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乔治·奥威尔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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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试读：
第一章
在巴塞罗那的列宁兵营，加入民兵组织的前一天，我见到一个意大利民兵站在军官的桌前。
他是个相貌凶悍的年轻人，大概二十五六岁，长着褐红色的头发，肩膀强健有力，戴着一顶鸭舌帽，斜拉下来，遮住了一只眼睛。他侧对着我，下巴抵着胸膛，注视着桌上一张某位军官摊开的地图，迷惑地皱着眉头。他那张脸深深地打动了我。看到那张脸就知道他干得出杀人的事情，为朋友愿意两肋插刀——你会觉得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却是共产主义者。这张脸的主人既正直坦率，又凶残暴虐，而且看得出是个目不识丁的人，对上级领导非常尊敬。显然，他连那张地图的东西南北都分不清，觉得看地图就像看天书一样晦涩难懂。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他顿生好感——我很少对别人——我是说，别的男子——有这种感觉。那些人围着桌子在聊天，说起了我是个外国人。那个意大利人抬起头，语速很快地开口问道：“意大利人？”
我操着蹩脚的西班牙语回答：“不，英国人。你呢？”“意大利人。”
我们走出去时，那个意大利人走过房间，用力地和我握手。对一个陌生人你会感受到那股情谊，真是太奇怪了！似乎在那一瞬间我和他的心灵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结为了亲密伙伴。我对他颇有好感，希望他也对我有好感。但我知道，如果我要保留对他的好感，我就不能再和他接触。不用说，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这种萍水之交在西班牙经常发生。
我提起这个意大利民兵，是因为他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那身蹩脚的制服和凶残而可怜巴巴的脸庞让我强烈感受到当时的特殊气氛。他和我对这场战争的所有回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巴塞罗那飘扬的红旗、一列列满载着士兵奔赴前线的破旧的火车、铁路线上那一座座灰蒙蒙的饱经战争破坏的城镇和山丘上泥泞冰冷的战壕。
那是1936年12月末，距离现在我动笔是不到七个月前的事情，但似乎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后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得这段时期的回忆变得模糊了，比1935年或1905年的回忆更加模糊。我来西班牙的目的是为了撰写新闻稿件，但我立刻加入了民兵组织，因为在当时那种气氛之下，那似乎是唯一的正确之举。无政府主义者仍然控制着加泰罗尼亚，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对于从革命伊始就投身其中的人来说，到了12月或1月，革命似乎已经结束了。但对于一个从英国来的人而言，巴塞罗那的情景令我觉得十分震撼和惊诧。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一个工人阶级翻身作主的城市。几乎每一座建筑都被工人占领，挂着革命的红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相间的旗帜。每一面墙上都画着锤头和镰刀的图案，写着革命党派的名字缩写字母。几乎每一座教堂都被捣毁，里面的神像被焚灭。工人群体正到处有组织地捣毁教堂，每一间商店和咖啡厅都写了标语，标榜自己是集体所有制经营，甚至连擦鞋匠也被集体化了，他们的鞋匣被涂成了红黑两色。服务员和售货员直视着你的脸，和你平等相待。奴颜婢膝的话，甚至那些礼节性的话都暂时消失了。没有人说“阁下”或“先生”，甚至“您”也不说了。大家互称“同志”和“你”，打招呼时说的是“祝你健康”，而不是“请安”。法律规定不许给小费。有一次我想给看电梯的小男孩一点小费，结果被酒店的经理训了一通。街上没有私人的汽车，它们全都被征用了，所有的电车、出租车和许多交通工具都涂成了红黑两色。宣扬革命的海报无处不在，贴在涂成干净的红蓝两色的墙壁上显得特别振奋人心，让剩下的几张广告海报看上去就像脏兮兮的涂鸦。兰布拉斯大道是贯穿市中心的主干道，行人熙熙攘攘，穿梭不停。整条马路都安置了高音喇叭，从早到晚大声播放着革命歌曲。最奇怪的景象莫过于行人的面貌。从表面上看，富人已经基本上在这座城市绝迹，除了少数妇女和外国人之外，根本找不到“衣着华丽”的个体。大家要么穿着朴素的工作服或蓝色的吊带裤，要么穿着不同款式的民兵制服。这一幕幕景象非常奇怪而令人振奋，里头有许多事情是我无法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觉得不喜欢，但我觉得这是值得为之战斗的事业。我还觉得情况就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这里真正成为了工人当家作主的国度，资产阶级已经被驱逐、处决或接受改造，与工人站在同一阵线。我没有意识到，许多富裕的资产阶级只是暂时化装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低调地隐藏起来。
除了这些以外，战争的可怕影响随处可见。整座城市萧条破败，道路和建筑急待修葺。到了晚上道路非常昏暗，以防止敌人空袭。所有的商店几乎都空荡荡的。肉制品很少，牛奶几乎无从购买，煤炭、白糖、汽油非常紧缺，而面包的紧缺尤为严重。即使是现在，排队买面包的队伍经常一排就是几百码长。但看得出人们都很满足，充满了希望。这里没有失业，生活成本非常低廉。你很少看到完全赤贫的人，除了吉卜赛人之外没有乞丐。最重要的是，大家都对革命和未来怀着坚定的信念，感觉突然迈进了平等自由的时代。每个人都试着展现出人性化的行为，而不是资本主义机器里的零部件。理发店里张贴着无政府主义的告示（几乎所有的理发师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庄严地宣告理发师不再是奴隶了。街上挂着彩色海报，规劝妓女从良。对于任何来自冷漠而目空一切的英语文明的人来说，这些胸怀理想主义的西班牙人说的尽是革命的陈词滥调，实在是乏善可陈。那时候街上卖的是最天真的革命歌曲的歌谱，内容都是关于无产阶级兄弟情谊和墨索里尼的邪恶作为，一本只卖几分钱。我经常看到大字不识几个的民兵买了一本革命歌谱，艰难地拼读着上面的文字，然后，等他理解了上面的内容，就将其哼成一首歌谣。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列宁兵营，表面上在接受训练，准备上前线作战。当我加入民兵组织时，他们告诉我第二天就会派我上前线，但事实上我得等候新的百人队组建完毕。战争伊始工会匆忙组建了工人民兵部队，至今还没有以正规军事编制进行整顿。负责指挥的“指战部”大概有三十人，士兵以百人队为编制，而纵队的人数规模则更加庞大。列宁兵营是一座宏伟的石建筑群，有一间骑兵学校和几个宽阔的鹅卵石庭院。这里原本是驻扎骑兵的营地，在七月份攻占下来的。我的百人队在其中一间马厩睡觉，那里的石头马槽上还刻着那支骑兵队士兵的名字。所有的马匹都被缴获并运到前线，但整个兵营还是弥漫着马粪和烂燕麦的味道。我在兵营待了一个星期，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马的味道、尖锐的军号声（我们所有的军号手都很业余——我还是在法西斯阵线外面偷听才学会吹西班牙式军号的）、军营里平头军靴的踏步声、冬日下漫长的晨训以及在沙砾马术场上进行的热烈的足球比赛，一边各有五十名队员。兵营里大概有上千人，只有十来个单身女人，其他女人都是民兵的妻子，她们负责做饭。民兵组织里有女兵，但人数不是很多。当然，在最初的几场战斗中，这些女人与男人一起并肩战斗。在革命时期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现在观念已经开始改变，在女兵们训练的时候，男兵们必须离开骑兵学校，因为他们会嘲笑女人，还想阻止她们训练。而在几个月前，看到一个女人手持长枪没有人会觉得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
民兵们将整座兵营里的每一座建筑都搞得污秽不堪，这似乎是革命的副作用之一。每个角落里都堆放着被捣毁的家具、破碎的马鞍、黄铜的骑兵头盔、空的刀鞘和剑鞘，还有发霉的食物。食物浪费很严重，尤其是面包。光在我的营房每顿饭都得倒出满满一篮子面包——而平民们却缺少食物，实在是很不光彩的事情。我们在长长的高桌上吃饭喝酒，用的是永远油腻腻的锡盆和一种顶糟糕的西班牙式波隆酒瓶。波隆酒瓶是一种玻璃器皿，有一个突起的出水孔，只要你把它稍微倾斜一下就会射出一道细细的酒水，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隔着一段距离喝到酒，不用将酒瓶凑到嘴边，大家可以传着喝酒。一看到大家在用波隆酒瓶喝酒，我就会提出抗议，要求用酒杯喝酒。在我眼里，这东西简直就像夜壶，特别是里面装着白酒的时候。
他们给征召的壮丁派发制服并不是一步到位，因为这里是西班牙，每样东西都是零星发放的。没有人知道谁领到了什么东西，许多我们最需要的物资，像腰带和子弹匣，直到最后一刻，火车已经在等着载我们上前线了，才发到我们手里。我提到了民兵“制服”，或许会让你形成错误的印象。其实那根本称不上是制服，应该说是“杂牌装”。每个人的军服都是照着大体上同一个款式设计的，但基本上没有两套军服看上去是一样的。基本上队伍里每个人都穿着齐膝的灯芯绒马裤，但服装的一致性就到此为止。有的人缠着布绑腿，有的穿着灯芯绒长筒袜子，有的穿着皮绑腿，有的穿着长筒靴。大家都穿着拉链式的大衣，但有的是皮衣，有的是羊毛衣，而且颜色各异。至于军帽，可以说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帽子。我们的军帽前面通常会别着党派的徽章，而且几乎每个人都会在脖子上围一条红黑的手帕。那时候一支民兵队伍看上去就是一帮外貌稀奇古怪的乌合之众，但当时就只能分发这些从不同的军工厂里赶制的衣服，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能有这样的衣服就不错了。不过，那些衬衣和袜子都是粗制滥造的棉布织品，根本抵御不了严寒。想到民兵们在漫无纪律的头几个月所经历过的事情，我就觉得很恐怖。我记得读过两个月前的一份报纸，一位马联工党的领导人视察完前线后说他会努力实现“每个民兵分到一条毛毯”。如果你曾经在战壕里睡过觉，这句话会令你不寒而栗。
到了兵营的第二天，我们开始了被戏称为“军训”的活动。一开始的时候情况非常混乱。征召来的新丁大部分是来自巴塞罗那、十六七岁的街头少年，空有一腔革命热情，但对战争一无所知。甚至连让他们整齐地排好队伍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这里漫无纪律，要是一个人不喜欢某个命令，他会从队列里站出来，激烈地和长官争吵。我们的指战员是个健硕的年轻人，脸蛋很稚嫩，性格热情开朗。他以前是常备军军官，现在看起来仍很英挺，英姿飒爽，穿着一尘不染的军服。奇怪的是，他居然是个虔诚热情的社会主义者。他比其他人更坚持不同军阶之间彻底的平等。我记得当一个傻帽的新丁称呼他为“长官”时，他会感到惊讶而难过。“什么！长官？谁叫我长官？难道我们不都是同志吗？”我怀疑这其实会妨碍他的工作。新兵所接受的军事训练对他们来说一点儿用处都没有。他们告诉我外国人可以不参加军训。（我发现西班牙人很自卑，觉得所有的外国人都比他们更熟知军事），但我和他们一道接受军训。我很想学会使用机关枪，我从未有过机会开机关枪。但令我失望的是，我发现根本没有人教我们如何使用武器。那所谓的军训不过是老掉牙的阅兵训练，傻得要命：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三行队列齐步走和其他一些毫无意义的内容。这些我十五岁时就都学过了。训练游击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要是你只有几天时间操练士兵，显然你必须指导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技能：如何找掩护，如何在开阔地带行进，如何扼守阵地和构筑工事——最重要的是，如何操作武器。但这群热情的少年再过几天就要被派往前线，甚至没有学会如何用步枪射击，或如何拉开手榴弹的保险销。当时我不知道原来这是因为武器严重不足。在马联工党的民兵部队里，枪支短缺的情况非常严重，抵达前线的新兵只能从他们所接替的部队那里接过步枪。在整座列宁兵营，我相信只有负责岗哨的士兵才配备了枪支。
几天后，虽然按照常规标准我们仍是一群乌合之众，但领导们认为我们可以拉出去亮相了。好几个早上我们行军到西班牙广场后面山丘上的公园。这里是所有党派的民兵组织、武警部队和新组建的国民军一师共用的训练场。公园里好一派奇怪而振奋人心的景象。每条道路和小径和原来的花床里都有一队队一排排的士兵在来来回回地走正步，一个个昂首挺胸，拼命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个真正的士兵。大家都没有武器，而且没有一个人穿着一整套军服，大部分人身上的民兵制服都破破烂烂的。训练流程总是大同小异。我们要走三个小时正步（西班牙式的行军步子短而急促），然后就停下来，队伍解散。大家口干舌燥地朝半山腰一间小杂货店蜂拥而去，店老板正在大声吆喝叫卖廉价红酒。大家对我都非常友善。由于我是英国人，大家都对我很好奇。那些武警部队的军官很看得起我，请我喝酒。与此同时，我总是把中尉逼到一个角落里，吵着要他安排我接受机关枪训练。我总是从口袋里摸出我那本《雨果字典》，操着蹩脚生硬的西班牙语对他说道：“不用步枪，用机关枪。要学机关枪。会学机关枪吗？”
他总是抱以一个不胜其扰的微笑，答应我明天就会有使用机关枪的指导课。但不用说，永远是明日复明日。又几天过去了，新丁们学会了漂亮地走正步和立正，而关于开枪射击，他们顶多只知道子弹是从哪头射出来的。有一天，当我们军训休息的时候，一位有佩枪的武警部队军官走了过来，同意让我们看看他那支步枪。我所在的排里，原来只有我会给步枪上子弹，更不知道该如何瞄准。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和西班牙语进行着斗争。兵营里除了我之外就只有另外一个英国人，军官里没有人会说一个法语单词。而我的战友们彼此说话时用的是加泰罗尼亚语，但这对我来说像是在听天书一样。我只能去到哪儿都带着一本小字典，一遇到紧急情况就从口袋里摸出来应急。但西班牙是我最想待的国度。在西班牙交朋友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刚过一两天已经有几十个民兵战友称呼我的教名，向我讲解应注意的事项，他们的热情令我非常感动。我可不是在撰写宣传手册，我不会刻意美化马联工党的民兵组织。整个民兵组织体系有严重的缺陷，士兵们鱼龙混杂，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志愿征募的兵源已经开始枯竭，许多最能干的男人已经上了前线或为国捐躯了。在我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到了战场根本派不上用场。有的孩子才十五岁就被父母派来参军，说白了就是为了一天十比塞塔的兵饷和吃顿饱饭。民兵们面包可以任吃，还能偷偷带一点回家孝敬父母。我和西班牙的工人阶级在一起时——或许我得说是加泰罗尼亚的工人阶级，因为除了少数几个阿拉贡人和安达卢西亚人之外，我身边就只有加泰罗尼亚人——如果有人不被他们的坦率和慷慨所打动，我会很鄙视这个人。西班牙人的慷慨有时几乎到了令你尴尬的地步。要是你向他要根烟抽，他会把整包烟硬塞给你。而且他们的慷慨并不只是停留于此，他们有一种真正的大度之风，而且在最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一次次地打动了我。有的记者和到过西班牙的外国人说西班牙人打心眼里对外国的援助抱以怨恨。我要说的是，我从来没有发现西班牙人有这样的心态。我记得在我离开兵营的前几天，一群士兵从前线回来休假。他们兴奋地谈论着自己的经历，对一支在韦斯卡和他们并肩作战的法国部队赞不绝口。他们说那些法国士兵非常英勇，还热情洋溢地补充道：“比我们还要英勇呢！”我当然提出异议，他们解释说那些法国兵更熟悉军事——他们开起机关枪或扔起手榴弹什么的更加训练有素。但这番话很有意思。一个英国人宁可被砍断一只手也不会说出那样的话。
每个在民兵部队里服役的外国人在头几个星期都会爱上他的西班牙战友，却又会被他们的某些品行气得够呛。在前线时我的气愤有时候真到了盛怒万分的地步。西班牙人什么都好，就是打仗不行。所有外国人都惊诧于他们的低效无能，而最令人头疼的是他们令人抓狂的毫无时间观念的性格。每个外国人都必须学会的一个西班牙单词就是“明天”（字面上是“早晨”之意）。只要有可能，今天的事情就会推到明天，情况之严重连西班牙人自己都开起了玩笑。在西班牙，从吃一顿饭到打一场仗，没有一件事情会准时进行。通常来说，他们做事情总是太迟了——但有时又太早了——所以你又不能以迟一点的时间为准。原本应该是八点钟出发的火车通常得拖到九点多十点才启程，但一星期或许会有那么一次，某位司机会一时心血来潮，七点半的时候就出发了。这种事情实在是令人讨厌。理论上，我很羡慕这些西班牙人不用像我们北方佬一样被时间折磨得神经衰弱，但不幸的是，我也是时间神经衰弱症患者中的一员。
经过无数次谣传、“明天”和推迟后，突然间我们收到命令准备上前线，只有两个小时进行准备，许多装备还没有分发。军需处乱得不可收拾。最后，许多士兵在装备不齐的情况下被迫出发。兵营里突然间不知从哪里冒出了许多女人，她们帮自己的男人卷好铺盖，打点好行囊。另一个英国民兵威廉姆斯的妻子是个西班牙女孩，她指导我如何把皮制子弹匣穿上，真是丢人。她是个风情万种的女孩，长着一双黑漆漆的眼睛，看上去似乎是个只会摇婴儿床的小妇人，但在七月份的巷战时作战非常英勇。那个时候她身怀六甲，战争开始十个月后产下宝宝，或许就是在一座街垒后面把孩子生下来的。
火车原定于八点钟出发，八点十分气急败坏满身大汗的军官们才好不容易让我们在兵营的广场集结。我仍清楚地记得火把照耀下出发的那一幕——到处都非常喧闹兴奋，红旗在火把的照耀下迎风飘扬，队伍排得乱七八糟的民兵们背着行囊和打成一卷的毛毯，肩膀斜挎着皮制子弹匣，人人都在大吼大叫，还有沉重的军靴脚步声和锡盘叮叮当当的声音，还有人在声嘶力竭地让我们安静下来，最后总算成功了。一位政委站在巨幅的红旗下向我们致辞，说的是加泰罗尼亚语。最后，我们列队朝火车站进发，走的是最远的一段路程，有三四英里长，让整座城市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英姿。在兰布拉斯大道我们停了下来，一支临时拼凑的乐队奏响了革命歌曲。我们领略到英雄出征一般的待遇——热烈欢呼声此起彼伏，红黑旗帜到处飘扬，友好的群众麇集在人行道上给我们送行，女人们在窗边向我们招手。那时候这一幕是那么自然，而如今却显得如此遥远而虚幻！火车上挤满了人，连地板都坐满了人，更别说有座位可以坐。最后一刻威廉姆斯的妻子从站台上冲了过来，递给我们一瓶酒和一串鲜红的香肠，那东西吃起来有肥皂味，会让你拉肚子。火车缓缓驶出加泰罗尼亚，以战时不到二十公里的时速驶上阿拉贡高原。
第二章
虽然巴巴斯特罗离前线还很远，但看起来很萧条破落。一群群穿着破烂制服的民兵在街头巷尾游荡，想让自己的身子保持暖和。在一面破墙上我看到一张去年的海报，上面写着“六头漂亮的公牛”将于某月某日在斗牛场里被杀。这张海报已经褪色了，看上去是那么凄凉！那些漂亮的公牛和英挺的斗牛士都到哪儿去了？如今似乎连在巴塞罗那也几乎看不到斗牛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一流的斗牛士都是法西斯分子。
他们把我的连队用卡车运到希塔莫，然后向西进发到阿尔库比尔，就在萨拉戈萨前线的后方。围绕着希塔莫反复发生了三次拉锯战，最后无政府主义者的军队在10月份将它夺了回来，一部分城镇已经被炮火夷为平地，大部分房屋坑坑洼洼地嵌满了步枪的子弹。现在我们位于海拔1500英尺的高度，气温非常低，而且雾气缭绕，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在希塔莫和阿尔库比尔之间卡车司机迷路了（打仗的时候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们在迷雾中兜了几个小时，直到深夜才抵达阿尔库比尔。有人领着我们走过几摊泥泞的沼泽地，来到一间骡厩，我们就着谷糠堆挖了个洞，躺在里面立刻睡着了。谷糠堆干净的时候睡起来感觉还不错，没有干草堆舒服，但比稻草堆要舒服一些。直到早上我才发现谷糠堆上满是面包屑、报纸碎片、骨头、死老鼠和破烂的牛奶罐。
现在我们到了前线附近，近得可以闻到战争特有的气味——照我的经验来说，就是粪便和腐烂的食物的味道。阿尔库比尔还没被轰炸过，比起大部分前线后方的村庄要好一些。但我觉得，即使是在和平年代，来到阿拉贡地区的村庄你也会震惊于这里的肮脏与落后。这些以泥巴和石头为材料的丑陋的房子建得就像堡垒一样，绕在教堂的周围。即使是在春天你也几乎看不到一朵鲜花。这里的房子没有花园，只有堆着骡粪的后院，上面栖息着颜色斑驳的野禽。天气特别不好，不是下雨就是起雾。几条狭窄的土路已经被泡成了一片泥沼，有的地方甚至深达两尺，卡车的车轮经常打滑陷在泥坑里。农民们让几匹骡子拉着自家的破车，有时候拉车的骡子会多达六匹，全部串成一排。来来往往的部队将整个村庄弄得肮脏不堪。这里从来没有过厕所或阴沟之类的设施，也没有一块稍微平整的地方让你走路时不用留心脚下。村里的教堂和方圆四分之一英里内的所有地方都被当成了公共厕所。当我回忆起战争头两个月的情形时，我就会想到冬天的留茬田，边缘堆满了粪肥。
两天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分到步枪。当你去过行刑场后，看着墙壁上一排排的小坑——那些都是步枪子弹造成的弹坑，许多法西斯分子在这里被处决——你就知道阿尔库比尔的景色是什么样的。前线那边似乎很平静，因为送来的伤兵数目很少。最令我们兴奋的是那些法西斯部队的逃兵从前线被押送过来。在这个战区我们阵线对面的敌人很多并不是法西斯分子，他们只是被征召入伍的士兵，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正在服役，又没有胆量逃避兵役。时不时，对面的士兵会三三两两冒险冲到我们这边的阵线投诚。毫无疑问，要是他们的亲人不在法西斯部队控制的领土的话，会有更多的士兵投诚。这些逃兵是我与“真正的”法西斯分子最早的接触。我吃惊地发现其实他们和我们几乎没什么区别，只是他们穿的是卡其布军装。他们来到我方阵营的时候总是饥肠辘辘——在无人区躲了一两天，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我们总是得意地认为这是法西斯部队粮草不足的证明。我见过一个逃兵在一户农民家里吃饭，那是一幕挺让人心酸的情景。一个二十来岁的高个子青年，满脸风霜，衣服破破烂烂的，正蜷缩在火堆旁边狼吞虎咽地吃着满满一盆炖菜。与此同时，他的眼睛紧张地打量着站在他身边看着他的一圈民兵。我觉得他可能还半信半疑地以为我们是嗜血凶残的“赤匪”，等他吃完这顿饭就会将他枪决。那个看守士兵一直拍着他的肩膀，安慰着他。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十五个逃兵一齐投奔我方。一个骑白马的士兵领着他们绕着村子走了一圈以示庆祝。我拍了一张模糊的照片，后来被偷走了。
到达阿尔库比尔的第三天早上，我们的步枪运到了。一个脸膛粗糙、脸色蜡黄的军士在那个骡厩里派发枪支。当我看到他们递给我的那个东西时，我觉得万分沮丧。那是一把1896年的德制毛瑟枪——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了！枪管锈迹斑斑，枪栓很紧涩，木托开叉了。只要看一眼就知道枪口已经腐蚀了，根本没指望能开枪。大部分枪支都和这把步枪一样残旧，有一些枪支的情况甚至更糟，而且没有人把最好的枪支分发给那些知道如何开枪的士兵。最好的一把枪只有十年的历史，分给了一个十五岁的半白痴，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娘娘腔。那个军士给我们进行了五分钟的“培训”，讲解如何给步枪装子弹，如何拆下枪栓。许多民兵以前从来没有摸过枪，我猜想很少人知道瞄准器是干吗用的。每个人分到了五十发子弹，然后大家集结起队伍，背上行囊，出发前往三英里外的前线。
我们的百人队有八十个士兵和几条军犬，蜿蜒地沿着道路行军前进。每支民兵纵队至少有一只狗作为队伍的吉祥物。和我们一起行军的狗里面，有一只狗身上烙着POUM四个大大的字母，它走起路来样子鬼鬼祟祟的，似乎知道自己的样貌见不得人。一面红旗在队伍的最前方迎风飘扬，旁边是矮矮胖胖的比利时指战员乔治·克普，骑着一匹黑马。前面有一个从土匪一般的民兵骑兵队调过来的小青年，趾高气扬地策马来回，每到一处土丘就会让马直起两条后腿，自己摆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姿态。革命发生时西班牙骑兵的优良战马被大批缴获，移交给了民兵组织。当然，这些马都被活活骑死了。
蜿蜒的道路两边是贫瘠的黄土田地，自从去年收割庄稼以后就荒弃至今。我们前面是低矮延绵的山脉，横亘在阿尔库比尔和萨拉戈萨之间。现在我们接近前线了，离炸弹、机关枪和泥泞越来越近。我心里很害怕。我知道眼下前线很平静，但和身边大部分战友相比，我的岁数大了一些，仍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但当时我的年纪又太小，没有参军作战。对我来说，战争意味着呼啸的炮弹和四处飞舞的弹片，而最可怕的是，战争意味着泥泞、虱子、饥饿和严寒。说起来好笑，但我害怕严寒甚于害怕敌人。自从来到巴塞罗那，这个想法一直在折磨我。我甚至曾经彻夜不眠，想象着战壕里的严寒，想象着在漆黑的黎明中准备战斗，想象着自己端着一把结霜的步枪在巡逻守夜，想象着靴子的鞋面那些结成冰的泥浆。我还得承认，当我看着一道行军的战友时，心里顿时感到恐惧不安。你想象不出我们看上去是怎样一群乌合之众。我们艰难地拖着步子，一群绵羊都比我们更有纪律。行军还不到两英里路，队伍的后方已经落到了视野之外。大概有一半所谓的士兵其实都还是孩子——我的意思是真的都还是些孩子，最大的才十六岁。但他们都很雀跃兴奋，因为他们终于可以上前线了。快到前线的时候，队伍前面走在红旗旁边的孩子们喊起了口号：“前进，马联工党！”“法西斯军队都是纸老虎！”等等——这些口号原本应该显得威风凛凛气壮山河的，但他们的声音是那么稚嫩，听起来就像小猫咪的叫声一样可怜。这帮孩子衣衫褴褛，扛着破旧的步枪，甚至连开枪都不会，而共和国就靠他们去保卫，实在是太可怕了。我记得当时我在心里纳闷，要是一架法西斯军队的飞机掠过我们头顶，驾驶员会不会觉得根本没有必要俯冲下来用机关枪对我们扫射。或许在空中他就可以看出我们根本算不上是正规部队吧？
道路突然拐进了山脉，我们走上右边的岔道，沿着一条狭窄而蜿蜒的骡道绕着山脊继续前进。西班牙这一区的山脉形状很奇怪，呈马蹄形，顶部是平坦的，两边非常陡峭，下面是广阔的谷地。高一点的山坡上只长着灌木丛和石楠，到处都暴露着石灰岩白色的岩架。这里的前线没有延绵的战壕，在这个多山的国度根本不可能挖战壕。这里只有一个接一个的工事岗哨，我们都叫做“阵地”，布满每座山头。站在远处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阵地”就在马蹄形的山顶处，用沙包垒起一个形状不规则的工事，上面飘扬着一面红旗，土坑里生了火，正在冒烟。再走近一点，你可以闻到一股恶心的、甜腻腻的味道，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的鼻子里一直缭绕着这股气味。阵地后边挖了一个坑，几个月的垃圾都埋在里面——挖得很深，里面尽是面包残渣、排泄物和生锈的罐子。
我们接替的连队正在打点行装。他们已经驻守前线三个月了，身上的制服糊了一层泥浆，靴子裂成了几块，大部分人脸上长了络腮胡须。这个阵地的指挥员是莱温斯基上尉，但大家都叫他本杰明，他是波兰籍犹太人，不过母语是法语。他从掩体中钻了出来，和我们打招呼。他个头不高，大约二十五岁，长着一头硬挺的黑发和一张苍白而热情的脸，打了这么久的仗，脸上脏兮兮的。我们头顶的天空响起了几声流弹的枪响。这个阵地呈半圆形，范围大约是五十码，用沙包和石灰石修筑了工事，挖了三四十个像老鼠洞一样的掩体。威廉姆斯、我和威廉姆斯那个西班牙妻舅立刻在附近找了一处没有人睡、看上去还挺舒服的掩体。前面不时传来步枪的枪声，在石山间怪异地回响着。我们刚把行囊放下，从掩体里爬出来时，又传来一声枪响，我们连队的一个男孩从工事那边冲了回来，血流满面。不知怎地他开了一枪，把枪管给炸了，炸膛的弹壳碎片在他的头皮上刮了几道伤痕。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伤兵，而且是很有典型意义的自伤事件。
那天下午我们开始执行第一次守卫任务，本杰明带着我们绕阵地兜了一圈。在工事前面有几道狭窄的战壕，是将石灰岩挖空修出来的，上面凿了非常原始的射击孔。战壕里面和后面有十二处岗哨。战壕前面布设了铁丝网，然后山势一路而下，谷地似乎深不见底。对面是光秃秃的山丘，有几处地方只有陡峭的岩壁，看上去灰蒙蒙的一片，非常冷清，似乎没有生灵，连一只鸟也没有。我从射击孔里小心翼翼地朝外面张望，想辨认法西斯军队战壕的位置。“敌人在哪里？”
本杰明夸张地挥了挥手，“就在辣边。”（本杰明会说英语——但非常蹩脚。）“在哪儿？”
根据我对战壕作战的理解，法西斯军队离我们应该有五十码到一百码远。但我什么也没看见——似乎他们的战壕修得非常隐蔽。接着，我惊讶地看到了本杰明指示的那个地方，就在溪谷对面的小山上，距离至少得有七百米，有一座工事的轮廓和一面红黄色的旗帜——那就是法西斯军队的阵地。我觉得无以言状地失望。我们离他们远着呢！这个距离完全超出了步枪的射击距离。但这时周围兴奋地叫嚷着。远处冒出了两个法西斯士兵灰色的身影，趴在光秃秃的山脊上。本杰明从最近的士兵那里抓过一把步枪，瞄准目标扣下扳机。哒！是发哑弹。我觉得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新哨兵一爬进壕沟里就开始胡乱开枪，但并没有确切的目标。我可以看到那些法西斯分子就像蚂蚁一样躲在工事后面来回走动着，有时候一个黑点会冒失地停住一会儿，那是一个敌人的脑袋。从这里开枪根本打不到他们，但我左边的那个哨兵离开了他的岗位，在西班牙这种情况特别普遍。他靠在我身边，开始怂恿我开火。我想对他解释说距离这么远，我们用的又是些旧枪，要想射中对方除非是走了狗屎运。但他只是一个小孩，不停地朝一个黑点挥舞着他的步枪，热切地咧嘴笑着，就像一只狗等候着你扔石子儿。最后我瞄准七百米外的一个目标开了一枪，那个黑点不见了。我希望这一枪能让他吓一跳。那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朝一个人开枪。
现在我目睹了前线的情况，觉得非常恶心讨厌。他们就管这个叫打仗！我们甚至和敌人没有任何接触！守在战壕后面时，我甚至不想俯下头颅。但没过一会儿，一颗子弹呼啸着掠过我的耳际，击中了我身后的背墙。天哪！我躲了起来。我一直在赌咒发誓子弹从我身边掠过时，我绝不会躲起来，但躲藏的动作似乎出自于本能，几乎每个人都会做出这种举动，至少一回。
第三章
在战壕里有五件事情很重要：柴火、食物、香烟、蜡烛和敌人。在冬天的萨拉戈萨前线，这五样事情的重要性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顺序，敌人是最不要紧的，没有人在乎敌人，除了晚上之外——敌人总是会发动突袭。敌人只是遥远的黑色虫子，时不时在视线中来回走动一下。敌我阵营最关心的事情是取暖。
顺便说一下，在西班牙的时候我所见到的都是些非常小规模的战斗。从一月到五月我驻守阿拉贡前线，而从一月到三月底，除了特鲁埃尔以外，前线几乎没有战情。三月份时围绕韦斯卡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我只是扮演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到了六月份，敌人朝韦斯卡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数千士兵在一天内阵亡，但在此之前我已经中枪负伤了。别人心目中的战争恐怖基本上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没有飞机在我的附近投下炸弹，也没有炮弹在我周围五十码内的地方爆炸，我只参加过一次近身战（我想说一次就已经足够了）。当然，我经常置身于机关枪猛烈的火力之下，但基本上距离都很遥远。即使是在韦斯卡，如果你行动谨慎小心的话，基本上也是安全的。
在这里，萨拉戈萨的群山之间，我感受到的只是阵地战的无聊和艰苦。这里的生活就像都市职员的工作一样平淡无奇一成不变。站岗、巡逻、挖战壕；挖战壕、巡逻、站岗。在每座山上，无论是法西斯军队还是忠于共和国的军队，一小撮脏兮兮的、衣衫褴褛的士兵蜷缩在旗帜周围试图保持身子暖和。从早到晚，毫无意义的子弹就在空荡荡的山谷之间穿梭，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才会打中人。
我经常环顾四周寒冬的景致，惊诧于这里的荒凉。这么一场战争根本毫无意义！早些时候，大概是在十月份，为了争夺这里的山头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然后，由于人员和武器的紧缺，特别是缺乏炮火支援，大规模作战根本无法展开。双方军队各自挖好战壕，守住争夺到手的山头。在我们的右方也是马联工党控制下的一座小前哨阵地，在我们左边的山坡上，差不多七点钟的方位上，是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合党的一处阵地。对面是一座高一些的山坡，山顶有几个小型的法西斯岗哨。这里所谓的阵地崎岖蜿蜒，幸好每座阵地上都飘扬着旗帜，否则根本无从辨认。马联工党和加联社党的旗帜是红色的，而无政府主义军队的旗帜是红黑两色，基本上法西斯军队的阵地上飘扬着象征君主体制的旗帜（红—黄—红），但有的阵地上飘扬着共和国的旗帜（红—黄—紫）。这里的风景令人惊叹，前提是你能忘记每座山坡的顶部都驻守着军队，因此堆满了罐头和排泄物。在我们右方，山峦拐向东南方向，接着是宽阔而纹理分明的山谷，一直延绵到韦斯卡。在平原的中间像胡乱掷出骰子一样分布着几座房屋，那里是罗布雷斯小镇，由保皇党控制。每到早上，山谷总是被云海淹没，山丘看上去光秃秃的，呈现深蓝色，整幅风景就像一张相片的底片那么怪异。在韦斯卡后面还有更多和这里一模一样的山丘，上面堆着积雪，每一天的形态都各不相同。再往后就是比利牛斯山巍峨的群峰，山上终年积雪不化，似乎飘浮于虚空中。即使是下面的平原，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死寂荒凉。在我们对面，那些山丘看上去就像大象皮一样灰不溜秋又皱巴巴的。天空中很少有鸟儿飞过。我从未到过一个鸟儿如此稀少的国度。这里随时可以看到的鸟就只有喜鹊和一群群的松鸡，总是在半夜突然叫唤，把人吓一跳。偶尔可以看到老鹰在天上缓缓地翱翔，总是会引来步枪射击，但它们根本不屑一顾。
每到晚上和大雾天气，我方和法西斯军队就会派人到山谷巡逻。没有人喜欢这份差事，因为那里很冷，而且很容易迷路。很快我就发现我随时可以出去巡逻。广阔蜿蜒的山谷里没有任何道路，每次巡逻你只能靠多走几趟，熟记地标地貌认路。最近的法西斯阵地离我们的阵地开枪的距离是七百米，但要走到那儿至少得走上一英里半的路程。走在漆黑的山谷里，头顶上流弹穿梭往来，就像红脚鹬在尖叫，那种感觉实在很有趣。而大雾天气就更好玩了。这里的雾经常会持续一整天，而且总是缭绕着山顶，山谷里倒是视野很清楚。当你走近法西斯军队的阵地时你只能爬得像蜗牛一样缓慢。在半山坡要安静地走动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到处都是一踩上去就嘎吱作响的灌木丛和石灰岩地。我试了三四次，才溜到法西斯军队阵地那边。那天起了浓雾，我爬到铁丝网边侧耳倾听，可以听到那些法西斯分子在里面聊天唱歌。接着我警觉地听到有几个人正下山朝我这边走来。我躲在灌木丛后面，那丛灌木似乎突然间变小了。我尽量安静地扳下步枪的击铁，但那几个人折了开去，没有走过来，也没有看见我。在我藏身的树丛后面，我看到了以前战斗的众多痕迹——一堆空弹壳、一顶上面有弹孔的皮帽，还有一面红旗，应该是我军的旗帜。我把那面红旗带了回去，但那些人毫无怜惜之情，把它撕成碎片当抹布用。
我们一到达前线，我就被提拔为下士，用西班牙话讲，我当上了“卡博”，有十二名部下。这可不是挂名的闲职，尤其是战斗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百人队尽是一帮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大部分都是些十几岁的小孩。在民兵阵营里你到处会遇到才十一二岁的小鬼，通常都是从法西斯占领的地区逃过来的难民。他们入伍当兵，为的只是讨口饭吃。他们通常被安排在后方干轻体力活儿，但有时会钻到前线来，大家都觉得他们就是一帮瘟神。我记得有个小王八蛋朝火堆里扔一个手雷“闹着好玩”。在波塞罗山，我想没有哪个士兵的年纪不到十五岁，但他们的平均年龄肯定在二十岁以下。这个年纪的男孩不应该被派上前线，因为他们无法忍受与战壕战密不可分的失眠。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几乎没办法组织好夜间的防御工作，我只能将班里那帮可恶的小孩生拉硬拽地从掩体里拖出来，等你一转过身他们就离开岗位，溜回掩体里睡觉。更有甚者，虽然天寒地冻，他们就靠在战壕的墙上，沉沉地睡着了。幸运的是，敌人只是在消极应战。有好几个晚上，我觉得要是有二十个配备气枪的童子军或二十个配备长刀的女童军攻过来的话，我们的阵地就会宣告失守。
在此时以及过后很长一段时间，加泰罗尼亚民兵部队的组织结构和战争刚刚打响时没什么两样。弗朗哥发动兵变后的早期，民兵组织是由多个工会和政党匆忙组建的。每支队伍都有着浓厚的政治组织色彩，除了效命于中央政府外，还服从政党的命令。1937年初，“无政治立场”的人民军依照正规军的编制组建，各党派的民兵组织理论上要接受改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军队改组只是一纸空文。直到六月份新组建的人民军才抵达阿拉贡前线，而在此之前旧的民兵组织体系没有任何改变。该组织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强调军官与士兵地位的平等。每个人，从将军到普通士兵，领取一样的军饷，吃一样的食物，穿一样的军服，彼此之间完全平等相待。你可以和指挥某个师团的将军勾肩搭背，问他讨根烟抽，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很出格的事情。理论上每支民兵队伍都奉行民主，没有地位高低之分。大家都知道必须服从军令，但你下达命令时是出于同志之情，而不是上级对下级发号施令。民兵组织有军官和军士，但没有普通意义上的军阶，也没有军衔和徽章，不需要并腿敬礼。他们试图在民兵队伍中树立起一套无阶级社会的临时制度规范。当然，绝对平等是不存在的，但已经相当平等了，我此前从未见到过，也无法想象在战争的时候能够以这种组织去打仗。
但我必须承认，乍一眼看上去前线的情况非常糟糕，令我忧心忡忡。靠这么一支军队怎么能够赢得战争？当时每个人都在这么说，但这番指责虽然有其道理，却不切实际。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民兵部队已经做到最好了。一支现代化的机械部队不是凭空从土里冒出来的。要是等政府培训出听命于自己的军队，弗朗哥将军根本不可能受到抵抗。后来，贬低民兵成了一种时尚，原本应归因于训练与武器不足的弊端统统被斥之为是奉行平等的结果。事实上，新组建的民兵的确是一帮乌合之众，但这并不是因为军官们称呼普通士兵为“同志”，而是因为新丁总会是乌合之众。事实上，民主式的革命纪律要比想象中的更加可靠。在一支由工人组建的军队中，服从纪律在理论上是出于自愿，其基础是阶级的忠诚；而一支资产阶级军队的纪律究其本质是建立在恐惧之上。（取代民兵组织的人民军奉行的纪律介于二者之间。）民兵组织绝对不容许普通军队中司空见惯的欺凌和虐待发生。正常的军事处分依然存在，但只有严重违反军事纪律的士兵才会受罚。当一个士兵拒不服从军令时，你不会立刻处罚他。你先会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毫无管理经验的愤世嫉俗之辈会立刻说这种方式根本没有用，事实上，这种工作方式从长远来说是有效的。渐渐地，连那些最为刺头的民兵纪律性也逐渐提高。一月份的时候管好手下那十二名新丁让我的头发几乎都愁白了，但五月份的时候我当上了负责实际指挥的中尉，手下有三十名士兵，有西班牙人，也有英国人。我们与敌人交战达数月之久，没有人违背我的命令，而他们都自愿承担危险的任务。“革命式”的纪律建立在政治觉悟之上——他们都能理解为什么必须服从军令。传播这一道理需要时间，但在兵营里把一个人训练成自发服从命令的军人也需要时间。那些嘲笑民兵体制的战地记者忘记了一件事：当人民军在后方受训时，是民兵组织守住了阵线，而居功至伟的正是“革命式”的纪律，因为直到1937年6月，让他们支撑下去的只有对阶级的忠诚。你可以枪毙个别逃兵——时不时地确有逃兵被枪毙——但假如一千名逃兵一齐决定临阵脱逃，根本没有什么能阻拦他们。换成是征召制的部队置身于同样的情况——要是没有监军的话——或许一早就土崩瓦解了。虽然民兵组织没打过几场胜仗，但他们守住了阵地，而且很少有逃兵。在马联工党民兵部队服役的四五个月里，我只听说有四个人当了逃兵，而其中有两个可以肯定是潜入我军窃取情报的间谍。刚开始的时候情况的确很混乱，而且兵员的训练明显不足，很多时候你得争论五分钟才能让士兵服从你的命令，这让我惊愕不已，而且义愤填膺。我接受的是英国军事理念，而西班牙的民兵组织与英国军队完全不是一回事。但考虑到实际情况，他们要比想象中更加英勇善战。
与此同时，柴火出了问题——总是柴火出问题。在那段时间我的日记时时刻刻都在提到柴火或缺少柴火的问题。我们位于海拔两三千英尺的高度，时至隆冬季节，天气冷得无法以言语形容。温度并不是很低，许多晚上甚至在冰点以上，中午的时候冬日的太阳会照耀大地约一个小时。但就算气温真的不是太冷，我也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感觉真的是非常冷。有时会刮起呼啸的寒风，把你的军帽吹掉，让你冷得汗毛直竖；有时浓雾会涌入战壕，让你感觉似乎冷入骨髓。天老是下雨，即使只下十五分钟都足以让严寒难以忍受。石灰岩上那层细细的泥土立刻变成了湿滑的泥浆。由于你总是在山坡上走路，你根本没办法站稳脚步。在漆黑的晚上走二十码路我得摔十几个跟头，而这非常危险，因为你的枪栓可能会被泥巴堵塞。连续好几天，你的军服、军靴、毯子和步枪总是沾满了泥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带了许多厚衣服，但许多士兵严重匮乏衣物。在一百人的队伍里，只有十二件厚实的军大衣，只能在换哨的时候轮流穿。大部分士兵只有一条毛毯。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夜晚，我在日记里记下我身上穿了多少件衣服，内容很有趣，似乎在展示一个人到底能够穿上多少件衣服。我穿着一件厚厚的背心和长裤、一件法兰绒上衣、两件套头毛衣、一件羊毛夹克、一件猪皮夹克、一条灯芯绒马裤、一对绑腿、一双厚厚的袜子、一双靴子、一件厚实的战壕大衣、一条围巾、一副带条纹的皮手套和一顶羊毛帽子。但我还是冻得像水母一样浑身发抖。不过，我得承认，我是个特别怕冷的人。
柴火是唯一要紧的事情。关于柴火的问题是，基本上我们找不到任何柴火。我们这座可怜的山头几乎没有什么植被，而几个月来这里住着许多冻僵了的民兵，结果就是，任何比手指粗的柴火一早就被烧掉了。当我们不在吃饭、睡觉、守阵地或疲惫地站岗时，我们就跑到阵地后方的山谷里拾柴火。那段时间我的记忆几乎都是在几乎垂直的山坡上下跋涉，热切地寻找小树枝当柴火，粗糙尖利的石灰岩把我们的靴子割得七零八碎。三个人花几个小时捡到的柴火只够让掩体里生的火堆烧上一个小时。搜寻柴火的渴望让我们成了植物学家。我们把长在山上的每样植物根据其燃烧质量分门别类。许多石楠和草类植物可以用来生火，但只能烧上几分钟；野迷迭香和小金雀花树丛在火烧得旺的时候可以作为补充燃料；有的橡树发育不良，长得比醋栗丛还矮，基本上烧不了。这里有一种干芦苇，用来生火最好不过了，但这些只长在山顶阵地的左方，你得冒着被枪弹击中的危险才能捡到。要是法西斯军队的机关枪手见到你，他们会把整匣子弹都朝你射过来。通常他们都瞄高了，子弹会在你的头顶呼啸而过，但有时候子弹会离你的身子特别近，击中石灰岩，碎片飞溅，而你就嘴啃泥趴在地上，继续拾捡那些芦苇——没有什么能比柴火更重要。
比起严寒，其他的不适都似乎无足轻重。当然，我们所有人身上总是很脏。我们的水和食物都是从阿尔库比尔用骡子运过来的，每个人一天只分到一夸脱水。水脏得要命，和牛奶一样浑浊。这些水是用来喝的，但每天早上我会留一小盆作洗漱之用。基本上我会隔一天洗一次脸，另外隔一天刮一次胡子。水总是不够用，不能同时洗脸刮胡子。阵地里臭气熏天，走出战壕不远到处都是便溺之物。有的民兵习惯在战壕里大便，晚上摸黑巡逻时实在令人恶心。但我可不怕脏。肮脏是人们平时太大惊小怪的事情。很快你就会习惯不用手帕，直接用你洗脸的盘子盛东西吃饭。过了一两天，和衣睡觉也不再让你觉得难受。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把衣物脱掉，尤其是靴子。一旦敌人展开袭击，你必须一下子准备好迎战。驻守阵地的八十个晚上我只脱过三次衣服，不过白天的时候我倒是换过几次衣服。由于天气太冷，虱子倒是没有，但家鼠和野鼠却很猖獗。人们经常说家鼠和野鼠不会在同一处地方出现，但假如食物多的话，你会发现两者不请自来。
在其他方面我们过得还不错。伙食蛮好的，红酒可以喝个够，每天可以分到一包香烟，隔一天发一次火柴，甚至还分过蜡烛。这些蜡烛都很细，就像圣诞蛋糕上点的那些，大家都认为这些蜡烛一定是从教堂那里缴获的。每个掩体每天分到三寸长的蜡烛，可以点上二十分钟。那时候还买得到蜡烛。我买了几磅蜡烛带在身上。到了后来，由于蜡烛和火柴紧缺，生活十分悲惨。如果你没有缺过这两样东西，你不会意识到原来它们这么重要。比方说晚上响起警报的时候，大家都在掩体里，抢着要拿自己的步枪，踩到别人的脸上。这时能有点亮光或许就能决定生死。每个民兵都有火绒和几码长的黄灯芯。除了步枪之外，这就是他最重要的物品了。火绒的好处很大，因为在风中也能点着，但它们只能阴燃，不能用来生火。当火柴严重短缺时，我们就只能把子弹的弹头拔掉，用火绒点着火药，以这种方式生火。
我们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战时的日子都是这样，如果你能将这称之为战争的话。整支民兵部队对按兵不动的决策都非常不满，吵着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发动进攻。但大家都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不会开启战事，除非敌人发起进攻。乔治·克普定期到我们阵地视察，他坦率地告诉我们：“这不是战争。”他总是说：“这是一出滑稽剧，时不时死上个把人。”事实上，阿拉贡前线陷入僵持有其政治原因，而当时我对其根本一无所知。但军事上的困难——不仅仅是兵员不足——每个人都看在眼里。
首先要说的是西班牙这个国家的特征。我们和法西斯军队对峙的前线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地利因素非常关键，只能从一边向对方发起进攻。在这些地方，只要挖几道战壕，除非双方军力对比悬殊，否则光靠步兵根本无法攻占。在我们这边的阵地上，十几个士兵和两挺机关枪就足以抵御一营敌人的进攻。我们驻守在山顶，本来会是大炮的活靶子，但敌人没有大炮。有时候我会眺望周围和远处的风景——噢，我是多么慷慨激昂！——只要有几门大炮，你就可以接连摧毁敌军的阵地，就像拿着一把锤子砸开坚果一样轻松。但我军根本没有大炮。法西斯军队有时会从萨拉戈萨运来一两门大炮，轰来几枚炮弹，但数量非常稀少，所有的炮弹都炸到了空荡荡的峡谷里，没有造成任何伤亡或破坏。由于没有大炮，敌人又设置了机关枪，你只有三件事可以做：在安全的距离之外挖战壕——四百码足够了；冲过无人区被敌人屠杀；或展开小规模的夜袭，但这并不足以改变局势。事实上，我们的选择只有两个：僵持或自杀。
除此之外，基本上每样战争物资都严重匮乏。要意识到在这个时候民兵的武器装备是如此糟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英国任何一所公立学校的军官培训营都要比我们更像一支现代军队。我们的武器装备之差令人瞠目结舌，值得把细节记录下来。
这个战区的全部炮兵火力就只有四门迫击炮，每门迫击炮配备了十五发炮弹。不用说，这四门迫击炮十分珍贵，不能轻易开火，于是都放在阿尔库比尔保存着。每五十人配备一挺机关枪，虽然都是老式型号，但三四百码内还是相当精准。除此之外我们只有步枪，大部分步枪都是废铜烂铁，一共有三种型号。第一种是长管毛瑟枪，基本上都有二十年以上的历史，瞄准器不比坏掉的车速计准多少。大部分枪支的来复线已经被腐蚀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过十把枪里有一把还是可以用的。接下来是短管毛瑟步枪，或穆斯克东式步枪，是骑兵配备的武器。这些枪比其他枪支更受欢迎，因为它们轻便易携，在战壕里不会太累赘，而且看上去相对新一些，似乎更有杀伤力。事实上，这些枪几乎派不上用场。它们都是用废弃的部件重新拼凑的，没有枪栓属于原来的步枪。有四分之三的枪支打了五发子弹后就肯定会卡壳。还有一小部分是温彻斯特步枪。这些枪倒是能开，但精准度非常糟糕，而且这种枪没有弹匣，开一枪就得上一次子弹。弹药非常紧缺，上前线的士兵每人只能分到五十颗子弹，大部分都是哑弹。这些西班牙造的子弹都是重新装填的，就算是最好的步枪也会卡壳。墨西哥造的子弹质量好一些，因此都留给机关枪使用。最好的子弹是德国制造的，但只能通过战俘和敌军逃兵缴获，数量非常少。我自己总是会在口袋里留一匣德国造或墨西哥造的子弹，用来应急。但事实上当紧急情况到来时我很少开枪：我非常害怕会卡膛，不敢往里面填子弹，担心它会炸开来。
我们没有钢盔，没有刺刀，几乎没有左轮或手枪，每五到十个人才有一枚手榴弹。这个时候所使用的手榴弹是所谓的“无政府主义手榴弹”，极其可怕，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在战争伊始时制造的。它的设计原理取自米尔斯式手榴弹，但压杆不是由扣针固定，而是由一片胶带固定。你撕开胶带，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将其扔出去。据说这些手榴弹是“中立”的，既会炸死目标，也会炸死投弹的人。还有几种手榴弹，虽然更加原始，但似乎没那么危险——对于投掷者而言。直到三月底我才看到安全一些的手榴弹。
除了武器之外，其他相对次要的战争必需品也很紧缺。比方说，我们没有地图或测绘图。西班牙从未被完整勘测过，这一地区唯一的详细地图是旧的军用地图，几乎全落在法西斯军队手里。我们没有测距仪，没有瞭望镜，没有潜望镜，只有少数几个人有战地望远镜，没有照明弹或维利式信号弹，没有剪铁丝网的钳子，没有军械士的工具，甚至几乎没有清洁工具。西班牙人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枪刷，当我自己捣鼓出一个的时候他们就在旁边惊奇地看热闹。当你的步枪需要清膛时，你把它交给军士，他有一根细长的铜推弹杆，却是弯曲的，因此总是会刮花来复线。我们甚至没有机油。你得用橄榄油润滑枪支，还得等分到橄榄油的时候再说。我试过用凡士林、雪花膏甚至火腿的脂肪给步枪上油。而且我们没有灯笼或手电筒——我相信在我们整个战区前线这个时候根本找不到一个手电筒。你只能到巴塞罗那附近才能买到手电筒，甚至在那里也很难买到。
随着时间流逝，附近的山丘一直在断断续续地交火，我越来越怀疑究竟会不会有事情发生，让这场荒诞的战争多一点生机或多一份死亡的气息。我们的敌人是肺炎，而不是活生生的敌人。当双方战壕相距超过五百码时，只有撞大运才能开枪击中目标。当然伤亡在所难免，但大部分伤亡都是自己导致的。如果我没记错，在西班牙我所目睹的头五个伤者都是被自己的武器弄伤的——我不是说他们是故意弄伤自己，而是出于事故或他们自己不小心。我们那些老旧的步枪本身就是一大危险。有的步枪如果枪托敲到地面的话就会走火。我见过一个士兵的枪支走火，子弹把他的手击穿。在漆黑一片中，新兵总是朝彼此开枪。有一天还是黄昏的时候，一个哨兵在二十码外朝我开了一枪，子弹距离我的身体只有一码——天知道这些西班牙士兵蹩脚的枪法有多少回救了我的命。还有一次在雾天我去巡逻，临走前仔细叮嘱了指挥员。但回来的时候我跌倒在一处灌木丛上，哨兵吓坏了，叫嚷着法西斯军队杀来了，我听到指挥员命令大家朝我的方向开枪，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当然，我卧倒在地，子弹从我的头顶飞过，没有打中我。没什么能让西班牙人，至少是那些西班牙小青年意识到开枪是危险的事情。后来有一次我给机关枪手和他们那挺机关枪拍照，那挺机关枪就直对着我。“别开枪。”我一边对焦一边半开玩笑。“噢，不会，我们不会开枪。”
话没说完就传来一阵惊心动魄的巨响，一串子弹掠过我的脸庞，火药灼伤了我的面颊。这只是无心之举，但那几个机枪手觉得很好玩。而就在几天前他们才目睹了一个骡夫被一位政委开枪误杀，那个政委拿着一把自动手枪胡乱开枪，结果五颗子弹击中了那个骡夫的胸膛。
这一时期我军所使用的晦涩的暗语也非常危险。那都是一些无聊的对子，听到一个词得用另一个词回答，总是带着道德说教和革命气概的色彩，比方说：文化对进步、我们对无敌，要那些目不识丁的哨兵记住这些自以为是的词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暗语是加泰罗尼亚对英勇。一个名叫贾米·多米尼克的圆脸农民过来问我到底暗语是什么意思。“英勇——英勇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英勇的意思就是勇敢。过了一会儿，他在漆黑中爬出战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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