在面对近年来中国人性格的某些转变时，表现得一知半解。例如，著名美国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在1972年游历中国后，由新中国的批判者转变为歌颂者。离开中国前，他与妻子坐在从广州开往香港的列车上，谈论起一件让他们备感困惑的事。这对夫妻发现与苏联和其他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这次在中国长达一个月的旅行“既不让人窒息，更不使人压抑”，“没有感谢上帝让我们离开这片土地（结束苏联之旅后的一般反应），我们反而希望能再多逗留几个月。”两人都忍不住地问，“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艾尔索普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在1964年夏天离开苏联时，我的感觉正是如此。可是，我觉得他给出的答案让人费解。

一方面他认为“新中国正以中国的方式前进”，并且说，尽管“大跃进”失败了，“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到处都可看到人们为创造美好未来而奠定下勇敢、勤劳、智慧的基础。农业及工业生产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我想恰恰就是这种向前跃进的氛围，应被视为我们在去往香港的列车上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吧”。

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提到“透过表面现象，那里看不到如苏联一样自由的生活。中国式的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任何地下艺术、违禁文学。所有人都步调一致，或者在进行‘思想改造’”。

我怀疑上述理由都不是艾尔索普在离开中国时产生触动的真正原因。就成就而言，苏联的表现并不逊色。对比一下苏联革命前后的社会状况，我们能够否认它一度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见证过一种向前跃进的氛围吗？事实上，二战期间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亚历山大·埃格斯顿（Sir Alexander Eggleston）在重庆曾经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他认为苏联的进步是因为俄罗斯人毕竟是俄罗斯人。而持这种看法的，绝非只有埃格斯顿一人。

那么，为什么中国不存在地下艺术与违禁文学？为什么中国人的步调如此一致？艾尔索普夫妇在一个“看不到自由生活”的社会旅行却不感到窒息和压抑；而每一次离开拥有“更加自由的生活”而且诞生过令艾尔索普及其同胞十分崇敬的索尔仁尼琴的国度时，却要不由自主地感谢上帝，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如果仅以美国人的视角来审视新中国和中国人，这个悖论自然无解。我认为使中国有别于苏联和美国的，其实是人的因素。今天新中国的优势，就是它在做任何事情时，都能有效地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方式转向新的规划。

艾尔索普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接待过我们的人都友善可爱，乐于助人。我们的翻译官姚伟，是我们俩遇到过的最好的旅伴。”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一个典型的美国式答案，用“进取精神”来解释两人离开中国时的依恋不舍。假如他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就会知道那些看似自相矛盾的事实其实是同根同源的。中国缺少地下艺术与违禁文学，与“友善可爱、乐于助人的接待人员”是同一种行为模式的两种体现。

我们用另一个案例来说明今日中国和传统中国在文化上的一脉相承。一位美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访问了一些中国学校之后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老师给孩子的无微不至的关爱，更加可靠和全面，虽然他们不像美国师生之间那样亲密（斜体为笔者补入）。”他为此提供的论据仅是中国老师（幼儿园老师）奖励孩子的方式是“口头表扬而不是抚摸、拥抱”。

在我看来，触碰得少不能证明彼此关系不亲密。美国夫妻在公共场合的亲吻拥抱能作为他们之间亲密程度的晴雨表吗？亲吻拥抱是美国人表达情感的常见方式，不能以此判定孩子对老师的信任度。另一方面，中国老师给予学生“更可靠”的关爱，有可能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亲密关系。既然“更可靠”的关爱意味着更持久和周全的照顾，假定这对师生之间存在着更亲密的沟通难道不是很合情理吗？

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化是根本性的还是形式上的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十五章“共产主义在中国”中讨论。

有些人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文化变迁。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台湾发生的一件事提醒他们该重新思考这个判断。

纳妾是中国的传统习俗。西方人常常把妾看作是情人，不明白她们其实是合法的“助理”妻子。儒家思想认为纳妾是为了确保家族香火的延续，但不少中国男人纳妾只是为了满足私欲。中国在1935年曾立法禁止纳妾，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禁令才真正得以执行。1949年后，已为人妾者可以自由选择去留，但不再允许有新的纳妾行为。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台湾如大陆一样通行纳妾。直至日本战败后，台湾才开始推行大陆颁布的禁止纳妾的法令。然而，到了70年代，一家颇具影响的日报社发表了一篇报道：春暖花开之际，一位62岁的地方官员也迎来他生命里的第三春，在这个鸟语花香的时节，他将迎娶他的第三位新娘。这位退休的社区官员黄先生现在是三峰观（一座附设剧团的道观）的贵人。他是那里的常客，经常捐赠巨额资金。而新娘是该剧团的名角。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