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现代中国 教会大学与民族主义——以齐鲁大学学生群体为中心(1864～1937)(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保安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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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现代中国 教会大学与民族主义——以齐鲁大学学生群体为中心(1864～1937)试读：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欧洲。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帝国主义化和殖民化，大学在全世界迅速扩展。著名的(1)比较高等教育学者许美德将这一进程称为“欧洲大学的凯旋”。是否是“凯旋”姑且不论，但大学的扩展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源远流长。远者如起源于汉代的太学，鼎盛时期东汉太学生多达三万；近者如宋元以来的书院，讲学之风兴盛，一时蔚为风气。但现代大学在中国的出现，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梅贻琦便曾指出：“近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2)自西洋移植而来。”作为一种新兴的组织机构，中国大学自诞生之日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变迁历程中，大学以及活跃于大学场域的社会群体，对中国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教育、学术和文化领域，而且触及政治的更替、民族的救亡和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变革。

首先，大学是推动中国学术独立和文化重建的中心。从根本上来说，大学是由学者组成的学术性组织，并以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为本职。(3)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强调的就是大学以学术为本位的组织特征。近代以来，在现代西方学术和文化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分崩离析，如何构建现代中国的学术和知识体系，推动中华的文化重建，是大学不可替代的历史责任。罗家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说：“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4)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并把追求学术独立作为新清华的使命。胡适在1915年留学美国时也说：“中国欲保全固有之文明而创造新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学术独立和文(5)化重建，是百余年来大学孜孜以求的理想。

其次，大学成为新兴知识分子汇聚的舞台和社会流动的新阶梯。随着科举的废除和现代学校体系的建立，大学这种新兴的学术机构成为城市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新场域。知识阶层在从传统的“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中，学术成为一门职业，使他们在大学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并致力于构建“学术社会”的努力。而对于有着数千年以读书为进身之阶传统的中国社会，“上大学”也成为各个阶层谋求改变社会地位、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大学成为社会晋升阶梯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再次，大学是政治变革的先导者和国家建设的担负者。大学还深度介入到现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国家建设之中。大学对政治和社会有着敏锐的洞察，并有着致力于国家政治建构的时代担当，屡屡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力量。正所谓“政治一日不入正轨，学子之心一日不能(6)安宁”，大学因其特殊地位和知识阶层汇聚的特征，成为近代政党鼓吹主义、发展组织、吸纳成员的重要场域。使得每一次政治变动，都在大学有着相应的呈现。同时大学作为国家培育人才之地，又是国家建设的砥柱中流。如何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应对政府的意志和需求，也深刻体现在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人才培育之中。

最后，大学是推动中华民族救亡和复兴的先驱力量。在20世纪上半叶国难深重的时代环境中，大学体现出了沉毅的勇气和担当的精神，成为民族救亡的先驱。这不仅仅体现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这些重大的爱国事件，也表现为大学为推动中华民族学术独立所做的不懈努力。而在当前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作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是时代的引领者，也是社会进步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二）

由此看来，现代中国的大学早已不再是那种潜心于学术创获的“象牙之塔”，其“担负”是如此沉重，乃至难以承受。这也使得人人都在评论大学，但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矛盾纠缠中难得要领。

在大学与外界复杂的互动中，大学与国家、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尤为引人注目。虽然在民国时期曾存在为数不少的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但公立大学是现代中国大学的主体。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大学受国家政治变动和政策变化的影响更为直接、显著；而大学对外界政治的反应和参与也显得积极且主动，卷入的程度也更为深切。大学与国家、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对于理解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在现代中国大学场域的运作和交互影响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在现代中国，大学是培养国家精英和社会栋梁之所，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有着重要的影响。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说过：“后十年国家的时事就是现在大学教育的反映，现在的大学教育好，将来的情形也就会好，现在的大学教育坏，将来的情形也就会坏。”(7)国家的命运和大学教育的得失成败密切相关。现代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来自于大学，他们在大学中接受的知识训练、选择的政治立场和养成的文化主张，都深刻关系到国家和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国家和政府对大学的影响则显得直接且强烈。现代中国的大学是国家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紧密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民族性知识生产的需要。国家意志和政府需求深刻影响着，乃至主导着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大学生产什么样的知识，怎样生产知识，培养何种人才，都紧密围绕国家的目标展开。这既有权力对知识的引导，也有大学对国家需求的主动适应。急国家之所急，想政府之所想，所谓“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大学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

国家对大学的影响还突出体现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无论是清末的忠君尊孔，还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三民主义教育，抑或是此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政府都把大学视为灌输主流意识形态、加强思想文化统制的主要场域。通过引导、规范乃至钳制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国家意志和党派观念对于大学学术自由和创造性的知识生产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三）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大学与现代中国”丛书。从宏观上来讲，该丛书的主旨有两个。

第一，以大学作为观察和认识现代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著名教育学家弗莱克斯纳曾说过，大学“是时代的表现”，它(8)“处于特定时代总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大学不是抽象的概念、结构和组织，大学是它所置身的社会环境的体现。对于大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大学本身，而要把它置于周遭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之中，来展示大学对于更为广阔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精英阶层绝大部分都在大学接受教育，他们的知识结构、政治主张、文化立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大学中形成。通过培育社会的精英阶层，大学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解，难以绕开大学。不理解大学，不理解大学培养的社会精英，不理解大学在知识生产、社会流动、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和影响，就很难对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的社会变动给予深层次的的阐释和解读。

第二，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建设道路提供鉴戒。当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民族文化的大学和高等教育体系已经成为国家的意志。这既需要有国际视野，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的办学经验；同时更需要有本土情怀，继承现代中国大学发展历程中积累的丰厚历史遗产。作为一种西方文明的产物，大学要植根中国大地，才能生根成长、枝繁叶茂。如何形成自身的大学理念、大学模式和学术文化传统，如何处理大学与国家、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近代以来的中国大学有着卓有成效的探索，并积累了很多经验，当然也有教训。这些在今天都需要给予认真的反思和总结，并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加以采择。

英国教育家阿什比曾说过：“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9)产物。”所遗传的是大学对于知识创获和文化传承的一贯责任，而面对的则是变动的历史环境和互异的文化土壤。希望“大学与现代中国”丛书能以大学作为切入点，加深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加深对于大学的理解，加深对于现代中国大学的理解。(1) ［加］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许洁英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2页。(2) 梅贻琦：《中国人的教育》，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年，第12页。(3)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5页。(4) 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台北“国史馆”，1988年，第18页。(5) 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教育）》，中华书局，1998年，第23页。(6) 刘伯明：《论学风》，《学衡》1923年第16期。(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87页。(8)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9) 杨东平编：《大学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4页。目录

序言

绪论 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非民族情境二、基督教大学、齐鲁大学史研究综述三、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框架

第一章　“圣省”来了西客：基督新教与近代山东 第一节　东方“圣省”山东第二节　基督新教在山东第二章　差会与民族：纠缠中发展的齐大校史第一节　从登州到济南第二节　在差会与民族主义的夹缝中

第三章　西人掌控：管理机构变迁 第一节　分散办学时期第二节　海外董事会与驻华董事会第三节　理事会与驻华董事会第四节　冲击与调整

第四章　外款为主：经费来源分析 第一节　学校的基本建设经费与产权归属第二节　学校维持经费第三节　经费与财务管理

第五章　“基督化”：校园文化概览 第一节　学校宗旨与目标第二节　课程设置第三节　齐大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

第六章　宗教特色：学生群体分析 第一节　学生来源与特点第二节　毕业生事工及民族主义表现

第七章　“共和国之实验场”：学生社团组织 第一节　对国家社会的学理关注：学习学术型第二节　有限度的自治：自治管理型第三节　大学精神：宗教救国型

第八章　“追求实际”与“羞作狂喊”：齐大学生风潮 第一节　追求自由权利及课程提升：与民族主义无关？第二节　五四、五卅、五三与“非基”：民族主义与母校情

结第三节　立案引发的斗争：党派力量的渗透与迟来的“非

基”诉求第四节　“追求实际”与“羞作狂喊”：国难时期的民族主

义表现

结语 一、齐大学生民族主义诉求的基本历程二、“非民族情境”下的民族主义表现特点三、实践的“反省”的民族主义四、齐大办学中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附录一：中英对译表（按中文名称音序排列）

附录二：齐大主要管理人员变迁表

附录三：齐大要事编年

附录四：济南非基督教文件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绪论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非民族情境（一）民族与民族主义

研究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基础无疑是对民族（Nation）概念的界定。然而，民族这一概念却是“政治辞典中最令人迷惑和最有(1)倾向性的术语之一”。法国学者德拉诺瓦说的非常有趣：“民族是(2)存在的……但并不确切地知道它是什么。”霍布斯鲍姆则断定“事实上，民族根本不可能具有恒久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定义，因为这个历史新生儿刚诞生，正在不断变化，且至今仍非举世皆然的(3)实体”。民族概念的难以界定直到今天仍是学界共识，民族随时间推移不断变化的演进性、随空间不同而产生的特殊性、概念界定时理论视角的多元、意识形态的掺和等等因素都造成了民族概念界定的困

(4)难。

汉语语汇中习惯上使用的“民族”概念有三个来源。

一个是古汉语传统用法。在中国传统文献里面，“族”、“族类”、“种族”、“宗族”等被广泛使用，而“民族”一次虽然少见，却也“并非不见”。郝时远通过检索多种古代文献，搜辑出至少10个例证证明“民族”一词确属古代汉语名词，并认为古汉语“民族”一(5)词“既指宗族之属，又指华夷之别”。这与近代意义上西方的nation概念还是有区别的，但古文献中的“族”等类似词汇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与今天耳熟能详的‘民族’的渊源关系和内在联系”(6)则是可信的。第二个来源是由日本转译来的西方语词。范可认为，“‘民族’一词由梁启超一代的知识分子引自日本，实为西文(7)Nation”。此观点长期流行，认为近代日本借用汉语“民族”一词对译西文volk、nation、ethnos等名词，梁启超等人于19世纪末又将该词从日本引入中国。第三个来源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传入中国的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即著名的“四个共同”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8)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这种理论来源的混杂与言语环境的复杂造成了该概念长期的模糊不清，因此，长期以来，汉语中的“民族”概念问题“始终是困扰国(9)内民族问题研究领域的一大学术难题”，其不是一个相对单纯的自然科学类的概念，“而是内涵十分复杂的具有社会、文化、政治、经(10)济等方面含义，且具有地方性色彩的‘复合型’概念”。同时，其“内涵十分丰富，外延非常广泛，既有极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又(11)有很大的模糊性，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作不同的理解”。这种概念模糊性为研究以及实践工作带来很多不便。

以上三个来源中，新中国建立后影响最大的就是斯大林的“四个共同”定义。但该定义很快就在民族认定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因为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复杂性，中国很多民族并不同时具有此四个“共同”特征。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自然无人能够推翻斯大林(12)的观点，“只能面对四个特征做些加法或减法的工作”，在细节上修修补补。

但是，最容易引起误会的并不是斯大林的定义，而是与“民族”对译的西文nation的多义性以及汉语“民族”本身的模糊性。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民族”的英文对应词Nation，含义“三位一体”：国家、国族、国民，其实是无法用一个汉语词进行对译的，所以，“西(13)文中的nation究竟如何用中文表达，完全取决于上下文”。与此相应，汉语中的“民族”一词也十分含混和模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与汉民族的“民族”究竟如何区别就令人迷惑。为解决这一问题，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理论：“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14)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1990年代后，来自西方的“族群（ethnic group）”概念在中国各学科领域里兴盛起来。“ethnic group”一词最早在1930年代开始被使用，到1960年代开始被学界广泛接受，“在英语中表示具有语言、种族、文化和宗教特点的(15)人们共同体”。关于“族群”与“民族”的关系以及使用问题，在中国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李振洪总结了学界对“族群”的定义，认为有三个要素具共同性，即强调客观上的共同渊源、共同的文化认同以及强烈的同族自我认同感，指出“具有这三个要素的稳定的人类(16)群体，便是族群。”叶江在总结以上研究成果后，为厘清汉语“民族”概念，提出“最佳途径应该是将其视为在外延和内涵上具有两个不同层次含义的概念，或将汉语‘民族’概念视为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也就是说，汉语“民族”概念的第一层次含义为“中华民族”这一层次的人们共同体，即费孝通所说的“一体的民族”概念，此概念与国家相互关联，在西语中称为“nation”；汉语“民族”概念第二层次的含义为包括汉族在内的我国“56个民族”这一层次的人的共同体，即费孝通所谓“多元的民族”概念，也就是在国家层面上是非政治性的，且在西语中称为“ethnic groups”的人们共(17)同体概念。

经过长期的讨论与探索，200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民族概念做出了新的阐释：“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18)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界定得到了学界的认可，被认为“克服了斯大林定义的缺陷和局限，吸收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民族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不仅比斯大林的定义更加准确和严密，更重要的是坚持了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19)的中国化”。

与民族概念密切相关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作为一个概念最早使用于18世纪末。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和法国神父奥古斯丁·德·巴鲁尔（Abbé Augustin De Barruel）“使用该词并使之具有可辨识的社会和政治的含义”，英语语境中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最早使用于1836年，为神学(20)用语，“指某些民族成为上帝选民的教条”。

西方语境中的“民族主义”是近代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的产物，此观点以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最有代表性。产生于18世纪的民族主义，在安德森的理论中，其背景是宗教共同体的衰落和王朝的式微。民族主义产生后，在全球出现了四波散播浪潮。第一波是在18世纪的美洲。美洲的殖民地母国对美洲殖民地移民的制度性歧视，使当地欧裔移民的社会与政治流动被限定在殖民地的范围之内，“这种被母国歧视的‘旅伴’们于是开始将殖民地想象成他们的祖国，将殖民地住民想象成他们的‘民族’”。第二波民族主义是“一种群众性的语言民族主义”。19世纪的欧洲群众性民族主义因为已有美洲民族主义和法国大革命为其提供“盗版”模型，因此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比第一波“要更有自觉意识”。第三波是19世纪中叶以后在欧洲内部出现的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它是对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反动。通过自上而下的同化工程，控制群众效忠、巩固王朝权位。最后一波是在一战后出现的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Colonial nationalism）”。这一波是对官方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帝国主义的反应。歧视性的殖民地政策为被殖民者创造了想象民族的领土基础。和18世纪美洲的欧裔移民一样，在20世纪的亚非洲被殖民者的心(21)中，殖民地的边界也终于成为“民族”的边界。

这种西方式的“民族主义”起源史，往往不能为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大多数中国学者所认同。对于一个长期大一统的国家（或帝国、王朝）而言，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早已有之。郑大华先生认为由于中国民族形成较早，因此民族主义的出现也远远早于西方，这种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表现在华夏中心观、华尊夷卑观和夷夏(22)大防观三个方面。学界一般认为这种传统民族主义解体于近代列强侵华之时。在列强入侵中，传统夷夏观念崩解，西方近代民族主义观念进入中国，这种近代民族主义强调民族建国与民族平等，并在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倡导民族竞争。正是在对西方列强的反抗之中，中(23)国近代民族主义开始形成。但是，若把“民族和国家的地位日益降低的时代，民族和国家的自我意识却在日益升高”作为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蜕变特点的话，葛兆光先生认为宋代“中国”观念(24)的出现即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渊源。总之，与西方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相比，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自己的独特路径。

一些研究者认为可以将民族主义分为文化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如朱英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也是各个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必然产生的结果”，中国的经(25)济民族主义的萌发主要是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但对此类概念的使用，李泽厚明确表示过反对。李反对民族主义一词的滥用，“包括反对所谓‘文化民族主义’之类的用语和说法”，因为李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严格的政治学和政治思想史的概念，它与近代西欧(26)‘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兴起有关，不能随便乱用”。姜德顺对于被频繁使用的“民族主义”一词的“过于泛化应用的趋势”也曾(27)给予纠正。但是，基本上这些批评都是从Nationalism的词源谈起，认为西方的民族主义是严格限定在政治与政治思想范畴的一个概念，不能乱用。然而，其又称民族主义一词与Nationalism不能完全对译，既然不能完全对译，中文里的“民族主义”出现了一些Nationalism所不能包容的含义也不应该过多指责。诚然，“民族主义”一语转译自日本，其最初的对应词就是英语中的Nationalism或相类似的其他语言中的词汇，但这并不代表中文“民族主义”一语在后来的发展中不可以有自己独特的含义。只要使用时界定清楚，不犯逻辑错误，不必要也不可能非得与西语保持一致。“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史上，根本不(28)曾存在过西方式的‘民族主义’”。

李泽厚反对滥用“民族主义”一词还有一个目的，即强调不能过度提倡民族主义，否则“对内对外”都没有好处，并举例指出了近代(29)史上民族主义曾经带来的各种破坏。但李从学理上来推导一个实际存在问题的做法很容易引起疑问。一个问题就是：民族主义不提倡，它就不存在吗？事实上“民族主义的无处不在，今天五大洲千百万人如此地醉心于它，这些都证明民族主义在‘人民’中的鼓动和共振作(30)用，只有过去的宗教能与其媲美”。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民族主义的存在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余英时指出，百年来中国历(31)史发展最大的动力，非民族主义莫属。罗志田认为，近代百年各种思潮“背后有一条潜流，虽不十分明显，却不绝如缕贯穿其间。这(32)条乱世中的潜流便是民族主义”。连李泽厚本人也同意，反帝救(33)国的民族主义是“整个近代中国的思想主题”。因此，“民族主义”不是提倡就有、不提倡就无的东西，而是一种需要认真面对的客观存在。不论你承认与否，它都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李文海曾指出：“综观整个中国近代史，几乎没有一个对历史作出积极贡献的历史人物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事件，不与民族主义有着极为密(34)切的关系。”

关于民族主义的基本精神，有学者认为应包括两个基本点。第一，强调民族以及与此相关的身份和利益的神圣性；第二，将民族和国家(35)对应起来，视民族国家利益为至高无上。按照翁贺凯的说法，Nationalism翻译为“国族主义”或“族国主义”或许更能传达英文原词的精髓，因为“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表达的是‘民族—国家主义’的实质性意义。‘民族建国’（nation-building），中文学界还有称为民族国家建设、民族建设、国家建设或民族统一构设的，主要指民族主(36)义与现代性变迁相关联的建设性的一面”。（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

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始于1980年代中期，在1990年代中后期形成高潮，迄今方兴未艾。关于研究的基本状况，可以参考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向与反思》（《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暨爱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贾小叶：《“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学术研讨会侧记》（《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王春风：《文化民族主义研究综述》（《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等。此处不再赘述，仅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的几个可能的方向与本书关注重点作一介绍。

翁贺凯先生在对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状况进行批评时说道，有关这一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不仅显得颇为单薄，而且在视野上相当狭隘”。翁认为既往研究要么将民族主义视为捍卫国家主权的集体情感或力量，其“外倾的一面表现为排外、御外的情感与力量，内倾的一面则是对个体自由的威胁甚至压迫”；要么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文化心理意识与认同——主要表现为对民族文化或民族特性的认同与维护”；却严重忽略了“民族主义‘建设’的一面——(37)即与现代性变迁、民族建国特别是国家建设密切相关的这一面。”

所谓的民族主义“建设”的一面，翁引用了胡适的一段话作为证据，这段话出自胡适于1935年发表的《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

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

因为最后一步最艰难，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很容易先走上(38)

前面的两步。

胡适的这段话典型地体现了中国近代早期民族主义对于民族建设一面的强调。然而，还是这一段话，在其他学者那里却读出了“反省”(39)的民族主义的意思。对于民族主义“建设”的一面学界的确语焉不详，但是对于反省的民族主义，学界则已有了一批成果。代表作为：朱文华《论胡适的“民族反省”思想》（耿云志编《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3页）；朱文华《试论近代中国的“民族反省”思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第69-75页）；俞祖华《深沉的民族反省（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陈仪深《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37-66页）等。一般认为，反省的民族主义大多是强调反求诸己，强调遭受打击的己方原因，从而加强自己，以应对外侮。

对于反省的民族主义，学界多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近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反省的认识与论争。但在近代民族主义实践中，这种“反省”是如何自觉体现出来的则少有探讨，尤其是民族危机之中青年学生之反应究竟如何，是否如既往研究多数认定的那样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烈情绪？是否动辄上街请愿游行？还是有其他的诉求方式？这些问题并未得到清晰的揭示。而齐鲁大学学生在“九一八”之后的“国难时期”，在参与“反帝”的同时更多的诉诸理性，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反省”精神。本书后半章节拟从此角度对齐大学生的民族主义实践加以探讨。

其实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既有成果中，不仅对反省的民族主义研究集中于思想理论层面，在整个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中也多是囿于思想领域，而外抗侵略与内部建设的实践问题往往不被视为民族主义研究的内容。这主要是因为一涉及“主义”二字，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思想理论层面的东西，而不知没有实践的主义只能是一种空想。所以民族主义事件与民族主义思想同样具有意义与价值，“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是通过一系列斗争和运动得以阐发(40)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更体现为实际的政治运动”。也有学者提出了“民族主义”基本含义的两重性：“其一，民族主义是关于民族的特性、利益、权利和责任的理论；其二，民族主义是一个有组(41)织的政治运动，旨在进一步加强民族所宣称的目标和利益。”理论与运动都是民族主义的应有之义。厄内斯特·盖尔纳也将民族主义定(42)义为一种情绪或一种运动。其实反帝反封建战争、历次国家建设运动都是民族主义的具体表现，只是研究者多不愿意正视这个事实而已。那么反省的民族主义运动有哪些呢？对此尚无专门研究，当然这里有一个困难，就是这些在实践着民族主义的人，他们自己是否知道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行为。比如，如果我们认为战争时期的农民辛苦种地也是一种爱国，因为前线战士也是要吃粮的，那么他们在种地之前是否知道这也是一种爱国的民族主义行为呢？这种质问多少有点难为他们。任何理论都是从实践中归纳出来的，但是反过来就不成立，并不是所有实践都一定要在自觉接受理论指导情况下，我们才能说这一实践是符合某一理论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讲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那么当时的工商业者知道自己是在进行资本主义萌芽的伟大开创性活动吗？与此类似，我们只能说某些群体的行为符合民族主义的特征，而不一定必须质问他们的心灵：你知不知道这也是一种民族主义行为？你的动机是什么？反省的民族主义在当时的国难面前是一种难得的理性声音，这种声音往往被淹没在激进民族主义噪音，因而受众不广，推广不易，但这并不代表其在现实中没有实践的依据。消灭“五鬼”，弥补不足，提高自己，以应外侮，这是反省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齐鲁大学学生的民族主义行为就符合这样的特征。

第二个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方面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特殊区域的民族主义问题。在既有成果中，这种特殊区域就是租界与租借地。这二者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其所处地的管理当局为外国人士或以外国人士为主建立；第二，此间的主要生活方式、主流文化外来气氛浓厚，“对于居住在租界里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生活在一个故土之(43)上的‘他乡’里”。这种特殊区域，无疑是一个不同于正常场域的特殊情境，其间当地人的民族主义感情是怎样产生和发展，又是如何实践的无疑有其特色。

关于租界内的民族主义问题，有学者指出，由于租界兼有殖民和现代、罪恶和文明的两重性，导致了生活在租界的现代作家的生命体验和文化心理充满了悖论：租界的文化语境，使得个体不能与集体发生真实有机的

联系，有过租界体验的知识分子是中与西、传统与现代共同

塑造的“中间物”，既与他者社会疏离又与自我社会疏离，

具有“主体暧昧”的特点。殖民性、民族性、商业性和现代

性相交织的租界语境，带来了现代作家叙述租界故事的复杂

情态。东方主义、自我东方化、批判国民性与民族主义的纠

缠，造成了现代文学殖民文化蕴含的复杂性和“民族寓言”(44)

的片面性。

由此可知，在租界这种特殊场域里，中国人民族感情与家国想象出现了“主体暧昧”特点，具有了“中间物”身份，租界华人的自我东方化更是明确点出了租界内华人民族主义想象的特色。

从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中国近代出现的租界、租借地是“变相(45)的殖民地”，由于中国“半殖民地”的特殊状况，帝国主义“施以(46)直接殖民统治的若干区域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地区”。胡成曾指出：“殖民统治的存在本质就是以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上优势方式控制多数原住民，为维护殖民利益而建立现代法律和警察制度，并不择手段地攫取经济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建工厂、开矿山、筑铁路等），以及在宗教和文化方面用殖民者自己的道德观、价值观、秩序(47)观对被殖民者进行精神上的清理和整治。”也就是说，在殖民统治区域，殖民主义者构建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均与非受殖区不同的场域。关于殖民地的民族主义问题，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根据印度近代历史总结出了“殖民地民族主义（Colonial nationalism）”概念，(48)阐述了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建构以及民族边界的确立问题。印度学者帕尔塔·查特吉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则将作为英国殖民地印度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划分成分离期、策略期与完成期三个阶段，“使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范式(49)形式，作者凭借它建立了一个逻辑上近乎完美的阐释体系”。朱建君则以青岛胶澳租借地为分析对象，“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民族想象与殖民地的关系进行实例研究”，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提(50)供了一个“殖民地起源的视角”。（三）非民族情境

租界与租借地的特殊场域，我们不妨称之为是一种“非民族情境”。所谓非民族情境，就是指在本土设立，而其管理者与维持者非以本民族人士为主，主流思想文化亦非本民族的一个特殊空间。简言之，就是在本民族土地上由外人创建并维持的充满异族文化特质的特殊场域。在中国近代，这样的特殊场域除租借地与租界以及各式各类洋行以外，还有基督教学校。基督教学校管理者作为外人，思想文化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各种维持经费亦非以本民族来源为主。政治、经济、文化均非以本民族为主流，机构却又坐落于中国本土，对生活于其间的中国人而言，这样的特殊场景无疑可称之为“非民族情境”。总结起来，非民族情境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经济方面，投资建设方、日常维持资金之主要来源非本民族；第二，政治方面，组织方非本民族，人事权力非我掌控；第三，精神文化方面，主流文化非本民族文化，而属于足以颠覆本民族文化的另一强大文化体系。这三种特殊性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场域，这种场域即可称之为“非民族情境”（或“异域情境”）。研究“非民族情境”下的民族主义问题，其现实意义在于能为今天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碰撞所产生的问题之解决提供借鉴。

对于基督教学校的“非民族性”即“洋味”，近代以来已有很多研究者予以关注。陈启天曾经酣畅淋漓地揭露了教会学校的“洋气”：“教会学校的特殊精神是什么？住的要是洋房，穿的要是洋服，见的要是洋人，说的要是洋话，读的要是洋书，信的要是洋教。”在这种洋气十足的教育环境中出来的学生，“多半成功一个‘准洋人’或(51)‘准外国人’”。常道直认为这种人鄙视同族，“视西人如帝天，事(52)事惟命是听，而尤示亲昵于出资办该学校之国家”。恽代英亦曾指出，传教士作为“外国先生”最爱的是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为中国人办学，一方面要为我们中国人谋幸福，然而另一方面亦决不愿意他们所教育的中国学生反对他们的本国。所以，英国人办的学校，一定鼓吹中英亲善；美国人办的学校，一定鼓吹中美亲善。”如此一来，在其中受教育的中国青年就会产生对外国的感情，当该国成(53)为中国所反对的帝国主义目标时，青年的斗志就会受到影响。

近代一些学者虽并不反对基督教学校，但却自觉与之保持了距离，原因仍然在于学校的“非民族”特征。比如1925年经朱经农介绍，吕思勉去沪江大学教书，不久吕表示：“予在教会学校中，终觉(54)气味不甚相投。……一九二六年暑假后，予入光华。”具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冯友兰，冯1925年答应博晨光到燕京大学教授哲学，但“纯在外人机关中服务，区区此心，终觉不安，故私意颇愿于中国诸(55)机关中略兼小事，聊以自慰”。可以看出，在一些文人眼里，教会大学其实是“外人机关”，“非民族”感觉十分明显。

教会内部对此也有清醒认识，如1921—1922年巴顿（Ernest D．Burton）中国教育调查团提交的调查报告就指出：教会大学“从性质上说是由西方传教士所创立，由西方捐款所维持，由西方列强的条约所保护，并以同样的理由容许那些负责者索取任何权利和保持任何标准，而且往往是按照西方的法律在外国注册的”。报告还认为“正是这些状况妨碍了人们对教会学校的衷心欢迎和承认，妨碍了大部分中(56)国人的支持，倒不是因为特殊的宗教性质而不受欢迎。”对此，吴雷川的看法更有代表性，吴认为当时的教会学校很容易给人留下五点印象。第一，虽说办学是为中国造就人才，但因为经费出自教会，总不免视学校为播道的园地。甚至以信教学生的多寡，为学校应否存在或评量其成绩优劣的标准，因此教育的方针就渐至偏倚。第二，依仗不平等的传教条约，藐视中国法令，不受中国官厅的考核。甚至夸耀已经在外国政府注册，可以自由授予学位，为学生开出洋留学的捷径，却因此予学生以轻看本国的印象。第三，管理学校的是外国人，不明了中国历史的背景和当时的需要，妄以为中国的文化俱无足观，对于中文的学科毫不注重，以最低的薪俸聘用中文教员，养成学生厌弃中文的习惯。第四，学校自成系统，自为风气，教职员少与普通教育界中人往来，知识不免痼弊，学校内一切的设施，就不能因观摩竞争而进步。第五，因为经济来源地关系，外国人居于主体，其他中国的教职员，不是热心媚外，就是冷眼旁观，不负责任，以致全校缺乏连贯(57)的精神，学校在社会上的信用也不能圆满。总结起来，就是经费西来、西人管理、西教文化、洋味十足。

基督教学校的场域特殊性问题，近年来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在裴士丹（Daniel H．Bays）和艾伦·魏德莫（Ellen Widmer）合编的《中国基督教大学：跨文化桥梁1900—1950》一书中，就使用了“跨文化场域（cross-cultural territory）”的概念，“跨文化场域”是一种“中外文化混合场域（Sino-foreign cultural territory）”，其最大特征就是校园中存在的“独特的双重文化氛围（the unique bicultural (58)atmosphere）”。当然，“双重文化（bicultural）”这一概念并不是该书的发明，早在1976年魏思特（Philip West）即已提出燕京大学是一个双重文化的大学，其间中西交汇，中英双语教学，教育强调中西(59)并重。但由于当时西盛东颓的特殊情势，这种双重文化的特征往往表现为西方文化的压倒性优势。因此有学者评论道，双重文化的“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间的关系并不是平衡、协调的”。由于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对立，教会大学从来都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之地，传教士总是不自觉地具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以一种救世主的心态把他们认为中国需要的东西塞给中国”。因此，“这些教会大学都是西方对华文化渗透的媒介，作为向中国人示范西方文明的样板。在那里，中国文化虽然没有被无视，也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或是仅像古董一(60)样用来点缀场面。”

利用“非民族”来描述、界定教会大学的场域环境之特征也并不是本书的发明，学界早已有人用之。最早使用这一语汇的很可能是徐以骅。徐在对圣约翰大学的教育文化环境进行考察时指出，圣约翰“一方面把英语教学作为维持学校威望和差会控制的手段，另一方面全盘照搬英美的教育制度，连礼仪服饰也以西方为蓝本”，故“圣约翰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延伸，在这种‘非民族化’(61)的文化氛围中，中西教育势必难以兼顾”。相类似的，徐以骅还提出过“非本土化”的说法：“尤其是在1920年前，这些学校又因其西化倾向而游离于中国社会之外，与普通民众的生活脱节，‘一校之中，俨如一国’，犹如一个外国文化飞地或‘疏离的学术象牙塔’。在这种‘非本土化’的氛围中，中西教育实难两全，尽管会合东西文化(62)也许是这些学校创始者的初衷或期望。”徐文认为“非本土化”的特征是“外国文化飞地”，其所对应的主体是文化来源地，那么在文化接受地是如何认识此种情境的？此问题或许能成为进一步思考的起点。

教会大学中存在一种“非民族化”的文化氛围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可与赞同。比如黄新宪在谈到教会大学的文化潜移时就提到：教会大学在吸收外来文化，促进文化变迁方面具有比较

明显的作用，但在教会大学中，中外文化交流是一种非正常

的文化交流。通过这种交流，外部世界确实开始了解中国社

会和中国文化。与此同时，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渗透形成了一

种非民族化的文化氛围，导致教会大学中的中西教育无法平

衡地发展，影响了文化变迁。此外，这种交流还是一种不对(63)

等的交流。同样的说法还见之于陶飞亚、吴梓明的著作中：后来，圣约翰大学一直以中英文并重相标榜，显示其与

别的教会大学相异之处。但在一种“非民族化”的文化氛围

中，中西教育并没有平衡地发展，作为维持学校声望和教会

控制手段的英文教学始终占主导地位，一直对国学教学造成(64)

不利影响。

教会大学存在着一种“非民族化”的文化氛围，从而使其中的文化交流具有自己的特色。循此出发，在一个“非民族化”的场域里，很多故事就都有了特殊意义，有些在普通学校里可能无足轻重的问题，到了教会学校则会变成重大事件。比如陶飞亚、吴梓明先生分析过1917年蒋昂提出教会大学“歧视吾国文字”，中文课时少、教师待遇低等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如果发生在国人自办的学校，大概都可以说是属于教学行政和教育质量的范畴，但是涉及教会学校，涉及教(65)育主权和民族主义，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在“非民族情境”里，一些极小的问题也很可能会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学习生活于其间的学生群体民族主义情愫的具体表现问题同样如此。

前揭朱建君书中通篇一直将民族主义定位成一种“想象”，这当然是受了安德森的影响，因而主要关注的是青岛殖民地内的民族主义思想观念的发展情况，所运用的资料来源于报纸与书刊，对于青岛市民的活动则关注不够。我们不能不问一句：民族主义是否仅仅存在于一些知识人的头脑里，是被建构出来的？殖民地人们究竟是怎样体现和实践自己的民族主义的？朱书以思想层面的民族主义为主，以民族观念、民族形象和民族思想等为主要着眼点，那么在这种场域下，一般民众是如何做的呢？其实，朱书也认为历史在人群中其实是分群体存在的，有些群体的民族主义感情往往被忽略：在以前受民族国家叙事影响的历史著作中，维新派和革

命党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受到特别重视，而其他人的民族感受

则受到忽视，甚至否定。而且，由于专注政治民族主义，强

调与既有传统的决裂，所以那些没有自冠民族主义者的人往(66)

往被排除在关照范围之外。“没有自冠民族主义者的人往往被排除在关照范围之外”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朱先生对于常为人忽略的晚清遗老进行的考察颇能给人以启发，但其却将另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群体“劳工”排除在外了。原因可能还是民族主义研究者的一贯思路——从思想史出发，因此，“不能说话”的底层自然无从表达自己的思想，自然不能被纳入到民族想象的考察范围里。问题又归结到了一点上，民族主义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吗？劳工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民族主义的具体表现？朱先生也承认“概念和历史意识的真实并不完全等同”，同样的，历史意识也不一定与“能够说话”的非底层人士的话语等同。应该说，实实在在的实践活动才是历史的本真面目，落实于文字的东西，是否真的就是当时的社会意识，甚至是否是作者的真实意志都是可以存疑的。本研究关注的教会大学的学生，属于尚未成材但知识水平又相对较高的一群人，他们的民族主义想象和行为值得重视。但是作为一批思想尚未成熟的年轻人，他们的特点往往是以行动来代替思考，他们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也多体现于种种举动中。就齐鲁大学而言，还有一个重大特色即毕业生中名人不多，这当然与其教育宗旨有关系（详后），比较有影响的一些人基本都在医学领域，专业的特点使他们对于民族国家之类的政治话语天生免疫，所以在齐大校友的回忆录中也很少见到此方面资料。作为一个历史观察者，我们只能通过收集资料(67)进行“想象性重构”。所以本书虽以民族主义这一思想性、理论性很强的名词作为题目，但主要关注的却是齐大学生的实践活动层面。

所以本书将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勾勒出一个特殊场域下民族主义的发展情况；二是对反省的民族主义的实践行为作一番探析。二、基督教大学、齐鲁大学史研究综述

本书所选择的“特殊场域”是一所北方的基督教大学——齐鲁大学。基督教大学，即习惯上所称的教会大学，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很多学者循名责实，认为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的Christi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以及更早前的Mission School等不能译为教会大学，而应分别译为基督教大学或差会学校，所以很多人呼吁放弃使用教会大学与(68)教会教育概念，而使用基督教大学与基督教教育概念。但鉴于“教会大学”的用法已经约定俗成，很多民国时期形成的中文材料里也是二者并用，故本书在概念使用上不作严格区分。亦即说，在本书的一些章节里，教会大学与基督教大学是通用的。（一）基督教大学史研究

中国基督教教育史研究首先起端于西人，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即有多篇博士论文以此为题。如姚赛拓（Yau S．Seto）：《在华传教士教育问题：史实与评论》（Problem of Missionary Educational in China，Historical and Critical，纽约大学，1927）、普腾（James Dyke．Van Putten）：《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历史发展及其对中国人生活影响研究》（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and Its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Life，芝加哥大学，1934）、考克·维（Kok A．Wee）的《新教在华大学及其体育教育》（Physical Education in Protestant Christ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y of China，哥伦比亚大学，1937）。出版专著则有格瑞戈（Alice H．Gregg）的《中国及教育自主：新教教育传教士作用变迁（1807—1937）》（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Educational Missionary in China，1807—1937，锡拉求兹大学出版社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46）。1950年代初，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推动编写了沪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齐鲁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大学、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华中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学校的校史。但是这种校史层面的梳理，还无法称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其中较有影响的研究性论著有刘广京(69)（Liu Kwang-ching）：《中国早期的基督教大学》，鲁珍晞(70)（Jessie Gregory Lutz）：《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以及芳卫廉（William P．Fenn）的《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71)1880—1950》等论著。上述论著中部分已翻译成中文，对中国大陆学界基督教大学史的研究有推动之功。

香港与台湾的学界对教会大学的研究自1970年代开始起步。代表作有圣约翰大学同学会出版的《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1972年版）；彭国梁：《燕京大学之中国文化学术研究：1919—1949》（台北：昭人出版社，1975年版）；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董鼎：《学府记闻——私立燕京大学》（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版）。

1980年代初，中国大陆学界开始对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予以重新审视。虽然许多研究已挣脱了旧思想观念的束缚，但可作参考的成果并不太多。其中徐以骅发表于1986年的《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初探》（《复旦学报》1986年第5期）引起学术界关注，成为1980年代中(72)期“教会大学史研究逐渐‘变热’的开端”。1989年华中师范大学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有关中国基督教大学史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由此中国基督教大学史研究进入高潮期。

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基督教大学史研究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征：

第一，与一般大学史研究相比较而言最大的特征就是从一开始即以专业史学工作者为主而不是以从属于教育学专业的教育史工作者为主进行研究。这就造成了教会大学史研究在史学领域从一开始起点就非常高的特征，但其对教育教学规律却探讨不够。具体而言，教会大学史研究的过程基本上就是整个近代史学研究的缩影，其参与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界所有的范式之争和史学理论的构建。这个研究最早就是以对革命史范式的批判开始的，即一开始就采用了1980年代日趋流行的近代化研究范式。比如章开沅先生在1989年大会上对既往的基督教教育史研究评价道：“毋庸讳言，教会与教会大学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教会大学曾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和抨击……但是，以现在的眼光看，这种尖锐的批判虽不无事实依据，但却失之笼统与有所偏颇，因为它没有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离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这种偏颇的评价，对于那些勤恳的毕生奉献于教育事业的中外教职员，很难说是公正的(73)评判。”其后，教会大学史研究视角随着中国近代史学领域理论范式的转移而不断进行变化，从文化侵略模式到文化交流模式再到完全否定革命史的现代化范式，再到胡卫清普遍主义理论和吴梓明“全球地域化”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视角转换几乎同步。另外，教会大学史由于其独特的西方文化背景，从一开始还深受西方学界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影响，所谓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与中国中心观、后殖民理论等主要的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理论，在中(74)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方面均有所体现。

第二，与第一项特征相联系，基督教大学史研究一向被主要作为基督教史研究领域的课题，“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起步较早且成果(75)最多、研究相对成熟的领域”，而不是教育史学研究范围的主要选项。因此，与一般的大学史研究不同的是，该领域主要的研究成果不是针对教会大学教育教学规律的探讨，而是集中于教会大学的文化交流、教会大学与政治（民族主义等）的互动、教会大学对于社会服务的参与等方面。如从马敏先生于1996年所作的“学术史综述”文章所分章节即可看出学界的着力点所在。该文将有关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主要学术观点分为如下几个部分：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及其评价、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教会大学与中西文化交流、教会大(76)学与知识分子、教会大学与民族主义等几个方面。可见大学作为一个教育机关，学界对其兴趣主要不在于教育、办学方面，而在其与文化交流以及政治、社会的关系等方面。其中，香港学者吴梓明先生(77)联合内地学者推动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最能代表学界的研究旨趣。

第三，总体来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即学术会议十分密集。学者的重要成果基本都在学术会议论文集中，而较少在学术期刊发表。自1980年代中期到1996年，围绕中国教会大学史这一主题，已分别在两岸三地和美国召开了9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一次工作会议，编辑出版了7本学术会议论文集。仍以马敏先生的《近年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综述》一文为例，其所征引的资料除史静寰《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的专业化》（《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徐以骅《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初探》（《复旦学报》，1986年第5期）两篇以外，全部出于国际会议论文集。这说明至少在1996年前，该领域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会议上发表。这或可表明，当时的教会大学史研究未能得到更多圈外人士的认可和共鸣，同(78)时也说明来自海外的资金支持使得学者们可以更从容地坐下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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