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约翰尼斯·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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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传：一个发明巨人和国际企业家的人生历程(西门子公司内部誉为“教义”的传记。)(建投书局策划)试读：
引言
维尔纳・冯・西门子（Werner von Siemens）是一位企业家、发明家和工程师，他的贡献使世界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巨变。他生于1816年，成长于工业诞生的年代，是今日西门子股份公司的创始人。蒸汽机和铁路的推广为史无前例的技术革新拉开了序幕。维尔纳・冯・西门子是电气工程的先驱，他参与创造了一个行业，没有这个行业就无法想象会有我们今天的世界。当时，其他发明家也应用了有关电气原理的自然科学新知识，但仅有少数人像他那般认识到这一新技术的经济潜力，如他那么早就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实业家更是凤毛麟角。
今天，维尔纳・冯・西门子是工业化早期最著名的德国企业家，无人能望其项背—他创办的企业已成为电气工程业的伟大标杆，他作为发明人、学会创始人和资助者也作出卓著成就。作为“电子电气之父”，他成了一个民族记忆文化的偶像，他的科技成就所得到的评价要高于他作为企业家的成就。过去几十年，这一形象开始褪色，公众对维尔纳・冯・西门子的兴趣也随之逐渐淡薄。过去70年里，他[1]的相关传记多是由西门子档案馆及西门子论坛的负责人撰写的。
如果能够从方方面面、不加神化地接近他的生活史，研究维尔纳・冯・西门子，在今天也具有特殊价值。本传记顺应当今历史研究之发轫，将家族、业务和社会环境包括进来，首次全面展示了传主的[2]整体形象。本书不仅描述作为企业家和发明家的维尔纳・冯・西门子，还将描述作为市民、丈夫、兄弟、父亲和邻居的他，也将描绘作为议员、社团主席和科学院院士的他。为了让时间关联一目了然，本传按照传主的各个生活阶段分章，并尽可能按不同的活动领域分成小节。
维尔纳・冯・西门子特别看重与兄弟姐妹们的关系，这是本传的一个重点，可视作开启他生平的钥匙。他始终自认为是一个兄弟姐妹联盟中的一员，尤其体现在与弟弟威廉（Wilhelm）和卡尔（Carl）的亲密关系上—他们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伴侣。他俩参股了“西门子-哈尔斯克”（Siemens&Halske）和“西门子兄弟”（Siemens Brothers）两个企业，影响了它们的发展。在维尔纳、威廉和卡尔三兄弟的关系里，私事与商务密不可分，他们对彼此忠诚是商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维尔纳・冯・西门子建立家庭企业的想法起到重大影响。
此前的维尔纳・冯・西门子传记中，均未系统探讨过兄弟间的密切联系。1906年，国民经济学家理查德・艾伦贝格（Richard Ehrenberg）最早撰文介绍西门子公司的历史时，意识到那是“西门[3]子兄弟们的活动”。后来，这一联系退居次位。直至近几年，马丁・鲁茨（Martin Lutz）撰写的卡尔・冯・西门子传记里才重新提起它，将众兄弟的作用置于19世纪全球化的语境中，刻画出他们的新[4]形象。过去几年来，形成于人类史学的亲戚史研究也发现了西门子家族，将它作为研究领域。戴维・沃伦・塞巴（David Warren Sabean）认为这一家庭关系形式是一种“亲属关系制”（Kinship）的[5]范例，促进了19世纪德国经济的发展。同时，西门子兄弟间和整个家族内部如何维持团结，又鲜为外界所知。本传记就这些问题对维尔纳・冯・西门子及其家庭环境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传记的第二个重点是研究在一个依赖知识的新行业里，作为“发明人企业家”和“所有人企业家”的行为。维尔纳・冯・西门子属于普鲁士工业化早期的企业家。当时，公司全都是所有人企业及家庭企业—“西门子-哈尔斯克”也是。相反，成立企业所走的道路却不是典型的。维尔纳・冯・西门子此前既未在别的企业工作过，也没领导过一家手工作坊。他在毫无生产经验的情况下，与工程师约翰・格奥尔格・哈尔斯克（Johann Georg Halske）联合创办了一家手工作坊，生产销售他发明的指针电报机。作为企业家，他与一个建立在自然科学知识基础上的新行业一道崛起。这需要不同于传统工业部门里的行为，首先要求企业家具有将业务国际化的较大热情，权衡应用尚未完全成熟的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随着过渡成大型企业和电气工业的稳定，框架条件发生了变化，在许多方面都要求企业主改变思维。回顾起来，维尔纳・冯・西门子以工业大亨为主的形象就源自这个晚期，但与这位企业家的整个生平不符。
历史研究分析维尔纳・冯・西门子行为的方方面面，得出的结论千差万别，这充分表明了他的活动何其脱离普通的诠释模式。尤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在“西门子-哈尔斯克”企业内部组织发展的经典论文中强调，即使企业早就大得不适合那种条条框框，维尔[6]纳・冯・西门子仍然固守一个由所有人领导的合伙公司模式。技术史和科学史研究又展示出另一幅迥异的形象，将维尔纳・冯・西门子描述为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他作为发电机的发明人，前瞻地认[7]识到强电技术的潜力，资助科研，实现了面向未来的革新。
本传记主要依据维尔纳・冯・西门子的书信往来。这些原始资料密密麻麻，说服力强，是企业家史研究的一大幸事。仅维尔纳・冯・西门子和兄弟姐妹的通信就近6500封。与威廉和卡尔的频繁交流使书信数量如此之巨，他俩分别负责西门子公司在伦敦和圣彼得堡的业务。兄弟们在信中互通商务和技术问题，也交流私事和个人看法。19世纪的这类资料能够保存下来，甚为罕见，唯一的解释是今天的西门子历史研究所拥有德国最古老的企业档案之一。对西门子公司历[8]史最早的全面介绍便依据企业创始人的信函。它们中许多由康拉德・马特绍斯（Conrad Matschoss，1916）和弗里德利希・海因岑贝[9]格（Friedrich Heintzenberg，1953）编辑出版了。但这两种汇编都缺少了写给维尔纳・冯・西门子的信件，它们同样富有启发。如今，撰写和改编的书信的基础变宽了。由于西门子历史研究所推动的数据化工作，人们可以目标更明确、更全面地分析这些书信。现在该方法被首次应用于一部维尔纳・冯・西门子传记了。作为对这些信件的补充，本传记也分析了西门子历史研究所的相关档案资料和设立于戈斯拉尔（Goslar）的西门子公司档案馆里的资料。国立档案里保留下来的资料规模很小，收藏在普鲁士文化遗产国家机密档案馆里。
维尔纳・冯・西门子的《回忆录》（Lebenserinnerungen）现已再版19版了，书里介绍了他的成长历程和个人情况，在他身后很长[10]时间，他的传记都是复述这些内容，大多依据《回忆录》里的介绍，或不加删改，全盘采纳。在西门子企业内部，该自传甚至达到一部教义的地位。技术史学家弗朗茨・马利亚・费尔德豪斯（Franz [11]Maria Feldhaus）1940年不得不断言：“在西门子城，人们压根不想知道任何有违《回忆录》的言辞。”如果我们将《回忆录》里的描写与保存下来的信函中的各事件来一番比较，很快就会发现，这部自传不是一部编年史。对一位回忆录撰写者来说，《回忆录》的撰写目的完全合法，旨在传递信息，按照想让后世看待他的方式来诠释他的生活。作为撰述者的自我定位，《回忆录》是一部价值最大的史料，但从信件中，可以更可靠地读出他生活的真实情形。《回忆录》的大量传播，导致传记数量暂时相当有限，这与“电子技术之父”的知名度不成正比。1916年12月13日是维尔纳・冯・西门子诞辰百年，值此之际，打算首次推出一部维尔纳・冯・西门子的传记，工程师和技术史学家康拉德・马特绍斯受到委托，“先为工[12]程师圈子描绘一幅毕生事业的伟大形象”。之后，有关维尔纳・冯・西门子的作品也都打下了将这位发明家和技术人员英雄化的烙[13]印。直到数十年之后，康拉德・汪得雷（Conrad Wandrey，1942）撰写的传记（它结束于首次结婚）和弗里德利希・海因岑贝格出版的[14]书信集（1953年）才让这位兄弟、丈夫和父亲引起关注。过去50年里，西格弗里德・冯・魏尔（Sigfrid von Weiher，1970）和韦尔弗利德・费尔登基尔欣（Wilfried Feldenkirchen，1992）出版的维尔纳・冯・西门子传记，又让这位发明家和企业家引起了普遍重视。[15]现在，值维尔纳・冯・西门子200周年诞辰之际，本传记在书信的基础上描绘了一个合乎时代精神的新肖像，首次全面介绍了这个男人的整体形象。我们将会发现，早期的描述需要一些补充和更正，维尔纳・冯・西门子的特殊之处正是他的多才多艺。
本传记能以目前的形式呈现出来，也是团体贡献的成果。在此，我衷心感谢马丁・鲁茨博士给予的众多有益指点，他陪伴了这部手稿的写作。我特别感谢艾瓦尔德・布洛赫博士（Dr.Ewald Blocher）、约翰尼斯・迪尔（Johannes Dill）、马克斯・盖迪格（Max Gedig）和康斯坦丁・格切尔（Konstantin Götschel）在档案调查时给予的出色支持。没有他们不知疲倦的投入，本书将会缺少很多内容。我也很感激西门子研究所所长兼本图书项目的倡议人克里斯托夫・韦格纳博士（Dr.Christoph Wegener）。感谢西门子公司档案馆馆长弗兰克・韦滕多夫尔博士（Dr.Frank Wittendorfer），他对有关资料的位置给予重要指点，并对整个项目提供了杰出的档案服务。我非常感谢萨比娜・迪特勒（Sabine Dittler）协助我完成手稿，感谢克里斯托夫・弗兰克（Christoph Frank）从大量西门子图片档案中挑选插图，感谢乌特・席德迈尔（Ute Schiedermeier）协助处理其他信件。C.H.贝克出版社的塞巴斯蒂安・乌尔利希博士（Dr.Sebastian Ullrich）以极大的热情和推动性激励负责了本书的排印，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中文版推荐序
2016年是维尔纳・冯・西门子先生诞辰200周年。西门子全球的员工都满怀敬意地用各自的方式纪念、追忆我们的公司创始人。《西门子传》也在这个时候再版，我很荣幸能够为新版《西门子传》的中文版作序。
维尔纳・冯・西门子先生是一位充满责任感的企业家，也是富有远见的发明家。1847年他制造出一台性能远超同类早期产品的指针式电报机，帮助人们进行可靠的远距离通信。1866年，他在迈克尔・法拉第的研究基础上发现了实用发电机工作原理并发明了实用发电机，这一电气工程领域的最为重要的贡献，为电力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毫无疑问，他的创新发明在一个多世纪前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但是也许有人会问：维尔纳所处的时代与现在有很大不同，我们今天了解维尔纳的生平还会获得启发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西门子先生曾说：“如果我们能做到言出必行，矢志不渝，那么‘我想要’这三个字具有强大的魔力！”从1847年建立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公司（西门子公司前身）起，他正是凭借这种乐观、勇于尝试和坚持不懈的态度，带领公司从一个只有十名工人的小作坊不断发展壮大为一家国际企业。
西门子先生为实践而创新。他曾说：“空有灵感毫无价值，行之有效的发明应实现批量生产并广泛应用。”他的每一项发明都是以应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为目的，让先进的工程技术服务于社会。正是持续不断的创新为西门子公司始终注入活力，让公司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栉风沐雨，屹立于商业科技之巅。直至今天，我们仍自豪地说：创新是我们的DNA。
我们更要学习他的社会责任感，对可持续发展的由衷关切—“绝不为短期利益而牺牲未来！”这句话铭刻在西门子中国总部的墙上，也铭刻在西门子人的心中。
朝迁市变，时光荏苒，但他的思想被一代代西门子人传承、积淀并凝练成西门子经营理念和原则，引领公司取得成功。在过去145年间，西门子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始终不忘初心，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1872年，西门子为中国提供了第一台指针式电报机，中国的现代化通信事业由此展开。从中国第一辆有轨电车到智能基础设施解决方案，从石龙坝水电站的发电机组到8000H高效燃气轮机，从青岛啤酒厂的老电机到以“数字化双胞胎”为代表的数字化企业及智能制造技术，西门子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今天，在中国，14个城市的31条地铁线路使用了西门子信号系统，为居民提供高效、可靠、便利的出行；超过45%的火力发电厂采用西门子高效发电技术。西门子也非常关注人才培养，截至2017年，已与中国院校合作建成300多个实验室，举办了11届“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培养3万余名创新工程人才。为社会创造价值——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维尔纳・冯・西门子先生为之奋斗终生的使命，也是今天西门子在数字化时代继续前进的不懈动力与承诺。
在21世纪的今天，维尔纳・冯・西门子先生的精神仍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创新的勇气、追求卓越的毅力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都将帮助我们从容应对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诚然，这部传记记录的是一段个人和企业的历史，但我希望它能够承载和传递一种精神：在充满变化的年代始终不忘初心，勇担责任，矢志创新，追求卓越。
这正是维尔纳・冯・西门子先生毕生为之奋斗的使命，也是西门子公司成功的基石，更是我们每一个西门子人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动力与承诺，我们称之为Ingenuity for life，博大精深，同心致远。
谨此并向中译出版社和建投书局致谢。赫尔曼（Lothar Herrmann）西门子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2017年12月第一章 出生、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一个具有中产阶层传统的家庭
1816年12月13日，维尔纳·冯·西门子在北德中部汉诺威（Hannover）附近的伦特（Lenthe）出生了，取名恩斯特·维尔纳·西门子（Ernst Werner Siemens）。他直到晚年才被鲁普士王室晋封为贵族，我们在这里暂且叫他维尔纳·西门子吧。维尔纳出生的房屋是伦特上庄园的佃户屋，后来照片上显示的都是一座相当大的建筑。当时这幢房子确实也很大，建它的目的是为了管理一块骑士封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当然，维尔纳的父母—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西门子（Christian Ferdinand Siemens）和父姓戴希曼的埃莱奥诺勒·西门子（Eleonore Siemens geb.Deichmann）—并不富有。那是个穷困的年代，父亲虽然租赁了这块封地，但经营资本不多。再加上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在维尔纳出生那一年，整个中欧都出现了歉收和饥荒。父母共生有14个孩子，维尔纳排行老四。他出生前一年，这个家庭刚痛失一个与他同名的两个半月大的儿子；于是，这名字就被传[1]给了下一个出生的儿子，传给了他。他姓名中的第一个名“恩斯特”，是洗礼教父的名，在官方文献中始终写在称呼名之前，这在当时很寻常。洗礼于1817年1月13日举行。教父是骑兵上尉恩斯特·冯·[2]波滕（Ernst von Poten），维尔纳母亲的妹夫。父母尽管物质条件贫乏，对孩子还是宠爱交加，关怀备至。维尔纳在《回忆录》里，形[3]容父亲是个“头脑聪明，很有教养的人”，说母亲爱好文学。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孩子的教育最为重要，父母也是极尽所能，向孩子们灌输资产阶级的道德：勤奋、公正、热爱秩序、责任感强、认真[4]细致、热心助人。
在维尔纳那一代，从佃户家庭里脱颖而出成为一名实业家，可谓非比寻常。在那个时代里，大多数企业家都出身于工厂主、商人或银[5]行家。维尔纳的祖先并非一直居住在乡下。这个家族拥有漫长的中[6]产阶层传统，令其骄傲，祖先很多代都是手工业者、商人和议员，是戈斯拉尔市受人尊敬的公民。在父母传授给维尔纳和兄弟姐妹们的理想与价值里渗透这一传统。戈斯拉尔的“西门子之家”是家族出身的一个象征，那是商人、酿酒工人和城市首领汉斯·尤尔根·西门子（Hans Jürgen Siemens）于17世纪末修建的，是这座前帝国直辖市最大、最壮观的市民建筑之一。房主让人在大门上刻下他的座右铭：[7]“ORA&LABORA（祈祷与工作）汉斯·西门子1693年”。西门子家族记录翔实的祖先族谱可以追溯到1384年，这个姓氏首次出现，当时亨宁·西蒙斯（Henning Symons）和妻子卡塔列娜（Katharina）在戈[8]斯拉尔登记抵押一块地皮。他们的后代做鞋匠、啤酒酿造工、小贩和商人。维尔纳这一支的鼻祖是阿纳尼亚斯·西门子（Ananias Siemens），他生活在16世纪，当时这个家族进入了戈斯拉尔的上流社会。截止到18世纪末，该家族先后有四人出任市长。在一本1935年初版、后多次加工的族谱里，记载有阿纳尼亚斯·西门子后代的谱系。所有同一姓氏的人，即家族中源自一名男性西门子的成员，都按出生年月和家族分支安排有谱系编号。阿纳尼亚斯·西门子编号第一，[9]维尔纳·冯·西门子的编号是244号。
维尔纳不是成长于一个骄傲的中产阶级家庭，而是在一座农庄的佃户屋里长大，这是怎么回事呢？早在1715年，家族的这一支就开始转从农业生产了。当时，“西门子之家”创始人的一个儿子租到了戈斯拉尔城门外的奥尔霍夫庄园（Ohlhof），西门子家族掌管这座庄[10]园长达110年。其他租赁接踵而至。随后两代男人几乎全是贵族庄园和国有封地的佃户。这段时间，由于火灾和经营不善，戈斯拉尔城日趋没落，西门子家庭抓住农业结构大转变带来的机会，躲过了没落的命运。不过，这一转向导致了中等工商阶层一定程度上的衰退—尽管佃农很受人尊敬，许多人都十分富有，但家族这几代再也挣不到祖先们经商挣得的那么多财产了，也没有了议员身份。
维尔纳在《回忆录》里，对出身作出解释。他写道，自己出身于“一个从三十年战争开始就定居于哈尔茨山（Harz）北麓、大多从事[11]农业和林业的家庭”。这话虽然没错，但并非全部真相。直到他出生前一百年左右，其祖先才成了农民；作为佃农，他们原则上更像农业经济师。在北德的农业中，大约自18世纪中期起，贵族庄园和国[12]有封地租赁者就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介于贵族地主和农民之间。[13]他们代表了一种当时随着农业面向市场而兴起的新型农民。大多数佃农像维尔纳的先祖一样，来自中产阶层。比起贵族地主或国有封地管理机构，他们的特征是更强的利润导向和合理的管理。就连国民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冯·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都认为，这些[14]佃农是“富有的资产阶级企业家”。
维尔纳的祖父，约翰·格奥尔格·海因里希·西门子（Johann Georg Heinrich Siemens），是这方面的一个好例子。他在奥尔霍夫庄园上长大，租下了韦尼格罗德（Wernigerode）附近的绍恩庄园（Schauen），后又租赁了瓦瑟莱本（Wasserleben）的斯托尔贝格-韦尼格罗德（Stolberg-Wernigerode）侯爵的封地，今属北哈茨乡[15]（Gemeinde Nordharz）。作为佃农，他拥有区行政官的头衔—立[16]过功的佃农通常五年后都会得到这个头衔。费迪南德·冯·格罗特（Ferdinand von Grote）是他的女婿，在一封信里对岳父的财富作了些说明，也赞美了这个男人的中产阶级品德：1762年，区行政官约翰·格奥尔格·海因里希·西门子成为绍恩的佃农时，仅有2000塔勒，他后来虽然继承了8000塔勒，加起来也就1万塔勒；1792年，当他离开这块租地时，财产高达4万塔勒，也就是说，租赁绍恩庄园让他在30年里赚得了3万塔勒。考虑到为12个孩子—尤其是众多儿子们，都能得到良好教育所花费的，他赚到的实际上还要多。他必须[17]将很多钱花在孩子们身上。赐予他吧，因为他是个正直的人。
约翰·格奥尔格·海因里希是儿子们的榜样。他的七个儿子中有五人成了贵族庄园和国有封地的租户，其中四人获得了区行政官的头衔。一个女儿，维尔纳的萨比娜（Sabine）姑姑，嫁给了绍恩庄园的[18]主人、帝国男爵费迪南德·冯·格罗特。
约翰·格奥尔格·海因里希与妻子苏菲·伊丽莎白（Sophie Elisabeth）共生了15个孩子。维尔纳的父亲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是[19]最小的一个，他在父亲经营的绍恩和瓦瑟莱本庄园上长大。1804年春天，父母将16岁的他送进伊尔费尔德（Ilfeld）修道院附属学校，这是一所老话所说的模范高级中学，拥有哥廷根大学（Göttingen）骨干熔炉的美誉。他们家孩子这么多，连最小的儿子都得到这种培养，充分说明了教育在家庭中占有多高的地位！一年半后，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被迫离开伊尔费尔德，因为父亲去世了。一位亲戚被指定为监护人，帮助他在1806年春天注册了哥廷根大学—当时，高级中学毕业考试还不是上大学的必要条件。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修读了三个学期的财政学，一种国民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综合学科。随后几年里，他都干了什么，情况不明。根据维尔纳的《回忆录》，父亲当时加入了“狂热小青年的弱小尝试”，抵抗拿[20]破仑（Napoleon）的统治。大约从1810年开始，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的成长过程又为人熟悉了。他作为经济学家，在温斯多夫（Wunstorf）附近的博克洛封地（Bokeloh）工作，位于汉诺威以西约[21]20千米处，是附近博根哈根（Bogenhagen）的路德维希·戴希曼（Ludwig Deichmann）议员的租赁地，当时属于吕本山脚的诺伊斯塔特市（Neustadt）的一部分。戴希曼在那里经营施维切尔德侯爵[22]（Schwiecheld）的庄园。
路德维希·戴希曼的大女儿，时年18岁的埃莱奥诺勒·戴希曼，深深地吸引了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他成功地与这位年轻女子建立了[23]恋爱关系，据说有很多人追求她。维尔纳的弟弟威廉，后来谈到母亲时讲，埃莱奥诺勒“身材纤细”，受过“良好的普及教育，豁达[24]大度，有奉献精神”，“性格温柔至极，和蔼可亲”。这对佳人于[25]1812年6月11日在博根哈根乡的波尔德瑙教堂（Bordenau）结婚。事实上，这是一场“奉子成婚”，三个月后，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按[26]祖父的名被取名路德维希。西门子家族一直对这次婚姻隐而不语，维尔纳也闭口不谈。显然，这一对没有先建立起中产阶级的生活[27]就结婚生子，很不符合家族对自身地位的认知。埃莱奥诺勒和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不是被逼结婚，他俩因爱而结合。所有保存下来的信件和描述都证明，他们的婚姻美满融洽，两人终生相亲相爱。宁静安逸的童年和阴影笼罩的青少年时代
儿子路德维希出生后，年轻的家庭先是住在博根哈根庄园上的戴[28]希曼家。在岳父及其环境的支持下，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也想租赁一座庄园。博根哈根庄园的出租人哈休斯（Haccius）专员告诉他，伦特的上庄园在寻找一名佃户。哈休斯给该封地的主人、汉诺威的国务部长兼议长恩斯特·路德维希·尤利乌斯·冯·伦特（Ernst Ludwig Julius von Lenthe），写了一封推荐信。信中强调路德维希·戴希曼为人正派，证明戴希曼的女婿拥有“特别高贵的品性和忠诚正直的性[29]格”。冯·伦特曾是不伦瑞克-吕内堡选帝侯国（Braunschweig-[1]Lüneburg）最重要的大臣之一。该选帝侯国当时在君合国里是由英国王室统治的。从1795年到1805年，他负责主持伦敦宫廷里的德国[30]办公厅长达十年。哈休斯的推荐信显然打动了冯·伦特。两个礼拜后，1813年2月19日，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就签下了租赁合同，他承诺，在十年租期内，每年支付租金2700塔勒并按惯例支付同额保证[31]金，另为家具支付1000塔勒。无法确切计算这个数目在今天相当于什么价格。毫无疑问，它相当高。据德意志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统计，1813年的2700塔勒，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9.3万[32]欧元左右。
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于1813年6月1日租下伦特的上庄园时，这个年轻的家庭似乎正走上坡路。在岳父和冯·伦特家庭的支持下，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大有希望像父亲和多名哥哥那样，将来某日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区行政官。1814年4月，女儿玛蒂尔德（Mathilde）降生了；一年后，他们又生下了仅存活几个礼拜的早夭儿子维尔纳；1816年12月，恩斯特·维尔纳出生。随后几年里，另外两个儿子汉斯和费迪南德也相继降生。伦特现为格尔登城（Gehrden）的一座小镇，[33]当时有居民约三百名。西门子一家住在上庄园的偏屋里，也可以使用主楼，因为伦特一家不住在那里—庄园至今还归该家族拥有。[34]维尔纳与兄弟姐妹们在这里无忧无虑地成长。7岁之前的情形，维尔纳在回忆录里只描述了一桩轶事，微不足道却透露出许多自身感觉和自我认知，说明他对如何开篇《回忆录》十分审慎。维尔纳5岁时，姐姐玛蒂尔德在伦特的教士住宅里学习针织。有一天，一只凶猛的雄鹅挡在教士大院的大门口。玛蒂尔德被啄了，却不懂得反抗。随后，父亲派维尔纳拿一根棍子去驱赶雄鹅。他鼓起全部勇气，帮姐姐打通了道路。近七十年后，他写道：“在后来艰难的生活困境中，战胜雄鹅的故事无数次在潜意识中鞭策我，让我不回避面临的危险，勇敢面[35]对，与之斗争。”这则逸事又传递给读者另一层信息，它像主题般贯穿了这部《回忆录》：维尔纳必须保护兄弟姐妹们，他在尽最大努力完成这项任务。父亲委托他，而不是更年长4岁的哥哥路德维希—事实上，哥哥更能够对付那只雄鹅，维尔纳却被挑选出来作为保护者。
孩子越来越多，父母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和财务负担，维尔纳和哥哥姐姐们很早就被委以重任。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租下伦特庄园时，正值战乱时期，伦特是隶属于拿破仑建立的威斯特法仑王国（Westphalen）。短短几个月后，爆发了莱比锡（Leipzig）大会战[2]，农民们必须供应途经的大军，马匹常被军方征用。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很快就开始拖欠，无法按时支付租金。外部环境如此，恩斯特[36]·路德维希·尤利乌斯·冯·伦特表示谅解，同意佃户延期支付。当战争和法国统治结束后，收入有所好转。1816年、1817年的两场歉收推高了燕麦和小麦价格，农业经营者的收入变好了，结果却导致了一场饥荒。当时，农作物价格是经济发展趋势的重要晴雨表，随后它的走势逆转，价格急剧下跌，因为拿破仑战争期间欧洲各地的种植面积都扩大了。除了生产过剩，收成变好又抑制了价格。1817—1825[37]年，德国的燕麦和小麦价格下跌了60%—70%。价格暴跌，广大民众获益，生产者却陷入困境。从东普鲁士（Ostpreußen）到东弗里斯兰（Ostfriesland），大部分地主都破产了。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这类佃农，不得不想方设法通过灵活核算和改良生产技术来应对成本压力。
在伦特，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还要对付其他麻烦。他经营的土地屡次遭到野兽破坏。1819—1920年，当油菜地连续遭到蹂躏后，他愤然起诉温尼格森（Wennigsen）的林业管理部门，要求赔偿损失，[38]这引起汉诺威官方机构的反对。当时，在维也纳会议（Wiener Kongress，1814—1815）上诞生的汉诺威王国还很年轻，与以往的选帝侯国一样受伦敦统治，奉英王乔治三世（Georg Ⅲ）为国王。乔治三世的管理机构只关心向英国贵族提供吸引人的猎区，彼时，在汉[39]诺威王国杀死一头鹿所受的惩罚比杀人还严厉。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起诉林业管理部门，引致一场持续数年的司法诉讼。他和官方机构的关系就此破裂，与庄园主人及管理人的关系也受到影响。1814年，恩斯特·路德维希·尤利乌斯·冯·伦特去世后，庄园被儿子—议员弗里德利希·恩斯特·奥托·冯·伦特（Friedrich Ernst Otto von Lenthe）[40]—继承。小冯·伦特对租户可不像父亲那么宽容，1823年5月底到期的10年租期需要延长时，他的苛刻就表现出来了，想提高租金。[41]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开始时不愿意支付更多，1822年12月，他作出让步，估计是因妻子此时又怀上了另一个孩子，他却没有找到新的租地；他主动提出，将租期再延长十年，租金3100塔勒—不是此前[42]的2700塔勒。小冯·伦特和管理人哈格曼（Hagemann）拒绝了。这下子，维尔纳的父亲陷入困境。岳父路德维希·戴希曼本来可以提供必要的支持，可他已经辞世。西门子一家，面临着失去家园和社会地位下降的威胁—这对于十分注重身份的人来说，一定难以忍受。
事情到了这般地步，不能只怪罪农业危机和附近戴斯特山（Deistergebirge）里的鹿，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自己也有责任。主管机构对待他的方式，让他感觉极不公正。这件事对他伤害很大，他高估了自己的机会，为了一笔不大的损失就提出上述诉讼。他曾租到伦特上庄园，因为他是“高尚忠诚的人”，被推荐给庄园主人。现在，这一信誉被毁了。庄园主人不想跟这位执拗的人签订新合同，哪怕租[3]金更高。康拉德·汪得雷在著作《维尔纳·冯·西门子》里证明他父亲[4][43]“有点正义狂热分子式的低地德国人的犟驴性格”。
1823年3月，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在荷尔斯泰因（Holstein）、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梅克伦堡（Mecklenburg）各地奔走，寻[44]找一处新租地。显然，多年的纠纷之后，他已下决心离开汉诺威王国。最终，他在吕贝克（Lübeck）东部的门岑多夫（Menzendorf）找到了。那里的封地承租人安德烈亚斯·迈尔（Andreas Meyer）负债[45]累累，正寻找新的承租者以摆脱合同。租金1840塔勒—要比在伦特少得多。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必须筹集一笔1.065万塔勒的钱，以支付承租的押金、接收的动产补偿费和产生的律师费。他如何筹措到这笔钱，情况不明。在冯·伦特合同期满后，他能拿回2700塔勒的押
[46]金。姐姐萨比娜·格洛特（Sabine Grote）显然借钱给他了，她现在是守寡的帝国男爵夫人，住在科勒达（Kölleda）的弟弟奥古斯特（August）家，享有丰厚的养老金。他也从姐夫格奥尔格·梅利斯（Georg Mehliß）—克劳斯塔尔（Clausthal）的一位深孚众望的“宫[47]廷名医”—那里借到了一笔钱。
1823年5月6日，安德烈亚斯·迈尔将门岑多夫封地的租赁权转让[48]给维尔纳的父亲。封地管理部门同意这一变更，人们对这位新租[49]户的印象是，“一个规矩理智、熟谙农业的人”。费迪南德的大哥约翰·格奥尔格是斯托尔贝格附近海恩（Hayn）封地的佃农，现已成为哈尔茨的首席区行政官。1823年5月11日，在写给大哥的信里，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汇报了这次新租赁。作为“六个孩子和弱不禁风的妻子的供养人”，他成功地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字里行间透露出如释重负的感受：“现在，我摆脱了不知将家人领去何方的恐惧了。”显然，他陶醉在这一幸福里，高度赞美门岑多夫封地是块真正的乐土。至于上一位租赁人的债台高筑，并不让他担忧。他坚信，“欧丁小城[50]附近的这块迷人小土地，是地球上最幸福的角落”。
伦特上庄园是维尔纳童年生活的地方，一家人告别时心情沉重，甚至很憎恶这里。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在寻找新租地时，疏忽了对庄园的经营，也可能产生了新的欠租。伦特的庄园主和管家哈格曼决[51]定在承租人离开前收回债务。他们请求汉诺威王国司法厅进行强制拍卖。1823年5月28日，在《汉诺威广播报》（Hannover’schen Anzeigen）登出公告：伦特的上庄园上有一批设施将售给“出价最高的现金支付者”，包括“写字柜、沙发、桌、椅、五斗橱、床架、铜[52]器、锡器和各种家用及厨房用品”。变卖进款由王国司法厅没收，[53]用于支付拖欠的租金。至于包括修缮伦特的佃户住房等其他争议，还持续了很久。
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一心想在伦特人的记忆里留下正直的印象。1823年6月初，他给管理人哈格曼写了一封信，谈论将钥匙交给新租户一事并请求对方，“一定要记住一个人的好，为他证明：此人天性正直温和，信奉上帝，行事有其标准，善良仁慈，大公无私”。[54]这幅自画像对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意义重大。他想被人们视为这种人，一个虽陷困境但为人正派的人。从这种自我认知角度看，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可将在伦特近十年生活的不幸结局，诠释为解放行
[55]动。儿子维尔纳后来采用了这一观点。也将与伦特的痛苦告别描[56]绘为启程前往自由。这次搬迁是一次贫穷的迁徙。西门子家的家当被强制拍卖了，1823年6月17日，当一家人离开伦特、迁往受到赞[57]美的梅克伦堡时，已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带上路了。[58]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和埃莱奥诺勒·西门子的孩子们
门岑多夫（旧式写法是：Mentzendorf），地处吕贝克东部约20千米，是个一览无遗、以广场为中心的村子。该乡现有居民约300人，当年也比伦特小。封地有119头母牛和14匹马，是一座规模可观的庄[59]园。西门子一家搬进了具有北德农舍风格、宽敞又独立的佃户屋，芦苇屋顶修得很矮。门岑多夫当时属于拉策堡侯爵（Ratzeburg）封地，该封地是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大公国（Mecklenburg-Strelitz）的一部分，大公国的府城是新施特雷利茨（Neustrelitz）。梅克伦堡-什未林大公国（Mecklenburg-Schwerin）横插在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大公国的核心领土同拉策堡和舍恩贝格（Schöneberg）周围与吕贝克接壤的地区之间，将它们分隔开了。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是德意志邦联（1815—1866年）最小和最穷的国家之一，当时居民约7.5万[60]人，处于封建主义后期，贵族地主拥有很大的影响。相反，在拉策堡侯爵封地，只有少量的骑士封地，经营的土地差不多一半属于大地主，一半属于自由农民。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租赁的门岑多夫封地也是一处国有封地，由居住在新施特雷利茨的大公的封地管理机构管理。
经历了与门岑多夫上一位租户的糟糕关系后，封地管理部门对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抱有一定期望。但情形依旧不利。农产品价格降[61]到低点。1824年，德国小麦价格仅为1817年的四分之一。1825年秋天，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就收到警告，因为他欠租未交。封地管[62]理部门本考虑拘留他，但在地方当局的请求下网开一面。随后几年，农业危机结束了，产品价格也上涨了，门岑多夫的收入情况有所好转，但并未出现真正的繁荣。1827年9月，一场干旱再次导致歉收，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写信给姐姐萨比娜，“我与命运的搏斗尚未结[63]束”，只有“回到早几年前的价格”才能摆脱债务。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忧伤衰老男人的形象—不幸似乎紧盯着他不放。持续的困顿，如今撕扯着这位一家之父的自我价值观：“它让我深深地屈服，[64]我感觉自己很可耻。”
1827年9月，从萨比娜·格洛特和梅利斯家庭的借款共计5000塔[65]勒（见上述）。其他处境相当不错的兄弟姐妹和连襟们，显然没给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帮助。埃莱奥诺勒守寡的母亲埃莱奥诺勒（“海[66]伦妮”）·戴希曼（Helene Deichmann）也许提供了支援。她搬去门岑多夫的女儿家。1827年9月14日，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在致姐姐萨[67]比娜·格洛特的信中写道：“我们身体健康，但家里没有快乐。”维尔纳在《回忆录》里，对这段时间的描写则不同：“我与兄弟姐妹在门岑多夫幸福地度过了青少年时光，任性又自由地与乡村少年一起成[68]长。”少年的他充分体验了乡村的田园生活。与在伦特不同的是，维尔纳到了这个年龄，父亲经常绝望，家里缺少“快乐”，再也逃不过他的眼睛。1852年，维尔纳在写给未婚妻玛蒂尔德·德鲁曼（Mathilde Drumann）的一封信里，对童年的描写也与在《回忆录》中迥异：我从小就很苦恼。我为亲爱的父母分担忧苦，与他们感同身受。少年时代本应无拘无束、兴高采烈，可家庭痛苦和我最心爱母亲的忧伤很快窒息了我心头的快乐。我像小市民一样严肃，成了同学们眼中的笑料。[69]学生年代
1812年，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引进了义务教育制。这项制度在乡下无法实施，因为没有足够的学校，去最近的城市路途又太远。于是，维尔纳和兄弟姐妹最初由外祖母海伦妮·戴希曼在家授课，这不足为奇。当较大的孩子们长大后，父亲授了半年课。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将重点放在世界史和人类文化学上。维尔纳回忆道，他讲起课[70]来“风趣滑稽”。事实上，由父亲授课只是权宜之计。从家到最近的舍恩贝格市立中学有近4000米。直到1828年6月，维尔纳才被送到那里上学，当时他已经11岁多，有能力每天来回走两趟遥远的求学[71]路了。舍恩贝格市立中学相当现代化，位于上池河畔，刚创办两
[72]年。维尔纳来自周边地区，在这里无法自行其是。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时“与城里的学生处于一种战争状态”，有时得将一根豆[73]秸镶嵌成长矛，打通回家的路。他那时只跟当地酒店老板施派尔（Spehr）的儿子相处融洽—门岑多夫的乡村少年经常帮助对方对付[74]“城里学生”。但维尔纳朋友不多，因为他来自乡下，在这座市立中学里很多时候被当成怪人。
早在1829年复活节时，维尔纳就离开了舍恩贝格的市立中学。父亲决定聘请一位家庭教师来封地。他为什么决定这么做，我们只能猜测。最大的可能性是，年龄较小的汉斯和费迪南德也应得到合格的授课，但上学路程对他们来说实在太远。家庭教师是学神学的大学生克里斯托夫·施彭霍茨（Christoph Sponholz）。后来证明，聘请他是选对人了。60年后，维尔纳还回忆他的授课“极其活泼，鼓舞人[75]心”。施彭霍茨授课不拘谨，懂得如何激励学生，还给他们朗诵故事，这可不常见。这位教育家也有西门子全家人未曾料到的另一面—患有抑郁症，在门岑多夫待了近一年后，有一天夜里，他走出屋门后自尽了。随后，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又重新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但维尔纳与他相处得并不好。据说这位老师年龄较大，身体有病，教学方法陈旧，与前任毫无共同之处，也不懂得鼓励人。在西门子家[76]待了两年后，他死于肺结核。
这期间，维尔纳兄弟姐妹们的数目又增大了。从1826年到1831年，母亲又生了三个弟弟：弗里德利希、卡尔和弗朗茨。现在，维尔纳有八个兄弟姐妹了，其中六个比他小。父母将照顾弟妹们的责任更多地下放给大孩子，这容易理解，也不可避免。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的做法却非常特别：当一个较小的孩子犯了错，较大的也要受罚。维尔纳在《回忆录》里写道：“这个重任主要压在我身上，不是压在大哥身上，这很早就唤醒了我，增加了我要照顾弟弟妹妹们的责任[77]感。”事实上，他并非长子，长子是哥哥路德维希，但他主动担起[78]这个“义务”，甚至自认为对弟妹们拥有“处罚权”。
当第二名家庭教师亡故后，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不想再聘请家教了。维尔纳和大弟弟汉斯也到了上中学的年龄。这样一来，维尔纳在门岑多夫田园风光中的少年时期结束了。此前的1831年3月27日，他在吕布塞（Lübsee）教区（现为门岑多夫一部分）礼拜堂里举行[79]了坚信礼。过完1832年复活节，他就与汉斯一道在新学年开始时[80]搬去吕贝克，到卡特琳文科中学（Katharineum）就读。该中学创办于1531年，是北德最著名的高级中学之一，时为吕贝克地区唯一的中学。在维尔纳时代，恩斯特·库齐乌斯（Ernst Curtius）和台奥多·施托姆（Theodor Storm）也在那里就读，后来还有亨利希·曼[81]（Heinrich Mann）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兄弟。这座学校是汉莎自由城市的中上层中产阶级的学校，周边地区许多普通家庭也[82]将孩子送去就读。尽管家里经济窘迫，有一大堆孩子，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还是将维尔纳和汉斯送去接受教育，这符合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受过教育的市民的自我认知。长子路德维希已明确表示自己不适合上高中，维尔纳和汉斯应该得到父亲当初在伊尔费尔德寺院学校里受到的类似教育。两兄弟通过了卡特琳文科中学的入学考试，来到吕贝克，被安置在斯塔基（Starky）私人学生公寓里。现在，维尔纳[83][84]必须承担责任了—父亲吩咐他照顾弟弟。在学校里，维尔纳发现了此前所学知识的漏洞，特别是数学落后很多—家庭教师们不太懂这个专业。他也认识到自己听力不好—这个痛苦未来还会加剧。第一学期结束时，他的成绩报告单上写道：“该生压根没上过学”“由于听力差，他跟不上授课，一直需要专门补课”。由此可见，维尔纳[85]被学校认定为“缺乏基本知识”，但他的行为表现获得了高分。
1832年圣诞节收到的成绩报告单显示，维尔纳的数学仍然落[86]后：他的算术“不成体统”。1833年复活节的成绩报告单里，才显[87]示出他的进步（“在数学上努力了”）。当时，卡特琳文科中学采用一种“平行系统”按成绩分组教学，一个学生有可能在数学上是高年级学生，在拉丁语上是四年级、五年级学生。维尔纳的数学赶上后，[88]他就被调进更高的数学平行班级。不过，对于父亲为他安排的文[89]科教育，他很难高兴起来。拉丁语和希腊语他学得很吃力。在六年级、七年级时，他不再选修希腊文，而是请私人补习数学和土地丈
[90]量。幸运的是，他找到一位年轻有为的军官—土地丈量员费迪南德·冯·比尔青斯勒温（Ferdinand von Bültzingslöwen）当私教，此人[91]给维尔纳留下了深刻印象。
弟弟汉斯在中学里获得了“疯子汉斯”的别名。与弟弟不同，维[92]尔纳表现得责任心强，遵守纪律。他后来没谈过这段时期的校外经历，也不可能有校外经历。他和弟弟在吕贝克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孤立，没能与别的学生交上朋友。在《回忆录》里，他提到有一次想跟[93]一位同学交朋友，但结果令他大失所望。这则插曲透露出西门子兄弟在吕贝克的课余生活并不容易。在来自这座汉莎自由贸易城的骄傲的中产阶层同学们眼中，他们大概是“乡巴佬”。
维尔纳在卡特琳文科中学就读两年后，1834年复活节，父亲带他和弟弟汉斯离开了。很可能是家里经济拮据所致。不过，在那个年代，读完六年级、七年级就辍学并非大不了的事，特别是对于追求实用职业的学生来说，读大学也不需要中学毕业，只要能通过大学入学[94]考试就行了。弟弟汉斯返回门岑多夫，在封地上帮助父亲干活；他读书很吃力，干农活似乎更适合。维尔纳则不然，父亲对他的数学[95]成绩感到骄傲，从未考虑让他回封地协助工作。维尔纳与弟弟汉斯不同，他有着远大的计划：要申请注册柏林的建筑学院（Berliner [96]Bauakademie）。
建筑学院仿效巴黎综合理工大学（Pariser École Polytechnique）创建，是柏林夏洛滕堡高等技术学校（Technische Hochschule Berlin-Charlottenburg）的前身，负责为普鲁士王国培养建筑师和土地丈量师。主管建筑总局的普鲁士明星建筑师卡尔·弗里德利希·申克尔[97]（Karl Friedrich Schinkel）便是这里培养出来的。如果维尔纳家庭条件好，恐怕没什么能妨碍他成功地申请入学，尤其是中学毕业文凭并非必要条件；即便进去就读，他也不一定会成为一名建筑师，因为学院里还教授自然科学专业—它们后来深深地吸引了他。但当时的家庭状况不允许他学习这些东西。
维尔纳后来写道，费迪南德·比尔青斯勒温有办法“从这一困境”[98]中解救他的学生。这位土地丈量员9岁时失去母亲，13岁时失去父
[99]亲，他能够实现自己的职业愿望，归功于一位当时送他去军校学习的亲戚。普鲁士军方开办军官培养学校，比起普通高中毫不逊色。比尔青斯勒温建议维尔纳加入普鲁士工程军团（Preußische [100]Ingenieurkorps），一支建筑工程部队，也是工兵部队的先驱。凡被工程军团录取为后备军官的，都可以就读柏林的王家炮兵工程学校（Königliche vereinigte Artillerie-und Ingenieurschule），在那里领取固定的军饷，接受与在建筑学院类似的教育。不过，申请者得先通过一[101]次严格的入学考试。父亲同意比尔青斯勒温的建议，这样至少一个孩子有了可靠保障，有希望获得良好的职业前景。同时，这位对历[102]史感兴趣的封地佃户也十分崇拜普鲁士军队。维尔纳看待此事更加清醒，事实上，普鲁士的荣耀对他没有吸引力。他同意向军方申请，是因为这是获得理想职业所要求的技术教育的唯一机会。他从未想过把军旅生涯当作事业追求，他把在部队服役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一个方式。第二章 早定方向年轻少尉
1834年，刚过完复活节，维尔纳就收拾好行囊，动身前往柏林，他要去申请普鲁士工程军团军官培训学校。父亲将他送到什未林，[1]17岁的他从那里出发，经过几天步行，最终抵达普鲁士首都。西门子家族拥有庞大的亲戚网络，有些与普鲁士军方最高层都有联系，现在是利用这些联系的时候了。维尔纳先去拜访了数代人都与西门子家[2]族有姻亲关系的冯·胡埃特（von Huet）家。格奥尔格·冯·胡埃特（Georg von Huet）是名退役炮兵上校，他引荐维尔纳认识工程军团[3]负责人格奥尔格·冯·劳赫将军（Georg von Rauch）。工程军团里申请候补军官、想就读炮兵工程学校的人太多了，冯·劳赫给不了维尔纳多大希望。然而，这位久经考验的老勇士对胡埃特的年轻亲戚很有好感，他给维尔纳出主意，让他去炮兵部队申请，那里的机会要大于[4]工程兵团。
通过格奥尔格·冯·胡埃特的介绍，维尔纳向第三（西里西亚，Schlesien）炮兵旅旅长威廉·冯·沙恩霍斯特（Wilhelm von [5]Scharnhorst）上校和盘托出了心事。家族联系再次发挥了力量。上校是一个著名军事改革家的儿子，在博根哈根附近的波尔德瑙出生并长大。维尔纳的外祖父路德维希·戴希曼是博根哈根领地的佃户，曾与沙恩霍斯特为邻。当上校从资料里了解这些时，愿意给前邻居的外孙一个机会—尽管机会渺茫，16名申请者只有4人会被录取。但维尔纳坚信，他能达到目的。在这件事上，首次显示出他的不轻易放弃，一旦选定某个目标，就坚定不移、下决心去克服所有阻力。这种性格特点对他未来的成长很有意义。
从1834年7月至10月，维尔纳有大约三个月为考试作准备。夏天时，他部分时间在叔叔戈特利布·西门子（Gottlieb Siemens）家度过。叔叔几经奋斗，终于成为骑士领地的主人、罗登（Rhoden）—哈尔茨山北麓奥斯特韦克（Osterwieck）的一个地方—的区行政官。随后，维尔纳与小他两岁半的堂弟路易（Louis）一道前往哈尔伯施塔特[6]（Halberstadt），准备迎考。在此期间，维尔纳父亲正努力说服君主—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的大公，希望能够免除儿子在梅克伦堡的兵役，让他加入普鲁士军队。从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致大公格奥尔格的申请中，可以看出他对儿子的能力颇感骄傲：“他靠自己的勤勉和才华学有所成，成了数学家。”他还这样说，“我压根不可能有别的[7]方式让他获得这样的教育”。大公同意了申请，小城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确实无法向年轻的西门子提供类似的教育。
1834年10月初，入学考试在马格德堡（Magdeburg）举行。除了维尔纳最喜欢的数学科目—他在吕贝克已通过私人补习掌握得十拿九稳，还考了历史、地理和法语。这些科目他掌握得比较糟糕，在高[8]中时并未达到良好的知识水平。然而，他还是通过了考试—据说靠[9]了一桩离奇巧合—从而进入那些人的小圈子，可以接受培训，成为[10]普鲁士炮兵军官。接下来，他将在炮兵工程学校待三年。
1834年11月1日，维尔纳以志愿兵身份加入驻马格德堡的第九步兵连，普鲁士最坚固的堡垒当时就在马格德堡。一开始，他在连队里的身份很特殊，因为尚未满18岁。1834年12月13日满18岁之前，他都必须与连队分开，在马格德堡的大教堂广场上身着便装单独训练，[11]为此还被专门安排了一名训练教官。年满18岁之后，他才获得与新录取的其他候补军官们的同等待遇。现在，维尔纳必须作为炮兵接受基本训练了。后来，他“愉快地”回忆起这段新兵时光，显然能够[12]承受训练的辛苦。在《回忆录》里，他写道：“兵役一结束，粗暴[13]就被抛之脑后，战友情谊又重新占据上风。”对于这个年仅18岁、只懂得依靠亲情的青年来说，“战友情谊”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也暗示了他对这段经历的回忆非常美好。
入伍四个月后，维尔纳被晋升为投掷手—普鲁士炮兵最低的级
[14]别。这位年轻的候补军官从步兵连被调去所在旅的骑兵连，驻扎[15]在马格德堡附近的城堡。在那里，维尔纳结识了一生的挚友—威廉·迈尔（William Meyer）。这段友谊将两人终生维系在一起。他与[16]其他战友，比如卡尔·佐尔特曼（Carl Soltmann）和卡尔·冯·豪斯曼[17]（Karl von Hausmann）也关系良好，但都没法同与迈尔之间的友谊相提并论。维尔纳曾写道，迈尔“身材不算漂亮，算不上杰出或才华横溢”，但“恰恰是他那不加掩饰的本性和单纯的正直和可靠”打动[18]了他。这并非巧合，这些特点在门岑多夫的西门子家庭里享有崇高地位，父亲克里斯蒂安·费迪南德总被评价拥有这样的性格，他也期望孩子们拥有这些品德。威廉·迈尔本名阿道夫·威廉·迈尔，大概比维尔纳大一岁，具体年龄不详。他出身于军官家庭，父亲曾在汉诺威军队里担任陆军中尉。迈尔在策勒（Celle）读了高级中学，1834年4[19]月加入普鲁士军队，比维尔纳早入伍七个月。从迈尔的传记里可以看出，这两位朋友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他与维尔纳一样来自汉诺威，一样读过一段高级中学，一样不得不为后来早逝的父母操心。[20]想读炮兵工程学校的强烈愿望将两人维系在一起。迈尔当年给维尔纳取了个“鬈毛头”的绰号，估计影射他的鬈曲发型，经常要使用[21]啤酒酵母才能抹平成军队勤务条例规定的发型，需费好大劲儿。[22]
1835年秋天，两位好友都如愿以偿地入读炮兵工程学校。在那里，维尔纳接受了三年的技术和自然科学教育，对他未来的人生意[23]义重大。他本人评价这三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炮兵工程学校创办于1816年，地处柏林市中心，在一座由申克尔（Schinkel）设计的建筑里，位于菩提树下大街和威廉街拐角交会处。这里是这个普鲁士国家的权力中心，光是周围环境可能就给这位年轻的候补军官留下了深刻印象。炮兵工程学校的学生也享有军队里少有的自由。对维尔纳来说，还有与亲密好友共同经历的体验。威廉·迈尔和他形影不离，“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合住进夏里特大街[24]（Charitéstraβe）4号的一所住处。
维尔纳这下可以努力学习新知识了，他坚信新知识使人进步。对于这位年轻的候补军官来说，系统的自然科学课程让他大开眼界。在炮兵工程学校讲授数学、物理和化学的老师都是柏林高等学校—尤[5]其是刚创办不久的弗里德利希-威廉大学（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的教授。他们为维尔纳打开了一个迷人的新世界。不过，看看教学计划就会发现，炮兵工程学校并非维尔纳在《回忆录》里描述的学术世外桃源的样子。讲授的课程有数学、物理、化学、法语和历史，次年又增加了德语和地理，此外炮兵技术、炮兵绘图、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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