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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30 04:4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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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完颜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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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官衙门道(谷臻小简·AI导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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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官衙门道

完颜绍元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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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ookdna.cn目 录1. 第一章 衙署的厅壁文化2. 第二章 为何当官不修衙3. 第三章 “机关内参”誊报天下4. 第四章 地平天成的押字5. 第五章 漫话古代机关食堂6. 第六章 公务接待最难办7. 第七章 正官与副职之间多微妙8. 第八章 一波三折的秘书制度9. 第九章 群僚之上的办公室主任10. 第十章 做官不忘读书11. 第十一章 一本正经办公祭12. 第十二章 衙门出版有利图13. 第十三章 政府采购的历史曝光14. 第十四章 “跑部钱进”求关通15. 第十五章 舌尖上的公费宴请16. 第十六章 漫说衙署“小金库”17. 第十七章 灰色收入的历史解读18. 第十八章 古代官场称谓大观19. 第十九章 职官名录全息图20. 第二十章 官场行话索解21. 第二十一章 略说古代官场作秀22. 第二十二章“官场红包”学问大23. 第二十三章 官场迷信面面观24. 第二十四章 色字头上一把刀25. 第二十五章 立碑颂官纵横谈26. 第二十六章 简政务实求效率27. 第二十七章 自古省官简政难28. 第二十八章 倡俭黜奢的历史片断29. 第二十九章 接地气的微服询访第一章 衙署的厅壁文化规章制度写墙上

衙署厅壁文化的第一大项是政务类,就是用来指导本单位工作的格式图表。各衙署都要把本单位的行政程式和规则法度抄写在厅堂壁上,供大家利用吃过工作午餐后的休息时间,诵读熟记。

各单位内部,不同的部门科室,乃至某个具体岗位,也有政务类的厅壁文化可述。《南宋馆阁录》卷二记秘书省校书郎办公室内的陈设,每一间都有《校雠式》牌;著作郎的办公室里,则有《修书式》牌。用现代语言说,这些就是典籍校勘规范和编辑工作条例吧。另外,相关各单位专业经典的刻壁,也可归入此项。不拘一格写壁记

衙署厅壁文化的第二大项是史志类。

搜检一下《全唐文》、《全宋文》等文章总集,便知“百司诸厅,皆有壁记”之言不虚,上起中书省、尚书省、六部、寺监,下逮藩镇使院、州郡府县,都有大量的壁记传世。同一个单位里,各部门又有各自的壁记,如唐代吏部,既有孙逖写的《吏部尚书壁记》,又有独孤及等人写的《吏部郎中厅壁记》、《吏部员外郎南曹厅壁记》等。自古就有光荣榜

和壁记同属于史志类厅壁文化的另一项形式是题名,就是把供职本单位的历任领导和各级职员的姓名,以刻壁勒碑的办法保留在衙署里。

题名的意义何在,刘基说:“题名,所以识岁月之久近,行役之劳动,而寓感思于其中焉。”鄂尔泰说:“职官之有题名,非独以志荣遇,盖将因名覆实,俾知官之以人重也。”前者侧重于存史资政,后者强调因赋予荣誉感而激发责任心,可见古人对题名的理解,内涵很丰富。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厅壁文化的第三大项是戒箴类,即做官的戒规。

孟昶原创、赵光义删定的“戒石”,历经宋元明清一千多年,始终是天下官署的镇衙之宝。同时,历代各朝某些官署的厅壁上,也有特定的御制戒箴,如明黄佐《翰林记》卷一就载有明宣宗的《御制翰林院箴》,刻在该院后堂壁上,还涂成金字。

比之更为丰富多彩的,尚有司马光、陈襄、吕本中、真德秀、张养浩、吕坤、于成龙、汪辉祖等历代名宦循吏所写的各种官箴,大多镌刻于衙署的堂壁廊庑,大抵以勤政爱民、慎刑谨身、反腐倡廉为要旨。壁上多风雅

同欺世盗名的戒箴相比,倒是那些出自名家的书画作品还让人赏心悦目。此亦是厅壁文化的内容之一,似可用观赏类概括。

衙署厅壁上的书画多出名家手笔,圈子里讲风雅的朋友又特别多,化公为私乃至鼠窃狗盗在所难免。

厅壁文化中最称活跃的部分,大概应推官员们随心任意在墙上的题诗,前面引用过的白居易、刘禹锡、郑谷、温庭筠等人的诗作,都属此类,起个名称叫述志或言情吧。第二章 为何当官不修衙制度从“手松”到“手紧”

晋孝武帝时,有人上疏抱怨地方长官调动太频繁,老有征地征夫修建衙署的工程,不仅影响民生,还导致文书档案大量流失。更不堪者,旧官调任,将原先借给他和家属居住的官邸占为私有,不交出来,新官上任,又得重建。

明显的转折大约是从北宋开始,前提是宋朝对唐朝后期国家财政体制的继承和改进,凡州军常例之外的财务,都须先禀报代表中央财政的转运司,审核上奏,绝无擅自决定的权力。“擦边球”法门多

当然,也有勇于任事的人,但真要想办成点什么,还得自己设法在财务控制外筹措钱财物力。其中,像苏东坡这样有面子开口向中央讨二百道度牒的人很少,多数得承担打“擦边球”的风险,诸如自营三产酿酒贩醋,收赋加耗私征商税,科敷抑配滥收罚款,等等,均为筹措修衙经费的法门。明代修衙有看点

明代的衙署修建,大抵有以下四个“看点”可述。

其一,各级衙署的基本结构都须恪守朱元璋以诏令形式颁布的“法式”。

其二,“规制”有限定,达标无要求。

其三,无论财政支出预算或基本建设立项,衙署修建都被列为“不急之务”,甚至连中央政府的办公机构也受同样对待。

其四,明朝的衙署营造和修建,有种种严格的制度和法律。“官不修衙”为哪般

旧时官场上有“官不修衙”的说法,一般解释为若热心修治衙署,就是作长期钉在任上的打算,显然不是“指日高升”的吉兆。笔者虽然尚未从史料中找出“官不修衙”的语源,但以为上述各点,或许可以间接印证这种观念大体形成的时间正是在明代。最根本的原因是财政卡死、审批麻烦,再加上规式限制、风纪倡导等,适足养成轻易不开修衙工程的潜规则。规避对策年年有

最保险的莫过于动用“公费”,即完成财政收支后的公库盈余积累。姑且不论这种盈余多半来自浮收乱罚等种种违法违规的操作,掌权者没有玩弄手法私吞或朋分,而是拿出来修建他无法带走的衙署,或多或少地改善了众人的办公与生活条件,好歹也算是一项功在现任、利在后人的政绩。

当今媒体上见有某市大建豪华办公楼和干部别墅的报道,并称资金来源除财政拨款外,还有下属单位的“支持”。这种筹款之道,倒是古已有之。第三章 “机关内参”誊报天下经久不易的抄报制

抄报,在史料记载中,还有报状、状报、邸报、邸钞、官报、朝报等各种叫法。

目前所见唐人著作中,对抄报叙述最详的,是收入孙樵《经纬集》的《读开元杂报》。据该文介绍,再结合赵翼《二十二史劄记》所引《后唐记》和《五代会要》等史料,我们大抵可知,这种抄报由中书省统一编纂,向京朝诸司发布,故最先的叫法应该是“朝报”;与此同时,当时全国州一级以上的地方政府,都在长安派有驻京办事处,州一级的称州邸,道一级的称留邸或留后,后来又改名进奏院,他们也誊录这份抄报,向各自所属的地方政府发报,于是“朝报”又有了“邸报”或“邸钞”之称。邸报多花絮

主要发往全国各地的邸报,虽然脱胎于朝报,但实际上有点区别。依孙樵介绍,朝报是“系日条事”。“条事”的写法,往往比较简略,王安石曾把孔子编撰的《春秋》称为“断烂朝报”,可以想见唐宋时代朝报的大体情况。邸报从朝报转抄而来,在此过程中,那些驻京办事处的人员,经常会把自己采集到的相关的“深度”内容增加上去,有时又会把朝报上没有但却是自己所属机关长官比较关心的动态,也写上几条。报纸出版周期多变

宋朝比唐朝更重视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交流,北宋的抄报,改由总汇上行下行信息的都进奏院编纂,史称“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

但是到了南宋,又有变化。此时的编报工作,改由级别更高的门下省承担,仍经宰执审定,再交都进奏院“出版”。出报也由五日一刊改为每日出刊了。日见丰富的抄报

由唐代到晚清,抄报在历时千年的传统中,自身形态也经历了嬗变。据孙樵《读开元杂报》介绍,最初的抄报是长条形的,乾隆时代的邸报,已经是装订成册了。此变化反映了邸报内容的愈益丰富,甚至还有连载。坚持手抄背后的乾坤

梳理咸丰帝坚持要维持抄报的理由,大致有三条:其一,刊刻报纸是“民间私设报房”的勾当;其二,各地方衙门传抄朝报是借此增广见闻,若由朝廷印刷出版,不啻是将抄报的性质提高到官文公牍的档次;其三,如列入这个档次,则邸报通过国家驿传系统向各地传送便成了“明份账”,势必大幅度增加驿传的开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各地方机关与京朝的公文来往,是不可能像抄报的“出版发行”那样频繁的。

咸丰帝所述的第三个理由最称关键,即中央不愿意由国家财政为邸报的发行与传送承担庞大的开支,而实际情形则是“羊毛出在猪身上”。环环相扣的利益链

按明清制度,抄报从朝廷向各地发送的管道,应该是各行省督抚派驻北京的提塘官,其他省级以下道府州县欲看抄报,还得另外花费向督抚提镇转抄,辗转费时,又因为这些上级机关已经把看报的成本摊派在他们的转抄过程中,所以价格也不菲,于是便出现了省级以下衙署绕过提塘,直接从北京获取抄报的现象。为适应这种需求,一批私营报房应运而生,经营者多系京师衙门中的胥吏或与之有联系的“消息灵通人士”,搞一份“正版”的提塘抄报,再雇人抄写一批复本发卖牟利,地方州县衙署便是他们的主要客户。“内参”难免外泄

抄报既属“内参”,当然有传阅范围的限制,清代雍正和乾隆初年,都有过禁止胥役传阅和私抄邸报的规定,但抄报工作都由这些办事人员经手,可知这些禁令是靠不住的。

由于抄报是在手抄、转抄的过程中产生和传阅的,所以也难免出现有人出于某种目的而故意混淆视听的情形。明清两代的史传文献中,都载录过“伪传邸钞”的案件,这就是正版、盗版之外的伪版了。第四章 地平天成的押字封泥式微,花字日兴

秦汉时代的公文材料,间用缣帛,而以简牍为主,故体现公文信用的主要凭据是“封之以泥,抑之以印”。

封泥既是保密措施,也是证实此公文确为某官签发的凭据。

往后,随着纸张逐渐成为公文主要载体,函简封泥逐渐淘汰,以及官印制度与使用方式逐渐变革等一系列相关条件的变化,以亲笔签名取代封泥钤印的新公文启行规则,也在此变化中逐渐形成。押字“三化”终成制度

唐代是押字制度基本形成的时期,标志有“三化”。首先是押、印同为公文判署的要素,配合使用的方式已经规范化。再次是押字作为代表个人信用的特定标记,在官场应用中最终走向普及化。押字至两宋进入全盛时代,其标志是公文启行过程中普遍以押代名。花押好祛邪

沿袭五代时尚,宋代官吏喜用符号型押字的很多。

其实,除了方块、圆圈、十字等取其简易的图形外,更多的符号型押字还是以笔画屈曲、似字非字为特征,此乃花押脱胎于草书的历史痕迹。又因为此种符号与道士们用来祭祷治病、驱使鬼神的符丹书毫无二致,所以还不免发生相互贯通的趣闻。押字相人心

也有人继续使用签名型押字,如“拗相公”王安石就是。除了南宋末期的几个娃娃天子外,两宋的皇帝都有各自的花押。《癸辛杂识》里,宋太祖和太宗除“御押”外,还各有一个“原押”,可能是他们未当皇帝前使用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蕴藏在押字里面的“心记”信息是可以捕捉的,这就是流行于宋代的“相押字之术”。此种理论把符号型押字称为“心印”,因为“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所谓相押字,就是通过印迹的分析来推理押书主人的心理素质和品格风范。公章不敌手令

押字在宋代进入全盛的另一个标志是押印的出现,就是将押字刻成图章,用随手钤盖取代执笔画押。

衙门里的办公场所称“签押处”,主管长官的机要办公室称“签押房”,大领导的办公台称“签押桌”,这些宋元以后才出现的新名词,俱为押字在明清官场广泛应用的词语标记。这种以押代印的惯例,想必也通行于其他部门。此又从制度结构上揭示了手令比公章大、人治比法治大的原因之一。禁而不绝的伪押字

押字的作用如此之多,假冒舞弊便在所难免。

省院、监司等机关首长的押字,通常只有单位内部的人才有机会假冒和利用,如果是经常出告示的府州军县长官,其押字就易为众人所熟悉。第五章 漫话古代机关食堂工作餐自理有隐患

公务人员各自料理工作餐的方式,弊端肯定不少。如用餐时间不一,必使办公效率下降;外出搭伙或雇人做饭,导致官吏支出增加。而无论送饭进来还是外出就餐,都可能是机关内部信息外泄的渠道。建食堂不只为吃饭

一是让平时各坐各厅廨、各办各公事之大大小小的官员,借助会餐食堂,获得一个和睦融洽的氛围。二是在此基础上,增进各相关部门科室的联络,促进信息互通。三是创造了一个集思广益的群言堂形式,实际上就是将“联事者”的效应扩大到对本单位所有工作的关心,提高整体意识。

此外,实践中的机关食堂会餐,也是一种非正规的作风批评与调解矛盾的评议场合。公厨档次多

关餐厅建筑而言,整套“烹饪之养”制度及其性质的规范性称呼,则谓“公厨”。公厨中档次最高的,就是摆在金銮殿廊庑下的“朝食”

各级地方政府及中央各有关部门的派驻机构,亦各有本署公厨,如前引诸记中县食堂、判曹食堂、孔目院食堂、节度使院食堂等名目。按级分配还是吃大锅饭“天厨”的用餐者都有相应的“食料”即伙食津贴,由国家财政在预算内拨款。“百司官厨”都由财政一次性拨付一笔“食本”,让各署“置本兴利”。

实际上,一顿午餐根本吃不了这笔钱,所以机关食堂对官吏们的又一条实惠,就是可以按日分领“伙食尾子”。

由此可见,无论膳肴供应还是伙食尾子分配,在实际操作中都存在等级制和大锅饭两种做法。食堂里的利益输送

此为有权势者把食堂当作自家食品柜的实例:河南府掾曹一级的官员都可支取一份伙食补贴打到本司吏员食堂的账上,让跟随上班听候使唤的家僮一人在吏员食堂的厨房里搭伙吃饭;而分管食堂的司录参军则享有特权,让自己的三四个家僮在官员食堂的厨房里搭伙吃饭。此又见得食堂管理中是有不少空子可钻的。

唐文宗时期,中书省和门下省把机关食堂的资金运作等交给江淮富商承包,这些承包商打着中央的旗号,跑到外面乱窜,地方政府还得把他们当上宾接待,富人也靠他们来抬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油水猫腻代代有

机关食堂制度在唐以后的历朝各代,大多继续实行,但具体情况有差,如宋代地方官署的会食费用全从“公使钱”即办公费里支出,则油水肯定无法同唐代相比。

清代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嘴巴馋、贪口福的乾隆皇帝当国的年代,上行下效,那些生财有道、“效益”极高的单位,机关食堂堪比五星级餐厅。第六章 公务接待最难办公务接待有定规

公务接待内涵丰富,所费不赀,且已构成地方行政及各种专管部门的经常性行为,故历代都有相关的体制规范,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定点定员。第二,待遇分级。第三,不设专帑。具体细则亦纷繁

上述体制规范外,历代还多定有一些公务接待的具体规定。

第一,不许出界迎送。第二,不许滥给供应。第三,不许铺张设宴。第四,不许馈送财礼。制度好订执行难

由各种记载看,秦汉的制度执行堪称相对到位,看来定点定员的接待制度,在当时是落到实处的。

唐宋时代,公务接待中违规耗费,滋扰民众,乃至借机谋取私利等不正之风开始严重起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类问题,不是仅靠“重申”一两条规定就能解决的。县长成了接待员

明清时代有关公务接待的制度法规最称健全完备,但同一时期的公务接待也最呈恶性发展态势。

汪辉祖在其所著县政教科书《学治续说》中举例说:过去我们浙江有个好县长,省领导对他的印象一向很好。有一次省领导出行视察,经过他这个县,这位县长没能满足领导身边人的需求,那些人便使坏,暗中把他接待领导的一应供给全部撤走。领导还当这个县长故意怠慢,大为生气,逮一个借口便将他参劾撤职了。“勒索供应”逼死人

清代乾隆时期,曾发生一起因“勒索供应”而“逼毙县令”的大案。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广西学政梅立本到郁林州主持科试,由陆川知县杨梿承办接待和供应科试所需一应物品。从四月初四抵达郁林,到五月初一离开,梅学政仅仅让随从逐日付出“蔬菜银”,而杨县长不只包办了梅大人和他一大帮随从近一个月的饮食起居和各项供应,还代发夫价,代买物品。尽管如此,梅立本及其手下人的需求仍未得到满足,遂多次刁难。五月初一,学政启行去浔州,杨县长往送,屡次请求,均不获接见,只好先出城过大江桥候送。当时大雨淋漓,学政却迟迟不肯出署,故杨县长与梅立本同榜出身,只因官运不济,地位悬隔,一再受辱,至此羞忿难堪,竟于靴筒中拔出小刀,在轿内自刎殒命。“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清代县政专家汪辉祖在《学治续说》中有一段公务接待与自筹经费相互关系的论述。分层解读:历来官府科敛于民,皆以贴补公费为名,一点不假。但是“谚所谓”都是公对公、没有落进私人口袋云云,全是谎言。事实上,这些几乎不受朝廷监管的自筹资金,既借助公务接待转化为私人消费,又通过馈送程仪等,成为灰色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方式。可以说,千真万确、字字落实的就只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两句而已。第七章 正官与副职之间多微妙班子搭配变化多

从秦汉讲起,当时的地方行政是郡县二级制。两级政府的领导班子都是一正二副配置,正官为郡守,副职为郡尉、郡丞。

东汉末年,地方行政从郡县二级制转变为州郡县三级制。

北魏制度的特色是,诸州各置三个副史,都算正官,但其中一人为宗室,二人为异姓,宗室刺史自然居于首位。

隋朝统一全国后,大举省并州县,重建郡县二级制,其后唐朝改郡为州,变成州县二级制。

安史之乱爆发后,出于尽快平叛的实际需要,唐代的地方行政又从二级制变回三级制,有点像汉末黄巾之乱后的历史重演。

元代到清代,地方行政又经历了一次从多级复合制向省府县三级制的转化。一把手拧不过二把手

秦汉的地方正官,势尊权重。以郡守论,于一郡行政、财经、军事、文教、司法、监察无所不统;对官吏人事,除中央任命的副职丞、尉外,其他都有绝对的任免权和控制权。

隋唐起,地方副职的权位有明显提升,先是推行朝集使制度,每年十月下旬起,各州正官、副职均须轮流到京师汇报工作,聆听中央指示,避免正官一手遮天。正副相处玄妙

职权配置既与行政体制、领导形式互相作用,又对正官副职的关系相处发生重要影响。秦汉,绝对是郡守说一不二的一长制,副职看见领导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不过同样是副职,都尉与郡守的相处就非此可比了。其主要原因大概在官秩上,副职对正官“不买账”,甚至颉颃相陵,也不少见。“首长制”多有牵绊

悬隔级别,改革礼仪,肯定有助于克服汉代守尉相争之弊,但地方权力过于集中于一把手的问题却因此而更加严重,且让与连坐制度相配套的同级监督形成虚文,所以隋唐又有新的对策以救偏失。

两宋在限制正官擅权方面创意更多,最典型者,不仅没有统一的路一级领导机构,而且各个监司也不是单一的首长制,比方转运司的正官就可以有两三员之多。这种机制,内可相互牵制,外可相互监督。副职编派成痼疾

从秦汉到明清,地方政府正官副职的配置形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制度,都经历了曲折多变的沿革。不过各具千秋之外,也有贯通历代的共同之处,就是副职的实际设置往往比编制所定要多得多,宜称是中国职官史上经久难愈的痼疾。第八章 一波三折的秘书制度专业文秘身价见涨

从秦汉时期的官府组织看,现代人所理解的首长秘书专业,还没有从一般的文牍事务中分离出来。

西汉开始通过孝廉试经、明经射策、诏令特任等方式,吸收一批来自民间的知识分子当台郎。

综合上述,可以说至迟到汉末三国,从中央到基层,公府军政各级机关里,秘书职能已经从一般的文书业务中独立出来,而且形成了编制和职称制度。称职秘书要求高

秘书官职虽低而身价颇高,首要原因是这类职事必须会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和寻常的作文相比,秘书写文章还有不费斟酌、下笔敏捷的要求。

彼时舆论对一流秘书的衡量标准,不仅要求像袁宏这样下笔是倚马可待的文才,出口是巧舌如簧的辩才,还包括要有代表首长联系接待的应对之才。

称职的秘书对于各级军政首长来说如此被看重,其人选自然是以长官本人赏识者为宜。寒族参政的方便法门

两晋南北朝政权主体构成的一般特征,是世家大族垄断大权,堵塞寒门进身之路。但是各种利益集团对记室、主簿、参军一类幕僚人才的大量需求,恰恰又给这些寒族士人开辟了一条入幕参政的另类仕途。自主招聘改由中央任命

唐初诸藩在军事征服和相互倾轧的历史过程中,机要秘书之类仍旧是自行网罗的人才,只知长官,不知朝廷。《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八还有一例,唐文宗在亲自出题考选进士时和侍臣谈起:“近日诸侯章奏,语太浮华,有乖典实,宜罚掌书记,以诫其流。”因知颇具文名的进士受聘出任地方军政机关的秘书,已成上达天听的普遍现象。不过这种首长自己聘用的掌书记,仍旧得在中央备案。聘任制度时紧时松

据《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八载,唐德宗时,登进士第的冯宿被徐州节度张建封辟为掌书记。

宋初统治者也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在罢免宿卫和节镇兵权的同时,废除各王府和各级政府自聘秘书的惯例。

元朝虽然也举办科举,但进士入仕的比例很低,所以地方领导自聘秘书的情况又一度出现。自己掏钱聘“师爷”

其实明代各级地方政府主官的责任,比唐宋时大得多,行政司法、文化教育、经济财税,都要统抓,事实上存在添置秘书相帮办理各种文书乃至机要事务的需求。在现有干部内奏请选调则必须经过“吏部复议再奏允行”的程序,各部门现有的官吏又不一定为自己所赏识和信任。于是就有了从体制外寻求助手的办法,讲白了就是自己掏钱聘请私人秘书,主要是佐理公务,有时也相帮办理私人事务,如撰拟书信等。第九章 群僚之上的办公室主任主官主簿的双赢关系

剖析汉魏时官署办公室主任即主簿与主官的这种亲近隆密的关系缔结,其过程实际上是双赢的。

从主簿这一方看,因为这种职务位卑秩轻,通称“假佐”,就是看上去权力很大,像是主官的辅佐助手,其实不过是一个吏员头目而已,所以即使原先的身份很低,也可以获得任命。

再从主官这一方看,无论从哪个角度着眼,上面派给你的佐贰都比不上自己选任的属员亲密可信;又由于他们的前途完全托赖于主官,可谓荣辱与共,因而一般也不用担心他们背叛。“中层干部”好安排

因为主簿亲密可信,所以他们对主官机要的参预,特别是在机关公务和事务处理中拥有的权力,远远超越佐贰和其他属员。

若问官场上为什么从来都是科层、助理等“中层干部”群体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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