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希尔顿·L.鲁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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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共谋：全球经济发展的政治逻辑试读：
《中国道路丛书》总序言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努力寻求既发挥市场活力，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崛起。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为此，我们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中一些有价值的前瞻性研究，并邀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编辑和出版反映与中国道路研究有关的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中国道路丛书》的定位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模式的研究和理论创新，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立足中国实践、通达历史与现实、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学派的形成；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推动和传播。
本《丛书》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方向，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历程中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挫折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和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们的理论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同时因应世界的变化。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他们从来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而是在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摒弃无所作为的思想，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本《丛书》将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体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挑战，例如将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裂和截然对立的评价；例如极力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错误思潮。道路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的改革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因而，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路，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应该成为致力于中国道路探讨的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正确认识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积极促进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研究，那些对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一以贯之地奉行这种学术新风。我们相信，通过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会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
本《丛书》具有跨学科及综合性强的特点，内容覆盖面较宽，开放性、系统性、包容性较强。分为学术、智库、纪实专访、实务、译丛等类型，每种类型又涵盖不同类别，例如在学术类中就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战略学、传播学等领域。
这是一项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理论基础建设工作，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基础理论建设严重滞后，学术界理论创新观念不足等现状是制约因素之一。然而，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存在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面发声。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将与了解中国国情，认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有担当精神的中国学派，共同推动这项富有战略意义的出版工程。
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曾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不仅勇于承担大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同时也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它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中国道路的践行者。中信将以历史担当的使命感，来持续推动中国道路出版工程。
2014年8月，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构建平台，凝聚力量，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携手中信出版社共同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顶层设计。
本《丛书》的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由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组成。我们将进行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努力使《丛书》成为中国理论创新的孵化器，中国学派的探讨与交流平台，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传播思想、凝聚人心的讲坛。第一部分分析视角第一章风险、不确定性以及社会进步
诚然，未来是不确定的。但是发达国家拥有很多工具来量化不确定性，并将之转化为已知的风险：通过计算多类事件的概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可预见性。事实上，如何估测风险，并帮助人们设法抵御风险，这项工作已经实现了产业化运作。就风险而言，可靠的信息无处不在，人们会放心大胆地借此与完全陌生的人合作，做出必要的日常决策。发达国家还可以依靠社会机制来帮助其管理风险，如私人金融服务和保险经纪以及政府福利项目等，而这是单凭个体资源无法实现的。因此，在发达国家，人们通过创建和投资新公司以及开发新产品来积极应对风险。
但是类似的努力在发展中国家却屡屡受挫。专家经常引用资金短缺这一现象来解释这一反差：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聚集足够的资金来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传统观点认为，资本的匮乏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活力，人们无法通过开办企业来提升自身福祉。复杂的经济理论将发展等同于资本积累，认为国家投资所需的资本和可用资本之间的差额产生了融资缺口。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许多多边机构和双边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世界上饱受动乱和贫穷折磨的地区施以援助。然而，恰恰是那些从这些组织的慷慨解囊中受益的一族排斥它们的介入。他们往往心存疑虑，而非满怀希望。过去50年里，对贫困地区万亿美元的援助也未能成功地消除一个国家之内不同阶层或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结果似乎事与愿违，在最富有和最贫穷国家之间，财富差距居然达到历史高点。
资本短缺本身就是诸多其他因素的综合反映。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而言，本书将其归因于不确定性和风险之间的差异。不确定性指难以明确认知的事件，而风险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估测的。国家致富的要义在于如何将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之所以在经济绩效方面差距悬殊，根本原因在于后者缺乏能够有效管理风险的机制。其社会和政治制度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确定性，如公共部门普遍管理不善（发达国家相对成熟），致使个体无法充分运用自身的技能和资本从事有效的生产活动。
经济发展有赖于促进技术进步的创新，而这一进步取决于创新者敢于探索未知的意愿。如此的探索之旅对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来说实属乏善可陈；从发现中获益的不确定性令人畏葸不前，故而拖累了创新的步伐。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者唯有在能够掌控相关风险的前提下，才能像在发达国家那样，将创新之旅常态化。倘若没有适当的工具来评估贸易伙伴的信誉，没有相应的法律体制应对市场风险之类的问题，创新与发明无异于缘木求鱼。
阻碍这些创新的社会成本究竟有多高，人们很难测算出精确的数字，故而创新难以得到足够的重视。当面对这样的障碍时，大多数明智的人干脆放弃对风险的测量，为保险起见，他们会退缩到不确定性较低的领域。这显然意味着投资和创业活动受到抑制，普通消费者也同样不会承担过多的基本风险。由于这种固有的保守主义在作祟，企业和家庭只愿承担它们能够自保的风险。
在发展中国家，人们需要更充分的信息来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同时还需要更实用的工具来管理风险。致力于防范市场风险的体制扩大了经济主体的时间跨度。然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针对失业、退休、工伤赔偿、代际照护和救灾等的商业保险或社会保障，人们不得不完全依赖日常的储蓄，而发达经济体则为全民提供了各类商业保险或社会保险。如果确信能够抵御基本的市场风险，人们就会放宽视野，寻求外部的合作。倘若能够计算出投资回报，人们就会投资他人的项目，联手应对市场风险。这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步骤，而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却无法迈出这一步。如果个体无法估测是否存在更大的风险，他们就会选择退避三舍，以求自保。
虽然大多数人都处于生计无着的边缘，不确定性并不会妨碍社会上某些成员发家致富。许多当权者热衷于加剧不确定性，因为如此可以混淆视听，为自己和一部分权贵大开方便之门，通过密谋、联姻和暴力搜刮民脂民膏，而平民百姓则无法实现公开的互利合作。当预期独裁者及其亲友行将侵夺自己的经济成果时，人们实施自我保护就理所当然了：他们必然缩手缩脚，只信任熟人圈子，而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其他陌生人。例如，家庭更情愿将投资倾注到孩子身上，而非助力有形资本或人力资本的形成。但是，人口增长的加速又转而放慢了人均收入的增长。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风险管理推高了国际投资和增长的成本，并导致其资产遭受系统性的低估。为了消除全球差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一项任务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初期解析资本的形成要素。其章程允许出借资本，但是禁止介入成员国的政治，而后者正是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的根源所在。
然而，因为屏蔽了贫困的政治和社会根源，旨在消除全球贫困的国际组织实际上也许会使不确定性永久存在，结果反而延缓了专制政府的寿命，使其得以在侵犯人权和践踏人民福祉的道路上愈演愈烈。例如，为了顺利拿到国际资助，政府会对一些国际组织的政策规范虚与委蛇，而最终却只有其亲信才能从中受益。政府官员也许会同意按照资助方的要求建立专门的机构，但是实际职能却形同虚设。由于政府的报告很少对独立的外部审计公开，资助方无从监控其实际使用是否合规。由于执行不力，与资助方签订的协议很容易变成一纸空文。如此一来，为了完成预先声明的援助目标，资助方不得不向同一政权借出更多的资金，即使它们的政策目标以落空而告终。毕竟，资助方仍然得证明第二年的援助预算是合理的。
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难题所在：那些能够将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的人正是现行制度的受益者，由他们来建立机构实施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将改革失败归咎于缺乏资本积累或国内体制僵化是很容易的。但是，为什么偏偏某些地区存在此类现象，而其他地区却截然不同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考察特定社会管理者的动机。为什么这一区域的政府和领导者致力于繁荣富强，而另一区域的政府和领导者却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徇私舞弊呢？例如，亚洲“四小龙”的领导人致力于建立包容增长的政治体制，以保证其政权的合法性，其日益增强的社会凝聚力有利于吸引大企业。以这种普惠式的发展理念为指引，社会治理的创新帮助这些地区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相比之下，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进程尽管有所加快，但在消除贫困和分配不公方面却成效甚微。领导人和地区精英一味地贪图眼前私利，其政策往往难以维持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他们打着维护政治稳定的幌子巧取豪夺，觊觎民众赖以维持生计的基本条件和权利，诸如公路、学校、医保、电力，乃至私有财产。《资本与共谋》一书从国际组织援助任务结项的阶段入手，探讨造就领导人动机的政治制度：为什么有些领导人热衷于促进经济增长，而另一些则醉心于窃取国家财富。本书假定国家之间经济绩效的差别往往源于可逆的制度失灵，这会诱使领导人罔顾劳苦大众的基本需求。本书还提供了一种方法，试图打破由乖张的政治激励导致的贫困陷阱。通过对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历，本书意在探究不同经济发展策略之间的关系，同时发掘主权国家政治和社会结构落后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通过探索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界限，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用以审视是哪些因素推动着世界上一些地区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重大创新，而且必须在社会结构调整和政治机构改革两个方面保持同步互补。然而，创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往往是这些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关于发展中国家采用怎样的经济制度模式，已经有很多建设性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只有匹配适当的社会制度才能奏效。例如，财产权的保障是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而它又必须建立在社会和谐与政策稳定的基础之上。相反，倘若财产权频繁受到社会动乱的侵扰，或者受到当权者的恣意剥夺；倘若富人可以仗势欺人，蚕食穷人的财产权；那么在如此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财产权的安全往往依靠强力而非法治来保证。总之，财产权制度的稳定性取决于它所依靠的社会和政治基础的稳定性。化危为机
现代市场经济为评估和测量风险提供了许多机会，尤其是针对金融风险。如果不能认同社会和政治制度决定经济效率这一基本假设，就不可能找到更多管理风险的手段。标准经济理论假设市场是扩散或汇集风险的地方，并且为风险定价。假以时日，市场会自动降低风险、管理风险，并从中受益。但是，由于信息不足，私人资产的经济价值得不到有效的评估，因此这种假设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期望。发达市场经济体拥有许多工具来汇集、量化、估测风险，并为风险定价，既而可以把风险重新分配给那些最有能力也愿意承担它的人予以消弭。而在发展中国家，缔约各方由于受到信息不对称的阻碍，通常无法使用在成熟的市场中通用的工具。
发展中国家的个体缺乏自我保全的措施，他们无法通过查证个人或商业信用记录等手段来克服市场缺陷，消除搜索成本或减少信息不对称。因此，许多债权或风险无法在市场实现交易。社会的低效，加之常识的不足以及价值观念的差异，市场参与者很难就风险管理达成最优契约。在人人寻求自保的情况下，投资组合按照市场价格实现多样化。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家庭管理风险的策略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的差别。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结构不适用一般金融理论中关于市场风险的论述，因为不确定性植根于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之中。与风险可估不同，不确定性是无法定价的，许多交易会因之受阻，经济资产的价值也很可能受到低估或毁损。经济体制内的不确定性会阻碍市场发展；当双方对预期的结果产生巨大分歧时，他们无法就交易条件达成一致意见。发展中国家往往规避需要沉没成本的投资，不太关注长远但不确定的利得，而偏重于低值而短期的交易。来源于市场、社会和政治等三个方面的不确定性，都会阻碍风险的经济计算，破坏市场活动的协调功能。经济发展中三位一体的不确定性
小到普通的民间商务合同，大到政府的税收政策，不遵守契约成为市场体系中不确定性的痼疾。如果对履约没有把握，一个人就难以计算投资的回报。机构可以监管个体市场参与者的信誉，也可以运用法律武器来确保违约者将为其机会主义行为付出代价，如此有助于降低不确定性。在发达经济体中，机构不仅为创新者提供来源于其家庭以外的资本，并且帮助他们了解每笔贷款违约的可能性。运用大数定律，机构可以提供所有贷款的违约比例，来促进风险汇集。它们促进了信贷的流通，将风险转化成为推动发展的催化剂。这样的机构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中十分常见，但在发展中国家却寥寥无几。
规避是面对不确定性的生存手段，它也构成了风险和机会的另一面。当合同难以保障执行时，人们通常不信任陌生人，所以不愿意冒险投资于他人运营的项目。遗憾的是，这两种行为恰恰都属于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不肯向第三方投资，背离了投资的黄金法则，即他们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而不是将其分散开来以追求一个平衡且稳定的结果。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保，但是当面对这种不确定且不可估量的风险时，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在资源的分配方面往往倾向于过度自保。为了免于意外事故或经济衰退，个体完全依靠自身资源以及与邻居和家庭成员间形成的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这抑制了企业的成长，错失了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更大收益的商业机遇。
投资于他人的项目有利于投资组合的多样化，最终将资源分配给效率最高或最适宜的管理者。股票与债券的公开市场促成了微软和通用电气的迅速发展壮大，因其背后有着成千上万个体投资者的支持。然而，如果缺乏遵守契约的客观环境，依赖于聚集多方资源的公司就不可能得到快速发展。不仅如此，经济中的整体风险也会增加，因为那些全部依靠自身投资的人一旦失败，他们就会面临倾家荡产的风险。当特定的经济部门出现衰退时，多样化能够保护这样的个体免受失去一切的风险。如果没有保险市场，在总体经济占比很小的应急费用就无法聚合，且个体由于自身的避险行为，许多有益于社会的交易将失之交臂。总之，缺乏保险市场或避险机制，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和繁荣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由于收入分配差异悬殊或者种族严重分裂，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时常朝令夕改，混乱的社会秩序在所难免，这成为不确定性的第二个来源。对社会不稳定性纷扰迥异的预判，对不确定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专家常常对社会秩序混乱的概率见仁见智，背景和学识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以不同的视角看待同样的数据。因此，对社会秩序混乱频率或强度的估测是非常不可靠的。就像预测气候变化一样，人们对社会混乱的估测也忽高忽低，没有一致的标准来衡量其概率。由于无法掌握秩序混乱的确切时间或强度，其不确定性严重阻碍了落后国家里的投资决策。强调短期收益抑制了生产型企业的发展，同时助长了诸如黑手党和私家安保等组织的蔓延。这些组织得以在极度不稳定的环境中浑水摸鱼，获取丰厚的回报。
发达经济体鼓励个体自愿地组织起来，聚合资源，并委托代理人或代表性机构进行管理，来从事凭一己之力无法胜任的活动。如果缺乏有效的社会制度，大多数人宁愿将资本牢牢地捏在自己手里，而不肯对外投放。成员甘愿让渡个人权利，无论是用来组建还是解散一个集体，是最有效的资本集中方式。反之，没有人肯投资于一个被专横跋扈的内部人随意操纵的实体。如果个人愿意放弃自控资本的灵活性，将其交由某管理机构行使集体意志，那么一个自治性的实体就将应运而生。这样还有助于提高与外部第三方的合作效率，因为机构的信誉乃至判决的执行力会更加可靠。例如，一家依法注册的以集体的名义与其他实体开展交易的公司，只有在多数股东做出决议之后才能解散。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与上述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共同的资源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和利用，而且追责机制薄弱不堪。因此，个人不肯加入由他人管控的实体，也不会同意让渡对自有资源的支配权。如果协议只是一纸不可执行的空文，那么每个人都有理由担心自己的投资可能会血本无归。如果管理方式不能赢得信任，企业必然难以持久发展。因此，不确定性妨碍了许多共同合作的机会，致使许多共同的目标遥不可及。
无力构建独立机构的社会别无他法，常常只能依靠强权部门来支配社会资源，独裁统治因此大行其道。在只有少数人把持决策的情况下，多数人的权利便难以得到维护。如果国家未能建立合作机制，那么只有实施强权或暴力的组织才能确保大多数人的屈从。就这一点而言，不确定性是有利于独裁统治的。
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无法就共同承担的财政支出达成一致，因而公路、学校、治安、国防或法院等社会性投资难以优化。如果社会无法就这些必需但难以通过市场体系提供的非流通性公共产品的数量达成一致，那么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在经济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可供市场交易的产品必然稀缺，这便是内乱的导火索。一个没有能力分担眼前的财政负担的社会，也不会积累必要的社会资源来应对未来的需要。如果一个社会中富有的精英阶层不肯缴纳税款，用以提供自己可能无法享用的公共服务，那么此种风险就会更为普遍。
因不平等或种族分裂造成的社会两极化也是经济政策改革失败的一个原因。民粹派力主减少社会不公，但他们发起的平民运动干扰了政策的连续性，致使旨在稳定宏观经济的政策措施难以贯彻到底。例如，在拉丁美洲，不下12名在20世纪90年代承诺推行市场改革的民选总统未能完成其宪法规定的任期，由此导致的政策逆转破坏了市场改革的公信力。究其实际，这些政策之所以发生逆转，是因为拉丁美洲社会一直围绕税收水平和分配问题争论不休，既而导致社会和政治的僵局。由于征不到税，各国政府便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告贷，公共财政不得不依靠寅吃卯粮度日。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却没有带来巨幅的震荡，因为社会各个阶层几乎都能从改革中获益。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只要坚持稳定且持续的开放过程，尚未实施的市场改革最终必将取得成功。
若能建立机制，形成共识，政府对未来的投注便能赢得民众的支持。纷争迭起的社会很难调动广大纳税人的积极性，加之低效的支出管理，必然会动摇国家的财政基础。政府如果强行征收苛捐杂税，未来的不确定性便可想而知。只要社会和政治深层的不确定性得不到解决，期望依靠市场化的风险分担机制来执行契约或者建立高效的机构，结果必然是水中捞月。
在预算机制问题上达成共识是社会风险防控的长远大计。征税的合法性关乎其有效性，这一主张在经济发展史上得到了强有力的证实。就财政的支出优先事项在纳税人之间达成共识，有助于降低政府的征税成本。若果真如此，那么发展政策就必须履行业已达成的共识，将公共信贷集中投向国家的优先项目。政府财政依靠全民纳税，也是发展中国家培育风险市场的有效方式之一。由广泛的税收制度所支持的政府有着强烈的动机来避免专制的经济逻辑。充满怨愤、冲突和分裂的社会不可能做到步调一致，因而也无法将家庭资本转化为支持私营和公共部门发展的运营资本。
掌握权位的政治代理人，如果追求的目标背离了社会集体的利益，那么他们代表的是自己，而不是名义上的大众选民，这就成为不确定性的第三个来源。为了理解权力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潜在投资者，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抛掷硬币的实验。在此情境中，任一结果的概率均为50％。但是，如果政治集团滥用手中的权力，允许一方根据自身的意愿来铸造硬币，那么另一方必然面临不确定，结果完全取决于控制硬币的那一方。如此一来，行使权力的统治者就放弃了普通大众的支持，仅将为数不多的关键群体笼络在周围，包括民族和宗教领袖、军队、秘密警察、技术专家或部分富商巨贾。限定支持者的范围有利于统治者集中资源，收买最高的忠诚度。排斥性的政治格局为领导人任意支配资源创造了自由空间，在给非支持者带来风险的同时，也为那些需要拉拢到身边的人提供了特权。营造一种政治体制，让更广泛的联盟来决定由谁当政，是限制行政妄为的最佳方式。为了赢得大范围的支持，领导者必须具备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能力。然而，政治的进程不乏讽刺性，营造一个健康的经济环境，让公民个体无须过多地依靠政府协助也能管理自身的风险，领导阶层就会因无所作为而徒感落寞，而且还要接受更多的质询，这是依靠小众支持登上宝座的当权者难以下咽的一剂苦药。专制独裁统治和落后
专制独裁统治导致欠发达地区民不聊生，这并非巧合。公共产品匮乏通常会妨碍独裁政府释放经济潜力。事实上，经济发展越落后，独裁者掌权的时间就能越长久。为赢得支持，独裁者为效忠自己的企业输送特殊利益，即使这意味着通过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投资于不一定产生效益的项目。如若试图改善整体的市场环境，此类政策和制度并不能得到忠诚度的回报。例如，推行稳定的货币政策，虽然所有公民都将从中受益，但并不能帮助领导者豢养一个俯首帖耳的群体。高效的信息市场和独裁者的算盘是水火不容的，前者能够创造普遍的社会效益，而后者则关心如何为其追随者提供信息、特权和利益，以维持他们绝对的效忠。通常来说，独裁政权仅针对政权的内部人履行合约或保护他们的财产权，这必然造成内部人和外部人在投资风险上的巨大差异，以至于只有当权者的亲信才能把握渔利的经济机遇。于是，对于需要依靠政治偏袒或财政补贴取得回报的投资，广大的投资者只能望洋兴叹。
在缺乏履约保障同时又难以追偿的环境中运营的企业，在投资之前，它们一定会通过向政府寻租来规避不确定性，例如争取行业垄断、限价或补贴等。企业千方百计争取这种保护，政府便陷入寻租者的重围之中，由政客主导经济生活的政治市场应运而生，这就打破了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界限。将市场行为政治化，投资效率必然降至次优水平，国家也将堕入落后的陷阱难以自拔。
在理想社会中，每个人事实上都为他人的风险提供保证。人们不会把所有的储蓄都投在自己的生意上，他们会参与投入他人生意的股份来分散风险。由此，整个社会的资源就能确保群体的共同生存。相比之下，独裁政治不太可能提供各种各样的避险工具来预测危机，因为对当权者来说，唯一重大的风险是那些对其有限的政治基础造成威胁的因素。因此，独裁政权只能面临不确定的未来，因为统治者不太可能获得足够的信息来有效地分配社会资源。只有当整个社会的灾难酿成动摇其权位的政治危机时，当权者才不得不处理大众关切的社会福利问题。后工业时代的生产力差距
在市场经济中，存在如债券评级机构、房地产估价师和保险公司等中介机构来评估经济风险。如果所有企业面临同样的经济环境，这些机制会使风险转移到最有能力的管理者那里，根据每个公司特定的市场绩效进行评估。为了深入了解公司的健康状况，投资者必须能够辨别公司的绩效哪一部分归因于管理，哪一部分归因于整体经济环境。
市场化的保险之所以不能在发展中经济体里发展壮大，是因为私人和公共部门的信息不对称阻碍了风险承担机制的形成。为了避免政府干预，企业将限制信息外露、少报收入，保险公司因此无法得到准确的评估资料。尽管这些灰色账目也许能保护公司免受政府的横征暴敛，但它们会阻碍对公司潜力的准确评估。造成信息不对称的第二个原因是腐败的政府，它们不向公众提供关于整体经济状况的真实信息，以便把信息透露给特定的亲信。当个体市场参与者的准确信息受到限制，整体市场就无法有效地对风险标价，风险也就无从转移给那些最乐意并有能力承担的人。
在发展中国家，风险防范还存在另一种阻碍。由于私人公司不承保由政府行为引致的风险，也没有针对政府渎职风险的市场，因此不存在针对政府偏袒行为的保险契约。只有在政治领域才能签署政府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保险合同。只有宪法和政治制度能使领导人对其政策造成的后果负责。
无论文化、宗教或国籍有何不同，人们只愿意承担可控的风险。但是如果没有制度来减少源自个体、社会和政治的不确定性，产品和服务市场就会缺乏深度、广度和流动性。人们把自身视作踽踽独行的过客，放弃从合作中可能得到的更多利益。由于无法管理日常风险，他们在机会面前望而却步，以确保未来与现在没有什么不同。这样，人们互相掠夺眼前的有利资源，而不是为了明天去建设、合作或是创新。
相比之下，有效的风险管理能够使经济体充分挖掘知识和创新的潜在收益。运行良好的风险机制将鼓励个人创办新企业，并利用知识密集型的资源去生产需要创新者长期酝酿的产品。如果不能有效地分散风险，技术创新就会停滞不前。技术研发不可避免地会在领先的社会和落后的社会之间形成生产力差距。一种后工业化的社会秩序正在发展中国家兴起，其中信息透明降低了市场风险，使个体能够在少数特权者一度独霸的领域开展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即资本所有者和只拥有自身劳动者之间的斗争，有一天终将导致一个无阶级社会的诞生。因为信息技术带来的信息获取结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所特有的劳动和资本的分裂。在先进的工业化社会中，信息技术和信息获取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平衡器，它使工人能够索要其自身人力资本的剩余利润。如今，后工业化的生产力差距正在进一步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隔开来，立足传统和等级的社会关系限制了平等获取经济机遇的信息。新技术如果找不到私人投资，差距就会扩大，因为社会缺乏相应的机制来支持契约关系，难以对风险进行管理和量化。
无论一个经济体多么发达，没有人能完全避免下一场自然灾害、下一场战争的爆发，或者避免下一次石油或水资源等基本商品价格的暴涨。虽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会面临这些不可避免的宏观不确定性，但发达国家的人们享有对日常风险和家庭收入等方面的保险。例如，在发达国家，一旦遭遇不测，人们能够得到退休、失业和残疾等方面的救济。这种保险制度有利于增强人们对市场结果的承受力。随着金融技术和风险管理新技术领域可预见的进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风险控制方面的差距将继续扩大。
在发展中国家，财务信息匮乏引发波动和不确定性，致使资产和未来收入难以预测。相应的股权低估阻碍了企业的投资和增长，内部人员对外隐瞒信息和资产的行为增加了筹集资本的难度。内部人操纵财务信息会加剧缔约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交易量，并导致机会主义盛行。如果不是因为信息质量低劣阻碍了风险评估，市场参与者将会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在自己致富的同时，也造福于社会。市场如若无法区分高效和低效的公司，结果就是所谓的柠檬折扣，即对经营良好的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并增加其融资成本。为了摆脱不利的商业环境，企业主最终不得不寻求政府的庇护。
柠檬折扣产生的一种结局就是，负担过重的政府体系缺乏执法和行政的能力，无法解决因经济增长引发的冲突，同时也无法推行必要的制度变革来满足投资者和民众的要求。例如，当民间市场没有提供针对家庭风险的保险时，个人就会争相到国有行业里谋求就业岗位。人们不能冒险失去政府提供的工作，因为他们无法从市场上得到保险、教育或医疗服务的保障。
金融资产在国家之间分布不均是世界发展存在的巨大差距之一。占世界人口不足1/5的高收入国家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已超过了全球总金融资产的90％以上。至少占世界人口1/3的低收入国家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却不足全球总金融资产的1％。各国在金融资产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上的差异极大地增加了全球的不稳定因素。自1970年以来，人口总和超过4亿的30个国家未曾从海外的资本市场上得到过任何无担保的长期贷款。出人意料的是，即使是这些国家中最贫困的那些国家也基本上不缺乏资本，但是资本不能用于发展，因为私人储蓄很少与金融深化有关联。没有流入金融体系的钱藏在床垫底下和茶壶里面，致使贫穷国家在储蓄与其投资之间产生了鸿沟。即使在印度和中国等表现最好的新兴市场国家，金融体系依然薄弱，无力为小型的创新公司打通融资渠道。与其复制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体制，新兴国家倒不如复制其技术，这样更加得心应手。
许多决策者发问：是否只有富国才能支撑强有力的金融体系？在人们勉强维持生计的恶劣环境中，谈论资本市场的发展显得过于理想化；但反过来说，在低效的金融体系中，机会成本很高，期货的损失也更大。如果没有健康的金融市场，经济便会陷入从低期望值到低绩效的循环中。打破这一循环的一个方法是积极启动改革来稳定金融市场活动，并且鼓励人们积极参与。这意味着，新兴经济体必须加强治理，提高透明度，以便有效地利用其公民的资源。没有资本市场的市场经济既是痴心妄想，又违背了诺言，制造的只是怨愤，而不是机会。贫穷与不确定性
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为什么不适合资本理论的标准期望呢？对此建立更加清晰的认识，有助于改进长期经济政策分析和全球稳定性。经济模型一般假定由竞争驱动的管理、监督和激励机制已经存在，而这种机构的出现是发展的关键所在。
通过提供诸如医疗保健、公路、教育、执法和财产保护等基本服务来控制不确定性，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有利于人们增强适应性，而不去依靠投机取巧。医疗保健制度能够延长人的寿命，降低婴儿死亡率，减少社会不确定性。数据的计算能力支持诸如会计、审计等工作，也有助于增加人们把握未来的信心。虽然司法独立能够建立对法律制度的信心，但公正性既是发展的原因，也是发展的结果。财产权使人们相信能够在未来使用今天创造的财富，这对风险管理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产权没有保障，任何投资都是一场赌博。
贫穷深刻反映了一个社会对未来的迷茫。很多穷人认为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上帝手中，无论他们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印度教教徒。而富人很少对未来抱有同样宿命的看法，他们更自信把自己的财富视作意志和能力的成果，而穷人则认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靠运气。作为典型的贪官污吏之一，菲律宾原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像其他社会的权贵一样，喜欢将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归功于自己超群的智慧。
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同样的致命弱点。生活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之中，人们无法把握最基本的投资或消费决策，遑论对未来的憧憬。他们既无法根据理性的概率判断自身行为的结果，也无法筹划一套可行的方案迎接更美好的未来。他们了解，与自己打交道的人定然是急功近利的，因为那些人会优先考虑短期目标。为穷所迫，人们不可能从长计议生活的林林总总。面对飘摇的未来，他们不会进行资本积累。本书接下来的几章将讨论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新兴市场国家如何将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既而为其公民创造摆脱贫困的机会。第二章政策公信力的社会基础
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不平等和经济表现之间盘根错节，常常互为表里。社会分化洞开了朋党之门，致使社会各界难以普遍认同一致的目标，既而削弱了政治改革的公信力和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社会各个阶层实难同步前进，因而无力钳制政府的滥政妄为。
社会不平等扰乱了人们对体制改革的共识，阻碍了经济发展，甚至损害了决策制定的合法性。财富分配不公为少数富豪对正规制度施加非正式的影响提供了可乘之机，致使个体之间的契约在权利和义务的天平上失衡，进而损害了法律制度的公正性。不平等会扭曲政客的动机，他们更愿意趋奉少数有条件输送利益的特定群体，由此助长趋炎附势的歪风邪气，致使公共服务的供给支离破碎。社会不平等也会鼓励行政部门任人唯亲，压制贤能；各类裙带结党营私，干预国政，政纲国策因之废弛不张。由于政令不通，公共议程往往被束之高阁，政府机构不得不倚重少数亲信的谀言诡词。朋党纷争扰乱了政府的税收和支出方案，脆弱的财政无力支撑包容性的社会目标。政策改革的公信力
为何东亚成效斐然的经济体可以在维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成功推行市场化的经济增长政策，而类似的市场改革在南亚和拉丁美洲却屡屡受挫？为何南亚和拉丁美洲总是宣称采用市场化的体制促进增长，结果却曲高和寡，得不到广泛的政治支持，以至于领导人在卸任之后立刻改弦更张，而且政客们频频谴责其在当权时力推的施政方略呢？从审视期待、凝聚力和包容性之间的关系入手，也许能够解释自由经济政策缘何在一个国家可以畅行无阻，而在另一个国家却步履维艰。
市场驱动的增长政策能否取得成功，通常取决于社会各阶层推测他们是否能从中获益。因此，为征得对经济开放政策的支持，政府必须攻坚克难，提高这些政策的可信度（期待）。然而，这些政策必须得到社会广大阶层的支持才具有可信度（凝聚力）。除非大众相信分配制度能够做到福利均沾（包容性），否则整个社会仍然是一盘散沙。缺乏这些要素，意图推行市场化的政权将难以取信于民，更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
经济政策改革能否取得成功，还取决于如何协调各类群体错综复杂的期待。精英们需要确信他们的投资能够得到保护，免于政府强行没收的风险。为了防范社会动乱的祸患，领导阶层必须说服穷人，使之相信将从未来的发展中受益。当左右政策导向的人们能够通过开展合作看到一个更美好的图景时，政策的公信力就有了坚强的后盾。总而言之，只有当所有群体，从精英到普通民众，都确信他们的权利和财产将得到保护时，公信力才有望落地生根。
制定取信于民的经济策略，通过鼓励投资来促进增长，是经济发展中最难协调的复杂问题。设想一下，一份长期协议不同于在集市上用现金即时购买一筐土豆，这份协议中的交换条件不明确，也无法当场实施，且交割时间也许很长。长期的经济交换活动依靠承诺，而这些承诺的可信度与个体对未来的把握紧密相关。当一个团体以共同的意识形态或道德原则联结到一起时，广泛的经济合作就有了盎然的生机。
经济政策是市场交换最具有承诺性质的因素。市场交换就像私人投资一样，今天的成本是为了明天的收益；但经济政策区别于市场交换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未来的收益归于整个社会，而不是那些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当旨在解决当前困境的政策对个体决策产生普遍而积极的影响之前，领导者必须证明其权威性和连贯性，真正做到取信于民。对朝令夕改的疑虑会破坏大众的服从性：个体将漠视政府法规，并且期望别人也群起效尤。改革中的政府会因此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对自身的改革能力丧失信心。外部的援助很少能改变一个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因为那样会让当权者彻底脱离与大众的联系，否定与国内各种联盟开展深入协商的必要性，转而恣意维护自身的高压统治，对人民的实际诉求置若罔闻。
为了让人们相信只要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创造更多的社会利益，领导者必须从建立共同的价值观着手，围绕未来的目标描绘出鼓舞人心的愿景。相反，如果没有对目标达成共识，人们就会各行其是，政府也无法激励广大民众同心同德，倡导遵纪守法的社会良俗。成功的政策改革不仅需要对正式的制度或国家的形象树立信心，改革的措施还必须得到各界联盟的支持。唯其如此，领导者才有资格继续留任。
正如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所阐释的，丧失社会功能的机构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是因为集体行为陷入了沉疴已久的困境。如果不同的群体在改革进程中得失迥异，共识便很难达成。不平等会阻挠步调一致的集体行动，削弱整个社会从长计议的能力，阻碍经济政策改革的进程。如果绥集多方利益的措施过于苛猛，对立的各方很可能只顾维护自身利益，而拒绝合作。心理学家经过观察普遍发现，当共识难以达成时，各方就会愈加偏执于各自的立场。
通过观察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转型，奥尔森认为，经过战争或革命的洗礼之后，彻底的转型会呼之欲出，因为利益集团多年的恩怨从此一笔勾销，共识于是水到渠成。然而，苏联解体后的改革经验削弱了奥尔森的论点，进一步观察日本和德国战后的转型会发现，其战前的能力，如官僚组织和关键的社会网络，都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奥尔森忽视了一些特殊利益组织在促进市场交换中的作用，同时也没有考虑到一个国家在压制了个体的再分配能力之后，当权者会寻求自身福祉的最大化。此外，许多传统社会甚至在中央政府寻租的渠道建立之前就实行了侍从主义，而前置的侍从主义会令财政入不敷出，因此必然加速政府后置的寻租行为。
奥尔森假定，如果存在一个堵塞宿蠹藏奸的恩庇国家，只要没有利益集团的干扰，政府就会以增加社会福祉的名义施以善行。但是历史上的许多例子都表明，散落的利益集团有助于防止政府成为掠夺者。苏联解体后其国力业已消耗殆尽，市场化的政策变得独木难支。一个羸弱的政府很容易被各种利益联盟所分噬。改革的社会基础
不平等会阻碍经济改革获得政治支持。在调整阶段，遭受严重收入不平等的国家，无论是表面上的还是实际的，都可能会经历政治分化。当调整方案似乎在加剧不平等时，对发生社会激变的恐惧会令投资者犹豫不前。这就是收入严重不平等的国家难以吸引长期投资的原因。当改革由于不可避免的社会冲突而面临搁浅时，支持改革的政治联盟就会土崩瓦解，从而进一步阻碍经济发展，整个社会变成毫无生机的死水一潭。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拉丁美洲和印度最终掀起了一股良性的宏观经济改革浪潮，这一浪潮是由危机引发的，但实施的方式主要是依靠内部的行政命令，而没有经过慎重的立法审查或广泛的讨论。这些技术层面的改革，包括汇率、货币委员会和货币兑换法，并没有增强政府对公民的责任，因为其目的是为了安抚国际资助者。但是如若在未来推行实际意义上的改革，如裁员、削减工资、实施预算硬约束、关闭工厂、给经营惨淡的公司提供退出方案，以及解决教育、农业和基础设施问题等，则需要首先取得广泛的共识。
在拉丁美洲，对公共部门管理者和政治家的问责制反而落后于东亚的一些不那么民主的政权，因为人们更多地关注货币制度的改革，而不是重塑国家的制度效能。公共服务只是选择性地用于奖励或惩罚选民，而不是普惠于全体公民。同样地，司法程序改革收效甚微，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担心改革会削弱自己运用任免权来影响法院判决的灵活性，所以没有动力去改善法院的管理，简化案件的流程。
当公民无法凭借教育或创业技能跨越权力和财富的鸿沟时，统一的经济政策就很难贯彻执行。大多数人将与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抗争，并根据分配制度对自身切实的影响来决定是否支持某项政策。预期一项政策将加剧不平等时，即使它具有内在的经济价值，也会在实施过程中加剧政治分裂。
当不平等成为普遍现象时，最初的社会条件很可能从源头上就阻碍了经济政策的实施路径。市场友好型的政策在中国比在印度更行之有效，因为中国的社会环境更平等，因此在最初实施自由开放政策时，民粹派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政府在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以后，越南实现了比印度更加连贯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在印度，再分配方面的争斗掣肘了经济开放的步伐。弥合社会不平等的差距也为东亚推行市场解决方案注入了活力，而相形之下，拉丁美洲却未能获得相应的支持。在东亚，社会群体认为自身能够从经济发展中受益；而在拉丁美洲，精英们由于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存在巨大分歧，所以更加怵惕自身会受到竞争的威胁。他们赞同稳定货币制度，却不支持通过创造机会来改变资源的分配格局。东亚的精英们害怕如果财富得不到公平分配，会出现社会动乱；而拉美的精英们害怕如果机会广泛分配，他们就会失去控制权。此外还需考虑地缘政治层面的因素。台湾地区害怕如果不努力取得成功，会很快被中国大陆吞噬，就像韩国担心被朝鲜赶超一样。种种危机意识激发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而这在菲律宾和拉丁美洲是缺失的，那里的反美情绪并非迫于国家救亡图存的压力。从社会不平等走向发展的道路
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看待未来和自我设计未来的方式。生活在高度不平等社会中，人们很少希望或期待有所改变。事实上，在拉丁美洲、印度和中东地区进行的研究表明，穷人往往把自身的处境看作是上帝造就的。他们将其归因于自身无法控制的因素，所以很少认为有必要支持政府的变革。这是社会分裂不易转化为政治意识的原因之一。
不平等往往会陷入一个周而复始的怪圈之中，这有时被称为恶性循环。这些怪圈导致人们相信今天的贫困是不可避免的，而明天的消费由今天的不平等所决定。由于既无法存钱又无法获得贷款，穷人几乎没有改善其人力资本的渠道。因此，父母没有什么积蓄可以留给孩子，贫困就这样无止境地延续下去。除非采取专门的补救措施，今天的分配会反映在明天的人力资本中。纠正过去的不公平现象，最好的措施就是从未来的财富分配入手。扩大教育就是一项能促进收入实现跨代流动的政策。提高教育水平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即使可以找到一些通过再分配消除收入不平等的措施，它也不能取代基本层面上的体制改革。影响力的不平等
任何社会都存在影响力不平等现象，但是它在贫穷国家尤为普遍，机构会因之背离其既定目标，导致司法机构或政治权力机构徇私舞弊。影响力的不平等也体现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机构的效能方面。不直接影响穷人的机构，如电信、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等，往往比直接影响到穷人的机构更高效。相比之下，在美国和瑞典，保护穷人司法权的机构能得到足够的资金来自主运作。然而，资金不足的司法和执法部门通常面临需求过剩和获取渠道不足的问题，由于低薪的警察和法官容易受贿，这些部门加剧了财富不平等向权势不平等的转化。政府和市场提供的公共服务，很少能够惠及穷人。
公共服务供应资金不足，使富人能够将其财富转化为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即使在一人一票的民主国家，富人也能够通过行贿来影响规则的形成和实施。他们能够通过控制机构保护其财产权，能操纵监管部门和游说反竞争措施的机构；他们也能够影响独立决策，如针对私营公司的市场划分规则、营业执照、进口许可证以及公共采购等；富人能够支配公共基础设施，获得土地所有权、许可证和补贴信贷的合同；他们还能够影响教育或公共卫生领域的人事任命。司法的公正性直接取决于法官的正直无私，即取决于他们能否将其私人利益与其公共角色划分界限。但是，在财富的诱惑和压力之下，法院变成了最容易受到操纵的部门。
巨大的阶级和经济差距为精英群体主导司法系统的决定洞开了方便之门，既而损害了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在菲律宾，地主无视农民的正当要求，律师、法官和执法官员也对此置若罔闻（他们本身也都是地主），土地改革只好半途而废。土地改革要取得成功，社会必须具备执法的行政能力。除非采取相应措施，让普通百姓有条件获得信贷，来购买土地、农业投入或设备，否则改革将无法彻底阻止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为农业收入提供税收优惠，反而会暗中促进农业资源的集中，因为富有的农民往往最有财力支持对政府的游说，同时也更懂得利用税法争取到优惠和补贴。因此，即使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土地资源集中的趋势依然得不到遏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对法律制度的公正性缺乏信心，人们不愿诉诸法院来解决争议，也不肯达成依靠第三方来执行的交易。人们不得不错失原本可以实现互利的许多交易机会，因为在没有公正执法的条件下，贸然的交易会变得非常危险。相比于成熟的老企业，对于寻求开办新企业的创业者来说，缺乏公正的法律裁决是一个更大的障碍。所有权集中是对执法不力的常见反应。在执法不力的环境下，只有少数企业在变成政治权力的附庸之后才能发展壮大。在发达经济体中由多个企业分散经营的行业，到了法律制度薄弱的国家就出现了少数企业高度集中的现象，而集中反过来又助长了价格垄断。
在正义不能伸张的社会里开展业务，企业主会刻意绕开法院来解决争端。法律法规变化无常，也就意味着私有财产无法得到保护。于是他们宁愿把财产锁在保险柜里，也不肯拿出来投资。把投资放在安全的地方算是一种技术上的储蓄，或者叫作扭曲的投资，虽然也计入GDP的增长，但不能创造新的生产力。
守法纳税或许是信任国家执政能力的最好指标。例如，智利的纳税情况好于玻利维亚，因为玻利维亚人知道自己国家的立法形同虚设。由于公民纷纷偷税漏税，政府机构就更难有所作为；由于薪酬不高，政府官员就更容易受到富人的摆布。换而言之，一个政府如果无法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它就没有充分的理由提出征税的要求。
当企业认为税收偏袒政治特权时，它们就会将资金投向灰色地带去经营。由于少报了收入，这些企业难以从外部信贷市场筹集资金。为了筹集资金，唯一的办法是选择性地向私人信贷机构披露真实的收入。在这种环境下，公开的债务市场不太可能存在；借贷双方只能保持一对一的紧密联系。如果企业主的贷款来源仅囿于少数合作伙伴的圈子，其流动性就会受阻，风险也难以分散。中产阶级的缺失
中产阶级是最担心系统性市场失灵的群体，他们会极力游说加强政策保护，以抵御由此带来的风险。他们意识到，全面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要比为一己私利去游说更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中产阶级是推动国家加强执法能力、普及教育，最终建立广泛社会安全网络的中坚力量。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为市民和商业领域提供支持，监督政府服务，甚至可以督促政府机构能够真正选贤任能，杜绝椒房之宠。随着中产阶级群体的日益壮大，呼声的不断高涨，负责任的政治生态和政府管理便有望变成现实。反之，如果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政府就不可能感受到必须提高公共管理效率的强大压力，也不可能培养出精通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的高端人才。
要求政府具备更强的责任感，中产阶级必须掌握独立于国家控制、进而又很难被征税的筹码，同时还要能够形成一定的集体，建立步调一致的行为方式。只有独立地掌握了国家需要的资源，中产阶级才有望争取到一种表达其集体意志的机制，就像公司里成立的工会一样。相反，如果中产阶级只有仰仗政府的鼻息才能谋取一定的社会地位，那么他们就不可能为重塑国家政策而无所顾忌地犯颜直谏。良政不等于善治
在严重不平等的国家，执政者宁愿为那些已经掌控资源的门阀巨室锦上添花，以此来罗织宠信。领导者运用手中的政治特权招降纳叛，意在让他们感恩戴德，甚至摇尾乞怜，以确保自己能稳坐江山。在逐一慑服了对手之后，他们就可以乾坤独断，作威作福了。
由于巨大的不平等作祟，良好的政策实际上可能是糟糕的政治。例如，投资公共教育可能是摆脱贫困，走出恶性循环的关键步骤。大量的研究证明，投资于基础教育和医疗保健领域的成效较显著。虽然生产力已经有很大的提高，但政治势力往往会阻碍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不平等致使公共支出无法惠及穷人，而以私人利益的形式输送到少数特定的权贵手中，即使正当的战略意图也因之窒碍难行。
虽然投资于教育、医疗保健和为多数人提供就业机会有利于全面促进经济繁荣，但将利益输送给少数关键支持者，却可以永葆统治者的权位。然而，我们将在下一章讲到，如果执政者面向中产阶级提供服务，这些服务的性质和提供方式就会变得更加透明，但执政者担心自身的弱点会暴露于天下，进而撼动手中掌握的权柄。
那么为什么东亚就不一样呢？为什么在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享有民主选举权的国家中，良好的政策就能转化成良好的政治呢？为什么一些东亚国家在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方面成效卓著？其中一个答案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威胁，而不是选举，促使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将发展利益的覆盖范围扩大到了低收入阶层，从而避免了财富分配差距无限制地拉大。拥有群众基础的马列主义政党就伫立在他们的门口，随时准备夺取政权。面对一触即发的威胁，东亚的领导者不需要面对投票箱就必须承认贫民的要求。与东亚不同，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直接面临的不是贫民暴乱的威胁，而是其他精英团体虎视眈眈的竞争。所以，如何应对精英的竞争，是他们生存战略的重心。如果利比里亚或刚果的领导人不得不忌惮贫民的暴乱，他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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