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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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相（二十七）试读：
内容简介
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臧否，我们不追求所谓“宏大的叙事”，也不追求书斋里僵硬的学术探微，而是以一种轻松活泼的文字来反映历史一步一个脚印的收获和进步。我们注重的是细节所创造的历史，把那些原本为尊者讳为胜者讳因而被遗忘、疏漏、润色或掩盖的鲜活而不容置疑的细节揭示出来，置于聚光灯下，让大家感受到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真相及其延伸出来的思想意义。此外，我们还注重对比所创造的历史。前人所述的前史，后人所述的前史，以及今人所述与前人、后人在路数、观点、境遇等方面各自不同却又有着勾连纠缠的前史，在这种勾连对比之下，所得出的往往就是历史的真相，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
第一章
南明王朝派往欧洲的“外交官”：陈安德
陈安德——南明派往欧洲的“外交官”
1649年，南明永历皇帝在清军向西南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定派使节向罗马教皇求援，西洋在华传教士卜弥格被委派为全权特使。为了使欧洲更为直观地了解南明朝廷，司礼太临庞无寿特命年轻官员陈安德携带永历阜帝的亲笔信函与卜弥格同行，陈安德遂成为第一个赴欧洲的“中国外交官”。
历尽千难万险，他们于1652年12月来到了威尼斯。起先，威尼斯共和国总督弗朗西斯科·莫林拒绝接见“南明使臣”，他想在中国明清交战双方间保持中立。卜弥格设法求法国大使帮忙，终于得以见面，卜弥格和陈安德就将信件递交给了弗朗西斯科·莫林。然而，法国人的介入却使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产生了反感，而新当选的耶稣会总长古斯维斯·尼克尔又认为接受“南明使臣”的要求将会危及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这使得卜弥格和陈安德在意大利一等就是3年。期间，罗马教廷3次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对“南明使臣”。
1655年12月，对卜弥格和陈安德持消极态度的英诺森十世去世，新任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终于接见了卜弥格和陈安德。亚历山大七世虽然同情南明朝廷和永历皇帝的艰难处境，但他提供不了实际帮助，只写了封回信让“南明使臣”带回中同，在信中他祈祷南明能渡过难关。教皇的同信使卜弥格和陈安德在欧洲有了活动空间，他们来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觐见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约翰四世答应给予南明政府军事援助。
1656年3月，卜弥格和陈安德踏上了回程。当他们到印度果阿时，知道了南明永历政权已岌岌可危。虽然约翰四世三令五申不得为难“南明使臣”，但葡萄牙殖民当局还是不允许他们前往澳门，葡萄牙殖民者此举是为了确保与清政府的贸易不受影响。卜弥格和陈安德再度不顾葡萄牙殖民者的禁令，从陆路抵达暹罗（今泰国）首都大城府。在那里，他们从海盗手里雇用了一艘船前往现今的越南北部，此时已是1658年初。他们徘徊于中国边境，卜弥格于1659年去世，陈安德将其安葬后独自一人带着几封重要的外交信函返回云南向永历皇帝复命。
永历皇帝最终没有盼来欧洲的援助，1662年他被吴三桂俘获并被处死，而中国第一位“外交官”陈安德1659年后在历史上也不见了记录，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17世纪80年代，一名中国旅行者轰动欧洲
300多年前的清朝初年，由于交通条件和其他诸多因素的限制，能到达欧洲的中国人寥寥无几。然而，却有这么一位中国旅行者，他不仅周游了欧洲列国，还受到了英、法两国国王以及罗马教皇等的亲自接见，并被奉为上宾，轰动了整个欧洲。这个人就是沈福宗。
沈福宗出生于南京，早年曾随传教士学习过拉丁文。1681年，在华的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准备回欧洲述职时，沈福宗接受其邀请一同前往。1684年夏天，他们抵达了法国巴黎。当时巴黎是欧洲文化的中心，一时间沈福宗成了巴黎的焦点人物，法国人纷纷谈论他的衣着打扮和言谈举止。中国人的到来很快就传到了被称为“太阳王”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耳里。
9月，路易十四特地邀请沈福宗等人到凡尔赛宫做客。晚宴上，沈福宗表演了汉字书法。路易十四对汉字的深奥感慨颇深，不久巴黎即有报道称“中文大约有八千多字，同一音有不同的声调，而同一音又有数十种不同意思，需要学习三寸年才能熟练使用，由此可见中国人记忆力之强和想像力之丰富”。沈福宗还将孔子、康熙皇帝等人的画像展示给了法国君臣，加深法国人对这些栩栩如生的中国著名人物的印象。为了表示对中国客人的敬意，路易十四命令打开新建成的凡尔赛宫花园中的所有喷泉，让沈福宗尽情欣赏。
沈福宗在巴黎逗留一个多月后，便随柏应理前往罗马办理教廷事务，教皇英诺森十一世亲自接见了他们，并听取了他们对在中国传教的意见。沈福宗在罗马生活了一年多，随后又辗转比利时，于1687年3月到达了英国。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获悉沈福宗抵英后，派著名画家戈弗雷·奈勒爵士专程为沈福宗画了一幅全身肖像画。不久，詹姆斯二世把沈福宗召到了牛津行宫，希望他能在英国旅行期间帮助编撰牛津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沈福宗接受了这项任务。
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沈福宗认识了图书馆负责人、英国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他们两人曾多次进行研讨，沈福宗回答了海德诸多有关中国的学术问题。为了表示尊敬，沈福宗称海德为“德老爷”，海德则呼沈福宗为“最尊敬的朋友”。现今保存于大英图书馆的沈福宗与海德之间来往书信和谈话记录显示，海德曾告诉沈福宗，他想创建一种全欧洲都可以使用的汉字注音体系，沈福宗将中国的辞书《海篇》和《字汇》介绍于他，不仅如此，他们之间的交流连中国象棋和围棋的下法以及两种中国游戏“升官图”和“杨六四捍”的游戏规则（这两种游戏在今天的中国已几乎绝迹）也均有涉及。后来海德出版的一些著作，如《中国度量衡考》和《东方游艺》，可谓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
几个月后，海德在觐见英国国王时，直言沈福宗在编撰牛津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上出力甚多，并说自己从沈福宗身上学到了很多有关中国的知识。詹姆斯二世由此衷心喜欢上了这个懂礼节、有修养并且知识丰富的中国人，他多次邀请沈福宗到英国宫廷做客，给予他极高的礼遇。
1688年，沈福宗告别英国，开始了他的葡萄牙之行。对于葡萄牙这个国家，沈福宗并不陌生，在澳门他就见到过许多葡萄牙人，也听过一些关于葡萄牙的事情。但到里斯本后，他终于明白了领土面积和人口还不及中国一个省的葡萄牙为何能割据中国澳门。此时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对海权的漠视已使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
17世纪往返欧洲旅程中的风险和颠簸非现今时代所能想像，欧洲之行拓展了沈福宗的视野，但他为此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691年沈福宗在回国途经莫桑比克附近时去世。第二年，将沈福宗带至欧洲的柏应理在乘船途经印度果阿附近海域时遭遇风浪，在船倾斜过程中，柏应理被落下的重物击中头部身亡。
路易十四曾有个中国翻译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人称“太阳王”，他在位时间长达72年之久。一方面他实行君主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又大力扩展法国的影响，使巴黎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身边竟还有一名来自中国的翻译——黄嘉略。
根据法国文献资料记载，路易十四的中国翻译名为Arcade Hoang，黄嘉略是他的中文译名。有学者考证，他中文原名应是黄日升，但由于长期以来学术论著中均称其为黄嘉略，故而黄嘉略这个名字得到了国内外相关学者的一致认同。
1679年，黄嘉略出生在中国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的一个天主教家庭，自幼便受洗入教，学习拉丁文。但另一方面他也受到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701年，黄嘉略在外游历时巧遇法国传教士梁弘仁，梁弘仁正准备前往罗马教廷就“中国礼仪之争”表达在华传教士的意见，他问黄嘉略是否愿意作为其秘书一同前往欧洲时，黄嘉略欣然答应。1702年2月，梁弘仁和黄嘉略从厦门起航，经过8个月的海上颠簸后，到达了法国首都巴黎，随即他俩便赴罗马办理教廷事务。
在罗马，黄嘉略陪同梁弘仁就“中国礼仪之争”进行多次辩论，历时3年才完成任务。1706年，梁弘仁和黄嘉略返同巴黎，等待教廷公布“中国礼仪之争”的晟后裁决。法国王家学术总监让·保罗·比尼昂获悉黄嘉略滞留巴黎后，就设法将黄嘉略推荐给了路易十四，不久黄嘉略便被正式任命为法国国王的中文翻译，负责为路易十四翻译中文文件，并协助管理王家图书馆的中文书籍。为了使黄嘉略安心留在法国，比尼昂还特意给他安排了一门婚事。1713年4月，黄嘉略在巴黎和一法国女子雷尼埃成婚。
路易十四交给黄嘉略的主要任务是编写《汉法辞典》和《汉语语法》，为了便于黄嘉略工作，比尼昂找来了东方学家埃狄纳·傅尔蒙和著名学者尼古拉斯·弗雷莱同他合作。在他们的协助下，黄嘉略完成了《汉语语法》编撰工作。现保存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巴黎天文台图书馆的《汉语语法》，除了汉语口语语法外，还附有关于中国的各种知识，显然这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而《汉法辞典》则由于黄嘉略的过早离世而未能全部完成，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东：疗部的1140页遗稿中，人们可以从中看到黄嘉略和弗雷莱等人合作的丰硕成果，书稿的每一部分都考虑到了欧洲读者的实际需要。除了路易十四布置的工作外，黄嘉略还准备将中国明代小说《玉娇梨》翻译成法文，但当他翻译到第3章时，弗雷莱觉得《玉娇梨》不大符合法国人的阅读习惯，就建议黄嘉略停止了这部著作的翻译，故而黄嘉略留给后人的法文版《玉娇梨》只有3章。
傅尔蒙和弗雷莱在与黄嘉略的合作交流中，逐渐成长为驰名欧洲的汉学家。黄嘉略还与众多法同学者进行了文化上的交流和探讨，连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被人称为“中国通”的孟德斯鸠也曾多次上门拜访他。从黄嘉略身上，年轻的需德斯鸠进一步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据研究，孟德斯鸠后来写成的《波斯人信札》一书的主人公郁斯贝克的原型就是黄嘉略。
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这个头衔听起来颇为显赫，其实在18世纪初，法国国王并没有很多中文文件要黄嘉略翻译。除了编撰两部书之外，路易十四也没有给过黄嘉略多少工作，所以黄嘉略的薪水不高，可以说他是生活在贫困之中。1715年3月，黄嘉略的妻子雷尼埃产下一女婴后于不久去世，黄嘉略独自承担起了抚养幼女的责任。他一度曾想回国，但获悉中国康熙皇帝和罗马教会关系紧张后，他不得不打消了这一念头。
1716年，年仅37岁的黄嘉略在巴黎因病辞世，但他为中西方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永世难以磨灭。
旧上海租界印度巡捕“红头阿三”罢工风潮
印度巡捕在租界的出现
1854年，上海租界工部局建立不久，即组建了负责在租界中管理道路交通、维持社会治安、调查犯法行为等的“巡捕房”。
起先巡捕房所雇佣的人员都是西人，其中以英国人为主。由于西人巡捕的薪水较高，为节省开支，1865年4月开始招聘华捕（华捕的薪水只有西捕的四到六分之一）。近20年后，印度巡捕开始出现在巡捕房中，但数量不多，促使工部局进一步使用印捕真正的原因是中法战争的爆发。
那次战争发生在1883年12月到1885年4月之间，是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引起的。上海租界工部局因此而担心，“在租界内发生骚乱”。工部局董事会指示（捕房督察长）麦克尤恩上尉，命令所有巡捕进行特别戒备，以监视那些中国的流氓无赖或土匪，注意防止人们集会，以便在发生非常情况时能尽早报告。工部局尤其担心中国民众可能会对在沪法国人或外国人发生有所不利的行为。而住在租界越界道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的西人更是感到非常不安，他们打算出钱给工部局道路委员会，要求该委员会派巡捕来保护他们。道路委员会觉得单独增派西捕，从费用上说非常紧张；而派华捕，在那种情况下也不太合适从费用及利害关系来讲，这时使用印捕就比较合适了。1884年8月11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上，道路委员会建议，考虑到“静安寺路上”的70位居民每人每月将认捐5元钱以支付上述费用，董事会应派出14个人在夜间巡逻这条马路，同时应把卡德路（今常德路）拐角的平房租下来当作捕房。
董事会表示，愿意立即派去6名印捕，并准备打电报到香港，要求再派12名巡捕来，这些人将由一名两人巡长和一名华人巡长指挥，其全部人员的薪俸总数为每月350元。
会议通知道路委员会：工部局将指示督察长为对这些马路巡逻三个月进行安排，并授权他雇佣多至18名印捕，以及租用在沪外侨本杰明先生的平屋，一切费用将由工部局提供。印度巡捕就这样开始批量出现在上海的租界中。直到1885年2月底静安寺路不再需要巡逻时，工部局的董事们由于对印捕的表现感到满意，因此决定继续留用他们，而且决定在捕房中继续增加印捕数量。此后印捕逐年增加：1901年时168人，1907年416人，1915年567人，1934年达到了634人；以后略有减少：1940年557人，1942年465人。“红头阿三”称呼的由来
这些印度巡捕，在旧时上海，被人们称为“红头阿三”。为何有此称呼，有几种说法。一说见于1922年出版的《沪谚》，该书认为印度巡捕头上缠着红布，面色好像黑碳，因此就被人称为“红头黑碳”，后来被讹读为“红头阿三”。不过在上海方言中，“阿三”与“黑碳”，在读音上还是有点距离的。一说认为印捕进入捕房，晚于西捕、华捕，因此地位要低于前二者，故被称为“阿三”，至于“红头”，不用多讲，就是头上包着红布。这个说法，也有点勉强。印捕进入捕房的时间确实晚于前二者，但地位和华捕差不多，在薪水上还要高一些。在招募印捕的那段时期，华捕最低的薪水是每月10元，而印捕是每月15元为最低。另外，在一般市民印象中，印度作为一个国家，属于亚洲；但对其人种，总有意无意地认为偏向于欧洲。印度人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上海工部局的西人不是这样看的，1893年，工部局举行上海开埠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并铸造银质纪念章和铜质纪念章，决定将银质纪念章授予工部局职员和捕房中的欧洲籍成员，捕房中非欧洲籍成员发铜质纪念章。
结果，印捕拿到的是铜章，于是有40名印捕将铜章退回。“因为印捕认为他们应与欧籍人员一样得到银质纪念章，故拒绝接受。”（《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11卷第616页，1894年4月10日）另外一说是认为由印捕的“口头禅”及管理道路时的态度而来。那些印捕，都是印度锡克族人，长得很高大，脾气好像也很大。在管理道路交通上，常常很凶悍。比如1891年10月6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收到E.P.威克姆先生的投诉，称其在上月19日晚上10时到11时之间，乘坐一辆人力车沿福州路由西往东去时，76号印捕前来拦阻，并非常粗野地将他推到一边，说“不能走”。由于他不知道有法律规定不能在这条马路通行，所以他打算继续前进。这时这名印捕又将他推到一边，他亦回推了印捕一下，使印捕倒地，此时第90号印捕看到这一情况，便跑过来殴打他的头部，并用脚踢他。接着这两名印捕不顾他提出愿意跟他们一起去中央捕房的要求，将他拖往老闸捕房。途中，他们遇见了霍华德巡官，才被允许离去。威克姆指控第76号印捕虐待他，第90号印捕野蛮地踢他。
对于威克姆先生的投诉，董事会的意见是：印捕只是执行命令，制止威克姆先生在这条路上由西向东行驶，如果他要对两名印捕提出任何申诉，他原应立即进行，并在捕房揭发他们。
显然，印捕的粗鲁行为得到了工部局的偏祖。对西人尚且如此，上海许多靠拉黄包车、推小车运输谋生的华人，更是受到了印捕许多粗暴的对待，一有小错，就有执照被撬、车被扣押或罚钱的事发生，因此国人对他们很反感。这些印捕看见管他们的英籍上司，第一句话就是：“I Say”（读音似沪语“阿三”），样子也很恭敬，真像老鼠见了猫似的。国人于是模仿他们的腔调，用“I Say”来称呼他们，内中是带有鄙视和嘲噱的意味的。我比较相信这一说法。
印捕的几次罢岗事件
印捕一旦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或认为捕房方面作出了不利于他们的事情，就会引起他们的愤怒，进而罢岗。但每次都在工部局的“大棒”下结束，不过也在结束后获得一些改善或利益。这样的事情，粗粗算起来大约有四次。
最早在1891年8月，印捕对操练过多及五年正式聘约签订后没有续签不满意。11日那天，正巡官卡梅伦先生发现老闸捕房27名印捕的床铺尽是臭虫，为此向这些印捕每人课以3元的罚款，结果这些正在恼怒中的印捕便借此由头不去上班了，后来卡德路（今常德路）捕房的13名印捕亦参加了罢岗。
警备委员会随即召开了会议，决定对这些不上班的印捕课以1天工资的罚金，并给予警告，如再发现这些印捕的床铺污秽不堪，当加以重罚。一周后，他们了解到了罢岗的真实原因。在董事会开会时，督察长麦克尤恩上尉不赞成与印捕续签聘约，“因为这些印捕都知道，只要他们表现好，他们就不会被辞退，他们在这里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较任何东方国家的巡捕要高”。董事白敦先生则表示，他赞成与印捕签订为期5年的正式聘约，其他董事也均表示同意。于是决定由白敦和麦克尤恩上尉为这件事作出安排。不久，就与印捕签订了为期五年的聘约书。
1897年3月19日早晨，由于对操练太多，对负责操练他们的巴恩斯巡长不满，抱怨上级警官中没有印度人无法把心中的不平诉说出来等原因再次发生印捕罢岗事件。当天下午，“警备委员会在听取了他们所有的意见后，判定他们所提出的申诉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最后他们被告知，拒不值勤是一种极端严重的抗命行为，但如他们能在下午4时同去出勤，这件事可不予计较，并且董事会将考虑他们的申诉；对那些不回岗位值勤的人员，将立即予以停职，然后开除”。到那天下午，有44人拒绝上班。在那以后，卡德路捕房有15人也拒绝出勤，这样，总共90名印捕中就有59人拒绝出勤，这些人全都停职了。警备委员会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能证明这些人的行为是正当的，因此必须对此采取强硬的措施。
但是董事会考虑到有这么多印捕罢岗，最后仅决定对停职人员中15名过去有劣迹的人，给予开除处分，其他一些人则通知他们：“如果在今天下午（20日）4时仍不去上班值勤，亦将予以开除。”回去上班值勤的话，可不予处罚。同时决定，不宜由巴恩斯巡长来训练印捕。事情最后就这样解决了。
1906年，工部局正在进行大量增加印捕的工作，但8月初董事会发现：“从捕房代理督察长及典狱长提供的证据表明，印捕中存在一种抛掉现任职务逃向美国的倾向，据说在那里可以得到较高的薪金。总办奉命与英国警察当局磋商，以期根据聘约阻止这些人由此外流。”9月，印捕们见辞职请求无效，便转而提出每月增加10元工资。9月26日，董事会接到“由许多印度巡捕签名要求追加薪金的请愿书。总董称，这些印捕在工部局储蓄银行的存款数额足以证明他们的富有状况，而根据今年内报告的酗酒案件数字表明，要维持这一阶层雇员的纪律，需要采取强硬的手段。若董事会同意，他已安排在次日早晨印捕股全体人员举行检阅，他将出席，以便告诉这些人，董事会认为，通过这样的方式递交请愿书是最不受欢迎的，正因为如此，将对其置之不理。他还声称，如果通过正常的途径，即通过有关的负责官员将他们中任何人可能认为他自己将遭到的冤屈递交工部局，就将给予调查并纠正”。印捕因他们的要求没得到满足，9月30日爆发了罢岗风潮，总共172名印捕中有103人参加了罢岗。英国驻华公使于10月12日颁布命令，批准对参加罢岗的印捕进行刑事处罚，共有10名印捕被解职并被递解回印度。在英国当局的高压下，罢岗风潮平息。
次年工部局从印度新招募304名巡捕（其中有1名第二帮办督察长）。为安抚印捕并加强对他们的控制，该年8月，工部局特地从印度聘请了一名锡克教布道师为印捕布道，并开始兴建一座新的锡克教教堂。从这一年开始，印捕全由印度的征兵参谋挑选，只有符合征兵条件的人才能受聘。1908年工部局还建立了一座印捕医院，有专门的印籍医务助理配合医生治疗患病印捕。
最后一次是在1910年7月，印捕中的马瓦尔人和曼杰哈人（均属锡克人）发生冲突，印籍第二帮办督察长伊什·辛格偏袒马瓦尔人，导致曼杰哈印捕罢岗并举行示威，在上海造成不小的影响。事情发生后，捕房督察长布鲁斯上校表示如果不全部开除这些印捕，他不愿再任职。究竟有多少印捕参与了罢岗，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人数肯定不会少。这些闹事的印捕当时就被拘禁起来，九天后才释放。工部局总董与英按察使司衙门按察使、英国总领事、法律顾问等商讨后，觉得还是采取尽量宽松的解决办法，解雇10名左右印捕即可，但督察长建议立即开除25至30名最坏的分子，最终董事会决定开除25名印捕。不久那些被解雇人员的辩护律师向英国总领事递交一份由20人提出的诉状，要求全面调查导致他们被解雇的一些事件，其中附有所谓被解雇的始末。于是工部局聘请英印军队第四十七锡克团的戴维森少校来沪调查此事。经调查后，工部局解除了伊什·辛格的职务，并将带头闹事的曼杰哈巡长诺兰·辛格开除。算是各打五十大板吧。
古代官员是如何发工资的？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提出了古代官员职务收入及其结构的悬疑。
东晋义熙元年（405）冬天，大诗人陶渊明辞去了他仕途生活中的最后一任官职——彭泽县县令。有关这次辞职的经过，萧统的《陶渊明传》叙述最详：
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这故事的缘起，很像刘备在安喜县尉任上的遭遇，不过刘备临走前痛殴督邮，泄了怨气，而陶令只擅吟诗，不会打人，便来个君子动口不动手，留下一句“岂能为五斗米折腰”的千古名言。也正是这句话，后来成为教授们争论不休的课题。有人认为此言应当做“不能对五斗米道下腰鞠躬”解，也有人释成“不能为求一饱之故折腰”。最占上风的观点，则是将五斗米解释为陶渊明的职务收入。但也有质疑的：要说陶令的年薪或月薪仅五斗米，自然不可能；即便是日薪吧，似乎也对不上号。一天五斗米，一月就是十五斛，一年才一百八十斛，而考之晋朝制度，县令的年薪应是四百斛，怎么会相差二百二十斛呢？该不会被管财务的主簿贪污了吧？
这个悬疑，恰好为我们了解一些古代官员职务收入及其结构方面的常识，提供了一个由头。
西汉时官吏的俸禄实行年薪制，全发粮食，每年领取粮食的重量，就是他们的品秩，于是就有万石、二千石、六百石等种种名目，像刘备担任过的县尉这一级，最低年薪是一百石。从东汉开始，俸禄的形式有了改变，统称为石，实际上是发一部分粮食，发一部分现钱。这个办法颇受官员们欢迎，因为在此之前，官员要用现钱的话，得设法把粮食卖掉或用以交换其他物品，到底麻烦一些。陶渊明的那个引起争议的五斗米，其实也同这种钱谷搭配的俸禄结构有关。按照《晋百官注》记载，当时县令的年薪是四百斛，按月发放，每月米十五斛，钱二千五。十五斛米除以每月三十天，恰好是五斗米。古今量器不同，五斗米究竟值多少，需要有个比较。《梁书·何胤传》上记何胤自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尽”。可知陶县长一天的俸米，可供一个年近六旬者食用一月。如果当时政府也要求大家搞“一日捐”的话，那么五斗米外还应加上现钱八十三文，无论怎么讲，这份收入不算是太低。
其实再深究起来，陶令的职务收入还不止这笔由钱谷合成的年薪。从晋代开始，政府又推行品官占田制，即官员可根据品级高低，向国家领取一块田地，所有权属国家，田里的收获归个人，简称占田，实际上也是职务收入的一部分。据萧统《陶渊明传》上讲，陶令的占田是三顷，他想全种上可以酿酒的秫（糯米），道是“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可是县令太太不同意，“固请种粳（大米）”。夫妻坐下来商量生产计划，最后决定“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当然，这种田的事是“悉令吏种”，用不着陶令自己去打赤脚下田的。据其《归去来辞序》自述，在辞官之前，他曾“犹望一稔”，意思是等占田里谷物熟了，全收下来再走吧。谁知武昌传来了他妹妹病故的消息，这才下决心赶快开路。照笔者揣测，“犹望一稔”倒更像是他太太的意见，眼看稻米长在田里没法带走，岂不可惜？而妹妹的噩耗，则正好替他动员太太立即走路提供了借口。
田地、粮食、现钱三位一体的俸禄制度一直持续到唐代，碰到陶渊明这种中途去职换人的情况，田里的收成究竟如何分配呢？据《南史·循吏列传》介绍，最初的办法是同谷钱的年薪制配套，田里的收入也以年度为发放单位，芒种日以后去职的，收入归己，在此之前去职的，收入归后任。有个襄垣县令叫阮长之，将离任时，后任还没有赶到，遂“于芒种前一日解印绶”，以便后任名正言顺地得到这份收入。这是品德高尚的表现，所以被史官记载进《南史》中。然而这样一来，不只会造成县政府里有一个权力真空的过渡阶段，还有不少移交手续方面的麻烦，所以自宋文帝“元嘉末（453）改此科，计月分禄”，就是包括田地收入在内，官俸都从年薪制改为月薪制。不过照笔者想来，田里的谷物不是每月一熟的，不见得去任官员俟秋收后再专程前来割禾折算。“计月分禄”的办法，大概就是估算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产量，再由后任按时间为计算单位，以实物或现金折算给前任带走。
种田是“靠天吃饭”，所以这种产量估算，不免像现代人做粮食期货一样，是带点风险的，再加上由此引发的其他各种弊端，因此自唐代起，地方官员的职务收入中的谷物部分又从月薪制改回到年薪制。当时配给官员的公田叫职分田，像陶渊明这一级七品县令，依然是占田三顷，但规定不能再“使吏耕种”，即平调机关吏役的劳动力，而是出租给他人，无论收成好坏，都照事先约定的数额收租。为控制官员倚势盘剥，中央明文限定地租每亩“无过六斗”，并严禁租粮之外加征桑课（《唐会要·内外官职田》）。对于前后任交接换班的问题，据《封氏闻见记》载，是以端午日为标志，“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职田米”。该书又称，濠州刺史高利奉旨调任楚州，为了让前任得到那份职田米，故意在上任途中随处耽搁，拖过端午后才去接印，“士论称之”。这行为与南朝时的阮长之差不多，都是实行年薪制的情况下出现的佳话。与此同时，在京师供职的官员仍然按月领俸，其中“基本工资”部分依官品分等，还有一些杂色名目的补贴则与职务挂钩。
宋代官俸中现金比例有限，苏东坡贬谪黄州期间所支俸禄，竟有一堆官办第三产业卖酒后退还的包装袋。
从北宋起，由于职分田取消，不再存在计算田地收入之类的麻烦，实行了多年的年薪制也改回到月薪制。依《燕翼诒谋录》披露，宋朝建国初期的官员俸入都很低，县令的月薪不满十贯（每贯一千文钱），其中还搭配一部分茶叶、盐、酒等一批实物折算。到了真宗景德三年（1006），有过一次“普调”，其中县尉的月薪由三贯五百七十加到五贯五百九十。《梦溪笔谈》记有一则故事：一位县尉刚刚上任，有个举人写信给他哭穷，要求资助点粮食。县尉作诗答曰：“五贯五百九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
所谓“省钱”，指不足一贯之数的五百九十文钱也要当一贯使用。对比当时的物价看看呢？《续资治通鉴长编》记熙宁七年（1074）时官卖粮价，是“上等粳米每石为钱一千，中等粳米每斗为钱八十五文”。假定这位主管一方治安的县尉要供养家属十口，外加几个仆役的口粮，以平均每人月食五斗计，差不多就要把他的不足六贯的月薪花完了。当然这仅是“正俸”，此外尚有厨料（饭贴）、茶汤（饮料费）、薪炭（取暖费）等各种名目的补贴，但一家人的开销决不只买米一项，如周密《浩然斋雅谈》录一绝句：“小小园林矮矮屋，一月房钱一贯足。”假定这位县尉租赁这么一套住宅，又得费去其月薪近五分之一。因此尽管不至于落到妻儿吃糠、僮仆挨饿、衣物押在当铺里没钱取回的窘状，但肯定不能同陶渊明的“五斗米”相提并论。
再借有关史料分析，北宋一直为“钱荒”问题所困扰，官员薪水中的现金部分还是有限。苏东坡《初到黄州》诗云：“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自注：“检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原来当时各级政府为增加机关收入，多大办酿酒厂、酿醋坊之类的第三产业，于是卖酒后退还的包装品也成了工资的“折实”，就好比现在的西装厂用西装折算年终奖发给员工一样。像苏东坡这类被贬到地方安置的管制分子，恐怕还特别要受欺负。看他在《与秦太虚书》中自述：“初到黄州，癝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犹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过百五十钱，每月朔后取四千五百钱，分为三十块，挂屋梁，每平旦以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由此估算，其每月领得薪水中的现金还不到“五贯五百九十俸”。
因为钱少，所以就格外珍惜。当时官员的月俸是到任后发给，估计只要赶在月底前报到，就可支全薪。《梦溪笔谈》记有这样一件事：信州杉溪驿舍（官办招待所）墙壁上，有一篇数百字的“自述”，作者是一位少妇，自言是一个县级或副县级官员的儿媳妇，公公为早拿一个月的月俸，竟不顾媳妇分娩才三天，催着全家跟他赶路上任。现在自己病倒在杉溪驿内，眼看快要死了，特留下遗书在壁上，要让过往住宿的人都知道真相。据沈括记忆，这个州县小官姓鹿，名字忘记了，但读过这篇控诉的人，都特地去驿后凭吊这位少妇的坟墓，并题诗痛骂鹿某，墙壁上都写满了。
一个进士出身的县级官员只有如此微薄的收入，在其之下的又何以堪呢？据《梦溪笔谈》记，旧制，凡刚入仕途的低级官吏，都先入三班奉职，月薪是七百文钱，再加驿站供给的半斤羊肉，凭驿券领取。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有人在驿舍题了一首诗：“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这番牢骚上达天听后，皇上感叹：“这样下去怎么能够要求他们做清廉的官吏呢？”于是为全国官吏加了一次薪水。不过由于底数不高，上调的幅度也就有限。宋室南渡后，官员俸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瞿宣颖先生辑《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引黄庶《伐檀集·自序》云：“历佐一府三州皆为从事，月禀於官，粟麦常两斛，钱常七千。洪（迈）容斋谓，今之簿、尉盖七八倍於此，若两斛七千只可禄一书吏小校。”不过很可能那时的物价涨幅也相当大。
光看品级官俸，清代“公务员”的薪水远远不及汉唐，但隐藏在“养廉”名义后的巧取豪夺和隐性收入，足可保证工资基本不用。
到了明代，又发生了大转弯，官员的俸禄远比宋元低微，并且是米钞（纸币）搭配，县太爷年俸为九十石，丞、簿、学官等由七十八石到六十六石不等，未入流的杂职才三十六石，其中十之七八给米，现钞才十之二三，杂职则全部给米。米和钞怎样折价呢？据《大明会典》载是一石折钞二十贯。《典故记闻》又说到了宣德九年（1434）时，礼部尚书胡濙兼管户部事，为节流而在官俸上动脑筋，提出以每石折十贯发钞，少师蹇义与之争论，最后折中为十五贯，“自是小官不足者多矣”（《典故记闻》卷十）。其后通货膨胀，钞价日贱，又以布折米，比价是一匹布折二百贯。江南织布业发展极快，布价又跌，一匹布才折银三分。州县衙门官员可以明份账从国家那里拿到几多“俸禄”，读者可以自己去计算了。在有关“清官”的描写中，人们惊奇地发现这类大老爷往往连割几斤肉打打牙祭也要斤斤计较。确实，明朝的州县小官倘不生出第三只手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的话，几乎就是穷光蛋了。
走过了明代这个低谷，清朝的官员俸禄又逐步回升到南宋水平，甚至超过。起初分俸和薪两项发给，俸是禄米，薪是白银。县太爷的俸银是四十五两。光这点数，当然还不能与宋元相比较，元朝时品级最低的官员亦有三十多两银子可得。原来清代从雍正皇帝时起，又给地方官搞了一个“养廉银”，意思是通过增加他们合法收入的方式来保证他们为官廉洁。“养廉银”全来自对民众的额外征收，所以同样级别同样职务的官员能得多少“养廉银”，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全看州县的“经济效益”。以知县论，大致从每年几百两直到几千两不等。至于“廉洁”这个要求是否能因为银子喂养而得实现，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俗话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如此之长，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魏有一段时期内，官员都是不拿国家俸禄的。官员也是肉身，不见得不食人间烟火吧？那就是要大家自己动脑筋想办法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亲民之官”就吃小民。《魏书·高允传》上说，杜超镇邺，派出一批人去州县帮助工作，除高允一人外，个个贪污受贿。那么高允靠啥过日子呢？他让儿子们都去砍柴，卖了换米。有人去他家里，只有草屋几间，穿布衣，吃咸菜。魏明元帝听说州县官员搜刮特别厉害，曾专门派出一批使节到各地巡行，任务只有一项，查点这些太爷们的财产，倘非自家生产所得，一律作为赃物。清代史学家赵翼对此的评价是：“是惩贪之法未尝不严，然朝廷不制禄以养廉，而徒责以不许受赃，是不清其源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廿二史札记》卷十四）
其实，还有一条更重要的事实，或许赵翼根本不敢说出来：有禄也罢，无禄也罢，自古以来州县衙门中大大小小的老爷们，真正全靠吃禄的总是极少数。用现代话讲，就是“工资基本不用”。
财政制表，单位填报，专司审核，国库验证……古代的官俸支付要走一套完整严格的程序。
最后，还有一个怎样发俸的细节问题。
古代的国家财政支出，官吏俸禄和军役口粮是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所以，公务员的工资发放，无论是现金还是实物，盖由中央财政根据编制和定额，做出严格的预算。《朝野佥载》记，裴冕“嗜财”，原先只是个小小的行军司马，安史之乱发生后，靠劝进唐肃宗起家，很快提升为副宰相，“小吏以俸钱文簿白之，〔裴〕冕顾子弟，喜见于色”。这个“俸钱文簿”，大抵就是由行政院掌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分级工资表，刚刚官升副相的裴冕是第一次见识，得知自己这个级别有这么多收入，遂有“喜见于色”的忘形。
以京师百司官吏俸禄的发放和领取为例：工资发放预算由财政编制，领取工资的凭证也由财政发给，各级官吏所属的单位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仅仅是承启代转及填报。如《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北宋的具体做法：每月定期，由三司（最高财政机关）度支部钱帛案、百官案等分掌百官俸禄的科室，向各单位发放表式统一的“空名文历”，即等待填写的机关工资报表；旋由各单位财会人员将本单位在编官吏工役的姓名、级别、职务等，一一填入，经领导审核画可后，送还三司。这种已经填写好的工资报表，通称“立名文历”，还要经三司户部衣料案、勾院（三司审计局）等部门审核，以防欺瞒不实。审核无误，即由勾院批转给隶属三司的粮料院。粮料院分为三个平行单位，其中与京师文官俸禄支付事务对口的，称诸司粮料院。诸司粮料院根据审核后的立名文历和“俸禄格”即官吏分级分职工资标准，制出更详细的支付报表，如某人某级某职或某差使，给钱若干，给粮若干，给券若干，等等，通称“请受文历”。再经审核后，才能正式发出“券历”，就是各种领取俸钱和实物的凭证。笔者推测，“券历”是三司通过各单位发到个人手上的。
作为工资领取的凭证，券历还有种类区别，有兑换现钱的，有领取实物的，实物中又有衣帛、粮食等区别，都要由受禄人去指定仓库领取。北宋的做法是京师官员的俸禄都由三司左藏库支付，但检核史料，该库只辖钱币、金银、丝绵、匹帛等分库，或许兑付半斤羊肉、折实酒醋两瓶一类的券历，还要去其他库馆领取。《唐六典》卷十九记述太仓署（隶属司农寺）的职掌，“凡京官之禄，发京仓以给”，又有“受领粟官吏姓名”“与其年月日”都要“立牌如其铭”等语，以及“给公粮者，皆承尚书省符”的规定，因知宋代的做法或从唐代沿袭而来；此“尚书省符”，大抵也就是尚书省户部通过各单位发放到个人的领俸凭证。由该书的记载还可知，当时国子监和医学院的学生廪粮、调味品等，也是在太仓署领取的。
设想一下，假如现代的公教人员按月取薪，都要去同一个部门办理，该是什么情形？莫说百司聚集的京都，就是省会一级的库藏门前，亦当排起长长的队伍。递进一层想，如唐代太仓署发放的俸禄，以粮食为大宗，尚有搬取过秤等一应操作程序，比起点数现钱来费时尤多，再加上王孙公主、亲贵勋臣、院校学生、衙署工役也都来此“轧闹猛”、吃皇粮，岂不演成集市贸易的景观？对此，《唐六典》附录有各单位分期支俸的具体规定：“中书，门下，御史台，尚书省，殿中省，内侍省，九寺，三监，左、右春坊，詹事府，京兆、河南府，并第一般（班），上旬给；十八卫，诸王府，率更、家令、仆寺，京、都总监，内坊，并第二般（班），中旬给；诸公主府邑司，东宫十率府，九成宫总监，两京畿府官，并第三般（班），下旬给。余司无额，准下旬。”这样，太仓署便能有条不紊地安排发俸工作，我们也毋需再为古人担忧。想来其他朝代的京官领俸，亦有类似规定。
官员领俸是否可以利用上班时间，抑或规定必须在休沐日？这一点，正史和政书一类似无明确记载，有待从子、集两部发现。《朝野佥载》卷三中，载有一则监察御史李畲让太仓署将“禄米送至宅”的故事，由李畲母亲过秤签收。俟其要付给脚钱时，仓吏说：“御史例不还脚钱。”“李畲母清素贞洁”，坚持算清脚钱，并让他们把故意多给的三石米带走，等儿子回家后，借此痛责。李畲回单位提起，“诸御史皆有惭色”。这是太仓讨好纪检官的特殊事例，但也披露出俸禄可以由家属或仆役乃至其他人凭符代领的可能。这样，官员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领俸的制度，或许就不会同机关考勤的执行发生矛盾了。
该故事同时说明太仓也可以送禄上门，但要付给脚钱。比如白居易兼京兆户曹时的收入，便是“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俟步步高升后，更是“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米以石计，钱是铜铸，分量之重，体积之大，绝非现代公务员的一只工资袋可比。假定自家不备畜力重车，所属单位又不为代办，每月领俸都有困难，这就产生了请太仓送禄上门或自雇脚力运禄的需求。其实太仓的役夫也有编制，要满足这类需求时，要在编外雇役。《旧唐书·张建封传》引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的话说，因为灾荒饥馑或逃避赋税而亡入长安的破产农民有数万之众，皆无“土著生业”，而成为“游手堕业者”，足以形成天天在太仓前等待雇工的劳动力市场。时日稍久，或仰仗仓署劣吏为靠山，或援引地方土豪为党羽，种种欺行霸市的行为和团伙就产生了。这是从官俸发放方式切入古代社会的一个视点。
地方官吏及役卒的工资发放程序，同京师百司大致相似，而另有两点区别：
一是领禄地点由京仓改为地方国库（即“正仓”），若本地没有正仓，则要到上一级行政单位的正仓或邻近州县的正仓领取。比如敦煌文书中有一件《唐天宝九载八月至九月敦煌郡仓纳谷牒》，内容是：“同日出粟叁拾肆硕，给县令韦谟八月廿日上后禄。空牒件如前谨牒。天宝九载九月十二日史索秀玉牒。”改用白话释其大意，就是一个叫韦谟的县令领取俸禄三十四硕（硕是唐代的容量单位，容十斗）的凭证，计禄时间从他八月二十日上任算起，经办人是一个叫索秀玉的吏员，办理日期是天宝九月十二日。因知彼时敦煌所辖各县，都无正仓，上起县令，下至吏卒，都得凭证去郡仓领俸，这就要比京官领俸麻烦多了。
二是工资表的编制和审核的权力，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如敦煌文书中有一件《唐天宝四载豆卢军上河西支度使和籴米仓牒》，内容是给付一个名叫李景玉的副使春夏两季官俸折实。支度使本是军需官名，在以军镇节制地方的敦煌郡，其实就是财政官，而且多由节度使兼任。换句话讲，这就是军政首长为其所领部属，也包括他自己编制工资报表了。不过郡仓在体制上接受中央财政的领导，所以该牒在表述中又有“准格”两字，“格”就是中央财政颁定的支俸标准，说明仓署在支付时还是根据副使的级别与职务，对照格式操作。北宋的做法，是州府一级的机关发俸，皆由所在地区的粮料院编制报表和发放券历，但必须经过专司监察的通判审核，以防作弊，对比唐代藩镇是一个进步。但是县一级的官俸支付，反而是知县主持，监当官（工商税务局长）审核。迄宋徽宗时，有人指出这个程序有弊端，因为监当官在行政体制上是知县的下属，“虽坐视勘给务违法等事，在于人情，岂敢追呼点检”（《宋会要辑稿·职官》）？于是改变制度，由监当官主持俸禄给务，“而签勾即专委本县长吏”（同上），这就比较接近现代给薪程序中的劳动工资、财会和机关首长三者间的分工了。
由“实名制”改为通兑制再走向符号化，政府发行纸币的历史，从宋代公务员的发薪改革起步。
上述敦煌文书中的唐代官吏支俸凭证，在居延出土的汉简中也多有相似的实物，如有一条简文写道：“出钱六百，给东望燧长晏万闰月奉（俸）。”因知由汉及唐的工资给付形式，大体一贯。但笔者结合子部所见，窃以为宋代在承袭汉唐的同时，又有所创新，具体讲，其变化从支俸凭证开始。
首先，从已见汉简唐牒的实物推度，过去的官吏支俸凭证，似乎都实行“实名制”，就是除了面值即俸禄钱额或折实之数外，还将受禄者的职务、姓名、计俸时间等，也都一一写明在凭证上。但宋代发给的券历，至少是其中用于领取实物（有时也可以协商折兑现钱）的那一部分给券，如驿券、馆券、仓券等等，好像不再搞实名制了。比如前文说到刚入仕途的三班奉职小官，除了月俸七百钱外，还给一张可以领取羊肉的驿券。又如政府对于出差、出使或兼领他职的官员，常用给券形式作为“添支”，就是津贴或加薪，有人以此作为人情馈赠。显然，这类给券是通兑不名的。此外，还有一些史料可以印证，即使是用来换取现钱的券历，也未必记名。比如《夷坚志》卷二记，南宋初，川军训练官蒋某在襄阳，忽“有五兵负钱五万、酒五尊，云太尉赐训练。蒋将犒以官券，已失所在”。同书卷六记，淮东军士李文奉命出差去钱塘，回程至常州，遇见上司吴超统军在途，托他带口信回家，“又命从使持官券十千，犒〔李〕文作路费”。假如说前一则所说用作小费犒赏的官券（即券历）还可能是领取实物之凭证，后一则讲明十千面值可作路费的官券，当是现金领取凭证无疑。笔者寡闻，像这种把不记名的支俸凭证，作为兑付券或代价券送人使用的情况，在宋代以前还没有见过。
其次，既然支俸或折实的支俸凭证，已经可以当做兑付券或代价券，则其有效期限也就不会像汉唐时代规定“当日”或限定上旬中旬给付那样急促吧？《夷坚志》卷八记：“兴化人吴公诚，字君与。年七十，以大夫致仕，梦人告曰：‘公犹有俸金七百千在官。’既觉，取券历会之，凡积留未请者，正如其数。”就是说老吴梦醒后，把退休前尚未兑现的券历面值做一遍加法，恰好是七百千。这就印证了官员拿到支俸凭证后，完全可以在一个相对宽泛的期限内当做银行的活期存折闲置。该文又记老吴退休一年后死去，及三年丧期满，因为“其子与郡守有旧，悉以向所当得者复给之”，此又说明兑付的时限虽然宽泛，但毕竟还是有期限，仍旧不能等同于现钱。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清代俸银票即支俸凭证实物，均无受禄人姓名职务记实，也没兑付期限，估计都是沿袭宋代的做法。
接下来就是由支俸凭证之有限的通兑性所促成的进一步变化了：众所周知，古代的政府发行纸币，始于南宋绍兴六年（1136）陪都发行局（即“行在交子务”）印发的“交子”，总数是二百三十万贯，用于东南各路。由于缺乏现金准备，大家反对，终于作罢。到了绍兴三十年二月，钱端礼任陪都市长（知临安府），又试办新的纸币——会子。五个月后，钱市长改任财政部长官（户部侍郎），在宋高宗支持下，正式推行由户部发行的会子，总额五十万贯，比起二十四年前交子共发二百三十万贯之数，缩量超过四分之三，可见小心翼翼。什么缘故？唯恐商民抵制，又蹈前辙。历代政府务求法币取信于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用于给公务员发薪，起示范作用。据《容斋三笔》记，这个办法就是钱部长创始的：“绍兴三十年，钱端礼为户部侍郎，委徽州撩造纸五十万，边幅皆不剪裁，初以分数给朝士俸。”因为仅限于京官范围，当时通称“行在会子”。
会子就是可以直接充当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的货币符号，比较起兑付地点和兑付时间仍有一定限制的原先的券历，性质骤变。京官们在预先得知将以会子支俸时的忐忑，可想而知。为廓清疑惑和阻力，钱部长肯定要大肆宣传用会子支俸比卷历支俸之更加方便大家，同时在临安“市肆要闹处置五场，辇现钱收换”，用白话讲就是在闹市区设置了五个现金兑换处，贴水率为“每一千别输钱十，以为吏卒用”，就是给财政部派在兑换处从事兑换业务的工作人员的报酬。这种变化在当时来讲，近似于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机关企业给员工发薪，忽然从支付现金改为将薪额汇入各人的银行账户，受禄者再凭银行卡在任何一个兑换处兑换现金，乃至直接刷卡消费的“新生事物”。那个“每一千别输钱十”的贴水，就相当于银行收取的手续费了。
钱部长计划周全，宣传有力，又有配套措施跟上，京官们在实践中多体会到了会子取代券历的方便，起码省却了去左藏库排队的麻烦。商民眼见为实，亦认可了官发会子背后的准备金十足坚挺。钱部长给出的进一步政策是：“商贾入纳，外郡纲运，悉同现钱，无欠数赔偿及脚乘之费。”于是“公私便之”，“行在会子”的流通范围扩大为“东南会子”，其后复有四川钱引、两淮交子、湖北会子等各种法币纷纷出台，遂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法定纸币的国家。唯后人在追述这一段货币史上的重要改革时，往往忽视了它是从官俸支付手段的变化上起步的事实，这又是从官俸支付切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视点。
由于种种缘故，南宋的纸币政策最终归于失败，而其后的元明政府继续发行纸币并首先用于官吏俸禄的支付，“始乱终弃”的拆烂污行为一如其旧，前文已经说过明代官员在宝钞折色中大吃其亏的事例，不再赘述。逮及清代，官员支俸方式终于又返回到发俸票发米票的老路上。
鲜为人知的民国“三K党”被取缔始末
以暴力行为推行极端种族主义的美国“三K党”，被喻为穷凶极恶的法西斯。而提起本世纪20年代国内昙花一现的“三K党”，大家却不免有面目模糊之感。时光回转，透过1924年春夏之交喧嚣嘈杂的上海报界舆论，我们且看本土“三K党”的真面目。
一 民国“三K党”神秘组建
说“三K党”神秘组建并不是指其秘密结社，不敢公开。与之相反，该党十分重视舆论宣传。早在1923年末，《申报》就刊登了有关“三K党”组织机构的消息，只是并没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半年后，在上海的英文大报《泰晤士报》、《字林西报》上，该党公开刊出招募党员的广告，同时在另一张华文大报《时事新报》上作了更加刺激的广告宣传：在刊登了一份请求加入“三K党”的函件几星期后，6月16日该报的“上海”副刊大书特书，叫人注意第二天有关“二K党”的重要消息。17日登出了一张极离奇的照片——三个“三K党”党员白衣蒙面，仅露眼睛、嘴巴在外面，胸前绘有党徽，其装束与美国“三K党”完全相同，题语是“何谓三K党”。他们的党徽是一种红黄蓝白黑五色相间的盾，盾上黄色范围内标有华文的“三”字，白色范围内标有英文的“K”字母，盾的上面有华式矛叉各一相交叉，中间用黄色的星星表示等级，党龄每增一年，则增加一星。除此而外，该党还发动传单攻势，广为号召入党。“三K党”在散发的传单上宣传他们要组织一个在“帝国党”之下的“三K党”CThe orden of thethree k's under the imperial klan，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所谓“三K”是指ku klux klan，象征开枪的声音，这亦同于美国之“三K党”。然而他们又声称宗旨是仅为中国人民谋福利。对于需人之相助者则从而助之，反对中国官僚的种种祸国殃民腐败贪墨行径，以期橙清政治；又极力拥护共和政体，主张普及教育，多设学校，振兴国货；重视家族同胞观念，提出“吾人既以互助而团结，必须保护吾人之同胞，养生送死，济急扶危，皆为分内事，父母妻子，为吾人最亲爱者，应为谋其安乐，防其痛苦”，他们还明确指出“今外人于吾华稍有所不惬，则好为抗议，肆事要求，而华人独无可凭藉以保卫之方，敝党窃吾人当可令若辈至少获一半公平交易之道也”。
1924年6月18日《时事新报》又刊载了一篇署名为“日”的文章，为被好奇心折磨的大众详细描绘了进党时的情景：“该党之领袖，必先询问你是否诚意而来，然后给以志愿书，由亲笔填写，并行宣誓礼……领袖操熟练之英语，不谙英语则有一翻译译之，宣誓时头俯地，右手向上升三指直，想系表示三K之含义。行礼毕，彼领袖与宣誓者握手，将三指掀三掀，意谓我们以后皆是兄弟矣。又告以种种秘密，如路上过同党之党员时，右手贴于腰际作拳状，惟大拇指直，此系三K党之打招呼也。又如欲语者，可握手如前，不然后将右手向后甩三次。总之此党以三字为吉祥。”同时，这位“日”君还提到该党党内的待遇十分优厚，其眼前目标是创立《三K周刊》，不久将间世，随后还计划建医院、银行、大中学校等等，聘请了一位曾在南京海军部任职的智利胖子做高级顾问。
此文一出，上海社会顿时舆论哗然，不少人登报质问：所谓“帝国党之下的三K党”，其与美国“三K党”究竟有没有什么内在联系？既然你的宗旨看来纯粹是中国志士所组织的爱国党派，却为什么非要冠以外国字母作党名？中国人的组织却以英文交流，行为装束神乎其神，状极神秘，难道竟有什么不光明正大的勾当？甚至还有人斥之为美国侵华形式之一。对于疾风暴雨式的舆论攻击，“三K党”仅在19日的《时事新报》上对“日”君所述予以否认，并宣称“三K党”抱定一个至纯洁的宗旨，这个宗旨也是我们中国人个个所应做的，现在且不必宣布，将来做到怎样，自然大家晓得了。
二《申报》记者至党部探秘
在“三K党”受到公众抨击的情况下，《申报》、《时事新报》等报馆纷纷派员前往位于上海东横滨路7号的“三K党”总部探访，其中尤以《申报》记者报道最详。“三K党”总部是以3个美国人的名义租的一幢两层西式小洋楼，外观寻常，不过沿街门窗皆紧闭。记者最初竟想跳窗而入，未果，便去敲邻屋房门，说明来意。被一男子引进总部参观。一楼客厅墙上悬挂着一面大的中国国旗，对面墙上是一副对联及画，别无异处。楼上房间也空荡荡的，屋角的一张小桌上叠放有几套白袍白面罩。墙卜张挂有中美两国国旗和一张绘有该党等级图表的蓝色纸。该党的最高首领称为“最高克兰（supreme klan）”，这位男子始终不愿透露其姓名。第二首领称“大狮”，为领袖助理，往下则依次称为“大龙”、“大虎”、“大豹”、“大熊”、“大象”，最低一级为“大骆驼”。图表显示该党划分出许多职权，分科行事，组织可算严密。
记者又问及党员人数，男子避而不答，只说该党的秘密性质对吸收党员极为有效，人数增加很快。说着，他向记者出示了一张编号为4.01万的党员注册号卡片。记者反问号数说不定是从4万起始，男子便又拿出一张编号为2万多的卡片作为证明。接着他还告诉记者，“三K党”的支部已经遍于全国，对于党员的入党资格审查很严，而且凡入党者都必须要有老党员引荐。上海的“三K党”党员大多由华人银行家及洋行中的华人雇员等组成。入党需交大洋1元作为会费，以后每月月费5角。须知这笔金额并非小数，在当时买一只烧鸡不过2角钱，买一筐鸡蛋只要1元钱，而2元钱就足以办一桌丰盛的宴席了。党员的经济状况必得不错。
在“三K党”总部的内幕被披露于报端之后，面对各方的质问，他们更进一步地解释说：“党以中国三K名，有别于美国之三K党也。中国三K党员皆中国人，党以三K名，盖党之组织法悉仿美国三K党也。”至于中国“三K党”人为什么讲英语，他们回答：“会员入会之始仅用华语，中文为本会之正式文字。惟本会会员多有精通英文者，尤以职员为然，故主张遇便即用英文，以资练习，使会员在学校及商业中之所学得以施诸实用。”
三 警方出动断然取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署名“炎”者投书《时事新报》，称“三K党”有盗匪行为。原来6月20日，一洋行买办某君回家，将汽车停在宅旁，而将草帽遗忘在车垫上。他到车上寻找，只见那草帽上赫然插着一封信。信上说什么“敝党经费短缺，闻公乐于公益，请助万元，并祈加入敝党为党员，其款携至斜桥路30号电杆面交”。落款为“三K党”，信笺上还印着“三K党”党徽。这件事发生后，尽管该党登报抗辩，上海警方还是下定了取缔这一组织的决心。
6月25日晚，淞沪警厅侦缉队长郝树林会同五区署长李玉亭督警前往东横滨路7号“三K党”总部实施查封，当场捕获7人，并查获“三K党”党纲1捆、《三K周刊》短论稿2张、“三K党”章程并入党收据各1捆、五色“三K党”党徽号1张。几个人的供词中只承认是专门在这里办理《三K周刊》的，其余情况都不知道。被捕几个人的主要情况如下：陈水星，35岁，广东人，已入美籍，医学博士，在美国西雅图行医，来华仅一年半，在《三K周刊》负责编辑。冯善彰，30岁，广东人，与陈水星同为美籍，在《三K周刊》负责收发。曾耀光，20岁，广东夕，任职联东保险公司，在《三K周刊》专司广告事务。蔡集垣，21岁，广东人，专司《三K周刊》英文广告事务，允给月薪100元。郑锡，31岁，广东人，经陈水星介绍入党，入党仅一星期，参与《三K周刊》事务。允给月薪100元。朱枕薪，21岁，江苏人，经友人介绍，任《三K周刊》编辑。郑又坡，29岁，广东人，沪海商业专门学校教员，担任《三K周刊》翻译工作。从这些情况看来，陈水星和冯善彰就是这几人中担任主要责任者，而其余人等基本是临时招来或高薪聘请，并无太大瓜葛。陈、冯2人被捕后立即托友人报告美国领事馆，美国领事旋即出面将2人领回。其余5人，因并未被抓到有十分危险性质的证据，也都交保释放。
上海“三K党”本部被破获以后，另外设立支部的广州、杭州、汉口、北京、南京5城市亦发生了查抄“三K党”之事，其中北京的警察是在南方学生书筐中发现了“三K党”的文件后开始查抄的。7月3日淞沪警察厅长陆荣筱发布通告，宣布“此种秘密结社违犯治安警察法第九条第三款的条文，当经立予解散，并通告以后不准再有此种党会及类似此种秘密机关，至于例禁倘敢故违，定予依法严惩，勿谓言之不预也”。各地也随即发布此类通告，喧嚣一时的本土“三K党”就这么沉寂下去了。
中国保险业百年发展史
赵同生，一位将一生献给了保险事业的88岁老人，见证了渝中乃至重庆市保险业发展的每一步。
提及保险业的百年发展史，这位元老级的保险人说：“重庆是我国西部地区最早开办保险业务的大城市。自1891年开埠以来，保险业的起步和发展都是以渝中区为据点，所有的市级保险公司都设在该区境内。”
开埠以后
外商保险一度垄断
1891年重庆开埠，随着出口贸易的打开，外商接踵而来，英商太古、怡和、隆茂洋行、日商三井洋行和英、法等国的一些洋行在经营工商业和仓储、航运业务的同时，开始经营保险业务。“从1892年起，英商利川保险公司和永年、永明寿险公司等专业机构，相继在渝中区的小什字到太平门一带成立。”赵同生回忆说，截至上世纪30年代，这些机构凭借政治上的特权和业务上的便利等，基本形成了外商保险垄断的局面。
从1939年起，赵同生开始在重庆、西安等地中保公司从事保险工作。“从上世纪30年代到抗日战争爆发前，重庆民族保险业开始兴起。”
抗战前夕，仅专营保险的公司就有13家，1935年全市保费收入达150万元，赔款20余万元，“除了与银行贷款有关外，其他业务还不多。”
抗战时期
各大机构一派繁荣
1937年7月抗战开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工业纷纷西移，我市经济发展和城市人口骤然增长，国内各大保险公司领导机构相继来渝，一时间，我市成为了抗战大后方的保险业中心。“截至1945年，全市设有50多家保险公司和大量代理网点，其中，8家官办公司、7家地方公司和其他全国性及小规模的民营公司都集中设在渝中区。”赵同生告诉记者，那时的险种除了火险和货运险，开始出现人寿保险，为了适应战争形势，还增办了陆地兵险、运输兵险、信用保险等。
赵同生说，这一兴旺局面持续时间不长。抗战后期，社会经济凋敝、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不稳定，渝中乃至重庆的保险业日益衰退，有些工商企业因向银行贷款而不得不参加保险，然而，一旦发生灾害事故，理赔时间迟延，所得赔款所值无几，“到解放前夕，保险企业仅剩十几家，且多名存实亡。”
解放以后
中国人保一枝独秀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不久，重庆市军管会金融部派人接管了原中国保险公司、中国农业保险公司等，组建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渝中区打铜街38号营业。不久后，川东地区分公司和重庆市分公司相继在渝中区成立。50年代，赵同生先后担任了人保西南区和重庆市公司防灾理赔科长。“50年代，我市保险员工最多时有三四百人。1959年初，中央宣布停办国内所有保险业务，机构撤销，人员被调回人民银行。”赵同生略显感伤地说。
改革开放
恢复前期一无所有
1979年，国务院决定逐步恢复国内保险，我市也委派赵同生等开始筹建人民保险重庆市分公司。“当时，保险已停办20年，社会保险意识淡薄，机构、人员、房屋设备，一无所有，比解放初期首次创业还难得多。”曾担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副经理的赵同生很激动地说，“对于我们这些憋了整整20年的老保险人来说，困难再大，都不愿放弃。”
没有人才，他们办起了保险专修班；没有办公用房，就从银行借，20多人挤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里；没有经费，先向当地中国银行借来一万元作开办费；没有业务设备，因陋就简，连业务单证都是用油印代替；没有业务用车，就凭“一张嘴巴两条腿，三个文件身上揣（中央和地方关于恢复国内保险的文件）”……
1980年1月3日，渝中区新华路74号市人民银行里，新的人民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正式成立了！
1992年起，太平洋保险公司和平安保险公司相继在渝中区建立了分公司，标志着我市保险业开始打破一家公司垄断的局面。
直辖以来
渝中保险一马当先“重庆直辖以来，永安、天安、泰康、华泰、太平、安诚等国内保险公司陆续在渝中设立了保险机构，中美大都会、利保保险等外营和中外合资公司也先后入驻渝中。”赵同生说，截至目前，全市已有3家保险法人机构、1家区域总部、17家产险分公司、13家寿险分公司在渝中区成立，全市还有众多中介和代理机构及大量区县分支公司、营销网点。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我市从事保险业务的人员已增至5万多人。2008年，全市保费收入200多亿元，渝中区保费收入占1/3还多，呈一马当先之势。2000年，我市成立保监局，使保险市场在扩大的同时，市场秩序也得到逐步规范。
退休后仍在进行保险学术研究的赵同生老人，以一首诗表达了积蓄多年的情感：喜迎人保六十春，时逢国庆齐欢腾；神州处处凯歌扬，保险事业正兴盛。回首来时风雨路，几经坎坷犹奋进；两度创业成就显，辛勤耕耘几代人，改革开放结硕果，再创佳绩绣前程。
美国氦气总量占世界80%以上
1868年8月18日，法国天文学家彼埃尔·让桑（Pierre Janssen）在印度南部观测日全食时，意外发现太阳光谱里面有一条陌生的明亮黄线。那次日全食的观测条件比今年中国的这次略好一点，乌云是等日全食结束之后才布满天空的。第二天阴云散尽，让桑试着再次观察太阳光谱，惊喜地发现那条陌生的黄线还在原来的位置上。“骇”人的元素非常懒惰
一个月之后，让桑把自己的观察写成报告投寄出去。可惜当时没有飞机，这报告用了两个月时间才到达法国，那时候英国天文学家约瑟夫·洛基尔（Joseph Lockyer）——后来成为著名科学杂志《自然》的创办人和第一位主编——也独立地发现了这条黄线，还猜测它是一种太阳独有的新元素发出的。洛基尔把这种元素命名为“氦”，这个中文名听上去貌似挺“骇”人，但它其实是英语helium（来自希腊语“太阳”）一词首音节的音译。
如果说“太阳元素”的发现让科学界惊到九分，那么当1895年英国化学家威廉·拉姆塞（William Ramsay）从一种含铀矿物中分离到氦的时候，“太阳元素竟然在地球上存在”的消息就让科学界惊到十分了。人们这才知道，原来氦是一种惰性气体，几乎不能和其他任何元素化合，而且极难液化。在常压下把温度降到-253℃，多数气体都会凝结，氦气却依然如故。只有在-269℃低温的淫威下，氦气才乖乖就范。
也许你会感到意外，氦气最主要的来源不是空气，而是天然气。原来氦气在干燥空气中含量极微，平均只有百万分之五，天然气中最高则可含7.5%的氦，是空气的一万五千倍。可是这种高氦的天然气矿藏并不多，因为天然气中的氦气是铀之类的放射性元素衰变的产物。只有在天然气矿附近有铀矿时，氦气才能在天然气中汇集。这种鱼与熊掌兼得的美事有一半多都被美国占去了，现在美国生产的氦气要占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中国虽然也有一定的天然气资源，可是到目前为止，唯有四川自贡威远的气田曾得到提氦利用，其中的氦含量只有0.2%，而且现在已经枯竭。今天中国的氦气几乎都需要进口，由于近两年价格攀升，一般商用的液氦竟然卖到了每升200元。这也就是说，假如你呼出的气都是氦气，那么在安静状态下你呼出的每一口气都值100元！
缺乏氦气的后果
其实如果地球上没有氦，也许我们的生活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氦气的密度要比空气小得多，所以如果往气球和飞艇里充入氦气，气球和飞艇会冉冉升起，让我们不用坐飞机也能实现飞到空中的梦想。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氦气球和氦气飞艇，起码还有氢气、热气球和飞艇。当然，因为氢气和空气混合后会爆炸，所以氢气球和氢气飞艇并不安全。氢气飞艇曾经被当做大型载人飞行器使用，但是在1937年德国的“兴登堡号”飞艇在美国着陆时不慎着火爆炸之后，它就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热气球和热气飞艇还是比较安全的，而且飞行一次的花费也比较便宜。
潜水员常常要使用氦气和氧气混合而成的人造空气。这是因为在水下的高压环境下，氮气会溶解在血液中，当潜水员上浮的时候压力减小，血中的氮气便纷纷逸出，形成气泡堵塞血管，使潜水员患上极为难受的“减压症”。氦气在高压下也难溶于水，所以用它来代替氮气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如果我们没有氦气，我们还可以用氖气—它在高压下也难溶于水。
氦气在电焊、硅晶片生产中还可以用做保护气，它可以隔绝氧气，避免电焊工件、单质硅和氧气发生讨厌的化学反应。据美国政府有关部门统计，2000年美国消耗的所有氦气中，有18%用在了焊接上，还有16%用作其他工业的保护气。不过如果没有氦气，氩气一样可以出色地完成服务，而且还便宜得多。
几国欢笑几国愁
要说缺乏氦气最严重的后果，也无非是严重阻碍低温技术的应用，其中受到最大影响的就是低温超导技术了。现在已知所有的超导材料都要在-130℃以下的低温中才能表现出超导特性，其中应用最广泛的那几种（比如Nb3Sn）更是需要比液氢的沸点还低的转变温度，这时候只有液氦能比较简便地实现这样的极低温。虽然我们完全可以用别的办法实现同样的低温，但都不如液氦实惠。显然，假如我们没有氦，低温超导技术的普及就会受到严重的阻碍；低温超导技术如果不能普及，医院就会用不起核磁共振成像仪（它需要超导材料制造强磁场）。不过说实在的，在医学上，核磁共振成像仪只不过是诊断病症的一种工具罢了。即使没有这个工具，我想我们总不至于永远诊断不了疾病吧……
可是，上面这些都只不过是些“假如”罢了。事实是地球上偏偏要有这种“太阳元素”矿产，结果就是“几国欢笑几国愁”。这也算是人类的宿命吧。
无价国宝“三希帖”是如何辗转流落的？
最是仓皇辞庙日
1924年11月5日，肃穆的紫禁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着水果聊天，内务府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份公文，气喘吁吁地说：‘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绍英递上的公文是《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条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绍英传达的另一句话：“他们说三小时内要全部搬出去！”
妃嫔、大臣、太监、宫女们闻讯顿时乱作一团……
而就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溥仪居然没有忘记一件事——他派人到养心殿西暖阁，把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偷偷卷进了要带出宫的随身行李里。《快雪时晴帖》原是书圣王羲之写给友人的一封短信：
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短短的四行二十八字，却是历代文人顶礼膜拜的“圣物”，被称为“二十八骊珠”。
其实，此帖并非王羲之的真迹，大收藏家张伯驹直言不讳：“《快雪时晴帖》为唐摹，且非唐摹之佳者。”但此帖之上留有有赵孟（兆页）墨迹，自然被视“快雪”为至宝，命为“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在上面题字、题诗多达七十余次，又把养心殿西暖阁改名“三希堂”，将《快雪时晴帖》与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一齐放置在内，时时赏玩。
民国成立之后，同样喜好书画的溥仪自知不能久居宫中，就打起了“盗宝”的主意。他以赏赐弟弟溥杰的名义，将故宫文物大肆偷运出宫，兄弟俩几乎一天不停地忙了半年多，把《清明上河图》和《资治通鉴》原稿等等众多国宝卷回了醇王府。几年之后，人们在养心殿内找到了“赏溥杰单”，发现自1922年7月13日起，溥杰先后把1285件历代书画精品、68册宋元善本带出了故宫。
幸运的是，作为整个紫禁城内最有名的书法作品，“三希帖”被众多眼睛死死盯着，溥仪不敢贸然将它们也“赏”出宫去。直到不得不离开紫禁城的那一天，匆忙之间溥仪只来得及选择一样文物带走——他选择了《快雪时晴帖》。
溥仪最后的一次盗窃没能成功。他的行李运出神武门之时，守城士兵搜出了“快雪”，宝帖在最后一刻幸免于难。
当时接管故宫的是“清室善后委员会”，被查扣的《快雪时晴帖》送到面前，见多识广的专家们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此时军队尚未撤离，到处一片混乱，原物归还养心殿的话，唯恐国宝得而复失。后来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尚严先生也参加了善后委员会的工作。据他回忆，大家讨论之后，派人到东交民巷买了一个有暗锁对字的大保险柜，放在神武门西边一间叫不上名字的“他他儿”（小屋）之中——这里是善后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夜里有士兵看护，是当时紫禁城里唯一日夜不锁门的地方。大家将“快雪”锁在这个大铁柜里，内上暗锁，外加封条，柜里还放了本小册子，以后何人、何时、因何故打开这个柜子，都要在册子上登记。密码钥匙则由善后委员会的委员长李石曾亲自保管。《快雪时晴帖》被清室善后委员会当成故宫的头号宝贝严密保护了起来，那么，《中秋帖》与《伯远帖》的下落又如何呢？皇室成员全部搬离故宫后不久，负责点查文物的委员会成员打开了养心殿的大门——庄尚严清楚记得，在起居室南窗下的炕桌上，溥仪出宫之时错记成是在储秀宫吃的那半个苹果还静静留在那里，而“三希堂”里那两件宝帖已经全然没了踪影。
九重城阙烟尘生 千乘万骑西南行
1928年6月3日，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此人是张作霖的手下，前来索要一件张大帅心仪已久的宝贝——《快雪时晴帖》。
故宫文物全部为国家所有，哪有送给个人的道理？但易培基深知张作霖势力极大，也不敢断然拒绝，他指着那个锁着《快雪时晴帖》的保险柜编了个谎话：“文物在这个柜里，但是柜子的三把钥匙由三个人分别保管，其中一把在冯玉祥手里。”因为当晚张作霖就要离京赶赴沈阳，现找人开柜子是来不及了，来人只得悻悻而归。
十几个小时之后的6月4日清晨。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在沈阳郊外的皇姑屯。
消息传来，易培基心惊不已：他一方面庆幸“快雪”侥幸逃过一劫；另一方面，东北日渐紧张的局势让他越来越担心故宫文物的命运。
此前短短六十余年间，中国的皇家文物已经历过两次浩劫：1860年，英法联军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付之一炬；1900年，八国联军又洗劫了紫禁城和中南海——中国最早的卷轴画《女史箴图》从此流落海外，世界上最大最早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毁于大火之中……战争是文物最大的灾难，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从那时起，将故宫文物迁到内地的想法就已在易培基等一大批故宫人的脑海里萌生，而三年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更加坚定了大家将文物南迁的决心。征得国民政府同意后，1932年夏秋之际，故宫博物院开始秘密筛选馆藏文物中的精品打包装箱，随时准备启运——《陕雪时晴帖》自然首当其冲。“秘密”装箱实属无奈之举一后来担任故宫博物院院刊主编的刘北汜先生说，当时社会舆论普遍反对文物离宫，认为国家风雨飘摇之际，文物南迁必然动摇人心。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一旦离开故土，重归之日就是不可预知的了——而故宫文物后来的命运，也证实了人们的担忧不无道理。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入山海关，战争的烽烟日益逼近古老的北平。六天之后，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正式决定自1月31日起，将国宝分批迁往上海。
报纸上文物南迁的消息迅速在民众中掀起了反对的声浪。年轻的那志良那时刚进故宫工作不久，他后来回忆说：“有时有人打电话来，指明要找哪个人，然后问：‘你是不是担任押运古物？’接着又说：‘当心你的命！’又有人说，在起运时，他们要在铁轨上放炸弹……”
1月23日，前故宫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组织民众在太和门前集会，公开表示以武力阻止文物南迁。由于周肇祥煽动运输工人罢工，1月31日，第一批文物已经全部装车，最终却一件也没能运出紫禁城。
一介书生的易培基越来越难以控制局面，他只得紧急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拍了一份求助电报。2月3日，宋子文电令北平市长周大文，暂时拘捕周肇祥，国民政府同时劝解民众：“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最终确定在2月5日，将第一批文物运往上海。当时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的庄尚严被指定为第一批文物的押送人之一。临行前，庄尚严忽然接到一位老友的邀请，要在家中设宴为他饯行。
请客的人叫郭葆昌，号世五，从前是袁世凯的“账房先生”，官拜九江关税监督，是个大收藏家，尤其对瓷器深有研究，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还聘请他担任过专门委员会瓷器部门的委员。
与庄尚严同去赴宴的还有他的两位恩师——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马衡和古物馆馆长徐森玉。据庄尚严回忆，“那天吃的是一顿别致的火锅……饭后并取出他所珍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观赏，其中赫然有中秋、伯远二帖。”《中秋帖》是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的作品，米芾在《书史》中盛赞此帖“运笔如火著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通常认为，现在传世的这幅《中秋帖》并非王献之真迹，恰恰是米芾所临。《伯远帖》则是王羲之的侄子王珣所作，此帖是“三希”中唯一的真迹，也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唯一真迹。
久藏深宫的“二希”怎么会落到郭世五的手中呢？原来，溥仪出宫之时，跟随他身边的只有后妃二人，敬懿和荣惠两位老太妃则是在十六天后才搬出故宫的。而在此之前，敬懿已经偷偷把《中秋帖》和《伯远帖》转移到了自己的寿康宫，又在出宫的时候把它们带回了娘家。因为“二希”名气太大，敬懿不敢把它们卖到琉璃厂这样的大古玩市场，而是叫亲信太监把两帖卖给了后门桥一家小小的古玩店“品古斋”，郭世五就是在那里和“二希”不期而遇的。
失踪近十年的“二希”，竟在这么个时候重新现身，庄尚严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三希帖为人间至宝，人世间众生芸芸，几人能有机缘亲临目睹一面，而他个人居然独拥其二，实在值得自负。”《快雪时晴帖》此时还没有运出故宫，在庄尚严看来，“三希”重聚已经是近在眼前的事了，可郭世五并没表示出这种意愿，只是将儿子郭昭俊叫到身边，当着三位好友许下诺言：“三希名迹，余得其二，可称平生快事。然名物应归国有，余暂守之，已立遗嘱，将来与所收历代名瓷，统捐故宫博物院中。”
1933年2月5日夜，从故宫到前门火车站全线戒严，一大批板车停在了神武门广场上——世界文物史上绝无仅有的“国宝长征”就此拉开帷幕。“当时非常寂静，除了车辆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没人说话，也没人唱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故宫首批2118箱文物就这样被悄无声息地装上了车，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故宫，离开了北平。这批文物中的绝大多数，也如同押送它们的那志良一样，一去不能回头。
此后又有四批故宫文物先后运到了上海。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一万三千多箱故宫文物，在上海法租界一座天主堂里安然度过了四年的时光。
春水生宜去，青天上亦难
1937年春天，一次偶然的机会，张伯驹在郭世五家中见到了国宝《中秋帖》和《伯远帖》。
在中国收藏界，张伯驹是个不折不扣的传奇人物：家境殷实的他千金散尽，将中国传世书画中最古老的“墨皇”——陆机《平复帖》和中国最早的卷轴山水画——展子虔《游春图》收入囊中，又在解放后将两件稀世奇珍分文不取献予国家。张伯驹在他的书画录里写过这样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予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序。”
但张伯驹知道，郭世五买下“二希”的目的与自己不同，“其旨在图利，非为收藏。当时余恐二帖或流落海外，不复有延津剑合之望。”他立刻请北平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与郭世五商谈购买“二希”的事。信誓旦旦“名物应归国有”的郭世五，竟一口答应了下来，说好以二十万元的价钱，将“二希”连同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图》轴、蒋廷锡《瑞蔬图》轴一并让与张伯驹。
此时的张伯驹刚刚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畲手中购得《平复帖》，资金一时难以周转，只能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这批天价书画，商定首付六万，余款一年付清。郭世五知道张伯驹是个君子，也就痛快答应了下来。
然而，就在那个夏天，“七七”事变爆发了。
由于金融封锁，张伯驹的银行账户被全部冻结，他全家也只能辗转入秦，躲避战火。自知不能履行“一年付清”的承诺，张伯驹只留下《上阳台帖》等四幅书画带在身边，而将价值连城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原样退还了郭世五。
与“二希”一样，《快雪时晴帖》的命运也再次被战争改写了。
1937年1月1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在上海存放了四年的故宫文物被全部运到那里。然而仅仅八个月之后，日寇的铁蹄就逼近了这座六朝古都，国宝只能面临再次迁徙的命运。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军上海。8月14日，第一批故宫文物在长江码头装船，准备从水路运往汉口。这批文物只有80箱，却是珍品中的珍品，《快雪时晴帖》也在其间。徐森玉和庄尚严师徒二人再次临危受命，随同命运多舛的故宫国宝踏上了漫漫西迁路。
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文物运到长江边时，东边隆隆的炮声已是清晰可闻。由于码头上挤满了逃难的南京市民，故宫雇用的英国“太古轮”坚决不肯靠岸。紧急关头，押运文物的故宫职员向大家说明了原委，逃难的同胞深明大义，立刻让开码头，让国宝先走。满载文物的轮船顺利逃脱了日寇的魔爪，难民们却与古老的南京城一起等来了一场浩劫。
这之后，又有两批共16618箱文物先后运出了南京，就在最后一箱文物运走后的第十天，南京大屠杀开始了。
此时，第一批80箱文物正在日寇的连天炮火中艰难前行，从汉口到武昌，从武昌到长沙，从长沙到桂林，从桂林到贵阳……一短短半年时间，国宝辗转了半个大西南。往往是文物前脚离开，存放地点后脚就遭到了轰炸。
1939年1月，这批国宝终于在贵州的安顺县城外找到了自己临时的家—那是一个叫“华严洞”的天然溶洞，洞深壁厚，又不潮湿，且藏于密林深处，十分安全。此后的五年，纵使外界炮火连天。安顺几次告急，故宫文物也是安然无恙。
对于生长在锦绣丛中的徐森玉与庄尚严来说，贵州小城里的日子无疑是漫长而难挨的。而已经年过六旬的文物大家徐森玉先生，就在一次搬运文物翻越山梁时摔断了腿，从此只能依靠拐杖行走了。
1944年秋天，就在《快雪时晴帖》回到华严洞后不久，贵阳、柳州相继失陷，安顺告急。80箱文物被迫又一次踏上了迁徙之路，这次的目的地是四川巴县。
这是西迁途中最为艰难的一段路。路虽不长，但苦于蜀道之难，且这一路全是崇山峻岭，多有土匪出没，徐森玉、庄尚严一行人加了万分小心，还是在出发后不久被西南最大的“袍哥”头目截了下来。
徐森玉只得亲自前去谈判，说好任其“出价”，只求保得国宝平安。那为首的大“袍哥”只提了一个条件：要徐森玉将长子徐伯郊送来作自己的“徒弟”——徐伯郊当时正在上海的兴业银行供事，大“袍哥”要他来做人质，显然是想放长线、钓大鱼。
徐森玉闻言犹如五雷轰顶，但在爱子与国宝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后者。徐森玉的外孙王圣贻曾听徐伯郊说起过这段经历，徐伯郊告诉他，接到加急电报，自己以为是老父亲身体有恙，日夜兼程赶到安顺才知道是父亲拿自己作了“抵押”，“但是，大舅舅深明大义，二话不说上山拜了大‘袍哥’。他见多识广，又能言善辩，一上山就拍胸脯、打包票，说抗战胜利后就给大‘袍哥’当干儿子，以银行家的身份保他们一世荣华富贵，哄得‘袍哥’们眉欢眼笑，没多久竟放大舅舅下山了，还叫他转告我外公：我保他此行一路平安！”
两个月后，身心俱疲的徐森玉终于将80箱国宝平安运抵巴县。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1945年10月。八年浴血抗战之后，张伯驹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北平。刚一回来，他就又托柳春农打探起了“二希”的下落。幸好，“二希”仍在郭家。只是郭世五本人已经在五年前去世，“二希”如今的主人，是他的儿子郭昭俊了。至于价钱，也早不是当年的二十万大洋，郭昭俊说得明白，一口价——黄金一千两。
黄金千两，这是什么概念？就在那一年，北平的收藏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张大干用五百两黄金的价钱，购得了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为了这幅古画，张大千放弃了一座富丽的王府名园——这样一算，“二希”的一千两黄金，就是两座王府的价钱。
张伯驹知道郭昭俊这是在漫天要价，并非真心想把“二希”卖给自己。他只能不断求人和郭昭俊谈判，希望能将价钱降下来一些，郭昭俊却一点也不肯让步。
这天，担任“教育部战时文物损失调查委员会副代表”的王世襄登门拜访了张伯驹，因为故宫有意将郭世五所藏的历代瓷器回收，王世襄特来向张伯驹了解情况。张伯驹告诉王世襄，郭世五收藏的瓷器一部分已经卖到海外，还有一部分卖给了伪华北政委会委员王荫泰，“现存瓷器多非内廷及热河行宫之原物，是以议价不宜过高。”
不久之后，郭氏藏瓷果然回到了故宫，并且公开展出了。令张伯驹意外的是，为了这批“价值不高”的瓷器，国民政府行政院竟一次付给了郭昭俊10万美金作为“奖励”，还给了他一个“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的职务。不单如此，展室正中还高悬着郭世五的遗像，搞得十分隆重。
细一打听张伯驹才知道，此时郭昭俊早已经朱启钤介绍，投到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门下了。而郭昭俊送给宋子文的“见面礼”，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
气愤之下，张伯驹写了一篇《故宫已佚书画见闻录》，投给了上海《新民晚报》，将“二希”与郭氏父子的关系公之于众。文章见报之后，舆论大哗，宋子文迫于压力，很快便将“二希”退还了郭昭俊。“二希”回到郭家之后不久，《快雪时晴帖》也结束了半个中国的漂泊回到了南京。与这第一批80箱文物一起回来的，还有当年迁出南京的另外两路故宫国宝：一路走水路，经汉口、重庆，历时两年到达乐山；一路走陆路，经徐州、开封、西安、宝鸡、汉中、成都，最终到达四川峨眉。
至此，历时十载，累计行程超过两万里的国宝西迁宣告结束。在这十年中，故宫护宝人经历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他们逃过了长沙轰炸、重庆轰炸、贵阳轰炸、成都轰炸；他们在绵阳不翻车，在峨眉遭遇大火，在重庆和白蚁不懈抗争；文物运往乐山的途中，年轻的朱学侃不幸遇难，十年间，拖家带口的护宝队伍里也不断添着新丁……经历了这一切之后，1947年底，16698箱国宝安然无恙重返金陵。
然而，这些国宝将要面对的，是一次更加残酷的分离。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眼看呼啦啦大厦将倾，故宫博物院召开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理事会，决定将文物运往台湾。
与前几次迁徙不同，这次文物迁台的决定，在故宫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当时，马衡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抗战胜利后一直留守北平，徐森玉则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坐镇南京。
马衡托病不出，国民政府只得将遴选文物的重任交给了徐森玉，并明确指示，尽量将南京文物全部运往台湾，如果实在带不走，也要选择一类文物，将二类文物留在大陆。而徐森玉在那段时间给台静农的信里曾明确表示反对文物迁台。两难之间，徐森玉只得大胆“掉包”，将一批一类文物换成二类文物，“以次充好”运往台湾。
而此时，庄尚严已经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命令，押送第一批文物前往台湾。这批文物都是宫中精品，庄尚严曾经出生入死保护了十年的《快雪时晴帖》，又一次被交到了他的手中。
马衡对于文物迁台的抵制是显而易见的。1948年底，南京行政院下达命令，将故宫内剩余的珍品尽快装箱运往南京，马衡却一再叮嘱工作人员装箱不要图快，“安全第一”。直到辽沈战役结束，故宫文物一箱都没运出北平。1949年1月14日，闻得已有三批文物运至台湾，马衡当即致信全权负责文物迁台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字里行间充满了焦急：“前得分院来电，谓三批即末批，闻之稍慰。今闻又将有四批，不知是否确实。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后不用续运。”
所谓的“第四批文物”终究没能运出。但此时，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三批共238951件故宫文物已经漂洋过海，在台湾的基隆港登岸了。
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
1949年初，一位“故友”意外造访了刚到台湾不久的庄尚严——庄尚严怎么也想不到，刚刚把“快雪”安顿好，郭昭俊竟然带着另外“二希”出现在自己面前。
此时的郭昭俊已不是当年锦衣玉食的贵公子了，投靠宋子文不成，他这些年过得颇为不顺，只能靠变卖父亲留下的文物度日。北平解放前，郭昭俊带着《中秋帖》和《伯远帖》逃到了台湾。
郭昭俊旧事重提，又对庄尚严谈起了郭世五当年发下的宏愿，声称一定要将两帖交还故宫，让“三希”团圆——只要政府“赏”他一点报酬，他必定将“二希”“捐赠”出来。
郭昭俊提出的价钱并不过分，但当时自身难保的国民政府，哪有精力去过问这两件字帖的下落。庄尚严四处筹措资金，却终究没能在约定的时间内拿出钱来，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郭昭俊带着《中秋帖》和《伯远帖》远赴香港——“三希”重聚的机会，又一次从庄尚严手中轻轻滑过了。
1951年10月25日，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到国家文物局开会。闲谈之中，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向马衡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故宫博物院寻找了好几年的“二希”帖，终于有了下落。
事情的起因要从全国侨联副主席庄世平先生身上说起。庄世平是建国初期香港仅有的两名全国人大代表之一，那时正担任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
1951年，在一次银行界的聚会上，一个在英国汇丰银行供事的朋友告诉庄世平，过几天他们会有一笔大买卖——著名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就要被汇丰银行收入囊中了。
原来，郭昭俊携带“二希”到了香港之后，生活日渐窘迫。但顾念父亲生前的愿望，他不敢贸然将“二希”卖掉，而是将它们抵押给了英国汇丰银行，赎期定在1951年11月底。眼看日子临近了，汇丰银行方面知道郭昭俊拿不出钱来，正极力诱使他将宝帖出卖。
庄世平说，我不是文物行家，但鼎鼎大名的“二希”帖眼看就要落到英国人手里，哪个中国人会无动于衷呢？思来想去，他决定秘密将此事报告给中央政府。
巧合的是，就在这几天，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正率团出访印度、缅甸，在香港作短暂停留。听到“二希”重现的消息，郑振铎紧急向国务院打了一份报告，请求由故宫博物院出面赎回两件宝帖。
1951年11月8日，王冶秋找到马衡，出示了总理批示的抄件：“同意购回《中秋》、《伯远》二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能够顺利购回。”
1951年12月27日，王冶秋亲自将《中秋帖》和《伯远帖》送还故宫，此时距离“二希”离开紫禁城，已经整整过去了二十七年，三希堂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样子，“三希”帖却没能一起回来。
第二章
旧上海黄包车大军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二十世纪早期，人力车是中国城市落后的一种象征，而人力车苦力仍是“他那阶层的典型代表”。如果上海没有人力车，她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城市。然而这类交通工具的重要性并不仅在于它在城市交通系统中的作用，也不在于它对市容风貌的影响，而在于它是一种成千上万的百姓赖以生存的行业。
1926年7月，胡适来到哈尔滨。这座城市曾是沙俄享有行政权的区域，因其异国管理所遗留的影响，而被称为“北中国的上海”。作为租界时代的一种遗风，这里不准用人力车，而城外则满街都是人力车。胡适被二者的截然相异震惊了。他感叹说他这里发现了“东西文明的交界点”，并进一步下定论说，这条界限“只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界限”。
二十世纪早期，人力车是中国城市落后的一种象征，而人力车苦力仍是“他那阶层的典型代表”。如果上海没有人力车，她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城市。然而这类交通工具的重要性并不仅在于它在城市交通系统中的作用，也不在于它对市容风貌的影响，而在于它是一种成千上万的百姓赖以生存的行业。
有关这种建议车辆的话题是无数五花八门的老城故事之一。人力车的辘辘声折射出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律，这不仅是指穿行在城市间的车轮碾在柏油马路上发出的嘈杂声，而更是指喧闹的人力车交易使这个城市商业文化的一部分。人力车夫无疑备受剥削和压迫，但在这行业中他也找到了生存的机会。正如人力的“落后”只是相对其他交通工具而言，人力车夫的贫困也非绝对。
许多经由上海引入近代中国的事物都与西方有关。人力车也是如此，1873年春，一个叫米拉（Menard）的法国商人，从日本来到上海，一心想效仿日本获利丰厚的人力车业开一家人力车公司。六月初，他向法租界公董局申请一项经营“手推手”的10年专利。公董局就这一申请作了讨论，并与英租界工部局商议。公董局否决了米拉的专利申请，但允许他开业，因为这类车的运营，既能改善交通状况又能增加税收。公董局计划在年内启用1000辆人力车，分两次照发，每次500辆，公董局发放了20张牌照，每一张为25辆。米拉蒙惠得到12张，经营300辆人力车。
不久，报纸作了宣传。8月份，上海颇有影响的中文报《申报》报导了人力车即将出现的消息，并指明这种车是由西方商人从日本引入中国的。
1874年3月24日，米拉注册了上海第一家人力车公司。1874年的后三个季度，上海又有9家人力车公司开业，业主都是西方人。那年年底，这10家公司已有近千辆人力车营运街头。“rickshaw”或者“ricksha”一词源于日本jinriksha一词，意为“人力车”，中国也沿用了该词，但上海没有普遍使用这一名称。在这个城市，人力车最初叫做“东洋车”。这个名字说明了这种车辆的日本来源。
1913年，为了区别于私人包车，上海工部局公开了一项规则，所有公共人力车须漆成黄色，以后，人力车普遍被称为“黄包车”，黄包车成为这种车辆最为人熟知的名称。
一经引进，人力车便一发不可收地流行开来。1882年，上海租界内已有1500辆，到了1914年，单单公共租界就有9178辆。作为交通工具的一种类型，人力车的好处是明显的。独轮车曾是十九世纪上海主要的交通工具。与之相比，人力车舒适得多。尤其在引进后，通过数十年的技术改进，人力车更适合乘坐了。这种技术改进包括废弃外围箍铁的木轮，改用实心的橡皮轮，最后改用打气轮胎；增加了靠背，使乘客更舒适；原先又平又硬的车座改换成弹簧坐垫；添加了车灯等等。人力车的车费是城市一般平民能够承受的，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一英里左右的路程（人们雇车最通常的路程）收费不到20分。这相当于当时乘一次出租车给司机的小费。
然而，人力车最大的益处在于它的灵活性，用不着生硬地挤撞，便可以轻松自如地通过每一个拐角，在城里无数弯曲而狭窄的街道小巷中穿梭，而这时汽车绝对做不到的。它的灵活性还表现在，它可以随时随地应乘客要求停车，而不像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有固定的班次和站点。一个西方人曾写道：“台风季节来临时，车夫会兴冲冲地将你从门前背到黄包车上，或从车上背到门前，以免你弄湿了鞋子。”
十九世纪末，人力车已是该市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上海的三个辖区中，公共租界作为现代上海的核心部分，很能说明问题。1900年，界内有4647辆公车人力车。1907间，数量增加到8204辆。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街道上发照运营的公共人力车已经超过23000辆，平均每150人一辆。
威利斯·布里奇（Willis Bridge）于1899年的调查中说，这一年上海工部局开始发行私家人力车（俗称“包车”）的牌照。1907年，公共租界内的19882辆人力车中，就有9882辆是包车。这些包车有时也像公车人力车一样，被称为黄包车，但实际上被漆成黑色。尽管公共人力车与包车是同一种车，但很容易分辨出二者的区别。公共人力车不仅漆有黄色，而且一般看上去肮脏破旧，尽管它们绝少在途中“抛锚”。对于这些外观破烂的车辆，一个外国目击者讽刺地说：“对于来中国不久的外国人来说，这摇摇欲坠的人力车应该不会把人吓出神经病的，因为到中国的访客不用在此呆很久就会遇到奇迹。中国的事情（包括现在的政府）看上去总是像马上就要彻底崩溃，可是不知为什么老是不会完蛋。”几乎是千篇一律，私人的包车总是擦得锃亮，被仔细地保养着，而且有“毫无污染的白色双人座，铺于乘客膝头的干净各自花布，雨天保护乘客的宽大的防雨布。”
那个时代，拥有一辆私人汽车并雇用一个司机就意味着是最富有的层次，拥有一辆包车还配上一名车夫（或者，相当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拥有一辆三轮车并雇用一名车夫），就是许多中上阶层家庭奢侈的享受了。一般家庭（无论中外）都愿意雇佣公共人力车夫，通常是为一些特定的目的，诸如接送孩子上学、购物等一些有固定时间的短程出车。经营人力车是一项盈利丰厚的生意。据一则报告称，十九世纪末，一辆日本制造的人力车售价15元，租一辆人力车（由车夫付给老板）每天400—600文，其中约三分之一用于车辆保养。这就意味着出租一个月，老板就能收回投资，这之后，利润就滚滚而来。如此之快的盈利，不久引起中国人对此业的兴趣。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人已能自行制造人力车，市场上车价开始下降。
1898年，中国人开始经营这项生意（称“车行”），在老城厢出租人力车。1910年始，闸北——这一中国新开发的华人区域，也开始设立人力车公司。以后，郊外——沪西、浦东等——也陆续设立了人力车公司。
然而直到20世纪早期，上海的人力车业中，外国公司仍占支配地位。如上海人熟知的南和、飞星等公司，都是外商创办的车行。这些公司直接将车租给中国承包商，然后由他们转租给车夫。
当然，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免外包头，绝大多数是帮派成员或地痞流氓之类。通常，他们从外国老板那儿承包了人力车以后，又将车转租给较小的中间商，再由这些人转租给个体车夫。有时，中间商层层转包，因此就有了“二包”、“三包”等等行话。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这些中国承包商逐渐地从外国老板手里买下人力车，并接管其公司，尽管有些外国人仍留了官方登记的业主名分。二十年代末，中国人已买下上海的绝大多数人力车公司。南京政府十年（1927——1937）是上海人力车业的巅峰时期。从老板、层层中间商到车夫，都是中国人。三十年代后期，中国人已能说“黄包车行业，已十足是我们民族的资本了”。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人力车业也是上海声名狼藉的行业之一，尤其是在公共租界。由于交通拥塞，上海工部局限制了人力车牌照的签发，特别是公共人力车牌照受到严格控制。在1917年到1934年期间，租界内公共人力车几乎被冻结。从1924年起，上海工部局给公共人力车10000张牌照的限额，并将这限额一直维持到三十年代。
由于对大量牌照的限制以及其他管理上的特殊性（诸如自动更新牌照），在交易中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牌照交易等级体系”，这个体系的顶端时官方牌照的持有者，掌有公共租界内总计144家公司的9900辆人力车（三十年代），他们每月为每辆车只要向上海工部局交上区区2元（三十年代末增加为2.2元），而三十年代，一张牌照的市价攀升到750元。
因为法律不允许转让牌照，许多执照持有者保留官方登记的业主名而出售或出租他们的牌照，在牌照交易中获利。
据1933-1934年上海工部局人力车委员会的调查，仅有34%牌照业主实际经营着车行，其余的不是部分出租就是全部出租，或者干脆一卖了事。平均每年从出租或出售牌照的非法交易出租上海工部局签发的搪瓷牌照（安在车上的），盈利就是100%。因此，在公共租界做人力车生意，上至工部局，下至满街跑的车夫，中间的多层次的执照持有人、业主、承包人、转承人，都不同程度地从拍照的买、卖、租的非法交易中获利。
当然，这个等级体系的最底层是成千上万的车夫。据上海市社会局统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市内有公共人力车夫340000人，或者说是市内人口的10%得以维持生计。上海工部局有一个更为可靠的估算，1934年租界内有将近140000人依靠人力谋生。黄包车夫与贫穷几乎成了同义词，这也就不以为怪了。
高宗武揭露《汪日密约》赴美避难摇身从商
高宗武（1906-1994），浙江乐清人，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中国现代有名的“日本通”。他1935年出任民国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是1934年到1939年间中国对日外交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人，熟悉诸多谈判内幕。1940年1月，他与陶希圣将《日汪密约》（全称为《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附件）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一时震惊海内外，史称“高陶事件”。此后，高宗武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成了“谜”一般的人物。笔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在此说说高宗武旅美期间的几件事，希望引起治史者的兴趣。
一、回忆录出版的一波三折“高陶事件”发生后，蒋介石颇感欣慰，称其为“浙中健儿”，并托杜月笙转交他给高宗武的一封亲笔信，对高宗武弃暗投明的行为表示欢迎，并表示：高宗武“今后如愿返渝作研究工作亦可，不过，依愚见，最好渡美考察”。高宗武心领神会，毫不犹豫地遵命赴美。1940年3月8日，化名“高其昌”的高宗武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官的身份，偕夫人沈惟瑜离开香港，辗转于5月29日抵达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根据蒋介石对高“多予照拂与维护”的旨令，对初来乍到的高宗武夫妇悉心关照。胡外出演讲时，便由大使馆三秘游建文及其夫人陪伴高宗武夫妇。6月15日，高宗武夫妇迁入康涅狄克花园415号，两年后搬至Kalorama Road 1915号，上世纪六十年代又迁居Van Ness公寓，过上了自谓“在简单中求安定，在苦闷中求清静”的隐居生活。
高宗武在历史上虽然算不上大人物，但因缘际会，他得以在中日关系最敏感、最艰难的岁月充任中国对日交涉的主要谈判者，置身于时代的风口浪尖，而且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关系都极为密切，所以其身上负载的历史信息又是丰富而沉重的。他刚在美国安顿下来，包括胡适在内的诸多老友便劝他趁赋闲的机会，将自己对日本政治社会的认识及长期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痛苦经验”写出来，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适等人更是“大义相责”，说如果不写，将对不起同盟国及苦战中的祖国军民。高宗武无话可说，遂决心做一个“Facts teller”，书名定为《日本真相》。
高宗武从1942年5月29日开始动笔，至1943年2月历时九个多月草成书稿，共约十五万字。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九·一八以后的中国外交方针”，阐述了从1931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中国“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战略，并回忆自己所参与的历次重要中日交涉事件，如与伪满洲国的“通邮事件”、成都日本领事馆事件等等；第二部分“日本制造傀儡政权”是全书最富史料价值的章节，高宗武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托，对汪精卫投敌的心理过程和具体环节，对“高陶事件”始末，对自己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关系等言之甚详；第三部分“日本内幕”则是他长期研究日本政治和社会的心得总汇，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政治史和民族性格颇多个人创见。
书稿草成后，高宗武首先送给胡适一阅。那时胡适已卸任大使职务，但仍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活动。胡适放下手头的工作，在通读书稿后致信高宗武说：“此书不一定是best seller（最好卖家），但应该有一个很高的dignity（位置）。有些地方，你最好用点功夫耐心作些小注，使读者易于明了。关于第一部第一章，我觉得有此需要，这章也写得不坏。你可再读一遍，充实其内容。”又写道：“老实说，你的初稿实在是随兴致写去，颇不讲究文字与体裁，故是一部草稿……鄙见如此，想老兄不怪我乱说话。”胡的意见很直率，很中肯，高宗武据此对书稿作了一次认真的修改和梳理。
高宗武在美国事事谨小慎微，奉行低调做人的原则，所以在书稿基本成形之时，他致信陈布雷，通报了自己的写作事宜和出版计划。因他的哥哥高公度及至亲数家都在上海经商，深虑敌人报复，故他告诉陈布雷，说自己“仍在犹豫中，未知此点可否请转呈委座与月笙先生商一办法，但亦不必过于勉强”。不久，高宗武便收到陈布雷的回电，说“近况已呈委座，大著请兄放心出版，无需考虑，此亦吾人报国之一道也”。得到这一“圣旨”，高宗武便倾全力于此书的出版，希望为美国人战胜日本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文本。
起初，接替胡适任中国驻美大使的魏道明给高宗武介绍一位名叫约翰·库尔格伦的美国朋友，帮助高宗武编辑并联系出版事宜。库尔格伦时在美国战时军事情报处工作，过去曾在中国生活十几年，会说中文。在他的帮助下，高与美国战时情报处签订合同，并雇佣陈爱丽等四名中国人担任翻译。这一工作进行到1943年8月，忽然传来美国国会剥夺战时军事情报处在国内宣传权利的消息，出版合同就此作废。
1943年8月25日，高宗武带着书稿到纽约拜访《大美晚报》的创办人斯塔尔先生，请他帮助编辑并联系出版，并把胡适先生的推荐信拿给斯塔尔一阅。胡适称高著“绝对是第一手资料”，“是战时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并答应为该书作序。斯塔尔眼光很敏锐，对该书极感兴趣，同时也坦率地说前言写得“太客气，太谦虚，太中国味”。他当即邀请高宗武去他的农庄过周末，做进一步的商谈。8月29日，高宗武与胡适、徐大春前往斯塔尔的农庄，在轻松的气氛中就该书的编辑和出版进行讨论。斯塔尔说：“这本书很有可能成为最好卖家，但必须重新编辑，要使美国大众发生兴趣，销售就会好。最好三百页以内。要肯花钱宣传，因为在美国出书宣传特别重要。”他推荐奥特丽（Utley）女士负责编辑，书名拟改为《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奥特丽出生在英国，毕业于伦敦大学历史系，1939年来美国，出版过“Chi-na at war”、“The Dreams we lost”等著作。
胡适对该书的编辑予以了全程关注。1944年2月4日，他给高宗武写信说：“奥女士为大作，确实用心用功，你夸奖她，她一定十分高兴，一定更热心工作。”又说：“Starr（斯塔尔）手下有两人是能文的，一是Utley,一是Mr.Woodhead。听说Woodhead颇有帮奥女士忙之处。此君是一只两脚书橱，记得中日人物掌故不少。”2月29日，胡适再次致信高宗武，说请奥女士编辑此书大致很适宜，“她的知识在一般‘鬼作家’之上”，而且“她的文字大体不坏，虽极忙碌中赶成，大致尚好”。事情似乎一切都很顺利，但万万出乎高宗武、胡适意料的是，奥特丽女士忽然提出自己为该书出力甚多，要与高宗武分享著作权。高宗武坚决不同意，并写信给胡适，希望他帮忙将书稿从Doubleday.co（双日出版社）拿回。胡适急忙打圆场，一方面嘱咐高宗武不要急于拿回书稿，因为“这样会引起争执，并可能伤害你将来同出版商的交易”，另一方面要斯塔尔出面制止奥女士的过激行为。但奥女士固执己见，高宗武只得再次放弃出版。
高宗武并未因此事而气馁，随后他又联系上美国资深外交家索尔兹伯里，请他出面帮忙出版此书。索尔兹伯里曾担任《远东观察》主编，并在中国和日本服务多年，此时正赋闲在家。他非常愉快地答应编辑此书并联系出版。从1944年7月18日到9月1日，索尔兹伯里在助手的协助下完成编辑工作，全书254页。紧接着索尔兹伯里联系了多家出版商，但却纷纷遭到拒绝。主要原因是此时远东战局已经明朗化，日本战败已为期不远，此书的价值因此而大打折扣。事情拖到1945年，高宗武认为该书已错过最佳出版时机，故不再寻求出版。
1994年，高宗武病逝于华盛顿。2004年，夫人沈惟瑜也随之而去。高宗武孙子高昕在清理两位老人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这部尘封六十年的中文稿《日本真相》。无独有偶，就在高昕有了重大发现时，陶希圣的儿子陶恒生先生也在朋友的协助下，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获得高宗武著作的英文稿。这份英文稿保存在上述美国资深外交官索尔兹伯里（Salisbury,1881-1976）的档案中，很可能是索尔兹伯里在替高宗武介绍出版商时留下的一个副本。陶恒生先生如获至宝，因为他当年写《“高陶事件”始末》时，不知尚有高宗武的回忆录存世，总感到在印证其父的某些回忆时缺乏有力的旁证，一直引为憾事。陶先生将英文稿复印后，花费近一年的时间将其译成中文，并陆续在台湾《传记文学》上发表。正当他有意将此书出版时，他得知高宗武的家人已发现该书中文稿，并积极在中国大陆寻求出版，便停止了出版高宗武遗著的计划。《日本真相》一书的英文稿经过多人修改，在结构、内容和观点上与中文稿有较大的出入，因此，中文稿比英文稿更能反映高宗武的真实想法，更具有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2008年底，《日本真相》一书终于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二、“被天强派做商人”
高宗武到美国后是如何谋生的，抗战胜利后他有怎样的归国心情和职业计划，这些一直是学界未完全弄清楚的问题。
从1940年到1944年，高宗武每年均收到中国驻美使馆转来的蒋介石特批给他的生活补助费，少则四千美金，多则四千八百美金，这在高宗武日记及信件中均有明确记载。如他在1944年给陈布雷的一封信中写道：“委座汇下之美币四千八百元，业由伯聪大使（魏道明）转到。”“窃思委座日理万机，竟能垂注如此周详，感愧之余良用兴奋，唯宗武才疏资钝，深恐无以付长者期望之殷耳。”当时美国大学生一年的学费约为八百美元，毕业后的月薪为一百多美元，由此可见高宗武每年获四千元以上生活补助费是相当可观了。
但在抗战胜利后，这种生活补助便难以为继，而高宗武也动了回国效力的念头。1946年4月2日，他致信蒋介石说：“宗武自民国二十九年五月抵美以来，于今六年，旅中情况历年谨托布雷先生约略代陈，谅在明察。自民国三十一年初夏，奉谕‘集中力量专修一门’后，宗武即致全力于美国工商业情形之研究，盖此实美国精华之所在，亦即我国今后所急宜努力振兴者也。数年以来，日积月累，似尚有相当心得，兹拟就归国后欲作之事两件由布雷先生代为面陈，是否可行，谨请钧裁并赐指示，藉便遵循。”信中所说“归国后欲作之事两件”，据高宗武写给陈布雷的信，一是听众银行家李复生的建议，出面整顿上海证券交易所，借鉴美国经验，使股票债券深入民间，借以振兴战后中国的工商业；二是开办几个小规模的工厂，专制出口商品，将战前一部分日本人的商场取而代之。总之，他回国后的职业计划是实业而非政治，尽管那时他与国内友人通信时也对国内政局深表忧虑，积习难改地抨击时政，并为蒋介石政府向美国借款和争取美国舆论支持出谋划策，但对再次从政基本上是断念了。
1946年9月17日，陈布雷给高宗武发去电报，称“回国事主席面谕赞同，特电奉达”，“旅费如何，请即电示，以便请求汇寄”。收到电文，高宗武十分高兴，9月20日给陈布雷回信申请回国川资。据他测算，“以目前情形论，武夫妇两人外加行李书籍，事实上约需三千美元”，“又武从来未去过欧洲，满拟在归国之前顺便赴欧一游，但费用一层恐需另加美金三千元，倘先生以为所请数目太大，则欧洲之行可做罢论，敬请酌量决定是幸”。该信发出后，细心的高宗武又琢磨起“回国事主席面谕赞同”的电文，觉得此电文甚为笼统，对自己提出归国后想做的两件事只字未提。高宗武难以释怀，于是在9月24日致信陈布雷说：“主席赞同武之归国，是否同时赞同武前函所陈之事，或仅指回国一点而对前函所陈之事未有表示？不知便中能否赐示一二，若先生事忙，请托陶兄（希圣）写信可也。”信末，他自认“精神不安之至，尚祈长者谅宥为祷”。
正当高宗武整理行装、归心似箭的时候，国内传来的消息却不啻给他连浇冷水。1946年冬到1947年春，他接连收到杜月笙、董显光、张嘉璈、胡叙五等老友寄来的劝他“暂缓回国”的信件。高宗武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收到胡适寄来的有关对周佛海、梅思平、李圣五等汉奸的庭审剪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在接受庭审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高宗武在跟随汪精卫投敌中的重要作用，尽管高宗武有立功赎罪之举，而且重庆国民政府早在1941年2月便正式行文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但毕竟属于“大节有亏”之人。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回国显然“形格势禁”。到1947年秋冬，国共内战正酣，老友陶希圣直言相告：“兄暂缓回国之期，甚为恰当。”“兄如有需转呈总统之事，仍函寄首都弟处，当随时为之上言。”这时的陶希圣已被蒋介石倚为肱股之臣，他的话实际上就是上峰的旨意了。
归国无望、生活又陷入窘境的高宗武从此彻底流落异邦。“不禁久病精神减，讵意长闲意气消”，他曾用清代诗人黄仲则的这句诗形容当时的心境。自认“对蒋介石先生已失去价值”的高宗武四顾彷徨，剩下的只有自救一路了。他毅然做起股票投资生息，并且一出手就获利甚丰。这当然不能仅仅归结于运气，更重要的是1942年以来高宗武深入研究美国工商业行情的结果。1948年12月26日，他在给魏道明的一封信中说：“可记得你在华盛顿时，我已开始注意投资事业，不料这就成为我客中谋生的工具，所幸年来惨淡经营，相当顺利。”又感叹道：“孜孜为利，本非我辈兴趣之所在，亦不是前辈朋友之期望于我者，可是在目前环境之下，只有‘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做商人’。”这种欣慰中带有苦涩的心情，在1955年12月26日他写给台湾的侄子侄媳的信中更是表露无遗：“这七八年来，我在美国靠投资生意谋生，这是相当难、相当辛苦的职业，就精神论，一天之中没有一刻可以休息的，但我既做了苦工，也只有精神上辛苦一点。”
高宗武炒股获利的消息不久就一传十、十传百，以致香港的《新闻文摘》说他在新大陆成了千万富翁，再也不是原来那个穷教授和政客了。而他的许多老友如胡适、陈立夫、魏道明、程沧波、胡叙五、孙恭度、王益滔、梁和均等也纷纷请他代理股票生意。1948年8月，高宗武的夫人沈惟瑜正式参加一个很大的投资公司作经纪人，负责处理高宗武夫妇自己及各位朋友的投资户头。高对朋友们尽心尽责，及时向他们通报股市行情和获利情况，并按时结清，以免悬念。如他给孙恭度写信说：“兄账上尚存两种股票，今后一切，自当依规遵命办理，但请兄切莫弄得太紧张，一紧张则身体精神备受影响，彼此皆不太好也。”又写信给程沧波劝解道：“投资股票者，人人皆想获急利、厚利，结果往往大失所望。弟是身历其境者，所以对此种心情相当谅解。以兄所交之资本，每年若希望有千余元固定收入，在事实上，弟不说不可能，但此乃一极困难之题目，想必华尔街很不容易找到能做这篇文章者。”他希望朋友们从长计议，因为“财不入急门”，太急躁了反而坏事。
胡适先生1949年4月再次来美国初期，经济上极为拮据，全部家庭存款不足两千美元。他只好自己外出采购食品蔬菜，经常在电车上被挤得东倒西歪。一些朋友去看他，他请不起客，只得煮茶叶蛋招待客人。高宗武将胡适视为谊兼师友的终身知己，曾说自己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位是胡适，一位是杜月笙。到1951年初，胡适经济上略有改观，便托请高宗武代买股票，高欣然答应。1月9日胡适在给高宗武的信中写道：“我现在交上三千美元，一切归老兄调度。此钱本是idle money,老兄全权运用，如有损失，决不可由老兄负责。老兄一定能相信，我说这话是完全诚心的。”到1954年底，这三千美元变成了五千美元，胡适写信向高宗武表示感谢，同时又追加一笔钱炒股，他特别强调：“此款与前款一样，完全归你支配。有赢余是老兄之厚赐，有损失是‘兵家之常事’，我决不会丝毫怪你。”1955年10月18日，胡适再次致信高宗武说：“自从9月26日以来，证券市场大有波动，降落之势至今未止。我要向老兄说的话是：将来无论如何变动，老兄切不可为我那几千元的款子忧虑。我早就对老兄说过，那是我不用之款，即使完全亏损，我决不会因此受冻馁。”胡适先生是一位厚道君子，他对朋友、对金钱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胡适真正动用高宗武为他赚的钱，是在1958年出任台湾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1960年冬，胡适使用的公车早已成了“老爷车”，但因为当时台湾外汇紧缺，他坚决不要院方买新车，而由自己掏钱购买。当美国西雅图的朋友垫款购买的新车运抵台湾后，胡适给高宗武写信说：“我的纽约Checking ac-count（支票账户）怕不够付还此款了，故求救于你们，想请你们在我的存款项下开一张汇票寄给我，不胜感谢之至。”胡适的人格愈到后来愈为高宗武所尊崇。胡适去世后，高宗武在给好友萧信如的一封信中，竟称胡适是民国五十年以来中国“唯一的伟大人物”。
高宗武从一个外交风云人物沦为美国股市中的操盘手，人生落差不可谓不大。好在他虽流落他乡，谋生辛苦，但大体上安常处顺，一直活到望九之龄，亦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三、晚年赴台湾晋见蒋介石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高宗武与汪精卫相知很深，关系密切而又复杂，殊不知高与蒋介石之间却有纠缠更久的历史联系，而且也不乏扑朔迷离之处。高被蒋所赏识，起源于1932年日本首相犬养毅被刺后，时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的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不足六百字的文章《日本之法西斯幕运动》。其独到见解引起报社高层重视，随即被聘为特约撰稿人，又相继发表《日本法西斯运动发生之原因及将来》、《日本新内阁的人物——总理大臣斋藤实》等，一时名声大噪，蒋介石特别邀请他去官邸长谈，并有意安排这位同乡任侍从室上校秘书。但高宗武考虑到“在内廷工作动辄得咎”，所以婉言谢绝了。1933年底，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身份兼任外交部部长的汪精卫也看中了他，并力邀其到外交部工作。高宗武自恃自己曾留学日本九年，熟悉日本政情民风，认为自己在外交舞台上一展长才比在“内廷”行走要好得多，所以欣然从命，于1934年初进入外交部，且提升速度惊人，于次年便当上了亚洲司司长。
汪精卫对高宗武十分关照，高任司长的薪俸是每月三百元，汪以他“对日交涉繁忙、应酬也多”为由，又特批给他三百元补贴。不过，高宗武当上司长却不完全是由于汪的赏识。高后来回忆说：“由于许多适合这个职位的官员年龄都比我大，资格也比我老，这个升迁毫无疑问是委员长的意思。”高宗武虽未在蒋介石的身边工作，但因为那时处理中日关系是中国头等的外交任务，所以蒋介石时不时想起这位“日本通”，并向他征询对日策略。据张群回忆，1935年11月汪精卫被刺后，他接任外交部长期间，蒋打电话到外交部，经常开口就讲要找高宗武。可见那时高、蒋已有了密切的往来。“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对日态度趋向强硬和主战，但也没有完全放弃外交路线。1937年7月31日，胡适在与蒋介石见面时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蒋介石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据后来高宗武回忆，蒋找他谈了四十分钟，“我很恳切地告诉蒋先生，中日的局面可以避免扩大化，同时告诉他中国在军事上的弱点。我的说话是十分清楚而且彻底。蒋听了以后并无具体地表示他的意思，他的脸上时常有些发赤。”这说明蒋对他的观点不甚满意。
蒋是深通权术之人，他虽知中日战事扩大已不可避免，但认为有高宗武积极寻求外交解决途径也并非坏事，这就是法家所说的“有功则君任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所以1938年初，高宗武征得蒋介石同意后赴香港，表面上以“宗记洋行”名义办理商务，暗中则操纵隶属国民党宣传部的“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利用其中的“日本问题研究所”，代蒋介石负担对日联络与觅取情报的工作，其活动经费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列支，每月两千美元。1938年6月，高宗武潜赴日本，会见日本近卫文麿、板垣征四郎等政界和军界要人，并写成东行报告呈报蒋介石。关于此次东京之行，学界大多认为是高宗武瞒着蒋介石的个人行动，蒋事先并不知情，而且蒋的日记也有“高宗武擅自妄动，可谓胆大妄为矣”的斥责之词。但据后来陆续披露的一些史料，包括高宗武谈及此事的多封书信，高的这次东行是经过蒋的同意，至少也是默许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高宗武从日本刺探到的最重要信息是日本准备逐蒋下台，而帮助汪精卫上台。这使蒋介石很不高兴。
1938年武汉、广州失守后，高宗武与汪精卫一唱一和，走上了一条危险而备受斥骂的“求和”之路。好在他在1939年后态度渐趋消极，并于1940年初悬崖勒马，和陶希圣将《日汪密约》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毅然脱离了汪精卫集团。“高陶事件”发生后，高宗武奉蒋介石之命赴美“考察”，并从此在华盛顿隐居下来。蒋介石嘱咐当时驻美大使胡适对他“多予照拂并维护”，并每年批给他数额不菲的生活费。高宗武在美奉行谨小慎微、低调做人的原则，举凡回忆录的出版、抗战胜利后的归国计划等都不忘呈请蒋介石“钧裁”。一个退职并流落异乡的区区司长，竟然承蒙“总统”如此垂注周详，的确有些匪夷所思。所以史学界一直有人认为高宗武是蒋安排在汪精卫身边的“秘密角色”。不过对于此点，高宗武本人却是矢口否认。如他在1955年12月20日写给老友郭心崧的信中说：“日汪的特务都说我是重庆派来的，妨碍汪的和平工作，周佛海、梅思平也公开把这一类的话告诉我，我以一笑置之，毫不辩护，因为我当时爱国、爱汪、爱友之心高于一切，哪里会想到其他问题呢？”
高宗武的一生，在政治立场上是反共的，所以抗战胜利后面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他时常痛心疾首，甚至认为“中国今日的局面，似乎尚不及1937年，这胜利中的亡国现象，真的令我忧心如焚”。但蒋介石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信奉“投桃报李”，1946年4月2日，他在给蒋写信汇报自己的归国打算时，便附上“报告”一份，就国民党如何争取美援和美国舆论的支持出谋划策，言词备极肝膈，信末写道：“武海外静居，不识时事，惟深感钧座十余年来栽培爱护，无微不至，故在此国家安危兴废之时，目有所见，耳有所闻，似不能不本我天良，谨陈钧座。”其内心的一片血诚，跃然纸上。即便后来他对在美的中国民社党领袖张君劢、青年党首领曾琦说“时事变故，我对蒋先生已失去价值，何能再望生活费用的补助”，但在1948年1月5日给陶希圣的信中，仍然表示“对总统多年来之爱护接济，十分感谢！他日若有机会可以效劳之处，不论环境如何困难，自当力效前驱”。这实际上是归国无望后的高宗武对蒋介石的效忠之词。
1967年，高宗武已近逾六旬，而蒋介石更成为八十老翁。这年4月20日，高宗武给老上司、时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的张群写信，说自己想在夏天前往台湾一游，走亲访友，并说：“‘总统’日理万机，侨民过境不应有所奉扰，惟回忆昔年栽培维护之厚恩，若不叱名致敬，亲表谢意，似亦非旧属后辈应取之道。”这实际上是委婉地提出了晋见蒋介石的要求。事后不久，高宗武接到老友程沧波的来信，说来台晋见一事最好直接发函给蒋介石本人。高宗武心领神会，当夜便手书一信，请台湾“驻美大使馆”代为转呈。全信如下：“总统”钧鉴：
疏侯起居垂二十年，良以海外谋生，乏善足陈。然钧座昔年栽培包容庇护之厚恩，未尝一日忘怀也。兹因岳军先生（即张群——引者注）多年之期望，此间文化机关之督促，决定于今夏赴远东一游，搜集史料，顺便赴欧一游，以广见闻。路过台湾，预定下机，前来致敬，亲表谢意，以偿三十年之夙愿。万一宗武过境于公私或稍有不便之处，则宗武当变更行程，径往日本，只有乘飞机过境之时，鸟瞰国门，遥致敬意。临池神驰，不尽万一。肃此敬请钧安高宗武谨呈
1967年5月11日，张群签发一份“总统府”公函给程沧波并转高宗武，同意发给高宗武入境证书。7月17日，高宗武夫妇抵达台北，首先去看望胡适夫人江冬秀女士，并到南港胡适陵园凭吊，随后又看望了杜月笙的门徒万墨林。当年正是在万墨林的掩护和帮助下，他和陶希圣才得以潜赴香港发表《日汪密约》的。8月11日，眼看在台湾游历访友已近一个月了，高宗武突然接到张群的电话，说是中午请他夫妇二人在家中吃便饭。到张府后，张群递给高宗武一个大信封，上书“高宗武先生——蒋缄”，内里是一张请柬，约请高宗武8月12日下午四点三十分出席在阳明山中山楼举行的茶会。
这次会面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许多国民党中央大员都不知情，媒体也无只字片语的报道。所以包括唐德刚、周谷等在内的诸多史家，都在其著作中否认高在台湾见到了蒋介石。好在有蒋的请柬和高宗武当天的日记为证，这一史实当可彻底澄清。高的日记写道：“余赴中山堂应蒋‘总统’及夫人茶会，严‘副总统’、孙哲生、蒋经国、陈立夫等新旧要人皆在那边。陈立夫替余介绍严家淦及蒋经国两位，因为余与他们第一次见面之故也。”又说：“今日之会余为最后告辞者。三十年未见，蒋之精神大致如旧，亦为不易。余谢他过去之照拂，他谢余来看他。”三十年前，高宗武和蒋介石谁也想不到，一旦别离，他们将会在孤悬海外的台湾见上最后一面，这就是历史，谁也把握不了的神奇历史。
1994年9月24日凌晨，高宗武病逝于华盛顿，享年89岁。美国《华盛顿新闻》为此用了三行大字标题：
外交界耆老高宗武与世长辞
揭发日本侵华野心风云一时
遁居华府半世纪绝不谈史实
新闻报道说：“高先生在抗战初期是中日外交之主要关键人物，也是那段时期中日外交史的唯一见证人。”高宗武晚年亦曾想回大陆，但却始终未能如愿。“落叶归根之念，恐亦徒托空言”，这是高宗武生前曾经说过的话。形骸终灭，而断肠人的孤怀遗恨却永在天涯。
末代帝师庄士敦回苏格兰建造“小中国”
对于每一个刚进北京的外国人来说，紫禁城都是一个抽象的神秘符号，无缘靠近，也无从解密，而庄士敦无疑是一个幸运的外国人。作为中西文化接触史上一个奇特的人物，他不仅看到了这个神秘的符号，并用了自己后半生的时间来观察与触摸它。
他甚至一度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灵魂的重要部分”——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此深地卷入中国近现代的政治与文化事件，除了庄士敦，很难再找到第二例。同时，他也站在一个特殊的角度，心潮起伏、相当投入地收看并记录了一部绵延了几千年的“连续剧”的最后一集。
在乍现即逝的梦境中，一缕阳光刺穿幽暗之门，使得记忆豁然开朗。“皇帝陛下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紫禁城的墙是世界上最高的墙”（《紫禁城的黄昏》）——他在内心搭建起自己的城垣，充满怜爱地庇护着一个弱小的少年。他眼中只有一座皇城金色的倒影，在黄昏的流光里金碧辉煌的宫殿，充满了神秘而凄艳的情调；那是他心目中和记忆里的隐秘空间，里面充斥着错落杂乱的中国旧景。
庄士敦出生于英国的苏格兰，原名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庄士敦是他的中文名字。他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898年考入英国殖民部。同年，他就被作为一名东方见习生派往香港。由于其优秀的汉语水平，不久即成为英国驻香港殖民机构的正式官员。1904年，庄士敦被殖民部派往威海卫，当上了英国驻该地区公署的行政长官。
此时的庄士敦对东方文化的兴趣正浓，据说他最爱访名山宝刹，常到庙中听经，还与高僧或法师一起讨论宗教和哲学问题。后来他出版过《佛教中国》一书，对佛教赞扬备至。
作为外交人员，他也曾得到过“头脑不清醒”这样的考核结果，然而在施政过程中，他却很有办法，因地制宜地采用中国式管理，用孔孟之道来约束百姓的行为。也正是凭着对儒家思想的深入理解，他才得以融入威海社会当中，广泛为各界人士所接受。据说连夫妻不和、邻里纠纷之类的琐事，人们都会想起请“庄大人”来主持公道。1930年庄士敦从威海卫行政长官任上卸职回国时，商绅们曾按很中国的方式为其送行：奉上一只盛满清水的洁白瓷碗，喻其为官清廉，品行高洁。
后来他又弃佛从儒，开始悉心研读儒、道经典，广泛涉猎经史子集诸部，对中国的历史和风土人情都极为稔熟。他还采用《论语》“士志于道”这一句，给自己起了个“志道”的雅号。
1934年，他出版了《儒家与现代中国》一书。在他的作品里，绝少出现同时期西方人笔下经常流露出的那种对中国人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相反，他每每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辩护。他认为中国具有以儒教为代表的最好宗教，西方传教士在华的行动纯属多余：“不仅在中国的文化及宗教中，而且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竟然存在着如此众多的真正值得钦慕和保存的东西。”
他做学问从不满足于表面上对古老中国的猎奇，而是力图真正深入到一种文明的内部。他也从不以己度人，试图同化或抹杀另一种文明，而是竭力发现并突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试验阶段，因此不管对哪个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另一方是不明智的，同样，快速地放弃自己独有的理想则是危险的。”由此可见，庄士敦不是一个仅仅出于猎奇而倾心于中国文化的西方人，而是在真正努力探求中国文化的真谛。
庄士敦出任“帝师”的前两年，北京城正是一个大有看点的地方。张勋的辫子军借调停“府院之争”为名，拥戴清室复辟，把过时的偶像般的小皇帝从太和殿里抬了出来。很多年后，庄士敦对这段历史有这样的描绘：“华北一直对此前的民国缺乏热情。北京几个世纪以来都习惯于忠于朝廷，遗老遗少从未消失过……温顺的北京市民，或中国其他城市的市民，一直备有各种旗帜，以应付当地军政局势的变化。也许他们以为，这样做可以免于任何不速之客带来的麻烦，不管这些不速之客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但是这一次满城飘扬龙旗的慷慨举动，无疑从外表上表现了老百姓同情重建朝廷。”
张勋复辟失败后，小朝廷压力很大，溥仪的尊号和清室待遇，随时都有被取消的可能。而到了1918年，徐世昌准备出任民国大总统，不能再继续为留有帝号的溥仪当老师，于是便有人建议，为溥仪挑选一位教授欧洲宪政知识的老师。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迈则为清室出主意说，应当让溥仪学英文及自然科学知识，以备政治有变时把出国留学作为退路。
李经迈精通英语，在晚清之际曾多次为朝廷向英国借款充当中间人，与英国许多上层人士关系密切。他对庄士敦的为人和才华也极为赞赏，在李经迈看来，庄士敦是一位有着良好声誉的学者和官员。当然选洋老师的过程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清室贵族担心年轻的宣统皇帝由于西方人的言传身教，会变得“摩登”起来，但是皇族内部经过激烈的辩论后，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
1919年2月，由中华民国内务部出面，清室与庄士敦签订了聘用合同，“聘任英国庄士敦先生为清皇帝教习，专任教授事宜”。合同中申明，由庄士敦负责教授溥仪英语、英文、数学、历史、博物、地理诸科。同年3月4日，庄士敦第一次进宫觐见溥仪，并开始在毓庆宫为其授课。
这位英国绅士就这样走进皇宫，当上了溥仪的洋老师。那一年他34岁，来中国也有20年了。在北京期间，他曾先后住过紫禁城御花园、颐和园、张旺胡同和地安门的油漆作胡同一号。在郊外，清廷还特意给他安排了一处用以消夏避暑的别墅。
当时的溥仪只有13岁。一个不幸的末代皇帝，和一个幸运的英国官员在神秘的皇城里相遇，中外文化交往史上一个有趣的段落开始上演了。庄士敦从英文单字和会话开始教起，教溥仪读过《英文法程》，继而又读《伊索寓言》、《金河王》、《艾丽斯漫游仙境》等，并穿插给他讲一些世界历史和地理知识。庄士敦穿着大清朝服，操一口非常流利的北京官话，行大清礼节，学着中国人的样子，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诵读唐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他的中国话比陈师傅的福建话和朱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
他们师生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在庄士敦眼里，溥仪虽然贵为皇帝，可实际上是一个孤独感很强烈的少年，他有诗画方面的一些才能，对时事有浓厚的兴趣，对新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庄士敦向溥仪介绍西方的先进文化，鼓励这位小皇帝在紫禁城的范围内进行一些新的尝试。于是故宫里响起了电话铃声，溥仪也学会了打网球、开汽车，离开紫禁城以后仍然喜欢穿西装。庄士敦还对溥仪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给予了关照，当他发现溥仪的眼睛已经近视时，就力排众议，给溥仪配戴了眼镜。
溥仪对这位洋老师也非常信赖，在庄士敦执教紫禁城的这段时间里，他经常会赐给庄士敦一些字画、古瓷器、书籍和玉器等，最后更是赏赐洋老师以头品顶戴。这位欧洲绅士对于小皇帝的意义，早就超越了教与学的范畴，而是指点人生的长辈，是可以倾诉心事的朋友。这种感情，是溥仪和他的生父醇亲王之间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在自传体作品《我的前半生》里，溥仪专门辟出一章，来回忆这位英国教师对他的深刻影响。
每逢受到重大赏赐，庄士敦也像其他中国官员一样，写一个规整的谢恩折，或者前往乾清宫或养心殿向溥仪叩拜谢恩。几位皇贵妃也常常赏赐水果或点心，命太监一直抬到张旺胡同。当年的《时报》曾报道过端康皇贵妃向庄士敦赏赐野山参和西洋参的事情，由此可见庄士敦在当时的受关注程度。
庄士敦还是溥仪与外面世界联系的纽带。1922年，胡适与溥仪的会面，就是庄士敦促成的。
他还经常同溥仪讨论太监制度，让溥仪认识到，西方世界已经将此视为野蛮的行径。1923年，紫禁城里的一千多名太监排队出宫，与中国帝制一样长的太监制度从此被取消了。也是在他的劝说下，溥仪剪了辫子。溥仪这样记述：“从民国二年起，民国的内务部就几次给内务府来函，请紫禁城协助劝说旗人剪掉辫子，并且希望紫禁城里也剪掉它，语气非常和婉，根本没提到我的头上以及大臣们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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