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郭沫若(父辈丛书.文化名人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郭庶英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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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郭沫若(父辈丛书.文化名人系列)试读：

2002年11月16日是父亲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写这本书来纪念父亲。

我是学理科的，缺少文学功底。写作中回忆生活的往事，收集朋友讲述的故事，阅读各种资料，努力完成这本书，来献上我的心意。

在写父亲的过程中，我又认识了父亲，感受了父亲，明白了父亲，但又觉得远远不够。父亲的勤奋和创作上的快捷，为他赢来了时间，好像延续了生命，使他在八十六岁的生命中，做出了令人惊叹的业绩。我只觉得写不过来，写不好。

书中的第二部分，我写了“伤寒与耳背”，只想把父亲耳疾的程度，耳疾给他带来的痛苦和困难反映出来。他取得的超人成绩，是克服了耳疾，加倍付出努力才得以实现的。对此，往往会被人们所忽视。

书的前半部分，我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后半部分是按专题写的。总之是想表达得好些。总体上我尽量表现“父亲”的内容。

因为要写“父亲”，作为女儿怀着对父亲的亲情来写这本书，是用以纪念父亲。这是作为女儿的心意，我想朋友们能理解这一“人之常情”。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为了介绍父亲，也将他的著书目录做了引用，并将一些专业学者的许多令我长见识的观点、评价和介绍做了引用。郭沫若与庶英。

写书的过程中，许多朋友和书籍给了我帮助，给了我许多增长知识和学习的机会。在此向各位学者、父老乡亲、朋友们和有关父亲年谱的作者表示谢意。向郭汉英、郭平英及王廷芳表示感谢。向郭沫若纪念馆的支持表示真诚的感谢。

书中的许多照片及部分文字说明，是取自肖玫著《郭沫若》一书，在此说明并致谢。

书中存在的缺憾，愿得到大家的指正。

本次再版，作了部分改动。郭庶英2011年4月第一章沙湾和宁化一、老家沙湾

父亲的家乡地处四川省成都平原乐山市的沙湾区。乐山有闻名于世的“乐山大佛”，有滚滚大渡河、滔滔岷江的汇合处，有浑厚叠峦的群山。不远处坐落着被称之为“天下名山”的峨眉山。成都平原风景秀丽，文化悠久，在历史上出现了李白、杜甫、苏东坡、李冰父子等著名人物。这里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好环境。

1892年父亲出生，排行第八，学名“郭开贞”。他的父亲郭朝沛，母亲杜邀贞。郭家是沙湾的中等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家产是由父亲的曾祖父一代积蓄起来的。几代人的经营，郭家已经是有一定财力了，这给当时的子女教育以及让他们学习先进的科学和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父亲在这样的家庭条件下出生、成长。自幼接受了良好而严格的私塾教育。从《三字经》、《唐诗》、《诗品》等，到开始“注重些科学的知识”, “除圣经贤仿之外”，读了一部《地球韵言》，一部《史鉴节要》，及青少年学校中自然科学的教育等等，使父亲在走出夔门时，已经得到了丰富的知识孕育。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在这个由赤贫的移民逐渐发展成为中等地主兼商人的家里，他的祖先从福建宁化迁移到四川乐山。他属龙，原名开贞，号尚武。“沫若”是他在日本留学时最早使用的一个笔名，取自沫水与若水两条河流的名称，以寄对家乡的眷恋。

1979年在乐山凌云寺召开了“郭沫若逝世周年暨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我和妹妹平英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会后和许多代表回到沙湾的老家。这是我们第一次回老家，家乡父老出自内心的欢迎使我们深受感动。当时的场面出乎意料，沙湾镇（当时乐山是县级）的乡亲们几乎全都涌向了街道，地上可站的地方与高处可登的地方都站满了人，几乎形成了人墙。道路上的人群围着汽车，使车的前进不是靠发动机而是由人群涌动着向前的。老乡们的热情和真诚让我们泪水盈眶，走出车向大家致谢，只听到人群中有人高喊：“郭沫若是乐山的骄傲，是四川的骄傲，是全中国的骄傲。”面对着这样真挚、素朴的感情，不能不让人感到不论你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你做出了成绩，家乡的父老都会认同你。他们会给你最难忘的评价，也是给予的亲切的回报。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1853—1939）。是个略通医道、勤于经营的人，靠着自信和实干维持住一度中落的家道。他因自己早年失学，故而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郭沫若回忆说：“父亲给我的印象是很阴郁的，愁苦的。在我已有记忆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是满脸的愁容。”郭沫若的母亲杜邀贞（1857—1932）。是清末贵州黄平州官杜琢章的遗孤，在刚满一岁时，双亲便在苗民起事中殉节。她侥幸生还，十五岁嫁到郭家。郭沫若写道：“和父亲的风貌正成反照的是我们母亲。母亲给我的印象是开明的，乐观的……”, “我之所以倾向于诗歌和文艺，首先给予了我以决定的影响的就是我的母亲。”

父亲自1913年走出夔门直到1939年2月（相隔了二十六年）才回家，他这次回家是为他的母亲扫墓并为他的父亲祝贺八十六岁寿辰。听乡亲们说，父亲这次回乡为了表示他对家乡的赤诚和敬意，在离沙湾近几十里路时，他便徒步走进镇子；同年七月父母亲带着三个多月的哥哥汉英再次回到家乡，却是为他的老父亲奔丧。

那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父亲任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祖父的去世，国共两党的代表人物都纷纷志哀，送挽联。1906年春，郭沫若离开沙湾考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学习成绩名列榜首。图为学校1907年6月颁发的毕业证书。1910年被成都四川官立高等分设中学堂录取。图为1910年间，十八岁的郭沫若。1911年初，郭沫若作为班级代表参加了成都学界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坚持罢课，第三次遭到被学校开除的威胁。他对四川保路同学会的活动充满热情，在四川独立的前一夜发动同学互相剪掉头上的辫子。图为1912年郭沫若（左二）与小学时期同学李茂根（右一）、张其济（右二）、吴尚之（左一）等在成都的合影。1912年秋，郭沫若结束中学学业，考入成都高等学校理科。图为1912年间与中学同学的合影。中排左二为郭沫若，左一为张其济。郭沫若在中学时代。

蒋介石致电哀悼，并题词、送彩幛、对联。

毛泽东主席及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祖涵、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题联，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周恩来题联。

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陈光、徐向前、左权、吕正操、聂荣臻致电。

冯玉祥、于右任、沈尹默、陈诚等像赞；陈立夫、陈果夫、何应钦、顾祝同、陈布雷、白崇禧等诗悼。

国共两方的隆重哀悼、父亲的《家祭文》使人伤感，更使人慷慨激昂。家乡有人称之为“荣哀”。1939年2月底，郭沫若从重庆回到阔别26年的家乡乐山沙湾，看望86岁高龄的父亲。在乐山逗留期间，郭沫若多次向家乡父老兄弟宣讲了全面抗战的形势。图为3月10日离开沙湾时亲友们结队送行的情景。

自这次回老家直到父亲去世，父亲再也没能回到家乡。解放后，父亲曾经想回去都没能如愿。1966年夏，父亲向周总理请了假，顺探家乡。那时人已经到了成都，参加了省领导的“五一”节晚宴，第二天即要赴乐山的时候，接到了中央的电话通知，让父亲立即回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父亲落空了几十年来期待回乡的愿望。不久以后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也就再没有回老家的机会了。不能实现回乡的愿望，看看家乡的新变化；也不能去祭扫父母墓，探望亲友、回叙往事了，这便成了父亲的一个遗憾。而我们这次回到老家，家乡父老对父亲的激情和怀念被我们所领受，真让我们不知如何是好，内心感到十分惭愧。

家乡的负责人和亲戚引我们参观，当我们走进郭家旧宅，那里已有十几户人家居住着，所有的地方都挤得满满的，虽然向导不停地介绍这些住所当年的用途，但实在是没有一点总体感觉。

随后不久当地政府组织经费、人力，搬迁了全部住户，早期很好地安置了因封建包办婚姻而一直留住在郭家老宅的张琼华。政府修复了老家的宅院，只是原来本色木结构的梁柱，因为要防腐和防白蚂蚁都涂上了黑漆。旧居尽量保留原貌，其中祖父母的住房、父亲的出生室、住房、私塾学堂“绥山山馆”、后花园等均以原来的格局呈现给后人，里面展示了父亲许多有价值的书信、成绩单等文物；展示了父亲的生平。定名为“郭沫若旧居”，由魏传统题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于2006年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注。）1992年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时，在“旧居”后花园墙外设立了父亲的书法碑廊，修建了纪念父亲生平、业绩的展览楼。1992年郭沫若百年诞辰时，郭博、郭庶英回到家乡。

乐山大佛背靠的凌云山上，在著名的风景胜地落成了“沫若堂”和“鼎堂碑廊”。凌云山上和大渡河边分别耸立了父亲的巨型塑像，以示对他的怀念。

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主办了学术季刊《郭沫若学刊》，现在挂靠在乐山师范学院。这个刊物为全国公开发行，是郭沫若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的专门学术园地。刊物开辟了专题研究、生平、思想研究、理论研究、学术争鸣、考证、佚文等方面的内容。到2002年底已经发行了62期。二、宁化，客家人的祖居

其实如父亲所述，我们的家系并不是四川的土著。

父亲在《我的童年》一书中提到：“我们的祖先是从福建移来的，原籍是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听说我们那位祖先是背着两个麻布上川的。”那时是公元十七世纪。父亲说：“在封建时代弄到不能不离开故乡，当然是赤贫的人。这样赤贫的人流落到他乡，逐渐地在那儿发迹起来……”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父亲随军走到福建长汀时，为了动员民众，他在群众集会上大声宣称道：“老乡们，三百年前我也是汀州人，这次回乡来就和大家谈谈心，讲讲形势。”这句话立即拉近了父亲与当地群众的距离，动员气氛很融洽。随后父亲告诉大家：“我的祖籍是汀州宁化石壁村人，300多年前迁往四川，十代前还是住在宁化，是不是300年前的汀州人？”这是《伟人在汀州》书中的记述。

书中还写道：1927年9月4日至6日，八一南昌起义军陆续抵达长汀，担任前敌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虽然一路辗转跋涉，风尘仆仆，依然精神饱满。……经过几次的座谈，郭沫若了解到……许多青年人的革命热情是很高的。”“他非常及时地向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周恩来听后，派李立三、周肃清等配合郭沫若在汀州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组建成了中共长汀县特别支部。”“郭沫若在长汀工作虽然只有四五天时间，但是，他帮助长汀人民组建党的组织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促进了一批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打开了革命工作的新局面。”

近年来，我有机会参加了北京客家海外联谊会组织的活动，对我们这个家系的由来才增加了几分了解。

根据父亲的自述和当地对父亲革命活动的记载，我们自然是客家人的后裔。

1993年在北京成立了客家海外联谊会，1998年我们作为客家人的后代被邀参加。2001年我和平英成为北京市客家联谊会的理事。同年秋天，在福建省龙岩市召开了第十六届世界客家恳亲大会。我应邀出席了大会。到会代表几千人来自世界各地。我去了祖地宁化，在石壁村——被称为客家的摇篮和祖居地的祭祖活动中，大家祭祖，捐钱，寻找着自己姓氏的家谱。我开始看得比较粗，没有找到“郭”的姓氏，于是第一个回到殿前场地上，向活动中安排的收银人员捐了钱，我没有在收据上留下姓名，只想以此表示父亲曾说过的，我们有客家人血缘的心意。但是同行的代表指出我看漏了，让我再次回去从百家姓氏的示牌上找。这次我找到了“郭”氏。当看到别的姓氏木格里家谱很全，很厚，我也满怀希望地去打开“郭”氏这个格子的门，却发现格子里面是空的，什么记载也没有。找到第三层的展览室里展示客家名人部分，有一板是父亲的照片及简介，我心里才踏实了，我们的祖籍得到了认可。活动中我打听了当地的老人及研究人员，他们说，听说郭家早已经全部迁出宁化了，现在当地有的几家姓郭的，是很久以后才迁过来的，和你们郭氏没有任何关系。

客家是中华汉民族的一个支系。东晋以来居住在中原及江淮流域的汉人百姓多次迁移，唐末宋初一支经鄱阳湖流域到赣南、闽西、粤东北的汉人，以后成为了客家民系的主体。之后又在清廷谕令“湖广填四川”的驱动下，辗转入川。落户四川的客家成为世界客家名人谱中的人物有：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朱德、郭沫若等。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客家人吃苦耐劳，勤奋勇敢，团结互助，随着历史的进展在两湖、两广、江西、福建等地涌现了许多文武英豪。如文天祥、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石达开、孙中山、廖仲恺、邓寅达、叶挺、张发奎、叶剑英、张鼎丞、廖承志、胡耀邦、杨成武……。在客家文化中还出现了著名的客家土楼——这一独具风格的建筑群体。客家民风的形成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目前客家人广布全国十八个省区、二百八十多个县市、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八千万人。

再追古往，我们的先辈是从山西南下的。在父亲幼时的作业本中，他写有“乐山汾阳世家”的字样。

父亲成长的家庭，人文环境秉承了客家人的优秀品质。自幼的熏陶，使他聪颖过人，而又勤学刻苦，永远把自身融于历史进步的潮流之中。

我们一直生长在父亲身旁，客籍的概念直到他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才有比较清楚的意识。自幼我们对父亲一直叫“爹爹”（Diɑ Diɑ）。我一直在找这个发音的出处。走过许多省市：从四川老家、上海、广东、香港等，父亲的故乡和所有我们小时候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对“爹爹”的发音都和我们的叫法不同。直到去年去福建参加客家大会期间，才寻到原来客家人中有的发音称“爹爹”为Diɑ Diɑ。看来客家的一些习俗经过了三百多年还保留在父亲和我们之间。第二章伤寒与耳背

父亲耳背重听是众所周知的，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左耳带着耳塞，手持助听器，但人们并不知道他重听到什么程度。实际上父亲右耳几乎完全失去听觉，左耳只有微弱的听觉。不借助助听器很难与他对话，和他交流要准备笔和纸，有时也用一些手势。每当我们请他去用餐时，都用左手做出碗状，右手向嘴的方向划动，他看到后便点点头表示知道了。每当父亲非常专心写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是站在他对面，等他发现我们时再做手势，生怕惊吓了父亲。父亲基本上不能听电话，除极个别一定要听的电话，对话是很困难，也是很短的。特别是随年龄增长，听力的下降，每当父亲看电影、电视、听音乐会没有特别为他准备的扩音装置时，父亲几乎听不到，而所装的扩音装置的音量和音质不很好，时间长了使父亲听得不舒服，在不是非常需要的情况下他是不用的，当然他也不愿意麻烦工作人员。那时，助听器用的电池很贵，也不容易得到，或是日本朋友送些，或是托朋友在香港带些，所以不是必要用的时候，耳机平时多是不开的。1964年春，郭沫若、童第周（左三）、竺可桢（前右二）、严济慈（前右一）等在中国科学院化学所视察。1962年底，郭沫若手持助听器与人艺导演焦菊隐交谈。

每次中央或各部门开重要会议，规定秘书不可以入场，但是因为父亲的重听，属于中央特别批准可以照顾的少数几个老人之列。父亲的秘书可以入会场，由秘书给他转达或笔录。

因为父亲是一个文化人，常常有机会安排他看各类文艺演出。出国开会期间，观看歌剧、芭蕾、民间歌舞等表演，在国内时观看京剧、话剧，一些地方戏及歌舞演出等。虽然听力困难，但他出于对文化工作的关心，常常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都是要出席的。以往的新闻中经常可以看到父亲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席国际音乐团体来华演出等活动，这对他来说可谓是个“苦差事”，因为他听不清。父亲曾开玩笑说：“我是聋子听音乐，摆样子。”尽管如此，他仍在积极从事促进文化交流的活动。安排他出席的活动，他这个聋子基本上没有推托过。

父亲的耳聋是两次患伤寒高烧导致听神经受损而造成的。

1908年，父亲在乐山读中学的时候，患了肠伤寒，高烧持续了一个多月。患了伤寒病的人，凡能渡过生命难关的，均会留下后遗症。那时，生病后的父亲并发了“中耳炎”，听力损坏了，导致了“重听”；同时并发了“脊椎加里斯”，腰椎也受到了损伤。疾病的后遗症给父亲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在冈山六高学习的郭沫若，在医学专业必修的德语课上接触到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他受泰戈尔、海涅等作品的影响，开始了新诗创作的最初尝试。保存下来的早期作品有《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等。图为在冈山六高学习时的郭沫若。

在1927年12月，父亲又患了斑疹伤寒。这一年局势紧张，父亲当年3月31日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之后，蒋介石制造了“四·一二”大屠杀，背叛革命。蒋介石亦通缉父亲，白色恐怖时期党组织打算安排父亲转移到苏联海参崴。又一次的伤寒袭击了父亲，重病高烧40度，持续两个星期处于昏迷之中，不断发出呓语，时而表现狂暴，医生已通知家属准备后事。一般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得了斑疹伤寒多半难免于死。虽然父亲又一次闯过了生死难关，幸运地活存下来了，但疾病使耳疾加重，双耳听力进一步下降。疾病也耽误了父亲去苏联的船期。泛舟漓江。

父亲是一位激情满怀、热情澎湃的人，失聪的开始出现使他几乎无法忍受。1946年6月父亲在重庆社会大学的演说中说道：“……十七岁以前的学生时代，因为那个时代我耳朵还没聋，先生讲的什么话都能听得到；可是十七岁以后，一场大病，两耳就不灵了，尤其在日本学医时候，两个耳朵更重听了，起初二年，只是在课堂内上课还比较能忍受，可是第三年要临床学习，一切都离不了听，那时我真急得发疯，甚至想自杀，苦闷得三个月没有下楼。”疾患使他弃医从文，他在热爱生活的激情支持下，苦闷得到了克服。父亲说：“因为我耳聋，我就拼命地用眼睛，我把力量用在文学上去，……从这里我得到了一点经验，就是有缺陷也一样可以得到成就，只要你自己不灰心，努力学习，尽量用一切办法补救自己的缺陷。”父亲是这么说的，也正是这么做的。耳聋影响了他的听，但不影响他的看，不影响他的写。他一直在努力着。

当然父亲也渴望着有一天能恢复听力。解放后中医的针灸，西医的疗法或手术都进行过探讨。但是由于父亲耳神经损伤的时间太久，父亲的年事已高，还是放弃了医疗方案。父亲当时还曾说过，如果听力正常了，能听到世界上的各种声音，可能会不习惯的。尽管心里很矛盾，我想他还是十分渴望能恢复听力，成为一个有正常听力的人。

在父亲重病弥留之际，我们围在他的病床边，希望父亲的生命不要停止，希望他能有转机，医护人员在进行着紧张的抢救，所有的人都静静地候着。突然，父亲大声地迸出一句话来：“拿耳机来！”我们赶快把床头桌上放的耳机拿过去，给父亲塞好耳塞，把音响调到最大，等待着父亲讲话。大家都在喊“爹爹，爹爹听到了吗？”“郭老，郭老，您听到了吗？”只见到父亲的嘴唇在动，听不清说什么，真希望刚才不是“回光返照”。许多人还在等待着父亲要说什么，可是谁料到这竟成了他给人世间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他留下了他最真切的希望——他要听！! “血压没有了”、“脉搏摸不到了”、“心脏停止跳动”,“现在是四点五十分”，一连串的报告使在场的我们失去了最后一线希望，心凉了，全身像触电一样，顿时恸哭起来。一生的耳疾给父亲带来了冲击、苦闷和激励，他没有消沉他却成功了！取得了常人都难以取得的成就。可以告慰了？！真像父亲所写的：“多谢你们呀，红杏和玉兰，东风的使者！我虽然是个聋子，到处都听到春天的喇叭。”1977年4月，郭沫若观看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殷代皇室陵墓——武丁配偶妇好墓新发掘的青铜器。郭沫若兴奋地指出，这个新发现再次证明殷代文化在武丁时代即相当发达，与他过去的见解完全吻合。第三章天官府、赖家桥

1938年12月，父母亲在武汉失守后经桂林来到重庆。那时的重庆虽然是“大后方”，但是日本飞机三天两头地轰炸，使得在重庆的生活十分不安宁。抗战时期的重庆是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所在地，也是共产党在敌后工作的重要城市，两种政治势力的斗争十分错综复杂。

父亲携全家在重庆生活直到抗战胜利。1939年4月哥哥汉英出生了，他是在医院里出生的，父亲在接母亲和他出院后，没走出几百米身后的医院就被炸了，火光冲天，随后母亲跟着父亲走出了十几里路。我是在1940年6月出生的，妈妈生我是在重庆近郊的防空洞里，那时正在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我就成了防空洞里出生的孩子。生我以后，一段时间妈妈是住在防空洞附近四面是稻田的茅草房子里，妈妈睡的竹床下面就养着猪。在床下养猪是四川贫困老百姓的做法，那时没有条件，妈妈也就在这个借的房子里住了一段时间。等我再回到这个地方时，已经是1979年6月。在父亲老家四川乐山召开的《郭沫若逝世周年暨郭沫若研究学术研讨会》后，吴伯箫、楼适夷二老、王廷芳及我和平英专程绕道重庆，看了父亲当年活动、生活的地方，看看当年的住所，文化工作委员会办公地，还专门请了当地的老乡带路，找到了妈妈生我以后曾住过的地方。当年的茅草屋已经没有了，那地方恰好有一座看田人搭的茅草屋，看着这个恍如当年妈妈和我住过的小屋，也感到一丝亲切。

1941年12月弟弟世英出生，1943年11月民英出生。家里有了四个重庆娃娃。

重庆的家是在天官府四号——在半坡上一幢小楼的顶层。三间不大的房间，木质楼梯也不牢固，因为轰炸震掉了房间隔墙上白色外皮，露出了横在墙里的竹篾。父亲的书柜是用没有盖的木头弹药箱横摞起来做的。房间窗子的下半部因为怕孩子爬窗子而翻滚下去，用木条等间距地钉住。就在我们住的楼对面有国民党特务设的盯梢点。我们住的小楼被父亲称为“蜗庐”。解放后这里发生了一次火灾，房子里当年的结构烧坏了，外层结构还保留着原貌，在走上天官府的坡路上老远还可以看到它。2002年9月重返重庆，因为城市发展的需要，天官府四号已经拆除。新建的一条公路从四号原址通过。汉英、庶英、世英、民英在重庆。

就在重庆灾难深重的日子里，好爸爸好妈妈（这是我们兄妹对周伯伯、邓妈妈的特别称呼）、董老，苏联代表，从事文化工作的朋友们常常到这并不坚固的天官府四号小楼上聚会，这里成了团结文化界及友人的地方。好多朋友把它当作“我们的解放区”，那时周伯伯常在我们家召集许多人开会，那么小的家有时来六七十人，大家开怀畅谈，气氛热烈。在重庆天官府四号寓所的书斋中读书的郭沫若。后边的“书架”，是用弹药箱垒放而成的，它们跟随着郭沫若经过了八年的抗战生活。

1944年11月11日父亲为柳亚子先生从桂林来渝，在天官府四号设席洗尘，恰好周伯伯从延安飞到，赶来参加，老朋友们同饮和诗十分畅快。父亲在诗《和柳亚子》中写道：

顿觉蜗庐海洋宽，

松苍柏翠傲冬寒。

……

光明今夕天官府，

舞罢秧歌醉拍栏。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寓中。1941年7月27日，文化工作委员会同人在赖家桥为郭沫若举行归国4周年纪念会。图为郭沫若与周恩来、阳翰笙在纪念会上的留影。周恩来、邓颖超在纪念郭沫若归国4周年时与郭沫若、于立群及孩子们的合影。

从天官府四号向上走，在石板路的斜对面是天官府七号，门口立着西式风格的水泥门坊，走进门坊的右侧有一座层数不多的西式楼房，这就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地址。父亲任“文工会”主任。现在，介绍当年情况的说明牌，设在通往办公楼通道的墙上；当年用着办公的楼房已经住着重庆市的居民。“文工会”的旧址保留了下来。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正式成立，郭沫若任厅长。图为郭沫若（右三）与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右二）、黄琪翔（右一）及杜国庠（左二）、唐棣华（左三）的合影。由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集聚了一批卓有才干的文化工作者，分设动员工作、艺术宣传、对敌宣传三个处，各由胡愈之（二排右一）、田汉（前排右一）、范寿康（后排左一）任处长，由阳翰笙（前排右三）任主任秘书。图为1938年夏，三厅部分成员在武汉珞珈山周恩来（前排左二）、郭沫若（前排左三）住地的合影。郭沫若与三厅成员筹划组织的抗战扩大宣传周和“七七”献金运动使武汉三镇为之鼎沸。图为郭沫若在武汉街头带领群众游行的情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组建时期成员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成员在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合影。前排就坐者：彭德怀（右一）、王明（右二）、曾宪植（右四）、邓颖超（右五）、于立群（右六），二排站立者：阳翰笙（右一）、郑用之（右二）、童小鹏（右四）、郭沫若（右六）、周恩来（右七）、潘汉年（右八）、博古（右九）、叶剑英（右十）。

当年天官府四号和七号形成的一个活动带，引起国民党特工的特别重视，在周围布置了不少特务。每当周伯伯、董老等人来到我们家或“文工会”，周围的特务都会全部出动；而且从通远门到天官府这一带的保甲长也紧急动员。但这些都没有给老朋友相聚、活动造成阻力。甚至，天官府四号还成为了一些与组织联系不上人们的联络点，康岱沙（陈叔亮夫人）、王莹等人，就是通过这里取道苏区。“文工会”的前身是在武汉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属的第三厅。为了抗日实现国共合作，周伯伯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父亲任三厅厅长。那时父亲不愿意出任三厅厅长一职，因为国民党安排第一厅厅长贺衷寒、第二厅厅长康泽、第三厅副厅长刘健群都是复兴社的头目。父亲觉得无法合作共事。但是周伯伯严肃批评过父亲：沫若老是清高，他不想当厅长，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我们是到尖锐复杂的环境中去工作，去斗争。我们不是去做官，我们是去干革命嘛！你不干，我不干，那么谁来干？周伯伯还说：三厅厅长特别重要，是掌握宣传的。我不当挂名的副部长，也想当三厅厅长，但这是不可能的。周伯伯也不同意父亲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痛痛快快地工作，要求父亲服从党的需要，以非党人士的身份忍受内心的“寂寞”。这在阳翰笙的纪念文章中有所记述。父亲接受了周伯伯的推荐，出任了三厅厅长，阳翰笙是主任秘书，傅抱石为秘书。三厅在父亲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反战工作，写檄文揭露了日寇暴行；动员民众组织向前线捐款，送慰问品和药物；邀请日本反战同盟来重庆并肩战斗。当时来华的有鹿地亘夫妇、绿川英子等人。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等人组织部分日军俘虏成立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得到文化工作委员会多方面的支持，为收集日军情报、进行反战宣传作了大量工作。1941年7月，郭沫若、老舍、阳翰笙等人参加了反战革命同盟会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活动。郭沫若为纪念会题诗：“英雄肝胆佛心肠，铁血馀生几战场。革命精神昭日月，同盟基业奠金刚。风声飒飒流松籁，鸟语嘤嘤庆草堂。我辈东方好儿女，齐心共把责担当。”

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破坏国共合作，一面令胡宗南向边区进军，又要改组唤起民众抗日的三厅。三厅被解散后，为了坚持抗日工作，迫使国民党方面不得不又同意组建文化工作委员会，人们简称为“文工会”。“文工会”继续在父亲的领导下工作。

重庆山城夏天酷热，真不愧是我国四大火炉之一。太阳烤得板凳火烫，连坐都坐不了。孩子们全身长痱子，小时的我染上过黄水疮，听妈妈说黄水碰到的皮肤就要起泡、溃烂。我那时是个“赖泥头”几乎没长头发，整天哭闹让大人没法休息；哥哥又经常发高烧，好几次都烧晕厥过去，让大人常受惊吓。后来决定给汉英摘除扁桃腺，为此我也与汉英一起做了扁桃体的摘除术。妈妈陪我们住院。还记得我们总爱趴在窗子边，看着江上坐摆渡船来看我们、来接我们出院的父亲。邓颖超、于立群与郭汉英、郭庶英在重庆。

重庆几乎天天躲避空袭，有时一天要有几次。日本飞机搞疲劳轰炸，一次出来五十架，过半个多小时又飞出五十架，不停骚扰。时常造成警报不断。刺耳的警报声、日本飞机尖叫声、轰炸声，让人紧张、害怕。那时我们一听到警报响就知道拼命往防空洞里跑，顺着人流跑着，有时又回去叫父亲。一次，只见他还挺沉稳地在工作。等警报解除了，他还没动。他是太专心忘了去防空洞，还是摸着规律了？总之，他不慌张。

为了躲轰炸和城里的炎热，每年夏天全家搬到重庆近郊的赖家桥全家院子，“文工会”也在那里办公。不远处的金刚坡也住有许多朋友，父亲为了工作需要，经常往返于城乡之间。全家院子门旁长有一棵参天百年银杏，树干粗壮，枝叶茂盛，在一米高的地方一块树皮脱落了。父亲为这棵树写了一首赞银杏诗。1979年去看时，脱落的树皮长得快合拢了。全家院子对面有一个小丘，丘形像水牛，父亲就用“水牛”来命名，坡上有一小亭，又题写为“银杏亭”，原来荒芜的丘上父母亲种上了瓜菜和毛豆。全家院子办了“七七幼稚院”，妈妈是院长，这个院名是父亲起的，因为妈妈的生日是7月7日。父亲为幼儿写儿歌：

白果树下有花园，

一群小主人。

我们大家真高兴，

有志气、有精神，

却像白果树一根。

我们要撑到天边摩到云。

水牛山上有好花，

小鸟在歌唱。

我们大家真快活。

学读书，学写字，

都像水牛推磨儿。

不做声，不泄气，

我们要迈着脚步踏着地。

幼儿的歌声使全家院子充满了生气。

在全家院子设了图书室，气氛宁静还能使父亲安下心来写作。延安派来的青年和文化工作者在这个院子里和父亲见面，传达周伯伯从延安带来的问候和工作安排，周伯伯转告由父亲安排传达、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他们见面时父亲笑着对他们说，“人们说我们这里是重庆的小延安呢！”这是刘白羽同志在“雷电颂——怀念郭沫若同志”一文中所记述的。

我们家在重庆的生活很清贫。现在记起来甜米汤、米花糖都是好吃的东西，能吃上甜甘蔗、煮毛豆心里都是美滋滋的。傍晚妈妈带着弟弟到街上散步，民英的小名叫“毛毛”，看到商店玻璃柜窗里好吃的东西，没有为难妈妈，只是对妈妈说：我的口水怎么老是往肚子里咽呀！妈妈的心情又是疼爱，又是无奈，只觉得小毛毛特别懂事。那时孩子们也为吃甘蔗、米花糖而争抢，弟弟世英身体较壮，分给他的总不够吃。由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大力开展学术活动，定期举办讲座，进行学术争鸣，大大活跃了战时国统区的学术空气。图为郭沫若与史学、文学及国际问题研究者们：翦伯赞（前左三）、杜国庠（前左二）、郑伯奇（后左一）、臧云远（后左三）、朱洁夫（后左四）、何成湘（后左二）、郭劳为（右一）等1943年在重庆赖家桥的合影。

父亲虽然忙，他还是抽出时间来带我们参加朋友组织的郊游活动，在水里捞螺丝和小鱼；在家里他有时趴在地上做马，让我们骑在他背上绕着屋子爬；他还教我们四川儿歌：

金斧头、银斧头，

白胡子老头骑黄牛，

黄牛不肯走，

白胡子老头下来牵起走，

牵过桥，

黄牛窝了一脬（pāo）尿，庞（pānɡ）——臭。

爸爸还和我们捉迷藏；带我们去看戏……。想着在赖家桥村子里，父母亲常放我们在外面的丘坡上跑，当穿着妈妈做的花布衫子，举着整枝的煮毛豆，那种自由、快乐的感觉一生都难忘。

为了我们早受教育，汉英上巴蜀小学，父母亲将我和世英送到天官府四号不远的“职业妇女托儿园”，我们不愿意去，进园的第一天，世英拉着我说：“你别离开我，你要陪着我啊。”妈妈要离去时，世英抱着妈妈的腿，扯着衣服不放，而且还大哭大闹，我死抱着柱子不让老师抱走。不管我们怎么闹，还是被留在了幼儿园，接受了幼儿园的集体生活和老师的教育。在幼儿园我们为了过节能吃上菠菜豆腐汤，能得到些小小的礼物，能表演唱歌跳舞，在前一天晚上和去幼儿园的路上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时我们每天去幼儿园的路上经常能够看到在路边用草席裹着的弃婴，看到许多残疾的讨饭人……。我们也听父母亲说：日本人飞机轰炸，国民党腐败，警报过后竟忘了开防空洞的大门，避难的人活活憋死在洞里。据说一边往卡车上扔尸体，一边往另一车上卸“细软”……。父母亲对旧社会黑暗势力腐败的愤怒和憎恨都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里。

妈妈要和父亲参加许多社会活动，还参加中苏友协的工作和组织图书出版；她那段时间坚持写日记，坚持学俄语。妈妈生活节俭，虽然很忙还为我们四个孩子理发、做衣服，每天做着好吃的饭菜。虽然已经很累了，有时妈妈说累得嘴里都是苦的，但是还时常帮助周围贫困的孩子们理发或裁衣。第四章妈妈于立群

妈妈是一个能力非常强、善良、追求进步的女性。她的学历只有小学四年级，但她勤奋、努力、认真，她与已经成为文豪和社会活动家的父亲结合，在年龄上和学识上的差距使妈妈更努力，父亲认为妈妈有着难得的人品和出污泥而不染的气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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